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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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

2.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

3.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本文试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首先,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上看,该学科主要由原来的人口经济学学科发展而来,而非从经济学内部分化而来。从事人口经济学的大多是当前活跃在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而随着很多大专院校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博士学位点的建立,一些环境学科和经济学科也都出现了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队伍。这些学者研究背景差异很大,而真正从事经济学主流方向研究的学者反而较少涉足这个新的学科领域。

第二,学科涉及的领域跨度过大,学者受学科背景局限对该学科比较难以驾驭。如前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横跨人口学、经济学、环境学、资源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因此从事该学科的者需要具备或基本具备这几大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基础。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学者能同时经受这几个方面的专业培训,或有精力同时对几个学科进行潜心深造。因此,这是阻碍该学科发展的一个现实原因。

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几大学科之间的真正交流和沟通远远不够,尤其是经济学界对本学科的关注、实际参与比较缺乏。从国务院学位办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以后,由一些著名大学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过四次本学科的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

组织者邀请了全国范围内主要博士点和部分硕士点单位参与,对学科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就会议参加者而言,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资源环境学领域的学者,真正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见。除了这样一个平台的交流以外,该学科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就很少。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资源环境方面的专家,很少能一起对有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更别论展开争论了。

三、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视角思考

1.关于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表述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或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应当是本学科的研究客体,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再说,这也不是经济学的表述,而且很难将这样的两维交叉的关系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因此,需要有一种经济学视角的表述,将人口与资环境关系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视野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应该有一定的抽象过程。尤其是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

2.关于用经济学外部性原理来分析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矛盾与问题的思考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客体即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能否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释和分析呢?本文认为,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

四、基本结论及探讨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3.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 1 ]杨云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23.

第2篇：人口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人机对话；英语口语；教学

目前，国内许多地区中考都采用英语听力口语自动化考试，即“人机对话”，这意味着中学英语口语等级测试和听力测试的传统模式将逐渐取消。“人机对话”这个新鲜陌生的词汇引起了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关注。原来由教师提问、测试、评分的“听力考试”和“口语测试”革新成纯电脑操作，这对学生口语听力应试能力的要求有了一个新的提高。我们分析了“人机对话”与传统口语测试的不同之处，从了解初中学生口语表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入手，探究如何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教师口语教学效率的方法策略。

一、“人机对话”多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师生对话”

1．“人机对话”客观性、公正性更强，可以有效避免测试人员因主观因素而造成的种种影响。如以往的测试中，学生如果没有听清测试员的问题，可以重新询问一遍甚至两三遍，测试员也可能因为“关爱学生”，故意放慢语速再给其机会。但“人机对话”实施后，就没有“再来一次”或者“关照”的可能性，增强了测试成绩的可信度。

2．“人机对话”对学生口语表达能力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计算机设定了评价标准后，它是绝对“按章办事”。对学生口语发音的完整性、准确性、流利性和韵律性等方面的要求更为严格，甚至苛刻。过去的考试中，遇到基础较差的考生，发音不准确但能够表达出大意，测试人员会出于“人情或同情”给个分数，但现在的测试中如果学生的口语表达达不到计算机的标准，它是有错必纠，“无情无义”的。

3．“人机对话”测试时要求学生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灵活应变。传统的“师生对话”是两个测试人员监考一个学生，以学生为主体，一切为学生服务；“人机对话”是两个监考员监考30个考生和30台电脑，以电脑发出的命令为导向，对考生而言，监考员不可能像原来那样把每个学生照顾得面面俱到，一切都需要由学生独自完成。考试一旦开始就无法暂停，学生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假如出现异常情况，学生须灵活机动，及时请监考人员解决，否则影响自己的正常测试，也可能影响他人的正常测试。

二、初中生的口语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

1.多数学生对口语表达的热情指数不高，不愿开口说英语，更不爱开口说英语。课上教师抛出一个话题，提出若干问题后，无人响应的现象屡见不鲜。学生在思想上没有足够重视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认为口语能力与考试成绩无关紧要，甚至认为口语训练时间花多了还会拖累书面作业和练习，口语对他们毫无吸引力和动力，导致了口语在课堂内外都“失宠”。

2.部分学生愿意参与，但总是顾虑太多，羞于开口。即使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又畏畏缩缩，不敢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情况与学生内向性格特征和心理因素有很密切的联系，他们害怕表达错误，怕遭到学生的嘲笑、老师的批评，造成了他们对负评价的恐惧心理。这些学生过分注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其行为倾向于使可能出现负评价几率最低的方式，即不参加口语活动。

3.少数有一定表现欲的学生，不受拘束，主动要求发言的积极性很高，可最后的结果却是很“离谱”，表达毫无准确性可言，语音、语法漏洞百出，中间还夹杂着一大堆中文。这是词汇量缺乏和语言输入量过少导致的结果。词汇是交际的基石，离开词汇就不能谈如何表达。平时听说训练接触得少，到自己发挥时就显得毫无章法，给交际时带来很大的障碍。

4.教师的口语教学方式较为传统刻板，“重读写，轻听说”仍影响着新课程的课堂。考试成绩牵动着教师的心，“重分数，轻能力”的本末倒置现象仍十分严重。尽管教材更新了，教者仍我行我素，讲得多，练得少，口语教学只是陪衬。再有一种把口语训练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尽管课课都做问答，但内容仅限于课本上原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流，倒像是变相的背书。操练也过于机械，缺乏情感上的交流。

三、适应新形式，探究新举措

1.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学生要把顺利通过“人机对话”作为努力的目标，抓住这个提高口语水平的契机，主观上高度重视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真正认识口语训练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抛弃认为学英语只是应付考试而敷衍学口语的学习态度。要明确重视口语教学并不是忽略书面语言教学，更不会影响考试成绩，两者是相辅相成贯穿整个语言教学过程的，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要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敢于在众人面前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让他们丢弃心理上的包袱，别管他人的眼光。“人无完人”，学生在学习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是很正常的，没必要嘲笑别人或在意别人的言语对于别人的挖苦，最好一笑了之，要有一种“无所谓的精神”，充分认识力争在他人和自己的错误中不断进步。

2.培养学生口语表达的兴趣。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这说明了兴趣的重要性。教师不能进行传统枯燥无味的纯粹语音教学，不必急于成效和片面追求熟巧性，要坚持“小步子”和创新教学，培养学生口语表达的兴趣。要让学生敢说、愿说、乐说英语，这样才能使教师的教学和学生训练有所起色，教师要多给学生表达的机会，不断给学生以新的刺激，才能激发他们对口语表达的浓厚兴趣。

3.要采用灵活多样的口语教学方式。传统的朗读、对话、复述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但教学中需要随时加点添加剂，让学生换换口味，给他们点新鲜感。如课前3~5分钟的talk show，讲故事，讲笑话，表演电影中的一个片段，学唱歌或者举行一场辩论赛都会得到学生的欢迎和热捧。此外，教师需要优化组合运用多媒体教学，多媒体的表现方式图文并茂，动静结合，能生动展现各种抽象的、学生不熟悉的教学内容，帮助学生获得感性认识，拓展视野，增长知识，在口语表达时有话可说。教师还可以创设氛围，组织学生参加真实有效的课外交际活动。学语言的最佳方式就是置身于该语言的使用环境中，让环境起到全方位的影响，从而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定期开展英语兴趣小组，创办英语角活动，创造与外国友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让学生亲身体验真实的英语交际情境。定期开展英语第二课堂活动，通过做游戏等方式，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得到训练。有效的课外交际活动需满足有效性原则、成功性原则、主动参与原则、趣味性原则和教师协助等这五大原则，这样的活动达到的效果往往是课堂教学的几倍。

第3篇：人口经济学范文

课题

我们与环境

课型

口语交际

授课

时间

1课时

教学

目标

1．引导学生发现人类的一些破坏环境的做法，同时学会在与他人意见分歧时，正确与人沟通，锻炼口语表达能力。

2．让学生学会关注生活，能充分意识到环保不是一句空话，每一个人都应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做环保卫士。

3.讨论总结出切实可行的环保小建议，并带动周围的人一起落实到行动中。

教学

重点

引导学生克服劝说时的焦躁心理，以文明的举止、诚恳的态度打动对方。

教学

难点

能为保护环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口语交际中，能够围绕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能判断别人的发言是否与话题相关。

教具

准备

课件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导入

（

）分钟

一、图片激趣，导入课题

同学们，我们观山，看海，听雨，赏花……和大自然亲密接触，这些都让我们心旷神怡。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可是，只要大家稍稍留心，就不难发现人类的许多行为正破坏着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校园里竖起一棵奇怪的“大树”。这棵树是用废弃的一次性筷子做树干，绿叶则是废旧的暖壶壶壳，这棵两米高的筷子“树”“长”得挺茁壮。（出示课件2）

这株筷子树的制作者告诉记者：整个树干使用的一次性筷子就达十万支，这些筷子都是师生们平日在学校的食堂和校园周边的商业街饭店里“捡”回来的。他同时谈及一株生长了20年的大树，也仅能制成这样的筷子

【设计意图：通过新闻讲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自然引出环

6000—8000双，他们这棵树虽然只有一米九，但耗费了十万双筷子。他们希望能够警醒大家最终告别一次性筷子。（出示课件3）

师：同学们，听完这则新闻，能否用一两句话说说你的想法?

师：我们与环境密不可分。（教师板书：我们与环境）

保话题，并为下面的环节蓄势。】

新课

教学

（

）分钟

二、初设情境，共同探讨

1.说一说。（出示课件4）

a.情境一：你和同学吃饭时，他随手拿了几双一次性木筷，多的就扔在旁边，请你劝劝他。

b.情境二：学校门口的餐馆老板一直未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你打算怎样去劝阻他?

师：谁来说一说。

生：有些木筷并不卫生，因为每一双一次性筷子的制作加工都要经过树木的砍伐、切断、冲坯等十几道工序，而且为了让筷子看起来洁白干净，成型的筷子还要经过硫磺熏，熏不白的就用双氧水和硫酸钠再次浸泡漂白，然后用滑石粉抛光。

生:让我们少用一次性筷子，出外就餐时尽量自备筷子，或者重复使用自己用过的一次性筷子。

2.我们身边存在哪些环境问题？

a.小组内交流。

b.每组请代表在全班交流。

生：工厂里生产过程排出的废水直接排到河里；（课件出示5）

生：人们乱砍乱伐破坏生态环境；（课件出示6）

生：工厂里排出的废气污染大气；（课件出示7）

生：人们的生活垃圾。（课件出示8）

3.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课件出示9）

【设计意图：教师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资料，既是降低本情境的难度，也是为了提醒学生劝说前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

生：如果堵车时间长，我们可以提醒爸爸妈妈将汽车熄灭。这样可以减少尾气排放，也可以节省燃料。

生：最后离开教室的同学要注意关灯，大家一起努力，做到不开“无人灯”。

师：同学们的做法很好。

三、动手实践，从我做起。

1.师引入：爱护环境不仅要认识到，更要会动手做。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刚才交流的内容进行梳理，选出十项保护环境简单易行的做法，制作成“保护环境小建议十条”呢？

2.学生合作交流评选出“保护环境小建议十条”。

预设：

保护环境小建议十条（课件出示10、11）

（1）看见垃圾，主动捡起丢在垃圾桶内，不乱扔垃圾。

（2）要珍惜水资源。可以将淘米水、洗菜水、洗衣服水用来浇灌树木。洗完手后一定要把水龙头拧紧。

（3）如果教室里没有人在或只有几个人的话，要把电灯关上。

（4）使用无磷洗涤用品，少用一次性餐具和塑料袋，不烧散煤，拒绝食用野生动物。

（5）随身携带环保袋，多使用筷子。因为一个塑料袋要200年来解化，少使用一次性碗筷。

（6）在学校的路边及其他地方多设置一些造型各异的垃圾桶，最好是分类垃圾桶。因为我发现垃圾桶可分为“回收”和“不回收”两种，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收入，节约能源，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收入，节约能源的观念，只有这样，我们的校园才能更加整洁。

（7）要多植树造林，不砍伐树木。不践踏草坪。

（8）不随地吐痰，不乱扔纸屑果皮。

（9）少开车,多骑车。

（10）爱护环境。家中的死鸡死鸭可以密封，然后拿到

垃圾场，让清洁工人处理掉。千万不能丢到河中，因为这样会污染河水。

四、全班汇报，点评鼓励

1．在小组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各小组将意见综合起来，由代表向全班进行汇报。组内同学做补充。

2．学生自我评价、互相评价和教师评点等方式灵活运用。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的指导思想就是全员参与。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开口的机会，同时又增加挑战意识，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

课堂小结及拓展延伸（  ）分钟

五、总结全文，延伸拓展（课件出示1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小事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这些一点一滴的小事，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可以结束地球的生命。地球是你的，也是我的，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拉起我们的手，张开我们的口，检点自己，劝诫他人，共同捍卫我们的家园。（教师板书：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板书设计

我们与环境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教学反思

成功之处：

在口语交际进程中，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交流之中，对身边的环境问题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并能围绕环境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第4篇：人口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信用卡；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环境因素；交叉列联分析；信用卡营销

中图分类号:F830.4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1-0079-05

收稿日期:2007-09-13

作者简介:韩德昌(1955-)，男，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大海(1978-)，男，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

一､文献回顾

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信用卡的接受水平因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收入等)而异。Modigliani(1986)通过生命周期储蓄模型(life-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s)研究信用卡使用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他的研究表明，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消费者需要考察其生命周期的收入和消费；消费者认为他们在年轻时的收入比其年老时的收入低，所以倾向于提前消费，用未来的收入来弥补目前收入的不足。信用卡的使用与非使用者在人口统计变量上有明显的差异。与非使用者相比，使用者更多的是男性，更多的已婚和处于中年阶段，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和有中等或以上的收入。其中，男性对信用透支有更多的偏爱(Adcock， Hirschman， Goldstucker， 1976)。Crook等(1992)用判别分析来研究信用卡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的差别。他们发现最重要的判别因素是持卡人的居住地､年龄､收入､银行开户时间､目前住址居住年限和居住状况。他们认为人口统计特征变量是区别这两类人群的重要因素。

此外消费者作为社会化的个体，其行为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消费者社会化”作为“个体获取与消费者有关的技能､知识和态度的过程”是社会环境对消费者个人作用的结果，个体在各种社会交流活动中发展和形成了自己对事物的信念和态度，这是一种被动的参与学习过程(Moschis， 1987)。其中，个体所属的社会阶层､以及民族的生活习俗对信用卡的使用会产生直接影响(Elizabeth C. Hirschman， 1976)。

西方学者对大学生信用卡的具体使用情况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Hayhoe等(1999)研究发现持有四张甚至更多数量信用卡的大学生往往是那些大龄学生和女生。在此基础上，Hayhoe等(2005)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描述了这些持卡学生的人口特征，指出那些持有四张或四张以上信用卡的学生多数是年长的､高年级的､申办了学生贷款､没有个人理财计划。认知水平也是影响大学生使用信用卡的重要因素，那些熟悉信贷盈利模式的大学生对信用卡消费往往表现出更加理性的态度(Hayhoe等，2000)。但Joyce(2005)通过对216名新入学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关于信贷知识与信用卡的使用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在影响大学生接受信用卡的社会因素方面，Jennifer(1997)认为大学生的信用消费更多地受到父母及家庭的影响。在进入大学前就持有信用卡并且受到父母严格监督的大学生往往模仿父母的支付习惯。他们在父母的正确引导下会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从而避免卷入债务循环的恶习之中。

近年来信用卡在中国发展迅猛，中国国内营销学者在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消费者关于信用卡的申办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江明华､任晓炜(2003， 2004)的研究表明人口统计特征､金钱和信用态度是影响消费者信用卡透支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促销诱因､服务的便利性和消费者的知觉风险也是影响消费者申办信用卡意愿的关键因素(吴佩勋､郑宗仁，2006)。台湾学者王河星(2003)对消费者关于信用卡的差异化需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运用因子分析､判别分析的方法，区分出三种不同的生活形态细分市场特性，构建出一个以消费者差异化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模式。

总的来说，学者们关于人口变量特征对信用卡使用的影响，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即人口统计变量对信用卡的使用有重大的影响。但这些研究结论对于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是否依然成立呢?此外，关于社会环境因素对信用卡使用的影响尚未取得一致性的结论，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我们采用分层抽样法，在天津市五所高校中进行取样，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和保证问卷填答的质量，在取得被试学校老师的同意之后，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式，由调查人员亲自到课堂上发放问卷，现场填写，当场回收。在发放问卷之前，首先由调查人员向学生介绍本次研究目的，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学生们作答过程中，由调查人员现场答疑。我们共调查了563名大学生，其中本科生为293人，硕士研究生184人，博士研究生86人。回收问卷525份，回收率为93%，我们把出现缺失项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共剔除无效问卷38份，保留有效问卷466份，有效率为89%。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分析方法

根据西方学者既有的关于居民信用卡消费行为和对信用态度的研究结果，我们对Joyce(2005)关于大学生信用卡认知和使用情况调查量表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形成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量表。为保证问卷信度和效度，笔者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对大学生进行预调研，通过修改和筛选原始题项后确定初始测量题项。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对初始问卷再行修改形成最终问卷量表。

我们引入人口统计变量和社会环境因素作为自变量来考察对大学生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影响，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学历､可支配收入和所学专业；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生源所在地和是否受所在社群的影响两个方面。

(三)数据分析

我们采用软件SPSS13.0进行数据分析，使用列联表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列联表的零假设是两变量之间彼此独立，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中采用卡方统计量来判断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的显著性水平为0.05。卡方统计量(λ2)(chi―square statistic)检验是常用的检验变量间是否相关的方法。

被调查的大学生分为已经申办信用卡和未申办信用卡两个维度。大学生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在性别(男､女)，学历(学士､硕士､博士)，可支配收入(月收入300元以内､300元-500元､500-800元､800-1200､1200-1500元､1500元以上)，所学专业等方面进行了区分；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区分了生源所在地(城市､乡村)，是否受到所在社群的影响两个方面(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构成情况

三､研究结果

(一)人口统计变量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关系的分析

1､性别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如表2所示，男生申办信用卡的比例为38.8%，这一比例低于女生49.1%的比例。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在0.05的显著水平下，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性别与信用卡申办情况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3所示)。

表2性别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2､可支配收入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从列联表可以看出，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大学生申办信用卡的数量逐渐增多，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在0.05的显著水平之下，证明收入和信用卡持有情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如表5所示)。然而，在可支配收入的两端持卡比例最低，总体分布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特点(如表4所示)。这一点在可支配收入与有无信用卡的线性关联分析上得到了验证，两者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P值为.136>.050)。

表4可支配收入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3､受教育程度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随着学历的提高，持卡大学生的数量也在同步增长但不显著。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均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大学生学历程度的高低与信用卡持有情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7所示)。

表6学历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4､专业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通过列联表分析我们没有发现金融､财政类专业的大学生与其他专业大学生在持卡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金融､财政类专业大学生申办比例为45.6%，其他专业申办比例为43.2%(如表8所示)。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线性相关分析也表明专业与信用卡申办情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9所示)。

表8专业与信用卡申办情况分析

(二)社会环境因素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关系的分析

1､社群规范性的影响。

如表10所示，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的比例为48.6%，相应的不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比例为38.9%，两相比较差异显著。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均在0.05的水平下，支持这一结论。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社群规范性影响和大学生信用卡申办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11所示)。

表10是否受社群规范性影响

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2､生源地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关系的关联分析。

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申办信用卡的比例为49.5%，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申办比例仅为39.1%，生源地的不同造成大学生持卡比例的不同(如表12所示)。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在0.05水平下，线性相关分析也表明生源地与信用卡持有情况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13所示)。

表12 生源地与信用卡申办情况分析

四､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探讨与政策性建议

(一)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探讨

本次研究我们综合了国内外关于影响信用卡申办和使用因素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对消费者群体进一步区隔的基础上，以中国大学生这一庞大的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探明了影响中国大学生信用卡申办情况的主要因素。我们从性别､可支配收入､学历､专业､是否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生源地等六个方面研究了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社会因素与大学生申办信用卡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性别､可支配收入､生源地､社群规范性是影响大学生持卡的重要因素。学历以及所学专业与信用卡的申办情况关系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论，同时我们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第一，性别对大学生持有信用卡的影响是明显的。通过访谈我们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中国，发卡银行和银联通常会把时尚､大众化的购物场所作为合作对象，而这些场所是女性大学生频频光顾的地方。此外，发卡银行不时推出的刷卡消费打折､积分活动也成为吸引女性大学生申办信用卡的重要因素。相反，男生主要集中在电子类产品､报刊杂志和通讯等方面的消费活动上，由于这些产品售卖场所金融服务配套设施的限制以及刷卡消费产生的额外费用都抑制了男生对信用卡的需求。

第二，可支配收入对大学生持有信用卡的影响比较复杂。整体上来看在可支配收入的两端持卡比例最低，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特点。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可支配收入低的大学生由于担心不能及时还款以及使用信用卡产生的额外费用，往往会抑制他们对信用卡的需求；高收入的大学生有较强的还贷能力，但不一定有较强的透支需求，信用卡安全性和还款便利性会使他们对信用卡产生顾虑。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中间收入群体经济收入比较稳定，除家庭日常供给外，其他收入也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由于有较多的收入来源，他们较少有不能及时还贷的顾虑，其申办信用卡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以备不时之需。总之，经济因素对大学生信用卡的影响是复杂的。

第三，学历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系不明显。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无论是本科层次还是研究生层次都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本科生毕业后直接进入硕士阶段继续学习，这部分硕士研究生在年龄和阅历上同本科生差别不大。博士研究生数量不大，尽管很多在职博士生都持有信用卡，但对大学生整体来说影响不是很明显。

第四，专业与信用卡的持有情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Hayhoe等(2005)研究发现，熟悉信贷盈利模式的大学生对信用卡消费往往表现出更加理性的态度。这意味着金融､财政类专业的大学生将会对信用卡持有谨慎的态度。然而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因为专业的不同导致大学生在申办信用卡方面表现出的明显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专业知识对信用卡申办的影响并不明显，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透支行为的限制作用上。

第五，受到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比例要高于不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比例。用信用卡进行刷卡消费作为一种时尚在大学生中流行，与大学生的趋同心理和从众心理相关联，趋同心理是青年思维还没有完全独立和成熟的一种表现，不同个性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大学生通过群体互动，相互认同于相同的文化范式之下，形成大致相同的心态和行为倾向，这是刷卡消费得以流行和发展的基础。

最后，生源地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情况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经过访谈我们得知，很多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信用卡，特别是那些父母也在使用信用卡的城市家庭，其子女往往会模仿父母的消费行为，相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他们对信用卡的接受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心态。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Jennifer(1997)“大学生信用消费更多地受父母家庭影响”的论点。此外，由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刷卡消费对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还是全新的消费方式，对信用卡的接受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情况在刚刚入学的新生身上表现比较明显。

(二)政策性建议

目前，各大发卡银行纷纷把触角延伸到大学校园，竞争激烈，经过初期的快速渗透之后发展变得非常缓慢。一方面是因为各大银行和信用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严重的单一化､同质化，处于较低层次的价格竞争阶段。大多数信用卡的服务仍然局限在“基础服务”的层面，贴近大学生实际需求情况的“特色服务”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大学生人数众多，如何针对这一庞大的市场进行细分，以满足大学生群体的不同需求，也是银行和信用卡中心在开发高校市场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因此，银行和信用卡中心在进入高校市场之前，需要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对大学生群体的不同需求偏好进行市场细分，找准市场定位，提供差异化的服务，避免同质化营销。如性别､经济条件的不同导致大学生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仅仅根据学生学历层次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透支额度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根据大学生的从众心理和同辈群体之间的示范效应，在开展信用卡营业推广过程中应注意利用不同的媒体加大对校园里具有示范性作用群体的宣传和推广力度，以增进大学生对信用卡的“认知”和“认同”。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 Franco， Life Cycle， Individual Thrift，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1986， pp.297-313

[2]Adcock， William.， Hirschman， Elizabeth C. and Goldstucker， Jac. L.， Bank Card Users: An Updated Profile [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Annual Conference， 1976

[3]Crook， J. N.， Hamilton， R. && Thomas， L. c. ， Credit Card Holders: Characteristics of Users and Non-Users [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92(12)， pp. 251-262.

[4]Moschis G P. Consumer socialization. Lexington books [M]. 1987: 2-5

[5]Elizabeth C. Hirschman， Differences in Consumer Purchase Behavior by Credit Card Payment System [J].1979， 6(1) :58-66

[6]Hayhoe， C. R.， Leach， L.， &&Turner， P. R.， Discriminating the number of credit cards held by college students using credit and money attitude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J]. 1999(20): 643-656

[7]Hayhoe， C. R.， Leach， L.， Allen， M. W.， && Edwards， R.， Credit cards held by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J]. 2005(20): 643-656

第5篇：人口经济学范文

1.1全面二孩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重大决策，即“全面两孩”政策[1]“全面两孩”政策第一次实现了生育政策的统一，在全国不分地区、不分城乡、不分民族、不分家庭类型地统一放开二孩生育，引发了大至国家各领域各部门、小至家庭每一代每个人的关注。

1.2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生育观念、生育文化的直接体现，是人们对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具体包括意愿生育子女数量、意愿性别和生育时间3个维度。生育水平、生育意愿和政策生育潜力的变化不仅关系到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也关系到家庭结构、血缘关系、亲属网络、经济和社会结构等。

二、国外研究综述

（1）人口经济学角度。莱宾斯坦是用人口经济学理论研究生育的先驱者之一，认为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因素是孩子的成本及效用的比较，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中的孩子数将减少。贝克尔从孩子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角度来探讨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数量一质量转换理论”，认为决定生育的内在机制不是孩子的质量，而是母亲的质量，时间分配理论把家庭生育影响因素的焦点从孩子转移到了母亲身上。另外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y）的“供给―需求理论模型”、奥肯的社会阶层收入与孩子价格理论等等都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生育议题的相关理论，为生育意愿、抉择、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人口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学家对影响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的因素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如摩尔的生育功能理论，提出了人口对于一个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法国社会学家阿森?杜蒙特的社会毛细管理论，指出提升社会地位是影响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澳大利亚人口社会学家凯德威尔的代际财富理论认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的革命是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条件，生育本质上是个人、夫妇、家庭在衡量经济收益后，对未来预期回报的投资形式，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需求取决于生育与家庭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判断。

三、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生育意愿的各类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伴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强化同步推广的。中国的计划生育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期间中国的生育率实现了持续、快速的转变，人口数量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学者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二十八年间中国累计少出生人口在2.64亿～3.20亿之间，总人口累计少增加2.31亿～2.99亿人。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在过去的30多年中相继开展了多次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和研究，这些调查主要关注育龄群众对理想子女数量和性别构成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群众的理想子女数量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性别偏好的弱化则相对缓慢，人们最普遍的理想是生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庄妍儿（2014）认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育政策以及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石智雷，杨云彦（2014）研究认为农村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略高于城市；育龄妇女年龄越大，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文化程度越高，城市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越弱，农村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反而越强。就业迁移明显降低了农村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男孩偏好。郑真真（2014）认为理想子女数、期望生育子女数、生育意向和生育计划之间相互关联，但概念不同，作用也不同。理想子女数变化缓慢且滞后于生育率变化，适用于对群体生育观念变迁的回顾性研究；期望生育子女数可视为群体有可能达到的最高终身生育水平；较强的生育意向和具有明确时间的生育计划更有可能转化为生育行为，对预测个体生育行为和估计群体变化都有应用价值。杨（2015）得出两点初步结论：一是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意愿已成为一种“新常态”，政策调整虽可能释放出一定的生育潜能，但难以使生育意愿出现较强反弹；二是对男孩的需求依旧是刚性的，这会使生育数量意愿具有不确定性，进而使中国的生育率不会像韩国或日本那样低。

四、“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研究综述

徐俊（2014）认为，“单独二孩”只能作为短期的过渡政策，应摒弃“人口是负担”的传统思维观念，尽快放开二胎，提倡适度生育，以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繁荣。

魏下海（2015）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是基于对我国人口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综合判断。我国人口增长势头已经大大减弱，总和生育率已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其中：人口老龄化态势异常迅速，劳动年龄人口连续四年减少，失独人群明显扩大，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显著降低，生育成本急剧上升，生育观念、家庭观念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低生育、少子化和长寿化成为人口新常态，这些都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生态安全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穆光宗、王本喜、周建涛（2016）认为在低生育时代，中国要真正实现想生敢生、应生尽生、愿生优生的适度生育目标，必须尽快出台有效的配套措施以及针对家庭和儿童的福利政策，推动社会福利家庭化和生育成本社??化进程，努力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陶涛、杨凡、张现苓（2016）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第6篇：人口经济学范文

一、基本模型

二、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分析

由于模型（1）（2）选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带有滞后阶数采用SIC最小准则来确定，根据模型（1）（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对模型（1）（2）中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平稳的，说明这些变量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变量序列间具有协整关系。从而可对模型（1）（2）进行回归并且回归是有意义的。

（二）回归结果及解释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拟合效果很好，可决系数达0.998，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也达0.997，F检验统计量远远大于临界值，F检验通过；陕西省社会抚养比、人口红利外溢因素和人均固定资本的弹性系数p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

回归系数显示，陕西省人均固定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陕西省社会抚养比（即本省的人口红利）和人口红红利外溢因素对陕西省人均GDP的影响是负的。这是因为，陕西省虽然是教育大省但由于工业及服务业发展并不及沿海地区，因而同时又劳动力输出大省，所以人均GDP的提升并没有得益于人口红利外溢。

从回归结果来看，可决系数达0.993，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也达0.990，F检验统计量远远大于临界值，因此，拒绝所有自变量系数的估计量为零的原假设，F检验通过；社会抚养比、人口红红利外溢因素和人均固定资本的弹性系数p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

从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广东省人均固定资本、人口红红利外溢因素与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而广东省社会抚养比（即本省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这主要因为广东省属于劳动力资源流入大省，吸收了其他省份的人口红利。

第7篇：人口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家庭经济学 丁克家庭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0－0014－02

在人口学课程授课中，需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人口增长问题。就微观角度而言，我们经常从家庭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生育问题。

一 丁克家庭简介

经济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演进使中国家庭的生活方式更为开放、多元和现代化，并为丁克家庭的产生创造了条件。“Dink”一词为Double income no kids的缩写，即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结构。丁克家庭模式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欧美等地流行，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它悄然地侵入到我们这个素来鼓吹“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国度。目前中国选择这种家庭模式的夫妇已经突破60万，主要集中在京、津、沪、穗等大城市。虽然丁克家庭不是目前家庭结构的代表，却冲击了几千年来生育作为家庭永恒主题的现实。根据蔡洪福等对上海育龄妇女在1983年和1994年的两次调查，上海育龄妇女不想生育的比例从1983年的0.5% 上升到1994的1.7%，到2002年调查时，上海市民不愿生育的人数已达4.9%；北京育龄男女中约有10% 选择不要小孩；深圳白领女性中21.7% 的人明确表示不打算要孩子。2003年8月，北京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与1997年的同期调查结果相比，选择丁克家庭的人数上升了1.1%，总人数比例达到10.51%。

二 丁克家庭的特点

丁克家庭作为一种新型家庭模式，有以下几项鲜明的特点：

第一，丁克家庭中的成员呈现年轻化、高学历、高收入的特点。丁克家庭正在成为一种“高层次”的生活方式和追求。据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可知，自愿不育者中身份为干部、知识分子的比例占73.7%，具有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男性占65.8%，女性占68.4%。在白领中，20～24岁和25～29岁人群中不想生孩子的比例高达20%和13.5%，而45～49岁不想生孩子的比例仅为9.5%。在不同学历的人群中，大专以上学历者选择丁克家庭的比例最高，达到10.3%；家庭月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受访者中选择丁克家庭的比例达到13.7%，而在1500元以下的人群中仅为5.5%。

第二，丁克一族极其现实，一方面，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属于事业型；另一方面，注重消费与享受精神世界，追求生活质量。他们以个性独立为基础，强调两性平等。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激烈的竞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在业余的时间为子女操劳，不愿被生育拖累事业，影响个人奋斗和物质与精神上的享受，而是集中精力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拼搏。

第三，从地域上看，城市中选择丁克家庭的人数比例要大于农村。原因主要有四项：城市妇女结婚较晚，其生育率本身就比农村妇女低；城市的年轻人高学历、高收入、追求高层次的生活方式的特点决定了选择不育的概率更高；城市的激烈竞争让一些人喘不过气，容不得他们将时间过多地耗费在抚养孩子身上；城市人接受新观念、新文化较快，而在农村，“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较深，选择丁克的社会压力要远远大于城市。

第四，从性别决策上来看，女性选择丁克的愿意要大过男性。因为从抚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来看，女性的机会成本显著大于男性，养育子女会影响到女性的工作、学习、经济收入以及社会参与，所以女性和男性相比，女性选择丁克的意愿更强。

三 从家庭经济学角度分析其原因

著名人口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教授认为，家庭规模的确定由父母对生育子女的选择来完成，而父母对生育子女的选择取决于该孩子的预期的成本—效益。孩子的成本可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为直接成本，即从母亲怀孕到将孩子抚养自立所花费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婚姻等的费用，即直接的货币支出；另一部分为间接成本，即父母主要是母亲因哺育照料孩子耗去时间而丧失受教育、获得更有利岗位和升迁而减少收入的机会，又称机会成本。而父母选择生育孩子是因为孩子给父母带来效益，孩子对父母的效益包括：第一，劳动—经济效用，即孩子作为劳动力直接为家庭提供经济收入；第二，养老—保险效用；第三，消费—享乐效益，孩子作为“消费品”，具有满足父母感情和精神需要上的效益，能够带来“天伦之乐”；第四，维系家庭地位的效益；第五，安全保卫效益；第六，扩展家庭效益，一般发展中国家多希望“多子多福”，家庭子女多，安全有保障，保持家庭的昌盛。

莱宾斯坦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边际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上升，而边际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等却明显下降。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莱宾斯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孩子效用最大化理论。人们在追求孩子效用最大化时，往往偏好选择将投入放在提高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上，即对孩子的投入由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这种孩子的成本—效益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生育意愿的选择，从微观角度揭示了家庭为什么选择少生或丁克的原因。

父母在生育孩子时总是寄期望于孩子身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以便到老年时可以享受到儿女们带来的效益。如图1所示，根据孩子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父母选择生育Q0个孩子。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未来孩子的效益和成本与父母们所期待的不同时，很可能父母对孩子数量的选择将不在Q0水平上。

首先，分析孩子的效益。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传统社会中子女所能提供给父母或家庭的利益发生改变，子女在家庭生产中作为家庭劳动力的效用降低了。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的健全，使人们的养老问题有了经济保障，孩子的养老—保险效益降低，养儿防老的观念受到冲击，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作为家庭未来的顶梁柱、防老的重要性日渐减弱。家庭生育功能大大减弱，孩子对家庭的安全保卫效益、扩展家庭效益等同时降低。由此，传统家庭受到了威胁，父母从子女那里得来的收益趋于减少，这些原因使得孩子的实际收益远远小于预期收益，而且这种收益的减少以及减少的程度是未来20～25年内不能估算的。综上考虑，一些拥有超前思想、生活水平高、文化层次高的年轻夫妇为了不降低目前的生活质量不愿意冒这种实际收益降低的风险，因此打算生育的孩子数目减少，即Q1＜Q0（如图2）。对于丁克一族来说，Q1趋向于零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分析孩子的成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消费观的出现以及迅速变化着的新鲜事物让人们措手不及，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往往远大于预期成本：一是用于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额越来越大，孩子本身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等也使得抚养孩子的成本与日俱增，这会降低人们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动机，将投入放在提高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上；二是社会处于转型期，随着人的自主性、流动性的增强，感情的风险和婚姻的难度也在提高。一些青年对婚姻的稳定性没有把握或为了追求更自由的空间，惧怕将来婚姻会发生变故，而孩子的抚育等经济负担和麻烦会增加离婚的成本；三是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才的竞争，生育孩子就意味着在孩子身上要花费许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会失去很多机会成本，因此，选择少生或不育而集中精力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拼搏。考虑到上面的几方面，抚育孩子的真实成本会大于预期成本，而且这种风险的大小在变化万千的社会中难以预测，人们选择的孩子数量Q2＜Q0，而追求自由、极为现实的丁克一族拒绝生育，Q2趋向于零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如图3）。

事实上，对丁克家庭的选择更多的是对上述两方面的同时考虑：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而实际成本高于预期成本。毕竟，家庭的生育职能经历了人类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单就其中一种原因似乎还不足以使人们下定决心选择丁克、放弃生育，但往往是两方面的共同压力作用使得选择丁克家庭的人们坚定不生育的决心。子女对父母的效用、价值不断下降，而养育孩子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如图4），在两方面压力的作用下，本打算生育Q0个孩子，却最终选择生育Q3个，而Q3更趋向于零，出现丁克家庭。

四 结束语

不论什么原因，丁克家庭体现了现代人承担的社会压力正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期望能从哺育后代的重压中解脱出来。丁克家庭的出现只是多元家庭格局中的一种，比例很少，但国内外的一些资料表明，这种家庭模式在扩大，预示着这种特殊的家庭格局在未来可能会对整个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松.京城“丁克一族”为自由而“断后”［EB /OL］.新华网?北京频道，2004.7.25

［2］蔡洪福、傅成文等.上海市20～34岁育龄夫妇生育意愿调查［J］.人口与计划生育，1995（4）

［3］陈胜利、张世琨.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2002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

［4］嘉男.婚姻家庭：中国“丁克家庭”突破60万——拒绝生育到底能坚持多久？［N］.中国妇女报，2004.1.29

第8篇：人口经济学范文

一、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的转变，国家计生委提出了“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一时间国内学术界关于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社会的研究呈现出爆炸性激增的趋势。但从总的层面来看，由于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社会的概念提出不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因此为了深化和推进人口均衡问题的探讨，对国内学界有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评析，就成了一项极其必要的工作。

二、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国内研究综述

在国内学界，较为系统深入的“人口均衡”的概念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94年，此后“人口均衡”的研究始终在缓慢的进展。2009年，随着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方针的制订，建设人口均衡社会的理念吸引学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截至2012年，根据现今有价值的相关文献材料，可以将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相关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同特点。

（一）早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研究的早期阶段大致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9年，在这个阶段有两个研究值得我们注意。

胡伟略在1994年发表了《市场经济与均衡人口》一文，他在这个研究中提到，西方适度人口理论或多或少地运用了均衡分析和最优理论，但是适度人口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存在着困难。因此他认为应该用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的理论工具结合起来研究人口和经济，明确建立和发展均衡人口的理论。他使用了经济学中建立在供求分析基础上的均衡分析，从微观和宏观动态的考察了经济与人口的关系，认为是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人口均衡发展的前提，最后他从政策建议的角度提出了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的长期均衡。

李涌平在1996年发表了《决策的困惑与人口均衡政策――中国未来人口发展问题的探讨》一文，他在这个研究中从政策建议的角度出发，运用人口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人口均衡政策的观点。在这篇的研究中，李涌平敏锐的洞察出国内当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贷款还债的风险的现实情况，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人口均衡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是人口和经济的综合决策要求。

（二）中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研究的中期阶段大致为2010年至2011年。这个研究的阶段和早期研究的阶段相对比，体现出相关研究发表的多和快的特点，这和2009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并制定“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是分不开的。在这个阶段有一些重要的研究需要我们引起注意。

首先是2010年人口研究编辑部在《人口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社会》一文。这篇文章中包含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翟振武教授和杨凡博士、南开大学的李建民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穆光宗教授对于人口均衡发展概念从不同角度的定义和实现人口均衡发展路径的观点。

接着，陆杰华和黄匡时在2010年末发表了《关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几点理论思考》一文。在他们的这篇研究中，他们从《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社会出发》这篇研究出发，认为当时的决策者和学界对人口均衡型社会概念框架大都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刻的认知；对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路径、机制和政策以及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中人口治理模式的转变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他们认为大体而言，与人口均衡型社会相关的理论框架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学领域的一般均衡理论以及内外均衡理论等；二是涉及人口、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三是人口方面的理论，包括适度人口理论、人口安全观、大人口观和两个统筹思想；四是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包括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等。同时，他们论述了人口均衡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系，认为人口均衡型社会包含了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部分内涵，并且人口均衡型社会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紧密相关和密切关联的。最后他们提出了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面临的几个挑战和几点设想。

同样在2010年，侯亚飞发表了《人口城市化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一文，他在这篇研究中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在制度上及时创新，将传统的二元化人口管理转变为一元化人口管理，主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在这篇研究中，似乎能够看到作者对人口均衡发展的认识不仅有数量意义上的均衡，还包含了结构意义上的均衡。

在2011年，穆光宗发表了《构筑人口均衡发展型社会》一文。在这篇研究中，他明确的提出和论证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不仅要实现数量意义上的供求均衡，一个更高的目标是要实现包括年龄、健康、发展和人权等结构意义上的契合均衡。可以看到，穆光宗将人口均衡发展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了深化。

（三）近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近期研究阶段是2011年至今这段时期，不同于之前阶段，这个阶段大量的研究呈现出更具体的特点。

2011年，茆长宝和陈勇发表了《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研究――以西部地区为例》，他们通过对西部人口数据的研究，得出主要结论有：（1）进入21世纪以来，西部人口发展、人口内部均衡度及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呈增长态势，其增速高于同期全国水平，且西部各省间发展差距较大；（2）西部地区人口发展水平较低，属由启蒙后期进入过渡前期阶段；（3）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度，，属由轻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4）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较低，属过渡阶段。在研究的最后他们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均衡发展的几点建议。

与该研究相类似的研究在这段时间居多，有章文彪2011年发表的《浙江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实践与思考》；钱芳莉2012年发表的《珠海市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实证研究》；单良，申玉侠和徐峰云2012年发表的《人口均衡发展视角下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研究》；朱海龙和刘晓凤2012年发表的《从人口结构谈湖南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研究》等。这些研究基于的地点不同，所得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从一个大的层面来看，这些研究具有很多的相似点。

三、对于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国内研究现状的评述和思考

第9篇：人口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066-02

一、刘易斯拐点

自从2004年在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开始，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论方兴未艾。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中，蔡提出，中国的劳动增长速度变得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过去，毋庸置疑，中国会在2009迎来第一个刘易斯拐点，而且会在2015年迎来第二个刘易斯拐点；荣世芳（2009）通过对1997-2005年之间的经济数据的分析得出，我国在1997年就已经迎来了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张晓波（2009）通过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的工资收入的研究发现，在剔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实际工资水平仍然是不断上升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

与此同时。相左的观点也很强烈。樊纲（2007）则表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仍未到来，农村还有2.5亿-3亿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刘洪银（2009）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农村还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中国尚未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

学术争论智者见智，无需加以评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自2009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余波尚存的情况下，中国俨然出现了“民工荒”与“加薪潮”。特别是富士康公司连续的跳楼事件、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等等，均以涨工资为终结的事实，更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经济特征。

二、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正确认识并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对调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有着重要意义。195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第一次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从此使得二元经济走向公众，并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认同。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伴随着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情况下，农村会有丰富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转移过程中，还将伴随着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城市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下降这一趋势，同时有工资水平上升趋势。这一转移将持续到农村与城市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从而形成一个城乡一体化的社会。至此，二元经经济特征消失，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率水平，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水平。

在上述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农村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使得无需提高工资水平，即可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当农村劳动力不再富有，工资水平就有上升的压力。此时，农村剩余劳动的供给增长小于需求增长，工资开始上升，也即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在此拐点之前，一个较低的固定工资水平，即可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之后，需要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吸引到足够的供给。此关系可以用下图（图1）简示，图中E点即为刘易斯拐点。在E点之前，在工资率为W*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资率水平不会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在E点之后，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丰富，随着需求的增加，工资率水平必须跟着上涨，才能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

由于中国长期具有二元经济特征，农村沉淀着丰富的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较低的工资水平能够吸引到足够的农村劳动力供给。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在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供给。如下图（图2）所示，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低于人口替代率的水平。再加上我国上世纪70年代的出生高峰，经过一代人的时差成长为劳动年龄人口。进而在改革开放期，我国年龄结构具有低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等特征。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整个国家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

图2 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没有对少儿和老人过度的抚养压力，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有研究显示，在1970到1995期间，东南亚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的贡献比例在1/3-1/2之间。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是27%（蔡，2010），这个数字与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韩国基本相当。换句话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27%的比重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

人口红利是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由于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较高，可以提供给经济发展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要素，能够为经济提供一个增长源泉。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然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三、人口红利式微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有两个标志性变化，一是人口出生率下降，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低出生率难以为经济提供充足的潜在劳动力。如下图（图3）所示，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5年的峰值37.88，迅速下降到1978年的18.25。在1987年之前，有少量上升趋势，随后基本上处于一路下降趋势。自上个世界70年代末，中国人口死亡率基本保持在6的固定水平。由于出生率逐年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逐年下降。人口出生率长期下降的结果必然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目前中国出现的 “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严重的萎缩，中国经济势必要寻求新的增长点。

图3 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联合国对中国分年龄的人口预测，中国人口峰值将在2030年出现，届时人口总规模将达到14.6亿。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届时将达到9.98亿，之后将一路下降。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长期以来也是下降趋势。这就造成了目前我国人口的另一个特征，也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

因此，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这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考验，同样，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势必被淘汰。换句话说，淘汰低技术含量产业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所致，只要能够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可以达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转变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把传统产业改造成先进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将会迎来的新的增长点。

四、加快人力资本发展

正如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那样，调整产业结构是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经济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产业结构升级，必然伴随传统产业向先进产业转移，其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传统产业的劳动力能否成功转型。再加之人类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必定来自于人力资本，而非单纯的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因此，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必将是解决人口红利式微、人口不再向生产型发展等问题的根本出路。

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用质量代替数量，是应对刘易斯拐点之后将会出现的劳动力供求缺口的未雨绸缪之举。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主要途径，通过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把农民工从传统产业输送到现代产业。对于企业而言，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处于主动地位，而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在经济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企业通过主动培训员工，进而获得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取得质的优势，将是企业获胜的必要保障。 同时，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企业与劳动者个人之事，政府也应扮演其应有的角色。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众所周知的真理。对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的中国，将经济增长点转移到创新领域来，很大程度上依赖教育。因此，有必要通过教育模式改革，扩大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智力上的“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