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四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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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诗歌四首范文

第一首诗是观 沧海， 这是 曹操写的 一首诗，诗中 运用 了 动静 结合， 虚实 结合 的 写作 方法， 还有 互 文。

比如诗 中的 日月 与 星汉不 能 单独 解释， 要合 在一起 解释， 星汉与 日月 是这 两首 的 主语， 曹操 以 沧 海 自喻， 表现出 自己的 胸怀 大。

第二首 是 闻王昌 龄 左 迁 龙 标 遥 有此 寄， 李白 写 这首 诗 时 ，运用 了 动静 结合， 虚实 结合， 还有 听觉 ，视觉， 还将 明月 拟人化 了。

第三首是 次 北 固 山下，这是 王湾 写的 一首 律 诗， 分为 首 联， 颔 联， 颈 联， 尾 联。表现出 作者 的 思乡 之情。

第2篇：古代诗歌四首范文

[关键词] 词； 体制； 特点

词，是歌词，是一种按照乐谱的曲词和节拍来填写，歌唱的文学，它与音乐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以，词这一种文学样式，它的种种特点，大都是由它的协乐性质所规定的。词在体制上的诸多特点，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词调，词体的类别，词的句式和声调。

一、词调

词调是描写词时所依据的乐谱、乐调，词既然是用来依谱歌唱的标明它是属于哪一种乐调，就很必要了。词与诗不同，在它前面所标示的名称，是乐调的名称，而不是词的题目。例如我们读一首词，可以看到它标志着[浪淘沙]、[西江月]、[水调歌头]等各种名字，这些都是词调。

在词的起始阶段，调名和词的内容往往是一致的，因此调名也就是词名，就是词的题目，例如，温庭筠有[更漏子]词四首，也无一不是咏夜间闺情的，“更漏”是夜的代称，“银镯尽，玉绳低，一声村落鸡。”与“星斗稀，钟鼓歇，帘外晓声残月。”等句都是咏夜景的，[更漏子]既是这四首词调名，词牌，又是这四首词的题目，两者是一回事。其他如张志和的《渔歌子》是咏渔父生活的，白居易的《忆江南》是追忆江南景物的词的内容与词名完全相符，因此词名也就是题目。

但到了五代，特别是宋初以后，情况就很不同了，除了极少数作品，内容和词调名一致外，绝大多数词的内容和调名完全是两回事，这样，为了点名词音译 ，说明所写词的内容，就需另有题目。词调的数目浩繁而情况也颇复杂，主要有同调异名和同调异体两有情况，如[念奴娇]又名[庆长春]，[酬江月]、[大江东]、[杏花天]、[寿南枝]、[百字令]、[赤壁词]等就是同调异名，有的词调，可以有数种或十数种不同的别体，在同一词调各体之间，有的只有微小的差别，这种就是同调异体。

总之，原来的词调，乐调早已经失传了，但从唐宗词人按谱协律所作的词来看，可以以约略推知某些词调的声情，这样看来，调名与曲调的乐腔是有联系的。

二、词体的类别

词根据乐调上的变化，发展出长短不同的篇章，一般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按照清代毛先舒的解释，以为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

词调的繁简长短，影响到调的篇幅字数，其间悬殊是很大的，如最短的令词只有十四个字，十六个字，而最长的长调则在二百字以上，如柳永的[戚氏]算是长调词中很典型的一首，但蓄音填写这类大型长调的人是不多的，从长调词的创作者，一般百字左右的比较常见，如[满庭芳]、[水调歌头]、[念奴娇]等是惯用的。

除有小令，中调，长调的区分以外，按照每一首词的分段情况，还有所谓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的不同。词无论怎样分，但仍是一首，在内容上，构思上一般是前后相连接的，只是有的明显，有的较曲折一些罢了。

三、词的句式和声韵

1、词的长短句式：

词在句式上是以参差不齐为特点的，近体诗（律诗，绝句）是整齐的五言或七言；古体诗，乐府诗有杂言体，但只占一部分，而且即使是杂言诗，往往也是以比较整齐的句式为主，其中掺杂某些长短不齐的句式而已，但词在句式上的基本特征是长短句。词的句式从一字句到十一字句都有。例：一字句：天，休使园蟾照客眠。（蔡仲[十六字令]）四字句：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苏轼[永遇乐]）

十字句：且说到天涯芳草无归路。（辛弃疾[摸鱼儿]）。词确实是长短句式很多样的，但其中四、五、六、七字句式各调中为常见，其他句式少见。

2、词的声律格调：词与近体诗一样，是讲究平仄格调的，词基本上接受了近体诗的轻重省（即平仄声调）双双对比的方式，即近体诗的所谓律句形式。另一主面把平仄分得更细，一方面又对近体诗的平仄对比排列的方式加以突破，并不完全谨守律句的格式，因为词对汉字声调上的要求更严更细，在排列时也要照顾乐调的要求，而不能过分呆板划一。

词中用韵情况，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它是根据不同的词牌而严格规定的，因为词的每个乐调有每个乐调的声情，而每个字声韵位，都有要付之歌管，便其能够入调而谐和无间。对于词韵的选择和运用，就是必须能够配合乐调的声情，符合乐调发声的要求。

第3篇：古代诗歌四首范文

吕留良生活的时代正遇明清鼎革之变。以一介书生成为桀骜不驯的斗士，站在与清廷对抗的立场，掀起“华夷之辨”，倾家产支援义军，甚至直接参加战斗。以致吕留良死后四十余年，即雍正十年，因湖南曾静案的牵连，吕及其长子葆中被开棺戮尸，幼子毅中被斩，全家充军至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吕留良案为清代文字狱之首，相关书籍纸张都被满清付之一炬，余者也因害怕受到牵连尽数销毁，因而吕氏墨迹存世极罕见，如今只见片言楮语珍藏于博物馆。根据吕留良研究专家、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俞国林的介绍，目前仅有上海博物馆存有一件书法(见载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上海图书馆藏有半封书信。其余零星散佚已不得考。

北京匡时2012春拍即将推出的一部江南吴家珍藏三百年的鸿篇巨制，完整保留了吕留良的四首《和种菜诗》。整部作品最重要的《种菜诗唱和诗册》、《赠行诗》，表面上是以吴之振为主线的遗民行迹，然而吕留良的影响力却一直贯穿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部集子涉及人物包括黄宗曦、吕留良、黄宗炎、陈廷敬、王士祯、梁清标、汪婉、尤侗等当时五十余位文坛、朝野巨子。由昊之振后人保存，绵延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历经清代文字狱、数十年战乱和各种磨难，三百年蹉跎，劫后余灰，吴家后人能够将其完整保存至今，其中艰难可想而知。

第4篇：古代诗歌四首范文

中国是诗的国度。古典诗歌更是以其优美的意境，独特的审美情趣深受世人喜爱。诵读古典诗歌，背诵经典名句；对于增加阅读者的语言积累，陶冶阅读者的情操，提高阅读者的文化品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诵读教材中的古代诗文，大体理解内容，背诵或默写其中的名句、名段、名篇。激发学习古代诗文的兴趣，增强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思想情感”是教育部2009年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具体要求。

落实“大纲”的要求对于普通中职学校的《语文》课教学来说并不困难。但对实施“双语教学”，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藏族中职学校的学生来说这个要求实在太高了；甚至有些望尘莫及。以笔者工作的学校为例：教学对象主要是来自偏远农牧村地区的藏族学生。他们在初中阶段习惯了以母语（藏语）授课为主，单科加授汉语的“双语”教学模式。使用的是《汉语》（藏族地区使用）课本。进入中职学校，学生们一方面要适应以“普通话“为主的授课形式；一方面还需尽快从《汉语》（藏族地区使用）教材的学习习惯转变到《语文》（国家规划教材）教材的学习模式。作为重要教学内容的古典诗歌在《汉语》课本中虽然也有涉及，但和《语文》（基础模块）上、下册中的篇目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首先，从内容难度上来说，《汉语》课本中的古典诗歌浅显易懂，明白如话。像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第二册），《秋浦歌》（第四册）；杜牧的《山行》（第一册）；王之涣的《凉州词》（第五册）等学生都可以通过反复诵读来理解。教师只需对诗中的个别意象加以解释即可。而《语文》课本中的古典诗歌几乎和普通高中教材同步。不但内容丰富，主题深刻，而且抒情、写景手法多样；学习难度非常大。

其次，在体裁上，《汉语》教材中的古典诗歌以唐人近体诗为主。第一至第六册课本共选了四首律诗，九首绝句。而《语文》（基础模块）上、下册中根本没有涉及近体诗。所选的“诗经”两首；唐人古体诗两首和宋词两首都是藏族学生从未接触过的全新样式。

艰深的内容，陌生的诗歌形式，要让藏族中职学校的学生像初中阶段那样通过诵读去掌握，十分困难。撇开其他因素不说，光是诗、词中的生字词就足以让学生们望而生畏，丧失信心。“通过诵读，激发他们学习古代诗歌的兴趣”的“大纲”要求只能是一句空话。

为方便教学，有的老师采取“取点舍面”的办法，只选诗歌的一节或半阙进行讲解。试图降低难度，拉近学生与教材内容之间的差距。比如讲《采薇》时，只选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一节，其余五节一笔带过；《念奴娇.赤壁怀古》只讲词的上阕；《将进酒》也只讲第一段。这么做表面上看好像便于学生接受，“打折扣”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实际上学生只是囫囵吞枣。我们知道，一首诗，是一个完整的文字结构体。诗歌的意境表现、主旨阐发、诗人的情感表达都是以文字为载体一步一步完成的；绝非断章取义所能奏效。“肢解”诗歌的做法好比把一个健康人变成了“残疾”。学生的理解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根本提不起学习的兴趣。这条路是一条“死胡同”。

“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汉语》课本中的古典诗歌主要是近体诗，那我们何不以此为突破口来个“移花接木”。实现《汉语》教材与《语文》教材在教学内容上的对接呢。

第一步，教师可在进行“古典诗歌”教学时把近体诗，尤其是唐代诗人的诗作为教学内容；而把《语文》课本中的古典诗词作为拓展内容来处理。这样一来，学生在初中阶段习惯了近体诗，在中专还是学习近体诗；心理上自然容易接受，学习的劲头也会很足。

第二步，选择诗人、诗歌内容时应在初中基础上尽量延伸。李益、王昌龄、孟郊、李商隐；边塞诗、田园诗、怀古诗等都可作为选择对象。让学生在中专阶段能够更加全面地感受中国古典诗歌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第三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在圈定好诗人、诗歌题材之后，可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搜集整理；并展开讨论。从他们各自喜爱的角度去做选择。教师最后对学生选择的内容进行筛选，按照由易到难，先绝句后律诗的顺序展开教学。

第5篇：古代诗歌四首范文

关键词： 《随园诗稿》 袁枚 佚诗 考订

《随园诗稿》，又名《随园主人呈雅雨公诗册》，是袁枚部分诗作的稿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第四册收录此稿本的影印本。

这份手稿是袁枚呈现给卢见曾（号雅雨）的诗集，与其生前便刻印成书的三十七卷《小仓山房诗集》（以下或简称“《诗集》”）及《补遗》二卷不尽相同。王顺贵、王英志等先生先后撰文对《随园诗稿》（以下或简称“手稿”）中不见载于《诗集》的袁枚佚诗进行了校录或考释①。王顺贵认为手稿存诗共34首，佚诗22首②，王英志认为手稿存诗共61首，佚诗亦是22首，然篇目有别。

据笔者统计，手稿收袁枚诗作17篇，共62首，其中16首不见于《诗集》（包括《补遗》，后文同），可定为佚诗。

《随园诗稿》因是手稿，不免要进行辨认、誊录。王顺贵的录文错讹较多，王英志竭力匡正，多有可取，然亦不免疏漏，失于繁琐，对手稿印证不足。本文兹以王顺贵录文为底本，选列王英志之说，并加按语进行辨析。

一、《随园诗稿》见存篇目考

《随园诗稿》诗作见存于《诗集》者，共46首，它们是：《种梅》4首（共6首）、《看梅》8首（共9首）、《折梅》2首（共3首）、《菩提场古梅歌限“大”字c周兰坡学士分作》1首、《〈赠吴将军〉并序》4首、《骗马歌为傅总戎作》1首、《山居绝句十四首》9首（共14首）、《丁巳冬，仆与郭凤池侍讲为车笠故事，其三人则邓元长、谢伟人、李傅天也，今邓、谢均已化去，余与侍讲别十二年，见于秦淮亭子，侍讲赠诗四章，严催和韵，会闻有杜牧寻春之语，故有第三首》4首、《春雨楼题词为张冠伯作》1首、《八月二十九日同沈补萝、潘筠轩、李晴江探桂隐仙庵，归憩古林寺》2首、《送秋四首》4首、《郭韵青侍讲与令兄进士某同时北上，忽然讣至，寄挽四章》2首（共4首）、《北魏孝静帝移宫处》1首、《登华山》1首和《马嵬》2首。

《诗集》在收录这46首诗作时，只有极少一部分诗作只字未改，如《种梅》“十丈春山带雪量”首、《登华山》等。但绝大部分诗作的诗题、字句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如《种梅》“镇日寻春出凤台”首，《诗集》卷十改作《买梅》，且首句改作“为买梅花手自栽”；《折梅》“要把疏疏密密分”首，《诗集》卷十《折梅》首句改作“为惜繁枝手自分”，又将下文“四顾”二字改作“细想”；《北魏孝静帝移宫处》、《骗马歌为傅总戎作》等诗都有改动，而《〈赠吴将军〉并序》中的诗句则变动最大。篇幅所限，不能悉举，姑举三例：

（一）《丁巳冬仆与郭凤池侍讲为车笠故事，其三人则邓元长、谢伟人、李傅天也，今邓、谢均已化去，余与侍讲别十二年，见于秦淮亭子，侍讲赠诗四章，严催和韵，会闻有杜牧寻春之语，故有第三首》

按：王顺贵认为此四首为佚诗，失检。王英志已指出此组诗见于《诗集》卷九，题为《与郭凤池侍讲秦淮话旧作》。第一首尾联“临水角巾应从倚，六朝春在水晶帘”，《诗集》作“料得凭栏定含睇，六朝春在水晶帘”；第四首颔联“领略鸾花辞白下，安排环佩侍青宫”，《诗集》作“垫角风标传白下，唾壶恩宠极青宫”。王英志校改“从倚”作“徙倚”等几条，均与手稿合，然亦有未尽处。③

（二）《送秋四首》

按：此四首王顺贵、王英志皆定为佚诗，失检。第一首与《诗集》卷九《送秋二首》的第一首诗实同，其余三首均见于《小仓山房诗集补遗》卷一，题为《冬日作》（共4首），除了第二首首句“满背驮红叶”，《诗集》作“满背飞黄叶”；第三首末句“飘然一杯酒”，《诗集》作“残书理几回”外，其余字句几乎全同。兹录第一首诗为证：

《随园诗稿・送秋》

弹琴送秋色，问欲去何方。树影一帘薄，虫声彻夜忙。

月高风渐定，水近意先凉。趁此水丝冷，因之秦履霜。

《诗集・送秋》

秋风整秋驾，问欲去何方。树影一帘薄，虫声彻夜忙。

花开香渐敛，水近意先凉。从此冬心抱，弹琴奏履霜。

按：王英志认为尾联“水”、“秦”二字当作“冰”、“奏”，是。《履霜》即《履霜操》，乐曲名。然二字手稿本不误，乃王顺贵录文有差。

细玩二诗，除了一、五、七、八四句经过润色外，其余全同。历来作诗属文，数易其稿者实为平常，二诗虽有改易，但实为一诗的痕迹仍然比较明显。

另外，第二首颈联“树秃长江逼，松青百草分”的“逼”字，《诗集》改作“近”，于平仄、诗意更胜一筹。王英志云第三首“月中鸿爪去”中的“月”、“山深无宿家”的“家”二字当作“目”、“客”；第四首“江上面面收”的“上”字当作“山”，皆与《冬日作》合，然手稿本不误。

其余三首仿此，类似于今之“初稿”和“定稿”，皆非佚诗。

（三）《郭韵青侍讲与令兄进士某同时北上，忽然讣至，寄挽四章》

按：此四首王顺贵、王英志均定为佚诗，其实四首中只有两首为佚诗。《诗集》卷九《凤池侍讲与兄某北上同卒徐州。闻讣惊骇，为诗以吊》二首，与其中两首内容一致。仅录手稿二诗如下：

其一

自敲湘竹写哀辞，准吊徽之与献之。一别便传人永诀，百年从此事难知。

朝天孤凤凌风去，半夜红兰带雪垂。惆怅浮生真草草，不如落叶有秋期。

其二

如此人难过四十，可怜官正要三迁。都非意料真为命，但怕伤心不是天。

南国琴书谁嗣续，东宫环佩亦潺。羊昙苦常桓伊挽，招得残魂月一船。

第一首，王英志认为首联“准”字当作“双”，是。下文将另作探讨。第二首，王英志认为尾联“常”当作“唱”，是。手稿本不误。

第一首，“朝天孤凤凌风去”，《诗集》作“两行孤凤朝天去”；第二首除首联基本一致外，《诗集》作“骤闻死信还疑梦，不解伤心最是天。两代芸香谁嗣续？九原花萼转联翩。想他风雨彭城夜，错把长眠作对眠”。第二首诗虽然字句改动较大，但因袭关系依旧清晰，情况与例（一）相似。

二、《随园诗稿》所存袁枚佚诗考

《随园诗稿》所存袁枚佚诗共计16首，它们是：《赠抱孙先生诗》4首、《种梅》2首、《看梅》1首、《折梅》1首、《山居绝句十四首》5首、《别家孝廉蕙　1首、《郭韵青侍讲与令兄进士某同时北上，忽然讣至，寄挽四章》2首。

《赠抱孙先生诗》共四首，题目为笔者所拟，原诗无确切题目，诗前有一段极似小序的文字：

“抱孙先生再领两淮转运之任，枚江左末吏，靡由识荆。门人王梅坡来自扬州，道先生问枚甚悉，并诵其壁间题句。枚窃喜自负，恭赋五言四章，渡江求教。知己之感，情见乎词。”

“抱孙”为卢见曾的字。王顺贵失收，王英志已指出，并全录其文，然其三篇文章录文不全同，如“皇皇尧舜术，敢责夔龙身”句中的“龙”字，其最初文章误录成“隆”字。除此，王英志的录文有三个错字，在其主编的二十册本《袁枚全集新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10月版）亦未校正。今订讹如次：

（一）间之奉华台，隔以九霄云。

按：奉，手稿实作“章”。章华台，楚宫名。此联互文，“章华台”与“九霄云”对举，描写两人相距之远。诗前“小序”云“恭赋五言四章”，“章”字字形与之吻合，可为本证。

（二）商贾不与齿，《周官》有令言。工商靳锦绣，汉制垂明文。

按：官，手稿实作 ”，即“服”字，释为“制度”。“齿”为“录用、收纳”之义。此两联对举，约言为周、汉时期法制规定商贾不得为官吏、不得衣\绣，体现了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的“抑商”思想。

（三）不愿为韦皋，月尽徒纷纷。

按：尽，手稿实作“进”。月进，《汉语大词典》谓“唐德宗时地方官吏为买宠而逐月进献财务”。《旧唐书・韦皋传》：“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赋敛以事月进，卒致蜀土虚竭，时论非之。”此二句乃袁枚阐述为官之道在于勤政爱民，莫要像韦皋那样为了一己私欲而横征暴敛，惹人非议。

此外，《种梅》之一首联云：“玉佩明重重加，半披霜影半横沙”，王英志已指出录文“重重”为“岁岁”之误，手稿《看梅》之一“春早长留好岁华”句的“岁”字字形与其吻合，可证王英志之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随园诗稿》是袁枚部分诗作的手稿，在陆续编入《小仓山房诗集》并刻印成书的过程中，袁枚对其中一些诗作做过不同程度的修订。《随园诗稿》所存袁枚的佚诗共计16首。

三、馀论

笔者还想就两个问题，并结合《随园诗稿》实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随园诗稿》诗作的创作时间

《小仓山房诗集》中的诗作每一卷下都会标明具体年份或一段时间，一般认为是诗作的创作完成时间，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从手稿到刻印成书可能会经过一段比较漫长的时间，诗作最终完成的时间肯定也有偏差。这些诗作主要散见于《诗集》的卷一、卷七、卷八、卷九和卷十，卷十所标年份为乾隆甲戌年（1754），而开篇的五首《赠抱孙先生诗》应当稍晚一些，故王英志认为《赠抱孙先生诗》写于乾隆十八年（1753）卢见曾复调两淮盐运使之后，这是可信的。卷一所标年份为乾隆丙辰年（1736），故手稿中的大部分诗作创作于1736至1754年之间。

（二）整理《随园诗稿》应该注意的问题

笔者认为，整理《随园诗稿》至少应注意三个问题：

1.注重对《随园诗稿》文本的校读

王英志先生虽然纠正了王顺贵录文的不少错误，但疏于对手稿原文的查检。如《看梅》“钩帘扬帐总先闻”句，王英志认为“扬帐”当作“揭帐”，且引袁枚《子不语》为证，详加论证。其实，只要核对一下原稿，就会发现是王顺贵的录文有误。

王英志校改王顺贵的文字还有很多是正确的，但都犯了对手稿原文避而不谈的毛病。且只要我们仔细阅读手稿和《诗集》的相关篇章，正如上文所举例证，不难发现很多诗作都是有承袭关系的，实际上是一首诗的不同稿本而已，绝不能以佚诗视之。

此外，《山居绝句十四首》之一的“澹澹春阴暝色迟”首“野田冲过半桥雨，惊起一双白鹭鸶”句，王英志录文将“雨”字作阙文空格，未详何因。检手稿正作“雨”，清晰明了。

2.掌握一定有关校雠、书法的知识，这对校理《随园诗稿》这类手稿类的古籍十分重要

王英志已经强调了具备书法知识的重要性，另外掌握一些校雠学的基础知识也十分必要。如《郭韵青侍讲与令兄进士某同时北上，忽然讣至，寄挽四章》其一首联“自敲湘竹写哀辞，准吊徽之与献之”，王英志认为“准”是“双”之形误，云“草体字‘双’貌似繁体字‘省，但含义迥异”，并详举《晋书》中“人琴俱亡”的故事，略显繁琐。

“准”字确为“双”字之讹，检之手稿，知与书法并无关系。其实，手稿中是在“b”（只）字的左上角有个“两点水”，并非“三点水”，而这个“两点水”实际上是重文符，表示“隹”或“b”字，则此字实为“p”字，即“双”的繁体字。《诗集》正作“双”。

手稿《菩提场古梅歌限“大”字与周兰坡学士分作》“我闻其言弹双指”、“巨灵双手掘梅根”、《骗马歌为傅总戎作》“或双超阵过”、《登华山》“绝壁纳双踵”等句中的“双”字都用了重文符，均与草书无关。

再如《赠抱孙先生诗》“民力亦巳屯”一句中的“巳”字，若按本字解则文义难通。但当我们了解了古人己、已、巳不分，均随文而定时，则知此字实为“已”字，文义畅通。

3.要充分运用工具书，如辞书、地方志等

阅读、校理古书，往往会碰到一些问题，若是能够利用好工具书，有时不仅可以很快地解决问题，而且很有可能连带着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如关于《丁巳冬仆与郭凤池侍讲为车笠故事，其三人则邓元长、谢伟人、李傅天也，今邓、谢均已化去，余与侍讲别十二年，见于秦淮亭子，侍讲赠诗四章，严催和韵，会闻有杜牧寻春之语，故有第三首》、《郭韵青侍讲与令兄进士某同时北上，忽然讣至，寄挽四章》这两首诗的创作时间问题，王顺贵根据诗题推断前一首的创作时间是嘉庆丁巳年（1797）冬，即袁枚（1716―1798）去世的前一年；后一首则难以判断，王顺贵承上首“丁巳冬”的时间，推断此诗定当作于袁枚生前，故创作时间为1797年到1798年之间。

且不云上文根据“卢见曾复调两淮盐运使的时间”推断整部诗稿的完成时间约在1754年左右，亦不云卢见曾是否能够活到嘉庆年间，只题目中“今邓、谢均已化去，余与侍讲别十二年”一言，便可断定此诗作于“丁巳年”后的第十二年。所以这个丁巳年绝不可能是指“嘉c丁巳年”，只能指乾隆丁巳年（1737）。此或可解决第一首诗的创作时间问题，第二首则仍悬而未决。

笔者想要换个角度，即通过对诗中提及的人物稍作考察，很多疑问便可迎刃而解。以第二首诗中的郭韵青为例，王英志疑其为郭运青或其兄弟，未作深考。通过查检《安徽省全椒县志》、《清代诗文集总目提要》、《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等书，我们认为郭韵青、郭运青以及第一首诗中的郭凤池实为一人，名肇u，生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卒于乾隆十八年（1753），字运青（又作“韵青”或“韵清”），一字凤池（又作“奉墀”，或云“奉墀”为其号），江南全椒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兄弟五人，先后登第。今存《佛香阁诗存》五卷。其字号诸书记载不一，盖有音讹，在此不必深究。

当我们查实了诗中郭凤池这一人物及其生平，尤其是生卒年，那么这两组诗的创作时间也基本可以坐实：前一组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后一组作于乾隆十八年（1753）。

注释：

①详参王顺贵《袁枚诗歌辑补二十二首》（《文献》2012年第2期）、王英志《〈袁简斋手札〉所收诗作献疑》（《文献》2014年第3期）。另王英志撰有《袁枚零散集外诗51首考释》（《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袁枚零散集外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二文，此三文录文、考释等有相通处，个别录文亦有改动，本文征引时择善而从，统称为王英志之说，不再一一标明篇目，读者可自行查阅。

②王顺贵原文将《随园诗稿》误作《袁简斋手札》，王英志已指出，不赘。

③王英志校正王顺贵录文误字详参其《〈袁简斋手札〉所收诗作献疑》脚注，然亦有疏漏。胪举如下：其二颈联“酒雨更无知己赋”，王英志已指出“酒雨”是“旧雨”之误，另“更”字据手稿当作“竟”，与《诗集》同；其三颔联“日日长看隔水青”的“看”字，据手稿当作“眉”，与《诗集》同；其四颔联“领略鸾花辞白下”的“鸾”字，据手稿当作“莺”。

参考文献：

[1]袁枚.随园诗稿[M].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

[2]袁枚.小仓山房诗集[M].袁枚全集新编.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3]王顺贵.袁枚诗歌辑补二十二首[J].文献，2012，02：148-151.

[4]王英志.《袁简斋手札》所收诗作献疑[J].文献，2014，03：170-172.

[5]王英志.袁枚零散集外诗51首考释[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47-53.

[6]王英志.袁枚零散集外诗[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03：49-52.

[7]刘d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第6篇：古代诗歌四首范文

关键词：悼亡诗；船山；夫妻情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4－0033－04

悼亡诗，顾名思义，就是悼念亡灵的诗歌。而古代的悼亡诗则专指男子悼念亡妻的诗。在船山先生众多的诗作中，涉及了各种情，既有对国家的炽热之情、对亲人的挚爱之情、对朋友的关爱之情，还写了较为隐秘的私人感情――夫妻之情。虽说写夫妻之情的篇数不多，但篇篇都为其心血之作，看后令人有股揪心的痛。

《周易・序卦传》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由此可见，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就十分推崇和谐的夫妻关系，和谐的夫妻关系是社会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枢纽。从诗作中我们得知，船山既是一位矢志不渝的爱国志士，同时也是一位坦荡从容的正人君子，“吾手写吾心”，他用言语表达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在他为数不多的悼亡诗里，我们细细地阅读着这些感人至深的诗句，从诗中平凡的语言中我们看到了身为人妻的古代妇女在为丈夫操劳的身影，她们事无巨细地关照着丈夫的饮食起居。从诗中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了船山妻子善良贤惠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也体会到了船山夫妻之间那种爱至深、情至切的深厚感情。

船山在其《显考武夷府君行状》中说道：“夫之先娶陶氏，处士万梧女，生子二，……继娶郑氏，襄阳吏部尚书继之孙，文学仪珂女，生子一……”《行状》里提到的陶氏和郑氏就是船山先生痛失的两位青春伴侣。

一、船山悼亡诗中深厚的夫妻情

(一)与陶氏――举案齐眉

船山十九岁时初娶陶氏，婚后不到十年，陶氏便因其父兄在丧乱中亡故而悲痛至死。船山与陶氏两人虽共同生活时间不是很长，却是举案齐眉、恩爱有加。在对亡妻陶氏的《悼亡四首》的诗作中，船山表达了自己的殷切思念和遗憾之情。现录诗如下：

十年前此晓霜天，惊破晨钟梦亦仙。

一断藕丝无续处，寒风落叶洒新阡。

读书帷底夜闻鸡，茶灶松声月影西。

闲福易销成旧憾，单衾愁绝晓禽啼。

生来傲骨不羞贫，何用钱刀卓姓人。

撒手危崖无著处，红炉解脱是前因。

记向寒门彻骨迂，收书不惜典金珠。

残帷断帐空留得，四海无家一腐儒。

在诗中，船山描绘了一个情意融融的生活场景：“读书帷底夜闻鸡，茶灶松声月影西”，我们看见了丈夫发愤读书至深夜，妻子红袖添茶侍一旁的动人画面；我们还看见了在月影西斜时夫妻突闻雄鸡鸣，而四目相望莞尔一笑的和谐场面。那情景、那笑声宛如历历在目、声声入耳，回首往事，又怎能不痛心疾首呢?

在诗中，船山记录了陶氏的高尚人品：“生来傲骨不羞贫，何用钱刀卓姓人。”“钱刀”是古代一种像刀形的钱。“卓姓人”是指古时一卓姓靠冶铁而成巨富的有钱人。其语典出自《乐府诗集・白头吟》中的诗句：“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嘲男儿重义不重财自古有之，但陶氏一弱女子也有如此之傲骨，不能不令船山佩服。

在诗中，船山对陶氏“收书不惜典金珠”一事记忆犹新。为了丈夫喜欢的书籍，在家境困难之时，陶氏毅然典卖了自己的首饰。俗话说：“三分人才，七分打扮”、“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世上没有哪个女子不爱美，女人都希望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陶氏当然也不例外，但她却能做出如此的决定，体现了她的贤淑，她识大体。

在诗中，船山既表达了自己对陶氏的深切思念，也传递了自己的后悔之情，“闲福易销成旧憾，单衾愁绝晓禽啼。”当时的美好时光稍纵即逝，现在都已烟消云散，“此情可待成追忆”，追忆后面是“旧憾”。身在福中不知福，幸福易销成遗憾，凄凉孤单之际只能“单衾”裹身整夜“愁”。想起陶氏的高尚品德，想起往日的朝夕相处，真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记得《诗经・周南・关雎》中有句众人皆知的诗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古汉语中“窈窕”是“文静而漂亮”之意，“淑”是“好，善良”之意，外形漂亮而又性格文静、善良之女性方是君子的好配偶呀。从《悼亡四首》中，我们虽不知陶氏容貌如阿，却深知其人品之“淑贤”，她虽处贫穷之境地，却不以“贫”为羞；虽身在寒门，却能“收书不惜典金珠”。白天操持着家事，为生计和丈夫的书籍忙活；深夜还为丈夫端茶倒水，一直陪伴到天亮鸡鸣时。贤淑的陶氏在其有限的生命里与丈夫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又怎能不给丈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呢?

(二)与郑氏――志同道合

陶氏亡故数年之后，船山方在桂林与郑氏结为夫妻。相对陶氏而言，我们认为船山与郑氏的感情更深，体现有三：一是有关郑氏的悼亡诗数量多一些；二是诗中表达的思念之情更为深切；三是从《姜斋文集补遗・自题墓石》里可以得知：“有明朝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侧其继配襄阳郑氏之所也。”究其原因在于：船山与郑氏相依相守的十年正好是他反清复明、四处奔波的十年，战火纷飞中他与郑氏患难与共，二人可谓是“志同道合”。

船山悼亡郑氏的诗作有不少，因篇幅所限，我们同样择取其中四首来感受船山与郑氏之间的“琴瑟之好”。

《来时路・悼亡》之一：

来时苦大难，寒雨飞滚滚。

今者复何日，秋原称叶黄。

遵路行以悲，飘风吹我裳。

流泪心自喻，剧结车轮肠。

诗中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充满萧条悲情的画面：“寒雨飘飘洒洒漫天飞”，飞动的不仅仅是漫天的雨丝，更多的是一个丈夫满腔的思念情丝。映入眼中的满是那失去生命的“秋叶”凋谢的“黄”，冰冷的“飘风”“吹”动着丈夫的衣裳，想起已逝的爱妻，丈夫禁不住泪流满面，肝肠俱断。爱之深方能痛之切，一句“剧结车轮肠”让人怎能不断肠?

《岳峰悼亡四首》之二：

到来犹自喜，仿佛近檐除。

小圃忙挑菜，闲窗笑读书。

忽惊身尚在，莫是客凌虚。

楚些吾能唱，魂兮其媵余。

爱妻已逝，物是人非。虽然阴阳两相隔，却仍是思念不停止。诗中的一“喜”一“惊”，让读者在“过山车”般地迅猛中体会到了船山对郑氏的深切思念。“情到深处人孤独”，孤独牵出爱妻来，爱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宛如平常。船山先生惊喜地看到爱妻冉冉而来，近了，近了，她来到了屋檐下，来到了台阶前；船山先生惊喜地看见郑氏正在菜园里不停地忙碌着；又惊喜地听见了郑氏那悦耳的欢声笑语，一切都如往日，一切都似未曾改变。忽然“平地一声雷”惊醒“梦中人”，猛然察觉“年年岁岁景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郑

氏已驾鹤西去。“喜景”衬“悲情”，“悲情”自更深。

《续哀雨诗》之三：

羊肠虎穴屡经过，老向孤峰对梦婆。

他日凭收柴市骨，此生已厌漆园歌。

藤花夜落寒塘影，雁字云低野水波。

樾馆无人苔砌冷，桂山相较未愁多。

在诗中，船山先生一如既往的“借景抒情”。“藤花夜落寒塘影，雁字云低野水波。”画面十分冷清：虽有“藤花”却已“落”，虽有“塘影”却蒙“寒”，大雁南飞却是云低时。冷清的景物透露了船山先生在郑氏死后心中那挥之不去的浓厚的孤独感。在《续哀雨诗》的《序》里船山先生写到：“庚寅冬，余作桂山哀雨四首。其时幽困永福水砦，不得南奔，卧而绝食者四日，亡室乃与予谋间道归楚……因苦吟以将南枝之恋，诵示亡室，破涕相勉。今兹病中，搜读旧稿，又值秋杪，寒雨无极，益增感悼，重赋四章。”“幽困”之时，“绝食”之际，郑氏坚定地立于丈夫之后，为之出谋划策，与之“破涕相勉”，真是“人生一知己”呀!“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如今“旧稿”依旧在，“知音”郑氏却已亡，怎能不让人“愁”啊!

《续哀雨诗》之四：

桂山哀雨旧诗留，读向泉台忆得不。

卞壶可容魂大笑，王章不为死含愁。

丹枫到冷心元赤，黄鞠虽晴命亦秋。

韶月年年春日暖，倡条冶叶漫当头。

一句“桂山哀雨旧诗留，读向泉台忆得不”让人是“欲罢不能”，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船山先生对郑氏的一片深情。“旧诗”还在人却不在，“睹物思人”，此时思念最真挚。同时我们发现船山先生在述说儿女私情之际，胸中始终未忘国家之大事。《续哀雨诗》之三中诗中那句“他日凭收柴市骨，此生已厌漆园歌”就已将其对国家的忠贞之心表露无遗。“柴市”乃是文天祥在北京英勇就义之处，《续哀雨诗》之四里的卞壶是晋成帝的忠臣，在苏峻攻打京师时抱病战死；王章则是被成帝舅王凤陷害冤死囹圄之中。从诗作中我们不难得知船山先生对那些“以身任天下”的仁人志士十分赞赏。他借古人言自身，“魂大笑”、“死含愁”、“丹枫到冷心元赤”，确是“一片丹心照汗青”。

有人会问：“哀悼之诗怎能传爱国之情，这与郑氏又有何关?”细细琢磨，觉得船山先生如此的安排，自有其深藏之涵义。《续哀雨诗》的《序》中说：“今兹病中，搜读旧稿，又值秋杪，寒雨无极，益增感悼，重赋四章。”句中所谓“旧稿”，应是《续哀雨诗・序》里提到的“因苦吟以将南枝之恋，诵示亡室”之稿。船山能将自己“南枝之恋”读给郑氏听，就说明郑氏在丈夫心中绝不仅仅是一个会操持家务，照料老小的一般的妻子，更是一个既能深懂丈夫心思，又能与之共进退的“革命伴侣”。“知夫莫若妻”，正因为郑氏深深地了解自己丈夫的内心世界，知道自己丈夫心底深深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所以她一直在背后默默而坚强的支持着丈夫继续忠贞报国。也正因为在长期的朝夕相处中，船山也深知郑氏品性高尚，与自己志趣相投，是自己人生一难得“知己”，所以在写悼亡诗之时自然抒发出两人之间那种往日的“志同道合”。由此，我们也深知了郑氏在船山先生心目中那无人能取代的地位。

二、船山悼亡诗的文化内涵

综观历史，在封建的宗法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为大众所接受的伦理观念。“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种“既嫁从夫”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早已是根深蒂固。而同样的，“夫为妻纲”的夫妻关系也早已被奉为了金科玉律。在夫妻关系中，丈夫一直是处于中心的位置，强势的地位，夫妻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平等的。东汉时期有名的才女班昭曾在七十多岁高龄还写出了《女诫》一书，“《女诫》七篇系统地阐扬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夫为妻纲的道理及‘三从四德’的规范，从此男尊女卑观念逐渐深入全社会，广泛表现在观念形态及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妇女带来深重的压迫、歧视及无穷的痛苦。《女诫》一书，为历代儒家学者和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班昭也因此被抬到了‘女圣人’的地位。《女诫》作为中国古代妇女的行为准则，曾影响了中国社会近两千年，成了男权对女权压制的代言。”“《礼记・内则》里有‘男不言内，女不言外’说法，……从文化层次上来讲，中国古代妇女对男人世界来说是附属品，不能参与男人的活动，而只能依附他们”

但我们却惊喜地发现，船山勇敢地冲破了“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束缚，为陶氏、郑氏写下了不少发自肺腑的悼亡诗。船山先生在悼亡诗里描画了了两个独具东方美的中国古代女性，她们善良又贤淑、忠贞又坚强、知书又达理，同时又为我们呈现了一位重情重义、珍重爱人、坚贞报国的男子形象。他们之间并未发生那种“惊天地泣鬼神”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却在字里行间里时刻流露出一种“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夫妻之情。在船山先生的眼中，陶氏和郑氏她们不是家庭的附庸，而是平等的夫妻。她们既是他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精神支柱，他们既是夫妻，也是朋友。道是“只羡鸳鸯不羡仙”，他们之间那种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互相勉励、和谐融洽的夫妻情着实让旁人羡慕。

俗话说“男怕人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男人又何尝不怕取错妻呢?一个男人最高的品味就是他所选择的女人，选择了什么样的女人就等于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船山幸运地娶了两位贤惠善良、知书达理的好女人，而能与船山夫妻一场应该也是陶氏、郑氏的幸运之处。船山的悼亡诗给后人提供了一些夫妻和谐相处的启示：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充分相信、平等相待。正如和邓颖超之间所定的“八互”原则，也就是夫妻之间应当“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帮、互让、互谅、互慰”。如果世上的夫妻都能如船山夫妻和夫妻那样，相信社会一定是非常和谐。

三、船山悼亡诗的创作特色

(一)真情实感

“情是诗的灵魂和统帅”，悼亡诗和哀祭文一样，主要在于感情的真挚而不在于字面上的刻骨铭心。悼亡诗，它本身就是一种悲情的抒发，就是一股深情的宣泄。船山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篇》中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在船山先生的悼亡诗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作者对妻子的一片深情。他用“于心目想取处得景得句”来抒发自己“断弦”之痛。正是由于此情来自于作者内心深处，它是作者内心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才能给读者如此强烈的情感撞击。

(二)情景交融

《姜斋诗话》(卷一)：“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关情者景，自与情相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船山身体力行的实行着自己的诗学理论。景中情者，如“十年前此晓霜天，惊破晨钟梦亦仙”，自然是孤凄伤感之情；“到来犹自喜，仿佛近檐除”，自然是高兴喜悦之情。情中景者，如“记向寒门彻骨迂，收书不惜典金珠”赞美钦佩之情中写出了陶氏典卖首饰换回书籍之景。

(三)不琢不丽

第7篇：古代诗歌四首范文

《春》作者以新奇的比喻、清新流畅的语言赞美春天，想象春天，春草、春花、春风、春雨，以及春天里的人，细腻的感官描写，以及对景物独到的观察、典型景物的选择均有高妙之处。

《济南的冬天》则像讲故事一样充满沧桑感、动感。描写景物着眼于景物特征，“响晴”算是济南冬天的总特征吧，作者先从总体上把握济南特点，然后揭示济南的地理特点，山暖和而安适，水绿盈盈的，写出冬天济南的独特魅力。

《夏感》则抓住了夏天“紧张、热烈、急促”的特征展开，“热烈”即麦浪翻滚、热风浮动，“紧张”农民忙着打麦子，忙着给秋苗施肥。“急促”指田间禾苗、麦子、玉米高粱，蓬蓬勃发，向秋的终点作着最后的冲刺。写景着眼于景物细节，书写生动，概括有个性，角度新颖，见解独特。

《秋天》以叙述笔触为诗，语言清新婉丽，秋天“伐木声丁丁地飘出幽谷”，　秋天“游戏在渔船上”，秋天“梦寐在牧羊女的眼里”。转换景物角度，由景及人，脉络分明。诗歌语言的韵律美、和谐美可见一斑。

《古代诗歌四首》书写春秋之景，想象或宏阔，或清丽，展现了不同风格的诗歌特色。或是秋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或是春天，“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好课文就是写作的好范例，学习本单元，就是要模仿这些经典文学作品来尝试写作的乐趣。如何才能写好景物类文章呢？

其一，要静心观察，细心体悟。春天万紫千红，百花争艳，春意表现在一草一木上。只有细心观察，方有独特的审美体验，才能做到描写到位，表达生动。“收起青鳊鱼似的乌桕叶的影子”这才是典型的秋景嘛，撒网捞起的树叶，这是秋天最美的一片叶子。

其二，要抓住景物特征来写。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一个季节有一个季节的风情。在作家梁衡笔下，夏天“紧张、热烈、急促”，在曹操笔下，秋天“萧瑟、宏阔、浪漫”。同样是秋景，在何其芳笔下，秋天“清丽、细腻、多情”。这就是说，景物是带有个人独特体验的景物，这样的景物才具有新鲜感、代表性。

第8篇：古代诗歌四首范文

从自我出发而写诗是田禾诗歌的首要特点。在这四首诗里，没有哪一首离开了自我的生命与自我的生存，没有哪一首只是一种纯客观的描写。《灯旺》回顾了自我的来历：他的出生与一个叫“五婶”的女人有关，“母亲”与“父亲”为了他的来到人间而付出甚巨，“奶奶”则以二百响鞭炮的古老仪式进行迎接，以至于“灯旺”名字的历来，也颇有一点传奇性。他们没有想到其迎接的是一个未来的中国诗人。在《我的乳娘》里，小时候如果没有了“乳娘”尽心尽力地呵护，也许本来瘦弱的诗人，早就不在人世了。《火车从村庄经过》写到了“九妹”坐火车去南方打工时所发生的细节，让人沉重与心酸。每一首诗里都有“我”的存在，“我”的情感、“我”的人生、“我”的生活以及“我”与故乡的关系，诗人自我的个性与气质，深深地印在所有的句子里。诗是最不可缺少自我的文体，任何诗里虽然可以有故事、有风景、有人物，然而最不能缺失的，就是“自我”。这个“自我”，不是假托的人物，而只能是诗人真实的自己。在田禾所有的诗作里，都可以看到一个出生于张山吴村穷苦农民家庭，后来以自己的想象与努力来到城市求生存，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同时又总是与故乡保持生活上与精神上的联系，他就是诗人田禾。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艺术风韵，让田禾的诗歌在不署名的情况，也不至于与其他当代诗人的作品混杂。

着重于表现人物的命运与人物的心灵，是田禾诗歌的第二特点。田禾诗里都会有人物的存在，并且让人物的心灵得到呈现，让人物的命运得到突显，自然，他们与诗中的“自我”总是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在《火车从村庄经过》里，“九妹”离开这个小小的山村，是在最后一分钟坐火车南行的，可见她的离开也是很纠结的了；她的心情与命运，犹如那两行铁轨承载着一列火车的重量，前程如何，不得而知，就更让人迷茫。以此为个案，成千上万男男女女外出打工者的命运，就这样成为了田禾抒情诗歌关注的对象。在《回家》里，“儿子”之所以能够喊出“回家”，也是因为受到了自己影响而对张山吴村有了深深的感情。为什么说其诗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心灵呢？虽然并没有多少细致描写，然而有了那么一两行“画龙点睛”，一切都活灵活现了：“两行铁轨承载着整列火车的重量”所表现“九妹”的沉重心情，“我沾满泥粒的指尖，已率先到达”所表达对故乡拥有的切肤之痛，“有时苦难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所表现的“五婶”对于自我命运的无奈，“父亲说：有了，就叫――灯旺”所表达的突然开朗“发现”的欢乐感，实在让人惊异，这样的诗行都与人物心灵相关。所以，除了“自我”之外，人物及其情感与命运就这样成为了田禾抒情诗歌的核心。如果离开了对诗中人物心灵及其命运的表现，也许就缺少现在这样的深度与厚度。所以田禾的乡土诗歌之中心还是人物，自我与他者的心情、心灵与命运，往往被他表现得独到而现实。

看似无技巧而实有大技巧，是田禾抒情诗歌的第三特点。田禾的乡土诗歌与中国古代的乡土诗传统相一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白描与直写是其诗歌主要情感表达手法，乡村景象与人物生活被诗人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让其诗实在、真诚，诗人所要表现的就是乡下人生活与情感的原生态。然而，诗人对于自我情感的表达也是很讲究的：《乳娘》里对于“五婶”苦难生活图景的展示，就采取了一种铺排的方式，有一点像艾青早年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景象一幅一幅，情感直泻而下，不过其间的细节描写也不让前人；回忆自我人生经历的时候，“两岁”、“三岁”、“四岁”、“八岁半”，时间上的流逝感十分强烈；“我”往二百里之外的方向“一指”而产生的动感，“儿子”所说的“回家”与父亲所说的“有了”，都十分传神；“往南，往南，一直往南”而产生的节奏感，以及“汽笛声拉得很长/拦腰载断了夜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还笼照在月光中”而产生的画面感与空间性，都说明了诗人的精心构造。无论何种文体，真正的技巧是学不来的，只有通过日积月累才可以发现别人的技巧，也只有通过自己的省悟与反思，才可以在自己表达思想与情感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形成技巧。田禾的诗歌存在许多自然天成的技巧。

田禾的抒情诗歌也不是没有缺失：一是要更好地处理好“实”与“虚”之间的关系。表现自我与生活很实在，自然有其长处，然而诗意的产生与保存与“虚”是分不开的，古人所说的情景交融、情景相生、虚实相生，需要诗人更好的反思。二是要留下更大的空间，以便能够让读者回味与思考。自我的情感表现也不能过于直接，人物的命运也不可过于实在，他们的前世今生、他们的感觉与想象，只可以给出一个片断，甚至给出一个小点，其他的东西，都可以让读者去补充，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也许诗情画意才会更加丰实。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与《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世界文学评论》主编。

第9篇：古代诗歌四首范文

关键词: 泰山文学 古代文献 文体

泰山古代文献浩繁,涉及文体种类广泛。诸多文体集中于一狭小地域,对于古代文学文体变迁研究来说,实为典型的原生态个案。剖析这一个案,明晰古代文体在泰山一域的演变,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当有特别的意义。本文试以《文心雕龙》、《昭明文选》等传统文体学著作之分类为参照,对泰山古代文体作类举剖析,抛砖引玉,以待泰山文体研究之宏论。

一、泰山古代文体种类分布概况

1.诗、词、曲类。

诗为泰山文学作品最多之文体,其中又以五古、五、七言律、绝最多。最早咏及泰山诗为《诗经・鲁颂・宓宫》[1],四言诗。传为孔子作《丘陵歌》,亦为四言。专咏泰山之四言诗为魏曹植《飞龙篇》。五言诗较先者为曹植《驱车篇》等,后李白《登泰山六首》等,蔚为五言古诗大观。七言诗以东汉张衡《四愁诗》(其一)为先,其辞仍存楚风。五律最著名者为杜甫《望岳》;五言排律以唐代李义府《隽州遥叙封禅》为先;七律以刘禹锡《送东岳张炼师》较早。五绝如张志纯《题桃花峪》,七绝如卢照邻《登封大铺歌》等。二言,元代唐肃《日观赋》中拟汉武帝刘彻登泰山所咏:“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惑矣!”堪为咏泰山仅有之二言诗;元代杜仁杰《天门铭》雄浑、悲壮,实为中国古代三言诗之佳作,惜山东师范大学周远斌《论三言诗》竟未论及,置元代三言诗为空白[2]。六言诗有张志纯《遗世颂》等;杂言诗有明代曾ぁ盾笃皆缧型岳》,王守仁《泰山高》等。除此以外又有:拟作:汪坦《别泰山拟李太白五言长篇》,乾隆《拟子建飞龙篇》等;联句:明代周琉、杨志学、胡缵宗联句《泰山行》;歌谣:明代张位《舍身崖歌》,吕坤《毒草歌》等;乐府:曹植《泰山梁甫吟》,李白《梁甫吟》等;操:唐代韩愈《龟山操》,等等。

因祭祀泰山要用乐,故历代有曲,如:《泰山景》(道曲)[3],唐代《封泰山祀天乐章一十四首》、《禅社首祭地o乐章八首》等。而文人词因其体式与登泰山情怀大相径庭,故数量甚少,有元好问《清平乐・泰山上作》。

2.辞赋类。

泰山辞作较少,多为祭祀实用之作,如宋代鲜于辍对郎翊恰,清代张铎《迎神辞》、《送神辞》等。赋体虽非实用,但因古代之赋多与地理相关,如萧统《文选》收赋分15类,其中“京都”、“纪行”、“游览”、“江海”诸类皆与地理相关[4],又兼赋长于浏物抒怀,故泰山赋作数量颇丰,且多有名家名作,如唐李白大赋《明堂赋》、丁春泽律赋《日观峰赋》,清蒲松龄《秦松赋》[5]等。辞赋类相关文体如:颂:班固《东巡颂》等;赞:《青帝广生帝君赞》、朱孝纯《泰山赞》,等等。

3.论说类。

论说一类,古代文论中区别为多种名目,分别举例如下:论:章俊卿《明堂论》;说:清代褚峻、牛运震《金石图说》;篇:汉代班固《白虎通封禅篇》;解:明代吕坤《观日解》;议:明代沈应奎《岱祠迂议》、《再谒元君议》;注:郦道元《水经注・汶水》;辨:顾炎武《高里山辨》;考:高诲《玉女考》,等等。

4.书记类。

因古代文人“游”多有“记”之故,泰山“记”一类数量甚多,如东汉《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等。书(书信)有宋代石介《与奉符知县书》等。此类中还有:纪要:明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录:欧阳修《集古录》;谱:宋代刘《秦篆谱》,等等。

5.序跋类。

序:宋代刘《秦篆谱序》;叙:明代雍焯《泰山志・叙》;引:《岱史引》;跋:朱熹《跋泰山秦篆谱》;例:《岱史・凡例》,等等。

6史志类。

史志类文体集中于《泰山志》、《岱史》之书,如表:《岱史・山水表》,其他文献中也有名作,如书:《史记・封禅书》;传:王之纲《玉女传》,等等。

7.祭告类。

泰山为历代帝王封禅祭祀之所、民间朝拜祷告之地,故祭告类文章众多,体例丰富:封禅:《汉武金泥玉检文》、《宋玉牒文》、《宋真宗登封玉册》等;祝:《唐高宗玉牒祝文》、《宋大中祥符元年御祝文》等;祭:北魏高允《祭岱岳文》,宋欧阳修《祭东岳文》等;告:宋济南守曾巩《告岱岳文》等;符:东汉光武帝刻石《河图会昌符》等;咒:后晋《总持咒幢》;法旨:《大元国师法旨碑》,等等。

8.诏令类。

历代帝王、地方政府多关注泰山,故制令甚多。其文体有:制:唐开元十四年制《听王希夷致仕还山》,明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制《去泰山封号》等;诏:汉武帝《改元元封诏》,东汉章帝元和二年《东巡诏》等;谕:明代《巡抚都御史何起鸣宣谕》等;禁约:元代《王母池禁约刻》等;牒:金代《玉泉寺牒》、《香严寺牒》等;执照:元代《泰安州申准执照碑》,等等。

9.奏议类。

此类文种颇多,如:唐代长孙无忌等撰《请封禅表》等;疏:北宋孙]谏疏、明代王在晋《青龙神吐火疏》等;奏:东汉张纯《请封禅奏》等;策:元代《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等;驳议:粱代许懋《驳封禅议》等;议:唐代颜师古《封禅议》等;对:汉代嚎怼斗忪对》等;移:《岱史公移》,等等。

10.碑铭类。

泰山自古为刻石胜地,碑碣石刻数不胜数。其文体有:铭:《秦李斯刻石铭文》,汉武帝《鼎铭》,唐玄宗《纪泰山铭》等;碑:汉代《泰山都尉孔宙碑》等;碣:《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等;墓志:宋代欧阳修《徂徕先生墓志铭》等;墓表:姜潜《故李侍郎墓表》等;墓碣:《陶公墓碣》等;题勒:《供石题勒》等;题名:《刘仁愿题名》等;题识:《明代钟惺题识》,等等。

11.其他。

小说:《胡母班》等[6];戏曲:元代《病打独角牛》[7]等。

二、泰山古代文体种类分布特点

1.泰山文献中文体种类分布广泛。

以上各类见于《文心雕龙》、《昭明文选》、《文章缘起》等文体著作的文体70余种,种类丰富。对于一座山岳而言,此种情况甚为少见,值得深入研究。

2.泰山诸文体作品数量分布差别很大。

以《岱览・艺文总录》为例,全书收录作品凡765篇,其中文体种类分布情况:诗最多,古、近体诗共556篇;赋15篇,乐章神词琴操48篇;其他各体文章如诏诰制15,表疏7,奏对9,议驳8,状策2,书1,序11,颂4,赞7,符命2,传注考7,论篇辨说觚20,记志纪录随笔跋35,碑文1,墓志2,祭祝告谢文15,共146篇。其中诗文数量最多的原因在于,游览泰山抒怀、记游需要。实用文体的丰富,是缘于泰山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

3.泰山诸文体作品的时代分布有较大差异。

仍以《岱览・艺文总录》为例,765篇作品,其时代分布为:汉22篇,魏晋南北朝29篇,唐五代78篇,宋75篇,金元32篇,明340篇,清189篇。以明代最多,其原因除文献流失外,明代去泰山封号,民间朝拜、游览之风盛行,所以明清文人吟咏之作遂多。

4.泰山文体源流清晰,绵延数千年不断,文学成就斐然,实为文体发展史之典型个案。

泰山为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文化中心,所以也是文体汇萃之地。诸体文章多有文体开创之功、发展之力。如游记一体,诸多游记专著以《封禅仪记》为中国古代第一游记,而究其实质,《尚书》关于禹巡狩泰山之行记,则为更古老之游记发端。泰山诗文等多有该文体历史上第一流作者、第一流作品。如五古之曹植,五律之杜甫,古风之李白,皆为诗歌史之顶峰,其泰山诗作亦为诗歌史上一流作品,影响深远。而秦代李斯之泰山刻石文,形式模仿雅、颂,三句为韵,四言为句,开碑文体先河。泰山文体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史,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本文所列文章篇目,除特别注明者外,皆出于汤贵仁,刘慧主编.泰山文献集成[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5.

[2]周远斌.论三言诗[J].文学评论(京),2007,(4):75-81.

[3][5][7]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泰山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3:478,547,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