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利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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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消费者权利论文范文

一、消费者信息权的理论基础及内涵

（一）消费者信息权的经济学分析

消费者信息权之所以特别重要，并需要由法律着力予以保护，是因为它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可以更好地对信息权加以分析。信息经济学一词源于1959年马尔萨克的《信息经济学评论》。美国经济学家G·斯蒂格勒、阿罗等人将信息经济学描述为研究信息是如何作用和影响经济行为和企业管理的一门科学。其中，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及非对称信息是构成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概念。完全信息是指市场参加者所能获得的某种经济环境状态的全部信息。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只能是一种假设。不完全信息是指市场参加者在经济生活中所获得的部分信息。在有些经济领域中，市场参加者的一方甚至无法获得另一方行动的信息，更不用说完全信息。观测、监督信息的成本高昂时，就会产生“非对称信息”。非对称信息是指相互对应的市场参加者之间不作对称分布的相关市场信息。信息拥有量的差别导致信息优势者和信息劣势者的产生。非对称信息的产生使具有信息优势的市场参加者很自然地取得了比那些处于信息劣势的市场参加者更为有利的地位。当市场活动中非对称信息情况发生时，就产生了两种结果，即：一是信息优势者的败德行为的产生。信息优势者（如生产者、销售者）不愿意承担来自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置消费者的利益于不顾，提供虚假、遗漏、过时或误导的信息。二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被迫面临“不利选择”，处于对己不利的位置上，不得不承担双方交易的全部风险。比如在商品市场、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是不利选择的根本原因，而基于产品质量不确定基础上的市场信息差别是不利选择的直接诱导因素。当市场商品以不同质量进行交换时，买卖双方都将以同样方式按产品质量将产品进行分类，但只有卖主了解其所销售的每个单位产品的具体质，而买方确定每个最多只能了解这类产品质量的大概。由于没有其它方式使买方确定每个单位产品的具体质量，低质量产品往往伴随着优质产品一起销售。在这样的市场中进行选择，对消费者是不利的。一方面使消费者难以实现科学决策和利益目标，同时也破坏了市场均衡发展，导致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低效率。

经济利益是影响立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同时，经济交换几乎完全是由法律来强制调节和保障。把非对称信息放在法律层面来理解时，就会发现出有两个层次的非对称状态：第一缘于不完全信息、信息的成本和社会专业化的客观存在而产生的，它是信息的客观存在方式。其中属于信息优势地位的主要包括：经营者、销售者、新闻媒介、专家、信息机构等。为了保护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市场参加者，法律规定，信息优势者负有提供真实、全面信息的义务。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了经营者负有提供真实信息的义务。第二缘于信息优势者的败德行为或疏忽大意。由于一些信息优势者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故意或疏忽大意向信息劣势者提供虚假、遗漏、过时或引人误解的信息，由此便造成了更深一层次的不公平合理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信息劣势者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并严重干扰了信息传递渠道，扰乱了市场秩序，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大为降低，甚至失效。所以法律应高举正义公平之剑，禁止信息优势者的败德行为。

（二）消费者信息权的内涵

消费者信息权一项有别于人身权、财产权的独立的民事权利。权利的中心内容是利益。信息权不同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人身权，它是工业化、信息化时代逐渐认识并加以保护的法定权利。它既不是财产权，也不是人身权，而是兼具人格权和财产权双重属性的一种新型民事权利。

信息权含有人格权的基本属性，但是人格权是以非财产性为指点的，而信息权都因信息具有财产性而兼有财产权的某些属性。财产权是以财产为客体，以财产收益为内容的民事权利。信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同时信息在其开发、使用、提供上都花费一定的代价，耗费一定的成本。这样，信息一旦被有目的地积累并有效地加以利用，就会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直接体现为以一定价值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

信息权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权利客体的特殊性。信息权的客体是信息，是一种无体物。信息有物质载体，但它并非指这些物质载体本身，而是指从这些物质载体中体现出的内涵。其二，内容的双重性。信息权在内容上既含人格权的属性，又有财产权的属性，包括两方面的权利。其三，范围的多样性。如何实现信息权，其要求的内容多种多样，规定不一。其四，信息权是一项法定的民事权利，要由法律来加以确认。这是信息权的重要特点。信息权尽管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法律不予确认和保护，也不能成为民事主体所实际享有的权利，即使在受到侵害以后，也不能借助信息侵权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民法上的信息权的保护主体主要限于存在合理信赖关系，并处于明显劣势的一方当事人。

合同法上规定的信息提供义务，是基于双方当事人或者他们之间处于订立合同的过程中。这时，双方当事人已经由一种普通社会交往关系进入一种特殊的社会交往关系，他们之间存在合理的信赖，彼此应负注意义务，应及时、准确地提供自己所拥有的与订立合同有关的实质性的事项，即信息。如违反上义务，则需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承担因信息提供义务的违反而导致的合同不成立、无效或撤消后的缔约过失责任。但是由于信息提供方式的多样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信息提供者和信息的接受、使用者之间很少发生直接的合同关系，如仅仅以这种依赖关系为前提，使因信息提供不当而造成损失的信息接受者、使用者取得法律上的救济，则会使法律显得过于严肃。此外，合同责任的形式主要是损害赔偿，而无赔礼道歉，消除危险等责任形式，也无精神损害的赔偿。从保护的范围和方式上看，侵权法可冲破合同关系的禁锢，更周全地保护信息社会中广泛的信息用户的合法权益。因此，侵犯消费者信息权的民事责任应主要界定为侵权责任。

二、我国消费者信息权保护的法律规定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不当信息侵权的民事责任，指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时，有关商品或服务的不真实或不完全充分，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商品、服务的享用，或者造成消费者人身、财产损害后所应承担的责任。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具体规定信息提供不当的民事责任。为此，有人认为我国法律并未确定信息侵权的民事责任。笔者认为，我国法律既赋予了消费者享有信息权，那么这种权利遭受侵害时，要求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是顺理成章的，具体来说，经营者应承担的信息侵权民事责任可表现为：①因经营者提供不当信息，使消费者取得商品或服务不具备消费者所需要的必要的性能，消费者有权解除买卖关系或服务协议，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②因经营者提供不当信息，使消费者无法按用途使用所取得商品或服务，经营者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提供适应信息；如果经营者逾期未提供，消费者同样有权解除买卖关系或服务协议，并要求赔偿损失。③因经营者提供不当信息，造成消费者人身、财产损害时，消费者有权要求损害赔偿。

消费信息侵权的特点。第一，它是经营者违反应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信息的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第二，导致这种责任的行为表现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提供的信息不充分或不真实，并不涉及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缺陷。第三，这种责任的承担不要求一定发生人身财产的实际损害，只要影响了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正当享用，就应承担责任。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

侵犯消费者的获得信息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多种多样的。该法共列举了11条不正当竞争行为，直接侵犯消费者获取信息权的就有4类：假冒名牌行为；虚假宣传行为；不当奖售行为；诋毁商誉的行为，使消费者很难获得真实的信息，使之难辩真伪或对诋毁信以为真。由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使消费者遭受损失的，侵权者对于商品应负修理、更换、退货，对于服务负责退还服务费用，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消费者有权请求赔偿损失，消除影响。

（三）广告法

《广告法》从广告的明晰性、真切性和可识别性的要求出发，对违反该要求的信息行为予以规制，并对几类特殊的商品广告如药品、烟草、食品、酒类、化妆品、专利等广告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该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为：凡虚假广告，欺骗或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的设计、制作、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间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服务，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四）产品质量法

《产品质量法》详细地规定了生产者、销售者的说明、警告义务。如违反了说明、警告义务引起消费者人身、财产上的损害便可构成了信息侵权、信息提供者便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产品责任中的信息侵权不是体现在产品上的有形瑕疵，而是表现对产品不充分、不及时、含糊其辞甚至虚假的信息传递。受害者可以以指出缺陷为由要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也可突破产品责任的承担主体范围，直接以信息侵权为由向生产者、销售者甚至在产品使用中负责主管或指导的中间人提起侵权之诉。而且请求权的行使不以造成人身、财产上的损害为前提。由此可知信息侵权的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及赔偿范围远远超出了产品责任的承担主体和赔偿范围。此外现行法上的物主要是有体物，因信息缺陷产生的损害是无法纳入产品责任法的。但实际上，由于信息缺陷所造成的损害，其严重性并不亚于有体物造成的损害。

三、侵犯消费者信息权的民事责任构成要件

（一）须有虚假、遗漏、过时、误导信息的发生、而且主要是信息提供义务人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所造成。

1、虚假信息。是指信息提供义务人公开提供的不存在的、捏造出来的信息。其特点为：①信息提供义务人公开提供该信息；②该公开的信息中有不真实成份。

2、遗漏信息。是信息提供义务人应公开而未予公开的信息。其特点为：①信息提供人有义务公开该遗漏的信息；②该信息会对决策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但却未予公开；③信息用户不知有此信息。

3、过时信息。是信息提供义务人没有及时公开法定应予公开的信息。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信息未在法定时间内公开；其二是信息提供义务人应在原信息发生实质性变化时，及时更改补充新的信息，以使信息用户获取当前真实有效的信息。

4、误导信息。是信息提供义务人提供的信息的公开表述半真半假或有语句的模糊歧义等，在后果上造成信息用户对该信息有多种理解或产生了与事实完全不同的理解。其特征为：①信息提供人公开了应予公开的事实；②该信息的表述语句半真半假或在理解上有模糊歧义；③该信息用户误认为它就是事实的全部。

（二）信息提供行为的违法性

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损害了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从本质上讲是违反了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无此条件，不能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它包括形式上和实质上的违法；作为和不作为的违法；具体违法和广义违法。提供真实、全面、及时不引人误导的信息是一项法定义务，它主要有在于法律所界定的主体范围内，即信息提供义务者与基于合理信赖并处于明显信息劣势的信息接受者和使用者之间。消费者与经营者、销售者之间则正是基于合理信赖而被纳入该主体范围之内。

（三）须有损害事实

在信息侵权中，受害者的损失包括两个方面：

1、信息权受到侵害。信息权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产生的，是有别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独立民事权利。信息权的享有者如信赖了不当的信息，影响对真实、全面、及时、不引人误解的信息享用，直接造成的损失就是对信息权的侵害而不需一定要发生人身或财产的损害。信息权受到侵害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一是为获取不当信息而付出的信息购买费和与该信息直接有关的其他费用。二是直接因依赖该不当信息而延误的机会。但是对这种直接损失的赔偿，必须限定在合理预见范围之内。

2、受害人遭受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害。损害专指一定的行为致使权利主体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害并造成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减少或灭失的客观事实。信息侵权造成的损害事实类似产品责任，具有受害人多、损害面广的特点。

信息权的损失是信息侵权的构成要件之一，至于受害人遭受人身、财产损害的事实的存在，只是受害人请求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根据，不必是信息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因为事实上，在加害人的行为侵害受害人信息权的情况下，加害人的行为可能并没有造成受害人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害。

（四）有因果关系

1、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受害者在依赖了不当信息后使其意志部分不自由，所做的行为与结果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接受、使用者实施的行为是其自主决断的结果，并非基于第三人的强制，但其所做出的决定受到了第三因素的干扰和制约，即不当信息。在信息侵权中，信息接受、使用者正是因为依赖了虚假、遗漏、过时、误导的不当信息干扰了其做出做出科学决策的自由意志。应当满足三项前提：第一，信息的接受、使用者在作出决策前并不知该信息是虚假、遗漏、过时或误导的。第二，该不当信息成为信息接受、使用者体出决策的根据，即不当信息对做出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实质性的作用。第三，信息接受、使用者做出的决策产生于不当信息之后。

2、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建立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之基础上的，其中含有价值判断，即要使被告承担信息侵权之民事责任，不仅要证明原告事实上依赖了被告，而且这种信赖是合理的。

那么，“合理的信赖”判定标准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法律上推定的合理的信赖关系的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而产生的信息拥有量的差距，导致了信息优势者与劣势者的同时并存。法律为了保护弱者，维护意思自主和交易安全，推定他们之间有合理的信赖关系的存在。现代社会商品及服务种类繁多，构造复杂，其质量、价格等优劣与否，是否具有危害性是一般消费者无法全面、客观性地加以判断的。他们只难信息优势者所提供的信息而加以判断、选择并据此做出决策，有法律推定消费者与经营者、销售者等主体之间存在信赖关系，消费者时并不需要证明他与经营者、销售者之间有交易中的依赖关系存在，并且为了确保这种依赖关系，法律要求经营者、销售者等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信息可靠、详尽。

第二，依赖的内容应是合理的。①原告所依赖是被告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一般性见解或意向，这时，原告的依赖一般是合理的。②原告所依赖的事实必须是实质性，即其重要足以能够影响原告的决策。

在我国，由于人们信息意识的滞后性和立法、司法环节的缺陷，还没能给消费者信息权的民事责任予明确的界定和足够的关注。鉴于信息客观属性和目前立法的不完备性，建议在未来的立法中制出信息侵权的条文，同时在消保法中以单行法规的形式单独规制。这样，既可弥补法规不周严、不全面、不系统的局限，又可以更加本质地、深刻地根据这一侵权现象，具体、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信息权。

参考文献:

1、《不正当竞争案例精选》工商出版社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局编著1996年7月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主编汪永清1993年11月

3、《产品质量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主编张光祥2000年9月

第2篇：消费者权利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消费者 权利 保障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核心问题是消费者的具体权利。在我国目前的研究中，没有对《消费者权益法护法》中的权益的具体含义进行清晰的表述，同时对消费者权益的具体保障在实施上也存在漏洞。本文将以明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对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角色进行分析，对消费者的法定权利和实际权力进行深入探究，并以此为切入点，厘清消费者的权利。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对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第二条对消费者做了界定即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色分析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消费者权益方面起到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了吗？这一方面取决于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另一方面，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也存在消费者权益受侵害取证难的事实；另外，在现实中消费者维权途径模糊，即使权益被侵害消费者本人也有维权意识，也因没有相应的机构处理或者程序繁琐而致放弃维权的事实大量存在；最后，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消费者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在维护自己权益方面不能及时有力，就像各种商场的搜身检查时有发生，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只能坐以待毙，只能采取事后补救。在这些方面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才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最后补救措施，应该具备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震慑犯罪，明晰法律应用程序，在制度上完善等作用以保证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以及受侵害后的即使维权得以实现。

三、消费者所拥有的实际权利探微

（一）法律规定消费者的权利

首先，消费者权利表现在人的基本生存权方面。这主要是人为了维持生命，维护生存的状态下所体现的基本生存需求。主要表现为出于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以及作为人对基本生活的需要和服务的需求。

第一，表现为消费者的安全保障权。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接受的服务，不能危害生命和财产安全。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另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因此，广泛存在的商家检查、扣押顾客是违法行为，同时，顾客也没有出于证明自己而接受检查和被扣押的义务，更甚者的认为顾客偷窃而进行的搜身活动不但侵害了消费者的人身自由更侵害了消费者的名誉权。消费者有权就这些权益受侵害而诉求法律的保护。

第二，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消费者应该享有知悉真情权。是消费者所享有的对其所购买的商品和所接受的服务的实际情况的权力。这包括对产品的各种性能的了解、注意事项的必须注意、以及主要构成、使用方法的了解、价格、费用的具体情况的知悉权。商品生产者、出售者以及服务提供者有义务在所售物品所提供服务上加以备注并在消费者不知悉、不清楚的情况下告知其具体情况的义务。对于未向消费者告知、对消费者虚假告知、对消费者的不完全告知等情况下发生的消费者权益受侵害情况，义务方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实际过程中，很多商场在利益的驱使下，打出各种“清仓处理”的广告，提高物价、打折促销，这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这是不法商家利用虚假广告蒙骗消费者，促使消费者在不知悉产品状况的前提下做出错误选择，从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惯用伎俩。

其次，是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自由、自主的权力。这主要表现为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即消费者对商品的品种、服务的类型、服务的时间等进行自由选择、不受干涉的权利。消费者在选择上商品和服务时的自由，不被强迫的权利。除此之外，《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上也做了相应的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其他不合理的条件，不得进行欺骗性的有奖销售或以有奖销售为手段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或进行巨奖销售；此外，政府及其部门不得滥用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或本地产品流向外地，这些也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有力保护。

第三，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也应该在自由、自主的服务过程中加以体现。公平交易权主要是消费者享有的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准确等公平交易条件，并依法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不平等交易的权利。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经营者不得有强制性或者歧视等交易行为，同时兼具商品在质量担保、价格公正、真是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用等价的货币获得了等值的服务和商品，进行了等价交换；最后，公平交易的实现是双方在诚实的基础上协商完成，没有欺瞒和欺诈等行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受到威胁的时候，消费者有权通过合法权益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在生活中捆绑买卖、强制买卖屡见不鲜，大家习以为常便以为正常以为合法。其实这就是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典型案例。作为消费者，要有维权的基本意识，在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当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后，关于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及时保障的权利。主要包括依法求偿权（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有权依法请求赔偿的权利）、接受消费教育的权利（即消费者有获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的权利）、建立消费者组织的权利（主要包括要求国家建立代表消费这权益的职能机构和有权建立自己的组织，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批评监督权（消费者依法有对所需商品和服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障工作的监督权。在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主要包括消费者的检举权、控告权，针对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者在维护消费者权益过程中的违法和失职行为。除此之外，品评监督权还包括对消费者权益工作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获得知识权（指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的权利）。

在这里，消费者应该提高维权意识，学习和掌握相关维权知识，并掌握所需商品和服务的使用方法，采用正确的方法是使用商品。那么，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内容，让消费者在懂法、知法的基础上健康消费、公平消费、自主消费。

四、消费者的权利探微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依法享有九种权利，法律明文规定的这些权力当然属于法定权利，然而这些权力能衍生出什么权力呢，那么，下面，我们一了解、探讨吧。

第一，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不受侵害的权力。消费者有权要求生产者和经营者提供这样的服务。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其二，消费者也有权要求经营者保证购买环境的安全无障碍。法律虽未明文规定，却是根据法律衍生出来的。顾客在商场等营业场所遗失物品或者财产的可以要求经营者赔偿，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除此之外，价格合理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的权力。这是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力”衍生而来。第二款就价格问题专门加以规定。对于很多不法商家哄抬物价，大幅度打折，打着清仓、甩卖、出血、最后一天的旗号欺诈消费者，从而获得不法利益的事例不胜枚举。在这里要提醒消费者要具有极强的维权意识，并清晰的知道“有权得到公平的价格”是法律保护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于暴利价格时，就应当有权通过国家职能机关得到公平、合理的价格。

第3篇：消费者权利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商标法是在商标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选择和整合以实现一种利益平衡的制度安排。为实现这种平衡， 在商标法的制度设计上，商标权的保护不仅是为保护商标所有人的利益， 同时也要注重对消费者权利、在先权利的保护，对商标权进行适当的限制，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最终达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在商标法中，法律调整的利益关系可以分为商标权人的垄断利益和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其中后者被泛称为社会公共利益。商标权的保护不仅是为保护商标所有人的利益， 同时也注重对消费者权利、在先权利的保护，对商标权进行适当的限制，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最终达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虽然商标法的内容并不全部限于这种商标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仍然是最核心和最具有实质性的内容，是商标法在社会有效运行的基础和保障。商标法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大体维持了在商标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一、商标权与消费者权利之间的平衡

商标所有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具有利益的趋同性。对于商标所有人而言，商标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为引导消费者区分其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与其他生产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之间的区别，并购买以使其获利；对于消费者而言，其利益则来自于运用商标来识别不同的商品，从而降低了购买成本。消费者在商品的使用过程中对商品品质的认可逐渐转化为对商标品质的认可。而这一转化正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使用商标所追求的效果。因此，商标成为二者相互依赖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桥梁，购销双方都希望维护商标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商标所有人与消费者之间又存在着利益的冲突性。消费者对商标的认同源于对商品品质的认可，但商标品质不完全与商品品质相符。为了降低成本，生产经营者有可能利用优质商标来销售品质较差的商品。此时，商标对消费者的引导价值就会降低，甚至产生误导，消费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商标法的重要公共利益目标。如果商标保护脱离了消费者利益， 那么商标的作用将无法发挥， 商标制度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商标法在保护商标权的同时，法律要求商标权人必须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中国商标法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

1.保障消费者免于被混淆或者欺骗。商标法在确保商标所代表的商品来源一致和质量一致的基础之上保护消费者利益。商标管理机关有权对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如果使用注册商标， 其商品粗制滥造， 以次充好， 欺骗消费者，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依法进行处罚。

2.就商标许可而言， 强调许可人对商品质量和性质的控制。从商标权本身来看， 商标权人在享有商标专用权的同时， 也承担了担保所有合法带有统一商标的商品应具有相同质量的义务。防止商标在使用许可时发生质量问题，是商标法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商标法》第 40 条规定要求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被许可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 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表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

3.从商标侵权制度来看， 商标法同样关注对消费者的保护。商标法是根据商标对消费者的影响而定义商标侵权的，判断商标侵权时普遍适用的“混淆标准”就是看被控人侵权对相同或类似商标的使用是否有可能会给公众带来混淆， 最终即是以消费者利益为评判标准的。

二、商标权与在先权利之间的平衡

在先权利是指在商标注册申请日前已经依法产生的民事权利。注册商标专用权与著作权等其他在先知识产权和其他民事权利易于发生权利冲突。商标权注册人为了增加商标的显著性、可识别性和美誉度，会善意或恶意地使用已经具有一定价值的载体，如他人的姓名、肖像、著作权、商号、外观设计等作为自己商标的构成元素，这些在先权利暗含着原权利人的创造性劳动，已经有了特殊价值，将其用于商业领域，使消费者容易认可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特有的品质和特性，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先天地就可以获得很高的商誉，使得较少的市场投入，能获得较大的产出，这样就会涉及与他人已经存在的在先权利的冲突。合法在先权利的保护和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此消彼长。

在发生权利冲突时，产生在先的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保护在先权利是处理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也是解决商标法上的在先权利问题应遵循的一项原则。因此，在解决商标领域的权利冲突时， 必须遵守公平和诚实信用等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对民事主体的合法在先权利给予法律保护。在商标权人和社会利益中，既要考虑商标权人的利益,还要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商标权人不得以自己的行为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中国商标法对在先权利保护主要体现在：

1.把是否损害他人现有在先权利作为商标注册时的审查内容。中国《商标法》第9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第31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2.侵犯他人现有在先权利的商标得被撤销。《商标法》第41条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商标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对恶意注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五年的时间限制。

但中国商标法及实施条例均未对在先权利进行详细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商标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又层出不穷，商标法应修改在先权利的条款，明确在先权利的范围，并确定损害在先权利的标准。

三、商标权的保护与促进有效竞争之间的平衡

对于特定的商标所有人而言，不特定的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也是社会利益的体现，但二者之间的利益更多地表现为冲突。一方面，一旦某个生产经营者作为商标所有人对某一商标取得商标权后，其他生产经营者对于类似标记的使用必将受到限制，从而导致其利益受损，这是商标专用性、排他性的表现；另一方面，其他生产经营者可能会假冒或模仿他人具有良好声誉的商标促销自己的商品，侵犯该特定商标权人的利益。因此，在生产经营者之间，商标法既要保证商标权人不受违法竞争者的侵害，同时也要禁止商标权人滥用权利侵害相关生产经营者的利益。

1.在商标申请注册时， 防止商标混淆， 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在商标申请注册时， 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模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 容易导致混淆的， 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模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 误导公众， 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申请注册的商标， 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 由商标局驳回申请。对于是否造成混淆或误导， 其标准也是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加以判断。

2.明确商标侵权行为， 禁止利用商标进行不正当竞争， 以维护有效竞争秩序。《商标法》所列举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商标权人的权益， 也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 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商标权的扩张与商标权的限制之间的平衡

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观念的快速更新，商标本身的形式和功能也在发生根本性的演变。商标从权利的地域范围、客体和保护力度三个方面不断扩张。商标法的发展史几乎是商标所有人权利的扩张史。当然商标权的扩张是对时代变迁的正确回应，强化商标权的效力是商标法发展的合理趋势。

然而，无论怎样变化，商标的基本功能是保护商标对产品或服务来源的正确区别，商标权人对商标受保护的权利范围也不能超越商标的区别功能。知识产权法律并行不悖地承担着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职能，体现在制度构成上即形成了“权利人的权利”和“权利限制”两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完整体系。权利限制是法律为达到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而设计的一种制度。商标权利的扩张只是商标法律制度发展的一面，而另一面就是对商标权利限制的强化，以防止一旦异化的商标权对公众利益的不当侵蚀。商标法应当始终在对商标权的强化与限制中追求私权和公益中的平衡。

商标权的权利限制在中国现行商标法中没有规定，这一现象与专利法和著作权法形成鲜明对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中国商标权限制制度的缺失和理论研究的滞后，导致商标权人滥用其权利，造成商标权人与其他人的权利冲突日益尖锐。从各国立法和国际公约来看，商标权的限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商标合理使用、商标权的用尽、商标先用权等。建议在中国的商标立法中增加商标限制条款，商标权人无权制止第三方在下列情形中对商标的使用：

1.以善意的合理使用的方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或其商品的名称、形状、品质、功能、产地或其他有关商品或服务本身（特别是零部件用途） 的说明，附记于商品或服务之上，非作为商标使用者。

2.他人在商标注册申请日前，善意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在同一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者。在先使用人应以原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为限。商标专用权人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标志以示区别。

3.带有注册商标的商品，经商标权人或其许可人同意进入流通领域后，商标权人不得就该商品主张商标权。但为了防止商品变质、受损或有其他正当理由的除外。

4.非商业性的使用，如新闻报道、评论、字典等参考书中的使用以及滑稽模仿等。

参考文献：

[1]王莲峰.中国商标权限制制度的构建[J].法学，2006，（11）.

[2]谢婉婷.商标法中的公共利益[J].电子知识产权，2007，（3）.

第4篇：消费者权利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商标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

论文摘要：完善商标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是学界一直探讨的问题，本文针对我国目前商标法存在的不足，试图从完善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区分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综合运用法定赔偿、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加倍)赔偿，并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四方面来完善我国的商标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一、完善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

我国现行商标法在计算商标侵权的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上有三大标准：一是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受到的损害确定，二是按照侵权人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三是按照法定赔偿数额确定。三大标准看似完善，然存在如下缺点：(1)没有规定“损害”的范围和每项损失的计算方法；(2)举证责任倒置给权利人增加了难度，不利于追究侵权人的责任；(3)法定赔偿的数额只规定了上限未规定下限，且上限数额较低，不利于对驰名商标的保护。针对以上不足，笔者试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在确定赔偿范围时，不仅要考虑到权利人有形财产的损失，而且要考虑到权利人无形财产的损失，还要考虑到权利人间接财产损失；二是在确定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利益的数额时，应规定侵权人有提供侵权期间全部财务档案、生产流程档案等义务；若侵权人不能举证，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是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应设定不同类型的商标的最低及最高赔偿额。

二、区分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

我国商标法虽在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了过失侵权，但是从整个商标法来看，其并未对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作出详细的区分。因此，笔者认为，商标法应将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加以区分，并对不同情况下的侵权损害赔偿予以分别规定。其理由如下：1．现实的局限。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注册商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注册商标不可能为社会公众都知晓，这既给侵权行为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又给如何确定在发生商标侵权后，判定侵权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增加了难度。如前所述，大量注册商标的存在，使侵权行为人并不一定就会知晓自己使用在产品或服务上的商标是别人已经申请注册的商标。同时，由于商标权具有无形性等特征，商标权的权利范围极易被人有意或无意的闯入，商标侵权行为极易发生。因此，对故意侵权或过失侵权的损害赔偿分别予以规定，更能体现公平、公正原则。2．审判的需要。对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进行明确的区分，有利于权利人选择合理的赔偿方法，在诉讼中准确提出赔偿金额；同时也有利于法官准确、及时判案，避免诉讼资源的浪费，并且可以为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提供方便。

三、综合运用法定赔偿、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加倍)赔偿

在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综合运用法定赔偿、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

首先，关于法定赔偿的范围，可效仿美国的规定，若被侵权人自愿选择法定赔偿，则法院根据法律的规定赔偿范围酌情予以赔偿；若被侵权人是因为利润或损失难以计算而选择法定赔偿的，亦可按法定赔偿计算。

其次，补偿性赔偿即实际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一般情况下，若当事人选择损失赔偿，且侵权行为性质并不严重、侵权数额并不特别巨大时，法院按侵权人所得的利润或被侵权人所受的损失来补偿被侵权人的损害。

再次，惩罚性(加倍)赔偿的适用。我国许多学者认为在商标侵权领域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其原因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若商标法再规定惩罚性赔偿，对侵权人的制裁无疑是致命的。然而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是对消费者而言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商标被侵权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是有限的，其只按销售商品的单价的两倍予以赔偿。对消费者而言，其一次购买的商品数量是有限的，得到的赔偿额也是一定的。这种赔偿数额对商家来说，不过九牛一毛，并不影响其整体利益的获得。因为中国的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维权积极性不高，很少有消费者主张自己的权利。综合运用法定赔偿、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加倍)赔偿并不是在一个案件中同时适用，而是区分不同的情况分别予以适用。

四、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目前我国商标法中对于精神权利保护问题及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未作规定，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商标法中应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其理由如下：

第5篇：消费者权利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法》 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类型

我国2012年8月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可见，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是针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条文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我国的社会现状，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远不止环境污染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两大类。

一、环境、资源保护案件

我国的环境问题一直是民众关心的焦点问题，污染和治理始终是一对矛盾体困扰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我国华北地区爆发的雾霾天气，以及全国大面积地方出现浮尘、扬沙等恶劣天气，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生存的环境在恶化。目前，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新民诉法之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更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的新起点。

（一）原告资格的扩宽

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文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例，分析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类型。

1.享有环境资源管理权的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如环保局，代表国家管理相应的环境资源，当环境资源遭到破坏时，环保局代表公众利益要求污染实施者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破坏海洋环境并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该条文明确了国家具有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的主体地位，还提出由有关部门代为行使该诉权的规定，“相关部门”具体指什么部门并未明确规定，但只有环保机关和依法行使环境资源管理权的其他行政机关才具有该诉权。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9日印发的《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提出，“依法受理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严厉打击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由此可见，最高司法机关也明确认可环保行政部门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2.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决定了其实施的法律监督行为和执法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法秩序。一方面，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模式在我国得到了普遍认可，加之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常常具有强势地位，相比来说民事诉讼的原告往往是弱势群体，应借助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赋予其民事公诉权。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常年的办案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优势资源，在刑事案件、附带民事案件、重大贪污案件等接触到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数量较多，而且作为检察机关的内部人员，其办案素质较高，可以通过检察举报、申诉、控告、网络等渠道及时收集受理有关公益受损事件的线索。

3.社会团体和公益组织：环保社团。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显而易见，最高行政机关明确鼓励“社会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根据环境保护部2010年的《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环保社会组织是以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宗旨，从事各类环境保护活动，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环保社团、环保基金会、环保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多种类型。”我国比较活跃的环保民间组织有：中华环保联合会、地球村、自然之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绿色流域、绿家园、达尔问、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如中华环保联合会目前每年提起约10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二）扩大保护范围

条文中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是“污染环境”，事实上，在环保领域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污染水、气等环境要素；二是破坏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三是损害湿地、物种等生态系统。因此，新民诉法关于环境公益诉讼范围的规定不应局限于“污染环境”，具体范围可以表述为：对“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损害生态系统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讼。这一具体范围的表述可规定在《环境保护法》中。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环境公益诉讼所涉的证据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特点，一般为被告掌握，原告举证相对困难。例如由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相对于被告的举证责任，原告只需证明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的事实，以及提供被告有污染行为的证据；而被告对企业的了解更深入，便于调查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情况，具备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条件。可见，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改变了一般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格局，被告方的举证责任须重于原告方。

（四）赔偿范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环境权益，赔偿请求不仅包括由污染造成的经济和环境利益的直接损失，还应包括环境要素损害后的恢复费用。另外，环境污染侵权具有滞后性与潜伏性，对于有证据证明是由于污染引起的潜在人身损害，也应予以适当赔偿，且这种赔偿不应受最长时效的限制。

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

（一）消费者权益的综合性

消费者权益的核心是消费者权利，而消费者权利——消费者为进行生活消费应该安全和公平地获得基本的食物、衣物、住宅、医疗和教育的权利等，实质即以生存权为主的基本人权。不论是环境污染案件还是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二者的主体都表现为多数，公益的特征是由众多私益逐渐积累并最终组成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日趋深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不仅消费者权益的内容不断丰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体也会扩大，如互联网、教育、金融、保险、交通、医疗、旅游、购房装饰装修等新兴领域的消费者群体进一步扩大。可见，消费者公益诉讼必须是涉及多数当事人因同一或类似的事件引起的群体性诉讼。

（二）消费者协会支持

在消费者公益诉讼中，消费者协会无疑是最广泛、最成熟、影响力最大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它由国家法律确认、国务院批准成立，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很多社会团体都具有公益法人的性质，中国消费者协会作为公益性社团组织介入到消费者公益诉讼当中，具有非营利性，是解决社会公益纠纷和实现社会公益目的的重要条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协会的职能，其中第六条“就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协会有支持的职责”。除了支持的职能，消费者协会还可以向消费者提供与案情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参与行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和检查，受理消费者投诉并协助消费者调查取证。

（三）扩大保护范围

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消费者消费的领域不断扩大，所引发的消费者纠纷之公益性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从过去小规模的虚假产品侵权，到现在大规模的垄断性消费以及食品安全、产品质量侵权的蔓延，都凸显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足，因此需要扩大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范围。

1.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性消费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改革的转型时期，机构改革、企业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垄断行业的暴利经营侵害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实施价格联盟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扰乱了市场秩序，最终受到侵害的还是消费者。例如汽车行业的钢价联盟、空调价格联盟、乳制品价格联盟等，还有现在备受关注的铁路系统改革引发的火车票价格联盟等。这些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性消费，主要依靠政府宏观调控与监管不能有效解决消费者群体面临的救济难题，域外的集团诉讼与团体诉讼的经验表明，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是制约市场垄断和政府垄断的最佳司法救济手段。

2.电子商务领域的网络型消费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已然将“网购”推向最快捷、最便利的消费领域，加之电子商务技术以及物流运输规模的迅猛发展，网络为消费者提供了极其宽广的交易平台。然而消费者在通过网络进行交易时，也大量存在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例如实际物品与网上的宣传不符，预先付款后不能按时得到商品，商品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等。并且，“霸王条款”广泛存在于消费者与网络卖家达成的合同中，网络型消费涉及买卖、运输、保险等多项环节，复杂过程中容易出现脱节问题，而消费者难以及时发现，且网络的虚拟性增加了消费者维权的难度。

3.食品安全领域的消费

食品安全问题涉及食品从生产、包装、销售、食用等一系列过程，还包括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种植，确保农产品的消费安全。食品安全法规，新增了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法律责任，在理论上和立法上为食品安全提供了更高的保障。消费者也应积极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的工作中，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故反映出一个事实，消费者的知情权难以得到保障，例如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使用问题、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问题等。

第6篇：消费者权利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保护 纠纷解决机制 消费者教育

    一、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后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以深刻教训。短短时间内,这个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的波及全球,给全球金融行业乃至实体经济的发展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霾。大量金融行业巨头的破产倒闭引起了金融恐慌;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实体经济的疲软牵制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危机发生以来,各国开始审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缺失,着手对现有金融体系监管进行改革。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就提出了“双峰”理论(Twin 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双峰理论”明确的提出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一样,都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系统的稳定,依赖于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良好维护。长期以来,各国均只关注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而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最终导致了实践中对消费者的资产受到侵吞、滥用和欺诈。破坏了金融市场的平衡,引发了金融危机。

    二、世界各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改革趋势介绍

    (一)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于2010年7月21日由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正式公布实施,法案共有1279页,突出了金融审慎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两大目标。法案提出新成立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FPB),并赋予该机构规章制定权和监管权。

    危机爆发之后,英国公布了《2009银行法案》,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服务局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的职权;在《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中阐述了消费者保护的具体措施和加强消费者保护的全球合作。其他国家如加拿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法案》,日本的《消费者合同法》、《金融商品交易法》和《金融商品销售法》都体现了危机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视。

    (二)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

    英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就设有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监管各个领域的消费者保护,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首先通过《2010金融服务法》增强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监管职能,并提出赋予FSA强制信息披露和惩罚权;到2010年7月26日,英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新举措》,撤消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分别设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设在英格兰银行,主要负责宏观经济动态的监管;审慎监管局(PRA),负责对具体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管;消费者保护局(CPMA),负责具体的消费者投诉和教育;经济犯罪局,负责对经济犯罪进行监控。通过将FSA的职能分割为四个具体的机构来执行,加强了具体的监管力度。

    美国2010年新设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行政长官直接对总统负责,其作出的运作和决议不受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干涉,其运作资金来自美联邦体系的转移支付。消费者保护局被授予广泛的职权来制止一切在金融消费者领域内的不公平、欺诈和滥用。这些领域包括存款贷款、信用卡报告、抵押经纪和服务及其他领域。以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职权和人员将转移到该机构。

    除了专门独立的监管机构,美国、欧盟和英国都提出要设立跨部门委员会。美国成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FSOC),成员包括美国财政部、美联储、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等,欧盟成立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SRC),由欧洲央行行长以及各成员国央行行长等组成,英国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CFS),由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英国金融服务局的人员组成。跨部门的监管机构主要负责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监控,风险预警提示等。

    (三)投诉处理和投诉信息披露机制

    美国在新设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设立消费者投诉部门,开设免费800投诉电话,设立统一的服务网站,建立数据库以完成消费者投诉的信息收集和跟踪,协调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其他联邦机构进行投诉的处理。在一定情况下,投诉处理部门可将投诉情况向各州传达。局长每年要向国会做关于消费者信息处理的汇报作为监督。日本金融监管厅专门设立银行、保险证券行业协会的“投资咨询窗口”,并要求各金融机构对于投诉要提交处理报告。

    (四)独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

    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二者都选择成立专门的金融督查服务机构(FOS),负责处理金融消费者的纠纷。这是一种独立于金融服务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又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当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机构发生纠纷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时,消费者可以向FOS投诉,由FOS组织金融机构和消费者进行调解,并作出裁判。FOS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不收取任何费用,有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也省去了消费者去司法机关诉讼的时间和精力,维护了金融机构的良好信誉。

    四、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启示及建议

    (一)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

    首先,目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未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混为一体。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了生活需要,办理银行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申请购买信用卡、购买个人理财产品的消费者。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上述的消费行为已经是当代人必不可少的金融生活需求,与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不同,在资本市场的个人投资者,由于不具备专业的信息分析能力,在金融产品日益复杂化的时代,实质上处于信息获取的弱势地位,因此也应当将其划入金融消费者的行列。

    其次,目前我国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只有《消费者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而这两部法律的设立均为保护实体领域的消费者,由于金融产品的特殊性,金融消费的概念和权利尚未明确,在保护效果上更是收效甚微了。而金融领域的《保险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对涉及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多是一些概念和原则性的条文,例如银行领域只有“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仅仅限于对存款人的保护;在保险领域的“保护保险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限于规定保险机构的从信息披露角度保护消费者利益。法律保护手段严重不足。

    鉴于此种情形,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层级相对较高的法律,并将在法律条文中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做到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二)建立消费者保护的具体职权机构

    纵观世界各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无论实施混业经营还是分业经营的国家,均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权分散于消费者协会,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在保监会设立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职能表述为具有规章制定权,接受消费者投诉和咨询,调查处理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项,但自2003年以来,并未见保险领域内关于消费者保护的规章出台,投诉和处理机制不明确。在证监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局的职能表述为“督导促进派出机构、交易所、协会以及市场各经营主体在风险揭示、教育服务、咨询建议、投诉举报等方面,提高服务投资者的水平;推动投资者受侵害权益的依法救济”投资者保护局并不直接接受和处理消费者的投诉。消费者保护职权不明确,缺乏专业性,容易造成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空白区。在改革过程中,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银行、证券、保险、非银行性金融机构等领域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并赋予该机构一定的规章制定权和处罚权,建立完善的工作和监督流程,保证消费者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三)设置便利的消费者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受理消费者投诉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各个金融机构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纠纷通过金融机构内部的调节机制无法解决时,只能选择向监管机构投诉或者采取仲裁、诉讼解决。大多数监管机构在接受投诉建议时采取通知或者责令金融机构二次处理,并不能真正的起到解决纠纷的作用。

第7篇：消费者权利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传统上，人们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文简称《消法》）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经营者的违约或者侵权责任。本文从消费者行为理论视角揭示通过《消法》如何减少交易主体各方的信息障碍，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均衡价格的实现。文章指出，由于《消法》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时存在不足，故而应以发展社会团体的方式实现信息平等，进而实现交易中的实质平等，从而使消费者获得最大化的效用，合理配置消费资源。

现代民法的发展是一个从契约到人权的运动，甚或有人以“私法立宪主义”加以解读。传统的民事权利平等、私人自治、契约自由等观念不断受到冲击，尤其以消费者保护领域最为突出。随着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消费者群体在参与社会活动时，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充分，在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极易导致其权益不能充分得到保障。为了保护他们的权益，立法者和社会都选择了倾向性的保护措施。

消费者保护立法现状及前馈功能的缺失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消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消费者保护立法考虑到以下原因和现实：消费的前提是商品和服务与货币的不同所有者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需要进行交换，在交换中，交易双方合意是达成交易的前提，而合意是以双方的认知水平、谈判能力为条件的，商品经济中信息的不适当分布引致的双方信息不平等亦容易造成合意之下的交换不公平。

“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商品交易中，消费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要求法律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必须站在消费者立场上，对消费者利益给予特殊的法律保护”。《消法》的立法目的和终极信念无疑是通过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来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实现双方之间的实质正义。《消法》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要求经营者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安全、卫生状况进行标示以预防消费者损害事件发生；二是在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提供法律救济，包括协商、仲裁、诉讼等。

纵览《消法》，循着权利、义务、责任的主线，立法落脚于经营者的违约或者侵权责任。欺诈是对交易基本原则的严重破坏，是通过虚假信息减少经营者交易成本、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消法》第四十九条的双倍赔偿正是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严厉制裁。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对消费者的保护不是个体性的保护。通过个案事后的侵权之诉和违约之诉，只是矫正了个体正义，其侧重的是人身、财产安全的价值。这种矫正并不能直接解决消费者保护中信息偏在的矛盾，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消费者问题。相反，“学术界对于制裁的过于关注，导致了一种错误的法律观。健康观念使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医院和疾病、手术和麻醉，而不论这些东西对于维护社会福利是多么必要。最好的医疗方法是预防疾病的发生，正如法律的真正益处在于它确保有序的平衡，而这种平衡能成功地预防纠纷”。《消法》似乎也遭遇到了同样的情形。

通过建立适当的预防机制不仅能较好地预防消费者问题的产生，而且能对最敏感的市场杠杆——价格产生作用。除品质担保义务、警示义务等的设定外，《消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前馈控制功能，即减少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障碍，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社会财富的最优化分配。通过这种功能的发挥能更好地保障和促进交易公平价值和消费者福利价值的实现。就有关市场交易价格的法律规制主要有《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但是《价格法》和《反垄断法》主要是调整国家对价格和市场主体的干预，《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调整经营主体之间的竞争和价格关系。《消法》作为调整经营者与消费者这两个对交易价格都极为敏感的主体之间行为的法律，它对交易价格的影响和调整功能与消费者利益紧密相关，但这一功能显然被忽视了。《消法》对价格的影响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满足上的不自足性不在于赔偿倍数和消费者概念的确定或者是举证责任及归责原则的设定，而在于反欺诈与信息平等的差距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法学启示

作为消费者研究领域的行为学，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管理学、经济学。各个学科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企图从法学的内在逻辑中找到自给自足的实证法学遭受到了法学家们的广泛批评，但是人们在批评的同时，还需要寻找更多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工具。《消法》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法律，对其考察和审视理应引入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分析。

（一）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理想状态

消费者行为理论也叫效用理论，它研究消费者如何在各种商品和劳务之间分配他们的收入，以达到满足程度的最大化。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是无差异曲线分析。无差异曲线是用来表示两种商品不同数量的组合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效用完全相同的一条曲线，它既可以反映不同消费者的不同偏好，又可以描述所能够追求的效用最大化。消费可能线是一条表明在消费者收入与商品价格（这一价格为均衡价格）既定的条件下，消费者所能购买到的两种商品数量最大组合的线。把无差异曲线与消费可能线合在一个图上，消费可能线必定与无差异曲线中的一条切于一点，在这个切点上就实现了消费者均衡。在这一点上所表示的X与Y商品的组合才达到在收入和价格既定的条件下，效用最大，其他的点不是无法实现，就是不能达到最大的效用（见图1）。

但实际上消费者均衡的状况往往很难达到，因为上述分析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即他们对自己消费的物品有完全的了解，而且自觉把效用最大化作为目标；存在消费者主权，消费者决定自己的消费，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决定了生产；消费仅仅是个人的事，与社会无关”。在这个假设前提下，消费者可以充分了解市场商品和价格信息，通过行使自主选择权，实现消费商品的最优分配和组合。

上述假设当然有它的不足，消费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是作为调整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关系的规范，《消法》通过赋予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知情权、获知权，以保障消费者的交易主体地位和选择自由，将达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作为理想目标之一。通过尽可能的法律决策达到消费者信息的充足，与规范科斯定理的理论要求也是一致的——消除私人协商的障碍，即交易以达至“效率”状态。

（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现实选择

商品以既定的均衡价格成交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交易价格是通过交易双方的契约来实现的，由于信息不对称，交易价格往往偏离均衡价格。因此需通过信息平衡的方法发现合理的交易价格以接近上述的理想状态。

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是在以下情形下进行的：经营者对商品都有自己的效用评价。经营者愿意提供的价格要大于或等于自己的生产成本；消费者在选择和作出购买决定（买卖合同的达成）时，愿意支付的价格要小于或者等于自己的效用评价。因此，在二者之间就会因交易而产生合作剩余。但是对这种合作剩余的分配是受到双方信息掌控能力和经验等因素影响的。平常人们都用双方合意来解释这为一种公平，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读者”。

但是形式上的合意无法解决这一分配问题，即交易双方各自应当享有多大的合作剩余。事实上经营者作为交易的强势一方由于占据更充分的信息，其提供的价格往往大于均衡价格，这时消费可能线向左偏移，无法达至理想状态的消费者均衡。因此，消费者必须重新调整效用曲线，使无差异曲线也向左偏移，当二者重新相切时，可以达至新的均衡。而这时，可以明显地看到，消费者所能获得的产品数量和效用都减少了（从O变为O1）（见图2）。所以在法律上，合意达致的契约是形式上的公平而非实质公平。

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合作剩余的分配，关于分配的正义问题，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的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二分法无法解决合作剩余分配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是一种初始权利和义务的界定，并不对人们之间的契约关系和活动做出调整，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二分法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分配正义的可变动性，分配正义的可变动性不仅可能表现为他人对分配正义的侵犯，而且表现为人们对自己享有正义的处分。这里的合作剩余就是人们处分分配正义的契约活动。

博登海默提出以契约正义应对这一问题，并以均衡感来说明人们对契约正义的追求动力。法律不仅要通过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等方式和技巧来矫正消费者所受到的不正义，还必须积极参与到市场活动中，通过法律规范的调整作用使消费者获得更多的商品信息，促使消费者均衡的实现。

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合作剩余，消费者往往通过结成联盟和组织，共同享受组织带来的收益，这种收益来源于某种程度的规模效应，消费者组织在提供信息和维权时具有比个人行动更高的效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往往提供各种商品和价格等信息，来指导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在这种信息更加充分的情形下，消费者更能够以接近均衡价格的定价成交，即min（O-O1）时，消费者可以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合作剩余，达到效用的最大化。只要争取到的合作剩余大于维系组织的成本，这一组织便是有效率的。《消法》对消费者结社权的承认和保护，即是对这一要求的反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信息平衡功能及其完善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信息平衡功能

法律上的平等指对相同或相似之人应以相同或相似之处理，“凡为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当以法律所确定的方式来对待”，但是这种提法并未关注到这一事实，即法律上的平等并不一定代表实质上的平等。例如，“一项规定左撇子不具有担任公职资格的法律”，这种平等是人们所无法接受的。同样对消费者和经营者作为法律上的平等主体而予以相同之对待，并不能代表这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正是这一正义的要求下，法律也作出了倾向性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分配。

《消法》给经营者设定了看似较高的义务与责任，或言这是随着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新的分配正义，这种权利义务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着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信息平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诸如“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这种法定的经营者义务具有基础性、强制性和补充性的特点，更多的情况下，双方交易中的实质公平有赖于信息公平之下当事人的交易选择。

从消费者角度观察，《消法》赋予了其参与交易、获得信息的基本权利，包括：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获得知识的权利、受尊重的权利、监督权等。知情权和获得知识的权利可谓是减少交易成本，达致消费者与经营者信息平等的两项重要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知识的权利，掌握所需商品或者服务的知识和使用技能，正确使用商品。

不过，消费者通过行使权利也只能获得部分信息，他们始终无法获得和经营者同样的信息量，因而始终处于交易的弱势地位。这就要求立法能促成消费者获得信息的成本尽可能地小于他们可以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样的信息平等才是符合帕累托效率状况的，否则将导致以更大的信息成本换取较少的消费者剩余。

从其他能够影响市场交易的社会主体来看，《消法》第六条第三款对大众传播媒介舆论监督权进行了界定。更为重要的是，《消法》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消费者组织的性质、职能和相关禁止性规定。立法条款都指向一点，即通过法定的要求或者通过法律语言的感召，要求经营者分享信息，号召消费者组织等集体性的信息服务来保障消费者的信息平等。这样的结果能使消费者根据自己需要和市场商品来行使“投票权”，实现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法律的确认是对契约正义的有力维护和支持，而且发挥着远远高于制裁的功能。只是立法与司法实践往往关注的是消费者组织的事后功能与作用，即消费者组织对消费者维权的指导，而忽视了它的前馈控制功能——对交易成本的“”和对交易价格的影响。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信息平衡功能的完善策略

《消法》在保障消费者对消费者剩余的追求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律对经营者法定性的要求和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和平”对抗始终无法达到经济学的理想状态，之所以有人用司法立宪主义的理念来构建未来私法制度的情形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现代民法理念的推动下，《消法》也应当与时俱进，不仅需要确认消费者的权利，还需要通过切实的途径和方法给予消费者权利有力的支撑和保障。这种支撑和保障以赔偿和制裁作为事后的终极保障措施，而事前平衡功能的发挥更有利于实现信息平等，从而预防消费者问题的发生，并促进均衡价格的实现，保障交易公平和增加消费者福利。

信息平等的实现有赖于信息主体信息力量的抗衡，因此，实现信息平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设立与经营者平衡的力量主体，建立平等的信息生产、传递与利用的制度。由于“任意性规范具有较高的替代性，降低了机会成本；强制性规范缺少合法的替代品，机会成本较高”，故而《消法》在透过消费者组织完善信息平衡功能时，应兼采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之长。

《消法》一些关于信息的强制性规范保证了交易双方基本信息的共享；而任意性规范的存在给消费者争取信息平等提供了更广阔的、开放式的法律平台，比如对消费者结社权的确认，消费者个体在与经营者的对抗中始终是弱势的，除了法律强制性的终极保护之外，建立有效的社区组织争取尽可能大的合作剩余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对那些单位价值不高，但关乎众多消费者利益的商品和服务而言更是如此，大众消费者的原子化结构不利于消费者的消费资讯获取和权利保护。消费者协会和其他组织作为法人或非法人的社会团体，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抗衡的重要力量，它们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各种资讯和信息，一方面与经营者进行权利斗争。但在这种任意性的规范指引之下，消费者社团的发展还远远不够成熟，在争取消费者权益功能的发挥上还有巨大的潜力。要使消费者团体真正作为消费者利益的代表，必须要使其能够做到以消费者利益为导向，增强其与消费者的联系，减少对政府和经营者的依赖。

因此，《消法》第五章“消费者组织”应当做出修改。首先，应当重新定位其存在的目的。根据《消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结合《消法》第六条，该“社会监督”的对象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其狭窄的内涵排斥了消费者组织的事前服务功能，偏倚于事后作为。所以，立法应当明晰其消费信息上的服务作用，以与“社会监督”并举，同时与《消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协调。其次，将消费者协会应当履行的“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的职能同时规定为其他消费者组织的法定职能，强调消费者组织向消费者提供各种商品和价格等信息、指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以使其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合作剩余的义务。再次，应当明确消费者组织的法律责任。作为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除不得从事商品经营和营利，不得以牟利为目的向社会推荐商品和服务外，还不得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否则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应当依法与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总之，通过建立一个可以与经营者在信息力量上相抗衡的主体，达到交易双方的地位平等，这样双方才能通过“好的契约”建立实质公平的分配机制，以配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共同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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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梁小民.西方经济学[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第8篇：消费者权利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得到很快增长，同时企业对商标的合理运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商标的运用得到重视的同时，关于商标的权利纠纷也日渐频繁，例如，未注册商标与注册商标，未注册驰名商标与注册商标等等。其中，未注册驰名商标与注册商标的权利冲突在商标运用中不断出现，在香港荣华月饼一案中即有体现。文章将对此进行研究讨论。

【论文关键词】商标 驰名商标 未注册商标 权利冲突

轰动一时的香港荣华月饼一案早已落下帷幕，该案件通过一审、二审和再审最终得以确定。最终最高院判决维持二审法院判决第一项，撤销二审法院判决第二项。虽然二审法院认为认定“荣华月饼”为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就可以对香港荣华公司合法权利给予足够的保护，无需再认定“荣华”文字为未注册驰名商标，香港荣华月饼作为未注册驰名商标是否侵犯了苏国荣的“荣华及图”、“荣华月” 注册商标，法院并没有最终认定，但是，未注册驰名商标与注册商标发生权利冲突时到底该如何进行判定，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未注册商标存在的原因

（一）我国采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商标注册原则

我国商标法关于商标的注册方面规定，对商标注册我国采用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必须注册的以外，商标所有人有权利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申请或者不申请商标注册，商标所有人对其所有的商标可以决定注册，也可以决定不注册。因此，商标注册的自愿原则使得未注册商标出现于市场中的空间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方便厂家提升利润

不同国家对商标法的规定和保护不同。在生产经营中厂家追求利润还要考虑降低成本的需要。对于中小经营者来说，重要的是生产成本，一个商标从注册到能投入使用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而当商标被注册以后，商标所有人就必须依照商标注册方面的相关规定，在使用时必须在注册商标规定的限度和分类里使用。而当经营者根据自己产品的发展需要对自己的品牌范围进行扩大延伸或对生产产品类别进行扩大时，已经费力注册的商标不再被商标法保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且当构成商标的要素产生改变时，该商标仍然不能受我国商标法的保护。因此，使用未注册商标往往更能满足他们对商标使用方便性的需求，这也就是他们选择使用未注册商标的原因。

二、保护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正当性

我国商标法并不是对所有的未注册商标都予以保护，给予保护的对象只有两种：未注册的驰名商标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未注册商标，我国商标法只对以上两种未注册商标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笔者认为保护未注册的驰名商标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首先，保护未注册驰名商标，符合自愿注册原则的内在要求。商标权是一种私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取得权利或放弃权利应充分体现意思自治的精神。对于商标权来说，无论注册或者不注册都不能剥夺商标所有人的权利，商标所有人有充分的意思自由来决定对该商标是否进行注册。因此，对于未注册的驰名商标应当给予一定的保护。

其次，保护未注册驰名商标，更能够使市场经济得到相应足够的发展空间。我国对注册商标的适用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定，即注册的商标必须使用在商标核准注册时规定的特定的类别上，不得擅自更改。而在现实社会中，一些小的厂家更希望随着市场的变化调整自己经营的范围和类别，因此他们更愿意使用未注册的商标以便能够随时进行调整，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中，有大量的小型厂家存在，在大公司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对小型厂家的发展予以关注和给予适当的保护。小型厂家在行使商标权方面没有大公司相应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并且小型厂家在经营范围等各方面具有多变性，将商标注册并不能给予他们最大的利益。为了使市场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使小型企业也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有必要对未注册的驰名商标进行适当的保护。

最后，保护未注册驰名商标也是对企业努力的肯定。驰名商标的形成需要很长的使用时间，需要企业在市场上投入很多的努力，包括宣传推广等各方面，需要使用该商标具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范围，最终享有很高的商业声誉才能予以认定为驰名商标，因此，单纯以该商标未注册而不予保护显然有失妥当，对未注册商标不能一概而论。虽然不能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给予注册商标相当程度的保护，但保护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也是对未注册驰名商标人努力的肯定，我们不能仅以该商标未注册而不予以保护，我们需要分不同情形进行不同处理，因此，保护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也体现了商标法灵活运用处理的精神，对未注册驰名商标进行保护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三、未注册驰名商标与注册商标发生权利冲突的原因

未注册驰名商标与注册商标发生权利冲突是指未注册驰名商标所有人与注册商标所有人同时对同一商标主张所有权，从而发生权利冲突。未注册驰名商标与注册商标发生权利冲突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获得商标专用权的方法有两个，第一种方法为注册获得，即通过对商标进行注册获得对该商标的专用权

根据我国新《商标法》第三条第一款，我国对于注册的商标依法保护，对未注册的商标一般不给予保护。第二种方式为使用获得，即对该商标不进行注册，而是通过实际的使用该商标使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而获得商标的专用权，新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等相关规定，给予未注册的驰名商标在相同和同类商品上予以一定程度的保护。对商标注册和不注册使用都可以取得商标权，我国商标法对注册商标和未注册驰名商标同时给予保护，这就为未注册驰名商标与注册商标发生权利冲突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对商标权取得的两种不同方式是导致未注册驰名商标与注册商标发生权利冲突的原因之一。

（二）商标具有地域性

即在我国注册的商标依法给予我国范围内的保护，如果该商标未在国外注册，在国外也没有达到驰名商标的程度，则该商标不受国外商标法的保护。而如果该商标在国外达到了驰名商标的程度，可以认定为未注册的驰名商标，此时国外已有相同的注册商标存在，就会产生未注册驰名商标与注册商标的权利冲突问题。

四、未注册驰名商标与注册商标两种情形下权利冲突分析

因为未注册驰名商标的存在，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未注册驰名商标与注册商标同时存在而产生权利冲突问题，此时应当保护哪一商标，我们应当分两种情形探讨，第一种情形是，未注册驰名商标与在后注册商标冲突；第二种情形是，未注册驰名商标与在先注册商标冲突。

（一）未注册驰名商标与在后注册商标权利冲突

未注册驰名商标与在后注册商标冲突，即注册商标经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是发生在该商标被他人使用并驰名后，针对这种情形，根据我国现行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未注册驰名商标所有人对后注册商标享有五年的撤销权，如果能证明该商标在注册时存有恶意，则撤销权不受五年时间的限制。我国新《商标法》将未注册驰名商标所有人享有的撤销权去除，修改为未注册驰名商标所有人享有请求宣告商标无效权。即新《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和《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注册商标被宣告无效后自始不存在，该商标的专用权归未注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专有。

根据新《商标法》的规定，如果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所有人在五年内未实行所享有的商标无效请求权，除注册时存有恶意外，那么该请求权丧失，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所有人将再无权再请求该注册商标无效。注册商标因无效请求权的丧失而合法化，此时，注册商标和未注册驰名商标分别或者说共同享有该商标的专用权。笔者认为商标法给予未注册驰名商标所有人请求宣告注册商标无效权保护了未注册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商标专用权，维护了未注册驰名商标所有人因该驰名商标而享有的商业声誉，但当五年之后请求注册商标无效权丧失，这种情形下同一商标为两个主体所共同享有，虽然较好的平衡了注册商标和未注册驰名商标两者的利益，但这样势必会造成市场的混乱，使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等产生混淆，存在后注册商标搭便车的可能。但又由于未注册驰名商标所有人对其权利的放弃，我国商标法还尚未发展成熟，没有对其规定予以细化，出于更好保护的消费者的权益，笔者认为在《商标法》以后的修改工作中，应当对此予以细化的规定，对此时未注册驰名商标和注册商标各自的使用方式、范围等方面进行规定，更好的规划商标的使用，进一步促进商标“区别商品和服务来源”这一功能的更好发挥，以使得保护消费者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二）未注册驰名商标与在先注册商标冲突

未注册驰名商标与在先注册商标冲突，即该商标在通过使用达到驰名以前已经被他人注册。此种情形，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术研究者对此方面的研究也不多。当此种情形商标发生冲突，注册商标所有人应当有权利继续对该商标行使权利。因为注册商标人已经经过注册，法律已经赋予了其享有该商标的权利，如果不存在法律规定的理由（例如此注册商标被依法的注销或撤销），注册商标人都将有相应的权利继续有使用该商标，尽管通过使用该商标没有使其达到驰名商标的程度，仍然不可以由于别人使该商标驰名而剥夺注册商标人的权利，如果不这样，我国通过注册取得商标权的基本制度就会被颠覆。基于此，讨论注册商标在前的商标冲突如何处理，主要是探讨未注册驰名商标持有人能否与注册商标人共同行使对该商标的权利，如果不可以，那么该商标就由注册商标人就单独享有权利。此种情形下单纯认定未注册驰名商标侵犯在先注册商标的专用权而禁止使用显然有失公平，有学者认为此种情形下两者可对商标享有共用权，笔者认为此观点。

1. 未注册驰名商标人与在先注册商标人共用商标不会减弱商标的识别功能。我国《商标法》之所以给予未注册驰名商标人撤销权是因为未注册驰名商标人已经通过使用使公众知晓该商标，而后再存在一个与未注册驰名商标相同的商标，就很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商品产生误认，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

而在未注册驰名商标与在先注册商标冲突的情形下，二者对商标的共用不会产生消费者的混淆。因为虽然商标已经在先注册，但公众对注册商标并不知晓。而未注册驰名商标虽然没有注册但其通过使用使该商标驰名，为一般公众知晓，其在使用商标时，消费者不会认为该商标是由注册商标人提供的。另外一种情形是，注册商标人提供的商品会不会被消费者误认为为未注册驰名商标人的商品。我们应当知道，商标具有对商品来源的识别作用，但对商品的识别作用不只单纯由商标来完成，还包括生产企业名称、产地、国别等。例如“荣华案”中，法院虽然并未对香港荣华公司给予驰名商标的认定，但事实上香港荣华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都已达到驰名程度，但最终最高院的模棱两可的判决导致在内地的商标专用权只能由广东荣华享有，这对香港荣华公司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笔者认为，此时，二者可对商标享有共用权，因为消费者在买荣华月饼时，不仅看商标还会看该月饼的生产商家，因此，消费者在购买时，可以分辨出该月饼是否为香港荣华公司所产。

2.未注册驰名商标人与在先注册商标人对商标的共用不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荣华案”中最终认定香港荣华在内地无权使用荣华商标，香港荣华公司若要进军内地市场需更换商标，但任何商业行为的转变都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钱和时间，商家因为这些转变产生的损耗到最后都会由消费者自己承担。因此，香港荣华公司若要改变商标，其损耗会由商品提价或其他方式最终由消费者承担，此时，若香港荣华和广东荣华对商标共用会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但不损害反而更好的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3. 未注册驰名商标人与在先注册商标人对商标的共用不会损害商标注册商标所有人的权利。损害注册商标所有人权利的方式主要有贬低商誉、挤占商业市场份额等。而对为注册驰名商标人予以保护不会影响对注册商标人权利的行使，不会发生贬低注册商标所有人商誉或者挤占注册商标所有人市场份额的情形。未注册驰名商标人使该商标驰名，为公众所知晓，必然是在广告宣传、质量品质等方面比注册商标人更出色才能达到，因此，未注册驰名商标人与在线注册商标人对商标的共用不会使注册商标人的商誉降低。另外，未注册驰名商标人使该商标驰名后往往给消费者更好的印象，消费者在进行购买时往往更看重商品的质量，因此，此种情形下的商标共用不会导致未注册驰名商标人挤占注册商标人市场份额的情况出现。

另外，此种情形下未注册商标人与在先注册商标人对商标的共用往往会对注册商标人产生一定的利益。例如，在此案中，广东荣华通过与香港荣华进行长期的诉讼而使更多的公众知晓广东荣华，间接地对本来并不知名的广东荣华做了一定的宣传。因此，未注册商标人与在先注册商标人对商标的共用不但不会损害注册商标人的权利，反而会给其带来一定的好处。

第9篇：消费者权利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商标法；反向假冒；法律规制

商标反向假冒是一种严重的商标侵权行为，绝大多数国家都对其明文禁止。2001年我国新修订的《商标法》(以下称新《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明确规定r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这是我日对商标专用权保护的一大进步，也顺应了国际趋势同际接轨。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该法相关条款规定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争议，同时其他有关法律对商标反向假冒的规制也不健全，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往往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因而系统、深入地研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从中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司法实践模式，共同完成对商标专用权的综合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商标反向假冒的界定及法律特征

(一)商标反向假冒的界定

《新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四)未经商标注册人的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该条款首次明确规定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但关于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界定，国内各学者的理解各有差异。笔者综合分析各学者的观点，将商标反向假冒（Reverse　passing　off）定义为：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或去除其注册商标并将该商品义投入市场，或广泛使用该商品，或利用该商品进行广告宣传等非法阻断或阻碍原商标和原商品联系的行为，其中被更换的商标称为“除标商标”，更换的商标称为“附标商标”。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实际上包括除标行为、附标行为、销售行为这三种商标反向假冒行为。

(二)商标反向假冒的法律特征

1．侵权主体的复杂性。商标反向假冒的行为主体是复杂主体。因为除标行为、附标行为、销售行为共同构成商标反向假胃行为，所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由不同主体分别实施这三种行为从而构成商标反向假冒的情况。当实施三种行为的行为人不是同一主体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侵权主体就具有了复杂性。

2．侵权行为的反向性。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着重点在“反向”。“商标假冒”假冒的是他人的注册商标，即借他人的具有一定声誉的商标来销售自己的产品而牟取利益；“商标反向假冒”的行为对象是他人生产的产品，即将自己的商标用于他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上，利用他人商品信誉或产品质量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

3．侵权客体的复杂性。商标反向假冒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首先，未经商标权人同意更换或去除其商标并再次投入市场是对商标权人商标专用权的侵犯。其次，该行为误导消费者从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再次，商标反向假冒使市场上商标与商品之间的真实联系被隔断，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对行为人的竞争对手而言构成不正当竞争。

4．侵权后果的特殊性。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虽然表面看可以扩大原商标权人的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在特定情形下不但无损于且有利于他人的商标声誉或产品声誉，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行为由于割裂了原商标权人商标和商品的联系，必然损害原商标权人商誉的建立和进一步增强。

二、商标反向假冒构成要件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作为商标侵权行为之一，其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

1．行为人主观上须为故意。无论何种形式的假冒，行为人主观上通常为故意，过失一般不是假冒者的主观心态。而且，行为人还具有欺诈的故意，即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商标所标示的商品和商品的权利人分离。

2．客观上须实施了更换或去除他人注册商标并将更换为自己商标或去除商标的商品再交易的行为。如果行为人将更换的商标所依附的商品仅用于观赏、研究等目的，并未给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造成误认，也不足以认定为商标的反向假冒行为。

3．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或去除他人注册商标。如果行为人更换商标是经过注册商标权人同意的，则不是侵权行为。只有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更换他人的注册商标，才有可能构成商标反向假冒侵权。如果该商标是共有商标，则须征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否则也是商标侵权行为。

三、商标反向假冒侵权的法律适用

(一)我国当前法律规制及其效果

1．《民法通则》调整。《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通过更换他人商标，把他人商品冒充为自己商品投入市场，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但《民法通则》的规定相对于其它部门法而言是一般法，缺乏特别法的细化规定，对于适用《民法通则》基本原则来规制反向假冒，通常只能是在无法找到具体的规定时才有必要援引。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商标反向假冒者通过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很明显，这种行为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自然也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制范围内。但由于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和功能的鉴别了解甚少，而且因为消费者即使寻求法律途径去打击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其效率也很低。尤其是当消费者遇到“高买低卖”的情形时，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买到了原商标权人的商品，获得了近期利益，很容易选择放弃对商标反向假冒者的打击。当然，消费者享有起诉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要求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人赔偿其损失的权利，而至于权利人是否行使其权利则是其自由。

3．《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虽未明确列出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但该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五条第四款规定：“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这是对虚假表示行为的描述，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其表现正是一种虚假表示行为，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角度看，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侵害了竞争对手正当竞争利益，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构成反不正当竞争。

4．新《商标法》调整。该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从更高层次上保护了商标权人的利益。新标法》是我国法律制裁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最重要、最直接的依据。如前所述，舨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也可以用来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但新《商标法》赋予商标权人的是一种积极的权利，侧重于对商标权人商标权的保护，其相关规定比较明确具体，更符合商标权作为私权利之存在的要求。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赋予商标权人这种积极的权利，它只是对权利人提供被动性和补充性的保护，商标权人选择适用该法对自身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因此适用《商标法》更有利于扣‘击商标反向假冒行为。

(二)商标反向假冒侵权的法律适用原则

通过前文分析，无论是《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舨不正当竞争法》还是《商标法》要形成全方位的共同调整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合力，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以《商标法》的调整为主，以不正当竞争法》为辅。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侵害的是复杂客体。商标权人利益、市场竞争秩序、消费者权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但在诸多客体之中，所受侵害最大的还是商标卡义人的商标专用权。新《商标法》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规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使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具体规定，这对打击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无疑是最具力度的。但是，商标法作为一种静态法律难以应对现实中形态万千的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存在疏漏在所难免。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因为其“保护公平的竞争秩序，维护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特点，故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和现实。也就是说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足够灵活的标准弥补商标法之疏漏或不能涵盖的部分。因此在适用法律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时，应以《商标法》的调整为主，以(饭不正当竞争法》为补充。

2．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问适用不同的法律。如果是在消费者与反向假冒者之间，应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主；如果是在假冒者与被假冒者之间，则应用(商标法》和《不正当竞争法》来解决。《商标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商标专用权，维护商标权人的利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公平的竞争秩序，维护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用不同的法律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规制，共同完成对商标专用权的综合保护，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全方位制裁，则更能体现法律的价值和功能。

四、商标反向假冒侵权规定尚须完善的几个问题

(一)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对“更换商标”、“投入市场”做扩大解释

新《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仅规定了“更换”商标的假冒行为，却并未规定“去除”商标等假冒行为，如果有人将他人的商品购得后，去除他人商标在无任何标志的情况下出售，或自己广泛使用，或仅在广告中进行宣传。再者，所谓“投入市场”应该理解为在市场中销售的行为，即经营者更换了他人的商标之后又在市场中销售了该商品，但是，如果某一生产企业将他人的商品购买后不进行出售，而是更换上自己的商标后作为定资产自己广泛使用，或者仅在广告中进行宣传，这些行为是否算作侵权?笔者认为这些行为也是以营利为目的，又剥夺了商标权人潜在的市场利益，所以，这些行为也应当认定为侵权。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的相关立法经验及法学界相关理论，对《商标法》五十二条第四项做扩大解释，即“更换商标”除解释为“更换”之外还应包括“去除”商标的行为；“投入市场”除解释为直接“销售”之外还应包括作为自己固定资产广泛使用，或者仅在广告中进行宣传的行为，这样更有利于打击商标反向假冒。

(二)对商标反向假冒侵权行为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更合理

从我国民事法律规范所确认的举证规则来看，除了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几种特殊侵权行为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以外，对于一般侵权行为，均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原告方应当证明自己受到损失并且这种损失是由被告方的行为所造成。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并未被我国民事法律列为特殊侵权行为，那么商标权人在诉讼中则有可能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因为，在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中。一是反向假冒者的假冒行为通常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二是对于商标权人的影响也是在长期的经济行为中方能逐渐表现来的，通常有了假冒行为，而损害结果却尚未发生，这样，被假冒者无法举证或举证困难，南被假冒者举证难以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于反向假冒者的行为也难以起到限制作用。因此，《商标法》应借鉴“TRIPS协议”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于商标权人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侵权人负有举证责任。将商标反向假冒侵权行为列为特殊侵权行为，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三)应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