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法学研究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字：经济法学研究框架
所谓研究框架，就是人们在研究活动中形成的比较定型的思维体系，包括切入点的选择、话语形式的认同、论证步骤和层次的安排等等。它表明一个学科在研究问题时惯于遵循什么理念和逻辑、从什么角度、依据什么要素、按照什么顺序来分析问题。它属于研究范式与方法的范畴，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法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已探索出许多研究框架，如以“主体-客体-内容-法律事实”为要素的法律关系研究框架，以“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为要素的主体资格研究框架等等，成功地论证了诸多法律问题。同时，这些研究框架一直处于不断创新的过程之中。经济法学作为新兴学科应当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学研究框架，同时还应当产生能对传统法学提出批评、进行挑战、突破其给定前提的新型研究框架，以提出和解决传统法学没有提出或解决的问题。法学界尽管对经济法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争议，但对经济法学作为独立学科却无人质疑，主要是由于它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法学的诸多研究框架。然而，人们对经济法学进行回顾和总结时，只重视各种观点、学说的综述，对其研究框架却缺乏必要的关注[1].本文拟从经济法学文献中梳理出对传统法学有所突破的研究框架，以吸引学界同仁投入到研究方法的探索之中。
一、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
经济法学比传统法学更加重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并基于这种关系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这种研究是围绕经济现象、经济学、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
（一）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与法律的关系，首先是经济现象与法律的关系。经济现象最直观地反映出对法律的需求，法律的作用和效果也可以从经济现象中得到最直观的评价。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从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出发，来探求经济与法律互动的规律。当前，应当特别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经济秩序、经济波动、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如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具有跨世代性、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的发展模式，普遍被世界各国所选择。这一重大现象给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从全新角度、更大范围、更长远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重点和实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评价以及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理论课题。在研究中，应注意到并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能对法律起决定作用、需要由法律来着重规范的经济现象，是常态而非短暂、定型而非临时的现象，是由深层原因而表层原因所导致的现象。经济法学只应研究这些经济现象，并依据以这类现象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法律对策。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
（二）经济学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法作为对经济关系的“翻译”，其“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这就需要依赖于作为探索经济规律之科学的经济学。是故，经济学对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来说处于本原地位。无论是抽象的经济法基础理论，还是具体的经济法中制度，都体现了经济学与法学的交融。（1）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越来越重视吸收经济学的理论营养，运用经济学原理来论证经济法的存在依据、基本假设、调整范围、宗旨（或价值取向）、主体等基本问题。如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理论中，得出经济法为弥补“双重失灵”而存在的必要性和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之法的本质。又如从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中，得出经济法所确认的国家干预应当与经济民主相伴同的适度干预。[2]（2）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中，经济学的渗透甚为普遍。①经济立法中的许多概念，是转用原来为了把握经济事实而形成的概念或经济学上的概念[3]，如公开市场操作、预算、垄断、经营机制、产权、私营企业。阐释这些法律概念，必然要借助相应的经济学原理。②许多经济法律制度建立和变迁的合理性及其内容，都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撑。如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都能够从信息不对称理论中找到依据；又如金融立法对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或混业经营体制的选择，也可以从当时的金融风险理论中找到解释。③经济法体系设计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运用经济理论来论证。如有学者依据国家针对市场三缺陷（市场障碍、市场机制唯利性和市场被动性、滞后性）采取三调节（强制、参与和促导）的理论，将经济法体系设计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国家宏观调控法三大块[4].而笔者根据国有投资经营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经济学原理，将国有投资经营法列入宏观调控法之中。④经济法律制度的运行绩效，可以运用经济理论来评价。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效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而对经济法律制度作“成本-收益”分析成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是规范经济行为之法，运用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所得的结论来检视经济法律制度，以判断其是否达到目的，更能客观评价其优劣。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预测能力的学科，运用其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现行或将要制订的经济法律法规，既可以对经济法的实施效果作超前预测，又可以增强经济立法的超前性。应注意的是，经济学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在部门经济学与部门经济法的关系中体现得尤为直接和明显。
（三）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5].经济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是以经济政策为主要媒介的。对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几个层次来思考：（1）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界限。主要是研究两者在表现形式、调整范围、稳定程度、实施机制等方面的区别，从而明晰二者的地位差别和职能分工。（2）经济政策的法律化。主要是研究经济政策法律化的范围和途径。就范围而言，就是要界定哪些政策可以法律化。一般说来，只有中央政策、基本政策、长期政策才有必要法律化，地方政策、作为权宜之计的政策则不宜法律化。就途径而言，一般指经济政策的目标和基本精神由法律具体化，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为法律所吸收；当改革中出现立法空白领域时，某些经济政策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必要通过执法和司法系统而直接适用。但这种“以政策代法”的现象必须从严控制。如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任何税收政策想在转化为法律之前，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指导和拘束人们行为的规范。（3）经济法律的政策化。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①经济法中的不确定性规范需要由相应的经济政策增强其确定性，给当事人展示一种明确的预期，这在反垄断法域尤为突出[6].②经济法的执行力度受到经济政策的严重影响，如美国反垄断法在20世纪60年代因风行中小企业保护政策而执行非常严格，70年代却因政策变化其执行由严厉走向宽松。③经济法中存在着许多政策性语言，这虽然有其必然性，但削弱了其确定性和约束力，以致出现了所谓的“软法”现象。这在宏观调控立法中尤为明显。为解决此问题，需要从立法技术层面研究“使软法硬化”的对策。
在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经济学理论向法学理论的转化问题。这主要是如何适当淡化经济学色彩、增加法学“浓度”，避免以经济理论来取代法学理论的倾向。（2）经济法学如何转换和选择经济学概念的问题。应尽可能使用在经济学界已有明确和一致含义的概念；立法中所使用的经济学概念，其法学含义应同其经济学含义相通；当立法中不得不使用有多种含义的经济学概念时，应当在法律文本或立法解释中明确选择其何种经济学含义。（3）合理使用法律经济学方法的问题。法律经济学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以理性人、个人主义和完全竞争为假设的，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应当注意其在法学中的适用范围，不宜将其用来分析一切法律问题；效益目标应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准确定位，不宜过分拔高其地位；量化分析应当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不宜照搬国外的调查文献；经济分析工具应当尽可能从各种经济学科中寻找，不宜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学。（4）保持法学独立品性的问题。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学本身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容易沦为纯“政策注释学”。
二、经济法规体系框架
经济法学界所提出的由市场主体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构成的经济法规体系（或称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在整个法律体系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将传统法律部门中有关经济的法律规范，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进行重组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它体现了现代法以“经济性”为时代精神[7]的特征。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未能充分考虑到经济主题或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相比，它不仅是法律体系框架，而且还可以成为研究经济法律问题的分析框架。
由于法律作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从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宏观调控、社会保障这四个方面切入的。这四个切入点较完整地反映了现代法规范经济的着力点，因而许多学者自发地利用经济法规体系框架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如运用这种框架讨论经济审判庭的存废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经济纠纷（即涉及经济问题的纠纷），按照这种框架来分类，更能显示出各种纠纷的特殊性，从而发现传统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两分格局的局限。如市场主体法中的企业兼并与破产纠纷；市场规制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纠纷、反垄断纠纷等纠纷；宏观调控法中的政府采购纠纷、税务征管纠纷等纠纷；社会保障法中的社会保险纠纷、劳资纠纷等纠纷，一般都难以套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来解决，有的超出现行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的收案范围；有的虽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的渠道解决，但成本过高。因此，设置处理这类案件的专门机构（如经济审判庭、社会法庭），并制定相应的特别程序法，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必要。而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在原民事审判庭的基础上，撤销原经济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和交通运输审判庭，相应改建成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的机构改革方案，值得深思。
利用此分析框架还可以分析其它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法律对策，例如西部开发、扩大内需、通货膨胀（或紧缩）、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
三、“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现代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其调整对象是个复杂系统，涉及多类关系、多方主体和多种行为。在该系统中，含有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和社会组织内部等多类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属性、要件、运行规则等诸多方面不尽相同，但又相互关联和制约；任一主体都处于多维关系中，在不同关系中相对各方主体处于不同地位，实施的行为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受不同的法律规制。传统的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有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是用权利义务来概括法律关系的内容，而权利义务概念却涵盖不住法律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从而使现有法律关系学说只能解释私法关系，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公法关系。经济法域中的社会关系，不仅有公法关系，而且还有公私法混合关系。作为主要是对私法关系（特别是交易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法律关系框架对经济法域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如税收法律关系兼有权力关系和债权关系的双重属性，其运行过程中含有多个环节、涉及多种因素。而运用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来论述税法问题时，不仅不能实现权力关系与债权关系的有机融合，消除它们在实践运作中的冲突[8]；而且与税制要素分析框架相比，对税收制度设计帮助不大。而税制要素分析框架实质上就是“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我们注意到，现代经济立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等都不是按照法律关系框架，而是以主体、行为和责任作为其基本要素来进行设计的。这种框架实际上对各个法律部门都通用。对经济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和结构进行研究时，也应以“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为主、法律关系框架为辅。
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中，主体理论一般应回答以下问题：（1）给主体定位。将主体置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综合其在所处多维关系中的主体资格，对其进行全方位、宽口径定位，如既在实体法中定位，也在程序法中定位；既在市场规制中定位，也在宏观调控中定位；既在市场交易中定位，也在市场竞争中定位。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主体定位所受到的诸如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WTO）、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制约因素。（2）确定主体资格。这主要研究取得特定主体资格的必备条件（包括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和方式，特定主体资格的内涵和内容构成，特定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资格的关系，以及法律主体与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等等。（3）设定主体体系框架。这主要研究一定体制下主体的法律形态，并按不同标准对主体进行分类，以凸显其具体人格，并展示其对不同方位相对人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依主体的职能，主体一般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工商者业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职业介绍所、商业银行等社会中间层主体；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4）评价和选择主体立法模式。这主要研究各法律部门关于主体定位的立法分工，分析现行立法体例的特点和利弊，在既定体制下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
行为理论主要是研究宏观调控行为、市场规制行为、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具体行为的运行规则，其中以行为的属性、内容、形式、目标、效力等要素为重点。值得强调的是，经济法域中的行为具有多样性，各种行为都有其特殊的制度框架，异质性多而同质性少，民商法域或行政法域的行为则不然-尽管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种类繁多，但各类行为之间同质性多而异质性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抽象出涵盖经济法域各种行为的一般行为理论，一则难以同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或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相区别，二则可操作性不强，无助于各类行为的制度设计。因而，经济法中的行为理论，与其仿效民商法学或行政法学研究各种行为的共性以形成一般行为理论（如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政府经济行为理论），倒不如着力分别研究各类行为的一般理论，为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等类行为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鉴于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既具有行政行为的形式，又具有经济行为的内容，我们在研究时，必须注意其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而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市场行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相对竞争对手、交易对象等市场相对人而言的一般民商事行为，另一方面是相对调控者或规制者等而言的市场对策行为[9].在研究市场行为时，既要研究其双重属性的区别和融合，又要偏重研究其作为市场对策行为的特殊性。
责任理论一般应研究三个问题：（1）责任形式的确定。既要研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在经济法域中运用的特点，也要研究经济法域中出现的专业性制裁、道义责任、政治责任等新型责任形式。（2）责任形式的组合。既以主体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如企业、社会中间层主体、政府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也以行为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即分别研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等制度中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3）立法模式的选择。既要研究经济法律法规中如何配合民法、刑法和行政法规定经济法域中的法律责任，也要研究经济法体系内各部门如何就法律责任进行立法分工和协调。
特别指出的是，许多经济法学著作将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但这种套用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变种只适宜于象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内在结构简单的法律关系，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却显得过于呆板和形式化，以至在分论中由于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而不便适用。鉴于法理学界已有以权利与权力为核心建立新框架的尝试[10]，我们建议在经济法学中尝试采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因为其中的主体、行为、责任都是公私法通用的要素，便于具体的制度设计。
四、“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
我国法学界近年来盛行着“政府-市场”（或“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研究框架。这体现在如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法与私法，权力与权利等方面。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和市场都处于“越位”和“缺位”并存状态，市场“缺位”就是政府“越位”，市场“越位”就是政府“缺位”。但是运用这种框架来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法律问题时，普适性受到局限。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它们往往通过一定的中介实现互动。在现代社会，非政府公共组织大量涌现，其在政府与市场互动构架中的地位日趋突出，既履行了原由政府承担的某些职能，也替代了原由市场主体享有的某些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未能完全弥补的“市场缺陷”和市场未能弥补的“政府缺陷”，已成为“小政府-大社会”格局中“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而“政府-市场”框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反映这种现实。正是在此意义上，“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是对“政府-市场”框架的超越和修正。
“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既保留了“政府-市场”相关联的研究优势，又引导人们在宏观大背景下把握经济法的社会公共性[11].这种框架已在现行立法有较多体现。如《证券法》（1998年）中的“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和经营者”框架；《产品质量法》（1993年）中的“产品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质量管理协会、消费者协会-消费者、用户、生产商、销售商”框架；《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公司法》（1994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投资机构-公司和国有企业（这里指尚未改造为公司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框架；《劳动法》（1994年）、《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2001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劳动行政部门-职业介绍所-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框架；《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等法律中的“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框架。总之，在这种经济法主体体系框架中，政府主体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或机构，社会中间层主体[12]包括社团类主体（如工商业者团体、消费者团体等）、交易中介类主体（如产权交易所、拍卖行等）、经济鉴证类主体（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和经济调节类主体（如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
运用该框架进行研究，至少应注意：（1）研究框架的适用范围。这种框架不一定适用于任一经济法律问题的研究，但对主体研究具有优势。其适用重点应置于主体的制度设计。（2）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缺陷。社会中间层主体同政府一样，具有内部性，存在缺陷。我们既要研究社会中间层主体缺陷的表现和原因，也要研究弥补这种缺陷的对策，如研究政府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适度监管，以及市场主体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制约。（3）不同社会中间层主体与政府、市场间的互动。社会中间层主体有多种类型，各自职能和任务以及与政府、市场主体的关系不尽相同。在探讨这种互动关系的共性的同时，必须分别研究各种互动关系的个性。（4）“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的过渡。我国现阶段社会中间层主体缺位、错位、越位状态并存，不仅“二元框架”不定型，“三元框架”也不成熟。我们应当以“三元框架”为目标模式，在研究如何完善“二元框架”的同时，研究如何培育社会中间层主体及其与“二元框架”的衔接，探讨“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过渡的路径。
五、法益主体框架
法益是法律所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的利益。各个法律部门都基于一定范围的利益而存在，都以协调各种相互冲突或重叠的利益为己任，而这种协调须以明晰法益主体为前提。经济法域中的法益具有复杂的利益结构，明晰其法益主体，需要运用多种分析框架。其中下述几种更有特殊意义：
（一）归属主体-代表（或实现，下同）主体框架。其要点包括：（1）法益主体可以分法益归属主体与法益代表主体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的主体有时一致，有时并不一致。换言之，归属主体的利益有时由自己代表，有时由他人代表。如个人利益，其归属主体是个人，一般由个人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政府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其归属主体是社会公众，一般由政府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个人或非政府公共组织来代表。（2）归属主体有单个归属主体和共同归属主体之分，如公司法中的股东权益和劳动法中的劳动者权益都可以作自益权与共益权的区分。（3）代表主体有一元代表主体和二元或多元代表主体之分，前者如在民事诉讼中，只有与案件审理结果有直接的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才能成为诉讼当事人和第三人；后者如在消费者协会支持消费者提讼的案件中，消费者协会和消费者都是代表主体。（4）关于归属主体与代表主体的关系，存在着两者统一的自我代表模式、两者不统一的他人代表模式以及自我代表与他人代表的混合模式。自我代表模式如民事诉讼中的自诉；他人代表模式如刑事诉讼中的公诉，在这里公诉既实现受害人利益，也实现公众利益；混合模式如在王英诉“富平春”酒厂案中，王英作为原告提出人身伤害赔偿和在产品标签上作警示标注两项诉讼请求，前项请求是实现自我利益，后项请求是实现公众利益[13].他人代表模式还可以分为形式代表模式和实质代表模式。如在国有公司中，董事长在法律上是国有资产的代表，但这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代表；只有当其行为符合国有资产利益时才是实质上的国有资产代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国有资产代表实施的违背国有资产利益的行为，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产权虚置”、“产权不明晰”之说。可见，要使形式代表转化为实质代表，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二）当事人-相关人框架。其要点包括：（1）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同质当事人间的关系和异质当事人间的关系。后者包括强弱当事人间的关系、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行业与区域间的关系、市场主体与特定行业或区域间的关系等等。（2）相关人依不同标准，可分别作出特定相关人和不特定相关人（公众）、直接相关人与间接相关人、显性相关人与隐性相关人、当代相关人与后代相关人、相当个人与相关组织（行业、区域）等分类。（3）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处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利益主体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这是共生理念的体现。因而，法律在调整某种社会关系时，不能只是关注内部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配置，还应当考虑到当事人与相关人间的利益配置。如在考虑股东利益时，至少还应当考虑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甚至还应当考虑供应商、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等等相关人。（4）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划分是相对的。例如，在构成同业竞争的甲、乙两个企业与消费之间，就竞争关系而言，甲、乙企业为当事人，消费者则为相关人；就消费购买关系而言，消费者与其中某企业为当事人，另一企业则为相关人。相关人一般可以划分为自然人、法人和社会公众，既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的，既可以是当代人也可以是后代人。（5）当事人与相关人的相互影响有大小、正负和主客观之分。如果影响微小，可以忽略不计，无须考虑相关人问题。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对这种正负影响的最好说明，其中正外部性如创造发明，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这种外部效应既可能是主观制造的，也可能是客观形成的。（6）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利益协调。就协调内容而言，有补偿和限制两方面。补偿即针对当事人与相关人之间的正负影响而采取相应的利益弥补措施，对产生负面影响者增加其负担，如征收排污费、收取容器或包装物回收押金；对产生正面影响者增加其收益，如贷款扶持、财政补贴。限制即对产生负面影响者的行为自由给予适当限制，如颁布许可证、监督检查。就协调方式而言，有协商（如劳资集体谈判）、参与（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独立董事、垄断企业的价格听证）、诉讼（如赋予职业团体对职业者的支持权）、政府干预（如征税、市场准入）等多种方式。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对主观制造负面影响者实行过错责任（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者）或严格责任（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者），对客观形成负面影响者（如环境污染损害者）实行无过错责任。
（三）当代人-后代人框架。其要点包括：（1）代际关系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系。当人类社会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发展模式时，代际利益配置的重要意义才凸显出来。（2）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位差别，当代人的优势在于拥有后代人“缺位”时对资源的垄断和先占。因而，具有“经济人”属性的当代人会损害后代利益。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当代人对后代人必须承担不损害后展而为后展创造条件的责任。这也决定了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要创新，不仅要“治于已然”，更要着重“防于未然”，法律调整的功能必须向前、向未来延伸，以保障跨世代的可持续竞争力。（3）当代人对后代人承担责任的实现方式。“经济人”属性会对当代人向后代人主动（或自觉）承担责任造成障碍，而后代人又处于“缺位”状态。这就需要当代人中有人充当后代利益代表，构建代际利益协调机制。实践表明，由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来充当后代利益代表较为理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由个人来充当这种代表。政府应将后代利益纳入其目标体系，组织和动员当代各种资源，为后展创造条件；对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给予禁止、限制和惩罚；对有利于后展的行为给予鼓励和支持。政府还应支持民间成立各种代表后代利益的非政府公共组织；赋予各种非政府公共机构以保障后代利益的社会责任；等等。当然，民间主体作为后代利益代表，需要有相应的诉讼主体资格作保障。但依我国现行立法，当代主体对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在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上利害关系时无权提讼。而有些国家已有当代人为后代利益而的特例，如菲律宾最高法院1993年在一个判决中承认42名儿童代表他们自己和未来世代对损害健康环境者的资格。[14]因此，我国立法也应赋予当代人为后代利益而的资格，而不论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与者是否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上利害关系。
六、比较框架
比较研究对于面向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法和作为新兴学科的经济法学来说十分重要。其目的是通过“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评价优劣利弊，综合衡量解决问题和制度设计的各种方案，并结合本国的实际作出抉择。基于此，运用比较研究框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经济法是现代兴起的法律部门。对其进行定位时，首先应处理好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通过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才能得到清晰的展示。因此，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的联系与区别，一直是经济法学的研究热点。这在其他法学领域是不多见的。但这种比较，较多地集中在总论层次，而未深入到具体制度层次；较多地研究部门法间的区别，而忽视了部门法间的联系；较多地作表层（如法律现象）的比较，而忽视了对深层（如法律现象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比较；较多地对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作比较，而忽视了社会法（如劳动法）与经济法的比较。这些都是在对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作比较研究时应当克服的缺陷。
（二）经济法的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在经济法比较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重视国际比较而忽视了中国的区际（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比较。在一国四法域的中国，大陆有着中华法系、社会主义法系的传统，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有着大陆法系的传统，香港地区有着英美法系的传统；并且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还具有经济发达、市场经济成熟的特点。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因而，这种区际比较既包含了世界各大法系的比较，也包含了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成熟市场经济与欠成熟市场经济在法律制度上的比较，还包含了外国法在中国不同区域本土化的比较；既体现了世界性，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所以，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应当并重。在国际比较中，要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来选择可比性较强的国家进行比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大国的、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有东方文化背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选择发展中国家、大国、体制转型国家、东方国家作为比较对象，更能借重他国既有的法制经验、学说与判例，以其相通的法理部分作为问题探讨的理论基础，寻求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特点的法律对策。在加入WTO后，中国法律变迁面临着既要与WTO规则接轨，又要应对冲击、保护本国利益的双重任务。鉴于WTO规则受发达国家主导的既成事实，应当重视与英美、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法制作比较研究，从中寻求我国经济法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接轨方案。为了尽可能减小这种接轨所带来的负效应，还应当重视与WTO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法制进行比较研究，吸取其在应对冲击、保护本国利益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寻求我国如何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WTO以及为何充分利用WTO中有利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则的路径。
（三）经济法的“法条-背景-效果”比较。法律比较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法律借鉴和移植。因而，既要对法条本身进行比较，还要对隐匿于法条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法条实施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比较。只有在背景大致相同，且效果良好的情况下，才可考虑是否借鉴或移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借鉴或移植。否则，就难免盲目借鉴或移植，导致南桔北枳的后果。
七、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
法的可诉性是指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可由一定主体请求法律公设的机构（特别是法院和仲裁机构）通过争议解决程序（特别是诉讼程序）用来判断纠纷的属性。法的不可诉性则是指法律规范不具有可诉性。应当注意的是，法的可诉性不同于权利的可救济性。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但救济的途径除了诉讼、仲裁外，还有其它方式，如政府没有履行《劳动法》第10条规定的“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就业条件，扩大就业机会”的职责时，失业者虽然不可能通过对政府提讼的方式获得救济，但可以从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获得救济。事实上，经济法领域存在突出的可诉性不强的问题。具体而言，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如依《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第3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当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讼。又如该法第4条虽然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但法律并没有赋予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向法院的权利。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如《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年）第4条虽然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发行人民币，经理国库，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的职责。而当中国人民银行未能完全履行这些职责时，法律没有规定能对其提讼。又如依《预算法》（1995年）第3条和第13条的规定，各级政府对实现本级预算的收支平衡负有职责，但当政府未经依法批准甚至变更预算未能实现收支平衡时，虽然该法第73条作了可以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规定，但没有作出对该政府提讼的规定。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既要研究可诉性规范，也要研究不可诉性规范，还要研究这两种规范的联系，避免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人为割裂。
经济法的可诉性规范研究应当关注以下问题：（1）评估经济法可诉性的效果。即对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含仲裁制度，下同）、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在经济法域的适用效果进行分析，着重分析缺陷及其原因。（2）弥补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对策。可作两种思路的探索，一是建立特殊的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使其与一般的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相配合；二是构建独立于民诉、行诉和刑诉制度的经济诉讼制度，使其与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相配合[15].同时应当对这两种思路的制度设计进行比较研究，探求增强经济法可诉性的可行方案。（3）相关问题的探讨，如经济审判庭的存废、劳动（或社会）法院的建立；等等。
经济法的不可诉性规范研究应当关注以下问题：（1）不可诉性的现状、成因及评价。在分析其现状时，应注意有的法律规范理论上本可诉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可诉而不可诉[16]；有的确实既不具备可诉的理论条件也不具有可诉的法定条件。对其进行评价时，既要看到不可诉性由于减弱司法保障作用而对经济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带来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因诉讼成本的不断增加导致诉讼外救济方式日趋增多的现代趋势，从而正确认识经济法中不可诉性存在的合理性。（2）弥补不可诉性的对策。对本应可诉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可诉而不可诉的规范，应研究其如何向可诉性规范转化；对客观上本不可诉的规范，应研究如何确定其合理范围，并通过诉讼外救济方式来保障其功能的实现。
正因为经济法兼有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在进行案例研究时，不能只限于审判案例研究，还应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审判案例研究虽然通过对案件的分析来寻求和弥补法律漏洞从而有助于制度完善，但只限于可诉性规范，并且往往是在“就法论案”的基础上作出“就法论法”的建议。制度案例研究则是通过对某种具体制度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评判其利弊得失，并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这种研究突破了可诉性规范的范围，将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联系起来作整体研究；并且超越“就法论法”的传统研究格局，将法律置于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大系统中展开研究。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律部门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性的规范较多。经济法学应当比传统法学更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再者，在体制转型时期，制度的创新或重新设计更为频繁，强调经济法学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尤为必要。
上述框架的差异是由于人们选取的角度、坐标以及分析的侧重点不同而造成的，无所谓孰优孰劣。任何一种研究框架都有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没有哪一种框架足以达到对问题的全面认识，还需要其他研究框架的配合。我们对研究框架归纳和选取受到了认知目的、知识结构、观察视野、占有文献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但我们相信，这些框架来源于现代研究活动，因而具有时代意义。理论的进步需要有方法的协力。经济法学的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在于缺乏有力而严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缺少形式化且具有足够适应性的研究框架。加强对经济法学研究框架的总结和探索，有助于我国经济法学走向成熟！
注释：
[1]代表性论文有张守文的《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前瞻》（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艳林、赵雄的《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展望》（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2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张晓君的《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成就、缺陷与展望》（《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
[2]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3][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4]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宏森、王全兴主编：《中国经济法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5页；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57—60页；等等。
[6]关于法律的不确定性研究，可参见沈敏荣：《法律的不确定性》，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德国学者海德曼（Hedemann）认为，法学研究应注意时代的精神，现代社会以“经济性”为其时代精神，“经济性”就是现代法的特征；具有这种现代法的特征，渗透着现代的经济精神的法就是经济法。海德曼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他于1922年出版的《经济法的基本特征》一书中。
[8]张守文：《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9]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10]参见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参见王保树主编的《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中有关论述。
[12]关于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研究详见王全兴、管斌：《社会中间层主体研究》，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5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13]《各方评说白酒标签案》，《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第14版。
[14][美]魏伊丝：《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汪劲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第2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其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掌握和运用法律专业技能以及书面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是衡量硕士研究生学习、科研能力和教育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为了确保学位论文质量，笔者认为应该从研究生一进入写作阶段就严抓、严管。保证选题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强开题报告的指导与管理，特别136是博士生的开题报告应当由一个教授小组来对开题报告进行评价。通过导师指导选题和开题报告会以及思想教育等各类形式，首先教育研究生在思想上要引起高度重视，不要在论文写作上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要有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踏踏实实的严谨学风，这些是能否通过论文答辩的必要前提。在论文选题上，作为导师要把好第一关，学位论文不应当视为学校毕业前的一个作业，在两年或者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连贯的科研指导与教育过程是导师长期以来要坚持的，逐渐根据学生的特点与兴趣帮助学生选好研究方向。研究生的选题质量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整个研究生群体的培养结构。调整培养结构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学位点的设置、院系管理模式和学位管理的组织体系之间的关系处理、导师的研究方向的不断更新，对调整学科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资金投入政策等等。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只有培养的结构符合当代科技发展、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及遵守科学本身发展规律，整个研究生群体的培养质量才能展现比较高的水平。就一个具体课题而言，高水平的选题是高水平论文的基本前提，确定学位论文题目是导师发挥指导作用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确定论文课题，特别是博士生的课题并不容易。一个好的选题也许要占到整个成果的30%或者更多一点，因为，首先选择的课题要为学生留有相当的创造空间;其次，课题应该或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或者具有工程和开发应用的价值;第三，课题要在规定的时间、给定的研究条件下可以完成。最后，选题的难度应当与学生的自身水平相当，这样才能创作出真实的成果。在满足这四个条件下，导师还要把获得创新成果的机会留给学生。选题这一关非常重要，从研究工作来说，选题好就意味着方向对头，不至于半途返工。从近年来我校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管理工作中，有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如有的导师将自己的科研项目分解为若干子题目，作为所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这样既便于导师自己进行科研工作的同时随时了解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进度，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高水平的学术实践，在开放的学习环境中进行学位论文创作。当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选题不当，中途改变论文题目的情况。此外，开题报告是检查研究生论文准备情况重要环节，是保证论文质量的前题。
多年来，我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已经形成相应的制度，并有效实施。但是，近年来，有的专业开题报告有流于形式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无法按时举行开题报告会西南政法大学近两年的硕士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都是在第四学期末，个别专业甚至推迟到第五学期初进行。按照培养方案，研究生的硕士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一年，博士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两年。由于开题报告的滞后，造成一系列恶性循环，如学生论文写作时间有限，导师指导时间仓促，给最终的成果制作、评阅、审核造成很大压力，从而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因此，为了保证学位论文的创作时间充足与合理，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应当安排在入学后第三学期末至第四学期开学后两周内进行。论文创作时间未达到一年的硕士研究生，一般不予推荐其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的创作时间，导师可以根据论文写作情况，可推迟一年时间但必须由本人写出书面申请，说明其理由，导师签署意见报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方能推迟。
(二)对开题报告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准备不充分。对开题报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研究生对开题报告的准备不充分，包括本有的开题报告资料不充实，所选题目没有明确的写作目标，对写作中的难点无法预计。其次是开题报告会的时间安排较为紧张，个别专业有时一天要进行十几个研究生的论文开题，使得参加开题的老师根本没有时间思考研究学生的报告，提不出实质性的学术建议。所以就经常出现个别研究生在写作中途更换论文题目的情况，甚至在答辩中为论文题目是否成立引起其他答辩老师的质疑。因此，要认真完成开题报告的一系列步骤方能事半功倍，在导师指导下选好论文题目，研究生在调查研究、查阅大量资料和文献的基础上写出开题报告。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1.选题的学术价值，即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本人拟研究的具体内容和重点解决的问题。2.论文的总体构想。3.论文工作的安排与进度计划。4.资料占有情况和可能遇到的相关问题与解决的办法。参加开题报告会的导师和其他老师，应当在认真听取和评议每个研究生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汇报后，再经集体评议并填写相应学位的论文开题论证报告书。要将开题报告当做是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工作的正式总结和考核，凡未获通过者，都不得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只有顺利通过开题报告会之后，研究生再根据大家提的建议，与导师一起共同修改、商定学位论文的写作计划。如此，从一开始就注重对学位论文的方向把握与态度纠正，使论文能够具有明确的既定目标与合格的水平，使研究生在论文创作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抓好论文工作阶段检查，认真举行论文工作报告会
在顺利开题之后，研究生就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期间导师不仅要注意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而且还要经常注意论文工作的检查，给予适当与及时的指导。简而言之，要引导研究生把本科生以听课、考试为主的学习方式转变为开放式的思想交流、独立思考、研究创新以及追求完美的学术思维模式上来。其中，衡量博士学位论文最重要的标准是创造性，导师要鼓励同学们发展个性，独立思考，形成卓有见识的认知模式与知识领域，鼓励学生突破导师的研究领域局限;要克服与杜绝极少数学术腐败的现状，提供机会让学生比较正规地独立发表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成果进展;对于研究生的工作和成果要不断地提出新指标、新目标。另一方面，阅读和修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同样是导师指导作用的重要体现。通过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论文，使学生不轻易放弃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磨砺学生大胆分析矛盾和重视实践的学术品格，培养学生勇于创新和追求完美的治学态度①。按照学校规定，研究生至少每月向导师汇报学习和论文工作的进度情况。但是，近年不少研究生利用论文写作阶段到全国各地考公务员、联系毕业工作，少则二三月，多则半年之久无法及时给导师汇报论文进度，这就使得导师无法了解学生的论文进展情况。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坚持和贯彻导师见面制度，只有双方有效的交流沟通才能保证学位论文的撰写质量。其次，认真举行论文报告会(预答辩)同样是行之有效的措施。论文报告会就是研究生在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完成初稿之后举行的汇报会议，时间一般会安排在第五学期开学初。各学科指导小组在教研室组织3一5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对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初稿进行评议以及提出修改意见，因此研究生必须在报告会前完成论文初稿，至少应该有详细的提纲。这个环节是为了对研究生的学位论一次中期的督促检查，实际上也是对研究生论文质量的一次筛选，同时也给他们的学位论文提供了最后一次质量提高机会。西南政法大学对近几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都举行了预答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以参照该种方式扩大到对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要求，这种方式对修改学位论文和最终答辩都能提供很好的帮助。最后，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打造并非临门一脚，更要重视日常的学习积累。作为科研型人员，在独立学习研究的同时，更要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导师应当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聆听国内外知名专家的学术报告，这样不仅能使研究生了解本领域的前沿工作，提高其专业水平和表达能力，而且可以开阔研究生的专业视野、丰富研究生的知识储备。同时，在学术活动中提倡和鼓励研究生批判学习，积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一种良性的交互式开放环境，以提高学生开展法学研究的兴趣，启发和完善创新思想的重要途径②。在课题组内的学术讨论可使导师了解、把握学生的写作方向，学位论文的进展，使学生有必要的紧迫感，同时启发、引导学生关注学科前沿和研究热点，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进行积极交流和借鉴，以便能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审视自己的现有成果。综上所述，学术活动的作用是单纯的课程学习所不可替代的，也是学位论文研究所必须的条件。
三、严格要求论文撰写规范
内在质量是指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主要包括论文研究的题目、观点、研究方法、逻辑结构、资料和语言文字等方面。外在质量不仅仅是印刷、装饰等物质载体方面的质量，更重要的是指论文的形式与格式，即学位论文写作所要求的一些固有规范。一丝不苟的态度，怎么会容许肤浅的形式错误?因此很自然地，学位论文规范就成为评价学位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学位论文的规范要求应当引起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普遍重视。一般认为，合格的学位论文在规范要求上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学位条例和培养学位管理办法对学位论文管理的各项具体要求，是针对学位论文这一个对象的特殊要求，也是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最需要重视的部分。二是学术著述的一般规范，它是指学术界所公认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学术成果方面的体现，作为接受学位教育的研究生必须懂得自觉遵守，一般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都应当熟悉与贯彻。三是所有正式出版物共同遵循的文字印刷规范。它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以文件条例的形式所作出的正式规定③。这类文字印刷规范代表着整个中国文化在当代最正式的表达形式，因此每个受教育的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应当遵循，研究生更应当在自己的论文中自觉遵守这些规范。除了以上要求，虽然我国高校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规范上有不少规章制度，但是在工作中还是存在普遍的不足。一是有些研究生未理解学位论文摘要的重要意义，学位论文摘要简而言之是对学位论文的一个简要介绍，目的是使读者通过阅读摘要对学位论文整体有一个简单而又清晰的全面了解，因此它是对全文的高度概括，但是区别于一般论文的摘要，学位论文的摘要需要更简练的语言表达和更丰富的内容涵摄。学位论文摘要主要是有利于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对论文的学术水平作出评价。其次，学位论文的评阅时间要给予充分保证，如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阅期为一个月，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期为二个月，只有这样，评阅人才有合理的学习时间，对学位论文作出公正有益的评价，毕竟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普遍具有较高的水平，即使是教授级别的专家也需要好好消化。最后，为了保障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有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我们可以尝试构建一种导师回避制度。即导师不得参加自己学生的答辩委员会，让答辩委员会在讨论中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实事求是，开放地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和评价论文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匿名投票表决。相对应的，为了保证对每位研究生作出公正的评判，我们设计了一套检验学位论文是否合格的量化指标，在现场让答辩委员会的每位成员对论文的各项指标进行打分，这样就对该学科专业的优秀论文评选有了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重要依据。目前实施的这一系列做法，得到了我校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广泛认可和大力支持，对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以及促进答辩的效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深化管理机制
第3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1.主要方法
（1）预习提问法。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前认真预习，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教师也可根据对学生认知水平和个性差异的预测提出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加以整理，形成课堂教学的重点问题，作为教师备课和实施课堂教学的重要依据。
（2）卡片提问法。学生的认知水平有一定的差异性。用卡片提问法，让处于不同认知水平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出不同的问题，使教师能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实施课堂教学，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促进教学质量的大面积提高。
（3）情境提问法。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置多样化的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教师创设的情境越是新颖、越具有强烈对比度，学生的注意力越容易被吸引，感觉就会越敏锐、强烈，越容易诱发他们的好奇心，产生探索的强烈愿望。
2.提出问题的两大关键点
（1）让学生理解什么是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人们能看到的仅仅是部分现象，既看不到它的形成历史，又看不到它引发的未来，更难以看到的是事物内在变化的必然规律。因此，可以说问题就是依据已知，寻求未知，寻求事物内在变化的必然规律。
（2）怎样才能恰当的提出高质量的问题。要引导学生恰当的提出高质量的问题，前提是认识事物的基本结构，了解问题的基本分类，认识过程中相关的基本系统。问题的分类，根据认识的状况可以化分为两类：探究性问题和评论性问题。探究性问题是在寻找未知和未见的；评论性问题是对已知的真伪的审查。探究性问题又可以分为常规性问题和非常规性问题；显然的问题和非显然的问题。所谓常规性问题是条件充分、结论确定的问题；而非常规性问题是条件不充分、结论不确定的问题。所谓显然的问题是根据已知可以推断出的问题，而非显然的问题是根据已知极难甚至无法推断出的问题。国际上关于问题分类的这些研究成果对帮助学生全面的、高质量的提出问题，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发展他们创造思维能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意义。
二、教师以问题为依据，开展集体备课，设计教学过程
我校的集体备课独具特色，“问题备课法”是集体备课的一大亮点。通过集体备课，一方面形成共同的教学思路，解决学生预习时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全体教师在集体智慧的启迪下，结合自身的优势，就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作充分的讨论和准备，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我校集体备课的另一特点是教师从备“教案”转到教学设计，使备课簿不仅成为教师教学计划、实施、反省的记载，而且成为对师生共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的预测与设计。以往对教师备课的评价，是把教师备课薄收上来，盖章验收，检查更多的是教师是否按照备课要求把教学步骤周密的程序化，以字数与笔迹整洁作为教师是否工作认真的标准。现在从备教案转到教学设计，对教师备课评价的重点是评价教师合作水平，评价师生提出问题的质量和引导学生解决问题的水平，以及教师解决生成问题的应变能力，展现出教师观念转变的过程，记录了教师自己成长足迹。
三、课堂以问题为依据安排教学过程
1.以问题为重点，整合认知目标、情感目标、态度和价值观目标，确立课堂教学的目标体系
以问题为基点确立课堂教学目标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基于问题的学习和课本知识的系统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基于问题教学法的核心，所有学习活动都是围绕问题而展开的，当然，基于问题教学，并不是为了问题而设置问题，设置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完成课程目标，如培养学生的知识基础与各种能力等。概括地说问题是纲，知识是目，纲举目张。知识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因具体问题不同而产生变异，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将藉学生获取知识并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得到发展。但是，我们要注意，如果完全打破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完全为解决问题而组织知识，又可能导致另外一个极端，即所获知识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零散性。因此，在设计和实施问题教学法时，我们需要在学科知识的系统性与解决问题中所获知识的随机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平衡，基于整体课程与知识结构的系统性来设计问题，要使各问题之间所包含的学习议题（如专业概念、原理等）多次的相互邻接和交叉重叠。
2.以问题展开课堂教学，安排教学程序
（1）体现学生自主性学习。课堂上，凡是学生或通过学生群体交流能够解决的问题，教师坚决不教，学生的自主学习占据了课堂上的绝对优势的时间和空间，学生带着思考题在规定时间内自学相关内容，完成检测性的练习，并通过讨论、质疑、交流等方式自行解决自学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时，通过一定量的练习或训练，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从而加深理解课堂上所学的重点、难点。
（2）体现学生探究性学习。问题解决教学法，让学生自主提出问题、自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学生可以动手操作、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流，教师引导学生投入到这些活动中，让他们亲身感悟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由于学生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学习体验各不相同，通过各自的体验和探究，学习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3）体现学生合作性学习。“兵教兵”是从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条有效的教法，是典型的合作学习。针对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练习中的错误，教师引导学生讨论，会的学生教不会的学生，教师只作评定、补充、更正。不仅在课堂上，在课后还开展了“一帮一”、“兵教兵”活动，让优秀生和后进生搭配坐在一起，结成“帮扶”对子。
3.以问题解决的效度来检测课堂的教学效果
在课堂上，留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运用不同的方式方法，集中或分散检测问题解决的效度，并以此确定课堂教学的效果。
四、整理课堂教学中生成的新问题，作为后续课堂教学中的重点内容
在课堂上，课前预设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标志着一堂课的圆满结束，但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的终结。因为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还会生成新的问题，也会遗留有些学生已经解决、而有些学生尚未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加以整理，作为后序课堂教学中的重点问题，通过集体备课，结合新课中提出的新问题，重新设计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形成了一个一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解决的链节。因此，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教室，解决了问题走出教室，这还不够，教师还要以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加深问题的深度、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形成对解决问题的独立见解为目的，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教室，带着更多的新生成的问题走出教室，使问题成为知识的纽带，切实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第4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批改数学作业批语
本学期我们高二（2）组数学互研组对数学作业的布置、批改、改革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以前我们对作业的批改方式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并针对自己所教班级的不同情况对数学作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改进。传统的批改数学作业的方法，只是对学生所做的作业作出正误判断，打上分值，或者是批上优、良、中、下。我们互研组认为有针对性的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所做的作业写上批语，不仅能传递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要求和指导意见，使学生及时获得反馈信息，而且有利于融洽师生感情，强化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下面我就对我们互研组对于作业常用的批改形式，以及自己的一些方法作一总结。
一、肯定成绩，给予赞扬
每一位学生都有较强的自尊心和荣誉感，希望自己的能力与学习成绩得到老师的肯定和赞赏。比较聪明的学生答题经常不循常规、另辟蹊径，很简捷地得出结论，对这样的作业可写下肯定性的评语，如“解法新颖，思路开阔”、“方法灵活，不落俗套”、“我很欣赏你的解法”等短短的批语，简洁明了，充满爱意，充分肯定了学生的学习能力，赞扬了学生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学生看过批语后倍受鼓舞，产生出成就感和新的学习动力，能增强攀登新高峰的信心，激发出非智力因素，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
二、循循善诱，适当启发
学生在解题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漏，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做法都是教师批个“x”，有些学生如若在同一错误多次出现时，甚至狠很地批个大大的“x”，其实这样做不适和学生的心理特点，长期下去，很容易使这些学生产生畏惧、甚至厌烦心理。我认为可先将这些错误之处给予圈出，然后写上提示语“注意挖掘隐含条件”、“请你再审题意，看一看能否找出捷径”、“老师相信你能找出错误之处”、“参照课本第多少页的内容”，学生重新审题后会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印象深刻，作业批语给学生创造出良好的心理环境，对培养良好的审题习惯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明显效果。
三、树立信心，及时鼓励
给作业下评语是教师表扬自己对学生期望的一块重要园地，而教师的期望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其进步。因此，教师应善于观察学生作业中的点滴进步，及时给以热情鼓励。例如，对一向马虎的学生，只要有一次认真就应写上“认真是进步的开始”；对信心不足的学生，则“树立信心，战胜自我”等，这些批语能解除学生的自卑心理，逐步树立他们学习的信心和勇气，达到自我的境界。
四、防止骄傲，警钟长鸣
第5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工智能，常识推理，归纳逻辑，广义内涵逻辑，认知逻辑，自然语言逻辑
现代逻辑创始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早期，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数学中的公理化运动。当时的数学家们试图即从少数公理根据明确给出的演绎规则推导出其他的数学定理，从而把整个数学构造成为一个严格的演绎大厦，然后用某种程序和方法一劳永逸地证明数学体系的可靠性。为此需要发明和锻造严格、精确、适用的逻辑工具。这是现代逻辑诞生的主要动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纪逻辑研究的严重数学化，其表现在于：一是逻辑专注于在数学的形式化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二是逻辑采纳了数学的方法论，从事逻辑研究就意味着象数学那样用严格的形式证明去解决问题。由此发展出来的逻辑被恰当地称为“数理逻辑”，它增强了逻辑研究的深度，使逻辑学的发展继古希腊逻辑、欧洲中世纪逻辑之后进入第三个高峰期，并且对整个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21世纪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何处？大致说来将如何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拟人的智能，它的难点不在于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推理（这一点在20世纪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如用计算机去进行高难度和高强度的数学证明，“深蓝”通过高速、大量的计算去与世界冠军下棋），而是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活动中包括学习、抉择、尝试、修正、推理诸因素，例如选择性地搜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尝试性的判断或抉择，不断根据环境反馈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由此达到实践的成功。于是，逻辑学将不得不比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并着重研究人的思维中最能体现其能动性特征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由此发展出的逻辑理论也将具有更强的可应用性。
实际上，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现代逻辑与人工智能（记为AI）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例如，哲学逻辑所研究的许多课题在理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AI从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决策科学中获得了许多资源，但逻辑（包括哲学逻辑）在AI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学逻辑家去发展关于非数学推理
的理论；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这两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鉴，甚至在逐渐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别关心下述课题：
·效率和资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计划和计划再认；
·关于他人的知识和信念的推理；
·各认知主体之间相互的知识；
·自然语言理解；
·知识表示；
·常识的精确处理；
·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容错推理；
·关于时间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释或说明；
·对归纳概括以及概念的学习。[①]
21世纪的逻辑学也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并对之进行研究。为了做到这一点，逻辑学家们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关进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应用性。
我认为，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将会重点关注下述几个领域，并且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1）如何在逻辑中处理常识推理中的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2）如何使机器人具有人的创造性智能，如从经验证据中建立用于指导以后行动的归纳判断？（3）如何进行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特别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库以及各认知主体相互之间的知识而进行的推理？（4）如何结合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机器人能够用人的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等等。
1．常识推理中的某些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
AI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用机器智能模拟人的智能，它选择各种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问题进行实践，希望能做出各种具有智能特征的软件系统。AI研究基于计算途径，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号模型。一般而言，AI关于智能系统的符号模型可描述为：由一个知识载体（称为知识库KB）和一组加载在KB上的足以产生智能行为的过程（称为问题求解器PS）构成。经过20世纪70年代包括专家系统的发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识，认识到知识在智能系统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统事实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系统，而知识包括专门性知识和常识性知识，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领域内专家的常识。于是，常识问题就成为AI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类的常识，并运用这些常识去进行符合人类行为的推理。显然，如此建立的常识知识库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协调的，但这种矛盾或不协调应不至于影响到进行合理的推理行为；常识推理还是一种非单调推理，即人们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结论，当人们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变甚至收回原来的结论；常识推理也是一种可能出错的不精确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许有错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推理，简称容错推理。而经典逻辑拒斥任何矛盾，容许从矛盾推出一切命题；并且它是单调的，即承认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则pùq?r；或者说，任一理论的定理属于该理论之任一扩张的定理集。因此，在处理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时，经典逻辑应该受到限制和修正，并发展出某些非经典的逻辑，如次协调逻辑、非单调逻辑、容错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识推理的逻辑是次协调逻辑和非单调逻辑的某种结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对容错推理的简单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种形式化。[②]
“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是由普里斯特、达·科斯塔等人在对悖论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其基本想法是：当在一个理论中发现难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论时，与其徒劳地想尽各种办法去排除或防范它们，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理论体系内，但把它们“圈禁”起来，不让它们任意扩散，以免使我们所创立或研究的理论成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协调逻辑中，能够容纳有意义、有价值的“真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统推出一切，导致自毁。因此，这一新逻辑具有一种次于经典逻辑但又远远高于完全不协调系统的协调性。次协调逻辑家们认为，如果在一理论T中，一语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则T是不协调的；否则，称T是协调的。如果T所使用的逻辑含有从互相否定的两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规则或推理，则不协调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经典逻辑为基础的理论，如果它是不协调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这一现象表明，经典逻辑虽可用于研究协调的理论，但不适用于研究不协调但又足道的理论。达·科斯塔在20世纪60年代构造了一系列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以用作不协调而又足道的理论的逻辑工具。对次协调逻辑系统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题：(i)矛盾律?(Aù?A)不普遍有效；(ii)从两个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说，矛盾不会在系统中任意扩散，矛盾不等于灾难。(iii)应当容纳与(i)和(ii)相容的大多数经典逻辑的推理模式和规则。这里，(i)和(ii)表明了对矛盾的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iii)则表明次协调逻辑对于经典逻辑仍有一定的继承性。
在任一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中，下述经典逻辑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为经典逻辑，则系列C0,C1,C2,…Cn,…Cw使得对任正整数i有Ci弱于Ci-1，Cw是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经为Cn设计出了合适的语义学，并已经证明Cn相对于此种语义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协调命题逻辑系统Cn还是可判定的。现在，已经有人把次协调逻辑扩展到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集合论等领域的研究中，发展了这些领域内的次协调理论。显然，次协调逻辑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③]
非单调逻辑是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D·麦克多莫特和J·多伊尔初步尝试着系统发展一种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他们在经典谓词演算中引入一个算子M，表示某种“一致性”断言，并将其看做是模态概念，通过一定程序把模态逻辑系统T、S4和S5翻译成非单调逻辑。B·摩尔的论文《非单调逻辑的语义思考》（1983）据认为在非单调逻辑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动认知推理”之间做了区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没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证据的条件下进行推理的过程，这种推理的特征是试探性的：根据新信息，它们很可能会被撤消。自动认知推理则不是这种类型，它是与人们自身的信念或知识相关的推理，可用它模拟一个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人的推理。对于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获得成功的应用而言，非单调逻辑尚需进一步发展。
2．归纳以及其他不确定性推理
人类智能的本质特征和最高表现是创造。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归纳、类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计算机要成功地模拟人的智能，真正体现出人的智能品质，就必须对各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推理模式进行研究。
首先是对归纳推理和归纳逻辑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归纳推理”是广义的，指一切扩展性推理，它们的结论所断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而前提的真无法保证结论的真，整个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体说来，这种意义的“归纳”包括下述内容：简单枚举法；排除归纳法，指这样一些操作：预先通过观察或实验列出被研究现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选择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实验，根据某些标准排除不相干假设，最后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统计概括：从关于有穷数目样本的构成的知识到关于未知总体分布构成的结论的推理；类比论证和假说演绎法，等等。尽管休谟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和归纳逻辑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但我认为，（1）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实践的必然性。（2）人类有理由从经验的重复中建立某种确实性和规律性，其依据就是确信宇宙中存在某种类似于自然齐一律和客观因果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确信是合理的，而用纯逻辑的理由去怀疑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性断言则是不合理的，除非这个断言是逻辑矛盾。（3）人类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并且，归纳逻辑的这种可能性正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推动下慢慢地演变成现实。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④]有人通过指责现有的归纳逻辑不成熟，得出“归纳逻辑不可能”的结论，他们的推理本身与归纳推理一样，不具有演绎的必然性。（4）人类实践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相应的经验知识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的力量。毋庸否认，归纳逻辑目前还很不成熟。有的学者指出，为了在机器的智能模拟中克服对归纳模拟的困难而有所突破，应该将归纳逻辑等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机器学习、不确定推理和神经网络学习模型与归纳学习中已有的成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已有的归纳学习成果上，在机器归纳和机器发现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⑤]这是一个极有价值且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无疑在21世纪将得到重视并取得进展。
再谈模糊逻辑。现实世界中充满了模糊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到人的思维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题，如“矮个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轻”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题和模糊推理的逻辑理论叫做“模糊逻辑”。对它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马林诺斯。模糊逻辑为精确逻辑（二值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它目前在医疗诊断、故障检测、气象预报、自动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获得重要应用。显然，它在21世纪将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
3．广义内涵逻辑
经典逻辑只是对命题联结词、个体词、谓词、量词和等词进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语言中，除了这些语言成分之外，显然还存在许多其他的语言成分，如各种各样的副词，包括模态词“必然”、“可能”和“不可能”、时态词“过去”、“现在”和“未来”、道义词“应该”、“允许”、“禁止”等等，以及各种认知动词，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断”、“猜测”、“考虑”、“怀疑”，这些认知动词在逻辑和哲学文献中被叫做“命题态度词”。对这些副词以及命题态度词的逻辑研究可以归类为“广义内涵逻辑”。
大多数副词以及几乎所有命题态度词都是内涵性的，造成内涵语境，后者与外延语境构成对照。外延语境又叫透明语境，是经典逻辑的组合性原则、等值置换规则、同一性替换规则在其中适用的语境；内涵语境又称晦暗语境，是上述规则在其中不适用的语境。相应于外延语境和内涵语境的区别，一切语言表达式（包括自然语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直至语句）都可以区分为外延性的和内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语境的表达式，后者是提供内涵性语境的表达式。例如，杀死、见到、拥抱、吻、砍、踢、打、与…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达式，而知道、相信、认识、必然、可能、允许、禁止、过去、现在、未来等都是内涵性表达式。
在内涵语境中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首先，对于个体词项来说，关键性的东西是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虑它们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内涵性表达式，它提供内涵语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
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这是因为：这个推理只考虑到“晨星”和“暮星”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并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们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换规则，由该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结论：“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内涵语境中，语言表达式不再以通常是它们的外延的东西作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们的内涵的东西作为外延。以“达尔文相信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个语句为例。这里，达尔文所相信的是“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称的真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命题）就构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内涵语境中，虽然适用于外延的函项性原则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抛弃不可，可以把它改述为新的形式：一复合表达式的外延是它出现于外延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外延加上出现于内涵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内涵的函项。这个新的组合性或函项性原则在内涵逻辑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个好的内涵逻辑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i）它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能处理的问题；（ii）它还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不能处理的难题。这就是说，它既不能与外延逻辑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逻辑的局限。这样的内涵逻辑目前正在发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轮廓。从术语上说，内涵逻辑除需要真、假、语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类、谓词的同范围或不同范围等外延逻辑的术语之外，还需要同义、内涵的同一和差异、命题、属性或概念这样一些术语。广而言之，可以把内涵逻辑看作是关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许”、“禁止”等提供内涵语境的语句算子的一般逻辑。在这种广义之下，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问题逻辑等都是内涵逻辑。不过，还有一种狭义的内涵逻辑，它可以粗略定义如下：一个内涵逻辑是一个形式语言，其中包括（1）谓词逻辑的算子、量词和变元，这里的谓词逻辑不必局限于一阶谓词逻辑，也可以是高阶谓词逻辑；（2）合式的λ—表达式，例如(λx)A，这里A是任一类型的表达式，x是任一类型的变元，(λx)A本身是一函项，它把变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种类型的对象映射到A所属的那种类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态的或内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个内涵逻辑的解释，则由下列要素组成：（1）一个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个可能个体的非空集D；（3）一个赋值，它给系统内的表达式指派它们在每w∈W中的外延。对于任一的解释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内涵逻辑系统中的任一表达式X相对于解释Q在w∈W中的外延总是可能的。这样的内涵逻辑系统有丘奇的LSD系统，R·蒙塔古的IL系统，以及E·N·扎尔塔的FIL系统等。[⑥]
在各种内涵逻辑中，认识论逻辑（epistemiclogic）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识论逻辑研究与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断定、理解、怀疑、问题和回答等相关的逻辑问题，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断定逻辑等；狭义的认识论逻辑仅指知道和相信的逻辑，简称“认知逻辑”。冯·赖特在1951年提出了对“认知模态”的逻辑分析，这对建立认知逻辑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J·麦金西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知道”的模态逻辑。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个基于6条规则的相信逻辑系统。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识和信念》一书是认知逻辑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认知逻辑的系统，并为其建立了基于“模型集”的语义学，后者是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先导之一。当今的认知逻辑纷繁复杂，既不成熟也面临许多难题。由于认知逻辑涉及认识论、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并且认知逻辑的应用技术，又称关于知识的推理技术，正在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认知逻辑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国际逻辑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这一状况在21世纪将得到继续并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有可能出现突破性的重要结果。
4．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
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有来自几个不同领域的推动力。首先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机对话和通讯、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理解、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等课题，都需要对自然语言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句法层面，而且要深入到语义层面。其次是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在20世纪哲学家们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问题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精力，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理论，如观念论、指称论、使用论、言语行为理论、真值条件论等等，以致有人说，关注意义成了20世纪哲学家的职业病。再次是语言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脱离语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结合使用语言的特定环境去研究，这导致了语义学、语用学、新修辞学等等发展。各个方面发展的成果可以总称为“自然语言逻辑”，它力图综合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论，J·L·奥斯汀、J·L·塞尔等人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P·格赖斯所创立的会话含义学说等成果，透过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去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
自然语言具有表达和交际两种职能，其中交际职能是自然语言最重要的职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简称语境）中进行的，语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境仅指一个语词、一个句子出现的上下文。广义的语境除了上下文之外，还包括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整个社会历史条件，如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时间、地点、条件、讲话的人（作者）、听话的人（读者）以及交际双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识，这里的背景知识包括交际双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习惯，以及共同的知识和假定等等。这些语境因素对于自然语言的表达式（语词、语句）的意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i）语境具有消除自然语言语词的多义性、歧义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严格规定语言表达式意义的能力。（ii）自然语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词、人称代词、时间副词等，要弄清楚这些句子的意义和内容，就要弄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对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什么地点说的、针对什么说的，等等，这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进行。依赖语境的其他类型的语句还有：包含着象“有些”和“每一个”这类量化表达式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论域，包含着象“大的”、“冷的”这类形容词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相比较的对象类；模态语句和条件语句的意义取决于因语境而变化的语义决定因素，如此等等。（iii）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语境中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以至偏离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抽象意义），而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即语用涵义。有人认为，一个语言表达式在它的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义，一旦脱离开语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义。语言的抽象意义和它的具体意义的关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体与活人肢体的关系一样。逻辑应该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当然不是去研究某一个（或一组）特定的语句在某个特定语境中唯一无二的意义，而是专门研究确定自然语言具体意义的普遍原则。[⑦]
美国语言学家保罗·格赖斯把语言表达式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字面意义的特殊涵义，叫做“语用涵义”、“会话涵义”或“隐涵”（i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组“交际合作原则”，包括一个总则和四组准则。总则的内容是：在你参与会话时，你要依据你所参与的谈话交流的公认目的或方向，使你的会话贡献符合这种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畴区分为量、质、关系和方式四类，格赖斯提出了如下四组准则：
（1）数量准则：在交际过程中给出的信息量要适中。
a．给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给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质量准则：力求讲真话。
a．不说你认为假的东西，。
b．不说你缺少适当证据的东西。
（3）关联准则：说话要与已定的交际目的相关联。
（4）方式准则：说话要意思明确，表达清晰。
a．避免晦涩生僻的表达方式；
b．避免有歧义的表达方式；
c．说话要简洁；
d．说话要有顺序性。[⑧]
后来对这些原则提出了不和补充，例如有人还提出了交际过程中所要遵守的“礼貌原则”。只要把交际双方遵守交际合作原则之类的语用规则作为基本前提，这些原则就可以用来确定和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语用涵义）。实际上，一个语句p的语用涵义，就是听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根据语用规则由p得到的那个或那些语句。更具体地说，从说话人S说的话语p推出语用涵义q的一般过程是：
（i）S说了p；
（ii）没有理由认为S不遵守准则，或至少S会遵守总的合作原则；
（iii）S说了p而又要遵守准则或总的合作原则，S必定想表达q；
（iv）S必然知道，谈话双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须假设q；
（v）S无法阻止听话人H考虑q；
（vi）因此，S意图让H考虑q，并在说p时意味着q。
试举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车旁，b向a走来。a说：“我没有汽油了。”b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修车铺。”这里a与b谈话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据关系准则，b说这句话是与a想得到汽油相关的，由此可知：b说这句话时隐涵着：“前面的修车铺还在营业并且卖汽油。”
第6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英语语法；探究；生活
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重建课堂成为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可在听课、学生问卷调查及与周围教师的交流中发现在英语语法教学中常常出现“课程标准是新的，教材是新的，然而课堂教学涛声依旧”的现象，即在英语语法教学中教师给出语法规则，举例讲解语法规则，然后让学生机械操练、套用规则以达到巩固目的。笔者把此种现象称为英语语法教学瓶颈现象并在日常教学行为中不断思索、探究与实践以期突破。
一、何谓英语语法教学瓶颈?
从教师层面上说，英语语法教学的瓶颈是教师重知识传授，轻技能训练；重详细讲解，轻反复练习；重书面练习，轻口头练习；重语法分析，轻语法使用；重掌握规则，轻掌握实例。
从学生层面上说，英语语法教学的瓶颈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被动接受多，主动探究少；机械训练多，生活情景少；枯燥乏味多，快乐趣味少。
从课堂层面上说，英语语法教学的瓶颈表现为课堂没有成为师生互动、心灵对话的舞台，不见鲜活的生命在律动、在交融、在成长，不见灵活的智慧在闪现、在流动、在焕发异彩。
从生成层面上说，英语语法教学的瓶颈表现为课堂气氛沉闷，学习方法单一，学生灵活运用能力无望提高，课堂教学低效甚至无效。
二、如何突破
(一)主动探究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不应该被看成是对于教师授予知识的被动接受，而是学习者以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主动的建构活动”。也就是说，学生学习过程是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下。借助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主动探究，积极交流，从而建立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它主张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自己知识经验的过程，是通过新经验与原有知识经验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充实、丰富和改造自己已有知识经验的过程。它强调学习的主动性。因此，“主动探究”强调的是以学生为主体，问题为中心，研究为手段，实践为途径，过程体验为重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为目的的一种学习方式。
1．创设情境，营造轻松探究氛围
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提出的“认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学习必须处于与学习主题基本内容相关、现实情况基本一致或相类似的丰富情景当中。而且丰富合理的情景使语法教学能在一种活的环境中轻松愉悦地进行。著名的心理学家罗杰斯指出：“在教学过程中，只有让学生处在一种无拘无束、自由畅达的空间，他们才会尽情地‘自由参与’与‘自由表达’。轻松快乐的环境使学生无外界压力与压迫感，学生完全自觉自愿、全身心的参与；而活动使学生通过动手、动脑，由不经意中贯穿知识的渗透、能力的培养、道德的熏陶与习惯的沉淀。因此，语言教师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为学生营造运用语言的氛围，使学生在模拟真实的情景中轻松愉快学会及运用语法。
例如，在学习比较级与最高级时，我先通过实物及图片比较(三个大小不一的球，三座高矮不一的楼房)、和学生问答，引出这个语法项目的结构、功能。
T:Thisisabasketball.Thisisafootball.Whichisbigger,thebasketballorthefootball?SI:Thebas-ketballisbigger(thanthefootball.)……T:Rigllt.Sothetabletennisballisthesmallestofthethree.T:Whataboutthebasketball?It''''sthebiggestofthethree.(边说边在屏幕上出示所讲的比较级最高级句子)。然后在屏幕上展示一些图片让学生试着用比较级最高级的句子来说。接着让学生以班中同学、教室中的物品等为话题以pairwork形式操练比较级与最高级。最后引导学生通过探究发现比较级与最高级的使用特点及语法规则。
在以上情景活动中，语法知识由抽象变得形象，从而降低了语法学习的难度，激发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使他们学得快，记得牢，用得活。从身边的事物出发，创设情境，引出比较级、最高级，激发学生探求比较级、最高级使用规则的欲望并归纳总结(即发现、探究问题)。
2．合理构建，生成有效探究活动
建构主义课程观。不认为课程基本决定于外部环境因素(例如学科结构、社会价值等因素)，而是考虑到学习者带进学习情境的先前知识。什么样的经验和概念在促进特定学习结果的产生中是有效的，变成了—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把课程看成是促进特定学习结果的一系列学习活动和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为了确定研究和探索的目标。
在研究了《牛津初中英语》六册书后，我发现宾语从句这个语法项目要到9B才教。而学生在小学时就学过像“Ithinkyouareright.”这类简单的宾语从句，在《牛津初中英语》第一至第五册书中也经常出现宾语从句的句子。因此，我决定从初一起就合理构建学生学习这个语法项目的过程。积累学习经验。为最后的有效探究学习活动奠定基础。在7A第一单元Reading部分PartC题目要求中出现TheClass1,Grade7studentswanttoseehowwelltheyknoweachother时，我没有特意去讲这是宾语从句而只是问学生是否明白题目要求。7A书中多次在题目要求中出现了宾语从句。每次我都只是让学生看一下并理解句子含义就好。在7A期末复习时。我让学生把书翻到第5页看这两个句子：Howwelldothestudentsknoweachother?TheClass1,Grade7studentswanttoseehowwelltheyknoweachother.然后引导他们发现两者间的区别：第一句多了一个“do”。接着帮助学生构建这样的经验——在陈述句动词后出现的疑问句不需要助动词。当学生在7B中再见到类似句子时，他们的这个经验自然会得到巩固。进入初二后，学生在课本及课外阅读材料中会经常看到“Idon''''tknowwhereheis.”“Canyoutellmehowoldsheis?”等此类的宾语从句。这时，我就帮助他们构建这样的经验——当陈述句或疑问句动词后再接一个疑问句时所接的句子要用陈述句顺序。通过初一、初二的合理构建，学生对宾语从句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到初三9B第二单元学宾语从句这个语法项目时，学生会因为先前积累的丰富经验而容易对教师设置的探究活动感兴趣，进而他们会表现为投入、激动、兴致勃勃。
3．合作交流，探究发现语法规则
“交流”是师生间、学生间、教学内容和相关信息与教师、学生间的相互沟通与应答。合作学习不仅仅是教学组织形式的简单变化。它联系着问题解决的“宽带”和纵深度。合作交流意义的建构以学生的积极参与为基础。以调整学生群体间的交往行为、开展合作学习为重点。着力营造引起学生心理共鸣、思维共振的“交往场”。这种学习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小组学习”，在“交往场”中，教师是学生的同伴和朋友，问题的解决须是在个体能动学习的基础上通过群体协作配合才能完成，正是在“交往场”中，师生互动、共创与共生。
在教9A“Reportedspeechwithtensechanges”时。我就给每组发课前准备的有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句子的纸片，让他们先每人自己看纸片上的句子后合作交流总结出时态变化的规律。学生合作探究的积极性很高，小组交流也很投入，几分钟后学生踊跃地汇报了自己小组发现的语法规则。
(二)回归生活
卢梭让爱弥儿回归自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皮亚杰的知识建构理论，无非是想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学生是在自己的活动中建构自己的知识。学习者走进教室时并不是一无所知的白纸，而是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和交往活动中，已经逐步形成自己对各种现象的理解和看法。而课程改革之所以非常强调“回归生活”，是因为在现代人(尤其是学生)的生长家园中，“生活世界”被严重地剥离了。于是在学校教育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出现了空前的危机。教育过程丰富生动的主观性被冷冰冰的知识授受和机械的理智训练所代替。因此必须重返“生活世界”，生活是教育的源泉与动力。
1．联系生活，激活认知
学生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在主动的活动中建构自己的知识。即通过新经验与原有生活经验的相互作用，来认知、充实、丰富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故而我在语法教学别注意激活学生的认知，通过联系生活，谈论学生最感兴趣的话题，将学生的原有知识活跃出来，使其具有粘合新知识、构成新认知结构的活力。
例如，在学习“Usedto”时，我先在屏幕上出示一张照片。然后说到：Pleaselookatthispicture.Who''''she?Dpyouknow?学生猜测后我说到：He''''smysen.Heusedtobeasmallboy.Nowhe''''sabigboy.Heusedtobeastudentinourschool.Nowhe''''sastudentofTaicangSeniorHigllSchool.Heusedtogotoschoolfivedaysaweek.Nowhegoestoschoolsixdaysaweek.Heusedtogetupat6:40a.m.Nowhegetsupat6:15a.m.(边说边在屏幕上出示我儿子的一些相关图片，然后在屏幕上出示usedtobe/do)。这样，学生很容易地明白了usedtobe/do的含义。接着让学生拿出事先布置他们带的他们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用usedtobe/do来讲自己小时候的事。
2．回溯生活，拓展时空
德国思想家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直观的、具体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因而也是丰富的。杜威把教育的本质理解为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或改组”。生活就是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经验”便是从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的。
第7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第8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一、参与教学中持趣
在教学中要注意兴趣的保持，运用良好的导入方法激趣后，都需结合知识的生长点、知识的形成过程、学生的认知水平，为学生设计参与教学过程的活动，逐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进而发展到“我会学”，提高其学习的主动性和效率。如在学习图形面积时为学生设计参与的机会，人人制作学具，在老师的引导下独立操作。在推导三角形面积、梯形面积、圆形面积公式时，学生运用多种方法推导，不仅在参与公式的推导中理解了公式，同时也有机地把图形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掌握了量与量之间、形与形之间、量与形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体会到数学知识的趣味性，保持学习的兴趣。
二、应用知识中持趣
数学知识应用的广泛性是数学学科的特点之一。教育学生运用学到的抽象知识，去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具体问题，这正是数学教学的最终目的。因此在教学中要注意联系现实世界中简单的数量关系和初步的几何知识，去理解和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如在学习“小数的认识”时，可让学生到商店里观察“商品标价”，也可观察“菜篮子价格”等生活实际来加深认识。
三、目的性教育中持趣
正确的学习目的往往会导致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保持浓厚的兴趣需要对学习意义有清楚的认识。就数学而言，一方面，它是进一步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工具和基础，另一方面又是今后参加祖国四化建设所必须的知识，体现着“数学是一切科学得力的助手和工具”，反映了“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作为教师需要引导他们：“无论将来干什么，要为祖国作出贡献，都要有渊博的知识；只有从小学开始好好学习，付出不懈的努力，愿望才能成为现实”，从而帮助学习从小树立学好数学的志向，使美好的愿望成为努力学习的内在动力。并告诉他们：“当医生就要懂得药性和剂量搭配”，“当建筑师就要会计算面积及用材多少”，“当企业家要懂得计算成本和利润”……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离不开数学，买东西算钱需要数学，做衣服量尺寸需要数学。学生正确认识到数学的作用和学习它的意义后，就会从内心产生对学习数学的需要，从而保持学习数学的兴趣，提高学习的自觉性。
四、榜样教育中持趣
在教学中不失时机地插入一些数学家的为了追求一个成功的实验或演算而废寝忘食的故事，能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以解决思想上怵头学习数学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激发保持兴趣。如陈景润如醉如痴地为了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而带病推理、演算，草稿纸成吨的故事；阿基米德为验证皇冠是否由纯金铸成，而在浴缺中侵泡而忘了洗的故事；牛顿、华罗庚的学术成就就都不是靠天资，而是靠勤奋学习和肯钻研得来的。
五、成功体验中持趣
对成功的体验是提高兴趣的最佳强化物。学习动机与学习兴趣能促进数学知识、方法的掌握，反过来，掌握了数学知识方法又会激励和增强学习的动机与兴趣。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步步获得成功，尝到了甜头，亲自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就能增强学习的动机和兴趣。数学因为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学习数学需要循序、渐进，只有在学习上克服大大小小的困难中看到自己的力量，增强了学习信心，才会出现“越学越爱学”的境地。笔者曾做过调查，在喜爱数学的学生中，因数学成绩好而喜欢数学的约占32.5%，而数学学习差生中，因为不会，就爱学习要占其86.3%。这说明学习的成功，对促进和增强学习兴趣起重要作用。
六、表扬评价中持趣
荣誉感可以强化学习兴趣。小学生的荣誉感特别强，其学习兴趣的保持很大程度上取抉于通过学习所获得的社会效果。他们常常由于获得好成绩受到老师、家长、兄弟姐妹、同窗好友的赞赏而引起荣誉感，为保持已获荣誉而更加努力学习。
在教学中应给予学生正确、恰当的表扬。在学生回答问题时，眼睛注视着他们，以一种期待的眼神鼓励他们大胆发言。要注意不失时机给予表扬、鼓励，哪怕是一句表扬的话，几个鼓励的学，一朵小红花，都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尤其是对待学习较吃力的学生，应适当降低标准，侧重表扬，鼓励其进步。表扬是教师热爱本职工作、热爱学生的具体体现，也是保持学生兴趣，充分发挥学生潜能的重要手段。
七、竞赛活动中持趣
一般认为，竞赛是激发学习积极性和争取优良成绩的一种有效手段。因为在竞赛过程中，学生的好胜性动机和求成的需要会更加强烈，学习兴趣和克服困难的毅力会大大增强，所以大多数人在竞赛情况下学习和工作的效率会有很大的提高。
第9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一、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不利影响
首先，从国家司法考试的整体结果来看，这一制度将动摇法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与一般的应用技能型专业相比，法学教育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精英化特点。由于法律专业毕业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职业的可能性较大，他们或者能获得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或者拥有令人羡慕的经济收入，在任何社会里，这两个优势对众多的学子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而使得法学专业备受推宠，历年高考持续升温，大部分高校的法学专业分数线都居高不下，因而法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始终占有较高地位。但是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出台，大大增加了从事法律职业的难度。几年来，国家司法考试以其极低的通过率被称为“中国第一考”，2002年全国平均通过率为6.68%，2003年为8.75%，2004年为11.22%，2005年稍有提高为14.39%，整体上通过率低得惊人。这就意味着莘莘学子千辛万苦通过高考、学完大学课程后，还要通过更为残酷的司法考试竞争才能从事法律职业。而每年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极低，过关人数十分有限，必然会导致相当高比例的法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不能从事法律职业，先期投入的学业成本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这一现象是任何法律专业学生都不愿面对的。因此，国家司法考试这一法律职业就业的高难度附加条件，确实令人望而生畏，一定程度上会动摇学子们报考法律专业的信念，势必导致选择法律专业的人数逐渐减少，法律专业也将由过去的“热门专业”变为“冷门专业”。这将不可避免地从整体上对法学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和冲击，显然是不利于法学教育的发展的。其次，国家司法考试将影响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在我国法学教育中，各高校教学的内容有所不同，有的高校还有看家的特色课程和见长课程，不同专业方向的教学侧重点也各有特色，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来说是一件幸事。然而，由于国家司法考试即将变成法学教育的“试金石”，司法考试通过率过低，很难说一个高校的法学教育是成功的，学生理论水平再高也无济于事。从目前司法考试的考查内容来看，其重点仍是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常设课程，所占分值比例较大，而其他课程所占分值较少，有的只占一两分。以成败论英雄的实际现状迫使各高校减少、放弃特色课程，转而围绕司法考试的考点来安排教学内容，甚至把司法考试教材作为法学本科教科书，如此缺乏特色的教学内容将会使法学教育沦为平庸的“工匠式”的培训。再次，国家司法考试将影响法学教育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司法考试的一个特点是考查的范围广、内容细、难度相对不大，考点为法学基础知识，不能反映考生的理论功底。在过去的法学教育中，一些高校擅长于进行理论研究，关注于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丰富学生的法学思想，夯实学生的理论功底。这种教学模式对提升法学教育的层次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却不能适应司法考试的需要，不少法学本科生经过系统的四年专业学习仍不能通过司法考试，而一些非法律专业的考生凭借几本司法考试教材，经过几个月短暂的冲刺却能通过考试，这对法学教育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司法考试的现状促使相当一部分高校的法学院系在司法考试的“指挥棒”下把精力集中于如何使学生通过考试关，教师的授课重点也转移到司法考试内容，教学方法逐渐向题海战术转移，放弃理论素养的培养。这种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机械型、记忆型的，而非学术型、思想型的，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不良趋势。总之，国家司法考试的作用日益类似于高考对中学教育的“指挥棒”作用，整个法学教育体系越来越以司法考试为中心来进行运转。长此以往，积重难返，高校法学教育将会变成第二个应试教育侵占的领地。这一局面的出现，无疑是我国法学教育的误区。超级秘书网
二、司法考试制度的改进
虽然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对高校法学教育的负面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废除这一制度，因此只有改进国家司法考试。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消极影响进行矫治与纠正。第一，应该大幅度地提高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使得半数或者多数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能够过关，取得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在当今世界，采用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国家，其通过率都比较高。例如美国的律师考试通过率就相当高，各州的通过率相差不大。以科罗拉多州为例，该州法律考试由州最高法院组织，每年举行两次，一次考试的通过率在75%左右。我国的司法考试也应当大幅度地提高通过率，一方面能够鼓励更多的优秀考生报考法学专业；另一方面，大多数学生都能通过司法考试的事实，会激励法学专业的学生加强自身法学综合素质的培养，而不是将关注点局限于司法考试，从而消解司法考试的“指挥棒”作用。第二，应当限制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报考资格，原则上只有法学专业文凭的获得者才能参加司法考试。在美国，如果要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和当律师，必须是法学院的毕业生，而法学院毕业生全部为本科后教育，即至少是取得相当于我国的法学研究生学历的人。在我国，具有本科以上的学历的人，无论其所学的专业是什么，都可以参加司法考试。因此很多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可以没有经过任何法学教育，这样的人也许能够通过考试，但其法律意识，更重要的是，在法律考试中难以体现的民主、自由、独立、人权意识就难以具备。司法是一种非常灵活、变化无穷的活动，“徒法不足以自行”，靠背书取得法律执业资格的人，难有很好的法律素养。因此，规定只有法学院校的毕业生才能参加司法考试是有必要的。目前，我国共有423所高校有法律院系，占全国1700多所高校的1/4。在校法科学生36万多人，占所有高校在校生人数的5%。在这样规模已经较大的法律教育背景之下，规定只有取得法律文凭的人才能具有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已经完全具备了条件。第三，改革和完善司法考试的试题内容及方式。从世界各国司法考试的内容来看，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客观题考试内容（MBE），二是法律写作考试（CEE），三是法律实务考试（MPT），其中主观题和开卷考试占了主要的比重。我国司法考试是典型的应试型考试，考试方式是书面、闭卷、一次性的，采用的题型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两大类，四张试卷中，前三张均采用客观题，占总分的75%，最后一卷采用主观题，占总分的25%。总的来说统一司法考试还是以客观题为主的应试型的考试。在我国每年司法考试试题中，出现要求考生熟记几千个法条等死记硬背的内容，并且以偏题、怪题作为拉出差距的手段，诱导考生钻研答题技巧，而真正的法学素养却根本无法在考试中得到检验和反映。出题的方式常常使受过正常法学教育的人反而难以通过考试，违背了考试应当选拔具有法律素养的人的初衷。司法考试应当反映司法工作应当具备的能力，所以应当将主观题的内容至少增加到50%左右，同时对主观题的考查本方式采用可以参考法规的开卷考试。第四，承担法学教育重任的高校法学院系必须明确办学宗旨，防止法学教育目标、教育计划、教育方式等围着司法考试打转，避免降低法学教育的层次和品格。法学教育应该是相对意义上的精英教育，重在培养从业者的法律思维理性，形成法律职业者特有的公正、公开、公平的法律意识以及良好的法律技能技巧。这种教育使命决不是应试教育能够完成的。国家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资格考试，只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条件之一，绝不应当成为法学教育的中心和指挥棒。所以，高等学校的法学院系应当认识到法学教育的特殊使命，着重培养学生的法学素养，提升整个民族的法学理论水平和法律意识。在日常教学和考核中，应当尽量避免以司法考试为标准，降低其对高校法学教育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霍宪丹.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与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潘剑锋.论司法考试与大学本科法学教育的关系[J].法学评论，2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