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医生进农户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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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保健医生进农户范文

关键词： 贫困；农户；大病；医疗支出

中图分类号：C913.7；R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2-0131-05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呈急剧上升态势，其涨幅明显超过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这给大病风险冲击下的农户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大病对农户的直接冲击主要体现在农户为治疗疾病而产生的灾难性支出和沉重经济负担。2011年，中国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比例为129%，即173亿人因大病陷入困境[1]。大病对农户的间接冲击则体现在大病造成农户生计中断，形成因病致贫局面。大病冲击对农户人均纯收入在随后的12年里有显著负影响，健康风险冲击影响可持续大约15年，且冲击对于中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更为严重[2]。为缓解“因病致贫”局面，我国虽然自2003年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大病医疗救助制度，但因合作医疗实际保障水平较低，加上医疗救助范围小、救助额有限等原因，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对农民所遭受的大病风险缺乏足够有力的保障。而我国2012年底出台的大病医疗保险还处于试点阶段，受益人群也较有限。据全国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经医生诊断需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为21%，其中703%因“经济困难”未住院；新农合覆盖人群中，853%的住院患者虽获得报销，但报销额仅占住院总费用的346%。另据卫生统计数据，2011年我国每人次平均住院救助水平仅为1783元。因此，在当前“高覆盖，低保障”的制度架构下，探索农村贫困地区大病医疗支出及影响因素则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鉴于医疗支出的产生依赖于患者的健康状况以及就诊决策，Duan等与Mocan等采用两部分模型（Two-part Model，TPM）这一问题分解为是否看病和看病开支两个子过程，并分别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国外研究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开展了医疗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研究结果显示，居民的治疗支出主要受病情严重程度、收入、居住地、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价格等因素影响[3～5]，其中慢性病的影响尤为显著[4]。

除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外，国内学者对医疗支出的不平等性也进行了广泛研究。魏众等指出，因地域差异原因，中国城乡居民之间、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均存在医疗支出不公平性，城市居民的平均医疗支出是农村的近6倍 [6]。高建刚指出，医疗支出存在省际差异，影响家庭医疗支出的主要因素有户主年龄、家庭工作人口数、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家庭食品支出总额[7]。在医疗支出的性别差异上，众多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即女性医疗支出水平显著低于男性[8，9]，女性老人的医疗支出则更多依赖于家庭和子女支持等诱发因素，而男性老人则多取决于自身潜在因素 [10]。此外，部分学者对特定人群如贫困人群和老年人群的医疗支出差异也进行了考察。封进等考察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发现，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在1997年变得不显著，低收入农民面临着收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双重影响[11]。阎峻的研究则指出，老年人（65+）占用的医疗资源份额仅比其人口份额高 6 个百分点，且高龄老年人（80+）、贫困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净占用份额更低 [12]。

伴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医疗保障制度的减负能力成为研究焦点。刘国恩的研究表明，医保制度显著减轻城乡老人家庭总1/4的医疗负担，其中城镇医保和公费医疗所发挥的作用明显高于其他保险形式[13]。薛伟玲的研究指出，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因素对其医疗费用存在显著作用，但其医疗保险身份呈现出典型“不足论”的特征[14]。许玲丽等的研究指出，发现健康波动会产生医疗支出风险，大病支出风险绝大部分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承担，个人自负支出风险则相对较小[15]。

据此，笔者以贫困地区大病农户为调研对象，利用TPM模型对大病成员医疗支出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度分析，为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数据说明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四川大学等课题组在2007～2009年快速调查以及深度访谈的农户调查数据。遵循分层随机抽样原则，本次调查选取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红安县3个乡镇中的30个行政村1266个大病农户家庭为样本。在被调查的1266个大病农户中，约1857个成员被报告患有大病。在所调查的1266个大病农户中，有453个农户的部分大病成员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占所有大病农户的3578%。结合农户实地调查以及相关研究文献，本文将“大病”定义为：一是需要住院治疗且农户认为医疗花费很大的疾病，这类疾病多为急性病；二是患者常年用药，[JP3]农户认为累计医疗开支较大的疾病，这类疾病多为慢性病；三是农户认为病情较严重，且在较长时间内影响正常生产活动的疾病。

第2篇：保健医生进农户范文

建设新农村从“服务”开始

穆家峪镇庄头峪村是密云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村之一，一进村，就可以看到村头的一座漂亮的大花园，在花园的旁边是三座仿古式民居建筑，庄头峪社区卫生服务站就座落在这里。走进服务站的医疗室，站长丁晓云医生正在为村民诊脉。她告诉记者，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是2005年10月18日建立的，一共只有五个人，人员有点紧张。因为，自从服务站建立以后，周边像上峪、荆子峪等五六个村子的村民看病都集中到了这里。

穆家峪镇社区服务中心书记徐广清说：“我们社区服务站的医生都是从中心调配的骨干，像丁晓云大夫就是毕业于中医大专班、具有多年经验的医师！”在一旁等待看病的村民刘凤林插话道：“丁大夫不但服务态度好，为人热情，医术也好，大伙儿看病都找她，一般的病呀经她一瞧拿点药一吃就好了！自从有了社区卫生服务站，真是太方便了，再不用像过去似的，连得个感冒都得往县医院跑！”

作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硬件之一，庄头峪社区卫生服务站也将“服务”放在了首要位置，用丁晓云的话说，我们建设新农村从“服务”开始。

说到服务，县卫生局副局长朱立志非常感慨：“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每年收入也就二三十万元，特别是施行药品零差价以后，收入要更低一些，因此，根本不够支出，而我们全县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8家，社区卫生服务站98家，全年预计将由县政府投入4000多万元，所以，我们在构建县、乡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框架时，就决定了我们的根本宗旨就是以服务为中心，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现在的农村可跟以前的农村不一样了，村民们富裕了，生活质量提高了，精神面貌改变了，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要求也高了，为此，市、县卫生局为社区卫生服务站配置了检测设备、心电图机等专业医疗设备。同时，零差价的药品已经有312种，包括西药、中成药和常用药，可以基本上满足群众的需要了。”丁晓云说，“与县里的大医院相比，同样类别的药品这里该有的都有了！”

丁晓云告诉记者，前几天，我们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村民进行体检，每人每天都要检查40多人！不过再忙，我们也要认真细致、尽职尽责，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为农村服务，为农民服务。

小山村里的贴心人

记者随县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位于密云西北部深山区的小石尖社区卫生服务站时，已近中午，服务站里的两名医生正在生火做饭。

小石尖社区卫生服务站建在村子东南角的一座小山下，院子不大，种满了各种蔬菜和鲜花，服务站的几间医疗室非常简陋，而且只有两名医生，站长肖立强说，在这里一天二十四小时，脑子里的那根弦啥时候都得绷着，服务站周边的几个村还有牛盆峪那边几个风景区的医疗卫生都需要我们服务呢！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村民李玉玲就抱着孩子走了进来：“肖大夫，您快给看看吧，我们家英子好像又感冒了！”肖立强赶紧洗了手，拿起听诊器……

小石尖社区卫生服务站成立于2005年6月份，肖立强和另一名医生刘红芝在这儿已经工作近三年。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每天24小时都要有工作人员在岗，以保证村民们能够随时看病、买药。为此，两名医生要每天轮换值夜班。

“山区农村和县城地区还不一样，常常是上下午时间没有几个病人，而到了中午和晚上打针、买药的村民却很多，特别是在农忙时节，因为中午、晚上来，不耽误干农活！”医生刘红芝说，“刚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时候，站里出诊的情况也比较多，村里那时还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很多农户家的柴垛就堆放在路的两旁，经常因为天太黑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坑里或者撞上柴禾垛！”

当记者问两位医生在这里工作是否艰苦时，他们都笑了。西田各庄镇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印民告诉记者：两位医生不仅要自己打扫院子做饭，而且柴米油盐都要自己负担。两人的家都在城里，而小石尖离密云县城区有10多公里远，每天都要自费赶公交车上下班和轮值夜班，还不能像别人那样正常照顾家里……但两位医生却这样说道：“我们的工作凭心而论，确实不容易，但山区的乡亲们过去看病难，更不容易呀！那时候，往往感冒、发烧这样的一些小病都要跑上十几里的山路去镇医院瞧，现在，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为他们看病提供了方便，而他们也把我们当自家人看待，说实话，一想到这些，我们心里就感觉热乎乎的！”

专家坐诊村民家门口

在高岭镇有一个名叫栗榛寨的山村，可以算得上是密云最偏远的村子之一，栗榛寨社区卫生服务站就建在这里。

2007年7月，县中医院的主治医师张春漪，没想到作为对口支援社区卫生服务的支援医生，第一站就来到了这里。栗榛寨村离高岭镇政府有10多公里，离县城60多公里。这个村卫生服务站只有两个人，他还记得来报到的第一天晚上,和他一起来的医生回家取东西去了，那一晚,偌大的卫生服务站里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然而，就是在那个晚上，他连续接待了几名病人，大多是来输液或是拿药的。经过了解才知道，村里像他们这样患有高血压、肺气肿等病症的病人还有不少，而且，因为地处偏远，村民们只知道吃一些自己选择的降压药，用药很不规范，而且，常常是不连贯用药以及不良的生活方式和健康卫生知识的缺乏，使这些村民们饱受病痛的折磨。这对张春漪有很大触动。于是，从第二天起，他就开始利用为村民们诊病和一早一晚闲暇时与村民们聊天的机会，向他们讲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治疗和用药常识，教授他们应该如何用运动,并以良好的生活方式结合长效药物治疗这些疾病。他还把这些知识制作成小卡片在大集上给群众发放讲解，很快，山沟里来了大医院专家的消息便传遍了栗榛寨和周边的村庄。

高岭镇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朱继华还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张春漪抽调到镇卫生服务中心以后，正赶上为全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体检，考虑到张春漪当时父亲摔伤等实际情况，没有安排他参加这项工作，但张春漪却坚决要求参加，他说，为群众体检又可以同时宣传健康知识，不正好一举两得，再说，自己到这里对口支援，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要为群众做好服务才是第一位的！结果那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晚上按时值夜班，白天参加体检工作，宣传健康教育，到后来，群众都知道张春漪是位老专家，都赶来听他讲课、请他诊病……

现在，密云的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服务站，像张春漪这样对口支援的骨干医生和专家已经达到100多名，他们都是县里各大医院临床科室中级职称以上，在本专科具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医务人员，通过会诊、门诊、建立转诊绿色通道、带教、健康咨询、健康教育宣传等多种方式深入密云县的每一个乡镇和村庄，让全县的广大群众在自己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专家服务的待遇。

社区里的“天使家园”

一走进京溪社区卫生服务站，给记者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温馨、和谐和融洽。

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是在2006年6月份建立的，全站只有3名工作人员，站长名叫王平，中医药大学自考本科的毕业生，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是工作10多年的老大夫了。京溪社区卫生服务站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而这里的居民比较特殊，大多是来自北京的住户，而且，相当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王平的办公桌上放着三本书《社区常用药》、《全科医生处方手册》和《全科医生用药速览》，她告诉记者，这几本书是化工出版社社长奉培宗前两天来看望单位住在小区里的退休职工时，特意送给服务站的。说到这儿，她又指着桌上的鲜花说道，这束花也是住在这里的一位名叫孟广运的作家送的，他经常过来量血压、检查身体。

第3篇：保健医生进农户范文

彭焕新的成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创业的初期使用“放大镜”,从细微处发现商机;创业遇到瓶颈时使用“望远镜”,看到远期的市场;创业辉煌时使用“显微镜”,明察秋毫,紧紧把握商机。这样,你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使用“放大镜”寻商机,放弃年薪20万元回家种红薯

今年36岁的彭焕新,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白沙乡的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他被保送到省城的一所大学读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长沙县一所中学教书。由于家庭负担太重,教师那点微薄的工资根本就无法改变家庭的窘况,于是彭焕新决定外出打工。

他辞职去了海南,先是做家教,后来在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行政部做秘书的工作。3个月后,他不仅顺利通过了试用期,还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1999年年初,他从普通职员晋升为办公室主任。2001年,他又被调入广西食糖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主要负责电子商务。

做电子商务的那段时间对彭焕新来说是个转折点。他不仅荣升为副总经理,还于2002年报名参加了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考试,并一举考上了广西大学商学院的MBA。这个结果,让同事们大吃一惊。因为,平时他和大家一样上班,甚至还要为公司的事情加班。对此,彭焕新幽默地说:“挤时间‘苦啃’,不然MBA说啥也砸不到咱。”

就这样,他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攻读硕士学位。3年后,他顺利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4年,他又升职为监事会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年薪高达20万元。然而,年薪20万元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他的脑海中一直有个梦想――自己创业,为家乡的老百姓造福。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的一天,彭焕新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浙江大学的农业专家从2000多个红薯品种中精选出一种“迷你”红薯进行大面积种植。这类“迷你” 红薯不仅有红、黄、白、紫、黑等多种颜色,还因为个小,口味香甜,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常受欢迎,其市场价格比普通红薯高出10多倍。他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投资机会。和爱人商量后,他决定辞职回家种红薯。当他向董事长递交辞呈时,董事长大为不解。的确,一个农家孩子能跳出农门,拥有一份年薪20万元的体面工作,已经非常幸运了,可他却要主动放弃,复归农门种红薯,这的确让人不解。但这正是彭焕新使用“放大镜”,搜寻、定位商机后,果断作出的决定。

使用“望远镜”看市场,风雨过后天不生路我开路

2007年1月,彭焕新回到老家长沙县,开始了他的“红薯之旅”。他首先找到了金井镇沙田村支部书记易海龙,希望村支书能出面发动全村村民都来种红薯。起初,易支书听说彭焕新放弃20万元年薪是为了回来种红薯,几乎不敢相信。然而,当彭焕新向他介绍完这种“迷你”红薯的与众不同和发展前景后,他决定支持彭焕新回乡创业。

发动大会一开始,村民们就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说,没听说过谁种红薯发财的。在农村,红薯主要用来喂猪,谁还吃那玩意儿。虽然彭焕新反复解释,但老百姓还是认为“迷你”红薯换不来金子。最后,不欢而散。

在村支书的建议下,彭焕新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先从自己下手。2007年3月,彭焕新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了“长沙沃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模式,正式开始规范化运作。

在易支书的帮助下,彭焕新在沙田村租下50亩土地,取名“沃园精品香薯种植基地”。然后,他又赶到浙江大学,以每公斤12元的价格从浙江购进了6吨种薯。看着彭焕新把一车车的种薯往田里拉,有人看笑话,有人为他捏把汗。彭焕新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必须要干出个样来,变红薯为“金薯”。看到所有的红薯都被安置进种植基地的大棚后,彭焕新心里乐开了花。

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2008年年初,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冰冻灾害突然席卷湖南。在漫长的等待中,彭焕新和他的种薯终于熬过了长达一个月的冰冻暴雪天气。2008年一开春,彭焕新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些“迷你”红薯种进地里育苗。可是,一个半月过去了,彭焕新发现发芽率竟然还不到10%。他赶紧打电话邀请专家来基地查看。经过对不发芽的种薯进行检测,专家当场得出结论:不发芽的都是被冻死的,概率在85%到90%。专家还说,像这种种薯,一般是放在地窖里先储藏起来,为的就是避开自然环境的伤害。当时,彭焕新觉得把种薯放进大棚也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况且,他也根本没考虑到会有这样恶劣的天气。

彭焕新真想放弃,但是转念一想,自己回来就是为了实现创业梦想,遭受一点点打击就放弃,那不是创业的心态。后经多方筹备种源,彭焕新自家50亩的种苗有保证了。他心想:这种红薯一年能种两季,如果下半年种植亩数扩大的话,损失就能补上不少。

3个月后,收获的季节到了。彭焕新的种植基地里比唱大戏、赶年会还热闹。远近的村民们纷纷赶来,看看彭焕新种植的“迷你”红薯到底啥模样。这一看,还真让村民动了心:有紫皮紫心的,有黄皮黄心的,有红皮黄心的,还有白皮红心的,甚至还有黑皮红心的,个头不大,但产量不低。更让村民惊讶的是,这红薯还真能散发出香味,很远就闻到一股清香。

一些村民悄悄地把红薯往衣兜里装,后来“拿”红薯的人越来越多,工人们就赶紧报告了彭焕新。谁知,彭焕新不但不恼火,反而高兴地说:“乡亲们喜欢吃,就让他们拿吧。”

很快,一些乡亲就找到彭焕新,表示自己也要种这种红薯,希望彭焕新卖给自己种薯。而那些准备夏天就开始种的村民,则直接跑到彭焕新的基地里去剪新鲜的薯茎做种苗。

为了让村民吃上“定心丸”,也为了更好地调动大家的种植积极性,彭焕新与他们签订了购销协议,让“望远镜”效应发挥作用。协议规定,由彭焕新注册的“长沙沃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牵头成立红薯种植协会,凡是种植的农户都自动成为协会会员,公司负责收购标准为50克～150克的红薯。凡种植出来的红薯合格率在80%以上的种植户,将参与年底销售利润的分红。

使用“显微镜”做营销,红薯成“金薯”的故事成就创富传奇

就在彭焕新为农户都参与种植而高兴的时候,营销的问题也扑面而来。彭焕新深知,机会就要如同使用“显微镜”那样去寻找和发现。

2008年6月的一天,一位远房亲戚再次找到彭焕新,希望拿些红薯叶回家。原来,这位亲戚半个月前来彭焕新家做客,在吃了两天的红薯大餐后(如香炒红薯叶、清蒸香薯、排骨薯汤、鸡蛋薯饼等),一直治不好的便秘竟然不治而愈了。医生告诉他,是红薯叶帮的大忙。于是,他准备多拿些回去,让全家人饱饱口福。

这件小事引起了彭焕新的注意。自己何不开个红薯宴农庄,全方位开发红薯的价值呢?红薯叶有“蔬菜皇后”之称,不仅有提高免疫力、止血、降糖、解毒、防治夜盲症等保健功能,经常食用还能预防便秘、延缓衰老。想到做到。彭焕新的香薯宴农庄自开业以来,生意一直火爆。

开了个好头的彭焕新对于自己的营销思路信心百倍。下一步,他准备进军超市。经过调研,彭焕新选定了一家在湖南有100多家连锁店的超市。经过洽谈,超市负责人许先生来到了彭焕新的种植基地,进一步商定价格。综合国内市场行情,彭焕新报出了每公斤9.6元的价格。但就是这样的价格,许先生也没有立即表态就离开了。彭焕新心里很不踏实,因为这已经是底价了。就在他顾虑重重的时候,许先生回复了,表示愿意接受这个价格,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彭焕新的红薯只能在许先生负责的这家连锁超市销售。2008年8月10日,“迷你”香薯顺利进入这家超市。仅一个月的时间,彭焕新通过这家超市就销售了50吨。后来,他的“迷你”红薯还被贴上了“沃园香薯”的商标卖到了深圳、上海等地各大商超。

虽然公司业务量越来越大,可彭焕新并没有高枕无忧,相反,更加大了他的忧患意识。只要一有空,他就会去基地查看红薯的种植情况,甚至亲自检查装箱的货物,确保每一个红薯从质量到品相都能达标。彭焕新说:“每箱红薯在出货前,如发现有缺口和烂斑的,哪怕只有一个,我们也要把它拿出来,因为我们卖的不仅是红薯,更是健康和信任。”彭焕新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团队。他的企业没有理由做不好。

第4篇：保健医生进农户范文

关键词：农村居民；看病难；市场化；农村医疗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5)10―0056－03

目前，困扰人民群众的看病难问题成了举国高度关注的热点。同城镇居民相比，缺乏必要医疗保障的农村居民面临的问题更严重。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影响着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所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一、造成农民看病难的主要原因

我国农村居民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而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造成医疗服务价格过快增长，远远超出了农村居民的承受能力，造成农村居民看病难。

1．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处于缺失状态

建国以后，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普遍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使农民在温饱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的情况下，获得了基本医疗保障，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奇迹。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合作医疗制度在70年代曾一度覆盖了90％以上的农村。80年代以后，随着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农村集体经济受到严重削弱，农村合作医疗机构也随之纷纷解体。90年代，政府几次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但都没有成功。2002年国家明确了合作医疗在农村医疗卫生中的基础地位和核心作用，积极推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但到目前为止，新型合作医疗还处在试验阶段，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79．％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农村医疗保障的缺失使收入不高的农民基本上都成了自费医疗者，承受着沉重的生理、心理和经济负担。

2．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干预和支持。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改革被确立，医疗卫生事业领域也逐步市场化。在市场化改革思路的主导下，农村医疗机构大都成了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政府财政投入一般只能够保证人员工资的50％－60％。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报酬主要来自业务收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药品收入，在医药不分的情况下，国家只能允许乡村医院以“以药养医”的方式来维持其正常运行，药品销售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之间就产生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使部分医疗机构和医生中出现了抬高药价、用贵药好药和过度医疗等不合理倾向。这必然会导致高价药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农村医疗市场，而价格低、疗效好的药品会逐渐在农村医疗市场上绝迹。过度市场化还导致医药流通领域的秩序混乱，药品价格虚高，远远超过了农民实际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过度市场化也使得一些农村医院将本应政府承担费用的预防保健变成了收费项目，一些地方的农民必须自己购买小儿麻痹预防疫苗并支付注射费。前些年进行的农村卫生院产权改革，让农村医院通过市场化行为来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结果使一些乡村医院成了私人医院，影响了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3．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不足

我国政府的卫生事业决策城市偏好比较明显，把主要卫生资源投向城市，对农村的投入偏少。相当数量的基层政权只关注城镇居民的医疗卫生问题，而不愿意花太多的资金和力量去解决农村医疗卫生资金短缺、设备简陋等问题。1991～2000年，中国农村卫生费用从300亿元增长到152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11年间增长了2．96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2．8％，低于全国卫生总费用13．1％的年均增长率。1991～2000年，农村卫生费用中政府、社会和个人卫生投入的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农村卫生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到6．59％，社会卫生投入从6．73％下降到3．26 9／6，而同期农民个人支出从80．73％上升到90．15％。目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城乡差距明显，现有医疗资源80％集中在城市，占人口70％的农村得到的医疗经费不到全国支付水平的20％。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会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4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这一结果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因为我国绝大多数农民缺少社会医疗保障和最基本的医疗条件。

二、农村居民看病难的严重后果

农村居民看病难会造成两方面严重后果：一方面会牺牲农村居民的健康，另一方面会加剧农村贫困问题。

1．看病难不利于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

近些年来，由于缺少必要的医疗保障，我国农村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的改善幅度明显减缓或停滞，甚至出现恶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率下降速度明显趋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倒退和回升现象。同时，农民患大病的概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8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2．84％。在贫困农村地区，六成以上的儿童没有进行健康体格检查，五成孕妇没有进行过产前检查和产后访视，九成以上的产妇在家中分娩，而且分娩接生者六成未经过正规培训。

农民还饱受地方病和流行病之苦。由于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的低下导致流行病和地方病防治工作不到位，结核病、乙型肝炎、艾滋病等传染病得不到有效控制，一些地方病的发病率还较高，对农民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在不少农村地区，肠道传染病、微量营养素缺乏病、妇女孕产期疾病、地方病和寄生虫病等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更为严重的是，农村某些已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和地方病死灰复燃，其发病率出现反弹。据预防医学专家估算，全国80％左右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农村。一些农村地区职业病和环境污染所致疾病明显上升，对农民健康形成新的威胁。

2．看病难加剧农村贫困问题

疾病与贫困相互关联，互为因果。一方面，农村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农民看病难，另一方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加剧。农民富起来很不容易，返贫却很容易。许多农民难以负担医疗费用，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非常弱，甚至出现了“小病抗、大病拖、重病才进医院”的不正常现象。缺医少药的农民为了省钱，往往将小病拖成大病，而对大病更是束手无策。贫困农村地区因贫致病现象比较严重，有统计数字表明，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2／3。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罪魁祸首是大病风险。

按照《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年》的相关数据，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2236元，农民如果生了大病，一年的现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一次住院的费用。对于贫困农户而言，患大病会对家庭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一方面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医疗负担，另一方面会急剧减少家庭收入。贫困农户受到大病影响后，需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大病前的消费水平；而恢复到大病前的生产经营投入水平差不多需要10年时间。

三、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问题的措施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对农村而言，在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就应该切实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问题，切实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积极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问题，既是广大农村居民的迫切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1．政府必须积极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卫生保障作为准公共产品，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必然会出现医疗服务价格过高、农村医疗保障缺失等市场失灵问题。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取得进步的基本保证。国家应把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应尽快制定农村医疗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将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纳入法制化的轨道，确保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在法制的基础上规范进行。政府要在政策上对农村有所倾斜，加大对农村的卫生投入，有效地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应该经常性地开展对农村卫生工作情况的专项督查，并将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纳入各级主要干部的考评范围，把卫生事业搞得好坏和地方干部的政绩联系起来，加大管理和奖惩力度。积极改革“以药补医”的机制，调整医疗收费价格，完善医疗机构经济补偿机制和药品价格管理机制。还应该规范医疗市场秩序，强化药品市场的准入制度和行政监督，建立合理的药品价格体系和增长机制，切实解决药品价格虚高问题，让农村居民得到实惠。

2．改革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必须改革和重建现有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按照专家意见，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应该包括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公共卫生服务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政府要加强重大传染病防治，重点控制艾滋病、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消除这些疾病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危害。政府还要积极改善农村卫生设施和条件，广泛开展农村健康教育，增强广大农村居民的自我保健意识。在基本医疗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农村居民提供安全、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以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使农村居民敢去医院、能去医院看病。具体实施方式是，政府确定可以保障公众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政府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患者。对于非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农民自己承担。

3．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构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率，为农民提供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其特有的优势，是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中最可行的形式，有利于推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保障农村居民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以大病统筹为主，将保障重点放在重大疾病风险上，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居民因重大疾病而致贫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资金筹集采取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予以支持的办法。当然，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同时，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可以试行社会医疗保险，使农民医疗保障的形式多样化。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收入水平较高，应推行大病医疗保险制度。

第5篇：保健医生进农户范文

半个世纪以来，东四义人挥动扫帚，把一个“穷村”、“病村”、“瘟疫村”，扫成了“小康村”、“健康村”、“城镇化新农村”。人均期望寿命由解放前的37岁提高到76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爱国卫生运动55周年之际，记者走进东四义，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50多年能坚持下来，毫不动摇，靠的是一种信仰

东四义村靠扫帚起家，靠扫帚扬名。村里至今流传着很多顺口溜：“一天不扫不显眼，三天不扫很明显”、“小扫天天有，大扫三六九”、“早起十分钟，扫完再上工”、“自扫门前地，自栽门前树，自铺门前路”，全村用过的扫帚足够拉50节火车皮。

村党支部书记田真炉告诉记者：“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个别人做到容易，人人做到难；一时做到容易，几十年下来难。50多年能坚持下来，毫不动摇，靠的是一种信仰，靠的是亲笔题词的那面红旗。”

那面红旗，是“镇村之宝”，也是全村人的精神支柱。

1952年12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东四义被评为全国十个卫生模范村之一。消息传来，老村支书刘克明兴奋得彻夜不眠。第二天，他骑着骡子，冒雪走太行，辗转到北京。他从总理手中接过奖旗，上有亲笔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的题词，东四义人理解最深。

解放前的东四义村破败不堪，垃圾遍地，蚊蝇满天。据《村志》记载：1943年前后，东四义发生了旱灾、蝗灾，伤寒、疟疾流行，全村死绝60户，共计360余人。1943年底，东四义几乎人人染上一种怪病，土话叫“疙痨”。先是胯间奇痒难忍，随后染遍全身，越痒越抓，越抓越烂。所以，东四义长期流行一首哀歌：“槐花开，麦根烂，大人小孩遭魔难。”周围村庄的人则把东四义称为“瘟疫村”，避而远之。

1951年，东四义开始了一场以“四净”（家净、院净、街道净、个人净）、“五灭”（灭臭虫、蚊子、老鼠、苍蝇、跳蚤）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很快，东四义村就在全国“扫”出了名气。50多年来，“打扫”成了一种割舍不掉的传统。

从1982年始，东四义人延伸了“打扫”的内涵，开展了大规模的改水、改厕、改圈等运动。新建了自来水塔，铺设了3000米地下水管，全村吃上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厕所历经了一代又一代的改良，从加盖式、斜坡式、双瓮漏斗式到冲水马桶，现在的农民新居和城市一样，卫生洁具都讲品牌。家禽家畜全部圈养，鸡棚有纱窗，兔窝有竹帘，没蚊蝇，没臭味。连猪住的都是三层阁楼，吃、住、拉分家，既科学又实用。

如今的东四义人更有了环保新概念。村里建起了专业清洁队，每天扫两遍，卫生监督员随时巡视。生活垃圾定点回收，集中填埋处理，填满了覆盖土壤，植树造林。生活污水也有专门的管道，经无害化处理后，再排入江河。

地上的垃圾易扫，观念中的“垃圾”难除。东四义人卫生观念的变化，也曾经历一次次碰撞和交锋。

张春旺是东四义村的“大秀才”，曾担任村文化站站长，如今退休在家。他的家里很讲究，进门还得换拖鞋。

谈起卫生观念的变化，他的感慨很多：“东四义人讲卫生，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有的亲戚来家里，牙不刷，脚也不洗，躺下就睡觉，咱们村的人就受不了。这就是卫生观念的差距！邻村人说，吃在脸上，穿在身上，祖祖辈辈都这么活，你们穷打扫，还能顶饭吃、顶衣穿？我觉得，讲卫生是向文明进化，再退回去不可能了。比如在非典时期，全村人都很坦然，为什么？干干净净，瘟疫不来。最关键的是，人活出了滋味，活出了尊严。”

64岁的陈元成告诉记者，有一年，他去邻村看望女儿，住了一宿就赶紧回来了。老伴问为什么，他说：“环境太脏，苍蝇蚊子多，受不了，还是咱村舒坦。”

回想解放初期，东四义村疾病肆虐，迷信盛行，光神汉、巫婆就有六七个。那时的农民不相信小小的蚊子能置人于死地，也不知道细菌是什么，所以，谁也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愚昧和陋习严重制约着文明的诞生。

当年有位村民叫张义和，他家从来不打扫，不拆洗被褥，吃过饭的锅碗瓢盆洗也不洗，绿头苍蝇嗡嗡叫。有一次，他得了重病，别人要给他请医生，他却说：“命运命运，老天注定，今儿唤你，不等五更。”他做好棺材，放在院中，就等阎王召唤。于是，村干部首先进驻他家，进行了彻底的大扫除，垃圾清出30多担，洗被褥的脏水足可浇半亩菜地。很快，张义和家就窗明几净，焕然一新，他的心情也好多了。村干部为他请来了医生，打针服药数天后，他竟然起死回生。从此以后，他成了“讲卫生迷”，村里每次搞评比，他都名列前茅。

还有一位村民叫李福春，他家的卫生状况和张义和不差上下。不同的是，他胆子更大，敢吃病死的猪肉、羊肉。他和妻子身体都很差，四五十岁仍未生育孩子，活得一点信心也没有。村干部在他家里饱闻了几天臭气，把里里外外扫个遍。一年后，40多岁的妻子竟然有了身孕，夫妻俩乐得一颠一颠的。

村干部抓住这两个典型，给全村人鼓劲。于是，村民们都懂得一个道理：讲卫生，不得病。不少人还学会一句时髦话：科学呀，就是科学！很多老人把香炉做了花盆，把香筒做了痰盂。

刷牙和洗澡，在东四义人追求卫生之路上起着划时代的意义

针对村民患牙病多的情况，村医提出了普及刷牙的建议，村干部立刻组织推广。几年后，村民的牙白了，牙病少了，吃饭香了。

在东四义村的展览室里，记者看到一幅拍摄于1976年的老照片，画面上两名可爱的儿童在洗手，一名叫张小丽，一名叫刘小亮。

31年后的今天，记者见到了当年的幼儿园阿姨张海棠。她说，当年自己只有20岁。早在1958年，村里就办了免费幼儿园。刚开始，很多家长不愿让孩子去，说老人带着最放心。后来，有人发现：幼儿园的孩子既干净，又规矩。于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就多了。当时，她编了很多儿歌，教育孩子们勤刷牙、勤洗手、勤剪指甲，从小养成卫生习惯。

范腊福是现任村委会副主任，今年54岁。有一张老照片，真实地记录了他孩童时洗澡的情景。20世纪50年代，他的父亲每周带他泡一次澡，给他搓背洗身。如今，他继承了这一传统，经常带着孙子去洗澡。

1952年春，为解决村民的洗澡问题，村里决定修建澡堂。他们烧了一窑石灰，和胶泥掺和在一起，很快便建成一个大池子。可是，没有人敢进去洗，因为清水变成了石灰水。眼看澡堂成了摆设，村干部心急如焚。有人说“洋灰”能解决问题，可谁也不知道“洋灰”为何物。后来，时任村支书的杨荣光到天津开会，终于打听到哪里卖“洋灰（水泥）”。他用所剩不多的钱买下50斤“洋灰”，宝贝似的背回东四义村。也巧，村里刚好有人干过 “洋灰活”，总算把池子砌好。当时，每天凌晨两三点，工作人员就去拉井水，架着一口烧煤的大铁锅，8点以后才能烧热一池子水。

山西自古缺水，让农民洗澡，堪称卫生观念的一场革命。刚开始，大家都不来。尤其是妇女，一听光着身子下池子，吓得直往后躲。妇委会主任只好亲自带头下水。

“那时候池子小，大家按生产队轮流洗。今天这个队洗，明天那个队洗；男的洗10天，女的洗10天。开始没人来，后来抢着洗。”范腊福说。

1982年，村里修建了第二代澡堂。男女分池，并且有了大池、盆浴、淋浴等形式可供选择。于是，洗澡更成了时尚。

1998年，第三代澡堂诞生了，取名“舒心池”。新澡堂增加了单间，还有桑拿、搓背、美容等项目。

小病不出村，大病有保障，人人都有健康档案，健康知识普及到户

来到东四义村卫生所，记者眼前一亮。这里早已告别了“老三件”时代，有透视室、化验室、诊断室、手术室等12个科室。村里的妇女们衣着时髦，正在进行免费妇科普查。

妇女的变化，是社会进步的最明显标志。据《村志》记载，20世纪50年代，妇科病十分普遍。当时，为了让妇女使用月经带，干部整天讲妇科病的危害。村民没钱买，干部就从办公经费里挤出一点钱，免费发放。结果，干部上面讲，妇女下面笑，月经带就是没人用。于是，干部们就让自己的家属带头用，才逐渐推广开。

据村里老人讲，解放前，村里条件简陋，缺医少药，妇女生孩子时要坐谷草，垫炉灰渣，产后喝稀米汤，百日内吃不上有营养的东西，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很高。1951年，村里只有一个私人坐堂医生。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半的妇女在家里生孩子。如今，住院分娩率达到100%，儿童计划免疫无一遗漏。

有村民说：“过去，人到七十古来稀，人到六十就弯腰驼背不下地。”而今，村里70岁人很硬朗，80岁以上的10多个，最大的老人92岁。

记者见到村卫生所所长侯瑞生时，他正忙着整理全村30多年的健康档案。这些记录着全村健康史的资料将全部进入电脑管理。

侯瑞生大专毕业，从医35年。村卫生室共有8名医务人员，都拿工资。他告诉记者：过去，老百姓最怕得大病。旧的农村合作医疗时代，每人每年交4元，看病吃药全免费。但由于资金盘子小，保障水平比较低。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推行后，每人每年交10元，住院最高报销1万元。到2006年，参合率达到95%，没参加的都是外出打工和上大学的。目前，全村780户2600口人，两年一次免费体检。其中，60岁以上老人和婴幼儿，每年一次免费体检。

目前，村民人人都有健康档案，小病不出村，大病有保障，没有发生过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吃的好了，出力少了，病也多了。人要是七老八十不生病，该有多好。”这是70岁的贺广富的感慨。他患高血压多年，2004年得了心肌梗塞，到北京做心脏搭桥手术，花了6万多元。不久前，老伴又得了脑中风，至今偏瘫，一刻也离不开人。大儿子才42岁，就得了糖尿病。

侯瑞生说，在农村，营养不良病、传染病正在消失，“富贵病”越来越多，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病成为“健康杀手”。因此，他们注重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每年农闲时节，就请外面的专家教授，来给村民做健康教育讲座。村民希望，不仅要活得长，还要活得好，不生病。而对于这样的期望值，村医们似乎还没有好的对策。

过去山西有不少“卫生村”，后来都昙花一现，东四义村为什么“红旗不倒”？

东四义村支部书记田真炉说：50多年来，我们发展经济没停步。只有经济实力强大了，才能“反哺卫生”。村民有了卫生习惯，健康水平就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会相应提高。20世纪50年代，我们是全国卫生模范村；80年代，率先跨入全省首批小康村；90年代成为宽裕型小康村；到今天，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靠的是紧紧扭住爱国卫生这条主线，推进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以卫生保健康，以健康促发展，以发展构和谐。

东四义人的梦想是“四化四户”：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经济多元化；全村没有一个贫困户、家家都是小康户、没有一个违法户、家家都是文明户。

但是，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老支书也有很多新困惑、新难题、新思考――

经济如何持续发展？目前，村办企业有8个，主要是煤矿、水泥厂等资源消耗型产业。煤是不可再生资源，水泥是高耗能产业，子孙后代的饭碗，不能永远搁在“黑色产业”上。于是，村民把目光落在了龙王山上。近年来，全村投资3000余万元，把3000亩荒山建成“生态山”，山脚绿树成荫，山腰果树飘香，人均绿地面积50平方米。这是一个“绿色银行”，一棵树每天“长”100元。如今，很多城市人都来体验生态游、吃农家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农户带基地，以旅游创品牌，以工业化带动农业化成为东四义村的新战略。

如何培养新农民？没有新农民，新农村就是一个口号。但让农民告别旧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并非易事。村里修公园，搞绿化，就是想用环境来教育农民，让他们享受现代生活，树立健康观念。田真炉说：“卫生是文明的底线，一个不讲卫生的人，怎么会是文明人？但是，光搞好卫生，也不是文明人。只有外在环境与内外修养结合起来，才是新农民。”

如何培养“乡土人才”？东四义村1/3的财力，投在教育文化上。近5年，全村先后走出中专生102名，专科生63名，本科生35名，硕士研究生4名。可是人才远走高飞，几乎没有回来的。如果没有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科技兴村、人才兴村就是一句空话。

经济成分如何多元化？过去，村里的口号是“没有贫困户，没有暴发户”，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央提出“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很显然，“没有暴发户”这个观念不合时宜了。目前，村里以集体经济为主，民营企业还是短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