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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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内的论文范文

国际犯罪不是从国内犯罪发展而来的,它们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并列范畴,是犯罪这一共同上位概念之下的子概念,从渊源上讲,两者基本上分属国内法与国际法两大法律体系。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犯罪危害的性质、针对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定者不同三方面。

国内外学者对于到底什么是国际犯罪这一国际刑法学的核心问题,虽多有探讨,但迄今为止尚无定论。就国际犯罪的外延来说,有所谓包含说、广义说与狭义说等观点。

广义说的实质是将某些涉外犯罪、跨国犯罪、需要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的犯罪都纳入国际犯罪的范畴,实际上该观点的国际犯罪包含了某些国内犯罪。例如,有学者认为,国际犯罪应包括国际性犯罪和跨国性犯罪两大类。{1}或者认为,国际犯罪一词,一般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严重违背具有根本性的国际义务,侵害了各国以至全人类共同权益的行为。二是指犯罪人或其罪行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犯罪行为。{2}外国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持这种观点。[1]狭义说则反对将涉外犯罪、跨国犯罪、需要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内犯罪纳入国际犯罪,试图明确划定国际犯罪的范围,并从逻辑上概括出国际犯罪的本质,这是大多数学者采取的立场,但具体表述则又千差万别。包容说既使用广义的国际犯罪这一概念,又使用狭义的国际犯罪这一概念,代表性的观点如:广义的国际犯罪指国际社会以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规定的,各缔约国承诺加以预防和惩治的、有两个以上国家具有管辖权并相互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的犯罪行为,亦即国际刑法所涉及的一切犯罪。狭义的国际犯罪只指国际刑法所规定的侵犯整个国际社会利益,而又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大规模的严重犯罪。{3}

笔者认为,包含说将国际犯罪区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情况,并在不同意义上分别加以使用,这种模式本身并不科学,因为它没有体现出国际犯罪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的统一性和确定性。而且,包含说与广义说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就是将某些具有国际因素的国内犯罪也视为国际犯罪,使得国际犯罪的外延过宽,混淆了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的界限。因此,承认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之间有明确界限的狭义说是相对合理的。

许多学者都将跨国性视为国际犯罪的基本属性,例如美国学者巴西奥尼教授认为:国际法尚不存在一个一般或者特殊的理论基础作为把某些行为归为国际犯罪的标准。不过,有两个因素可以作为确定国际犯罪的参考标准:一是某项行为具有国际或跨国因素{4}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犯罪,除了明显具备国际性因素以外,还部分地包含了跨国性因素和国际必要性因素。{5}

笔者不同意这些观点。首先,跨国犯罪属于国内犯罪的范畴,它只是相对于犯罪的过程不具有跨国性的那些国内犯罪而言的。其次,虽然有的国际犯罪在事实上的确跨越了相关国家的国境,如跨国犯罪,但没有必要在国际犯罪中作是否跨国的区分。第三,大多数国际犯罪都不具有跨国性。就国际罪行核心的战争罪而言,非国际武装冲突中发生的战争罪一般是在一国领域内的不同武装力量之间发生的罪行,而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发生的战争罪也不一定要有跨国因素,只需要犯罪发生在国际性武装冲突这个大环境或者与该冲突相关就可以了。同样,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等也完全可以只发生在一国领域内,其犯罪行为的实施和犯罪人、被害人等都不需要跨越国境。至于一般国际犯罪,如犯罪、劫持航空器犯罪等等,其成立也不需要跨国因素的存在。

有的学者认为,含有涉外因素的犯罪就是国际犯罪。{6}这种观点将国际犯罪与涉外犯罪看作是一种包容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犯罪需要具有涉外因素:如果一个犯罪没有任何涉外因素,即使它与国际刑法公约所禁止的犯罪行为完全相同,通常也只是国内刑法中的犯罪,只能由有关的主权国家自行处罚,而不能对之实行普遍管辖,更不能由别国干涉其处罚结果。{7}

第2篇：国内的论文范文

论文提要：会计职业道德是对会计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品德做出规范，以指导和约束会计人员正确处理会计工作。本文分析我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现状，并提出相应对策。

会计职业道德是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是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做好会计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途径，是整个会计行业生存发展之根本。

一、我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现状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广大会计人员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坚持原则，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毋庸置疑，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

1、会计造假。一些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意识薄弱，不能够遵守职业规范，不能坚持原则，直接或间接参与伪造、变造、篡改、隐匿、毁损会计资料，编造虚假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对外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和经济指标，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扰乱了社会正常经济秩序。

2、违法乱纪，牟取私利。某些会计人员抵挡不住金钱诱惑，采取收入不记账、虚报冒领、伪造、变造支出单据等违法行为，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或利用职务之便利，贪污、挪用公款，，侵害国家和集体利益。

3、违背执业准则，弄虚作假。少数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人员，不严格遵守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准则，对明知有重大错误和舞弊的会计报表出具不恰当的审计报告，欺骗广大投资者。

造成以上表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上的，又有客观上的。主观上，会计人员道德素质偏低，一些会计人员缺乏必要的会计职业道德知识，对遵守职业道德没有清醒的认识或者是没有足够的重视，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客观上，一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弄虚作假、哄骗欺诈、偷税漏税、等一些违背诚信的不良现象，使部分会计人员心理失衡，也参与到弄虚作假的行列中。二是受执业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的法律规范不完善，对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缺乏具体的惩治措施，而对坚持原则，严格遵守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也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救济制度，使一些会计人员迫于单位领导胁迫，参与会计造假。

二、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1、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解决会计造假和会计信息失真的需要。会计造假有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因素，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虽然解决会计造假不能仅仅靠会计个人力量。但是会计造假主要发生在会计工作中，主要是会计行为，在解决会计造假中，会计人员必然是主要力量。只要会计人员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坚持原则，严守职业道德，就能遏止会计造假和信息失真现象，因此在目前会计造假和信息失真严重的情况下，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的重要措施。一个高素质的会计人员应具备“德、能、勤、绩、公、廉、俭”等七个方面的素质。会计人员有足够的专业技术水平、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执业的基本知识固然很重要，但由于会计工作的特殊性，会计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管理工作好坏的关键。因此，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才是最重要的，会计人员具备了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才能真正做到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坚持准则、廉洁奉公、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作风严谨、艰苦朴素、大公无私，而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的重要措施。

3、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树立会计行业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由于受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利益的驱动，以及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少数会计人员弄虚作假，贪污腐化、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严重损害了会计形象，降低了社会对会计的信任，会计行业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迫在眉睫，会计人员只有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会计行业才会有良好的工作环境，社会对会计行业的看法才能改变，会计的形象才会改善，会计的地位才能提高，因此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会计行业良好发展的根本。

三、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对策

1、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教育。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培养会计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坚定的职业信念、规范的职业行为不可缺少的环节。会计教育不能仅限于传授业务技能与知识，更重要的是要灌输道德标准和敬业精神。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职业道德教育融进每一名会计人员内心，增强每名会计人员履行职责和道德义务的自觉性，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道德品质。超级秘书网

2、会计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会计人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是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关键，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主要靠会计人员自身努力。一个会计人员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道德修养的程度，会计人员要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改造、自我提高，把职业道德原则转化为自己的职业道德品质，形成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客观公正、精心理财，扎扎实实做好会计工作，不断用职业道德来规范自己的会计行为，实现职业理想。

第3篇：国内的论文范文

摘要：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这些思想对当代的影响；提出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挑战，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道德系统的高级生物。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的主宰，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应当和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就会自毁家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对自然的恐惧、取媚、亲和，到人与自然的分化、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当人类终于可以高昂着头颅蔑视自然的时候，也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论文百事通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人性的发现、人类崇高地位的确立，是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奴役的精神力量。而当人类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坏和掠夺的时候，猛然醒悟已经走到了绝路。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势态，不得不考虑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就必须确立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念。

当然，要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错误认识，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念之前，有必要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被称为天人关系。东方民族习惯于或者说更擅长于将“天”与“人”置于一个彼此相连的大系统中，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气”等哲学命题，都体现了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三种表现形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论”；以庄子为代表的“天人交融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论”。

“天人合一”观念产生较早，殷商时期人们把有意志的“天帝”看作宇宙的主宰，凡征伐、狩猎等重大人事活动，都要通过占卜来揣摩天意，再作决断。殷商时期的这种宗教思想，经孔孟升华为哲理性的天人观。

孔子维护“天”的至上尊严，主张以“天意”建立人间尊卑秩序，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论证了天赋道德论，进而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命题，这种“天”与人性、内心的统一，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以求接近人与天的和谐。汉代董仲舒进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论，认为人事与自然规律有类别同形和序列的同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学说，这一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会人事，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完全淹没在天道王权的体系之中。宋明理学继承了秦汉以来由董仲舒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论，程朱、陆王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天理”与“心性”相结合，人性成为联结天和人的纽带，从而把“天人合一”改造为心性之学。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心道德要求，使人们致力于向内修身养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虽希冀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但却成为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庄“天人交融”思想更为深刻。老子建立的天人关系是基于无为状态的与天和谐的理想。庄子以“气”作为沟通天人的物质基础，认为天地、物、人都是阴阳之气的对立与合成，故日“通天下一气耳”。这种人和自然交融的观念是对人和自然默契关系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的，要求人无条件地顺从自然。

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对立，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有天人相分的一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是分属不同范畴的问题。荀子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与“人”各有自己的职责。荀子提出“天人相分”，一方面把天解释为自然界及其变化规律；另一方面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天道自然不能干预人事，人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荀子区别天和人，否定了自然变化和社会治乱的联系，确立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观念；同时，把人从天命主宰之下解放出来。可以说“天人相分”哲学命题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论，既承认客观规律的作用，又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立。儒家通过内省本心达到与天的沟通、天理与心性的合一。尽管儒家所谓的“天”是道德化的或者是抽象的，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但却体现出人对自然的一种亲和与包容。道家从自然哲学立论，主张通过“抱一”、“体道”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观念上的回归自然虽然有消极顺从之嫌，可本质上表现了人是自然一部分的思想。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历史上互抗互补，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殊途同归，共同积淀成为中国人的稳定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今天，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挑战时，重温古人的天人关系思想，在崇敬前人对自然关怀的同时，更深切地感到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信念。

二、主客二分—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

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文化。在天人关系上，古希腊虽有天人和谐说，但希腊哲人更擅长于将“天”— 自然作为外在于人类的、独立的认识对象，形成较为发达的自然哲学。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说”，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这种主客两分的观念，成为近代西方思维的起点。同时，古希腊还用神话的形式折射出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一方面表现了人和自然的局部分化，使人得以从自然本体中挣脱出来，审视自身、观察自身；另一方面，人和自然的分化还处于初级阶段，人类以自然神论的形式保持着对自然的崇敬。

在欧洲中世纪，上帝出现在人和自然之间，人间扭曲了的社会关系幻化为上天的神力。宗教哲学代替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一神教取代了多神教，超自然的上帝取代了自然神。一神论将人从自然中分裂出来，赋予人格化的神以超自然的力量，把对自然的崇拜转变为对神的崇拜，将人和自然统一于神力，忽视了人对自然的关怀。由此可见，西方的传统哲学不论是自然哲学，抑或宗教哲学，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使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这种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不可能产生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天人观，只能派生“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思想。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已隐含了导致当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进人近代之后，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觉醒，突破了欧洲中世纪僵化的神学秩序。人文主义高扬“人性”的旗帜，以与“神性”抗衡，对人自身的力量和创造性充满信心，一时间，大写的“人”，为万物之灵的“人”，成为被崇仰的新偶像；科学精神则激起对自然界、宇宙万物的不倦探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托勒密体系，使自然科学摆脱了神学婶女的卑微地位，成为认识自然、进而征服自然的锐利武器。

培根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论证人的认识能力能够通过经验归纳方法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成为近代人类征服自然的座右铭。培根指明的方向，促进了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这种推崇自然、探索自然，又偏重于实用功利性的观点，在当时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笛卡尔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与培根相同的原理。他突出强调理性的力量和地位，认为一切在过去被确立了的“权威”与“信仰”之类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要经受理性的“普遍怀疑”的检查，只有人的“理性”是真实的，万能的。因此，笛卡尔豪迈地提出“……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笛卡尔还发展了精神与物质截然两分的二元论，认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各行其是，只受自身规律的支配。这种“笛卡尔主义”引导近代人类走向与自然分离以至对立的道路，正如阿尔 ?戈尔所说：按照笛卡尔的解说，我们与地球无关，有权将地球仅仅视为一堆无生命的资源，可以随意掠取。

康德哲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他提出了“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人是“绝对价值”和“客观目的”等著名论点，并把这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律。康德哲学的特点不是一般地表明对人的关怀和强调，而是突出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思想，即“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思想。黑格尔以“绝对唯心主义”的荒诞形式，把绝对理性不但视为全部自然界的主人，甚至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外化”的结果。这样，“理性”或“精神”就成了自然界的“创世主”。这实质上是把人的理性提高到了至高无上、支配一切的地位。

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加以分割地考察，把自然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物，一种供人类加以运用和改造的对象。他们看不到人与自然的融合，不理解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传统的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相结合，使人的主体性更加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终于出现了危机。正是在这种弘扬理性，倡导实验科学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下，欧洲的工业文明得以迅猛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控制了许多自然力，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许多成果。而“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这种观念也走向了极端。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挑战时，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当代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生态伦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

第4篇：国内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设想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即是指刑事和解能够在那些案件中得以适用。理论界对与刑事和解范围的界定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存在被害人的案件，无论重罪还是轻罪，只要不是非处以死刑不可的案件均可以适用。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刑事和解的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在轻伤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成年人犯罪的初犯、偶犯、过失犯。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过于保守，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超出该范围的案件也纷纷通过赔偿协议的履行得到了司法机关减轻刑事责任、适用缓刑等量刑上的优待。从法理上说，积极赔偿在一方面可以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的修复，有效减轻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犯罪人通过自己的赔付行为向被害人谢罪的悔过心理。因此根据罪刑相适应之原则，刑事和解的犯罪不应受限制太窄，否则既不能适应审判实践的客观需要又不能体现制度本身应有的平等性。当然，鉴于以犯罪人、被害人为主导的刑事和解本身可能存在因双方过分关注自身利益从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存在，因此对于刑事和解设定一些排除适用的案件范围还是有必要的。笔者认为这些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具体包括：侵犯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同时基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客观国情以及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必要的探索和实践过程，笔者认为可以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界定应当有一个渐进的扩大过程。在目前可以考虑先对于主要侵害个人权益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刑事和解。而对于犯罪人系累犯、再犯的案件以及具有黑社会性质或者恐怖组织性质的持械伤害、聚众斗殴及其他情形的刑事伤害案件谨慎有选择地适用刑事和解。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从国外立法以及目前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来看，刑事和解应当具备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主观条件：犯罪人认罪和犯罪人、被害人自愿参加刑事和解；二是客观条件：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足。

三、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

从原则上，只要是在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内的案件，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就可以启动和解程序。但是出于规范化的考虑，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具体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启动：一是犯罪人或者被害人自己或者通过其亲属、人、辩护人代为提出和解请求；二是司法机关经过筛选后对于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犯罪人和被害人没有提出和解要求的，则由法院告知可以进行刑事和解。在和解程序启动后，法院应将和解过程中应当知晓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程序以书面方式进行释明。之后，双方可以自主选择自行和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及法院调解。如选择前两种方式进行调解则法官可基于案件的实际情况限定一定的和解时间，以防止因和解致使案件审理过分拖沓。由于刑事和解以自愿为基础，因此在和解过程中如果任何一方自行退出，和解程序立即终止。

四、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

目前来看，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三方面：犯罪人认罪并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道歉；犯罪人与被害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表示谅解并同意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协议的内容体现了双方在和解过程中通过沟通交流实现了精神抚慰、达成了物质赔偿以及刑罚建议的合意。

但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就赔偿项目而言不应限制于赔款的单一方式，而应是多元化的，如劳务补偿、公益性劳动、社会服务都是可以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当事人的喜好进行自由选择，既体现了民事赔偿双方的意识自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经济能力的限制致使和解不成的现象。实践中也出现了此类做法，例如在山东蓬莱市就有通过给被害人盖房或者种树等方式进行和解的成功案例。可以根据案件类型进行划分，哪些适合经济赔偿，哪些适宜劳务补偿。

五、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和效力

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接下来就是将和解协议递交司法机关审查。审查的结果直接关系到赔偿协议是否能发生影响刑罚效果的问题，因而是刑事和解中的关键一环。借鉴国外的通常做法和现有的实践经验，审查的内容包括：和解协议是否自愿签订；案件种类是否合乎规定；和解协议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和解协议是否已履行；和解协议中提出的刑罚建议是否恰当。同时在审查过程中通过向犯罪人、被害人进行核实协议内容，向犯罪人居住地的基层组织了解等方式调查、评估犯罪人的人格情况，在审查过程中也可以邀请公诉机关参加，以保障审查过程的全面性和公正性。

关于和解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曾在接受采访时作过完整表述：“对于自诉案件，双方当事人就案件的处理达成和解的，如果不明显违反法律法规和司法公正，法院原则上应当采纳；对于公诉案件，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和解，法院原则上也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就刑事追究部分达成的和解，法院在定罪量刑时应当加以重视和考虑，能够采纳的应当采纳。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如对于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或者危害结果极其严重的犯罪，即使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被告人与被害人对于刑事处罚达成了和解，也不影响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判处特定刑罚。”其中将案件分为自诉与公诉两类，以区别其法律对这两类规定授予求刑权主体的不同而导致被害人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地位和对刑罚的影响力的不同。对于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中刑事追究部分的效力，原则上是“在法院刑罚裁量中加以重视和考虑，能够采纳的应当采纳”，既体现了在坚持法院依法行使刑罚权的前提下，也表现对被害人刑罚意见的尊重。具体而言，法院可以在综合全案的基础上，考虑刑事和解的因素，在法定的自由裁量范围内独立选择决定轻刑化、非监禁化、非犯罪化的处罚方式。

第5篇：国内的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为实现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目标,2009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较大规模增加政府公共投资。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减缓中央财政负担,我国决定在4月份首次公开发行地方政府证券。

一、我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现状

地方政府债券,是指以地方政府为发行主题的债券,一般用于交通、通讯、住宅、教育、医院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地方性公共设施的建设。地方政府债券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已将近200年的历史,其中美国和日本的地方政府债券无论在发行规模还是发行模式上都最具代表性。

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券一直受到抑制。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现过短暂的地方政府债券,当时许多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是为了筹集资金修路建桥。但到了1993年,这一行为被国务院制止了,而且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明确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原因是地方政府承兑能力差、债务管理能力欠缺。地方政府债券的禁令一直保持到2009年。

但伴随着经济形式、体制因素的不断变化和地方自制、财政分权改革的深入,学界对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讨论越来越多,要求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呼声越发强烈。由美国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受到巨大影响,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很多政策,其中为了减缓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国家出台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009年首次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财政部发行并代办还本付息和支付发行费的可流通记账式债券。

二、我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必要性

(一)、拉动内需,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2009年将是我国经济发展非常困难的一年。为扩大内需,2009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较大规模增加政府公共投资。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环境保护、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等。大规模的国债投资短时间内对经济有巨大的拉动作用,但长期这种拉动作用是有限的,此时就应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债券的作用。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调动资金,加快资金使用效率,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

(二)、减少中央财政压力,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职能

1994年以来,我国实行分税制,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一方面要承担国家机关运行、外交、科研,宏观调控支出及国家直属事业单位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协调地方发展,财政压力相当大。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减缓中央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应相应安排配套资金,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本级政府投资,政府投资资金来源其中之一就是地方政府证券。分税制的实施中,存在着地方税体系不完善、缺乏主体税种、有税种无税收或征收成本偏高及地方税的立法和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等问题。多数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没有能力通过政府投资和扩大财政支出实现地方财政配置资源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因此,应该适当赋予地方发行职权的权利。

(三)、增加地方融资渠道,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目前,国家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可以改善地区的投资环境,引进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可以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有利于社会稳定。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资金来源,既有中央财政拨款,又得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支持。而地方政府面对巨大的投资资金,以地方财政收入是无法满足的,要依靠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扩大资金来源。

(四)、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增加投资渠道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的运作还不够规范,金融产品结构欠合理,形成了以国债为主,金融债和企业债比重较小的债券市场结构,这导致广大居民的投资渠道过窄。在这种情况下,以政府信用为保证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不仅能扩大直接融资规模,还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投资渠道。

三、我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制度安排

在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时,应该遵循偿债能力原则、效益原则、对地方公债适用范围限定的原则和以促进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以援助贫困为目标的原则。并应

制定相应的制度安排:

(1)完善分税制,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为了避免发行地方政府发债所造成的债券市场紊乱,应该继续深化分税制的改革,实现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独立。

(2)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券监管体制,保持安全性。地方政府债券比起国债,信用度相对缺乏,安全性不高,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地方政府滥用资金,建立地方政府债券监管体制非常必要。可由国家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及证监会共同负责我国地方债券的管理,保证其稳定发展。计划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把握资金的使用方向;财政部门则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的要求,确定地方债券发行总规模;证监会主要对地方债券的发行、流通和偿还进行监管。

(3)完善债券信用评级制度,以市场约束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根据发行地区的税收能力和项目收益能力,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其进行科学、严谨、动态的信用评估。同时地方政府应该进行信息披露,包括发行规模、资金使用方向、资金使用情况、财政收入状况及项目收益性。这样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并对其进行监督,约束地方政府,达到资金有效使用。

参考文献

【1】郭忠孝周欣刘钟钦.中国发行地方政府证券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对策.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

第6篇：国内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主观违法论/客观违法论/责任能力/犯罪构成

违法的概念反映着人们对法律规范的本质、属性及其功能的认识，对法律规范性质的不同认知不仅影响着违法的评价对象、评价标准以及违法与责任的关系，同时也制约着犯罪论体系的建构。关于造成我国耦合式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建构差异的缘由，我国刑法学界存在着诸多争议。笔者认为，造成两种理论体系差异的根源在于：一方面两者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性质理解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两种体系所建构的基础不同，即违法观念不同。而对于后者，我国刑法学者则着墨较少，鲜有论及。

一、主观违法论与客观违法论

违法是指行为与法规范或法秩序相悖的情形。对于违法有主观违法论和客观违法论之争。客观违法论认为凡与法规范相抵触之行为，无论其为自然现象、动物所致，还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皆属违法，法的目的是国家为了维护客观的社会秩序或利益，肯定“无责任之不法”的概念。主观违法论认为法的目的是国家通过法规范向行为人传达特定之命令或禁止意思，通过具有能正确理解法规范且有履行能力之人的行为，来保全特定之利益或社会伦理秩序，从而否定“无责任之不法”。

首先，客观违法论认为法规范从认识上可分为评价规范和决定规范，而法规范的根本任务在于保障人们外部的共同生活秩序或利益。为此，法规范首先为评价规范，凡与法秩序相悖的情形皆属违法。因此，违法不仅指可归责之危害行为，即使有责任能力之人不可归责的危害行为亦属违法。此外，诸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动物所实施的侵害行为亦具有违法性。其次，法规范为决定规范，决定规范以评价规范作为前提，只有在对某种行为(客观的外部形态)作出是否具有价值的评价之后，才能对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进行评判。客观违法论将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加以割裂，把法规范看成一种没有具体指向的(adressenlose)客观的评价规范，从而将动物的行为、自然现象等也纳入违法的评价范围，故而受到主观违法论的批判。

主观违法论把法律规范理解为命令规范，法律规范的受命者必须是能够理解法律规范的内容和意义，并且能够根据这种理解来选择、控制自己行为的人。为此，违法的判断对象只能是具有责任能力之人的行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由于不具有责任能力，不能正确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与后果，其行为同自然现象一样，不具有违法性。由于主观违法论将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作一体化理解，对违法和责任不加以区分而受到客观违法论的责难。

违法概念之争可溯源于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于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一书。黑格尔认为，所谓不法，就是特殊意志自为地与普遍意志不同，表现为任意而偶然的见解和希求，而与法本身背道而驰。普遍意志即自在的法，特殊意志指直接的人的意志，不法分为“无犯意的不法”、“诈欺”和“犯罪”三种。由于受到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法哲学以及“无犯意之不法”概念的深刻影响，19世纪中叶，客观违法论在德国法学界处于通说的地位。

在黑格尔将不法划分为“无犯意的不法”、“诈欺”与“犯罪”三种形态之后，对于违法的构成要素是仅限于行为的客观层面抑或包括行为人的主观层面以及民事违法与刑事违法是否有本质上的差异等问题，德国法学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867年，德国学者阿道夫·默克尔在其出版的《刑事论文集》(第1卷)中发表的题为“刑事不法与民事不法的关系”的论文中，首先提出命令理论与主观违法论的观点。同年，耶林教授在其《罗马私法中的责任要素》一书中，提出“客观违法论”与“主观违法论”这一相对概念，并且持客观违法论的见解。1867年至1890年，在默克尔教授与耶林教授的引导下，德国法学界关于违法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民事违法与刑事违法应当予以统一理解还是分别加以考察上。在此辩论期间，主观违法论与客观违法论之争大体上可以归结为违法与责任统合说之下的争论，也就是说学者们并未明确意识到要将违法与责任分两个阶段加以考察。

1881年，李斯特在其出版的《刑法教科书》中，将犯罪概念区分为违法与责任两个层次，初显了违法与责任的区别。至此，刑法理论中的“归责”逐渐摆脱了中世纪以来传统日耳曼法的结果责任思想，转而强调“责任原则”。相对于此，民法学说中的违法概念则朝“肇因原则”方向发展。至1890年，特别是在1896年德意志民法典制定以后，德国学者不再重视民事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分合问题，而是在各自的法领域内，进行违法理论的探讨。在此背景之下，勒夫勒教授在1901年发表《不法与正当防卫》一文，以刑法上的正当防卫作为基础来论证违法概念的内涵。其观点获得了诸多学者的支持，客观违法论一时成为德国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

鉴于当时的德国刑法学界对于违法与责任并未加以严格区分，持客观违法论的学者对于法规范性质的解释也不尽圆满，再加上自古以来的法理学普遍存在将法规范视为命令的思想，依此容易推导出主观违法论的观点。在1903年至1905年间，费尔内克、爱德华·科尔劳施、多纳等人再次提出主观违法论，并使之再度得势。1906年，贝林格教授出版了《犯罪论》一书。在该书中，贝林格教授将违法的评价对象定位于行为的客观层面，而责任则与行为的主观层面有关。贝林格教授的观点经过迈耶、戈尔德斯密特、麦兹格等诸多学者的整理与发展，进一步得到完善并重新取得支配性地位，在1910年至1920年间，客观违法论成为德国刑法学界的通说。

“法律规范的本质是谋求共同生活秩序有所规律，在这一点上，主观的违法论与违法性的本质是相一致的”。传统的客观违法论将动物的行为以及自然现象纳入违法的评价对象，确实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调控能力范围。刑法的评价对象应当设定在人的行为之上，非人的行为或无意识的行为应当排除在刑法的评价对象之外。规范首先面向一般的法共同体成员，然后才是面向具体的个别行为者。随着规范要素与主观要素的发现，特别是目的行为论的提出，有些持客观违法论的学者改变了原有的观点，将评价规范和决定规范进行了有机分离。客观违法论立场的变化，使得其关于违法性的认识与主观违法论相比更为科学、合理，实现了将“思想世界与效果世界”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纵观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基本上是在客观违法论的基础上加以建构的，主观违法论被大陆法系刑法学者普遍认为是一种落后的、过时的违法认识论。

在客观违法论内部，虽然学者们对法规范的性质以及违法的判断对象等有所分歧，但他们坚守着违法性判断基准的客观性以及违法性与有责性在判断上相分离这一底线，从而有别于将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作一体化理解的主观违法论。

“关于违法性的判断对象，主观主义持主观违法性说，客观主义持客观违法性说。主观违法说认为，法是命令规范，而命令只能对有理解其内容能力的人才有意义。这就要求必须是有责任能力者的行为，才可以作为违法看待。所以，违法判断的对象是行为人的主观能力和意思”。我国有些学者将主观违法论与客观违法论之争归结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主观违法论与客观违法论是对违法的认识论之争，是理论产生之初的混沌之物。19世纪末，德国法学界对主观违法性论与客观违法性论的内涵及其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作用还没有达到比较清晰了解的程度，客观违法论在理论界尚未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并不代表主观主义者持主观违法性论，客观主义者持客观违法性论，如主观主义的代表者李斯特就持客观违法论，后期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宾丁却为主观违法论者。李斯特、贝林格等在创建古典犯罪论体系时，严格区分了违法性与责任，主观违法论被抛弃，客观违法论逐渐获得了其相应的历史地位。所以，笔者认为不能将主观违法论与客观违法论之争作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的一个方面。客观主义认为刑罚处罚的根源是危害行为，主观主义认为刑罚处罚的根源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行为只不过是人身危险性的征表。两者在确定责任的依据上有所不同。为此，笔者认为，持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刑法学者们大都坚持了违法与责任分离这一底线，两者之争为客观违法论内部之争。

二、我国刑事违法观为主观违法论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源于苏联的刑法理论。刑事责任能力作为犯罪主体的要素(当然也是犯罪成立的要素)以及犯罪构成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准不仅为刑法学界所接受，而且这种观点也影响到法理学界，一般违法的构成基本上是按照犯罪构成模型加以确立的。由于责任能力是违法的要素，所以不具有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侵害行为，不构成违法。这种观点成为我国法学界的通说。

我国通说的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处罚性为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因此，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之一，而非犯罪成立的一个独立判断要素。正如陈兴良教授指出：“违法性不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而是犯罪特征之一，整个犯罪构成实际上是刑事违法的构成。”

我国通说的犯罪构成理论将犯罪构成要件的性质定位于必须是能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事实特征，且将四要件置于同一层次之内。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也同时决定着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着犯罪的故意与过失，责任能力乃是故意与过失的前提，“罪过心理决定着犯罪主体的性质。罪过心理是主体要件的具体体现，是运用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实际结果。行为主体正是通过罪过心理与其行为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主观联系，才成为犯罪主体”[9]。因此，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有别于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

笔者认为，我国的违法观应为主观违法论。为此，对我国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与主观违法论进行对比分析，从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发展线索上进行恰当的论证是必要的。

1.法规范所作用的对象。主观违法论者认为法规范为命令规范，法律规范所作用的对象必须是能够理解法律规范的内容和意义，并且能够根据这种理解来选择、控制自己行为的人，也就是说，行为人必须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为此，违法的判断对象只能是具有责任能力之人的行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由于不具有责任能力，不能正确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与后果，其行为同自然现象一样，不具有违法性。我国法学界一般将责任能力的本质理解为行为人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后果和社会政治意义，并能够控制自己行为，从而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无责任能力之人由于不能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及性质并控制自己的行为，故在行为之时，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与过失，其行为不构成违法与犯罪。“法律所规范的，法学所研究的主要是受意识控制的行为。人们可能会受到精神疾病的影响而做出某些行为，但这些行为不是法律所规范的对象，也不是法学所研究的对象”。因而，两者在对法规范所作用的对象上的理解是一致的，即强调无责任能力之人不能理解法规范的意义，不是法规范所作用的对象。

2.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被排除在违法与犯罪研究之外。我国刑法学者一般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不构成犯罪，是因为不具备犯罪主体要件，通过犯罪构成加以排除的。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尽然，如果说是通过不具备犯罪主体要件加以排除的，那么，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所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是否具备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如果说具备，又如何理解我国犯罪构成要件之间是“一存俱存、一损俱损”的关系？如果说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那么13周岁与14周岁的人实施的故意杀人在客观方面有什么差别？所以，笔者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不是在犯罪构成之内进行研究的，而是被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正如特拉依宁指出：“关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可以在解决是否杀人、盗窃、侮辱等任何一个犯罪构成的问题之前解决。责任能力通常在犯罪构成的前面讲，它总是被置于犯罪构成的范围之外。”

此外，我国关于共同犯罪成立的理论以及教唆犯等等，都是强调犯罪主体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所有这些都可以间接地说明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不是违法与犯罪的研究对象。

3.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主观违法论由于强调“有责之违法”，故而，依此所建构的犯罪论体系形成“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与违法性”或“行为与违法性”的二元结构，有责性为违法性所吸收。我国通说的犯罪构成四要件处于同一层次，在形式上有别于主观违法论的二元犯罪论结构，但在本质上两者没有什么不同。造成形式上不同的原因在于构成要件反映的性质不同。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在建构初期，受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强调事实与价值分离的二元论，构成要件该当性为评价的对象，违法性与有责性为对象的评价。其中，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为事实判断或违法类型的判断，而非纯粹的价值判断。“所有法定构成要件都有单纯的记述性特征；在这些记述性特征中，法律评价并未表达出‘违法性’(不法类型)的意义”。这种建构的目的在于避免价值判断过于提前，在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和防止法官罪刑擅断。

苏联学者在建构社会主义犯罪构成理论的时候，认为犯罪构成是犯罪的法律特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是社会主义刑事立法所规定的每一个犯罪构成的必要特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决定着犯罪构成的存在，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也就意味着不存在犯罪构成。正如特拉依宁所指出的：“在犯罪构成学说的范围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个问题作详细的研究。”

正是基于对构成要件性质理解的不同，导致了大陆法系主观违法论的犯罪论体系为二元体系，苏联和我国则为一元体系，即犯罪构成四要件处于同一层次。

4.法律后果。主观违法论者认为，无责任能力之人的危害行为虽不构成违法，但其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可对其实施保安处分。我国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虽然不构成犯罪，并且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我们可以根据刑法的规定对其采取收容教养等必要的“社会保护措施”。

我国法学界对于违法的理解与主观违法论存在着诸多一致之处，窃以为我国通说的违法观可以定性为主观违法论。我国通说的违法构成要件处于同一层次内，因而，违法的判断对象是具体人的行为，这一点不同于相对的客观违法论。相对的客观违法论认为，违法判断的对象是行为，是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确定行为的法律性质，而非从具体的人来判断行为的法律性质，即“法律原则首先是为我们所称的法律上的正常人所设定的”。责任的判断是确定具体的人具有非难可能性。

“这种基于行为与犯罪人格双重考虑的犯罪构成只在刑罚部分发挥了实效，人格本身只是对量刑有实质性影响的要素。但在定罪部分却仍脱不开单一的行为中心论的羁绊。因而，也只是停留在了人格责任论的‘半截子’人格刑法学，具有不彻底性”。持此观点的学者在建构自己的人格刑法理论时，虽都涉及人格，但由于建构的理论基础不同，因而两种理论中的“人格”本身缺乏对话的基础。建立在客观违法论中的人格刑法学是通过对违法行为(行为主体为客观的人)的研究，揭示掩藏在行为背后具体的人格，责任的程度应与人格的非难性相适应，以克服行为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的不足。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处于同一层次，犯罪主体为具体的人。该学者忽视了两种人格刑法学建构的基础不同，将不同的问题扯到同一层面并加以批驳，如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从具体人的角度去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时，其精心构筑的人格刑法学体系必然顷刻间轰然倒塌，重蹈主观违法论的窠臼。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在进行违法性判断时，判断的对象为行为，人与责任相联系。正如耶赛克所指出的：“违法性是客观的尺码，因为规范命令适用于任何人而不顾其威望，因此，无需考虑行为人的罪责能力和动机的价值或非价值，而是按照一般的标准确定违法。”

三、以主观违法论所建构的犯罪论存在的问题

我国通说的犯罪构成理论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的危害行为排除在犯罪研究之外，强调“有责之违法”，故某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也就构成犯罪，刑事违法和犯罪具有相同的内涵。对违法观念以及对犯罪构成要件性质的理解不同导致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的犯罪论具有不同的结构体系和研究进路。

客观违法论由于在对违法的认识上将违法和责任实现有机的分离，与主观违法论相比在认识论上更具有科学性，在理论诠释上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对此，马克昌教授也认为，主观违法论在违法性的评价中也包含责任的评价，犯罪概念就成为是仅由单纯的违法行为成立的。在这方面，客观的违法性论是优越的。但是，“如果说过去‘违法性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这种观念居于支配地位时，还能认可客观的违法性论的成立，那么，现在在承认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要素的情况下，客观的违法性论就不宜予以肯定。比较起来，似不如主观的违法性论可取”。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由于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排除在犯罪构成以及共同犯罪之外，导致在一系列问题上不能够提供合理的解说。

1.不能合理地阐释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意义。为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行为，要么是合法的，要么是违法的，而不存在着什么中间状态，即中或“半截违法”，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的侵害行为如不纳入违法的评价对象，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则无法解释我国刑法典对于因年龄或精神病而欠缺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侵害行为规定了惩治措施——收容教养和强制医疗。在法律规范之外寻求社会危害性的根据，并根据社会危害性而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保安处分，显然与罪刑法定所确立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立法精神相违背。

此外，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传统理论认为，无责任能力之人不能成为违法与犯罪的主体，其实施的危害行为自然也不具有违法性。在理论的发展逻辑上，对其自然不能实施正当防卫，故我国通说的“限制适用论”不属于当然解释，而为例外解释。

2.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将共同犯罪的主体定位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及其行为排除在共同犯罪成立之外，容易产生刑罚处罚上的空白。当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明知正在实施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在犯罪过程中不具有支配性地位时(间接正犯)，我们一旦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及其实行行为排除在共同犯罪成立之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所实施的帮助行为则无法定性，则会产生处罚上的间隙。

3.容易产生量刑上的不合理。当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与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共同犯罪”，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犯或胁从犯地位时，按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不构成共同犯罪，对行为人只能按单独犯罪进行量刑，对其不能适用“从犯”、“胁从犯”的法定量刑情节，显然与我国《刑法》第61条所规定的量刑根据相矛盾。

4.逻辑上的混乱。我国《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该条文中的“犯罪”的主体显然是指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而非教唆者。既然通说的观点认为教唆所有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都应从重处罚(只不过因教唆的对象不同，行为人分别构成教唆犯与间接正犯)，那么，也就是说10岁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亦可实施“犯罪”。为此，通说的观点一方面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不构成犯罪，另一方在他人教唆的情况下，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却又可以实施“犯罪”，显然在逻辑上相互矛盾。

四、结语

各种犯罪论体系虽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相比，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及其行为排除在违法与犯罪之外，导致我们在运用诸多的刑法条文时存在着困惑。诚如我国有学者所言：“我国现有法学著作几乎都把自然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作为是否构成违法的条件，这是失之偏颇的。它混淆了违法的构成条件与违法责任的承担条件。”

针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所存在的问题，笔者主张以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为模型重塑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以犯罪本体要件作为犯罪成立判断的起点，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及其行为纳入犯罪成立的判断过程。通过犯罪成立的多层次判断和犯罪概念内涵的多元化(根据刑法典中不同的语境，我们可将“犯罪”理解为“具备客观违法性的行为”或“具备犯罪成立所有要件的行为”)，上述问题则可迎刃而解。

注释：

[1]川端博.刑法总论二十五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49.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90.

[3]竹田直平.法规范及其违反[M].东京：有斐阁，1961.246-250.

[4]木村龟二.刑法学辞典[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168.

[5]耶赛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94.

[6]野村稔.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54-155.

[7]童德华.规范刑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62-65.

[8]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49.

第7篇：国内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 传统文化；室内设计；精神生活

经济发展，时代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从吃饱穿暖到锦衣玉食，从草庐三间到安得广厦，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满足了物质需求自然要追求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领域开始表现出它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深入讨论，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的影响值得我们下大力气进行研究。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的影响，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对室内设计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个层次。即思想意识层面和装饰美化层面。

1.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室内设计思想意识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历经五千年传承。而中国的建筑风格体系：木构架建筑体系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变迁，从中衍生出了中国传统室内设计，也伴随着我们走过了王朝更迭、时代变迁。在世界室内设计发展史中，中国传统室内设计像中国文化一样独具特色，以其自身蕴含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特质而傲立东方。

中国传统思想（或者说是哲学）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正是指引我们设计思路的“道”。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的主流，它们对于中国传统室内设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1.1 儒家思想对室内设计的影响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一直是中国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一种对中国人影响极为深刻的思想，至今我们还被成为孔孟传人，以孔孟文化为主导的理念，它提倡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从室内设计的角度来说，它所表现的是以“情”为美、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念，这为中国室内设计师对空间功能布局及艺术表现方面的传承和发扬起着深远的影响。比如现代室内设计中简约的风格，其中透着儒家思想的内容，即删繁去奢，绘事后素。删繁是指去除过于复杂的装饰，去奢其实也很重要。就像如今很多设计师一提到以人为本，就以为是“给脖子套张饼”，其实人在家居生活中的不便与方便是相辅相成的，过于奢侈地追求“一低头就能吃到脖子上的饼”，恐怕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人的本质是一种动物，要让人体处在一种运动的状态下才会健康。自己多动手自然能做到低碳生活、节能减排。“绘事后素”是孔子的原话，是他对美的一种看法。在孔子的意识中，绘事是指那种装扮出来的美丽效果，而素则是自然的、原始气质的美，孔子认为“素”要美于“绘事”。这体现了一种中国士大夫阶层“大美无言，大象无形”的文化追求。

当然，笔者认为儒家思想的一些细节对室内有着更具体的影响。最典型的当属内圣外王（此处的“王”为通假字，为兴旺之含义），这个概念不仅可以知道为人处世，对室内设计影响也不可估量。中国人讲究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齐治平的核心就是修身，把自身的修养提高到一定的境界，自然可以使得外部的事物归于平顺，这是一种自身正道的延伸，自身修养德行拓展到外部就是家和、国强、天下太平，这就是内圣外王。而在室内设计中，内圣外王表现在设计师的修养上面，其实也就是对设计师的一种要求。要设计出优秀的作品，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积淀，模仿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那样只能做出貌合神离的作品。自身修养达不到要求就不能驾驭好那些外在依附于设计思想的设计元素，这样的设计就会显得浮躁而没有灵魂。

1.2 道家思想对室内设计的影响

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儒家思想同等重要的。从室内设计的角度来说，道家文化中是以表现本性的自然为理念，具有抽象性和超验性的特点。整体感觉质朴古雅、品味高雅、虚静谦和，它对中国建筑室内设计在形式上的影响是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来展现室内环境的意境美。还有就是对于“天人合一”这个概念也对我们使用传统元素很有启示的，就是要求我们在设计当中要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空间的和谐，甚至可以推广到设计中考虑的材料的自然环保，低能耗低污染，这样就是国际上比较推崇的绿色理念。

道家认为宇宙是阴阳的结合，是虚实的结合，宇宙万物都是在不停地变化、发展，有生有灭，有虚有实。从空间概念上讲就是层次，国画中不仅重视“实”的笔画，还注意笔画之间的空白部分，并把它当作文字的有机组成部分。清朝大书法家邓石如曾提出：“字画疏可以走马，密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

中国传统室内布局正是把内部空间与装修陈设综合考虑，把空间当成白纸，装修陈设当成笔画，运用“计白当黑”的思想，通过内部空间的灵活组合来完成对空间布局、立面造型以及家具陈设的艺术处理。

中国的传统建筑注重空间“虚”与“实”的结合。同时，传统建筑木构架的结构形式赋予了内部空间最大的自由，单个建筑的群体组合变化，造就了动静结合、含蓄变化的空间形式。

2.中国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装饰美化的影响

上文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思想方面的影响，相对比较宏观，下文要对传统元素对室内设计装饰美化的影响加以阐述，相对与上文的思想意识显得比较微观。

2.1 汉字元素对室内设计装饰美化的影响

汉字是承载文化的重要工具，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作为一种语言和象形符号，对其审美意象的解读和形体的再设计，对研究汉字字体设计与民族文化传承具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汉字文化可以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来讨论对现代室内设计装饰美化的影响。众所周知，汉字的图案化、对联装饰、文字暗喻、汉字书法和篆刻等在历史发展中已经具备装饰审美的基本性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来思考新的应用。最简单就是直接在室内挂上某名家的书法作品，当然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明显是一种较为业余的元素处理方式。笔者认为可以把传统篆刻的文字类型融入到电视背景墙，因为篆刻的字比较有艺术的美感，放到电视墙上也会显得比较古朴，当然不一定是直接篆刻文字，也可以用类似于篆书的变形纹样，比方说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可以将汉字植入屏风当中去，室内设计一旦涉及到中国传统风格，屏风便是个使用频繁的元素，而屏风多以镂空为主要工艺，造成一种看得见却看不清的视觉效果，以用来营造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境。而镂空多以雕花为主，我们不妨大胆革新，不以雕具体的花草虫鱼为内容，而换成雕抽象的文字变形图案。这样我觉得更加符合中国传统绘画的内涵，造型上不拘于表面的肖似，而讲求“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和“不似之似”。

2.2 水墨元素对室内设计装饰美化的影响

水墨的魅力在于黑白空间的特殊视觉韵味，水墨语言的构图风格和审美意趣，墨点、墨线以及墨块营造的抽象视觉符号美，媒介材料的持质及其视觉意象美。具体的使用方案就是茶几的印花玻璃上加入水墨画的元素，可以让水墨艺术更多的释放它在材料、表现载体、表现空间等诸方而的优越性的时候，就可发现水墨文化在悄然地转移人们的视线，从传统山水文化的理解到构成现实主义的水墨写意，再到具有水墨人文氛围的营造，此时人们才清晰的感受到“水墨文化”的另一种艺术魅力，这样可以使得整个空间清新淡雅、超凡脱俗。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本文窥一斑可见全豹。从两个切入点入手，结合笔者工作实践简单的讨论了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的影响，权且当是抛砖引玉，给大家在室内设计方面提供一个思路。

参考文献：

[1] 曹瑞林. 环境艺术设计[M].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第8篇：国内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电于商务；税收政策；征收管理。

一、电子商务的内涵及特点。

电子商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兴起的一种崭新的企业经营方式。具体来讲，电子商务是一种通过网络技术快速而有效地进行各种商业交易行为的最新方式。它不仅指基于国际互联网上的交易，而且指所有利用国际互联网、企业内部网和局域网来解决问题、降低成本、增加附加值并创造新的商机的所有商务活动，包括从销售到市场运作以及信息管理在内的众多企业行为。尽管电子商务活动通过互联网提供的销售、服务多种多样，但就其方式而言，综合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即直接电子商务方式和间接电子商务方式。

直接电子商务方式主要针对无形货物或服务（指可以数字化的产品），像音乐、软件、图片、VCD等内容的在线（online）订购、付款、交付，或者全球规模的信息服务。在这种场合下，互联网是有形交易的一种替代形式，它使交易双方越过地理界线直接进行无缝的电子交易，最适用于远程购物。

间接电子商务方式是指企业在互联网上开设主页，创建“虚拟商店”、“在线（online）目录”，提供货物信息，客户通过电子函件系统向销售商发出订购单，在互联网上完成必要的电子单证信息交换后，销售商（或委托配送中心）以传统的邮寄方式或直接送货上门的方式完成产品的交付。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实体产品，如消费产品（服装、餐饮、鲜花）等。在这种场合下，互联网的使用只是给交易双方提高了交易效率，而在实质上，它和传统的通信或交货渠道如电话、传真或邮寄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电子商务的特点是指电子商务的实质是综合运用信息技术，以提高贸易伙伴之间商业运作效率为目标，将一次交易全过程中的数据和资料用电子方式实现，在商业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实现交易无纸化、直接化。电于商务可以使贸易环节中各个商家和厂家更紧密地联系，更快地满足需求，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贸易伙伴，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利益。电子商务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商务活动而言，是社会进步和科技水平提高在商务活动实施过程中质的飞跃。它的涉税事项管理与传统商务活动的税收管理有着巨大的区别，甚至原有许多税收政策及管理方法无从适用。正因为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为商家和消费者避税提供了机会。从实质而言，现行电子商务活动与传统商务活动相比，电子商务活动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具有无地域性。

由于互联网是开放型的，国内贸易和跨国间贸易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在电子商务活动中，通过超级链接、搜索引擎等信息导航手段，人们能掌握大量信息，包括文本、声音、图像等多媒体信息，人们不必亲临现场，就能了解产品性能，进行价格、服务谈判，完成许多交易过程。因而，网上贸易是突破了地域限止的新型贸易。如许多跨国商务交易活动不受海关检查就可以自由进行，没有出、入境限制，缩短了供需双方的距离，但同时也跳出了税务监督管理的范围，使原有的税收征管方法和税收监控手段失去了作用。

（二）具有货币电子性（ElectronicMoney以下简称EM）。

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使用的是一种可转换货币，已经被数字化、电子化，可以迅速转移。从税收的角度看，传统的现金交易逃税是有限的，因为现金交易有国家严格的制度限制，而且现金交易数额也不可能巨大。然而，在EM交易形势下由于交易金额巨大，且隐秘、迅速、不易被追踪和监督，因而逃税的可能性空前增加。

（三）具有实体隐匿性。

由于缺少对互联网使用者的有效控制，互联网的使用者具有非常强的隐匿性、流动性，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的双方，可以隐匿姓名，隐匿居住地；企业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部电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经营地点，因而税务主管机关对使用者交易活动的地点也难于确定。

（四）具有实体虚拟性。

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企业经营使用的场所、机构、人员都可以“虚拟化”。互联网上的商店不是一个实体的市场，而是一个虚拟市场。网上的任何一种产品都是触摸不到的。在这样的市场中，看不到传统概念中的商场、店面、销售人员，就连涉及商品交易的手续，包括合同、单证甚至资金等，都可以虚拟的方式出现。在税务征收管理上，难以确认准确的对象。

（五）具有单据无形性。

在传统的交易活动中，资金流动需要真实、合法的票据作核算的证据，但电子商务交易方式的特点是方便、快捷、节约成本。传统商务方式所用的信息及其载体被数字化了。人们被授予识别号、识别名或识别文件作为其在网上活动的标识，手写签名、图章被电子签名代替，纸质凭证、记录被电子表单、记录、文件所代替。由于电子数据不直观，需要专门的软件才能阅读，容易被删除、修改、迁移、隐匿，这就给税务监督、管理和跟踪、审计电子数据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电子支付体系的采用，使货币、账簿也变得电子化、无形化，加大了对交易内容和性质的辨别难度。再加上加密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只有具有私人密钥才能破解信息，这也给税务监督管理带来了技术上的难题。

（六）具有商品来源模糊性。

互联网上大多数站点都设有镜像站点，镜像站点通常是位于其他国家的计算机，其中存储着与原始站点完全相同的信息。采用镜像的目的是避免互联网上“交通阻塞”，使互联网用户访问与之物理位置相对较近的计算机，从而加速信息的交互过程。为此，对网络贸易的消费者而言，他并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计算机为他提供了产品或服务。当然对消费者而言，只要获得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它们的来源情况如何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这一特性却加大了税务当局的工作难度。

二、发达国家对电子商务进行税务监控的主要对策。

由于电子商务活动具有上述特点，给原有税制要素的确认带来了困难，也使税收政策、税收制度、国际税收规则和税收征管面临新的挑战。近年来，因国际互联网商务活动的快速发展，产生的税收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税务征收管理机关的高度重视，并就此进行了积极广泛的研究，也制定出了许多相应的对策。近年来发达国家的主要对策有：

（一）电子课税原则的确定。

电子课税原则是电子商务征税的具体规则，在这方面，欧盟于1998年底制定的电子商务征税五原则，与其他国家相比最具代表性，其主要内容包括：（1）对网上贸易除致力于推行现行增值税外，不开征其他新税。

（2）从增值税意义上讲，电子传输被认为是提供服务，是科技、信息进步的表现形式。（3）现行增值税的立法必须遵循和确保中性原则，不应加重电子商务活动正规经营的负担。（4）税收政策和监督管理措施必须易于遵从，并与电子商务经济相适应。（5）在新型征收管理模式下应确定网络税收的征管效率，以及规定将可能实行的无纸化电子发票。

从上述可以看到，欧盟制定的适用课税的五原则是在对网络贸易主要征收增值税的前提下提出的，虽然谈及税收中性原则，也只是从增值税的角度出发。而美国对税收中性原则的解释有所不同，他们的宗旨是要求对类似的经济活动行为在税收上给予平等对待，强调在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和税务管理时应采取中性原则，以免阻碍新技术、新科学的发展与应用。

（二）是否课税的确定。

对电子商务是否课税，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如美国是世界网络贸易最发达的国家，是最大的输出国，信息产业已成为其第一支柱产业，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为保持其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于1997年7月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发表了《全球电子商务纲要》，主张对国际互联网商务免税，但对网上形成的有形交易除外。美国的这一做法世界上许多国家持有异议，如日本、法国、德国等作为全球网络贸易的主要消费国则主张征税，理由是不征税会丧失大量税收收入，丧失税收，最终将无法改变其在网上贸易中的不利地位。

（三）税收管辖权的确定。

税收管辖权是一国政府或地区对其税收征收管理的权限范围，世界各国通用的税收管辖权有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许多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税收权限，几乎都同时采用了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但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美国等一些国家认为，新技术和网络贸易的发展将促使居民税收管辖权发挥更大的作用，来源地原则已难以有效适用，并从其贸易输出国经济利益角度考虑，主张废弃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四）常设机构的确定。

常设机构的确定是实施居民管辖权的基础，在国际间有着重要的地位。日本认为，对国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常设机构，主要应依据其在日本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来定，如提供者仅是通过设在该国的电话公司来提供连接服务，不被认定为常设机构；如提供者被作为国内服务的服务者则应该被认定为有常设机构。目前，这种认定方法在国际上得到了许多国家认可。

三、我国应对电子商务的税收对策。

电子商务是电子科技发达的表现形式，由于我国电子科技发展较晚，10年前电子商务正处于起步阶段，有关涉及税收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虽然存在但还不十分明显。但近几年我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电子商务活动的发展也十分迅速，涉税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从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不难预计，将很快出现电子商务活动的大量交易行为，电子商务税收政策与税收管理将处于重要地位。

从实际而言，我国目前对电子商务税收政策问题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较权威的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和具体的法规，实际情况是政府重视程度不够。从历史看，我国的电子商务是从1999年开始的，至今已有10年，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相关法律环境建设，网上支付体系、配送服务体系以及经营者内部信息系统的建设等问题，我国电子商务系统环境的完善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但笔者认为，我国应对电于商务的税收政策及其相对应的法规的确立刻不容返。根据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国家应制定以下相关对策：

（一）实施鼓励、支持的税收政策。

电子商务是高科技的产物，是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的表现。电子商务代表着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其应用推广将给各成员国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在发展电子商务方面，我们不仅要重视电子信息、工商部门的推广作用，同时也要加强政府部门对发展电子商务的宏观规划和指导作用。因此，对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要突出体现鼓励、支持政策，特别是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税收政策和法规要立足于、有利于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而不是忽视和限制其发展。否则，我国电子商务活动将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税收政策的制定前，要到电子商务的实践中去调查，找寻电子商务活动的实质，以利于鼓励、支持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具有针对性。

（二）实施公平、公正的税收政策。

对于发展中的电子商务税收问题，要制订积极、稳妥的税收政策，跟发达国家一样，保持税收中性的原则，不能使税收政策对不同商务活动形式造成歧视，更不能由于征税阻碍电子商务活动的发展，限止网上交易，不应区分所得是通过网络交易还是通过一般交易取得的分别征税。对相类似的经营收入在税收上应公平对待，不应考虑其收入是通过电子商务形式还是通过一般商务形式取得的。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应给予电子商务一些优惠政策，以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

（三）实施适应科技发展的税收政策。

根据电子商务的特点，制定税收政策要做到精细化、科学化，不能按照传统的商务活动制定税收政策和具体的税收法规。制定政策、法规前要摸清电子商务的实质，掌握交易活动发生的全过程，要以高技术手段解决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带来的税收问题。要紧跟电子商务技术发展的步伐，研制开发跟踪、监控和自动征税系统。采取技术政策，要结合电子商务和科技水平的发展前景来制定税收政策，要考虑到未来信息经济的发展可能给税收带来的问题，使相关的政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根据目前科技发展的速度来看，我国未来税收征收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智能化征管。超级秘书网

（四）实施协调、配套的税收政策。

电子商务虽然有其特点，但其运行过程有其综合性，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独立进行，必须融入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建设的大环境中去考虑。目前我国电子商务活动在电子商务合同、电子商务支付规则以及网上知识产权保护、安全和标准等方面亟需规范。制定税收政策、法规时要与其他法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否则难以将制定的税收政策、法规落实到位。除此这外，还要考虑国际上电子商务相关的税收协定，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环境下，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9篇：国内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驰名商标；仲裁机构；合法性 

本人作为湖北省荆州市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有一次曾接到在该仲裁委工作的以前一个学生电话，他代某个沿海企业咨询仲裁机构可否仲裁驰名商标案件，可否认定驰名商标？并说沿海企业已有“仲裁认驰”的做法。这一偶然的咨询，加之理论界司法实务界对仲裁认驰各种争论，自然引发了长期从事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的我对仲裁认驰合法性问题的思考。 

仲裁机构是否具有认定驰名商标的权力或主体资格，归根到底取决于法律如何规定，以及对这些规定如何理解和运用。我国作为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和WTO的成员，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毫无疑问对我国具有约束力。所以有必要考查这些公约对驰名商标认定机构的相关规定。 

一、从有关商标的国际条约看，“仲裁认驰”具有某种可能性 

（一）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是第一个明确规定保护驰名商标的重要国际公约。该公约对驰名商标认定的机构概括、模糊地规定为“商标注册国或使用国主管机关”①。而该主管机关毫无疑问由巴黎联盟各个成员国国内法规定。由此，仲裁机构可否认定驰名商标取决于巴黎联盟各个成员国国内法规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简称TRIPS）是迄今为止最具综合性的知识产权多边协议，是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最高的协议。该协议的第16条是有关驰名商标的规定。但该条只是强调“确认某商标是否系驰名商标，应顾及有关公众对其知晓程度”。而“有意识地回避了驰名商标的认定机关……实际上是将驰名商标的认定机构的确定问题交由各国立法所决定。”②。然而，该协议第41条之4确立了司法终局原则，即“对于行政的终局决定……诉讼当事人应有机会提交司法当局复审”。如果该行政的终局决定涉及驰名商标认定与保护，司法机关有权依法进行司法审查，而该审查不仅包括法律问题而且还包括事实问题。③由于某一商标是否驰名属于事实问题，因而在司法终局或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由此可以认为TRIPS的司法终局原则实际上是要求各个成员赋予司法机关对驰名商标认定的司法审查权。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及其司法审查的规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出的。依TRIPS协议这些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准司法机关”的仲裁机关是否有权认定驰名商标、是否也拥有驰名商标认定的司法审查权，TRIPS协议并没有给出结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WTO成员的国内立法。 

1999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通过的《关于驰名商标保护规定的联合建议》则是一个就驰名商标保护作出专门规定的重要国际公约，也是一个对驰名商标认定作出较为明确具体规定的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成员国主管驰名商标认定事务的机关”可以是“行政、司法或准司法机关”。仔细品味这一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成员国主管驰名商标认定事务的机关”依旧须由成员国国内法确定，但其性质局限于行政、司法或准司法机关。④因而作为准司法机关的仲裁机构是有可能因成员国国内法的规定而成为驰名商标认定机关的。 

可见，在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系列重要国际公约中，对于驰名商标应当由谁来认定，大都有意采取了回避态度，没有直接指明具体机构，而只是模糊、原则性的规定为“商标注册国或使用国主管机关”或成员国国内法确定的机构。因此，我国并没有因为参加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国际公约，而承受驰名商标必须有某一或某些特定机关来认定的约束。但是，从我国所参加的国际公约看，作为准司法机关的仲裁委员会是完全有可能因为我国国内法的规定，从而成为驰名商标的认定机构的。当然，这种可能性在我国能否转化为现实，取决于我国国内法的相关规定。 

二、从国内法有关规定看，既未明文禁止又未明确授权“仲裁认驰” 

2001年第二次修订的《商标法》并没有明确规定驰名商标的认定主体，而只是在第二条授权“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局主管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的工作”，并规定“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商标评审委员会，负责处理商标争议事宜”。依据该授权，国务院在2002年颁布实施的《商标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在商标注册、商标评审过程中，为解决相关争议的需要，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应有关当事人的请求认定驰名商标⑤。据此，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获得了驰名商标的合法认定主体资格。 

2013年8月新修订的《商标法》在第十四条对驰名商标的认定主体作出了明确的授权性规定：“在商标注册审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商标违法案件过程中，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十三条规定主张权利的，商标局根据审查、处理案件的需要，可以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认定。”“在商标争议处理过程中，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十三条规定主张权利的，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处理案件的需要，可以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认定。”“在商标民事、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十三条规定主张权利的，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可以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认定。”据此，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人民法院”获得了驰名商标的认定主体资格。所谓“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人民法院”，依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民事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是指“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直辖市辖区内的中级人民法院”。因此，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普遍认为，驰名商标的认定方式有两种：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

那么，作为准司法机关的仲裁机构是否具有认定驰名商标的资格呢？考查我国现行的商标法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既没有明确授权，也没有明文禁止。 

三、仲裁认驰合法性问题之探析 

仲裁机构是否具有认定驰名商标的主体资格，取决于如何理解我国商标法的上述规定。对此，理论界、司法实务界存在激烈的争论。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公权力说认为：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仲裁机构认定驰名商标，但认定驰名商标是一种公权力，应体现社会主体的综合利益，在民主集中制国家，认定驰名商标须要有法律的授权。而仲裁机构是一种民间组织，对于平等主体之间因可以自行设置的权益而产生的纠纷，起到居间仲裁的作用，由这样的民间组织行使认定驰名商标职能并不妥当。⑥ 

持肯定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既然法律没有禁止仲裁机构认定驰名商标，加之法律也没有规定认定驰名商标“这一法律事实”需要特别的授权，而仲裁机构在审理案件时又必须查清案件事实，所以，仲裁机构因“审案需要”而认定驰名商标是合情合理合法的。⑦ 

本人认为，认定驰名商标不一定就属于“公权力”的范畴。无论是上述国际条约还是我国商标法，都一致认为驰名商标在本质上是指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商标。因此，从理想主义出发，商标是否驰名，最有发言权的是“相关公众”或其组成的民间组织，而不是行使“公权力”的官方机构。在实践中也广泛存在由民间组织直接或间接认定驰名商标的做法。如“在美国、德国，一般是由权威的社会调查机构，采用向不同的消费群体发放问卷的民意测试方式认定驰名商标。”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度初，也曾经出现过由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制日报和中央电视合组织85万消费者评选中国驰名商标的做法。这一做法后来尽管被否定，不是由于评选的民间性质，而在于“资料的取舍和结果的产生实行暗箱操作”。⑧可见，仲裁机构可否认定驰名商标，与其是否属于民间组织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 

“审案需要”的确为“仲裁认驰”提供客观现实的需求，但这种客观需要不能成为“仲裁认驰”唯一的、充分的理由。因为这种需要不一定就由仲裁机构自我满足，还可以“非我满足”——即仲裁机构在仲裁商标纠纷案件时遇到需要认定涉案商标是否驰名的难题时，可以请求法律授权的机关予以协助对该商标是否驰名作出认定。就像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驰名商标纠纷案件时，将案件材料逐级上报到商标局，由商标局对涉案商标是否驰名作出认定，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认定结果再对案件进行处理⑨。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审案需要”就认为“仲裁认驰”合法。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法律既未明文禁止又未明确授权“仲裁认驰”，但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2013年新修订的《商标法》明确授权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此前《商标法》虽然没有明确授权，但在其下位法中确定了驰名商标的认定机关。本人认为法律明确规定驰名商标的认定主体，实际上就是要求认定驰名商标需要特别授权。所以，应该推定为间接排除了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认定驰名商标的主体资格。不能以“审案需要”或者“法律未明文禁止”为由突破法律间接禁止性规定。因此，从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看，“仲裁认驰”不具有合法性。 

注释： 

①<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二（1）. 

②宋磊.仲裁认定驰名商标是否合法[J].中华商标，2010（5）：65. 

③陈绍榕.论行政诉讼中事实问题审查强度的重新确立[EB/OL].http：//fzsz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775，2014-7-8. 

④<关于驰名商标保护规定的联合建议>第一条之三. 

⑤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条. 

⑥宋磊.仲裁认定驰名商标是否合法[J].中华商标，2010（5）：65. 

⑦王旭光律师博客文章.仲裁认定驰名商标的合法性[eb/ol].http：//blog.sina.com.cn/wangxuguanglawyer，201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