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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下,初中社会教学应该更好地体现教师的主导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立足于社会生活实际,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经验,不断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结合相关社会现象了解社会知识,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生活,感悟社会,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譬如,面对危机,面对南海危机以及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挑衅,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来应对,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决策体现了中国睦邻友好的态度,同时也表明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维护国家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引导学生搜集更多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科技和现代化的发明创造,自然就会了解中国的伟大,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人对社会的贡献,不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引导学生横向相比,中国在计算机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轻武器,超级计算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高铁从无到有到,成为世界上最成熟的、发展速度最快的高铁。还有很多发明创造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些都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去感知中国的社会发展,不断地增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主动学习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成就感,更好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二、创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组合
教无定法,用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够真正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的创造力得到很好地培养。尤其是在新课改的理念下,更加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的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多种教学方法的穿插运用,防止学生产生审美疲劳。同时,学无定法,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基础,相互借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比如在通过主持人法、放风筝法、捉迷藏法、参赛法等具体学习方法,不断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增强学生探究合作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三、灵活组织教学形式,提高其课堂教学效率
关键词: 省属普通高校 研究生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 问题 解决思路
一、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的主要任务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为发展和完善社会科学理论在搜集和整理社会科学实践经验数据并开展理性思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般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研究方法。[1]方法论问题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方法论的突破意味着相关学科领域研究深化。然而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的发展与更新一直比较滞后,尤其是在大部分省属院校研究生教育对学生研究方法训练的系统性和前瞻性还存在明显不足。重视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跟社会科学理论同等重要,社会科学方法论甚至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
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要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提高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阶段的社会科学方法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学生撰写学位论文乃至今后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问题。提高研究生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能力,对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提升大有益处。规范研究生的研究方法还能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层次。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教学,使受教育者在研究生阶段培养理论联系实践,尊重社会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良好研究素养,为将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奠定基础,为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二、省属普通高校研究生培养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在省属普通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用的整体基础还比较薄弱。通过对所在院校社会科学类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经验总结和对吉林省部分省属高校有关教学情况的个案研究发现,目前一些省属高校尚缺乏掌握主流研究方法即实证研究全部技能的研究人员和培养这些人才的教育机制。一方面,部分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指导老师所掌握的资源(纵向和横向的课题经费)不足以支撑实证研究的支出。另一方面,部分导师和其学生还没有很好地形成优势互补的研究团队,理论研究上多进行规范分析,而缺乏实证的研究。当前部分研究中体现出研究者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掌握还不够成熟,或者重理论而轻方法。
同时,在部分省属普通院校,对研究方法领域的教学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我与部分同行交流,以及在授课和接受一些研究生关于论文中方法方面问题的咨询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学生面临的方法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不会选题,对研究问题的确定偏重于依赖专家或导师意见,难以在符合专业方向的论域里发展出感兴趣又有能力操作完成的论题,不会界定研究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能激发读者兴趣并且有价值、潜力的选题,等等。有些学位论文没有研究问题,研究的论域和论题都没有明确的界定,把研究的论域具体化为论题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困难。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也许不是单纯的研究方法方面的不足,但是通过方法方面的引导,可以改善在选题过程中的盲目性。再比如,有的研究论文没有明确的研究假设。学位论文应该如何提出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不少论文在这个方面比较混乱。[2]一些学生只在导论中提到研究目的、研究问题或假设,而在后面的文献回顾及研究方法等章节均没有涉及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显然是为了提出研究建设而提出研究假设。还有学生在论文文献回顾中,根本就没有涉及文献回顾所涉及的有关其他研究与本研究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论文在提出研究假设时很突然,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假设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介绍清楚。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中对统计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如均值比较,相关分析等不理解统计软件给出结果的含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位论文写作和其今后的研究能力。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初步估计一方面与这些院校的生源跨专业甚至跨学科现象比较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这些社会科学类研究生缺乏应有的方法方面的指导有关。
以上问题反映出了研究生的研究方法实际应用和方法课教学中的一些缺陷,希望能在教学中引起重视,加强对学生在这方面的训练或指导。
三、教学中解决问题的思路
1.促进研究生选题能力的提高
研究生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选择“合适”的研究题目,并开展研究,也许不是研究方法课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位论文的选题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授课的初期,应该在讲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后,在进行讲授研究设计、研究假设、研究方式、研究方法等内容之前,用适当课时通过实际案例,介绍哪些是合适的选题或好的选题,某些选题存在哪方面的问题,让学生自己去鉴别、分析、讨论、思考。引导学生在自己进行选题之前,要先会鉴别他人的选题,督促学生阅读其研究领域内重要的刊物和作者的文献。
2.着力解决研究规范性问题
科学研究要遵循学术规范,包括选题的确定、研究的设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结果的表述、论文的结构等。加强研究生研究方法的训练,重要的一环就是强调学位论文的撰写要遵循学术规范。一方面是对研究程序的理解问题,如研究问题或假设与文献回顾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研究方式和方法的深化问题,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结合使用,什么样的问题适合定性或定量研究。教学中应采用研究生论文的案例(包括部分学生的课程论文与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分析与鉴别、课堂与调研作业)进行教学,在经验层面探寻研究生科学研究中的方法欠缺,澄清存在的问题,找到优势。从研究选题的论域、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统计假设、统计分析、软件应用、结论讨论等方面分析研究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进行案例比较和分析,加深学生的直观理解和印象。对于统计基础薄弱的学生,则应深入浅出地介绍如何根据研究目的与数据类型选择统计方法,为学生应用、解释统计软件输出结果奠定基础。
3.明确研究生与本科生方法课的差异
研究生阶段的方法课与本科生阶段的方法课,除了在深度、课时方面存在不同之外,在教学的方法与侧重点上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如果说本科生阶段的研究方法教学还主要是传授有关知识,那么研究生阶段则应该促进学生掌握实际研究的能力。把知识过渡到实际的研究与科研论文撰写能力,要考查知识结构与实践能力是如何建构的。总结、归纳研究生与本科生社会科学类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的异同,特别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实践教学。通过课内实践和一定强度的课外实践作业,通过“亲历”,激发学生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情,使学生投入研究对象或研究对象所在的社会情境中去,自发地掌握科学研究的规范与技巧。包括文献综述写作的训练、主要研究方式的应用、问卷的设计、访谈技巧等,都需要亲自操作才能有深刻的印象。因此,教师要加强教学过程的课外督导,以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提供具体的、个别的指导。
综上所述,加强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能使他们掌握并运用所在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提高论文写作能力,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对研究生阶段的培养任务与要求有明确的认识,又要充分考虑到省属普通院校的生源实际情况,采用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着力解决研究生研究过程中不会研究或研究不够规范的问题,协助学生从研究问题的确立入手,发展既具有研究价值又具有实证特点的研究问题,并深化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使之规范地开展研究,提高研究层次,从而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林聚任,刘玉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22-24.
1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原则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 也是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一个难题。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学科的渗透、交叉与融合的不断加强, 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越来越要求从重数量向重质量、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预测性、前瞻性、社会效益的时滞性、实践检验的不统一性和间接性, 它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在评价的客观性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如何确保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原则的客观、科学、公正、公平, 并以此形成一个科学、健康的科研导向, 一直是广大社会科学管理工作者十分重视的问题,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原则是科研管理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笔者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应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1.1创新性原则。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生命, 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创新程度。科研工作是用已有的知识、方法、手段去探究新的知识。如果研究人员缺乏基本的创新精神, 是不可能做出优秀科研成果的。长期以来, 在我国形成了一种主流的评价模式,即职称评定、博士点、硕士点的评定、科研项目的评审都要看申报者已发论文的数量,这导致了学术研究的浮躁虚假, 八九成论文没有真正价值, 致使科研水平低下。所以,必须把创新作为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最高标准,并且要鼓励创新、重视创新。这样才能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上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康庄大道, 才能真正体现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意义。
1.2 评价方法的综合性原则。
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方法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种。定性评价是利用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判断通过记名表决进行评审和比较的评价方法。定性评价的优点是简便快捷,效率高,成本低,便于操作。缺点是评价专家个人的知识、经验和好恶在评价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具有较大主观随意性。因此评价结果有时可能不是完全客观的。
而定量评价是采用数学的方法,收集和处理数据资料,对评价对象做出定量结果的评价方法。定量评价具有客观化、标准化、精确化、量化、简便化等鲜明的特征。但定量评价往往只关注可测性的要素,事事都要求量化,有些要素勉强量化后,并不能对评价结果作出恰如其分的反映。因而,它忽略了那些难以量化的要素,把所有的要素换算为抽象的分数表征与数量计算。
定量评价方法的优点是它根据成果发表刊物的权威程度和成果系列反响来作为评价标准, 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不受个人主观因素的干扰和其他非科学因素的影响, 有助于规范评价行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比如成果统计上有时间的滞后效应;定量指标只能评价以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科研成果, 而对于那些不宜公开发表, 但已经被有关部门采纳, 并取得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却不能充分评价;其次, 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而言,主要采用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论文收录转载情况、获奖情况、成果被引证情况等间接方法测量。间接测量时采用的指标与评价目标的相关性难以完全确定。再次, 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单纯的定性方法或定量方法都不能准确、客观地评价社科成果。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 一定要把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
1.3 评价程序的易操作性原则。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要讲究科学性、合理性, 这是首要条件,但同时也要兼顾可操作性。因此, 在设计指标体系时, 既要严格筛选评价指标,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 又要简化操作程序, 使评价工作简明可靠, 易于操作。
2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
2.1 评价机制的内涵。
《辞海》对机制的解释是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用来阐明一种生物功能的机制,意味着对生物的认识从现象的描述到本质的说明。可见,当机制一词是从机械构造理论中借用的,用于社会科学,指的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联系。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可以定义为: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工作正常运行有关的各部分(即政府、企业、社会科学工作者、社会组织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可以看出,此概念强调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处于何种关系及如何相互作用,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评价方法、评价程序和监督体系。
2.2 评价方法
同行评议法和计量评价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工作中广泛应用的两种方法,也是目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
在同行评议中,专家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同行评议的优势是,专家代替了科学外行拥有了对学术问题的决策权。同行评议是科学研究管理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操作得当的同行评议能够对科学研究发挥巨大的激励和支持作用。
计量评价法是一种定量的评价方法, 是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的一些内容指标化、数值化,通过对作为研究成果载体的各种文献及文献间关系的“计量”来考察研究成果。由于用客观数据部分取代了主观判断,利用计量评价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评价的质量,但计量评价方法也有缺点:一是过分依赖于数据, 二是易产生投机取巧, 三是易引发学术不端。
2.3 评价程序。
"所谓评价程序, 是指在评价活动中所应遵循的过程或步骤。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 众多学者对评价程序论述不多, 侧重于说明评价程序的重要性。相对实质评价来说,评价程序更易把握, 可操作性更强, 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道路。如果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要达到实质上和理想上的公正、公平, 光靠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是难以保证的,还应该从制度上加以保障, 因为“法制”比“人治”更可靠。合理可靠的程序是制度的基石, 因此, 为保证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公正、公平, 就应该制定公正、公平的评价程序。就目前的研究状况和工作实际来看, 如何制定学人公认的评价程序, 诸如专家的选择程序、评审的步骤、异议的处理程序、成果的报奖程序等, 应是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的重中之重。 [1]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参考文献:
一、适用范围
本条件适用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
二、政治思想条件
遵守国来法律、法规,专心致志于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学术作风正派。任现职期间,年度考核合格以上。
三、学历、资历条件
获学士以上学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取得副研究员资格5年以上。
四、外语、计算机条件
(一)熟练革也一门外语。多加全国职称外语统一考试,成绩符合规定要求。
(二)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参加全国或全省职称计算机考试,成绩符合规定要求。
五、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条件
取得副研究员任职资格后,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主持国家或省(部)级研究课题,制定研究方案、思路,协调课题组工作;
(二)曾主持或参与主持重大学术交流活动二次以上。
六、业绩成果条件
取得副研究员资格后,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二条:
(一)每年按计划完成科研任务;
(二)在省级以上报刊正式发表二十万字的研究成果;
(三)主持(第一主持人)并出色完成国家、省部级课题一项以上或地、市(厅、局)级课题二项以上(以课题结项证书为准)。
七、论文、著作条件
取得副研究员资格后,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篇以上(第一作者);
(二)有3篇以上研究报告被省以上党政领导机关采用(第一作者);
(三)公开出版本专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1部以上(第一作者)。
八、破格条件
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对确有突出贡献者,并取得副研究员任职资格二年以上,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二条,可破格申报:
(一)获国家级二等奖以上(前五名);
(二)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前三名);
(三)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以上(第一名);
关键词 台湾地区 图书资讯学 期刊评价
分类号 G250.13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10.019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Assessment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in Taiwan
Li Xianzhi, Fan Yingying, He Rong, Yang Xiao
Abstract The Assess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in Taiwan began by the mid-1990s. It has undergone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the exploration period of journal ranking, the parallel development period of journal ranking and indexed by core journal databases, as well as the new system period of ranking and indexing, which show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journal ranking and indexed from independence to unity, the assessment basing mainly on objective index to mainly on expert assessment, and so on.
Keywords Taiw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assessments.
0 引言
学术期刊提供了专家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实现了知识累积、传播、分享的目的,也正因如此,学术期刊的分级与品质把关遂成为学界一项重要的工作。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评价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台湾地区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学术期刊的繁荣出版,评价研究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经过将近20多年的发展到如今已经形成了两种较为成熟的评价制度,即“期刊评比排序”与“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录” [1]。2015年底台湾地区“科技部”(原“行政院国科会”,下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制定《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暨核心期刊收录实施方案》,并于2016年1月4日正式开展新一轮期刊评比收录[2]。
大陆专家学者对台湾地区图书资讯期刊的关注始于上世纪90年代,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叶继元教授于1994年率先对台湾地区科技期刊的出版与发文进行了统计分析[3],随后随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日益密切,一些专家学者逐渐对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对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出版现状的梳理[4],基于国际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收录的台湾图书资讯学期刊的影响力分析[5]、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一级期刊对比分析[6]、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系期刊论文主题分析与引文分析[7-8]等方面。总体而言,大陆专家学者对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的研究较为零星,研究成果较少,而针对期刊评价方面则缺乏整体把握。因此,本文将在简要回顾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出版概况与评价背景的基础上,以评价制度的确立为时间节点,较为全面地阐述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评价历程,同时就在评价历程中体现出的一些特征作简要说明。
1 图书资讯学期刊出版概况与评价缘起
1.1 出版概况
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的出版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伴随着台湾地区图书馆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图书资讯学正规教育的铺开以及图书资讯学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等因素而逐渐开展起来。1953年11月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2005年11月更名为“中华民国图书馆学会”)在台北“国家图书馆”恢复成立[9],195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2005年更名为“图书资讯学研究”)正式刊行,标志着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出版的开端。1967年,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国家图书馆”分别刊行《图书馆学刊》(1999年更名为《图书资讯学刊》)、《“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996年更名为“国家图书馆”馆刊)。到了70年代创刊数量略有上升,共计7种,例如1970年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编辑发行《教育资料科学月刊》(1980年更名为《教育资料科学》,又于1982年更名为《教育资料与图书馆学》)。上世纪80年代创刊数量与70年代基本持平,共6种期刊,例如1983年台北市图书馆发行《台北市立图书馆馆讯》等。进入90年代,图书资讯学期刊的创刊数量达到鼎盛时期,共有16种期刊编辑发行,例如1991年成功大学图书馆发行《成功大学图书馆馆讯》(1998年更名为《成功大学图书馆馆刊》),1994年世新大学图书资讯学系刊行《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已停刊)等。进入21世纪,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创刊数量较少,新创刊的期刊仅有3种,例如南华大学出版事业管理研究所于2004年编辑发行的《出版与管理研究》(2008年更名为《文化事业与管理研究》)等[10-11]。
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在“国家图书馆”期刊文献资讯网(收录101种,包括已停刊,同时将停刊更名视为不同期刊,下同)、THCI(台湾人文学引文索引,收录24种,2011年6月停止更新并整合至TCI-HSS)、TSSCI(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2种)、TCI-HSS(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资料库,收录20种)、ACI(学术引文资料库,收录15种)、CLISA(中文图书资讯学文献摘要细料库,无查询权限)、Airiti-Library(华艺在线图书馆,收录21种)等数据库中均有收录,本文限于篇幅仅以2013年9月11日启用的TCI-HSS数据库收录的“图书资讯学期刊”名单为依据,同时去除已停刊、原刊名等情况,详见表1。
1.2 评价缘起
一方面,随着台湾地区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学术期刊出版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同时也伴随着期刊质量良莠不齐,欠缺客观评价体系等问题,加之台湾地区大学不断民主化,建立客观的学术评审制度刻不容缓,学术期刊的评价也便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12]。另一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的扩张,出现了诸如教育发展质量失衡、教育资源排挤、国际化程度不高、大学及学术评价亟待建立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台湾地区政府部门通过制定或修订大学法律法规来促进大学发展的健全化、国际化以及评鉴标准化[13]。在此背景下,台湾地区的大学评价研究与实践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逐步形成了4个层级的评价体制:(1)各大学的总体评价以及所属单所系评价;(2)同学科与同学门评价;(3)学者研究成果评价;(4)学术刊物评价[14]。在大学评价过程中,“学术研究表现”与“学术研究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期刊品质,因此期刊评价便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2000年台湾地区“科技部”(原“行政院国科会”,下同)正式发表《“中华民国”人文社会科学白皮书》,并将学术期刊评价计划作为未来的发展目标[15],借此契机各学术领域或自发性需求或接受“国科会”委托,纷纷展开期刊评价工作。
2 图书资讯学期刊评价历程
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隶属于人文社科领域中的教育学门,其期刊评价是伴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工作同步开展起来的,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评价逐渐形成了两套评价机制,即期刊评比排序与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录,本文以这两种评价制度产生的时间节点为依据,将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的评价历程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2.1 期刊评比排序探索时期(1995―2000)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于1991年12月举办“国内人文学术期刊与学术推广期刊相关问题座谈会”,邀请相关期刊编辑、文哲系所师生及出版业者出席,在会谈别提到期刊评价制度问题。在此会议的基础上,1995年台湾地区“科技部”遂开始推行“人文学及社会科学各学门期刊评比排序”计划[16],图书资讯学领域相关专家学者或自行或受“科技部”委托进行期刊评价与研究工作,自此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评价工作正式铺开。1995年台湾空中大学人文学系薛理桂教授对台湾地区仍在刊行的31种图书资讯学期刊进行了第一次评价研究,其评价作业的详细情况详见表2。
从表2可知,薛理桂教授主要是从客观角度进行考察,并未将领域内专家、学者的主观认知纳入指标体系。同时,在该评价研究中并未进行期刊排序,主要依据《“国内”学术性期刊评量参考标准(乙表)――人文社会科学类》中的评价指标进行对比与客观描述。此次评价研究属于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的首次评价排序研究,也是这一阶段唯一的一次评比排序研究,因此其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对后续评比排序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2 期刊评比排序与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录并行发展繁荣时期(2000―2015)
以TSSCI和THCI Core的建置、使用为标志,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评价进入“双轨制”评价阶段,这一时期期刊评比排序逐渐建立起统一的评价方案与体系,而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录也逐渐成为图书资讯学期刊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2.2.1 期刊评比排序方面
自1995年进行第一次排序开始到2010年,又先后进行了4次评比排序研究。2001年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黄世雄等人接受台湾地区“科技部”委托的研究计划,以1996-2000年刊行的17种期刊进行评价排序(编号A)。2008年台东大学教育学系黄毅志等人亦接受“科技部”委托,对2003-2007年刊行的11种期刊进行评比排序(编号B)。2009年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黄慕萱与台东大学教育学系黄毅志合作,对当时每期都刊行两篇及以上论文的11种期刊进行评比排序(编号C)。2010年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陈光华等人,在对比前几次评比排序的基础上,亦进行了19种期刊的评比排序(编号D),详见表3。
据表3可知,上述4次评比排序或受台湾地区“科技部”委托开展研究或自行研究,评价方法基本都涵盖了“形式审查法”“引文分析法”“专家评价法”等,指标体系也大同小异。但是在这4次评价研究中,台湾地区“科技部”相关部门尚未建立针对图书资讯学期刊的评价方案,致使这几次评比排序规模较小,不易积累经验,公信力有待加强。有鉴于此,2011年台湾地区“科技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制定《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实施方案》,以期建立新的、统一的评比制度,并实行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主导、委托下的线上系统申请形式的学门期刊评比作业。新的评比方案在全面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针对评比组织、评比指标、权重分配、评比程序、评比对象及规则等做出明确规定,其中评比指标包括“形式指标”(6%)、“引用指标”(24%)、“调查问卷”(35%)、“专家审查”(35%),评比结果经由分级会议确认并以A、B、C、D形式,并作为TSSCI、THCI Core的收录依据[21]。
此次图书资讯学期刊评比排序于2014年在台湾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郑英耀教授所主持的教育学门期刊评比中进行,参与评比的图书资讯学期刊共计6种,其中《教育资料与图书馆学》《图书资讯学刊》《图书资讯学研究》为A级,《图书与资讯学刊》《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为B级,《大学图书馆》为C级[21]。
2.2.2 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录方面
台湾地区自 1992 年起,引入SCI、SSCI、A&HCI、EI等引文资料库[22],而本土引文资料库的建置则滞后几年。随着台湾地区大学评价及学术评价的本土化意识加深,加上世界各地特殊的社会文化以及本土语言表达方式等因素[16],相关研究机构在台湾地区“科技部”(原 “行政院国科会”)的委托下开始计划并着手建立符合台湾本土需求及特性的引文索引资料库作为检索、研究与评鉴工具。1999-2001年相继建立TSSCI、THCI数据库,2006-2008年建立THCI Core数据库,2012-2014年整合上述数据库的资源并建置TCI-HSS数据库。这一系列的数据库仅TSSCI、THCI Core两大数据库分别作为社会科学、人文学核心期刊评价收录工具,而图书资讯学期刊仅在TSSCI数据库中进行评价收录,因此本文仅阐述TSSCI数据库对图书资讯学期刊的评价历程。
TSSCI从建置之初就定位于学术水准较高、影响力较大、出版过程严谨的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3],使得其本身兼具检索、研究与评价的功能。TSSCI期刊收录审查流程包括预审、初审及复审三个阶段,其收录方案涵盖了“形式指标”“引用指标”“调查问卷”以及“专家审查”等方面众多指标。自2000年首次公布收录名单开始,直到2009年公布的收录名单中才出现图书资讯学期刊。截止2015年共计公布15次收录名单,图书资讯学期刊历次收录情况详见表4。
2.3 期刊评比收录新制时期(2016―)
上述两种期刊评价制度双轨并行发展,功能却有雷同之处,这样势必会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以及不同学科领域使用者认定上的困扰,因此台湾地区学界近几年一直呼吁将二者进行整合。2014年底,台湾地区“科技部”公告废止期刊评比排序工作及相关实施方案[25],2015年3月起“国立”政治大学黄东益教授研究团队进行了“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收录制度变革”审议式论坛计划,以审议式调查方式进行,希望藉此了解并呈现学界多元化意见。随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为促进学术研究与期刊品质的提升,并使原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录业务更加符合学界需求,遂参考该计划成果,于2015年8月起着手拟定《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暨核心期刊收录实施方案》,2015年11月24日修订通过并于2016年起开始实施新制。新的评比收录新制在原TSSCI、THCI Core收录制度的基础上,融入了期刊评比排序的多元指标特色,以“形式指标”(5%)、“引用指标”(15%)、“调查问卷”(30%)以及“学门专家审查”(50%)等4项指标进行评比,根据币种换算后计算总成绩再依据成绩与学门代表、相关委员审议后分为三级,受评为第一与第二级者,按学门收录到TSSCI与THCI Core中,受评为第三级者为非人社核心期刊[26]。
2016年1月4日台湾地区“科技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正式“开放2016年人社期刊评比暨核心期刊收录申请”公告[27],而图书资讯学隶属的教育学门期刊评比收录将在2017年开放申请,因此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将在2017年迎来第四轮评比收录作业,也即期刊评比排序收录新制实施后的首次评比收录作业。
3 结语
自1995年台湾空中大学人文学系薛理桂教授对台湾地区仍在刊行的31种图书资讯学期刊进行了第一次评比研究开始,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的评比收录研究已走过了20年的历史,见证了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大学评价与学术评价的兴起与繁荣以及图书资讯学教育与研究的不断深入。纵观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评比收录发展历程,其主要体现出如下两个特征:
3.1 从独立分散评价研究走向统一评比收录作业
在2016年期刊评比收录新制尚未实施以前,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评比排序一共进行了3轮,而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录也进行了7次。虽然这几次的期刊评比排序与收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积累了不少经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期刊评比排序与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录却一直是独立进行,这样不仅不利于跟踪评比收录进度与经验交流,而且不利于合理利用研究资源以及对评比收录结果的客观认知。因此,台湾地区“科技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于2015年底制定《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暨核心期刊收录实施方案》,评比收录新制将期刊评比排序与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录整合到一个平台进行统一作业,2016年正式实施后,因而台湾地区期刊评价制度将走向了新的阶段。
3.2 从以客观指标为主逐步过渡到以专家评审为主
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最初的评比工作主要从“形式审查”的角度进行考察,而在随后进行了几次评比排序及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录中,主观指标如“专家审查”“调查问卷”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并将其纳入评标指标体系中,但是在较早涵盖“专家审查”指标的研究中其权重偏低,随着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精神”理念的不断深化,期刊评比排序收录中主观指标权重得到进一步提升[1],如2011年《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实施方案》中“专家评审”与“调查问卷”两项指标权重为70%,而在2015年底《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暨核心期刊收录实施方案》中这两项指标的权重则高达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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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提升的原动力
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首先要思考“为什么”的问题,即谁是提升的动力。就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而言,主要是因应以下三个方面的诉求。
1.1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举世瞩目。但是,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相比,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很薄弱,“西方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大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及中国对西方的了解。”[1]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生命力。创新文化要求高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增进本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1.2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内部环境来看,由于历史传统、院校性质等原因,多数高校内部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院系以及科研机构之间,学术研究失去创新的空间。从外部环境来看,由于体制障碍,高校与科研院所自成体系,虽然也有各种合作,但基本上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急需打破“高校内部以及与外部的体制机制壁垒,通过管理体制机制的系统改革,改变分散、封闭、低效的现状,充分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2],形成可持续发展、充满活力和各具特色的科研管理模式,为全面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搭建良好的平台。
1.3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先后出台了《科技规划纲要》、《教育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旨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政策、措施。高校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数量众多、创新能力不足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主要表现在:在研究群体方面,研究者大都习惯于“单打独斗”;研究团队多数以本学科领域人员为主,缺乏协同创新和联合攻关的动力。在研究方法方面,缺乏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研究方法的借鉴,即使是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也缺乏沟通和交流。在学术观点方面,相当多的研究都是低水平的重复研究,缺乏新观点、新发现,亟需推进跨学科研究。
2.协同创新理论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启示
协同理论最早由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哈肯提出。该理论认为,在一个系统内部,如果各个子系统(要素)之间能够协同配合,那么就能产生1+1>2的“聚变反应”,产出协同融合的“聚集成果”。反之,整个系统必然陷于混乱无序状态。“协同创新”理念的提出,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并提供了如下重要启示。
2.1创新研究方法是学术创新的前提
协同创新理论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互相借鉴彼此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大胆地吸收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积极借鉴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这对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2.2多元学术评价机制是学术创新的土壤
协同创新理论告诉我们,要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提升,构成创新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必须发挥各自优势,相互配合以提升创新的绩效。从长远来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注重专著、论文、项目等科研成果数量的同时,更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以及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探索建立多元的学术评价机制,切实将质量导向、分类评价的要求和标准体现到学科评审、人才评价、教学评估、项目评审、成果评奖、机构评定等各个方面,贯穿于评价活动的各个环节[3],形成正确的科研导向和激励机制,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创新的土壤。
2.3学科交叉研究是学术创新的途径
协同创新理论认为,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新的学术领域,科学上的一些重大突破,大都由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不同学术思想的相互交融而产生,并被历史的经验所反复证明。例如,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凭借自己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就是“社会科学知识综合运用与相互融合”的结果。整合现有研究资源,加强跨学科研究的力度,进行多领域、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已经成为各高校的共识和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3.协同创新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路径
借鉴协同创新的理念,我们认为,在协同创新的背景下,高校要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提升的目标,宜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3.1改进科研评价体系,提升学术创新能力
根据协同创新理论的基本要求,客观、公正、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的建构和完善,要以创新质量、解决需求和实际贡献为导向,改变以往单纯以期刊论文、成果获奖为主的单一评价标准,摈弃依靠论文数量、项目经费和科研获奖的评价模式,代之以创新质量和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贡献作为评价标准。
3.2打破学科藩篱,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
现代社会是一个大科学的时代,“现实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往往带有综合性、复杂性和集成性的特征,任何一个单一学科都无法很好地解决和应对”,也很难出标志性的成果。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已成为新形势下科研创新的基本要求。协同创新要求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协同起来,通过学科交叉,一方面以多元化的视角切入研究问题,另一方面在学科的交叉点发现新问题、开拓新领域,从而实现哲学社会科学使创新能力的提升。
3.3注重环境育人,营造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
富有文化内涵的环境往往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会在无形之中塑造人、感染人。协同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过程,要真正使不同利益追求的创新主体形成合力,必须打造一个使各方都能认同的文化基础。首先,要在协同创新体营造一种自由、宽容互相尊重的团队文化,使相关创新各方实现有机结合和高效互动,使具有不同个性的优秀人才找到实现价值的平台。其次,要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积极开展有利于师生协同意识培养的创新文化活动,营造有利于激发各种创新潜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环境,将合作意识、创新意识融入师生的思想。
注:本文为天津市社科理论界“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基层调研项目立项“天津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调查研究”(项目编码:ZZG-13280)的阶段性成果;天津外国语大学“十二五”科研规划2013年度科研项目“协同创新视角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码:13YB35)的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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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文社会科学 科学数据使用特征
1 引言
在大数据时代,以科学数据为主要学术资源的数据密集型科学正改变着当前的科学研究模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科学数据的作用和价值,定量研究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在一些数据科学的国际会议上,人文社科的数据管理也成为研究者讨论的重点之一。
各种翔实、可靠的数据为以各种社会对象为研究主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支撑,推动了社会调查方法、计量学方法、可视化方法等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发展。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李京文院士在2013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年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上指出,必须不断研究大数据的形态变化规律,利用大数据来研究、认识和预测客观世界及人类自身的发展变化趋势。同时,科学数据也影响着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创新。复杂的经济统计模型、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丰富的科研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等,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条件。科学数据的使用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显著增强。
虽然科学数据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科学数据并未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比如一些学者在从事人文研究时,常使用“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数据密集型研究模式的背景下,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对科学数据的使用习惯是怎样的呢?哪些人文社科学科的研究者更擅长利用数据?他们获取数据的来源、处理数据的类型和方法以及数据表现形式如何?研究者是不是由于缺乏对科学数据的使用而增加了“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名词的使用呢?
本文围绕以上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全文论文进行内容分析,探讨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征。重点分析研究者获取实证数据的主要来源,所要分析的数据类型,处理数据的常用方法,以及数据分析完成后的表现形式。另外,针对学者提出“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人文社科学科中使用的问题,本文将分析研究者在这些名词使用等方面的习惯。最后,根据人文社科研究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提供科学数据服务给出建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调查法采集论文资料,用内容分析方法统计论文中所用到的数据、中文数词,分析其中的问题。人文社科数据主要指调查数据、网络公开数据、政府统计数据和指标等,本文研究的数据对象除以上这些外,还包括实验数据、文献数据和图片数据。文中讨论的实证研究数据是指狭义实证研究所需要分析的数据。狭义实证研究是指仅依靠统计分析法的研究。另外,本文把“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等词语定义为模糊数词。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全文论文。《中国社会科学》是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所刊登的论文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风向标。选用该期刊的全文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我国最高水平人文社科学术成果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而且也可以了解人文社科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处理上所采用的最新方法。笔者于2014年12月通过CNKI数据库收集该期刊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的全部期刊论文522篇,剔除其中“编者按”之类的7篇文章后,最终得到全文数据515篇。
3数据分析
3.1 总体概况
笔者对2010年1月到2014年6月的《中国社会科学》进行分析,共有全文数据515篇,把它们按研究内容分成、哲学、社会学、管理学、人口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这12个学科。但由于人口学和传播学的样本数都小于5,统计的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失真,因而本文不统计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首先对论文的引用数据和实证数据进行分析。除去人口学和传播学的论文,在剩余的论文中,仅引用数据而未进一步统计分析的论文168篇,占总数的33%,进行实证研究统计分析的论文113篇,占总数的22%。统计发现(见图1):除了哲学学科的论文没有引用数据外,其余学科的论文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数据。而实证数据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几个学科上,其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比例分别达到67%和73%。这里政治学的数据值得注意,虽然该学科的论文没有实证研究的数据,但引用数据的比例却较高,达到53%,显示了该学科数据使用的特点。
3.2 实证数据情况分析
本节主要对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语言学和历史学这六个有实证数据的学科进行分析,分别调查其使用数据的类型、来源、处理方法及其表现形式。这里,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数据由于是小样本(样本数小于5),因而需辩证看待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1)数据类型
从使用数据的类型上看,这六个学科使用的数据基本上是数值型数据,经济学还使用了部分图片数据(表1)。
(2)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数据来源把实证数据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其中一手数据是指研究者通过访谈、直接观察、间接观察等方式首次亲自收集并经过加工处理的数据,二手数据是指来源于他人调查和科学实验的数据。本文中,把一手数据分为调查数据、实验数据和文献资料数据;二手数据分为政府公开数据(如全国普查数据、各类统计年鉴)和数据管理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等)的数据。
从数据的来源分析,社会学中44%的论文采用的是一手数据,而在经济学中这一比例只有15%,经济学更多的是使用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图2)。
在对一、二手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后,可以看出社会学和法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调查数据,经济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实验数据;对于二手数据的来源,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主要以政府公开数据为主,而社会学稍微偏向于管理机构的数据(表2)。
(3)处理方法
本文把数据处理方法分为初级方法、中级方法和高级方法。初级方法是指平均数、频数、方差、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方法;中级方法是指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高级方法则是指模型计算等高等数学方法。
从数据处理方法上看,这六个学科的大部分论文都使用了描述性统计方法之类的初级方法,社会学比较注重对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假设检验等中级方法的运用,而经济学则更擅长运用高等数学方法(图3)。
(4)表现形式
本文把数据的表现形式分为统计表、统计图和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三类。
从数据的表现形式来看,比较常用的是统计表形式,折线图、柱状图和散点图之类的统计图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的应用也比较广泛。除此之外,经济学和语言学还有一些利用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图4)。
3.3模糊数词使用情况分析
本节分析部分人文社科的论文使用“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很多”和“很少”这八个模糊数词的习惯,以及这些模糊数词在部分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的使用情况。
首先统计以上这八个模糊数词在一些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使用的比例(图5)。笔者发现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学这三个学科使用到以上八个模糊数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相对来说,哲学的论文中出现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比例稍微小些。
在统计2010年到2014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后发现,人文社科的学者在模糊数词的使用上趋于稳定,各年篇均使用次数基本在2.0到2.5的区间内,除2012年和2013年的数值波动相对较大外,其余各年篇均使用次数的数值趋于2.3(图6)。
随后统计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总使用次数及其篇均使用次数(图7)。笔者发现,“大量”这个词在论文中的总使用次数最多,而且篇均使用次数也最高(达3.14),这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喜欢使用这个词,使用范围也比较广。其次是“很多”这个词,研究者也比较喜欢使用。而“若干”这个词,虽然总使用次数不算很大,但其篇均使用次数却很高,这说明该词的使用范围比较集中。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绝大多数”这个词上。最后讨论一下“差不多”这个词。虽然,先生提出中国人是“差不多先生”,凡事马马虎虎,不求精确,但是这个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论文中却很少使用,其总使用次数和篇均使用次数都是这八个词中最低的。
这八个模糊数词在部分人社科论文中使用分布情况见表3。表3中“一”表示该词未在该学科中使用,“√”表示该词在该学科中有使用,“”表示该词不但在该学科中使用,而且其使用的频率更高,即每一列的三个“”分别代表使用该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的前三个学科。从表3可以看出,管理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较高,有“差不多”、“若干”、“大量”等六个数词在其学科论文中高频率使用,其次是社会学。相比之下,哲学和语言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相对低一点。
4结果讨论
本节依据以上数据分析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今后开展科学数据服务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4.1人文社科学科对数据的使用主要由研究对象决定
我们知道,社会学和经济学是以社会现象或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偏向量化的科学。从上一节图1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大多数论文(67%的社会学论文和73%的经济学论文)都使用了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这些学科里,研究者尊重数据,把数据当作研究的主要素材,通过调查统计和模型计算使数据和学科发展有效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新知识和新规律的发现。而且,这些学科研究者的数据意识也比较强,对数据需求也更为迫切,获取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更强。比如经济学,这个学科的论文有较高的实证数据使用比例,也非常注重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的获取,二手数据的使用率比其他学科的使用率更高(图2)。这就是由于研究者数据意识强烈,数据需求迫切,从而使他们获取数据的渠道要比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更广。
相比之下,、哲学和文学这些学科是依靠思维逻辑的研究学科,主要是对传统文献资料的探讨,很少讨论实证或经验现象,因而对实证数据的使用就不是很多,偶尔会引用一些数据,数据来源也只是依靠文献。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仍较为传统,主要以文献为主,对数据使用的需求不是很迫切。
科学数据服务作为图书馆的一项创新服务,首先应该明确服务的对象。诸如以上这些人文社科学科,如果图书馆对其全面铺开科学数据服务,那可能效果就并不是很理想,但如果图书馆首先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为他们提供数据获取、处理、共享方面的服务,则可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笔者建议,针对人文社科的科学数据管理服务,首先可以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把政治学的研究者作为潜在服务对象,在服务得到一定认可后,逐步向其他学科展开。对于主要服务对象,图书馆可以提供常规的检索、收集、存储、分析等数据情报服务和数据技术服务;而对于潜在服务对象,则可先向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在该学科中创新应用的情报信息,待研究者对科学数据服务需求提高后,再提供常规数据服务。
4.2人文社科学科对实证数据的处理以初级方法为主
在人文社科类论文的实证研究中,为了让读者了解数据和研究对象的特征,进而更好地了解统计分析结果,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会选取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对数据处理采用的方法以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为主,初级方法在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实证数据研究中占了较大比例(图3)。
相对而言,一些实证研究比较多的学科在数据处理方法上则更为多样。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者除了掌握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外,对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一些中级方法也运用自如,而经济学的研究者使用高等数学方法进行模型计算的能力更为突出,数据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常用的统计图表外,还有由各种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些都显示出他们优异的数据素养。
人文社科研究者在数据处理方法上的使用,一方面由论文的研究目的和对象决定,另一方面也由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决定。对于前者,可能超出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但要改善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图书馆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笔者建议图书馆为研究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数据处理方面的开放课程等信息,帮助研究者掌握更多关于数据处理的知识。除此之外,也可为研究者提供本学科在数据应用上创新研究的情报信息,让他们了解本学科最新的数据处理技术,并提供相应的数据分析工具,促进定量研究的深入。同时,图书馆也可以与数学、统计学等院系合作,为研究者提供数据处理方面的专业讲座,一方面增强对研究者数据素养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为研究者跨学科合作提供平台。
4.3模糊数词的使用与研究对象和传统文化有关
模糊数词的使用在人文社科领域比较常见,并且各学科在使用上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差异。诸如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些数据使用比较广泛的学科里,研究者并没有因为使用了数据而减少对模糊数词的使用,反而模糊数词在这两个学科中的使用要比其他学科更多(图5),而且各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也较稳定,没有很大波动(图6)。因而,模糊数词的使用并不能说明科学数据没有与人文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主要还是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和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语习惯有关。
比如“大量”这个词,该词使用总量和篇均使用量在这八个模糊数词中都是最高的,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习惯使用该词。然而进一步分析显示,该词在经济学中的使用频率最高。一方面,经济学论文中存在的各种数量关系需要用“大量”这个词来表述,另一方面,由于这个词所代表的数量本身较难考证,再加上力求精确的数据精神缺乏和大概而言的用词习惯,使得研究者摒弃了数据化表达而使用了这些模糊概念的词语。
模糊数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使用还是比较广泛的,这与其研究对象有一定联系,有些数量关系难以考证,无法精确量化。除此之外,研究者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词习惯也是模糊数词使用广泛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建议图书馆在为人文社科学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时,要考虑到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影响,既要提倡数据文化,又要遵循人文精神。平时要注重收集有学术价值的科学数据,并为研究者提供方便查询的数据平台。与此同时,也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求,帮助他们收集和统计相关研究所需要的特定数据,以尽量减少模糊数词的使用。但作为科学数据服务的提供方,图书馆也应尊重原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使科学数据作为一种补充材料,与现有的人文社科研究结合,相得益彰。
5 结语
关键词:社会科学;资助项目;中国石油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9-0129-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社会科学项目(以下合并简称社科项目)是我国在科学研究领域支持基础研究的重要渠道,重点资助具有良好研究条件、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的研究人员。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项目每年立项数较少,理工科高校获得社科项目立项比例较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是一所特色鲜明、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布局中具有重要作用。虽然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文科研究实力相对偏弱,但近年来在与众多文科实力强劲的高校申报项目评比中获得多项资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校文科师资队伍建设必将在持续的项目资助下不断进步,对学校的学科综合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一、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获社科项目资助概况
1.社科项目资助情况。“十一五”以来,国家对基础学科的支持力度加大,比如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全国共立项1315项(申报15315项),2010年立项2285项(申报27171项),至2014年立项数增为3818项(申报28186项),平均立项率为10.4%。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立项率在2010年以前远低于高校平均水平,2010年以后立项率显著提高。2010―2014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共申请135人次,获资助16项,总资助经费349.4万元,资助情况见表1。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4项,资助经费198万元,资助比例9.52%;教育部社会科学项目12项,资助经费151.4万元,资助比例12.9%。
与同类大学相比,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受资助率位居前列,这表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承担社科项目的能力得到了广泛认可。
2.获资助项目的学科分布及优势方向。2010―2014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在5个学科获得资助项目(图1),其中管理学6项,经济学5项,教育学3项,语言学和文学各1项。在资助经费方面,经济学256万元,占绝对优势,其次是管理学56.4万,其他学科资助经费相对较少。
根据上述统计情况,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要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保持经济学、管理学等优势学科的持续发展,加强弱势学科的建设,争取今后在各个学科均获得资助项目,形成良好的研究氛围,不断壮大学校的文科实力。
3.社科项目负责人学位情况。2010―2014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受资助的16名项目负责人中,博士13人,占81.25%;硕士3人,占18.7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4名项目负责人均为博士;教育部社会科学12名项目负责人中,博士9人,占75%。
4.社科项目负责人职称情况。2010―2014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受资助的16名项目负责人中,正高级5人,占31.25%;副高级2人,占12.5%;中级9人,占56.2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名重大项目负责人均为正高级,年度项目负责人副高级和中级各1人。教育部社会科学1名重大项目负责人为正高级,一般项目负责人中,正高级2人,占18%;副高级1人,占9%;中级8人,占73%。
5.社科项目负责人年龄及性别情况。2010―2014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受资助的16名项目负责人中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平均年龄为39.5岁,45岁以下人员占68.7%。学校社科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较为合理。受资助的16名项目负责人中男性9人,占56.25%;女性7人,占43.75%。
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社科项目组织管理措施
目前国家不断加强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借此时机大力推动社会科学管理工作,提高社科项目的申请质量、立项率与资助项目的完成水平。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主要从加强组织申报和材料审查、提高申请质量及后期过程管理等方面开展工作。每年社科项目申报通知公布的第一时间,科学技术处管理人员认真阅读通知并领会其中要点,及时梳理并通过科学技术处网站及校内OA系统申报通知,组织科研人员积极申报。科学技术处邀请上级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及专家介绍项目申报特点、如何选题及撰写申请书等,并交流项目申报成功经验。通过校园网宣传获资助项目情况,提升科研人员的信心。科学技术处管理人员对申报材料从格式到内容按项目申报要求严格审查,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经过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申报材料均通过初审。近5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社科项目立项数进步明显,与严格的审查不无关系。同时,要加强对获资助项目的后期管理工作。所有资助项目的基本信息均录入科研管理系统,并上传项目电子文档,从而有效掌握项目执行进度。科学技术处组织项目负责人填报中期检查材料或结题材料,统一报送至上级管理部门。科学技术处会同院校财务部门严格管理预算支出,利用财务预算管理系统,严格控制每个预算科目的支出情况,确保支出规范、合理。
三、提升工科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思考
工科院校往往忽视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在工科院校普遍成为弱势学科。现代社会正向多元化发展,高校也需要综合发展。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要建设成为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不可少。针对工科学校的特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支持力度,引进高层次人才。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断融合,文理工交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所大学的发展,必然需要文化的长期积淀。学校对社会科学的重视不能只体现在喊口号上,而要付诸实际行动。学校要提供良好的办公条件、充足的研发经费,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后顾之忧。同时,要重视对人才的引进。工科有研究型的科研人员,文科也可以引进研究型的人员,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多出文化精品,成就社会科学“学术大师”,从而引领年轻人不断进步。
2.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必须与时代接轨。要提升学校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利用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能够经得起国内外同行的检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要多关注当下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多出优秀成果。
3.实行校内选题征集和校内评审。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教育部社科司每年都会选题征集通知,各高校申报的选题经遴选形成题库,在后期申报时面向全国高校公开招标。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曾三次报送重大项目选题,并且在后期项目招标时获得资助。因此,有必要在全校范围内实行选题征集活动,常年申报,争取更多选题能够进入题库中。同时,实行校内评审,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把关,择优上报,从而提高申请质量和成功率。
4.整合学科资源,充分利用学校行业特色优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往往需要多学科协同合作才能解决。整合不同学科的资源优势,协同合作成为提高社会科学研究实力的关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学获资助项目主要研究与石油能源相关的问题,涵盖了几个学校具有行业优势的不同学科。因此,充分利用学校的行业特色优势,保证获得更多资助,尤其是重大、重点项目资助,才能尽快提升学校在社会科学上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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