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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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字：经济法学研究框架
所谓研究框架，就是人们在研究活动中形成的比较定型的思维体系，包括切入点的选择、话语形式的认同、论证步骤和层次的安排等等。它表明一个学科在研究问题时惯于遵循什么理念和逻辑、从什么角度、依据什么要素、按照什么顺序来分析问题。它属于研究范式与方法的范畴，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法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已探索出许多研究框架，如以“主体-客体-内容-法律事实”为要素的法律关系研究框架，以“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为要素的主体资格研究框架等等，成功地论证了诸多法律问题。同时，这些研究框架一直处于不断创新的过程之中。经济法学作为新兴学科应当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学研究框架，同时还应当产生能对传统法学提出批评、进行挑战、突破其给定前提的新型研究框架，以提出和解决传统法学没有提出或解决的问题。法学界尽管对经济法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争议，但对经济法学作为独立学科却无人质疑，主要是由于它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法学的诸多研究框架。然而，人们对经济法学进行回顾和总结时，只重视各种观点、学说的综述，对其研究框架却缺乏必要的关注[1].本文拟从经济法学文献中梳理出对传统法学有所突破的研究框架，以吸引学界同仁投入到研究方法的探索之中。
一、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
经济法学比传统法学更加重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并基于这种关系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这种研究是围绕经济现象、经济学、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
（一）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与法律的关系，首先是经济现象与法律的关系。经济现象最直观地反映出对法律的需求，法律的作用和效果也可以从经济现象中得到最直观的评价。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从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出发，来探求经济与法律互动的规律。当前，应当特别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经济秩序、经济波动、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如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具有跨世代性、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的发展模式，普遍被世界各国所选择。这一重大现象给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从全新角度、更大范围、更长远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重点和实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评价以及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理论课题。在研究中，应注意到并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能对法律起决定作用、需要由法律来着重规范的经济现象，是常态而非短暂、定型而非临时的现象，是由深层原因而表层原因所导致的现象。经济法学只应研究这些经济现象，并依据以这类现象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法律对策。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
（二）经济学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法作为对经济关系的“翻译”，其“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这就需要依赖于作为探索经济规律之科学的经济学。是故，经济学对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来说处于本原地位。无论是抽象的经济法基础理论，还是具体的经济法中制度，都体现了经济学与法学的交融。（1）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越来越重视吸收经济学的理论营养，运用经济学原理来论证经济法的存在依据、基本假设、调整范围、宗旨（或价值取向）、主体等基本问题。如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理论中，得出经济法为弥补“双重失灵”而存在的必要性和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之法的本质。又如从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中，得出经济法所确认的国家干预应当与经济民主相伴同的适度干预。[2]（2）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中，经济学的渗透甚为普遍。①经济立法中的许多概念，是转用原来为了把握经济事实而形成的概念或经济学上的概念[3]，如公开市场操作、预算、垄断、经营机制、产权、私营企业。阐释这些法律概念，必然要借助相应的经济学原理。②许多经济法律制度建立和变迁的合理性及其内容，都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撑。如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都能够从信息不对称理论中找到依据；又如金融立法对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或混业经营体制的选择，也可以从当时的金融风险理论中找到解释。③经济法体系设计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运用经济理论来论证。如有学者依据国家针对市场三缺陷（市场障碍、市场机制唯利性和市场被动性、滞后性）采取三调节（强制、参与和促导）的理论，将经济法体系设计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国家宏观调控法三大块[4].而笔者根据国有投资经营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经济学原理，将国有投资经营法列入宏观调控法之中。④经济法律制度的运行绩效，可以运用经济理论来评价。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效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而对经济法律制度作“成本-收益”分析成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是规范经济行为之法，运用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所得的结论来检视经济法律制度，以判断其是否达到目的，更能客观评价其优劣。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预测能力的学科，运用其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现行或将要制订的经济法律法规，既可以对经济法的实施效果作超前预测，又可以增强经济立法的超前性。应注意的是，经济学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在部门经济学与部门经济法的关系中体现得尤为直接和明显。
（三）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5].经济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是以经济政策为主要媒介的。对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几个层次来思考：（1）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界限。主要是研究两者在表现形式、调整范围、稳定程度、实施机制等方面的区别，从而明晰二者的地位差别和职能分工。（2）经济政策的法律化。主要是研究经济政策法律化的范围和途径。就范围而言，就是要界定哪些政策可以法律化。一般说来，只有中央政策、基本政策、长期政策才有必要法律化，地方政策、作为权宜之计的政策则不宜法律化。就途径而言，一般指经济政策的目标和基本精神由法律具体化，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为法律所吸收；当改革中出现立法空白领域时，某些经济政策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必要通过执法和司法系统而直接适用。但这种“以政策代法”的现象必须从严控制。如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任何税收政策想在转化为法律之前，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指导和拘束人们行为的规范。（3）经济法律的政策化。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①经济法中的不确定性规范需要由相应的经济政策增强其确定性，给当事人展示一种明确的预期，这在反垄断法域尤为突出[6].②经济法的执行力度受到经济政策的严重影响，如美国反垄断法在20世纪60年代因风行中小企业保护政策而执行非常严格，70年代却因政策变化其执行由严厉走向宽松。③经济法中存在着许多政策性语言，这虽然有其必然性，但削弱了其确定性和约束力，以致出现了所谓的“软法”现象。这在宏观调控立法中尤为明显。为解决此问题，需要从立法技术层面研究“使软法硬化”的对策。
在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经济学理论向法学理论的转化问题。这主要是如何适当淡化经济学色彩、增加法学“浓度”，避免以经济理论来取代法学理论的倾向。（2）经济法学如何转换和选择经济学概念的问题。应尽可能使用在经济学界已有明确和一致含义的概念；立法中所使用的经济学概念，其法学含义应同其经济学含义相通；当立法中不得不使用有多种含义的经济学概念时，应当在法律文本或立法解释中明确选择其何种经济学含义。（3）合理使用法律经济学方法的问题。法律经济学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以理性人、个人主义和完全竞争为假设的，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应当注意其在法学中的适用范围，不宜将其用来分析一切法律问题；效益目标应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准确定位，不宜过分拔高其地位；量化分析应当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不宜照搬国外的调查文献；经济分析工具应当尽可能从各种经济学科中寻找，不宜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学。（4）保持法学独立品性的问题。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学本身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容易沦为纯“政策注释学”。
二、经济法规体系框架
经济法学界所提出的由市场主体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构成的经济法规体系（或称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在整个法律体系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将传统法律部门中有关经济的法律规范，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进行重组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它体现了现代法以“经济性”为时代精神[7]的特征。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未能充分考虑到经济主题或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相比，它不仅是法律体系框架，而且还可以成为研究经济法律问题的分析框架。
由于法律作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从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宏观调控、社会保障这四个方面切入的。这四个切入点较完整地反映了现代法规范经济的着力点，因而许多学者自发地利用经济法规体系框架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如运用这种框架讨论经济审判庭的存废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经济纠纷（即涉及经济问题的纠纷），按照这种框架来分类，更能显示出各种纠纷的特殊性，从而发现传统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两分格局的局限。如市场主体法中的企业兼并与破产纠纷；市场规制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纠纷、反垄断纠纷等纠纷；宏观调控法中的政府采购纠纷、税务征管纠纷等纠纷；社会保障法中的社会保险纠纷、劳资纠纷等纠纷，一般都难以套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来解决，有的超出现行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的收案范围；有的虽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的渠道解决，但成本过高。因此，设置处理这类案件的专门机构（如经济审判庭、社会法庭），并制定相应的特别程序法，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必要。而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在原民事审判庭的基础上，撤销原经济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和交通运输审判庭，相应改建成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的机构改革方案，值得深思。
利用此分析框架还可以分析其它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法律对策，例如西部开发、扩大内需、通货膨胀（或紧缩）、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
三、“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现代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其调整对象是个复杂系统，涉及多类关系、多方主体和多种行为。在该系统中，含有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和社会组织内部等多类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属性、要件、运行规则等诸多方面不尽相同，但又相互关联和制约；任一主体都处于多维关系中，在不同关系中相对各方主体处于不同地位，实施的行为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受不同的法律规制。传统的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有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是用权利义务来概括法律关系的内容，而权利义务概念却涵盖不住法律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从而使现有法律关系学说只能解释私法关系，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公法关系。经济法域中的社会关系，不仅有公法关系，而且还有公私法混合关系。作为主要是对私法关系（特别是交易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法律关系框架对经济法域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如税收法律关系兼有权力关系和债权关系的双重属性，其运行过程中含有多个环节、涉及多种因素。而运用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来论述税法问题时，不仅不能实现权力关系与债权关系的有机融合，消除它们在实践运作中的冲突[8]；而且与税制要素分析框架相比，对税收制度设计帮助不大。而税制要素分析框架实质上就是“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我们注意到，现代经济立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等都不是按照法律关系框架，而是以主体、行为和责任作为其基本要素来进行设计的。这种框架实际上对各个法律部门都通用。对经济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和结构进行研究时，也应以“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为主、法律关系框架为辅。
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中，主体理论一般应回答以下问题：（1）给主体定位。将主体置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综合其在所处多维关系中的主体资格，对其进行全方位、宽口径定位，如既在实体法中定位，也在程序法中定位；既在市场规制中定位，也在宏观调控中定位；既在市场交易中定位，也在市场竞争中定位。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主体定位所受到的诸如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WTO）、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制约因素。（2）确定主体资格。这主要研究取得特定主体资格的必备条件（包括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和方式，特定主体资格的内涵和内容构成，特定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资格的关系，以及法律主体与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等等。（3）设定主体体系框架。这主要研究一定体制下主体的法律形态，并按不同标准对主体进行分类，以凸显其具体人格，并展示其对不同方位相对人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依主体的职能，主体一般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工商者业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职业介绍所、商业银行等社会中间层主体；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4）评价和选择主体立法模式。这主要研究各法律部门关于主体定位的立法分工，分析现行立法体例的特点和利弊，在既定体制下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
行为理论主要是研究宏观调控行为、市场规制行为、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具体行为的运行规则，其中以行为的属性、内容、形式、目标、效力等要素为重点。值得强调的是，经济法域中的行为具有多样性，各种行为都有其特殊的制度框架，异质性多而同质性少，民商法域或行政法域的行为则不然-尽管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种类繁多，但各类行为之间同质性多而异质性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抽象出涵盖经济法域各种行为的一般行为理论，一则难以同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或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相区别，二则可操作性不强，无助于各类行为的制度设计。因而，经济法中的行为理论，与其仿效民商法学或行政法学研究各种行为的共性以形成一般行为理论（如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政府经济行为理论），倒不如着力分别研究各类行为的一般理论，为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等类行为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鉴于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既具有行政行为的形式，又具有经济行为的内容，我们在研究时，必须注意其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而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市场行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相对竞争对手、交易对象等市场相对人而言的一般民商事行为，另一方面是相对调控者或规制者等而言的市场对策行为[9].在研究市场行为时，既要研究其双重属性的区别和融合，又要偏重研究其作为市场对策行为的特殊性。
责任理论一般应研究三个问题：（1）责任形式的确定。既要研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在经济法域中运用的特点，也要研究经济法域中出现的专业性制裁、道义责任、政治责任等新型责任形式。（2）责任形式的组合。既以主体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如企业、社会中间层主体、政府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也以行为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即分别研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等制度中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3）立法模式的选择。既要研究经济法律法规中如何配合民法、刑法和行政法规定经济法域中的法律责任，也要研究经济法体系内各部门如何就法律责任进行立法分工和协调。
特别指出的是，许多经济法学著作将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但这种套用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变种只适宜于象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内在结构简单的法律关系，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却显得过于呆板和形式化，以至在分论中由于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而不便适用。鉴于法理学界已有以权利与权力为核心建立新框架的尝试[10]，我们建议在经济法学中尝试采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因为其中的主体、行为、责任都是公私法通用的要素，便于具体的制度设计。
四、“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
我国法学界近年来盛行着“政府-市场”（或“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研究框架。这体现在如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法与私法，权力与权利等方面。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和市场都处于“越位”和“缺位”并存状态，市场“缺位”就是政府“越位”，市场“越位”就是政府“缺位”。但是运用这种框架来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法律问题时，普适性受到局限。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它们往往通过一定的中介实现互动。在现代社会，非政府公共组织大量涌现，其在政府与市场互动构架中的地位日趋突出，既履行了原由政府承担的某些职能，也替代了原由市场主体享有的某些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未能完全弥补的“市场缺陷”和市场未能弥补的“政府缺陷”，已成为“小政府-大社会”格局中“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而“政府-市场”框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反映这种现实。正是在此意义上，“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是对“政府-市场”框架的超越和修正。
“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既保留了“政府-市场”相关联的研究优势，又引导人们在宏观大背景下把握经济法的社会公共性[11].这种框架已在现行立法有较多体现。如《证券法》（1998年）中的“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和经营者”框架；《产品质量法》（1993年）中的“产品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质量管理协会、消费者协会-消费者、用户、生产商、销售商”框架；《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公司法》（1994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投资机构-公司和国有企业（这里指尚未改造为公司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框架；《劳动法》（1994年）、《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2001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劳动行政部门-职业介绍所-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框架；《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等法律中的“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框架。总之，在这种经济法主体体系框架中，政府主体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或机构，社会中间层主体[12]包括社团类主体（如工商业者团体、消费者团体等）、交易中介类主体（如产权交易所、拍卖行等）、经济鉴证类主体（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和经济调节类主体（如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
运用该框架进行研究，至少应注意：（1）研究框架的适用范围。这种框架不一定适用于任一经济法律问题的研究，但对主体研究具有优势。其适用重点应置于主体的制度设计。（2）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缺陷。社会中间层主体同政府一样，具有内部性，存在缺陷。我们既要研究社会中间层主体缺陷的表现和原因，也要研究弥补这种缺陷的对策，如研究政府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适度监管，以及市场主体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制约。（3）不同社会中间层主体与政府、市场间的互动。社会中间层主体有多种类型，各自职能和任务以及与政府、市场主体的关系不尽相同。在探讨这种互动关系的共性的同时，必须分别研究各种互动关系的个性。（4）“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的过渡。我国现阶段社会中间层主体缺位、错位、越位状态并存，不仅“二元框架”不定型，“三元框架”也不成熟。我们应当以“三元框架”为目标模式，在研究如何完善“二元框架”的同时，研究如何培育社会中间层主体及其与“二元框架”的衔接，探讨“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过渡的路径。
五、法益主体框架
法益是法律所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的利益。各个法律部门都基于一定范围的利益而存在，都以协调各种相互冲突或重叠的利益为己任，而这种协调须以明晰法益主体为前提。经济法域中的法益具有复杂的利益结构，明晰其法益主体，需要运用多种分析框架。其中下述几种更有特殊意义：
（一）归属主体-代表（或实现，下同）主体框架。其要点包括：（1）法益主体可以分法益归属主体与法益代表主体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的主体有时一致，有时并不一致。换言之，归属主体的利益有时由自己代表，有时由他人代表。如个人利益，其归属主体是个人，一般由个人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政府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其归属主体是社会公众，一般由政府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个人或非政府公共组织来代表。（2）归属主体有单个归属主体和共同归属主体之分，如公司法中的股东权益和劳动法中的劳动者权益都可以作自益权与共益权的区分。（3）代表主体有一元代表主体和二元或多元代表主体之分，前者如在民事诉讼中，只有与案件审理结果有直接的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才能成为诉讼当事人和第三人；后者如在消费者协会支持消费者提讼的案件中，消费者协会和消费者都是代表主体。（4）关于归属主体与代表主体的关系，存在着两者统一的自我代表模式、两者不统一的他人代表模式以及自我代表与他人代表的混合模式。自我代表模式如民事诉讼中的自诉；他人代表模式如刑事诉讼中的公诉，在这里公诉既实现受害人利益，也实现公众利益；混合模式如在王英诉“富平春”酒厂案中，王英作为原告提出人身伤害赔偿和在产品标签上作警示标注两项诉讼请求，前项请求是实现自我利益，后项请求是实现公众利益[13].他人代表模式还可以分为形式代表模式和实质代表模式。如在国有公司中，董事长在法律上是国有资产的代表，但这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代表；只有当其行为符合国有资产利益时才是实质上的国有资产代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国有资产代表实施的违背国有资产利益的行为，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产权虚置”、“产权不明晰”之说。可见，要使形式代表转化为实质代表，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二）当事人-相关人框架。其要点包括：（1）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同质当事人间的关系和异质当事人间的关系。后者包括强弱当事人间的关系、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行业与区域间的关系、市场主体与特定行业或区域间的关系等等。（2）相关人依不同标准，可分别作出特定相关人和不特定相关人（公众）、直接相关人与间接相关人、显性相关人与隐性相关人、当代相关人与后代相关人、相当个人与相关组织（行业、区域）等分类。（3）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处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利益主体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这是共生理念的体现。因而，法律在调整某种社会关系时，不能只是关注内部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配置，还应当考虑到当事人与相关人间的利益配置。如在考虑股东利益时，至少还应当考虑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甚至还应当考虑供应商、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等等相关人。（4）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划分是相对的。例如，在构成同业竞争的甲、乙两个企业与消费之间，就竞争关系而言，甲、乙企业为当事人，消费者则为相关人；就消费购买关系而言，消费者与其中某企业为当事人，另一企业则为相关人。相关人一般可以划分为自然人、法人和社会公众，既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的，既可以是当代人也可以是后代人。（5）当事人与相关人的相互影响有大小、正负和主客观之分。如果影响微小，可以忽略不计，无须考虑相关人问题。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对这种正负影响的最好说明，其中正外部性如创造发明，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这种外部效应既可能是主观制造的，也可能是客观形成的。（6）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利益协调。就协调内容而言，有补偿和限制两方面。补偿即针对当事人与相关人之间的正负影响而采取相应的利益弥补措施，对产生负面影响者增加其负担，如征收排污费、收取容器或包装物回收押金；对产生正面影响者增加其收益，如贷款扶持、财政补贴。限制即对产生负面影响者的行为自由给予适当限制，如颁布许可证、监督检查。就协调方式而言，有协商（如劳资集体谈判）、参与（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独立董事、垄断企业的价格听证）、诉讼（如赋予职业团体对职业者的支持权）、政府干预（如征税、市场准入）等多种方式。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对主观制造负面影响者实行过错责任（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者）或严格责任（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者），对客观形成负面影响者（如环境污染损害者）实行无过错责任。
（三）当代人-后代人框架。其要点包括：（1）代际关系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系。当人类社会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发展模式时，代际利益配置的重要意义才凸显出来。（2）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位差别，当代人的优势在于拥有后代人“缺位”时对资源的垄断和先占。因而，具有“经济人”属性的当代人会损害后代利益。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当代人对后代人必须承担不损害后展而为后展创造条件的责任。这也决定了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要创新，不仅要“治于已然”，更要着重“防于未然”，法律调整的功能必须向前、向未来延伸，以保障跨世代的可持续竞争力。（3）当代人对后代人承担责任的实现方式。“经济人”属性会对当代人向后代人主动（或自觉）承担责任造成障碍，而后代人又处于“缺位”状态。这就需要当代人中有人充当后代利益代表，构建代际利益协调机制。实践表明，由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来充当后代利益代表较为理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由个人来充当这种代表。政府应将后代利益纳入其目标体系，组织和动员当代各种资源，为后展创造条件；对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给予禁止、限制和惩罚；对有利于后展的行为给予鼓励和支持。政府还应支持民间成立各种代表后代利益的非政府公共组织；赋予各种非政府公共机构以保障后代利益的社会责任；等等。当然，民间主体作为后代利益代表，需要有相应的诉讼主体资格作保障。但依我国现行立法，当代主体对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在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上利害关系时无权提讼。而有些国家已有当代人为后代利益而的特例，如菲律宾最高法院1993年在一个判决中承认42名儿童代表他们自己和未来世代对损害健康环境者的资格。[14]因此，我国立法也应赋予当代人为后代利益而的资格，而不论损害后代利益的行为与者是否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上利害关系。
六、比较框架
比较研究对于面向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法和作为新兴学科的经济法学来说十分重要。其目的是通过“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评价优劣利弊，综合衡量解决问题和制度设计的各种方案，并结合本国的实际作出抉择。基于此，运用比较研究框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经济法是现代兴起的法律部门。对其进行定位时，首先应处理好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通过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比较才能得到清晰的展示。因此，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的联系与区别，一直是经济法学的研究热点。这在其他法学领域是不多见的。但这种比较，较多地集中在总论层次，而未深入到具体制度层次；较多地研究部门法间的区别，而忽视了部门法间的联系；较多地作表层（如法律现象）的比较，而忽视了对深层（如法律现象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比较；较多地对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作比较，而忽视了社会法（如劳动法）与经济法的比较。这些都是在对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作比较研究时应当克服的缺陷。
（二）经济法的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在经济法比较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重视国际比较而忽视了中国的区际（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比较。在一国四法域的中国，大陆有着中华法系、社会主义法系的传统，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有着大陆法系的传统，香港地区有着英美法系的传统；并且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还具有经济发达、市场经济成熟的特点。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因而，这种区际比较既包含了世界各大法系的比较，也包含了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成熟市场经济与欠成熟市场经济在法律制度上的比较，还包含了外国法在中国不同区域本土化的比较；既体现了世界性，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所以，国际比较与区际比较应当并重。在国际比较中，要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来选择可比性较强的国家进行比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大国的、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有东方文化背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选择发展中国家、大国、体制转型国家、东方国家作为比较对象，更能借重他国既有的法制经验、学说与判例，以其相通的法理部分作为问题探讨的理论基础，寻求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特点的法律对策。在加入WTO后，中国法律变迁面临着既要与WTO规则接轨，又要应对冲击、保护本国利益的双重任务。鉴于WTO规则受发达国家主导的既成事实，应当重视与英美、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法制作比较研究，从中寻求我国经济法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接轨方案。为了尽可能减小这种接轨所带来的负效应，还应当重视与WTO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法制进行比较研究，吸取其在应对冲击、保护本国利益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寻求我国如何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WTO以及为何充分利用WTO中有利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则的路径。
（三）经济法的“法条-背景-效果”比较。法律比较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法律借鉴和移植。因而，既要对法条本身进行比较，还要对隐匿于法条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法条实施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比较。只有在背景大致相同，且效果良好的情况下，才可考虑是否借鉴或移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借鉴或移植。否则，就难免盲目借鉴或移植，导致南桔北枳的后果。
七、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
法的可诉性是指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可由一定主体请求法律公设的机构（特别是法院和仲裁机构）通过争议解决程序（特别是诉讼程序）用来判断纠纷的属性。法的不可诉性则是指法律规范不具有可诉性。应当注意的是，法的可诉性不同于权利的可救济性。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但救济的途径除了诉讼、仲裁外，还有其它方式，如政府没有履行《劳动法》第10条规定的“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就业条件，扩大就业机会”的职责时，失业者虽然不可能通过对政府提讼的方式获得救济，但可以从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获得救济。事实上，经济法领域存在突出的可诉性不强的问题。具体而言，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如依《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第3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当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讼。又如该法第4条虽然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但法律并没有赋予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向法院的权利。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如《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年）第4条虽然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发行人民币，经理国库，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的职责。而当中国人民银行未能完全履行这些职责时，法律没有规定能对其提讼。又如依《预算法》（1995年）第3条和第13条的规定，各级政府对实现本级预算的收支平衡负有职责，但当政府未经依法批准甚至变更预算未能实现收支平衡时，虽然该法第73条作了可以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规定，但没有作出对该政府提讼的规定。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既要研究可诉性规范，也要研究不可诉性规范，还要研究这两种规范的联系，避免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人为割裂。
经济法的可诉性规范研究应当关注以下问题：（1）评估经济法可诉性的效果。即对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含仲裁制度，下同）、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在经济法域的适用效果进行分析，着重分析缺陷及其原因。（2）弥补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对策。可作两种思路的探索，一是建立特殊的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使其与一般的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相配合；二是构建独立于民诉、行诉和刑诉制度的经济诉讼制度，使其与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相配合[15].同时应当对这两种思路的制度设计进行比较研究，探求增强经济法可诉性的可行方案。（3）相关问题的探讨，如经济审判庭的存废、劳动（或社会）法院的建立；等等。
经济法的不可诉性规范研究应当关注以下问题：（1）不可诉性的现状、成因及评价。在分析其现状时，应注意有的法律规范理论上本可诉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可诉而不可诉[16]；有的确实既不具备可诉的理论条件也不具有可诉的法定条件。对其进行评价时，既要看到不可诉性由于减弱司法保障作用而对经济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带来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因诉讼成本的不断增加导致诉讼外救济方式日趋增多的现代趋势，从而正确认识经济法中不可诉性存在的合理性。（2）弥补不可诉性的对策。对本应可诉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可诉而不可诉的规范，应研究其如何向可诉性规范转化；对客观上本不可诉的规范，应研究如何确定其合理范围，并通过诉讼外救济方式来保障其功能的实现。
正因为经济法兼有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在进行案例研究时，不能只限于审判案例研究，还应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审判案例研究虽然通过对案件的分析来寻求和弥补法律漏洞从而有助于制度完善，但只限于可诉性规范，并且往往是在“就法论案”的基础上作出“就法论法”的建议。制度案例研究则是通过对某种具体制度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评判其利弊得失，并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这种研究突破了可诉性规范的范围，将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联系起来作整体研究；并且超越“就法论法”的传统研究格局，将法律置于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大系统中展开研究。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律部门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性的规范较多。经济法学应当比传统法学更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再者，在体制转型时期，制度的创新或重新设计更为频繁，强调经济法学重视制度案例研究尤为必要。
上述框架的差异是由于人们选取的角度、坐标以及分析的侧重点不同而造成的，无所谓孰优孰劣。任何一种研究框架都有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没有哪一种框架足以达到对问题的全面认识，还需要其他研究框架的配合。我们对研究框架归纳和选取受到了认知目的、知识结构、观察视野、占有文献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但我们相信，这些框架来源于现代研究活动，因而具有时代意义。理论的进步需要有方法的协力。经济法学的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在于缺乏有力而严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缺少形式化且具有足够适应性的研究框架。加强对经济法学研究框架的总结和探索，有助于我国经济法学走向成熟！
注释：
[1]代表性论文有张守文的《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前瞻》（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艳林、赵雄的《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展望》（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2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张晓君的《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成就、缺陷与展望》（《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
[2]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3][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4]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宏森、王全兴主编：《中国经济法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5页；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57—60页；等等。
[6]关于法律的不确定性研究，可参见沈敏荣：《法律的不确定性》，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德国学者海德曼（Hedemann）认为，法学研究应注意时代的精神，现代社会以“经济性”为其时代精神，“经济性”就是现代法的特征；具有这种现代法的特征，渗透着现代的经济精神的法就是经济法。海德曼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他于1922年出版的《经济法的基本特征》一书中。
[8]张守文：《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9]张守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10]参见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参见王保树主编的《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中有关论述。
[12]关于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研究详见王全兴、管斌：《社会中间层主体研究》，载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第5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13]《各方评说白酒标签案》，《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第14版。
[14][美]魏伊丝：《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汪劲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第2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其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掌握和运用法律专业技能以及书面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是衡量硕士研究生学习、科研能力和教育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为了确保学位论文质量，笔者认为应该从研究生一进入写作阶段就严抓、严管。保证选题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强开题报告的指导与管理，特别136是博士生的开题报告应当由一个教授小组来对开题报告进行评价。通过导师指导选题和开题报告会以及思想教育等各类形式，首先教育研究生在思想上要引起高度重视，不要在论文写作上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要有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踏踏实实的严谨学风，这些是能否通过论文答辩的必要前提。在论文选题上，作为导师要把好第一关，学位论文不应当视为学校毕业前的一个作业，在两年或者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连贯的科研指导与教育过程是导师长期以来要坚持的，逐渐根据学生的特点与兴趣帮助学生选好研究方向。研究生的选题质量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整个研究生群体的培养结构。调整培养结构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学位点的设置、院系管理模式和学位管理的组织体系之间的关系处理、导师的研究方向的不断更新，对调整学科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资金投入政策等等。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只有培养的结构符合当代科技发展、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及遵守科学本身发展规律，整个研究生群体的培养质量才能展现比较高的水平。就一个具体课题而言，高水平的选题是高水平论文的基本前提，确定学位论文题目是导师发挥指导作用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确定论文课题，特别是博士生的课题并不容易。一个好的选题也许要占到整个成果的30%或者更多一点，因为，首先选择的课题要为学生留有相当的创造空间;其次，课题应该或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或者具有工程和开发应用的价值;第三，课题要在规定的时间、给定的研究条件下可以完成。最后，选题的难度应当与学生的自身水平相当，这样才能创作出真实的成果。在满足这四个条件下，导师还要把获得创新成果的机会留给学生。选题这一关非常重要，从研究工作来说，选题好就意味着方向对头，不至于半途返工。从近年来我校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管理工作中，有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如有的导师将自己的科研项目分解为若干子题目，作为所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这样既便于导师自己进行科研工作的同时随时了解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进度，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高水平的学术实践，在开放的学习环境中进行学位论文创作。当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选题不当，中途改变论文题目的情况。此外，开题报告是检查研究生论文准备情况重要环节，是保证论文质量的前题。
多年来，我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已经形成相应的制度，并有效实施。但是，近年来，有的专业开题报告有流于形式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无法按时举行开题报告会西南政法大学近两年的硕士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都是在第四学期末，个别专业甚至推迟到第五学期初进行。按照培养方案，研究生的硕士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一年，博士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两年。由于开题报告的滞后，造成一系列恶性循环，如学生论文写作时间有限，导师指导时间仓促，给最终的成果制作、评阅、审核造成很大压力，从而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因此，为了保证学位论文的创作时间充足与合理，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应当安排在入学后第三学期末至第四学期开学后两周内进行。论文创作时间未达到一年的硕士研究生，一般不予推荐其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的创作时间，导师可以根据论文写作情况，可推迟一年时间但必须由本人写出书面申请，说明其理由，导师签署意见报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方能推迟。
(二)对开题报告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准备不充分。对开题报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研究生对开题报告的准备不充分，包括本有的开题报告资料不充实，所选题目没有明确的写作目标，对写作中的难点无法预计。其次是开题报告会的时间安排较为紧张，个别专业有时一天要进行十几个研究生的论文开题，使得参加开题的老师根本没有时间思考研究学生的报告，提不出实质性的学术建议。所以就经常出现个别研究生在写作中途更换论文题目的情况，甚至在答辩中为论文题目是否成立引起其他答辩老师的质疑。因此，要认真完成开题报告的一系列步骤方能事半功倍，在导师指导下选好论文题目，研究生在调查研究、查阅大量资料和文献的基础上写出开题报告。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1.选题的学术价值，即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本人拟研究的具体内容和重点解决的问题。2.论文的总体构想。3.论文工作的安排与进度计划。4.资料占有情况和可能遇到的相关问题与解决的办法。参加开题报告会的导师和其他老师，应当在认真听取和评议每个研究生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汇报后，再经集体评议并填写相应学位的论文开题论证报告书。要将开题报告当做是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工作的正式总结和考核，凡未获通过者，都不得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只有顺利通过开题报告会之后，研究生再根据大家提的建议，与导师一起共同修改、商定学位论文的写作计划。如此，从一开始就注重对学位论文的方向把握与态度纠正，使论文能够具有明确的既定目标与合格的水平，使研究生在论文创作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抓好论文工作阶段检查，认真举行论文工作报告会
在顺利开题之后，研究生就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期间导师不仅要注意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而且还要经常注意论文工作的检查，给予适当与及时的指导。简而言之，要引导研究生把本科生以听课、考试为主的学习方式转变为开放式的思想交流、独立思考、研究创新以及追求完美的学术思维模式上来。其中，衡量博士学位论文最重要的标准是创造性，导师要鼓励同学们发展个性，独立思考，形成卓有见识的认知模式与知识领域，鼓励学生突破导师的研究领域局限;要克服与杜绝极少数学术腐败的现状，提供机会让学生比较正规地独立发表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成果进展;对于研究生的工作和成果要不断地提出新指标、新目标。另一方面，阅读和修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同样是导师指导作用的重要体现。通过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论文，使学生不轻易放弃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磨砺学生大胆分析矛盾和重视实践的学术品格，培养学生勇于创新和追求完美的治学态度①。按照学校规定，研究生至少每月向导师汇报学习和论文工作的进度情况。但是，近年不少研究生利用论文写作阶段到全国各地考公务员、联系毕业工作，少则二三月，多则半年之久无法及时给导师汇报论文进度，这就使得导师无法了解学生的论文进展情况。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坚持和贯彻导师见面制度，只有双方有效的交流沟通才能保证学位论文的撰写质量。其次，认真举行论文报告会(预答辩)同样是行之有效的措施。论文报告会就是研究生在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完成初稿之后举行的汇报会议，时间一般会安排在第五学期开学初。各学科指导小组在教研室组织3一5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对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初稿进行评议以及提出修改意见，因此研究生必须在报告会前完成论文初稿，至少应该有详细的提纲。这个环节是为了对研究生的学位论一次中期的督促检查，实际上也是对研究生论文质量的一次筛选，同时也给他们的学位论文提供了最后一次质量提高机会。西南政法大学对近几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都举行了预答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以参照该种方式扩大到对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要求，这种方式对修改学位论文和最终答辩都能提供很好的帮助。最后，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打造并非临门一脚，更要重视日常的学习积累。作为科研型人员，在独立学习研究的同时，更要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导师应当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聆听国内外知名专家的学术报告，这样不仅能使研究生了解本领域的前沿工作，提高其专业水平和表达能力，而且可以开阔研究生的专业视野、丰富研究生的知识储备。同时，在学术活动中提倡和鼓励研究生批判学习，积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一种良性的交互式开放环境，以提高学生开展法学研究的兴趣，启发和完善创新思想的重要途径②。在课题组内的学术讨论可使导师了解、把握学生的写作方向，学位论文的进展，使学生有必要的紧迫感，同时启发、引导学生关注学科前沿和研究热点，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进行积极交流和借鉴，以便能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审视自己的现有成果。综上所述，学术活动的作用是单纯的课程学习所不可替代的，也是学位论文研究所必须的条件。
三、严格要求论文撰写规范
内在质量是指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主要包括论文研究的题目、观点、研究方法、逻辑结构、资料和语言文字等方面。外在质量不仅仅是印刷、装饰等物质载体方面的质量，更重要的是指论文的形式与格式，即学位论文写作所要求的一些固有规范。一丝不苟的态度，怎么会容许肤浅的形式错误?因此很自然地，学位论文规范就成为评价学位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学位论文的规范要求应当引起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普遍重视。一般认为，合格的学位论文在规范要求上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学位条例和培养学位管理办法对学位论文管理的各项具体要求，是针对学位论文这一个对象的特殊要求，也是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最需要重视的部分。二是学术著述的一般规范，它是指学术界所公认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学术成果方面的体现，作为接受学位教育的研究生必须懂得自觉遵守，一般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都应当熟悉与贯彻。三是所有正式出版物共同遵循的文字印刷规范。它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以文件条例的形式所作出的正式规定③。这类文字印刷规范代表着整个中国文化在当代最正式的表达形式，因此每个受教育的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应当遵循，研究生更应当在自己的论文中自觉遵守这些规范。除了以上要求，虽然我国高校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规范上有不少规章制度，但是在工作中还是存在普遍的不足。一是有些研究生未理解学位论文摘要的重要意义，学位论文摘要简而言之是对学位论文的一个简要介绍，目的是使读者通过阅读摘要对学位论文整体有一个简单而又清晰的全面了解，因此它是对全文的高度概括，但是区别于一般论文的摘要，学位论文的摘要需要更简练的语言表达和更丰富的内容涵摄。学位论文摘要主要是有利于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对论文的学术水平作出评价。其次，学位论文的评阅时间要给予充分保证，如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阅期为一个月，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期为二个月，只有这样，评阅人才有合理的学习时间，对学位论文作出公正有益的评价，毕竟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普遍具有较高的水平，即使是教授级别的专家也需要好好消化。最后，为了保障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有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我们可以尝试构建一种导师回避制度。即导师不得参加自己学生的答辩委员会，让答辩委员会在讨论中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实事求是，开放地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和评价论文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匿名投票表决。相对应的，为了保证对每位研究生作出公正的评判，我们设计了一套检验学位论文是否合格的量化指标，在现场让答辩委员会的每位成员对论文的各项指标进行打分，这样就对该学科专业的优秀论文评选有了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重要依据。目前实施的这一系列做法，得到了我校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广泛认可和大力支持，对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以及促进答辩的效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深化管理机制
第3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1.主要方法
（1）预习提问法。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前认真预习，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教师也可根据对学生认知水平和个性差异的预测提出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加以整理，形成课堂教学的重点问题，作为教师备课和实施课堂教学的重要依据。
（2）卡片提问法。学生的认知水平有一定的差异性。用卡片提问法，让处于不同认知水平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出不同的问题，使教师能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实施课堂教学，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促进教学质量的大面积提高。
（3）情境提问法。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置多样化的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教师创设的情境越是新颖、越具有强烈对比度，学生的注意力越容易被吸引，感觉就会越敏锐、强烈，越容易诱发他们的好奇心，产生探索的强烈愿望。
2.提出问题的两大关键点
（1）让学生理解什么是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人们能看到的仅仅是部分现象，既看不到它的形成历史，又看不到它引发的未来，更难以看到的是事物内在变化的必然规律。因此，可以说问题就是依据已知，寻求未知，寻求事物内在变化的必然规律。
（2）怎样才能恰当的提出高质量的问题。要引导学生恰当的提出高质量的问题，前提是认识事物的基本结构，了解问题的基本分类，认识过程中相关的基本系统。问题的分类，根据认识的状况可以化分为两类：探究性问题和评论性问题。探究性问题是在寻找未知和未见的；评论性问题是对已知的真伪的审查。探究性问题又可以分为常规性问题和非常规性问题；显然的问题和非显然的问题。所谓常规性问题是条件充分、结论确定的问题；而非常规性问题是条件不充分、结论不确定的问题。所谓显然的问题是根据已知可以推断出的问题，而非显然的问题是根据已知极难甚至无法推断出的问题。国际上关于问题分类的这些研究成果对帮助学生全面的、高质量的提出问题，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发展他们创造思维能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意义。
二、教师以问题为依据，开展集体备课，设计教学过程
我校的集体备课独具特色，“问题备课法”是集体备课的一大亮点。通过集体备课，一方面形成共同的教学思路，解决学生预习时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全体教师在集体智慧的启迪下，结合自身的优势，就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作充分的讨论和准备，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我校集体备课的另一特点是教师从备“教案”转到教学设计，使备课簿不仅成为教师教学计划、实施、反省的记载，而且成为对师生共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的预测与设计。以往对教师备课的评价，是把教师备课薄收上来，盖章验收，检查更多的是教师是否按照备课要求把教学步骤周密的程序化，以字数与笔迹整洁作为教师是否工作认真的标准。现在从备教案转到教学设计，对教师备课评价的重点是评价教师合作水平，评价师生提出问题的质量和引导学生解决问题的水平，以及教师解决生成问题的应变能力，展现出教师观念转变的过程，记录了教师自己成长足迹。
三、课堂以问题为依据安排教学过程
1.以问题为重点，整合认知目标、情感目标、态度和价值观目标，确立课堂教学的目标体系
以问题为基点确立课堂教学目标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基于问题的学习和课本知识的系统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基于问题教学法的核心，所有学习活动都是围绕问题而展开的，当然，基于问题教学，并不是为了问题而设置问题，设置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完成课程目标，如培养学生的知识基础与各种能力等。概括地说问题是纲，知识是目，纲举目张。知识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因具体问题不同而产生变异，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将藉学生获取知识并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得到发展。但是，我们要注意，如果完全打破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完全为解决问题而组织知识，又可能导致另外一个极端，即所获知识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零散性。因此，在设计和实施问题教学法时，我们需要在学科知识的系统性与解决问题中所获知识的随机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平衡，基于整体课程与知识结构的系统性来设计问题，要使各问题之间所包含的学习议题（如专业概念、原理等）多次的相互邻接和交叉重叠。
2.以问题展开课堂教学，安排教学程序
（1）体现学生自主性学习。课堂上，凡是学生或通过学生群体交流能够解决的问题，教师坚决不教，学生的自主学习占据了课堂上的绝对优势的时间和空间，学生带着思考题在规定时间内自学相关内容，完成检测性的练习，并通过讨论、质疑、交流等方式自行解决自学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时，通过一定量的练习或训练，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从而加深理解课堂上所学的重点、难点。
（2）体现学生探究性学习。问题解决教学法，让学生自主提出问题、自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学生可以动手操作、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流，教师引导学生投入到这些活动中，让他们亲身感悟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由于学生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学习体验各不相同，通过各自的体验和探究，学习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3）体现学生合作性学习。“兵教兵”是从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条有效的教法，是典型的合作学习。针对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练习中的错误，教师引导学生讨论，会的学生教不会的学生，教师只作评定、补充、更正。不仅在课堂上，在课后还开展了“一帮一”、“兵教兵”活动，让优秀生和后进生搭配坐在一起，结成“帮扶”对子。
3.以问题解决的效度来检测课堂的教学效果
在课堂上，留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运用不同的方式方法，集中或分散检测问题解决的效度，并以此确定课堂教学的效果。
四、整理课堂教学中生成的新问题，作为后续课堂教学中的重点内容
在课堂上，课前预设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标志着一堂课的圆满结束，但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的终结。因为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还会生成新的问题，也会遗留有些学生已经解决、而有些学生尚未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加以整理，作为后序课堂教学中的重点问题，通过集体备课，结合新课中提出的新问题，重新设计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形成了一个一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解决的链节。因此，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教室，解决了问题走出教室，这还不够，教师还要以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加深问题的深度、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形成对解决问题的独立见解为目的，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教室，带着更多的新生成的问题走出教室，使问题成为知识的纽带，切实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第4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下面结合我自己的教学，谈谈变式教学在数学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一、运用变式教学，确保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持续的热情。
课堂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处决于学生的参与情况，这就首先要求学生有参与意识。加强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参与意识，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人，是现代数学教学的趋势。变式教学是对教学中的定理和命题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情形、不同背景的变式，以暴露问题的本质，揭示不同知识点的内在联系的一种教学设计方法。通过变式教学，使一题多用，多题重组，常给人以新鲜感，能够唤起学生好奇心和求知欲，因而能够产生主动参与的动力，保持其参与教学活动的兴趣和热情
二、运用变式教学，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
思维的广阔性是发散思维的又一特征。思维的狭窄性表现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稍有变化，就不知所云。反复进行一题多变的训练，是帮助学生克服思维狭窄性的有效办法。可通过讨论，启迪学生的思维，开拓解题思路，在此基础上让学生通过多次训练，既增长了知识，又培养了思维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重视计算结果，要针对教学的重难点，精心设计有层次、有坡度，要求明确、题型多变的练习题。要让学生通过训练不断探索解题的捷径，使思维的广阔性得到不断发展。要通过多次的渐进式的拓展训练，使学生进入广阔思维的佳境。现在课本中，有一部分例题的“想一想”是把例题进行变式训练的，我们可以利用它们切实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
三、运用变式教学，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变式教学是指变换问题的条件和结论，变换问题的形式，而不变换问题的本质，使本质的东西更全面。使学生不迷恋于事物的表象，而能自觉地注意到从本质看问题，同时使学生学会比较全面地看问题，注意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的矛盾上来理解事物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可克服和减少思维中的绝对化而呈现的思维僵化及思维惰性。
例如研究三棱锥(即四面体)顶点的射影与底面三角形“五心”的关系时就可设置以下问题：
①当三棱锥是正三棱锥时；
②当三条侧棱的长均相等时；
③当侧棱与底面所成的角都相等时；
④当各个侧面与底面所成的二面角相等，且顶点射影在底面三角形内时；
⑤当顶点与底面三边距离相等时；
⑥当三条侧棱两两垂直时；
⑦当三条侧棱分别与所对侧面垂直时；
⑧当各个侧面在底面上的射影面积相等时；
⑨当各个侧面与底面所在的角相等且顶点在底面三角形外时。
教师通过不断变换命题的条件，引深拓广，产生一个个既类似又有区别的问题，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挑战中寻找乐趣，培养了思维的深刻性，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对于线线、线面垂直关系，尤其是三垂线定理的掌握。
四、运用变式教学，培养思维的创造性。
著名的数学教育家波利亚曾形象的指出：“好问题同某种蘑菇有些相像，它们都成堆地生长，找到一个以后，你应当在周围找一找，很可能附近就有好几个。”
创新的成功直接依赖于努力钻研的坚韧程度。数学教学中由一个基本问题出发，运用类比、联想、特殊化和一般化的思维方法，探索问题的发展变化，使我们发现问题的本质。要注意主动地克服思维的心理定势，变中求进，进中求通，拓展学生的创新空间。
教师结合典型例题，着意设计阶梯式的问题，引导学生的思维纵深拓展。如讲完例题“设a、b、c都是正数，且a+b+c=1,求证：++9”的分析解答后，保留原题条件，可变换出下列几个逐级深化的题目让学生证明：
变式1：a+b+c9abc;
变式2：（1-a）(1-b)(1-c)8abc;
变式3：（-1）(-1`)(-1)8；
变式4：abc；
变式5：（+1）(+1`)(+1)64；
变式6：a+b+c；
第5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法语教学；法国文化；改革
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博览会；众多国际机构中都有中国的一席之地，无数事实证明中国定将成为未来的经济强国。因此，中国的外语教学今后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经济开放的同时，中国也迫切需要与为中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外界进行交流。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外语学习体制十分必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习法语：许多高校开设了法语专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将法语作为第二外语，更多的人对法国文化产生了兴趣（电影，艺术，音乐……）
传统的法语教学方式己经难适应现展的需要。“全球化”、“一体化”、社会需求的多样化等新时代的特点给法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复合人才的培养和综合素质教育势在必行。因此在教学当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法语教学中要重视介绍文化背景知识
任何一个人，在学习或接受新事物时，总要用自己已有的观念和知识来分析、评价新事物。学习法语也一样，习惯用母语和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系统来对法语及法国文化进行对比、筛选，这样就难免造成语言上的错误或文化上的误解，因此，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在法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应该引起法语教师的高度重视，从而把语言的交际因素引进教学中来，在教学过程中揭示那些隐伏在语言背后的，易引起误会和冲突的文化因素，使学生正确理解这些文化因素，自觉改变和调整自己固有的框框，以达到正确掌握、精通法语的目的。在法语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学习中的主要障碍就是文化因素。由于学生对法语语言文化背景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其文化敏感性又较弱，因而常常忽视法、汉两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并无意识地以汉文化为基础理解和套用法语，这种文化迁移无疑给学生的法语学习带来负面影响，造成理解偏误和语用失误。
大量事实证明，仅具备造出一些意义正确，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能力是不足以保证人们在实际情境中进行有效的交际，因为在所有可能造出的句子——语法和语义都正确的句子中，有一部分由于不合乎社会运用规则而被摒弃。必须懂得什么时候使用何种语体和语言形式，怎样以适当的方式表示客气或不客气、友好或不友好等等，因此成功的法语教学还必须使学生具备语言的社会运用规则并能够实际运用使他们具有社会文化能力。在法语教学实践中，经过观察、分析，我们认识到，中、法语言的差异及对法国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缺少了解，会影响学生对法语的掌握与理解及交际能力，学生们在练习中往往将中国人平时打招呼的习惯照搬到法语练习中，例如:“你吃过饭了吗?”“你去哪里?”“你干什么去?”等等，然而在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些语句是不会出现的。如果在交际中把汉语中的招呼表达成“Avez-vousmangé?”“Oùallez-vous?”，法国人听了会产生误解，以为是邀请自己吃饭，或者是在干涉他们的自由。由此可见，学生在学习外语过程中常常受本国文化因素的束缚，为自己的母语所左右，把汉民族的文化模式想当然地强加到法语文化模式中去，这样就会产生对法语词汇、法国文化的不确切甚至错误的理解。
2法语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更新教学内容
传统的法语课堂教学，教师的板书和讲解占去了大量的时间，学生听起来被动、枯燥。而采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课件教学，把枯燥的语言学习、语言运用和计算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学生创设形象、生动、有趣、地道的学习内容，有利于学生对法语语言的理解。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变知识传递的课程为知识操作与知识创造型的课程，不把课程看作是预先设定、凝固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动、不断更新的，学生需要学习的不仅有以课本为载体的信息，声音、图像等多元化的信息也都作为教学内容引入课堂。这种教学内容的更新，必将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教师不再是“授之以鱼”，而更多的是“授之以渔”。教材不再是唯一的知识传递内容，学生有了更广阔的认知空间。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是现代外语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为创造外语素质教育环境提供了比较理想的教学手段。通过多媒体技术开展法语教学，丰富了教学内容，多通道的信息输入有利于学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掌握课堂教学内容，并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中去运用它，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多媒体技术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手段，是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重要载体，更是整个教育改革的“制高点”和“突破口”。
将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法语教学实践，可以改变教师以“教”为中心的旧的、单一的教学模式，构建真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为素质教育服务的新型教学模式。特别是在当今信息社会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能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同时，运用多媒体技术实施教学对法语教师也是一种挑战，教师必须熟练地掌握多媒体技术，及时把教学内容融入课件的设计和制作中去，并控制好课内外教与学的每一个环节，使学生更好地成为课堂的中心、学习的主人。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任何事物都不是万能的，多媒体技术也不例外。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媒体与传统教学优势互补的作用，才能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3发挥英语在法语教学中的辅助作用
“语言迁移”是一个教育心理学术语。它是指一种语言对目标语言学习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被称为正迁移，消极的影响被称为负迁移，二语习得研究中为“母语迁移”。在我国的高校学习法语的人群中，无论是法语的专业的学生，还是法语作为二外的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是他们的一外，且基础较好；由于英语与法语同属印欧语系，更接近，学生们常常会更多地受到英语的影响，所以在作为第三种语言法语的学习中，既有“母语迁移”，又有“英语迁移”，后者甚至大于前者。我们在教学中发现：英语学习好的学生大多数法语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其中英语正迁移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也有不少学生感叹，法语常与英语混淆，学习来很难，这正是英语负迁移的结果。一般来说，当英语与法语相同或相似时，多会产生正迁移，当两种语言不相同，特别是似同又不完全相同的时候，便容易产生负迁移。
第6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道德主体是在道德活动中具有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元利益主体共生的社会局面，使得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积极的与消极的，传统的与现代的，东方的与西方的，多种价值观并存是当前社会价值体系的总特征。教育是培养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德育是塑造主体灵魂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德育的重要使命是引导学生接受社会主导价值观，使其学会在纷繁复杂的价值现象面前作出正确选择。当社会的价值导向比较单一时，学校德育通过制定道德规范，宣传唯一的价值观，向学生灌输价值准则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使命。然而，面对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学校再依照以往的方式方法进行道德教育就难以奏效了。
从教师方面看，现代社会飞速发展，新思想、新观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许多新的思想观点，不但学生闻所未闻，就是教师也颇感生疏。受教师生活时空和个人品质的限制，教师并不能够完全帮助学生顺利解决所有的道德难题。而且社会道德本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教师也需要认真学习和深刻思考，需要进行自我批判和选择。教师很难做到“先知先觉”，很难达到绝对正确。像以往那样由教师代替学生作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做法，恐怕过于简单了。对教师个人来说，也未免强人所难。
从学生方面看，当代青少年处于一个多元、开放、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在道德发展、价值选择和人生取向等方面都面临着多元选择。青少年学生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自我判断、自我抉择、自我控制和自觉成长。这是道德主体必备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当代青少年自身也有成为道德主体的需要。有人撰文指出，当前学生的主导性道德需要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注重道德身份的获得转到注重道德尊严的确立。道德生活的主体性日益受到重视。求异性和主体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性，竞争与效益要求人们独立自主，大胆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取胜。缺乏创造，人云亦云的主体只能在竞争中失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也催发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当代青少年在道德生活中和价值选择中较强的主体意识，强烈的主体需要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为学校教育培养道德主体提供了主观前提。从社会方面看，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引发了教育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国家、集体、个人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教育的需求存在着内容上和层次上的不同。国家要求教育培养“经济人”和“政治人”，集体要求教育培养“组织人”，个体则想通过教育使自己成为“主体人”。
表面上看，三者是矛盾的。从本质上看，三者是统一的。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二者密不可分，互为因果。个体既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历史的生成物。没有个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就无所谓社会历史的发展。主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社会总体道德的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每一个道德主体的觉醒与发展。培养道德主体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成熟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走向文明，创造辉煌的必要前提。
二、在走向学习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学生为重心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
实现现代化，正成为当代中国不可阻挡的潮流。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依托于教育的现代化。现代教育的基本走向是学习社会和终身教育。传统教育观把教育看作是生活的准备，今天受教育为的是明天谋生。教育成为界定未来身份的阶梯，垒砌这些阶梯的材料就是知识。学生通过学知识、记知识、考知识逐级获得高学历，保证今后拥有优越地位。知识学习是贯穿传统教育始终的主题。现代教育观摒弃了以知识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思想，但不是否定知识，主张终身学习，即生活本身就是学习。教育不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教育就是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献中清楚地表明“终身学习始于生，止于死”。“学习为人们所必需，但并非总要受教于他人，学习将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这是未来学习社会的起码要求。”②在学习社会中，学习的目的不再是最大限度地积累知识，以备今后使用。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度过闲暇、开发潜能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很显然，传统教育观以知识为核心，现代教育观以人为核心。以知识为核心必然强调“教”，教育的重点通常是知识的提供者和知识的内容本身。以人为核心，必然强调“学”，教育的重点是学习者本身，因为学习是学习者的行为。由强调“教”转为强调“学”，“这种转变看起来似乎是微妙的，然而却具有极深刻的意义。……它充分考虑到学习者自身的作用，其着重点在于学习的过程和结果。”③“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④
这说明，教育核心的转变必然使得教育的重心从教师转向学生。另外，现代教育以人为核心，实质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开发人的潜能为核心。学生的学习重点不再是掌握知识，而是学会做人，即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创造，学会过道德的生活。这样的教育目的必然带来学校课程和教育内容的变化。知识课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技能课、修养课和实践课会明显增加。目的在于使学生提高能力和修养，善于实践。教育内容方面的变化是：僵死的、陈旧的知识会大幅度削减，要求学生动手动脑，增长见识，身体力行的教育内容会大大增加。课程和教育内容的变化必然要求教育方法作相应调整。技能课、修养课和实践课必须以学生为主，让学生身临其境、亲身实践，实际操作。在实践中，在与人交往中，在解决困难中，促使学生学会分辨、积极思考、增加体验、积累经验。
总之，现代学校教育方法的重心必须转向学生，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它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剩余时间，使人们可以从事生产以外的其它社会活动。……人们可以在生产以外较全面地发展。因此，教育不仅是劳动力的教育，而且还应是社会主体人的教育；教育不仅是生产者的教育，还应是消费者、享受者的教育。”⑤转三、落实学生重心地位，学校德育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落实德育民主化，使德育方法由单向灌输向平等交流转变
落实德育民主化涉及教师与学生教育观的转变。教师要深刻认识到随着社会发展步代的加快，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和提高。教师要敢于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不如学生。充分认可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分辨能力。相信他们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超过自己的思考，主动与学生交流，虚心接受学生意见，与学生平等沟通，共同提高。学生要消除对教师、对家长的依赖思想。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人道德生活的主体，以对本人负责的态度和责任感，主动进行道德学习，自觉磨炼道德意志，积极投身道德实践。以一种积极进娶自觉成长的生活观，与教师相互探讨，共同思考，日益走向道德成熟。以这样的德育观为指导，学校德育方法可以采取民主对话、主题辩论、质疑答疑、师生研讨、情感沟通、心理咨询、两难问题抉择、价值观辨析等方法。总体特征是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调动双方积极性，以情感为纽带，通过双向互动，实现道德的共同进步。
（二）落实德育实践化，使德育方法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
道德品质的形成动力来源于新的道德需要，新的道德需要产生于具体的生活实践。脱离实践，学生的道德需要就会枯竭。另一方面，完整的道德品质由认识、情感、意志和行为共同组成。行为是一个关键因素，是道德品质的落脚点。如果道德教育仅仅满足于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却不能使学生付诸于道德行为，这样的道德教育只能半途而废、收效甚微。学校道德教育必须重视学生道德行为的培养。以往学校德育往往局限于课堂教学，满足于讲解道德知识，对学生情感、意志和行为的培养相对薄弱，造成相当一部分学生道德认识不少，道德行为却不多。改变这种局面，学校德育必须打破单一的课堂讲授模式，开发、推行多种多样立体化、开放式的德育模式。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体验复杂多变的社会道德情境，尝试进行道德抉择。学生在与人交往中体验情感，在克服困难中磨炼意志，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履行道德行为。
总之，今后的学校德育肯定要走出封闭的课堂，因为无论是德育理论还是社会生活都要求学生以具体的道德行为体现道德品质，参与道德生活。落实德育实践化，学校德育方法要加大实践环节。具体方法可以是：让学生担任班级干部、参与学校管理、负责学校事务、参与社会服务、承担社会义务、讨论社会事件、学军、学农、野营拉练、城乡“留学”（城市学生到乡村学习，乡村学生到城市学习）等。总体特征是：学生是实践的主体，从设计到联系，从实施到组织都要发挥学生的作用，最好是学生自己组织，自觉走向社会，教师主要起指导、建议、创造条件、提供方便的作用。
（三）落实德育理想化，使德育方法由传递知识向塑造人格转变
我国教育家徐特立先生说：“传授点文化科学知识，而忽视培养的方向，这样的教育是失败。”⑥道德教育的最高追求是要使人具有完美的人格。尽管这一目标对具体人来说，有些理想主义色彩。但正是这种理想，激励着人们发奋苦读，改革创新，具有更高的追求。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德育谈理想少了，道德教育也被纳入了“应试教育”的轨道，单纯传递知识，忽视了对学生和谐人格的培养。其结果是高分低能者随处可见，知识高深却缺乏道德者随处可见。一个人仅有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一个国家的教育来说，仅仅传授知识也是远远不够的。
第7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价值链会计理论框架科学发展观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管理视线转向能带来价值增值的环节，由此作业成本法、经济增加值法开始流行。另一方面，企业的发展不再仅限于自身的发展，与外界的合作也变得更加重要，由此供应链管理、价值链管理开始受到重视。这些方面决定了现在的会计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环境的变化，构建新的会计理论框架成为必然。这种会计模式就是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链会计模式。
价值链会计理论内涵
“价值链”一词最早是由著名的企业竞争战略专家麦克尔•波特于1985年在《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出。美国ABCTechnologies公司和美国价值链机构把价值链定义为一种高层次的物流模式，从原材料作为投入资产开始，直至把产品通过不同过程售予顾客为止，当中所有的增值活动都可作为价值链的组成部分。而价值链管理是对这一过程企业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全方位管理。只有资金增值了才能产生价值，所以价值链管理最关注的是资金流。价值链引起了企业管理理论的变化。
我国著名会计学家阎达五教授认为会计是一项管理活动。那么会计管理就是企业管理的一部分，管理理论发生了变化，会计也应有相应的变革。阎达五教授在价值链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价值链会计这一新兴概念。价值链会计把传统会计对单个企业的研究扩展到了对整个价值链的研究。总的来说，价值链会计可以定义为“在从供应商到顾客这条价值链上收集、利用、加工、存储、分析价值信息，实施对价值链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控制和反映，保证价值链高效、有序运转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
价值链会计提出后，关于价值链会计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多，构建价值链的理论框架也就成为重点。只有理论框架构建起来，价值链会计才能应用于实际。另外，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因此，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价值链会计理论框架，才能真正适应环境的需要。
价值链会计理论框架
价值链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是会计活动的最高层次，它为会计活动指明了方向。传统会计目标反映企业的资金活动，为会计信息外部使用者以及内部管理者提供信息。价值链会计是建立在会计是管理活动论的基础上，是价值链管理的一部分。因此，应从企业内部管理角度考虑价值链会计的目标。
首先，价值的创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价值链会计应动态地反映价值的运动。其次，价值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可以看作价值的增值环节。价值链的整体实现最大增值，从而提高价值链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取最大利润是价值链会计的目标。但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会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只有站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才能使内部管理者从战略的角度思考企业的长期发展问题。而且科学发展观不仅要考虑经济的发展，还要注重社会的发展。只有在实现了企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后，企业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最大增值。所以价值最大化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还应包括整条价值链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价值链会计的目标可以总括为动态反映价值的运动过程，不断优化价值链，通过对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协调控制，实现价值链的价值最大化。
价值链会计对象
会计对象是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所反映和监督的内容，也就是价值运动或资金运动。传统的会计对象针对的是企业内部的价值运动。而价值链向上延伸到了供应价值链，向下延伸到了客户价值链，从而扩展了价值链会计所反映和监督的内容。
价值链会计假设
会计假设是会计工作的基本前提。会计所处的环境极为复杂，有了合理、科学的假设，才能使会计工作正常进行。价值链会计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比传统会计更复杂多变。虽然传统会计的假设在价值链会计中依然可以存在，但是其具体范畴还是受到了冲击。要使价值链会计在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成熟，价值链会计假设的合理设定非常重要。
会计主体假设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虚拟企业大量出现，企业主体不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有形实体；另一方面，企业作为一个集团存在，拥有很多子公司，子公司和母公司又各有很多合资公司。一个企业的枝节蔓延得，错综复杂，相互交错；而且，有的公司的成立只是为了完成某个项目，项目完成公司也就不存在了。现在的并购活动越来越频繁，企业的存与亡只是瞬息之间。所以现在企业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会计的主体经常变化。
而价值链管理使传统会计主体从单个企业扩展到一条完整的价值链，会计主体的边界大大延伸。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确定好会计主体，走出传统会计主体是企业的禁锢，才能明确价值链会计工作的范围。
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目前，虚拟企业的存在以及企业竞争的加剧，使企业持续经营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很多企业都面临着随时被清算和终止的命运。所以持续经营假设似乎显得更加重要。为了及时向有关方面提供企业信息，在企业持续不断的经营活动中，人为地将其分割开来，形成一个个的会计期间。会计分期假设也很必要。
但是，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企业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每笔交易瞬间就可完成，也可以及时处理向相关者提供报告。用户需要信息时可以随时从系统中调出。而竞争、兼并、企业虚拟化使得非持续经营的企业大量存在。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已经可以不存在于价值链会计中了。
货币计量假设会计管理活动论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而现在会计只能核算那些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业务。对于经营管理活动中不能以货币计量的活动，如企业的人力资源、企业的竞争力等没有纳入会计核算范围。价值链会计是在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货币计量假设有很大的局限性。有人提出“货币计量假设扩展为价值计量，以核心企业为主体衡量整个价值链是否增值，对于人力资源、知识资本、金融风险等难以用货币计量的因素，可纳入价值链会计的范畴。”
价值链会计原则
传统会计有十三大原则，这其中除历史成本原则外，对于价值链会计基本适用。历史成本原则反映的是经济业务的实际成本，但是市场价格是变动的，资产的价值也就会或增或减。历史成本反映的价值是过时的，对于经营管理决策不具有相关性。价值链会计的目标是要使整个价值链增值达到最大化。它所要求的价值必须是现行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反映价值链上的价值。所以在价值链会计中必须将历史成本原则改为现行成本原则。现行成本原则是用现行成本或重置成本来代替历史成本，可以反映出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真正价值。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价值链会计可以扩展三个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社会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
以人为本原则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比其他任何资源都重要。人力资源会计的提出适应了这一变化。人力资源是企业持续创造价值的源泉，所以在价值链会计中应建立以人为本的原则。
社会性原则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发展，还应该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社会价值最大化才能真正体现出企业乃至整个价值链的价值最大化。对企业业绩的评价可从社会的角度全方位考虑，这是价值链会计的社会性原则。财务-[飞诺网]
可持续性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即要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目前刚刚兴起的和谐会计以及逐渐成熟的环境会计就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只有企业可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价值链上的价值才能实现最大化。所以可持续发展原则应纳入价值链会计的原则中。
价值链会计计量
传统会计的货币计量已不能完全适应价值链会计，可以采用价值计量的形式正确反映价值链会计中无法用货币计量的经济事项。但是，直接从货币计量过渡到价值计量是有难度的。在价值链会计中，可以先采用货币计量为主、多种计量形式（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并存的方式。价值链会计的计量可以建立在两种目前流行的方法上，一种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Costing，简称ABC），另外一种是经济增加值法（EconomicValueAdded，简称EVA）。
价值链成本会计价值链成本会计主要是从成本的角度去计量价值链的整体价值。只有成本达到最低，才能使价值链的价值最大。作业成本法目前在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中得到应用。所谓作业成本法就是对价值链的作业和成本动因进行分析，以便区分价值链中哪个环节的作业是增值作业，哪个环节的作业是非增值作业。在剔除非增值作业后，寻找新增值的上下游企业，动态地达到降低成本，实现价值链最大增值的目标。
价值链价值会计价值链价值会计是直接从价值的角度计量价值链的整体价值。经济增加值法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方法，最大的诱人之处就在于它把投资决策、业绩评价和奖金激励统一起来。经济增加值法把经济利润作为企业的目标，与目前会计采用的会计利润有所不同。经济利润不仅考虑债权资本成本，还考虑股权资本成本，即：
经济利润＝息前税后营业利润－税后利息－股权费用
价值链价值＝期初投资成本＋经济利润现值
所以，经济增加值的目标与价值链会计的目标完全一致。价值链会计的计量方法在此基础上可以逐渐完善起来。
价值链会计的报告模式
价值链会计的实时性和信息化决定了传统报告模式的局限性。传统财务报告不能报告非财务信息，报只是定期，使用者不能随时得到所需信息。所以传统报告模式已不能适应价值链会计的需要。
XBRL（ExtensibleBusinessReportingLanguge，即可扩展商业语言）是财务信息处理的最新技术，国际联合会一直在推广这一标准。中国矿业大学张涛提出，由于XBRL是企业网络财务报告的标准，统一了网络数据定义和格式，计算机可以统一识别网络报告的基本元素，所以用户可以快速、可靠地查找到所需要的财务信息。另外，用户还可以便捷地对查找到的财务信息进行利用。所以XBRL的报告模式符合价值链会计特点，它提高了报表编制效率，及时提供信息；增加了财务数据在不同时期、不同企业的可比性，有利于企业管理者利用财务数据进行决策。
综上所述，在会计的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构建新兴会计研究领域价值链会计理论框架时，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才更能完善价值链会计体系，促进价值链会计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阎达五.价值链会计研究：回顾与展望.会计研究，2004(2)
2.李百兴.价值链会计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财会通讯，2003(7)
3.张涛.基于面向对象技术的价值链会计构建.财会通讯，2005(3)
4.綦好东，杨志强.价值链会计的目标确定与职能定位.会计研究，2004(2)
第8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一、参与教学中持趣
在教学中要注意兴趣的保持，运用良好的导入方法激趣后，都需结合知识的生长点、知识的形成过程、学生的认知水平，为学生设计参与教学过程的活动，逐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进而发展到“我会学”，提高其学习的主动性和效率。如在学习图形面积时为学生设计参与的机会，人人制作学具，在老师的引导下独立操作。在推导三角形面积、梯形面积、圆形面积公式时，学生运用多种方法推导，不仅在参与公式的推导中理解了公式，同时也有机地把图形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掌握了量与量之间、形与形之间、量与形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体会到数学知识的趣味性，保持学习的兴趣。
二、应用知识中持趣
数学知识应用的广泛性是数学学科的特点之一。教育学生运用学到的抽象知识，去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具体问题，这正是数学教学的最终目的。因此在教学中要注意联系现实世界中简单的数量关系和初步的几何知识，去理解和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如在学习“小数的认识”时，可让学生到商店里观察“商品标价”，也可观察“菜篮子价格”等生活实际来加深认识。
三、目的性教育中持趣
正确的学习目的往往会导致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保持浓厚的兴趣需要对学习意义有清楚的认识。就数学而言，一方面，它是进一步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工具和基础，另一方面又是今后参加祖国四化建设所必须的知识，体现着“数学是一切科学得力的助手和工具”，反映了“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作为教师需要引导他们：“无论将来干什么，要为祖国作出贡献，都要有渊博的知识；只有从小学开始好好学习，付出不懈的努力，愿望才能成为现实”，从而帮助学习从小树立学好数学的志向，使美好的愿望成为努力学习的内在动力。并告诉他们：“当医生就要懂得药性和剂量搭配”，“当建筑师就要会计算面积及用材多少”，“当企业家要懂得计算成本和利润”……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离不开数学，买东西算钱需要数学，做衣服量尺寸需要数学。学生正确认识到数学的作用和学习它的意义后，就会从内心产生对学习数学的需要，从而保持学习数学的兴趣，提高学习的自觉性。
四、榜样教育中持趣
在教学中不失时机地插入一些数学家的为了追求一个成功的实验或演算而废寝忘食的故事，能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以解决思想上怵头学习数学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激发保持兴趣。如陈景润如醉如痴地为了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而带病推理、演算，草稿纸成吨的故事；阿基米德为验证皇冠是否由纯金铸成，而在浴缺中侵泡而忘了洗的故事；牛顿、华罗庚的学术成就就都不是靠天资，而是靠勤奋学习和肯钻研得来的。
五、成功体验中持趣
对成功的体验是提高兴趣的最佳强化物。学习动机与学习兴趣能促进数学知识、方法的掌握，反过来，掌握了数学知识方法又会激励和增强学习的动机与兴趣。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步步获得成功，尝到了甜头，亲自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就能增强学习的动机和兴趣。数学因为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学习数学需要循序、渐进，只有在学习上克服大大小小的困难中看到自己的力量，增强了学习信心，才会出现“越学越爱学”的境地。笔者曾做过调查，在喜爱数学的学生中，因数学成绩好而喜欢数学的约占32.5%，而数学学习差生中，因为不会，就爱学习要占其86.3%。这说明学习的成功，对促进和增强学习兴趣起重要作用。
六、表扬评价中持趣
荣誉感可以强化学习兴趣。小学生的荣誉感特别强，其学习兴趣的保持很大程度上取抉于通过学习所获得的社会效果。他们常常由于获得好成绩受到老师、家长、兄弟姐妹、同窗好友的赞赏而引起荣誉感，为保持已获荣誉而更加努力学习。
在教学中应给予学生正确、恰当的表扬。在学生回答问题时，眼睛注视着他们，以一种期待的眼神鼓励他们大胆发言。要注意不失时机给予表扬、鼓励，哪怕是一句表扬的话，几个鼓励的学，一朵小红花，都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尤其是对待学习较吃力的学生，应适当降低标准，侧重表扬，鼓励其进步。表扬是教师热爱本职工作、热爱学生的具体体现，也是保持学生兴趣，充分发挥学生潜能的重要手段。
七、竞赛活动中持趣
一般认为，竞赛是激发学习积极性和争取优良成绩的一种有效手段。因为在竞赛过程中，学生的好胜性动机和求成的需要会更加强烈，学习兴趣和克服困难的毅力会大大增强，所以大多数人在竞赛情况下学习和工作的效率会有很大的提高。
第9篇：法学研究论文范文
一、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不利影响
首先，从国家司法考试的整体结果来看，这一制度将动摇法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与一般的应用技能型专业相比，法学教育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精英化特点。由于法律专业毕业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职业的可能性较大，他们或者能获得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或者拥有令人羡慕的经济收入，在任何社会里，这两个优势对众多的学子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而使得法学专业备受推宠，历年高考持续升温，大部分高校的法学专业分数线都居高不下，因而法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始终占有较高地位。但是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出台，大大增加了从事法律职业的难度。几年来，国家司法考试以其极低的通过率被称为“中国第一考”，2002年全国平均通过率为6.68%，2003年为8.75%，2004年为11.22%，2005年稍有提高为14.39%，整体上通过率低得惊人。这就意味着莘莘学子千辛万苦通过高考、学完大学课程后，还要通过更为残酷的司法考试竞争才能从事法律职业。而每年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极低，过关人数十分有限，必然会导致相当高比例的法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不能从事法律职业，先期投入的学业成本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这一现象是任何法律专业学生都不愿面对的。因此，国家司法考试这一法律职业就业的高难度附加条件，确实令人望而生畏，一定程度上会动摇学子们报考法律专业的信念，势必导致选择法律专业的人数逐渐减少，法律专业也将由过去的“热门专业”变为“冷门专业”。这将不可避免地从整体上对法学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和冲击，显然是不利于法学教育的发展的。其次，国家司法考试将影响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在我国法学教育中，各高校教学的内容有所不同，有的高校还有看家的特色课程和见长课程，不同专业方向的教学侧重点也各有特色，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来说是一件幸事。然而，由于国家司法考试即将变成法学教育的“试金石”，司法考试通过率过低，很难说一个高校的法学教育是成功的，学生理论水平再高也无济于事。从目前司法考试的考查内容来看，其重点仍是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常设课程，所占分值比例较大，而其他课程所占分值较少，有的只占一两分。以成败论英雄的实际现状迫使各高校减少、放弃特色课程，转而围绕司法考试的考点来安排教学内容，甚至把司法考试教材作为法学本科教科书，如此缺乏特色的教学内容将会使法学教育沦为平庸的“工匠式”的培训。再次，国家司法考试将影响法学教育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司法考试的一个特点是考查的范围广、内容细、难度相对不大，考点为法学基础知识，不能反映考生的理论功底。在过去的法学教育中，一些高校擅长于进行理论研究，关注于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丰富学生的法学思想，夯实学生的理论功底。这种教学模式对提升法学教育的层次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却不能适应司法考试的需要，不少法学本科生经过系统的四年专业学习仍不能通过司法考试，而一些非法律专业的考生凭借几本司法考试教材，经过几个月短暂的冲刺却能通过考试，这对法学教育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司法考试的现状促使相当一部分高校的法学院系在司法考试的“指挥棒”下把精力集中于如何使学生通过考试关，教师的授课重点也转移到司法考试内容，教学方法逐渐向题海战术转移，放弃理论素养的培养。这种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机械型、记忆型的，而非学术型、思想型的，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不良趋势。总之，国家司法考试的作用日益类似于高考对中学教育的“指挥棒”作用，整个法学教育体系越来越以司法考试为中心来进行运转。长此以往，积重难返，高校法学教育将会变成第二个应试教育侵占的领地。这一局面的出现，无疑是我国法学教育的误区。超级秘书网
二、司法考试制度的改进
虽然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对高校法学教育的负面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废除这一制度，因此只有改进国家司法考试。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消极影响进行矫治与纠正。第一，应该大幅度地提高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使得半数或者多数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能够过关，取得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在当今世界，采用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国家，其通过率都比较高。例如美国的律师考试通过率就相当高，各州的通过率相差不大。以科罗拉多州为例，该州法律考试由州最高法院组织，每年举行两次，一次考试的通过率在75%左右。我国的司法考试也应当大幅度地提高通过率，一方面能够鼓励更多的优秀考生报考法学专业；另一方面，大多数学生都能通过司法考试的事实，会激励法学专业的学生加强自身法学综合素质的培养，而不是将关注点局限于司法考试，从而消解司法考试的“指挥棒”作用。第二，应当限制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报考资格，原则上只有法学专业文凭的获得者才能参加司法考试。在美国，如果要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和当律师，必须是法学院的毕业生，而法学院毕业生全部为本科后教育，即至少是取得相当于我国的法学研究生学历的人。在我国，具有本科以上的学历的人，无论其所学的专业是什么，都可以参加司法考试。因此很多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可以没有经过任何法学教育，这样的人也许能够通过考试，但其法律意识，更重要的是，在法律考试中难以体现的民主、自由、独立、人权意识就难以具备。司法是一种非常灵活、变化无穷的活动，“徒法不足以自行”，靠背书取得法律执业资格的人，难有很好的法律素养。因此，规定只有法学院校的毕业生才能参加司法考试是有必要的。目前，我国共有423所高校有法律院系，占全国1700多所高校的1/4。在校法科学生36万多人，占所有高校在校生人数的5%。在这样规模已经较大的法律教育背景之下，规定只有取得法律文凭的人才能具有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已经完全具备了条件。第三，改革和完善司法考试的试题内容及方式。从世界各国司法考试的内容来看，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客观题考试内容（MBE），二是法律写作考试（CEE），三是法律实务考试（MPT），其中主观题和开卷考试占了主要的比重。我国司法考试是典型的应试型考试，考试方式是书面、闭卷、一次性的，采用的题型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两大类，四张试卷中，前三张均采用客观题，占总分的75%，最后一卷采用主观题，占总分的25%。总的来说统一司法考试还是以客观题为主的应试型的考试。在我国每年司法考试试题中，出现要求考生熟记几千个法条等死记硬背的内容，并且以偏题、怪题作为拉出差距的手段，诱导考生钻研答题技巧，而真正的法学素养却根本无法在考试中得到检验和反映。出题的方式常常使受过正常法学教育的人反而难以通过考试，违背了考试应当选拔具有法律素养的人的初衷。司法考试应当反映司法工作应当具备的能力，所以应当将主观题的内容至少增加到50%左右，同时对主观题的考查本方式采用可以参考法规的开卷考试。第四，承担法学教育重任的高校法学院系必须明确办学宗旨，防止法学教育目标、教育计划、教育方式等围着司法考试打转，避免降低法学教育的层次和品格。法学教育应该是相对意义上的精英教育，重在培养从业者的法律思维理性，形成法律职业者特有的公正、公开、公平的法律意识以及良好的法律技能技巧。这种教育使命决不是应试教育能够完成的。国家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资格考试，只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条件之一，绝不应当成为法学教育的中心和指挥棒。所以，高等学校的法学院系应当认识到法学教育的特殊使命，着重培养学生的法学素养，提升整个民族的法学理论水平和法律意识。在日常教学和考核中，应当尽量避免以司法考试为标准，降低其对高校法学教育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霍宪丹.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与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潘剑锋.论司法考试与大学本科法学教育的关系[J].法学评论，2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