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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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哲学论文范文

当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使管理显得空前重要,这引发人们研究管理的热忱,并将其上升到管理哲学的理论高度。黑格尔曾指出:“哲学是认识具体事物发展的科学。” 1哲学根植于各门具体科学理论之中,凭着自身的开放性、批判性的特点不断吸进新养料而得到充实;它又超越各门具体科学,指导具体科学向前发展。管理哲学的产生的发展正是哲学在具体运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管理哲学是“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管理学所研究的问题，自然成为管理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是二者所研究的层次有所不同：管理学一般是从“ 科学”层次对管理问题进行研究;管理哲学则是从“哲学”层面对管理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从哲学层次探讨管理问题，一般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管理的“世界观”层面的问题;其二是方法论问题。中国管理哲学应当是管理者在管理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管理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基本看法,是管理者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管理哲学是管理活动的总的理论基础,是管理文化的核心。

一、以人为本的中国管理哲学“世界观”

由于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中国人对管理的界定不同于西方。从本质上来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 克己复礼”的“ 德性”文化。西方传统文化信奉“个人中心主义”，强更多地调人应当追求自身价值和幸福，在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平等社会契约，之后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性，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中国人和西方人对管理本质的不同理解。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2就是强调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克己正身,恪守礼法,身体力行,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使人民心服,才能上行下效,上善则民善,人民有了道德自觉性,就会接受统治管理。在管理场中，管理者是主体。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管理者正气凛然、公平正直。以此作榜样,谁还敢走歪门邪道呢?“正己”是“正人”的前提和基础。“正人”是“正己”的效果和收获。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管理学既讲“ 道”，又讲“ 技艺”，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哲学。

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3意思是说能战胜别人者是有力量的人，而只有能首先战胜自己的缺点、管理好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成功的管理者得关键在于自己能否战胜自己，能否管好自己，只有先管好自己，才有资格去管理好他人。要战胜自己的错误、缺点和不足，就要求管理主体具备高尚品格和修养，才能够做到“自胜”。

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把管理的本质规定为一门大写的“人学”。 “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落脚点。管理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实践活动。任何管理都离不开人，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客体是人、财、物、信息和技术等，但中心是人，因为财、物、信息、技术等都要靠人去认识、掌握和运用，才能在管理中发挥作用。因而管理哲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以人为本，人的本性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人有七情六欲, 有伦理信念，有价值观, 有人生观, 有经济利益, 也有精神利益, 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当我们在管理中实施以人为本时, 就应该以人性为本,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本性要求, 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目标。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为管理的中心或核心，要关心、尊重人、尊重人的价值、要按照人的生理规律、心理规律和行为规律设计和进行管理。 古典管理科学不是以人为本，而主要是以物为本，以经济效益为本，以机器设备和技术为中心，按机器和技术的需要来设计管理，并且只关心效率和经济效益， 而不关心人和重视人的其他需要，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结果却不能真正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关心人、尊重人和人的价值，按照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规律进行管理，才能真正调动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且最终能够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有利于人的进步和全面发展。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方法论哲学的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管理哲学,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研究方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研究当代中国管理哲学,就必须虚心地学习西方的科学管理,但决不是走全盘西化，照抄、照搬的道路。如果按照西方管理学的框架,塞进中国的哲学名句和管理案例,是不能把它错误的说成中国管理哲学的。 在研究方法上,要从中国现代的国情、民情出发,研究适合于中国现代国情、民情的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这是研究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文化管理资源，又要从西方管理学中吸取适于中国社会实际的文化营养,不能盲目排外。只有在中国社会实践基础上,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管理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经过一代或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地研究形成的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

第2篇：中国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

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必然趋势，又是图书馆实践深入和理论提高的迫切需要，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认识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这为开创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其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正确引导图书馆事业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和应用的现实意义。

1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吴慰慈发表的论文《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述评》：“图书馆哲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引起我国图书馆界的关注。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哲学的内涵进行探讨，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因此应致力于探讨图书馆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相关学科和研究方法，这才符合科学发展的综合与分化的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且指出当前研究的任务和方向。图书馆哲学研究是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本课题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图书馆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存在具有哲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的问题，例如：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精神是什么，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图书馆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的知识观、学习观、价值观、人文观、科学观、管理观和发展观等问题。这类问题与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与图书馆人的前途和命运都密切相关，需要我们去探究和解决，因此我们选题为图书馆哲学的问题研究。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在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以哲学思想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反思我国的研究状况和问题。在我国图书馆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升华理论、抽象概括，理解图书馆哲学概念及其内涵、明确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组织体系结构、把握相互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合理逻辑论证，在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

2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现实与目标之间差距上的障碍和矛盾，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应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导向性、系统性和建构性的特征。问题研究属于方法论范畴，是向往目标而进行的认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建立问题研究的运行机制，发挥其功能作用，达到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2．1问题研究的特征

问题研究具有未知性特征。图书馆哲学是新兴的研究领域，在未知通往已知的道路上，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产生好奇心理和探究动力。问题是新知识的生长点，科学理论始于问题研究，其发展和完善在于不断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进程中，从未知达到已知，又从已知向往未知，不断地进步、不断地丰富、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创新，从而获得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的知识理论。

问题研究具有导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它似触角伸向研究领域各个方面，探寻前进的方向、目标和道路，扩展研究的范围，进行有序性、相关性和连贯性的研究活动，具有导向和系统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的进程是从一个问题的提出，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引导出相关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展现出问题的问题的研究走向，形成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的问题研究系统。

问题研究具有建构性特征。它把研究对象、经验事实、理论观念、研究途径与研究方法等各种要素进行协调组织，把理论与实践、思维与经验、认识与发展等各种关系进行相互联结，在问题研究中发挥具有组织功能的作用，形成一项主动建构的认知活动。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对问题进行研究，采取观察判断、比较分析、逻辑推理、反思评价、综合概括等一系列思维方法，获得新的认识、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实现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2．2问题研究的程序和功能

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设计程序为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等四个阶段，形成组织有序性、连贯协调性、互动促进性、整体优化性的运行机制，具有阶段性、周期性和循环优化性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通过有目标地观察图书馆的现象，发现和提出有研究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由此进行解析性思维，确立研究的主题，明确其核心概念。假说生成：根据科学原理和已知理论对问题的论题，进行假定性说明。开展理论陈述和逻辑推理活动，经过由抽象到具体、模糊到清晰、高层向低层进行分解、扩展和转化的过程，产生新的观念、理论和模型，是一项富有建构性的思维活动。检验论证：对提出的问题和生成的假说进行科学实践的检验和逻辑分析的验证过程。这需要搜集证据材料，进行理性思考和判断，获取分析结果，正确和准确地表述生成的观念、思想和理论，形成关于解决问题的科学结论，达到假说生成的合理性、正确性和完整性。应用发展：经过验证的假说，其合理性和真理性不断提高，上升为科学理论。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应用于实践，并且在应用中发展，以提高理论的高度、广度、精度和系统度，发挥建构和完善科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达到问题研究设定的目标。

3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的研究

在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研究过程中，各个问题之间存在着时序性、层次性、从属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等关系。这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确定研究的具体内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途径和方法。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确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及其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主要研究图书馆哲学本体论、图书馆价值论和图书馆发展论等问题，它们相互独立、联系和作用，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其具体问题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内容。

3．1本体论问题

图书馆哲学本体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它属于认识论范畴，这是关系到图书馆哲学命题自身成立的根本问题。我们认为图书馆哲学产生与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科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需要，存在密切的关系作用。图书馆哲学生成是这两种需要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客观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及其研究内容等问题，是解决本体论根本问题的有效的途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图书馆哲学思想是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反映，经过认识的飞跃、理论化、抽象化和系统化而逐步形成的。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分析我国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联系与图书馆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中，寻找我国图书馆哲学思想的源头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清其思想观念，发挥其时代价值，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科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形成既有层次又有交叉的科学体系。具体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图书馆学等，是从哲学逐步分化出来的，为了解决本学科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它们上升层次与哲学联系和结合；同时，哲学也需要各具体学科提供成果促进自身发展，并且给予指导和关怀，出现学科分化和综合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部门哲学学科群，这是哲学和具体学科互动发展、共同需要的结果。图书馆哲学与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教育哲学和管理哲学等同属一类，都是哲学的部门哲学，具有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是各自具体学科及其含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在科学体系的层次上，它们都低于哲学层次而高于各自具体学科的层次。在学科功能上，它们对各自的学科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发挥特有的应用作用，并在应用中自我发展和完善，同时为哲学母体的需要，直接地提供研究成果。图书馆哲学的产生是图书馆实践和理论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共同需要和互动促进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我们运用哲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在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学”和“问”的互动促进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经验知识，提高到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统化，形成一系列图书馆观念，集合为图书馆观，它们有机地结合构成图书馆哲学的学问。我们定义图书馆哲学概念为“关于图书馆观的学问”，它是探索图书馆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图书馆认识论、价值论、发展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3．2价值论问题

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物质价值、图书馆精神价值和图书馆人的价值关系作用的问题，它属于价值评价范畴。人和社会的需要和满意程度是评价图书馆价值的标准。图书馆价值论是图书馆物质、精神和图书馆人的价值转化及其图书馆整体价值生成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图书馆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一种文化组织机构，它符合人类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存在，必须为人类和社会服务而发展。文化是图书馆根本属性，图书馆物质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物化形态，包括图书馆建筑、文献、设备、环境等要素，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图书馆价值的基础，文献是其价值的核心要素，文献的知识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知识观、学习观、教育观、管理观、服务观、人文观、科学观和职业道德观等要素，体现图书馆哲学的思想观念，对图书馆物质基础建设和图书馆人的活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价值作用，是图书馆价值的上层建筑，知识服务观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观念。图书馆人是图书馆价值中最活跃的要素，在图书馆物质和精神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价值作用。图书馆人指具有图书馆相关的知识、技能、信念和品格的人，并能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从事图书馆实践和科学认知活动的主体。在图书馆工作实践与研究中，发挥着图书馆物质和精神的价值转化和促进的中介作用，其价值具有潜在性特征，体现在开发组织文献知识和促进文献知识利用，转化为现实的个人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中。同时，树立图书馆精神、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正确认识人生价值的取向，体现个体与群体、图书馆与社会相统一的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图书馆物质、图书馆人和图书馆精神相互关系作用的协调统一，形成图书馆价值转化运行机制，产生和提高图书馆整体的价值性，是社会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3．3发展论问题

图书馆发展论是关于图书馆发展观、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策略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图书馆发展论是根据图书馆过去和现在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状况，预见它的发展趋势和思考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图书馆发展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图书馆发展论的核心问题，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策略观是图书馆发展论的重要观念。坚持走中国特色图书馆发展道路，在提出和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创新观念、明确目标，制定策略，逐步认识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和正确方向，逐步建立图书馆发展的科学理论。

人和社会的需要是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图书馆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的创新是图书馆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和主要动力。图书馆发展要符合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图书馆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时代精神，保持健康发展的状态，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图书馆发展趋势表现在图书馆文献以藏为主的“书本主义”向以用为主的“人本主义”观念发展，局部范围开放向社会全面开放发展，加快步伐向合作协调化、资源共享化、法律保障化、服务平等化、管理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应用化的方向发展。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问题，知识与载体形态发展变化的关系问题，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的关系问题，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图书馆发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树立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做好可持续发展策略准备，以保证图书馆进入最佳的发展状态。

4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的意义

4．1理论意义

针对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问题研究的特征、设计程序、建立运行机制，发挥其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获取科学认识、建构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案，取得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初步成果。理解和把握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目标、性质、特征和内容，对其本体论、价值论和发展论等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哲学原理、历史唯物观和科学发展观，论证图书馆哲学命题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明确了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在问题研究过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观念和理论，采取“抽想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初步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明确研究思路、研究方案、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展现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第3篇：中国哲学论文范文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一种哲学，并且是一种实践哲学。西方实践哲学传统源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首先在区分理论哲学、技术哲学与实践哲学基础上，将实践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实践”（Praxis）一词原指一切有生命体的活动，后来亚里士多德用此概念专指人的实践行为，但又不是专指人的具体的行事，而是在不同于理论知识、技术知识的实践知识上，将实践看作是关于人类实际活动与生活的反思行为，以此而建立起的实践哲学就是要通过对人类实践行为的反思指明人类存在和生活的善的、合适的、有价值的理论基础与趋向目标。这样一来，实践哲学就成为了专门探讨人类实际存在行为的一门理论反思性学问。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一脉相袭，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明确指出，“实践意味着所有实践性事物，涵盖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组织自身的全部方式”。“实践与其说是生活的动力（energe－ia），不如说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bios）所引导的生活”。

伽达默尔晚年在与杜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什么是实践的含义和实践哲学。他认为：“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Praxis）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当然啦，我们所熟悉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使‘实践’与对理论的‘实践性运用’相去弗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我们的实践。但是，这并不就是一切。‘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在这一意义上的‘实践’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主题。”由此反映出，伽达默尔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统一起来，认为实践是人们的存在形式，是一个理解和确定存在本质与意义的理论反思性活动。反观现代人类文明，则可谓“生活形式”或者说“生活世界”问题丛生，危机四伏，而一切问题和危机之根源就在于传统实践智慧和实践哲学笼罩于近代以来的以求真为特征的理论哲学之下隐而不显甚至完全丧落，从根本上失去了关于人类行为、存在的实践理性反思，失去了实践哲学的引航。科学也成为了一种进入一个既不对人也不对神公开的未知领域的行动，科学的方法论研究就意味着理性的自我确信。质言之，科学不再被视为认知世界、把握真理的一种方式，而是从中升起了一种傲慢和自信，认为科学技术能够把握一切、控制一切。建立在这种科学观基础上的新世界观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形式和理想，“科学的技术运用渐渐地控制了文明进程和社会生活”。

在伽达默尔看来，要真正恢复对理性的信念和理性的力量，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重新激活和复兴西方实践哲学传统，重建实践哲学，确立起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对于人类生活世界的核心地位。那么，从解释学的这种实践意义上又怎样来看待中国哲学的性质和中国实践哲学的地位与作用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国度，在人类发展史上曾谱写过辉煌的篇章。但自近代以后，由于科技的落后和科学理论认识的不发达，在遭致西方列强的侵占、西方强势文明的打击下，中国处于一种“弱势”的求生存、求振兴、求发展的漫漫征途之中，其社会发展主题就是如何才能“救亡图存”、“富国强民”、“重塑辉煌”。显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决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发展的问题（当然就此而言，历来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视为“雕虫小技”的科技和技艺是需要重新得到重视和大力发展的），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改造问题，同样十分重要的，是一个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哲学文化与思想观念的问题。文化的改造、国民性的改造，这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前提，也一定会作为一种理论先导而表现出它的重要作用。因此，倘若论及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实现一切反封建的文化改造都是必不可少的，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但在这种相对“弱势”的文明发展之中，由于必须强调科技和科学理性的发展，由于必须主张反封建的经济工业化、全球化，所以科学精神就极易得到迅猛膨胀，在文化上，则会导致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神的漠视和淡忘，也将造成某些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之风。实际上，当现代科技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文明弊端日益暴露之时，恰恰又让我们需要重新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重新去发现它有可能贡献于人类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是有贡献于西方文化的，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在文化传播上就有一个“东学西渐”的运动，比如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就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尤其是伏尔泰发生过重大影响。应该说，中国哲学文化之所以能在西方产生影响，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中国哲学文化的特质，这就是历来贯穿于中国“经学”、“子学”、“史学”等学说中的“实践哲学”。强调和研究实践哲学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特色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实践哲学”始终未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中国实践哲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然而，由于中国的哲学研究蕴含于“经学”、“子学”、“史学”和“文学”等具体人文学科之中的，也由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提出完全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并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几大块来整理的，所以，因为西方哲学发展史长期的对实践哲学传统的遗失也造成了人们对中国实践哲学传统研究的不足，致使“太注重形而上学意味较浓的理学，尤其是心性之学的传统，而对更本源的实践哲学的传统较少涉及”。可以说，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阶段，谢无量、、冯友兰等都是按照西方对哲学的理解及哲学的几大块而对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相关内容加以梳理和归类而编写出中国哲学史的，其问题在于强调共性而失去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研究和强调。正如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所指出的，“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涵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正是基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后来冯友兰对“哲学”也做了这样的理解：“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甚至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而不再定位为自然现象学。新时期的诸多中国学者更是突出“德性”问题研究，将“德性”视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和根本精神。显然，中国哲学文化的这种特质与伽达默尔的以思考和探究人类存在意义与行为价值为诉求的实践智慧或者说实践哲学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相通性。尽管有学者为了从学术形态上将明清学术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学术区分开来，将其解说为“明清实学”，但这只是从理论的“实体达用”、“经国济世”即运用性上而言的，并没有将实践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来阐明其性质、任务、方式与目标。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或者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正是中国实践哲学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中国智慧”，因为这种智慧恰恰是欧洲近代科学文化所缺乏的。伽达默尔曾这样来评说西方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但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与伟大的高度发展的亚洲文化作比较，则它的厄运也许就在于这种科学概念之中”。应该说，莱布尼兹、沃尔夫等西方大哲学家，虽然很难说他们对中国哲学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但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做的判断则是深刻的，也是准确的。在他们看来，从根本上说，中国思想是一种反思人类实践行为与生活智慧的实践哲学，就此而言，要比西方更有成就与特色。伽达默尔就指出，“于是当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以自己的著作投身于‘Sapientia　sinica’（中国智慧）时，‘中国智慧’在18世纪便首次在欧洲思想中得到了特殊推崇”。伽达默尔本人在他超出百岁高龄时声称，他是一直很注意政治的实践智慧的，甚至他还从中国语言的形象性上感到远东科学今天的发展已有可能促使西方人认识到需要很好地学习中国语言。他做过一个令人振奋的预测，“200年后很可能大家都学习中文，有如今天大家都学习英文一样”。“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和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是要从远东找寻养料。”这样一来，我们认为，今天加强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哲学文化的精髓与精神实质，也会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中国哲学文化重新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力量。

二、走向实践哲学：实现中西真正交流与融合之路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厘清、肯定和强调了实践哲学，那么，将会为我们重新确立起中西哲学交流与对话的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或者说“会通地”，这个“交合域”就是实践哲学。或许正像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所言，“复兴中国实践哲学的传统也许是恢复中国哲学原创性和实践性的第一步”，抑或是实现中国哲学现代复兴的真正的必由之路。中国历史上，正像“科学”一词一样，原本没有“哲学”一词，“科学”与“哲学”术语是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日本学者对西方“Science”和“Philosophy”的“科学”与“哲学”翻译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1902年《新民丛报》有文章开始以日本人西周在《百一新论》中所翻译的“哲学”译名来指称中国传统思想，这表明，在中国学术史上，虽然也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它往往是在“经学”、“子学”等学科中来进行研究的，始终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甚至“史学”、“文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照此理解，从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是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因为西方的“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它与西方的“科学”概念密切相关。由此如果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也是近些年来学界热议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那么，中西哲学交流又何从谈起？这也正是从根本上存在于中西哲学交流上的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并且由于这一问题造成了中西哲学交流始终进展不大，要么是做简单的比附性研究，罗列出它们在具体见解上的异同，要么是单纯地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概念和问题来机械地套用于中国哲学研究，或者是以中国哲学的传统思想来刻意地图解西方哲学。这里的问题在哪儿呢？就在对中国哲学性质的理解上，就在两者的交合域上，换句话说，已有的中西哲学交流未能确立起使之交流成为可能的真正的交合域。因为完全照西方的哲学框架来分析，那就很难说中国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退一步说，即便有，那么在此意义上也是很难有超出非常体系化逻辑化的西方哲学之处的。这样一来，中西哲学交流就难以展开，中国哲学也就不能以自身的独特魅力对人类哲学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实质上，如同王国维所言，哲学就是一门“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的学问。中国是有哲学的，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又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的，并且这种特色恰恰表现了西方哲学近代以来所忽视的另外的理解，因而中国传统思想仍然可属于西方的哲学科目与领域。应该说，张岱年先生对东西方哲学以及什么是哲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指出：“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以叫作哲学。”

实际上，哲学就是人类的精神反思，就是关于世界存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既然是理解，当然就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就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和表述，因而，存在的不是只有一种哲学，而是具有不同特色与样式的哲学形态。正是在此理解上，如果我们回到实践哲学上来，可以看出，在西方，实践哲学就是与理论哲学平行的一种哲学形态，它没有精确的概念定义，它不以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本质规律为目标，而是以实践理性反思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和人的真正存在与生活的意义，要从哲学层面上对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世界作出思考，进而为人类的存在和生活提供某种意义、价值、目标与理想，为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社会生活奠定理论基础。返观中国哲学同样如此，尽管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式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形态，但实践哲学的东西是根本性的，是大量存在的，并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鲜明的特色。莱布尼兹就曾经指出过，中国的实践哲学要领先于或者说优于欧洲，但遗憾的是中国实践哲学传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将它作为中西哲学交流的真正交合域来看待。中国哲学要实现现展，要走向世界，进而有贡献于人类哲学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它是离不开西方哲学的影响，如果继续完全地坚持传统思想的语言、形式、内容和方法，就会造成其发展的障碍和制约，而必须使其从内容与表述方式上实现向现代的转换；另一方面，既然是中国哲学，它就无法脱离与传统哲学的内在亲缘性，否则就不叫中国哲学。这表明，中国哲学的发展，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如何批判继承与吸收重建的过程，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在“交流与对话”中的对新意义的理解和追求过程。也正如陈寅恪所指示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干涉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真正使中西哲学交流与对话起来，真正使它们之间走向融合贯通，创造出有现代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就必须改变“研究传统思想的未能超出传统半步；研究西方哲学的只是研究西方哲学”这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从根本上，就是要将中西哲学交流重新奠定于（置于）“实践哲学”这一交合域上来。中西哲学是两种在性质、概念、形态与方法等方面十分不同的思想体系，正因如此，有着东西文化之分，也有着中西哲学之别，有时甚至连最基本的对应概念都没有。但在实践哲学中，中西哲学却能从最基本的概念到思想主题、精神实质上找到它们之间最大程度的共同性和融通性。在中国哲学中，依张汝伦教授看来，“行”这个概念就是十分普遍也是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而这就十分类似于西方哲学所称的“实践”概念。在中西哲学中，“行”和“实践”概念都被用来指称人类的有理性反思的有目的的活动，而此种概念正是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实践哲学，中国哲学从精神实质上就并不以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为己任，而是将天象与人事统一起来，把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作为印照人事行为、人化的迹象与征兆。换言之，在中国哲学中，“格物致知”是以服务于人事即人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为目的的，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就是要从根本上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善，怎样去行善，怎样去处理实践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学习和认识事物只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做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贤者”成为中国实践哲学的核心主题；“谦谦君子”、“内圣外王”则是中国实践哲学所描绘的一幅“人格蓝图”。显然，中国哲学的这种实践精神和行善性质是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以及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相通的，尽管它们在概念、问题域乃至形态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存在于两者中的精神实质与理论内涵的共通性却是基本的、普遍的方面，因为“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所研讨的问题就是那些决定所有人类认识和活动的问题，是那些决定人之为人以及人对善的选择最为至关重要的最伟大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中西实践哲学的研究，加强对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当代实践哲学复兴思潮的研究，唯此才能以实践哲学为交合域，促进中西哲学的真正交流，才能使中国哲学既照顾到自身传统的特殊性，又关注思想理论的普遍性，在融会贯通中西哲学智慧精华的基础上为中国哲学的现展开辟出新的路向，为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走入当代世界人类文化的建设之中确立起新的以实践哲学、实践智慧为最大特色的可能路径。

三、结语：文化交流中的中国思想开放与进步

第4篇：中国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生态儒道自然哲学文化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不可估量，在多种领域、多个层面展示出其不凡魅力。梭罗倡导简单生活观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整体观，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其中也深深烙印了大量儒家与道家的中国古典哲学文化思想的印记。同时，他以走向荒野为契机，倡导诗意栖居、回归精神家园的生态理想，为世界生态文化的视野提供了哲学奠基和丰富视角。

一、融入中国儒家思想，倡导简单生活与精神富足的生态哲学观

儒家向来推崇安贫乐道。孔子曾云“何陋之有”，陶渊明的田园归耕也是儒家崇道之心的典型体现。数百年前大洋彼岸的梭罗也深谙此道，他于1845年至1847年，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独自度过两年两月零两天，这是他“自然生活”也是“简单生活”生态观的实验。

（一）批判奢侈，梭罗否定以物质丰富为目的的生存态度

世人眼中的财富，在梭罗眼里就是“金银的镣铐”，他批评人们对待物质的态度，认为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更多的是出于享受和炫耀，而非生存的重要需求。比如追求时尚而购买衣服，那更多是被新奇所诱惑，对所谓“时髦”的追随者甚至用沐猴而冠的比喻来加以讽刺。梭罗一再强调，比起衣物的破败，个人德行的不足才是真正可耻之事，“穿在我们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巧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肤，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瓦尔登湖》）。他不能容忍衣服对于“自我”的掩盖与改变，“人消失在了衣服背后”（《瓦尔登湖》）。人性个体的存在意义屈从于肤浅的物质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变成了衣服代表的等级差别。越来越热衷于包装自我的人类，实质上失去的是体内越来越丧失真实的生命力。

除了衣服，另一个重要的物质象征“房屋”也是如此。“我们不再在夜间露营，我们安定在大地上，忘记了天空”。梭罗认为，人们对待房屋的态度，不是满足于安住，而是被房子的装饰与花哨所累，甚至成为房屋的奴隶。于是，复杂而壁垒森严的“房子”里居住的是人们的身体，但同时却阻碍甚至关闭了人民与天地万物的沟通，于是自我便逐渐迷失于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梭罗引用这句儒家名言，正是批评和否定终日蝇营狗苟、奔波劳碌却忘却自我本来面目的灵魂失落者。

（二）重归原始，梭罗呼唤人们回归简单生活观

儒家先贤曾子所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体现了简单生活的方式和快乐。同样，梭罗也认为，只要个人心境淡泊，吃最简单的野果也能为品行提供足够的营养。于是他大声疾呼：“简单，简单，简单吧……我们的生活在琐碎之中消耗掉了。惟一的医疗办法……一种严峻得更甚于斯巴达人的简单的生活，并提高生活的目标。”（《瓦尔登湖》），他也勇敢地自我实践了这种简单生活观，他来到瓦尔登湖边筑造小木屋，他与禽兽为邻，他独立生活了两年多时光，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探寻简单生活的本质意义。他的思想被称为超验主义，而这一切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活得简单、更简单，抛开物质的罗网，是可以找回自我的真正存在的。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梭罗倡导简单哲学观的同时，结合中国儒家思想所提出的精神富足的生态观。“衣服可以卖掉，但要保留你的思想……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瓦尔登湖》）。在梭罗的思想中，德行与智慧才是最重要的个人财富。“德不孤，必有邻”，他有意无意中曲解孔子有德之人必有同道的原意，而强化德行对个人存在的意义——一个人如果内有德涵，那么便永不孤独，实现这种精神富足、永不孤独的方式，有与自然万物的宽容融洽，也有先贤们以足迹为证的阅读，他认为，“书本是世界的珍宝”，独处、阅读，足以为人类个体提供广大的视野与广袤的内涵，在精神的宁静平和中，善与美自然显现，并且成就简单生活的最丰富收获。他希望摒除“人性”而恢复“兽性”，及摒除虚幻的物质财富而重归“与禽兽为邻”的清醒自我。

二、呼应中国道家思想，倡导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

何以真正实现简单生活，回归自我？梭罗最重要的生态观就是号召人类返归自然，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梭罗对于荒野自然的亲昵与膜拜，对20世纪以来生态文化和环境主义运动产生了极显著的影响。

学者郭建良曾撰文探析梭罗与中国道家思想的相似性。老子所说“独立而不改”，似乎也正是梭罗的遗世而独立的自然探索之道。梭罗从生态整体观的宏观视角确认了人与自然的同根性关系。在梭罗的荒野生活里，“每一支小小松针都富于同情心地胀大起来，成了我的朋友。”他的自然观，奇妙地同古老东方“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相应和着。梭罗常常将自然万物视为同类，认为自然万物才“最接近自己的血统”。从先民开始，人与自然绝非剑拔弩张、生死对立，人与生物、山水就是和谐一体的关系。梭罗讴歌人类古代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对于大自然中的鸟兽虫鱼，是一种极亲近的态度——山雀会飞落到“我”怀抱的木柴上、潜水鸟会嘲笑愚蠢的猎人、野鹿会好奇地凝望近在咫尺的“我”，远离喧嚣的瓦尔登湖“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健康，这么多的快乐……难道我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瓦尔登湖》）他在瓦尔登湖的荒野栖居的两年里，和自然中的其他生物取得了生存的平等，组成了一个宁静而富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

与生趣盎然的自然生态系统相比，工业化文明下的现代社会则是“有病的”存在，“社会总是有病的，最好的社会病得最重。”（《瓦尔登湖》），梭罗极其抵触以火车、铁路为象征的机械化和工业化，他以强烈的字眼批判那些侵蚀田园农舍的铁路，“这恶魔似的铁马，那裂破人耳的鼓膜的声音已经全乡镇都听得到了，它已经用肮脏的脚步使清泉的水混浊了！”（《瓦尔登湖》）铁轨对丛林的毁坏，喧嚣和烟雾对自然生物的折磨，梭罗批判工业化进程是以金钱和利益至上而戕害人类自然心灵的野蛮恶行。

所以，正如“道法自然”“万物归一”的中国古典哲学思辨，梭罗也坚持认为，自然是有生命的，也是有人格的，自然和人的精神是相通的，决不能疏远自然，甚至肆意破坏自然界的生态系统，顺其自然本质上成为宇宙运行和人类生存的最高法则，只有远离工业文明污染的瓦尔登湖畔富有诗意的荒野式栖居才能拯救日益被破坏的社会生态。

总而言之，梭罗生态观中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中国哲学文化内涵。精神的诗意栖居，也被梭罗认为是人类真正重要的追求，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正是实现诗意栖居、重新发现生存的唯一途径。他倡导简单生活，号召人们回归自然，以精神生态的诗意建构对抗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强调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生态整体观，与中国儒家的“知足常乐”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哲学文化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1][美]HD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2]杨丽.走向一种纯朴的自然情怀———《瓦尔登湖》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解读[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3（01）. 

[3] 张岩，孙立言.诗意栖居与精神守望：梭罗《瓦尔登湖》生态思想论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 

[4] 王焱.论梭罗超验主义的自然书写[J].文学与文化，2014（04）. 

第5篇：中国哲学论文范文

一、中国哲学的本体论缺失

早在三十年代，张东荪先生便认为“中国哲学无本体论”。这种观点随着西方学术在中国的深入传播而被一部分学者所认同，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对西方哲学有较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们并不否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而是认为哲学不等于本体论。有无本体论正是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所在。西方哲学是本体论的传统，而中国哲学则没有本体论的内容。目前这一观点以俞宣孟、张汝伦[1]为代表。俞宣孟在《本体论研究》中，以西方哲学史为背景，对本体论的产生、发展进行了整体梳理，指出，“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从其充分发展的形态看,它是把系词‘是’以及分有‘是’的种种‘所是’(或‘是者’)作为范畴,通过逻辑的方法构造出来的先验原理体系”并进而把“本体论”归纳为如下三个最根本的特征：在“理论实质”上“本体论”是与经验世界相分离，或先于经验而独立存在的原理系统,，这种哲学应归入客观唯心主义之列。在“研究方法”上，“本体论”采用的是“逻辑的方法”,主要是形式逻辑，到了黑格尔发展为辩证逻辑的方法,但无论怎样,离开逻辑的方法就没有“本体论”。在“表现形式”上“本体论”是关于“是”的哲学，“是”是经过哲学家改造以后而成为的一个具有最高、最普遍的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它包容其余种种作为“所是”的逻辑规定性。Ontology因之而得以命名,即它是一门关于“是”的学问,其较适当的译名应为“是论”。[2]俞宣孟并对中国哲学传统进行考察，指出，一体和两离是中西哲学的一个根本区别。一体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不把世界描述为分离的两个，道并不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两离是西方哲学的特点，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一个与之分离的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是本体论的内容。中国传统哲学中根本没有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外再分离出另一个世界的观点,哲学从来就没有脱离我们的世界、专事概念的逻辑演绎的习惯,因此，其特点就不是“两离”而是“一体”。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所探讨的本体世界是超验的，与现实世界不同，是先验设定的一套概念系统，但中国哲学的特点是理事不二、体用一如，没有一个独立生活世界之外的一个超验世界。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哲学虽然探讨“本体”，如“道”“、理”、“气”等，但并非本体论。只是西方哲学所称的“宇宙论”所谈论的问题。即使中国哲学承认了“道”的先在性、道作为生发万物之母，或理在气先，它同西方的本体论史现象之外独立存在的原理世界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在先不一定要割裂、分离，而本体论，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知道康德所批判的纯粹理性概念所推论的形而上学，则是在现象世界之外的。由于本体论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其原理不是从经验中概括得出的，因此，只能靠概念本身的逻辑推论；而概念的逻辑推论之所以可能，其前提还须又一套经过哲学家改造的从逻辑方面加以规定的语言。从根本上说，中国哲学根本就没有开辟出和进入过一个纯粹靠概念思辨的领域。中国哲学的概念总是于实相符的，而非分裂的概念世界。只有这种于经验世界分离的理念世界、逻辑真理、逻辑知识或绝对精神，才是作为纯粹逻辑原理的本体论。而中国哲学所讨论的仍然没有脱离经验世界的范围，构不成本体论的内容。[3]

二、中西哲学本体论的差异

俞宣孟从西方哲学传统所做的学术努力并不为传统的中国哲学学者所认同。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中国哲学的本根论与大化论大致相当于本体论与宇宙论：“中国古代哲学中，本根论相当于ontology，大化论相当于cosmology。“”本根论研究宇宙万事万物之本原，大化论研究由本根而有之大化历程之主要内容。”当然俞宣孟根据西方的本体论定义，认为在西方对万物本原的研究并不是本体论，而是自然哲学或宇宙论（研究万物本愿于事物的一般变化）。而本体论史以范畴的逻辑演绎表达的纯粹原理系统。张岱年先生晚年却再次重申此点：中国也有本体论，只不过于西方不同。西方本体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现象与本体是两个方面，认为本体是实在的、真实的，但并不能自己表现出来，而现象是表现出来的，可是不是真实的，只是本体的表现。相反，中国大多数哲学家都是不讲本体与现象对立的，认为本体与现象是统一的，本体是实在的，现象也是实在的，并没有虚实的区别，而是一种本末、源流的不同。本就是本来就有，末就是后来才发生的、后来才衍生出来的。源就是起源，流就是后来才产生的。中国大多数哲学家认为本体是根本、是实在的，现象虽然不是根本，可也是实在的，这是中国本体论的一个特点。张先生认为有人不了解中国哲学这个特点，于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完全是用西方的模式套中国哲学，是错误的。[4]熊十力先生称自己的哲学为本体论，反对西方本体论的体用两分。也不认为中国哲学的一体（体用一源）不是本体论，而是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本体论。熊十力的学生牟宗三则把中国的本体论称为“无执的存有论”，这种本体论是本体论与宇宙论贯通一体的本体论，而不是西方的本体论与宇宙论断裂的本体论。

在现代哲学家中，方东美先生对中西本体论的论述可能最为系统。他认为西方的本体论是超绝型的形而上学，根源于西方二元对立的精神分裂传统，而中国的本体论是超越型的，是非二元论的本体论，有时也称之为“超本体论”。他将西方形而上学定位为“超绝型”，认为这种型态的哲学所产生的根本问题就是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也是它本身无法克服的根本缺陷。在他看来，二元对立的矛盾不仅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史，也是西方哲学中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于西方哲学的各个方面。在本体论，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两橛二分状态造成了西方二元对立的总体世界观，这也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根源性矛盾和困难。而从认识论看，这种本体论思想又以主客二分式的思想方式为根据。在人性论，则是善与恶，人性与兽性的对峙。而在自然观，自然成了人与其相互斗争的场域。他说“，我以为西方思想是充满了这种分歧性，使得所有事物含有敌意。宇宙好像是战场，在这个大战场中，实体和现象怒目相视。由于魔鬼和上帝对立，因此就一个人来说，丑恶的一面往往破坏了善良的一面。由于自然和超自然的对立，因此就自然来说，表相和实相不能一致。由于人和自然的对立，因此就个人自己来说，受拘的自我无法和超越的真我合一。这种相反对立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推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不是忽视，便是误解了这种理性的和谐。虽然，很难得的，像大诗人莎士比亚，华滋华士，歌德，和雪莱等人，才智的奔放，已臻入美妙的和谐之境，但这种和谐之境，多存于诗般的梦幻中，与现实的世界正好相反。”他认为，西方人由于偏执“二分法”，以致于产生世界统一性的理论难题，它导致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的悬隔不通。

这在古希腊哲学便是法相界与形相界的上下界的“疏离”（Chorismos），在近代哲学又产生另一种隔离，即主客体，内外界的对立。方东美称这种思想为“孤立系统”，（isolatedsystem），其理论缺陷在于“孤立的思想系统对于广大和谐的宇宙全体，只能有部分的理解，而不能作完满的说明。”他指出，二元对立性乃是西方思想中普遍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他说“，雅利安民族的精神分裂症表现在宗教上，就是天国与尘世的划分，在哲学理论上形成二元论，在科学理论上有所谓初性与次性的划分。可以说，整个西方的学术领域，始终都在二元对立的立场徘徊。”[5]

总而言之，“二元对立性的世界观是西洋哲学的大难题。”方先生称西方二元分裂的本体论为超绝的形而上学。而中国的本体论则是超越的本体论：“鉴于超绝形上学所蕴含的种种理论效果，中国哲人乃自辟畦径，独创典型，孕育出别具一格之形上学思想体系而与之迥乎不同者。余尝藉超越型态之形上学一辞以形容典型之中国本体论。对万物一切———无论其为何种实有、存在、生命、价值———一方面绝不视为某种超绝之对象，可离乎其余一切自然元素与变化历程而凝然独存，悄然独享某项秘密特权者，另一方面，复断乎不可将之单纯定位而局限固定于现实界或事法界，致误视为无超越趋入理想境界之可能。它摒斥了二分法为方法，更否认二元论为真理。从此派形上学之眼光看来，宇宙全体与生活于其间之个人，雍容浃化，可视为形成一大完整的建筑学式之立体结构统一，复依其中种种密切相关之基本事素为基础，据以缔造种种复杂缤纷之上层结构，由卑至高，直到盖顶石之落定为止。是故，此种超越形上学之体系正是一种即现实即理想主义（即事即理），或易言之，乃是即理想即现实主义（即理即事论）。此套形上思想之完整结构在表现一种建筑风格之统一。据一切现实经验之所与为起点，吾人得以拾级而登，层层上跻，昂首云天，向往无上理境之极诣。同时，再据观照所得之理趣，踞高临下，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遂使吾人得以凭藉逐渐清晰之理念，以阐明宇宙存在之神奇奥秘，与夫人类生命之伟大成就，而曲尽其妙。惟是项澄观理境，提神而俯之秉赋，乃是睿明天授，唯上智天才始足以当之。”“典型之中国本体论，对万有一切———无论其为何种实有，存在，生命，价值———一方面绝不视为某种超绝之对象，可离乎其余一切自然元素与变化历程而凝然独存，悄然独享某种秘密特权者，另一方在复断乎不可将之单纯定位而局限固定于现实界或事法界，致被视为无超越趋入理想之可能。”

“由是派内在形上学而将究极本体析而观之，现为一体多面观———‘本体’者，即西方所习喻之‘道’也，而凡此诸多层面，实一本万殊，分别代表圆融统观清晰朗现化后之分殊观点，复次，根据此派内在形上学，宇宙太初原始阶段之本体实质乃万有一切之永恒根本。然自宇宙生命之大化流行健动不已而观之，本体抑又应感而动，元气沛发，遂通万有，弥贯一切，无乎不在，无时或已。本体实性则渗入功用历程。”“玄真本体乃具现于现象界全域，永恒法相表现为理性秩序，与时间化育历程相齐并进。本体现象，略无间阂，彻上彻下，旁通不隔。”[6]

第6篇：中国哲学论文范文

       Medical Recapitulate

主办：  中国医师协会

周期：  半月

出版地：天津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大16开

ISSN： 1006-2084

CN：   11-3553/R

邮发代号： 6-106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医学综述

创刊时间：1994

第7篇：中国哲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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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中国哲学论文范文

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医学由“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甚至“生态模式”转换，中国的医学教育面临多重挑战，医学人文教育逐渐成了医学院校的必修课程。医学人文教育可促使医学生对医学的人性化倾向保持警惕、对医疗保健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将使他们终生受益。本文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结合知识图谱来分析我国近十几年医学人文教育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资料与方法

    2.1数据收集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时间跨度为1994-2011年，按主题词“医学人文”进行检索，共检索到770篇文献，文献年代分布，见图1。从检索结果看，按学科划分绝大多数属于“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共有546篇，占总数的70%;刊登论文最多的期刊是《医学与哲学》（人文版）（124篇）和《中国医学伦理学》（77篇）；关键词最多的是“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医学人文教育”；就作者单位而论，南京医科大学所发表的论文最多。

2.2 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MappingKnowledgeDomain)是一种新近兴起的，将科学计量学、机器学习、计算机图形学等综合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它把科学文献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之上，然后以可视化的图形直观地反映出来，对于发现和解释科学文献中潜在和隐藏的规律或学科演化路径发挥了重要作用。论文引文次数和下载次数比较分析。一般说来，引文次数最多的论文以及下载次数最多的论文二者并不尽相同。由“科学共同体”引申出“研究主题”。科学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学科领域内共同的信念、方法和概念。“科学共同体”采用的是分析共作者的方法，而“研究主题”分析的是关键词，主要思路是“符号意义”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共同体”和“研究主题”本质上是相统一的。根据科学共同体理论，具有相同研究兴趣的作者会集中到一起，聚集成一个知识群，然后根据这些作者的研究内容，确定知识群的研究主题。

3.研究结果

    3.1论文引用次数和下载次数比较分析

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是“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的特点及启示”，发表于《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2002年第12期，引用次数为81次，平均每年引用次数为9次。而引用次数排名在前几名的，一般年引用次数在5〜8次之间。下载次数最多的论文是“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交融一实现现代医学模式的转换”，发表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下载次数为707次。然后是“现代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的思考”和“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的追问”。“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的特点及启示”下载次数为404，排第8位。“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的特点及启示”是引用次数和下载次数都比较多的论文。这说明医学人文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相关学者的注意并且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是我国的医学人文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还需要参阅国外发达国家医学院校的经验。

3.2科学共同体的知识图谱

从与医学人文相关的论文中，选取引用次数為7的论文，共有112篇，作者203位。通过Pajack软件绘制出知识图谱，并通过人工调整，得出作者共引分析图谱，见图2。共分为4个知识群：医学人文研究、医学人文教育、医学生的人文素养以及其他。

科学共同体一：医学人文研究。医学人文研究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和基础，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医学人文精神的观念层；二是医学人文关怀的主体实践层⑴。医学人文是对人的生命质量、价值和人类未来的健康与幸福的关注，是对人类身心健康与自然、社会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动可持续发展的关注W。医学中的人文回归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主要研究人员有杜治政、张大庆、赵明杰、刘虹、赵美娟、陈维进、王德彦、刁宗广等。

科学共同体二：医学人文教育。在医学人文的研究基础上，我国医学院校引入了医学人文教育。分为两类：一是分析和借鉴国外医学人文课程的设置。20世纪60年代，医学人文教育在西方国家兴起；20世纪70年代，部分美国医学院校将人文教育引人到医学教育中来；20世纪80年代，把医学看作是一门既有自然科学属性又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属性的综合性学科体系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些发达国家的课程设置以及其他经验可供借鉴m。同时，北美大部分高校已将叙事医学纳人医学院的核心课程，践行“医学乃人学”的理念w。二是我国的医学人文教育。医学人文教育首先是从国外开始的，后来逐渐引入到中国医学院校，最先引人的是医学伦理学和医学心理学。但许多医学院校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原因，某些方面还不尽人意。医学人文教育主要研究者有殷小平、聂素滨、余仙菊、唐文、郭永松、王茜、孟国祥、何亚平等。

科学共同体三：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并不单指医学中的人文精神，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话题，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和美学等方面的修养，可能与医学相关，也可能与医学不相关，是一种通用的可以适用于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主要研究人员有崔新萍、袁毓玲、杨耀防、王志杰等。

其他包括医务工作者的伦理、社区卫生服务与加强伦理教育以及导向型学习中的医学人文知识。主要研究人员有印爱平、李孟智等。

第9篇：中国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管理专业 中国哲学史 教学

中国哲学史在高校的地位由显学变为隐学，甚至各种迹象表明似乎走投无路。有的高校哲学系每年招生50多人，其中6成是被迫“服从调剂”而来；有的高校哲学系一届本科毕业生只有3人；甚至个别高校仅挂名哲学系，连一个学生都没有。设置哲学专业的高校况且如此，大部分没有哲学专业的高校，中国哲学史只是作为公选课形式开设。如何在中国哲学史课程如此落魄，发展前景堪忧的情形下，如何在以本科管理类为主独立学院讲好该课程，现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结果考核等方面进行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在学院的现状

（一）中国哲学史以单一课程出现

管理类专业以应用型为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多为市场实用性为主。中国哲学史无其它配套课程，难以形成整体氛围。

课程设置也为公选课，依据学生兴趣选择。学生选课的多与少直接关系课程是否从“隐学”变为“无学”，或者是学生为了修够毕业所需的学分勉为其难而选之。

（二）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无用性

部分学生认为学习“孔孟思想”、“老庄思想”、“程朱理学”空而无用，既同专业无关也与行业不对口，“学”而不能“致用”。另有部分学生虽然学习，但由于教学目标错位，将课程教学作为知识的传授，从书本转移给学生的过程，尽力使学生记住姓名、观点和著作名称等，导致学生学习枯燥乏味，学习兴趣低落。

（三）考核结果不能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结果

学生学习结束，往往采用闭卷形式或论文形式考核。闭卷形式主要考核学生知识点的背诵情况，而学生论文又容易流于形式，教师难以掌握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与课程开设目标背道而驰。

二、将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管理专业的教学目标结合的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观念的与时俱进

管理是一门艺术，重点是梳理不同团体中“人”的关系，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取得更高的劳动效率。中国哲学史中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中国的哲学从一开始就对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从不同角度予以回答。鲜明的从整体，天、地、人三个层面进行思考，并最终探讨人的本质。所以管理和中国哲学都有大量关于的“人”的思考，在教学中完全可以“互通有无”，“以古鉴今”。

（二）教学选用观点鲜明和有生命力的内容

由于选修课的课时限制，在教学中更要重视学生的兴趣点，特别是在管理中常遇到的人际关系、制度构建和人的行为等，可以对应讲授孔子思想、法家思想、“人性论”等，并且选择的教学内容适应学生理解程度，避免曲高和寡。

在讲授中也不拘泥中国哲学部分，可以将西方哲学中同类部分进行对比，比较中西的观点的异同、进行观点的碰撞，形成头脑风暴，可以更有利于学生进行思维的训练，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分析和理解能力，从而具有较强的批判和创造能力。

（三）考核内容需更加个性化

针对不同学生的关注点不同，考核的题目可以由其任选。以论文的形式检验学生的选题取向、问题分析能力、逻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不预设结果，面试学生的应变能力。

总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更易于与管理专业知识融汇贯通，因而对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不再局限于哲学范围内讲授，更需拓展哲学教学的观念，对哲学教学的内容进行“实用性”转型。用哲学的思维方式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不止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还能帮助学生加深思维的深度。只有思考维度的多层次化，才能使学生在管理中认识事物的看法更加深刻，更能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宋哲民.中国哲学界现状的考查报告，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