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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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论文通过分析公共图书馆与产业集聚力、社会整合力、创新力、文化力等城市竞争力构成因素的关联性，提示了公共图书馆对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积极作用。

城市竞争力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反映了全球化进程对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标志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的文化形象。探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将公共图书馆置于城市发展的背景下去挖掘它的价值，并进而丰富有关城市竞争力的理论体系。

1城市竞争力概述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含义直观而又不易精确把握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很多解释。总的看来，这些定义都强调城市资源的有效开发，认为城市竞争力是城市为满足区域、国家或者国际市场的需要而产生商品、创造财富和提供服务的能力，以及改善生活质量、树立自身形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反映了城市的生产能力、生活质量、社会全面进步及对外影响力[1]。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因素纷繁复杂，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从产业集聚力、社会整合力、创新力、文化力等几个被研究者普遍认同的因素入手，来分析公共图书馆对他们的影响。

2吸引产业聚集，提供商务支持——公共图书馆与产业聚集力

从城市的角度说，聚集力就是城市的吸引力，它是城市竞争力的基本力量，产业、人才、资本等多种形式的有效集聚，为城市综合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城市集聚中，比较高级的表现形式是产业聚集，即经营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一群企业，在地域上更进一步的集中在一起[2]。以具有竞争优势的硬、软环境吸引各种资源在一定区域上聚集并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基本战略。

公共图书馆对于产业聚集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文化产业的积极推动上。首先，城市公共图书馆系统是文化产业产品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其大量的文献采购活动有效地带动着城市出版业的发展，而出版业又与印刷、设计、包装、生产、运输等产业密切相关，由此形成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促进了文化产业在城市的聚集。其实，除了自身巨大的文献需求之外，公共图书馆还为文化产业市场培育更广泛消费需求。这是因为，公共图书馆通过开展各种文化教育活动，能够促进市民文化艺术修养的提高。而随着市民文化修养的提升，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就更高，于是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的奢求会不断增长，并趋于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这些需求将有力地刺激城市文化产业的繁荣。第三，公共图书馆可以凭借其文献资源优势，直接带动文化产业中某些行业的蓬勃发展。

如旅游业是城市文化产业的亮点之一，如何更好地宣传、挖掘更深层次的城市旅游资源，对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公共图书馆作为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主要载体，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信息保障和旅游产品支持，可承担起“文化旅游”的重任。一些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辟出专厅举办当地民俗文物展览、地方志展览、珍本善本展览等，让游客在惊叹于城市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同时更深刻地体味城市的历史文化，使城市旅游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凸显出新的魅力。

3粘合二元文化，促进城市融合——公共图书馆与社会整合力

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社会的首要特征是大量的人口集聚及不同社会阶层并存，城市社会健康发展、实现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城市社会的整合程度，故而社会整合功能是城市竞争力的体质特征[3]。一个城市能否营造出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各阶层和谐共存，直接关系到这个城市经济、社会繁荣以及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到城市竞争力的大小。

图书馆在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存，特别是实现弱势群体的自我提升方面有着独特作用。正如吴慰慈教授所言，直到今天，比较社会中各类型组织，很难找出一个能象公共图书馆这样贴近群众、体系完备、基本免费的机构。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国籍、社会地位，所有社会成员原则上都可以免费享受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图书馆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必将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缩小社会差距；维护住处安宁，保障公民权利；活跃文化生活，提高教育水平；弥补数字鸿沟，推动和谐发展等作用。

一方面，公共图书馆是城市二元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粘合剂，它所拥有的馆藏资源和举办的文化教育活动，既有偏重于审美性、高雅性的部分，即所谓的精英文化；也有偏重于娱乐性、消遣性的部分，即所谓的大众文化。这样，公共图书馆既满足了社会大众共同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同时也不排除精英人物对高雅文化的需求，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并存，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生，城市的社会结构得到良好的整合，城市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得以强化。

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作为信息公平的一种制度保障，有利于实现城市弱势群体的自我提升。公共图书馆是城市公民平等、自由地获取信息的理想场所，读者无论地位高低、能力强弱都拥有同等的权利、享受平等的服务。这种无歧视的信息服务本身就传达着社会公平的理念，对于城市弱势群体的心理调适起着正面的安抚与激励作用。而且图书馆中丰富的馆藏资源、良好的学习氛围，也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处温暖而可靠的科学文化避难所，有助于他们通过阅读的滋养来改善知识结构，提升科学素养。同时，图书馆举办各种免费的书法绘画展览、音乐欣赏、经典影片观摩等，还可以增加城市弱势群体的文化艺术福利，使他们不被排斥在优秀文化的影响之外，从而保持与社会的共同进步。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数字鸿沟问题对城市整合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公共图书馆在弥合数字鸿沟方面恰恰可以有所作为。比如城市公共图书馆大都设置了电子阅览室，并配备了相应的数字资源，可以为“信息贫困者”提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上网查询各种信息的公益。当然，公共图书馆通过开展用户信息素养教育，培训用户的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更是直接为缩小数字鸿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营造学习氛围，推动城市创新——公共图书馆与创新力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竞争力高低的重要因素，建设“学习型城市”、“创新型城市”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发展目标。“公共图书馆是国家创新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有力补充。VanGeenhuizen认为，拥有关于新技术的知识是当今城市和地区获取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获取知识和利用知识的能力对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4]。廖远涛等也认为，创新学习能力是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层的构成要素之一[5]。

公共图书馆是城市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知识创新体系必要的基础支撑条件。城市公共图书馆系统所构建的良好文化氛围和学习环境，有助于培育市民的终身学习习惯，使学习和创造成为市民自觉的精神追求。由此，城市将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学习型组织，直接促进城市创新能力和知识竞争力的全面提高。

我们知道，创新的形成总是以一定的知识存量为基础，是一种学习知识、创造知识并将知识与技术进行产业化运作的过程。图书馆与大学、科研机构、知识中介机构、广告传媒网络等其他知识基础设施一起构成了知识创新的基础平台，他们互相配合，传递着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使整个城市都能感受到创新的氛围与活力，也使创新者所需的各种资源与服务能够得到及时、全面的供应并实现有效整合和转化利用，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为城市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外，从本质上说，城市创新力的大小取决于创新主体的素质，即人力素质。高素质的城市劳动力，有助于提升整个城市的创新能力。提高市民素质的途径很多，通过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就是其中之一。公共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可以满足各种专业、各种职业、各种文化程度的读者的知识需求，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同时，不同学科、不同语言的文献比肩而立，本身就传递着文化多样化的信号，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广大市民开阔视野，理解和宽容不同文化。另外，公共图书馆通过举办信息资源利用课程、学术报告、知识讲座等，可以满足市民对新信息、新知识追求，提高市民的信息素养；通过开展外语、计算机应用知识等专业技能培训，可以为市民的职业技能“充电”，使其有能力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通过举办科普展览、书法绘画展览、视听音乐会、影片观摩等，可以提高市民的科学、艺术文化修养。显然，公共图书馆通过开展各种信息服务和文化活动，对市民的思想道德、科学知识、艺术修养等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和熏陶，对提高市民的整体素质进而全面提升城市创新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5打造文化品牌，彰显城市个性——公共图书馆与文化力

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曾经指出：21世纪的竞争，将不是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这也说明文化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成份。一个具备独特文化品位的城市，有着巨大的张力、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对于城市投资环境、商业环境、人才环境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当今，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那些历史积淀丰富、文化特色鲜明的城市，往往被看成理想的投资和居住地，如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京都，我国的杭州、苏州等。

城市的魅力在很程度上来源于其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是一个城市的珍贵财富，更是城市文化品牌和个性特征的生动展示。作为城市的记忆宝库，公共图书馆通常保存有大量的地方史志、家谱、地方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资料等以地域为特色的文献及其他历史典籍，这些文献以特殊的方式记录着历史发展的重要瞬间，描绘着城市风俗的历史演变，折射着城市文明的延续与进步，为彰显城市文化个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信息保障。比如著名旅游城市苏州，就是利用其丰富的史料塑造和提升了历史文化古城的形象。据史记记载，苏州历史上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强吴时代，那是苏州历史上的传奇与经典时代。苏州人十分珍视这一独特的历史闪光点，每隔数年组织召开一次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此扩大苏州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同时，苏州的虎丘、临顿路、胥门、盘门、灵岩山、玩月池等古迹也因历史文献中的种种传说、掌故、轶闻而得以被识别、被还原、被赋予浓厚的历史文化色彩，成为苏州城里古意浓浓、让人留连忘返的好去处。

同时，公共图书馆为深入开发利用城市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提供了信息支撑和业务支持。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专业的技术和手段对其所拥有的城市特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分析、精心整合，形成一个系列有形的研究成果，全力打造城市的文化品牌。以镇江为例，作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社会各界对地域文化的研究都很重视，文献信息要求量很大。为此，市图书馆专门成立了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资料中心，集中资源优势，有效提供服务，编写出版了《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丛书》等[6]，为镇江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做出了贡献。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文化是城市的一张有份量的名片。要想打造有魅力、有特色、有底蕴的城市文化品牌，公共图书馆是不可忽视的基础要件：它以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淀，承担着城市特色文化的保护和传播重任，塑造了独特的、有魅力的城市个性，增强了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

6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城市之间的竞争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怎样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的竞争力，也成为当下政府机构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公共图书馆并不是城市竞争格局中的旁观者，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和种类信息的提供者，它有利于文化产业的集聚，作为二元化文化的粘合剂和信息公平的制度保障，它促成了城市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共生共存，给予了弱势群体自我提升的机会；作为城市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知识创新体系的一大支撑力量，它营造了终身学习的良好氛围，积极推动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作为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它为打造独特的文化品牌，彰显城市个性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信息保障。总之，公共图书馆在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大力发展和完善城市公共图书馆体系，并通过它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陈寿灿.建设城市文化与提升城市竞争力.浙江学刊,2002（3）：153~156

[2]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68

[3]林拓,张修桂.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的双向推动及其战略选择.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4（4）：76~81

[4]VanGreenhuizen,Marina.Universitiesandknowledgebasedeconomicgrowth:thecaseofDelft.Geo-Journal,141(4):369~377

第2篇：研究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

一、“大问题”的提出与早期争论

从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们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走过了不菲的历程，其理论建构却长期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识的积累、融合与扬弃，而是不断的变化、中断或革命，多元的、经验的观念变革或差异冲突压倒了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公共管理学研究没有锁定稳定的轨道，它的兴趣范围似乎是随意和无限的;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方法论或主流意义上的研究纲领和范式，据此将不同的学者联系起来，便于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它的研究对象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模糊不清。这不仅使其无力有效应对实践及相邻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对自己学科地位的挑战，难以摆脱所谓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学科信仰及从业热情受到挫伤。［2］“大问题”的提出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人们为摆脱此类危机或困扰所做的努力。1995年，贝恩发表了《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一文，率先拉开“大问题”讨论的序幕。

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

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

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

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

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

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

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

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

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

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五、价值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