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备货币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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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储备货币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输入型通货膨胀，大宗初级产品，美元贬值，人民币国际化

一、2007-2008年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概况

2007年开始，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就在一直高位运行，从年初的2.2%上升到当年12月份的6.5%，然后又上升到2008年2月的8.7%；随后CPI一路下滑，降到7月6.3%，最后12月降到1.2%[2]，形成一个从上升、高峰、再到下降、消失的完整过程。

而同一时期，世界上石油、粮食、铁矿石等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在飘升。2008年7月，世界石油价格暴涨至创纪录的历史高点147美元。粮食、铁矿石等其它我国大宗进口资源的价格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而我国又是这些资源性商品的进口大国，石油、铁矿石一半以上需要进口，粮食中的大豆更是90%依赖进口，通过国际贸易使通货膨胀传入我国，并对国民经济造成伤害。

二、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分析

关于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概念，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一般是指：在开放经济中，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和国际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导致进口商品成本上升和国内货币供给被迫增加，进而引发国内市场价格普遍、持续上涨的经济现象。本文主要分析由于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导致我国出现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一般而言，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首先推动我国原材料、材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上涨，然后引起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即工的上涨国际贸易论文，最后再传导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而引起物价的全面上涨。2007年初级品进口中，非食用原料和燃料等生产原料比重占91.67%，这些产品进口价格变化必然改变国内厂商的生产要素价格和生产成本，表现为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变化，并最终间接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以石油为例，由于石油是基础能源产品，是工业交通的血液，被誉为“黑色黄金”。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导致国内成品油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国内交通运输、用油工业品以及居民燃气价格的上涨；有机化工产品价格的上涨则与国际原油价格同步，随着有机化工产品价格的上涨，其下游的塑料、橡胶和化纤等工业中间品的价格也进一步上升，并由此一步一步向下传导，最终引起整个社会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论文开题报告范例。

三、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分析

世界上石油、粮食、铁矿石等大宗初级产品除了受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因素限制外，由于其以美元计价，在世界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以及受次贷危机影响金融资产接连发生危机的背景下，世界大宗商品被赋予了金融投机以及资产储备功能，从而导致这些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的态势。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放任美元贬值，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的“供钞机”，造成世界范围内货币供应过多、流动性过剩，国际市场石油、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形成全球性通货膨胀。衡量美元强弱的指标美元指数在此期间发生了巨大波动，美元指数的上升说明美元升值，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下跌，反之则贬值，商品价格上涨。美元指数由2006年9月1日的85.67一直下跌至2008年3月7日创73.11历史低位，在此期间，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急剧上涨[3]。

四、对策分析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此轮输入型通货膨胀，与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及其“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是分不开的。这些政策给全球带来巨大灾难，但各国也没能牵制美国，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实施了新一轮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向世界输入大量的美元，助推国际大宗初级产品的价格屡创历史新高。据报道国际贸易论文，为刺激经济进一步复苏，美联储计划在近期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将造成美元进一步贬值。

因此，治理输入型通货膨胀，除了配合使用相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外，我们应从问题的根源出发，即美元这种主权货币既是国际储备货币又是大宗初级产品的计价货币还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美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为解决经济问题而制定的政策必将对美元的币值变化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大宗初级产品的价格。为此，各国应积极加强经济政治合作，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避免出现“以邻为壑”的政策出现；同时还应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最后，还应适时的将大宗初级产品以这种国际储备货币计价。对我国而言，应抓住机遇，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首先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这样我们既可以降低以美元等货币结算的汇率风险，还可以减少以美元等国际货币的外汇储备，降低国际通货膨胀通过货币途径传递的几率。

第2篇：储备货币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本位制国际市场金融危机

作为一个超过一个世纪的主要造币，金本位有其优点。首先，成功地避免了在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造成的波动率，这肯定会有助于稳定世界贸易的不确定性。二，由于对称的金标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个系统中享有的特权。干预外汇市场，然后是每个国家的义务。第三，因为每个央行要求其黄金价格在一个固定的水平针，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将永远能够更迅速地超过其实际需求和国家去，从而可以躲避通胀的风险。

然而，美元的想法，回到金标准，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windbaggary。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总是在走向革命的某种东西躺在道路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其实，确切的原因，纸的标准取代了一次当时的黄金标准金标准的存在，严重抑制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每个国家的黄金储备的限制和黄金开采效率低，货币供应量只能共享一个相对缓慢的上升，在金本位制度。统计显示，在世界各地的约386吨的黄金储备在1900年，全球黄金的年产量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中间时期以来20世纪90年代，在每年2500吨。然而，在20世纪的经济总量16.4倍的速度比在19世纪末。所以很明显，货币体系将是无与伦比的的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如果我们粘贴的金标准。尽管一些专家和学者主张，美元应该和必须返回在其弯曲的顶部的黄金标准，这是毫无疑问对历史的轨迹，甚至一个世纪前就注定的命运。

其次，黄金标准本身不是一个绝对稳定的硬币，人们普遍认为。即使是真金的支持下，货币体系的货币危机的爆发仍然指日可待。由于是固定汇率制的情况下，有了一个在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政府赤字水平比较高，严重的不当行为，在交流炒家将倾向于以期望政府的困难保持的价格比率之间其货币和黄金。投机者则可能为了保住价值，甚至赚钱的黄金兑美元的运行。让我们在西方国家，例如在1960年的野生传播动荡。由于焦虑的财政危机日益加剧，在美国，这是造成美元进一步贬值，在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从最初每盎司35％美元直线飙升40.6娃娃。此外，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以及加拿大都遭受了从国家这是lateer作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描述和空前的恐慌购买。即使在纽约市场，黄金量只买了10月20日达到了创纪录的2000万美元。因此，黄金标准，作为对持续贬值的事实对策，卡上的是促使新一届的波动。

第三，黄金标准将呈现强硬，强硬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带来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世界各地的全身性的经济衰退。一方面，央行可以通过主导下的黄金标准的总货币供应量的不规范总值要求。因此，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下滑的痛苦，央行可能不利于刺激国内需求，以刺激经济的表现和在经济下滑，随着时间推移，最终会导致整体停滞。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坐月子的黄金数量，世界各地的所有国家将努力改善他们的生产水平，实现了全球黄金的更大的配额。据Fisher方程（P×Y=M×V），作为国家的产量增加，团结产品和劳动力价格是越来越低。这将导致全球失业和再破的开放型经济的内部平衡，导致了全球经济运行的低效率。

第3篇：储备货币论文范文

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 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bird and rajan ，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 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 and 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 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 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 (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 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性行为，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 and dybvig, 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 and reinhart，1999)。

eichengreen 和 arteta (2000)指出， 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主权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 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主权（monetary 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 rule）, 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 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 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 fischer and 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主权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主权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 (bergsten, davanne, and jacquet, 1999)。

费舍尔（fischer, 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 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 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 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 固定汇率  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  建立稳定预期  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 有效或成本小  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 汇率背离   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 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 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  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 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主权和铸币税 丧失货币主权，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 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  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 时间一致性

表2 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  浮动汇率

规模小  规模大

经济开放  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  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 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 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  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  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  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 yeyati和sturzenegger (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参考文献：

1) aliber, r. z. (1988): the foreign exchange value of the us dollar, sticky asset prices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decisions, mimeo, chicago

2) bergsten, c. fred, davanne, oliver and jacquet, pierre (1999): the case for joint management of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99-9, july

3) bird, graham and rajan, s. ramkishen (2001): bank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world economy, vol.24, no.7, pp.889-910

4) bruno, michael (1995): inflation, growth and monetary control: non-linear lessons from crisis and recovery, paolo baffi lectures on money and finance, rome: banca d’italia

5) calvo, guillermo and reinhart, m. carmen (1999): when capital flows come to a sudden stop: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option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june

6) chang, roberto and velasco, andres (1999): monetary and exchange rate policy with imperfect financial markets, working paper, new york university, december

7) diamond, douglas and dybvig, phil (1983):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91(3), pp.401-419

8) dornbusch, rudiger, fischer, staley and starz, richard (1998): macroeconomics, 7th edition, irwin mcgraw-hill, pp.421

9) edwards, sebastian (1996): exchange rat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croeconomic disciplin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2, pp.159-63

10) eichengreen and arteta (2000): banking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economic journal, 110, pp.256-72

11) fischer, stanley (1981) : seigniorage and fixed exchange rates: an optimal inflation tax analysis, nber working paper no.783, october

12) frankel, a. jeffrey (1996): recent exchange-rate experience and proposals for refo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2, pp.153-58

13) frankel. j. (2000): no single currency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215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august)

14) friedman, milton（1953）：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 meershwam, d. (1989): international capital imbalances: the demise of local financial

16) boundaries, in o’brien, r. and datta, 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markets, oup, oxford

17) mundell, a. robert (1997): currency areas, common currencies, and emu,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7, no.2, 1997, pp.214-16

18) sachs, d. jeffrey (1996):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2, pp.147-52

19) svensson，lars e.o. (1999): inflation targeting as a monetary policy rul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 june, 43(3), pp.607-654

20) 阿里巴（2000）：汇率安排，《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

21) 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1996）：《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2) 保罗•克鲁格曼（2000）：“汇率的不稳定性”，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93页

23) 蒋锋（2001）：“汇率制度的选择”，《金融研究》，第5期，49－56页

第4篇：储备货币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经济治理；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

一、 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失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如何去规避主要汇率波动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如何去更好的参与世界货币体系的重新构建是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了解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并且参与到多边金融体系治理中。

二、 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1. 资本跨境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国际负债证券、国际股权在内的所有表内金融工具，都得到了迅猛发展。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终于使其摆脱束缚，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获得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世界经济随即完全被美元化，各国不得不接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美元汇率稳定的支柱由黄金转变为债券和金融资产，这种虚拟化的信用体系为美国大规模对外提供流动性打开了大门。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美国在保持了较低的实际利率水平的情况下不断降低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流动性。

2. 国际间资本流动加速。当今世界各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因此对资本流动的管制逐渐减少，而各国的金融资产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替代，因此，资本的流动对各国利率的差异极为敏感，细小的差异会使得资本在短期内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大规模的流动，这也是美国常年保持较低利率的原因。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利差交易就是一个标志性的结果。

3. 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涨。当今世界金融自由化被世界各国广泛的倡导，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加强银行的独立自主性，加强国际资本流动，允许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逐步取消对信贷的控制。

近些年来整个世界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它是更近一步的全球金融化的前提，也为其提供了合理的规则。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相同的。例如作为金融强国的欧盟和美国，主导并维持着世界金融运行规则和秩序，因此成为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强大力量。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金融发展较为缓慢，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往往成为秩序和规则的被动接受着，受制于发达国家，因此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

三、 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

1. 作为货币的美元充当世界本位货币。

（1）市场过度依赖美元，国际金融体系不对称。美元在摆脱了黄金兑换的束缚之后居于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统治地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确立了美元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必然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收支失衡现象，并且长期存在。以美元本位制为中心的国家及其相关体系国家的交易范围不断扩大加速了资本及资源的流动，使得这些国家从中获利，而其他国家受损，因此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

（2）美国通过国内货币、财政政策影响外汇市场，导致全球范围货币战争。美国当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大使得美国可以在必要的时间来操控美元的利率水平和汇率水平，而使得结果朝着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对其他国家汇率调整的要求成为美国特有的一种政策。

一方面，美国自2010年年初以来就不断给中国政府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升值，以期扭转美中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国内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国际经济走向，比如增加货币发行购买金融资产，能够间接帮助金融机构及企业。但是这一政策会导致过度流动性，流向包括中国、巴西等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冲击其国内经济的稳定并导致其货币升值，反过来间接对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产生正面影响。美国的这种做法招致世界各国的严重不满，将会导致全球范围的货币战争。

2. 国际金融治理机构本身存在着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组织是目前治理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机构。而这些组织本身存在的局限也是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和出现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缺陷。从建立以来，IMF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但这些都无法掩饰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缺陷。

①IMF没有发挥其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减压阀”和“稳定器”作用。这也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IMF的初衷。但是，由于IMF的主导权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所以IMF一直受制于发达国家，而它的这种局限性也限制了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②IMF对国际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管。首先，IMF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监护人的角色缺失，IMF把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上，而往往忽略了对美国等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相关金融部门的监督，另外，IMF没有预见到国际金融体系本身的缺陷以及信任危机在各国之间的传递效果，往往疏忽了对国际金融中心及金融工具的监管，从而造成金融风险。

③IMF协调全球经济发展的能力有待改进。当今社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蓬勃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加大，出现了许多新兴经济体，其中金砖四国尤其显著，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则国际经济话语权如IMF投票权和执行董事代表权也必然会得到提高。目前IMF投票结构和治理结构仍然是依据之前的世界经济力量的分布，因此并不能合理的反映当今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表性。这极大削弱了IMF自身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加剧了IMF各成员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协调性。

（2）世界银行自身存在缺陷。

①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存在不足。首先，世界银行会定期的去制定和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文件，但是在之后的实施上又缺少有效的手段硎导。其次，无论是其单个的执行董事还是作为整体的董事会都无法做到真正的为世界银行的战略发展方向去负责，因此其战略作用大打折扣。再次，世界银行建立了发展委员会，这个机构由24个国家的政府部长组成，它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形成一个具有咨询性质的团体，但是这种“咨询”的性质缺乏相应的工具去监督其公告的执行情况。

②世界银行代表性不足，全球经济协调的能力缺失。世界银行从成立至今， 一直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握着世界银行的大多数投票权，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意愿并不能够得到合理的反映，这与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蓬勃发展的趋势相违背。发展中国家不但代表权不足，而且投票权不能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自动与周期性地调整。

（3）G20的作用仍有待发挥。诞生于1999的G20作为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论坛之一，G20致力于防范和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改善各国经济金融体系透明度，总体而言，G20放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顺应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需要。但是，G20的局限性限制了其在多边金融治理方面的作用。

①G20集团化特点日渐明显。G20的成员是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利益获得者，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成员国家，G20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成员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他们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矛盾冲突，因此，在议题的设计上就需要协调所有成员方的意见，而这些议题的范围往往比较广泛，因此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特定议题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②G20仍然被少数发达国家左右。G20在议题的设计方面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主导，这无法从根本上去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议题，但是G20的大部分议题仍然是被特定国家所主导。

3. 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机制。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经济在信息技术的进步下加速发展，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使得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联系更为紧密。各国之间紧密的经济金融联系使全球经济产生了连锁效应。在货币政策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各国货币发行必须与一定的经济指标和规模挂钩。也就是说，各国在发放基础货币时，不能只考虑本国的金融目标而采取过禁或者过度的措施，而应该从全球经济合理稳定发展的前提出发。尤其是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家要合理适度的发行货币，合理地规避系统风险不能任意无度地发行，搅乱国际金融秩序。但是，目前世界各国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平台，协商宏观经济政策。虽然G20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效果现在还不明显。

四、 中国参与多边金融体系治理体系的选择

在面对国际金融体系严重失衡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应该如何去面对国际收支失衡，如何尽量降低世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所产生的风险，如何与世界各国去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的重建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还是应该积极广泛的参与到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中来。

1. 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平稳变化。一国的政府当局会根据本国具体的经济发展情况及稳定宏观经济的承诺来选择实行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结合中国国情，中国政府认为应该选择固定汇率制。第一，固定汇率总体上可以有效的稳定本国国内经济水平。在本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的条件下能够有效稳定国内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第二，固定汇率能够增加就业。固定汇率通过调节储备水平改变货币供给，调节一般价格水平。在固定汇率下如果采用本币一次性贬值的政策，可以达到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增加国内就业以及扩大产品出口。第三，固定汇率可以稳定国际贸易预期，减少汇率风险。因此中国可行的选择是走一条中间道路，即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改变对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

2.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使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行使其流通手段、价值标准、储藏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最终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可兑换货币。

如何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国政府对此提出了两方面的“三步走”的方针战略，即在临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发展，做到适时适度的发展、逐步有序的渐进式发展。

（1）在空间上的扩张上实现“三步走”，即首先实现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广泛流通，其次将人民币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推动，即形成区域化，最终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币国际化。

（2）在货币职能上也分“三步走”，即实现人民币成为结算、投资、储备货币的三步走。首先在国际贸易的结算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然后促使人民币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的投资货币，逐步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货币，最后随着前两步的发展最终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3. 鼓励与监管金融创新并举。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要求中国未雨绸缪，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加强对国内房地产、期货、证券等资产市场的监管监管力度，并且加大对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监督力度。

加强金融监管的具体方案有：

（1）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构。要求加强功能监管而非传统的分机构监管，不同的监管部门要做到分工明确，都要统一接受银监会监管，并且要求保监会以及证监会加大对从事保险业务和证券业务的机构的监管力度。

（2）加强配套性条件及外部环境的整治。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创新需要金融法律体系、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体制微观基础等一系列的外部环境和配套条件的改善。我们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具有透明性、稳定性的特点，政府应该具有调控宏观经济的强大能力，和全局把握能力；还要善于从微观上去改革金融体制，强化分散和转移金融风险的能力，最终实现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金融市场的目标，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3）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金融监管合作。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我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随著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加深会越来越广泛的参与到全球金融市场中来，从而会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要通过加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以防御大规模的系统风险。

4. 量力而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定位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发展，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在国际组织中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在人均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地区间和产业间的不平衡，各个产业发展层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以上事实说明，我国虽然迈入大国行列，但还不是一个强国，只能属于发展中的大国；第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使得中国这个大国与其他资本主义的大国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特点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国际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面对众多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如何在国际体系中立足发展便成为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合作的核心问题。中国在确定了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定位下，应该合理恰当的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更多的参与到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来，产生的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王冠群.加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建设[J].全球化，2014，（5）.

[2] 李国安.金融风险全球化与全球金融治理机制[J].国际经济法学刊，2015，（6）.

[3] 刘东民，何帆.中美金融合作：进展、特征、挑战与策略[J].国际经济评论，2014，（3）.

[4] 高立红.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启示[J].商业时代，2011，（3）.

[5] 徐璋勇，封妮娜.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省区差异的综合评价与分析[J].当代财经，2008，（7）.

[6] 王浩.全球金融治理与金砖国家合作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14，（2）.

[7] 瞿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展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J].国外社会科学，2014，（4）.

[8] 洪小芝.全球金融治理相关问题研究综述[J].西南金融，2012，（3）.

[9] 王达，项卫星.亚投行的全球金融治理意义、挑战与中国的应对[J].国际观察，2015，（5）.

[10] 蔡伟宏.国家博弈制度形成与全球金融治理[J].国际经贸探索，2015，（8）.

[11] 吴奇志.经济全球化下金融危机的治理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位论文，2010.

[12] 陈春常.转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

[13] 安辉.现代金融危机生成的机理与国际传导机制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03.

[14] 郭景平.亚洲金融危机治理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06.

第5篇：储备货币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失衡是2005年初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但它已经是在全球连续多年存在的现象,即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有贸易往来的一些国家却存在大量贸易盈余。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日益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对外债务,而亚洲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中国对美国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全球经济失衡的不断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性

(一)引发次贷危机乃至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减缓

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方面,美国同日本和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上。美国由于消费需求旺盛和企业投资增多,拉动了该国经济的增长。相比之下,日本和欧洲的消费需求疲软和企业投资无力,导致日欧经济下滑。鉴于高油价、粮价上涨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不利影响,预计近几年美国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都将可能下降,而日本和欧洲在上述两方面可能也不会有好的表现。所以,因需求疲弱和企业投资下降,最终将导致西方经济增速放缓。

亚洲与拉美大都是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对西方经济的依赖性较大,因而受西方经济影响,亚洲和拉美经济增长也将在未来几年出现减缓势头。

(二)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减缓

经济全球化使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东亚国家和地区凭借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加工基地。这既是经济全球化下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是该地区比较优势的体现。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和经济扩张的动机:一是为了占领和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的份额,二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亚洲制造业发展相对迅速,长期把美国作为制造业出口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过度盯住美元,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会被到卷入金融风波中。

一般情况下,一国的国际收支通常是不平衡的,平衡只是偶然的情况。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顺差必然表现为另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严重失衡,从短期来看,这种失衡表现出动态性和持续性。全球经济失衡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全球经济失衡不仅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成果,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不得不投资到美元资产上,作为外汇储备,致使国内经济发展资本严重缺乏,从而美国资本账户盈余逐渐上升,弥补了其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赤字。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是出口国以贬低劳动力的价值,耗尽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许多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将一些污染型企业转移过来,使发展中国家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失衡、资源严重浪费论文怎么写。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使处于国际分工低端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过去曾受到保护的许多部门被卷入竞争,一些幼稚产业和基础薄弱产业会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发展中国家边缘化,使这些国家经济遭到侵蚀。

全球经济失衡条件下,美国采取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政策,将扩大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的规模和速度,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资本净流入的增长。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诸如危机转嫁、货币作陪、货币政策两难困境等风险。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能源和资源价格看涨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未来增长可能减速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和国内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进而使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减缓。

(三)全球贸易失衡加剧了世界经济不平衡格局

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其贸易状况处于有利地位,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推动其经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较低,其贸易状况处于不利地位,贸易状况难以改善,其获得的贸易利益份额较小。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状况长期恶化,贸易差额不断扩大,这不仅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短期经济增长,还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利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两大贸易集团在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上的对抗性非常突出。伴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关系不平衡性的日益变化,发达国家往往借助各种手段来提高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生产成本,以达到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输出和保护本国国内市场的目的。

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因素的差异,而非贸易政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企业的外向型程度不断加深,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国际贸易市场环境的新变化及成本限制、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对各国对外贸易造成的影响都会导致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全球贸易失衡的实质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以及由此决定的各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失衡和利益失衡,是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不平等的外在表现。它是由美国的内外政策选择、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金融服务水平以及美元在国际的中心地位造成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动荡,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受到影响,全球经济体制和模式也深受影响,全球政治格局遭受巨大冲击,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稳定性。

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一)影响国际国币体系的正常运转

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制度安排的最大特点是:“一个国家可以把整个全球经济体系扣做人质”(Stiglitz,2002)。美元是全球交易结算和储备的主要货币,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汇率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元挂钩,所以,美国的金融政策时刻影响全球。金融全球化让经济体货币政策自主性大为丧失。与各国的国内货币体系相比,国际货币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是世界各国间长期实践所形成的一套惯例和规则,体现出较大灵活性和松散性,因而对各国一般不具有强制力。其次,在出现国际经济失衡和金融波动时,各国首先考虑的是本国利益经济增长,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

(二)暴露国际国币体系的弊端和不足

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源于美元本位制。二战之后,美国凭借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取代英国,又通过没有硝烟的“凯恩斯计划”主宰了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因其固有的“特里芬两难”矛盾而难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欧元和日元崛起,对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削弱。20世纪90年来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强劲,美元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绝对优势。

后来建立的牙买加体系是并没有摆脱“特里芬难题”。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货币有充足的流动性,美国只有保持经常账户的逆差,通过输出美元低价进口实物资本和自然资源, 维持本国物价的稳定。美元作为一种信用货币,它的发行不受任何限制,美国可以通过大幅发行美元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贸易逆差,反而恶化了美国的贸易收支,进而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当今美元本位制与黄金本位制的最大区别,在于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滥发美元进行对外支付。美国又凭借其金融霸权,利用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和非对称性,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获取最大利益,维护和促进了美元本位制的运行。

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是由发达国家操纵和控制的,体现的是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意志和利益,是国家之间相互争夺、相互妥协的产物,本身带有歧视性、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在这种国际货币体制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没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发言权。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意识到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弊端,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要对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三、全球经济失衡使国际金融风险增大

美国新金融霸权控制着国际货币体系,掌握了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它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所欲为,通过操纵汇率、利率、股票和债券的价格来获取丰厚利润。并通过操纵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国际金融投机,支配弱小国家的经济活动。美国的这些行为都对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资本流动管制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构成了严重文怎么写。

(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上被巧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牙买加体系建立,代之以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发达国家的货币经济增长,如美元、日元、欧元等都具有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综合经济实力有限,其货币无论在以前或当前的货币体系下都不具有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抢占先机,获得国家铸币税的特权,通过扩大国内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等途径巧取他国财富。另外,多数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而新兴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固定或半固定汇率制。多年实践证明,发达国家的汇率波动比预想的要频繁得多,波动幅度也较大,这种剧烈的波动极大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给本来就脆弱的固定汇率制以沉重打击,将信贷危机无形中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中被掠夺

美国金融霸权操纵国际资本流动,进行金融投机或攻击性的投机活动,由此引起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金融霸权国家趁机大发“难财”,进行裸的金融聚敛。同时,巨额外债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深渊,加大了对金融霸权国家的依附性,经济命脉从此被金融霸权国所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对国际规则陌生,在金融领域中的弱点和疏漏极易被国际炒家抓住并进行攻击,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处于不利地位

美国金融霸权削弱或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和金融。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游戏规则”是在金融霸权国的主导下制定和完善的,金融霸权国家通常是从自身经济的获利性和维护其霸权地位出发而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霸权国家不仅操纵和控制着国际金融组织,而且把本国的意志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组织成为贯彻霸权国家意志的有力工具和武器,国际金融组织丧失了国际性和公正性,其功能的发挥也因被金融霸权国家左右而人打折扣,完全是为金融霸权国家的利益服务的。

美国金融霸权削弱或剥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在制定国际金融规则时,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于不顾,使所有的政策、制度、规则向少数发达国家倾斜,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第6篇：储备货币论文范文

关键词：日元升值；人民币升值；比较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人民币升值将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环。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从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原因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日货币升值的背景比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

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美元汇率高估，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严重。同时，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长，日本积累起的巨额经济财富使其成了世界级的银行家，而同时美国也失去了世界放贷者的地位，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债务国，这就加剧了美日之间的摩擦。

于是面临着经济萧条，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压力，美国国内要求日元升值的呼声日益增高。于是美国希望以美元贬值形成弱势美元来加强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状，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经济。

（2）日元升值的国内环境

事实上，美国利益集团要求日元升值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当时日元已经具备一定的升值基础。第一，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7位跃升到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成功的实现了日元国际化。日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展、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日元资产需求的不断上升，都在客观上形成了日元升值内在压力。第二，日元升值是金融市场开放必然结果。随着日本金融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日元资产的魅力展现出来，需求的增加必然带来日元的升值。第三，日本政府相信可以通过扩大内需这一变革应付升值带来的对外贸易损失。[1]

由此来看，广场协议的出现有外来的压力的作用，同时也是日本自身的内在要求。于是在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即G5集团）财长以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一揽子协议，史称“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广场协议自开始实施，日元汇率开始一路上扬，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5年的250一路上升到1987年的123.5，两年的时间下降了近50%。

2．人民币升值背景

（1）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环境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隐藏着其他原因。首先，中美汇率之争的根源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转嫁经济危机，缓解其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另外，日本就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同时也想借助人民币升值来恢复本国经济。除美日以外， 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与美、日、欧盟等经济体的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这些经济体基于本国内经济和政治需要持续要求人民币升值，也对我国施加各种压力。

（2）人民币升值的国内环境

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外汇储备过量以及大量顺差所造成的。从1994年至今，我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均为顺差，并在2001年到2008年期间呈高速增长状态，同时，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也进一步助长了人民币升值。另外，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出台，我国的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导致人民币需求增加，这些都对人民币升值形成了巨大压力。

于是，我国政府在2005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有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形成了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汇率制度的变化对于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影响。

有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中日货币升值的国际因素有几分相似：两国货币升值的国际因素主要原因都是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经济危机引起的。可见，两国货币升值的幕后主导者都是美国，从国内环境上看，外贸顺差大也是中日货币升值的共同的内在因素。影响两国货币升值的国内环境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日本金融市场开放对日元升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我国汇率制度的转变及投资环境的改善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原因。

二、中日应对货币升值的对策和措施比较

1．日本政府应对日元升值的对策

（1）加速日元国际化

日元国际化路径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1964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八国条款国后，日本开始在对外贸易和外汇中使用日元。1980年12月，日本修订了《外汇法》，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1984年，日本和美国共同组建了“日元—美元委员会”，发表了《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日本大藏省也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公告，成为了日元国际化真正开始的标志。此后，日本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扩大对外提供日元贷款、积极促进日元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和支付货币、吸收欧洲日元贷款和放宽发行欧洲日元债券条件等。[2]

（2）大力发展对外投资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急剧增加。1984年，日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00亿美元，在1986到1988年3年的时间里，日本对外投资总额已经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超过了战后1951—1985年35年累计对外投资总额的837亿美元，并在1989年首次成为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国。从投资结构上看，日本在产业和结构上呈现了制造业、金融业、商业，“三业并举”的多方位、多层面投资的整体格局。从投资地区上看，日本对外投资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主要是为了绕开NAFTA和EU的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主要集中在东亚等地区。#p#分页标题#e#

（3）改善出口结构

在高科技成为推动当今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以后，技术贸易成为高附加值的重要贸易形式。为了促进技术贸易的快速发展，日本政府大力倡导的“科技立国”政策。技术含量已经成为日本产品占领国际市场的有利武器。除了保持传统的优势产业外，日本对生物工程产业，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也进行了大力扶持，提高了日本尖端高科技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于是，日本出口的产品以其稳定的质量和节能环保、高科技等特点的竞争手段主导着国外需求市场。[3]

（4）加强和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

新世纪初，整个世界经济都处在减缓增长的阶段，但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盈余却在递增，这主要得益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虽然日本对美出口一直在下滑，但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却在迅猛增加。2004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出口和进口贸易均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在美国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亚洲国际已经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

2．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的措施

（1）增加海外投资与并购

80年代后期，日元被迫升值使日本经济开始趋于国际化，日本海外输出的商品、资本、人员也变得更加强劲。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0年的220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89年的670亿美元，在1986—1991年间，海外投资总额累计超过了4 0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额跃居到世界首位。[4]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于是，日本人凭借着财力的优势，在国外掀起了购买热，仅1985至1986年度，日本企业就收买了大量的外国企业，这些企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等众多领域。[5]

（2）调整产业结构

虽然，日本的海外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产业空洞化，但同时产业空洞化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阶段，它直接促进了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广场协议”后，日本企业开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众多附加值低和受日元汇率动荡影响大的纺织、轻工、普通电机等行业的生产转移到海外，留在国内的主要是研究开发型企业、尖端技术和高附加价值行业。这部分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是价格，而是技术含量和品牌。实现了国内产业逐步由厚、重、粗、大型向轻、薄、短、小型转变，产业结构也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3）改变企业经营模式

日元升值在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对日本企业传统管理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一时间各企业开始对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变革。由于日元升值使日本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受到挑战，于是日本企业针对当时的状况找到了新的管理体制。主要变化有：在企业内部的决策机制上，由协调一致到权责集中；在雇佣制度上：终身雇佣模式随着经济萧条的压力被改变。[6]

（4）非价格竞争

非价格竞争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最重要的竞争形式。在经历了两次大幅度降低产品利润以后，日本企业开始通过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质量、功能、外形等非价格竞争方式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在加强了非价格竞争以后，对产品质量、设计、形状和品种不断进行革新，更加注重产品的附加价值，并在原材料、生产、流通及生产程序上进行技术革新，逐步实现了由价格竞争走向非价格竞争的方式来实现。

参考文献：

[1]尹延庆．日元升值对中国的启示[D]．硕士学位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2]陈虹．日元国际化之路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05)：65-71.

[3]王厚双，刘向丽．日元升值与日本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绩效分析 [J]．东北亚论坛，2004(02)：79-83.

[4]日元升值后引发资本输出狂潮导致泡沫经济出现[N]．第一财经日报，2005-08-04.

[5]周锐．本币升值压力下国内经济的调整：日本的经验与教训[D]．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

第7篇：储备货币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贷币

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时间漫长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要完全复苏所需的时间将会是十分漫长的。首先，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弥补其亏空。其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贬值极有可能造成在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中出现新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经济或市场的稳定性；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其要达到再平衡的态势又需经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失业率的攀升、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非经济因素则会从另一角度制约和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诸多有利的因素将从正面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其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首先，针对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措施，这对刺激经济的不断增长、恢复当前的市场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态势、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从国家财政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或措施都将大大的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其次，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将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在长期内会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因此可见，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仍将会在整体上实现复苏，但需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转移加速

从另一角度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早先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其调整的原因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曾长；经过这次强制性的调整，可以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但其调整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衰退。

为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必须对早先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必须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遏制超前和过度消费，减少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执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需重新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刺激?肖费，以实现从内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拉动，防止因外部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产业将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转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人力度，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由此可见，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产业格局。

三、国际贸易投资加速，但受保护主义制约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向复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将会再次活跃，并从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首先，全球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拉动了全球范围内相关服务业的增长，创造出了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国际贸易投资的加速还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内其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会更加便捷，其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最后，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对绿色产品、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的更多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将采取一些对本国经济或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经济的平衡，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超前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因此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尤为不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其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的现象，也将会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其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恢复就业市场，降低失业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破产率的增加，各国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过多的本国企业被兼并或控制，尽力降低其投资或兼并活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国际性投资活动的发展。

四、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新变化。但仍将以美元为主

第8篇：储备货币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影响汇率变动的基本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纸币本位制下的规则和制度影响着汇率变动；二是一般人类劳动是汇率变动的最深层次的原因；三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影响名义汇率的具体因素。在影响名义汇率变动的因素中，应当关注理论前提和具体的经济情形。尽管西方宏观经济学关于汇率的主要理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前提是：开放条件，平等关系，贸易顺差国的顺差应当保值。这些前提过分理想化，与现实政治经济状况相差太大。通过对影响汇率的基本因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相对全面地把握汇率变动的一般规律。

人民币升值，成为人们广泛讨论的主题。不少经济学者运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汇率问题，但是缺乏对汇率问题的整体审视。本文从纸币本位制的背景下，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分析宏观经济学的汇率理论在运用中的具体条件，为进一步认识汇率变动的一般规律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当代汇率问题直接根源于纸币本位制

汇率问题，从直接根源上看，是与国际贸易中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位货币相关。从19世纪末一直到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前，国际贸易中的本位货币是黄金，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以美元为中心、其他各方货币为辅的纸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本位货币。

从16世纪以来，各国国内和国际贸易中本位货币的变动经历了银本位制、金本位制、纸币本位制三个阶段。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各国纷纷禁止黄金的输出，导致了金本位制的全面崩溃。金、银本位制先后崩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金银的稀缺性，限制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规模，成为阻碍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障碍。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黄金一美元本位制，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真正开始了纸币本位制。

1944年在美国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的主要内容:第一，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货币金融事务进行国际磋商。第二，确立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实行黄金一美元本位制。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规定1美元=0.888671克黄金，其他国家的货币则与美元挂钩，以美元作为规定货币平价的标准。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随时可以用美元向美国政府兑换黄金。第三，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会员国有义务维护汇率的稳定，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允许的波动范围为其平价的1%。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黄金一美元本位制。这种本位制依托美国当时占世界3/4的黄金储备，是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美元本位制，可以说实质仍然是一种金本位制。这个体系的建立，对于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由于美国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崛起等原因，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逐渐减少，贸易逆差日益扩大。从1960年10月到1973年2月，美元经历了10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每爆发一次美元危机，美元就贬值一次。1973年3月爆发了抛售美元的狂潮，美国最终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而后，各国协议实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破产。

由于美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德国、日本的货币不能代替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中心地位，美元仍然是国际间结算的主要支付手段。但是，美元的不断贬值，也迫使许多国家实行储备货币多元化，力求达到保持外汇储备的购买力。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确认了这一现实。牙买加协定确立了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为中心，欧、日、英等国货币为辅的纸币真正取得了一种本位货币的地位，以浮动汇率为主的混合汇率体制得到发展，国际收支主要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调节。

在当代的经济贸易中，恢复金银本位制是不可能的，稀缺的金银资源阻碍了正常的贸易活动，因而纸币本位制具有历史进步性。在纸币本位制下，一国的本位货币采用纸币，不再与黄金发生联系。纸币本位制克服了货币供给量不足的缺点，纸币可不受黄金、白银供给量的限制，易于配合经济发展及交易需要作有弹性的调整。但是，纸币只是一种法定货币符号，本身不具有价值，而且，纸币所代表的一般等价物的价值不易确定，容易引起金融危机，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纸币本位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整个货币体系高度不稳定，各国货币地位受到自身的经济、外贸实力的影响;国际储备多元化缺乏统一的货币标准，导致国际经济混乱;汇率频繁浮动，资本投机盛行，给国际经济贸易带来不利影响;美元、英镑、日元、欧元等纸币之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金融市场异常活跃，价值标准是动荡不定，深刻影响世界贸易。

当代国际汇率体系不稳定，主要在于世界经济并没有摆脱美元的影响，由于美国的对外战争、对内过度消费使自身收支日益不平衡，导致美元的持续贬值风险。

总之，尽管纸币汇率制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金融市场被几个西方经济大国所操纵和控制，他们通过发行纸币，影响汇率变动，掠夺他国财富。这个国际金融体系，仍然是一个不公正的体系。从现实来看，一个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和改进中，并在政治经济作用下使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才能最大限度地公平地保护本国汇率变动的利益;从长远看，只有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才是解决汇率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汇率变动的基础是一般人类劳动

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汇率变动的基础是一般人类劳动。国际贸易是一种商品交换，国与国之间交换的基础是商品的价值。汇率，也是以单位货币所代表的商品的价值为基础的，而这种衡量最终归结于单位货币所代表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马克思说:“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如果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这里，马克思谈到，商品体是使用价值和劳动产品(价值)的统一体。但是，对于“物品的价值是什么”没有说明。对于这个命题，有一种理解是把使用价值与价值截然对立，认为只有用于商品交换才有价值，没有用于商品交换就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价值。这是错误的，马克思主张从商品经济转向计划经济，废除了商品交换，所有的产品都失去了价值?实际上，通过商品交换这个过程，只是把商品交换之前本身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价值实现了社会化、货币化。因此，物品的价值就是凝聚在物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显然，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表现，价值是使用价值的抽象。使用价值与价值都是价值的不同方面，使用价值是物品对于不同的人们的效用价值，是具体的，体现的是价值表现的多样性;而价值是物品固有的凝结在其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是相对抽象的，体现的是价值的本质性。使用价值是价值，价值也具有使用价值。

不少学者不同意把自然资源的价值，视为根源于人类的一般劳动的观点，他们认为价值是劳动与自然资源的结合。因为，尽管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经过人类加工以后，自然资源又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了，但是，在能源、动力、原材料在向新产品转移过程中有损耗，并且最终的消费产品中，不少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实，自然资源的价值也是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自然资源的价值，不是某一企业直接的个别劳动价值，而是一种社会平均价值。它包括开采、运输的劳动，对生态环境破坏后恢复生态环境所付出的劳动，为开采其他的条件差的同类矿所进行的科技投人，发现替代品的科学研究投人等。越是稀缺而当展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价值越高，这越要求人类投人更多劳动寻找替代品。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基础。衡量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标准。马克思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这几个概念是抽象的本质性的，这几个本质性的概念，对于我们把握国家总财富具有积极意义。这些范畴的基础是牢固的，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对国家总财富的说明具有牢固的基础。这几个范畴，有助于我们从本质上、整体上对国家总财富加以说明。

国家总财富是一个国家(或者使用同一货币的国家联盟)在一定历史时期所拥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自然资源等的价值总和，是该经济体在一定历史时期所拥有的无差别人类劳动的总和。具体包括:(1)经济能力:1)生产能力，如，生产工具是否先进，科学技术运用与发展程度，人口数量与质量，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管理水平的高低，基础建设与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等;2)商业发展水平;等等。(2)国内政治上是否和谐稳定，社会管理与决策水平，社会治安状况;(3)对外政治能力。如，国际交往能力，国际规则制订的影响力;(4)军事上，是否保证社会的安全、稳定，是否保证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5)个人的自由解放程度、文化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等;(6)自然资源的拥有与获得;等等。以上六个方面，都是人类劳动与实践的产物。

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大小，不仅仅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不仅仅是货币上的、可见的价值，还包括人类劳动创造的、因为种种原因忽略的商品、服务的价值。正因为如此，那些国际投机商们才说经济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只有根据国家总财富，坚持以一般人类劳动作为基本尺度，才能从根本上衡量各国之间的汇率水平。

三、影响名义汇率变动的具体因素

一般人类劳动、国家总财富决定着汇率变动，这是从根本性质上、从整体上去分析的。如果要达到对汇率变动的更加精确的理解，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具体层面上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也就是，探讨在纸币本位制下，国家总财富是如何具体对各国国际贸易产生影响，并如何影响名义汇率的。

1.假定整个世界存在着许多相互独立的经济体，而且，假定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活动开放的情况下，如果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惠的，那么，由于以人类的一般劳动为价值的基础，所以各地的物价水平是相近的。

(1)一价定理可以适用于确定汇率。在不同国家购买同样的一篮子商品，可以确定相对汇率水平。真实汇率高的国家和地区，名义汇率应当升值。不升值，则将损害整个经济系统的集体福利。

(2)物价水平影响真实汇率水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物价上升，货币贬值，真实汇率下降;物价下降，货币升值，真实汇率上升。

因此，各国的货币发行增长速度与货币发行总量应当公开。各国应当按照其经济增长率状况、流动性偏好与变化状况等发行货币，从而维护相对稳定的物价水平(P) 。

从货币数量公式MV=PQ中，我们得到:货币量M与物价水平P、社会产品数量Q成正比例关系，与货币流通速度V成反比例关系。PQ代表一定货币表示的社会总财富，直接决定着货币发行量M的大小。

(3)各国国内利率调整影响，使相对利率发生变化，也影响名义汇率水平。利率的变动，也使资本流动发生变化。一国利率水平高于世界一般水平，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人，也会带来一定升值压力。但是，这种升值压力不是以国内经济增长和实力为基础，只是一种虚假的升值压力。

(4)贸易顺差与逆差影响名义汇率水平。贸易顺差的国家，货币应当升值;贸易逆差的国家，货币应当贬值。如果不调整汇率，由于纸币没有价值，顺差国利益受损，逆差国必须在现有物价水平上出卖其优势产品，否则顺差国应当拒绝与逆差国贸易。 如果逆差国、顺差国在现有汇率水平上基本达到进出口平衡，则不必调整汇率。

由于贸易顺差导致的升值，应当保证以前的货币的真实价值。这由双方协商解决。之后，按照贸易逆差原因，具体进行解决。a.如果逆差国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则:或者顺差国应当减少出口，逆差国减少高消费，或者逆差国以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交换。b.逆差国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则贸易逆差原因在逆差国。如果双方商品是互补的，按照国际价格而不是自己单独确定的价格，公平进行交易，逆差国应当多出口顺差国需要的高技术产品及其他商品。

解决贸易顺差，应当是贸易顺差方占主导位置，逆差方尽力与顺差国达成消除贸易逆差问题。在纸币本位制下，贸易顺差获得的大量纸币，本身只是过去财富的一种符号，是贸易逆差国给予的一种信用支付。如果贸易逆差国信用破产，那么，大量纸币就是废纸。这是根本不同于黄金、白银本位制下货币具有一定的保值功能。如果贸易顺差国对贸易逆差的政治没有控制力，贸易顺差获得的大量纸币就更没有保障。在确保贸易顺差的外汇储备尽量保值、增值的同时，谋求本国国民的更高福利与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根本。

从以上推论中，我们看到了西方宏观经济学关于汇率的主要理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前提是关键的:开放条件，平等关系，贸易顺差国的顺差应当保值。如果过分理想化，而不关注具体的经济情形，或者忽视了这些理论前提，那么将面临理论陷阱，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

2.假定整个世界存在着许多相互独立的经济体，而且，假定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活动开放的情况下，如果各国地位是不平等的，那么，除了劳动价值作为交易基础外，军事、政治、经济手段等作为控制世界的工具。

(1)强大的经济体总是试图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廉价的商品进人世界的各个市场，其他实力相近的经济体以相近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互补的产品满足对方，这些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者，属于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一集团。第一集团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产业互补、优势互补、相互竞争为基本特征。这个集团各国之间由于劳动生产率相近，内部关系是平等互利的关系，按照上述(1)—(4)中的规则进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这也是我们熟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处理汇率的规则。

(2)第二集团的国家，是军事、政治独立自主，且实力比较强大的国家，他们经济、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差。

第二集团的发展目标是凭自己的实力进人第一集团。这是一个奉行丛林原则的经济生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各国必须以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为基本目标。

第二集团应当努力使自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居于平等地位。也就是应当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产品。a.如果能够以超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格出售产品，那么，该行业的发展已经居于世界领先行业。应当防止供过于求，恶性竞争，影响正当利益的获得。b.如果经济生产效率低于一般国际水平，那么一方面是尽力追赶，另一方面可以用丰富的劳动力使用次级技术弥补。

第二集团往往用自己辛勤劳动挣下的血汗顺差、资源顺差，还要忍受第一集团的金融敲诈和压力。在国际贸易中，第二集团的国家没有对等的纸币流通权，即本国货币没有成为国际货币，因而，货币只是国内使用，本国货币往往不公平地与强国货币保持某一固定比率，使本国货币、以至整个国内经济受该强国经济支配。同时，各经济强国为了转嫁本国的巨额社会福利负担或者对外战争费用，大量发行纸币，不断使他国的外汇纸币贬值。而且，巨大的资本投机市场，不时人为地给各经济弱国制造灾难。

良好的汇率政策是保持国际收支必要的顺差，但是，外汇规模应当适度。由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还处于被束缚的地位，本国货币还没有被国际上其他大国对等接受，因而，国际贸易中储存国外的大量纸币，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不能为了追求高顺差而过分低价值出售本国商品，因为过分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商品，是对国民财富的浪费，是以本国财富补贴强国民众，这样将会迟滞该弱国正常的可持续发展。即使升值，也应当在现有汇率增殖、保值的条件下，否则，宁可控制贸易规模。

因此，第二集团国家首先必须在政治、军事上保持强大，这是他们崛起的基本保证。一旦政治、军事受制，失去独立自主性，那么，经济将处于更加弱小的境地;其次，是珍惜国内财富，包括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源，必须使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为国内经济服务，而不是单纯追求贸易顺差获得外汇纸币;第三，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这是最终实现国家崛起为世界强国的保证。

(3)第三集团是广大的中小规模的发展中国

家。军事、政治受大国主宰，经济上以出卖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市场为特征，他们被大国以强大的科技、军事力量纳人世界经济体系，他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争取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和贸易条件，能够使中小规模的国家免受压迫和剥削，不是让少数国家享受科技与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而是与富裕国家共享社会进步的各种成果。

3.假定整个世界存在着许多相互独立的经济体，而且，假定一些国家经济由于种种原因与开放世界经济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对封闭的情况，一个国家的开放或封闭，更多来自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

封闭的国家是在狭窄的国内市场调节资源，因而该国的优势的或者特长的产业就比开放世界的一般价格更低，同时，该国的劣势产业就比世界的一般价格更高。

当封闭的国家进人世界市场的转轨过程中，凡是与封闭国家的优势或者特长产业相关的那些产业的世界市场一般价格，将从现在的高价格水平趋向下降;凡是与封闭国家的劣势产业相关的那些世界市场一般价格，将从现在的价格水平趋向更高。这一转变过程，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不管是对于这个封闭国家，还是对于世界市场，都是扩大了世界市场规模，使人们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中配置和使用资源。

这种转轨时期的汇率，波动比较大。过去经济只是在一国范围内调节资源，开放后在世界范围内调节资源，因而国内各部门、各行业有一个从国内面向世界转轨的过程。如果该国的弱势行业的价格水平还低于世界一般水平，则升值是必不可少的。故意压制升值，不利于该国经济的发展。当然，封闭国家汇率升值是调整汇率的一个渐进过程，这样有利于减少经济震荡和波动。

对于我国的人民币升值问题，不少国内外学者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计算的结果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有代表性的计算结果(韩月娥、任若恩，1994;易纲、范敏，1997;凌星光，2002 等)认为1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折合人民币大约在2—4元之间。同时，按照世界银行(2004)的测算，2002年的1美元购买平价约合1. 8元人民币(1990年则为1. 2元人民币)。造成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基本原因在于我国劳动力价值的长期低估，社会普遍的价格水平低于世界一般价格水平;同时，我国的科技水平逐渐进人世界先进行业。

我国经济正是从一个经济相对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也正在从一个经济第二集团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标志着中国经济从一个封闭的国家经济走向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国13亿多人口加人世界市场，对世界的商品的一般价格了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中国的丰富的劳动力，凡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关的商品，世界的一般价格下降;凡是中国拥有的丰富的矿藏资源，世界一般价格下降;凡是中国缺少的高科技产品、缺乏的矿产资源，世界一般价格上涨。中国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也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

第9篇：储备货币论文范文

一、金本位还是信用本位

国内外一些略显激进的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复辟金本位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从混沌和动荡回归平静和稳定的唯一出路。虽然无法亲身感受1870年至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时代和1919年至1939年的金汇兑本位时代，但在这些人看来，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构成了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定海神针，在“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的规则指引下，金本位似乎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汇率波动、国际收支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

从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12月12日，全球股市市值已经从57.16万亿美元骤减至30.76万亿美元，缩水幅度达到46.19％，而与此同时黄金却价值坚挺，从2007年8月1日的666.9美元／盎司，到2008年12月15日的834.4美元／盎司，黄金在危机动荡中身价徒增。毫无疑问，大多数与次贷危机紧密相关的要素都产生于信用货币体系的框架之中，比如有失审慎的次级房贷、金融衍生品以及美国政府长期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很多人将次贷危机的危害归结为信用本位的失败，并将期盼救赎的目光投向坚挺的黄金。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只能说是以“华尔街文化”为表征的一种特有微观金融发展模式、宏观金融监管模式和经济调控方式的失败，更进一步地讲，也可能包含了以美元为核心的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但并不意味着整体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

其次必须指出，市场价格在次贷危机中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黄金有能力担负起世界货币的重任，只能说在财富储藏这个属性上，黄金显露出了闪光点，但世界货币还必须发挥价值尺度、国际支付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一个闪光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黄金能够处处闪光。

而且，最重要的是，某种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并不对应着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必然成功。实际上，复辟金本位更像是绿野仙踪般的童话，有四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会走这段回头路：

1　对黄金总量“有限性”的预期与发挥货币职能所要求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虽然金本位和黄金之间并不完全对等，就像一些人所言：“哪怕只有一盎司黄金，金本位也能运转”，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事实上，制约金本位正常运转的，不是存量的数字大小，而是人们对黄金存量有限性的预期，受制于有限的黄金供应量，金本位下的货币供给必将收敛于一个极限，而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及其对应的货币需求则可能没有极限，在所有理性预期者看来，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意味着金本位货币体系并不能带来安全感，一旦有风吹草动，市场主体往往会争先恐后地挤兑黄金，争取让有限的黄金更多地落袋为安，这种矛盾使得金本位难以稳定维持。

2　黄金对“总量有限性”瓶颈的突破则将动摇自身的货币基础。非常尴尬的是，虽然黄金总量有限性使其难以有效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但如果突破了这层约束，黄金的未来不仅无法海阔天空，反而会走进另一个死胡同。“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原因在于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本身也具有真实价值，商品与货币的双重属性使得黄金在作为货币时具有币值稳定的优良特性，一旦科技发展让“人造黄金”不再是梦想，那么黄金稀缺性的瞬间消失也将让表面上的金本位货币体系一夜之间骤然演化为实质上的信用货币体系，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大变化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将时刻威胁着金本位下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安全。

3　金融危机之中的金本位更像是风险催化剂而非稳定器。由于金本位相比信用本位具有更多的“真实因素”，因此很多人相信金本位对金融危机更有免疫力。且不争论这一观点客观与否，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免疫力更强的人一旦生病则更难痊愈。事实上，金本位之下，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几乎无力可施，这使得市场失灵缺乏“看得见的手”的及时纠正和调整。更可怕的是，维系金本位的种种努力很可能加深危机，当一国陷入金融困境的时候，国际资本往往会出于避险需要而大幅撤出，此时维系金本位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当局提高利率以吸引资金内流并平衡国际收支，而不合时宜的紧缩政策对进入下行周期的实体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弗里德曼和伯南克等人看来，大萧条之所以持续43个月之久，并造成了深远经济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roy a，young维系金本位的行动加剧了通货紧缩。因此，在次贷危机引发信贷市场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复辟金本位十分危险，就算是在危机平复之后，未来市场与政策共同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互补性也将日益增强，与宏观调控的内在冲突使得金本位不具备回归的客观条件。

4　制度性缺陷使得金本位的“黄金时代”难以再现。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金本位运行的稳健与否取决于其制度性基本规则是否得以普遍认同、贯彻和执行，即黄金的“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而在现在和可预知的未来，这一规则都很难再被严格遵守：首先，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对规则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由于黄金等同于财富，流入相对于流出更易受到青睐，而一旦某些经济体具有左右资本流动、抑制黄金流出的非常手段或是霸权力量，那么“自由流动”的规则将被违反，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将遭到破坏。事实证明，这种财富激励导致的违规行为难以避免，obstfeld的经典论文显示，在1885年至1913年间，强大的英、法、德都通过大量经常项目顺差从世界范围内吸收黄金，其顺差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4.6％、2.6％和1.6％。其次，信心缺乏背景中的博弈将使规则难以被整体所严格遵守。历史比较显示，古典金本位时代之所以比后来的金汇兑本位时代更加平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阶段市场对金本位的信心远比后一阶段强，而信心会促使不同经济体不约而同地遵守规则，平等承担起干预外汇、维护整个体系安全的责任。在信用体系如此健全的现在，很难想象市场会对金本位保有如同100多年前的普遍信心，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每个经济体都有可能选择“搭便车”而不主动遵守规则。此外，由于现有黄金储备数量不同，金本位给不同经济体带来的潜在激励也相去甚远，根据imf的最新数据，2008年9月全球黄金储备为8.473亿盎司，其中美国拥有2.615亿盎司，欧元区拥有3.5亿盎司，全球占比分别高达30.8％和41.3％，其他经济体的占比总共不及30％，欧美借由高比例储备将可能在复辟金本位的过程中获得货币霸权，由此可能触发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势必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如此背景之下，金本位有效运行依仗的基本规则不可能被普遍遵守。

总之，金本位已经作古，复辟金本位不仅违背了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次贷危机背景下更是非常危险，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再走这段回头路。

二、单极还是多极

既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走金本位的回头路，那只能在信用本位的框架内寻求变革。接下来的问题是，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几个核心?一个，还是多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欧元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单极体系是否具有稳定性?

支撑单极体系的是霸权稳定论(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首次提出这一理论，随后该理论被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在研究大萧条的过程中，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之所以演化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制止危机的主导责任，停止“让你的邻居当乞丐”的以邻为壑的政策，特别是无人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以阻止金融危机的急速蔓延。有鉴于此，金德尔伯格指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超级霸权大国作为“稳定者”(stabilizer)，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的充分流动，并在银行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发挥救助作用。用他的话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的主要教训是，世界经济想要稳定，就必须有个稳定者”。

随后，金德尔伯格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定者。他还把稳定者的责任又增加了两项：维持国际汇率结构和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另外，他还在第一项责任中增加了与别国分享短缺资源的内容。按照金德尔伯格的观点，单一霸权国将为世界经济提供稀缺的公共商品。他把各国的个体利益看作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经济的稳定视为公共商品，这种公共商品意指和平、开放的贸易体制、统一度量衡和固定的汇率等。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只有霸权大国才有能力提供公共商品，并通过主导性决策统一无序的分散性个体行为，让世界经济保持有序和稳定的发展态势。

吉尔平等国际关系学者则丰富了霸权稳定论的体系，并将金德尔伯格的理论从经济领域延伸至国际安全和军事领域，逐渐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把霸权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合作联系起来，在理论和历史经验上寻求霸权和国际合作之间的相关性。吉尔平认为：“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从历史的角度看，霸权稳定论存在于特定国际社会背景和世界经济环境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次贷危机的爆发，这一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已经不合时宜，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将不可能是单极体系，原因有三：

其一，单极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方向相矛盾，世界经济结构在长期发展中日趋多元化，任何单一经济体在经济领域都难以具有绝对霸权地位，根据imf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影响力和重要性上的差距日益缩小，在1980年至2007年期间，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经历了“u”字型变化，从1980年的30.9％到1992年的16.5％，再到2007年的28％，新兴市场占比先减后增；而从增速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大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发达经济体则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2％，其中前20年平均增长率为3.37％，后8年为6.36％，增速不断加快；发达经济体28年问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74％，其中前20年为2.82％，后8年为2.52％，增速有所放缓。

其二，单极体系本身存在较大缺陷。霸权国能够提供稀缺的国际社会公共商品，引导政策博弈趋向协作，并化解局部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霸权国尚有余力顾及全球，并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整体利益优化。但一旦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于霸权国，那么霸权国将难以担负起维系体系运转的责任，而且此时其个体利益体现在通过霸权来向外分散风险，这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全局稳定的整体利益存在巨大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将导致危机从局部扩散到全局，另一方面也将深刻动摇霸权国的霸权地位。金德尔伯格始终强调“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不可能避免经济周期的起伏，这就意味着霸权国的经济基础是极不稳定的，其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也是偶然的、间歇性的，坚守同一个霸权并不能保证体系运行的长期有效。此外，霸权的阶段性更替则不仅无法回避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动荡，并引致更大的成本。因此，从本质上看，单极体系不具备在长期内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稳定的能力。

其三，单极体系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非合作博弈的背景下，各自为政的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公有地悲剧”，霸权国的存在将改变博弈结构，并可能引导博弈均衡向集体理性的方向发展。但改变博弈结构并非只有引入强权这一种方法，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加强个体间交流与谈判，或者建立一些有实际效力的个体约束机制，博弈均衡也有可能发生优化。此外，在提供国际经济社会的公共商品方面，依靠能力强化的国际性机构比依靠霸权力量更为有效，且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小。因此，单极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多极体系中加强制约机制建设并增强国际性机构的影响力，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依旧能够实现长期稳定。

总之，霸权稳定论已经不合时宜，单极体系难以担负稳定世界经济秩序的重任，其不太可能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

三、多极还是多元

既然多极将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将是怎样的一种多极?与前两个问题一样，答案还是非此即彼的两个：简单的多极或是复杂的多极。简单的多极意指无秩序、无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在多种核心货币间随机取舍。

复杂的多极则代表一种有秩序、有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开放程度、经济规模、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程度和相对的通货膨胀率结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货币同盟甚至是成立统一货币区，而每一个特定货币区内的区域统一货币则构成了多极体系中的一极。

这种复杂的多极与蒙代尔的“金融稳定三岛”具有较大相似之处，蒙代尔近年来一直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分别承担起区域货币的职责并共同构成多极货币体系。但这种复杂的多极并不仅仅意味着多个统一货币区的并立，实际上，每个货币区就像是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单位“元”，而这些单位“元”的核心，也就是各个区域货币本身又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元”，这个高层次“元”也有一个核心，即一种类似于多极货币基金的世界性货币，就像是imf特别提款权的加强优化版本。每个层次的每个“元”内部不仅固定汇率，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并能够实现宏观政策的协调。理想状态是，各个统一货币区内部政策较为统一，而高层次“元”又能通过国际性机构的制约实现各区域政策的整体协调，多层次的多极货币则能够充分满足各区域和全世界的各种货币需求。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存在多层次内部制约和外部协调机制的复杂的多极可能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即“多元”。

相比简单的多极，“多元”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层次性，简单的多极只是一个平面，而多元则是立体的，区域货币是统一货币区内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而以这些区域货币为基础构建的世界性货币则是全球范围内、统一货币区间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对于整个全球经济而言，以区域货币为基础的世界性货币受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任何一个经济体、甚至是货币区的财政和储备状况都没有绝对的决定力，这不仅避免了霸权带来的非理性选择，还减小了区域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负面冲击。二是秩序性，简单的多极意味着任何单一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货币选择问题，全球性经济、金融往来一团散沙，而多元则带来了秩序性，对于同一货币区内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仅涉及两种货币的选择(本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对于不同货币区间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则仅涉及三种货币的选择(各自的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而所有经济体的储备货币选择也并非十分繁杂，仅需要在少量的几种区域性货币(这些区域性货币大概有三到四种)和世界性货币间搭配和取舍。由此可见，简单的多极和有层次、有秩序的多元之所以优劣相差甚远，关键在于多元非常强调统一货币区的建设及其在世界性货币构建中的作用，由于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亚太地区的货币区域化发展以及更进一步的统一货币区建设尤为重要。

四、激进还是渐进

从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可能有两种风格：激进型或是渐进型。综合历史沿革、次贷现状和未来要素，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是激进型，原因有三：其一，美元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从美元资产“绝对增持、相对减持”的趋势和美元汇率“先扬后抑”的未来走势分析，次贷危机虽然动摇了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货币基础，但美元在危机时刻发挥的核心作用不减反增，在次贷危机平息之前，美元不可能被其他货币超越和取代，国际货币体系迅速抛弃美元的结果将是更大的混乱和更长的衰退，因此，多元化不可能迅速一步到位；其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尚不牢固，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尚大，世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深远发展还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以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也不可能即刻实现；其三，多元化每一个单位“元”的建设都是渐进性的，区域货币联盟的实现以及更高层次区域统一货币的诞生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渐进过程，而国际性协调和制约机构的强化也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实现。

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伴随着各个货币区建设的长远进步和国际性机构的强化，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