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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黄帝纪元4716年。
《黄帝历》是中国传统历法,也是中国最早的历法,大量历史典籍记载是黄帝打败蚩尤后统一天下后命人所制定的历法,原历规则佚失,从一些古籍上约知一些,《黄帝历》是一种阴阳合历以建子之月为一年开始,开观象授时之起点,创制十天干与十二地支,表达阴阳五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中国历朝历代的历法几乎都沿袭这种历法基础一直传承至今,也就是今天的农历。
历法元年始于黄帝登基之日起算起,根据天干地支相互配合60年一轮回,也就所谓的一甲子,黄帝纪年影响深远,农历,道教历法均始于黄帝纪年为元年,为中国传统历法开始之年,史称开元,至今是开元4716年比西方历法元年早2697年,用开元年份减去2698就是西元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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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终于从我的良心上过去了。过了几天我一问,他妈的,其中有两只鸡也还是他们从乡下偷来的。从此后我偷鸡的方法流传开去,乡里经常听闻有鸡被偷……
??从此我给他们立下规矩:不准再偷学校的东西,包括后山的梨——后山的梨每年未长熟就被偷完了——你们要偷到外面偷去。
??这帮家伙果然听话,第二年也就是三年级的时候,每个老师都分到了梨。而且他们真的就到外面偷去了,这一回改偷鱼。
??原来学校附近是乡集体的鱼场。这鱼塘要定期清理,在清理鱼塘的时候,要把鱼用网拖上来,养到另外的小鱼塘去,这小鱼塘就是极好下手的地方。
??这一回又是我出主意。在有月亮的夜晚,拿竹扫把往小鱼塘里一搅,那几斤重的鱼就直往外跳,跳到小鱼塘外面的旱田里,我们只需拿桶去捡。而且要先把那看鱼塘的老头灌醉。我们自有办法,从镇上的酒铺里买一斤米酒,买一包花生米,送到管鱼塘的那老头那里,不用管他,那晚他必醉无疑。我们则大展手脚。
??于此三回之后,有一天乡派出所和校领导开了一个联席会,先把鬼扯脚找去了,不一会把飞天蜈蚣也找去了。我知道坏事了,只好主动投案。本次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
??一、
从重从严处罚犯事的学生,建议开除学籍,留校察看。
??二、
乡里每一个月给学校食堂免费拔给100斤鱼,以改善学生伙食。
??三、
学校负责管住学生,不能再发生偷鱼事件。
??我成了偷鱼事件的头犯。我父亲从山沟里匆匆忙忙赶出来,肩上扛了一要根扁担,又说要将我打死。
??学校开了一次全校师生大会,我在会上念了三页纸的检讨,据语文老师吴老师说检讨蛮深刻,从“人之初,性本善”写起,一直写到“五讲四美三热爱”,是一份不错的检讨。
??从此我在乡里也闯出了名。好在同学们并不会看扁我,因为每一期可以吃一次鱼。
??只有李老师气得翻白眼,还气病了,打了几天吊针。那一年是她来到这个学校之后,头一回未得到“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和“优秀党员”等称号的一年。
??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忆深刻:记得那时我们的心智可能成熟得晚些,平时不管是学习和玩乐,我们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是从不打交道的,真有一条看不见摸不着但感受得到的楚河汉界,要不然要被同学们笑话死的。
??有一天晚自习我打完篮球走进教室,就有几个同学冲着我笑,做鬼脸,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以为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们觉着好笑,左看右看什么有没有。
??我落坐后,打开课桌的抽斗,看见里面有一包纸包住的糖果,上面有一张纸条,写着“祝你生日快乐!”却没有落款。
??我环顾四周,脸上露出感激的神色。没想到坐在后排的“鬼扯脚”用手指指那位女同学。
??她是班上最漂亮的、除我之外成绩最好的,还有,也是最大胆最外向的一位女生。
??我被窘在那里,大家越发偷笑,还有人笑出声来……我一时下不了台,突然下意识地抓起那包糖果,甩得满屋子都是,然后冲出教室……
??第二天李老师找我谈话,她说:“你的原则是对的,作法则不对……你有没有换过位置想想,人家女生的自尊心……你完全可以走过去,说声谢谢又怎么啦……”
??现在想来,连原则都是不对的!
??去年我回到家乡,在一个偶然的地方见到了李老师一家。“嘻嘻”已经大学毕业,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李老师和孙校长已经退休,老得不成样子。在酒桌上我一时竟无法也无力表达我的感激和感恩的心。我望着他们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我在心里默想,这白发和皱纹,有多少是我为他们添上去的呢?
??讲到我现在的成就和出息,我说都是老师的功劳和恩德,不能报答于万一……
??李老师只是淡淡一句:“这种事哪有我们的功劳,都只是你们自己的造化而已。”
??讲起其他的老师,一一说起他们现在都在某处地方,过一些平淡的生活。多年来我为生计和名利往来奔波,竟与他们少有联系。
这些爱拾荒的老人,无论上街买菜,还是散步,都会拾一些废品回来,甚至相互攀比,看谁拾的废品。其实,老人们都有养老金,经济状况良好。之所以拾荒,多数缘于散步健身时觉得单调、枯燥,能沿路拾些废品送到收购站换几个钱,倒也增添些许情趣。有的节约惯了,不想让东西浪费。而林大爷说他少年时家境差,常常和同样大的孩子拾荒,换些小钱买学习用品,或看场喜欢的电影。“如今拾荒,其实释放的正是对儿时的那份情怀。”林大爷感慨地说。
不过有些晚辈对老人拾荒挺反感,认为把废品囤积家中不卫生不说,更丢面子。一次,邻居老穆叔的女儿把一叠钱摆在他面前说:“我拿这些钱,买穆家的面子,行不行?”女儿认为老穆叔拾荒,败坏了门风。但没想到,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却剥夺了老人的自由。老穆叔说,如果不拾荒,会在家中憋出毛病。为了保住晚辈的“面子”,改在深更半夜,街上行人稀少的时候才出来拾荒。并且用漂亮的行李包装废品,以此做掩饰。“我借拾荒每天四处走走,身子骨硬朗多了,心情也舒畅。”老穆叔开心地对我说过。
林大爷比老穆叔自在多了。林大爷可以随随便便地拾荒,儿女家中如果有废品也都会收集起来交给他,帮助他对废品进行消毒、收纳。除了拾荒,儿女还会抽时间陪林大爷打打羽毛球,骑自行车去郊外游玩,逐渐使林大爷改变拾荒的习惯,多做有利于身心健康的运动。
“金钱对我已经意义不大了。把它捐给灾区和我拾荒一样,图的是一个开心。”林大爷在捐款现场说。
这个男生叫孙慧熙,是哈尔滨第三中学的高一学生。周末的时候,同龄的孩子要么驰骋在运动场上,要么嚼着口香糖,在开着空调的屋子里玩电脑游戏,而孙慧熙却在利用休息时间拾荒。也许有人会问,是不是他家境贫寒,他在为自己筹集学费,抑或是边读书边养家糊口?不,他拾荒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希望通过拾荒来做公益,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1年前,5岁的孙慧熙在妈妈的陪同下,去哈尔滨近郊的农村亲戚家住了一阵。在那里,孙慧熙发现学校的门窗很破旧,窗玻璃是由几块碎玻璃拼在一起的,呼啸的寒风从门缝和窗棂的缝隙钻了进去,同学们冷得瑟瑟发抖,小手和脸蛋都冻得又红又肿。教室里没有像样的书桌,而上下课的铃声,则是用敲一节废钢轨发出的声音来替代的……
小慧熙的心一颤:这些农村的小朋友多么可怜啊!随即,他的眼泪像瀑布一般喷涌而出。一旁的妈妈看见了,启发道:“跟这些小朋友相比,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小慧熙边流泪边抽噎着说:“比起他们,我当然是有福气的。”
慧熙小小年纪竟然能说出如此懂事的话语,妈妈开心地笑了。她进一步启发道:“那你就要好好学习,学到本领就可以帮助他们了。”小慧熙庄重地点点头。从此,一颗善良的种子在他的心头潜滋暗长了,一个声音时刻在他心中回响:我要帮助他们!我要帮助他们!
回到哈尔滨后,小慧熙始终念念不忘那些农村的小朋友。一天,他跟妈妈到松花江边玩,随手从土里挖出了一截铝管,他站直身子,扬起胳膊打算把铝管掷向远处,妈妈制止了他。妈妈说:“你不是想帮助那些农村的孩子吗?这个东西可以卖钱捐给希望工程。”
妈妈的话如同电光石火,迸射出的光辉刹那间把小慧熙懵懂的心照得透亮。对哦,原来自己可以这样帮助农村的小朋友。一时间,他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喜悦,像鼓满了风的帆一样。于是,小慧熙决定靠捡拾废品来攒钱。从此,他走上了一条拾荒之路。
当同龄的孩子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时,小慧熙则从农历小年开始,一直到元宵节结束,都在外公的陪伴下,穿行在哈尔滨的各个住宅小区和大街小巷,捡拾花炮筒和废纸。每逢周末市区举办各种大型活动,小慧熙都会想方设法去参加。等到活动结束,那些空矿泉水瓶、废纸、宣传单就都成了他眼中的宝贝,每次他都能满载而归。
对于他的拾荒行为,父母非常支持,还在自家的院子里辟出一角给他堆放废品。有时这些废品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遭到邻居的指责和反对。但当听说小慧熙是为了帮助贫困儿童后,大家便理解了他,再也没有指责过他,相反,只要看到矿泉水瓶或者其他废品,无论多远大家都会捡拾回来送给他。有一次,小慧熙误以为一瓶捡来的硫酸是水,结果烧伤了自己的手。妈妈心疼得直掉眼泪,可他丝毫没有动摇通过拾荒来帮助别人的决心。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好几年过去了,孙慧熙拾荒赚来的钱也渐渐多了起来。2005年,读小学三年级的孙慧熙偶然从电视上得知河南省上蔡县艾滋病孤儿生活困难、亟(jí)须帮助的新闻后,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急于为这些不幸的孩子做点什么。于是,他在妈妈的陪同下,捐出了第一笔善款,共222元。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捐这个数目时,孙慧熙解释说:“因为2与‘艾’和‘爱’是谐音。”在场所有的人都被这颗童真的善心感动了,他们的心中仿佛有一根琴弦被猛地拨动,眼角悄悄湿润了。
这份对艾滋病孤儿的特别关爱,感动了当时的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不久,孙慧熙就收到了这位老人写来的感谢信。信上说:“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你通过自己的劳动积攒资金,用于资助那些急需帮助的同龄人,很令人敬佩,我为你感到骄傲……”这位政协委员在信中向孙慧熙发出邀请,希望他在“中华红丝带家园”落成时,出席开园仪式。接到这份特别的邀请后,孙慧熙很受鼓舞,他萌生了一个想法:“中华红丝带家园”建成后,艾滋病孤儿还是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去学校读书,如果为艾滋病孤儿建一个图书室,他们就能在图书室读书了。
于是,孙慧熙用卖废品换来的钱和平时节省下来的零花钱,为艾滋病孤儿们建了6个图书室,捐献新书5000多册,文具2900多件。他还和艾滋病小伙伴同台演出,身体力行支持反歧视行动。他还去“中华红丝带家园”与艾滋病孤儿团聚、过年。同时,他把自己获得的“红丝带”爱心大使奖的奖金1000元捐给了病危的艾滋病孤儿天天,他还多次请假在病床前陪伴天天。
就在前不久,哈尔滨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收到了孙慧熙寄给他们的52件新衣物。这些衣物是孙慧熙今年春节期间卖花炮筒等废旧物攒钱买下的。
孙慧熙说,花炮筒制作时底部加了土,如果照原样卖根本卖不出好价钱,而清理好后就能卖出高几倍的价钱。就这样,孙慧熙每年春节期间都会起个大早,上午捡几百个花炮筒,然后花上大半天时间,清理好后再运到废品收购站卖掉。
有一次卖废品时,废品收购站的人对他说:“小弟弟,你做什么不好,一辈子捡破烂就完了,以后你可别捡了,不嫌丢人呐?”类似这样的误解孙慧熙常常会遇到,小时候小伙伴管他叫“小捡破烂的”,有时他在一边等着捡别人喝完水的瓶子,那人却故意将瓶子扔得老远。以前遇到类似情况孙慧熙都会向妈妈倾诉委屈,慢慢地,面对这些尴尬甚至羞辱,孙慧熙学会了沉默。他鼓励自己,为了那些等待自己帮助的人,不必理会这些细枝末节。
孙慧熙的姥爷朱海说:“我们家虽不富裕,但总不至于让孩子去捡废品。可慧熙为了帮助别人,宁愿弯下身躯,放下尊严,我们当然支持。”
2011年,孙慧熙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哈尔滨三中。为了他的学业,妈妈朱晓艳特地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间。
在孙慧熙的家里,记者看到了多年来他获得的奖杯和证书:“感动哈尔滨市大人物”“省级道德模范”“五星级志愿者”“模范义工”……面对这些荣誉,孙慧熙说:“我并不在意这些荣誉,我在意的是那些生活有困难的人。我现在学习忙了,但我一定要坚持,因为帮助他人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孙慧熙因为学习忙,捡废品的时间少了,所以目前他的爱心捐助主要来自于节省的零花钱。他经常请求妈妈少买一块肉,剩下的钱给他存下,他不参加同学的宴请,因为无以回馈,他也很少添置新衣服。孙慧熙喜欢打篮球,可他的篮球还是姥爷送给他的那个八元钱的篮球,球鞋也是再普通不过的运动鞋。对于同龄人之间盛行的攀比之风,孙慧熙说:“我这样挺好的,完全不耽误打球啊,用不着那么好的!”
2012年11月24日在台湾宜兰举行的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上,26岁的北京电影学院应届毕业生张思庆作为当晚第一个登上舞台的获奖者,看起来谦逊,羞涩。他获得了最佳短片奖,获奖作品是时长30分钟的微电影《拾荒少年》,这同时也是他的毕业作品。
影片《拾荒少年》关注的是社会边缘人物的生存境况,讲述了一个中年拾荒者帮助萍水相逢的拾荒少年找妈妈的故事。从台湾领奖归来后的第三天,土豆网便为这部微电影举行了网络首映礼,截至目前,这部微电影的网络点击量已逾200万。
“你听过国外的媒体讨论过‘微电影’吗?没有吧?所谓的‘微电影’,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为什么‘微电影’《拾荒少年》到了金马奖就成了‘最佳短片’?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短片。”土豆网原创频道主编葛峰一语道出关键,“如果一定要给微电影下一个定义,那就是在新媒体平台上播放,为互联网用户服务,运用网络化的表达方式,呈现更加接地气的内容的——短片。”
微电影的诞生
随着网络视频业务的发展壮大,各大门户和视频网站在视频领域的竞争愈加激烈,热门影视剧版权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高昂的版权购买费导致了巨大的运营成本。同时,网络视频同质化竞争严重,网站需要寻找差异化的竞争路线,提升原创能力。在这种竞争环境下,微电影应运而生了。
微电影的出现源头除了迎合人们碎片时间的观影需求之外,也包含着草根一族的电影梦想,传统的电影拍摄对于没有专业证书和拍摄资历的电影爱好者来说显得遥不可及,微电影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接近梦想的机会。这也正应了金马奖最佳短片奖的颁奖嘉宾柯震东所说的“拍短片是进入电影世界的敲门砖,如果新人导演想拍电影,先从短片开始拍就对了。”
在葛峰看来,2006年在网络上蹿红的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微电影的雏形。它只有20分钟长,内容重新剪辑了电影《无极》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栏目《中国法治报道》,加入了无厘头的对白和搞笑另类的穿插广告,创造了当年惊人的下载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当年成为了一种现象,带动了一波网络“恶搞”热。
但真正意义上让人们关注的微电影,则是2010年10月底首映的《老男孩》,它通过讲述一对痴迷迈克尔·杰克逊十几年的平凡“老男孩”重新登台找回梦想的故事,感动了60至90后各年龄层的广大观众,在人们流下对青春唏嘘泪水的同时,很多人已经觉察到新的视频大宴已经来临。
微电影无时无刻不在体现它的“小而美”,无论从前期资金的筹备、中期影片的拍摄还是后期效果的制作规模和时间都要“微型”。中间涉及到的演员费用、灯光场景费用和人员布置费用等也要比传统的电影拍摄低得多。除却商业性目的很强的微电影,一般的微电影拍摄者表示并无太大的资金与时间压力。
《拾荒少年》的总投资为15万元,其中包含着张思庆离家多年省吃俭用的积攒、借债,以及他那“并不支持儿子电影事业”的父母所贡献,这样的数额远远低于在院线上映的电影的投资,而在盈利方面,它也和大部分微电影一样,并没有找到一个除广告植入以外十分清晰的盈利模式。
而广告植入,对于当时涉世未深的张思庆来说,有些不愿意去触及,他希望《拾荒少年》这样一部展现人文关怀的微电影,不要掺杂太多电影以外的东西。所以对没有任何广告植入的《拾荒少年》来说,在各个电影节获奖的奖金加上在网络平台播放的签约金成为了它的主要盈利点,“现在算下来,不赚不亏。”张思庆说。
微电影进入主流市场
戏剧性的是,微电影经过两年的发展,那些早在传统电影屏幕上红起来的明星们和各界的名人导演们也开始青睐这一影视模式。王小帅、陆川、韩寒、郭敬明、麦家、海岩、黄健翔、高晓松、宁财神等各界名人都与微电影结缘。除去广告性质的微电影之外,这些“大腕儿”更多的是将微电影视为“即兴的练习”。导演顾长卫就在2012年拍摄了名为《龙头》的微电影,在他看来,微电影是实验和学习的过程。不需要太多的成本、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同时还能增加网络曝光度。这或者是大部分名人纷纷投入微电影拍摄的原因。
当红影星、金马影帝黄渤首次导演的微电影《特殊服务》就一举拿下了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年度最佳网络微电影”大奖。这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次推出微电影评选项目。黄渤表示一开始并没有想拍摄这个微电影,但是想到没有那么多的票房和投入回报等各种压力,就索性拍了。演员转行尝试做导演,微电影不失为很好的选择,压力小,投入的精力也不需要像传统电影那么大,拍得好还能获得更多的荣誉,一举多得。
台湾新锐导演莫佩儒最近拍摄的微电影《米桥》参与了2012中国(成都)首届微电影节,《米桥》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北京的台湾故事,整个影片展现了浓浓的亲情。莫佩儒总结出的草根微电影竞争法则还是拥有好的剧本。“没有大明星的光环加持,又希望自己的作品出位,那么草根微电影就更需要好的剧本、好的导演加上好的宣传通路,尤其是创造话题性的能力,毕竟微电影的主要播放通路还是网络,能在网络上蹿红的作品,通常都得富有话题性。”
明星微电影相较于草根微电影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明星的名气可以为微电影提供良好的宣传效果,媒体对于明星名导拍摄的微电影也会一如既往地进行报道宣传,而草根微电影则往往因为资金和影响力的劣势得不到很好的宣传造势。
也有人不看好名导或者明星来拍摄微电影,在天影视通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盛国强看来,著名的导演会对制作团队提出要求,对设备提出要求,制作成本自然会大大提升,这会挤压一部分草根微电影人的生存空间。
产业链决定能否出现好产品
盛国强认为,现在微电影的操作模式一般有这样三种,一种是电影爱好者自己花钱非商业模式运作,做完之后推出去大家分享,图个娱乐;第二种是以招商为主,自己独立的制作团队或制作机构,找赞助商进来植入广告,但这种模式的弱项主要是在传播上,因为“做推广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事情”;第三种模式,是以视频网站为主,视频网站会去做一系列策划性的东西,可以通过它的平台去拉赞助商进来,通过自己既有的渠道去做一些推广和营销。
微电影现在市场如此火爆,其中除了单纯的兴趣因素之外,到底能不能赚钱,赚大钱,成为不少观看微电影的观众和渴望拍摄微电影分一杯羹的投资者心中的大问号。
莫佩儒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根据自己拍摄的经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天的拍摄人员、机器跟杂项开支费用平均大概在两万上下(只出一台摄影机),其他的最大浮动费用就在演员的费用上,目前网站的收购价大概在一分钟五千到一万之间,所以我相信网站内容经营者是最大的获益者。”
不难算出,对于一个二十分钟左右的微电影来说,拍摄周期大约为一周,拍摄费用就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而网站的收购价大概就在十万至二十万左右,因此拍摄组真正赚到的钱并不多,甚至不会赢利,真正的大钱被靠点击量赚取广告费用的视频网站装进了腰包。“微电影要赚钱,应该是前期就要拉到企业赞助商,但是你的创意和空间可能就会受到约束,这要看每个人的选择。”莫佩儒说。
赚了网上的喝彩,却得不到资金的回报。如何把微电影变成“钱”,是一道需要破解的难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微电影拍摄者和网站同样重视微电影的质量,而从源头上看,拍摄者更多的是看到了所拍摄微电影带给他们的名气价值,而视频网站则希望靠高质的微电影视频获取点击量,赚取广告费。
另外,公关公司的利润是巨大的,既可以抬高报价,又可以压低制作团队的费用,中间的差价非常可观。其他的受益者当然还包括在微电影中植入广告的产品供应商,企业对微电影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除了因为对新营销手段进行尝试外,电视广告的涨价、受众老龄化、容量小等因素也迫使一些企业转移了营销阵地,纷纷投资容量大、成本相对低廉、传播特性社会化的微电影,然后把微博当作新的视频营销平台。
与此同时,中国传媒业积压了大量的视频资源、人力资源、产业资本,它们需要找到新的出路,而微电影正是传媒行业化解矛盾的一个出口。于是,中国的广告产业与娱乐产业就在这个时代非常紧密地结合起来,利用短视频共同为用户提供基本信息消费,为企业提供新的营销平台,只不过微电影带给他们的收益是需要时间和销售结果来检验的。
随便取个叭
2、邋遢大叔
迷糊小姐
3、少年,娶我!
少女,嫁我!
4、小孩跟紧劳资
别叫劳资小孩
5、呆萌girl
高冷boy
6、星星很好吃
月亮很甜
7、谁家的团团
我家的团团
8、佩琪丫~
乔治丫~
9、小兔歪歪头
小熊踢踢脚
10、甜崽.
软熊.
11、问题先生
马虎小姐
12、棱角少年
甜心少女
13、养只小猫.
喵喵喵.
14、养只小鹿.
撞我心上.
15、乐多
养乐多
16、陪你搞怪i
与你深爱i
17、妞、哥想嗳伱
哥、妞思念你
18、偷偷亲你.
啵唧一口.
19、木有鱼丸.
木有粗面.
20、香蕉.
芭蕉.
21、拾荒姑娘
乞讨浪子
22、派小星.
海绵崽崽.
23、星星来了吖
月月走了吖
24、雪白的牛奶
黑黑的咖啡
25、国产小仙女
进口小祖宗
26、烤鸡.
今年22岁的聂启明在三年前就同大他四岁的聂启贵一起外出打工了。兄弟俩先跟随父母在东莞做制鞋工人,两年后离开父母到了北京,以每人每月3500块钱的薪水在这座城市努力地生活着,而他们年逾50的父母则回到老家帮助聂启贵照顾年仅2岁的儿子。在中国,像聂启明兄弟这样的农民工总量超过了2.5亿人,也就是说,每6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达58.4%。在一些省份和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甚至更高。
找对象都是个问题
“有对象了吗?什么时候结婚?”这样令城市白领所遭遇到的尴尬问题,在聂启明身上同样会发生,而且会更为直接。
但是在城市打工的生活中,聂启明还没有遇到情投意合的对象。这让他甚为苦闷,他偶尔会去饭馆斜对面的网吧上网,和时下的年轻人一样,打打游戏,耍耍微博。偶尔,他会和在老家的高中同学聊北京的见闻,当有同学提出要来北京“投靠”他的时候,他会半开玩笑地告诉对方:“你以为城市的钱好赚啊?我还打算请你扶扶贫呢!”
聂启明几个月前动起了“回老家开小卖部”的念头,并开始联系同学张罗此事。“不少在外打工的同学都回去了。”他说,“两年了,看不到希望。没有五险一金也没有年终奖,就连饭馆打工的姑娘也想找个水果摊的摊主。那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年之后且90年之前出生的已婚比例为33.8%,90年之后出生的已婚比例仅为1.6%。这意味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重要问题,需要受到更多政策上的关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城市对他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但融入城市的梦想一旦经受到挫折,他们就会做出更有利于自身的规划。
聂启明对自己所生长的四川农村并没有多么深厚的感情,由于是家中最小的儿子,爷爷奶奶即便在聂启明父母都外出打工、家里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也没有让孙儿下地劳动。“我到现在连水稻小麦和韭菜都分不清楚。”他说。事实上,聂启明在学生时代的成绩并不差,只是高考的时候“缺了点运气”,以低于大专分数线十几分的成绩与大学校园擦肩而过,于是,就跟着哥哥外出打工去了。
将近1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的同时,不仅想有面包、房子,还想在城里找一个爱人,结婚生子。他们更期望自己的下一代能成为彻底的城市人。
在中国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孟宪范看来,新生代农民工有很清晰的生涯规划,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很积极的因素,他们会结合自身的条件为自己选择一个更好的去处,但绝对不可能再回到农村,所谓的“农民”也只是户口意义上的了。
不安分打工的90后农民工
河南籍作家梁鸿在新作《出梁庄记》当中,把视线移向了一个个离开梁庄、在城市打工谋生的乡亲及他们的子女,如实地描绘了他们的命运、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在河南富士康打工的23岁的梁平,是梁鸿印象深刻的一个受访者。2012年1月一个雨夹雪的日子,梁鸿抵达河南郑州富士康工厂准备探望梁平的时候,获悉梁平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富士康,现在在堂兄梁东工作的建筑公司干活。
这是梁平毕业后一年半的时间内所从事的第四份工作。
梁平是“万科三哥”的儿子,当年梁万科夫妇在克拉玛依油井工作的时候,梁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后来上初中的时候,梁万科夫妇把梁平送回梁庄的寄宿学校。留守儿童梁平在学校里谈恋爱、打架,成为一个顽劣的少年。梁万科夫妇最后放弃打工回到梁庄,但那时梁平的学习已经不行了,读完中专就打工去了。
“很显然,他有着非常大的困扰,这个困扰可能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也有,因为青春期嘛。”梁鸿说,“这样的叛逆,当他跟父母不在一块儿的时候,会朝着更深的方向去滑。”
进入社会的梁平并不如意,“太压抑了”、“受不了”、“不干了”……梁平不断重复着这些话,谈到在郑州富士康工厂的打工经历时,他说:“往那儿一坐,一天十个小时,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它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也没时间动。”
在谈到富士康屡屡曝出的跳楼事件时,梁平的反应出乎梁鸿的意料,他不愿过多地谈及在富士康的生活,也不愿思考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本质问题,却特别鄙视那些跳楼自杀的人。梁平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的调查结果:“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是为了寻求更好发展机会而外出务工,职业期望值较高,而工作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他们的心理平衡度较差,对现有生活状况和公平、平等状况不满足,维权意识更为强烈。”
上一代打工者愿意衣锦还乡,新一代打工者则不愿离开城市,尽管在这里他们迷惘流离。
下一代,难道“农民工”也要传承?
在梁鸿看来,诸如梁平这样,在当下被冠以“新生代农民工”之名的青年们,他们出发的地方或许是农村,或许就是城市。在农村,人们把他们叫做“留守儿童”,在城市,他们则被叫做“随迁子女”。换句话说,今天的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很有可能会成为明天的“新生代农民工”。
长期关注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胡建国也注意到,在自己上小学的孩子的班级上,就有一部分学生的父母是农民工,那些人甘愿自己吃苦也乐于见到自己的孩子与城市的孩子分享同样的教育资源,甚至不惜高价为孩子报兴趣班,尽可能满足孩子的要求。
“现在,有的人把新生代农民工称为‘农二代’。其中‘二代’说明了社会流动的‘不流动’,‘不流动’意味着这一拨人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而社会的上层掌握了更多的资源,所以底层必然会积累矛盾。”胡建国说。
在2012年秋天因为导演《拾荒少年》的短片,而荣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短片奖的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张思庆,曾近距离接触过那些跟随父母“漂流”的孩子们。
在北京市北部的东小口镇,有很多居民以拾荒为生。在东小口天通西苑的一所小学里,一个有着明亮的大眼睛、并不时在“偷瞄”张思庆的小男孩引起了他的注意。男孩名叫叶昭,他的父母以卖快餐为生。叶昭的老师说,叶昭平时也会去拾荒,他拾荒是在为自己赚零花钱。
“我们去拍戏的时候,他妈妈给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袜子也是干净的。他20多岁的哥哥把他领到我面前,转身就跑去赌博去了,把叶昭身上的零花钱也一并拿走了。”张思庆说,“这就是他们这些孩子所生活的环境。”
短片《拾荒少年》获奖后,叶昭心态有些变化,“当记者来采访他的时候,他有点小明星的样子了,其实我和他的父母都希望,外界对孩子的影响越小越好。他终究是一个农民工的孩子。”
梁鸿调查中接触到的年龄最小的“工人”,是今年10岁的钱保义,他跟随母亲迁居广东东莞虎门镇,在那里插班上三年级。钱保义的母亲娟子,是东莞英雅制衣厂设计处的女工,她个头矮小,看起来聪明伶俐。梁鸿初见她的那天,娟子正带着儿子和工友们一同吃饭,钱保义晚上也和她一起睡在厂里宿舍。钱保义的父亲在另一家工厂做印染技术工,住在那个厂里的集体宿舍。
娟子担心孩子白吃白住老板会不高兴,于是就让小家伙干点剪断衣片之间连线的活。钱保义倒也能干,“身体左一下、右一下,拎、剪、捏、对齐,最后放下,非常娴熟,很快,他面前就摞起一叠整整齐齐的白色衣片。”孩子都会有调皮的时候,他会抱着女工们的腰撒娇,也会躺在碎布堆里“偷懒”,偶尔还会因为不听话,被母亲绕着整个车间追逐……
翻开书我就被里面的图画迷住了。我依照书上的图画和几个偶尔认识的字,猜测故事,并津津有味地读着。可当我看得正带劲的时候,哥哥又要我把书还给他。我不肯,嘟着嘴把书藏在身后。
哥哥没有办法,只好坦白,告诉我书是从路边的书摊租的,如果不还,今后老板就不会再租书给他。我知道了,哥哥会讲故事,原来是在路边书摊上租书看的结果,于是我也要和哥哥一起去路边书摊。到了书摊,我惊讶地发现书真多,全是连环画册。不过租书,一天要一分钱。当时我们每天早上吃早点父母只给三分钱,我和哥哥商定:每人每天从早点钱里拿出一分钱来租书看。
于是路边的书摊就成了我们哥俩的图书馆。记得我还没上学,母亲每天就拿着识字卡教我认字,在我没有上学前就认识不少字,但读书还差点。我和哥哥合租一本书,我用手指着书中的图画,哥哥念文字。我最喜欢“读”的书是《三国演义》。当我听完《赤壁之战》后,我拍手笑话曹操太笨,听到关羽败走麦城被孙权杀害时,大骂东吴不义……我幼年时记忆特好,凡是我“读”过的书,都能倒背如流,而且,我还会把许多有趣的故事安在自己头上,编成了另一个故事。
在我读二年级的时候,正赶上了“”年代,大人们都“革命”去了,学校也停课了,路边的书摊也没有了,就连家里的识字卡片也被烧掉了。
我会讲故事,我有很多的小伙伴,他们奉我为头儿,整天跟着我转,听我讲故事。可久而久之,我黔驴技穷,我会讲的故事讲完了,于是,我和伙伴们只得每天无聊地在街头晃悠。
一日,我和几个小伙伴在街头走着,无意间看见一棵高大的槐树上,坐着一个小男生。(其实,这小男生每天都坐在树丫上。)
“大哥,我们把这小子揍一顿咋样?”一个小伙伴建议。
没有书读,没有故事听的日子真的很无聊,无事生非,揍人取乐,也就成了打发无聊时间的一种方式。于是,大伙一起对着树上的小男生喊:“小子,给我们下来!”
小男生真乖,听到我们的叫喊声就从树上“吱溜”地下滑到树下。小男生并不惧怕我们这群“哥们”,他仰着头问我:“啥事?”
“没事!”世界上还没人敢跟哥们这样说话。一个小伙伴不问青红皂白,对着那个小男生的肚子就是一拳。
脚起拳落,那小男生就捂着肚子趴在地上。就在小男生倒地的同时,从他衣兜里掉出一本书。一本封面破旧、纸页发黄的书。
看到地上的书又勾起我对书的兴趣,我把书从地上拾起来,对小男生说:“是你的书?”
小男生怯生生地望着我,没有回答。
“给我先看!”我装着恶狠狠地说,并把书塞进自己的怀里。小男生无奈地点点头。
我就把书悄悄地带回家。晚上,我躲进被子里,用奶奶起夜的手电筒开始读书。当我翻看几页后,就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地迷住了。这是一本叫《封神演义》的书,讲的都是神仙故事。我最喜欢的土行孙,他身高不足四尺,不仅会遁地而走之术,他还有一根捆仙绳,不管多大的英雄,只要他使出捆仙绳,谁也别想跑掉;还有脚踩着风火轮的哪吒,我也喜欢,他手使火尖枪,身体由莲花莲藕重生,是只不死鸟;特别是神通广大的姜子牙让人着迷,那飘逸的白发,掐算未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独自来到那棵槐树下。嘿!小男生居然又坐在树上。
“嘿,你好!”我仰着脖子。
“你好!”小男生缩了缩脑袋。
我把书从皮带里掏出来,对他说:“我是来还你书的。”
“还书?”小男生睁大疑惑的眼睛,愣愣地望着我。
“是的。”我摸着自己的脑门,露出牙齿,“你还有好看的书吗?”
“你也读书?”小男生惊讶地问我。
“嗯。”我认真地点头。
“哈哈!想看书?那到我家来吧!”小男生似乎找到同伴知音,他猛地从树上跳下来。
来到小男生的家,我发现他的父亲是拾荒的。在他家里的一个角落里堆着很多书,都是他父亲拾荒捡回的。从此,小男生家里的角落又成了我的“图书馆”。
直到现在,读书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种需求,就像一个人每天要吃饭、要喝水一样。每天晚上睡觉前,我必须要读一个小时的书,就是出差在外,我行李箱里也一定有本书放在里面。我读的书很杂,主要是国外的经典小说,我不喜欢读一些指导人生的书,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是不会一样的,没有模式可言。
我是谁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里,兜离辗转,寻寻觅觅,依旧不见我的此间少年。
想念昔日,阳光下灿烂地笑靥;想念昔日,风雨中奔跑的童年;想念昔日,谈笑中无邪的稚语,想念……想念……想念我那逝去的豆蔻华年!
人是不是都这样,总觉得逝去的都是美的,因那逝去中有太多的遗憾,扎的现在的心疼。沿着回忆的路标,我仔细地捡着遗落的流年的花瓣。我本就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子,总是喜欢触景牵情,雨落情颤,花逝心伤。
小气的在心中留下一片地方,不让任何人不踏入。天堂,地狱都是我一个人的禁区,安放着我不予人知的秘密。
喜欢一个人,放飞思绪,想着过往,幻着将来。也有时天真的想,如若人生可以重来一次多好,那么我一定会尽力让它完美,可是,人生只有一次,无论你是如何走过,都不会有后退的可能,身后即是无尽黑暗的深渊。
或许遗憾也是一种摄心的美,有遗憾才会追悔,有追悔才会有蚀骨沁心的落寞,才会在生命的圆上留下一个缺口,才会在滚动时,硌的心疼。
如果心没有地方存放,那么,流浪是否是最好的选择?有人说如果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选择了远方,远方是否有我要的在不计风雨的等我,只等我。
看着树叶飘落,是惊喜作泥护花,还是空叹岁月殇魂?秋这个季节,是最敏感的,它承载了太多古往今来悲欢离合的心之感颤。秋赋予了太多的凄凉伤感。荒芜,心的荒芜。其实景只是景,于情无关,于心更无染。
我对季节没有太多的感情,伤秋怀春,只是为了配合心灵的那点文采,给它们找一个可见天日的理由。
有时想给心灵来次彻底的洗涤,空白的如初生婴儿,重新容接这个世界,那样是否就不会感到心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