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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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林语堂；哲学翻译；半半哲学；翻译
0. 引言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西方，林语堂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称为哲学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畅销书之首位。他向西方传播了孔孟老庄思想，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哲学与形象。美国林语堂研究专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林语堂时认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学，睡觉哲学，饮食哲学，在这些日常哲学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过讽刺和幽默，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其作品没有故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独立人格的哲学家。
1. 林语堂是哲学家？
林语堂一生贡献卓著。作为作家，著述颇丰。作为语言学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闽粤方言之来源等，编撰《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作为发明家，倾尽家财发明出来明快打字机。作为翻译家，不仅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向西方译介了中华哲学的精髓——儒家与道家思想。因为他的幽默与闲适的生活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
1.1 为何林语堂是哲学家？
哲学是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讨论的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就是对哲学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纵观其著作，从译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传记《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体现出综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所长，体现各种生活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两者互补，是儒道的发展与升华。林语堂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一直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半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哲学家。
1.2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半半哲学”起源于儒家中庸传统，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思想。一开始，林语堂极力反对“中庸”，在后来受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来极力推崇。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分别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摈弃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学”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华，一半儒家精华，林语堂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时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各方面的精华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半半哲学”是集众家所长，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哲学。“半半哲学”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高度浓缩。
1.3 林语堂“半半哲学”翻译观
林语堂对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在各类作品中都有不同体现。林语堂在谈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认为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功利的，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对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其本质是“田野的闲适哲学”。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思想是两种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过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会，同时有着充分的节制力。其人生哲学指导他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不可翻译的；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译者也是艺术工作者（熊宣东2006）。他说：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这是其“半半哲学”观的一方面的体现。而在其对于翻译中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忠实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与胡译。死译是直译的极端，是译派中的国际档，反过来，胡译就是意译的极端表现，也是过激党。由此不难看出林语堂在“半半哲学”影响之下在忠实的标准上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哲学翻译与哲学体现
2.1 哲学翻译
如同诗人译诗，哲学翻译也需要由哲学家来完成。正是这两部不朽的传统哲学引导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林语堂作为哲学家才能传达出最真实的传统儒道思想。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还有其他西方思想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编译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因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编译了《老子的智慧》一书。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译与编辑创作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导读中对现代社会其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与对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扬，中正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评价。书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译文本中，林语堂针对相同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采取了灵活变通。如“礼”译
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设计个人行为规范时则翻译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个人行为原则时翻译为propriety以传达哲学思想内涵（冯智强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语堂提出“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道德经》在林译本出现之前就有9个版本的译文，自然优劣皆有。林语堂也从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较多。林语堂使用“愚译”翻译《道德经》虽略显笨拙，但是却超出其他版本译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虽然这种翻译会让西方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哲学含义。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愚译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中应该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了。
2.2 “半半哲学”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林语堂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哲学思想。
小说《京华烟云》中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主要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本人在《关于》中说道“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小说中第一卷的标题就凸显出小说将会描述到的道家思想，为“ 道家女儿”。林语堂通过对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写生动刻画了道家人生哲学思想。如姚父在丧子丧妻之后没有大悲，选择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对。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烂漫、胸怀开阔、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林语堂本人极为推崇，曾言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其实就是将自己所推崇的哲学完全表现在木兰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说《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 小说中诸多风俗习惯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木兰出嫁的描写中，那些中国式的风俗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敬茶、会亲戚、进合欢酒等。这些是儒家风俗习惯的体现。再有曾姓夫妇作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与伦理，爱幼孝老。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是针对看西方电影，曾文璞由开始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态度转换为表面厌恶信中暗喜。这种刻画是对儒家思想中封闭一面的冲击。
曾文璞的尊儒与暗喜电影的对比显示出林语堂对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忧患；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与他们以“仁”和“义”凝聚人心、以“礼”维持关系凸显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学观在散文中的体现
林语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为译创的典范《吾国吾民》。在书中林语堂对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对传统的儒释道作了宏观评价，还对国民的特性作了独到的分析。在《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道教与佛教。在其他章节中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与超脱老狡。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超脱老狡”是一种麻木不仁与自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表示了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
2.4 “半半哲学”在人物传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所著传记有《坡传》（1947）、《武则天传》（Lady Wu1957）、《由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钱钟书曾言“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坡传》中苏轼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坡熔铸儒、释、道思想精神于一身，这正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谋而合。林语堂在谈及著《坡传》的原因说知识个人比较喜欢坡。正式因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学一致才会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作传的动机。
以《坡转》为例，林语堂以真实史料为依托，展现了坡人生各阶段的处世哲学。《坡传》描绘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历程，重点着墨的是坡遭贬谪、流放时期。因其身处逆境，最能体现他“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豁达。第一章总论就以“独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脱不羁的道家风度。林语堂描写坡祖父苏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钱财、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最喜欢携酒在青草地上饮酒高歌，以遣时光。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归自然性情之美。坡身处狱中却鼾声如雷体现了坡准其自然、不惧生死与畅达脱俗。坡多入仕途体现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笔下的快乐自由的坡形象，与历史上亦有沉重、压抑、坎坷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这是因为林语堂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使他笔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观，同时又兼具西方对“人”的重视，从而使坡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总结
林语堂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光环太过耀眼，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林语堂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观影响了其一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翻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哲学。英文创作中的哲学人生观让西方人认识了真实可敬的中国人。散文传记生动刻画出中国儒道生活方式。他“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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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儒家哲学论文范文
刘述先，江西吉安人，1934年生于上海。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学士、硕士，曾先后在台湾东海大学、台湾东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执教。
从1951年考入台大哲学系，刘述先从此一生专攻哲学。1958年在台大得到硕士学位，由其父执牟宗三先生引介给徐复观先生，获聘入东海大学教通识，那时东海大学还没有哲学系。在台大期间，刘先生受到方东美先生深刻的影响，构建起宏阔的文化哲学和比较哲学的架局，又爱好文学。从而立下融通古今中外哲学，广泛涉猎当代西方哲学，最后回归中国哲学的志愿。也是在东海大学时因与牟宗三先生朝夕交往，他日益体会到牟宗三先生对宋明理学的理解深切透辟，也从此立志归宗当代新儒家，以之为自己的终极关怀。
1964年得到全额奖学金到南伊利诺伊大学读博士学位，师从“经验神学”大师魏曼，对田立克的“文化神学”做出批评反省。1966年得到学位，留校执教，开拓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的领域，为许多港台的年轻学子打开了一条出路。
刘先生最终成为备受推崇的宋明理学专家，名列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他一生的哲学探索，立基于传统与现代之际、关注于全球与本土之间。他常以哲学的高度，敏锐的思维，一语中的指出关键问题所在。此外，他对于儒学的发展，始终关切如一，心系儒学的扎根与传承。
刘先生著述等身，出版中英文论著数十种：《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文化哲学的试探》《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黄宗羲心学的定位》《中西哲学论文集》《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理想与现实的纠结》，等等。
第3篇：儒家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数字广告；传播途径
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提及孔子与朝鲜、日本乃至西方国家的关系；李启谦、姜林祥主编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中论述了孔子思想对国内外的影响；姜林祥的《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与所产生的影响，资料较翔实，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被称为“系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扛鼎之作”，不仅对孔子儒学的思想本质有所分析，而且重点对孔子文化在韩国的发展进行详细论述；韩国儒学者柳承国在《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中探究韩国儒学思想形成的渊源、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及韩国思想的现展等。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们了解儒学的海外传播状况；另一方面为当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样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依据。儒家文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影响有目共睹。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的蔡方鹿教授通过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韩交流与发展的历史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导了起源国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孔子文化研究在欧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翻译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等颇有研究。他曾来华周游齐鲁故地，瞻仰了孔孟庙堂，凭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国一些学者也对孔子文化研究兴趣浓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几位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等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国出版了施唐格翻译的《论语》。此外，德国大学选读课中有《孟子》。英国学者和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牛津大学偏重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公共课科目为《左传》《孟子》中的篇章，选修课为《孝经》和唐宋传奇等，诗词主要讲《诗经》和唐诗。此外，英国还有讲授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内容。在美国，除了传教士热心于翻译和传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学者也对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地位达成了共识，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和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领域的传播，是当今国内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审视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传承。中国人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护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爱推及社会之爱、天下之爱直至对世间万物之爱。贯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机活力，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使人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该思想在当今中国对外策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传承意义深远。其一，通过系统研究数字广告语言、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的创新方式，以儒家文化为源泉，根据历史变迁打造当前社会所需的广告风格和特点。其二，以儒家文化为创作背景，为中国创意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广告领域的理论建设，积累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数字广告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范本，这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思想价值导向
在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以儒家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养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在品质和行为习惯，积极继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会规范的理念和思想，与时代接轨。通过数字广告的有力传播，使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开展儒家文化与数字广告产业的研究，既符合党和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要求，又增强了广告传播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过数字广告的广泛传播，拓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培养了人们的人文情怀。其三，中国文化对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应该坚守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导向。
三、数字广告的传播途径
数字媒介促使广告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一，广告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网络广告使用电脑制作，通过互联网在线传播的方式各类广告，向全球范围输送图像和文本。网络广告把文字、动画、视频等结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多样化，并且功能完备，受众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进行互动等，极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广告吸引。其二，数字技术促成的互动广告，可以使目标客户与生产商实时互动，产生一对一的营销效果。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常见。数字广告在网络媒体发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机广告、游戏植入式广告、富媒体广告、网络广告等形式。其中，网络数字广告还包含关键词搜索广告、横幅广告、分类广告、富媒体广告、赞助式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等形式。数字广告通过应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对文字、图片进行编排、嵌入，最终形成数字广告传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我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公益广告宣传以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等核心思想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使广告传播取得了可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效果。商业数字广告紧跟时代需求，传播效果不错。如，五粮液的数字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给人们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该广告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纸扇、竹筏、水车等，再现了酿造五粮液的工艺，传达了如梦似幻、充满诗情的广告画面。广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飘飘、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荧幕上的片片竹叶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粮液的回味悠长，更蕴藏着中华数千年的酒文化。这则数字广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中的礼让、和谐精神，更凸显了酿酒的精湛工艺。日本近年来重视旅游经济的发展，所拍摄制作的旅游宣传片中包含了浓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扑、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摄取景极具传统特色，配以轻快的音乐节奏和编舞，展现日本的旅游资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日本旅游宣传片中体现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中国的碑刻、建筑、园林、民间艺术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极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如通过数字化影像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以本国文化为数字广告的创作根基，进行数字化广告创作与传播。我国文化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国数字广告传播者需要仔细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从价值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语言符号和法律制度六个方面，深刻而透彻地阐释文化因素对数字广告传播的影响，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对本土性和国际化进行考量，总结出独特的中国数字广告传播策略，不断创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数字广告，并促进其在全世界的传播，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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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儒家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文素质；通识教育；大学生；课程设计；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9-179-01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以及理工科专业工作经济回报颇为乐观的现象下，使得“重理轻文”的观念渐入人心。在“应试教育”模式的冲击下，大学生只注重专业课，而忽略了对自身人文素养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成了以拜金、利欲、成功学等思想滋长的温室；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象牙塔里的学生难免受到影响。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的躁动气息充斥着校园，难觅冷静的思考如何提升自身人文素质的学生，而大学老师，在赶课时、评职称等的压力下难以有效结合人文素质教育的理念教学。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借鉴国外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关于大学生人文素质提高之路径。
一、何为“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一种非职业化、专业化的教育，其目标为培养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公民。通识教育开始于古希腊自由教育，发展与美国大学教育。自由教育由逍遥学派亚里士多德提出，因亚里士多德常边散步边给学生讨论哲学问题而得逍遥学派之名，由此看出，自由闲暇的时间是自由教育的条件。“在这些大学里，研读神学、法学（后来还有医学）之前，还有一个基础阶段，主要学习哲学、语言和数学等基础性课程，即“七艺”，这是第二个条件。实际上，现代的美国通识教育即大概按此思路发展。
严格来说，我国传统教育已有类似通识教育之基础。儒家“六艺”礼、乐、射、艺、书、数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必修课。“李约瑟：“现在可以看到，儒家的两个根本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有助于科学之发展，另一方面又成为科学发展的动阻力。”所以，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乃儒家思想基本性格使然，儒家对人文的要求很强烈，对自然的了解，则缺乏兴趣。”可见，自然科学教育缺席与中国教育。
当下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德、智、体、美、劳沿袭与中国传统教育。借鉴欧美等国通识教育之经验，有助于填补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教育的空缺。
二、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基本构成及其课程分析
美国大学教通识教育主要以读、写、外语、讨论交流等为主，其课程设计大概分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几大类，以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扩充学生各方面知识以及满足学生兴趣为主要教学目的。
以上几间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涵盖文科理科大部分领，学生以个人兴趣自行选修。其核心主要以西方文化及少量非西方文化课程为主，重视阅读经典书籍。
近年来，网络教育越来越流行，即使我们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到国内外名校的课堂氛围，同享名校学生的教师资源。从国外名校公开课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外国的通识教育课堂里都会有助教在协助教授授课，学生经常要写论文，每周都需要阅读大量书籍文献以便更好的去听课以及写论文，课堂讨论交流个人观点。由于课时少，美国学生有充足的时间阅读，写论文，以后思考老师给学生抛下的问题。从这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旨在培育“通才”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探讨交流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等。
我国高校自90年代北大开始，模仿美国大学开设同时教育课。以美国通识教育为模版结合中国教育之情况，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十几年来，但其成效之小我们有目共睹。其原因终归于盲目模仿，没有理解透美国通识教育之精神，以及教育制度的僵化。
第5篇：儒家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现代新儒家；中国文化；文化主张；人文主义；科学主义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9-0-02
有不同的文化就有交流，历史上文化交流一直是丰富多彩的，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更成为人类活动的一大风景。不同文化进行交流中必然产生一定的碰撞或磨擦。文化比较研究就成为一门科学或学问。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西方文化以美国为代表。我们了解西方文化、认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以有助于我们的吸收与发展。
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
中西文化比较，可以以各种基点出发论其异同，但“论文化必重观其大，且必视其所以相较者以为言，否则，无文化精神之异同可论。”[1]从总体精神上相较而言，中国文化是人文的，而西方文化则是科学的。在这里，人文和科学都取其广义，人文取艺术、道德伦理，科学则概指科学、法律。人文与科学的差别就是中西文化差别的根本所在。当然这并不否认中国人文文化中含有科学性，西方科学文化中含有人文性。“艺术的精神是借着具体的意象，传神活现，画龙点睛地表达一己的感受或价值判断，目的是价值的欣赏和创造。”“科学的精神是借着抽象的符号，利用分析的和实证的方法从而对事物做理智的了解，目的在寻求真理。”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可以通过哲学、科学、艺术、伦理表现出来。
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中西哲学的不同
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也在于求知事物之理，但这事物之理为事物存有之理而非事物生存之道，因此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为追求物之理、求知真理。然而西方哲学大多研究抽象的本体论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康德的绝对观念等等。当然也要承认西方存在主义注重人的精神的一面，但影响较小，不占主导地位。
而且中国哲学的研究不用分析研究方法，而常用文学家的方法。文学家的目的在于求文章之美，多用比喻、铺排，所以中国的文化中修辞学和章法学很发达，而逻辑学、实证方法则欠发达。而西方哲学所用的方法则多用科学家的方法，界定概念，分析实证。因而归纳法、演绎法等科学方法较发达如圣多玛斯在他的神学集成里，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有严密的界定，前后一律。
总之，中国哲学是人生哲学，人文哲学，注重实际人生，这一点在儒家哲学有鲜明体现。而西方哲学则在于形上学、认识论，相较于中国哲学，和实际生活不相关联。概而言之中国哲学表现的多是人文精神，西方哲学表现的多是科学精神。
（二）中国文化的艺术性与西方文化的科学性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疏于科学知识。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几乎没有自然科学。中国历史上虽有不少科学的发明，但未形成像西方那样有意组成系统并且大规模推进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医学都停留在直观水平上，且服务于实用的目；但又不是应用于生产实践，而是应用于占卜和迷信活动，如指南针成了风水先生最好的工具就是明证。但从另一方面讲，中国之科学则富于艺术精神。中国固有科学中的医学，其诊断之法有望闻问切，而把脉尤为最重要。医生之号脉，乃是以其生命之振动与病人的生命发生共感作用之一直觉的诊断法。此法实类似于艺术之移情活动。又如中国名扬四方的拳术，实是一种体育学；但是中国之拳术运动，多曲线运动，其回互往复、周旋进退，实近乎舞蹈艺术，如太极拳等。又如中国古代历法，逐渐与音律学之学合一，故称为律历。古所谓以十二律之管测气候之变化，即是以音乐之眼光观察宇宙之运行。中国动植物之学，成欣赏花鸟之学，亦源于此。中国政治经济法律之学，古皆统于治术名辞之下。治术之本，如制度之立，根于道德原理；而治术之运用，所谓默观风气，体合物情，见几而作，动合无形。皆一种善于移情于物，与物俱往，游刃于虚之艺术精神中
西方以幸福主义、个人主义为价值目标，这需要科学技术来保证，所以西方人重视知识，推崇理性，弘扬科学，热爱真理。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有二精神：一为阿波罗精神，一为狄俄尼索斯精神，两者共同构成了希腊科学的根源。前者是米利塔学派及德谟克利特派自然哲学的源头；后者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哲学的源头，这一派尤其促进了几何学的发展。整个西方一直有科学的传统。很重理性的希腊人有“爱智”的训诫，甚至把以知性活动求得真理认定为最高幸福。斯多葛派以理性发现自然律之普遍性，用之于政治社会，遂有自然法观念，后世遂有罗马法；法律亦成了西方社会传统。近代西方培根又提出了“科学就是力量”的响亮口号。而另一方面，如果说中国传统科学充满了艺术精神，那么西方的艺术则充满了科学精神。如西洋画重貌似，重明暗，重远近之景观，所会物象，形界分明，如可握持，几乎科学家观测实物之精神。文学中多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对现实做详尽、细密刻画，其根本精神为科学的。
（三）中国重伦理教化（秩序），西方重法律约束（秩序）
以自给自足的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宗法社会，以家族扩大为国家，形成家国同构的局面。血统联盟构成生活制度的基础，而血统联盟得以运转不是依靠法律制度，而是依靠以血亲意识为主体的礼俗习惯。在家族性的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一根情感的链子连接着，治理这样的社会最好是经由教化。梁漱溟说：“中国社会秩序靠礼俗，不像西洋之靠法律。靠法律者，是在权利义务清清楚楚，互不相扰。靠礼俗者，却只是要厚风俗。在民风醇厚之中，自然彼此好好相处。”所以古代中国，中国文化主要探讨自己行为的规范，而非对自然的了解，重视的是善的问题，而非真的问题，是人伦的问题而非自然的问题。道德学是显学，其他学科大都以其为起点和归宿。哲学、心理学，本与伦理学有密切之关系。我国学者仅以是为伦理学之前提。其他曰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曰国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军学范围于伦理也；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范围于伦理；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我国伦理学之范围，其广如此，则论理学宜若为我国惟一发达之学术矣。”
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个人主义为基点，以幸福主义为目标。但个人主义、幸福主义没有监督和制约就可能走向极端。为保证社会整体价值目标的实现，西方选择了法律。西方一直有法律的传统，西方传统认为社会是经由自然法、契约自由组合而成的。《罗马法》、“社会契约论”等等极大影响了西方社会。只有在法治原则的规范下，个人奋斗求得的幸福才是合理的，在西方社会，一切都受法律控制，靠法律调节，依法律办事。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政治权利也被纳入到法律的监控之下。在西方，民告官是很正常的，即使是总统也得遵守法律。近代西方更是自觉地把接受法律的惩罚当成犯人自由意志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文化的出路
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是人文主义的，西方文化的总体精神是科学主义的。但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西方文化不能仅只依靠科学与法律来维持和发展；中国文化也不能仅只因循旧的艺术与道德之路来成长。中国社会要发展，中国文化也要发展。那么传统中国文化的出路在那里呢？现代化是中国的必由之途，也是中国文化的必然出路。
（一）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主张
现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上，关于文化建设问题的基本主张是“以人文价值统御科学成果”，无论中国或外国的文化建设概莫能外。现代新儒家一般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并承认这三个层面对于人类生活各有其意义。他们认真对中西文化坐了对比和研究。看到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发展了科学技术，在征服自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满足；同时也注意到西方文化“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不平衡”，即西方在发展科学的同时，却忽视了人的精神价值，忽视了人对于价值理想的追求，从而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或这说“道德的迷失”，“形上的迷失”。他们认为西方社会自然环境的破坏、人际关系的紧张、犯罪率的上升、精神危机的出现等所谓“西方之自毁”，都和科学与人文的不平衡发展有关。总之“今日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既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不平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以人文价值统御科学的成果”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在非宗教世界中，惟一强调人本身修养的文化”，而这一点主要是传统儒学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强调决定的。因此，现代新儒家认为，使“儒家式的人文主义”――以道德为本位的人文主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作为价值准则而发挥作用，就能够避免科学与人文不平衡的危机。
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主张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在今天也很有现实意义。但“现代化不能从内圣之学方面去讲”。由于他们在内圣与新外王之间过分注重内圣，注重精神文化的价值，强调几乎完全遵守传统儒家的成德之教，修身养性，塑造人格，实现其道德价值；并把传统“内圣学”升华到了超越时代，超越社会形态的“恒常之道”、“恒常之理”。这不仅从理论上看是不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而且在实践中，当民族文化因深刻的社会矛盾而出现危机时，当它与同时代的先进文化形态相比在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一十分落后时，宣扬精神层面的作用，无疑是行不通的。况且由于认为中国文化“圆而神”，他们主张的“返本开新”的深层本质实是“由中国文化精神之圆中，化出方来”。主张返本开新即是回归到儒家的道统，以“道统”、“政统”为前提开出科学与民主之新，势不可行。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新外王如何开出成了极难落实的问题。
（二）中国文化的出路
中国的文化出路在何方？毫无疑问，从广义的总体文化精神上说，中国文化要实现由人文主义单向发展转化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双响平衡发展，在现当代尤其要强调科学主义的发展。从狭义的文化既观念文化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文化要实现由传统伦理精神向现代民主精神、法治精神的转向。具体来讲：
1、由于中国文化的弊病在于缺少“知性”，所以首先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普及科学知识；同时要继续高扬现代人文精神，提倡人文关怀，重视人文学科的建设。但决不能使当代中国文化分裂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极。
2、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又要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文化的“政道”不足，就要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优点，促使中国制度文化的发展。只有这样，经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才会协调发展，中国文化才会正常发展。
3、要重视法制建设，倡导法的精神，培养法权人格；又要强调道德建设，提倡道德意识，培养道德实践主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在铸造法权人格的同时铸造道德实践主体，以保持文化精神的生态平衡。
4、既要接受外来文化中蕴涵的普世性价值，用以推进现代化事业；又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智慧和价值的因素，从而对现代化的理念作出必要的修正。总之要以开放的心态，自觉地把全球化蕴涵的普遍性与中国文化包含的特殊性有机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第6篇：儒家哲学论文范文
文化的根柢全在道家”；世界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一棵烂
掉了根的大树。”的确，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道学的作用实与儒学不相上下，它们一隐一显，
共同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对中国社会之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
然而，长期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90年代之前，道学研究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如果说
儒学的研究可谓“门庭若市”的话，那么，道学的研究则可谓“门庭冷落”。有人将这种情况概
括为“儒热道冷”，是大体符合实际的。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后，道学研究开始步“儒学
热”之后尘，受到学界的关注，并陆续出版、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果说用“道学热”来揭
示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具有某种言过其实和“扬道抑儒”之嫌的话，那么，指出道学研
究构成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总的看，20世纪后半叶的20年特别是后10年，道家文化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种进展主
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关于老庄其人其书及其他道家人物与著作的研究；二是关于道家思
想渊源及学派演变的研究；三是关于道家文化基本精神及特质的研究；四是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
特别是道家之道论与人论研究；五是关于道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包括道家学派内部的比较研究，道
家与其他学派的比较研究，道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六是关于道家之历史地位与道学之现代
价值的研究；七是其他问题的研究，诸如道家与道教的关系研究，道学史研究，郭店道家简研究
等等。前不久，笔者组织编写《中国文化研究20年》一书，就中曾设专章，从上述诸方面就近20
年道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通过这一总结，并通过与儒学及儒学研究
之情况的比较考察，我们感到，有几个问题仍有必要提出来，以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于道家之地位问题
80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除
极少数论者执守扬儒抑道的立场外，绝大多数论者都普遍认同道家之重要历史地位。这其中，有
一种看法尤为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这就是“道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的代表人物前有周
玉燕、勤，继有陈鼓应，后有胡孚琛、吕锡琛及涂又光，就中又以陈鼓应先生倡导最力最
勤。客观地说，“道家主干说”的提出和讨论，对于重新认识道学之历史作用，推进道学研究的
深入，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它与传统的“儒家主干说”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学派的偏
见或门户之见，潜存着发展为“独尊道学”之可能。这是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的。历史上董仲舒
的“独尊儒术”，给予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进步曾造成极坏的影响，教训是沉重
而深刻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从重视道学、推崇道学走向“独尊道
学”。事实上，儒学和道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皆有其显著的地位，二者交叉主干，互
补互动，不论从积极方面抑或从消极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何以一定要人为地在二者之间分出高低、主次呢？所谓交叉主干，说的是，为中国社会不同时期
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需求所决定，儒、道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递相变化和发展的。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儒学起着主导的作
用，占居基础的地位；在另外的一些历史时期，则是道学起着主导的作用，占据基础的地位。所
谓互补互动，说的是儒学的道家化和道学的儒家化。儒学的道家化倾向乃“道家主干说”论者所
持，道学的儒家化倾向目前学界尚无人这么提。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在历史上都是客观的存在。
前者说的是“援道入儒”，“以道补儒”；后者讲的是“援儒入道”，“以儒补道”。很显然，
“互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相互颉颃、相互刺激、相互吸收。
（二）关于新道家、新道学问题
在儒学的历史发展中，有所谓新儒家、新儒学。与之相对应，有论者认为存在一个新道家学派。
董光璧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代新道家的思想几乎是同当代新儒家并行发
展的，它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危机情势下，由一批科学家发展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阐述道
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论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美国科学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
想中的生态智慧。“我把他们发展的道家思想的现代形式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道实论、生成
论、循环论和无为论。”这是“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
观”，“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世界主义文化观。”董先生称李约瑟、汤川秀树、卡普拉为当代
新道家的几个“最引人注目者”。从中国学界来说，陈鼓应先生倡导“道家主干说”最力最勤，
胡孚琛先生对道学可谓推崇备至。尽管他们并没有自命为当代新道家，是否可以大致称之为中国
的当代新道家。与此相联系，有论者如董光璧先生“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
史意义”，有论者如胡孚琛先生进而提出创立新道学，以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这实
际上是要将道学提升为当代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础地位或主导地位。从学术自由的角度
看，与新儒家、新儒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一样，新道家、新道学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但我们对“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
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参见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说法，眼下还只能保留意见。希图新道学引领中国乃至世界走向大同，是
否期许过高？不过，正如“道家主干说”的讨论一样，关于新道家、新道学的讨论也将是有意义
的和必要的。
（三）关于道学与的结合问题
儒学研究中，人们曾就儒学与的结合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一定的进展。虽然人们关
于二者能否结合的认识见仁见智，但多数论者普遍认为，“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可是在道学
研究中，道学与的结合问题似乎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依笔者看，探讨道学与马克
思主义的相同相异、相通相融关系，既是推进的进一步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和中国
气派的的需要，同时也是使道学获得提升、获得发展和发扬光大的需要。一方面，马
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有赖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的同时，吸收包括道学在内的中
国文化的有益养分，从而充实和丰富自身；另一方面，道学要实现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创造
性转化，有必要以为指导，用理论来改造自身，使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
力。现在，道学之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普遍认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
现道学精神与的结合或融合，正是使道学之现代价值获得充分体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所谓“儒道互补”；在现代中国，显然存在一个道学或儒道与的
互补问题。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相信学术界有人为之。
（四）关于道学的普及与大众化问题
儒学研究中，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曾就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展开讨论，亦有人做了一些儒学普
及的实际工作，如儒家伦理的启蒙教育，儒家经典的背诵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总的说，还
局限在学术讨论的层面，从学术探讨进入普及的真正的实际操作，还有很大的距离。然毕竟迈出
了可喜的一步。笔者认为，道学也存在一个普及与大众化的问题。道学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亦是
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一方面，道学中有精华有糟粕，有“神奇”
有“臭腐”，需要人们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取舍；另一方面，道学之普及化、大众化不等于道
学之庸俗化、简单化，其间的分寸也不易把握。正因为如此，道学研究工作者更有责任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道学素养乃至语言素养，在道学之普及中发挥引导作用。现在的要务是
提高认识，重视起来，尽快将道学之普及与大众化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五）关于道学史研究
随着道学研究纵横两方面的展开，道学史研究近年也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在道学通史的研究
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钊先生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陆玉林等著《中国道家》，胡孚
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等等。在道学断代史的研究上，学术界较为注重者为先秦道学、魏晋
玄学、道教等。关于先秦道学，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朱
哲著《先秦道家哲学研究》，张运华著《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等；关于魏晋玄学，较为代表
性的作品有：汤一介著《郭象与魏晋玄学》，许抗生著《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赵书廉著《魏
晋玄学探微》，高晨阳著《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王葆玹著《正始玄学》等；关于道教或道教
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等。此
外，关于稷下道家、黄老之学、唐代道家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问世。上述作品的先后发
表，对于人们克服扬儒抑道的传统偏见，重新认识道学的历史地位，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
用。但总的看，与儒学史研究相比，道学史研究仍显薄弱，至少现在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全面
详尽的《道学通史》。如果有一学界权威人士出来，牵头组织编写一部多卷本的《道学通史》，
当是道学研究与发展中之幸事。应该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六）关于郭店竹简与儒道关系问题
1973年，帛书《老子》的发掘，曾使老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时隔20年，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
—《儒家简》、《道家简》的发掘，为儒学和道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契机和条件。短短的若干
年，在该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一些论文
集中反映在《中国哲学》第20辑、第21辑中。对于郭店楚墓竹简的价值，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海外学者甚至誉之为“中国的死海遗书”。还有论者说，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
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个颇为普遍的认识，是肯认儒道之相通
而非绝然对立。笔者以为，对于帛书《老子》和郭店《儒家简》、《道家简》，还有进一步探究
第7篇：儒家哲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实践美学和生命美学的论争，成为当今美学界的热点，论争的目的是确立中国新世纪美学的发展方向。因此，仅围绕“实践”等范畴作理论的论争是不够的，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美学。事实上，从实践美学到生命美学，既是一种超越，亦是一种回归。这将有助于澄清当下很多理论误区，也是摆脱西方语境，发展中国美学的必然要求。
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美学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实践美学之后，生存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超越美学等等异彩纷呈。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表现为对人当下生存的关注，它们的理论大致都建立在生命本体的基础上。为此，可以将它们统称为生命美学。
当代生命美学的理论体系还远未成熟，甚至招致不少非议和误解。另一方面，开掘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意义已愈来愈受到美学界的关注。通过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审视，我们发现其中亦涌动着一股强烈的生命气息。
华夏民族宇宙意识的大旨是强调时空一体，时空变化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创造融为一体。老子提出了“道”、“气”、“象”“有”、“无”“虚”、“实”等等，无非是在说由“道”展开的一切生命流程。先秦诸子大都是用宇宙生命流动的哲学观点指导着思考问题。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见，他也认为世界是自然发展的生命流程。《易·系辞》云:“夭地之大德曰生。”将事物看成生命的流程，生命通过阴阳交换的方式而展开，而人是特殊的生命，要以体现道的善性对待人类和万物，从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要透过万物之生而创和谐环境以利于自身的生存繁衍。这便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精髓，它的深层意蕴是从生命出发视一切为统一于道的生命流程。下面，我们再从构成中国传统思想主干的儒道两家美学思想进行分析。
儒家美学思想中审美追求和生命追求是通过“致中和”统一起来的。“人而不仁，如乐何?”“乐”即美的创造活动，审美活动应与“仁”一致。而“仁”的目的在和谐，即顺天道以阴阳和合的动态发展。只有和谐才有利于从事农业的民族生存。儒家关心的是个人如何为族类生存繁衍作贡献，而又在这贡献中体现出个人的价值。这样能使族类乃至宇宙万物的生命流程得以顺利展开，个人也会得到一种生命充实且能发挥创造性的美感。按儒家的观点，这种美感往往根植于人生的内在精神世界里。在文艺创造和审美活动中，只要不失本心，就一定会以“致中和”为原则，这原则在《乐记》里有很好的说明，其中一句“合生气之和”更是点睛之笔。依照“天人合一”的命题，人的艺术精神本来就是自然宇宙的生命创造精神，人的心灵正是宇宙和人生的交合处。因此，儒家美学不是在模仿自然，再现自然，而是在心灵深处发掘出美来。
至于道家的美学思想，其审美追求和生命追求是直接同一的，儒道之所以能互补，是因为两者实际上同是生命哲学一根所生，哲学同源，美学也不会有本质的差异。道家把生命的自由展开联想为美，认为个体生命得以自由展开就能自然达到群体幸福。在道家看来，人并不应该像儒家那样讲“仁”，讲“赞天地之化育”，自然生命的流程在正常地开展，你去干预它就是错，任何干预只会妨碍宇宙生命的流动过程。宗白华认为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
以上分析可见，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是自由展开生命创造力的角度进行审美的，所不同的是一个注重群体生命，一个注重个体生命。儒家向往“致中和”，道家向往“真”，中国士大夫大都属于儒道互补型。因此，从整体上说，中国古代生命美学的发展形态是“致中和”与“真”的整合。坚持“致中和”注重了社会功利性，要求作者的精神面貌无碍于社会和谐，重视生命的群体性。坚持真，注重生命的独特体验，作者要尽可能真切表达出独特背景下的独特感受，尊重生命的个体性。
我们还需要对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作专门的探讨。中国古代的美学范畴很多，诸如“气”、“意象”、“意境”、“神”、“妙”、“味”等等。这里因限于篇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探讨。笔者认为，只要选取其中“气”和“意境”两个范畴，就可以窥见整个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
在中国古代，“气”是一个贯穿始终而又内涵对自然烟雨云气变化的观察及对人呼吸之气息流通的体验。后来，这个概念演变成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不单指具体的事物，而且成为事物的本体(包括自然、社会、人类生命乃至精神道德境界)。魏晋南北朝时期，“气”由哲学范畴进一步演变为美学范畴，作为对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最高概括，成为一种体认宇宙万物、万象、万态各不相同又相互联系的生机活力与深层生命内涵的审美。
“气”作为宇宙生命原质，也是创作之本源。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就是说，宇宙之气构成万物的生命，推动万物的变化，从而感发人的精神，产生了艺术。艺术不仅要描写各种物象，而且要描写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的“气”，“气”之表现在作品中，则可以转化为作品的生命力、感染力。这种气之本源，使有形无形、物质精神融合在一起，能显示整个大宇宙的生命气息。也就是说，美学上的“气”具有超象性。因此，它能蕴涵一种深层的生命内涵，具有内在特征。换句话说，即中国传统的“气”之审美，往往是一种由有形悟人无形，虽无形实有形的审美。“气”的审美特质，便是在对宇宙万物的生机活力与深层生命内涵的独特体悟中实现对万物生命的把握与深层体验。
上文我们简要提到了“气”的超象性。那么，在审美中同样重要的“象”是什么呢?这便是“意境”。“意境”是中国古代审美的“象”，但这并不是有形的“象”，而是“境生于象外”(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它包括“象”，也包括“象”外的虚空。“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一个重要范畴，它的发展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条重要线索。
要搞清“意境”的具体含义，还必须追溯到老子。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因此，对于一切具体事物的关照最后都应该进人对道”的关照。老子将“道”作为关照万物的最高目标，而“道”是“有”和“无”、“虚”和“实”的统一，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这种观念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艺术，艺术家们往往不太重视对一个具体对象的逼真刻画，往往努力突破具体的“象”去把握宇宙的本体和生命。这也构成了中国和西方传统艺术的显著区别，“意境”也因此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范畴之一。
关于“意境”理论，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争论，这里，我们选取较为普遍的看法。“意境”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其浅层内涵是情景交融，展现的是人和人或心与物之间一片真情相互交融的情景。较深层次的内涵为形神统一，展现个体生命不为埋没，精神进人与道一体的自由境界的图景。其深层次则为虚实相生，境生于象外，展示的是一幅无限的宇宙图景，演奏的是永恒的宇宙生命交响曲。换言之，“意境”范畴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三个层次:情景交融构成了人际关系，生命之真清，形神统一构成了个体生命之神明，虚实相生构成了宇宙生命之本源。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美学宗旨之所在。
正是受上述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不是冷漠冰凉的哲理时空，而是生气蕴注其内的生命时空。这种强烈内在的生命意识是中国古代艺术鲜明的民族特色。美学思想往往是从艺术创作中抽象出来又反过来指导艺术实践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审视中国传统的艺术。
首先来看看绘画。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提出了绘画“六法”，“气韵生动”居于首位。“气韵”之“气”便是一种“元气”，它是宇宙元气和艺术家本身元气化合的产物，亦是绘画艺术的生命所在。中国古代画家即便是画一块石头，一个草虫，几只水鸟，几根竹子，无不要在其中灌注整个宇宙的生命意识，而不是局限于画面的精心刻画。这正如王微所说:“以一管之笔，拟太空之体。”(《叙画》)也正如后来郑板桥所云:“天之所生，即吾之所画，总需一块元气团结而成。”(《郑板桥拾集·补志》)“一块元气”者，宇宙生命也。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画论最好的总结。宗白华亦认为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
中国书法亦不例外。书法如仅仅服务于实用目的，就不成其为艺术，它必须“加之以玄妙”，应体现造化自然的本体和生命。所以，中国书法不仅重实，而且重虚，这就是所谓“虚实相生”、“黑白相间”的道理。古人论书云:“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可成书也。”(苏轼《论书》)。在行草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宇宙生命流动的气息。其实，楷书也不例外，楷书中的一横一竖，并不是简单的横过去，竖下来，而是逆锋落笔，“欲上先下”、“欲左先右”，写到最后还要回锋收笔。《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周易》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可见，它们都有很内在的联系。
中国古代的音乐，其特征更为突出。古人有乐者，天地之和”的说法，就把音乐和宇宙生命联系在一起，而且给予音乐应天开物、赞育群生的意义。西晋阮籍《乐论》对此有很好的论述:“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体，则和，离其体，失其体，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方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升群生万物之精气。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
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欢，九州一其节，奏之寰丘而天神下，奏之芳泽而地址上，天地和其德，则万物和其生。刑索不用而民自安矣。 “乐”乃“天地之体，万物之性”，即宇宙之生机，万物之生命。作乐乃“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一方面顺应生机之律动，另一方面赞誉天地万物之生长，直至国泰民安、神人以和。这些思想虽有些夸大和神秘色彩，却更突出了音乐和宇宙生命的联系。
诗文亦是如此。清叶燮《原诗》云:“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他又在《己畦文集》中又说:“吾又以为含天地万物之情状者，又莫于诗。”明董其昌云:“文要得神气，且试看死人活人，生花剪花，活鸡死鸡，若何形状，若何神气。”(《画禅室随笔·评文》)或曰如“生花”，或曰如“活鸡”，一句话，要像活物，要有生命。但诗文之生命又是指的什么呢?书画有形，音乐有声，诗呈现给人的乃是语言。但诗文亦需以言状物，体现出无的生命。而且古人之强调生命，并不一定是就作品所写的具体内容而言，而是指作品的整体，一种超越的抽象的生命感。所以古人对诗的欣赏强调..悟”、“涵咏”，“因此读诗的人必须通过反复涵泳，把握这个活泼泼的意象，把握它内在的血脉流通”。把握它内部的血脉贯通，才能接触到诗歌活泼的生命，得到美的享受。
第8篇：儒家哲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采用文献分析、比较互证等方法，探究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其诗歌风格形成的关系，结论认为:欧阳修经世致用的独到儒学见解，为其诗歌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充实作用。他以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令诗歌表现出内容的扩展性，风格的议论性及以文为诗、平易流畅等完全不同于唐代诗歌的面貌，也为宋诗风格的逐步形成，创造出自由纵横之广阔天地。
苏轼对欧阳修评曰:“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这正可说明欧阳氏深刻精辟之儒学见解和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学术史而言，文史哲本为一体，那么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他的诗歌创作之间又有哪些关系呢?思考这个问题，更能深刻把握欧阳修诗歌创作逐渐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以及对宋代诗风产生的深远诗学意义。
一、对“人”的关注与诗歌内容的扩展性
北宋建立伊始，急需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来巩固新生帝国，以加强集权统治。但这时的儒家思想随着隋唐时期佛、道的发展，已日渐式微，它的作用和影响也遭受了巨大冲击。这种思想上出现的混乱状况，令有识之士有所警觉。恢复儒家道统，复兴儒学，成为这些人首当其冲的任务。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中，欧阳修身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肩负起了对儒家思想价值重新认识和阐释的艰巨任务。在他看来，儒家之道不仅仅只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一套具体制度和道德规则，它除了讲究礼乐刑政和道德仁义之外，还应该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他认为儒家之道决不是玄之又玄，无法追求的东西，它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社会政事之中，包含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戚戚相关。不难看出，欧阳修是一个儒学的实践家而非纯粹的书斋学者，在主张贴近现实生活与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儒学关注的落脚点，在以往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宣教之外，更关注人，以人之常情为出发点，以人事为归宿。他不仅对凡人的人情有深刻的体察，也将圣人拉下神坛。在欧阳修看来，圣人也是人而非神:“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圣人之道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正是:“教人树桑麻，蓄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所以人情是世人易知而近的日常生活和规律，也是人所共有的生活习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态与认识方式。
哲学是存在之思，浓缩了人类理性思维的精华;而“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的每一个毛孔都透射着人性的光辉”文学作品的立足点就是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发掘，诗歌也不例外。欧阳修以人情为关注对象的儒学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他的诗歌创作达到契合。如果说他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性的对人类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观照，那么他的诗歌则在感性层面上抒发了对人和人生的真诚体验，显示出他对生活意义的重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注上，比如《边户》，儒者情怀借助诗歌的表现力更深入人心。其次，表现在欧阳修擅长用诗歌来议论时政和社会问题，诗歌成为欧阳修政治主张和社会意识的独特体现。如《夜宿中书东阁》、《宝剑》、《班班林间鸠寄内》等都是对国事的强烈关注及激切批评。最后，表现在欧阳修喜欢书写日常生活的琐屑小事或奇异事物上。欧阳修不断在士人生活中发觉美的意味，在表达上则更富于情韵，宋调渊雅的精神特质也已初步显露。
欧阳修对于人情、人事、多层面、多角度的深沉体味，突破了生活的外在表象，深入到现实生命中，这种突破一旦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会对诗歌创作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也会不期然地影响到诗歌创作的内容，扩大其表现范围，令它散发出面对社会现实巨细兼容的特质，为宋诗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宋诗疆域的不断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论议争煌煌”的精神体现
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儒者应该“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夫儒者所谓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达其理，而酌时之宜尔。”儒者对于经籍的正确态度是“不徒颂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能施于今”。而对于仅仅醉心于文字之间的儒生，欧阳修感叹曰:“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儒者要从书本中脱离出来，真正起到经世致用、匡救时弊的作用，就必须联系现实，在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阐发议论，并积极实践。欧阳修从小就接受儒家传统思想价值观念的教育，注重砥砺自身的品行，培养刚正不阿的人品气节。并注重发扬儒家“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仁义思想，时刻将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辱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以心系天下的广博情怀，为治理国家、改造社会而献身。他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之力，徒以常有志于学也。今幸以文字试于有司，因自顾其身、时、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地占据了身、时、偶三个有利条件，就更要将这些条件充分利用，为国家人民，积极进取;关心百姓疾苦，担负起道义与责任。遇到不合理、不公正的方针政策与社会现象，理所当然不能沉默自保，要敢于议论朝政，批评时局。
欧阳修这种立足现实、勇于批判的儒学观照成为一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构成了他反观自身的最高标准。而当一种认识升华成一种价值观念，并深深根植于作者心中的时候，它必定也会影响其内在的审美需要。所谓“哲学的个性观则是艺术个性观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根源”。那么以“关心百事”为既存的审美框架，在诗歌创作中敢于“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大胆地阐发议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倾注更多的审美感悟与生活体验，就会令诗歌摆脱空谈性理，无的放矢的倾向。欧阳修诗歌议论化的风格通过这种思想的充实与强化，也渐渐成熟起来，新的诗歌标准也随之建立。再者，欧阳修善于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刻思索与学习，如他治《春秋》，不仅是去探索《春秋》的本义，更对《春秋》之笔法心领神会，《春秋论》云:“《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他研究《诗经》也有感触，“《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愉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于心，此诗人之意也。”这种出于公心，物无遁形，以寓褒贬之手法与“美者善之，恶者刺之”的原则融合于诗歌创作之中，对形成欧阳修诗歌的议论特征具备潜移默化的影响。“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不仅是其精神的体现，更是欧阳修一生诗歌创作的自我写照。
对欧阳修来说，当务之急是复兴儒学传统，重建儒家礼乐制度的绝对权威。那么自己的儒学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人理解与接受，就取决于这种思想的现实影响力，要扩大它的现实影响力，就必须对它进行广泛传播。传播思想的途径除文章之外，同样能起到昭示真理作用的诗歌无疑成为最佳选择。借用诗歌弘扬儒家之道，自晚唐逐渐流行起来的律诗，因体制短小的缘故，自然远不能够适应他的这种创作欲望与要求，只好借助能酣畅淋漓、综合表达的古体。元好问云:“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对欧阳修大量创作古体诗也有肯定的评价。以大容量的诗歌来表现社会生活，宣扬客观、冷静的儒家教义，兼用大量议论，这与散文的功用及表现手法渐趋相似，欧阳修又是散文大家，诗歌和散文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相互渗透影响，彼此启发。欧阳修诗歌以文为诗的特征，便“巧得来不觉”的自成法度了。李调元以为:“欧阳文忠诗，则全是有韵古文，当与古文合看可也。”至此欧阳修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为宋诗创辟一代面目作出重大贡献，不仅奠定了其上承中唐、下开两宋的诗坛地位，还为具有绵长生命力的儒学思想在渗入宋代诗史主流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简要与平易的构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核心，无论是在政治、学术还是在立身处事上，他都强调要注重现实的社会实践，关注百事生活。从这种实用角度出发，“平易”、“简要”的思想就成为除旧布新不可或缺的一环。欧阳修认为所传之道应该“易知而可法”，所说之言应该“易明而可行”。他深信只有简易、平易之道才能根植现实，远离天命，更迅速为百姓大众所接受，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第9篇：儒家哲学论文范文
一、儒家诚信的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诚与信并未过多在一起使用，但诚与信是诚信的两个维度。诚作为一种内心的品德诉求，意味着对自己内心的忠诚，澄明自我的内心。诚信最先表现为一种人的内心状态，这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诉求，也是一种内在美德。这种内在的美德使人与天相通达，并且是承受天命的基础。
作为人，不能狂放而不直率，糊涂而不老实，愚昧无知却不讲信用，如果做不到诚信，弄虚作假，就谈不上做人之道。在儒家思想中，注重修身，努力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因为身体力行，信守承诺，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根本。
二、当代大学生青年诚信缺失表现
1.考试作弊，无羞耻心。对这种行为的纵容与无视，助涨了很多高校的不良风气，更有的学生为了能够考试过关，不惜找路子、托关系、打招呼，希望老师给高分等现象。
2.简历造假。这一现象在当今人才市场广泛存在，这是高校部分学生诚信缺失的延伸，是诚信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一方面是部分青年大学生的诚信道德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大环境给予的压力，使得一些学生迫不得已，但是迫不得已并非充分理由来解释这种造假行为。
3.人际交往中传递不实信息。作为“90后”的大学生，网络等虚拟世界已经成为大学生们的生活必须，在这个虚拟世界形成的众多不良交往习惯，必然对现实生活产生特殊影响。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同学之间的交往不真诚，做人不诚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里不一，言行虚伪。
4.学位论文，课程作业抄袭。随着多媒体的普及与传播，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浮躁。目前大学生中，相当数量的学生对教师布置的作业和论文不是仔细查阅资料，认真钻研，而是东拼西凑，从学术刊物上整段地摘录，或从网上下载几篇稍做变动，更有甚者将整篇文章全部据为己有，论文中的数据造假现象亦比比皆是，这表明大学生普遍不重视毕业论文的撰写，缺乏诚实的学习态度。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教育存在的问题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学校教育一直是重理轻文，无论是文科教育还是理科教育，都无视人文教育、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大学生的整体教育模式，除专业课之外，大部分时间在学习英语、考取各种职业资格证书，极少有人会自觉学习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来提高个人基础修养，更不会有太多学生去静心反思个人的道德行为、伦理诚信等问题，同时高校缺少了人文教育、道德精神的培养即高尚人格塑造等全面教育模式，流于表面文章，没有深入的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
1.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商业化过于浓厚。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在关于“课程与文化：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上，曾批评当前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于弘扬过程中存在着的商业化现象。传统文化要发扬光大，既要和商业化寻找合作的机会，但也应当和商业保持一定的距离。
2.文化传播的功利化，使得学生接受时染上功利色彩，对诚信丧失信心。由于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传承中出现严重商业化现象。在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对社会资源配置有着重要作用。而这一问题使得人们误认为追求私利是一个社会最好的利益。
3.文化贫困化造成优秀传统文化失去公信力。学生只看到商业化、功利化、贫困化，使学生对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文化失去信心，未能从内心达到一个合理的认同。
四、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传播的有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