经济纠纷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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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纠纷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集聚；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经济的空间集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克鲁格曼所言：“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一个简短的回答肯定是集中”。与经济的空间集聚相伴而生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化以及地区差距的扩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省区之一，江苏省内部表现出很强的经济集聚趋势，同时一直受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困扰，地区间差距在最近20年迅速扩大。集聚是否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长久以来，经济增长与经济集聚的研究几乎互不相关。然而，现实表明，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与经济增长是很难被分割的两个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新经济地理学领域内的学者开始尝试整合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增长理论，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探讨集聚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开创性的工作包括Martin和Ottaviano(1999)、Baldwin(1999)、Baldwin和Forslid(2000)以及Baldwin等(2001)。他们通过强调技术外溢和空间集聚的相互作用，为解释经济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和简明的理论分析框架。Fujita和Thisse(2003)在此基础上通过改进研发部门的生产函数和熟练工人的动态迁移过程，给出了一个数学分析更加容易、分析结果更加具体的整合模型。Dupont(2007)也在集聚与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了经济一体化过程对区域差异和不平等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集聚对于整体的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伴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开始针对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许多研究验证了集聚的增长促进效应。如Ciccone(2002)使用5个欧洲国家NUTS第3级地区的数据分析了就业密度对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活动的集聚的确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具有正面效应。Henderson(2003)使用70个国家1960-1990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城市首位度(一国最大城市份额)在低收入国家有利于经济增长。[SlCrozet和Koenig(2007)使用EU地区1980-2000年的数据，探讨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空间集中对增长绩效的影响，发现生产活动的内部空间分布越不平衡的地区增长越快。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与理论预测相反的结论，如Sbergami(2002)使用6个欧盟成员国1984～199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率和经济集聚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高技术行业、中等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集聚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都是负面的。㈣更为复杂的是，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集聚促进增长；但当达到某个收入水平后，集聚对经济增长就没有作用，甚至有害于经济增长。这一假说得到了Brulhart和Sbergami(2009)的验证，他们利用跨部门OLS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一国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国家层面增长的影响，发现只在经济发展的某一水平集聚才能推动GDP增长，关键水平约为人均10000美元。

针对中国的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问题，范剑勇(2004)认为，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产业高集聚、地区低专业化”的状况，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总体上仍较低，且滞后于对外的一体化水平，这一现状使得制造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向中部地区转移，进而推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㈣张艳、刘亮(2007)运用工具变量法，基于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集聚对于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集聚具有内生性，它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卉、詹宇波、周凯(2007)构造了产业间集聚指数和产业内集聚指数，并以此作为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产业内集聚和产业间集聚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吴利学、傅晓霞(2008)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集聚经济的生产函数，分析了城市化和市场化对中国各地区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集聚经济效应显著，且集聚经济效应在地区经济增长中作用明显。马君潞、郭威(2007)通过对我国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提升一个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集聚经济环境，因此，积累集聚经济优势是吸引外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

在这些实证分析中，虽然有的研究也考虑到了不同地区差异的影响并以地区虚拟变量来衡量，但从本质上看，区域总是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区域间潜在的相互影响往往被忽略。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它总是与其他经济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多数研究中，这一观点都还没有被正式引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在横截面或面板数据中研究经济单位的空间相互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明确将地理空间因素考虑到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去。Ying(2003)采用1978～1998年的省级横截面数据，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并指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是非农业劳动力增长率、制造业产出、资本积累和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林光平、龙志和及吴梅(2005)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研究我国28个省(市、区)1978～2002年间人均GDP的卢收敛情况，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地区间经济存在收敛性，但是它的估计值表现出增大的趋势。”吴玉鸣(2007)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000年中国2030个县域的增长集聚与差异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增长不仅与人力资本、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与相邻县域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㈣符淼(2009)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技术传播的空间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和经济活动都存在局部集聚，技术集聚度高于经济集聚，且两者的集聚度随时间增强，地理分布高度一致。随地理距离快速下降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导致局部集聚和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原因之一。

针对江苏经济表现出来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地区差距问题，本文拟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江苏省县域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二、江苏省县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

首先，画出江苏省2007年县域人均GDP的空间分布四分图(图1)。按照人均GDP的大小，65个县域被平均分为4组，以颜色的深浅代表相应县域的人均GDP的大小。由图1可见，江苏省县域层次的经济活动在地理分布上是极不均衡的，呈现出苏南一苏中一苏北梯度递减模式。并且邻近区域的经济指标水平基本相近，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

接着，通过计算县域人均GDP的MoransI指数对其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Moran''''sI是最常用的检验空间自相关性的统计指标。利用GeoDa0.9.5软件，得出Moran''''sI=0.7445，在0.1％的概率上显著，表明江苏省县域经济的分布的确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进一步，作出江苏省2007年县域人均GDP空间自相关聚类图(图2)，图中HigllHigh部分表示人均GDP高的地区被人均GDP高的地区所包围，Low-Low部分表示人均GDP低的地区被人均GDP低的地区所包围。这种分布显示出江苏省县域经济之间存在着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形成了某种空间“俱乐部”现象。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县域(H-H地区)集中分布在苏南地区，而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县域(L-L地区)则分布在苏北地区，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显著。

由此可见，我们观测到的截面区域之间在地理上是一些明显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经济实体，误差项独立的假设在统计上被拒绝了，也就是说，OLS估计的结果是不可信的。因此，这里将地理空间维度引入研究中来，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估计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经济集聚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进行实证检验时，需要对经济增长和经济集聚分别进行度量。本文选取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县域经济的增长。由于各地区在人口和面积方面相差很大，因此选取人均GDP为测度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关于经济集聚，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区位熵、第三产业区位熵和城市化三个指标来衡量经济集聚的程度。i地区i产业的区位熵定义如下：其中：E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产值，∑iEij表示i产业在整个区域的总产值，∑jEij表示j地区的总产值，∑i∑jEij表示整个区域的总产值。因此，该指标的分子是j地区的i产业占整个区域该产业总产值的份额，分母是j地区的总产值占整个区域总产值的份额，通过两者的比来评价i产业在j地区的集聚程度。区位熵小于1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比较低，区位熵等于或大于1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较高。区位熵越大，说明该地区的这一产业在整个区域范围内的集聚程度越高。

本文中令i=1，2，3，分别表示三次产业；j=1，2，…，65，分别表示江苏省65个县域。因此，LQ1、LQ2和LQ3(这里省略了下标)分别表示江苏省每个县域第一、二、三产业的区位熵，度量了三次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程度。由于经济的集聚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以选择第二产业区位熵和第三产业区位熵作为衡量经济集聚程度的两个解释变量。

此外，城市的出现也是经济集聚的一种表现。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强调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准确地讲，城市己被看成一种主要的社会制度。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尺度的体现，城市化不但表现为人口向城镇聚集和非农人口上升，还表现为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由农村向城市文明升级转化的过程。因此，本文希望就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这里用非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城市化的程度。本文采用2007年江苏省65个县级行政区域的横截面数据，所有统计资料均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08)》。

(二)模型设定

1经典线性回归模型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构建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1)

其中，PGDP表示县域人均GDP水平，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LQ2和LQ3分别表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区位熵指标，URBAⅣ是城市化指标，三者用来表示经济集聚，是本文关心的解释变量。

2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针对经典线性回归模型(1)，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引入空间依赖性。相应地，空间计量模型有两种设定形式：

第一，空间滞后模型(SLM)，在解释变量中增加一个空间滞后变量，模型的形式为：

InPGDP=β0+ρW_PGDP+β1LQ2+P2LQ3+β3URBAN+ε(2)其中：W是空间权重矩阵；W_PGDP是空间滞后变量，定义为W_PGDG=WlnPGDP；P是空间自回归系数；ε是误差项；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原来相同。

第二，空间误差模型(SEM)，通过误差项引入空间相关性，即假设误差项是空间相关的。如果误差项是一个空间自回归过程，则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ε=AWε+u(3)其中：λ是空间误差自回归系数，Wε是空间滞后误差项。

3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Anselin(2005)提出，可以根据拉格朗日乘子LM-Iag和LM-Error，以及相应的稳健性拉格朗日乘子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在两种空间计量模型之间进行选择。首先判断LM-Lag和LM-Error的显著性，如果两者中只有一个是显著的，那么就选择相对应的模型，即如果LM-Lag显著就用空间滞后模型，LM-Error显著就用空间误差模型。如果两者都显著，则需进一步比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的显著性，选择Robust指标中更显著的那一种模型。是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下文中根据判别指标的具体情况而定。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进行比较，首先给出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OLS估计结果，见表1。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OLS估计的F统计量达到117.193，模型整体上非常显著。拟合优度为0，8521，说明拟合程度一般，可能与忽略了空间依赖性有关。LQ2、LQ3和URBAN系数的符号都与预期一致，均为正；LQ2、LQ3在1％的水平上显著，URBAN在5％的水平上显著。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ikelihood)、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作为衡量模型拟合优度的指标，在下文中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接下来，采用GeoDa0.9.5软件对OLS估计的残差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这里使用的江苏省县域地图数据来自中国分县行政区划界线数字化地图，①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的是一阶Rook邻接矩阵。检验结果见表2。表2显示，Moran''''sI指数在1％的概率上显著，说明OLS估计的残差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可能存在模型设定不恰当的问题。因此，这里采用OLS估计是不合适的，需要将截面单元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引入模型中。具体是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可以根据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的结果来决定。由于LM-Lag和LM-Error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比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RobustLM-Lag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RobustLM-Error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比之下，RobustLM-Lag的显著性更强。因此，根据上文中提到的标准，选择空间滞后模型(2)更为合适。空间计量模型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这里用极大似然法(ML)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

首先，通过似然比检验比较原模型(不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回归模型)与各择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自相关系数的渐进显著性。表3中SLM模型的LR值为25.4468，在1％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该模型中空间依赖性的存在。进一步，三个经典检验是渐进一致的，但在有限样本中，应该满足Wald>LR>LM。本文中，Wald值为28.4089，LR值为25.4468，LM-lag值为24.3492，与预期的顺序一致，说明SLM模型符合ML估计的渐进性质，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合理的。

其次，根据Loglikelihood、AIC和SC比较SLM模型和经典线性模型OLS估计的拟合优度。Loglikelihood越大，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而AIC和SC则相反，值越小，表示拟合效果越好。由表3可见，SLM模型的Loglikelihood值为-1.3229，大于OLS估计的Loglikelihood值-14.0463，SLM模型的Akaike值和Sehwarz值都小于OLS估计的相应值，说明SLM模型的拟合程度优于原经典回归模型，引入空间效应使模型的解释力有了明显增强。

最后，对SLM模型估计的系数进行分析。空间滞后变量WLNPGDP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县域人均GDP增长在地理空间的邻接上表现出了较强的溢出效应。县域经济增长集聚的空间相互作用或影响的途径可以通过邻接地区而相互传递。三个衡量经济集聚的解释变量LQ2、LQ3和URBAN的符号均为正，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经济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具体而言，LQ2的回归系数为2.3931，说明第二产业的区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县域人均GDP增加约2.39％；LQ3的回归系数为1.7357，说明第三产业的区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县域人均GDP增加约1.74％。LQ2和LQ3的系数比OLS估计中两者的系数均有所降低，说明OLS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向上偏误。URBAN的回归系数为0.0105，说明非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1％，则县域人均GDP可以增加约0.01％。与OLS估计结果相比，城市化指标的显著性有了明显提高(P值由0.0439降低到了0.0031)。总体看来，第二产业的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1江苏省县域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以回浪效应为主，扩散效应不足，因此导致苏南苏北地区经济差距加大。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发展政策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苏南地区集聚了大量资本、技术和人才，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成为江苏地区的“增长极”。政府希望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带动周边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然而事实上，至少到目前为止，该增长极体现出的回浪效应——即吸引其他地方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削弱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实力——远大于其扩散效应，从而导致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因此，为了防止在这种累积循环因果作用下区域间差距的无限扩大。需要政府创造条件，引导回浪效应向扩散效应的转化。

2以产业集聚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经济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影响是地方性的，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衰减。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知识溢出是解释集聚和区域增长关系的重要概念之一。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会有效地促进知识溢出，推动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在产业活动空间集中的区域或人口密度多样化的城市中，知识、人才在不同企业和区域的流动以及与不同群体的互动交流，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扩散，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同时，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不仅为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有利于企业间前向后向的市场联系，更有利于劳动力的进一步集聚以及知识溢出。但是，知识空间溢出具有局域性特征，其影响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陋瑚因此，苏南地区通过知识溢出产生的正外部性难以扩散到更远的苏北地区，导致南北差距加大。可见，如果希望通过集聚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到地理空间的因素。

(二)政策建议

1促进要素向苏北地区的流动，使回浪效应过渡为扩散效应。可以通过加强苏南地区与苏北地区间的统筹规划，打破地方壁垒，改善苏北地区的投资环境、贸易条件、市场条件，创造良好的人才吸引机制，鼓励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不断由苏南向苏北地区流动，充分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

第2篇：经济纠纷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商法；经济法；经济法功能

任何一部门法的产生都是依从于它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功能表现也总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之需要。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是商法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商法产生于商品经济初始时期，经济法产生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后期。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经历了以民商法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阶段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结果，是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经济法的功能，是指经济法作为一个有机体系，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所发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运行)造成一定客观后果，并有利于实现法律价值，从而体现自身价值在社会中的实际特殊地位的关系。经济法功能实现是建立在以民商法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现在市场经济的自身缺陷和民商法对市场经济自身缺陷的克服存在的局限。

一、反对权利滥用

就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的基点来讲，主要有两种方法论，即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按整体主义的观念，虽然社会有机体的存在与发展是以个体的存在及每一个体功能的发挥为基础，但个体的存在及功能的发挥又都依社会的存在为条件，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及社会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条件下，个体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其取得的经济成就尤为重要。不仅如此，就每一个体来讲，社会总是先于个体存在。因此，从整体主义讲，处于社会有机体中的功能个体的权利，与其说是持有者之权利，不如说是权利保持者之社会的权能而己。故经济法不是在授予个体以权利，而是在积极地限制或防范权利的滥用，以担保权利人行使社会机能之可能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经济权利的行使，从个别的、短期看并没有侵犯另一权利，但从有机整体主义看，任何经济权利的行使都具有外部性，都可能对经济机体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整个经济机体的健康、持续运行，任何经济权利的行使都应有限度，超越限度行使权利即构成权利滥用。

在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并非总是遵循社会规范进行沟通、协调和配合的。因此，偏离规范的行为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在以民商法为基础的私法保护和倡导私权的前提下，这种现象的发生就更不足为奇。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法律基础上，充分肯定和保障权利的自由交换，即：“私法自治”。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民商法足以使市场主体自愿、高效地达成交易，不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但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垄断和限制竞争等市场障碍出现，市场经济合理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比如，当市场经营主体依据合同自由形成卡特尔、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时候；或者依据合同自由和经营自由，通过企业兼并形成垄断，并支配市场的时候；或者依据经营自由原则，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时候；或者依据经济自由原则，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候，等等。这就需要公权力介入私权利领域，对私权利进行限制，以防止私权滥用。经济法恰恰就是确认政府干预，通过限制市场主体的过于自利的行为，对自利行为设定法律界限的。

可见，民商法积极鼓励社会个体私权的实现，经济法为保护社会整体利益，而主动积极地介入，以防止这种私权的滥用，二者功能基础相同，功能方向相反。

二、制约权利行使过程中的非理

社会秩序与自由的对立统一为权利设定了界限，使经济法限制权利的功能具有存在基础。辩证法告诉我们权利是通过限制自由而实现的，这种限制下的和谐状态便是秩序。在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中，限制自由与实现权利的要求为经济法提供基础。

在法制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应当保持平衡。然而，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本身内在的本质矛盾，表现为垄断、不完全竞争、不公平分配、经济投机、总量失衡、周期性经济危机、生态失衡等市场缺陷。这些缺陷表明个人利益只有与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发展才能得到实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关系复杂化，作为“经济人”的市场主体均以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为目的，因而不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需要及其长远变动趋势，也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效结合，他们出于“搭便车”的最底成本算计和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会顾及对“公共产品”的破坏，更不会主动去维护。在这些方面，经济法具有传统私法所不具有的功能。事实是国家凭借和利用公权力介入市场主体的私权利，责令私权利主体支付和承担破坏成本，维护“公共产品”，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公权为了维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介入、干预私权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恰恰是经济法调整范围。

从个人本位转向对社会本位的偏重，是西方法哲学或立法指导思想在当代的重大变化，经济法的出现正是这种变化在规范上的表现。社会本位作为一种法哲学原则并不是对个人私权本位的否定或绝对替代，而只是将传统民商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用以制约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某些非理。与民商法追求个体财富的最大化相比，经济法则强调个体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做出牺牲。

三、确保权利实现的公平环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经济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促进市场主体有效、公平、公正的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都需要经济法规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国家运用公权力以经济法律形式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力图使市场获得最理想的资源配置效率。”

西方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来自于其广大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的发挥，而不是拔苗助长，更不是代替。当个体的自由得到较好保障和发挥的时候，社会发展往往显得稳定和有效。当个体自由受到较多限制或压制的时候，社会发展则往往显得固步不前甚至混乱。个体自由和发展永远是社会的主旋律，是健康社会内在的东西。所以，因市场失灵等引起的社会问题虽然需要国家外在力量的矫正，但这也只是矫正，它永远不能代替市场自由本身。任何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只能由他自己去感觉和凭自己的能力达到，他人包办不了，也代替不了，别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帮助或推动而已。“经济法对市场的干预，完全缘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所以，经济法的干预范围应该严格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之内，因为对不存在失灵的市场进行干预，只会侵犯经济人的私权而无任何有效益的干预产出，只会减弱经济人良性的自利能力，同时激化经济人自利动机中的非理性成分，从而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规律。”

因此，市场经济下国家干预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应以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有效竞争为标准，经济法不能取代民商法，而是以民商法为基础。而且，经济法对经济的干预不仅在于预防、克服和弥补市场缺陷，更主要的是运用国家强制力对各种非市场因素障碍予以消除，建立公平、自由、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从而为民商法奠定和维持存在的基础。如果说民商法强调对所有的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以保证竞争活力的话，那么，经济法就是强调对部分市场主体偏重保护(弱势主体)的同时防止绝对优势主体滥用权利以保证充分竞争的实现。

四、规制经济权力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又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政府失灵”。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事实上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它不可能内化到市场主体自身自觉自愿的层面。因此，国家干预与市场主体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忽近忽远的距离，这种忽近忽远的距离必然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当。同时，国家干预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而且更难以把握的行政官员的无定性的行为问题。国家权力不会自发地运行和生效，它必须由具体的政权机构和国家工作人员来执行。而无论是各个政权机构还是组成他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均有区别于社会公众利益的自身利益。“个人利益确实是可以归之于人们所有不幸和所有幸福的根源。不可能不是如此，因为个人利益决定我们所有的行动。”国家权力执行者的自身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未必相符，当二者冲突时，权力执行者将自身利益从社会公众利益中分离出来并带入国家权力之中，造成国家权力的异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也认为，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也需要规制，并且经济法规制经济权力的功能也是市场主体有效抵制政府非法干预的根据和手段，凡是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政府干预都可以看作非法干预，各经济主体可以拒绝。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其存在的根基是市场经济的不足，而且该不足同时需要国家干预和国家能够干预；其发展的生命力在于一个能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有效驾驭国家经济发展的高效政府，以及一套能有效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制度和程序规则；而其内容则是有关经济政策和保证这些经济政策如何出台的经济决策程序。

五、振兴和扶持市场主体的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虽仍然起着基础性作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但国家有责任培育和扶持市场主体，以克服民商法意思自治存在的狭隘性、盲目性的弊端。为了扶持市场失败者，救济社会弱者，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应运而生。它通过扶持市场失败者，救济社会弱者，培植他们的竞争力，让他们重新获得均等的机会参与自由竞争。通过确立每个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保护每个人作为人的应有权利，从而真正解放人，解放社会。它由作为整个社会总代表的国家站在全社会的高度进行总体规划、宏观调控，为在世界中无知的市场主体提供各种科学、权威的信息参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民商法的意思自治才有意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主体多元化，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包括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在内的活跃的各类市场主体体系。在我国，经济法振兴和扶持市场主体发展的功能还应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市场合格主体，参与市场活动，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殖。

六、结语

探讨经济法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无一国家不采用多种法律规范，由多个法律部门构成自己的法律体系。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法律体系中的法律规范分为公法和私法，那么经济法是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呢?公法调整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公权并使其服从法律规制为根本任务，强调的是运用公共权力，管理者意思先定，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私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私权并保证其实现为己任，强调“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经营自由，以个益为本位。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一方参加者是以社会公共管理者身份出现的政府及其经济行政机关。从上述经济法功能的分析中可知，经济法对其社会关系的调整，无一不是以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为本位并且需要借助国家权力介入私权领域的。毫无疑问，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经济之法，属于公法的范畴。以往有学者提出经济法是属于公法，但在某些方面具有私法属性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重新审视民商法和经济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有助于民商法、经济法法律部门的建立与独立。更有助于加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打通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有机联系的渠道，克服和避免长期以来经济法研究当中，总论和分论“两张皮”的现象，使经济法学学科体系更具系统性和严谨性，从而增强经济法的说服力。

我国自从党的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经济立法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探索过程中，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是，由于长期未能对经济法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致使我国经济立法出现了本可避免的混乱，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主要体现在：经济法立法与经济立法混同；经济法立法与民事立法、商事立法关系不顺；经济法律体系内部层次紊乱，缺乏有机联系。表面看，经济立法轰轰烈烈，实际上，经济法立法冷冷清清。经济生活中，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微观规制这一基本的市场经济立法领域同时存在法律空白，导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无法可依。事实上，我国经济生活中现在出现的市场秩序混乱、宏观调控不力、经济执法效果不佳等现象，不能不说是经济法功能定位不准导致的结果。以民商法为基础、经济法为保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所证明。

参考文献：

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刘永林.法学方法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1，(3).

李昌麒.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第3篇：经济纠纷论文范文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

“流动性过剩”的概念是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首先提出的。“……流动性相对过剩和经营结构调整,利率风险和流动性过剩已日渐显现……”。此概念提出后,一直被不断地引用。首先在银行界达成了共识,成为对银行巨额储蓄压力的一种替代说法。2006年以来,这一概念的外延被进一步扩大,成为整个经济界的口头禅。

一、“流动性过剩”的成因

1.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体现为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

国民经济的基本运行体现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我国目前,生产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为粗放型经营的现状与集约性经营目标的矛盾,粗放型经营的一个标志性的现象就是重复建设。分配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是投资与消费的矛盾,投资率高而消费率低。交换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体现为供需结构不合理,我国目前供大于求的商品达到了70%到80%。至于消费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为国内购买力不足。不仅如此,供应商的产品供给结构和居民商品需求结合也存在严重的不匹配问题:一方面低附加值产品充斥市场,而居民对这类商品处于充分消费状态;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的一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研发不足。国民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导致社会资金过剩,而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过剩的资金最终体现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

2.居民储蓄率过高

(1)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40%以上,甚至超过印度。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因而富人的存款倾向会更高。

(2)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中国目前的特点是,不仅富人储蓄率高,普通居民的储蓄率也很高。这是中国体制改革的特殊时期的特定结果,一方面旧有的福利体制被打破,住房的商品化、教育的产业化以及公费医疗成为过去式,都使居民把大量的收入存入银行作为养老金、医疗费用以及子女的教育费用。

3.巨额顺差与货币超发也是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

当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贸易顺差贡献尤多)是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成因。2007年以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试图遏制顺差过度增长,但外汇储备激增不减。这就意味着,由于中国央行需要发行基础货币结汇,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将在今年随外汇储备的增加而继续增长。这些增加的货币供给自然也首先会体现为商业银行的存款。巨额顺差导致了经常账户的巨大盈余,进而导致了过剩的储蓄,以及由过剩流动性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化。

二、“流动性过剩”的危害

过度的流动性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它既可能表现为高通货膨胀率,也可能表现为资产价格泡沫。

1.“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前兆

“流动性过剩”首先带来的是资产价格的上涨。但是,我们也要明确,资产价格膨胀也会导致通货膨胀。仅看到物价指数的稳定而不注意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价格的上涨,很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过松,以致不能及时制止泡沫经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股票价格和不动产价格急剧上升,但物价指数却相当平稳,因而没有提高利息率,紧缩银根。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目前中国存在大量超发、但暂时沉积为居民储蓄存款的货币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过度发展(也可以是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很可能激活处于冬眠状态的沉积货币,暂时退出流通的货币将重返流通领域去追逐商品,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复活。这一过程在我国已经显现,去年资产价格猛涨,而CPI稳定,进入2007年后,尤其是进入下半年,基本副食品价格开始上涨,通货膨胀已见雏形。所以,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前兆,从流动性过剩到通货膨胀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2.“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一般认为,商业银行经营中“流动性”原则是为了抵御“挤兑”风险。而我国以往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症结之一就是资金不足,因此以往理解的“流动性风险”是流动性不足的风险。但目前来看,我国商业银行面对的不是流动性不足的流动性风险,而是流动性过剩的流动性风险。过多的资金无处投放,货币市场上甚至利差倒挂,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这是2004年以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不曾想过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的商业银行存在巨大的存差,反映为“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的现状,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而利率风险是因流动性风险而派生出的风险。

3.“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货币政策被动性

在金融市场充分发展以前,过多的流动性可能会导致资源错配,引发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问题。为此,在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扭转,在我国金融市场弹性还不够充分情况下,需要回收流动性以防止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而且,央行通过大量的对冲操作,为外部失衡条件下的经济创造一个相对较为平稳的国内货币环境,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赢得时间,这是可取的策略。但是,又必须看到,通过央行发行票据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对冲因巨额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又是不可长期持续下去的,是有一定限度的。

三、缓解“流动性过剩”的途径探讨

首先,应改变信贷投向结构,大力开发中小企业和个人信贷市场。通过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规范金融生态秩序,强化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以保护债权为中心的规范有序的社会法律和信用环境,消化中国持续增长的国民储蓄。

第二,鼓励、支持银行业的产品创新,调整金融产品结构,疏导流动性。要拓展商业银行的运作空间;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发展包括资产证券化,以债券为基础的衍生工具以及多种组合的利率、汇率产品和债券品种系列等新产品,发展公司和私人理财增值服务。发展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外的理财托管产品,逐渐改变商业银行的生存方式。

第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调整金融市场结构。鼓励合规资金进入股票等资本市场,鼓励和扩大企业通过发债方式筹措资金,培养机构投资者,使之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建立统一的全国债券市场、多元化的市场风险配置机制,有效配置金融资源。

除了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金融体系的改革,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更应有长远的眼光。中国的高储蓄率是“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长期的根本原因,而要改变目前过高的居民储蓄率,不仅要靠扩大居民的内需,更要增加居民可选择的投资途径。中国居民应该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和进口;但是减少储蓄就要求中国的改革更多地指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以及养老金体系。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储蓄率的下降绝非一蹴而就。

而且,我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在更深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只有从制度入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结构性不均衡。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李杨等.应对流动性过剩的两个基本战略[J].中国金融,2007,(3).

第4篇：经济纠纷论文范文

摘要：要进一步抓好水利统计调查工作，不断创新完善水利统计工作，为水利又好又快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要完成好各项水利统计任务。做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息统计、汇总和等工作，更新完善各类水利统计基础数据库，健全信息通报机制，更好的提升水利统计服务水平。

一、我国的国有水利工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水利工程企业，自50年代起，逐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正规的统计制度和指标体系。

但近年来，水利工程企业统计基础工作明显减弱。一是统计工作得不到水利工程企业领导重视，统计部门和统计岗位被撤销或合并，统计人员变动频繁；二是水利工程企业统计台帐和原始记录越来越不健全，填报统计指标的随意性加大，统计数据质量下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利工程企业的所有制形式由单一的国有、集体发展到包括私营、个体、股份制、外商投资等多种形式并存，经营方式与管理模式也日益多样化，许多新水利工程企业应运而生。在这些新成立的水利工程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像老水利工程企业那样建立规范的水利工程企业统计制度，甚至没有明确设立统计职能部门和统计工作岗位，国家统计报表由财会人员或其他部门的人员代填代报，一些统计指标也难以准确按照统计制度的具体要求来计算填报。

由于水利工程企业统计工作存在诸多问题，所以统计对水利工程企业经营管理者决策的参考作用就有所减弱，或者说就没有发挥过太大的作用。作用越小就越得不到重视，越得不到重视就越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之所以陷入这样一个怪圈，笔者认为主要在于水利工程企业管理者和部分统计人员或是对统计工作的内容了解不够，或是对统计工作的性质认识不清。这些“不够”与“不清”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认为统计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反映计划完成情况、为计划而服务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弱化；二是认为统计是为政府统计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服务的，只是为了完成上报任务，工作越多水利工程企业负担越重；三是认为统计对水利工程企业而言，主要是在总结工作时充实一下工作报告，对经营决策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四是认为统计仅反映生产经营的规模，而当前水利工程企业经营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这只有依赖于财务与会计的工作，统计无能为力。

针对这些问题与认识，我们有必要明确，对水利工程企业来说统计工作的意义与作用统计工作是通过搜集、汇总、计算统计数据来反映事物的面貌与发展规律。统计信息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数量性。即通过数字揭示事物在特定时间特定方面的数量特征，帮助我们对事物进行定量乃至定性分析，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正因为如此，统计信息正越来越多地和其它信息结合在一起，统计信息从整体上看，涉及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社会、文化、科技各个领域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涉及宏观与微观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利用统计信息，不仅可以对事物本身进行定量定性分析，而且可以对不同事物进行有联系的综合性分析，既可横向对比，也可总结历史预测未来。由统计的特性所决定，如果一个水利工程企业建立或完善了一套既科学合理又行之有效的统计工作制度，那么，这套制度对水利工程企业而言，将具有以下作用：做好统计可以反映水利工程企业目前的各种社会与自然属性，反映水利工程企业的机构、人员、资产、负债等各方面情况。所谓统计制度，我以为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方式的确立，二是统计内容及其计算方法的确定。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是水利工程企业目前搜集汇总的各种统计信息难以进行更高层次的配套综合分析，使信息的利用仅停留在初级层次；水利工程企业各部门之间难以实现有效的信息交换与共享，也使信息的可利用范围及程度要打一些折扣。

甚至某些水利工程企业，根本就没有考虑建立统计制度，仅是由财会或业务人员代报统计报表，当然更难以在经营决策中发挥统计工作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目前体制下，仍有一些水利工程企业领导重视统计工作，赋予主营业务统计部门负责设计本水利工程企业统计制度及综合各种统计信息。但从整体着眼，这样的水利工程企业并不是很多。

水利工程企业综合统计人员应具有较高素质，不仅掌握统计理论与分析方法，还应熟知本水利工程企业业务工作流程和各部门职能，掌握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计算机知识、现代管理知识。在有条件的大型水利工程企业，可设立总统计师岗位，以领导综合统计部门并使其有效发挥其职能，协调各个部门的工作。

在现代水利工程企业中，无论是直线职能制还是事业部制，对水利工程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统计信息都决不仅限于计划统计部门内部。如劳资部门掌握机构人员数字，基建部门掌握投资数字，技术部门掌握技改数字，营销部门掌握销售数字等。因此，为确保水利工程企业统计资料的系统性完整性，应该在各部门的工作职责中明确相应的统计责任，要求其按统一确定的口径、范围及时间提供相应的统计资料及分析报告，要特别重视一些被忽视的部门的信息。

第5篇：经济纠纷论文范文

（1）劳动力供求因素对劳资纠纷的影响

劳动力供求规律表明，如果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劳资双方就会等价交换。劳动力供大于求，劳资双方的力量就倾向于资方。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劳方就会享有更多的机会。而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是供远大于求，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过程中，“市场失灵”问题尤为突出。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素质、技术要求不高，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很强，求职者并不具备讨价还价的条件。总体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几乎一边倒的供求形势客观上成为引发和助长企业劳资纠纷矛盾倾向激化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2）忽视人力资本的作用，将薪酬视为企业的纯支出

不少企业只重视对物质资本的投资，而忽视提高员工的薪酬水平。在现代薪酬管理理念中，员工薪酬水平的提升与员工素质的提高是互动的良性循环关系。员工满意于较高水平的薪酬，可以降低员工的流失率，节约员工培训费用，有助于员工整体素质的提升，进而又有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可以形成员工素质提升与其薪酬水平提高的相互拉动。

（3）绩效考核制度利用不佳

众多的企业虽然也在为实现有效的绩效考核不断努力着，但多数情况都不是很乐观，绩效考核存在广泛的走过场现象。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主观认识不足、缺少员工参与、与激励不配套、陈旧管理模式等。

（4）解雇遣散政策

当前企业裁员措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无故解除劳动合同，辞退职工。有些企业管理随意性较大，把用人完全看作是自己的自由，置劳动合同和劳动法规政策于脑后，对职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随意无故解除劳动关系。单纯依靠劳动合同来调整企业的劳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难以真正保障劳动者的权利，也更容易导致劳资之间的纠纷。企业解雇遣散等裁员行为最容易引发劳资纠纷而导致法律诉讼。

二解决企业劳资纠纷的经济学对策研究

1劳动力市场建设

以培育和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促进城乡劳动者就业为方向，通过推进试点，基本建立功能齐全、流程规范、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建成上下贯通、内外相连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形成运行规范、调控有力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机制，妥善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

2员工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开展企业文化教育

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积极参与意识。树立他们以企业为荣的观念，用企业精神激励员工，帮助教育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大力弘扬企业文化，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情怀。进行员工岗位技能培训，提高员工对工作的适应能力，使其能够应对新技术变革的挑战。增加员工企业管理知识的培训，引导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现代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开放式的管理方式，管理制度透明化，管理手段公开化，参与管理的大众化。加强基础法律知识的培训。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如何利用法律知识为企业建设服务，利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权益，这不但是企业经营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且也应被企业员工所熟知和掌握。

3建立体现激励原则的薪酬管理体系

正确地运用激励原则，可以提高激励的效果，达到人力资源管理中预先设定的目标。

（1）保障性薪酬和激励性薪酬相结合

其中保障性薪酬，跟员工的业绩关系不大而只因其岗位不同而异。激励性薪酬则与员工工作业绩紧密挂钩，实行浮动制度，这样做可以把企业每个员工的薪酬与企业的业绩挂勾。

（2）制定薪酬政策的依据

应该考虑劳动者的基本需要，并伴随企业的发展定期调整，让员工从企业发展同时自身有所收获。企业经营者与普通员工的薪资差距不宜过大，完善企业整体薪资结构。不合理的薪资制度容易引发员工普遍而长期的不满，是导致企业劳资纠纷的重要因素。

（3）注重提供给优秀员工个人发展的空间

企业薪酬会在中短期时间内调动员工的注意力，但是薪酬不是万能的，员工一般会更关心长期的发展。良好的工作环境、民主的管理风格及和谐的人际关系都有利于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增加企业的组织凝聚力。

三结语

第6篇：经济纠纷论文范文

【关键词】煤矿；救生舱；设计

概述

根据世界各国对矿井事故的调查，在火灾、爆炸等事故发生现场瞬间受到伤害死亡的矿工只占事故伤亡人数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矿工都是因为在矿井透水或火灾、爆炸后不能及时升井或逃离高温、有毒有害气体现场，导致溺水、窒息或中毒死亡的。因此，各国都在大力建设矿井避难硐室和研制矿用救生舱，以便为矿井发生事故后无法及时撤离的矿工提供一个安全的密闭空间，对外能够抵御爆炸冲击、高温烟气，隔绝有毒有害气体，对内能为被困矿工提供氧气、食物和水，去除有毒有害气体，赢得较长的生存时间。同时，被困人员还能通过舱内通讯监测设备，引导外界救援。目前，矿用救生舱可分为固定式和移动式两类。由于移动式救生舱能够随着作业场所变迁而移动，可根据需要改变架设位置，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所以应用日趋广泛。

1 国外研究与应用现状

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矿山安全法规和标准对推广、使用矿用救生舱有着硬性的规定。在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下，欧美各国十分重视矿山应急救援工作及相关研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使得一些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企业单位参与其中，如澳大利亚的MineARC系统公司（MineARC Systems）、Shairzal安全工程公司（Shairzal Safety Engineering）、Cowan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美国杰克·肯尼迪金属制品公司（Jack KennedyMetal Products）、现代矿业安全支持有限公司（Modern Mine Safety Supply，LLC）、Strata公司（StrataProductsUSA）；德国德尔格安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DraegerSafety Inc. ）等。国外矿用救生舱已有不少成功应用的案例。如：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一座钾盐矿井发生火灾事故， 72名矿工被困井下，转移至矿井救生舱（澳大利亚MineARC系统公司生产）中，经过26小时全力营救， 72名矿工全部成功获救，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效应。

2 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矿用移动式救生舱的研究起步较晚，其设计思路还不十分成熟，缺少必须的试验和检验支持，更无行业标准可以依据。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内有十几家企业、单位在进行矿用救生舱的研制工作。其中，北京科技大学承担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对救生舱的研究进展较快， 2008年7月，在山西潞安集团模拟巷道内完成了4人、96小时的安全验证试验。

3 救生舱设计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目前，国内对矿用救生舱的研制工作虽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没有成熟的产品投入实际应用。一些厂家在研制过程中，由于对煤矿井下发生事故时特殊的环境条件导致的特殊要求了解不深，导致研究工作走弯路，或者研制的产品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笔者认为，在研制煤矿井下移动救生舱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 功能定位

移动救生舱一般为车体式结构，整个救生舱舱体由耐高温、抗冲击的材料构成，设有观察窗和逃生窗。国外矿用救生舱高度、宽度普遍在2m左右，长度则依据要求容纳的人数改变，但总空间体积必须达到1·5m3/人以上，以保证密闭空间中人员的生命安全。煤矿井下环境复杂，事故多样。瓦斯爆炸、煤尘爆炸、火灾、冒顶、透水，每一类灾害带来的伤害都不尽相同。对于爆炸，要求救生舱能够抗高温和冲击；对于火灾，救生舱必须抗高温；对于水灾，救生舱需要防水，甚至要求在数百米静水压力下仍有良好的密封性。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技术水平和制造成本，几乎不可能造出一种能应对所有矿井灾害的救生舱。因此应首先确定救生舱主要防哪一种灾害，根据灾害特点有针对性、有重点地进行设计。

3.2 舱内设施

矿用救生舱一旦开始运行，被困人员要在这个密闭空间中可能生存长达数天的时间，为了保证人员的生命安全，救生舱内所有生命维持设备必须持续正常运行，将室内的O2、CO2等各类气体的浓度、环境温度、湿度等生存参数都稳定控制一个适宜人类生存的范围。救生舱整体结构与有关设施设计，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2.1 供氧系统

救生舱内正常氧气供应主要有矿用压缩空气、储备压缩氧以及化学反应生成氧气三种方式，氧气供应装置应满足三个条件：①尽量供应组分接近空气组分的气体，纯O2应先经过混气再进入救生舱供呼吸；②能够持续不间断地供应O2，一般通过两套以上独立的供气系统来实现；③能够调节O2释放速率与救生舱中人员消耗速率达到一致，以稳定O2的浓度。

3.2.2 排泄物的收集与处理

为了避免人体排泄物污染舱内环境，影响被困人员健康，舱内的厕所必须科学设计，妥善收集处理排泄物。

3.2.3 空调系统

矿用救生舱为了最大限度的延长被困人员的生存时间，要求对矿井内的恶劣环境如爆炸、冲击、火灾等具有相当的防护能力，因此，救生舱的外壳必然有一定的隔热性能。而在救生舱内部，被困人员自身会产生大量的热辐射。美国《肯塔基州矿井安全建议》中提到，在救生舱空间中，正常成年人每天能够释放10133·76kJ的热量。同时，由于处理CO2等有害气体的化学反应多数也要释放热量，如此多的热量聚集在救生舱中无法排出会导致温度升高以及一些严重的后果。因此，如何解决隔热的密闭空间中的热量累积问题是救生舱研究中非常困难的一个部分。为了控制救生舱内温度不至于过高，必须使用空调来控制温度。空调主机可置于救生舱内部，而压缩机必须外置，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空调压缩机的防爆问题。此外，在20多立方米的空间中要保持让人舒适的温度，需要有足够的电力运行空调，而矿难时外部电力往往中断，只能靠电池维持。所以，救生舱维持生存时间的长短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于空调和备用电池的功率之间的相互协调。

3.2.4 监测系统及清除有毒有害气体

在救生舱中生存时，随着被困人员在救生舱内的时间增长，舱内将会有CO2、CO、H2S、CH4等多种有毒有害气体的积聚，被困人员必须时刻掌握所处密闭空间内外的各类参数，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相应措施维持生存条件。多数有毒气体浓度的变化不可能通过人体器官及时感知就足以致命了，因此，救生舱内应安装各类监测仪器即时监控所有主要的生存环境参数，并配备吸收或清除上述气体的装置。要求操作简便、自动化程度高、性能可靠。救生舱中的监测系统主要监测的对象一般包括O2、CO2、CO、H2S、CH4、压力、温度、湿度以及各种设备的运行状况。气体浓度的监测按照气体对人体的影响设定仪器的监测范围及报警数值。

3.2.5 通信系统

在事故发生时，遇险矿工进入救生舱只是第一步，利用救生舱里的通信系统，及时与外界取得联系，引导救援人员前来救援才是最重要的。当前，国外救生舱也很少安装有效的通信系统，而救生舱中如能配备先进可靠的可与地面联络的通信系统，无疑对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3.2.6 能量与动力系统

救生舱中的空调、照明、通信、电子控制设备等都要依靠电力来维持，尤其是大功率的空调压缩机，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能否为救生舱耗电设备提供电力，维持其长时间稳定的运行，对延长救生时间有着极大的影响。事故发生时，外部供电中断，救生舱只能依靠自身的蓄电池供电。矿井用蓄电池要求本质安全，并且需要能够长时间维持空调等各类设备运行。

3.3 检测检验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矿用救生舱必须取得安标之后，才允许在煤矿井下使用。目前，国内矿用救生舱还没有取得安标的先例，国内生产企业如何取得安标、如何确定防水、防爆、防火、抗冲击等各类检测指标，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亟待有关方面尽快研究解决。

第7篇：经济纠纷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香格里拉 钻石模型 区域旅游

一、大香格里拉区域旅游合作背景

“香格里拉”一词源于1933年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小说以喜马拉雅以东藏汉交界区域为原型描绘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梦幻乐园。小说畅销后，香格里拉成为人们心目中美丽、安然、闲逸、宁静、和谐的“世外桃源”。

小说中的香格里拉被定位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这一区域有美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珍贵的生物资源，构成了高品质的旅游资源，区域内的四川、云南、各州市都在“香格里拉”这一知名品牌利益的驱动下，掀起了一场“香格里拉”争夺的热潮。

2002年5月，首届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协调会在拉萨召开，滇、川、藏三省区初步提出了构建大旅游区的整体框架，决定按照“区域联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联合开发这一区域的旅游资源，共同开发建设“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这一旅游区包括三省9个地州市，总面积为61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分别占到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15，和总人口的1∕100。2003年和2004年，第二、第三届协调会分别在昆明和成都召开，加强了滇、川、藏三省区政府及其旅游部门的联系和合作，商定了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景区开发项目计划。未来十年，三省将联合投资500亿元，打造“大香格里拉”这一旅游品牌。

二、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简述

产业竞争力，亦称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某国或某一地区的某个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或地区同一产业在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的竞争能力。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产业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特定产业的竞争优势是由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四个基本因素决定的，同时，政府和机遇这两个重要变量也可能对产业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四个基本因素犹如钻石的四角，相互影响促进，推动产业发展，构成了钻石模型（如图一）。波特的钻石模型现在已经成为企业和政府思考经济、评估地区的竞争优势和制定公共政策的一种新方式，是国际商业思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香格里拉区域地质结构独特，经济基础薄弱，民族关系复杂，但是具有非常多独特且珍贵的高品质旅游资源，很多地市州都将旅游文化产业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发展地方经济，改善民众生活条件。滇、川、藏三省区合作制定该区域旅游文化产业的统一规划和联合开发，打造“大香格里拉”品牌，势必将该区域的旅游文化产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将通过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大香格里拉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并提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三、基于钻石模型分析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产业竞争力

1.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是指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和投入，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两类。基本要素是指一国先天拥有或不用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如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高级要素是指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创造出来的要素， 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大香格里拉的优势生产要素如下：

第一，品牌要素。品牌是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的资产，增值的源泉来自于消费者心智中形成的关于其载体的印象。香格里拉品牌带给消费者的印象是原始的生态风貌、独特的自然景观、多姿的民族风情、灿烂的历史文化、神秘的理想之地。这一品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美誉度、以及一定的普及度，具有很高的市场感召力，也是相关省区区域合作的基础。

第二，资源要素。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大香格里拉拥有特色突出、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从自然资源看，该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景色多样，从白雪皑皑的冰川到四季常青的热带风光，几乎浓缩了我国所有的路上景观。从人文资源看，该区域内生活众多少数民族及其内部的众多支系，每一个民族都有各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民居建筑、音乐舞蹈、饮食、服饰、节庆习俗。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都异常丰富，特色鲜明，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巨大的吸引力。

2.需求状况。需求状况是指市场对某一产业产品的需求数量、成熟度、发展趋势等。波特认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动力，需求扩大将刺激企业技术改进创新，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也有利于国际竞争。

从现代旅游需求的发展趋势看，香格里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独特性与神秘性，迎合了现代社会人们对另类生活的需求，提供了人们回归自然、追求原始生态所需要的场景，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一种主观想象。从而形成了对大众市场的潜在吸引力。大香格里拉资源丰富，所以可以为旅游者提供不同层次的旅游需求。旅游者可以自由选择旅游方式，比如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科考探险、休闲度假、宗教朝觐等等。不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都对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产业有着极大的需求。

3. 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波特认为对形成某一产业的竞争优势而言，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与优势产业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一个优势产业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一定是同相关强势产业一同崛起的。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其他相关和支持产业的配套发展。

民族工艺文化产业。在大香格里拉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民族工艺品制作模式，如四川甘孜的白玉藏刀，云南大理周城的扎染，云南鹤庆的新华村的铜银工艺等等，不仅为当地的旅游业提供了特色旅游产品，还帮助了当地的民众脱贫致富。

民族歌舞乐文化产业。大香格里拉少数民族众多，具有丰富的民间歌舞乐资源。很多地方将充满乡土气息的民族歌舞乐挖掘出来，通过改编和包装，按照产业化运作推向了市场，取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民族饮食文化产业。饮食文化在旅游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少数民族特色菜肴的用料，从普通的山茅野菜，到多种花鸟鱼虫，再到各种奇珍异兽，应有尽有，且原料大多是无污染，纯天然的有机生态食品，很受食客的欢迎。

4.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企业的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是指企业在一个地区的基础、组织和管理形态，以及国内市场竞争对手的状况。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发展战略、结构状况以及国内同行竞争程度是决定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相比较国内“京津唐”、“沪宁杭”、“长三角”、“泛珠三角”等区域，大香格里拉地区的旅游文化产业起步晚、规模小，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区域合作机制，产业竞争力较弱，但是在产业的战略和结构方面，也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以云南省为例，在云南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批龙头企业，带动了旅游影视业、文化工艺生产业、文艺演出业、会展业、传媒业、高原体育业的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旅游业为龙头的云南旅游文化产业系列群，实现了产业链的有效延伸，形成“1+X”的产业发展的“云南模式”。随着云南不断深化旅游投融资改革，许多旅游企业已开始推进股份制改革，积极培育上市企业资源，通过兼并、控股等手段，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提高资产的质量及运作效率，形成了企业的资产竞争优势。

5.政府和机遇。政府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增加投入、加强管理、提供优惠政策等措施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促使产业竞争优势形成。滇、川、藏三省区政府已经意识到行政上的隔阂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会形成无序的竞争和资源的浪费，只有建立并完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才能使三省区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以及“大香格里拉”品牌的维护和扩张。

机遇是能为产业发展带来新契机，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偶然性或突发事件。首先，随着东南亚经济的繁荣和世界重心正在向东方转移，作为通向东南亚的枢纽和联结南亚的桥头堡，大香格里拉区域应当努力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积极拓展东南亚和南亚市场，加快经济的区域化和板块化发展。其次，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大香格里拉区域正好处于中国西南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四、提升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生产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两类。大香格里拉的旅游文化产业在基本要素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高级要素还存在不足。

首先，应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目前，区域内主要旅游区的交通连接度仍然较低，集散功能不足。景区景点的道路路况较差，交通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旅游区之间尚未形成环线。通信、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也相对滞后。因此，该区域应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现有公路设施进行修缮与维护，同时加强支线航空的建设和铁路网的建设；完善无线电话通信网络和电脑通信网络；加强生活休闲设施的建设等。

其次，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人才素质的提高是旅游产业素质提高的关键，人力资源竞争力的提升是旅游竞争力提升的前提。针对高素质旅游专业人才缺乏的现状，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加强旅游人才资源建设，制定灵活高效的人才引进机制，为优秀人才提供合适的待遇和宽松的环境。积极与高等院校合作，为区域旅游竞争优势的取得积蓄后备力量和智力支持。加强对现有从业人员培训，严格执行旅游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着力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2. 建立网络宣传平台，满足广大游客需求。在全球旅游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要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产业离不开市场营销的支撑。滇、川、藏三省区应加大高新信息技术在旅游开发管理和市场开拓上的应用投资，建立一个统一的旅游信息网络平台，努力拓展网络功能空间，增强网络平台的互动性能，使该平台成为国内外游客多角度了解大香格里拉的营销窗口。

在吸引游客，扩大旅游需求方面，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产业应注意以下几点：（1）在发展模式上，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2）在旅游产品开发和经营上，更加注重多元化、特色化和硬软件的配套发展，以适应不同人群的不同旅游需求和总体上不断提高的旅游需求。（3）在旅游服务上，更加注重规范化、个性化和情感化。（4）要努力提高旅游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实行旅游产品纵深化、品牌化，培育精品工程。

3.健全相关辅助产业，推进旅游产业集群化。大香格里拉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使得民族工艺、民族歌舞、民族饮食等旅游相关特色产业较为发达，但是一些基础性的旅游辅助产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餐饮业，这是旅游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该地区在餐饮总类、规模、档次、卫生状况、服务水平、就餐环境等方面还有待提高。旅游产业链是以旅游业中的优势企业为链核，以产品、技术、资本等在旅行社、饭店、餐饮、旅游景区、旅游交通、旅游商店等行业之间形成的链条关系。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影响游客对旅游地的体验，影响到旅游业整体的发展，因此大香格里拉应当加大投资力度，健全旅游相关辅助产业。

集群化是产业在横向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的组织形式，产业集群具有群体竞争的优势和集聚发展的规模效益，能够提升集群内单体旅游企业的竞争力，实现集群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合作多赢，为产业的发展带来溢出效应。滇、川、藏三省区应该立足于市场需求，根据客观实际和发展能力，加快完善旅游产业体系和产品体系，努力争取把相同类型、相互关联的旅游产品进行有机整合，着力改善旅游产业营运状况，提高旅游产业经营效益，通过集约化发展，提升区域旅游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4.打造旅游核心区域，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大香格里拉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大，因此选取一个空间区位恰当、资源特色明显且组合度较好的“地理点”作为该区域的核心，使之成为大香格里拉的象征是很有必要的。比如云南丽江、四川甘孜、林芝，这些“地理点”能够形成旅游辐射、带动区域整体旅游发展，同时也能摆脱区内各点独自开发、主题混乱、重复建设及内部自我恶性竞争等不利局面。

无障碍旅游区的内涵是：在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地域所构成的一定区域范围内，在保持各地区自相对完整的基础上，通过最大限度地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协作，使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共享，实现旅游发展的资金流、技术流、消费流、信息流、客流、人才流等旅游流要素畅通无阻。

5.加大政府投资，加强政府职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香格里拉由于其地理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主导来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所以目前和今后都要重视和加强政府职能。政府主导旅游业的发展并不是直接参与其中，而是通过营造环境、创造条件、扶持企业等方式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其职能包括制定总体发展规划，宏观调控，加强旅游基础设施投入，保护旅游资源，收集和旅游市场信息等。

目前，与长三角、珠江三角洲、黄渤海等旅游区域相比，大香格里拉区域旅游文化产业起步晚，基础薄弱，区域关联度低，但是凭借得天独厚的旅游文化资源和知名品牌，凭借作为联结南亚的桥头堡和通向东南亚的枢纽，凭借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区域的优势，大香格里拉一定会在滇、川、藏三省区的共同努力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旅游市场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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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澜.四川区域旅游竞争力提升策略思考.旅游经济，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