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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传播 经济发展 生产力 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传播密切相关。生产力是一个系统,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因素组成。一方面,社会传播能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促进劳动工具生产效率提高,并且可推动生产力因素有效结合成现实的生产力,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传播能加快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速度,为劳动者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从而为生产力发展提供间接推动力。所以说,社会传播是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一、社会传播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社会传播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指社会传播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种直接推动力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社会传播直接促进生产力因素水平的提高;其二是,社会传播促进生产力因素有效结合成现实生产力。
1.社会传播直接促进生产力因素水平的提高
生产力系统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是主体性因素,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是客体性因素。社会传播,可以对生产力因素的水平会产生直接推动作用。
劳动者要发挥劳动功能,首先必须具有劳动能力,即劳动力。劳动力包括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其中,劳动者智力提高,离不开普遍的人类传播活动――知识传播与教育传播。劳动者个体获取知识、提高智力,离不开知识与教育传播,社会劳动者整体知识水平与智力提高,更离不开教育传播。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文明成果,劳动者要继承这些文明成果,提升劳动者自身水平,必须通过知识传播与教育传播。在人类社会近现代,随着媒介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知识与教育传播活动模式、形式、规模、效果都得到极大程度改善与提高。借助现代媒介,借助更为多样的传播活动,人类社会整体知识水平、智力水平在不断提高,并且提高速度越来越快。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劳动力变化的一般趋势是,劳动力的体力因素重要性逐渐下降,而智力因紊重要性逐渐上升。劳动者智力因素提高的直接影响,即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1924年发表了《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一文。在该文中,斯特鲁米林认为“脑力劳动与教育程度有关系…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关系,学历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世界首富盖茨不同:如果地球的生命只剩下三天,他的‘诺亚方舟’不会带走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财产,但他却一定要带走他的精英团队。因为他明白,有了这些精英头脑中的智慧,他将很快重塑他的财富帝国。”
社会传播活动对生产力因素水平的影响,还体现在影响劳动工具。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他精辟地论述了劳动工具在社会发展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劳动工具泛指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用以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是物化的科学技术。劳动工具的改进,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物化为劳动工具。包括科学技术的引进与吸收、攻关与开发过程,而这些过程都离不开社会传播活动,即必须通过科技传播才能完成。可以说。要把科学技术转化为劳动工具,没有有效的科技传播是不可能实现的。科技传播对劳动工具影响主要体现在_二方面:一是科技传播是科技转化为劳动工具必经之路。二是有效科技传播可以提高科技转化为劳动工具的速度,特别是在近现代,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一项科技成果转化为劳动工具的周期大大缩短,速度大大提高。三是有效科技传播可以扩大科技转化为劳动工具的空间范围。因此,科技传播对科学技术转化为劳动工具会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
知识创新、科技进步,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但是,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必须内化到生产力因索。才能发挥其效用。知识、科技常常以信息形态存在,在其内化到生产力因素过程中,离不开社会传播一知识传播、教育传播、科技传播等。社会传播,是知识、科技内化到生产力因素的必要条件,同时主要从时间、空问两个维度影响知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社会传播,虽然对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不具有直接动力的决定性作用,但对其直接动力因素的作用发挥,却有重要影响。
2.社会传播促进生产力因素有效结合成现实生产力
生产力系统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因素构成。但现实生产力还必须依赖于三因素有效结合。社会传播活动对生产力水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影响生产力构成因素质量与水平,还体现在促进生产力因素积极有效结合、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因素,细化后可包括经营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厂房、设备、资本、能源、原材料等多种类型实体形态。它们最初并没有效结合在一起成为现实生产力,而以独立的形态分别存在不同空间。生产力因素,只有有效结合后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生产力因素结合包括四种方式:(1)质态结合,指生产力各因素结合成现实生产力时,在物质属性上互相适应。(2)量态结合,指生产力各因素结合成现实生产力时。客观要求的数量配比。(3)时间结合,指生产力各因素进入或退出现实生产力系统时,客观上要求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在现实生产力中运行所持续的时间长短。(4)空间结合,指生产力各因素结合成现实生产力时,在空间上的分布和联系状态。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必须是生产力因素的四种结合方式的综合应用、有机结合。
企业在组织生产力因素有效结合。转换成现实生产力一进行企业生产时,依赖于企业经营者的科学决策与合理有效运作,而这又必须建立在全面获取生产力因素相关信息基础之上。获取生产力因素相关信息,必须依赖于媒介,依赖于各种社会传播活动。这些社会传播活动纷繁复杂、形式多样,内容主要包括各类经济信息、广告信息(供求信息)、政治信息,等等。
20世纪下半页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世界经济运行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国内外政治信息、经济信息、广告信息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生产力因素有效结合成现实生产力,进行社会生产,而且关系到产品分配、交换、消费,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同时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传播活动积极活跃、不断增加。包括政治传播、文化传播、经济传播等。这些国际社会传播活动,都直接或间接促进世界经济运行,因为这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生产力因素,也有利于促进产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促进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
所以社会传播,可以促进生产力各因素积极有效地结合
成现实生产力,促进产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二、社会传播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推动力
社会传播,不仅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而且对生产力可产生间接推动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传播会加快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速度,另一是社会传播会为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产生反作用。适时、积极调整生产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国家政府在做生产关系调整、改进时。必须依据真实有效的社会信息,才能科学决策。因此,获取真实有效的社会信息,对国家政府做出科学决策、调整生产关系,具有积极影响。并且,获取真实有效信息的速度,也会直接影响国家政府调整生产关系的速度。现代传媒技术的特点是,覆盖范围广泛、传播速度快捷。因此,社会传播活动,特别是借助现代传媒技术的社会传播活动,有助于统治阶级、国家政府及时地、快捷地、广泛地收集种类社会信息(如新闻传播、危机传播等),为其科学决策、调整生产关系提供依据。所以,社会传播有助于及时调整生产关系,进而有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人类社会发展,不仅需要物质动力、需要不断地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需要精神动力。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相对物质动力而言,精神动力会显得更为重要。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人类社会多次遭受大规模战争重创、自然灾害浩劫,有时部分区域社会经济几近崩溃。但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精神信仰。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人类社会重振旗鼓、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重建家园。社会传播。则是这种精神动力的放大器。通过社会传播活动,可以让更多人精神受到鼓舞、形成强大社会凝聚力,更大程度地推动生产力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三、结语
人类社会由若干个体集合而成,在人类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社会传播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离不开社会传播。
社会传播,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积极推动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社会传播不仅可以促进生产力因素水平提高,而且可以促进生产力因素有效结合成现实生产力,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自20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推进社会信息化,其目的在于为促进社会信息传播创造条件,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为什么整个信息工业在过去的30年里成为明星产业,那是因为信息能帮助企业提高其生产力”。另外,社会传播还可对经济发展提供间接推动力。社会传播,不仅可以加快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速度,而且为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这都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薛永应,生产力经济学纲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2]顺青等,技术经济学[M],武汉:武汉理工走学出出版社,2003年版.
[3]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赖茂生等,信息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扬克磊,技术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宋涛,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关键词:城市科技竞争力指标体系经济竞争力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e national related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for reference,and connects with the Hangzhou Innovation Index,evaluate and study the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of the 15 Vice-Province Cities through the aspects:Dynamic evaluation of Competitiveness,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and Economy Competitiveness,etc.This study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cisionMaking so as to promoting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accelerating the economy growth.
Keywords:City Science&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Index SystemEconomy Competitiveness
科技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地区)科技资源与投入、自主创新能力、科技发展水平与潜力、产业科技竞争力形成的综合区域竞争优势体现。城市科技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是衡量科学技术对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找出差距,认清自身的过程,有助于城市根据自身情况采取措施提高科技竞争力。
杭州是国内较早开展科技竞争力评价的城市之一。从2001年始,课题组设立指标体系对杭州年度科技竞争力进行跟踪研究,至今该研究已持续了7年。2008年,考虑时效性和数据可得性,课题组对前几年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正,研究对象确定为15个副省级城市。
本研究对2007年度深圳、广州、杭州等15个副省级城市科技竞争力发展进行跟踪研究,以期为各城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速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科技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指标体系设定
根据城市科技竞争力的基本概念及内涵,参考科技部2003年新修订的科技进步监测体系和《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0》,特别是实现和杭州创新指数指标体系的衔接,课题组在沿用前几年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的基础上,考虑时效性和数据可得性,对2007年度科技竞争力指标进行了修正,主要是舍弃了科技论文指标,增加了科技活动人员、发明专利和高新技术出口指标。
2.城市科技竞争力动态评价
2.1科技竞争力综合排名分析。根据上述指标体系,课题组对2004~2007年度15副省级城市科技竞争力进行评价
2.2科技竞争力进步速度分析。以15城市2004~2007年度科技竞争力各项指标年均增速反映科技竞争力进步速度。
对15城市各项指标2004~2007年年均增速打分,设年均增速列第1位的得15分,第2位得14分,第3位得13分……依次类推,第15位的得1分。最后以算术平均法得到各城市的指标年均增速综合得分。
统计显示,2004~2007年15城市科技进步得分超过15城市平均水平的城市从高到低依次有宁波、武汉、济南、青岛、杭州、厦门,其中以宁波增长最为迅速,超过15城市平均水平将近30%。历年科技竞争力水平较低的济南、厦门年均增速较高,显示这些城市正在加大力度,加快发展。长春科技竞争力排名低,科技进步速度也排名落后,显示其科技竞争力需要引起高度注意,加快发展。深圳市、广州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远超过其他副省级城市,属于科技创新能力发达城市,基数较大,增长速度虽然靠后,但创新能力的增长量依然很大,能遥遥领先于其他科技创新能力发展中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科技创新能力的排名在第3名,而科技进步速度竟能排名第5,实属难能可贵。从表3可以看出,增长速度较快的大都属于科技竞争力不是很强的城市,而科技创新能力发达城市如深圳则增长速度不高。而杭州的杭州科技创新能力和增长速度都排名靠前,显示杭州既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基数较大,同时还持续高速增长,科技竞争力提升空间极为广阔。
3.科技竞争力与经济竞争力的协调性分析
3.12007年度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为了进一步考察各城市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程度情况,课题组选取一些指标对15城市的经济实力进行了评价。在经济竞争力的评价中,借鉴《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0 》中的做法,考虑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商品总值、出口商品总额占GDP比例四个方面的因素,定义地区经济竞争力指数(EPI) 如下:
EPI = 0.36 ×GDP 指数+ 0.24×人均GDP 指数+0.24 ×出口商品总额指数+0.16×出口商品总额占GDP比例指数
根据这一公式,测算出2007年度15个副省级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分组分类 城市经济实力强 深圳、广州经济实力较强 宁波、杭州、青岛经济实力中等 厦门、大连、南京、沈阳经济实力较弱 武汉、济南、成都、哈尔滨经济实力弱 长春、西安3.215城市科技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从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角度来衡量,15城市的科技与经济发展状况可以描述为4 种类型。
第一类,科技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型。如深圳、广州均属于经济、科技竞争力“双强”城市,杭州属于经济、科技竞争力均为较强城市,这些城市的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较好,科技对经济起到了足够的支撑作用,科技与经济比翼齐飞,其发展前景与潜力也较为看好。
15个城市中,除了深圳、广州科技竞争力与经济竞争力排名一致,沈阳2指标均排名第9。一方面说明沈阳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较好,另一方面则显示沈阳的科技经济竞争力水平还有待提高。
第二类,科技领先于经济发展型。如南京、大连、武汉、成都,其中尤其以南京、武汉为典型。南京的科技竞争力排名第4,属科技竞争力较强之列,其科技人员、科技潜力更是遥遥领先,但经济竞争力却排名第8;武汉2007年科技竞争力排名第6,但经济实力却处较弱地位,说明其深厚的科技潜力与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经济竞争力,其科技领先于经济发展的态势说明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
第三类,科技滞后于经济发展型。如宁波、青岛、厦门,这些城市呈现科技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态势,说明这几个城市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特别是外资加工型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科技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3个城市中,青岛的情况相对较好,而厦门与宁波的科技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情况更为严重,这意味着,如果不解决科技发展问题,其长远的经济发展可能受到限制。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经济增长积累的雄厚财力基础,实施科教强市战略,发展科教事业,提升科技竞争力,在保证科技投入的同时,着力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四类,科技与经济发展均呈弱势型。如济南、哈尔滨、西安、长春。这些城市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均有待提高,发展亟需加快。
4.结论
各个城市区域特点不同,经济结构、科技水平差别较大,但总体而言科技的进步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竞争力,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经济越发达,其科技竞争力也比较高,反之亦然。
增长速度较快的大都属于科技竞争力不是很强的城市,而科技创新能力发达城市如深圳则增长速度不高。当然也有些城市竞争力和增长速度都不高。如何启动一个科技竞争力薄弱城市的科技发展,有待进一步研究。
不少内陆城市科教资源丰富、科技研发实力强,有较好的工业基础。有必要加强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加强产学研结合,确实把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实力优势。
沿海外向型城市在注重招商引资的同时,也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推动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以科技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研究组.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0)[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马元三.区域科技统计与科技竞争力评价研究[J]. 商业时代 2008-22:10~12
[3]赵顺娣、孔玉生.区域科技竞争力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07/21:75~77
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来
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过去我们透支了“政策红利”。
首先,地方政府利用大规模的中央财政投资、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以及银行信贷迅猛扩张等所引领的追求高速增长的时代,不仅无法维系下去,而且,它也透支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空间。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绩效并没有跟老百姓的实际收系起来,相反货币宽松的结果造成市场对货币未来购买力下降的担忧与日俱增,从而导致大众脱媒、追求高收益的理财愿望越来越强烈,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影子银行业务的膨胀都是由这种抗衡未来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理财行为而带来的资金成本上升的结果。本来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意图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居民债务负担以提升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意愿,但结果反而是双双收到压抑,更增加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落差,严重拖累了经济的复苏的步伐。
第三,全力过度集中在政府手里,反而增加了市场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滋生了的现象。另一方面,资金软约束的问题又会导致地方政府过度圈地、过度投资的问题,留下了“与民争利”的不良印象,从而让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目前,反腐倡廉的整顿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了过度依赖地方政府投资模式所带来的严重的后遗症。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从过去的“过度作为”退化到今天的“不作为”,使得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难以再发挥当年曾有过的提升地方经济活力的作用。
第四,由于政府投资的范围有限,直接获得政府采购订单支持的企业,往往局限在少数资源型垄断行业和从事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企业,大多数民营企业则受到海外金融危机的影响失去了很多关键性的商业订单,于是,它们将自己30多年打拼下来的产业资本转向了投资“稀缺资源”的金融资本。这种日趋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倾向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后续的转型和创新的效果。
第五,追求GDP增长的粗放型投资方式也严重破坏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在中国今天急需培育我们自己消费的环境下,大量中高收入的消费群体,会因为空气严重污染问题而移居海外,这会导致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遇
首先,“中国制造”的标准化规模生产模式要渐渐开始向“中国智造”的差异化服务业延伸。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学会用好人才的本领。要让大学生和海归人才充分利用好他们的语言驾驭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去开拓中国企业所需要的海外市场,避免国内因产能过剩而导致的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行为泛滥成灾。为了培育中国经济强国战略所需要的“人才红利”,今后我们更是需要依法治国,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发挥好税收杠杆的激励机制,并创建更多像上海自贸区的商业平台,让年轻人的创业精神能够在上面更好地发挥出来。
其次,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争取海外市场的投资红利,以此替代出口红利受阻所造成的中资企业产能释放的压力,同时,为了提升我们自己财富管理的主导权和其安全性,中国的人民币也要伴之而行。这种新型的争取“全球化红利”的战略,也可以从和李总理最近频繁的海外之行中,和其他国家首脑所签署的投资合作备忘录和人民币互换协议中体会到。显然,金砖银行、亚洲投资银行、思路基金等都是这种全球化红利的转变形式。为此,中国自身的金融开放也会加快推进,以配合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战略。
第三,中国经济已不再是过去解决就业作为主攻方向的格局,没有必要再把所有的企业都“养起来”而刻意去搞“成本洼地”的资源补贴。今天相反应该为淘汰落后产能而培育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未来,中国企业、甚至金融机构的破产将成为新常态,它预示着中国市场正在通过这种“资源配置红利”的释放,让胜出的企业和机构能够分享更多的资源(以前被劣质企业所占有和滥用),从而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和健康的造血功能。这对改变今天中国股市的“政策市”格局,迎来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和国民财富创造能力的“价值市”至关重要。
第四,中国“新常态”经济的最大看点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所释放的“制度红利”。这将是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转变,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不缺位,就是指政府要着力投资民生工程,缓解大众的“后顾之忧”,让企业所创造出先进产能有一个强大的市场支撑。
关键词: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
010年以来,富士康“N连跳”事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对于富士康事件,有的学者从心理学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从工厂管理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富士康事件归根到底是中国这种依靠劳动力密集优势的发展模式,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后,与面临着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人劳动强度,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所产生矛盾的结果。表明了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
一、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现有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多是物质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即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角度论述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社会观、经济观、技术观。①然而发展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力既包括物质的因素也包括人的因素,人是生产力中最具主动性、创造性的因素,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物质的可持续利用,即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更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人口的数量、人口结构的合理,要求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高,实现人类社会的循环再生产。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求经济效率的提高,通过经济发展不断满足劳动力对物质、文化和生态的需要,即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公平问题。发展应是长期的、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一时的发展,即处理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既包括代内的公平也包括代际的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发展条件,也就是说发展不能建立在对资源的掠夺式开采的基础上。当代人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后代资源的占有的基础上的,这样透支了未来的发展潜力,后代人的发展会受到阻碍。这对于后代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发展也不是可持续的。
发展的过程就是通过生产过程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的过程是人类劳动的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是人运用劳动资料加工于劳动对象,生产出符合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劳动的过程包含三个因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②从人和物的角度可以把生产过程的三种因素划分为两类,即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为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①物的因素是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人的因素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把可持续发展分为人和物的可持续发展。
物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物的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准备充足的物质条件。然而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即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物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现有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多指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的可持续发展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人是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主动性的因素,人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劳动力的质和量能够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的需求。从质上看,是指劳动力要不断地再生产以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即劳动的价值得到不断的补偿。从量上看,劳动力可持续发展是指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能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合格的劳动力。
从劳动力的质的可持续来看,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③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不仅包括本人的再生产,还包括繁育后代,以及劳动素养和技能的提高。
“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④“为改变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⑤劳动力的价值的总和由三个因素构成:劳动者本人必要的生活费用;养活家庭的必要费用;必要的教育和训练的费用。因此,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至少维持工人一定的工资,工人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生活、休闲、教育、繁育后代的支出,这样才能使劳动力获得充分的发展。经济发展应该是建立在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对劳动力资源的掠夺式的利用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依靠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可以暂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不利于消费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生产过程的循环进行,更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量上来看,要求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包括满足物质资料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人类社会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个社会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要合理,同时要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能投入生产过程,才能够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这就要求,维持合理的人口数量和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使社会有充足的劳动力,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当今中国劳动力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成长为世界工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和生活成本的提高,这种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正逐步面临新的挑战。
1.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然而,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中国渡过了人口生育高峰,开始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危机。目前的农村小学合并、高考报名人数逐年减少,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便是这种问题的集中反映。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如果不实现产业的升级,摆脱目前依靠劳动力密集产业的现状,将最终使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危险,最终使中国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会面临危险和挑战。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将最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人口的老龄化。
建国后,由于摆脱了战乱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国出现了几次集中人口的生育高峰,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批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又面临着集中的老龄化问题。建国初,为了实现工业化,在农村长期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产品价格低廉,大部分农民没有为养老积累起足够的物质准备。而在城市则为了实现重工业的优先发展,长期实行了高积累、低工资制,甚至有的人由于国有企业改制而成为了下岗工人。而且这一批人尚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因此,这一批集中步入老龄化群体的人的养老便成了未富先老的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3.劳动力的过度利用。
由于路径依赖,很多企业长期实行低工资制,甚至不足以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果工人想获得更高的工资,就要不停地加班。据报道,富士康员工的起薪只有900多元,工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休息时间以恢复体力。对于劳动力的过度利用,如同资源的过度开采会造成资源的不可再生一样,会造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困难,给劳动力带来心理和生理的疾患。富士康事件的根源就在于过低的工资,使工人被迫延长劳动时间,超过生理承受能力。精力高度集中的劳动,使工人依附于机器,从而产生了心理障碍,最终导致了不理性事件的连续发生。
4.工资低,难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发展。
劳动力的工资应该体现满足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要求,即马克思所说的最基本的本人生活的需要、子女生活的需要以及教育和培训的需要。然而作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的工资低,难以在工作地居住、在工作地让下一代受教育、在工作地享受医疗,难以支付教育和培训的费用,即无法实现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1997-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①由于无法用工资满足在工作所在地的基本生活需求,农民每年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和农村。农民工工资低,阻碍了拉动内需,阻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三、劳动力可持续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集中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国内需求不旺、过度依赖出口等方面。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导致的国内出口下滑,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为迫切。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性。
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二产业比重太大,第三产业比重太小,而且第二产业内部产业层次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处于世界分工金字塔的最底部。另外,由于劳动者收入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消费占GDP的比重低。“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36%,这一比重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近15%。多年来,美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70%左右,欧洲和日本则在50%以上。”②因此,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一是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为主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劳动力数量和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主要的是提升产业结构,改变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底层地位,更多地依靠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包括劳动者的文化素养、学习能力、技术水平、熟练程度、身心健康等方面,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对劳动力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准备更多、更合格的、适应新的技术需要和新的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
3.转变发展方式有利于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中的作用,即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改变过度依赖政府公共投资的局面,把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向更多地依赖国内需求上,要求劳动力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这必然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为前提。
转变发展方式对劳动力消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过来又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劳动力消费增加以后,有利于劳动力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水平的提高、文化素养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方面,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消费,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四、促进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前提,一是要维持合理的人口数量;二是要合理地利用劳动力;三是要不断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
1.维持合理的人口数量。人是生产中最具主动创造性的因素。中国30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就在于充裕的劳动力资源。由于建国后出现的两次生育高峰,造成了中国人口数量的剧增,进而造成了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改革开放以后,外资企业之所以选择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从而依靠这个人口红利,中国承接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批生育高峰的人口年龄逐渐增大,从而使中国快速进入老龄社会;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的实行,目前青壮年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出现了整个社会“老龄化”与“民工荒”并存的现象。为了防止民工荒的加剧,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适当的时机,改变现有的人口政策,否则,中国经济就会在尚没有成功实现产业转型的时候,面临着巨大的劳动力缺口。
2.提高劳动者工资。富士康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人工资过低,工人被迫长时间加班,注意力高度集中的高强度劳动使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损害,从而使部分工人出现了心理问题,进而走向了自杀。由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逐渐减少,也影响了内需的拉动。因此,必须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进而以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方式,使劳动力获得足够的收入,以解决消费、培训、教育、医疗、住房、甚至精神消费的需求。这样才能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更多、更合格的劳动力。
3.不断提高工人的人力资本素质。人力资本包括4个方面:一是教育资本,是指用于教育以及培养和提高在职和未来劳动者的能力的费用,是最基本的要素。二是技术和知识资本,是指用于专业技术教育的费用,包括大学的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三是健康资本,指用于医疗卫生的费用,包括医疗、保健营养以及体育锻炼等。四是迁移和流动资本,是指国内外人才流动,人才的流动有利于资源的配置和优化。因此,应该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加大医疗保障投入、完善劳动力市场等,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数量更多、素质更高的劳动力,以迎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劳动力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
Abstract: Jinhua Li, the former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 has pointed out "the Matthew Effect exists in China Economy and the economy is developing unevenly between reg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problem of the imbalance in regional economic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it is more disequilibrium that the rural surplus labors transfer to developed regions to some extent. So it is significant how to adjust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s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关键词:区域经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y;rural surplus labors;transfer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3-0115-02
1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1.1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我国区域按功能分为四大经济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可用基尼系数和GDP指标来衡量。
1.1.1 基尼系数衡量下的贫富差距作为反映收入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表1列出了我国1997年到2008年的基尼系数,从1997年0.3706到2008年0.5左右,连续7年超出国际警戒线(国际通常以0.4作为“警戒线”),我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1.1.2 GDP指标衡量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表2为我国2000年到2007年三大地区人均GDP。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东西部地区(此处,东部和东北地区统称为东部地区)人均GDP差距逐渐扩大,尤其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差异显著,这说明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2008年,广东人均37588元,人均生产总值仅为13861元,收入比为2.71:1;美国人均GDP最高的州与最低的州为2:1;英国1.68:1。
1.2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农村劳动力中没有从事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或服务活动的劳动力。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及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普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的禁锢。据学术界测算,农村大约存在1.6亿左右的富余劳动力。从城市化进程来看,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5.68%。城市化改造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处于较低水平,美国2008年城市化水平达到97%,英国1998年城市化水平就已达到89%,因此,我国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缺陷,采取措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促进经济发展。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分布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由西向东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说明了农村劳动力的数量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呈反相关。经济越发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就越少,经济越落后,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就越多。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来看,据统计,2006年有49.3%的农村劳动力到省外务工,且都集中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表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大、分布不均衡,与经济的发达程度呈反向关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分布不均衡,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向的失衡,又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2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落后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这种转移又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具体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国家政策导向来看,从大力发展东部地区到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再到“十一五规划”,根据政策导向,我国经济区域分为四大板块:东部率先发展、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经济不平衡。贫困地区因经济落后,在吸引劳动资源方面没有优势,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结果是两级分化更加严重,经济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贫困地区缺乏人力资源越来越落后。
从劳动力构成来看,表3、表4说明,外出转移人员主以青壮年为主,而留守在农村的大部分是儿童和老年人,且文化程度不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当地经济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耕地荒废,老人和孩子无人照顾,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制约地方经济,危害国家粮食安全,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外出人员管理、孩子教育、老人赡养等问题。
从劳动力流向来看,表5揭示,到省外就业的人员几乎占了一半,尤其是中西部到外省就业的人员更多,而且人员流向集中于经济发达的东部,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这种劳动力导向对流入地而言,满足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城市现代化建设所需高素质劳动力资本,增加流入地人力资本存量,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2005年,河南省测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当地GDP的贡献达到为20.4%。而对转出地,虽然农村居民储蓄有所增加,但是经济实质并未增长,区域间经济更加不平衡。
3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经济平衡发展
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区域经济不平衡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又刺激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国家和区域间应积极寻求区域经济发展的办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办法大致分为两种:就地吸收和外地转移。
3.1 就地吸收就地吸收是指经济落后地区大力发展经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具体策略有:
3.1.1 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一方面可以吸收多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实现农业规模效益。如整合农业优势产业和资源、延伸农业加工链,利用国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经济资本等。
3.1.2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经营机制灵活,是农副产品深度加工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如关岭自治县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不足千人增加到2007年30067人,增长30余倍,就业人数占全县农村劳动力15.6%;2007年总产值119738万元,是1978年的37倍,上交的税金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39.5%。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
3.1.3 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性条件。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趋于内部转移的实践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实现城市化,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内部转移的途径主要是农村非农化和农村城市化。农村非农化的道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外部转移和内部吸收;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走大、中、小城市并举发展。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
3.1.4 激励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具有资本需求弹性小、劳动力需求旺盛、进入门槛较低、就业稳定性强、创造消费需求等特点,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国外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经济发展中前期,发达国家依靠工业高速发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后期,主要依赖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第三产业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功能。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多数就业人口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都在50%以上。表6反映我国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主要面向第二、三产业,所以,第三产业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有巨大的潜力。
3.1.5 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自主创业金融危机让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遭到严重“创伤”,企业倒闭、裁员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急剧增加。国家和地方政府已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自主创业,将返乡农民工纳入创业政策扶持范围,在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面提供支持。自主创业可以使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
3.1.6 建立共建村东部地区农村拥有先进的发展经验,而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如果东、中、西部地区能够积极的沟通,建设产业链或者互助村,那么将实现区域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化整合,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3.2 外出转移外出转移流程图如图1所示。外出转移能为当地经济带回丰富的实践经验、管理经验、创业经验,适度的劳动力外出转移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但是合理导向的劳动力外出转移需要教育和政策的保障。
3.2.1 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有计划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不只是农民进城打工,当他们掌握相应技术、技能,脱离对土地的依赖,就能参与到城市建设,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从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3.2.2 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首先必须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良好的教育使日本农村劳动力对于非农就业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所以日本战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迅速转移的内在条件。而我国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较低,东部每100人中拥有科技人员l8名,西部2名;乡镇领导学历大专以上东部地区64%,而西部只有2%;人均受教育时间东部10年零8个月,西部才3年零6个月。所以,区域间的人力资源素质差距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内在因素,应大力发展不发达地区的教育。
3.2.3 改革户籍制度 实行人口登记管理户籍制度,对我国二元经济改造、现代农业建设,农村城镇化进程具有战略作用。它能打破城乡分割壁垒,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消除劳动力流动的行政,实现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平等竞争就业,使城乡劳动力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同时,逐步健全覆盖全社会劳动力市场的支持系统,包括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体系、劳动力市场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体系等,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好的宏观环境和条件。此外,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才和外出转移人员回到本地区,为本地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度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必须采取恰当的措施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刁学锋.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及解决对策选择[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
[2]芮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思路[J].科技信息,2009,(18).
[3]于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路径分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100年前,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古都开封诞生,这便是河南大学的前身,与此同时,一大批自然科学学科也在封建王朝没落的钟声中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
化学化工学科是自然科学的中心学科之一,支撑着化工、环境、生物、制药、建筑、材料等诸多学科的发展。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科创建于1923年,她从建立之初就经历着风风雨雨,直至1959年化学系的重建,化学化工学科才真正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从1980年的河南师范大学化学系,到1984年的河南大学化学系,再到1995年的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化工学科在不断地创新过程中为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学科建设突出“重点”
2012年4月,在取得了化学博士后流动站、化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之后,河南省多酸化学重点实验室成功获批,这已是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成立的第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1998年,中科院院士、材料机械摩擦磨损与专家、我国摩擦学学科的开拓者与学术带头人、“两弹一星”功臣党鸿辛院士举家从兰州来到河南大学,成为第一位在我省高校安家落户的“全职”院士。党鸿辛院士的加盟,大大提升了河南大学理工科的科学研究水平。
为了发挥优势学科,实现学科交叉互补,同时能够整合利用各学科的技术优势,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在党鸿辛院士的带领下,学院依托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和凝聚态物理重点学科,在张举贤教授和朱自强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高分子化学研究室”和“固体表面实验室”的基础上组建了河南省高等学校“与功能材料”重点学科开放实验室。2001年,河南省科技厅批准其组建河南省重点实验室,同时更名为“特种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2003年,该实验室被教育部批准成为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这是化学化工学科建设中首个部级重点实验室,也是不同学科相互交叉创新而产生的结晶。实验室自成立后,先后承担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等国家级课题30余项,河南省重大(点)项目等100余项,胜利油田、洛玻集团等大型企业的横向课题多项。实验室成员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0余项,已有2个系列6种产品工业化生产。
2007年4月,化学化工学院以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学科为基础组建河南省天然药物与免疫工程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涵盖化学、药学、医学等多个学科。实验室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针对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运用化学、生命科学和药学学科的最新理论和实验技术,从天然生物活性分子及其类似物中寻找和发现可能开发成为新药的先导化合物,进行新药开发并进行相关的研究。依据天然药物与免疫工程重点实验室这个研究平台,实验室的科研团队已经在天然产物及中草药研究、合成药物、抗体药物及肿瘤免疫等方面积累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河南省拥有丰富的钼钨矿产资源,2008年,针对我省的这一状况,化学化工学院领导班子广泛调研,科学决策,以无机化学、化学工程、环境科学等学科为基础,联合我省钼钨生产企业组建了钼钨化学与化工实验室。
省级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无机化学化工学科带头人牛景杨教授,带领研究团队以钼钨矿产资源的生态化、高值化利用为突破口,组织多学科队伍联合攻关,先后在该领域的多个前沿方向进行深层次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2009年,该实验室被评为河南省重点实验室培育对象,并获批河南省重点学科开放实验室。在此基础上,2011年,化学化工学院开始组建多酸化学实验室,2012年4月,该实验室成功获批为省级重点实验室。多酸化学重点实验室的建立,为多酸化学及钼钨新产品的开发与应用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研究平台。这在推动我省多酸化学研究水平进入国际前列、提升钼钨产品技术含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服务社会硕果累累
化学化工学院原名誉院长党鸿辛院士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多年来,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化学化工学院始终把科技创新、服务社会作为化学化工学科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教研人员走向社会、面向企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鼓励教师和研究生从生产实践中寻找课题,多方融资、合作研究、协同攻关。
沿着产学研这条道路,化学化工学院加强校企联合,增强与社会经济实体的联系,把学院的科研成果及时推向工业化,既为社会建设贡献了力量,也使河南大学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举贤教授开创的皮革化学品研究在国内皮革行业就居领先地位,他研制的系列皮革化工材料荣获国家星火二等奖,KS系列产品被评为国定“八五”重点推广项目在全国广泛应用,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赵瑾教授开展的在烟草中提取茄尼醇工艺、王彦林教授开发的系列阻燃剂等应用类技术均已实现工业化,为我省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F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2-0004-02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平稳、高速的增长势头,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基本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日益严重。因此,中国能否处理好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及其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创造了又一个“奇迹”。据统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45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1.8%,居世界第10,提高到2009年的33.535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超过6%,居世界第3位。1979―2008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实际增长为9.8%,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着实是极为罕见的。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由1978年的190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3 266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5 616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由1978年的0,增长到2008年的924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国家的外汇储备,也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23 992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
但是,在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产生了经济失衡这一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特征。
第一,需求结构失衡。中国经济的增长严重依赖于出口需求来维系,而内需却严重不足,导致外需和内需失衡。
第二,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国内的扩大需求,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的需求,而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第三,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失衡。中国经济增长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二、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源
(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都是以粗放型为主,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这种依靠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是难以持续的。据统计,1999―2003年间,投资拉动GDP从1.8%上升到6.4%;2004―2007年,也维持在4.9个百分点。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3%,拉动GDP增长8个百分点。而从1999―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74.7%快速降为38.7%。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而我国一吨煤所产生的效益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据统计,由于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的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低回收”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直接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当前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国民收入分配重点向垄断性资源、资本收益和政府倾斜,而劳动者报酬收入却不断降低。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性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在居民劳动者报酬上,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而在1990―2005年,企业的营业余额所占GDP的比重从21.9%上升到29.6%。造成这种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是:(1)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所以城市居民的收入要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居民拥有更多的贸易机会,所以沿海地区居民的收入要高于内地居民的收入。(2)产业结构与劳动供给结构之间失衡。一般来说,知识性、高技术等人员的报酬要高于一般简单劳动所获得的报酬。(3)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稀缺,造成垄断性资源、资本要素报酬偏高。
(三)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向世界征收铸币税,不断向全球注入流动性保持逆差,导致美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性项目逆差不断加大。二是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的贸易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支撑了美国的逆差。这种全球经济失衡加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导致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对中国这种严重依赖投资、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加大了国民经济的风险。由于内需不足和对出口的过分依赖,致使经济发展依赖国际市场,而一旦国际市场出现震荡,必将造成国内经济的萧条,甚至出现经济发展停滞,严重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的凸现时期。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使中国经济真正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常规发展轨道。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长期以来,这种主要依赖于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给中国资源、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必将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煤炭的消耗为例,2000年,中国的燃煤消费量占世界燃煤消费总量的27%,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2007年,中国消耗了21亿吨煤炭,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未来10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将在此基础上翻番,在40年内用光所有的煤炭储量。同时,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给环境也带来了严重破坏。据统计,在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就占了16个;中国70%的河流和湖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近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净的饮用水。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切实转变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坚持以人为本,理顺经济利益关系
“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理顺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是维持经济发展动力的核心所在。当前,中国的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过大,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制约了中国国内的有效需求,使消费疲软。因此,一方面,需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政府要为社会各成员提供均等的机会和公平的结果,使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及调整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行为等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转变
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稳定、最长效、最为可持续的手段。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其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普遍在70%以上。而长期以来,出口和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60%,而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不足40%,形成了典型的投资与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因此,要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拉动型经济增长,需要政府采取积极引导,推动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外需驱动型增长向内需驱动型增长的转变,实现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驱动型增长的转变,这是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和决定性力量。特别是在全球经济衰弱的背景下,中国外贸出口风险加剧,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成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
(四)坚持全面协调发展,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中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发展道路,显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将难以为继。这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经济发展上,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社会发展方面,缩小城乡间、地区间贫富差距,健全和完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重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环境方面,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倡导环境文化、生态文明,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参考文献:
[1] 周明生.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年会综述[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8).
[2] 顾巧明,胡海鸥.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失衡新特征研究:逻辑与对策[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6).
关键词:园区经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40-02
目前,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大,在全球各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当地的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已经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园区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高地,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反哺园区经济,为园区经济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互动是主体之间相互影响及作用的交往活动,或是交互主体对其他主体的行动与反应过程。而互动得以发生的基础,是交互主体在相互理解基础上共同利益及各自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 Simmel,1908;Coser,1956)。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园区与区域系统内各动力因子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这种动力来源于两者生存、发展、盈利等共同目标的驱使。
一、要素集聚与扩散
要素集聚与扩散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园区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强烈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集聚是指资源、要素和部分经济活动等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趋向与过程(李小建,1999)。聚集经济是园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各种要素资源和经济活动在特定空间集聚,主要源于外部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等效益的吸引;扩散是指资源、要素和部分经济活动等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散趋向与过程(李小建,1999)。扩散主要源于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的促进作用,也由于土地价格上涨,生活费用攀升等外部不经济的推动作用。
要素集聚与扩散既是园区经济产生的根源,又是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基本动力。园区是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的聚集高地,能够产生强大的外部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吸引各类企业及相关机构聚集在一起。园区内产业集聚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大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促使该地区经济加速发展。在园区产业集聚的初始阶段,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促使周边地区人口、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园区集聚发展;当园区产业集聚发展到高级阶段时,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集聚达到一定规模,就会产生外部不经济效应和拥挤效应,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夕阳产业逐渐向周边地区转移。此时,扩散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产业、人口等向周边地区的转移和扩张,构筑更大空间的经济协作体系以及扩散了园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加工体系等优势,从而确立园区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直接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发展。
二、技术创新与扩散
技术是在商品生产和劳务生产中所积累的知识、技巧和熟练程度,而技术创新是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因有效的技术变化而提高技术系统在经济生产中的总体效能的动态过程(从林,2002)。20世纪50年代,瑞典著名学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从空间角度对技术创新的扩散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由于一项创新的优势,使在创新者与周围的地理空间中产生“位势差”,为了消除这种差异,一种平衡力量会自动促使创新活动向外传播和扩散。
在社会生产网络化的环境下,园区内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企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和成果,会被迅速地被周边地区共享和仿效。知识和信息迅速而大规模的流动,会产生一种技术的自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形成后,随着其不断的成熟,就要开始向周围地区传播扩散。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技术关联关系,这种关联关系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垂直技术关联,即由上游企业的创新技术向下游企业扩散;另一种是水平技术关联,即由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间相互模仿形成的联系。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和其他的非正式互动关系成为知识流动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由于这种技术关联性,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出现后,会在不同企业甚至不同产业之间进行扩散,导致其他企业利用或模仿这项新技术进行相关的创新,那么在一定的时期内,围绕这项特定的创新技术就会形成一定的技术创新知识链,从而产生强大的关联创新效应。技术创新与扩散不仅带来区域竞争力的提高,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联系,有效地推动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
三、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产业结构是指各类产业及其内部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与相互联系,社会生产各产业部门及产业细分内部依一定的生产技术联系互为供给和需求,从而构筑了既定的产业联系链条即产业结构(杨万钟,1994)。同样的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同,经济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产业结构决定着经济活动主体参与产业分工和接受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辐射的程度,对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各不相同,进而制约和影响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能实现资源在各产业间的优化配置,是促使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重要条件。因为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可以使各个产业之间紧密联系、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转换能力和应变能力,进而增强经济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增强,促进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加速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意味着产业的空间布局更加合理,而合理的产业布局为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各产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因此,不同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的内容和形式。
四、经济空间结构网络化
经济空间结构网络化指的是使各种经济活动主体构成一个有序化的关联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一种特有的网络组织功能效应。经济空间结构网络化使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网络设施完备,产业内在联系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并构成一个维系园区与区域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园区内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产业竞争力的日益增强,推动着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变,进而推动产业功能布局的调整,促使地区经济空间结构发生转变。经济空间结构由初期的地区低水平平衡阶段,逐渐发展成为典型的“核心―”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地区差异拉大;进而随着园区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加强,核心和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经济空间表现为“核心―城乡边缘区―”三元结构;最后,随着扩散作用的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空间将逐步实现一体化,整个区域社会经济处于高水平的均衡状态。园区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对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演进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演进又反哺园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五、基于产业链的产业整合
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建立在产业联系的基础上,产业联系从内容上不仅包括各主体之间的物质联系,而且还包括非实体的信息和知识联系。产业整合是指为了谋求长远的竞争优势,按产业发展规律,以企业为整合对象,跨空间、地域、行业和所有制重新配置生产要素,调整和构筑新的资本组织,从而形成以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优势主导产业和相应产业结构的过程(吕拉昌,2004)。产业整合包括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混合整合。产业的横向整合是指产业链条中某一环节上多个企业的合并重组;产业纵向整合是指处在产业链中,上、中、下游环节的企业合并与重组。基于产业链的产业整合改变了产业的区域布局,同时,产业整合的过程也就是产业集聚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导致产业空间分布与区域关系的改变,加强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因为产业整合有利于加强区域分工深度,在园区与园区之间、园区与区域之间,通过市场配置形成垂直和水平分工的产业整合,可以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形成网络化的复合分工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密切园区与区域之间的联系,使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相互作用强化,更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六、制度变迁与创新
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这种框架制约着人们的选择集合,从而构成社会经济秩序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以罗纳德・H.科斯(Ronald. H. Coase)和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North)为代表的西方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它对经济行为的相关行为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发展。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有效互动,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如果缺乏有利于各类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制度安排,则不能形成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财税、教育、户籍、就业、社保等制度对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制度创新也就是指在这些方面的改革。在制度创新的推动下,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经济要素更健康、高效地在园区与区域之间流动和重组,促进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
七、结论
通过分析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动力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园区内生产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了产业集聚发展,提高了产业竞争力。而伴随着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园区能够吸引集聚更多的生产要素,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促进园区内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因此,通过动力机制的作用,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有助于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向世聪.园区经济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2] 李培祥.城市与区域相互作用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3] 李敦瑞.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城市化的互动作用[J].经济导刊,2007,(10).
[4] 吕拉昌.关于产业整合的若干问题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2004,(8).
由此可以看出,良好的社会道德水准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但目前我国的经济伦理现状究竟是怎样呢?一个比较严峻的事实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恰好出现了经济与道德的某种脱节,在巨大的物质生产背后实质上隐藏着严重的道德危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实质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社会转型带来了价值观念的整体变迁,价值主体意识趋向多元化;价值评判标准趋向利益化;价值观的多元并存和新旧交替与社会转型中价值主体意识和价值追求目标的变化深刻地交织在一起,使价值观的多元化和交替性呈现为更为复杂的情况,并由此引起价值观之间的复杂冲突。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旧的价值体系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与此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价值迷失。这种情况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评判许多事物的标准以利益驱动为杠杆,把追求物质利益看成了人生的全部,而且将人生价值与拥有的物质财富完全对等,这种对视终极关怀的冷漠,必然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甚至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道德沦丧甚至违法违纪行为,、坑蒙拐骗、制假贩假屡见不鲜;一些暴发户、投机分子被一些当成了成功人生的模范来学习。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行为,必然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良好的运行机制,而且也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初衷,经济发展如果失去了相应的道德水平做支撑,最后反过头来会毁了经济建设本身。因此,在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制度的非正式约束非常有必要,而市场经济制度非正式的约束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经济伦理关系,因为它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和社会变迁的进程。
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多元价值冲突和各种文化高度交融并行不悖的时期,如何构建一种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伦理理念呢?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要立足我国的国情,同时又要有虚怀若谷的恢弘气度和兼容并包的拿来主义精神,既要执著地面对现实,又要勇敢地面对未来,既要舍,更重要的是取,这样才能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放眼寰宇,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模式与道德理念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模式背后往往带有深刻的文化价值的烙印,植耕于民族心理底层的文化价值观念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经济模式的特征。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有着与它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不断追求财富的精神,由此衍生出时间信誉观念、效率节俭观念、平等竞争观念、诚实谨慎观念以及计划收支观念等。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艰苦劳动和积极进取的理性精神。同时,他认为这种精神是西欧理性主义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在资本主义扩张动力上,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韦伯虽然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但是他确实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伦理精神作为驱动力,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新教伦理。同样,与韦伯的判断相反,在东亚也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上个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具震撼力的事件莫过于东亚经济的崛起和发展了。现代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人们的思维中一直以为是英、美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但是自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以后,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又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西方有的学者将此称之为工业东亚。这些国家用了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才能走完的工业历程,日本从经济总量上来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它的许多工业产品就是在欧美市场也鲜有竞争对手,而促进它们经济飞速增长的伦理精神却是儒教伦理精神。事实雄辩的说明,许多经济强国都有相应的伦理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依托,而且并没有遵循一种普遍的模式,这些伦理精神都是立足于本地区、本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而出现的,因而它能发挥积极的文化功能。
根据以上事实,在构建适合新的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文化模式、伦理精神时采取完全的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想都是不可取的。以前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时候,有关儒学和东亚经济的起飞的关系就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我国,也出现了严重的回归意识,一些人看到日、韩经济起飞的事实,却要反过头来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寻找经济发展的依据,这肯定是不科学的。因为产生于农耕社会且与浓厚的封建意识相关联的儒学肯定有有悖于现代化进程的成分,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儒学的一些思想对现在经济生活来说,也是有利有弊,甚至是弊大于利。如儒学强调人伦关系的等差性,下对上的义务观和人际关系中的“均(均衡)与“和”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强调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则有可能导致不平等竞争等。就是日本和韩国在学习、利用儒学时,也是根据本国国情,也采取了不同的侧重点。因为日本是崇武的社会,韩国则是一个崇文的社会。“武”制社会的特点是认为设定的等级差别,“文”制社会的特点是自然主义基础上的尊卑序列。因此,日本在学习儒学的时候,更多的是注重的“忠”,而韩国则侧重的是“孝”的方面。日本的终身雇佣制的核心就是为营造职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而出现的;而韩国航空母舰式的家族企业在韩国规模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是起来主导性的力量。而且在本土化儒学的过程中,日、韩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扬弃性的思维,以日本为例,1868年出现的明制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开端,表现在文化领域上的是一些学者对儒学的批判,儒学的发展似乎是中断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似中断的过程其实是对儒学的一种超越、发展,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它毋宁是一种超越性的连续。这是因为一些学者在批判儒学时,不自觉得运用儒学为工具介绍西方思想,其原因一是介绍这些思想的人本身受儒学的影响很大;其次是如果对民众介绍一种全新的外来思想,对他们来说可能是难以接受的,但如果用对日本人生活有广泛影响的儒学为工具进行介绍时,则很有可能易于理解。究其原因,是因为儒学的概念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可以自由的理解和运用。在批判的基础上,这一时期日本的一些学者对儒学进行了另一个改造,以剔除其不适应时代精神的东西,保留或重新寻找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部分。如有些学者对朱子学崇义绌利和禁欲主义提出异议;有些学者号召重新返回孔孟,重新肯定“人皆有好利恶害二心”等思想。儒学中的权威主义思想也被重新利用起来了,对权力的尊重被运用到经济生活中,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欧美自由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日本经济往往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有长远的计划,当然,这种计划的制定非常科学,它严格遵循经济规律,运行的杠杆是价格、信贷、金融、财政等经济手段,而非行政命令,所以往往能克服自由式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而韩国对政府的权威的运用达到了极致,它的经济运行模式因之被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所以说如果儒学思想对日、韩经济发展有影响的话,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就在于他们对儒学的扬弃和改造,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韦伯或者其他学者的片面性在于过分夸大了文化的功能,而忽视了对待这种文化的主体,因为就是同一客体,由于内外各种影响因素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如果说儒学对日、韩经济产生作用的话,那也只能说是这种本土化的儒学对日、韩的经济产生的作用,即一种经过他们解释以后内化为其传统民族精神一部分的儒学。日,韩对传统思想的灵活态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经济活动的过程,创造了巨额的经济财富,而且还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道德沦丧,犯罪率有增无减的现象。这是因为,经济高速发展与个人主义盛行等问题在西方一些国家是形影不离的,是一对伴生品,是恶性循环。但在东方的儒教国家,这些现象却比欧美低一些。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儒学对其社会的深刻影响。松下电器的总经理曾不无感慨的说:“人若失谦让礼节,则社会秩序无法维持,只有彬彬有礼,温良谦让,具有优美之情操,社会道德方能维护,生活方能富裕。”日本前首相先中曾根也曾说:“儒教深深地扎根于文明之中,从而使社会得到安宁,秩序得到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