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稳定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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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稳定性

第1篇：小农经济的稳定性范文

关键词：农村；齐老方式；现状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9-0132-01

1　我国农村养老方式的现状

1.1　家庭养老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

家庭养老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由家庭成员或家庭为老年人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保障的养老方式，主要是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三个方面。

由于农村经济不发达，分配方式单一，农村老人对家庭存在很大依赖性。养儿防老成为农村人的普遍思想，成为我国的传统观念。此外农村老龄人口在不断的上升在经济上属于弱势群体，收入水平低，土地收入是他们的主要来源，这种现象必须依托家庭子女的力量，才能使得老有所养。

1.2　其他养老为补充形式

(1)集体养老。

改革开放前，社会对农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孤寡老人在吃、穿、住、医、葬五个方面给予照顾和物质帮助即“五保供养”。在我国的五保制度，有的采取分撒供养，即由村组织负责或由邻里照顾；有的采用集中在养老院(敬老院)供养，将“五保”老人安排在乡镇或农村养老院，统一安排吃、穿、住等生活需要，并安排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照顾。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正式的养老保障制度，政府为保证广大农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保障，组织实施的。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的是完全积累型的个人账户制，每个农民的养老金水平完全取决于个人账户积累的期限和积累的数额。投保的期限越长，积累的金额也就越多，受益也越大。

(3)商业保险养老。

商业保险养老是在农村地区富裕的农民主动购买商业保险，定期缴纳保险费达到一定年限，由商业保险公司返还一定的金额，以此解决农村参保人员的养老问题，商业保险费完全由参保农民自己负担。

2　我国农村养老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农村养老的方式中，主要还是家庭养老为主，存在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是农村传统经济和传统孝文化的影响。

(1)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古代社会是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家庭绝大部分是小农家庭，这些家庭或者自己拥有一小块土地。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是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在整个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既是生产实体，又是消费实体和赡养老人的基本单位。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还体现在家中的财产和最终控制在老年人手中。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和私有制条件下，子女没有生产和生活资料，并且被束缚在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中，家长在子女的心目中有绝对的权威。另外，老年人可以对家中的财产进行统一分配，并对家庭成员的收入和风险进行集中调节，这恰恰是家庭能够承担养老的经济条件。

(2)传统社会中农业占主导地位，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的基本生产方式。农民的春耕、秋收都依赖于天时地利，经验在传统农业生产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而社会中具有经验的是老人，这就奠定了他们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老年人的阅历和经验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传统农业社会孝敬老人的社会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为家庭养老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成了中国人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中华文化的孝道意识大大加固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中国的家庭养老传统之所以能够弘扬至今，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孝道思想。

在现代社会，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子女，这种反哺式养老正适应了当代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因为家庭作为提供情感和心理需要的基本单位是养老最满意的理想场所，也是其他场所不可替代的，并且家庭的供给成本低以及组织结构的稳定性，成为了家庭养老的重要原因。

其他养老方式作为补充，在当前社会还没有成为主要形式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不能支撑社会养老资金的支出。

①在农村集体养老方式一般是由乡村政府组织的，其筹资方式主要是作为参加方的村集体向农民收缴集体养老费，或直接从村集体公积金或公益金中支取等其他方式筹集基金来修建维持养老院的运作，或直接作为养老生活费给“五保户”。

但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集体养老方式也在逐渐弱化。农村集体办敬老院个数下降，集体养老一般只局限于“五保户”，这种制度只相对有效地保障了特定贫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而这部分老年人群体占农村老年人的比重十分有限。此外，这种养老模式对地方财政投入的依赖性高，而缺乏可行性和稳定性。同时，由于不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集体养老模式在不同地区差异性很大。所以，集体养老不具备普遍性。

②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经济结构差异，农业人群经济实力差异等原因，我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在实践中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只鼓励具备投保条件的农户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所以，目前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大多是较发达的农村地区，那些不发达农村地区和贫困农民无力投保。这种“嫌贫爱富”的现象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死结。

第2篇：小农经济的稳定性范文

关键词：农户金融服务；非正式金融；减贫机制

中国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6-0010-06

贫困问题作为一项世界性研究难题，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及其他相关学科学者们的目光。小农家庭由于自身经济基础薄弱与高度脆弱性特征，往往长期处于贫困的边缘m或者陷入贫困者行列之中。从贫困的形成原因来看，低收入、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缺乏是最主要的因素，而在家庭经济中，三者往往又是相互联系、彼此强化的。无论是贫困者缓解贫困，还是减少贫困的发生率，资金(或信贷)的可获得性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关注农户的金融服务状况是关注贫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随着对农户金融服务实践的变化，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对农户金融服务需求本质的理解、可供形式、减贫机制、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交互作用等多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对农户(农民)经济行为的解读

英国学者弗兰克・艾利思把农户定义为“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主要从农业中获得生活资料、在农业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成员劳动的一个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他们部分地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与产出市场”。对农户研究的本质目的是对农户行为的解读，其中争论的焦点在于农户是否经济理性，这涉及到是否可以把农户看作一个现代生产基本单位，以便选择农户金融服务的基本框架。张杰(2005)认为，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现在已经存在并很好地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

现代欧美学者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文献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另一类则坚守小农的生存逻辑。舒尔茨把农户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认为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据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激励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的行为(1964)。波普金更进一步认为，农场完全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的公司，小农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政治社会活动中，都更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行事(1979)。由于以上两者的观点十分接近，人们将其概括为“舒尔茨一波普金命题”。这一命题实际上强调，对于农户或者小农，重要的是为其提供所谓的“现代市场要素”和创造外部市场条件，至于小农如何行事，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与“舒尔茨一波普金”命题的乐观倾向相比，小农经济的“生存命题”则显得有些悲观。他们从乡村社会关系与伦理角度出发，分析农户(农民)的生存方式与经济行为逻辑。其中，以察亚诺夫(Chay-anov，1925)、波兰尼(Polanyi，1957)为代表的“道义小农派”质疑古典经济学的严格理性分析范式，认为小农的行为明显偏离经济计算的路径，不同于资产拥有者，因为他不雇佣劳动，因此难以计算成本收益，其产品也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而不是追求利润。后来，美国经挤学家J・斯科特(Scott，1976)通过细致的案例考察进一步阐发和扩展了上述逻辑，并明确提出著名的“道义经济”命题。在斯科特看来，小农经济坚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实际上，斯科特所揭示的这一“生存伦理”构成前资本主义农业秩序中诸多技术、社会和道德安排的基础，农村信贷安排自然也不例外。

对于中国农户的解读，华裔学者黄宗智教授的贡献是难以逾越的。他基于华北小农经济的史料研究提出了小农经济“半无产化”以及著名的“拐杖逻辑”。在黄宗智之前，人们已经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做过大量描述和确认，黄宗智自然也认同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密化”刻画，但他对“过密化”的讨论旨在表明，由于“过密化”源自一个农户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因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不会产生大量原本可从小农家庭农场分离出来的“无产一雇佣”阶层。但他同时指出，在当时情境下，若剩余劳动力从家庭农场分离出来，他必然成为家族的最后一代，即作为雇佣阶层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只能是自我维生至消亡。如此，既然多余的农村劳动力无法独立成为一个新的阶层，那么，他们就必然会继续附着在小农经济之上，非农工作与收入只能成为生活的“拐杖”。这种状况长期决定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制度结构、演进走向以及总体绩效。可即便是富余大户，也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这与中国长期封建历史过程中的重农抑工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有关。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发现，农民表面的非理性恰恰是现实环境下的理性；解释农户行为特征与贫困的原因应从社会制度安排、农产品市场结构与生产要素市场的高度分割的原因结合出发；考察与安排农村金融服务时，要综合考虑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制约因素，将之作为动态的变迁背景，才可能实现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良性耦合。

二、农户金融服务的需求与信贷特征

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提供储蓄便利，积累资本以购买耐用消费品；第二，获取信贷以平滑消费，包括产出与投入时间上的不匹配、生命周期需要、紧急事件需要；第三，利用信贷资金投资。

对穷人储蓄能力的怀疑是补贴信贷与贫困者金融服务认识误区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穷人不仅可以从收入(工资或其他收入)扣出一部分，也可以从支出(日常开支)中省出一些用于储蓄。即使是最穷的人也必须花钱购买如食物与衣服等最基本的物品，每一次他们的确存在储蓄的机会而且他们也确实这样做，无论金额多么微小。许多贫困家庭主妇在这样努力，尽管他们的丈夫不能从他们的收入中提供任何储蓄。她们的成功体现在她们每一次出借小额款项(也包括数量很少的米、煤油与盐)的习惯上。为农户提供储蓄便利可以增进农户储蓄，从而提高农户信贷能力。

在解决资金困境时，农户资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即其融资顺序依次为：增加非农收入进行的内源融资、利用亲缘关系进行的友情借贷、利用本社区其他非正式信贷形式、国家信贷或带有官方性质的正规信贷、其他商业性的信贷。在还贷特征上也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契约信用相背离，带有乡土社会信用特征，有着明显的圈层结构：其信用由家庭圈层、亲缘圈层、社区圈层至社区之外依次减弱甚至完全丧失。根据郭晓鸣(2004)在四川4个不

同类型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随机抽取243户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2001～2003年的三年间，农户在信用社贷款的按时还本付息率仅为34.3％，私人借款的还款率则达到86.8％。农户资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是对还款能力不确定的理性选择，由于收入流的非稳定性特点导致的不确定性，当还款期来临而无法归还时，亲缘关系与社区内的融资易于达成谅解并顺延。事实上，贫困者对声誉可能也是很珍惜的，因为若更缺乏声誉资本，生存危机会更严重，对他们来说，一笔金额很小的融资可能是一笔救命钱。信用特征的圈层结构则与信息监控水平、重复博弈与违约惩罚力度有关。若是构建合理的制度安排，农户圈层结构的信用特征也是可以改变的。

三、农户金融服务的国际实践与困境

早期，政策制订者期望宣传高利贷的罪恶，试图通过发展正规金融来替代它(Adams and Fitchett，1992)。但是，以城镇为基础的信贷配置(Lipton，1976)与正式贷款人面临的利率限制(Vega，1981)二者相辅而形成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Edward s，Shaw，1973)；穷人缺乏合适的担保(Pischke，1983；Rudra，1982；Binswanger and Sillers，1983)，越是小额借款者，面临的交易成本越高(Aron，1981；Tim-berg andAiyar，1984)；最终保护、仲裁与腐败情形(Ladman and Tinnermeir，1981；Adams and Vogel，1985，Ghatak，1977)等原因造成乡村多数农户很难获得正常信贷。在工业化后期，许多国家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理论，于是优惠信贷(补贴信贷)成为许多国家为农业发展提供的一项重要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许多国家提供优惠信贷供给作为农村发展的中心策略。然而，由于优惠信贷通常遭遇极低的还款率与高涨的补贴成本，致使许多优惠信贷无法惠及真正的穷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和南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展一系列以非政府组织为主导的试验，设计和实施专门为穷人和小型经营活动提供贷款和储蓄服务的项目。试验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主要有孟加拉国的Grameen银行、玻利维亚的Banco Soi银行和印度尼西亚的Unit Desa项目等。Global Resource Centrefor Microfinance 2004年的一份报告称，已探明从事小额信贷的商业银行和其他正规金融机构有225家(包括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其中已经获得较高回报，甚至超出本国银行业的平均水平(Isern，2005)。在控制信贷风险、提高偿还率方面，小额信贷机构独树一帜，创造了不少为人熟知并广为复制的技术，如整贷零还、小组连保贷款、动态激励、灵活的抵押方式等，用来克服信息不对称障碍，提高偿还率。

然而，小额信贷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问题。首先，非市场化模式的小额信贷存在着可持续性与选择性剥离。的问题。其次，市场化的小额信贷利率过高，根据Micmfinance Bulletin 2003年7月号的调查，在向最穷的人发放贷款的49家小额信贷机构中，平均运营成本为其发放贷款数额的59％，而人力成本接近50％。尽管较高的利率可以扩展小额信贷的延伸性，但利率过高也会导致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的增大，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Woller andWoodworth，2001)。

在低收入国家，政府大都把农业信贷的名义利率定得很低，而贷给农村贫民的贷款利率则更低。德尔・W・亚当斯驳斥了用于论证低息农业贷款合理性的主要的八种观点：高利贷论、高收入国家的低利率政策、贷款者获得了廉价的资金、贷款者的生存力、农民的行为、收入转移机制、利率与通货膨胀、次佳论点。认为低息贷款政策是低收入国家的金融市场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它们挫伤了农户进行储蓄的积极性，并对贷款者分配贷款的方式极为不利。而且，与低息贷款相对应的低息揽储极不利于动员农村储蓄以扩大资金供给。

关于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的利率差距，谢平、陆磊(2003)的研究认为，由于信贷配置中的腐败行为，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价格实际是均衡的，不能简单定义民间借贷是高利贷，如果如此定义，则正规金融也同样具备高利贷特征。巴甫洛(1979)指出低息借贷对一些借款者来讲并不便宜，利率偿还只是总借款费用的一部分，额外的费用包括表格填写、贿赂、拜见放贷者所需交通费用以及进行协商和偿还贷款所占用时间的机会成本，就一个新的小额借款者来说，他的贷款交易费用可能是应付利息的好几倍；卡仁・辛格考察了一个印度村庄消费性贷款的利率结构，发现其年利息率平均为143％，从利息的构成来看，机会成本约占50％以上，风险成本25％，分配成本15％，垄断利润则只占6％。

四、农户金融服务的减贫机制

关于农户金融服务的减贫机制，已有研究主要是遵循如下图所示思路进行的：

所谓可追加性研究是指农户获得贷款前后的境况改善与生活影响。在众多小额信贷制度影响分析的文献中，有关金融服务对家庭经济生活的影响被集中在六个方面：平滑消费；减低对高利贷的依赖程度；对家庭开办小型企业的影响；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对家庭成员职业选择的影响；对家庭收入的改善。其中，平滑消费与家庭资产选择是最明显的，而对高利贷依赖的影响是最不确定的(Kacoski andTownsend，2002)。

郭沛(2001)通过对陕西、河南小额信贷的受惠农户进行调查，并进行收入影响计量检验，认为小额信贷为贫困农户的收入增长具有正面的影响力，有助于贫困农户收入增加和财产积累。江曙霞、严玉华(2006)运用静态灰关联和前移动态关联矩阵对中国农村民间信用缓解贫困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民间信用可以有效缓解中国农户的贫困状况。Binawnager和Rosenzweing(1990)发现一个相似的利润最大化投资组合穷人比富人所得回报会低30％，而改善信贷可得性则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

由于农户信贷资金可得性主要来自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国外学者就此进行了多样性的相关研究。首先是非正式金融是否可以在村庄内实现收入互保、平滑消费的检验。Morduch(1991)，Cater(1991)和Udry(1990)分别用印度南部、布基纳法索(非洲国家)与北尼日利亚(非洲中西部国家)乡村家庭面板数据对家庭收入特异风险在总风险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实证检验，Mordueh发现家庭特异风险占家庭收入总风险的75％～96％，Cater和Udry也得到相近的结论。Alderman与Paxson(1992)以消费与保险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计量模型用以检验村庄

内部的相互借贷对家庭间实现收入保险、平滑消费的可能性。Deaton(1992a)对村庄内部是否比跨村之间有着更多的收入共变进行了检验，其F检验表明结论是否定的，这实质上反映的是相邻村庄之间的同质性。其次是对农村变异的金融形式的研究。Becker(1974)、Lueas and Stark(1985)、Cox(1987)对承受疾病灾害的家庭接受亲戚与邻里的馈赠现象进行了考察，认为这是类似于信贷、相互提供收入保险的一种形式。姜旭朝、蒋贞灿(2005)则认为，农村婚嫁费用及其中的民间资金流动也反映着社会保障因素，亦即一种民间互保形式。

在非正式金融形式研究中，RoSCA(轮会)的作用机制得到最为广泛与深入的研究。Rogier和Chavas(1997)提出了一个简洁的模型，很好地说明了参加RoSCA比通过自己积累资金平均可以提前一半的时间获得耐用品。Anderson与Baland则从男女主人在家庭资源配置偏好差异与决策权争夺角度出发，通过博弈模型说明妇女参加RoSCA有利于促进低收人家庭储蓄，提高家庭教育资本的积累与耐用消费品的投资能力。Besley和Levenson(1996)运用1977～1991年台湾地区212 046户家庭面板数据，对家庭是否参与轮会(RoSCA)与其消费耐用消费品金额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证明非正式金融在家庭资本积累与耐用消费品购置中起着积极作用。

五、农户金融服务中的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连接

政府优惠信贷容易产生指向偏误，小额信贷的高监控与收贷成本会内生过高的利率，因而，非正式金融作为农户信贷的补充形式是必要而且客观存在的。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分别采用不同的行为规则集合与激励结构去处理监控与激励问题，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借款者的需求。非正式金融在农村与城镇充满活力地运行，成为许多借款人主要的信贷资源。Tsai(2003)对中国江浙农村非正式金融的研究表明，在有的乡村地区，正规金融发展较好，非正式金融也同样或更加活跃。对其原因，他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了解释：正式金融供给不足而产生的制度外需求；地方治理与市场互动的产物；地方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市场分割；非正式金融极低的交易成本与社区互保机制。

非正式金融的形式多样，并且在各国有一定的差别，总结起来大致共有10种类型：专职但不受管制的金融机构，如信用合作社、土著银行(aboriginalbank)、当铺等；职业放贷者(money lenders)；商人(traders)；典当商；银背；地主；亲友；金钱护卫(mon-ey guards)；小组储蓄(group saving)；轮流储蓄与信贷协会(RoSCAs：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聚会(ASCrAs：accumulating savings andcredit associations)等。

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金融结构与金融抑制，即使非正式金融市场广泛存在，也可能存在资金供给不足。因此，如何构建农户金融服务中的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连接是实践中已然产生也是具有典型研究意义的问题。当前存在的主要连接形式有：小额信贷中的小组联保贷款、放贷者与银行机构的连接、农业相关产业与农户的信贷。

不少学者对农户金融服务中的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连接进行了研究。Tsai(2004)在比较中印非正式金融与小额信贷时指出，自组织的目的是帮助成员有规律地小额储蓄，在成员间创立内部保险基金以便应付急需，通过集体决策增强成员权利，为集体成员扩展无担保贷款。Seibel(1985)则以西非农村金融自组织为例，分别就储贷协会与银行机构实行连接的原则做了详细阐述。以储贷协会特别是以农户小组、手工业小组、商人小组为基础的联保贷款可以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监控与还款激励问题，为储贷协会设置的会计账户也有利于资金的安全与管理的便利。Floro和Ray(1997)以菲律宾的情形为例，考察了放贷者与银行机构的连接在配置效率与小农福利的潜在影响。通过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产业对难以获得信贷的小规模农户进行借款，增强了贫困农户的信贷能力。事实上，一些非正式贷款者起着银行资金的输送管道作用，如谷物收购者对谷物种植者，奶制品公司对奶牛放养农户，农用生产资料经营公司对农户等。政策的制订者们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即增加正式金融资金的供给是否能够增加放贷者的竞争数量，从而降低小农获取贷款的利率，改善贷款获得者的福利呢?Floro和Ray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说明，由于一个地方很难会产生几个同类的放贷者，而且由于压低产出价格或抬高投入品价格因素的存在，使显性利率无法显示实际利率水平，重复博弈下放贷者的共谋可能只是增加放贷者从中获取租金的能力。刘峰、许永辉、何田以黑龙江个案为例，对农户联保贷款制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黄良赳对社会信用合作组织在农户贷款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分别以政府、民间、企业信用资源为平台，以增加农户贷款资金可得性。

第3篇：小农经济的稳定性范文

1 我国农民合作社的融资问题

农业经济大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农业合作社是在自愿的原则下，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由于农民合作社同家庭比较，更具有抗风险能力，所以在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借助金融系统融资，提高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

1.1自身实力与融资能力问题

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长期受小农经济的影响，大多数农民对金融系统还不了解，更不愿参加保险，安于现状，还是以靠天吃饭的思想，所以在农民合作社中，除了发起人和核心成员外，其他社员的入股资金非常少，甚至仅仅是以宅院、土地、机械设备入股，显然，这种股资的融资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合作社在起步阶段资金困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当地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这是由于合作社的自身融资能力很低，还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季节性流动资金投资的需求，导致合作社很难实现较大的发展。

1.2农村金融系统与金融服务问题

由于农村金融系统不健全，金融服务落后，但农村的经济发展，确需要金融市场的大力支持，但中国的金融系统却对农业的支持很少，因此，农民合作社也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支持，究其原因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少，覆盖面窄，由于为农民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有限，主要有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但在农村，不仅这些金融机构的种类少，而且某些银行又仅限于农业的某些领域，如农业发展银行仅限于贷出对粮棉的收购资金，从而使农民合作社的资金来源非常有限；第二是农村的金融服务落后，信贷产品缺乏，金融机构很少有专门针对农民合作社的金融新产品，其贷款模式主要是小额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第三是民间融资成本高，规模小。民间借款的利息往往是银行贷款利息的好几倍，而农民合作社盈利能力又不高，又由于农民合作社缺乏稳定性，难以从民间获得资金，使小规模的农民合作社难以获得资金的支持，影响农民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1.3政府支持力度与配套措施问题

在对合作社的金融服务中，政府支持力度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虽然近年来国家涉农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但是面对快速增长的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现状来说，资金支持仍然存在较大缺口，难以涉及到中小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二是地方政府的配套措施不到位，尤其在税收减免、用地用电、农资供应、注册登记和信息服务等方面，地方政府对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显然不够，扶持政策也缺乏灵活性，一些涉及优惠政策的文件只是泛泛而谈，实际操作性不强，制约着合作社的发展。

2 我国农村合作社融资发展对策

2.1合作社融资要规范化

农村合作社希望融资，也要从强化自身左起，规范合作社建设，这样，一方面由于合作社的成立、发展以及各项财务制度严格遵守，就会提高农民合作社的诚信度，使农民合作社着力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合作社管理：另一方面合作社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不断学习，参加各类涉及合作社发展的政府公益性培训，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技能此外，合作社还要积极引入附近村庄中农业技能、农业素质较好的农业人才加入合作社，为合作社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2.2政策扶持与农村信贷力度

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需要政策扶持，加大农村信贷力度。政府应加强引导，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大力扶持金融机构加强涉农领域的资金信贷投放力度，第一是分散金融机构的风险，可以尝试让多家金融机构联合为合作社发放贷款，降低每一家金融机构的风险。第二是实行奖励制度。对在涉农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金融机构，地方政府要以政府的名义予以表彰，提高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度。

第4篇：小农经济的稳定性范文

关键词：合作农民合作

“合作”一词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或协作行动的意思。我国辞海解释“合”字，有融洽、协同、共同、合办等意思；辞源解释“合作”是两个或两个人以上共同创造的意思。英文中“合作”（Cooperation）一词是协作、共同行动的意思。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人类要生存，要与自然做斗争，就需要合作，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暑湿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

合作的范围是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合作是人类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合作形式之一。经济合作构成了合作研究最主要的内容。

合作的收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合作会增加物质性的收益。主要表现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规模，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间容易产生外部性等作用，从而有助于实现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合作会增进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前提条件。人的自我价值只有在团队中，或者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才能体现出来。如果全社会只由一个人构成，这时，价值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类精神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匮乏性。团队使人具有了某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人在团队中，一是增加了信息的来源和渠道，从而有助于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二是增加了自身发散信息的渠道，从而有助于自身需求的更好满足；三是人在团队中，通过组织活动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使个人能得到更好的精神安慰。

合作是人类自组织的均衡，是人类理性的必然选择。由于合作能明显增加合作各方的收益，所以，具有发达理性的人类选择合作也就成了必然。对于要求合作的各方而言，都存在着一种推动合作的理性动力。时间的演进和合作各方的不断磨合会使合作制度越来越有效；同时，人们之间合作的意识也会越来越浓。

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领域的分工。经济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经济合作的前提；社会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社会合作的前提；知识领域内的分工是导致知识专家们合作的前提；等等。不同类型的分工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合作；不同水平的分工也会导致不同水平的合作。人类的合作水平最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社会化大合作的前提是社会化大分工。

由于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所以，选择合作是人类理性的最终体现。一方面，人类会面临分工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人类应不断推进合作。分工和合作共同构成了人类演进的两大动力。

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这里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约翰?泰勒指出：“认为分工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了充分原因则是社会理论最深的错误观念之一。分工并没有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原因。它仅仅描述了需要契约的条件。两个人合力架一根横梁要比一个人单干容易得多，但两人并不会因此就会一起架梁，除非有一种情况，即每个人都承认对方对于架好的棚屋拥有一部分权利。”约翰?泰勒所强调的是：要实现合作，不仅要求能够通过合作增加合作者们的总收益，而且能够保证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体内部应充分认可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二，应充分尊重成员间的相互需求。

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是保证合作有效的基本内容。在合作组织内部，公平与效率二者是有机统一的。这里的公平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本质是不公平。在合作组织内部，最大的公平就是要体现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同时，可考虑给弱者以适当的倾斜。只有实现了公平，才能最大限度调动每一合作成员的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也就促进了效率目标的实现。这里效率不仅体现了合作成员的个人效率，也体现了合作组织的整体效率。因为公平原则使个人效率与组织效率得到了有机统一。

合作具有历史传承性。马林诺夫斯基说：“一切组织和一切协调行为都是传统的绵续性的结果，并且在每个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①苏珊?温认为：“建立社会组织所根据的概念构成任何一群人的认识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遗产代表关于如何组织生产的好几代人的知识，因此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用来追求经济发展的‘资本’的最有价值的形式之一。”②

合作的难度与成员个数成正比例。奥尔森指出：“组织成本是集团中个人数量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③诺思和托马斯也指出：组织“费用多寡往往直接与必须参加协议的人数有关”。④

诚信是保证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条件。诚信的维持在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自律靠灵魂的自觉，而灵魂的自觉又需要灵魂的恐惧感来维持。他律靠法律制度，社会的法治化是提高诚信度的有效途径。人治的随机性本质上是破坏诚信的，而法治才是诚信建设的根本。

合作的目的不是合作本身，而是合作成员的个体利益。任何为了单纯合作而损害合作成员个体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其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合作的解体。

合作的路径有：血缘、地缘、业缘，其中血缘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血缘合作是人类最早期和最初级的合作形式。血缘合作可以渗透到地缘合作和业缘合作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血缘合作方式也会不断得到改进。但基于地缘和业缘的合作将会更加广泛化。

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家庭的产生根源于男女在社会和经济分工方面的不同作用。家庭最主要的功能是经济，经济也是决定家庭形式的最深层原因。从历史过程来看，家庭的产生不仅使家庭成员获益无限，而且也使社会获益无限。所以，家庭的出现实是人类合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家庭的演变趋势看，随着家庭功能的逐步社会化，家庭形式肯定会发生各种变化，会取得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各种新形式。未来家庭形式的存在应当更加满足个人化、人性化、理性化、效率化等特征。道德产生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所以，未来的家庭道德将会具有新的内涵。

企业等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是合作形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企业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决定企业组织形式变革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成本。在未来社会，人类的企业合作形式会更加多元化。

合作的最根本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但合作本身又是总体性原因的结果。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将综合影响合作本身的演进形式。经济是合作的基础条件，制度和体制是合作的保证条件，文化是合作的灵魂和实质。

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农民合作难，有的同志却认为相反。其实，这里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合作有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合作。中国农民合作的难易取决于是什么类型和性质的合作。

中国农民合作难是真命题的理由是：首先，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天然缺乏社会化的大分工，社会化分工的缺乏必然导致相应社会化合作的缺乏；其次，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和相应人治的传统并不能使契约关系得到普遍发达，从而弱化了分配的激励功能；再次，儒家伦理文化所体现的现世主义风格使人的精神趋向一种短期情结，从而也不利于合作的长期化和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中国农民合作难是假命题的理由是：首先，虽然小农经济天然缺乏社会化大分工，但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式的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这种分工有助于合作的家庭化趋势；其次，乡村熟人社会和人治传统使合作更具家庭化特征；再次，儒家伦理文化更有利于培植家庭合作。

中国农民的合作是中国农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面是生产者自身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教育。一个层面是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技术创新。一个层面是生产组织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合作化。

另外，农民的合作是解决农民分散的根本手段，所以，合作会改变中国农民的弱势，从而最终会使社会结构向更加均衡化方向发展。

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重点应在流通领域。目前，中国农民的生产结构仍是以小农经济生产形式为主。这种生产形式的最大特点是规模小，分散和生产结构的同构，类似于分散的细胞。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就必须改造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形式。但在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结构的改造仍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所以，中国农民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形式也就更为困难和缺乏经济基础，这也就客观决定了应将流通领域内的合作成为合作建设的重点。另外，从目前中国“三农”的现状看，“小生产”和“大市场”如何对接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一方面，顺畅的流通系统会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有效性，最终会使社会各方受益；另一方面，流通又直接刺激生产，促使生产形式的变革和发展。

他组织应成为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合作建设有两条路径：自组织和他组织。自组织是指合作自发生成，由内生的因素决定。他组织是指合作靠外部力量推动，由外生的因素的生成。一般来说，组织成本越小，合作越倾向于自组织。其中确定性是影响组织成本的重要变量。因为确定性是形成预期稳定的关键，而预期的稳定性又直接影响着合作的有效性。生产和流通相比，生产的确定性要高于流通，所以生产的合作更倾向于自组织，而流通的合作更倾向于他组织。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合作重点只能在流通领域，这也就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他组织。

政府应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一般来说，他组织主体主要有三种类型：政府、社会服务组织、优秀的个人。从中国目前发展的现状看，三种他组织主体，只有政府相对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同时，又具有先进的手段；所以，政府应成为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应辅之以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在将来，随着合作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的他组织主体地位可逐渐让位于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

中国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缘为主，而是以契约为主）。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对中国的发展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自有其许多独特的优势。但血缘毕竟属于熟人社会的范畴，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陌生人的世界，有的只是契约和货币。所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对这种以血缘为主的合作形式及传统进行改造。但传统又具有遗传性和惯性，同时，任何传统的改造又不能脱离现实的生产力基础。对此，目前中国农民的合作，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传统以血缘为主的合作的优势，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应积极促进传统合作形式向现代合作形式转变，并且这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农民的法治化是推动农民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法治化导致规则化和有序化，规则的有序导致合作预期确定化，而预期的确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证条件。人治只导致不稳定和随机，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缘化）。

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对合作的作用学界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合作。一是中国政治的礼治传统。他们认为法治建立在人与人相持之势上，而礼治建立在人与人相系之情上。而相持就是不合作、或有条件的合作，相系就是合作，或无条件的合作。二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社会哲学强调义务，而不强调权利，教人相容不要相违，不用法律规定人际关系，不拿刑罚做事后消极制裁。三是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类似的合作的组织。戴蔼庐在谈到历史合会组织时，指出：其起久行远，行之数千百年而不弊，此类组织无南北，咸甚发达。至合会之制，则具勤俭储蓄之性质者有之，相互保险之性质者有之，扶危济困之性质者有之。其信用之稳定，组织之密，计算之巧妙，今日合作制度未敢多让。而其名目则因地而异殊为繁多：如集合、邀会、聚会、请会（山东）、打会（安徽）、纠会（浙东）、约会（湖北）、做会（广东）、赊会（云南）等。王宗培认为：合会制度肇始于中产阶级，并由其推广至无产阶级，已成为中国社会最通行的合作方法。基于上述情况，法国人戈蒙（JeanGaumant）甚至认为“各国合作组织所代表的合作思想，与孔圣人的教训是一致的，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一定有利于合作运动。梁漱溟指出：“可是就中国人的性情说，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团体生活习惯，缺乏组织能力，不会商量办事。所以对合作社不甚合适。中国人顶爱关门过日子，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中国人顶现想的社会；这就与合作不合了。”⑥任子正等人则认为中国农村的民风和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也对普及合作动动产生负面影响。这里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只有利于中国农民的传统合作，即以血缘为主以及衍生的各种合作，而不利于以契约为主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对熟人是诚信，对陌生人是机会主义。所以，中国要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要引导农民走向现代合作形式，就有一个文化适应问题。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份有机的“套餐”，三者只有相互适应，才能和谐发展，才能使社会在均衡中演进。对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应大力吸收有利于农民合作的西方文化。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改造传统文化，使之取得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盲目清高，应当充分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成果，以推进中国农民的合作建设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文化创新上，应坚持：一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大胆放弃一切不利于中国发展的陈旧观念和落后传统；二要实事求是，应当符合中国国情；三是要体现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而不是其它；四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既是中国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中国问题的归宿。

以民主化推进合作化。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同时，合作本身又体现着成员间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约定和分成。所以，民主化是合作的重要条件。这里的民主化建设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应建立和健全合作组织内部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二是应为合作组织的成长提供一个民主化的环境；三是应完善基层政权的民主化管理程序。

大力加强中国农民的诚信建设，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合作难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农民具有天然的机会主义情结。从历史传统来看，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人天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农业中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一起人与人的博弈，缺乏反向的互动制约，从而间接有利于产生一种“抢收抢种”的机会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机会主义心态；另外，严酷的生产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条件也容易诱发农民的机会主义心态。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传统也是滋生机会主义的温床。再次，中国文化的现世主义风格又进一步强化了机会主义行为。从现实中国社会的发展看，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阶段，转型本身就是一个秩序的重造过程，所以转型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序，而混乱和无序又会更进一步加剧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诚信的死敌，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是一项总体性和系统性的浩大工程。

公正观对农民的合作有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利益。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民应是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所以，合作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贺雪峰在谈到中国农民合作问题时，讲到如下一个例子：在荆门调查农田水利的时候，遇到一个村民小组因为有农户不出亩产10元的抽水钱，而导致亩产减产20%（有的田块减产更是超过50%）。对此，他得到的结论是：“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得到好处的计算，而是根据与他人收益的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这就构成了农民特殊的公正观：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我的行动中额外得到好处。而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总是会有极端自利的少数和极端无私的少数，这两个极端不能代表农民的平均水平。构成农民平均水平的公正观，大致就是以上特殊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无力处理极端自私的少数人（即以上实例中不愿出钱抽水的农民），因而就无力解决农村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搭便车行为将公益破坏掉了，所有人都受到损失。”⑦对此，笔者认为，农户不愿出抽水钱可能与上述贺雪峰所说的公正观有关，但这样的公正观又确实让人想不通，实在是一种非常愚笨的表现。所以，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能与农民社会的低信任度有关，把钱交给别人是不放心的，“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二是可能有些农民不是不想获利，而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缺乏理性的计算和判断；三是还要看反映情况的人的有关背景，是否存在有意扭曲信息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是不能排除的；四是具体组织者是否存在腐败，如有则会引发农户的抵触情绪；五是可能也与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健全有关；六是上述事例只能代表特殊情况，并不能据此得出一般结论，现实中也有许多与此相反的事例。总之，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利益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观念是为利益而服务的。观念对行为有一定的反作用，但观念本身又是行为追求利益的工具。公正观对利益的追求有影响，但利益本身才是农民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所以作为一个理性的农民，选择合作，还是不合作，利益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观念则次之。而解决利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

未来中国乡村合作模式的选择应立足于社区自治。这里重点应解决好乡镇问题。目前，乡镇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不均衡，所以，笔者认为，解决乡镇问题的出路，既不在于取消、虚化或实化乡镇，也不在于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实行有限的乡镇自治，而是在于转化，即应重新配置乡镇权力体系，形成一个均衡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体系，这里关键是要重新调整“条”“块”关系，实行“条”执行、“块”监督。具体设想如下：1、将现有乡镇的所有职能进行归类细分，并将具体面对农民的执行职能全部“条条”化，实行“条”管理。涉及到乡镇的有关机构完全变成全国或省或县的派出机构，人员调配、干部升迁、物资配置完全统一管理。2、在上述基础上，将乡镇一级党委和政府改为只设党代会和人代会两个机构，并设相应常委会，是为“块”，乡政府完全自治化。3、乡党代会或人代会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即监督“条”在具体执行和运作过程中是否有不称职现象。4、对原有乡镇遗留问题如乡镇负债等问题可采取如下途径解决：（1）转移到相关的“条”系统内，由“条”自行消化一部分；（2）国家补贴一部分；（3）发动本地群众集资解决一部分；（4）实在不能解决的，可采取先挂账，以后再想办法解决。实行“条”执行、“块”监督的好处有：（1）有利于“条”的高效率动作。（2）有利于发挥“块”的积极性。（3）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的均衡权力体系。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情况根子就在于没有理顺“条块”关系。通过“条”执行、“块”监督可改变这种局面，放也不会乱，收也不会死。（4）宏观上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5）由于“条”的有关经费全部来自本系统或国家，“块”的运行成本又很低，这样，也就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也不会产生乡镇负债问题。（6）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7）为最终消除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平台。

注释：

①[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90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②[美]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1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③[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38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5。

④[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⑤吴藻溪：《近代合作思想史》，第120页，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

第5篇：小农经济的稳定性范文

关键词：企业文化；小农经济；产业；文化迁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212-02

一、企业文化与现代企业竞争力

1.科学管理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国家的强大源于经济繁荣，经济繁荣来自企业活力，企业活力来自于企业不断创新而产生的竞争力。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来说，国际资本流入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产业低技术产生低利润现状、中低端产品的市场饱和与人力资源成本优势不可持续趋势等需要产业转型，提升竞争力。

企业把某些资源经过优化组合而转换为产品与服务。企业的竞争力是资源实力与对资源的整合力―管理力这两者之合力。资源实力是矢量力，是竞争力的前提充分条件，科学管理中的“科学”是管理矢量力之方向，不适合现状的管理是管理方向与竞争力方向相反，会削弱竞争力。只有资源实力与管理力方向一致，它们的和即竞争力才能增大。通过科学管理活动、进行科学合理的独特资源配置，才具有经济技术效率，形成核心竞争优势，提高效益。例如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只是代表企业具备了持续竞争优势的潜在的可能性，而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才能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1]。“有治之兵，无能之将，败矣”，管理具有科学性才能保证组织竞争力。

2.企业文化力能够促进企业的科学管理

科学技术进步与人性的演变不断推动企业管理的发展。农业经济时代，人类劳动依靠体力，到工业化时代，主要依靠机器、信息技术、软件等来维系生产活动。管理是已有理论经验与管理实践艺术之集合，没有最好、统一、现成的管理模式，管理操控以适时、适情、适度与弹性为行为基准。生产力技术实践的变迁，企业管理从农耕社会的经验管理演变到工业时代严格的制度管理，知识经济社会的企业管理要变革了，就是增加管理中的文化要素。个中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完备与社会开明的用人制度增加了员工离职机会，收入差异增大，个性化员工出现，员工文化程度提高，精神层次的追求呈现差异化、品位化、格调多样化倾向，这给企业管理带来了挑战，不能再完全仰仗严厉呆板的制度来管理员工了。富士康公司员工管理问题提醒我们，企业要应当用统一员工价值观念的文化管理来形成企业凝聚力，以实现员工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相结合。正像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所说的：管理越是能应用一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信念，它越能成功[2]。

3.企业文化力是企业竞争的稀缺资源

经济一体化引发员工价值观从治到乱，多元观念冲击并且挑战过去成功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要整合混乱、复杂、变异的员工思潮，重建企业文化。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相对稳定性，即组织文化惯性[3]。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的共同价值取向、企业管理手段、员工行为导向标。观念滞后于实践之特性阻滞企业管理发展，会使企业发展付出代价。企业文化能形成良好的企业良好的改革氛围，降低制度执行的成本，弥补制度建设的不足[4]，降低制度变革的成本，符合企业利益。正因为企业文化影响着企业管理，因此它是竞争优势一种来源[5]。

二、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状况及成因

1.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状况

初级阶段的经济成分复杂，文化也多元且富于变化。许多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羁绊，企业文化表现为与企业经营无关的管理政治化。其表征是：文化空壳化，空洞无物；文化顺从化，无自己灵魂；文化无个性化，没有生命力。差异特性是企业文化核心和灵魂，无灵魂的企业会出现低效、欠活力、混乱的状况。而许多中小企业与乡镇企业的企业文化却走向另一极端，即没有与企业战略发展相适应的动态式先进文化；合资与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正在演变中，但是它也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

2.目前企业文化的渊源分析

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利用企业文化来保持企业的发展优势，是改变企业文化现状的途径。按照社会文化学家霍夫斯达特说法，不同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权力距离、不确定回避、个人主义、男性化程度，后来他的学生彭麦克又增加了短期与长期价值取向。按照这种理论分析我国特殊的社会状况，我们能看到我国落后的企业文化产生的根源。

（1）权力距离--集权主义的弊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企业是集权化程度相对高的金字塔式的，带有浓重的人治色彩。它虽然表面呈现稳定状况，但是由于没有民主决策机制，风险较高，缺乏快速、准确、及时反映市场规律与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主流文化渗透于且主导着国有企业文化，使企业文化呈现政治化倾向。由于权力距离大，资源掌握在高层管理人物手里，因此员工养成惟命是从，喜好做表面文章、形式主义、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风气，出现了溜须拍马、说假话的企业亚文化。这些亚文化是不健康的，不利于企业管理，也腐化影响社会健康的主流文化。这种企业文化的惯性在短时间内无法消失，影响了企业的变革与发展。过分尊崇权力形成了驯从与按部就班的工作态度，没有自我决策意识，也就没有经历风险考验的可能性，因此惧怕风险，不愿承担风险，不想创新，钟爱稳定工作环境，这与企业需要创新精神的文化格格不入。

（2）原始与封建社会经济模式的积弊。主要有：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原始社会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出匮乏，为维护部落团结，组织分配就按照平均主义进行，这样的分配文化深深地烙印于原始人心目中，又一代代传承下来。组织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原始部落的家族式运行形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它有排外思想，对内不讲原则，只讲亲情伦理与关系；对外不信任他人甚至排挤他人。这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造成企业里面的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庸俗人际关系的出现。不合作与利己主义。最早的“井田制”的农业作业模式，以及由它延伸的土地使用模式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依附于土地的农民独立完成农产品的全部生产流程，无须与他人合作，因此形成合作意识淡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这种文化延续至今，就衍生出现今的企业文化。

3.现代生产的管理观念与旧企业文化的冲突

（1）信息路径与集权主义问题。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变化性要求信息沟通要准确、及时，而集权式的多等级管理方式与组织结构会使信息传递损失多、信息扭曲失真。有人调查信息传递损失的结果是：董事会100%，副总经理63%，高级主管56%，工厂主管40%，领班30%，员工20%[7]。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巴纳德在他《经理的职能》就说：“信息联系的路线必须直接、短捷。”[8]

（2）现代生产与小农意识。小农经济后，出现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流水线作业方式。现代化大生产这要求员工要有时间观念，因为个人只是工业产品经营总环节中一环，只有大家紧密配合才能完成企业目标。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收入分配上不能有平均主义思想，否则企业就留不住人才，没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企业也就没有发展的活力。竞争性要求企业不能自我懈怠与满足，否则它就被挤出市场。而小农意识则从自我利益出发，缺乏合作精神，不能从大局着眼，对现代企业文化发展起阻碍作用。

三、企业文化变革的现实必要性

谁拥有企业文化的优势，谁就拥有竞争优势、效益优势、发展优势。企业文化影响着企业如何开展业务，并且有助于管控员工的行为，是竞争优势一种来源。

1.企业文化管理的成功实践

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日本企业文化管理实践引起就美国学者的关注，企业管理从硬管理向软管理方向发展。美国基于其制度的传统管理模式受到以日本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的巨大挑战。企业管理的实质是人的管理，企业一切经济活动都要由人来执行与控制，而人力资源又不同于企业其他物质资源（原材料、财务资源、生产工具等），它具有多变性、可塑性、激励潜力。由于现代运输体系的便捷与投资贸易壁垒的减少，降低了物资采购成本，从而使生产成本差异在企业之间被缩小，人力成本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与教育的市场化、大众化，企业的这方面成本差异被缩小，投融资市场的开放使得企业的财务成本差异也被缩小，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主要集中在无形资产上，企业竞争从关注有形资源转移至无形资源的创造上。企业文化是无形资产之一，它也影响其他无形资产，例如商誉。企业管理组织框架可以模仿，而企业文化是不容易被模仿的，它是企业内在灵魂，不具有外在性，是企业竞争的秘密武器。

2.满足个性化消费者要求的需要

马斯洛的人的五种需求递进理论指出了社会发展中人的个性追求演变轨迹：从温饱时的重视生理需求的物质文化向温饱后重视心里、情感、自我实现等精神文化方向演变，企业管理工作只能适应这些变化。如何生产有文化力的、满足个性化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如何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与工作激情，减少工作疲惫感、压抑感及厌倦心理？面对思想观念多样性的新一代的员工，如何统一企业的思想，形成企业凝聚力，实现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相结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审视国内外企业的管理方式发展脉络，我们就不难理解，企业管理为什么从早期依靠人的经验管理到后期的凭借制度、重视员工行为、计算机科学模型的管理，再到未来的依赖企业文化管理的演变了，这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人的教育水平、人性演变的使然。

四、企业文化迁移与迁移路径

企业发展的现实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先进企业文化意识，而意识并不总是与现实同步，往往是滞后的。现代企业以创新发展为价值取向，变革某些旧的模式在所难免。企业文化演变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被动式的企业文化演变，二是主动式的企业文化演变。前者是：改革企业管理体制后，企业文化被动地发生了变化；后者是：先主动地营造改革的文化氛围，适当时间进行企业文化变革，而后企业管理体制变革。路径取舍标准是变革的成本大小、收益多寡。哪一种变革路径都有它适应的环境，我们只能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具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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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正堂.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来源：人力资源还是人力资源管理[J].科学管理研究，2005，（8）：52.

〔2〕俞文钊.跨文化管理心理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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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阎世平.制度视野中的企业文化[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95-98.

〔5〕J・B・anizational culture： can it be a source of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6，（11）.656～665.

〔6〕黎永泰，等.企业管理的文化阶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7.

〔7〕吴照云.管理学原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220.

〔8〕吴照云.管理学原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72.

（责任编辑张海鹏）一、企业文化与现代企业竞争力

1.科学管理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2.企业文化力能够促进企业的科学管理

3.企业文化力是企业竞争的稀缺资源

二、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状况及成因

1.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状况

2.目前企业文化的渊源分析

3.现代生产的管理观念与旧企业文化的冲突

第6篇：小农经济的稳定性范文

**县农村土地流转经过近几年的不断摸索、实践，已形成了一定规模，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进一步探索**县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及流转方式，建立承包土地经营权市场，我局组织力量对全县土地承包管理及经营权转让等土地流转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项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一、农村土地流转现状

1、土地流转规模。**县共有40个乡镇，839个村，25万农户，77.1万农业负担人口，农村土地承包总面积122.7万亩，其中水田91.6万亩。全县二轮承包签订承包合同23.5万份，承包耕地116.6万亩，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2.1万份。截至去年底止，全县土地流转总面积11.8万亩，占承包土地总面积的10%，涉及承包农户4.6万户，占承包数的19%。从乡镇看，40个乡镇都存在土地流转现象，流转面积多的达3200多亩，占总面积的18%，流转面积最少的仅占承包面积的3.2%；从行政村看，有土地流转的村共825个，占总村数的98%。

2、土地流转成因。我们一行深入到本县青林、漆河、盘塘、枫树、茶庵铺、郑家驿等6个乡镇，走访了部分村组干部和农户，从中了解到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承包者外出务工，不能经营土地；二是劳动力进城经商，不便经营土地；三是种田效益不高，不想经营土地；四是为了方便生产，需要调整土地。这些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认识到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是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和生产条件。因此，不愿放弃承包权，只愿出让使用权。

3、土地流转形式。从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看，**县土地流转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托管。一些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农户，将承包的土地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亲友、邻居，只享受惠农补贴，不参与产品分配，这种形式大都是口头协议，一般是一年一定。他们都是双方交涉议定，一般是未经发包方认可并且未办理任何手续，这种形式的转让户约占45%。二是转包。这种形式是原承包户将承包地全部或部分转包给承接户。转包的权利和义务由双方议定或请中介人鉴证达成协议，多为口头协议，一般也未经过发包方，也是一年一定一结算，这种形式的转让户占约41%。三是互换。这种形式主要表现在户与户之间为方便耕作或防止牲畜践踏，将原承包地块互相兑换，兑换条件及补偿等事宜，由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原承包关系不变。这种形式的转让户约占5%。四是租赁。这种形式是承包户将承包地租赁给本村本组农户或本村组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用于开发性生产。承租方一次或分年度付给出租方租赁金，这种形式占转出户的9%。

4、土地流转效应。一是促进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进一步稳定和完善。这种土地流转机制，不仅解除了从事非农产业户的后顾之忧，而且扩大了种地农户的发展空间，尤其是拓展了解决农村人地矛盾突出的途径。二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民营私营经济的发展。这种流转机制，使从事非农业的农户摆脱了土地束缚，集中精力外出打工、经商、从事二、三产业等。目前**县这类人员约占10万人以上，加速了**县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三是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目前全县已有规模经营面积2.1万亩，占到总流转面积的20%，其中经营面积在30—50亩的大户就有120多户，这些农户经营规模扩大以后，有的发展优质稻生产，有的发展烟叶、果蔬等。郑家驿乡高岩村朱明春发展种植优质稻60多亩，每年增效1.2万元，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四是创新了经营理念。土地的有序流转带动了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他们走出家门，开阔视野，不仅增加了收入，还学会了一定的技能，了解外界各种信息以及市场经济的思路，更新了理念。他们凭借与外地的营销渠道和合作关系，利用当地资源发展自己的事业，为振兴经济起到了典型引路和示范推动作用。如目前比较兴旺的跃宇竹业、三尖农牧等，他们的领办者都是从土地流转中解脱出来的农民和打工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

二、存在主要问题

在调查了解中，我们还发现**县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着以下几个带倾向性的问题：一是各级基层干部对土地流转的认识不清，理解和说法不一，依法管理意识差；二是土地流转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滞后，缺乏执法手段，操作难度大；三是土地流转形式五花八门，程序上随心所欲，制度不完善，管理不规范；四是对土地流转，发包方不清楚，与出让方、受让方三者之间没有履行合法手续，多为口头协议，私下流转属于个人行为，在诚信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土地稳定性差，双方利益无法受到法律保护，一旦发生纠纷，无法调处，导致部分农户土地纠纷、矛盾突出。

三、对策及建议

针对**县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建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对策措施。

一是认识要统一。**县虽有一部分农民离土甚至离乡，但大部分农民还是继续与土地相依为命。推进土地流转是小农经济向现代化农业经济转变的重要途径；是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获得更多的土地，发展规模农业、效益农业，从而达到以地生财的目的提供了保障。因此，各级政府和相关涉农部门要把土地流转当作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作为依法管理土地的一件大事来抓，特别是加强各级党政领导的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真正掌握《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精神实质，做到依法行政，使土地流转真正实现“自愿、依法、有序”。

二是运作要规范。所发生的土地经营权流转，要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要严格按程序办理，确保土地流转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确保土地用途不变，提升地力；维护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明确土地流转操作办法，包括土地流转申报、审批、登记和流转合同签订、鉴证、兑现、纠纷调处与仲裁以及日常监督等一系列办法。

三是保障要落实。农村承包合同管理是农经部门的重要职责，要加强农村承包合同管理机构建设，进一步明确土地执法主体、并赋予相关的管理权力和执法手段，包括人员和经费等都要予以保障，做到有人员、有位置、有责任、有权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该项工作抓好抓出成效，才能真正做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大局的稳定。

第7篇：小农经济的稳定性范文

1电子商务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益处

民以食为天，作为我国传统的弱质产业，农业一直以来偶读存在着小农经济发展慢、生产经营分散、流通环节复杂、产品竞争能力低下、没有一定的标准、交易的成本高等种种问题。但是近几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同步化成了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样一来，我国农业的小农经济模式就更被限制。举例来说，很多农村的信息化不普及，不能改及时看到外界信息对于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农民也只会跟风种地，结果导致很多农产品被辛苦生产出来后不能改卖到应有的价钱。所以农业经济的小生产力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并突出。信息流通不畅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农业整体效益的提升。因此在农业领域加入电子商务的运用，通过现代化的计算机设备和先进的通讯技术，及时、快速传播市场信息并帮助农业的生产者也就是农民使用瞬息万变被的经济市场，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很大好处。但是究竟何为电子商务呢？电子商务是以互联网作为基本架构，以交易的双方作为主题，以结算和银行的支付作为手段，以客户的数据库作为依托的一种全新型的商业模式。电子商务中，交易的双方可以将自己的各种需要和意愿按照一定的方式输入到电子商务网络的平台中，电子商务网络的本身可以根据客户自己的要求，在全世界加入电子商务的范围里为客户寻找符合客户要求的卖家。具体来说，带给我国的农业发展有以下几个好处：

首先，电子商务的普及能够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我国的农业就目前的形式来看，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的生产方式，农业的生产者之间、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任何的信息交流，农户也都是按照自己劳动的经验或者以往消费品的价格来选着生产的农作物，没有考虑到现实的需要，消费者的需要。而且很多时候，农户都是看别人选择什么农作物自己也随之选择同样的农作物，这就造成了同一个品种的面积不断被扩大，先对其他品种的面积不断减少，给市场经济造成一定的混乱和压力。进而使很多农产品的价格和产品都有很大的波动，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其次，电子商务技术的使用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目前，我国农产品的销售流通体系还不健全，所以很多农产品都存在着环节多、渠道窄、需求链之间严重割裂、交易的成本高等问题。通过运用电子商务自己来实现农业生产资料的信息化，电子商务计划的使用将市场需要的信息及时准确的传递给交易的双方，并且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传递给生产者需要补给的信息。这样一来，在业务模式上，电子商务技术提共了交易的市场、农产品招标、农产品直销等模式，农业生产者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的发挥电子商务技术应有的作用。电子商务技术打破了传统的买卖方式，使农业这一传统经济作物走向了市场、走向网络化，电子商务的存在减少了市场本身在种子、农药、化肥、农用薄膜、农业机械等各种生产必需品上的供需矛盾。电子商务将每天只有相对时间段营业的现场交货市场转化为了全天开封的网络模式市场，提供了交易的自动性，也具备自动查询、自动发货、网上支付、数字签名等，这样就极大的缩短了供需的程序，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和质量。

第三，电子商务能够帮助农产品形成新型的农产品交流模式。我国农产品的交易链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透明度不高、环节多、交易信息的对称性差、复杂等。产业能够发展的基础就是生产，但是流通和市场交易是决定产业连是否顺畅的关键环节，农产品之所以难卖难买并且有地域和季节的限制，大体来说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农业生产者的信息不灵，凭借经验或者盲目跟风；市场信息的传播手段落后和市场的形成机制致使农业生产者缺少市场信息的引导。第二是名产品交易的手段单一并且缺少市场管理。传统的交易方式是一对一式的现场现货交易，在我国目前的农村，大型的、现代化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并不是很普及，而远期合约交易、期货交易的形式又很少，所以市场信息和时间地域的限制导致了农业生产者不能及时满足市场的需要。

电子商务技术能够保证各地的农产品供销协调、畅销对路，扩大农业生产者的信息量。透明化的价格相对提高网络的交易量，从互联网上获取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和产品可以增加农产品的可比性，并且价格有透明度。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地理位置的生产假噶是有差别的，也会因为不同距离的不同价格从而使行业间的竞争更规范且透明。这样在最初选着的农作物方面对于农业生产者是有利的，但同时对于所产的农作物价格也有一定的不利因素。当然，这样也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也就是很多有差别行的农产品能够经常的供给，当然此时的产品价格会远远高于盛产时的价格。农业生产者可以通过网络的平台获得应得的收益，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合适的出路；采购方可以在网络的平台上筛选出符合自己要求的产品，达到自己购买满意的目的；市场体制的不断发展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来疏通产品交易，达到买卖双方共同的利益。所以越是完善的网络市场越是能够为农民创造利益、还有一些网站自助提供运费的计算法则，这样在交易中，卖家就可以根据产品本钱加上产品运费合理制定出让自己有利可图的价格，卖家也可以根据卖家的价格在网络上进行比较，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且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样也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会把个人比较信息的网站进行分享，或者把自己成功的商业模式运用到网络上，提供订单的制定、合同的管理等方法，从而带动其他行业，与农业相关的行业，比如交通、物流、运输、金融等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样也加快了农业产业化的迅速发展。

2总结

第8篇：小农经济的稳定性范文

【关键词】社会公德　缺失原因　探究

社会公德是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层次，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力量的支持，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体生命成长及人格养成规律，在催生人们道德萌动，修正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构建社会道德体系，保障社会系统良性运转方面，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社会公德作为维护公共生活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理应成为社会成员一体遵行的行为准则，其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的有机组成，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一方面，它体现着一种社会价值体系，融合了社会历史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诸多因素，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价值导向性。另一方面，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现象，有其自身发展和变化的逻辑。

我国道德传统的历史渊源以及存在的社会基础，决定了现阶段我国社会公德缺失，既有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更有复杂的现实原因，以及掺杂其中的个体因素。

1、道德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积淀，抑制了社会公德的滋长

我国是一个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农耕社会，以家庭或家族为单元的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我国道德文化传统很发达，传统道德虽推崇“泛爱众”仁爱原则，但却渗透着“亲亲”为本，“爱亲谓之仁”、“人人独善其身”的主流道德意识，传统道德的基本内核也只是狭隘的注重血缘关系的差序伦理。可见，我国传统的仁爱道德本质上是亲亲疏疏的狭隘的差等之爱，道德选择仅限于血缘的范围内，重血缘人伦是人们最高的伦理价值和首要的道德选择取向。所以，中国传统道德发达实质是“私德”发达而“公德”薄弱。浓重的“亲亲”血缘，抑制了公德意识的滋生，而道德本身具有的传承性，更让“私德”得以传承和放大。

2、转型期交错的社会现实，改变着传统的公德秩序

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看，当前社会公德出现的缺失现象，与我们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某些特殊性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正在经历一种真正的社会转型。宏观层面，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动，生产关系的调整完善，使原有社会公德中的一些内容已经不能完全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与新形势相适应的社会公德没有完全形成。这一时期，往往成为道德环节上的一个相对薄弱期，甚至会出现公德规范的真空现象。当社会道德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时，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失范就在所难免。这种现象还会因惯性而延续一段时间。在微观层面，社会转型造就出新的社会经济力量，随着这一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和壮大，“权利”意识势必萌生和膨胀，而原有的道德体系中并没有设置其“权利”延展的空间，因此，呼唤新的道德秩序之产生也就成为必然。

市场行为助推了公德危机。当前我国社会公德领域出现的失范现象，的确有市场经济因素在作祟。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为个人利益和需求的实现搭建了平台，市场经济的“生机与活力”，把国人长期压抑的个人欲望得以释放，市场行为的趋利性，无视规则和秩序，容易引发利己主义和唯利是图，其结果是，一方面，市场经济撩拨起国人的自私贪欲，而另一方面，社会财富资源的相对有限却在此形成了瓶颈，民众趋利的不择手段，势必对既成的利益格局形成挑战和冲击，导致不同利益群体发生碰撞，造成社会的无序。

公共生活的迅速发展与公德观念滞后的矛盾。社会公德作为公共场所的行为规范，是社会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它与社会现代化和都市化生活密切相关。它的的形成需要公共生活发达的社会环境。而我国历史上恰恰缺乏这种公共生活的社会传统。人们的交往常常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囿于亲戚、朋友、邻里等熟人。公共生活传统的缺乏，使人们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联系不是很密切，对公共事物的关心程度自然淡漠，公德意识自然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步伐迅猛，由此带来了公共生活的内容空前增多，公共生活准则骤然增加，这使得习惯于传统道德运作模式的人们很难将新道德观念迅疾纳入原有的道德思维模式中去，更难在短时间内将其化为内心信念并付诸自觉而积极的道德行动。

3、过于专注道德的先进性教诲，弱化了人们的公德意识

目前道德教育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流弊：过度专注于道德的理想性和先进性渲染，习惯用崇高而严格的规范来教诲广大社会成员，明显表现出对高层次道德的偏爱，忽视其现实性和广泛性，而对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采取漠视态度，淡化了人们对公德意识在道德养成中基础性作用的认识。道德教育注重道德理论的外在灌输，而循序渐进的道德疏导不足，道德实践中多见依靠权威的压服，而缺乏动之以情的说服与感化，这种悬浮状态的曲高和寡的道德教化势必导致道德理论与道德现实的脱节。现实道德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眼高手低和言行不一。便是公德之痛。

4、社会公德具有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在个体追求自我实现中，遭遇挑战

第9篇：小农经济的稳定性范文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分层；标准；影响

现代工业的推进，使得农民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之外，有了更多的从业机会，接触到了现代文化的熏陶，农村居民之间也出现了分化。传统的农村社会是高度同质性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的社会，是一个生于斯、老于斯的社会，村民从事的主业都是农业，彼此之间的差别甚小。但是，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农村社会这个曾经是最为保守的社会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之一便是农村社会之中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原先的村民之间由于种种原冈分化为不同的阶层。

陆学艺上世纪90年代用“农民所从事的职业类型、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这三个因素的组合”为阶层划分标准划分了农村l0个阶层：农村干部、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智力型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农业劳动者、雇工、外聘工人、无职业者。刘成斌、卢福营从非农化的角度考察了浙江省农村社会分层，认为当地农民可分为“农业劳动者、第二产业劳动者、第三产业劳动者、农村知识分子、农村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兼业劳动者和无业人员阶层。”

一、产生分层的原因

1．农村体制改革

的实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家庭由原来的生产消费单位变为具有积累与再生产功能的经济实体，个家庭与农村集体组织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使得农民之问的联系也较以前疏远，彼此之问的分化加剧。农业生产由集中式变为分散式，农民对对土地的依赖性下降。众多的农业劳动者成为相对自由的、相对可以离开土地的农业劳动者。由此产生了分化的基础。

2．进城务工为农民的分化提供了重要契机

农民进城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农民通过外出流动获得了更多的财富收入的同时，也在城市里接触到了更前沿的思想，有机会参与到更广阔的市场竞争中去，最为重要的是获得了这样一种机会。这种经历使得进城农民的思维更为活跃，他们的思维方式既不同于城市，与农村也有较大差别。同时，新生代的更为年轻的进城农民，生活在城市的时间远远多于生活在农村的时间，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外出流动的这种经历就会使得农村产生分化。

3．乡镇企业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可以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了新的职业载体与生存空间。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与个体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使农村隐性失业人口找到了他们新的生存空问。农村中男劳力都外出了，留守村中的部分妇女也没闲着，他们受丈夫的影响，加上农业收入增加缓慢，也不再愿意耕种土地，转而到乡镇企业工作。她们获得更多收入的同时，也在形成一个新的群体，她们与其他村中的留守妇女有着小同的思想、地位意识。

4．村民思想观念的转变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从“无商小奸”到“无商不富”。村民开始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价值观念转变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社会对财富观念的转变使人们积极进行经济活动，从市场中获取经济资源。有市场能力的企业家、经理和其他人员在经济领域中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个人财富的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变着自身，向较高阶层流动。

二、农村分层的现状

1．农村管理者

据统计，全国740l50个行政村里共有村干部400余万人。他们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者，是集体财产所有权的主要代表者，是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具体执行者。当上村干部，就控制了村中大多数的利益，村干部也就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村干部他们既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行使行政职能，又代表农民的局部利益，维护社区权益，他们还代表着自己的宗族势力和小团体利益。优秀的农村干部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对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着关键作用，如果一个村中的村干部无法挑起大梁，那么集体经济就无法真正获得发展。

2．务工者

他们是受雇丁乡镇企业、个体工商厂户或者城市工厂以提供劳动而获得工资收入的农村劳动者。他们既不同于集体经济，虽然对生产资料没有所有权，但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又有本质区别。他们不是“除两只于外，自由得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在村中仍然拥有份属丁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一土地。他们与农村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享有一定的择业自主权，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而且其雇工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3．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他们指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由营利性经济组织(主要是经营者)组成的社会群体。这个阶层的最明显特征是拥有完整产权，他们的收入高出雇工几倍甚至几十倍，是农村中的高收入者。

4．农业劳动者

这是一个以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劳动和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劳动者组成的社会群体。这个阶层在目前中国农村社会中是最大的一个人口群体，在农村阶层结构中，农业劳动者所占比例大约为70％。

传统意义上的纯农业劳动者已不多见，几乎每家每户都得会有外出务工者，虽然途径不一样，获得的收入也不一样。这其中还可以继续划分为从事种植业的农业劳动者和从事养殖业的劳动者。前者主要指的是完全从事传统意义上的农作物种植的农户，而没有其他非农兼业；后者指的主要是在村落中从事畜类养殖的农户，他们仍然拥有土地，仍然从事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但是土地生产仅占很小的份额。

5．留守无所事事者

这类人员主要是指，刚下学、没有工作的意愿，父母也管不了他们的年轻人。他们大多站街头，在农村寻衅滋事，拉帮结伙，甚至有的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村民对于他们既惋惜又憎恨，一方面看他们天天游荡，替他们惋惜对大好青春的浪费和对于他们的出路的担忧；另一一方面，看他们时有破坏生产的行为而感到厌恶。甚至有些男青年还拉帮结伙，加入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村中耀武扬威。

三、出现分层的影响

农村当中出现了社会的分层现象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它既是农村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对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1．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心理落差

前面提到，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相当明显，而且这种差距随着规模的增大和时问的推延而拉大。据调查，从事种植业的农业劳动者与乡镇企业工人之间的差距约卜2倍，与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相差2—5倍，与从事个体运输和建筑业的人员相差5-8倍。可以看出，农村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1978年至1990年，农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212提高到了0．310。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阶层间的摩擦增多，严重时会造成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威胁。

者还对农村社会对贫富差距的承受力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农村社会成员对当前这种贫富差距满意的只有4．8％，相信这种贫富差距趋势将缩小的只有6．3％。村里有能力挣钱的人太多，自己挣的那点太少了。而且还有很多村民根本就缺少外出的机会，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会更差，他们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于是就产生了心理落差乃至村民之间的矛盾。原本存在于村民之中的自古至今的团结情绪和认同感就有可能收到削弱，这对农村社会是一个致命的硬伤。

2．农村阶层分化的边缘性

使同一个农民可以同时兼有几种职业，亦造成了农民的多重阶层身份，每个阶层对于其成员都有具体和不同的要求，个人不得不在这些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弱化了阶层凝聚力，弱化了个人对阶层间冲突的参与程度叫。除了身份多重性外，在农民阶层分化中出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农民的职业地位、收入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之间的不相关性，导致了地位不一致现象的发生。如目前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往往不相一致。这种地位不一致现象可能造成第对社会秩序的不满，去竭力获取别的地位，甚至不惜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这种情况也会导致阶层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

3.村民的教育先滑坡后上升

受市场利益的诱惑，农村中的儿童，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或者未完成的情况下，纷纷放下书包，挤进进城的行列。他们的文化水平决定了他们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受制于他们自身固有的狭隘，使他们无法获得事业上更大的成功。随着他们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大多数外出经商务工人员，都鼓励自己的孩子继续学业，农村在辍学大潮过后，反而又出现了继续读书的大潮，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

4.村民阶层分化促进了农村政治参与的变化和改革

另一方面，阶层分化打破了社会身份界限及政治身份界限，使农民逐步摆脱了对原有身份的依附，不再认同原有的农村政治精英，转而寻求自己的政治利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阶层分化也必然导致农民各阶层相对独立的政治诉求，从而对农村的政治施加影响。以村民白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确实使村民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但是还应该看到引发的新的矛盾要比以前更外显。农民阶层利益的竞争和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越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