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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之所以受到欢迎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还在于其语言的生动,这是外国文学的语言艺术重要的表现之一。语言生动实际上就是通过语言的表达,使所描写或者象征的人或者事物更加形象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能够使外国文学显得真实而传神,甚至让读者深陷其中的世界,犹如身临其境。在外国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是完全由文学语言来进行对自我内心情感和思想的表达,看似简单的语言中却包罗着深刻的哲理,充满深意和意境。甚至在作品中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似乎每一句语言的设置、每一个情节的设定都有其存在的独特意义。在作品中,读者可以清晰的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
二、语言形象
在文学领域范围内,文学语言是主宰文学的命脉的,因此文学语言对于文学而言有着不容小觑、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在文学语言中,形象性是最基本的一个语言特征也是语言艺术应用中的基本特征。所谓语言的形象,与生动是有差别的,语言的生动可以使读者了解作品中作者表达的内容,而语言的形象能使文学在更高的层次上。这就涉及到一个词汇——感知。
对比语言生动而言,形象有两个方面的性质。首先是其抽象性,换句话说,形象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感知能力在思维中幻想出来的形象;第二就是表象性,无论是在读者还是作者的头脑中,都形成了固定的形象,从这一点上来讲,形象具有表象性。这两个性质是形象矛盾的两个极端,但是又符合外国文学中的语言艺术。
这实际上作者通过这里用这种语言艺术方法对自己想要表达的事物进行描绘,展现给读者,成功的让读者在其中体会深意。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19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简•奥斯丁创作的《傲慢与偏见》,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人物的性格没有直接的描写,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内容和行为等表现出来,详细的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把作品中每一个人物的形象都具象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三、结论
论文摘要:本文着重讨论文学翻译中的语言变异及其产生的文体效果。人们在选择语码进行交际时会遵循一定的语法规则和语用原则。但是有时为了产生不同的文体效果以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人们常常有意识地违背这些语言常规,形成语言变异,尤其是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通过语言变异产生文体效果,继而形成作者自己或某一作品的风格。
一、引言
严格的讲,文学翻译应该是原著思想内容、形式以及风格准确地再现.然而,现实并非总是如此.文学翻译中出现了多种变异现象.究其原因,多种多样。同时语言作为人们交流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也会产生各种非常规的使用形式。这些非常规的语言形式就被称为语言变异。当这些变异现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时常会令人们难以揣摩,无从把握。
二、文学翻译及其变异现象
文学翻译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文学。综合中外论者对文学一词的阐释,我们知道文学具有以下主要特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用语言来反映生活、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抒感的,是emotion-centered;它有审美价值,其语篇功能主要是用艺术的语言叙事、画物、言情,达到感染人、娱悦人、教育人的目的。文学的这些特性也是它有别于其它文体的地方。要说清楚文学是什么虽然不易,但人们却能很容易地告诉你: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等是文学。如此说来,文学语言就该是这些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学文体也就该是这些文体的总和。尽管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中又能分出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作家作品,但我们的注意力这里主要集中在英语各体类之间的文学共性的东西,即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的语言特征及其翻译。
长期以来,文学翻译一直被认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极少受到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应有的重视。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先验性的“等值”标准提出质疑;描述性的、动态的翻译研究应运而生。人们不再用“等值”、“正误”、“好坏”、“对错”等标准来评判翻译文本,而是将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摸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视作“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研究文学翻译的变异现象,首先要给文学翻译的常规与变异下一个定义.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翻译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与社会学中行为规范的功能类似。文学翻译的常规是用来辨别合适的或不合适的翻译行为的准则和标准.它由具体的文学翻译的原则、标准、过程、方法等理论组成.与社会学中的越轨行为一样,文学翻译的变异是指违背了文学翻译常规的翻译行为或活动和不恰当的使用翻译技巧等行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变异现象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由此更是增加了文学翻译的难度。
三、文学翻译中的变异现象及其文体效果
文体学和文学紧密相关,一直被用来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同时它也是翻译工作者的必修课,翻译工作者具有文体学知识将有助于发现原文的特色,从而忠实地翻译原文。
文体学理论认为,作者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所采用的任何符号,一个词,一个句法,一种修辞手段或是某个叙事角度,都是作者独具匠心的选择,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功能——或是突出主题,或是增强美学效果。因此,译者一定要对每个对象的功能有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忠实地翻译出原文的韵味,使译作读者获得与原作读者相近的感受。
下面我们来看不同体类中的不同变异现象及其文体效果。
(一) 小说的翻译
(1)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变异
在一部小说中,尤其是在人物众多的小说中,作家为了生动地再现形形的人物的个性,常常模仿他们各自的语言,使他们说出合乎自己身份、地位、教养、性格的话来,这是作家借人物语言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如马克 吐温的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小说的叙述部分即采用了经过锤炼的美国当代口语,书中的人物对话更是原原本本的生活语言的照录,请看哈克与黑奴吉姆的对话:
"Hello, Jim, have I been asleep? Why didn't you stir me up?""Goodness gracious, is dat you, Huck? En you ain' dead-you ain' drownded-you's back agin? It's too good for true, honey, it is too good for true. Lemme look at you, chile ,lemme feel o'you…"
由此例可以看出,黑奴吉姆的语言充斥着讹读、省音、不合语法、用词不妥,这些极不规范的语言不仅仅只是传递了一种信息,透过它们读者可以推测到有关这一人物更多的情况。
(2)叙述时空的混乱化变异
这一特点主要存在于一些现代派小说中。传统小说的叙述总是时空脉络清晰,要么依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描述,要么采用倒叙,即使多有场景变化,但时间和空间都交待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现代派的作品中,由于作家对心理现实刻画的追求,也由于作家的创作观念及手法的缘故,如意识流手法的采用,常常使得时空变化模糊不清,作品中的人物思维、语言混乱无序,过去的、眼前的,想象中的人和事,纷乱一团,语言缺少了形式上的逻辑关连,变得毫无条理,不完整的句子很多,给理解带来了较大困难。此时我们要引入一个文体学中的概念---前景化(foregrounding)。它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法将需要表达的事物或现象突出地表现出来。通常它通过对标准常规的系统违反来达到,是引人注目的、新颖的。意识流小说往往描写人物混乱流动的意识,因此在语篇上常常表现为词汇组合、句法结构、语篇结构、叙述模式等多层面上偏离常规的前景化特征。。
(二) 诗歌的翻译
一般说来,语言形式服务于内容,并具有一定的意义。就诗歌而言,形式的意义远远大于散文类作品中的语言形式。诗之所以成为诗,怎样说与说了什么同样重要,所以译文中追求形似是译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现代文体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风格是对常规的变异。”(Style is deviation of the norm)反过来讲,语言常规的变异就是语体风格的意义。变异是超常规,超常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才能吸引人,超常才能体现语体风格。变异是手段,通过变异造成“突出”(foregrounding)。“突出”意为“不落俗套”、富有新义,新义构成语体风格之意。“突出”通过语言变异来实现。如果把变异的语言现象看作“突出”,语言常规就是构成“突出”的“背景”(backgrounding)。有“背景”有“突出”才能勾勒出作品的整体美貌。将此观点应用到诗歌的翻译当中将会使译者和读者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意图。
如美国现代诗人E.E.Commings曾写了这样的诗句“you pays your money and you doesn’t take your choice”(1950)。他勇敢地冲破了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在一般现在时第二人称后的谓语动词和助动词词尾加了-s和-es,给语体风格以新义。
(三) 舞台剧及影视剧本的翻译
剧本与小说、散文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通篇都是用对话写成的。它们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小说和散文通常是供人默读(当然也可以朗读),而剧本却是最终要诉诸声形的(当然也可以拿来默读),由此它构成了与其他文体绝然不同的变异。剧本中的对话(对白)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经过作家精炼后的诗句,如莎士比亚的诗剧中,人物语言多是诗的语言,正式程度较高,辞格也较多。第二种是经过作家加工后的较为正规的、完整的语言,它来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再一种就是未经加工的生活语言照录,多停顿,多不完整句,多不合语法规范句,多重复。当然,上述三种只是大致分类,在每一种类型中,语言的正式程度或用语特点又会因人物的年龄、性别、性格、身份、地位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有的人话语单调乏味,有的人则出语机智幽默,有的人言语矫柔造作,有的人则语言朴实自然……总之,有多少种人就会有多少种语言。
翻译舞台剧剧本和影视脚本,要充分考虑其上述特点,译好人物语言,充分体现原剧整体语言特色和具体的每个人的语言特色,使语言连同人物一起"活"起来,"动"起来。就舞台剧剧本的翻译而言,其目的不外乎有两个:一是为该剧在另一个国度用另一种语言演出服务,二是译出来供人阅读。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种目的,译者都应考虑原文作为剧本的特点。如朱生豪在译莎士比亚剧本时,常常要让自己扮作剧中人物,拿译出的句子读一下,看一看是否上口。影视翻译与普通小说翻译的不同之一在于它受制于口形及时间。屏幕上演员说话时间如只有五秒钟,那译文的字数也就不能太多,不能是演员已经闭嘴,而配音却仍在说话,这对于译者是一个考验。同时,译文还必须照顾到演员说话过程中的停顿。如Memories are wonderful…and the good ones…stick to you like glue. (回忆是美好的…好的回忆……将伴你终身。)如要将stick to you like glue译为"将象胶一样始终粘着你",那就太长了。配音要想逼真,还要考虑选词的口形与屏幕口形的一致。一般来说,嘴巴张得较大,译时应选择开口呼的汉字,反之则选用闭口呼的汉字。此外,译者必须关注屏幕人物的动作神情,了解人物性格特征,用性格化的语言反映人物的喜怒哀乐、粗俗高雅。
(四) 散文的翻译
翻译散文,首先要准确把握原文的内容与风格,因为内容与风格是统一的。譬如英国早期的散文多为说明性文字、教育用文字和劝谕性文字,用古英语写成,以简洁朴实见长,且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另外要认真体会散文的时代风格与作家风格,如培根的散文多用排比并列句式,形式工整,而这同时也是英国十七世纪散文的一大修辞特点。十八世纪的散文,初中期口语化盛行,代表作家是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斯梯尔(Richard Steele),但到了末期却又转向典雅华丽。到了十九世纪,虽然一部分作家仍坚持散文朴实无华的特点,但在整个文学艺术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浪漫派散文似乎一直占据上风,作家常直抒胸臆,表现自己鲜明独特的个性。这类散文句式灵活、语言新颖,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其生动的比喻、强烈的节奏感、飞扬的文采形成了散文的时代特色。但进入二十世纪后,英国散文的主流又回到了以正规口语为基础的朴实自然语言。翻译英语散文时,对上述语言风格的变异不能不察。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翻译中的确存在着许多语言变异现象,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文体及其他效果。由于产生这些变异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其表现特征也会很难把握,这就要求译者和读者能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思考和分析这些语言现象和文体现象,促使文学翻译工作更顺利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M] (London: Cassell, 1990).
[2]侯维瑞. 英语语体[M].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8
关键词:语言输入理论;语文阅读教学;启示
自从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Krashen)“语言输入假说”后,人们将其应用于语言学习的各个方面,如听说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等,使我们对语言学习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本文拟就次理论中的可理解性输入假说展开探讨并就其对我国中学语文教学的启示做初步探讨。
一、Krashen的可理解性输入假说
克拉申(Krashen)认为,语言习得的关键在于获得输入(input),并且一定是可理解性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如何获得可理解性输入呢?首先要分清楚两个“水平”的问题,即:(i)学习者已有的语言水平及(i+1)学习者要达到的语言水平。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再现学习者已经习得的内容和准备学习的内容。通常情况下,学习者都很难把学得的知识运用起来达到习得的目的。因此,以“旧”导“新”,将新知识与旧知识挂上钩,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准确把握学生的现有阅读水平,为他们提供合适的阅读材料是实现有效阅读的必要条件。克拉申认为,语言输入的质很重要。所要学习的材料首先应该是可理解性的。课堂是学生获得可理解性语料的主要途径,如果学生理解不了输入的信息,教师的课上得再精彩都是徒劳。其次,语言输入的量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起着关键的作用。为学习者提供足够的可理解性语料是语言习得的重要因素。最后,所学习的内容总体上不应该超过学生的学习能力,但又必须略高于学习者现有水平,语言的习得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是学习者已经掌握的、很容易理解的所输入的语料将无法激起学习者的兴趣和动机。但是,若所输入语料的难度大大高于学习者现有的水平,他们将无法理解语料,从而丧失学习兴趣,这也不利于语言能力的提高。
二、中学语文阅读教学
1、中学语文阅读课程标准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也在“课程总目标”中提出:“培养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受和理解能力。能阅读日常的书报杂志,能初步鉴赏文学作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背诵优秀诗文240篇(段)。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其中,要求中学生应学会制订自己的阅读计划,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此外,对于课外阅读,提出: “要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阅读材料。”从总目标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就是要培养学生获得通过阅读收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能力。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输入有效的、足够的语料。
2、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现状
目前,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在很多学习中,合理的方式是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处于主体地位,语文阅读教学也不例外。而在现今的语文阅读教学课堂中,教师往往担当主角,学生被牵着鼻子走。前者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后者只要顺着预先设计好的轨道思考就可以了。从整篇文章的布局,到具体词句的推敲,都由教师倒给学生。大部分的课堂时间被教师主观的分析和繁琐的提问占据,学生能自己读书的时间少之又少,最终导致学生“被阅读”的现象。
(2)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很多教师将中学语文阅读课上成了阅读应试课,如何在阅读测试部分获取高分成了这门课的终极目标。忽视原文的意义及其想要传达的情感,按照阅读考试模式训练学生,统一标准答案,在解题技巧和方法上花费大量时间,从而让学习者在阅读中的独特情感体验得不到开发。长此以往,学生的思维方式便会陷入机械化,阻碍他们的个性发展。
(3)学生的课外阅读要求量少,且缺乏有效的指导。相当多的学生除了学习课本知识外,很少阅读其它材料。即使有课外阅读,他们接触到的目前市面上充斥的盗版书籍或一些不适合他们年龄的小说等,不仅不能促进学习者阅读能力的提高,还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不良影响。
总体来看,我国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也存在语料输入的质和量的问题。
三、语言输入理论对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启示
1、准确把握学生现有的阅读水平,根据这个现有水平和他们的实际需要, 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阅读课堂输入语料的质,这是“因材施教”教育理念在阅读教学上的运用。教师不仅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输入, 还可以让学生结合上下文语境理解语料。理解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学生理解不了信息, 就谈不上吸收所输入的信息,更谈不上输出和运用所学内容。因此,在课堂上采用何种方式和手段帮助学生理解提供给他们的材料是教师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教学内容或教材再好, 若教学方法不当, 就达不到教学目标,产生不了想要的教学效果。方式和手段可以多种多样,例如,《语文课程标准》有一条规定,要求学生自己能够“体会和推敲重要词语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教师可以首先要求学生联系上下文在语言环境中去理解词语的含义,找找同意词和反义词;接着可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把生活阅历和文本环境融合起来理解;然后可借助词典字典帮助理解,把具体语境中重点词的意思与工具书中的意思对比理解;最后,可让学生造个句子,边运用边理解。此外,回读全文、重温精彩片断、积累储存等也是语文阅读教学中常用的有效手段。
2、重视课外阅读,课内课外相结合, 增加学生阅读的量。教师只有在抓紧课堂阅读教学的同时, 充分激发学生课外阅读兴趣, 才能真正做到厚积薄发。当前,初中语文课内教材主体部分主要包括两大板块:阅读和综合性学习。不仅阅读主体部分,就连综合性学习板块,也包括了大量的阅读内容。而中学语文课外阅读教材自2001年起,开始尝试把课外阅读材料纳入教材编排体系,七至九年级在每册安排2—3部作品,高中每册介绍2部,这些措施突出课外阅读的重要地位,表明了阅读量对阅读教学的重要性。这部分内容主要为了培养学生形成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整本书的能力,最终提高他们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由于课内材料数量不多,教学时数也有限,与实际需要的阅读量相比,是远远不够的。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些课外补充材料,以课内教材为主,课外自读为辅,让学生有机会能够把在课内学习时获得的种种知识和能力,举一反三,用到课外阅读当中。这个辅助不但可以巩固和扩大课内所学的知识,而且可以充分锻炼自学能力,提高学习语文的兴趣。此外,现在数字化和网络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明显的趋势,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阅读文本除了书籍外,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磁带、光盘等都是比较容易获得的阅读载体。而网络因其大容量、简便快捷、可以随意进行等优势,能够同时传播大量的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各种形式的信息,大有取代以往传统阅读模式而成为更流行的阅读方式。但网络阅读也有其缺点,如信息的正确性、持续性等都无法得到保证。因此,语文教师还应注意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网络阅读,精心选择阅读材料, 指导学生不断收集课内外语文阅读信息,以此开阔学生的眼界,更好地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
3、重视阅读主体的地位,让他们能自主思考,使阅读富有个性和创造性,从而凌驾于阅读的标准答案之上。由于每个人的生活体验各不相同,他们对于相同材料的感受也不尽相同。一百个人能读出一百部《红楼梦》。因此, 在阅读过程中,教师不能用标准答案去框住学生,不能轻易评判答案的对错, 只有这样, 才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教学过程中,实行开放式的阅读教学模式,实现学生与阅读文本、学生与教师的自由对话。让学生大胆质疑,主动探求, 自主发现, 有所创新,将课堂内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课外的实际生活中,让学生产生新的知识情感体验,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
四、结束语
“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国民年人均阅读量仅有0.7册,韩国11册,日本40册,美国60册,犹太人75册,俄国每20人便拥有一套《普希金全集》。”如何提高我国公民的阅读的质和量呢?作为中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应注重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有效地结合起来,把真正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促进他们的情感发展作为阅读教学的指导思想。语文既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一门人文学科。语文阅读教学的本质就是真正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开幕式由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杜宝贵教授主持。东北大学宣传部部长丁义浩、辽宁省社科联主席张沈立、辽宁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陈涛、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卢风教授、中国环境伦理学会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平教授、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研究会理事长、大连理工大学学院院长魏晓文、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军出席了开幕式并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在13日上午的大会报告阶段,先后做主题报告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吉林大学的刘福森教授、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孟勤教授、东北大学的秦书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的王鲁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会交流阶段,清华大学的蒋劲松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仙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唐代兴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副教授、东北大学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专家学者们就生态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构建、实践路径选择等相关主题做了报告。
13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激烈的对话与争鸣,现场气氛热烈,迭起,围绕“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这一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充分交流。
《海外英语》是一本综合性的外语类学术期刊,内容涉及语言学、外语教育、翻译学、文学文化研究、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我刊注重反映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的前沿动态、报告国内外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或信息;兼顾纯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不仅载有文论型的文章,而且报导可直接用于外语教学实践的成果。
我刊是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及中国人文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入编刊物,并加入了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阵列,可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维普数据等网站浏览和检索。我刊所载的论文题目全都被收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各有关分册的索引部分。近年来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和摘载情况在同类期刊中排名靠前。
《海外英语》创刊伊始即面向全世界公开发行,近10年来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力。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外语类学术期刊,内容涉及语言学、外语教育、翻译学、文学文化研究、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它注重反映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的前沿动态、报告国内外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或信息;兼顾纯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不仅载有文论型的文章,而且报导可直接用于外语教学实践的成果。 它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获得国家外交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特别支持,代表中国权威的英语杂志。它是目前安徽省内唯一一家普及性英语读物类杂志,在全国英语期刊市场上和读者中已经具有了影响力,读者层次主要固定在高中生、大学生,以及部分教师。
栏目设置
教授讲坛:国内知名高校知名教授的学术前沿类论文;
博士论坛:“985、211”类重点高校博士生的研究论文;
语言学研究:介绍语言学领域理论创新成果;
外语教育:重点介绍高教外语教学的理论成果;
翻译研究:对翻译理论和方法以及翻译史的研究;
中外文学文化研究:对外国文学作品、作家思潮、跨文化的分析与评论;
教改新论:侧重外语教育教学改革的最新成果介绍;
海外视野:侧重介绍国际上先进的外语教学理念和研究成果、财经类交流文章;
“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名称,其基本内容包括听、说、读、写的训练。叶圣陶说:“‘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
“语文”既作为课程名称,又作为教材名称。
关键词:“语文”含义;书面语;教材
中图分类号:C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9.010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9-023-02
收稿日期:2012-08-22
1950年6月,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的以“语文”命名的教材。这套教材的《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无论是以“语文”作为课程名称,还是以“语文”作为教材名称,其基本思想似乎都可以明确表述为:“语文”即“语言”,包括“口头语言”(语)和“书面语言”(文)。叶圣陶解释说:“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叶圣陶先生对“语文”学科的命名及其解说,曾得到语文教育界的普遍认同。吕叔湘先生在1978年4月22日以《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为题的讲话中说:“语文这门课,是老办法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好呢,还是想法统一起来?当时有一位同志提议说,我们就叫它语文行不行?语也在里头,文也在里头。后来就决定用语文这个名称了。”张志公先生在1979年5月写的《说“语文”》一文中也说:“原来的‘国语’和‘国文’,经过研究,认为小学和中学都应当以学习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学一点文言文;至于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总之,在普通教育阶段,这门功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根据这样的看法,按照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不再用‘国文’‘国语’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这就是这门功课叫作‘语文’的来由。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谓之语,在书面谓之文,合起来称为‘语文’。”
在“语文”作为课程教材名称使用的过程中,对“语文”含义,除了“语文就是语言”之外,还有“语言文章”“语言文字”“语言文学”等几种不同的解说。
针对这些解说,叶圣陶先生多次指出:“‘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之中小学语文课本。当时想法,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一词,就称‘语文’。自此推想,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文’谓‘文字’,似指一个个的字,不甚惬当。‘文’谓‘文学’,又不能包容文学以外之文章。”“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唯‘文’字含义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语文”一词有两个解释,一是“语言和文字”,一是“语言和文学”。该词典在解释“语言”一词时称:“‘语言’一般包括它的书面形式,但在与‘文字’并举时只指口语。”这就是说:“语言文字”专指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吕叔湘认为:“语文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来讲,可以有两个讲法,一种可理解为语言和文字,也就是说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另一种也可理解为语言和文学,那就不一样了。中小学这个课程的名字叫语文,原来的意思可能是语言文字,但是很多人把他理解为语言文学。”吕叔湘先生这里虽然也将“语文”理解为“语言文字”,但仍然是指“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
可见,叶圣陶先生所说的“语文就是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实际上已经包容了“语言文章”(“文章”为书面语言)、“语言文字”(“文字”为书面语言的符号)、“语言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含义。
既然语文教育中的“语文”应理解为“语言”,那么为什么这门课程不叫“语言”而称“语文”呢?这主要是因为“语言”有时仅指口头语言,叫做“语文”,是为了强调这门课程不但包含口头“语”,而且包含书面“文”。1980年7月14日,叶圣陶在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解释说:“一九四九年改用‘语文’这个名称,因为这门功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既然是运用语言的本领的,为什么不叫‘语言’呢?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二者手段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功课不叫‘语言’而叫‘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的意思。‘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文’合并起来,也不是‘语’指语言,‘文’指文学(虽然教材里有不少文学作品)。”
我们理解:“语文”,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门课程,指的是祖国语言的教育,即作为中华民族通用语的汉语言的教育。它既包含口头语言的学习,又包含书面语言的学习;既包含语言形式的掌握,又包含语言内容的理解;既包含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和规则(即狭义的语言)的学习,又包含着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所进行的言语行为(读、写、听、说)的训练以及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形成的言语作品的学习。正如钟启泉先生所指出的:“语文学科就是从形式与内容两个侧面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兼具‘形式训练’与‘实质训练’的一门综合性的基础学科。”王宁先生则从语文教师的角度指出:“语文教师应当通过语文教学养成学生从语料中发现语言现象、概括语言规律的锐敏性、兴趣和习惯;教给他们贮存语言材料的正确、有效方法,促使他们通过自学的积累,逐渐丰富自己的语言;让他们在获得新知识的实践过程中,训练他们把已加工成熟的思想用最得体、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能力;最后,还要以语言为桥梁,培养他们的人际交往意识、创造思维意识和文化修养意识。”
近几年来,在关于“语文”含义的讨论中,又有三种新的解说:“言语”说、“文学”说、“文化”说。
有学者认为:“‘语文’指的是汉言语,语文教育是我们母语汉语的言语教育。”笔者以为,这一观点缩小了语文的外延。语文学习,既包括言语的学习,也包括狭义的语言的学习。虽然作为母语课程内容的语言系统及规则,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语言环境中通过自发的经验和认知多少获得一些,但这些毕竟是零碎的,与在学校教育的情境中通过较高级的思维活动系统地学习是不能相比的。学校开设语文课程之所以有必要,即在于可以使母语的学习和掌握,由自发的、偏重感性经验的、少慢差费的暗中摸索,走向自觉的、偏重科学理性的、多快好省的明中探讨,这其中便包括语言系统及规则的学习。
也有学者认为,语文就是文学,语文教育就是文学教育。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同样把语文的所指缩小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方面,作为一门艺术,文学作品与政治论文、科普读物、以及其他实用文章相比在以情感人、以美育人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语文教育无疑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另一方面,作为学习语言的语料,语文课本中的文学作品与政治论文、科普读物、以及其他实用文章的性质又是相同的。语文学习既然包含语言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学习,就已经包含了作为语言的成品的文学作品与政治论文、科普读物、以及其他实用文章的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学习,文学教育就已经是语文教育的应有之义了。而以文学来解说语文,将政治论文、科普读物、以及其他实用文章的读写排除在语文之外,则显然是不妥的。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新晨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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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希平。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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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 起止年月:2007-09 ~ 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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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职位: 治保部 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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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 起止年月:2006-09 ~ 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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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职位: 校礼仪队
工作描述: 担任职位: 场馆礼宾组 志愿者
工作描述: 担任职位: 场馆礼宾组 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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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毕业院校: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
最高学历: 本科 获得学位: 毕业日期: 2012-07
专 业 一: 英语语言文学 专 业 二:
起始年月 终止年月 学校(机构) 所学专业 获得证书 证书编号
2005-09 2009-06 福建师范大学 英语(师范) 学士学位、本科学历、教师资格证、TEM8/TEM4、CFT4(大学法语四级) -
2009-09 2012-0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 英语语言文学 - -
语言能力外语: 英语 优秀 粤语水平: 一般
其它外语能力:
国语水平: 优秀
在全国重点学科遴选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各高校的中文学科应适时调整学科建设目标和具体路径,回归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科研的自身规律。具体而言,在师资建设方面,应着力实现教研团队的梯队化,合理分工;在人才培养方面,应提升教学质量,夯实学生基础,并树立学术自信;在科研工作方面,应注重学术内涵导向与质量提升,兼顾基础与应用两个维度;在学科结构方面,应整合内部二级学科的力量,并与其他学科实现协同创新。在上述路径的具体实践中,应该结合本校、本系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科建设。
[关键词]
中文学科;学科建设;师资;建设路径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有重点地建设一批一流学科已经成为未来高校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学科建设由成规模的快速发展向常态化的内涵发展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语言文学作为我国高校中发展历史长、学科分布广的基础性学科,如何全面、合理地开展学科建设,是亟待探索的问题。当然,学科建设的路径本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在尊重学术规律的前提下,结合各自学科的发展历史量体裁衣地进行路径探索。不过,站在学科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在中文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历史演进中,在不同地域、类别的高校各自的探索中,也存在着一些可通约的经验和“家族相似”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中文学科教学和科研实践中产生的,值得深入思考和总结。笔者以为,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要尊重历史、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探索。
一、师资建设:实现教研团队合理配置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不少高校高薪招聘学科带头人,甚至招聘多名学科带头人在某一个二级学科内细分下级方向。与此同时,中文一级学科的学位点数量较多,各层次毕业生人满为患。而在以往,为了冲击重点学科、增设学位点,不少高校持续引进高层次人才,使得年轻学者愈来愈难在高校就职。这也造成了高校中文学科人才断层、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先导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远见的学科建设规划首先必然要考虑师资梯队的合理搭建,这有助于保持教学水平的稳定以及长远的学术研究、传承和学科持续发展。中文学科作为传统的人文基础学科,更是如此。对于中文学科而言,学术研究的传承性、学术积累的必要性体现得十分明显。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决定了知识积累和传播、学术研究与创新都很难在短时期内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范式转换,而更多地呈现出知识谱系的稳定化和学术研究中的路径依赖。中文学科建设中人才梯队的合理配置本身与中文学术传统的传承密切相关,因此,调整师资结构、搭建有助于学科建设和长远发展的教研团队就显得尤为必要。具体来讲,从中文学科教学需要和科研工作的实际出发,建设一级学科时,既要考虑二级学科间师资配备的平衡,也要着眼于在各个二级学科搭建“首席专家———中年骨干———青年人才”的三级梯队,并结合中文学科的特点,使教师在日常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任务区别化、明晰化。首席专家在教学和科研中发挥的是引领与示范作用,既要考虑如何提升学科竞争力,也要积极参与一级学科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年骨干应承担主要的教学任务与科研实践;青年人才重在积累、学习,进而在继承的基础上谋求发展。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中文学科的教学科研强调的是学术素养在积累中逐渐养成,所以不能为了完成科研制表而对不同年龄段的学者提出相同的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一种现象:许多青年人才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中,都如章学诚所概括的:“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盖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余也。抑亦后起之智虑所应尔也,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识不足也。”[1]这一方面体现在缺乏积累而将学术浪费视为学术创新;另一方面使得青年教师的判断力有限,无法在教学中传授真知灼见。基于此,可以看出合理的师资配置将形成一种教研人员成长的良性循环,这也将有助于中文学科发展的持续性。中文学科上承两千年古代学术,近有约百年的国际交流,传统流脉和国际视野在最近三十年的加速融合,使各高校的中文学科更加需要长期的、有序的师资代际更迭,进而形成自身学风、学脉、学派,并使本学科在学术界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二、人才培养:从夯实基础到教育自信
近年来,关于中文学科人才培养质量下降、从本科生到博士生专业能力不足的感慨一直不断。研究生培养是导师负责制,不同的导师有不同的要求,这里重点谈谈本科生培养。在本科阶段,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本应以知识体系的传播和中文能力的训练为主,然而,在通识教育的背景下,一级学科的专业课程被大幅压缩。因此,未来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必然要同步调整人才培养观念。总体来说,中文学科建设在人才培养上的首要任务是探索在通识教育日渐普遍化的背景下,如何既立足厚基础、宽口径的目标,又着力通过有限的教学实践培养学生的中文功底和人文意识。落实到具体培养过程中,中文学科人才培养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教材与教学的质量亟待提升。当代学术所处的体制化的学术生态场以及消费化的社会语境,使得相当一部分高校教师对一时名利趋之若鹜,不惜粗制滥造教材和相关的研究著述,甚至召集研究生拼凑出研究成果。民国时期,朱自清指出:“有人说从前读书人只知道一本一本念古书,常苦于没有系统;现在的青年系统却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统上,系统以外便没有别的。”[2]因此,民国时期的中文学科教学着力扭转了这一空疏风气。事实上,最近二十余年来,随着高等教育体制化、规范化和学科知识谱系稳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教材和相关的研究著作作为学生了解中文学科的“入门书”,显得极为重要。然而,这种教材往往编撰理念依然停留在专业经营培养阶段,并没有与日渐国际化的“通识教育”大背景对接,而且为了“赶任务”,“十年磨一剑”的精品少之又少。在实际教学中,中文学科的“知识”传承有事实和理解两个层面,对于语言现象、文本内涵的理解并不能形成唯一的“知识”。因此,教材和学术著作质量的高低不仅影响学生的知识习得,还影响学生的思维方法和认知能力。以文学类课程教学而言,陈平原教授曾指出:“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3]笔者以为,我们亦不宜苛责学生。许多教材的编撰者“不是为了学术去从事研究,趋时苟容以求一逞,则难免人云亦云甚至刻意歪曲,其成果的生命力必然是短暂的”[4]。仅仅是为了编一部获奖的教材,那么难免学生会讨厌条条框框甚至相互抄袭的教材,进而不愿接触文学文本。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不仅要在人才培养方面让学生读到功底扎实、论述净赚而富有启发性的“入门书”,更要在中文“学术共同体”中逐渐培养和形成中国语言文学的教育自信。中文学科的精义不在于通过几次实验和几个公式来直接解决问题,而在于基础性的学术训练。从中文学科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来看,语言方面从语音、文字、语法到语用、修辞的研究,文学方面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都需要对语料、史料或理论、文本的扎实掌握。正因如此,在中国培养中文学科人才,自然应该有高度的自信。这不仅来自于我们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完整的学术训练体系,也来自于在全球汉学热的背景下,国内中文学科教学有着得天独厚的“在地”文化语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理念随波逐流,对海外经历和海外学历盲目迷恋,仿佛海外的语言文学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更胜一筹。而美国学者韦恩•布斯在《修辞的复兴》、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对美国的语言、文学教育的流弊有过切中肯綮的批评。自然科学可以无国界,但人文学科,尤其是中文学科,必然有其明确的学术与文化归属。究其根本,中国语言文学的人才培养必须有中国的特色,即便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也应基于中国人自身的审美经验和文化立场,以一种比较性的眼光去发现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间的诗学关联。离开了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通识以外的专业教育中盲目追求“全球化”、“标准化”的人才培养理念,最终会使得学生理解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和汉语汉字的能力急速下降。
三、科研工作:注重学术内涵与结构调整
科研应然是高校教师的重要工作之一,而科研和教学的良性互动对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也是有帮助的。近四十年来,中文学科体系在从不完善到完善、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中,短、平、快的建设固然遗留了诸多问题,但从历史层面来看,也奠定了现有的学科架构与发展规模。不过,从着眼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层面来看,中文学科的科研工作建设不能始终处在这种外延拓展的层面,而应该向内涵发展转变。中文学科科研工作需要学者有扎实深厚的学养、深入全面的思考,才能在成果中彰显学术价值。譬如,从《中国语文》上作者的论文注释就能看出,盲审专家对于论文的材料使用经常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亦或者从通行的文学史教材来看,不同学者主编的同名教材中讲的作家作品差别有限,但其中的学术含金量却大相径庭。质言之,人文学科的问题往往是有终极发问而无终极答案的问题。具体到中文学科,其学术研究不仅要有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更要有以审美情感与语言经验为基础的人文精神的传承,它的价值指向不体现在一时一地的学术效益上,而在于表达的严谨、文字的功底、意义的叩问和精神的探索。中文学科的科研工作要更好地为学科建设奠定学术基础,还应明确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区分与联系。在科研过程中强调基础性与应用性并重不仅仅是从学生就业的角度而言的,也是中文学科科研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所谓“学术”,如梁启超所言:“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也者也。”[5]因此,学术必然是明辨治学之道与实现学以致用的统一。在中文学科的科研工作中,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没有语料、史料的整理,没有文献考辩与基础理论建设,学科的学术根基将不复存在。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学者的学术研究除了书斋式的立言,也可以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文学传播、审美教育、语言应用等。应用性研究不完全是直接付诸实践,还强调要以学术研究的眼光照亮实践本身,总结规律与经验,这也是中文学科学者在科研工作中应有的文化担当。在这个前提下,结合高校自身定位与学科实际,要夯实基础研究、拓展应用研究,形成中文学术的一体两翼,在科研层面拓展学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与人才培养自信相对应,在科研评价层面,不能盲目相信海外的学术标准。海外汉学工作者往往是纸上谈兵,流于空头理论,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他们并不比我们更有优势、有洞见。一个世纪前,美国学界大肆引入德国学术,白璧德就深感忧虑:“如果这方法令我们无法区分单纯的学识与真正的学问,那么我们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6]当前,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已渐成规模,形成了一个古老又年轻的“学术共同体”,而各二级学科的学术话语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也应该成为中文学科学术自信的重要来源。
四、学科结构:内部整合与外部协同
学科建设最终要落实在高校的具体建制之中,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部力量的整合不应该再停留在申报书的成果上,而应发挥二级学科之间内在的学术联系。中文学科未来的学科建设,一方面要注意整合现有二级学科的学术力量,面对并适应二级学科间协同发展的“新常态”。近些年,不断有学者试图将语言学所涉及的两个二级学科从中文一级学科中分离出来,然而这种做法不仅有损于中文学科的完整性,也会对语言学相关学科的长远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学科建制和学术研究不同的是,学科建制考虑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学术问题研究,还包括学科的文化基础和知识体系关联性的密切程度。近年来,有关语言学与文学分离的错误想法不断出现,表明过于细致的学科划分让有些学者守着一个二级学科中的小问题坐井观天。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往往没能看到语言学与文学两个基本范畴在学科建设中强烈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不仅体现在语言学的语料大多来自于文学文本,或文学理论和批评在20世纪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更重要的是,中文学科各个二级学科共同的文化基础是以汉语和汉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中国学术从古典到现代艰难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语言和文学的转型是“异质同构”的,也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中,应该立足一级学科的长远发展,整合二级学科的力量,激发和密切二级学科间内在的学术联系。另一方面,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要注重处理好与周边学科的学术关系,同时要有开放的国际视野。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引入系统论、控制论、熵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到后来语言学、文献学引入神经科学、语音实验、数学统计等方法,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文学科发展一直与其他学科保持着互动关系,学科间既有各自独立的学术理念与问题意识,又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取长补短、借鉴融通。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中,多学科的协同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以中文学科为主,引入、借鉴、吸纳其他学科的经典理论和前沿方法,扩大中文学术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如,引入脑科学、神经学的设备和方法研究语言的发生、语义的变化和语用的实例,相较于之前的研究,将进一步提升学术研究的科学品质。但我们引入这些方法,最终还是要解决语言本身的问题,它并不脱离传统的语义、语用两个基本范畴。另一种是积极参与其他学科主导的协同创新工程。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过程中,与其他学科的合作不能只是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只求为我所用,应该秉持“学术者,天下之公器”[7]的理念,积极参与其他学科主导的跨学科研究,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整体繁荣的同时,也在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中彰显中文学科自身的魅力和价值。此外,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中文学科建设的国际化并不是赶潮流、追时髦,也没必要为了避免学科经费回收,就大量聘请一些海外的所谓“专家”来讲一些早已发表或老生常谈的内容。真正的国际化,是要深刻地意识到中文学科发展建设要有自己的学术标准,而非以西方标准取代本土立场;要对学科的历史积累和在地经验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基础上建构并为世界贡献中文学科的学术话语词典和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纽带,是中国人文化交流和审美精神的集中反映。因此,与世界各种各样的文明对话、交流,是中文学科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最终目的。
五、结语
正如古人所言:“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8]对于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亦是如此。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中文学科历史与现状都有较大差异,本文基于历史经验与当下问题而提出的是开放式和方向性的学科建设路径,但落实到每一个学科点,则更需要在遵循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规律的前提下,进一步探索自身学科建设的具体方案,形成基础扎实又有自身特色的学科发展态势,并通过境内外高校间的对话、交流形成学科互动,使国内中文学科建设的水平和影响在未来实现整体上的提升。
作者:刘杨 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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