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我一个红楼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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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许我一个红楼梦范文

我们的生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产生了明确的分界线。或许从们分开的那一日开始，就注定了会有这样的结局。其实我一点都不感觉到悲伤，那些书一口安静的湖一样波澜不惊，我在梦里思念你，可是现实生活中不会。

生活中的我， 还是能够特别理智冷静的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保持淡定。或许偶尔会说说小性子，可是前提条件是再熟悉的人面前，如果是现在的你，估计就不会了。

越长大越孤单，小时候总有人对我这样说。我觉得他们是骗我的，因为他们也是越长越大，可是他们过的却依然很好，没有少一根头发，也没有掉两斤肉，为什么要感觉到悲惨凄凉呢？

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喜欢上秋季的落叶，有没有看过红楼梦的黛玉葬花，甚至还没有喜欢的心上人，就是那么简单的脑坐着一个青春的梦，在单纯的岁月里，想着自己梦到的故事，和简单的人。

第2篇：许我一个红楼梦范文

然后，她发来了一张整齐的表格：2015年考过计算机C语言；十二月份之前攒下三千块钱；暑假去一家会计事务所实习；三月份去竞选学生会外联部部长；六月份之前找个男朋友……后面附着每日记录、每周记录、每月记录和完成情况。

我说：“你聊聊自己的计划为什么都没完成呗？”

她发过几个不好意思的表情，说：“我觉得，计算机考试跟我的专业不挂钩，还不如去考个商务英语，可报名费加上培训费很贵，所以钱也没攒成。暑假时跟表姐一起去青海支教，所以也没实习成。三月份时忙着考报关资格证，所以忙得连竞选的事都忘了。”

“至于男朋友……”她顿了顿，“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不再需要有人陪了，我一个人去上自习，一个人打工，一个人去图书馆，虽然有点孤单，可感觉还是挺好的。”

“过得这么充实，还觉得自己失败？”

“可我没有变成我想要成为的自己……”

曾经，我也没有变成我想要成为的自己――

大二时，我想做学霸，想把最高奖学金砸到那个笑我“学习有什么用”的舍友头上，可因为搞乐队和玩辩论耽搁了太多时间，以至于那点微薄的奖学金我只能偷偷收好。

大四时，我想学做菜，却被一家非政府组织的慈善项目吸引去应聘了实习生，整日穿梭于一场又一场的会议，没完没了地出差，昏天黑地地整理翻译的文件。

工作第一年，我想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刚订好了去的机票，就接到公司派下来的新项目，只好默默地退掉了机票。

去年，我想要考日语，想要啃好多艰涩难懂、高大上的巨著，结果日语考试，却因为要出书改稿子占用太多时间而不了了之，而那些被我兴冲冲一口气买回来，放在书架上落一层灰的巨著，被翻开的次数还没有我看美剧的次数多。

我并没有变成我想要成为的自己，可是也从未觉得，我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现在，我仍然不会做饭，也没能去一趟，可实习期间大概是我此生英语水平最高的一段时期。在新项目中认识的同事，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重读金庸小说、《红楼梦》，远比我孤零零地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只为“看一看”有趣。

第3篇：许我一个红楼梦范文

“让我们开始吧，抓紧时间……”一落座，他就直奔主题。拍了一天的戏竟然没有显出一丝的倦意和疲态，难怪圈儿内的朋友都告诉我他是“拼命三郎”。

张国立曾经把儿子赶出家门

张国立的前妻，也就是张默的生母罗女士曾经是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一名优秀演员，现在在上海、北京两地做影视剧策划工作。两人的儿子张默在成都出生，从小跟着罗女土长大。张国立和前妻常教育张默，要好好做人好好学习，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安。

为了从小培养张默的艺术修养，张国立和罗女士省吃俭用，给他买了一架钢琴。在16岁到18岁这 3年间，张默疯狂地喜欢上了摇滚乐，想当一名大歌星。每天背一把破吉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在家里叮叮咚咚猛弹，吼一些‘他们家狗听了都打哆嗦’的音乐，这让父亲张国立非常反感。当时的张默成了父亲眼中不可救药的“问题孩子”，张国立把他赶出家门，每星期只给他100元生活费。张默就和乐队的成员啃馒头、吃咸菜，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出一张唱片。那时张国立和儿子最大的矛盾就是――他认为给儿子铺了一条正路，可儿子偏不走。夫妻两人对儿子都快丧失信心了。但后来张默突然醒悟了，他又爱上了戏剧表演，他发现学习表演比音乐带给他的快乐更多。为练形体和讲好普通话，他天天和同学排演小品，一练就到深更半夜。后来终于考进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中央戏剧学院。进入中戏后，张默与老爸的关系也改善不少，可他们在一起话一直都不会太多。

儿子张默最近陷入了是非的漩涡，扯进了殴打同校女生的事件中。张默说过这一句话让做爸爸的张国立挺难过的：其实我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同学之间哪怕发生一丁点问题，人家都会说别以为你是张国立的儿子你就怎么着了。“在某些时候我给他带来的并不是积极的东西，有时候甚至是负面的。”张国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良久才说“我无法去面对……我希望他能走出这个阴影，能够在将来的日子里面顺心一些，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想经历这样一个波折，本身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心灵上的创伤虽然难以抹去，但对于生活给予的这种经历，我觉得他还是应该感恩的，我想这也是一种人生的财富。”

“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制度，它们起到了一个规范的作用，不光说是道德行为的……如果你能够对自己约束，使自己行为符合规范的话，你就是幸福的，而你老是要和这个东西碰撞，那你就会觉得到处都是不圆满的。我跟他讲心灵上的富有与贫穷，恶多了以后这个人就是贫瘠的，反之善多了他就是富有的。他听后有变化，我想人就是这样，当你真正懂得生活以后，你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张国立用充满感性的语调道出了对儿子的希冀。

张国立是一个演员，他想得更多的是给人塑造不同的角色，不断的有作品出来。若不是这样，他可能会给儿子的时间稍微多一些。但他没有办法说是否在这件事上亏欠了儿子，他觉得不可能因为他陪儿子的时间长一点，孩子就会按照他的想法去成长，因为现在孩子的成长环境和他们那时候不一样，不像他父亲打他他会牢记一辈子当初挨打的原因。

儿子张默子承父业，也走上了演艺的道路。张国立并不赞成。他其实希望儿子能去读大学，学其他的专业。然而儿子喜欢这个行业，他也就不特别强求他做什么了。

谈到儿子，张国立流露出慈父特有的微笑。对于儿子的表演才能忍不住夸了起来：“我们俩去年在云南演一部戏，我发现他演戏的感觉变化非常大，所以我认为这3年的学没有白上，中央戏剧学院还是把他培养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演员坯子。”

张国立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能够走出阴影，未来的日子能更顺心点。

从艺为牛棚里的父亲

如今大红大紫的张国立并不是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打记事起，家里唯一带点儿艺术味的东西就是一把没有弦的京胡，兄弟几个就把这京胡拿着当枪玩。“前面有把，后面有一个筒，”张国立边说边比划，“感觉特别像枪。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我走上这条路也非常巧，就是因为我会说普通话，所以从1971年开始做报幕员。”

张国立得知自己被上调文工团时，步行15公里山路将这个消息告诉关在牛棚里的父亲，父亲的激动至今仍然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一听就特别兴奋，说‘去去去，这说明你爸现在没问题了，政治上有问题的话，他儿子是不能到思想宣传队去的’，所以可以说我当时去宣传队也是为了他。”

让父亲高兴一直是张国立的心愿，在命途多舛的生活中，父亲那深深的一瞥始终鼓励着他。

的时候，很长时间家里没有父亲的音讯，张国立的母亲非常着急，有天晚上突然传来敲门声，母亲问：“是谁?”父亲就在门外答应了一声，母亲一下子就哭了。那时候他们家不大，就一间房，几个孩子都已经躺在床上了，此时几个小孩都探头看，门开了以后看见一个小老头，非常苍老，他穿了一件蓝色的棉衣，带了一顶蓝色的圆帽，进了屋子以后挨个看孩子们，那一次那一眼让张国立印象特别深刻。

小时候的张国立是一个乖巧的孩子，学习成绩挺好的，用他的话说一条杠、两条杠，三条杠都扛过。从小都是听爸妈的，从来没有跟父母顶过一次嘴。他是个很传统的人。

“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几句话，比如说你错了，爸爸就啪啪俩巴掌，我今年这么大岁数了，还记得我爸爸为什么打了我，到现在都记得住。所以记得张默小时候我也打过他，我觉得这个教育应该就是这样的，但后来发现不行了，现在他21岁了，又经历了很多事情，我觉得他成熟了许多，我们俩能坐在一起聊天了。”

以张国立目前的能力地位，应该说可以给予自己的父母和儿子很多很多的照顾和幸福，可事实呢?父母虽然接到了北京，但他们却这样抱怨这“说这可倒好，原来住在成都，你还回来瞧我们，现在住一块了我们却见不到你了。”张国立的内疚之情溢于言表。“我一想，可不是嘛，在此之前我和邓婕还安排，不是我就是她回去看看，要不然我俩就一起回去看看。”

浪漫顶多就是

邓婕对他的一种关心

“我的内心充满了漂泊感。”

有很长一段时间，张国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属于哪儿的人。是呀，他生于天津，长于陕西，在贵州参加工作，后来到了四川，目前又在北京打拼。

“但是我一直将四川看作我的故乡……”

四川，毕竟是张国立开始演艺生涯的地方，17岁那年他进入了成都的铁路文工团。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工团，设有京剧、舞剧、话剧等演出班子。当年的张国立是铁路系统的一名工人，通过工地文艺汇演的方式才被发现并上调至文工团。他从学员做起，一干就是10多年。文工团的生活几乎每天都是坐火车、汽车，到了一个地方就搭台演出，演完后连夜拆台，继续下一轮的奔波，如此循环往复。繁忙的演出和大家庭式的生活给张国立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而他的的表演基础就是在铁路局文工团里打下的。

在四川，理想得以施展，张国立是幸福的。上苍也在这个时刻赐予了他更大的恩惠，那就是遇见了现在的夫人邓婕，从相识到相爱，从过去到现在，从四川到北京，俩人携手走过了风雨兼程的日子。

第一次和邓婕认识的时候，她在四川拍摄《红楼梦》，那个时候张国立觉得邓婕的年龄太小，总担心她是不是能把王熙凤演好。他常常会和她聊这部戏，然而邓婕那时很自信。两人最终走到一起是在拍摄电视剧《死水微澜》的时候。这部戏是在邓婕拍摄《红楼梦》的间隙完成的，她觉得张国立的表演很不错，所以常常会问他一些演戏的感觉，两人的感情就是在那时候慢慢发展起来的。

结婚后，张国立一部接着一部的拍戏，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夫妻俩也是聚少离多，但他觉得这种分离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我是属于那种做事一根筋的人，当一件事情时其他的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而且我不会刻意去说些甜言蜜语什么的，这方面我好像比较弱，所以我觉得，她可能比较了解我，最近几年，因为我又要拍戏又做导演，还要做监制，她每次担任执行制片，实际上是管理剧组，所以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还算多。”

生活中的张国立是如此平淡缺乏浪漫。前一段时间邓婕在接受央视《艺术人生》的访谈时，编导本来准备代表他给夫人送花，结果张国立说你千万别送，因为邓婕不会相信。所以这束花的情节最后就取消了。“我说她不会相信这是我做的事情，我们之间，她也是慢慢习惯的。”张国立淡淡地说道。

张国立觉得浪漫顶多就应该是邓婕对他的一种关心，他感觉到了，也很感动。有一回，邓婕发现他坐在中式椅子上看剧本很累，就送了一个垫子给他，他会跟她说谢谢，心里面还挺感动的!

难以想象，原来这就是张国立心中的浪漫。然而这就是生活，温暖而又平淡，触手可及。

“邓婕是一个极其聪明而又大气的人，她很真挚，也很单纯。我们俩发生矛盾好像从来就不过夜，你错在哪儿，我错在哪儿，吧啦吧啦说清楚，好，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烟消云散了。我觉得，有时候她比我还大度，我会去想这件事情，她不会去想。”

20多年的夫妻，张国立夫妇俩多的是理解，多的是宽容，多的是相互欣赏。

这些年，张国立的事业可以说一直处于上扬状态，可是邓婕的高峰其实还是在《红楼梦》中塑造的王熙凤这个角色。为了丈夫，为了丈夫的事业，她牺牲了很多，既要替张国立管理剧组，又要替他照顾整个家庭。

一天晚上，张国立在云南的宾馆里看完了台湾大选的电视后，一个朋友“啪”地把电视调到中央台，一看是《红楼梦》，就再也没有换台，看完以后张国立就说，到现在看这个戏，还是觉得拍得非常棒，邓婕的表演也很出采。20多年前他们这个剧组用了3年零3个月来精心打磨这部好戏，真是值。但同时又觉得亏欠了邓婕一些什么，毕竟，姗巴自己更多的精力贡献给了这个家，她已经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去追求艺术，在今后的日子里或许她再也没有可能超越那个高峰了。这对于一个演员，一个艺术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现在的张国立在北京，甚至全国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大腕，功成名就。可他却没有大腕的派头，依然是拼命工作，一部戏没有拍完，就着手下一部的拍摄准备，工作起来往往是披星戴月，总是第一个来到片场，每天睡眠只有5个小时，所以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工作狂。

“我在这种工作节奏中，能享受到一种幸福，既然是幸福快乐的，那我为什么不去享受这种美好呢?我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时间，没事干。那是很痛苦的，是找不着北的，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状态，特别茫然，而且还会生病。如果说我这个戏拍完了以后，下个戏还没定，这中间有一个月的话，那我一定要生病，所以邓婕也知道这个规律，就让我一个接一个的忙活去吧。”

张国立会工作，也会休息。拍片的间隙，他一靠椅子就能睡着，这样积小睡为大睡，可以捞回不少休息的时间，以至于剧组人员都将他的椅子称作魔椅，争着坐上去试验，可他们不行……这把椅子也是夫人给他买的一张“爱心魔椅”。

戏里戏外的“黄金铁三角”

演艺生涯给张国立带来的是无尽的忙碌和充实的内心，也给他带来了人生的伴侣和知心的朋友。张国立、张铁林、王刚组成了圈内外闻名的“铁三角”，戏里戏外永远都是这样默契，充满意趣。

在王刚和张铁林面前，张国立说自己几乎没有什么个性可言，他们俩随便就能收拾他。王刚最了解他，知道有时候张国立这个人比较好较劲，所以他特别懂得怎么样“调理”张国立。王刚经常在张国立较劲的时候走到他跟前来，在他脑袋上摸摸说：“立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乖!”弄得张国立哭笑不得，最后只能无奈地笑笑，这一笑就什么气都没有了。

张国立和张铁林都是在陕西长大的，而且老家都是天津的，他们两人经常会用陕西话聊天，张铁林有很多陕西的朋友经常会给他带点陕西的特产。有时候张铁林就故意在张国立面前显摆，吃一口，吃一口，故意馋他，张国立忍不住就会到张铁林的助理那边去抢，其实张铁林早就跟助理讲好了给张国立备一份。然后张铁林会故意说他助理：“你咋这个样子嘛?啊?你明明知道我爱吃的，你怎么就给他了?”他们俩常用陕西话互相逗着玩。

虽然在生活中，3个人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在拍戏的时候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没有半点马虎眼。

“现在拍戏都是同期声，我们3人在一起拍戏就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较着劲，说词一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像王刚一样背词那么溜的演员。可是我的词太多，而且事情又多，但是我得逼着自己把词背下来。”

张铁林呢，永远忘词，一忘词就呸呸呸呸呸，再来再来。次数一多了张国立就对他说你怎么不认真呢，你也好好背背呀。因为大家最后都熟了，所以有时候张铁林一错，底下的工作人员就一起呸呸呸呸呸，打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错过词了。有一回特别逗，张铁林要说很多很多的词，他说不上来了，就设计了一个动作，抓了一把瓜子在那里吃，演技还特别好，但张国立和王刚都知道他把词全写在手上了，但观众一点都感觉不到。

张国立对生活是感恩的，所以生活中的张国立总是用加倍的工作热情投入节目制作中。最近，他刚完成一部戏《五月槐花香》，当问及这部戏是否是最满意的一部时，我原以为他会回答如以往某些人那样说“下一部”，但他却说，从演员的角度，导演的角度，整体的角度来讲这是一部很完整的戏。

第4篇：许我一个红楼梦范文

“人要活在当下，每天早晨起床我都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高兴。”这是访谈还未正式开始时，谷雪儿突然对我说的一句话，接着她便打开了DVD跟着里面的歌唱了起来。

用命换来的纪录片之路

“世界对于我，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到过的地方，一个是未曾到过的地方。”

采访就在谷雪儿家的玻璃屋里进行，玻璃屋所在的院子很大，大到能装载一个菜园：青菜、萝卜、番茄、薄荷，全是亲自培植。

“我从小就开始写诗，从我爸那儿捡他不看的书看，《红楼梦》、李清照，那些古书里的古诗我背得滚瓜烂熟。写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谷雪儿说。我们的交谈从她的多重身份说起。1997年谷雪儿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谷雪儿诗集》；2003年，长篇小说《生命在于折腾》面世；2007年，她的长篇纪实文学《纳西人的最后殉情》出版，并获得广泛关注。

雪儿说她关注纳西人殉情这个题材，是因为对东巴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到东巴文化的大东巴们（东巴教祭祀）渐已年迈，甚至相继离世时，我觉得一定要抢着记录下这个文化，我甚至觉得它对人类文明有重大意义。”于是，她告别城市，彻底扎根在云南的偏远山莽间做田野调查，这一扎就是三年。“我这个人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书出来后，她觉得用文字的形式呈现仍然不够，便拿了家庭DV去拍，但效果和功能完全达不到要求，于是她又回到城市，为自己想做的这件事找资源拉赞助，终于有了专业的摄制组和马帮跟着她上路。

队伍有了，器材有了，压力却也随之而来。整个团队一天的消费是三千五百元，如果碰上下雨或者特殊原因不能拍摄，这个钱就等于白花。当所有人都以为苦尽甘来的时候，其实游戏才刚刚开始。“这几年里，我走掉四个脚趾甲，在一次摔倒后没有及时就医，右腿得了滑膜炎，险些要截肢。你要问我，这部纪录片对我的意义有多大？它是我用命换来的。”谷雪儿斩钉截铁地说，“我想大概也很少人能体会这种‘每天早晨看到自己还活着都感到高兴’的感觉吧。”

沙漠之花

“我的内心没有荒原 | 只有生生不息的信念 | 一直孤愤在路上 | 当我一次次回头 | 每一步都是春天。”

“母亲从小就教我靠山山倒靠水水流的道理，所以我打小就明白，只能靠自己活下来。”谷雪儿出生在辽宁葫芦岛的一个小村子，九岁那年，母亲带着她们四个孩子去黑龙江投奔她的父亲，父亲读遍通史，吹拉弹唱，还讲评书，但一出门就几个月甚至一年不着家。母亲带着他们，在一片陌生土地上白手起家。“难，太难了。我的弟妹们可以说是我和我妈一起养大的。”回忆起过去的生活，谷雪儿语气里丝毫没有忧伤，或许她早已跨过命运的鸿沟，走上自己的山峰。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谷雪儿就是三个弟妹的妈，照顾他们生活，安排他们上学。“我一直很自卑，自卑了许多年。”坐在面前自信满满的谷雪儿说。六岁的时候，醉酒的父亲将母亲的左眼打瞎，从此，家中再没装过镜子，有人夸谷雪儿长得好看，她不自知。后来谷雪儿依母亲的心愿，考上北京广播学院，大学里的同学都谈恋爱，她没有，她要打工赚学费。

1993年大学毕业，如同与往事干杯般，谷雪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北方，取了深圳。当时，深南大道还没有修好，谷雪儿那首诗《深南大道》就是这么来的，“十六年前，我触摸过你的脸，那时你满脸灰尘。”然而，生活并没为此减少奔波，就像谷雪儿说的，“我的人生里从来没有运气之说，也没有捷径或是别人的帮助，我所有得到的都是比别人多十二分的付出。”因个性不合从电视台辞职后，为了生活她卖过花、睡过公园、逃过房租。那时很多和她一起来的女孩都嫁了香港人，以求安稳，但她不，她从小照料着自己长大，太知道自己要什么了。1995年起，谷雪儿的诗集和小说陆续出版，她走上了自己从小就设定的道路。

爱的代价

“在黑夜我便习惯地走进独居的殿堂 |和爱情相撞 |感性地凭借一本诗集 |我就会唱出爱情的歌 |回避年少时的锐利和锋芒 |准备幸福 |长驻爱情 ”

现在的谷雪儿最愿意谈的是她的女儿――月亮。“月亮是我求来的，那年，我去尼泊尔请愿，希望能有个女儿陪伴我，老天就给了我一个女儿，她是我的命。”言语间，充满慈爱，“我想给她更好的生活，让她衣食无忧健康快乐，不要再受我以前的苦。她来了，我觉得好像我的新生，我叫她月亮。”

也许24岁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最终带给她的是来自月亮的恩赐，而关于爱情，谷雪儿说：“你要问我，现在我要什么样的爱情？我要被阳光照耀的爱情，是闪着光的，每个角落都没有阴影。”也就像她的人生，曾经的悲欢离合没有成为她，她把过往放下，崭新地迎接太阳。”

舒展的折腾

“生活本来就是在创造中实现平坦，或许我更需要的是颠覆生活，颠覆平坦。”

谷雪儿性格率真，心直口快：“折腾，原来是个贬义词，现在我觉得是个挺好的词儿。你说谁不折腾？折腾就是生命的常态。”“安逸？”“我不相信安逸，就算看到，那也只是看到的表象，谁的生活没有波澜啊？”“为什么折腾？因为堵得慌啊！你说现代人的生活谁不堵得慌？”“那怎么办？那就折腾呗。”谷雪儿滚珠子般说出这段话，就如她这些年不停歇的人生，游走、写书、冥想、拍摄、教学。

但有了女儿后，她的生活慢慢定下来，而所谓的“折腾”也有了更深层的含义，用她的话说，就是要“舒展的折腾”。舒展就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把身体打开，把眼界打开，把思想也打开。“我希望十年后，我可以不这么忙了，和月亮一起，去周游列国。”

不过谷雪儿还有好几部纪录片准备拍摄，关于东北、云南的题材；今年要出三本书；另外编了四年的电影剧本今年也要开机，是关于纳西族古老村落的爱情。她从不允许自己懈怠，一如她这些年的一步一个脚印。也许，谷雪儿会一直这么折腾下去，只不过之前的折腾是为了生存，而现在的折腾就是为了舒展了，正如她在诗中所写的，也是她一直强调的人生意义――“做一件可传世之事消磨岁月，交两个有胆识之人谈古论今。”

Q & A

《BLOOM》：你认为花样盛年的女性是什么样的？

谷雪儿：在我以前年纪小的时候是不懂得原谅人的，而现在，如果相同的那个人犯了一样的错，我想我是可以原谅的。岁月让我懂得了许多，我想这个时刻的女人应该明白活在当下的道理，并有着自己的兴趣和奋斗目标，还有自己的事业。

《BLOOM》：你觉得什么是幸福？

谷雪儿：幸福其实就是一种自由度。就是见自己喜欢的人，说自己喜欢的话，干自己喜欢的事，吃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就是幸福。

《BLOOM》：怎么形容自己当下的状态吗？

谷雪儿：现在挺好，没那么折腾了（笑）。因为生活有了另外的路径，种种菜、养养花、写写书、养养鸟，还有孩子，当你有了另外的生活方式，你自然就不那么折腾了。所以我说，我之前一直在耕耘，现在终于是收获了，当我一次次回头，每一步都是春天。

Profile

谷雪儿

诗人、作家、纪录片导演，现任职于深圳大学。1970年出生于辽宁，199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1993到深圳后，陆续出版了小说《翻脸》、《生命在于折腾》，诗集《谷雪儿诗集》、《谷雪儿诗选》、长篇纪实文学《纳西人最后的殉情》。2011年拍摄的聚焦云南纳西文化的纪录片《最后的大东巴》获得阳光卫视世界华语纪录片大赛长篇组奖。

谷雪儿一天的Timetable

07:30 在女儿醒前起床，穿戴整齐，让女儿看到一个干净漂亮的妈妈。

09:00～12:00 工作。为自己的纪录片后期制作。

12:00 与女儿共进午餐，陪女儿玩。

14:00～17:00 备课、写作。

18:00 晚餐，不定期会友。

19:00～21:00 到深圳大学讲授世界文学。

第5篇：许我一个红楼梦范文

如果说2006年是暖冬，那么，东方卫视如火如荼进行中的《舞林大会》无疑是为这个暖冬加温的一把火，烧遍了申城的大街小巷，蔓延至全国的娱乐前线。

如果说《舞林大会》是一把火，那么，科班出身的盖丽丽就是这堆火中助燃的那根柴，时而翩翩舞衣袖，款款眉目情，还有精致浓烈的妆面平添的妩媚和妖娆；时而咖啡色西装，带花礼帽，中性风中渗透着亦庄亦谐的俏皮和性感。

如果说盖丽丽是助燃《舞林大会》的其中一根柴，那么，早年和舞蹈结下的不解之缘，才有了一个与更年轻的演艺明星在舞台上一较高下的她，一个风情万种的她，一个光彩熠熠的她。在岁月面前，仅仅止步于决赛的盖丽丽，已经赢得超越比赛本身的愉悦。

与很多明星聊理财不同的是，盖丽丽的理财生活似乎和舞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千丝万缕。

赚钱从舞蹈表演开始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人生第一次赚钱是在15岁的时候，参加演出表演舞蹈的酬劳，当时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妈妈。”盖丽丽回忆道。

盖丽丽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在她刚刚有了一点钱，能够租房子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妈妈接到北京。“那时候，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却极其快乐，就连吃方便面都能吃得喷喷香，原因很简单――和妈妈在一起。”

说到自己的理财观，盖丽丽告诉记者：“我是特别不会理财的那种，但我一直懂得会赚才会花这一道理。”说完，她给记者举了一个她求学时期的例子。“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赚钱了。每次演出得到的费用，我也不存银行，就是特别简单、特别单纯地用报纸包好，放到我一个小小的皮箱里，我也不去花它，就那样放着。就这样一包一包，当有一天我的小皮箱都放不下它们了，我就把小皮箱给了我妈妈。妈妈着实被我吓了一跳，她说：‘天哪，孩子，你哪来这么多钱?’但缓过神来之后，妈妈还是相当欣慰，孩子会自己赚钱养自己了。”

尽管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在她心目中，拥有财富的多寡并不和幸福指数成正比。

“我觉得凭演员拍戏的收入，对维持我较高的生活标准足够了。我觉得100万或1000万元，给我带来的生活质量是一样的。赚钱也是一种乐趣，但只有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赚来的钱，才会使你有一种成就感。”

第一代的演员个体户

在《舞林大会》的后台，接受采访的盖丽丽快人快语，直爽果断。也正是这样的性格，让她多次放弃了他人艳羡的工作，成为了我国第一代的个体户演员。

我行我素的盖丽丽是从影视圈走红的，但影视表演却不是她的老本行，她把宝贵的学习年华全部奉献给了舞蹈。她由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洒满汗水的6年苦练还没有得到一次在舞台上展示的机会，就被北京电影厂的陈强老师从学校直接要去参加演出了第一部影片《瀚海潮》。

作为一名舞蹈演员来说，青春是短暂的，舞台表演经验也至关重要，不能想象，多年未上过舞台跳舞的盖丽丽再登舞台时，舞蹈能跳成什么样子，结果是不少人为盖丽丽惋惜，却不知盖丽丽心里正得意，年仅18岁就成了北影厂演员剧团的专业演员。

因为盖丽丽的条件出众，当时电视剧《红楼梦》筹拍时还请她去出演林黛玉，因为那时候很多电影演员和导演还看不上电视剧，认为电视剧和电影相比也就算是二三流的东西，加上北影厂又在筹拍几部电影，所以陈强就劝盖丽丽不要接拍电视剧。在拍了几部电影之后，盖丽丽想考上戏，她就必须从北影辞职，放弃人人都羡慕的工作。当时盖丽丽虽说年龄不大，却很有主见，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工作。后来她从上戏出来也是“自作主张”当起了内地最早的个体户演员。

成为影视个体户后，《围城》中的陆小姐、《大酒店》中的金婉小姐、《爱你没商量》中的许童童等，都是盖丽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形象。在她正可以在影视圈里大有可为的时候，她又突然从荧屏转向了歌坛。她对自己的行为做了如下解释：成功有两种，一种是得到世俗社会的承认和敬重；一种是渴望尝试不同生活的愿望得到满足。只要自己的愿望达到了，她就将其视为成功。这倒是一段绝妙的内心独白，难怪在别人议论纷纷时，她能不作任何解释，坦然处之。

投资电视剧引债务官司

在投资上，所谓不熟不做，盖丽丽一直以来似乎都更钟情于自己的老本行电视剧。在电视剧《生活秀》拍完之后，盖丽丽就有了自己做制片人的想法，《因爱之名》就是她第一次当制片人的作品。同时，盖丽丽还购买了很多部小说的改编权。

不过盖丽丽对于电视剧的投资并不如她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规划来得一帆风顺，今年她在电视剧上的投资就惹来了债务官司。原来盖丽丽与他人于2002年5月共同出资成立了北京喜年电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2年12月16日，国基环保高科技有限公司与喜年公司签订《关于共同投资拍摄22集电视连续剧》的合同，约定由国基公司投资人民币260万元，拍摄完成播出后，国基公司收回全部260万元投资，并保证投资年收益为20％。合同书签署后，国基公司在2002年12月20日向喜年公司付款240万元。

岂料两年后，由于没有收回成本，国基公司于2004年7月8日与股东盖丽丽及喜年公司签约，由盖丽丽提供北京龙城花园两套商品房折价240万元作为国基公司投资本金归还给国基公司。但签约后盖丽丽始终没有交房，国基公司因而到法院。审理中法院查明，2005年5月9日，喜年公司另一出资人已将龙城花园两套商品房转卖他人法院认为，盖丽丽明确承诺愿以提供两套商品房的方式向国基公司返还240万元，由于她目前不能交房，应以其他方式继续履行债务。因而法院终审判决盖丽丽返还240万元。

爱美也是热爱生活

第6篇：许我一个红楼梦范文

大家上午好!(掌声)

非常高兴许校长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谈一谈我在北大的体会。(掌声)

可以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开始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能做一点事情。

学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笑声)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笑声、掌声)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笑声)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笑声、掌声)。我也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笑声)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中模仿广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普通话还依然讲得不好。

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北大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掌声)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所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书从眼睛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掌声)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说：“我已经忘了。”(笑声)

我也记得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掌声)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老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导致考试不及格。我找到罗教授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就毕不了业。”，罗教授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记住了，未来你一定要做出值得我给你分数的事业。”(掌声)所以，北大老师的宽容、学识、奔放、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掌声)

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高考经过三年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切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掌声)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笑声)

我也记得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掌声)。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现在他也在新东方，是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他每次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北大给我们每个月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票。如果他没有饭菜票了就到处借，借不到就到处偷。(笑声)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份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饭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笑声掌声)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的同学当时在北大，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班之一。而且我们班当时非常地活跃，光诗人就出了好几个。后来挺有名的一个诗人叫西川，真名叫刘军，就是我们班的。(掌声)我还记得我们班开风气之先，当时是北大的优秀集体，但是有一个晚上大家玩得高兴了，结果跳起了贴面舞，第二个礼拜被教育部通报批评了。那个时候跳舞是必须跳得很正规的，男女生稍微靠近一点就认为违反风纪。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初要更加幸福一点。不光可以跳舞，而且可以手拉手地在校园里面走，我们如果当时男女生手拉手在校园里面走，一定会被扔到未名湖里，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在校园里面走。(笑声掌声)

我也记得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刚好是二十五个男生二十五个女生，我听到这个比例以后当时就非常的兴奋(笑声)，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是一个配一个。没想到女生们都看上了那些外表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外表不怎么样，内心充满丰富感情、未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女生一般都看不上。(笑声掌声)

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希望能在成绩上赶上我的同学，但是就像刚才吕植老师说的，你尽管在中学高考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后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也是各个省的状元或者说第二名。所以，在北大追赶同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尽管我每天几乎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后几名。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也没有女生来爱我安慰我。(笑声)这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这个病叫做传染润肺结核。当时我就晕了，因为当时我正在读《红楼梦》，正好读到林黛玉因为肺结核吐血而亡的那一章，(笑声)我还以为我的生命从此结束，后来北大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现在这种病能够治好，但是需要在医院里住一年。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苦闷了一年，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六百多首诗歌，可惜一首诗歌都没有出版过。从此以后我就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是我这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但是没有优美的文笔，所以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他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每一个同学大概都能背。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掌声)

记得我在北大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四十年”。(掌声)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笑声掌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多同学后来可能很轻松地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播音员当了整整四年。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笑声)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低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掌声)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掌声)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一岁到十八岁的岁月中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贫困家庭，你不能说老爸给我收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该怎么走，成为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五百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九十七分。(掌声)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和我讲起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个礼拜都会带六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不给你也不能抢，但是从此同学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掌声)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笑声)。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一起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十年，到了xx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包括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等。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掌声)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掌声)

第7篇：许我一个红楼梦范文

我碰都没碰蒋雯丽一下

在电视剧《金婚》中，张国立饰演男一号佟志，蒋雯丽饰演女一号文丽，两人有许多“床上戏”，而每场“床上戏”张国立的表演都十分细腻。

《金婚》播出后，很多人说他这些“床上戏”演得好，可每当有人提到这个话题，张国立都会给人一种紧张的感觉。一次几个好友聚会，有人又提起这茬儿，张国立一听立马打断朋友的话头，着急地提高嗓音说：“戏里所有床上戏，我碰都没碰蒋雯丽一下！”说完又举起右手，追上一句：“我发誓！”然后看着大家惊讶的神态，眯起眼睛笑呵呵的说：“嘿！本人就这么有技术！”他的话语和动作让在场所有的朋友都笑翻了天，看着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张国立又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有一次拍完一场床上戏，你猜怎么着？大家发现被子下面的我们俩每人还裹这一床被子，这样的双保险把导演都弄得哭笑不得！”

大家很敬佩张国立拍床上戏的“技术”，但透过他的“技术”大家也体会到了他对妻子、对家庭的一片真情。

演完《金婚》后，经常有人问张国立：“你对自己的婚姻怎么看？你们夫妻能否走到金婚？”每次张国立都肯定地回答：“我现在的婚姻很美满，我敢保证，我达到金婚没有问题。我能守到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时候！”同时他还会说出自己的婚姻观：“婚姻不怕出现坎坷，关键是出现了问题如何处理！”看得出张国立对如今的婚姻非常珍惜。

七尺男儿敢爱敢追有担当

张国立与邓婕是1984年拍摄电视剧《密码没有泄露》时认识的，1987年在拍《死水微澜》时又相遇。几年不见，俩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张国立的婚姻已经裂变，邓婕也成了走出围城之人。相同的命运，长期的四川生活经历，使张国立与邓婕这个川妹子很谈得来，加上两人在剧中分别担任男女主角，接触频繁，戏演完了，感情也擦出了火花。张国立感到：邓婕温柔、贤惠、宽容、大度，当时虽已凭着电视剧《红楼梦》中王熙凤一角名满天下，但一点明星架子也没有，与她在一起毫无压力。随着交往的加深，张国立越来越觉得和邓婕在一起非常愉快！冥冥中认定她就是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另一半。张国立是个性情中人，认准的事情出手一向果断，于是为了爱情，他下决心开始追求邓婕。

然而这次爱的追逐，刚一开始就让张国立经受了严峻考验。拍完《死水微澜》后，邓婕为了提升自己，有意到北京发展。而此时，张国立已是四川省人艺的招牌演员、戏剧“梅花奖”得主，并担任了省青联常委、省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等重要社会职务，在四川省内也算得上是一个响当当的“腕”了。是留恋四川已有的成就，继续享受鲜花掌声，还是与邓婕一起到北京从头开始打拼，成了张国立必须面对的难题。一面是名与利，一面是情与爱，何去何从，张国立备受煎熬。经过数日辗转反侧的思考，张国立觉得：只要自己基本素质在，事业可以重新打拼，但心仪的爱情如振翅飞舞的蝴蝶，如果抓不住它就会翩然而去……经过反复掂量，最终张国立决定，为了邓婕的愿望，为了自己未来的幸福，也北上到北京发展。成都的朋友知道了他的决定后，纷纷劝他：你张国立在四川地区已算名人，如今人生地不熟地跑到北京，未必能混出什么名堂。北京那地儿，大腕名人多得上趟厕所都能撞上好几个，能数得着你吗？与其跑到外地当八竿子打不着的凤尾，还不如留在四川稳稳当当做鸡头！然而经过三思之后的张国立去意已决，毅然放弃了四川的一切，于1992年底来到邓婕身边，也成了“北漂”中的一员。

为爱情而“北漂”

北京不比成都，张国立在这里两眼一抹黑，没有门路，没有背景，没有靠山，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结果境况远比他想象的糟糕，他这个四川人艺的台柱子，戏剧“梅花奖”得主，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拍戏的机会。无奈，他只好成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满北京城到处窜，一家家影视单位跑，进了一家就问：“你们招演员吗？”常常不是遭白眼，就是遇嘲讽，精神上连连遭受打击。不仅如此，那时张国立生活也异常艰难，经常身上不超过5元钱，有时连早餐也舍不得吃，弄得他这个堂堂七尺男儿整天灰头土脸的。

后来张国立遇到了八一电影厂的一个熟人，他知道情况后点拨张国立：“你要想在北京做点事，就得先从当配角开始！”于是当了好多年主演的张国立开始给别人跑龙套、配音，后来又接拍MTV，那段时间，他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一天忙到北京城万家灯火时，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是常有的事，而且收入很可怜。但再苦再累，张国立为了爱，始终没有产生过“打道回蓉”的念头，他也始终不忘邓婕的鼓励：凭你的能耐，迟早能成事！

看着张国立为自己付出的辛苦，邓婕常常暗自流泪，为了改变俩人的处境，她也不管当小配角还是跑龙套，只要能挣钱就上。那段时间，什么正剧、悲剧、喜剧，大大小小的角色她全演过。有一次，邓婕在一部电视剧中演一个小配角，有个镜头是她给主演穿衣服。主演是位影视新星，嫌她动作慢，对她大声喝斥。邓婕气得真想臭骂她一顿，但想到自己和张国立艰难的处境，只得把委屈和酸楚强咽进肚里。回到住处，邓婕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正哭着张国立回来了，问她怎么回事，她马上擦干泪，脸上堆笑地说：“没什么！”在张国立的再三追问下，邓婕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我一个大男人让你受这么多苦和委屈，真是对不住你！”听了邓婕的诉说，张国立心里非常难过。

几天后是邓婕生的日，在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租住屋里，张国备了酒，又亲自炒了几个菜，为邓婕庆贺。送上生日祝福后，张国立起身端起酒杯，恭恭敬敬地给邓婕敬了一杯酒：“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邓婕也回敬了他一杯：“我相信你的实力，你一定有出头之日！”

这样艰难的日子他们一直维持了两年多，直到1994年，张国立终于时来运转。这一年，他连续接拍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电影《混在北京》和MTV《霸王别姬》播出后，市场反响都不错，制片商开始注意到这个形貌平平的“外来汉”，一些重要角色的片约多了起来。或许正是生活的酸甜苦辣磨炼了张国立和邓婕这对相爱之人，使他们对生活和艺术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也更加珍惜彼此间的感情。1996年，经过长达8年多的追求，张国立终于迎来了红绳相牵的那一刻，与邓婕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怕老婆的人一定能发达”

张国立有句“名言”：怕老婆的男人一定能发达！很多人说他这句话如同他演的许多古装戏中的台词，是句戏言。但张国立却说这是自己多年的经验总结。他始终相信自己当初的判断：邓婕是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另一半。时间证明，张国立所说的“怕”，其实是对邓婕才能的一种肯定、一种敬重，因为邓婕不论在张国立的演艺事业上，还是生活中，每到关键时刻，总能给他鼓励、支持、关爱，常常一两句就能给张国立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早在拍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时，张国立就有了这样的感触。当时剧组找到张国立，让他出演乾隆一角，张国立思量再三却不敢接戏。邓婕赶紧问他为什么？张国立坦言：“郑少秋主演的《戏说乾隆》在内地影响很大，我怕费力不讨好。”邓婕听了立即说：“一个好演员，就要敢于接受挑战，敢于创新，缩头缩尾永远成不了大器。”一句话激醒了张国立，是啊！不闯、不搏，永无成功之日。他马上接下了这个角色。但戏刚开拍时，张国立还是不太自信，表演有些拘谨。在剧中饰演一个小配角的邓婕看到这种情景，下了戏就在片场守着张国立，不时提醒他：“你是皇上，应该放开演，别让龙袍限制住了。”邓婕的提醒，大大增强了张国立的信心。那段时间，一有空张国立就和邓婕一起研究剧本、分析人物，开诚布公地谈自己的看法，听邓婕的意见。最后，张国立终于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了导演的认可，他扮演的皇帝形象更是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后来张国立在《康熙微服私访记》中再次扮演皇帝，在获得空前成功，皇帝形象奠定了他在影视圈的地位，并以康熙一角荣膺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为他的演艺事业添上了亮丽的一笔。

随着《康熙微服私访记》等多部电视剧的热播，张国立的事业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开始制片、导演、主演一肩挑地拍戏，常常压力很大。于是邓婕主动放弃自己发展的机会，来到张国立身边，在剧组里扮演一些戏份不多的角色，腾出更多的时间帮助张国立分担压力。每一部戏开拍，她都在保证演好自己扮演的角色的同时，精心操持着剧组上百人的吃喝拉撒睡等诸多杂事。剧组里的所有配音、混音等制片人工作也都由她打理，里里外外什么都干，心甘情愿地站在张国立的光环后面。丈夫与剧组人员在工作上发生了矛盾，也总是邓婕出面把事情摆平。有一次，张国立把副导演骂哭了，戏只得停下来。邓婕立即找副导演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说得副导演破涕为笑，重新投入了工作。

第8篇：许我一个红楼梦范文

而谈起这些年“文化评弹”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概念提出者之一，沪上首位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周红感慨万千……

台上的周红怀抱琵琶浅吟低唱，轻拢慢捻间充满江南女子的温婉柔情。然而，生活中的周红却是快人快语，尽显时尚女性的干练。“你尽管写”，她开门见山地对笔者说，“我不怕得罪人，也不怕被人骂。”的确如此，这一晚，茶室略显昏黄的灯光下，周红将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谈恩师、搭档、好友，谈自己的困惑，受到的责难，也谈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当然，谈得最多的是“文化评弹”。语气从容，毫无矫饰，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周红，一个真爱评弹的周红。

文化，由内而外

2012年，周红的第一场文化评弹演出问世，取名“香远益清”，取周敦颐《爱莲说》之文意。在周红看来，评弹和莲花有许多相通之处――她出身草根，却卓尔不群，有着高洁之美。周红要做的，就是传递这种“美”。

在东方艺术中心的这场演出中，走进剧场，人们便感受到了与传统书场截然不同的演出氛围――一桌二椅被撤去了，代之以整堂典雅的明清家具。演出还采用了大屏幕，配合每出书目的不同而变化，但主题都是清雅的荷花。这些背景，每一幅都是周红和合作者徐惠新精挑细选的。就连演出字幕的字体，周红也是再三斟酌。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却传达着周红的制作理念：就是要做最雅致的评弹。这一切的变化，也带来了演出环境的变化，不见了传统书场的喧嚣嘈杂，人们凝神屏气，怀着虔诚的心来欣赏一种――文化。

这些“文化评弹”带来的变化，更多的是一种外在形式。而静静坐下之后，人们发现，变化的，不仅仅是舞台呈现。文化评弹的演绎内容，似乎也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评弹如何跟上时代？如何抓住年轻观众？是文化评弹想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她和搭档徐惠新已经探索了多年。周红说，如果没有徐惠新，自己未必能坚持走到今天，或者，如果缺少了徐惠新的智慧，文化评弹也未必能达到今天的文化层次。对于这位两度获得“牡丹奖”文学奖的“多产才子”，周红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徐老师不仅是当下评弹届的‘一支笔’，更是众所公认的评弹界的‘创新先锋’。他对传统烂熟于心，又能准确抓住当代观众的兴趣所在，将传统和现实结合起来。我们创作的一些新书目，比如《啼血杜鹃》，说的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历史故事，却也有借古喻今的地方，故事是老的，观念是新的，《杜十娘》《情探》，莫不如是。”从2013年“徐惠新周红文化评弹鉴赏会”起，两人的合作珠联璧合。不仅创作新篇目，也对很多传统书目做了审慎的改编。比如《闻鸡起舞》，比如《杜十娘》，又比如《情探》。“我们会更多从现代人的审美、从人性的角度去审视这些传统，而不是依旧强调过去的阶级评判概念。”

如今，“文化评弹”带着荷花的悠远清香，已渐渐渗透到很多人心中。在之后的几场演出中，周红和徐惠新还曾经尝试过将香道、花道一一引入演出之中。

“‘文化评弹’不仅仅是‘评弹文化’。”周红说，“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它可以是影响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传统在气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我都愿意和它们进行一次对话。”周红承认，这些大胆的尝试，源于自己一直是个“不安分”的人。

改变，时不我待

“不安分”，可能是很多圈内人对周红的评价，而周红的这种“不安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评弹现状的“不安”。两年多前的一次评弹研讨会上，一位国内知名文化学者谈及对评弹的看法时说：“你们没有本事就不要去创新，还不如把评弹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或许再等500年，会有一个有缘人发现她。”当时，坐在台下的周红心中冒出了三个字：“凭什么”？为什么只能等待？难道我们就不能做些什么吗？周红觉得自己不能“安分”。

这种“不安分”的心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两位恩师的教导。周红是幸运的，无论是蒙师余瑞君还是余红仙老师，两位恩师都有一种开放的艺术心态。“他们从不曾用自己的艺术观点绑着我，而是希望我在习得传统之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呈现方式。”周红告诉笔者，余红仙老师曾经非常直接地对周红说：“你的嗓子不如我，要是照着我的样子唱，早晚是要唱死的。”

老师们为周红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艺术心态，然而，“找到自己的呈现方式”又谈何容易！看似云淡风轻的周红，也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那段日子，整整十年！ 从1998年到2008年，是周红在书坛上风生水起的十年，演出频繁，声名渐著。然而，鲜花和掌声背后，周红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十年里，我说的都是传统篇目，像《描金凤》《双珠凤》《珍珠塔》，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可内心却无比痛苦。因为，整整十年我的艺术几乎没有丝毫进步，相反，却是在不断地消耗、透支自己。”周红一直坚持一种观点，如果一位演员只是模仿、继承前辈的唱腔艺术，而未能有自身突破的话，那么即使他的先天条件再好，至多到四五十岁，必然走下坡路。周红也是这样，那几年里，嗓子动辄出问题，吃药打针各种治疗方式都成效不大，不得已声带开了刀，可是回到台上，还是一唱就哑。周红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下去，自己的艺术生命维持不了多久了。为此，周红一直在寻找一种改变――唱法上的，更是理念上的。

有两场演出，对后来“文化评弹”概念的诞生影响很大。一次是周红观赏谭盾的《水乐》演出，“当时周围坐了很多音乐学院的专家，也有些人骂，但我觉得深受启发――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却可以用这种方式呈现。那么，评弹的呈现方式是不是也可以改变，不仅仅是传统的一桌二椅呢？”还有一次是周红自己在台湾的演出经历。演出是由台湾著名文化评论人林谷芳策划的，汇集了两岸各剧种的代表艺术家。“整场演出只有一个内容――《红楼梦》中的‘葬花吟’，用各种不同形式演唱。”周红回忆说，当她一个人抱着琵琶走上舞台时，台下两千观众，鸦雀无声。“仿佛整个剧场、整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只有一个林黛玉”。这样的感觉，是从未有过的。对比国内的书场，周红说，很多老听客其实是把书场当成一个交友的场所――你在台上唱，他们在台下聊天――有时候，我们在台上唱得声情并茂，台下已经开始打呼，那种挫败感，是无法形容的。但是，台湾的这场演出，让周红重新感受到了艺术的尊严、艺术家的尊严、文化的尊严。“文化评弹”四个字，渐渐在脑海中有了一个雏形。

曲高未必和寡

出人意料的是，就是“文化评弹”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一经提出就遭来众多冷嘲热讽：“难道只有她周红有文化？我们都是没文化的人？”有同行这样讽刺。最高580的票价也成为非议的焦点：“周红到底想干什么？像她这样吊起来卖，到底还要不要为人民服务了？”

旁人的议论周红可以当做耳边风，可是好友们的关切提醒，却不能不让周红思考。而当时评弹的普遍票价是5元，乡音书场定价最高，听一场也不过15元。周红最默契的搭档、“文化评弹”的合作者徐惠新问她：“你知道你的票价是原来的几倍吗？票子卖不掉怎么办？”几倍？周红真的没多大概念，她想的只是如何让自己的“文化演出”值得起这个票价。当时，周红自掏腰包拿出了11万，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11万血本无归，全部赔进去。“至少，我也尝试过了，死心了。”与此同时，周红还有一个别人很难理解的“坏习惯”――绝不送票，无论领导好友，要看我的演出，请自己买票入场。“哪怕一张票都卖不掉，哪怕演出时面对一个空场子，我也不会送票，因为，那是对购票入场的观众的不尊重”。周红很执拗，但也很坚定。

抱着这样决然的心态，第一场演出正式拉开了帷幕。虽然之前雄心壮志，但周红心中不无忐忑。演出现场，有一位外地的老师特地买了第一排的票来看。演出结束，周红连夜打电话给老师，问的第一句话是：“您觉得580的票价值不值？”“值！太值得了！”老师激动地说。“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事后，各方面的反馈也都证明了周红的成功。最让她感到开心的，是微博上一位80后白领听客给她的留言。这位可爱的女孩告诉周红，自己自小是个评弹爱好者，但在办公室，她从来不敢说出自己的爱好。因为，在同龄人的眼中，听评弹的都是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书场就是可以大声喧哗、随便嗑瓜子的茶馆店。“可是，今天您让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在办公室里说一句‘今晚我去听文化评弹了。’您让我觉得听评弹特有腔调，您下次什么时候再演出？我要邀请同事一起来。”周红说，她就是要让评弹有“腔调”，让听评弹变成一件有档次的事情。“其实，早在解放前，评弹的观众就分很多档次，有价格低廉的大众书场、茶馆，也有高端的。我们的老先生出入仙乐斯这样的书场，都是 头势煞清、长衫簇新，一丝不苟的。”周红说。今天，社会多元化了，演员为什么不能多元化？为什么到了今天，就不能做高端的评弹演出了？难道那些高端听众就不是人民大众了？“我就是要通过影响一批有文化的听众，再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影响更多的听众。”

吾道不孤矣

“香远益清”的演出是一次尝试，周红做得很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亲力亲为。“甚至在演出前，一边化妆，一边还在接洽票务的事情”。但即使如此，也有不少朋友通过各种形式给予周红支持。演出时台上摆放的整套的明式家具是一家红木艺术馆免费借的，馆主和周红是第一次认识，只是听说周红要搞文化评弹，立刻表示无条件支持。一开始，周红有些担忧：明式家具售价都高达数万元，万一运输途中发生损坏怎么办？没想到对方爽气地说：“弄坏了我们自己修，你不用担心。”这句话让周红大为感动，原来，真的有那么多人，愿意为了文化而无私付出。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尝试，随着文化评弹的连续演出，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而合作者的道路也渐渐庞大起来。“我们的影响力是慢慢扩大的，观众群也一直在向年轻化发展，这是个好兆头。不仅如此，有很多人主动和我联系，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这其中，也绝大部分是年轻人。”现在，周红、徐惠新身边有了一群充满热情的“同道中人”。每每说起他们，周红都会用两个字形容：“可爱”。周红依旧记得，“相思一水遥”的时候，导演俞鳗文连夜趴在东艺的舞台上，用一颗颗红豆装饰第二天的演出地面。“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求回报，只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把文化评弹做好。”

对于“文化评弹”，周红徐惠新将它视做一颗珍贵的种子。“我们希望文化评弹不仅仅是昙花一现，我们要坚持下去，慢慢地，把影响散发出去。” 于是，便有了2014年的“相思一水遥”，有了前不久的“琵琶・纪”。每一次演出，周红都会有所突破，他们推出了演出专刊、明星片、邮票……也让文化评弹的展示原来越全面。

周红说，相比于2012年的那次突破，现在她更愿意采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广文化评弹。每次都会多做一点点，有一点新的不同，慢慢地积累起来，便会有一种新的境界――这种优雅端庄和从容不迫，或许也正是评弹最迷人的气质。

海纳百川成其大

周红有很多朋友，尤其有很多“跨界”的好友。除了对她产生过很深影响的林谷芳教授外，台湾的南管艺术家王心心、二胡名家马晓晖、歌唱家王维倩，以及沪上知名主播文化人淳子、梦晓等都是她的好友。在周红看来，艺术需要博采众长，那些成名成家的老先生们，哪一个不是吸收了各种艺术之精华――丽调中有民歌小调的成分，薛调有舒伯特小夜曲的旋律。“我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周红说，她从不认为“眼高手低”是一个贬义词。“眼界一定要高，要看得到、看得懂好的东西，如果连看都看不到，还谈什么创作呢？”2014年的“琵琶・纪”就是这样一次跨界的演出。台上三把琵琶――来自日本的萨摩琵琶鹤田派传人岩佐鹤丈，中国台湾的王心心，还有一位就是周红。三把琵琶，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穿越1200年的历史。“我们和岩佐先生语言不通，但是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能彼此了解，这种灵犀相通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这样的经历让周红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只有当你看到了不同的东西之后，才有能力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去发展、去创新。

第9篇：许我一个红楼梦范文

看见那只脏兮兮的流浪狗时，我和林正走在返回公司的路上。这是一段凭空多出来的时光。突然的停电让公司所有人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转过椅子，背对着黑着脸的电脑显示屏，喝茶，聊天，躲在走廊的窗户边抽烟，陆陆续续外出。

我和林去了煤医道一家南方人开的馄饨摊，陪他吃这顿本准备忽略掉的早餐。卖馄饨的是夫妻俩，当街支了个炉子，丈夫招呼客人，煮馄饨，端馄饨，妻子坐在角落里包馄饨，一拈，一抹，一捏，轻轻一抛，娴熟得像在做手指操。我常和编辑部的几位同事来这条街上吃路边摊，吃过这家的馄饨，也吃过另外几家的小笼包、过桥米线、臭豆腐、担担面。

煤医道往东，再走十分钟是大城山，林一直惦记着拍下唐山所有野生花草的照片。“过几天吧，再过几天，大城山绿了的时候”，我说。我们沿文化路往回走，公司西侧。隔着一条胡同，是座规模很小的军营，通过我办公室的窗户，可以俯瞰营院里发生的一切，每天会有很少的几个军人在院里训练，或者排队走进食堂。

就在我和林走近军营大门的时候，我们看见了那条小狗。它挡在我们面前，泛黄的白色长毛盖住了眼睛，四条腿像四根小拖把。第一眼我并没有看出什么异样，但紧接着它就开始变得趔趄，倒下，起来；再倒下，再起来，在原地打圈。我凑近看它，似乎是一条腿出了毛病。还没等我想出办法，它已经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着。

我去拍军营传达室的窗户：“门口有只生病的小狗，是你们的吗?”

一个战士和一个中尉走出来，摇摇头，回去了。

林拉拉我：“咱们走吧，没办法的。”

我不能走，我绕不开这条躺在我面前的小狗。凡事都有个缘分。张爱玲那样，“于干人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是缘分。一杯茶，一局棋，一条正巧出现在你面前的流浪狗，都是有缘分的。缘分来了，你绕不开。

我把手放在它因抽搐不停抖动的头上。即使没办法救它。至少可以陪在它身边，让它逐渐冰冷的身体感受到一只手掌的温度。林站在我的身边，关切而又无能为力。我们都是和这个外界保持着疏远的人，他是恐惧和对峙，我是不在意。我放纵着自己的不在意，却不允许自己冷漠，即使明明知道自己那点卑微的、苍白的善，对这个庞大的世界起不到任何作用。曾写过一句和春天有关的诗：“春天把自己压成一张翠绿的薄纸／蒙在生活黑黝黝布满牙齿的井口”。花朵，中午的阳光，我手掌的温度，都是这层薄纸。躺在冰冷的水泥台阶上的狗，在繁华都市里随处可见的肢体残缺的乞讨者，身上落满苍蝇的非洲孩子，是井的深和黑。

想了想，还是不甘心。马路斜对过有一家小小的宠物医院，认识医院里那个小伙子，请他看一下，或许还有办法。我一只手托住小狗的头，一只手托住它的身子，再用胳膊斜担住一点，然后站了起来。它的身子仍在不停地抽搐，但没有挣扎，隔着沾了许多草屑的长毛，它身体的温度传到我的两只手上。七年前的一天，在妇幼医院里，我用同样的姿势托起了刚刚出生的女儿，大得有点奇怪的额头，长满茸毛的红色小脸。

穿过马路，把小狗轻轻放在宠物医院的门口，推开玻璃门进去。还没等我开口，屋里一位戴眼镜的女士先说话了：“你把它抱过来了啊?我们正要去给它打针呢。”从里面一间屋子里撩门帘出来的医生，手里拿了四支药剂和一支针管。

戴眼镜的女士在我之前发现了这只小狗，买了根香肠给它，它不吃，只好来向宠物医生求助。听完她描述的症状，小伙子立即判断出了这是犬瘟晚期，病毒已经侵入神经，无药可救了。

他手里的针剂是用来给流浪狗实施安乐死的。

这不是我希望的结果，可我得尊重医生的决定，对于这只狗来说，死是一种慈悲。小伙子告诉我，它很早以前被主人带来瞧过病，当诊断出是犬瘟后就决定不治了，治疗费用是一笔她认为不值得担负的开支。可能从那以后它就被遗弃了。一只不再有人的小狗，带着越来越重的疾病在这个城市流浪。

医生让我按住小狗的头，防止它挣扎。顺便对我敢把它抱过来的勇气表示好奇。我没觉得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我抱它时，看到它的眼睛，那么疲惫、忧郁的眼睛里还有依赖，一种被那样伤害后竟然还可以存在的依赖。

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太累、太忙，很少有人去在意一只流浪狗的眼神和感情了。偏偏有喜欢多事的。女孩Y，怀孕四五个月的时候，召集几位网友成立了一个流浪狗救助小组。今年春节刚过，我参加了一次小组成员间的见面活动，见到作为召集者的Y，见到从东北来唐山做生意的“流浪狗的妈妈”。“流浪狗的妈妈”这个名字是她自己起的，她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收养流浪狗了，把一只只生病的、残疾的、脏得几乎所有人都会远远避开的流浪狗领回家，给它们吃药、喂食、洗澡，让它们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卧室的床上。一间租来的100多平米的房子，三口人，几十条狗。她说：“很多人都说我精神有毛病，我也觉得自己的生活和别人不一样，可我就是看不得它们受罪。”

见面会结束后，几个新认识的朋友一起乘“狗妈妈”的车去她的公司。行驶了不大一会儿，进入一条偏僻又坑坑洼洼的马路，“狗妈妈”突然把车停了下来，指着路边一排低矮的平房的一个角落，告诉我们：“那儿有一只!”

这排平房应该是那种正在逐步拆除的震后简易房了，因为临街，被一间间租赁下来，作为小吃店或是百货店。因为还在春节放假期间，每间店面的小铁门都紧锁着，长长的一条马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在一扇小铁门前面，蹲着一只小狗。

同车的一个女孩走过去，弯下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就把它抱了回来。

“不会是谁家的小狗跑出来玩吧?”我有些疑问。

“不会的，你看，所有的店面都关着。而且。它身上还那么脏。”它是够脏的了，长毛上不但有草屑，还有煤灰。此刻，它带着满身的草屑和煤灰静静地趴在女孩的膝头。

进了“狗妈妈”的公司，朋友们忙着拿香肠和水喂小狗，它也一点不客气。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通。

几个人又开始讨论起救助流浪狗的具体事项，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如何选址，如何募集资金，如何保证账务的公开。太多的事情要一步步去做。大家聊得正热烈的时候。发现吃饱喝足后安静地待了一会儿的小狗在不停地挠公司的玻璃大门。

“它不是想回家吧?”有人问。人们打开门，小狗真的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这小家伙真不仗义，连句谢谢也不说。

“狗妈妈”和抱它的女孩开了车跟在小狗的后面，看它到底要去哪里。

半个小时后，她们回来了。女孩笑着说：“真的是看错了，它是有家的。”她们跟着小狗回到最初发现它的地方，然后拐了一个小弯，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间更小更破的平房，里面堆满了收集来的废品。这户外地人春节没有回家。

不管怎么样，小狗是有家的，即使它在这

样的一个家里可能得不到太多的温情和美食，但它还是眷恋着这里。在外面吃饱喝足之后，它又头也不回地跑回这里。

相比而言，它比我们今天遇到的这只流浪狗要幸运得多。这话也许不准确，这只流浪狗马上就要死了，对于一个死去的生命而言，不存在幸运不幸运。

医生把药注射进了小狗的身体。针扎下去的时候，小狗猛地甩了一下头，低低叫了一声。我手上加了点力气，嘴里哄着它：“听话!听话啊，马上就好了!”

说完这话，才突然觉得有点心酸。《红楼梦》中，跛脚道人唱“好了歌”，说“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真是贴切。

过了几分钟，小狗的抽搐轻了些，但明显还没有死去。戴眼镜的女士问小伙子怎么回事，他说刚才那针是麻醉剂，直接注射致死药物，狗太痛苦了。

十分钟后。麻醉剂发生了作用，小狗处于轻度昏迷状态。开始注射致死的药物，这次药效很快，几乎是针管的同时，小狗猛地抽搐了一下，再次低低叫了一声，一泡尿流了出来，身体慢慢僵直了。

从注射药物到最后一动不动，我的手一直轻轻放在它的头上。也许它突然变得轻盈的灵魂再次睁开眼时，会看到有一双手在拉着它飞翔。

“呀!刚刚闭了一下眼睛，所有的花就都开了呢。”

杏花

杏树在农村很常见。二婶家的杏树就长在庭院的西侧。童年的我一个人在二婶家进进出出，低头抬头间，杏花开了，谢了。

二婶家的庭院在村里算是很大的，还有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很少见的阔大院门。那是因为二叔在邻村铁厂开汽车。时常要把绿色的大解放卡车停到院里来。二叔当过兵，学会了开车。由于二叔拿工资，他们的家庭条件比普通人家要好得多。我出生后不久，因母亲奶水不足，没少吃那时还在部队的二叔用津贴买来的奶粉和白糖。慢慢长大了。也总爱往他们家跑，总能得到点好吃的，一根香蕉、一个包子、一只熟鸡蛋什么的。

我总往二叔家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二婶。二婶那时嫁过来不久，刚生了第一个女儿。她是个小个子的女人，脸上有两个酒窝。

我的父母都是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生活担子又重，对孩子们的爱就显得很粗糙。从记事起我就不会在父母面前撒娇，几乎所有的要求都是通过哭闹实现的。二婶是我小时候唯一经常撒娇的人，我喜欢待在她身边的那种宁静和喜悦。

我一直喊二婶“婶婶”，在家里喊，在大街上喊，在人头攒动的集市上喊。后来，我有了三婶、四婶，我喊她们三婶、四婶，仍旧喊二婶“婶婶”。直到快初中毕业了，母亲有一天提醒我说，别这么喊了，让人笑话。我才把这个奶声奶气的称呼慢慢改了过来。

我8岁的时候，二婶生了第二个女儿，几个月后母亲生了三弟。也在那一年，我们家和二叔家开始发生矛盾。矛盾正是因为这两个新生的孩子而起。那时，我们家有了我和二弟两个男孩，二叔家有堂妹一个女孩，当二婶和母亲先后怀孕时，我们家盼望有一个女儿，二叔家盼望有一个儿子。三弟和二妹生下来后，他们曾商议换一下。但这个行动还没实施，有另外一种声音传到了父亲耳朵里，说父亲是看上了二叔的家业。好面子的父亲一怒之下，决定不换了，说再难也要把孩子拉扯成人。

那些年总有人和父亲开玩笑，说老罗啊。给这三个孩子盖房娶媳妇儿，最少得三万块钱，你上哪儿弄这些钱去啊?

父亲的反悔激怒了二叔，可能是他太盼望有个儿子了吧。他们吵了一架。我的记忆中，从那以后，父亲就和二叔不来往了，即使在街上见面也都装作没看见，亲兄弟，反而不如街坊邻居了。

二叔脾气是一直有些怪的。他在二婶临分娩时把她撵回了十多里外的娘家。二妹是在路上生的，据妈妈说，是二婶用嘴咬断了脐带。二叔听说二婶又给他生了个女儿，不肯接她回来。最后是母亲和邻居家婶子一起，在二婶满月后把她接了回来。

父母和二叔的矛盾持续了至少十年。我上高中那年，一个周末放学回家，远远就看到父亲站在二叔门口前的大街上喊着什么，许多入围着。我走近一听，好像是二叔对外人说了一句父亲认为是对他的侮辱的话。父亲是真生气了，否则以他的好强，是不肯这样让家丑外扬的。

我走过去，说了一句：回去吧，多丢人啊!父亲第一次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跟我回了家。

两家闹成这样，却丝毫没妨碍二婶和我们的关系。二婶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我照旧经常往二婶家跑。蒸了包子或煮了饺子，照旧由我或堂妹端一碗给另一家送去。每隔五天一次的邻村大集，照旧是二婶来找母亲一起去逛。如果我正好不上学，也会跟上她们，有时会吃到一支糖葫芦。有时什么也吃不上，只看她们和小贩讨价还价，也觉得挺有意思。

我当兵以后，爷爷和小叔先后去世。没过两年，又得知二婶得了癌症。爷爷去世，我专程赶回去送葬。小叔和二婶去世，家里人甚至没有告诉我。母亲后来对我说，二婶I临终时，她去看她，二婶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拉着她不停地掉泪。母亲还说，二婶去世的时候，还没出嫁的二妹哭得很凄惶，让围观的乡亲都唏嘘不已。

我回家探亲的时候，二妹也已经出嫁了。二叔独自住在逐渐破旧的屋子和仍旧很大的院子里，虽然两个女儿都很孝顺，常来看他，但他的生活仍然落寞。

二婶去世后，二叔和父亲也和好了。都老了，没那么大的脾气了。

那棵杏树，忘了是哪一年，枯死了。

1986年的格格

格格在1986年以后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所以，要想认识她，你就需要和我回到二十多年以前，我的故乡。

二十多年前，在我故乡的庄稼地里，随处可以看到精壮的小伙子、漂亮的年轻媳妇儿。村前村后的池塘里还都有很深的水。可以捕鱼、游泳。你可能会遇到正玩儿得满头大汗的我，穿着打了补丁的裤子，顶着父亲剃出的“茶壶盖”，天快黑透的时候，才背着母亲缝制的花布书包，不慌不忙地回家……

1986年五六月份的一天中午，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情，我们全年级的学生都被老师留了下来。说是全年级，也不过只有十个人。五个男生，五个女生。那一年，我们已经上了五年级，很快就要毕业考试了。

我们村当时是个只有七百多人的小村子。学生太少，学校把两个年级合在一个教室里，其中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就上自习。只有五年级是一个独立的教室，算是毕业班享受到的一个优待，不过老师仍然是语文、数学、思想品德各门课程全由一人担任的。我们的任课老师姓徐，是村支书的儿子。徐老师教课认真，性格温和。能把性格温和的徐老师气得扔下我们拂袖而去，那件事情应该很严重，可是现在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不知为什么，十个人，好像没有谁因为被留校而显得沮丧，反而都有些兴奋。女生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男生们推桌子、拉凳子。打打闹闹。那时候的男生女生之间很少说话，孩子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被人说“谁和谁在搞对象”。课桌上会画出楚河汉界，迎面遇上也故意摆出一副“非礼勿视”的样子来。

我和同桌闹着闹着就觉得没意思了，同

桌悄悄指指坐在前排的格格，问我：“你敢拽她的辫子吗?”

“这有什么不敢的?”说着，我鬼使神差地伸手拽了一下格格稍微有些发黄的麻花辫子。

格格扭头瞪了我一眼，回过头去。这下热闹了，男生们在起哄，女生们半是斥责，半是火上浇油。我本该识趣收手的，似乎又觉得这样挺丢面子，于是又拽了一下，比刚才的劲儿还大。

格格生气了，站起身来，转向后面，使劲推了我一下，骂道：“吃多了撑的啊!”

我赶忙也站起身，伸手去拦，嘴上回敬道：“我还饿着呢!”围在旁边的同学们“扑哧”都笑了出来。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你打过来，我挡回去。两个人纠缠不休。旁边的同学都围拢过来看热闹，不管男生女生。一个劝架的都没有。

格格平时是个特别文静的女孩儿，那次不知为什么那么执拗，坚持让我道歉。我心里有些发慌，盼着有人能把我们拉开，嘴上却绝不肯认输。后来可能我们僵持得太久了，有的同学开始失去兴趣。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突然。一个走到教室外面的同学偷偷溜了回来，说：“格格，你爸爸来了。”

我们的手一下子停在半空。我心里“咯噔～下子，心想：坏了，这次非挨她爸爸骂不可，要是他们找到我家里去的话，我爸爸还得使劲揍我一顿。

我赶紧对格格说：“咱俩打架，是咱俩的事情，不能告诉大人。”

说完这话，我自己都觉得心虚：人家格格凭什么听你的呀?

没想到格格答应得挺痛快：“不告诉就不告诉!”

格格的爸爸是给格格送饭来的。我们被留校的消息早已经被其他年级的孩子告诉了各自的家人。

格格的爸爸走进教室的时候，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格格从椅子上站起来迎接他，同学们继续聊天，我也心情忐忑地假装翻看课本。格格的爸爸丝毫没有觉察出异样，从一个布袋里掏出铝制饭盒。然后一边看着格格慢慢吃饭，一边和同学们随意聊着天。甚至没问我们为什么留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