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现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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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区治理现状范文

关键词 青年社会组织 社会治理 建议

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背景与意义

在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当下，谁来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这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从学理而言，现代政治学认为，现代社会应是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基本均衡的社会，三者共同构成稳定社会的“铁三角”。[1]

“青年社会组织”一词由上海团市委在工作实践基础上首创，最先称作“青年自组织”。[2]目前理论界、实务界对青年社会组织的概念内涵尚存争议，上海团市委认为，青年社会组织是指由青年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我运作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充分体现了青年的社会性、发展性，以及青年组织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3]

本文认为青年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是指以18至40岁的青年为主体，自发成立、自主运作、自我管理，涉及青年事务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其中包括依法正式登记注册的青年社会组织和暂未具备登记注册条件但在发挥积极作用的青年自组织。目前，闵行全区注册社会组织（民非、社团）共756家，其中以民非注册的青年社会组织43家，以社团注册的3家，共计46家。

二、闵行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

为更全面地了解区内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笔者于2015年7～8月期间对相关青年社会组织进行了问卷调查、座谈走访等，共发放46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40份，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一）青年社会组织的生存概况

（1）提供有偿服务是资金来源的主要方式。数据显示，资金来源最主要的方式是提供有偿服务，占31.25%，其次是政府采购或政府拨款（18.75%）和项目收入（18.75%）。剩余依次为商业赞助、会员费、其他，社会捐赠为0。

（2）行政办公支出是青年社会组织的主要支出。数据显示，行政办公支出占31.58%，是最主要的支出。其余依次为活动支出26.32%、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21.05%，以及设备和器材支出、公共服务支出。

（3）缺乏资金是青年社会组织面临的首要问题。数据显示，缺乏资金是青年社会组织面临的首要问题，占38.46%。其余依次为缺乏社会支持23.08%、缺乏政策支持15.38%，以及缺乏人才、组织自身能力有待提高和其他。被调研组织中无人勾选“行政干预太多，体制不顺”的选项。

（二）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情况

（1）承接政府委托项目是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数据显示，在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情况中，71.43%的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是通过承接政府委托项目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剩余14.29%表示与政府部门没有合作关系，14.29%表示曾向政府部门提供咨询。被调研社会组织中，均未接受过政府部门的无偿赞助。

（2）教育、文化体育服务是青年社会组织承担的主要社会公共服务。数据显示，在青年社会组织已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中，教育服务和文化体育服务是最主要的两大类，均占到了23.08%，排第三的为环境美化服务15.38%，剩余依次为就业服务、慈善扶贫和社会救助、公共安全、社会融合、心理咨询，被调研社会组织中没有从事卫生医疗和家政便民服务的机构。而在未来还能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中，教育服务仍是最主要的服务，占21.74%，其余比较多的仍然是就业服务、慈善扶贫及社会救助、文化体育服务、社会融合服务，依然没有机构选择家政便民服务。

（3）政府采购是青年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资金来源。数据显示，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方面，最主要的是政府采购或政府拨款，占27.78%，其他还有商业赞助等。

（4）资金不足是承接社会公共服务项目面临的最大困难。青年社会组织承接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的主要困难方面，37.5%认为资金不足，25%认为税收政策优惠无法落实，12.5%认为是信息不对称等。

（三）对今后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期望

（1）集中招标采购和定向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是青年社会组织承接社会公共服务项目最希望的方式。数据显示，当问及承接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应采取的方式时，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认为应“由政府公共平台集中招标采购”和“定向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的均有30.77%。其中，也有较多机构选择了短期合作、定向补贴、行政职能授权转移。

（2）采购标准明确是青年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最看重的程序因素。数据显示，35.71%的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认为采购标准要明确是政府购买服务中最重要的程序。其余依次是程序公开透明和信息公开透明。

（3）加强项目的过程监控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最应加强的环节。数据显示，在问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应如何加强监督和审核时，26.67%的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认为“要加强项目的过程监控”。剩余选择较多的是加强绩效考核和第三方评估监督，但资金跟踪监管的选项较少机构选择。

（4）政府加大放权和制定明确服务标准是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有待加强的最主要方面。数据显示，在问及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有待加强的方面，认为“政府部门要加大放权力度”和“制定明确服务标准”的均占27.12%。

（5）提供财政支持和项目经费是今后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最需要的政府支持。数据显示，38.46%的受调查青年社会组织认为需要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和项目经费”。剩余诉求依次为税费减免和场地支持，而通常政府提供较多的“对社会组织开展培训”则没有一家机构选择。

三、闵行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和瓶颈

结合问卷调查分析和座谈走访，我们认为当前闵行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仍存在以下主要瓶颈：

（一）资金是困扰青年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首要问题

资金是青年社会组织最基本的资源之一。缺乏资金的青年社会组织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也难以吸收足够的专业人才，严重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这不仅在问卷调查还是座谈走访时都是青年社会组织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二）缺乏政府购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的常态化机制

一方面，政府部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意识不够普及；另一方面，政府购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具体的制度性安排相对缺失或滞后，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拨付力度不大。此外，与青年社会组织有最密切业务关系的共青团组织，资源存在一定局限性，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解决青年社会组织资金困境的资源不足。

（三）政府监督管理方式单一

目前，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主要集中在登记与审批这道关口。社会组织登记审批一旦获批，政府的监管力度就显得不够，尤其缺乏多样化、常态化、制度化的监管手段。

（四）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够多元

目前，除了共青团系统的青年中心项目等，没有针对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平台和项目，部门合力尚未形成。例如，民政系统的公益创投、公益项目招投标对青年项目支持力度相对较弱，根据福利彩票金相关规定，只能用于弱势青年群体，实际上就排除了大量青年文体公益类的诉求。此外，青年社会组织作为新时期青年再组织化的重要载体，应当承担重要的群体利益表达功能，但目前没有很好的渠道提供给青年社会组织向党政反映诉求。

（五）宣传力度不够

目前，各类媒体对于青年社会组织宣传力度不够，这一方面会影响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认可度和信任度；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在整个社会中形成鼓励从事社会创业的氛围，以及青年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良好社会舆论环境。

四、深化闵行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建议

（一）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只有思想上为社会组织“松绑”，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为社会组织“松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并非政府责任的转移，而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具体方式和机制的转变，是政府为了向民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将其具体生产过程让渡给社会组织。政府部门只有清晰认识到这点，才能为包括青年社会组织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政策环境。

（二）强化公共财政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责任

青年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的一部分社会公共服务功能，是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的一种体现，但这不等于政府不再承担相关责任。政府应当强化公共财政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责任，一是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在政府购买中明确服务对象、服务方法、服务数量和质量以及服务的监控和评估方法等。二是探讨建立公共财政对青年社会组织资助和奖励机制，并加大对区内青年社会组织的枢纽型组织――“青年空间”的支持力度。三是要切实落实公益性社会组织税收优惠管理办法，并鼓励社会各界对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拓宽社会组织筹资渠道。

（三）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的事中监管和事后评估

政府应该转变“重登记管理、轻运行监管”的做法。在事中监管方面，考虑在相关主管部门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和失信惩罚制度，建立社会组织法人数据库，定期公布社会组织遵纪守法、年检情况等信息。在事后评估方面，民政、共青团等相关部门应联合建立综合评估考核机制，加强政府购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的绩效管理。

（作者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作者简介：迟骋（1983―），男，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MPA研究生3班。]

参考文献

[1] 岳金柱.解决制约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瓶颈”对策的思考[J].社团管理研究，2009（11）：1.

第2篇：社区治理现状范文

【关键词】社区心理卫生服务 素质 心理咨询

【中图分类号】R3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8—0198—02

社区心理卫生服务是指以社区为单位，通过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及技术，来维护和促进广大居民心理健康的服务。大力开展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目的就在于提高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减少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及异常行为的发生。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已经开展多年，虽然几乎所有的社区医生都认为开展心理卫生服务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效益来看，前景都十分乐观。但是，就目前开展情况来看，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的发展却相对滞后，存在很多不足。

当然影响社区心理卫生服务开展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多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几乎没有独立的心理卫生服务专科门诊，甚至没有一些必备的心理测量工具；社区居民对心理问题的认识误区，也是导致社区心理卫生服务没有得到重视反被疏远与冷落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心理卫生服务覆盖范围狭窄，开展方式单一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都使得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的开展举步维艰。

本文仅结合一案例探讨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人员的素质现状这一核心问题。

一 案例

李某，男，65岁，丧偶，某建筑公司副总，现已退休。退休后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出现失眠、头痛、乏力、食欲减退等症状，并有加重的趋势。在医院做了全面体检，大致正常，未发现其他生理异常，诊断为神经衰弱，给予镇静催眠类药物治疗，建议除药物治疗外，同时进行心理辅导，于是在家人陪伴下来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经过社区医生半年左右的咨询，不但症状未见好转，还出现食欲下降，体重减轻，有时早醒又卧床不起的状况。李某逐渐变得情绪不稳定，焦躁不安，常因琐事与家人发生争执，有时又独自流泪。社区医生曾多次与李某沟通但效果不佳。某次，李某在与女儿的激烈争吵后吞服了十几片安定片，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急救，经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抑郁症。

二 案例讨论与分析

1.抑郁症的相关知识

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资料显示：“到2020年，老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人类杀手，而将有50%到70%的老年人由于患有老年抑郁症而自杀。”抑郁症是以心境情感的持续低落为基本特征的精神疾病，其主要特点是：持久的心境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和伴随躯体症状为主要表现。

如果抑郁症不能得到及时、恰当的排遣，将会严重威胁患者的身心健康，甚至如同案例中的李某出现自杀想法和行为。因此，基层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人员应具备诊断、治疗常见心理问题，以及及时转介的能力。

2.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人员素质现状

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人员的专业素质水平和服务能力在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中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初级医疗机构的精神卫生服务人员应具有临床评估、访谈、诊断和治疗、为患者及家属提供基本的心理咨询、指导、提供支持、危机干预、精神健康教育，以及向更高级的精神卫生机构转介的能力。

但是，目前在我国大多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般只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宣传，以及结合社区居民个人情况在基本医疗活动中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并不能提供相对专业的心理卫生服务。这也与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人员数量少，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缺乏对应的学习培养、就业实习等因素有关。很多从事社区心理服务工作的人员都是临床医学或护理学专业工作人员兼任，或是其他专业人员经过短期培训或纯粹自学而来，他们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心理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培训。结合案例中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与李某的对话（节选）来说明：

社区医生：最近这段时间怎么样，晚上睡眠情况有没有好转？

李某：还好转呢！没什么变化，也就那样吧！

社区医生：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心情不好，特别难受的时候就会钻牛角尖，甚至想到自杀，你有过那种感觉吗？（缺乏共情）

李某：（点头，眼睛湿润）嗯。

社区医生：（递上纸巾）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不恰当地处理情感宣泄）

李某：（闭上眼睛，身体颤抖）就是觉得活着没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

社区医生：你经常有这种想法还是只是偶尔出现？

李某：这段时间好像经常出现，实在太难受了，总觉得活到现在我成了儿女的负担了，一点用都没有。人老了，浑身都是病，就该一口气没了，解脱了！

社区医生：那你有过一些具体想法吗？关于自杀的。

李某：也没想过那么多，就觉得不如死了算了，要不就吃安眠药，要不就开煤气。

社区医生：你觉得这种想法你自己能控制吗？

李某：当时觉得心里很难受，其实一冲动也就做了！

社区医生：是啊，像你说的那种状态下，确实很容易做出不计后果的行为。因为这些想法和行为是在你生病状态下产生的，自我控制很难。其实，你也没必要想那么多，多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多与大家交流慢慢就会好的。（未做出正确的危险性评估）

在这一段谈话中可以反映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在从业中存在的问题可分为两类。

第3篇：社区治理现状范文

在学校举行期中、期末考试时，历史与社会学科的考试成绩，不计人学生成绩总分。这说明学校对这门学科不够重视。

2.任教老师专业不对口

有的学校历史与社会教师是由其他学科老师兼任的，这也是造成农村山区初中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如此参差不齐的师资力量，让我很怀疑农村山区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成果会有多大，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明天在哪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反思吗?

3.考试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历史与社会教师的教学信心，降低了学生对历史与社会课的兴趣

历史与社会课的考试方式是开卷考试，这使老师觉得这门学科教与不教没什么区别，反正学生考试是翻书，答案能找到。学生也有同感，他们觉得上课听与不听没什么两样，这严重阻碍了历史与社会教学质量的提高。

基于以上反思，我们应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对策。

二、对策

学校应将这门功课与语、数、英等学科摆放在同等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为历史与社会课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2.加强历史与社会专业培训

要提高任教老师的专业知识水平，提升任教老师的综合教学素养。

3.重新尝试闭卷计分的考试制度

这样做，可以促进教师对本学科教学方法、教学理念的探索，才能提高学生对本学科学习的积极性，并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

第4篇：社区治理现状范文

〔关键词〕 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Logistic回归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32－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方政府生态管理与绿色社区志愿者组织成长的互动关系研究” （7117309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层政府信任与社区志愿者组织成长的内在关联性研究”（7090300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绿色社区志愿服务研究” （11SHC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地方政府社会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研究”（09YJC810022）；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梁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南京 210093。

巴伯曾说过：“民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民主是一项持续性的实验，而不是一系列固定的准则。” 〔1〕民主的理念在当代社会很少被公开质疑，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民主仍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2〕在迈向人类民主化的治理宏图中，政治理论家与实务者都将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旅途中的至高使命。古代雅典、罗马的民主印象成为政治学者挥之不去的美好期待，有过挫折、有过喜悦，政治民主化总是在这种交替与缠绕中缓缓前行。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者，公民担负着回归政治本身的切实责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将会燃起公民追逐逝去梦想的热情，催促人类开创民主治理的新境界。

一、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之理论回眸与意涵解读

人类的智者从柏拉图到托克维尔都认为由于西方国家的权力获取需要得到公民的支持，因此对于统治者来说，理性地说服人们就非常关键，只有让公民从理性方面获得认同，才能有利于权力的稳固。〔3〕19世纪30年代，当托克维尔初次踏入美国大陆时，深深表达了如下感受：“不论老幼、不论贫富、不论性格差异，美国人总是在不停地结社。” 〔4〕由此可见早年托克维尔非常欣赏美国公民的自治精神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Adam则进一步深入指出自治的原初含义是任何人对于合法的秩序都有统一的偏好，然而由于不同的价值、利益与标准的冲突，这一假设受到挑战。但是自治的固有逻辑却未发生变化，自治强调如果决策执行代表了集体的偏好，一个集体或者共同体将对于个体公民进行管理。〔5〕“公民治理”很接近于早年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传统的公民自治精神和Adam所言的公民自治的深层意涵――公民直接参与各类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而不是通过政府这个中介；或者直接与政府进行良好的合作互动，使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体现自己的美好诉求，最终达到公民治理公共事务的理想目标。

早在1976年，Higgins和Richardson就曾预言：“更大程度的参与与协商已经成为所有层次、所有组织决策的一个必要因素，促使这种参与运动的动力如今没有看到消失的迹象，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趋势定会更加明显”。〔6〕学者们似乎对于将来的更为广泛的公民参与性治理充满着无限的憧憬与期待，然而不少学者也批判性地注意到未来的更为深刻性的公民参与急需一种载体，如果缺失了这种承载公民参与的物质基础，那么所有的公民参与性设想只能付诸于空想。在Clarke 和Newman看来，我们应该更多地发掘社区的潜力，重新发现社区，将社区作为提升公共领域的一种重要途径。〔7〕 通过公民直接控制与通过社区论坛与社区议会等形式，给予公民参与的权力，从而决定影响社区发展的议题，〔8〕而这种理念的发展被后来的学者视为一种走向公民治理的路径选择。“公民治理”在公共管理领域并不是最为前沿的词汇，公民治理的倡导者理查德•C •博克斯的《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在几年前就已经做为译著出版了，但是公民治理的确是我国社区草根民主成长的未来方向。在公民治理模型中，社区居民是他们自己社区的“提供者”，所以，他们应该做出必要的决定以确定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以及如何运营这些公共服务。选取代议者以及公共服务职业者在社区公共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的角色应该是提供帮助和支持，而不是成为公民的上级，他们应该和公民一起，这才能形成为一个社区。〔9〕

公民治理理论汲取了传统政治学与行政学中的三种价值理念，即地方控制、小而回应性的政府以及作为顾问的公共服务职业者，并试图建构一种公民型政府，这种公民型政府主要由公民、选任代议者和公共服务职业者相互协作而形成。博克斯认为公共组织的发展将经历四个阶段：精英控制(Elite control)阶段、民主(Democracy)阶段、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阶段、公民治理(citizen governance)阶段。〔10〕同时，为了应对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与社会的不信任危机，公民与政府的合作治理理念已经成为政治学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广泛性的公民参与和合作治理能够挽救传统民主治理的危机。〔11〕而另一位公民治理理论支持者巴伯认为现代社会普遍采用的代议民主制最多只能是趋近于民主，称为“弱势民主”。据此，他提出了“强势民主”的概念，在看到传统代议制的弊端之后，巴伯对于强势民主推崇有加，他认为：“强势民主不仅仅要追求选票，而且要求好的理由；强势民主不仅仅追求观点，而且也重视理性的辩论”。〔12〕

肇始于美国的公民治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以解决代议制代表性不足为目标，以顺应并推动公民自治意识和公民精神为宗旨，促进公民对于各类社区事务的直接参与。公民治理不仅仅是要实现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公民自己设想与自己执行的社区愿景。〔13〕而对于实现真实的公民治理图景而言，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是最为重要的内源性基础。公民治理意识顾名思义即为公民治理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公民自治意识、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与参与意识等各种现代公民意识。

“公民精神”可谓是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历程中始终形影不离的词汇。早年新公共行政学就极为倡导公民精神的复兴。作为“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提出经济和效率虽然是公共行政的价值和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决不是其核心价值。罗伯特•登哈特等人也同样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理论的更新，建立在民主公民身份理论、公民社会理论与话语理论基础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公民精神复苏等理念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价值诉求。 〔14〕后现代公共行政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盛行于当代中西方行政学界的“善治”理论，都被视为是复兴了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对于公民精神的价值追求。Grindle认为，善治呼唤公共部门所有方面的改进，不仅仅要求改进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规则，改进公共议程设置的决策机构，改进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从而有效回应公民需求，而且善治也低于社会共同价值的实现提出的新的要求。 〔15〕而除了“善治”理论之外，“政策网络”、“多中心治理”等公共管理领域盛行的诸多理论，也是将很多注意力集中于关注公民参与意识、公民自治意识、公民美德与现代公民精神等等。

与公共行政的精神一脉相承，参与精神、民主精神、权利意识、平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成为公民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我国，由于长期深受臣民意识与臣民文化的深入影响，很多公民极为缺乏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缺乏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政策的治理，缺乏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犹如帕特南描述的社会资本，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可以看成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资本，任何社会的发展与运作都依赖于此种社会资本，因此实现社会良好治理需要持续地挖掘与利用这种社会资本。在1996年时，提出公民治理弥补政府中公民参与的缺失，在美国的83237个政府机构中，没有一个政府是纯粹意义上的公民治理。〔16〕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极为强调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公民个人在草根民主中所获得的真实发展空间，很难想像在一个缺乏积极、信任、合作、真实、自治的场景中能够催生出真正的民主图景。

二、自下而上孕生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研究问题与研究概况

当今的世界发展使公共参与的范围急剧扩展，公民为中心的合作型公共治理越来越成为新时代的主要治理议题。〔17〕Melucci认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全球治理背景下的政府所面临的不再是实现一种合理完美的制度，对于公民的文化教育与素质培育也将被提至重要议程。〔18〕现代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发展与培育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与之发展程度相对应的公民治理与草根民主的逐步形成与最终建构。

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所具有的这些核心价值理念，从理论层面而言与我国当前城乡社区田野之间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的成长历程有着某种契合和共性。社区自治组织在我国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靠政府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动发展起来的社区自治组织，这类社区自治组织出现比较早且带有“官方化”的特征；另一类则主要依赖于社会民间内生力量的不断壮大，进而自下而上地推动而形成的社区自治组织，这类社区自治组织具有“纯民间性”的特点。本文主要研究和考察的社区自治组织归属于纯民间性类型，也就是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我国诸如“社区邻里互助中心”之类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都在推动中国草根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资金、资源等有限及其他种种制约条件也使得它们还不能在整体上成长为独立发展的巨大动力。如依据2006年在南京市展开的关于草根NGO的相关实证调查中的数据统计结果，笔者通过《社区公民参与草根NGO：现状与阻滞因素分析――基于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2007）等论文中基于对南京市城乡若干社区的实证调查，对南京市城乡社区草根NGO成长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解析，通过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城市社区居民对草根NGO的参与程度并不理想。在调查结果中可见过半的社区居民表示从未参与任何形式的草根组织；从草根NGO整体参与来看，其中公益服务类NGO的参与情况呈现出非常低的状况，相对而言政治领导类NGO的参与程度却相对偏高。〔19〕

我国是一个历来就缺乏民主氛围的国度，城市社区中草根性的治理意识、公共精神的成长仍然较为孱弱，而孱弱的公民精神、淡泊的公民治理意识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而言，是否存在着较大的影响呢？本文将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的三个城市南京、杭州和苏州的实证调查，深入考察真实世界中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成长之现状，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进行分析与研究，进一步揭示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重点分析与研究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良性发展的深刻影响，深入探究培育社区公民公共精神的发展渠道与推进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成长的美好展望。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的三个城市南京、杭州和苏州所作的实证调查。调查对象为参加过社区自治组织的社区居民。调查过程中主要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多阶段抽样过程中又结合简单随机抽样法、分层抽样法、系统抽样法、定额抽样法、判断抽样法等多种抽样方法。在抽样框中，根据已有的资料和研究，考虑了总体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分布、地区分布等多种因素，整个调查均采用较为简短清晰的结构式调查问卷，此次调查共派发1200份问卷，收回982份，回收率为818%；采用幅度检查和逻辑检查对初始问卷进行严格筛选，除去16份无效问卷，保留966份，最后有效回收率为805%。本文期望能够对我国其他地区城市公民治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实践模式提供借鉴与参考价值。

三、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

尽管目前我国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民主化改革，但是传统的臣民文化依然不可避免地束缚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例如中国比较突出和典型的传统臣民文化――“官本位”、“权威崇拜”和“与世无争”等政治心理，发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惯性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这极大地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由于我国与西方的民主、法律等多种文化价值系统存在较大的差异，公民的民主与法治等公民精神与公民意识至今仍难以深入我国的民主法律文化土壤。

调查中，对于“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政策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这样能够有效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收获在于可以使我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通过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让我对社区更有信赖感和归属感”、“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这些说法，均只有半数左右的被调查公民表示比较赞同，而相当一部分公民对于这些说法是表示不认可的。通过数据调查统计发现，部分公民对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型参与比较缺乏。 〔20〕而从中也折射出被调查公民的公民治理意识和公民精神相对较为淡泊和孱弱。

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的发展与成长直接为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和草根民主的成长与发展提供鲜活的动力和源泉，其内在关联性在于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的成长本身是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和草根民主发展的重要表征，还体现在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的成长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和草根民主的成长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下文即对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影响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本研究中通过公民对于“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政策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我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等客观论述的看法来测量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这里将测量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指标转化为虚拟变量，比如对“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自治组织，为社区尽一份力”这一观点，公民选择 “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设定为0，选择“无所谓”或“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则设定为1。而因变量“事实上，您是否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则将公民选择“不经常参加”设定为0，选择“经常参加”设定为1，通过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其结果如下：

表1 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Ⅰ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BSEWalddfSigExp(B)

Q1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政策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a2585420000

无所谓002203570004109511022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109703569473100022995

Q2为了有效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自治组织b3056320000

无所谓1946042520970100006997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24490446301061000011577

Constant-2837031481598100000059

Model Chi-square=263344，df=4，Sig= 0000

-2 Log likelihood=1063334，Cox & Snell R Square=0240，Nagelkerke R Square=0320

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 =719%

a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1中的说法

b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2中的说法

如表1所示，模型卡方值(Model Chi-square)为263344，P=0000

从Exp(B) 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居民对Q1中的这种说法表示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则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公民的2995倍。接着，公民对Q2中的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其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分别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居民的6997倍与11577倍。以上的Logistic回归分析说明公民精神与公民治理意识越强，公民经常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比例也就越高。

进一步对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影响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依然是将测量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指标转化为虚拟变量，例如对于“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使我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这种说法，居民回答 “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的编码为0，回答“无所谓”或“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则编码为1。而因变量“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是否愿意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将“很不愿意或不太愿意”的编码为0，“比较愿意或很愿意”的编码为1，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如下：

表2 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Ⅱ

BSEWalddfSigExp(B)

Q1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使我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a3071720000

无所谓124704437940100053480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2153043924069100008609

Q2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增强我对社区的信赖感和归属感b3262120000

无所谓104903588600100032856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1899035328878100006681

Q3我参与社区自治组织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c3830720000

无所谓1548040514609100004702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23350397346551000010332

Constant-4513049184404100000011

Model Chi-square=277623，df=22，Sig= 0000

-2 Log likelihood=889178，Cox & Snell R Square=0254，Nagelkerke R Square=0359

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 =773%

a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1中的说法

b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2中的说法

c参照变量：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Q3中的说法

表2中的回归模型的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而由Nagelkerke R2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245%。这进一步表明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有较大的影响。 从Exp(B) 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公民对Q1中的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公民的348倍与8609倍。接着，对Q2中的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公民的2856倍与6681倍。 最后，对Q3中的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 “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公民，其愿意经常参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公民的4702倍与10332倍。这说明公共精神与公民治理意识越强，公民愿意经常参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程度也越高。

Pollettta认为参与式民主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指代政治形式，另一种指代特定的政策制定规则。〔21〕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者之一戴维•米勒则认为，社群主义的主旨就是将集体的尊严与价值内化为全体成员的意志。前文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向我们昭示，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是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形成之精髓，进一步解析发现我国城乡社区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发展现状比较孱弱，并成为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成长较为缓慢的最为重要之因素。

四、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孕育生长：漫长而遥远的历程

在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人类社会治理方式正在跨入全球化治理时代，公民治理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中治理关系最美好的价值追求。如巴伯所言，“强势民主并不对个人管理自身的能力抱有无穷无尽的信心，但是它同意马基雅维里所认为的大众从整体上讲是和君主一样的或者比君主更有智慧的，它也同意西奥多•罗斯福德观点，即‘忙忙碌碌的大多数平民管理自身所犯的错误比任何想要管理人民的小机构的官僚所犯的错误更少’”。〔22〕21世纪，就在公民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社区事务，要求公共服务的职业者承担更多公共责任的过程中，公民也许更明确地意识到，他们需要选择优化的，适宜他们的制度结构，以创造社区的政府。

面对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衰弱与公共空间的急剧缩小，西方的学者曾为此深感忧虑，阿伦特等人认为没有公众参与的政治生活将是缺乏生命力的，而且，Nanz和Steffek等人的研究发现，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将会产生新的公共空间，公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将极大提升公共领域。〔23〕而本次调查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成长之现状距离公民治理所要求的现代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似乎还有很遥远的距离。对于“我参与的社区自治组织对社区社会政策的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为了有效监督社区社会政策的执行，我必须在平时多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自治组织可以增强我对社区的信赖感和归属感”等说法，均只有半数左右的被调查居民表示比较赞同，而相当一部分居民对于这些说法是表示不认可的。接着对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影响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后，则可以发现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有着较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综合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被调查社区中公民美德、公民精神与公民治理意识的心理体认和民主实践还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有些问题不仅对于草根民主的成长与发展具有消极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对国家的民主体制建设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深入分析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成长迟缓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努力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公民精神与公民治理意识，为公民治理创造坚实的草根社会基础，是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草根民主成长的漫长而遥远的历程之中亟待完成的必要而艰巨的任务。

社群主义者如今更多地从社群之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要考虑私人化与新自由主义的策略，公平与正义等理念也需要在社群的道德规范中得以体现。社群主义的发展与公民身份密切联系，公民的志愿服务成为公民身份发展的道德源泉。 〔24〕政治学者在探索民主这一议题时，都给予民主不同的定义。虽然意见纷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民主不是一整套固定的规则，也不是形式上的、直接性公众的直接参与，民主没有特定的形式，而且民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变化的漫长历程。在人类民主化发展的遥远道路中，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就显得弥足珍贵。通过本研究的分析，被调查公民的治理意识正在伴随民主化的进程不断演进，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希望公民的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跨越式地发展，更不能对于现阶段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淡薄而感到绝望。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前行也将是漫长的、艰辛的过程，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政治理论家将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公民政治赋权的重要手段，“自由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教育不仅仅限制在政治社会化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还应教会如何获取政治权力、如何应对政治权力等议题。” 〔25〕

Nancy Fraser认为在当今社会中，社会公平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对于社会公平的讨论也逐渐主要分为两个重要的阵营，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因此，通过一种补偿性的资源流动形式，来实现不同地区的同等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如今社会处于一种身份政治时代，要实现社会公平，就必须要保证社会中少数人的观点、信仰为他人所熟知，得到他人的认同。〔26〕而政府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在良好合作的过程中更应遵循公平合作的原则。例如对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而言，政府还应进一步健全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注册登记制度，尤其是完善电脑注册系统。另一方面，还应建立科学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绩效评估计量体系，加强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员的培训与教育，建立草根社区自治组织共同治理的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然而受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减弱的深刻影响，蕴涵着现代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草根社区自治组织自身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社会实行自我治理。草根社区自治组织自身充当网络治理中的桥梁作用，维护和捍卫各种特殊群体的利益，支持社区的网络治理的多元格局。概而言之，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培育是一个漫长而遥远的过程，是一个随着法治与民主制度的逐步健全、公民自身素质提高而不断成长与发展的冗长历程，也期望本研究可以为当代中国城乡社区草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尽其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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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美〕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M〕.彭斌，吴润洲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260.

〔23〕 Nanz, P. & Steffek, Global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04，39，(2), p 315.

〔24〕Clarke, S. munity and Problematic Citizenship, Political Geography,2008，27，(1), p.23.

第5篇：社区治理现状范文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42-01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1]史云贵.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理性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

[2]吴淑珩.连云港市创新探索“三社联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J].中国民政报，2012年.

[3]谢志强.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J].人民论坛2014（S1）：77.

[4]徐福海.“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J].中国民政，2015（12）：16-28.

[5]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6）：7-12.

[6]岳金.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4（3）.

第6篇：社区治理现状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背景；社区；预警；机制.

一、影响社区安定和谐的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总是无处不在，但风险主要潜伏在基层，也发酵于基层。社区作为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元，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心和难点，也应当成为我们实施风险分析的核心和焦点。当前，影响社区安定和谐的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市民化引发的文化冲突。农民是城镇化的主力军，农民进入城市生活，转化为市民，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还需要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的变迁。然而，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是长期存在的。在一些社区，一些刚从农村搬迁进来的市民仍然习惯于在社区公共场所晾晒衣物，在社区空留地种植自家菜园，婚丧嫁娶依然沿用农村习俗，占用社区公共场所大操大办。当这些无序的行为方式与社区有限的公共资源发生冲突，并给他人带来较大的不便时，人际冲突不可避免。而当这些冲突被从农村搬迁进来的市民视作关涉尊严之争时，暴力冲突就会偶有发生，给社区治安带来挑战。

2、个体能力不足诱发的意外伤害。农民向市民转换，存在一个转换成本问题。首先是职业转换，部分进城的农民原来的职业是种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当他们进入城市后，当不得不向非农化生产方式的转化时可能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因为他们一般学历水平较低，技能单一，在剩余劳动力过多与就业机会压力较大的矛盾比较尖锐的社会转型期，他们进城后可能会处于不稳定的无业流动状态。即使找到工作，也是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条件差的工作，而得到的报酬与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这种强烈的反差可能会促使个别人铤而走险，利用社区住所为据点去从事黄赌毒等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但有暴利的行业，既为社区治理埋下了隐患，也为他们日后的人生悲剧打下了伏笔。除此之外，他们刚到社区生活，由于对城市环境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所以在防范交通事故、财产被盗、火灾事故、财产诈骗等方面，可能也会相对略显迟钝，受伤害的概率也会相对增加。

3、社区能力欠缺造成的低效防灾。社区是社会的缩影。当前社会面临着的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风险，这些风险绝大多数都能在社区感知得到甚至出现过。但无论是社区的资源、能力还是社区居民的心理，都与应有的抵御风险的需求存在着差距。诸如，以进城农民为主体的社区，居民一般都在忙于生计，对涉及风险管理等社区公共事务，绝大多数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社区居民来自不同区域，相互之间缺乏类似于村民之间的长期联系，缺乏互帮互助的前提；对于社区管理者，社区居民也停留在基本了解和认识状态，缺乏对他们的必要信任和依赖。这种一盘散沙似的状态，决定了社区居民在应对突发性灾害风险时显得孤军奋战，若再次发生类似“非典”那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灾害的初期社区居民会因社区组织不力而显得孤立无援。

4、诉求渠道不畅导致的。农民进入社区获得形式上的市民身份的同时，也面临着真正进入市民社会的制度壁垒。由于某些制度上的障碍，他们可能暂时无法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养老、医疗、保险、就业、教育、司法救助等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他们进入城市遭遇着职业转换的艰难，市民身份与农民待遇的心理落差、不稳定的经济来源以及不断增大的日常生活开支等多重压力。如果他们的境遇长期以来无人问津并无法改变，那么他们就难以真正融入市民社会，他们虽身在社区，心却离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偏激的特殊社会群体。同样的境遇及诉求易于促使他们心理上共鸣，行动上协同，最终可能会组织起来酝酿并发动一系列的，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二、社区风险预警机制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险预警系统可以为社区风险识别提供技术支持，为社区风险分析提供基础支撑，为社区风险监控提供合理保证。但是，对于大多数社区而言，风险预警机制的建设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一般社区都设立了门卫制度，制定有发现重大风险后如何报告和进一步防范制度，部分社区还在社区主要场所安装有视频监控设施。对于防火防盗，大多数社区也履行了善意的提醒义务。但是，社区风险预警机制建设也明显存在防范范围狭窄，防范手段单一，防范措施不力等问题。主要表现为：

1、缺乏对风险预警知识的重视。依据海恩法则，每次风险事件爆发都是量的积累的结果。长期以来，社区对居民的风险教育形式也仅仅是向转述他们几句风险防控口号，张贴几张宣传加以警示，对风险事件爆发前的多次出现的轻微事故视而不见，对事故发生前未遂的先兆视而不见、放任不管，最后风险事件不可避免。因此，加大对社区居民的风险防控教育还任重道远。

2、缺乏对风险事件形成机理的反思。每一次风险事件常常会造成社区或者居民的损失，但每一次风险事件的发生也为社区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审视风险预警机制缺陷、发现风险控制措施的薄弱点的机会。但是，目前多数社区更倾向于将风险事件的发生当做是偶然事件，或者将风险事件简单地归咎于个人能力不足造成的意外事件，不能做到举一反三，更不能防患于未然，致使类似事件在社区反复重演。

3、缺乏对风险监控的必要条件。首先，担任与风险治理相关的社区居委会干部一般都年龄偏大，风险意识淡薄，管理理念落后、技术手段匮乏。在他们主导下的风险控制，预警信息可能难于及时、有效地沟通、传递；其次，社区居民也缺乏对于诸如灭火器等防火、逃生工具的使用和演练，在灾害降临时，居民控制风险事件的能力还无法预知；再者，一般社区出于管理经费紧张的事实，社区对风险预警及风险监控也没有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在人力资源不足、信息传递不畅、制度激励缺失的情况下，社区对风险的监控效果将打折扣。

三、如何建构群防群治的社区风险管理预警机制

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社区风险治理的重点必须放到“预防”上来。这就要求必须把“预警”放在首位，不断发展和完善预警机制，提高预警能力，以有效防止或减少社区风险事件的发生。

1、抓组织建设，建立全员参与的风险预警参与机制。个体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只有把所有个体力量整合起来，才能形成预防风险的强大合力。社区居委会应将制定社区风险治理规划，在风险预警建设机制上坚持把机构设置、人员分工、奖惩制度等落到实处。在参与主体上，坚持群防群治，全员参与；在机构设置上，依法成立治保会、调委会；在责任分工上，根据各社区面临的不同的风险特点及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成立以治保会为骨干，组建不同类型群防群治预警队伍，特别应吸纳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法制观念强，身体健康的复员军人及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其中，力争做到各司其职、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奖惩制度上，对表现突出，有及时发现风险苗头且预防得力的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工作不力的要督促整改。只有推进风险预警全员化，才能增强社区风险预警能力。

四、抓平台建设，建立常抓不懈的风险预警普教机制。

风险教育是建构社区风险预警机制的基础性工作。社区应从居民的日常衣食住行着眼，坚持把风险知识普及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来抓。在社区各主要路口设置消防宣传栏、防范意外伤害知识宣传栏，在社区培育一种重视风险预警的氛围。同时，对于如何防范重大的自然灾害风险以及出现频次较高的风险，应广泛征求社区居民意见和建议，赋予他们更多的知情权和发言权，让居民群策群力防范风险的过程也成为广大居民接受风险教育的过程。再者，定期开展风险教育活动，每月开展一次风险知识教育活动，通过召开风险管理座谈会、发放预防风险知识宣传册等形式，让风险意识始终与居民同在，让风险预警活动始终与居民同行。

五、抓渠道建设，建立高效便捷的风险预警情报机制。

情报信息是社区风险预警的前提。情报的来源除了社区居委会干部外，社区居民也是重要的信息源。为了增加信息来源，社区居委会应当鼓励居民之间加强信息交流，可以鼓励他们建立社区QQ群，举办社区居民联欢制，建立“十户联防” 等制度。只有社区居民在风险预警信息上互通有无，才便于及时发现社区风险的蛛丝马迹，进而采取预警措施。另外，社区还可以从居民对社区风险治理评价、群体上访事件以及新闻媒体报道的其他社区舆论信息等渠道中审视本社区中风险预警机制的结构性缺陷，从而为从源头上预防社区风险的提供有效对策。

六、抓硬件建设，建立科学可靠的风险预警监查机制。

硬件设施是社区风险预警机制建设的基本依托。社区除建立必门卫制度，实施社区检查登记制外，对于新设立的社区，也应当尽快安装视频监控设施，尽管需要投入一定的经费，但与事发后被动补救相比，其事先的投入还是十分有利于社区居民的。除此之外，实行夜间巡逻、重点地段、重点事项超前防控等措施，也是风险预警的必备形式。由此形成门防、技防和人防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风险预警模式。

七、抓系统建设，建立齐抓共管的风险预警升级机制。

社区风险预警机制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社区作为城市风险治理大系统中的基本单元，在社区风险预警机制建设方面不能唱“独角戏”，它必须与社会其他单位及系统团结协作，才能实现风险治理的最佳效果。因此，社区有必要同街道（办事处）等上级部门保持紧密良好的联系，争取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获得它们的大力支持。社区有必要邀请公益律师走进社区，为社区群众释疑解惑。社区还可以与街道综治办联合开展“和谐家庭，拒绝暴力”活动，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建立“健康进万家”活动，与消防部门合作开展“消防进社区”活动，与交警部门合作开展“安全事故警示教育”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必然为社区风险预警机制提档升级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唯有如此，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安社区、和谐社区、幸福社区建设才会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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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尚立. 社区民主与治理[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第7篇：社区治理现状范文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理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自主治理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057-02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诺姆提出的，这一理论主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多赢”，即网络结构中每个参与者都能够获取各自的利益所得[1]33。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应用领域

（一）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教育问题

多中心治理理论最初引入我国是用于解决教育问题，曲正伟指出多中心治理体制在我国义务教育治理中具有适用的合法性，提出了保持各中心之间均衡和突出政府责任主要性的多中心治理体制[2]9。付小倩等从建设主体、建设路线、制度创新三个方面出发提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多中心思路，为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优化、深化提供了有益借鉴[3]106。

（二）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

刘芳雄最早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环境问题中，对于温州企业忽视环境保护责任的现状，提出了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引，运用市场机制，通过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合作解决温州环境问题[4]139。对于我国城市地区的雾霾问题，刘菲提出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健全社会的参与机制，实现由传统到“绿色”的环境治理模式转变[5]1-2。

（三）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农村事务治理问题

对于农村公共物品在供给总量、供给结构上存在的问题，李莹莹提出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导，改革农村公共物品单一的供给主体，构建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组织三位一体的多元化供给主体[6]1。张海涛以多中心治理为视角，探寻乡村治理的新模式，提出了发挥第三部门、农村民间组织和行业协会在政府治理中的补充作用，形成多个中心相互协作治理局面，形成村级治理的“善治”局面[7]1。

（四）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

对于我国社区居委会一支独大格局的负面影响，刘伟红提出了发展其他社区组织，提升社区组织发展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形成多中心的公益物品供给格局，以打破社区居委会的绝对优势状态[8]88。对于我国城市社区存在的问题，史敏应用“多中心”治理，提出落实治理主体多元化，培育社区自主治理组织、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热情，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的关系，通过不同平台促使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中[9]1。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应用存在的问题

（一）偏离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指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机构、个人均可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并以平等的地位处理公共事务以及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我国学者建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大多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在此基础上发挥企业、福利机构、公民个人等治理主体的作用，这种“多中心”趋势，偏离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表现为在政府这个轴心的周边围绕着几个不完全依附、部分自治的治理主体，这种模式主要是在政府指导下，各层级主体发挥相应的治理作用，层次化清晰，不同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较少，这种现象是根据多中心治理框架来寻找我国与之相对应的元素，通过协调政府职能与各级主体达到治理平衡，偏离了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

（二）与我国国情结合得不够紧密

多中心治理理论主要是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治理模式，以美国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设计的，尽管我国公民社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但在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权利运用的民主化程度、社会组织运行的自主化程度、政府权力分配的合理化程度方面，都与理论最初要求存在差异。作为一种非本土化理论，我们在应用该理论时，不能完全照搬而要与我国国情结合，虽然我国学者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这种结合还不够紧密，大多学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介绍，未能建立起实践性的理论框架体系，理论的本土化推进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三、提升多中心治理理论应用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注重理论应用角度的自发性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多中心主体之所以能够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行动团体是多元主体的自主组织，在自组织的过程中不同主体会以平等的地位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处事原则，这一过程确保了多元主体地位的平等性。

学者项麟通过在北京“浙江村”为期6年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对浙江村自有的一套治理模式进行了研究，从最朴素的事实中发掘我国社会存在的自主治理。浙江村的社区生活以由亲友圈和生意圈构成的系为基础，每个人都有一个“系”的关系网，两个圈子重叠的部分是核心系，人们靠亲友圈来组织平常的生活，多人与个人多向投资格局促使不同的亲友圈、系之间交叉重叠，增强了一些人纠纷调解和经济能力以及在各自朋友圈的声望，这些人影响范围深远，波及到它原来的系之外，这种机制促进了“大人物”的产生，这些主体构成了浙江村社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浙江村的生意交往中人们通过掌握对方的底细减少风险，亲友圈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中介作用，例如：在A的系中他与B是亲友关系，B与C又是亲友关系，那么A在与C开展生意合作时可以发挥B的连接与监督作用。广泛的亲友圈不仅可以对对方进行监督，还可以对其失信行为进行惩罚和纠正，人们在亲友圈与生意圈的互动中锁住客户，一个系的人共享这组具有锁住能力的亲友圈。浙江村内不同的关系之间构成了关系丛，使人们有很强的互相帮忙意识，认为互相帮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A帮了B的忙，C又来帮A的忙，因此帮助别人实质上是在给自己的“关系丛”投资，“助人者人助之”，这个“人”在村内所包含的主体是相当广泛的，同时浙江村内的生活透明度极高，如果不帮会遭人闲话，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人们互相帮助的积极性。村内的大人物主要提供大院、市场等公共场所和调解内部纠纷，是社区组织的核心，大人物和小人物各做各的生意，内部关系的编织构成大人物的权威基础，对于不能解决的纠纷都要找大人物进行调节，同时大人物也乐于为人提供服务和帮助而不计回报，这样反过来也能提高他在关系丛中的威信。浙江村的这种自主治理模式不仅加强了和外部经济体的“联结”，促进了自身社区的持续发展与扩张，也积极改变着外部社会的经济格局。这样源于社会内部自发性的自主治理是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相符合的，从这种自发性的角度出发引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发挥治理理论的指导作用以解决我国社会组织自主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我国社会环境内部的自主治理模式是需要广大学者加强研究的地方。

（二）提升治理理论与我国国情的结合程度

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主张多种制度规划相结合，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对社会管理中遇到的集体行动困境做出良好的响应，这与我国公共事务管理本身层次多，复杂性强的现状相吻合，为解决由政府单一管理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思路，对我国公共事务治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即使是同一地区不同组织之间的具体情况还会有所差别，所以在引用针对美国国情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时必须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使构建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符合我国实际。

学者陈剩勇、马斌在《温州民间商会：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温州服装商会的典型研究》一文中对多中心治理实现的制度机制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主要以公用的草地和山地等“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案例所得出的自主治理理论，在分析温州民间商会的自主治理时，显然还应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之下做一定的修正和本土化的建构[10]33。温州民间商会是相关业内人士为在行业混乱无序，政府无力解决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以其良好的自主治理绩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者根据奥斯特罗姆自主合约治理的八项原则：分享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之边界界定清晰；使用、供给与当地具体情况相适应；集体选择安排；有效监督；越“规”的分级制裁；低成本如论坛式的冲突协调机制；对组织权的认可；分权制组织[1]17。分析了温州民间商会的生发机制―制度基础和内在逻辑、温州服装商会―制度变迁与自主治理机制的演进、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困境及其发展出路，最后总结与探讨了自主治理与政府作用。这样一种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应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及解决我国社会自主治理的生发机制及存在问题的方法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需要广大学者进行广泛研究。

参考文献：

[1][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2]曲正伟.多中心治理与我国义务教育中的政府责任[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23）.

[3]付小倩，袁顶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多中心建设[J].现代教育管理，2014（7）.

[4]刘芳雄.多中心治理与温州环保变革之道[J].企业经济，2005（4）.

[5]刘菲.多中心治理视角下H省雾霾治理问题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4.

[6]李莹莹.多中心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研究以阜新市为例[D].沈阳：辽宁大学，2011.

[7]张海涛.多中心治理：劳务输出地区乡村治理新模式――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D].重庆：重庆大学，2013.

[8]刘伟红.多中心理论视野下的社区发展路径分析[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2）.

第8篇：社区治理现状范文

关键词:离退休职工;服务;现状;对策

离退休职工的服务工作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群众工作。它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做好离退休职工治理服务工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企业离退休治理服务工作所面临的现状

我国的国有企业,因建厂时期较长,产生了一支数量庞大的离退休职工队伍。这支队伍的工作,在企业全盘工作中,虽然不是中心,但却在某些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大局工作。同时企业里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又需要及时处理,因此,离退休职工队伍的和谐与稳定又成了离退休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大多数的国有企业离退休职工中,有大部分的子女及亲属在同一企业,离退休职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养等需要治理和服务的问题,会格外引起离退休职工子女及亲属的关注。因此,离退休职工队伍的治理工作,影响到企业在岗职工的队伍。

离退休职工居住分散,给离退休治理服务工作带来非常大的难度。目前这些职工相继离休和退休,有的住在边远贫困山区,有的返回了农村或与子女住在其它城市,离退休职工居住分散,给离退休职工服务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企业离退休人员纳入社会化服务仍需不断推进和完善,过渡时期仍要以企业服务为主。尽管企业离退休人员纳入社区服务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目前仍存在着影响企业离退休人员纳入社会化服务的因素,制约着该项改革的推进。(1)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让离退休人员无法大胆进入社区,虽然企业离退休养老金已实现了社会化发放,但是离退休人员统筹项目外养老金一直由企业发放。因此,离退休人员与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割不断的联系。

社区建设的不完善,使社区难以完全承担起对离退休人员服务的功能。多数地方社区治理服务人员少,经费短缺,难以为大量进入社区的离退休人员提供正常的治理服务。

企业离退休人员对企业的感情影响他们进入社区的态度。大多数离退休人员与企业几十年的感情一时难以割舍,希望与企业“经济不断,感情不断”。凡是效益较好的离退休人员,不愿进社区治理。离退休老职工,都经历了为企业而战的艰苦人生,与企业患难与共数十载情感深厚,不愿离开企业,同时他们也担心进入社区会降低自己的收入。

2、做好新形势下离退休职工治理工作对策

完善相应的组织机构,配备专职退管工作人员,提高治理服务整体水平。要更加重视离退休治理服务工作的重要性。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老年人,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铺平道路,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每年组织离退休职工开展几次活动,离退休职工有困难尽力帮助解决,上级布置的任务努力完成就行了。总之,做好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要坚持“思想、管理、待遇”“三到位”,处处把“情”字放在首位。

落实、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从真正意义上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经验证实,建立健全有关制度,按制度操作、按制度办事是减少工作随意性,确保工作任务有条不紊按时完成的有效措施。要根据实际,按照上级要求规定,应建立一些制度。如会议制度、年度计划制度、学习通报制度、走访慰问制度、组织生活制度、建立联系制度等。

采取措施,努力提高离退休职工服务人员的自身素质。离退休工作人员是退休治理和服务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打铁需要自身硬。离退休工作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离退休工作的成效。因此要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离退休职工服务队伍。要加强离退休治理人员思想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对离退休治理工作重要性的熟悉,牢固树立起做好离退休职工服务工作的自信心和责任感,热爱本职工作。要完善离退休职工服务人员的培训制度,定期组织离退休职工服务人员参加培训,把培训作为提高素质的根本途径抓紧抓好。要选配有一定工作经验和能力、资力较深的同志担任离退休职工服务工作。要关心离退休职工服务人员的切身利益,升迁、奖励、奖金分配及其它各项福利待遇上,应与其它职工一视同仁,充分调动离退休职工服务人员的积极性。

加强工会组织的职能作用,使工会既是在职职工之家,也是退休职工之家。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工会可通过多种形式,及时了解退休职工在生活、福利方面的需求,制定工会相关的治理规定,建立离退休职工档案。针对离退休职工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力所能及地提供服务,尽心竭力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对退休职工生病慰问,生活困难、病故等,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离退休职工排忧解难,使退休职工感受到来自工会组织和党的暖和。工会组织要把握离退休职工的需求,采取社会联手、资源共享、上下联动、活跃生活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建立相应的活动室,组织丰富多彩的老年活动,倡导科学向上的健康人生。

构建网络治理。面对众多的离退休人员,在企业里仅靠离退部门人员的力量,很难应付日常工作,更别说深入基层和不断创新。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离退休人员数据库,实现离退休人员治理服务信息化,提高服务质量和便捷程度。组建工作网络,把离退休老同志组织起来,形成以离退治理部门为主、离退休人员自主治理网络为辅的治理工作机制。可依托已有的离退休基层党支部、党小组体系或新建这类组织,按生活片区、按楼栋为单元,划分行政大组、小组。每个行政大组和基层支部书记充分发挥所属行政小组、党小组的工作积极性,组织联系所属离退人员,主动开展走访看望、文体康乐等活动,起到承上启下、沟通信息、贯彻执行的作用。借助信息网络,及时把握大量最基层的动态信息、抓准亟待研究解决的共性问题。

做好日常的接待工作,尽可能建立起定期接待制度。接待工作是离退休部门的日常和重点工作,在新时期做离退休工作应在细节上下功夫,强调本职岗位体现服务,在排忧解难上落实服务,在提高效率上强化服务,在努力创新提高服务上开展一些主题活动。

第9篇：社区治理现状范文

垃圾是一种没有对其正确使用或放错了使用地方的资源，垃圾处理方式失误不仅会造成很多资源的损失，还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垃圾分类治理工作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回顾我国的垃圾分类治理问题，可以看出我国的垃圾分类进程并不是十分迅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就已经提出垃圾分类思想，只是当时人们追求于发展经济，并没有对此类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在1993年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1996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后，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才有了相关的法律化、制度化基础。2000年，住建部了《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使我国的垃圾分类治理事业在数个大城市中开展试点工作。2004年，我国建设部了关于垃圾分类治理的各种详细准则，其明确规定了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与规范。2011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希望各个城市能够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来共同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进行。2016年后，我国的垃圾分类事业开始快速发展。在这一年中国家相继制定了《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的意见征求稿、《“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的征求稿，这为促进垃圾分类治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到2019年7月1日，上海市颁布了《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垃圾分类这一行为纳入监管范围，使之更加制度化和法制化，掀起了全国大范围内垃圾分类的一大浪潮，使垃圾分类的进程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垃圾分类事业现状

我国的垃圾分类事业在逐步发展中进行了许多年，现如今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效果，垃圾分类行为已经日趋增多。垃圾分类治理工作开展后取得了许多成就，如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率有了提高、降低了污染、变废为宝等。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任务仍然较艰巨，和世界上其他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垃圾分类中的诸多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在发展中加以完善和解决。

二、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居民主体参与意识不强

居民的素质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对待垃圾分类的态度也不相同。垃圾源头分类是重要环节，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城市居民大多数对垃圾分类常识有一定的了解，并对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持有积极支持的态度。但多年来，中国城市居民已经养成了垃圾混放的习惯，目前仅仅有垃圾分类的意识，并没有落实行动，居民参与率不高，垃圾分类政策深化落实有一定难度。本文认为原因有三条。第一，居民没有专业的垃圾分类知识，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用于垃圾分类，随着我国垃圾分类政策的推出，“干垃圾”“湿垃圾”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让人划不清界限，居民缺乏专业素养，故在平时垃圾投放时仍然是统一投放。第二，长期以来，中国居民已习惯统一混放垃圾模式，已养成了行为习惯，加上目前强制性垃圾分类政策只在少数区域推广，大多数城市尚未推出强制性政策督促居民垃圾分类，因此居民参与意识不强。第三，居民社区垃圾分类基础设施不完善。目前我国一部分社区仍只设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两个垃圾桶，而不是配备四种专业垃圾桶。由于垃圾分类基础设施不完善，居民无法配合进行垃圾分类。

（二）基层执行力不足，缺乏监管

我国提出垃圾分类政策已经有很长时间，但政策落实不到位，执行力不足，没有真正重视宣传工作。第一，因为一部分城市尚未推行强制性垃圾分类政策，各社区管理人员并未对垃圾分类足够重视。某些地区甚至出现社区负责人对垃圾分类回收政策推诿，对工作互相扯皮，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尽管我国政府重视垃圾分类问题，但没有落实到基层，无疑给垃圾分类政策的施行增添了难度。第二，政府监管机制不够完善，部分城市虽已配齐专业垃圾桶，但仍采用传统粗放型垃圾处理方法，就地填埋或焚烧，这一方式严重污染环境。第三，政府尚未对垃圾分类进行专业立法，各地缺少强制性文件的推出，缺乏整套法律法规支撑。部分地区立法空白或立法内容笼统，无法真正落实垃圾分类政策。

（三）专业垃圾分类公司规模有限，形式单一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的提高与专业垃圾分类公司的指导密切相关，但目前我国城市专业垃圾分类公司数目较少，规模有限，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需要。目前，专业垃圾分类公司在我国是一个新兴企业，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发展，政府可通过减免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吸引垃圾分类公司进入社区，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垃圾。同时，社区还可将生活垃圾外包给专业垃圾分类公司管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此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增强二次循环。

三、完善我国城市垃圾分类事业的对策建议

（一）协助居民树立环保意识，提高主体参与率

近些年來，我国居民素质有所提高，但对于垃圾分类这个名词依然生疏。国家应加大宣传工作，使居民更快接受这一新理念，应落实到各城市各社区，明确社区管理者责任，在社区通过讲座、横幅、标语、入户宣传、社区宣传栏公布、微信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社区垃圾分类问题向居民作进一步的宣传，积极宣传垃圾分类政策。社区应落实垃圾分类政策，更好地督促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使居民形成良好的垃圾分类意识。但是垃圾分类问题要因地制宜，各地市居民的综合素质存在一定的差距，落实垃圾分类问题一定要注意结合当地有关部门出台的正式文件，采用多种方式向居民进行宣传。此外，学校也应注重对学生的垃圾分类知识的教育，通过科普讲座使学生了解更多的垃圾分类处理知识。垃圾分类意识从青少年抓起，通过青少年带动成年人增强垃圾分类意识，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

（二）各部门加强执行力度，建立完善监督体系

我国政府已多项垃圾分类政策文件，应在日常生活中鼓励该事业的开展。政府可加大对垃圾分类事业的拨款，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多购进专业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研发垃圾分类处理新技术，加大有关垃圾分类技术的新科技研发，统筹好垃圾分类基础配套设施完备。同时建立高效透明的监督机制，加强引导和监督，明细资金去向，做到政务公开。社区应明晰主体责任，引导居民正确科学垃圾分类，在社区设置简易垃圾分类操作间等。通过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形成以居民意识为核心的多元垃圾处理治理机制，推动我国垃圾分类事业更好更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