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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下午好!
今天有幸参加科级干部公开竞聘演讲,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公司人事改革的具体体现,是领导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是同志们对我的支持,在此,我首先要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叫黄晓峰,26岁,毕业于武汉大学,大学学历。**年进入**工作,先后在***、***从事过**、**等岗位工作;**年*月调入**部担任**至今。
摘要:服务经济时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面临这种新的形势与要求,经济类人才应运而生。劳动力资源的市场优化配置程度越来越高,这也标制着劳动力市场细分化已逐步形成体系化。在这种体系构建的模式下,本文着重探讨了经济类人才的实际价值并对此进行比较性评估,分析了服务经济时代下劳动力市场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准确定位经济类人才的发展方向与价值贡献效应。在顺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规律下,判断新的就业趋势,使这类人才能够被充分发挥作用,科学使用,更好地为经济社会服务。
关键词:服务经济时代;经济类人才;人力资本;价值效应
一、服务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特点
“服务”这个词包涵的内容很广,我们可以把它扩大成一个行业,甚至一个时代。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开始转向服务经济。从以传统经济为主体的结构形态转向以服务为主的服务经济形态,目前这种转型与结构性重组已基本完成。服务经济(Service Economy)是以人力资本基本生产要素形成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在服务经济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工具已人土地和机器转变成了人力资本,人才层次与质量程度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1]因此,服务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和教育水平。
(一)服务产业人才的结构性短缺
在劳动力市场总量依然保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服务产业却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出现了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供给短缺。[2]这种结构性供给短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用工企业对人才的劳动力教育水平和素质有明显的提高,导致一些低学历、低技能的就业人群无法满足经济发展与用工单位发展的需要。其次,大量学历型人才与市场的就业职业不相匹配。这与我国教育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批应试型学生正处于学历教育向素质教育转移的过渡期,按照预期的人才培养目标却无法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所以出现与之相对应的技能型人才培养不足,则形成了技术性人才的结构性短缺。
(二)新兴行业劳动力供给不足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2年中国的新兴行业达682种,2003年—2007年间中国城镇新增岗位数有超过8成来自服务业。服务业历来是大量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领域。面临着大量的新兴行业,劳动力市场与教育部门都缺少充分的准备。相对行业增长速度来说,学校专业的增加速度非常缓慢,从而造成很多岗位出现专业人员空白的现象。
(三)工资水平不合理,行业挤占现象严重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某些行业成为了人们热烈追逐的对象。房地产、金融、IT、信息服务、文化传媒等行业成了众矢之的。巨大的利润空间,使得这些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较高。这种结果已形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入口与出口相矛盾的怪圈现象。就业者在选择学习的专业或技能之初就已经倾向于这些热门行业,而在输出时却出现竞争残酷的局面,导致其他行业无人问津。
二、经济类人才的人力资本投入与服务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类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
1.切合实际的就业价值取向。经济类人才必须具有健康乐观、切合实际的就业价值取向,根据既定的价值取向有针对性地指导就业行为。应该具备积极进取、勇于创新作的职业素养,将自己所学技能更好的在工作岗位中得以展现,服务于经济社会[4]。
2.具有创造性思维。经济类人才必须具有专业性的独特创新精神,这就要求培养经济类人才时应该注重综合素养和科学的创造性思维这两个要素。创造性思维对经济类人类从业后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首先,可以不断在工作中摸索经验、总结规律,增加知识总量;其次,可以不断提高认知能力;再次,也可以激发人们再创造热情,更好地把已掌握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二)人力资本投入在服务经济中的地位
传统的物质资本决定论认为,资本会带来一定量的财富,而劳动是转变成财富的方式,它只是使资本增殖的一个必要条件。库兹涅茨(1961)却发现,美国经济的增长与其资本累积的状况成反比。1869年—1888年,美国的资本与产出之比是3.2%。1909年—1929年间增长到3.6%,但在1946年—1955年间却只有2.5%。[5]也就是说,在这过程中只用了较少的投入创造出较多的产出。
三、经济类人才人力资本投入的多元化价值效应分析
(一)价值实现的主要表现形式
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是人才,那么人才在社会竞争中能贡献出什么样的价值,这是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人才价值是指人才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以本身的自然属性满足社会属性的一种需要。也就是能够为所服务的主体带来效益与利益的一种需要形态。对于经济类人才来说,它的人才价值有如下表现形式。
1.共有持续价值
共有持续价值是指同一类人才所共同具备的最基本技能,而这种技能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能够持续的固有价值。这是通过客体的内在素质在实践过程中转化成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具体到经济类人才,他们有共同的基本素质,这些素质包括天赋、教育程度、掌握的技能、品质等。
2.人才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是指人才把内在素质进行外在的输出,基本素质外化的过程表现。通常指人才的业务活动通过劳动表现出来的过程。使用的价值结果取决于人才自身的输出主动性与输出环境的难易程度。这两方面的因素会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就业表现及渗透效果。
(二)经济类人才人力资本效应评价
服务经济时代下产业集群性企业密集。人才之间要通过日常的生产经营来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分享产业链内部的规模经济效益与产业经济效益。前提是在获取效益前要完成产业服务生产中预期的战略性溢出效益。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资本中的核心资本,是完成企业经济效益的必要投入资本。经济类人才所处的服务产业是集群产业,会产生极化效应,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类人才的人力资本向产业集群的集聚,不仅使得这类群内的服务型企业由于拥有了更多的专业化的经济类人才,而且便于开发新技术、创造新模式,获得相对于集群外企业更多的竞争优势。服务型产业集群经济要想持续发展,必须要获得这种强大的人才支持,可见这类人才在所处行业中的人力资本价值效益产出明显。并为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促进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资本投入的贡献是主要的,所以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我们不但要注重技术与科技的进步,也要越来越重视人才的培养。这就需要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这对经济的增长也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人才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已经产生了正面的影响。那么在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下,服务产业要想一直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必须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水平,来促进产业集群化的整体竞争力,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加速完善产业集群中的人力资本投资体制和机制,构造科学、宽松、高效的管理组织体系,充分发挥产业集群中的人力资本效应,从而为企业的经济增长构建一个和谐又健康的环境。(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省青年专项课题“面向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BD1211032
参考文献:
[1]黄衍.论服务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J].现代商贸工业,2008,3.
[2]郭朝红.创新人才培养评价[J].责任与要求,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06(4).
众所周知,以改革开放为契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GDP年平均增速达10%。在此背景下,私人财富也得到快速积累。
与美国富豪主要是集中在IT等科技行业、零售业和能源业不同,中国富豪榜前10名财富人物的行业分布较为单调,40%从事房地产行业,30%从事与制造业相关的行业(2009年11月福布斯数据)。房地产和以出口为定位的制造业,正是前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双引擎。
然而,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调结构已是迫在眉睫。
过去10年,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和加入WTO等有利因素,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超高速增长,而商品房在低住房拥有率和城镇化的推动下,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但这两大引擎今后不可能维持原有的高速运转状态了。
而且,创富过程中伴生的社会利益分配问题也异常明显: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超过美国。
因此可见,今后10年,中国GDP增长率将从10%的水平明显下降(可能降至7%左右)。而调整税收政策和加大社保支出,以确保社会稳定,可能会成为调结构的重点。
那么,财富管理将面临策略性的难题:是应继续进取,还是趋向稳健?
过去创富是主调,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已基本完成创富的高资产净值人群,应适当把财富管理策略从“进取创富”调整到“稳健守业”。
首先,风险控制须成为财富管理的重点。面对超高房价、创业板炒作、股指期货投机等诱惑,建议能以“隔岸观火”的心态与这些击鼓传花式游戏保持距离。虽然,这些游戏现在实在热闹,参与博傻的人,都抱着“没有最傻,只有更傻”的信念而乐此不疲,不过,财富不会在炒作中产生,懂得拒绝诱惑,是确保自己辛勤劳作得来的财富不被“重新分配”的关键。
其次,须设立合理回报预期。以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为背景(10%的年GDP增长),各种投资长期回报不俗。以股市为例,上证指数从1990年底设立至2010年5月31日的近20年间,平均年回报16.77%(根据彭博资讯的数据)。今后,如长期的GDP年增长下降到7%,预期股票市场的长期回报率也会相应下降,假设由16.77%降到10%,根据复利计算中的“72法则”,就是用72除以年收益增长率,可以得出资金翻番时间,投资者的资金会每7年翻番。假设35岁开始个人财富管理,以100万元起步,28年后,财富翻了四番到1600万元,如果通胀不失控,财富的增值足以使人安享晚年。
再次,须把握长期投资主题。要使财富增值的速度高于通胀,承担风险类的投资基本上是必不可少的配置,而把握好长期投资主题是成功的关键。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会从保经济高速增长调整为确保社会稳定,而可能把大部分支出用于社保、低保、扶贫、教育、保障性住房、医疗保障等,以真正实现合理的财富分配。这就令保险、医疗、医药等相关行业在未来长期受益,静待估值合理之际,介入这些行业应为良策。
[关键词]:财政压力农民超负担财政立宪
一、历史的考察:财政压力与农民超负担的关系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莫不与农民负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历史上的大往往是人祸甚于天灾,往往是徭役赋税过重引发流民四起,社会动乱。于是在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就出现了“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苛捐杂税,基层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征缴队伍与官员人数,而这又相应的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循环可以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倾向于扩大基层官员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税赋负担,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冲突更加激化。虽然历经千百次改朝换代,改革中兴,却仍旧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而这一循环几乎都发生在该朝国库长期亏空,面临巨大财政压力的时候。但各朝为缓解财政压力解决财政危机而施行的变法大都在初期使“向来积弊为之一清”,而其中长期效果却无一例外地与初衷相反,每改革一次,负担就加重一层,这一现象被现代史学家称之为“黄宗羲定律”。封建王朝旨在缓解财政压力的赋税改革之所以“糜不有初,鲜克有终”,原因有多方面,没有正确处理财政压力与农民超负担的关系恐怕是其中根本的一条。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并不一定产生财政压力,关键是看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否危及到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何帆博士称之为义理性)。当政府的财政发生困难或发生财政危机并已经威胁到了政权存在的义理性时,就会出现财政压力。而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重新找回政权存在的义理性,就会加大对农民的盘剥,造成农民的超负担。当然,农民长期的超负担会使生产积极性下降,国家税基缩小,税源枯竭,经济增长停滞从而影响政府的财政收支,造成财政压力。从历史上看,农民的超负担达到一定限度就会危及国家存在的义理性,发生社会动乱。何帆博士提出了“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认为“凡有重大的改革,都有财政压力的背景”,“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封建王朝每遇有财政压力的时候便增加对农民的压榨,造成农民的超负担,而农民身上背负的担子过重又转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压力,甚至使王朝易姓,政权失去存在的义理性。因此,处理国家财政压力和农民超负担的关系是每一个当政者应当审慎地对待的。
二、建国以来农民超负担的轨迹:从隐性到显性
建国以来农民超负担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隐形到显性的过程。从大的背景来看,解放后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但当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首先是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商品物质极度匮乏,通货恶性膨胀,社会处于混乱状态。其次,还在进行,需要巨额军费开支。加之当时对一切被解放的旧军队和旧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在财政上形成沉重负担。此外,重点企业和交通运输的恢复重建工作以及由于失业严重和水旱灾害所需的救济等等,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资本投入严重缺乏。当时中央政府掌握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能够集中全国财力、物力办大事。因此,在把农民强制性地固定在土地上的同时人为的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产品价格利用剪刀差迅速积累起了工业发展需要的资本,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壮举。这样,工业产品成本降低,而农产品价格却无法提高。集体化、公社化一系列运动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其直接结果却是造成农民收入总体水平偏低,生活条件恶化,但这一时期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农民负担也表现为隐性负担。1978年底,以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到80年代初基本形成新的经济体制。农民负担由集体范围内的扣除转变为农户家庭直接缴纳,因此由隐性负担转变为显性负担。1984年之后,城市改革全面铺开,国家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90年代前半期我国告别短缺经济,买方市场形成,传统经营方式下的农业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调整升级,农产品严重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减少。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希望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整个经济增长,但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农民收入增幅减缓,相对收入较低,无法形成较强的购买力,显性化的农民超负担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增长。这直接引发了始自2000年的农村税费改革。实际上,农民收入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农产品的价格低,中国大多数农民收入主要是靠农产品的收入,因此,农民的绝对收入偏低;二是农民负担较重,苛捐杂税比较多,并且非税性收费过多,造成农民的相对收入偏低。而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农民负担过重造成收入增幅减缓,收入减少又使农民感到负担过重。中央政府正是期望从解决农民超负担入手提高农民收入,刺激农民消费,从而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使国家存在的义理性复归。张岸元、白文波认为,只要乡村两级政府掌握土地所有权就必然会寻找经济意义上的实现,即征收经济地租。我们认为,造成农民超负担的原因固然有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不顾国家法令,凭借对土地所有权的掌握横征暴敛的一面,但农民超负担的形成是各级政府在面临财政压力的情况下寻求从预算外获得财政收入以弥补财政缺口,缓解财政压力的必然结果,而这正是导致农民超负担的充分条件和根本原因。
三、由财政压力引发的农民超负担:一个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财政贡献不断下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成比例的提高其财政收入比重,加之五花八门的减免税和普遍的偷漏税,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迅速下降,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比重的下降,即: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下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同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一直伴随着巨大的财政赤字。90年代以后财政赤字居高不下。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赤字更是有了大幅度上扬,1994年财政赤字比1993年增长了大约1倍。特别是1997年以来,中央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1997年财政赤字为582亿元,2001年扩大为3260亿元。财政赤字的扩大和预算内财政收入的萎缩直接导致了预算外收入,特别是非规范资金的膨胀。据估计,中国的预算外收入占预算内收入的30%,非规范资金与预算内收入旗鼓相当。可见,预算外收入与非规范收入已经成为中国各级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各级政府正是通过的预算外收入和非规范性收入来缓解财政压力。特别是基层政府,其预算内财政大多是“吃饭财政”,甚至是“讨饭财政”,只好以制度外的财政收入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许多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公共的支出(如义务教育)却由地方和基层政府支出,在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往往是“不给资金给政策”,“放权让利”式的改革演变成了中央政府的“让权”。如果说“放权”是将本应属于地方和部门的权利放归本位,那么“让权”则不尽然,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把本不该让渡的权利让渡出去(叶振鹏,1994)。统一完整的财政预算走向分割与分散,造成了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划分不清,地方和基层政府承担了很多全国性公共产品支出,这一现象在近年来趋于显化。由于经济持续低迷,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财政收入锐减,但由于财政支出具有刚性,在正常财政收入无法保证支出的情况下只好把手伸向农民,中央政府也默许了地方和基层政府这一行为。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政府运行成本过高带来的财政压力,从而引起的农民超负担。从总的情况来看,1978年全国行政管理支出为52.9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4.67%;1991年增长到9.85%,1995年这一数额增加为996.5亿元,比1978年增长19倍,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4.6%,这反映了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导致行政管理费用猛增(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辩证的,政府的行政人员本来工资不高,为了留住一部分人,在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提升职位,更多的是因事设人,这客观上增加了政府的运行成本)。卢汉龙曾谈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认真反思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是否有必要将政府延伸到乡镇一级。回顾中国历代的政府建制,均是只到县一级,县以下靠的是‘乡绅’自治……减轻农民负担还应当从推进行政体制的改革上下功夫”。根据1989年的抽样调查,全国乡镇人员350万,乡镇基层组织54681个(中央编制委,1994)。如果说这些国家公务员每个每年行政开支5000元,则国家要负担175亿。而目前乡镇一级普遍实行一人一职或一人数职,这意味着使乡镇人员已达到了50万,仍远远无法满足实际工作需要。而且,出于控制农民的需要,越是基层需要的官员就越多。如果现有的74万村委会改为村政府,每村按5人计算,全国约370万,按每人每年开支4000元,需要158亿。乡村一级的政府官僚大多是“皇亲国戚”,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本非常高,极易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于是庞大的官僚机构要维持运转,本级财政不够,中央财政又舍不得补贴,必然要靠增加农民负担来维持。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当前乡镇一级政府的职能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邓大才,2000),甚至是认为可能考虑回到1949年以前的乡村体制,彻底撤销乡村两级组织,由农民自治和选举乡保长(程晓农,2001)。可见,财政收支的长期不平衡、财税体系的混乱和政府运行的高成本直接造成了对政府的财政压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并造成政权存在义理性的缺失。
四、解释的综合与深化:中央、地方、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在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明确:
①中央政府、地方、基层政府和农民利益目标不一定一致,可以看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主体,有时为一种博弈关系。由于政府具有强力,强力能够界定权利,于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农民间的博弈过程为典型的强权博弈。对地方来说,中央处于支配地位;对农民来说,政府处于支配地位。
②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企业的税收,尤其目前在各种类型企业税率不一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所提供的税收。基层政府,尤其是乡村一级政府,迫于财政压力,作为土地所有者拥有对农民收取经济租金的权力,而且在基层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其收入主要来自对农民的收费(经济租收入),但基层政府为追求预算收入最大化,总会考虑农民所能承受的极限值。
③信息不完全对称,即中央知道地方、基层政府和农民的选择,地方、基层政府对中央和农民也有确切地了解,但农民却无法知道各级政府政策选择,至少无法确切了解,尤其不知道基层政府所提供公共品的确切定价。
1.基层政府和农民的支出函数分别为:
Ug=U(Cg,Gg)
Up=U(Xp,Gp)
其中Cg为地方政府政权机关运作所需支出(如行政支出、公安、司法支出),Gg为地方政府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支出(如文化、教育、卫生支出),此处我们不考虑地方发展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Xp为农民私人物品消费支出,Gp为农民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使用费支出,并不考虑其它支出。在面临财政压力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公共产品支出主要来自对农民的收费,所以Gg=Gp。
设m农民总支出,并由假设前提可得到农民的支出函数和约束条件为:
Up=Up(Xp,Gp)
s.t.PGGp+PxXp=m
PG.Px分别为对农民公共品支出和私人物品支出的价格。
由于农民在不得不考虑地方政府强权的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在私人物品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对于m中对公共品的付费农民有一个最大承受限度。当达到最大承受限度时带给农民的支出为Umax,此时公共品价格达到农民最大承受极限时的价格MaxPG,因此有以下两种情况:
当PG≤MaxPG即Umax
当PG>MaxPG即Umax>UP农民将拒绝接受这一价格,并且在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解决的情况下,农民会用比较极端的行为对抗(比如在一些农民负担较重的地方,农民越级上访,集会闹事,甚至冲击政府机关等时有发生)。
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无法知道公共品的确切定价。理性的基层政府总是会将公共品价格定在实际价格(PG′)与农民最大承受价格(MaxPG)之间。即通常支付的价格为PG,PG′MaxPG农民承受显性负担;PG≤MaxPG时,农民承担隐形负担。这样,基层政府既能得利,又能保证本地社会安定。
由于基层政府一般是有任期的(设为n),并且基层政府所得收入要有一部分上缴上一级财政。下面为基层政府的支出函数:
Ug=U(Cg,Gg)=(1-t)PG(Cg+Gg)-μPgˊ(Cg+Gg)ˊ
其中,PG(Cg+Gg)=eG,t为基层政府向上级政府所缴分成比例,01,表明基层政府支配公共品供给的权力很大。PGˊ,(Cg+Gg)ˊ为公共品实际价格和数量。在考虑到农民的最大承受能力(Umax)的同时,基层政府希望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使Ug=U(Cg,Gg)达到最大,只通过提高eG或减少(Cg+Gg)ˊ(因为一定数量的公共品的价格是一定的)。而农民会根据上一期的eG和(Cg+Gg)ˊ来决定下一期行为。因此地方政府考虑到农民最大承受能力(Umax)后,会在eG与(Cg+Gg)ˊ之间寻找一种均衡。而由于寻租行为的存在,(Cg+Gg)ˊ往往有增大的趋势,公共品成本发生的扭曲μ相应地也有增大的趋势。
现在分析基层政府任期内的行为。假定第0期上一任基层政府所留节余为0,从本届政府的第一期开始,为了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缓解财政压力,并不使农民感到显性负担(Ug>Umax),那么虽然地方政府在本期的目标函数Ug不是最大,但却使基层政府获得了下一期继续增加eG(2)的机会,一直到第(n-1)期,农民将感受不到显性负担。但在第n期,由于政府面临换届,并且在没有责任追查制度的条件下,基层政府将在本期尽量提高公共品价格而降低公共品数量(这在本期内不会显现出来),使Ug(n)(Xp,Gp)<<(Umax)(n),显然,基层政府选择了一个使得ΣUgi(Cg,Gg)(实际支出总额)最大化的策略。这样,基层下一届政府所面临的通常是Up(Xp,Gp)<0,地方政府必然要弥补这个缺口,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此次农村税费改革中发现的乡村两级政府的债务问题可以作为本分析的例证)。
这里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地方政府预期eG有较大上升空间,可以选择暂时的Up(Xp,Gp)<0,通过将来eG的增长来补偿前期损失;一种情况是eG上升空间不大,则基层政府将减少Cg(行政、司法、公安)或Gg(文教、卫生等支出),从而使当期Up(Xp,Gp)最大化。可见,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农民所承担的费的制约,归根到底是受农民收入的约束。其财政压力根源于收费超过农民的最大承受能力,而农民的承受能力与收入又有直接关系,并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权存在的义理性。
2.假定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为:UG=(Mg,Mp)=θMp+(1-θ)Mg①
①并进一步可调整为:UG=Mg-θ(Mg-Mp)②
其中,θ为基层政府在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权数,相应地(1-θ)为地方在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权数,θ在(0,1)区间内变化。Mp,Mg分别为中央政府从基层政府和地方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
正如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所揭示的财政压力引发了制度变迁,中国的改革是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在农村推行,农民收入增长迅速,1978—1984年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中央政府逐步缓解了来自农村的财政压力,并从改革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得自农村的财政收入比重增大。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中,θ值不断扩大。随着由潜能释放(1979–1984)到潜能消散(1984),尤其是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第二部分已经提到),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减缓,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又一次显现出来,客观上加剧了农民的超负担,θ值逐渐变小,尤其是近两年θ值几乎接近于0。1984年以前,城市经济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承担着为中央政府提供财政收入来源的任务,改革迟迟没有推开。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的得自城市企业的收入构成了中央财政收入中重要的一块,但其重要性已无法与改革前相比。因此,伴随θ值得扩大,(1-θ)逐渐变小。1984年开始城市改革全面铺开,大批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破产,但新兴的部门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政府财政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4次财政体制改革(1980,1985,1988,1994)后,地方财权扩大,出现了与中央争利的局面,甚至形成了所谓“诸侯经济”和割据状态,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一路下滑,中央赤字不断扩大。由于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对中央有重要意义,(1-θ)值逐渐扩大,近几年几乎接近于1。
综合来讲,在改革初期,既然Mg的值相对变小,而θ值不断增大,要使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最大,在式中必然要遏制Mg的下滑趋势,并使Mg尽可能趋近于Mp。这就增强了城市经济改革的紧迫性,从改革的历程来看,来自财政的压力也促进了改革的推行。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Mg的值逐渐变大,而Mp和θ值不断减小。由于农村经济受到制约,农民负担加重,80年代前期积累起来的农村改革成果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农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呈阶段性递减趋势,农村改革成了被人遗忘的改革领域,θ几乎趋于0。而且,当基层政府面临财政压力的时候,政府与农民的交易最容易发生畸变。基层政府部门拥有普通农民所不具有的信息资源、组织资源,乃至暴力资源,受不到来自农民的监督,它就可以凭借强势地位单方面制定与农民的交易规则,使交易变成一种强制性剥夺,这必然造成政权基础的不稳定。因此,面对财政压力的中央政府必然会把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农业和农民将越来越受到重视,θ将逐渐增大。中央决定从2000年开始,在安徽试点农村税费改革,这可以看作中央政府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缓解财政压力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也说明了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的正确性。
五、小结
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与国家面对的财政压力和农民超负担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压力导致农民的超负担,农民超负担又加剧了国家财政压力的状况,这两者的恶性循环使得当政者不得不面对国家义理性的缺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总结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当政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建国以来,农民超负担经历了一个由隐形到显性的过程,面对国家财政压力也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60年代的短期调整和70年代末的改革),国家的义理性也逐渐找回。在改革过程中国家面临着财政收支长期的不平衡,财税体系的混乱和政府运行成本过高的压力,国家存在的义理性又一次面临考验。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印证了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而三级政府(中央、地方、基层)财政收入的增长,财税关系的理顺是缓解国家面临的财政压力,为农民收入增长创造条件并最终解决农民超负担问题的釜底之薪,因为从本质上讲,解决政府运行成本的畸高也在于财政收入的提高,收支的平衡以及政府间财权、事权的合理划分,即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而实现这一目标,恐怕不能拘泥于对原有法律体系的修修补补,而必须从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角度加以研究,改革。在原有的体制框架下通过增加农民收入缓解财政压力减轻农民负担的空间已经没有多少余地。环顾世界,与我们比邻的亚洲国家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大洋彼岸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市场经济国家正在掀起一场为财政立宪,为市场经济立宪的狂潮,给政府和市场合理分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市场经行为。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一国的财政制度,虽然不能完全解决财政压力,却能使政府行为更加制度化。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变迁都源于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出现不均衡,但制度的非均衡状态仅仅表明制度是不稳定的,并不是说就一定发生制度变迁。要使制度变迁真正实现还有待于原有制度安排的否定因素逐步加强或壮大。在减轻农民超负担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应充当制度供给主体,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中国来说,这正是解决农民超负担的根本办法,也是使国家义理性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的根本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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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路从3月14日中标,3月15日开工建设,业主就提出环城西路跨线桥必须在6月1日通车,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工程,干好了对四网公司乃至四局在合肥市场的作用,干砸了直接影响四公司在合肥的市场。“我们肩负着合肥市民的信任与期望,首要任务是保证环城西路跨线桥6月1日前畅通”××*如是说。他几乎每天晚上只睡上3、4个小时,从3月22日环城西路第一根钻孔桩开钻,肩负重任的××*心理压力有多大是人们难以想到的。从开钻之时,他就一刻不敢离开钻机,每隔几个小时就要到钻机旁了解一下情况。一方面督促、指导钻孔操作人员、现场值班技术员进行观测;另一方面,自己亲自测量、控制。灌注混凝土是保证钻孔桩质量高低的关键,在灌注过程中,××*总是小心谨慎,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从灌注的准备到灌注完毕,他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要保证钻孔桩灌注成功,首先,混凝土的坍落度值控制很重要。坍落值大,影响桩的质量;坍落值小,则容易出现灌不下去,甚至造成断桩。他要求混凝土坍落度值必须控制在18-22cm之间。前期进程很顺利,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旋挖钻在10米处遇到了6米厚的熔岩层无法越过,冲击钻越过岩层要滞后工期近10天,对于76天就贯通的工程,10天的滞后是致命的。为此一夜未眠的他突发灵感,能不能增大桩径、增多桩数,保证承重系数可以不需越过岩层呢?第二天,经监理、设计、业主紧急会商,一致认为此方法可行。这次果断的决定为3月26日桩基提前按节点工期全部完工奠定了基础。××*在成绩面前并没有骄傲,而是用行动在践行着自己的责任,4月1日,环城西路跨线桥的2个承台和一个桥台浇筑成功。4月4日,第一墩成功浇筑。4月8日,墩身浇筑及膺架搭设全部完成,至此,仅用了23天全桥下部结构主体施工全部完工。
为了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生产任务,经理部组织开展了劳动竞赛活动。他广泛动员精心组织,结合施工现场情况,排出每一周的施工计划,并将计划细化到每一天,细化到作业班组,落实到责任人。做到每天早上有布置,下班前有检查。要求管理人员全天候跟踪服务,跟踪检查。做到事事有人管,事事抓落实、事事有回音。他分管的责任区,在业主、监理多次检查中均获得好评。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安全是员工的生命。××*在施工生产中不仅注重抓质量,同时也十分重视抓安全。他每天在早点名时都回顾前一天存在的安全隐患,强调部署当天安全工作的重点,每天上工地,都要检查施工人员是否戴安全帽、高空作业系安全带,检查工地安全防护设施。对重点危险源进行重点检查,落实全程控制。要求身边的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做到安全生产,警钟长鸣,确保了工程优质、生产安全。
××*为人谦和,勤奋好学,非常关心其他员工。在工作之余,他常常研究施工图纸,看施工组织计划,不懂的,他总是很谦虚地向工程部技术人员请教。他经常说:“我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只有通过增强员工们凝聚力,团结、发动员工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齐心协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我们在施工生产中才能取得良好的成绩”。环城西路跨线桥的工期很紧,员工们平常的工作强度都很大。为了让员工更好的投入施工生产中,××*亲自抓工地食堂管理,高薪聘请了一名高级厨师,保证一日三餐员工能吃上可口、丰盛的伙食。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采购;管理
我们所说的政府采购在西方国家也被叫做公共采购,其含义与我国一样,主要是指用招标的形式在各级政府财政监督下对国内、国际市场上所需要的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进行购买。2003年我国顺利实施了《政府采购法》,不仅扩大了采购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采购的范围,在采购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通常来说我国的政府采购工作必须要在严格遵守《政府采购法》的前提下进行。然而,在不断深入发展改革开放的今天,采购工作的这些成就已经不能使当前社会需求得到满足了,而从我国最近的政府采购实践来看,还存在着很多不完善和不规范的现象在政府采购中,其中包括:不规范的采购预算,较低的采购效率,采购人员素质较低以及政府采购监督不力,不完善的采购法律法规等等。
一、政府采购的相关概述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政府利用财政资金,为满足政务和公共服务的需求,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与私人采购不同的是,政府采购具有节约财政资金、加强宏观调控、保护民族产业等作用。随着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颁布,政府采购的规模越来越大,政府采购的管理越来越规范,政府和人民的着眼点渐渐由简单的支出规模和资金节约率转向政府采购的监管和效益上去。
2016年10月,财政部公告,进一步明确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细则,对“谁来查”“谁被查”“怎么查”等问题作出规定。然而,由于政府监督机制不够系统完善,政府采购仍然存在透明度不高、权责不明晰以及由此带来的滋生腐败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监督机制,笔者通过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监督机制,并结合我国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现状,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政府采购体系。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政府采购管理的途径
(一)合理制定政府采购预算,强化政府支出管理
由于如果存在不合理的财政预算,就会出现过大的财政压力,进而导致降低政府采购的效率,所以非常有必要对政府采购预算进行合理的制定,首先,政府采购的首要任务就是工程、服务及节能环保等方面,然后以此为中心进行采购范围的拓展服务,当然政府采购的范文应该包含培训、会有、接待以及政府购买劳务等,我们需要在预算中对政府采购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避免浪费,使资源采购共享得以实现。与此同时,还要对政府的管理和约束进行不断的加强,在进行采购工作时必须以政府采购计划为依据,并对其进行全面的管理。除此之外,在政府采购方面我们要求必须对采购项目的预算编制进行细化,在对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后再将合理有效的采购计划制定出来。
(二)建立一支专业的政府采购队伍
我国的政府采购队伍从2003年以来建立以来大体上都比较完善,但是在社会和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其规模和专业能力都还不能很好的适应,绝大部分采购人员都来自财政部门,而对于政府采购工作来说平,不仅仅只局限于财政管理,工作人员还需要对招投标、合同管理等更多方面的知识与技能进行掌握,因此,我们建立的政府采购队伍必须要具备较强的专业性。首先要做的就是对采购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从对市场的了解开始,准确、细致的熟悉商品和劳务管理,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主要是对工作人员市场敏感度的培养,还要意识到政府采购的重要性,能够对现阶段制定的采购计划提出自己合理的意见,另外,还要对工作人员在采购中遇到纠纷问题的处理方法进行培养。最后,对于采购工作人员还必须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责任感。
(三)政府采购信息透明化建设
要建设好政府采购信息的透明化,就应该公开采购信息,让人民群众都能清楚了解,从而实现公平公正的政府采购,在03年颁布实施的《政府采购法》中,供应商被赋予了多种基本权利,知情权理所应当的成为首要权利,这说明政府对采购信息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以及询价采购等一系列工作做到无条件公布,为了确保供应商实现公平竞争,就需要政府使供应商的知情权得到保证。那么,要想保证采购信息公布的有效性,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慎重选择媒体,政府要对媒体进行合适的选择,对目标受众的阅读取向要全面掌握;(2)推进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在采购信息时可以选择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杂志、报刊及网络论坛等,利用电子信息技术缩短时间,提高信息的效率。政府采购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保证自身的诚信和信用度,一旦协议达成,就必须按期执行政府采购,通过政府采购的指导去使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经济得以建立。
(四)建立健全政府采购制度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的政府采购制度必须是健全完善的,我国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有较大的漏洞存在于政府采购中,就将会有很多腐败现象随之出现。如果政府采购制度足够健全,那么就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让原本分散的政府采购活动变得有序进行,并且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采购预算进行不断细化,加强政府部门监督各种采购资金,只有如此健全的财政制度,才能将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提供给企业,不仅如此,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言,政府采购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对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能使国家垄断资本的可能性降低,采购商品和服务更加透明化,产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也会降低,非常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政府采购目前还处在不断发展成长的过程中,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但是,在政府采购的基础工作方面相关工作人员正努力全面进行夯实,并且积极推进电子化进程的加快,对采购模式不断进行创新,所以,在不久的将来相信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局面被开启。
参考文献:
[1]邵成伟.我国政府采购管理问题及对策[D].宁波大学,2012.
[2]肖孟华.浅谈如何规范完善政府采购工程管理[J].东方企业文化,2013,09:93-94.
中级会计师考试辅导《财务管理》第五章讲义6
经营杠杆与经营风险
1
2)经营风险产生原因:市场需求和生产成本等因素的不确定性。
3)经营杠杆与经营风险的关系
②经营杠杆本身并不是资产报酬不确定的根源,经营杠杆不存在(DOL =1),经营风险(EBIT 的变动性)仍会存在,只是不会被“放大”(与产销量等比例变动)。
(三)财务杠杆效应——息税前利润的变动“放大”每股收益的变动
1. (普通股)每股收益
=
2. 财务杠杆效应
1
例如,假设前例M 公司2012年度实现息税前利润200万元,承担债务利息费用100万元,适用50%的所得税税率,流通在外的普通股数为50万股,则M 公司2012年的每股收益为:
=1元/股
若预计2013年息税前利润提高20%,达到240万元,其他条件不变,则2013年预计每股收益为: =1.4元/股,与2012年相比提高40%,是息税前利润变动率的2倍。
2)原理:由于固定利息费用不随息税前利润变动而变动,当息税前利润增加时,减除固定利息费用后的税前利润及普通股收益将产生更大幅度的增长(降低每一元息税前利润分摊的利息费用,从而提高每股收益)。
3)产生根源
利润的变动率,就存在财务杠杆效应。
越高,财务杠杆程度越低)——用财务杠杆系数(DFL )衡量。
3. 财务杠杆系数(DFL )
1)定义公式:
2)计算公式
一、强化意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我强化安全生产意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努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施工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深度。我从实际出发,抓细节、抓深入、抓具体,有效推进工作落实。认真履行应尽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加强工作广度,加强对安全生产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必须整改到位,消除一切安全隐患,确保不发生大的安全生产事故。2018年未发生任何重大险情以及安全质量事故。
二、建立健全制度,促进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稳步展开
我要求全体参建人员在生产过程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消除一切安全隐患。
二是制定和完善规章制度并确保有效执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安全生产过程中,也是一样,有“规矩”,才能讲“方圆”。我制定《安全管理制度》以此建立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做到责任到人,明确分工,把安全贯串于生产全过程,杜绝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三是加强安全培训工作。我加强对职工的技术培训,定期对职工进行培训,对新工艺、新设备的操作使用以及近期生产中的技术难点、安全隐患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讲解,以提高职工的整体技术水平,增强安全生产的可靠性。
三、真抓实干,确保生产安全
2018年,在安全生产工作上,我做到真抓实干,确保生产安全,促进工程建设稳步进行。
一是组织本项目严格执行各项安全质量规章制度,完善安全管理细则大胆创新将高新科技产品应用于安全管理。
二是精心部署,确保施工安全
关键词:金矿开采;地质环境;影响;治理
DOI:10.16640/ki.37-1222/t.2016.11.124
0 引言
黄金是国家经济的基础,黄金体现了保值,也是消费者最愿意收藏的。对于金矿的开采,对于国家经济与人类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黄金开采过程中,用科学的方式进行开采,避免在开采时对土地资源、地质环境资源、地下水资源等造成负效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带来的经济效益增长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在加强我国黄金工业发展的同时,应当遵从人与资源、环境、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1 金矿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负效应
(1)易发生地面沉陷、塌陷、裂缝等问题。在矿山采区内,由于金矿地下开采工程会造成一定的采空区和疏干排水,从而致使地面发生塌陷、裂缝等现象。经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因采矿而造成大约8.7×104km2的地面面积塌陷。(2)易发生岩石崩塌、山岩开裂。在矿坑上覆地层和岩石之中,经常发生岩石崩塌和山岩开裂现象。在开采挖掘孤峰、悬崖峭壁、或突出山嘴处矿石时,很容易因剥蚀卸荷作用而造成山体变形或开裂,进而发生岩石崩塌、山岩裂开等严重问题。(3)易发生地面滑坡、泥石流。尾矿库、剥离的土岩、以及分离的废石这三类是采矿和选矿中主要产生的矿业废弃物,它们会侵占许多农用土地面积,并会对地貌和植被造成一定的危害,另外,还容易造成泥石流、滑坡等现象。最近几日,广西某矿因尾矿库崩裂造成泥石流的发生,其后果非常严重。(4)易引发地震灾害。和深井注液抽水、应力释放、矿山压力、塌陷、以及采矿疏干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地震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2 金矿开采造成的水环境负效应
(1)矿山排水疏干给当地生活供水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由于矿区开发疏干排水,使地下水循环条件和渗流条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大幅降低了水位线,从而给当地生活供水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2)采矿造成地下水质变差。大量土壤和岩石因采矿而被出来,造成地表剥蚀加快,同时,造成大量泥沙流入河,使河道发生阻塞;由于矿区、选矿厂排出大量污水,在很大程度上污染了水源,破坏了水质环境。
(3)酸性化矿井水的污染。在开采过程中,由于金矿井口含有大量硫化物,这些硫化物溶于水内,经化学反应会形成酸雨效应,从而造成水质酸性提高,使其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危害极大。
3 金矿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1)破坏了土地资源。无论是金矿开采过程,还来开采完的闲置尾矿,都会破坏土地资源。经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因采矿占用的土地面积大约2.0万km2。(2)破坏生态环境。金矿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水,这些污水会污染和破坏矿区及其周边的河水质量与生态环境。另外,砂矿开采,还会使植被和自然环境遭到一定的破坏,河道也会因泥沙流入而被阻塞。(3)自然景观遭到破坏。矿区内采矿后,除了环境、植被、生态平衡会遭到破坏外,自然景观也会受到破坏。如在水库下游开矿,会造成水库的水快速干枯。
4 综合治理金矿开采环境
(1)综合利用采矿废弃物。1)对有价值的金属,以及其他组分进行提炼,加以综合利用。由于大部分金矿废弃矿石和尾矿中都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如Zn、Cu、Pb等,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综合的方法,将这些有利用价值的金属和其他有用组分,从废弃矿石和尾矿中提炼出来,从而进行合理的回收利用。2)应用于建筑材料。将提炼出来的金矿尾矿中金属有效地应用于水泥、砖等建筑材料中。3)用于造耕地。如果废弃物不能实现上面2种用途,可以采用化学或物理化学的方法进行处理,用于造田,使其重回大自然。
(2)综合治理矿区水环境。1)治理矿区供水矛盾。为避免水质污染,通过隔离的方法将水层隔离。可以将矿井排水来灌溉农田。对被污染的矿井进行净化处理。在疏干层保持水层的独立性,避免互相沟通与优质水源污染。为防止矿井漏水,应采用阻水或截流技术将进水通道封闭住,以增大矿区供水量。2)综合治理污水。结和污染物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及污染水的性质,使用综合的方法对已被污染的水进行分阶段的净化处理,从而有效降低水质的恶化及污染程度。
(3)综合治理矿区岩体移动及废弃地。1)为避免采矿过程中产生岩体移动现象,应对影响矿区的各因素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矿区矿岩的产状、构造、力学性质等,同时对采矿诱发的负效应进行预测。加固或填充已经塌陷的、滑移的岩体。2)恢复生态平衡。综合治理采矿产生的废弃物,采用多级综合方法,使废弃地能够 达到复垦的标准,种植植物,恢复生态平衡。
5 黄金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发展趋势
(1)合理布局黄金产业,提高资源利用率。截至2011年底,中国黄金矿山生产企业262家,且在主要黄金矿产资源成矿带上均分布多家不同规模的生产企业。重复性投资、分散生产的中小黄金矿山生产企业,资源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应对产品市场变化风险能力低,黄金产品价格急剧下滑使多数中小矿山企业处于亏损或接近亏损现状,已带来资源重组的机遇。这有利于区域资源整合,实现规模化开发,优化黄金产业的合理布局。(2)保有工业资源储量及品位呈下降趋势。虽然2012年底中国已探明的黄金资源储量占世界第二位,但工业开采可利用资源较低,需通过加大探矿投入、提高资源储量级别以及开展及深部探矿,提高可利用工业资源储量,获取可接续资源,确保黄金产量稳定增长。(3)高效强化开采,提高矿石回采率。通过增大科技投入,研发安全高效低成本采矿技术,提高矿石的采掘效率、降低采矿的损失率和贫化率及其成本是提高黄金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源头。
6 结语
金矿的开采,对于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金矿的开采过程中应该注意对环境的干扰、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对开采完的矿山即尾矿应避免置之不理,对已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尽最大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加强对金矿开采诱发的地质环境负效应进行综合治理。
参考文献:
[1]中国黄金协会.中国黄金年鉴(2012)[M].北京:中国黄金协会,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