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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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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combined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echnology with remote sensing (RS) to analyse the soil erosion in Xinjiang Heishan mining area. Paper also introduces the DEM acquisition method, and calculating the terrain slope map, exposure map and curvature map by ArcGIS spatial analysis module, describes the role of curvature diagram in the analysis of soil erosion in Heishan mining area,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controlling water and soil loss and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Heishan mining area.
【关键词】GIS;RS;生态建设;土壤侵蚀
【Keywords】GIS; RS;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soil erosion
【中图分类号】X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3-0108-02
1 引言
数字高程模型(DEM)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与遥感技术(RS)进行地形分析的基础数据。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DEM数据才广泛地应用于提取地形因子,如坡度、坡向、谷脊特征分析、高程变异、水系、河网密度等。随着国家近年来对矿区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GIS技术和RS技术被逐渐应用到矿区的生态建设中[1]。但是,目前对矿区生态建设的应用研究还比较少,论文正是基于此而进行研究和探讨的。
论文在建立DEM的基础上,采用GIS软件进行研究区地形地貌的分析及其在土壤侵蚀分析中的应用。
2 研究工作的准备阶段
研究准备阶段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基础资料的获取和DEM数据制作。
2.1 基础资料的获取
研究的基础数据资料来源为1:50000(基本等高距为10m)国家基本地形图,1980年西安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标准,高斯―克吕格投影。林区地理坐标范围:东经:87°21′30″~87°38′30″,北纬:43°12′30″~43°16′00″。矿区面积15730.87hm2,最低海拔2365m,最高海拔3023m。研究区地处天山中段以北的山间谷地(俗称通沟),北依约喀坑艾代山,南临末日洛克山、黑山。东西较开阔,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属于高山草原及半荒漠区[2]。
2.2 DEM数据制作
数字高程模型的表示和制作的方法种类较多,本研究采用的是地形图数据源,由等高线构建TIN生成DEM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首要步骤是由等高线生成TIN。TIN是表面上的结点和边形成的三角面说构成的网[3]。当生成TIN后,则可以使用插值工具将TIN数据进行内插计算生成网格DEM(转换成30m分辨率的栅格数据)。
3 基于DEM的地形特征提取
美国ESRI公司开发的ArcGIS地理信息平台是目前GIS行业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它具有完善的数据录入和空间分析功能。论文主要利用其中的空间分析模块,对研究区DEM的地形特征进行提取和分析。
3.1 坡度
坡度表示的是地表面在该点的倾斜程度,是指过该点的切平面与水平地面的夹角[4]。采用拟合曲线面法求解坡度是目前所采用的最佳方法,拟合曲线面法采用二次曲面。在ArcGIS的空间分析模块中,提取坡度有两种表示方法:①用“度”来表示,即水平面与地面夹角;②用“坡度百分比”来表示,即高程增量与水平增量之比的百分数。
3.2 坡向
坡向又称坡面倾斜角,是指地表面上一点的切平面的法线矢量在水平面的投影与过该点的正北方向的夹角。坡向表征了地面一点高程值改变量的最大变化方向。在ArcGIS提取坡向,所得数据取值范围为0°~360°,正北方向为0°,按顺时针方向计算[5]。
3.3 曲率
ArcGIS的曲率工具用于计算坡度的坡度(表面的二阶导数),即表面的指定部分是凸还是凹。表面的凸出部分(如山脊)通常不会被遮挡,这些部分的水流将流向其他区域。表面的凹入部分(如河道)通常会被遮挡,其他区域的水流将流向凹入部分。曲率工具有两个可选变化形式:平面曲率和剖面曲率。这些工具主要用于反映地形对水流和侵蚀的影响。剖面曲率将影响水流的加速和减速,进而影响到侵蚀和沉积。平面曲率将影响水流的汇聚和分散[6,7]。
4 结果与分析
4.1 坡度分析
借助ArcGIS空间分析模块,并借助其重分类工具,可以得到研究区坡度分级的面积统计表和坡度分布图,研究区以缓坡平地为主,坡度由东到西逐渐增加,坡度
4.2 坡向分析
同样,可以得到研究区的坡向分级面积统计表和坡向分布图,从而可以得出,研究区的坡向以0~90°和90~180°的半阳坡和阳坡为主,占到了研究区面积的67.38%。270~360°的阴坡面积占到研究区面积的11.87%。
4.3 曲率分析
研究区的曲率分布图见图1。单纯分析研究区的曲率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曲率通常与植被盖度数据结合,来分析研究区的土壤侵蚀现状(分析方法另述)。研究区的土壤侵蚀现状见图2。
从图1和图2的对照分析中,可以看出地形曲率与土壤侵蚀强度的密切关系:向上凸起值和朝上凹入值高的区域,土壤侵蚀强度都在中度侵蚀以上,地形曲率的绝对值在3以上的区域,土壤侵蚀为强度侵蚀和极强度侵蚀。而地形曲率绝对值在0~1之间的区域,土壤侵蚀为微度侵蚀。
5 结语
论文探讨了GIS及RS技术在新疆黑山矿区土壤侵蚀分析中的应用途径及方法。随着今后矿区的发展和相关部门对矿区生态建设重视度的不断提高,RS及GIS等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技术在矿区生态建设中会成为一种必要的评价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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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景观地理学的源流
本世纪初景观地理学在德国的兴起,标志着用发生学的观点和综合分析的方法划分地表类型并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近代地理学的诞生。景观一词源于德语Landschaft,具有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和某个限定性区域的双重含义。施吕特尔(O.Schluter1872-1952)是德国景观学派的创始人,他是从自然与人文现象的综合外貌角度来理解景观,倡导景观研究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由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帕萨格(S.Passarge)创造了景观地理学一词,于1913年建立了一套地理学性质的景观学体系,强调对分类要素的描述和解释。他在小区域的详细考察方面及在全球范围内对景观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代表作有:《景观学基础》和《比较景观学》,他还提出了城市景观、空间景观等概念,力求完善景观形态与分类的解释。由于中欧地区有限的生态地理空间和较长的开发历史,使得景观外貌呈现出高度的人文化,同时由于德国地理学研究有着很深的地质地貌学渊源,因而德国的景观地理学以重视人文景观及具有强烈的地理、地貌学色彩为其特色,制图分析是其主要研究方法。1939年特罗尔(G.Troll)在利用航空像片判读进行东非土地利用研究时,提出了"将地理学的区域空间分析与生态学的结构功能研究相结合"的景观生态学新方向,这一思想对欧 美各国的景观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的景观地理学深受德国的影响,索尔(C.O.Sauer)也是从地貌入手转入文化地理研究,他于20年代中期发表的著作"景观形态学",把景观看作地表的基本单元,认为景观是由 自然与文化要素两部分叠加而成。以他为代表的伯克利(Berkeley)学派研究了大量景观变迁的实例,揭示了人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促进了景观学派的发展。
按照A.F.伊萨钦科的观点(1959),景观学说与自然地理分异理论和综合自然区划一起构成了俄国与苏联景观地理学的三大理论成就。与德国和美国的地理学家不一样,原苏 联的地理学家多偏重于自然景观的研究,认为自然景观即自然综合体是自然地理学的主要研 究对象,景观的类型方向和区域方向并存。这当然是与原苏联的国土辽阔、开发程度较低有关。贝尔格(L.S.Berg)发表了"苏联景观地带"提出了关于自然区以下尺度土地单元的等级与类 型划分的景观学说,主要依据植物群落和地形单元的组合。1942年苏卡切夫(V.N.Sukachev)提出了与生态系统相近似的生物地理群落概念,并将其作为景观的最小单元,重点研究群落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60年代,苏联开始了景观结构与功能的定位实验研究,着重于水热平衡、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监测和实验,波雷诺夫(B.B.Poleinov)建立了景观地球化学的研究方向,卡列斯尼克(S.V.Kalesnik)提出景观学定义和景观分类、类型和结构等概念。A.A.克劳克利斯的"实验景观学"和B.Б.索恰瓦的"地理学系统学说导论"作为其理论总结,反映了苏联地理景观研究的实验思想、系统思想和生态学方向的新趋势。
德国和苏联在景观地理学方面的理论成就,特别是关于自然区划和土地单元的等级、类型划分的理论与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激发了欧美各国广泛的应用研究,包括景观及其以下尺度的土地资源分类、评价和区划规划、景观制图、景观设计和综合管理。其中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的工作形成了很有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特别是引进生态学的思想和方法,广泛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手段为景观学的新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概言之,1950年以前的景观学主要是地理学性质,植被、土地利用与环境的关系只是作为自然综合体中不同要素的相互关系。其后的景观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应用与发展,生态系统概念的影响日渐深入,生物(包括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成为景观结构的中心,研究从分析走向预测。80年代以来,景观学再次成为地理科学中的瞩目问题,在景观的形态与发生、景观的稳定与演化、景观的分析与综合、景观与环境、景观的价值与应用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并产生了若干新的分支,如景观生态学、景观地球化学、人文景观学等。
2 景观地理学的推陈出新
景观学本来是从综合自然地理学中脱胎而来,在苏联经多方面发展,景观地理学形成了第一个高峰,但是后来一些学者的经院式研究使其逐步进入了死胡同。80年代以后北美景观生态学的兴起,为景观学带来了新的理论突破,加之在广泛应用中的技术发展,形成了景观学的第二个高峰。目前新一代的景观科学可以景观生态学为代表,在理论层面上包括原有的景观地理学和景观地球化学等,在应用层面上包括景观建筑规划学,景观生态建设(建设地理学与建设生态学)等和众多的交叉分支学科。除了研究范围的扩大与原有研究内容的深化,景观科学的推陈出新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一代景观科学突破了原先只是从类型和区域角度对自然综合体进行研究,发展到从过程与类型(或区域)两方面对自然-人文综合体进行有强烈应用色彩的研究。除空间结构与地域分异以外,地理过程与生态过程也成为研究的重心。
2)从单纯的地理过程研究发展到人地相互作用过程的研究。人地关系中地域关系的优化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而以可持续空间格局的研究为热点。在景观和区域尺度上对人地关系的调整和构建可称之为景观生态建设,这应成为建设地理学的研究重点。
3)学科的交叉融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景观科学,并形成了若干新的学科框架体系。如理论地理学与宏观生态学的交叉形成了景观生态学;而在应用层面上,可以说建设地理学与生态工程学的交叉形成了景观生态建设这一新的研究范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的新会章中对于景观生态学作出了如下的新定义(IALE mission statement, 1998):"景观生态学是对于不同尺度上景观空间变化的研究,它包括景观异质性的生物、地理和社会的原因与系列,无疑它是一门连接自然科学和相关人类科学的交叉学科。"可见景观研究还涉及自然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如景观生态美学、生态经济学与环境伦理学等。
关于景观生态建设可定义为一定区域、跨生态系统、适于特定景观类型的生态建设措施,以景观单元的空间结构调整或重新构建为基本手段,改善受胁迫或受损失的生态系统的功能,提高景观系统的总体(生物)生产力。其主要内容包括:景观空间结构的调整,优化组合原有景观组分或引入新的成分;控制人类活动的方式与程度,补偿与恢复景观的生态功能;按生态学规律进行可更新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生产活动;建设与自然系统和谐协调、适于人类生存的可持续景观模式等 转贴于 3 景观生态学的理论贡献
景观生态学在当代景观科学中的"一枝独秀",是因为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进步,为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尺度-等级系统"新模式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从科研认识论的角度对于景观生态学的核心概念和一般原理可作如下归纳:
3.1 景观系统的整体性和景观要素的异质性
景观是由景观要素(elements)有机联系组成的复杂系统,含有等级结构,具有独立的功能特性和明显的视觉特征,是具有明确边界、可辨识的地理实体。一个健康的景观系统具有功能上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只有从系统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景观的结构、功能和变化才能得出正确的科学结论。景观系统同其它非线性系统一样,是一个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系统,具有自组织性、自相似性、随机性和有序性等特征。异质性本是系统或系统属性的变异程度,而对空间异质性的研究成为景观生态学别具特色的显著特征,它包括空间组成、空间构型和空间相关等内容。异质性同抗干扰能力、恢复能力、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有密切关系,景观异质性程度高有利于物种共生而不利于稀有内部种的生存。景观格局是景观异质性的具体表现,可运用负熵和信息论方法进行测度。景观异质性也可理解为景观要素分布的不确定性,其出现频率通常可用正态分布曲线描述。
3.2 景观研究的尺度性
尺度是研究客体或过程的空间维和时间维,可用分辨率与范围来描述,它标志着对所研究对象细节了解的水平。在景观学研究中,空间尺度是指所研究景观单元的面积大小或最小信息单元的空间分辨率水平,而时间尺度是其动态变化的时间间隔。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对应于中尺度范围,即从几平方公里到几百平方公里、从几年到几百年。
格局与过程的时空尺度化是景观生态学的研究热点,尺度分析和尺度效应受到格外重视和发展。尺度分析一般是将小尺度上的斑块格局经过重新组合而在较大尺度上形成空间格局的过程,与之相伴的是斑块形状趋向规则化以及景观类型的减少。尺度效应表现为:最小斑块面积和随尺度增大而增大,其类型则有所转换,景观多样性减小。通过建立景观模型和应用GIS技术,可以根据研究目的选择最佳尺度,并对不同尺度的研究成果进行转换。由于景观尺度上进行控制性实验代价高昂,因此尺度的转换技术愈显重要。尺度外推涉及到如何穿越不同尺度约束体系的限制,至今仍是一难点。
时空尺度的对应性、协调性和规律性是一重要特征,通常研究地区越大、相关的时间尺度越长,生态平衡即自然界在动荡中表现出的与尺度有关的协调性。生态系统在小尺度上常表现出非平衡特征,而大尺度上仍可体现出与平衡模型相似的结果,景观系统常常可以克服其中局部生物反馈的不稳定性。
尺度性与持续性有着重要联系,细尺度生态过程可能会导致个别生态系统出现激烈波动,而粗尺度的自然调节过程可提供较大的稳定性。在较高尺度上,作为非线性耗散系统演化中一种普遍现象的混沌可提高景观生态系统的持续性而避免碎裂种群(Metapopulation)灭绝。大尺度空间过程包括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生境破碎化、引入种的散布、区域性气候波动和流域水文变化等。在更大尺度的区域中,景观是互不重复、对比性强、粗粒格局的基本结构单元。景观和区域都在"人类尺度"上即在人类可辨识的尺度上来分析景观结构,把生态功能置于人类可感受的范围内进行表述,这尤其有利于了解景观建设和管理对生态过程的影响。在时间尺度上,人类世代即几十年的尺度是景观生态学关注的焦点。
3.3 景观结构的镶嵌性(Mosaic)
景观空间异质性通常表现为梯度与镶嵌,后者的特征是对象被聚集形成清楚的边界,连续空间发生中断和突变。土地镶嵌性是景观的基本特征之一,forman提出的斑块-廊道-基质模型即是对此的一种理论表述。 景观斑块是地理、气候和生物、人文因子影响所成的空间集合体,具有特定的结构形态,表现为物质、能量或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单位。斑块的大小、形状不同,有规则、不规则之分;廊道曲直、宽度不同,连接度也有高有低;而基质更显多样,从连续到孔隙状,从聚集态到分散态,构成了镶嵌变化、丰富多采的景观格局。空间格局是景观功能流的主要决定因素,而这些景观形态结构又是昨天的流所产生。结构和功能,格局与过程之间的联系和反馈是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命题。
景观镶嵌的测定包括多样性、边缘、中心斑块和斑块总体格局测定等方面,包括多样度、优势度、相对均匀度、边缘数、分维数、斑块隔离度、易达性、斑块分散度、蔓延度等指标。此外,网络理论、中心位置理论、渗流理论(随机空间模型)等也被用于景观空间结构的研究。
3.4 生态流的空间聚集与扩散
生物物种与营养物质和其它物质、能量在景观组分间的流动被称为生态流(eco-flow),它们是景观中生态过程的具体体现。受景观格局的影响,这些流分别表现为聚集与扩散,以水平流为主,它需要通过克服空间阻力来实现对景观的覆盖与控制。物质运动过程同时总是伴随着一系列能量转化过程,斑块间的物质流可视为在不同能级上的有序运动,斑块的能级特征由其空间位置、物质的组成、生物因素以及其它环境因素所决定。
景观空间要素间物种的扩散与聚集,矿质养分的再分配速率通常与干扰强度成正比,穿越边缘的能量与生物流随异质性的增大而增强。无任何干扰时,景观水平结构趋势于均质化,而垂直结构的分异更加明显。
生态流的传输机制有风、水、飞行动物、地面动物和人,其驱动力可分为扩散、传输和运动,后二者是景观尺度上的主要作用力。扩散形成最少的聚集格局,传输居中,而运动可在景观中形成最明显的聚集格局。
景观的边缘效应对生态流有重要影响,它可起到半透膜的作用,对通过的生态流进行过滤。此外,在相邻景观要素处于不同发育期时,可随时间转换而分别起到源和汇的作用。
3.5 景观演化的不可逆性与人类主导性
景观变化的动力机制有自然干扰与人类活动影响两个方面。由于当今世界上人类活动影响的普遍性与深刻性,对于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各类景观而言,人类活动对于景观演化无疑起着主导作用,通过对变化方向和速率的调控可实现景观的定向演变和可持续发展。
景观稳定性取决于景观空间结构对于外部干扰的阻抗及恢复能力,其中景观系统所能承受人类活动作用的阈值可称为景观生态系统承载力。其限制变化为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反作用,如景观空间结构的拥挤程度、景观中主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更新自然资源的利用强度、环境质量以及人类身心健康的适应与感受性等。
景观系统的演化方式有正、负反馈两种。负反馈有利于系统的自适应和自组织,保持系统的稳定,是自然景观演化的主要方式;而不稳定则与正反馈相联系。从自然景观向人工景观的转化多为正反馈,如围湖造田、毁林开荒和城市扩张等。耗散结构理论揭示,非平衡不可逆性是组织之源、有序之源,通过涨落达到有序。景观系统的演化亦符合这一规律,人类活动打破了自然景观中原有的生态平衡,放大了干扰,改变了景观演化的方向并创造出新的生态平衡,重新实现景观的有序化。
3.6 景观价值的多重性
景观作为一个由不同土地单元镶嵌组成,具有明显视觉特征的地理实体,兼具经济、生态和美学价值,这种多重性价值判断是景观规划和管理的基础。景观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生物生产力和土地资源开发等方面,其生态价值主要体现为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功能等方面,这些均已研究清楚。而景观美学价值却是一个范围广泛、内涵丰富,比较难以确定的命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也在变化,人工景观的创造是工业社会强大生产力的体现,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生;然而久居高楼如林、车声嘈杂、空气污染的城市之后,人们又企盼着亲近自然和返回自然,返朴归真成为时尚。
关于景观美学值量的量度可从人类行为过程模式和信息处理理论等方面进行分析,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对此有深刻影响。如中国的园林景观和欧洲相比特色较鲜明,它注重野趣生机、自然韵味,情景交融、意境含蓄,以小见大、时空变换,增加景观容量与环境氛围。
价值优化是管理和发展的基础,景观规划和设计应以创建宜人景观为中心。景观的宜人性可理解为比较适于人类生存、体现生态文明的人居环境,包括景观通达性、建筑经济性、生态稳定性、环境清洁度、空间拥挤度、景观优美度等内容,当前许多地方对于居民小区绿、静、美、安的要求即是这方面的通俗表达。景观特别重视景观要素的空间关系,如形状和大小、密度和容量、连接和隔断、区位和层序……,如同它们所含有的物质和自然资源质量一样重要。如城市景观规划应注意合理安排城市空间格局,相对集中开敞空间(open space),建筑空间要疏密相间;在人工环境中努力显现自然;增加景观的视觉多样性;保护 环境敏感区和推进绿色空间体系建设。
4 景观规划建筑学的实际应用与发展
景观规划建筑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门工程应用性学科,它是景观科学与建筑学的交叉,城市规划、风景园林设计与景观生态学的交叉。这门学科在美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F.L.Qlmsted于1863年就提出了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概念,并首先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和建造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设城市公园绿地系统的思想,?quot;创造性地利用景观,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于居住",使自然与城市生活相融合,将生态思想与景观设计相结合,美国许多大学开设"景观规划建筑"课程远早于景观生态学,但是80年代以后北美景观生态学的兴盛无疑为景观建筑与景观规划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阶段有3本有影响的书,即I.Mcharg 1969年出版的"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C.A.Smyser1982年出版的《自然的设计》(Nature“s Design)和H.Hough1984年出版的《城市 形态与自然过程》(City from and Nature Process),他们在应用中丰富和发展了景观生态学的思想,并将景观规划建筑学纳入到现代景观科学的范畴。
关于"景观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通常定义为集中活动区建筑物与周围环境的整体 配置与构建,可分为小区(Site)、城市(Urban)和区域(Region)等不同尺度的景观设计和规划,包括土地发展规划、生态规划、景观设计和人文因素等不同侧重点。近来关于人居环境的研究渐成热点,其内容包括自然环境、人口(居民)、社会结构、建筑与城市以及交通、通讯网络等。景观规划建筑学在人居环境研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城市属于一种人工创造的、以建筑物为基质的特殊人类文明景观,具有高密度(空间拥挤)、高流量(能流、物流、信息流大)的特点,景观建筑规划追求的目标是把自然引入城市和使建筑体现文化。这门应用学科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符合人类走向绿色文明的浪潮,同时也推动了景观科学的革新和发展。
5 我国景观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论文关键词:中学生,地理品质
根据新课程标准,时展的需要,结合我们学校和学生的实际,着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地理品质,这有助于学生将来与自然和睦共处,形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良好氛围,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学生良好地理品质的培养,符合社会发展,时展的需要,符合学生发展的需要。现代中学生是未来的主人,他们将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未来的世界、生活,取决于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我通常会对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在每次考试中都取得优异的成绩,但我更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工作中常常会很自觉地想着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环境的要求,尤其是以后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学,在决策时会思考此项目的环境效应,并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中学地理应培养学生如下地理品质:1.人口适度发展的人口观 在我们国家,每个家庭多生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如果满足其基本生存的条件,似乎影响不大。多生一个孩子,对我们国家而言,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其一,每年有高达四分之一的新增产值被用来养活新增人口;还使得粮食、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医疗、教育、交通、就业等方面条件的改善也困难重重。其二,我国人口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比如用乱砍滥伐来获取木材素质教育论文素质教育论文,滥垦草原来扩大耕地,以至于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严重后果。当然,人口增长过慢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劳动力短缺,国防兵源不足,社会上用于老人的退休、养老等费用增加,老年人生活困难,生活孤独等等。既要让学生知道当人口数量和质量、人口增长速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时,与环境、资源不相协调时就会出现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又是产生其他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也要让学生知道人口素质的提高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对我们同学来说更重要的是自觉提高自身素质,使得他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从而使他们建立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口观,因此,解决人口问题也就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2.热爱环境、保护环境,在环境中享受的环境观 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也是环境的塑造者。让学生认识到,热爱环境、保护环境就是热爱我们自己,保护我们自己。生活在良好的环境里,有益于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环境遭破坏后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直接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生存。热爱环境,保护环境从身边的环境做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热爱我们的班级、现象、学校,保护班级环境、校园环境。如建立一个宁静的学习环境和就寝环境;建立一个整洁、卫生的学习、生活环境,以提高自己身心健康水平和学习效率;同时为构建良好的班风、校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做到不乱扔果皮、纸屑;不随地吐痰;爱护公物。只有热爱自己班级、学校、家庭的环境,才能以这份爱心,以更博大的胸怀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去爱护全人类共同生活的环境。3.充分而合理利用的资源观 对待资源的态度,一方面是节约资源,一方面是充分而合理地利用资源期刊网。自然资源是大自然恩施给人类的宝贵财富,是人类世世代代得以生存繁衍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构筑的资源系统是十分脆弱的,一旦这个资源系统被破坏,恢复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惜每一粒粮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养成节俭的优良品德。自觉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草稿纸重复利用等良好的行为习惯。免赠贺卡、免用一次性木筷,不赶时髦,爱惜自己的学习用具,增强节约资源的地理意识。与此同时,建立更广博的资源概念,时间也是资源,珍惜时间,充分合理利用时间,提高学习效率。教师、同学也是资源,多与老师、同学交流、交往素质教育论文素质教育论文,取长补短,教学相长。学校的各方面的条件也是资源,怎么样去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以求得自身充分自由地发展。有的同学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各方面的长进就比较明显。同学之间也会因为对自己身边这些资源利用程度的不同而使得“贫富差距”扩大。4.于己、于生态、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 地理学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基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条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的。在课堂上,我对学生说,上游山区的人们通过砍伐树林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然而,他们往往没想到,因他们的砍伐而造成的水土流失,使得下游地区的河湖淤塞,导致调蓄洪水的能力大大下降,以至于下游地区的人们就要用数倍于上游地区人们通过砍伐树木所获得的财富的代价,用于修筑防洪大堤,以及其他的防洪、泄洪设施。而一旦洪水泛滥对下游地区所造成的灾难,则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各个局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构成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要素,而可持续发展的全部则不是指局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课堂上,还给同学灌输如何实施个人的可持续发展,个人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决定着自己在将来的社会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每个同学只有不断努力学习,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教师在教学时要充分利用学科素材丰富、生动有趣的优势,挖掘我们日常生活中同学们熟悉的素材,灵活应用教学方法运用现代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对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求知欲望。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也要在这些方面做学生的表率,比如粉笔的充分利用;讲台上粉笔盒的整理、粉笔灰的清理等等。这些小事对学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用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来感染学生。现代中学地理教育的使命是培养有现代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高素质公民。
英文名称:System Sciences and Comprehensive Studies in Agriculture
主管单位:黑龙江省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1-0068
国内刊号:23-1158/S
邮发代号:14-151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5
期刊收录: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1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具体体现在人才培养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体系、教学组织形式与管理以及教学模式等方面[2-3]。在进行培养方案制定与教学模式选取的时候,应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本科院校的专业建设基础、办学定位及培养目标的不同,以及专业的特殊性来酌情选择与制定。集宁师范学院作为地方师范类院校,在学科建设发展过程中主张向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在地理科学与城镇规划专业建设的基础上,将人文地理的人文、经济要素,自然地理的地质、地貌、水文、植被等要素与规划设计技术结合起来,构建专业应用性强,强调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满足新型快速城镇化对综合性、跨学科专业人才需要的实践教学体系。
1.1 人才培养理念
集宁师范学院近几年经历了从师范类院校向综合性院校发展的探索之路,新增了许多非师范类专业,初步形成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提出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要紧密结合,实践教学环节是整个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1.2 人才培养目标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学生既能在相关规划管理和企事业部门谋职,又能在地理信息系统行业内发展。特别是能为规划行业培养新型应用型人才,以适应大数据时代规划工作方法的改变和新的技术要求。
1.3 实践教学体系
根据该校专业建设基础,围绕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培养方向,直面设计类单位以及相关的规划管理部门对人才理论知识和技术能力的需求,力求培养学生成为掌握人文地理以及城?l规划理论及技能的交叉学科型人才。为此,学校构建了“3+1”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3年的基础课程实践加1年的毕业综合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其中,3年的基础课程实践内容包括各个规划课程在理论知识基础上的实践操作(手绘制图、电脑制图、现场踏勘、实地调研等)以及地理课程的实验内容和野外实习内容,同时安排短期的集中实习(每学年两周)。毕业综合实践安排学生到设计类单位或相关的规划管理部门进行专业实习(1个学期),毕业设计(论文)要求实践性内容占总比60%以上,即鼓励学生进行毕业设计或实践类论文,理论研究类论文占比较少。具体的实践教学体系分为4个层次:基础课程实践、专业课程实践、专业综合实践、毕业综合实践。实践教学体系体现了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和实践内容深度的提高,将专业培养计划中的实践教学目标具体落实到各个实践教学环节中,并且促进实践教学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校内延伸到校外,真正达到专业的实践培养目标。
2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构建及实施措施
集宁师范学院在完善专业培养计划与改进专业课程规划建设的同时,学院对于人才的培养模式也会有所转变,如将培养的重点放在培养理论基础好、实践能力强的综合型人才上,具体到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来说就是既可以从事城乡规划设计与管理、城市交通设计规划、市政规划等工作,又有能力制定相关法律度,同时还可以从区域环境、人文地理、生态环境等方面以更高的视角来从事行业工作,培养多方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2.1 课程实习实训教学模式
针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实践教学的特殊要求,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城乡规划课程体系得到了一系列调整:将城乡规划理论与实操技术并重,不断加强计算机等新技术应用,不断深化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对学校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完善专业实验室的建设,为学生实习实训提供良好平台;需要在校外进行的实践教学,加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包括课程调研、综合实习、专业实习等),为学生在校外调研、实习创造优良条件,促进专业实践教学建设与创新。
2.2 科学研究型教学模式
研究型教学是一种有效的实践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灵活运用问题解决型、自主研究型和案例研究型等教学方法[4],引导学生去探究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创新创造能力。在专业野外实践教学中,可以将学生分组进行调研勘探,通过告知调研对象、范围及内容―提出问题―学生实地调研―遇到问题―现场讨论、解决问题―教师归纳总结―学生编写实习调研报告的模式,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及实践操作能力。另外,鼓励学生参加大学生竞赛、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与创新能力。
2.3 校企合作育人教学模式
依托学校在当地进行人才培养的资源优势,加强与规划部门、国土资源管理等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联系,搭建校企合作育人的平台,有针对性地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校企共同探讨实践教学合作模式,实现专业人才培养与当地经济发展人才需求的对接。针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特殊性,学校已与当地的规划设计单位达成合作意向,将该院作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多方面接触实际项目,提升实践操作能力,深化专业知识。
[论文摘要]城市滨水区是城市开发中的重要资源,在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丰富城市景观、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近年来,城市滨水区的独特地位正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世界各地掀起了滨水区开发与再开发的运动。我国滨水城的开发建设起步不久,很多项目由于建设周期短和缺乏合理有效的规划指导,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的原则。
滨水区是一个城市非常珍贵的资源,也是对城市发展富有挑战性的一个机会,它是人们远离拥挤的压力锅式的城市生活的机会,也是人们在城市生活中获得呼吸清新空气的机会。
城市滨水区景观规划与设计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人们的关注。
借鉴总结国内外滨水区景观规划与设计的理论和实践,城市滨水区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应包括以下几个原则:
一、整体优化原则
从滨水区自身来看,滨水区的设计在整体上应具有和谐感和整体感。虽然因各地块属性、自然环境的不同,滨水区内各部分在使用性质上会有所差异,但是整体来看,各地块之间的设计风格、绿化形式应该统一。城市的滨水区与市区之间要加强联系,防止将滨水地区孤立地规划成一个独立体。规划滨水区时要时时想到整个城市,把市区的活动引向水边,以开敞的绿化系统、便捷的公交系统把市区和滨水区连接起来,保持原有的城市肌理的延续。另外,还要求设计者研究滨水空间对城市的影响,要从城市整体和区域空间来考虑城市滨水空间的构成形态和涵盖功能,以促进城市的整体活力和繁荣。
二、景观异质性原则
景观异质性是指景观内各要素之间或景观要素内的差异性,是景观复杂性的表现形式。异质性是景观的最重要特性之一,景观空间异质性的维持与发展应是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的重要原则。维持良好的景观异质性,能够提高景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有利于景观的持续发展。
三、景观多样性原则
景观多样性是描述景观中嵌块体复杂性的指标。它包括斑块多样性、类型多样性和格局多样性。多样性对于景观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景观规划与设计的准则,又是景观管理的结果。由于城市景观中自然生态系统少,应适当补充自然成分,协调城市景观结构。在补充自然成分中要注意物种的多样化,避免物种单调、结构简单的状况廊道、嵌块体形式多样,大小嵌块体相结合,宽窄廊道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通过多样化的景观配置,提高景观异质性。
四、景观针对性原则即地域特色原则
每一景观都有与其他景观不同的个体特征,这些个体特征的差异又反映在景观的结构与功能上。不论从生态还是地理、历史、气候、文化差异等角度看,每个城市的滨水空间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这些地域差别形成了纷繁多彩的风格与特色。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应该强调利用城市所在地域的区域环境特征,保持和维护特定区域环境及生态位的独特性,因势利导,选用地方材料,造就各具特色的城市滨水空间环境。自然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不一样的,滨水空间要有特色,最根本的是要适应当地的自然和当地的条件仁。
五、遗留地保护原则
即对原始自然保留的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迹要实行绝对的保护。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的景观规划设计,要求人类对自然的介入应约束在环境容量以内,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物流、能流的基本通道,创造既服务于人,又与自然环境相融洽的最佳场所。城市往往是沿河、沿江发展起来的,因此城市滨水区往往是城市中历史文化比较丰富的地区,城市滨水区的开发和建设也越来越注重这种文化的挖掘和继承,形成富有文化内涵的景观,成为一个具有“记忆”的地区。
当今地球上绝大多数自然景观都已经或多或少受到人类的干扰与影响,并在组成和结构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真正原始的自然保留的己经极为稀少,有着极为珍贵的生态、科研、人文等方面的价值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迹记录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足迹,具有不可补偿、不可替代的多方面的价值。在进行景观规划时,应对这样的区域加以绝对的保护。注重自然景观的保护,尤其是环境敏感区的保护对不得不破坏的自然景观应加以补偿或修复。对水源地、名胜古迹、重要的城市森林绿地加以格外的保护。
六、人性化原则
在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中,设计师要注意一切设计都联系人的生活与尺度。只有建立在对现代人的心理、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才会使滨水景观设计的内涵得到更大的延伸,遗失了这一点,滨水空间景观设计就失去了它的灵魂,成为与城市环境良性循环相抵触的消极因素,成为“为设计而设计”、与现代人需要相抵触的东西。在城市滨水空间的营造上,一定要考虑人的多层面、多方位的不同需要,以达到空间环境与人行为活动的有机统一。
七、安全性原则
确保城市堤防的稳固,防止因绿化植被或其他景观设施破坏大堤结构,防止堤防在洪水来临时发生管涌、溃堤等事故的发生,确保城市居民的生命和物质财产不受水灾的侵扰是城市堤岸的首要职责,是综合开发城市堤岸、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美化城市环境、创造多重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新晨
八、亲水性原则
所谓亲水性是指人能够触摸到水的一种感受,或者说是一种很容易就能达到的物理现象,也可以说是手能触及到的心理现象。滨水区设计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满足人们亲水的愿望,亲水性几乎是滨水区规划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九、综合性原则
城市滨水区的景观规划与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对滨水区的分析不是某单一学科所能解决,也不是某一专业人员所能完全理解并作出合理的决策。城市滨水区的景观规划与设计需要多学科合作,包括景观规划者、土地和水资源规划者、景观建筑师、景观设计师、生态学家、地理学家等。
参考文献:
[1]余新晓、牛健植、关文彬等,景观生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刘茂松、张明娟,景观生态学原理与方法.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关键词]王建革;环境史;生态社会史;水文生态史;景观生态史
近年来,环境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热门学科,来自文理各个领域的学者广泛参与到环境史讨论的队伍中,逐渐形成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并在理论界和现实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环境史研究要求学者立足于生态系统的核心层,即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境史研究,研究视野从蒙古草原逐渐南下到华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江南环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环境史研究》一书,更彰显了其汇集农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力打造出的景观生态史研究路径,将环境史理论研究推进至哲学层次,同时也使学界看到了环境史研究的现实人文关怀及其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一、学术背景
20世纪80年代,王建革在山东莱阳农学院学习农学。当时的莱阳农学院农学学科分化并不明显,农学本科生需要学习土壤肥料学、作物学和育种学等学科知识,这段学习经历为王建革日后从事农业史和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石。综合而严格的农学学习,使他更为直观且深刻地观察、理解了生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促进,技术作为中间媒介在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中的作用,以及贯穿其中的能量与物质流动,这些对于解读农业典籍、思考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是极其有益的。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完稿时,王建革回忆说:“时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运,以前所学的,特别是所受到的农学训练,几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这种幸运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来他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前身,简称“农遗室”)攻读农史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农遗室的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求学问必须面对现实,即把古农学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现实相对应;二是重视田野调查。当时人类学尚未兴起,农遗室的学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当时农遗室许多著名的农史专家,除了李长年和郭文韬等导师外,缪启愉、王达、宋堪庆等几位先生也给当时攻读研究生的曹树基、萧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过课。缪启愉先生擅长立足农业现实,依据乡村习惯与地方知识体系进行考证,他在研究《齐民要术》时就借用了20世纪50年代大量可见的传统农业技术,用于解读中国古代技术。王达先生对《补农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亦是将学术研究与实证考察紧密结合的实践。如今,近九十岁高龄的王达老师对曾与陈恒力先生深入桐乡农村进行农业调查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在农遗室,王建革先后师从章楷、郭文韬两位先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他以“山东植棉史”为题进行硕士论文研究,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系统的了解。攻读博士期间,他的论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压力与农业的问题,其中涉及生态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这个阶段,闻大中先生利用《补农书》对古代江南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将中国17世纪江南高效循环的生态农业介绍给国际生态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给王建革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受闻大中和郭文韬两位老师的鼓励,王建革尝试从生态史角度着手展开研究,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传统时代社会,尝试探索生态―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无先例可循,国外的生态史学术专著也未大量引入国内,探索之路困难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农业大学读博士期间,王建革发表了论文《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这是国内较早的生态史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农生产的生态性和社会性,因而在物质循环流和产品循环流的水平上,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系统地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此后,王建革对于人口、资源、农业与社会发展的讨论逐渐深入且细化。农业生产涉及自然与人文多方面要素,这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综合知识背景要求。为此,王建革奔波于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分散在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20世纪60―80年代,国际学界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图书馆读到了人类生态学著作,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为他在生态史中的一系列学术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华北与内蒙:生态―社会史领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迈出了生态―社会史具体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这期间,他开始探索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阐述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人口压力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并发表了《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人口、制度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等论文。在思考人文与生态关系的同时,王建革也开始着力分析影响生态系统的核心自然因素,如关于土壤肥力的探讨等甚是精彩,这些探索为他的博士后研究“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奠定了基础。1999―2006年间,王建革默默无闻地在学界做一位这样的学者:严密地梳理“满铁资料”以及民国调查、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围绕生态与社会展开严谨的论证,发表了关于华北和内蒙的三十余篇论文。此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和《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两本专著的出版则是水到渠成。
方万鹏在书评中写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会的研究中贯穿生态史学的方法……该书的研究视角不存在学术标签的迹象,而是真正践行了生态史学的理论”①。全书围绕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的主题,探讨了传统社会末期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其对应的社会特征,这是王建革将生态学理论与思路融入到历史学、农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其研究成果展现了人与环境的历史,既是物质作用的过程,也是心灵、思想和人类整体社会关系对外界反映的历史。全书从影响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开始论述,然后逐个讲述诸要素状态,继而分析生态系统的运行与调控,可见其清晰的生态系统理念与研究逻辑。首先,不同的水环境产生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效应。鉴于干旱对华北平原农业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对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与社会的问题,从而决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态;另一方面,水环境影响着沿河地区的土壤肥力或沙化进程,来自人类社会的农业变迁也影响着土壤的肥力。水土环境是自然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要素,也是该著展开论述的基础。其次,王建革论述了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状态,作物、家畜、人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主体。农作物是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耕作技术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固化到人们的生活周期中。畜牧业供给人口的能力弱于种植业,且由于取食关系,一个地区所负载的人和动物的数量相对稳定,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减少,因此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畜牧业呈现萎缩趋势。最后,该著进一步分析了生态系统在以上要素基础上的运行情况。各要素以取食关系建立联系,保证物质与能量流在系统中往复循环,但人口过度增长,在排斥家畜畜养的同时,也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从而影响了传统社会末期人们的饮食与营养水平,“三料危机”的出现也警示了生态系统的失衡。而灾害是生态系统运行中的重大波动,由此衍生的社会应灾机制、聚居方式都与生态文化有关,面对生态压力,人们也形成了不同的关于人与环境的信仰理念。在该著中,王建革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近代农业生态系统,重新审视了传统经济史中关于租佃的一些认识,弥补了此前学者们对近代华北生态关注的不足,也诠释了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历史学发展的卓越贡献。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出版之后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邹逸麟先生说:“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在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十年,写下了这部专著,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②葛剑雄先生也高度评价了王建革的学术研究:“王建革教授是农学博士,在农业开发、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又在历史地理、社会史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该书既有科学原理的探索,又充分运用了文献研究、社会调查的成果,资料丰富、观察细致、论证合理,是一项沟通文理的综合性研究,在近年来同类成果中居领先地位。”③
围绕着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一书。他研究蒙古的机缘来自对华北社会的研究,在查阅“满铁”资料时,王建革看到了大量关于对内蒙古地区丰富且详实的调查资料,这批资料对当时的人口数量、牲畜头数、牲畜结构和游牧规律、放牧特点等均有详细的调查,是进行生态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草原、游牧、农业是蒙古社会传统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与作物的关系构成了农牧业生态问题,所以,王建革以“满铁”和其他日占时期的资料为核心,辅以旧方志和笔记小说、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资料,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由草原生态和游牧生态的内容进入话题,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游牧生态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论述了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以及蒙古游牧社会在汉农业渗透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的研究逻辑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建构在相同体系下,比较而言,前者关注的生态要素略为简单,但生态系统的层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统中物质与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间往复循环,这是蒙古社会生态运行的基础。蒙古社会中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甚至阶级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响。而在文化层面上,农耕技术渗透的过程是蒙古社会流动性降低的过程,此后,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均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变迁的基础上,因此,结合生态系统的变迁来阐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就更有说服力。研究蒙古社会时,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开展田野调查,其著作鲜明的“文理结合”“注重实证研究”“对满铁资料的谨慎和灵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学者们赞誉。
三、以水文生态为基础的江南生态环境层次研究
告别了蒙古与华北,王建革将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水是江南社会的灵魂,理解江南的关键也在于对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历史地理学前辈关于水文研究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融会贯通地开始尝试探索各层次生态系统的历史,并通过《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和《江南环境史研究》两本著作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层次。《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是以吴淞江下游地区为中心区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层次基本在水文、土壤、农业与社会诸方面,而《江南环境史研究》则是以吴江和杭嘉湖为中心地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层次。
《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从气候、水、土等自然环境基础要素写起,然后到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层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层面展开分析。全书共有九章。第一部分关注基础的水文环境,根据水文生态原理重新解读了古人关于三江水文生态的一些理论;考证了太湖东部没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吴淞江,以及周边的塘浦河网对吴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江南水乡,水环境变化往往会引起乡村社会体制和农田景观的相应变化,故该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时期的河道水环境、乡村社会体制及农田景观变化。“水环境与圩田的改制,实是江南许多制度变化的重要原因”②,家、乡村共同体、豪强对水环境的不同认知影响了他们的治水实践。李明慧在评论《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对目前环境史研究的启示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如地方百姓与官府、地方与中央之间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结合这些社会内部的矛盾来考察或许会使生态环境史研究更为丰富。”③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农田景观随之改变,继而导致唐宋转型期的诗歌呈现出小区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该著结合常熟县的河道与水利社会状态个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发展,以及水利共同体在内容上的变化。第四部分是关于稻田生态历史的独特分析,水环境、农作技术、社会组织都对土壤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部分作为个案研究,作者从水乡环境和水利入手,接着以肥料和土壤之间的生态联系为主线,分析了农村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产出比,认为传统时代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效率远远没有发挥其增产的潜力。第五部分研究传统生态系统的信息流,涉及一个广泛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人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传统时代的农人们对各种环境因子都有着精细的观察,并依据这些观察采取相应的决策,这也是后人理解的传统时代人与环境关系最为关键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态系统观的高度,解读文集、诗歌及其他关于水文、水利、农业著述等史料中有关水环境与土壤、农业等要素的关系,对吴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网形成时期的水环境进行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围绕水环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统与乡村社会之间的频繁互动及其构成的多姿多彩的历史过程。
《江南环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区域,从吴淞江中下游转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王建革关注的生态系统要素逐渐增多,且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的生境密切结合。该著以吴江和嘉湖地区的水环境,由人与水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水文与地貌的变化,农业与水生植物的变化,以及士人阶层对环境感知的变化为重点,分四部分展开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纯粹的无机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与天气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吴淞江口的陆淤引起的太湖东部地区水网与地貌形态的变化,然后分析了吴江长桥以西的水环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变化,特别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积和湖田形成的过程,最后分析了吴江与吴淞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旱敏感性。在这里,作者分析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温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问题,也是环境变迁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水环境丰富时期,水灾较少,旱灾基本上不发生,而随着人口增加和开发程度加巨,丰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龆啵吴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产生了旱灾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环境,即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核心层――乡村和农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过程和桑基农业的历史发展。历来关注桑基农业的学者众多,但是放到农业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王建革是最为精辟的一位,如书中分析:
湖羊饲养所对应的小环境与桑基农业生态环境有天作之合。民国调查报告有:“如果每头羊全年产肥平均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总量将是:氮,二十点七五斤;磷酸五点七五斤;钾,十六点七五斤。而一亩桑地全年对肥料三要素的要求为:氮,二十点二五斤,磷酸四点三斤,钾十一点二六斤。恰与一头羊所产的肥料相符合,农民习惯,全年羊肥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蚕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亩田稻一亩地的用肥量需要。就农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头羊的肥料可以解决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养羊,以羊养桑’是这一带农民的传统经验。”生态系统的自循环满足了小农在小生境下的经营。”①
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开发作用下,自然景观向乡村景观转变,农田景观逐渐精细且加强。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对自然的审美,不但讲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环境变化下的变化,也讲述了文人对水生植物的审美反应。在这一部分,作者对江南生态系统的分析明显多了一个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审美意义的植物,这些植物在生态系统中处于关键的生态地位,一方面提供了众多生物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对野生植物状态的探讨,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第四部分是关于人对环境感知的研究。人对环境的反映,一部分体现在社会组织方面,诸如为了适应水环境而产生的水利型社区等,这部分内容较早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已经形成诸多讨论;另外还有一部分体现在审美方面,涉及人文与艺术,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这一领域的资料内容主要记录在文学史或艺术史中,如何将它应用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如为了分析不同群体对生态系统的反映,并从认知层面分析环境变化对人的审美的影响,王建革从早期诗赋、中期山水画到后期江南私家园林的相关内容中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从全书的表达来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后半部分侧重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分析,特别是变化的环境对人类审美的影响,系统讲述了一个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生态文明发展过程。
四、景观生态史领域的探索
景观产生于人与环境相处的历史过程中,“景观不是环境中的某种自然要素,而是一种综合的空间,一个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间系统。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则,而是服务于一个人类群体……用于加快或减慢自然过程……许多人造的空间组织形成已经与自然环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们本身与环境已经难以区分、难以辨认。”①由此可见,景观更是一个地域性显著的生态系统。王建革从生态系统的逻辑出发,解读和处理史料,对影响景观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体的观念等社会因素逐层分析,继而解释自然与人文的互动,既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观点的诸多创新,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启示意义。
在对华北与内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经关注到了景观史内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中,他对水利社会中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分析是一个突出的案例,村庄形态及分布、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都显著受到灌溉的影响。因此,王建革综合河流、地形、农业、战争、社会习惯等因素,揭示了传统社会末期华北乡村景观呈现出一种内聚的形态。而在内蒙社会,水草是游牧生态基础,继而衍生了游牧社会特有的景观:从逐水草而居到有规律的游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结成的游牧单位与界限划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观,而农业渗透之后,村落形态逐渐巩固,定居加强,畜群放牧也逐渐从夏、冬营地游牧到耕地与耕地之间留下草地,或者村边保留牧地,无论是政治景观还是栖居景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转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对景观的分析更为丰富。作者在《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中,在持续关注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同时,对野外空间的探索逐渐增多。野外空间中动植物群落的变化、空间大小的变化直观地反映着人地关系,但学术界相关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据大量文人歌颂自然的诗词,在史学呈现上复原了唐宋时期的丰水环境下,由河道与河岸上的树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农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观,尤其是对乡间野生植被的关注与研究,丰富了景观史研究。另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观念也影响着景观的形成与发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与资源破坏的影响下,水与田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小农经济兴起以后,家景、乡景、野景都趋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观可作用于人的心灵从而影响文明的进程。“环境不但使人产生了空间感、时间感,还产生了四时循环的感觉和认识”②,动植物的生长变化如何渲染人们的环境审美、时序感、家乡归属感等,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都有更为丰富的论证。从《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出版到2016年之间,王建革撰写了十余篇关于江南水土环境、乡村景观的学术论文,一幅幅立体的传统乡野景观画面逐渐在史学上呈现出来,待《江南环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学术界一片好评。
在王建革的景观史研究中,景观要素丰富且层次分明。在影响景观的自然要素中,地貌是最基本的因素,而河道等水体又深刻影响着地貌,因此,他的著作分析均以水为核心,之后延伸到土壤,植被;社会因素中,结合历史进程,考察国家、乡村共同体和小农在不同阶段对景观产生不同的影响,农业景观、野外风光、聚落形态构建了景观的变化。《江南环境史研究》作为一部较为纯粹的环境史著作,对上述要素的分析更为详细,且长时段的考察更为系统。早期的江南,景^中自然成分居多;唐代开始,来自国家的力量加强,农业开发大规模实施,农田景观丰富起来,但野生花卉及其他植物依然广泛存在,圩田、树木、田野与植被立体化风景有序而多态,直到唐代末期,农业开发成熟,村落依然拥有优美的野生植物景观;五代开始,小农力量增强,在精耕细作体系下,桑基农业景观增多;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下,水面多被大规模地分割开发,逐渐破碎,景观呈现出更多的人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