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成就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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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学成就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应用型教学

1应用型教学的背景要求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重视应用型教学是有其独特的专业背景、课时限制和现实需求。从专业背景来看，“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一批能在世界范围内从事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具有优良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汉文化产业创新创业能力的卓越汉语国际传播人才”。［1］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知识构成更加强调语言学的重要性，除了常见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基础性课程外，还增加许多语言学的分支教学内容，如语音教学、汉字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二语习得教学等内容。而文学部分虽然也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教学内容，并且也是专业平台课程，但这些文学性课程总体是辅的，并且紧紧围绕语言学教学服务。因此，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以语言学教学为第一位，而文学处于从属地位。当然，文学的从属地位并非否定文学课程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的重要性，因为一名合格的汉语国际教育师资除了能够流利地利用汉语进行国际教育和交流对话外，还必须能准确地理解、分析和鉴赏中国文学作品，并掌握和讲解相关的中国文化知识。与此相适应，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时设置上也是以语言学课程为主导，而文学和文化课程的课时量占比则非常小。以本单位为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每周课时只有2学时，一般只开设2个学期，总课时量只有60学时左右。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每周有3学时，课程开设4个学期，总课时量达到360学时左右。相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课时量实在是太少了，只占到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时量的六分之一，但所授课的内容却是相同的，都是从先秦讲到清末，也是跨越几千年的文学史。如何做到在极为有限的课时中讲解完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每位授课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这就应该从汉语言文学专业角度强调文学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的深度性转化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强调文学知识的应用性和理论的普适性，让学生不仅掌握基本的文学史知识，而且重视文学的应用能力，诸如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的培养。只有通过应用型教学实践，才能解决课时量少与课程内容多的突出矛盾，更能提高学生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对于文学教学的实践能力。从现实需求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喜欢学习中文，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也倡导文化走出去，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对话。而文化交流与对话除了语言学习本身之外，还包括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文学艺术等内容，这就要求文化教育者和交流者需要有较高的文学素质和文学交流能力。汉语教育专业所培养的师资队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除精通汉语的语言学知识外，还必须具有基本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应用能力，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很好地阐释、讲解和宣扬中国文学和文化。

2应用型教学的目标导向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侧重于应用型教学，其教学目标导向应从三个方面来设定，即普及性与经典性的结合、文学性与文化性的融合、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汇合。

2．1普及性与经典性的结合

这是指教学内容方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由于课时量少，以应用型为导向，不可能像汉语言文学专业那样做到授课知识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入性，只能做到普及性与经典性相结合。所谓普及性，是指文学史知识讲解以基本普及为目标，把中国古代几千年来文学史发展的概况做大致梳理。例如，魏晋南北朝文学所涉及的朝代复杂，作家繁多，文学史知识极为丰富，包括建安文学、正始文学、西晋文学、东晋文学、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等。就文学大家而言，此一时段所出现的大家并不多，只有东晋的陶渊明，但这一段又特别重要，它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又是诗歌的格律形式的探索时期，没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也就没有后来的唐代文学的出现。但限于课时的规定，又不能详细讲解此一时段，只能作简要的文学史线索梳理。其方法就是把每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主要文学特色梳理出来。如建安文学主要作家“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以王粲和刘桢为代表的“建安七子”，以及蔡琰;此阶段的主要文学特征是建安风骨的形成。所谓经典性，是指挑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来讲解。同样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例，此段文学史所要作重要讲解就是东晋的陶渊明，而陶渊明的文体涉及到诗歌、辞赋和散文，重点是讲授诗歌，诗歌又以田园诗和咏怀诗为主，分别以《归园田居》和《饮酒》两个组诗为经典。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来看，可以借用王国维有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来概括其经典性，即《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种经典性概括既归纳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又体现了不同文体的所在历史时期。

2．2文学性与文化性的融合

就课程性质而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并不仅仅限于教授文学，它还涉及到丰富的文化知识，因为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必须在文学讲授中融合相关的文化知识，而文学与文化的融合也是中国文学自身的突出特征。具体而言，包括四方面的融合:一是文学与历史的融合。中国古代文论本身就强调知人论世，作家作品必须结合相关的历史知识才能准确和深刻地理解和批判。如讲解杜甫及其作品时，必须对杜甫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唐代史安之乱的历史知识有较充分的了解，才能深刻理解杜甫诗歌为什么被称为“诗史”，杜甫为什么会被称为“诗圣”。二是文学与哲学的融合。中国文学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本质上源于儒家和道家两种哲学思想，而古代文人绝大部分是属于“士”的阶层，特别宋明理学兴起以后，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如被誉为中国诗歌史上“双子星座”的杜甫与李白，前者的作品更多表现出儒家思想，后者的作品更多表现出道家思想，所以有“诗圣”与“诗仙”的区别，但本质上两人都是一样的，李白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只不过当理想无法实现时，而以道家的方式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三是文学与艺术的融合。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绘画和书法关系密切，诗词等韵文学最初就是合乐而作的，十分强调诗词的韵律性和音乐性;诗词创作还很强调绘画的技法，如王维的“诗中有画”，注重景物的层次感、用词的色彩感;由于汉字的表意性和绘画性，书法是诗词等文学的重要外在表现，因此两者都具有内在的神韵性。四是文学与宗教的融合。古代佛教与道教等宗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大，如志怪小说、神魔小说都是宗教文化发展的结果，讲解这些文学作品时离不开相关宗教文化的分析。“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讲解重视文学性与文化性的融合，既是讲授和理解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更是培养学生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应有的文学和文化讲解能力。

2．3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汇合

这是由课程的应用对象所决定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虽然是面向中国学生所开设的，但所培养的学生将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师资力量，其对象则是世界各国的受众。因此，中国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学时，理应适当了解相对应的外国文学发展情况。这既有异质对比，也有同质对照。异质对比，如早期的中外史诗，中国早期的史诗一直被认为不够发达，只有《诗经大雅》当中有周始祖史诗5篇，即《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篇幅都较短小;而古巴比伦有长篇叙事史诗《吉尔伽什》，古印度有《摩诃婆罗》和《罗摩衍那》，古希腊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合称《荷马史诗》)。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史诗是以案头文字的书写方式流传，而外国史诗是以口传方式流传。就流传时间来看，周族史诗约创作于公元前11世纪，外国史诗除《吉尔伽什》外，都比周族史诗晚，《荷马史诗》流传于公元前8、9世纪，有文字记载要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了，而《摩诃婆罗》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罗摩衍那》成书不早于公元前3世纪。这体现了中国文学早熟性特征，这是因为汉字产生得早，成熟得早。同质对照，如明代的汤显祖(1550—1616)与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都处于同一时代，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们都以戏剧创作著名，都擅长写情故事，以“情”来超越生死，以“梦”来实现理想。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时代呼应，体现了晚明时期中国文学和文化与世界的同步性。通过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汇合，更有利于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他们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有关文学与文化的教学能力。

3应用型教学的方法措施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应用型教学方法和措施包括三个方面，即教师引导与学生主导的贯通、知识记忆与能力应用的融通、传统课堂与新型媒介的会通。

3．1教师引导与学生主导的贯通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应用型教学应把教师引导与学生主导融通好，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积极主动地学习，增强自学能力和应用能力。无论什么样类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引导是必要的。从应用型教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引导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史知识梳理的引导，把每个朝代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特征归纳好，方便学生识记和拓展;二是文学作品理解的引导，启发学生如何准确分析文学作品。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时，要特别注意两种思维训练。一是发散思维，即让学生在思考问题时不局限于常规思维和单一角度，而要有联想思维和逆向思维，能够从多维和多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如杜甫有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课堂讲解此诗时，应由此诗之“哭”联想到杜甫其他的“哭”诗，并归纳出杜甫“哭”诗数量众多的文学现象及其原因;同时又可以跟李白诗歌以“笑”居多进行对比。二是审美思维，即让学生感受文学的美感性，认识到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相异性。如苏轼有诗描写西湖之美:“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里用西施比西湖，把西湖之美具像化了，体现了文学的魅力。而更重要的是苏轼打破常规，用人体来比作物象，而不是以物象比喻人体，体现了创作上的逆向思维和独创性。学生学习主导性的完成要做到三个转型:第一，由单纯听课向试着讲说的转型。无论是文学史知识的归纳还是作品分析，都应该让学生充分参与进来。特别是作品分析，如诗歌讲解，从字词的解释到诗句的分析，再到诗歌的理解，都可以让学生来讲解，教师只需要做适当的引导即可，而不必做单向灌输。第二，由死记硬背向知识搜索转型。现在资讯发达，搜索引擎丰富，学生学了一些基础性常规知识进行必要记忆外，很多知识可以通过搜索来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一些基础性的文学史知识是需要背诵的，但是课堂所梳理的文学史知识是有限的，因此学生必须在课后进行补充和充实相关的知识点。如讲解明清文学，通常以小说史为主，对一些诗词等韵文学，只是点到为止，这需要学生根据相关线索去补充。同样，作品分析更离不开学生自主搜索。如字词的理解、诗词意象的归纳、叙事母题的嬗变，都需要学生根据教师的引导去完成搜索。第三，由个体学习向团队互助转型。个体学习是必要的，但要充分训练自学能力和应用能力，还需团队互助，包括课堂讨论和课后合作。尤其是课后合作，对于提升学生的自主性和应用性有很大帮助。如文学史知识的补充，如果史学知识只提到某位作家而没有具体讲解，其知识补充就包括作家生平经历、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等内容，由于涉及的作家众多，单凭一个人难以完成，这就必须依靠团队合作。

3．2知识记忆与能力应用的融通

知识记忆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知识记忆必须与能力应用相融通，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具体而言，学生的能力应用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文学吟诵能力。吟诵是古人对诗文的一种传统诵读方式，其目的是通过吟诵来体会诗文的精神内涵和审美韵味，因为汉字有着独特格律和韵调的。吟诵一方面需要准确处理平仄字的不同声调，做到平长仄短;另一方面要依字行腔，音高、音强和音长不固定，但始终依情而定腔调。吟诵与朗诵相同点都在于通过声音来理解诗文，不同点在于朗诵依诗文内容而断句，且读音一般以普通话为标准，而吟诵则是随音调吟咏，有相对自由的断句，且以两字居多，其发音不作统一的标准，可以是普通话，也可以是方言乃至古音。学生掌握一定的吟诵能力实际上是领会了古诗文与音乐的融通性，并且是对古诗文内容和情感理解达到了相当熟悉的程度。第二，书法书写能力。书法书写是对古诗文特别是诗词曲等韵文学的一种独特外在表现，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感。书法书写不单独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而且与古诗文有密切的关联性。因此，学生掌握一定书法书写技巧，十分有利于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学教学，让外国学生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内在关联性。特别是当下的电子化时代，书法书写对于外国学生更具吸引力。第三，文本鉴赏能力。文本鉴赏能力是学生应用能力的一种重要表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定位作家的能力，即确认文本作者所处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如前面所提到的东晋陶渊明，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开创了田园派。二是定位作品的能力，即确认作品在作家所有作品中的地位。如《归园田居》组诗就是陶渊明的典型代表。三是作品的分析能力，包括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这些都牵涉到对文学史知识的熟悉程度和运用能力。第四，作品再创作能力。作品再创作能力也是学生应用能力的一种重要表现，主要体现学生对作品的理解能力及其延拓能力，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作品翻译，主要是对诗文作品进行现代文翻译，形成较为完整的现代诗文篇章，此是再创作的基本能力。第二层次是作品改编，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现代改编，以便于人们对原作阅读和理解。如《聊斋志异》等文言小说、《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都可以通过改编的形式让外国人更易阅读和欣赏。汉语国际教育中，中国文学作品的文本改编是一种重要的授课素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三层次是作品仿写，即对原诗词进行模仿创作。这种仿写要求较高，对于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运用。

第2篇：古代文学成就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 课程教学 研究要点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或名“选读”，下文统称为“阅读”）课程，是在尊重文本固有的内容——作者及作品的情感基础上，以关注学生阅读个性的养成为出发点，通过构建广阔的阅读空间和组织多样的阅读活动，最终培养大学生的古典文学修养和相应的人文素质。通常来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和“中国文学史”两部分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后者是中文系甚至其他相关院系传统的必修课，其地位的重要性自不必言。然而，长期以来，后者的独立性甚至课程存在的必要性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对当下的大学生而言，课程的吸引力不大。本文围绕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程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及其产生的原因与相应的对策三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学阅读课程研究要点举隅如下。

一、面临的挑战

1.社会大环境：文学边缘化

从外部的社会大环境来看，文学日益边缘化。当今社会，人心浮躁，熙熙攘攘，多为利往。在这重功利与实用心态的影响下，由于文学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故其重要性日益为人所忽视。目前是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商品经济的实行不但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悄然改变了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及其学习动机。高额的薪酬、丰厚的福利、稳定的工作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追求目标。即使是身处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也在考虑学以致用的问题。考量所学知识对将来毕业找工作有没有用处、有多大用处，并以此来权衡和规划自己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多少。结果很多文科学生，甚至低年级的大一、大二学生，就已经把精力更多地投入考研、考证、培训班甚至驾照的学习中去。只是由于学校教学计划的安排，为了完成学分顺利毕业，学生才来到教室，心不在焉地听课，甚至有的同学通堂在玩手机、打游戏、网络聊天。这一点背后的尴尬和无奈，在中国古代文学阅读课程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

2.学校小环境：课程被压缩

在市场化和功利化专业设置的影响下，学校的许多基础课程，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这样相对似乎更为冷僻的课程，在大多数大学里更加变得似乎可有可无。中国古代文学阅读课程教学的重要性普遍受到严重消解，以至不得不让出部分教学时间，甚至被直接砍掉，以保证那些市场反应灵敏、应用性强的时兴课程。如前几年的高级文秘、现在的播音主持等热门课程的开设。

3.文学教育自身的断层和割裂

现在的大学生，虽然从入小学起就开始接触古代文学作品，但是在其后直至步入大学后的十数年学习过程中，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考试，因此在学习时采取的学习方式侧重字词翻译和作品背诵，而忽视文学的审美愉悦作用。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被动灌输，导致不小比例的学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当步入高校再次面对古代文学作品时，积久成习的学习方式和惯性思维使得学生往往只是被动听讲，放弃了能动思考，更谈不上对作品所蕴含的美学价值、人文精神的学术钻研意识，因此对于作品的认识和理解非常肤浅、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

二、困境产生的原因

1.教育指导思想的制约：中文系培养的是学者而非作家

1925年，立志当作家的李健吾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时任中文系教授的朱自清先生对其说：“你是要学创作的，念中文系不相宜，还是转到外文系去吧。”三十年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迎接1955级新生入学大会上，系主任杨晦教授的迎新辞语惊四座：“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两处典故的语出文献虽不可一一确证。但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似乎已经成了大家今天的共识。虽然有的大学有这方面的努力，但或已经偃旗息鼓。如前几年，浙江大学聘请金庸做博导，后来无疾而终。近年来，上海大学有“美男作家”之称的葛红兵教授开设的“创意写作课”，其吸引力和能否改变中文系课程教学多年积习的具体效果也有待观察。

2.教育实践中的误区：颠倒了“治学”和“教学”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甚至颠倒了古代文学的“治学”与“教学”的关系，侧重对“治学”的努力，忽略了“教学”的要件，也很少考虑现在中文系学生的实际水平。现在这些大学生上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程之前所读到的古代文学作品仅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大多数人不能独立阅读古文，不少人甚至即使参看现代注释也看不懂古代诗文。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以“治学”为中心，海阔天空地讲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只是泛泛地讲什么意境优美语言清新，那么学生即使把文学史背得滚瓜烂熟，次次考试都得满分，也无法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真髓和内涵。

2.教育实施者的刻意缺位：为了实现趋利避害的最大化

如今，教师在课堂上讲文学史可以尽情挥洒，给学生以知识渊博、角度新颖、新见迭出、气场十足的深刻印象；讲作品选则受文本限制不得随意发挥，没有自己独到的体验和深厚的功底只能老生常谈，令人生厌，甚至捉襟见肘、发言惟艰。所以讲文学史容易出彩叫座，而讲作品阅读课程很难弄巧藏拙。同样的两极分化也体现在课堂下，体现在学术研究和教材编撰上。从事文学史研究可以名利双收，选注或解析作品选则吃力不讨好，成了明日黄花。在学言学，除去经济利益的巨大驱动力不谈，单纯从做学术、培养学术交往圈来看，一套教材的编选，凸显了主编者自己在主流学界的泰斗地位，大有登高一呼，从者云集的感觉。被邀编写者或是主编认可其成就，或是被接纳，也有蒙受知遇之恩，自感通过教材的编写，从而进入掌握学术话语的阶层。而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的研究者，由于人文学科凸显个性化的自身固有特征和需求，你认为好，但很难得到别人的共鸣。更严重的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你越是说好，别人越是唱反调，最后孤芳自赏，斯人憔悴，或主动或被动地远离了主流学术圈子。

三、对策及建议

1.结合时代特点，把握学生的实际需求以对症下药。

当代大学生最需要的不仅是开启学术殿堂的钥匙，还有照亮人生旅途的烛光。在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堂讲授实践中，只有通过智慧的启迪，才能有效地穿透“时光燧道”，使古代文学在当代社会中重新点燃生命的火光，也使当代读者同古代贤哲直接发生心灵的碰撞。笔者认为，仅就这一点而言，以五千年文化为积淀、富含丰厚营养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提供的精神大餐，无论实际的益处，还是吸引力，肯定超过社会上“心灵鸡汤”快餐式的阅读。“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打破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无用之见，树立其有用之貌。当学生对这门课程有了长远的期许后，其学习兴趣就会被大大激发。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结合时代的特点，把握学生的实际需求，并对症下药。

大学生多是90后的独生子女，一方面他们被认为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生力军，身上承载的责任不可谓不重，然而与重任相对的则是个体能力和素质的不足，甚至低下。除了专业知识以外，具体表现为眼高手低、不能很好地融入团体、抗压能力差、不愿吃苦。有的学生，毕业两年换了数十份工作，严重影响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和自信心的树立。有的一蹶不振，闭门不出。更有甚者，因为一时受挫，就想不开，寻短见。此类事件，屡见报端和网络，不胜枚举。

在面对重大挑战如何树立正确的态度和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途径，在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中，可以针对这一点有侧重地进行教学。苏轼《定风波》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之所以为苏轼，正是因为他能从苦难中超脱出来，更乐观从容地面对生活。从中可以学习到得出在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时，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坦然面对。

再如，讲到大学生感兴趣的爱情诗词时，如晏殊《鹊踏枝》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可以联系到柳永《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还能够联想到辛弃疾词作《青玉案·元夕》中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最后可以引申到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的“三种境界”，并引导学生就这三句话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理解。通过交流，让学生认识到，任何成功都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人定好目标，坚持不懈，绝不轻易放弃，最终希望的曙光会在前方出现。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语句，让学生感受到意气风发的恢弘气势，从而形成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

2.注意专业差异性的客观存在

在进行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程的讲授时，要注意他们专业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有的放矢，进行有意识的教学调整。在授课内容的选择上灵活机动，结合他们未来工作的需要，激发其主动探索的精神。

比如在给广告设计专业的学生讲授《诗经》中的爱情诗歌时，教师可以有意识地截取电视中常出现的钻石广告，分析其中广告语诸如“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中包含的那种至死不渝的爱情寓意。并进一步指出，广告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心灵深处的渴求与呼唤。古人那种“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情，其实正是现代人所不相信但又渴望得到的。好的广告语的产生，是建立在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以及对人类共性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度阅读。

再如给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上课时，讲授一些古代山水游记的同时，就可以展示一些电视上的游览录像，或者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来分析景点介绍词编撰的优劣。由于编撰者的能力有限，景点介绍内容错别字满篇、常识性的错误屡见不鲜，这极大影响了景区的吸引力，可谓是“面目可憎”“大煞风景”。如果是教育基地，则非常严重地削弱了其教育意义。而相反，古人的山水游记名篇则言简意赅，韵味无穷，咏之能歌，可品可赏，故能够流传千古，成为旅游胜地广而告之的招牌语言。这些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对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是无可替代的。

3.对诵读本位的回归与改革

现在的大学校园，大多时候只能听到朗朗的阅读外文书籍的声音，而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的传统经典诵读不经意间已经成了“绝响”。即使是校园广播里，除了卿卿我我的情歌，就是英语听力广播。可以说，古代文学的诵读氛围就整体而言，已经所剩无几，而中国古代文学阅读课程要顺利展开，诵读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诵读是积累的捷径，是把知识储存起来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读得多，积累得自然丰厚。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过程中，许多知识是需要记诵的。学生如果在阅读中能记诵大量的古诗文精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辞畅意达、文从字顺、精思于胸、下笔成章，从而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良性循环，让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程的教学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

4.教师要动口也要动手，树立终身学习观念

一些博士生，数年间，可以写出多达几十万字的厚厚专人或专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然而实际上，他可能从来没有读完任何一种研究对象的作品注本，更不要说是全本、善本。不能全面掌握研究对象的文学作品，却写出了号称煌煌大作的博士学位论文，这让人觉得几分滑稽和无奈，但却反映了古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个现实。多年来，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通过“中国文学史”课程完成的，教师只在课堂上天花乱坠地向学生讲授一长串线索、一大堆概念、一大批作家，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名篇却很少通读过，也很难读懂。更不要说古代诗、文、词习作了。有些教师表面看来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事实上，古代文学的精髓是什么，在哪里，他们自己很难知道，更谈不上准确掌握并以之育人。教古代文学的教师自己没有受到过诗词写作方面的训练，成天被论文级别、课题经费折磨得心浮气躁，致使他们没有写这些东西的心境，也就很难具备写作古文旧诗的能力。大学中文系很多教古代文学的教师一辈子没有写过文言文和旧体诗，甚至一辈子没有写过一幅对联，这对中国古代文学阅读教学是非常不利的。高校提供给教师一个发展的平台和空间，时间和精力的安排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教师在动口讲授的同时，还要动手写作。只有这样，才能讲得深，讲得透，讲得好！

第3篇：古代文学成就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 教学， 历史真实， 心灵真实 ， 审美视野

【 abstract 】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meet serious embarrassment, the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eaching staff feel the serious discontent and pressure.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it is imperative to reform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ncient literature of modern way is when the subject research and teaching material construction began. Vielleicht ist unser weg noch weit, but as long as people are together, do your best, ancient literature will be able to replay light, shall be in when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should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 key words 】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history real, true heart, aesthetic view

中图分类号：G424.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备受奚落的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教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人员感受到了严重的不满和压力：古代文学的教学成了“职业的批评”，教师墨守成规、老生常谈、缺乏敏锐的艺术感觉；在“这里没有趣味，没有生命，没有任何文学所应该具备的丰富的意味”； “几十年来，文学教育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它使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教条、刻板”； “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这些尖锐的批评，虽说是针对于整个文学教育而言的，但自觉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科研人员也不应该推御责任。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显然失败在于古代文学传统备受当代文化的冷落，无法深入大众，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成为促进社会文化素质提高的手段；文学传统只剩下供幼儿习读的片言只语，再也无法以其光芒烛照我们的时代。剔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反观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本身，我们知道：古代文学教学的尴尬，源于学科建设的严重落后，源于教学手段的贫乏、刻板。由于缺乏人文情怀、当代意识、学术规范和宽广视野，古代文学的研究事实上已被排除在现代学科之外，局限在学科内部繁殖大量无关紧要的命题，逃脱了文学传统应负的社会历史重任。古代文学的教学则连传统的涵咏吟诵的功夫也已失落，更谈不上心灵的感悟和时代精神的灌注，古代文学教学成了技术性、操作性的训练，很少做到在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以自己的方式——思想深度、感悟能力和文学才情——去阐释文学。

二、理顺各层关系，加速学科建设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梁启超、开始，到随之而来的闻一多、鲁迅、朱自清、俞平伯、钱基博、钱钟书、刘大杰，到此后的游国恩、王季思、林庚、李长之、萧涤非、余冠英、谭丕模诸先生，乃至当今的青年学者们，经历了十分曲折而又艰难的历程。经过近100年的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学科雏形和研究队伍基本建立，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教材和基本定型的评价标准，发表、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文献的整理和理论的借鉴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整体而言，真正现代意义的古代文学学科并未形成。由于缺乏现代意义的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指导，古代文学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事实陈述的层面，缺少对文学意义的阐释。也由于局限于传统和学科内部，无法向当代文化提供独特的贡献，更无法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现代建构需要集前人（尤其20世纪）研究之大成，需要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指导，甚至从根本上讲还有赖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状况的改善（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只处于起步阶段，文化的现代化还远在物质现代化和体制现代化之后），当务之急则在于理顺以往各种观念的相互关系，打破二元对立的格局，树立全新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观念，为现代学科的建立夯实基础。

1、历史传统与当代意识

传统是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保存与传递文化的形式，它指谓着从过去到现在所保留的文化内容。传统不仅永恒存在，而且时时刻刻、实实在在地规约着现代的发展，任何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渺视传统的存在，文学传统更当如此。但传统并不意味着过去，遵循传统也并不意味着回归历史。从本质上讲，传统是一种进程，传统的内容、价值、意义在历史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开放和重建的。每一代人都是站在自己的时代境遇中解释传统的，带着现实的问题向传统讨教，从现代性出发，建构传统对现代的意义。因此“解释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从而冲破旧的藩离，开拓新的世界、新的未来。”[2]也因此，解释传统并不仅仅拿传统为我所用，而是“重建”传统，以当代意识赋予传统新的时代的价值内涵、新的意义与生命，文学艺术是主观化、个人化的，文学史的建构自然更需一种现代精神或者说当代意识，“文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不像一般历史事实那样具有相对的确实性。”[3]因此文学史的阐释必须注入当代意识，以当代意识反观历史，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细节的单纯考证，不应只是对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复述和描绘，单纯的去搜集史料，整理分析史料，而忽视文学史的当代关怀。

重写文学史要努力使古代文学研究获得当代人的关注，引起当代人的共鸣，把古代文学研究推向当代的社会舞台，并争取到一定的社会文化地位。

第4篇：古代文学成就范文

欲清晰准确客观地梳理出历代文学前后继承的线索，梳理者视角的选择和转换决定着其能否最大程度地接近文学发生、发展、演进的历史原貌。我们古人对文学史的认识、发掘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因为在19世纪之前，中国文学史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里蕴藏的一个点。笔者认为，文学史撰述初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模式的表层为学习、模仿日本，而深层则仍然延续着来自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整体、宏阔的文化视野(如政治、哲学和历史等方面)。日本的文学史和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又深受西方体系化、理论化的影响，叙述者以一个全知全能者自居，自信能将纷繁复杂的不一定存在必然联系的文学事件、现象一一连接，从而演绎出一部类似八股文“起承转合”式的有固定模式的文学史发生、发展、演进的框架体系。其次，中国文学史早期叙事模式发生于“五四”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怀疑批判精神绝不是至五四时期方才出现，在魏晋时期、明代末年同样表现突出。不管怎样评价五四，其怀疑批判精神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绝不是也源自西方。以五四为背景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欲挣脱传统之束缚，进入一个新的叙事模式中，但因为其精神与中国古代文论接续得如此紧密，欲离实合，或似离实合。再次，重经术、重考证的中国传统学术牵制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慎重前行。

有学者指出:“从试图写出中国文学史的最早那一批人开始，人们就确认了在传统的目录、史传、诗词文话、选本与新的文学史之间，一定存在着联系，文学史正是这些本土学术的洋亲戚”、“所以，依傍传统的文学批评来写文学史，得的正是近水楼台的便宜。”［2］总之，上个世纪初学人开始撰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叙事模式表面上具备体系化、理论化而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点、悟式”的叙事模式大相径庭，加之五四影响了中国文学史在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怀疑批判精神实质后欠缺细致的爬梳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工作，所以，得出了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离异的结论。其实，早期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因其仍然植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土壤之中，不可能一朝一夕得以改变，而且，受五四影响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仍然在根本的怀疑、批判等人文精神上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息息相通，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在内在精神上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依然是暗合的。而且，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仍然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点、悟式”批评的痕迹，较少抽象的、逻辑推演的西方语言叙述模式。对这种文学批评语言方式，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先生反复申说其并无高下优劣，甚至还称扬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反映了批评者具备一种难得的“明澈的识见”(不以一个主观的我的姿态出现，分割、截断本然的本分的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他说:“批评家的先决条件也是要有‘洞彻之悟’的，对作品中的艺术性(一首诗的机心)有了明澈的识见，也就不在乎他用的是‘点、悟’的方式，还是用逻辑化的辩证的程序，而都可以做到‘言简而意繁’的有效地批评。”［3］可见，发挥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本色”、“当行”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上个世纪的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尽管有的文学史著作存在叙述语言弃文近白、叙述模式的体系化、突出民间文艺的位置等特点，但是其根本的叙事模式仍然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理论的批评精神契合，故而可谓之似离实合，“离”为离异，“合”为暗合。张法教授在“全国第一届文艺学高峰论坛”的大会发言中曾提出我们编撰“文学概论”和“文学史”应该以中国传统之“文”的概念为核心范畴，而不应该仅限于西方的“文学”概念，这种看法是极有启发意义的。［4］

二、迎合———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似合实离

上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由于政治的波动而出现了一个转折，总的来看是政治色彩浓厚，结合时代特征对古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诠释。有学者说“于是，每经过一段时期，尤其每经过一段政治上的波动，适应文化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新的要求，必会涌现出一批新的中国文学史教材”。［5］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大致成书于抗战时期(上卷成于1939年，下卷成于1943年)。此书以“陶渊明及其作品”为题，开始即用很大的篇幅介绍陶的生平、家庭、经历、理想和人生选择，不惜在其诗中寻绎出相应的诗句以资佐证，甚至大段引述《归去来兮辞》的序以说明其归隐田园的心路历程。其次，以陶渊明34岁辞去彭泽县令为界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两期:前期“在社会服役，为饥寒奔走，对于当代政治社会，虽已感着厌恶，但他的人生主旨，还没有达到决定的阶段”;后期“作品最多，艺术的价值也更高”，［6］且选择前后期有代表性的作品给予论证。总之，前期突出其内心的苦闷及对东晋黑暗社会的批判，后期则对归隐的乐趣和淳朴的农村田园生活、风光进行赞美。再次，对陶渊明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作简单地交代，“他的文学语言，是质朴自然，清简平淡，而其特色是以工力造平淡，于精炼处见自然，所以高人一等”。［7］相比思想内容而言，艺术特色的论述是十分简略的。最后，结合后人对陶的评介指出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即:“可见一个不同思想不同生活境遇的人，会在陶渊明的作品里接受不同的影响”。［8］可见，生平、遭遇等(详)作品的思想内容(详)作品的艺术特色(略)文学史影响(略)是刘大杰先生撰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时比较固定的一个叙事模式。

我们再看60年代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陶渊明”一章的叙事模式。其实，只要看标题即可，共分三小节:一是“陶渊明的时代与生平”;二是“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三是“陶渊明的影响”。［9］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深受撰写者所处时代、西方语言策略的影响，实与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精神貌合神离。陶渊明为什么归隐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刘大杰先生认为崇尚自然自由的个性、东晋政治的“紊乱”、“黑暗”和“虚伪的礼法”是促使其归隐的三个主要原因。［10］前一个个性方面的原因如果还说得过去的话，后两个属于外在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然而刘先生的叙述却较为倚重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就有可能将一个人的成长、选择与其生活的外在环境一一对应，分析得到的是一个普遍性十足的空壳陶渊明，离鲜活、丰富的个性化的陶渊明相去甚远。游国恩等先生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说:“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11］主要结合其与上层统治阶级的“决裂”分析其诗“对腐朽统治阶级表现了一种孤高的态度”，［12］和“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却感到获得了归宿”，“却更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农民”。［13］尤其突出强调其田园诗对劳动生活的反映，而且不惜如此夸赞:“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颂”。［14］但我们只要细读陶的一些诗篇，就会发现其诗篇中对劳动的描写歌颂多是写意性和极富启示性的，它另有所指，至少不是那种朴实的劳动诗篇。面对文学这一极富灵性的艺术门类，将西方的因果式叙事思维嫁接过来，看似天衣无缝，实则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点悟式”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已经相去甚远。硬要在外在社会政治环境、士人文化风尚等方面与作者的个人选择方面拉上关联的做法，显然是要显示作者的文学成就特点与诸多外在因素的必然性，但此种必然性有多少合理性呢?陶的归隐有无偶发原因呢?只有转换此种一元化的逻辑叙事模式，中国文学史上诸多如陶渊明一样的文学家才能以立体、丰富、生动、鲜活的面貌呈现在后代读者的面前。另外，游国恩等先生的著作中相对突出作家作品的人民性(劳动、平易是其外在显现)，显然与撰写者所受的时代思潮有关。

对陶渊明这方面的评论有可能成为欲加之辞，太多的主观性是撰写者不能自觉防止时代思潮侵入其叙事模式造成的。可以说，40至60年代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充满着浓烈的功利色彩。“195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现实主义’成为惟一合理、正确的文学理论，它便以更加强制性的力量，规范了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阅读。”［15］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针对以抒情为特征的诗词而创建、发展，与西方以史诗、戏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本来就隔着一层，如果硬要凑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所以，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际是一种似合实离的关系，这种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文学史存在许多无法弥合的缺憾，最典型的是硬要将一些无甚关系和关联不很密切的现象纳入必然性的视野加以考察论述。综上所述，上个世纪40至60年代的文学史著作展现出来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存在机械套用因果律过分强调必然性的特点，较少顾及文学发生、发展、演进过程中偶然性的一面，叙事详略重点颠倒，在对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叙述过程中，作家个人的生平、遭遇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占了绝大部分，且存在许多主观性的链接，而作品的艺术特色分析却相对薄弱。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政治的功利实用的叙事观念，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日益僵化而失去生机与活力，时代的叙述策略很深地侵入到了文学史的领域。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相比上个世纪初的叙事模式是全新的一种组合，其根本的框架不像初创时期一样根本上源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而是西方叙事模式与中国特定时代思潮与叙事策略的强行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实在是貌合神离。文学史上有关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归，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普遍受到人们的反思、质疑，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需要新的切入点或视角，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一座建构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的丰富理论宝库。

三、融合———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融合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文学理论界对文学批评话语进行反思，主要是以西方文论话语为参照，提出了我国文论“失语”的问题。继之而起的是各个领域的深入反思，文学史叙事模式也受到了质疑，“重写文学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提法颇受人们关注。受此理论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新视角观照中国文学从而呈现出新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的中国文学史的著作，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下文简称“袁编”)和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下文简称“章、骆本”)比较具有代表性。此时期的文学史著作已然从上世纪初处于探索中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中清醒过来，同时对40至60年代局限于社会———政治批评模式的单一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缺陷有了自觉的摆脱，因而视野变得极为阔大，或从文化的视角，或从人性的立场，吸取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注重从整体角度鉴赏文艺的精神内蕴，就文艺批评的内在精神而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日益成熟，极具民族和多元思维的特性。下面以袁编和章、骆本《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陶渊明的叙事为例来看此时期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融合情况。袁编《中国文学史》以“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作为第一节的标题。实际上，这一节较有特点的是探讨陶之思想性格，其中又以将陶之思想与魏晋玄学联系起来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因为魏晋玄学在特定时代多是被冠于佯狂放荡、虚无废务、浮文妨要等帽子，但是其中涉及士人言谈、举止、仪表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却被遮蔽起来，尤其是陶渊明体现出的“颖悟”、“旷达”、“率真”和统领它们的“虚灵”不会被人们充分真实自然地表述出来。“陶渊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玄学中具有进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对陶渊明影响最深。”［16］

可见，对古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认识必须具备通达透彻的视野方可。袁编紧紧抓住陶渊明“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这两个人生支柱，前者多与儒家发生联系，后者与道家、魏晋玄学思想密切相连，二者秘响会通，从而认为“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点出“酒”与“琴”对形成陶之“艺术化人生”的催生作用。［17］袁编说:“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18］此种对田园诗写农村田园生活和劳动场景及甘苦的评论与之前文学史中将其田园诗与接近下层劳动人民联系起来的看法，无疑是相当通脱的。因为“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于自然的原则。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19］而且，袁编将陶诗的分类扩大到五类也是比较彰显阔大批评视野中的细腻性的一面。袁编将陶诗的艺术特色较为倚重中国古代诗话中的相关评论，这方面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关联颇为密切，得出“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20］文本分析也比较细致深入，引用了《拟挽歌辞》、《拟古》等一些以前文学史中较少提及的作品。此部分还着重探讨了陶诗艺术的渊源，得出“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21］将陶与他之前的诗人作纵向比较，凸显陶诗在魏晋诗歌史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但是此处的论述可能未作全面考虑，因为陶诗的艺术成就在东晋时期是出于边缘地位的。再看章、骆本《中国文学史》中有关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叙述者大大地淡化了陶诗在政治方面的意义，着重在陶的诗赋上细致地展开文本分析，尤其是通过局部词句的详析来呈现陶的诗文创作成就。首先，从人与自然和谐交融这个角度来理解陶诗，其中又分两个相连而程度深浅不等的层次，一是诗人“与自然融而为一的悠然的生活”，认为这“正是人生意义的所在”［22］这个结论是通过分析《饮酒二十首》第五首中“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得出的;二是陶诗中出现的对生命短暂易逝的焦虑忧惧。“这种焦虑的身影在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曾经闪现，但在那里很快被及时行乐的吟唱所代替。而到陶渊明，则以一种新的凝聚化姿态重新凸现了这种焦虑。此时自然与人的合一被转向了另一个角度，即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样不可抗拒死神的降临。”［23］

第5篇：古代文学成就范文

一、目前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从事古代文学的教育教学工作已有十年时间，在此期间，通过观察了解及与同事同行交流，发现在目前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及专业学习中，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从事古代文学教授的教师有着基本相同的认识与体会，就是在与作为教学对立面的学生进行的课外交流中，时常也能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反映与印证。以笔者所见，在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大致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古代文学作品与文学史论的教授轻重失宜。

目前各大专院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大多分为文学史论和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教授与学习所占的课时数远远比不上文学史论，并且还有不断减少的趋势，而对文学史论的学习又往往会在实际中演变成对文学史论的教授。从课程设置初衷来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精彩的文学作品，接受这些历史上优秀文艺成果的影响和熏陶，达到陶冶情操，培养和提高人文素养的目的。因此，作为古人杰出智慧与文学素养结晶的文学作品，是学生直接汲取文学营养的源头，应当是他们学习的更为重要的内容。而作为后人对历史上文化、文人与文学作品的认识、分析与研究成果的的文学史论，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知识的过程中，其所能起到的作用应当只是引领、指导与帮助，让学生自己从广泛、系统地诵读作品的过程中获得直接的体验和认知。目前重史论轻作品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自己缺少对古人优秀作品的直接体验，大多只通过当代人研究出来的成果间接认知，势必影响学生对古代优秀文学成果的学习与吸收。

2．教材编纂方式传统单一，教学内容涉及面不够宽阔。

与上述作品与史论两分的教学模式相适应，目前大专院校的古代文学教材即分为文学史与作品选两种。现阶段各院校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使用的教材版本种类较多，但使用较多的不外数种，其中文学史主要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及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文学作品选主要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以及郁贤皓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从事古代文学教授的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般是以某一版本教材为主，再参酌其他教材的论述，来完成自己的课堂教学。至于对某一文学发展阶段、某一文学作品或者某一文学人物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社会背景、经济民生、风俗文化等的诠释与论述，基本上也是以所用教材表述为准。由于时间及精力所限，对于相关的原始资料、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其他关联学科的知识关注不够，向学生教授也不多。

3．考核方式不能全面反映学习规律与效果。

在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方式上，目前基本上采用期末考试的形式。期末考试的考核方式，简便易行，便于操作，有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但期末考试这种考核模式，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期末考试侧重考察的是学生对所学内容的记忆，这对于那些平时上课不认真、学习懒散应付的学生来说，凭着考前两三周对可能考试的内容生吞活剥拼命死记硬背，也能够过关，甚至还能考出一个不错的成绩。这种“平时不努力，临时抱佛脚”的短时间突击式强化记忆，在短期内效果较好，但学生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掌握所学内容，考试过后很快就会忘记，学生也不能在此后的生活当中对相关知识熟练运用，受益终生。因此，仅仅采用单一的考核模式，不能全面反映古代文学学科的学习规律与效果。

二、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相关问题的背景与原因

在大专院校日常教学过程中，不论什么院系，也不分什么专业，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上述问题与现象，但在古代文学等一些科目的教学过程中，这些情况相对较为多见。高校教学中出现的这些状况，其原因很多，也较为复杂，既有大环境等方面的共同原因，也有各科目自身的特殊情况。以笔者管见，就古代文学来说，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20世纪以来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使得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中国古代文明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我们的祖先在传统模式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汉乐府、唐诗歌、宋词章、明小说……每一朝代的典章文学都让人景仰，在历史上也一直是周边各国模仿和学习的对象。正是由于太过辉煌，中国文明慢慢走上了自我陶醉和固步自封的道路，逐渐被西方所赶超，后来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以来，整个国家内忧外患，步履维艰。为救亡图存，人们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洪流，根本无暇顾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被一些激进人士视为是国家落后的根源，从而在一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受到人们猛烈的抨击、批判乃至破坏。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冲击，大量珍贵的传统文化载体遭到毁灭，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由敬畏转为蔑视，虽又经最近三十年的拨乱反正，可在人们的思想与观念上所造成的干扰与破坏已不可免。

2．时代环境与氛围的变化，对古代文学的学习提出了挑战。

毋庸置疑，各个阶段的古代文学作品均是那一历史阶段的文化杰出人物独具匠心创造出来的优秀代表，能流传数千百年而不湮灭，本身就说明其价值所在。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人类社会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农业文明与社会中人们那种按部就班田园牧歌式的悠闲与浪漫已被现代工商业社会中只争朝夕多求快进的功利与浮躁所取代。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与现代科技的魅惑下，即使身处高校这样的象牙塔之中，仍然不免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与牵诱。生活方式与时代环境的变化，使得充满激情的青年学子，要想老僧禅定般埋首在故纸堆中浸润于古诗词里，需要非同一般的定力与自制，而这对一般人来说确实存在相当的难度。

3．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未能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传统上，古代文学老师的教学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一本教案、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张嘴巴”。时至今日，大多数老师的教授方式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至多不过是加上多媒体的PPT教学，似乎在形式上做到了与时俱进，但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在课堂上，基本上还是老师一个人“满堂灌”式的独角戏，从上课到下课，口若悬河地讲上四五十分钟，学生被动倾听，偶尔漫不经心地在笔记本上记上几笔，对所讲述的内容没有预习、没有思考、没有质疑、没有互动，甚至也没有反馈，整个教学过程就是简单而沉闷的被动式传输，至于效果如何，却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几十年来形成的这样一种教学模式，尽管可能有着这样那样不得已的原因，但在方法上确实太过单一，课堂显得过于枯燥沉闷，气氛不够热络，多样性与互动性均显不足，效果也不够理想。

三、对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具体哪一个教师或者学生的个别原因，有其本身的复杂性，需要从系统上、整体上着眼改变，当然要想取得最终效果，离开作为直接参与者的教师与学生的努力也是不可能的。以笔者陋见，针对目前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尝试与变革:

1．在古代文学教材的编纂上应追求合理化与多样化，在课时安排上应更加具有针对性与科学性。

如前所述，现阶段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基本上是文学史加上作品选，而且以史论为主，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为避免教学实践上“文”与“史”两张皮的现象，应当寻求文学史与文学作品的有机结合，而不能再人为割裂，故对文学史与文学作品的编纂安排应做到全盘谋划，最好能做到浑然一体。在这方面，四川大学曾作了有益的尝试，该校中文系曾在本世纪初推出一套《中国文学》教材(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采取作品选与史论合一的模式，在比例安排上淡化了史论色彩，更注重讲授中国各体文学的特点，注重解读文本与阅读文献资料。全书五卷按照文体分为若干编，每编均有史论式的概说，简明扼要;编下分节，主要内容是主要作家的传略与其作品选读。这种编纂体例强调中国各体文学本身，引导学生诵读经典文学原著，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希望能有更多高校与专家投身于这种探索与改造，正本清源，编纂出更好、更多的古代文学教材，惠及学人。正如第一部分所述，目前的古代文学教学，除了教材问题，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还存在重文学史轻文学作品的问题。在这种模式下，学生乃至于教师，无须多读古代文学作品，只需死记硬背当代人总结的特征与规律，即可就作家地位、艺术成就、学术思潮、流派传承等高谈阔论，应付考试与教学，实际上都是在转售二手知识。为改变这种状况，在古代文学的课时安排上必须着手改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增加对文学作品的讲授，增加其在古代文学总课时中所占的比重。同时，注意帮助和督促学生，使其对古代文学作品能够多诵、多读、多品，去真切感受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魅力，体悟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从而培养学生高雅的情趣与华贵的气质，最终让他们能够发自内心地喜爱上古人创造的这些文化瑰宝，并能终其一生地浸润于其中而受惠无穷。

2．在古代文学课堂讲授的内容与方式上应当力求创新，尽量采用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授课。

目前，古代文学课堂讲授的内容与方式过于传统，效果不是很好。现代社会科技的飞速进步与其他学科理论的发展，不断为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提供新的手段与素材，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及时抓住并有效地利用这些有利的资源、机会与条件。首先，在讲授方式上，应当充分探索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目前在一般高校，多媒体教学均得到普及和使用，深受广大学生与青年教师的欢迎。但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由于多方面原因，很多人也就是简单地做些PPT课件，在上课时起到提示记忆和节约板书时间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掘这种多媒体教学方式的潜能。实际上，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多媒体资源，把古代文学课程以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生动有趣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在互联网上寻找资源，可以把古代文学作品结合舞蹈、书法、绘画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朗诵、吟唱、歌曲等能充分宣示表达感情的方式予以呈现，再辅以背诵、情景再现与模拟训练，加深学生的印象，引起他们的兴趣和情感的投入。其次，在讲授内容上，注意与时代结合，与相关学科知识的联动。在当代社会，古代文学之所以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正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导致人们对古人作品中的客体对象、语言表述乃至情感表达感到隔膜。因此，在授课过程中，作为教师应当多发掘古人作品中与现代生活共通共享的情感、道理与方式，同时，注意历史、地理、物理、自然生物、政治制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与研究，注意对原始资料的占有与运用，在讲授中做到融会贯通。在这方面，如易中天、王立群、郦波等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授课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笔者在这方面也有意识地做了一些模仿与尝试，质量与效果虽比不上上述大家，但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

3．改变目前对古代文学的单一考核模式。

现在以期末考试为主要方式的考核模式，容易养成学生对古代文学学习的惰性。对此，许多同行都有认识，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当然，采用这一模式与各高校的管理模式也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各学校每一学期都会要求各任课教师就自己所授课程提前命题出卷，并统一排版印刷，统一组织考试。学校采用这样的管理方式，自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现在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取消这种期末考试，而是在保留这种方式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对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方式。以笔者考虑，可以将期末考试成绩降低到总分数40%左右的比例，将其余分值分配到出勤率、课堂笔记的整理、课堂互动的参与、平时布置作业的完成情况等可以动态反映学生对古代文学知识的学习与掌握的项目上。如果采取这种综合性的考核模式，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而且对于课堂上听课的认真程度、参与课堂互动的热情以及平时完成作业的质量等都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能科学规划并长期实行，对于学生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4．探索开展古代文学的互动式教学。

为改变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机械地单向传输的教授模式，应该积极想办法调动学生的激情和积极性，注意探索开展互动式教学。在每一学期的课程中，在教学内容中选择二到三个开放性与参与性强的主题，作为互动式教学的内容，将相关教学计划提前告知学生，让学生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在具体方式上，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如正反辩论、分组讨论、典型发言、话剧表演、诗词朗诵、学生讲课，等等，内容可以精心适当选择，具体方式可以随机变化。如果班里有古代文学底子较好、实力较强的学生，甚至可以考虑引导学生模仿古人作品进行创作，与古人和诗，依令填词，代古人回信等。将互动式教学与正常对古人作品的诵习及相关史论的教授相结合，不仅可以巩固深化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相关知识的掌握，而且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活力，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可以使学生将古典名篇中优美典雅的语言艺术转为己有，并较好地掌握古人文学创作中的独特技巧，将其转化为一种较为实用的技能，最终能以精炼雅致的文笔撰写出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各类文章。可以说，如果互动式教学搞得好，可以达到学好古代文学课程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双重目标。在教学过程中，笔者曾经鼓励学生主讲过自己熟悉的内容或章节，也主持学生就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中“鸡鸣狗盗之出其门”与“士之至与不至”进行过分组讨论，参与讲课、讨论的学生表现都很积极，效果很好，学生也比较欢迎此类活动。对于互动式教学，关键是事先要选择好主题，做好规划，在进行过程中做好引导，控制好时间与节奏，同时还要注意不要脱离整体的教学进度。

5．尝试古代文学的实地考察式教学。

第6篇：古代文学成就范文

关键词：唐代文学;高考;全国卷

作为教育考试的核心环节，高考卷中的每一道题都是出卷者精心设计的。在全国高考语文卷中，绝大部分的唐代部分都是以诗歌鉴赏为主。放眼近20年的高考全国卷，唐代诗歌鉴赏以杜甫、李白、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为主，但是近年来一些耳熟能详的诗歌也开始出现在高考语文卷上。

一、高考诗歌鉴赏中的“名家”

只要一提到唐代诗人，许多人会脱口而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笔者在整理近20年的高考全国卷时发现，除了一些年份没有考到唐代文学，基本上这20年里每一年都有会涉及到唐代诗词的考试，且一些著名诗人的诗歌会换多种形式进行考察，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唐代文学的重要性，唐代这些著名诗人重要的历史价值。

如表1，刘禹锡诗作连续两年成为高考的题目，且分值都相对较大。诗仙李白的诗作依旧是语文学科的考察重点;杜甫，其作品对我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深渊，考查较多。此外，韩愈、王维、杜牧、白居易、王勃等也考试较多。

近20年的语文高考中，除了以上这些名家，我们也不难发现还有像修睦和李华这样的作者。李华，作为唐代诗人，其尽管没有以上几位诗人的成就，但是其创作的《春行寄兴》也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好诗。修睦，所留下的诗句并不多，作为唐末五代的诗人，他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及李白、杜甫等人，但是他的作品也在那个时代引起巨大的轰动。

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唐代文学的考察都是具有良好的教育意义，这与高考的考察初衷是一致的，无论是韩愈的《师说》、还是李白的《蜀道难》等，都具有较好的教育意义，因此这些诗人的诗作出现在高考卷上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二、高考诗歌鉴赏中的“名家”选择取向分析

从恢复高考后，高考诗歌鉴赏从原来的探索，到现在形成的命题取向，高考诗歌鉴赏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首先，其符合语文课程标准。选择古代诗歌教学，是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文学，能够有效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并培养学生的预感，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唐代诗歌在我国文学历史上地位卓越，刘禹锡、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影响着唐代诗歌的发展方向，同时这些诗人的文学成就对后代的文学发展也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选择“名家的作品”或“名诗”进行考察，能够让学生了解那个辉煌的历史，也能够帮助学生梳理那个朝代的发展方向。而“名诗”考察体现了高考考察的全面性，对于学生全面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具有较好的知道意义。

学习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应当从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也应当去了解那个时代文学创作者的创作思想，用现代的观念重新审视那些作品，对其存在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予以客观的评价。

三、总结

纵观近20年来的唐代诗歌考察，我们不难领悟出卷者的考察意图。一个民族精神的源泉就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无论是高考复习，还是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都应当教会学生感受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抓住规律，在学习名家作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那些“名诗”背后的作者，这是考点，也是一种学习的态度。

参考文献：

第7篇：古代文学成就范文

关键词：古诗词教学 教师素养 人文素质

一.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性及意义

古典诗词是我国古代文学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朵永不凋零的奇葩，古典诗词的韵味陶冶熏陶了我们一代代的中国人。学习古典诗词，有利于陶冶性情，加强修养，丰富思想。

根据教育部最新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总目标中指出：“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并且要求在小学和初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要合计背诵诗词400首。这点充分体现了新课程标准对古诗词教学的重视，同时，在中考和高考的语文考试中，对古诗词阅读和鉴赏也增加了适当的内容和题量，这在客观上也推进了古诗词教学的发展。

二.当下课程改革中古诗词教学存在的不足

当下语文基础课程改革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在古诗词教学方面还存在有一定的不足，这些有待于改进的地方体现在以下方面：

1.和阅读教学、作文教学相比，对古诗词教学的重视度不够

长期以来，在中学教学阶段，古诗词教学一直居于辅助地位，在日常教学中和教材比例的分布上，古诗词教学都要远远少于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而且关于古诗词教学的公开课也少之又少。这主要是由于教育功利主义的观点在作祟，一些老师认为，在考试中古诗词考查点较少，所占分值较少，因而在平时的教学中也草草了事，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古诗词教学。

2.用做题替代感悟，用机械性翻译替代教学

首先，由于古代诗词的意蕴大多是含蓄隽永的，对诗词的解读并没有特别固定的答案，正所谓“诗无达诂”。这样就使得一些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倍感为难，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教法，于是乎，就完全依照课后注释和翻译，逐字逐句的翻译给学生，然后让学生去背诵，认为记住会默写就达到了学习的效果。这种“照本宣科”的讲授方法是不科学的。教师不应该把逐字逐句地翻译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对古诗词的学习，应该更注重对其文辞、意境的感悟以及对诗词中所表达思想感情的思索。如果教师仅仅机械性的把诗词翻译给学生并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这只会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丧失了学习诗词的兴趣。因此，较好的方法应该让学生根据课后注释，利用工具书在课前预习阶段完成对诗词字面意义的翻译和理解。

其次，做题是不能替代领悟的。随着近年来中高考语文试卷上，出现了古诗词默写、诗词鉴赏等考试内容。有的老师便以此为捷径，为图便捷，甚至连课文也疏于讲授，只是按照试卷考题的形式来讲，让学生做一下相关试题。更有甚者，只讲解试卷中易考的名句或者字词，其余的都直接忽略掉，这种做法严重扼杀了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积极性。

三.如何克服不足从而提高语文教师的人文素质

本文认为，要想实现中学语文教师人文素质的提高，需要分两个步骤来实现：

先培养教师的人文素养，继而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素养”其实指的是人们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修习培养）在某一方面所能表达的高度，包括功用性的和非公用性的。在这一点，本文认为教师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提升自我的人文素养：

1.加强自身文化修养，特别是古典文学的修养

由于语文是一门集工具性和人文性与一身的学科，语文教师要想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一定要博览群书。尤其是针对诗词教学，更需要教师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文学底蕴，只有厚积才能薄发，因此语文教师在平常要多读书，读古典文学名著，深入学习古代文学史上各时期的代表成就。例如先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是现代白话文的母体，每个语文老师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古代文学修养，这样才能提高我们在诗词教学中的理解能力和驾驭能力。

2.打破学科间的界限，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

文学是人学，是渗透人类社会各个时期与领域的科学，也是对人类的思想影响最深最广的科学。同样，语文课程是对社会广角的折射，涉及了对社会、历史、哲学、美学等领域的探究和思索，由此我们作为教师想教好语文课，就不应该把它当做一门孤立的学科来看待。

搞好古诗词教学，可以把语文学科和历史学科联系起来，正所谓“文史不分家”，尤其是每一首古代诗词的创作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教学的时候如果将诗词的创作背景和创作主体当时的创作精神意图结合起来，那么对诗词的领悟将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教授给学生的，也不仅仅是基础层面的字句理解。以南宋陆游的《书愤》为例，想教好这首诗，就要先了解靖康之耻、南宋偏安一隅、内忧外患、君王昏庸等这些历史史实，在熟悉史实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领悟和传达陆游渴望收复失地但报国无门的忧愤心理，从而把诗题中的“愤”字做到恰当的解释。

古诗词不仅有语言美，还有节奏美和音韵美，尤其在词的初期发展阶段是可以用来配乐演唱的，而且有些伟大的音乐作品都是从我国古代的诗词中汲取了创作灵感和精华，例如古筝曲《春江花月夜》，就是根据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为题创作的，又如当代歌星邓丽君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是将李煜的《虞美人》加以谱曲而成的。因此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不能仅立足课本，忽视古诗词的音乐性，可以用音乐作为导入，从音乐的美来激发学生对诗词的兴趣和赞美，要将音乐之美与文学之美相结合才能更全面的把诗词之美感来传达，从而提升自我的审美修养。

3.教学观念要更新，避免因循守旧

首先，要摒弃功利主义的教学观。考试是检查学生学习成果和老师教学成果的手段，但不能把教学内容完全围绕考试的指挥棒转。“试卷考哪些就教哪些，不考的直接忽略”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长期下去，不仅是老师的教学观念会被功利主义思想侵蚀，甚至学生的学习观念也会受到不良的影响，长远来看，也不利于学生语文人文精神的培养。

其次，要重审美，轻应试。按照试卷上的要求来鉴赏诗词，是远远达不到古诗词的审美境界的。作为老师，应当比学生更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感悟能力、欣赏能力。要善于“在细微之处见不凡，在平淡之中见绮丽，在朴素之中见警策，枯燥之中见生动。”以《泊船瓜洲》为例，在教学的时候应着重讲解全诗的炼字诗眼，即“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老师应该首先自我感悟，感悟“绿”字在色彩、神韵、动态上的美感，同时辅助以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感官上和心灵上感受诗眼之美的冲击。通过这样的方法，相信老师们在进行古诗词教学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场思想与心灵的审美升华。

总之，在新课程标准下的古诗词教学，也是一场“传统教学”与“创新教学”的改革碰撞，在“教学方法改革”呼声愈高的当下，我们想教好学生，首先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老师。在古典诗词教学方面，培养教师的人文素质和修养是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途径。作为新时期的语文老师，我们要将古典与现代相结合，从自身做起，丰盈自我的同时，将古典文学的精髓一代代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冼彤：《新课程标准下古诗词教学反思》[J]《江西教育论丛》2008年第1期.

第8篇：古代文学成就范文

其实应该在肯定经济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注重从文化、哲学、宗教、社会心理及科学等诸多环节来探讨外国文学史的流变，并要特别突出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西方文学与文化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西方文化从特质上来看属于酒神文化、太阳神文化。这种文化从源头上根源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古希腊先民是个海上“商业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促使古希腊初民形成了乐观、自由、活泼、个性解放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心态。这种民族心态表现在文学上，就形成热爱生活，以人为本，执著现世，无视来生，积极进取，勇于追求的文学精神。

而这种人文精神滋养了整个西方的民族文化，使整个西方文学史始终贯穿着人生价值观念和人学母题。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了解单一的国别文学发展的线索、阅读作品，做一些例行的赏析，而是承担着教育人、引导人的神圣责任，通过对异域文化在感知世界、认识人生、表达情感、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学习与比较，从更高层面上感知异域文化，发展、完善、提高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文化和文学本来就是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两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教会学生在漫长的文学史中去体会文化的传承，特别注意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学好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其文化素养，达到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

优化教学体系，丰富文学史的文化因素优化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效果。外国文学囊括了中国以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学，面对这样浩繁的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如果处理不好，就很难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按照传统的教学观念，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史而言，古代是起点，近代是重点，现当代是难点。欧洲近代文学成就尤其突出，是重点讲授的部分，而现当代文学却作为选修课来讲，显然不是教学重点。至于东方文学就更不入流了。

这种传统的教学内容往往偏重于西方，并且厚古薄今，远详近略。作为专业基础课，教学内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系统性，这对学生学习知识，形成技能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但如果在教学中忽视现当代重要的研究成果和文学思潮，就会使学生对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知之甚少，对新的文本解读方法也很陌生，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广阔学术视阈的形成。因此，在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研究中，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精选和优化势在必行。在讲授欧洲近代文学的同时，要增加对20世纪文学的讲授。

第9篇：古代文学成就范文

关键词：宋代 女性诗词 题材内容

在宋代的诗词创作中，就性别来看，男性诗人要明显多于女性，因而成为了这一队伍的主流力量，这样的情况与唐代时的情况是没有差别的，这是中国文学上一种独特的现象，不过这也表明在诗词艺术极度繁荣的唐宋，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人至少也是起到了一种配角的作用。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以男性诗词为主流的文坛上打造出了一片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绿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长期以来，很少有人专门对宋代女性诗词的作者数量和文学作品进行系统地研究，她们的诗词创作对于宋代文学的繁荣究竟有怎样的重要作用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定位。本文将以宋代的女性作者为基本的载体，对这一时期的女性诗词创作成就就行理论上的概述。

一、宋代女性作家队伍的总体概述

要想对宋代女性诗词创作艺术进行分析就要首先弄清楚这一时期女性作家数量的基本情况。根据《增订注释全宋词》（才）里面的统计，在宋代从事诗词创作的女性共计有118位（其中没有性别说明和名字遗失的不包括在内），诗词作品共计260首，其中有关宋人话本小说人物诗词40首，作者共计27人；元明小说依托宋人词40首，作者共计13人，除去以上两类的诗词，宋代的女性作家共计78人，诗词作品一共有180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宋代78位女词人进行更为详细地划分，作者的身份主要有以下六种类型：第一类，出身于大家闺秀或者贵妇人；第二类，出身于官宦家庭并且丈夫多为地方官吏的；第三类，普通家庭的女子；第四类，山林隐士或者佛道之流；第五类，宫女；第六类，歌姬。这就说明宋代的这78位女性词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她们其中很多人都是有家庭的，有的生活很幸福美满，有的则是充满了忧愁和哀伤，因此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触决定了她们的诗词创作风格和当时的男性诗词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诗词作品有着很深的历史情感烙印。

从诗词作品数量来看，在这78位女词人的180首作品中，其中诗词作品数量最多的有三个人，她们分别是李清照：52首，朱淑真：25首，魏夫人：14首，剩余的最多的是一个人4首诗词，其他大部分都是一人一首诗词。在这180首诗词作品中，一共有78个词牌，这其中有中调和小令共计68个，长调10个，其中长调分别为：《凤凰台上忆吹箫》、《花心动》、《声声慢》、《满江红》、《满庭芳》、《念奴娇》、《望海潮》、《贺新郎》、《永遇乐》、《沁园春》。其中《满江红》、《念奴娇》、《满庭芳》都是各自有三个词牌，一共填词三首，是这些词牌中最多的。

二、宋代女性诗词的题材和内容赏析

宋代的女性诗词文学成为了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宋代女性词人的数量最多，并且诗词创作的题材非常广泛，诗词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因此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对于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唐代女性诗歌所不能及的。因此唐诗就是一部男人的文学历史，宋词却是男性和女性的共舞，在这时期出现了像李清照、朱淑真和魏夫人这样的大家和名家，她们的诗词作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示了一种大家风范。

（一）宋代女性诗词的男女情爱主题

宋代女性诗词中大多描述男女情感，其中有对一见钟情的难分难舍，也有对往日甜言蜜语快乐时光的回忆，更多的则是对身处两地相思之苦的描写。在这一类型的诗词作品中，以怨词的数量为最，并且很多都是经典传诵的作品，例如唐婉《钗头凤》（世情薄）、朱淑真（减字木兰花）（独行独坐）、阮逸女《花心动》（仙苑春浓）等等。一般来说，怨词的内容都是女词人心中情感的一种宣泄，所以诗词的风格就显得缠绵徘侧和哀婉动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要数戴复古妻的《祝英台近》：

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操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傍杨柳依依，千丝万缕， 抵不住，一分愁绪。

如何诉。便教缘尽今生，此身已轻许。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 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

戴复古是陆游的学生，一生喜欢游山玩水，根据毛晋《石屏词跋》中的记载，他曾经“南适欧闽，北窥吴越，上会稽，绝重江，浮彭盆，泛洞庭”。根据陶宗仪《辍耕录》中的记载，当戴复古在江西武宁游玩的时候，有一位富翁对他的才华非常仰慕，所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可是三年后当戴复古要返回家中的时候却告诉她自己家中已经有妻子了，因此不能带富翁的女儿回家，这才有了《祝英台近》，来和他进行告别，此女不久便投江自尽，因此这是一首诀别诗。

（二）宋代女性诗词的宫女歌姬主题

宋代女性诗词除了有很多的情感诗词描写以外，还有很多诗词作品是关于宫女和歌姬生活的。这些女性词人都是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因为职业的缘故，因此和诗词艺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盼盼的《惜花容》（少年看花双鬓绿）主要是抒发了流光易逝，青春不再的感慨；平江妓的《贺新郎（春色元无主）则是抒发了和意中人分别后的那种愁苦心情；苏小小的《减字木兰花》（别离情绪）则是抒发了对异性朋友的思念之情；严蕊的《卜算子》（不是爱风尘）则是在讲述自己从良以后的心路历程；这些诗词作品都有着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宫女诗词则是更多抒发了对于故国的思念之情，例如金德淑、黄静淑、陶明淑、杨华淑、杨慧淑等10位宫女的《望江南》就是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这10首《望江南》都是宫女们为送琴师汪水云创作的。对于这一点在《词苑丛谈校笺》卷六乃有专载：“章邱李生至燕都……夜静，闻邻妇有倚楼而泣者，明日访之，则宋官人金德淑也。询李曰：‘客非昨暮悲歌乎？’李曰：‘歌非己作，有舟人自杭来，吟此句，故记之耳。’金泣曰：‘此亡宋昭仪王清惠所寄汪水云诗。当时吾辈数人皆有诗赠汪。’举其《望江南》词曰：‘春睡起，积雪满燕山。万里长城横编素，六街灯火已阑珊，人立玉楼间。’后遂委身于李。”这些宫女都是因为“靖康之耻”而南下的北宋宫女，因为终日思念故国而不能返。当得知乐工汪水云在获准由北南还时，她们遂各赋《望江南》以送。这些流落他乡的宫女们，无时无刻都在思念自己家中的亲人，因此赋予了宋代女性诗词一种新的精神面貌。

（三）宋代女性诗词的巾帼英雄主题

两宋动荡不安的政局不仅让宫女们深受其害，还有一些出身官宦世家的女子也是其中的受害者，李清照就是其中的一位。李清照在南渡以后终日生活在国破家亡，失去丈夫的悲伤之中，一直孤身一人，经常在南方各地流转。这一事情李清照的词创作虽然没有诗歌那样强烈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可是诗词的创作题材还是和以前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在《永遇乐》（落日铭金）这首词中，作者对于往昔京都的繁华场景进行了回忆，和如今的落魄景象进行了对比，字字扣人心弦，充满了真挚情感。另外根据《词苑丛谈校笺》卷七记载，在宋钦宗靖康年间，在金兵南下的过程中，武阳令蒋兴祖战死城中，其女被金兵俘虏走，于是在雄州骤中这个地方写下了颇有名气的《减字木兰花》：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云。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这首词可以说就是对蔡淡《悲愤诗》前半部分的一个缩写。在况周颐《蕙风词话》之《续篇》卷一对这首词做了这样的评价：“寥寥数十字，写出步步留恋，步步凄侧。所言甚是。”总的来讲，这首词的曲风婉转悲切，朴实无华，是当时宋代女性诗词的思想表达上的最强音。

（四）宋代女性诗词的咏物言志主题

宋代女性诗词中也有很多的咏物词，一般都认为宋代的咏物词是开始于北宋年初，林道的《点绛唇》（金谷年年）则是被认为是宋代的第一首，这之后柳永、张先、欧阳修、苏轼、周邦彦都参与到了咏物词的创作之中，其中又以周邦彦词最多。到了南宋的时候，咏物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在艺术上开始走向成熟，北宋女性词人以朱淑真为代表，现存咏物词共计25首，其中主要的为“雪”、“梅”、“梨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那种高傲的心境。在南宋的女词人中，又以李清照的咏物成就最高，现存的咏物词共计有9首，其中有关梅花的有7首，梅花有着冰肌玉骨、斗雪傲霜、贞洁自守的特点，因此也成为了宋代文人的精神象征，因此朱淑真、李清照都特别喜欢写梅花，例如李清照的《孤雁儿》：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萧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侍。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在这首词中，李清照进行咏梅，可以说是物我相融，融情于景，由梅花表达了自己对亡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饱含了深情厚意，可以说是宋代咏梅词中的上乘之作。

三、结语

宋代女性诗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宋代女性诗词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诗词创作进行研究，同时也有助于研究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参考文献：

[1]才.增订注释全宋词[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2]王百里.词苑丛谈校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