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调解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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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事调解论文范文
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反悔的提出仅有一个条件限制，即在民事调解书送达之前提出即可。至于反悔的理由、其他条件则在所不问，这样的反悔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地显露了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首先，有损审判权威。在庭审中，当事人在法庭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审判人员或者合议庭就应依法对协议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对其予以确认，进而宣布闭庭。如果一方或多方反悔，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法院则应继续审理，并及时作出判决。这样一来，宣判是反悔的必然结果，而宣判又是庭审的组成部分，法院从而又在闭庭的基础上进行开庭，这岂不矛盾？况且在判决之前法院已对调解协议进行了确认（民事调解书上已清楚地写明），既然确认后又岂可更改？这是很不严肃的，所以说，现行民事诉讼中的反悔制度有损审判权威。
第二，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在有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形成的，一般是双方互谅互让的结果，必然是权利方的适当让步，这可视为其对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当然地可称之为合同，而且是经法院确认后的合同，理应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一方反悔导致调解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必然是对另一方的不公。在民事活动交往中，我们提倡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而在民事诉讼中，又岂可对当事人的合意熟视无睹？
第三，反悔的条件未予以界定，当事人进行反悔的随意性大。由于反悔的条件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导致某些当事人无视法院的存在，与对方恶意磋商，借调解试探对方虚实，一旦调解书送达时便反悔，由于反悔的条件未予以明确界定，形成了法律真空，使之有空可钻。
第四，增加了诉讼成本。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民事调解书，在送达时或送达前一方当事人表示反悔，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又需要继续审理，必然会增加诉讼成本，这与追求降低诉讼成本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不一致。
第五，与追求高效的司法终极目标相悖。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是当代诉讼模式的价值取向，允许当事人随意反悔，自然会增加审案期限，从而降低办案效率。这与寻求高效的司法改革不相协调。
第六，对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可以不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有：（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二）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三）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四）其他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对以上不需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由于没有送达调解书这个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在记有协议的笔录上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样，当事人不可能在送达调解书前反悔，这实际上否认了这类案件当事人的反悔权。
第七，提出反悔的时间过于笼统。由于民事诉讼法未规定何时送达调解书，只规定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反悔，使得审判人员具体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有的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审判人员为防止当事人反悔，随即就制作民事调解书送达，使得当事人无时间思考是否反悔，这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有的又长时间不送达，造成某些当事人思想波动而提出反悔，这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降低了诉讼效率。
第八，反悔制度的设立会引起一些负面效应。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后往往不是同时将调解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一方当事人收到调解书后就以为调解书已经生效，按照调解书的内容行事，而后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又提出反悔，很容易造成工作上的被动。特别对于离婚案件来说，先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当事人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与他人另行结婚，另一方在送达调解书时反悔了，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这样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产生新的矛盾。
对设立反悔制度的认识
民事调解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双方当事人必须自愿，并且该原则须贯彻调解过程的始终，反悔就是当事人行使自愿权的最后意愿表示。同时，反悔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设置的一道屏障，是一种司法救济手段，对促进当事人积极接受调解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反悔制度。但是，反悔毕竟是民事调解中的一个内容，我们不主张当事人可以任意的反悔，毕竟民事调解是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在诉讼这个特殊环境场合下行使的，其民事权利的处分是法律的处分①，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不得随意地否定该行为的效力，人民法院也不宜支持当事人随意提出的反悔。
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的立法建议
基于以上反悔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缺陷，结合对反悔制度设立的认识，为深入的进行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贯彻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公正与效率，笔者认为应从限制反悔、反悔须具备的条件、反悔的时限三个方面来健全反悔制度。
一、严格限制反悔的提出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是在案件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不仅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的结果，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而且最终调解协议须经法院确认。当事人行使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是对其民事权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对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变更、撤销尚需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才能实现，对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否定更应慎重，况且在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它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意否定调解协议是很不严肃的，也与我们所追求的司法改革目标——高效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严格限制当事人行使反悔权。防止当事人滥用反悔权，不允许当事人反悔，这是我们在进行民事调解时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它对维护审判权威及提高诉讼效率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各地对调解协议反悔限制的司法实践
当前，各地司法机关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个主题，对调解制度尝试着改革。据报载，2001年，贵阳市司法局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了尝试基层调解与诉讼程序的“接轨”改革，主要内容是民间纠纷经过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后，由街道（乡、镇）调解中心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如当事人反悔或拒不履行协议，其中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的，法院应当对当事人在街道（乡、镇）调解中心达成的协议书进行审核。如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也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法院可以直接在判决书中支持协议条款，通过诉讼程序赋予调解协议实质上的法律约束力②。贵阳市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否定了当事人对诉前调解协议的反悔权，而且是通过法院的裁判否定了当事人的反悔权。因此，对在诉讼中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更是不可轻易允许当事人反悔，须严格限制当事人反悔。
其实，有些高级人民法院在如何对待当事人不履行诉前有关部门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出台了一些规定，例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条规定，当事人经公安机关调解或自行和解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的，一方或双方以赔偿金额过低或过高为由，向人民法院要求重新确认赔偿金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意见第19条规定，当事人双方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赔偿协议，受害人及其家属仅要求责任人履行调解协议的，按一般债务纠纷处理。从以上规定可知，其对当事人反悔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倾向于限制反悔。
为了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将调解协议视为合同，像处理合同纠纷一样来认定调解协议的效力，这是对人民调解协议反悔的一个严格限制。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人民调解协议不容双方任意反悔。
针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于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15号）第十五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与民事诉讼规定的当事人享有反悔权的规定相悖，但对提高司法效率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二、可反悔的条件
不允许当事人反悔是一般原则，这只能维护审判权威和提高司法效率，但我们并不能因片面追求效率和司法权威而忽视另一追求的目标——公正。笔者认为，在以下情形下，当事人进行反悔还是应当允许的。
（一）调解违反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在诉讼中进行调解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违反自愿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调解行为的不自愿。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在庭审中在请求调解权，但既然是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即可行使，也可放弃，法官和双方当事人均不得强制其调解。其二，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的。达成调解协议要自愿，调解协议必须是当事人在互相谅解、自愿协商的前提下达成的，不能是强迫、压制或乘人之危的结果。有观点认为调解协议的达成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各自实现权利或履行义务，一种是当事人一方放弃或者变更某些诉讼请求，称前者为公平性调解，后者为让谅性调解。审判实践中的调解主要是让谅性调解，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强迫、威逼等左右当事人意志的因素，否则的话，调解就违反了自愿原则，当事人有权拒绝调解或者在达成调解协议后进行反悔。
（二）调解违反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调解制度中的重要原则，在诉讼中进行调解时违反法合法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了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有上述行为，人民法院一般是不应确认，当然也无反悔可言。但是，一旦人民法院错误对以上协议进行了确认，应当赋予当事人有反悔权，以示对案件不公正处理的补救。其二，是指法院未按法定程序进行调解。法院主持调解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法定程序进行，若有违反程序而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则该协议是在不当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达成，有违公正之嫌，应允许当事人行使反悔权。
（三）因重大误解而达成调解协议
重大误解的协议，是指行为人对于协议的重要内容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订立的协议。重大误解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协议的达成与误解有因果关系，即是在一方误解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二是误解必须重大；三是因为误解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在平常的经济交往中，行为人在重大误解情况下所为的合同，有背于其真实意思，为此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该行为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第六条、第七条也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变更或撤销权。对于在诉讼中经人民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中若有一方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解，该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反悔权？笔者认为，应允许一方当事人申请变更或者撤销，也就是允许一方当事人反悔。当然，为防止当事人滥用此权利，可规定其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并且，由于现行的民法通则关于重大误解的内容仅在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建议对反悔制度中重大误解的具体情形作进一步界定。
三、反悔时效的设定
第2篇：民事调解论文范文
同时，随着法院各项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我们应当对传统的诉讼调解进行重新审视。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推行和庭前准备程序改革的进行，构建庭前调解独立程序的观点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庭前调解，是指案件立案后至开庭前，根据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则，由负责庭前程序的法官召集、组织、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诉讼活动行为。此项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开始运行并得到推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在庭前程序中的重要功能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思想不重视，效率低。这与目前庭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完全分离的“调审分离”的天然缺陷有关。主观上，庭前调解法官对调解工作的意义认识不够，忽视庭前调解，加上庭前调解结案的案件又不完全属于调解法官的审判成果，其积极性无形中受到打击；再者，当事人也知道庭前程序的法官完全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加上庭前程序“无非是证据交换”的一种错误认识，对庭前调解没有兴趣。由于上述主观上的原因直接导致其结果便是庭前调解流于形式、效率低下。可以说，认为这种独立性的庭前调解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调解的积极性，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并提高诉讼效率的愿望是美好的，可实际上却往往事与愿违。
2、庭前调解工作基本完全独立于合议庭工作之外，只有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再由合议庭流于形式的合议一下。那么对调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查权，是属于了解案件情况的庭前调解法官还是不了解案件情况而掌握裁判权的合议庭呢？答案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可这难道不是庭前调解工作所面临的尴尬？
3、客观上有的庭前程序的法官难于准确把握案情，调解往往在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的基础上进行“模糊调解”，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
出现这些问题，虽然有主观上人为的因素，但同时与庭前调解制度的设置上存在的缺陷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其所固有的优点应是制度本身的设置能优化和调动各种审判资源，提高效率。因此，对庭前调解程序进行规范显得非常重要。
一、各国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的模式。
当前，各国法院的庭前调解制度大体有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立式，法院庭前调解程序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调解程序，这种模式的代表是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第二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结合式，法院的调审主体不分离，即庭前调解和庭审人员的身份竞合，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庭前的调解工作和庭审工作，这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我国的传统调解模式亦不例外。第三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离式，法院把庭前程序从审判程序中相对分离出来，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相对独立的另一种诉讼方式，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目前在我国庭前调解程序的设立上有些作法也遵循了这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改革绝不是照猫画虎，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我国传统调审结合式的诉讼调解模式的基础上，融合庭审分离式的一些作法，建立一个符合法院制度改革发展规律，具有本国独立特性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模式。
二、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具有的特性。
1、庭前调解程序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
在对构建庭前调解相对独立程序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似乎忽视了在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的合理性问题，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机制，案件立案后不分简易程序抑或普通程序，先进入庭前调解程序，由专门的审判人员负责调解，调解不成的再进入审判程序进行审理。这种把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并纳入庭前调解程序的观点非常值得商榷，首先，有违于民事诉讼法关于设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立法意图。民诉法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类型是一审中一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且争议不大的案件，并且规定了较短的审限。其含义是方便审理，提高效率。如果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之前再加上一个庭前调解的程序，再安排一个审判人员进行调解，显然与民诉法的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其次，简易程序的案件均是基层法院受理，采取的是独任审判，从目前基层法院法官的现状来看，面临法官断层的状况日益突出，在审判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简易程序的案件不应该设立庭前调解程序，以便充分利用基层法院有限的审判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为民。三是，独任审判案件的案件类型比较单一，事实比较清楚，法律关系不复杂，如一些涉及人身权的离婚、抚育、探视、扶养等案件，这些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当事人之间缺少了感情上的沟通与理解，从而产生积怨；还有一些事实清楚的民间借贷、人身损害等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结果皆有大概的一个预测。审判人员直接介入案件的调解，主要是从情理的角度去说服当事人，更多的是通过我们法官的努力，感动当事人接受调解，而发生以判压调的可能性比较小。况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是由审判员一个独任审理，案件立案后直接交给独任法官，并不否定独任审理的案件进行庭前调解的工作，独任法官尽早介入案件的调解，既符合最高院《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规定》的要求，且与庭前调解的程序并不冲突，又能节省审判资源。综上，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并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仅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
2、庭前调解程序具有其相对独立性。庭前调解程序的独立性体现在调解程序与立案程序的分离，庭前调解是在立案后进入庭审前的一个预备程序中的工作，有的称预审庭。庭前调解工作由预备庭或预审庭法官主持。有观点认为，在立案庭设一个调解机构，专司诉讼庭前调解工作，在立案准备工作过程中或立案后的阶段介入庭前调解工作。这种作法有两个弊端，一是与法律规定的立案审查的七日期限相冲突，在法院受理后到立案的有限期间内进行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设立立案前的庭前调解程序不符合客观事实。二是立案后由立案庭进行调解与立审分离制度的改革是不相符。目前随着立审分离制度改革的深入，立案登记主义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立案的工作主要是对案件形式上的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登记立案后即按审判流程转交各审判庭，因此，庭前调解其实属于审判庭案件审理的一部分工作，庭前调解程序完全独立于立案程序。同时，随着法院系统庭前准备程序改革的深入，更多的观点认同于庭前调解程序属于庭前准备工作中的一个程序。是一个与立案程序和庭审程序相对分离的有其独立性的一个诉讼中的程序。庭前调解程序独立的相对性表现在，其与庭审程序是相对分离的，即调审主体的相对分离。要求庭前调解的法官不能担任同一案件的主审法官。目的在于，防止调解主体可能挟审判权进行威胁或诱惑，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确保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调解，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
三、规范庭前调解程序的几点建议。
1、从加强庭前调解工作的重大意义进行思想教育，要在政治的高度上理解庭前调解的意义。要让庭前调解法官充分认识到庭前调解工作不仅是一项诉讼解决纠纷方式，而是落实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为民”的审判宗旨。要通过庭前调解充分发挥法院司法职能，发挥司法对社会关系的规范、调节、引导和保障作用，化解矛盾和纠纷，为群众办实事，缓解社会矛盾，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准确把握调审主体相对分离的原则，对庭前调解程序法官进行重新定位。
调审主体分离的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意见，大多数意见认为，从目前我国法院实际情况看，调审主体不应分离。这种观点是比较客观的，但这种调审不分离的观点，既要结合我国法院审判实践又要立足于法院改革的高度来看，才能准确把握。庭前调解程序中调审主体不分离应理解为只是一相对分离，即调解的法官不承办该案件但参加案件合议庭。这样的做法有四个有利：
一有利于提高调解法官和当事人思想上的重视。庭前程序的法官因为要参加合议庭，对审判的质量负有责任，在调解中思想上会重视。同时，案件当事人因为主持调解的法官参加合议庭对案件的结果有影响，心理上会更容易接受调解。而不会出现有的案件中，当事人觉得庭前程序法官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对庭前调解根本不予理睬。
二有利于合理利用审判资源，使得庭前工作与庭审工作的衔接。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是合议庭在审理，应充分发挥每位合议庭成员的作用，而不能象过去那样合而不审。所以，实行调审相对分离，由合议庭其他成员担任庭前调解程序中的调解法官，能充分发挥合议庭每一位法官的职能。增强诉讼的实效性、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提高调解的成功率。有些案件调解的成功率高低与否，虽与调解法官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但与当事人的心理亦有密切关系，有的当事人因没有感受到诉讼风险的压力，更愿意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调解，因为那样“心里有底”，所以漠视庭前程序的调解。而如果是参加合议的其他法官主持调解，当事人调解的心理便产生一定的变化。加上调解法官在调解的方法和技巧中通过对案件法理的分析，会让当事人感受到接受调解对自己是有利的，最终选择调解，从而提高了调解的成功率。
四有利于保护案件的承办法官。我们现在反对以判压调，而且在很多案件的调解特别是一些与当事人经济利益相关的案件中，调解法官可以在调解中通过法理的分析，向当事人预测判决结果提供参考，或对诉讼风险进行提示。但因为该法官不是案件主审法官，也不是审判长，所以不会给当事人造成以判压调的感觉，当事人也不会责难承办法官。
具体做法：从合议庭成员中确定庭前调解的法官。如果立案庭立案时已确定合议成员和承办人的，按审判管理流程将案件分流到审判庭后，由庭长指定合议庭成员中审判长和承办人之外的另一名合议庭成员担任庭前程序的法官，由该法官负责庭前程序工作和主持案件的调解。调解结案的，结案数统计在调解结案的法官名下，而非立案时确定的承办人名下。如果立案庭未确定合议庭及承办人的，案件分流到审判庭后，由庭长指定合议庭成员中的一名担任庭前程序的法官，负责庭前程序工作和主持案件的调解，调解成功的案件属于调解法官的个人结案。如果调解不成的，庭前程序结束后，由其他合议庭成员承办案件和担任审判长，案件属于承办人的结案数。
第3篇：民事调解论文范文
一、作者的问题意识
《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在于介于民间调解和官方审判之间的纠纷处理的“第三领域”。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民间调解制度盛行，而“衙门”这一官方结构必然也是会接入到民间的纠纷处理之中的，而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间，是否存在一个半官半民的纠纷处理地带？这是作者首先试图解决的问题。《集权的简约治理》一文中将视角从狭小的司法转向了更大范围的其他的治理领域。作者以往的研究经验得出:西方有关治理的理论分析一般都局限于正式官僚机构，把它们和民间社会的自治构建成为一个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但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地方基层治理是否也是如此呢？是否也诸如司法领域一样存在着第三领域？其特征为何？
二、作者的分析工具：历史和实证的研究方法
虽然这两篇论文的着眼点各有不同，但是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则是大同小异的。一方面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法院的档案材料出发，从数百个案件的卷宗和档案之中来分析，另一方面又运用了历史分析方法，着眼于清代的法律制度，以其为作者理论的基准，得出结论并且展望未来。具体来说，《介入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一文作者同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得出了清代诉讼的三个阶段：从初步告状到县官做出初步的反应为止的第一阶段、正式堂审的第二阶段，以及正式堂讯的最后一个阶段；通过对在《表达与实践》一书中所研究的628个案例的分析，得出确知有126件是在初步告状后到正式堂审之前在庭外由民间调解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一文，作者在第二部分即以历史证据作为自己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一方面作者以极大的历史跨度来描述这种“第三领域”，另一方面又以真实存在的现实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这些史料包括晚清宝坻县例证、民国顺义例证、晚清和民国获鹿县的税务管理例证、东北地区海城县的乡村学校和教育管理例证、清代四川巴县的衙门行政例证。
三、内容梳理:作者的核心命题
《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与《集权的简约治理》两文关注的是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纠纷解决和治理模式。在清代民事纠纷处理的实际过程中，存在着村社族邻的非正式性调解和州县衙门的正式性审判，以及介于这两者中间的第三领域。清代民事诉讼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头一阶段从告状开始，到县官做出初步反应为止，接着是正式堂审之前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衙门与诉讼当事人以及可能的纠纷调解人之间经常会发生不少的接触，最后一个阶段即是正式的堂审，而案例表明，大多数的案件结束于诉讼的中间阶段。作者还是通过具体的案件，来表明了这种纠纷处理的运作模式。从这些具体的事例，可以看到这种第三领域的纠纷处理方式，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非正式的调解制度。后者完全没有官方意见的介入，完全是社区中亲邻的自行调解，这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调解；同时，这也区别于完全正式的官方司法即衙门审判，后者受制定法和国家强制力的约束。
作者对“第三领域”的定义是：“第三领域”概念是相对于西方政治学理论“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而言的，是指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区域，在这个居间性区域里, 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虽然这一观点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但是笔者以为这中“第三领域”是存在的。以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为例。根据黄宗智先生在其他著作里的论述, 民事纠纷处理的第三领域是将正式与非正式的两种司法体制都包括到一种谈判协商的关系之中。那么，这种机制应当是民间力量和国家力量共同介入的位于正式司法和非正式司法之间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虽然有国家正式力量的介入，但是本质上仍然是纠纷解决仍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笔者认为，从现今的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做法中是可以发现这种领域的存在的。比如说，法院委托调解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笔者认为，这种委托调解制度一方面是由是由法院之外的主体来主持调解，一方面这种调解又是发生在当事人之后，法院已经介入其中，对于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法官有权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审查。因此，属于作者所描述的“第三领域”的纠纷解决方式。这也很自然地会让人联想起清代当事人在告状到衙门后，社区介入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的做法。
同样的，在刑事司法领域也存在所谓的“第三领域”。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和被告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中，自诉人可以和被告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以和解的方式解决案件, 最终息讼销案。一方面法院已经介入了司法程序，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其中有着很大的自。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看成是作者所谓的这种“第三领域”的存在。又如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国内学者也经常将之和“恢复性司法”不加区别的使用。这种刑事和解制度不是纯粹的民间“私了”，也不是完全的公检法机关主导。“第三领域”的理论恰好可以解释这种运作模式的优势：依靠民间私了无法保证正义的实现，也会丧失国家强制力的权威；而完全不顾各方当事人的需求可能仅仅能起到“案结事了”的作用，无法真正地定分止争。
参考文献：
[1]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 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第4篇：民事调解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司法实践 调解
每个地区刑事案件的类型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受该地区的经济状况、风土人情所决定。X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外来人口相对同地区其他县区较少，许多年轻劳动力外出，每年由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和过失犯罪交通肇事等案件均可占该县刑事案件的20%左右，有几年甚至达到四分之一。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在该县刑事审判中占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价值追求
（一）调解促进案结事了，符合恢复性司法的价值追求
相较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更符合现阶段新形势下的恢复性司法刑事价值。 刑事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案结事了之后就在三者之间重新建立了平衡。对被害人而言，加害人受刑事处罚，其物质损失得到赔偿、心态得到平衡；对加害人而言，收到刑事处罚，向被害人承认过错并承担责任；对社会而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共同修复，从而恢复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调解给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提供了相互协商对话的平台，也体现了被害人对司法权的参与。
（二）民事赔偿符合社会的秩序追求
法律本就是实现社会秩序的工具。刑事诉讼的功能是惩治犯罪，那么民事诉讼的功能便是维护权利，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则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维护被害人的民事利益。许多被告人在调解过程中明白犯罪不仅人身受到约束，还要付出巨大的金钱代价。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被告人通过真诚悔罪减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取得最佳的社会防卫效果。
二、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现实问题
（一）附带民事部分易使刑事审判的迟延
一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部分的审理大多与附带民事部分相关联，许多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涉及伤势、伤残等级等需要鉴定，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致使整个案件久拖不决。据调查，某地区基层法院刑庭六个月以上未结案中有50%涉及鉴定，许多省级鉴定耗时较长导致刑事部分审理迟延。另一方面，由于需要调解使审理时间达到几个月的更是数不胜数。一般情况下，调解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判决要大得多。且不说结果如何，2014年1月至今，X县平均每个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需耗费35.33天，而该县的所有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仅为15.77天，简易程序的平均审理天数仅为5.84天。
（二）赔偿与刑罚关系认识不一，致使从轻幅度存在较大差异
实践中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部分与被害人达成协议，获得被害人谅解，除性质恶劣的案件外，均能获得从轻，大部分可适用缓刑。由此，社会上产生很多“花钱买刑”的不良说法，也给法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各界对赔偿与刑罚之间的认识不一，主张从轻的认为：一是被告人犯罪后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获得被害人谅解，证明其悔罪态度良好，主观恶性不深，可对其从轻处罚；二是从轻处罚可促使被害人及时获得赔偿，有利于使被害人的损失获得弥补，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主张不予从轻的则认为：一是刑事责任是行为人触犯刑法引起的法律后果，是惩罚性的责任，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失引起的后果，赔偿是民事责任，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由于是该项为酌定情节，没有统一的标准，使司法实践中各地区的从轻幅度大相径庭。
（三）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措施缺位，判决得不到有效执行
实践中附带民事判决进入执行阶段，被告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是判决得不到有效执行的比比皆是。虽然刑事诉讼法赋予了人民法院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时查封和扣押被告人财产的权力，但是实践中几乎没有用到该项措施，法官通常会告知被害人如果没有达成调解协议，径行判决后可能会面临财产难以执行到位，赔偿款几年甚至十几年拿不到也存在可能。考虑到先予执行毕竟在案件审理之前已经采取，而被告人在没有被判决之前并不必然有罪，一旦最终判决结果与之不符，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司法风险较普通民事诉讼大得多。“任何人未经法院宣判之前是无罪的。”这一法治精神注定了附带民事诉讼采取任何民事上的救济措施是对未定罪被告人的消极社会宣示。
（四）赔偿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法律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此因盗窃、诈骗等犯罪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被排除在外。“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是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对象。这些被侵财案件的被害人只能通过追缴“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获得赔偿。实践中，许多该类案件的赃物已被犯罪分子处理，所得财物被挥霍一空，且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追缴和责令退赔的执行机关，被害人极有可能面临无处主张权利的尴尬境地，只能被动地自己承受损失。
三、完善路径
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一）规范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量刑规则
为避免让民众形成“花钱买刑”的错误理解，各地区高院可根据本地区的治安形势、犯罪特点，制定量刑指导规则。一方面，根据本地区情况科学定位，对属于民间纠纷、亲属之间引起的伤害类案件，若赔偿积极，能够获得被害人谅解的被告人应体现“当宽则宽”的原则，一般可适用缓刑；另一方面，在犯罪手段恶劣、严重影响辖区稳定或具有黑社会性质的伤害类案件，则应侧重刑罚震慑，即使已赔偿被害人损失，从轻幅度应适当减少。在此基础上，针对犯罪情节、悔罪态度确定不同的法定刑档次，供司法实践参考，避免民众不明所以产生错误想法。
（二）加强财产调查
为提高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的受偿率，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调查职权，若被害人提出申请，则应依照法定程序对被告人的财产进行调查。调查活动可根据被害人提供的线索，也可根据被害人申请主动调查，调查内容可参照民事诉讼，包括动产、不动产、债权、股权、期权、可流转的使用权、预期收益等，还要查明财产的状态，可在被害人提供给担保的前提下采取冻结等保全措施，但应谨慎采取查封或扣押等措施。对被告人有转移、隐匿财产等行为的，除限制从轻适用外，需依照相关法律严肃追究妨碍民事诉讼的责任。
（三）确立全面赔偿的原则
笔者认为对于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都应纳入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任何公民在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当有有效的救济途径。侵财型案件被害人在扣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审判前追缴、被告人退赔的损失后，可根据自己遭受的实际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
（四）创新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方式方法
在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调解是有效化解当事人双方矛盾、快速实现被害人赔偿请求的主要方法。在调解成功后，被害人的诉讼请求能在协议达成后即获得全额履行，实现对被害人经济和精神的抚慰，能很好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许多法院将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率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但实践中，无论是附带民事调解率还是调解的效率，都需进一步加强。
一是根据案件确定是否调解。因具体犯罪因素的不同，难易复杂程度、涉及的法律关系、造成的伤害情况都有区别，对于情节恶劣、手段残忍、造成被害人精神、人身重大伤害、被告人有多次故意犯罪前科的案件，调解或许不是最佳方式。此类案件被害人通常对立情绪严重，不愿谅解，可根据诉求尽快下判。
第5篇：民事调解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立法变化 法律监督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变化
（一）立法修改的特点
1.修改具有针对性
近年来，司法机关处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逐年增加，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范围理解不同，尤其对间接被害人的范围存有不同意见；（2）查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和执行，难度都很大，被害人的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3）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程序、措施和手段存有争议。此次修改即着重回应了上述问题，具有针对性。
2.修改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
《决定》第1条在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中增加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内容，体现了尊重人权与惩罚犯罪的平衡，《决定》第36条、第37条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修改也是以保障被害人权益为导向的。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日趋完善时，被害人的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如何保护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对具体条文进行修改时，立法机关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重视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参与诉讼并及时、最大化地获得赔偿，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条文变化
1.完善了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
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事行为能力时，为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法律保护，保证其诉讼能够顺利实现，将被害人的法定人、近亲属明确列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
2.完善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中的保全措施
为保证判决的执行，防止空判并息诉止争，进一步完善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保全措施的呼声四起，有代表建议应赋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的权利，明确在刑事立案后当事人就可以申请进行财产保全，公、检、法三机关根据申请可以相应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决定》吸收了上述意见，修改后的《刑诉法》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3.灵活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6条规定，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人民检察院提起的以外，可以调解。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修改后的《刑诉法》吸收了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
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法律监督
（一）对附带民事诉讼加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1.法律监督权全面行使的需要
“哪里有审判权（含执行权）的运行，哪里就应有检察院的监督，检察监督的触角应当分布于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全过程。”豍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遵从依法、全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原则，不能只注重对案件数量较大的刑事审判的监督，而忽视了民刑交叉环节的附带民事诉讼的监督。尤其，附带民事诉讼法律监督工作弱化的实践现状，更需要检察机关担负起法律监督的职责，全面加强对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工作的制约，保障法律被公平、公正的适用和执行。
2.对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的需要
审判人员腐败案件不时出现提醒着我们，审判权的行使也需要有效的制约，审判人员并不会必然的公平地使用手中的权利，权利只有在有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才能尽可能的被公正地被使用。司法实践中，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和裁判的监督一直处在弱化地位，从客观上给审判人员滥用职权创造了条件。附带民事诉讼审判也是审判权的重要内容，司法实践需要对该项审判权加强监督制约。
3.提升检察机关公信力的需要
司法实践中，虽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决提出抗诉的权力，但缺乏附带民事诉讼抗诉操作程序规则的规定，经过走访多位资深公诉承办人，实践中并无此类具体案例。如果当事人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裁决不满，可以直接上诉。如果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对于已生效裁判不服，除了提出再审申诉外，并无其他救济渠道。如果检察机关对于再审申诉不给予全力支持，刑事案件被害人极容易对司法产生不信任感，甚至采用私力救济途径报复社会，还可能形成恶性涉检上访案件。为了提升检察机关公信力，应及时强化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裁判的监督力度，及时回应案件当事人的诉求。
（二）附带民事诉讼法律监督机制探讨
1.监督部门
（1）公诉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公诉部门负责对诉讼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和民事责任一并审理的案件将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那么检察机关公诉人不仅应当对刑事部分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还应当对附带民事部分的审理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公诉部门的实时监督更加高效和便捷。但公诉部门对附带民事诉讼的监督仅限于庭审方面的活动，即较多涉及程序运行方面的内容。豎对于法院作出的民事责任裁判实体方面的监督，由于现行法律的缺失，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不能仅对附带民事诉讼部门抗诉，其监督存在盲点。而且，从专业的角度上讲，由于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日常处理刑事案件，对于民事责任的认定并不具备较强的专业优势，因此对民事责任的处理是否得当难以准确把握，只能在附带民事诉讼生效后，启动申诉再审程序予以监督。
（2）控告申诉部门。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4条的规定，控告申诉部门应当受理原案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提出的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裁定不服的申诉，即便是仅对民事责任的判罚不服的，也应当受理，而不能因为仅对民事责任部分不服而不予受理，或者说服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刑事责任一并提出申诉。接受申诉后，应对申诉情况进行全案复查，制作《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并在十日内通知申诉人。
（3）民行检察部门。司法实践中，民行部门仅处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并不介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民事部分的裁判主要是围绕双方因犯罪行为引起的财产、物质方面的损失赔偿问题，将参照很多民事法律法规。民行检察部门能够熟练地运用相关民事法律法规，对现行民事法律政策也能够及时掌握，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民事部分的审理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全面的进行监督。因此，笔者认为民行检察部门应当介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过程。介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受损失的情况下，民行检察部门应当派员与公诉部门承办人一同出庭支持公诉，主要对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求进行说明；另一种是在控申部门接受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提出的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申诉请求后，会同控申部门承办人复查案件，解决控申部门对民事法律知识相对匮乏，对民事部分监督乏力的现状。
2.监督方式
（1）（口头）纠正违法。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审判活动中轻微的违法行为，由检察人员在庭审后以口头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并及时向本部门负责人汇报；必要时，可以由检察机关的主管领导或部门负责人提出。对于违法行为比较严重，或多次发生一般违法行为，经口头提出纠正意见仍不改正的，可向人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并上报上级检察机关。
（2）检察建议。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如果认为由人民法院自行纠正效果更好的，或者对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宜抗诉的案件，可以采用检察建议的方式监督人民法院予以纠正。检察建议的方式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不同应有所不同，检察机关可以用口头方式向法院提出，也可以用书面的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
第6篇：民事调解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调解协议 司法确认 制度
中国社会经济的在迅速发展的同时，矛盾纠纷也在迅猛增长，然而社会应对机制的滞后及矛盾解决体制的不健全使许多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导致法院受理案件量大幅增加，疲于应对。在这方面，一些地方的法院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群众智慧，进行了有益探索，上海法院“委托调解”制度的构建和司法实践就较为成功，“2007年，上海全市法院委托调解案件50479件，占全市基层法院民事一审案件的25%，调解成功38783件，成功率为76%。”“委托调解大致有三种模式：（1）‘法院附设人民调解模式’，由法院聘请退休法官等进行调解；（2）委托有群众工作经验的组织进行调解，如工会、妇联、人民调解委员会等；（3）委托有专业经验的机构进行调解，如委托交警部门调解交通肇事引起的纠纷。”司法实践中，法院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最为常见。
“2008年，我国人民调解组织共有人民调解员487万多人，截至2008年五年来共调解各类纠纷2400多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4%以上。”人民调解委员会雄厚的调解资源、社会矛盾纠纷的强大调处能力，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纠纷也有权威性不足、人民调解协议的执行力不强等弱点，
为解决人民调解协议执行力不足的问题，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调解法》及随后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确定程序的若干规定》），对当事人申请申请确认调解协议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工作进入了可操作层面。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理解这一新的制度，笔者试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以期加深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并加以完善。
一、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与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纠纷的比较分析
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是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在法律上予以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的司法确认活动；而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纠纷是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并居中裁判的民事诉讼活动。两者虽都是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及认定的司法活动，但其分属非诉与诉讼，案件适用程序与审理均为不同：
（一）审理程序不同
1.程序启动的时机不同：前者是在纠纷发生之前当事人双方共同向法院申请确认，双方目标一致；而后者是在纠纷发生之后一方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目标相反。
2.适用程序不同：前者适用特殊程序审理，三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十五日内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一审终审；后者一般适用第一审简易程序，七日内决定是否受理，三个月内审结，二审终审（调解结案的一审终审）。
3.结案方式不同：前者结案方式为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决定或不予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决定；后者的结案方式为撤诉、调解或判决。
（二）实体处理不同
1.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认定依据不同：前者采取消极排除要件，即只要没有《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的六种情形即可确认其效力；后者对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确认采取积极构成要件和消极排除要件相结合的形式，即只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且没有第五条规定的情形方可认定其为效力。
2.证明过程及举证责任不同：前者当事人双方向法院提交身份资料及证明材料，法院通过当面询问的方式对人民调解的效力进行认定；后者法院在开庭审理后进行裁判。
前者证明人民调解协议有效需要当事人提供明材料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由法院确认；后者法院首先假定人民调解协议有效，对方当事人反驳的，则需提供证据证明。如此规定是基于以下考虑：前者法官不能通过庭审了解案情，故需强化对双方的审查，以防损害第三人利益；后者是正常的诉讼程序，需按证据规则举证。
（三）纠错程序不同
前者系案外人即“认为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第三人”可以提起；后者适用上诉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前者没有规定当事人的撤销权，是因为司法确认程序的目的是为了确认调解成果、稳定社会关系，赋予当事人撤销权，无疑是给当事人不守诚信和随意反悔以机会，使司法确认失去其制度意义。
前者申请撤销的期间为一年，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后者适用有关上诉、再审的程序规定。
二、人民调解协议申请确认与申请公证的对比分析
根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和《公证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可向公证机关申请公证，经公证机关公证的人民调解协议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司法确认与公证均是在纠纷形成之前当事人双方自愿提起的申请，目的是为了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但二者之间也存在诸多不同：
（一）司法确认与公证的程序不同
1.受理申请的机构不同：前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请，由法官进行审查后作出决定；后者向公证机构提起申请，由公证员进行审查和办理公证。但两者也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调解协议的公证减少了诉讼，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审判机关的效率，审判机关的认可和强制执行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公证的效力。
2.适用的程序不同：前者适用司法程序，由申请人提供证明材料并接受人民法院的询问；后者适用公证程序，由申请人向公证机构如实说明情况、提供证明材料并由公证机关核实。
（二）实体处理与效力不同
1.司法确认与公证的依据不同：司法确认依《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予以形式审查，并依第六、七条的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实质审查；后者由公证机关依《公证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审查核实。
2.费用承担不同：前者法院不收取费用，后者公证机构收取公证费用。
3.司法确认与公证的效力不同：前者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由人民法院出具决定书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该决定书除非法律规定的事由撤销，具有当然的执行力；后者由公证机关出具公证书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但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法院仍应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准予执行或不予执行的裁定。
（三）纠错程序不同
1.程序启动人及时间不同：案外人认为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确认决定；后者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前者应在一年内提出，后者没有具体的时间规定。
2.所依据的事实及纠正方式不同：前者经人民法院确认的决定书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应予撤销；后者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与事实不符的，应当撤销，有其他错误的，应更正。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司法确认比公证具有更强的执行力，非以法定程序、法定事由撤销，法院不得拒绝当事人的执行申请，其具有当然的执行力。另外司法确认不收取费用，这在广大农村地区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司法确认对群众来说是一项新的司法制度，应加强宣传，推广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应用，充分发挥其定分止争，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的作用。
三、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与立案后委托调解达成协议的司法确认之比较
《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立案后的调解作出了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委托他人达成的协议的司法确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办理，而根据该规定第三条的内容，人民法院立案后可以邀请特定关系人及单位协助调解或委托上述个人、单位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两者虽都是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且均需要当事人双方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区别：
（一）司法确认的程序不同
1.当事人提出申请与否的程序意义不同：前者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法院受理，确认程序启动，不提出申请的，不发生法院介入的法律后果；后者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的，法院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诉讼程序终结，不申请确认的，原告也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调解不成的，法院应及时作出判决。
2.适用程序不同：前者申请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系诉前达成，为非诉调解的成果，而且确认程序也是一种非诉、非纠纷解决程序；后者申请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系在诉讼中达成，是诉讼调解的结果，其确认程序为诉讼、纠纷解决程序。
（二）实体处理不同
1.受理与确认的依据不同：前者不符合《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符合《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条件的，不予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后者调解协议于受理案件后达成，故不存在不予受理的情形。
2.法律文书不同：前者法院以决定书的形式对人民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后者法院一般以调解书的形式予以确认。
（三）纠错程序不同：
前者程序启动者为案外人，法院审查后决定是否撤销决定书；后者程序启动者为当事人，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理。
前者申请确认是一种程序启动方式，后者调解协议的确认是一种案件处理方式。法院因其职能所限，无法对可能发生的纠纷作出预判，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无疑扩展了法院职能，使其在纠纷解决职能之外又增加了纠纷预防职能，从而使法院调处矛盾的关口前移，大大增强了其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和能力。
第7篇：民事调解论文范文
关键词：先刑后民，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公权私权
一、先刑后民基本原理
先刑后民是指在同一案件中既涉及刑事责任又涉及到经济纠纷时，应先解决刑事责任问题，待刑事责任问题确定和解决后，再解决该案涉及到的民事责任问题。先刑后民的理论依据是：犯罪侵犯的是国家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的首要功能在于维护国家公权力的正常运行，而民事诉讼的功能在于维护民事主体的私权益，优先保护国家利益之后，再保护个体利益。以及，刑事诉讼中实行国家侦查，侦查人员有丰富的侦查经验和先进的侦查技术，可以搜集到涉及全案的相关证据，既可以作为处理刑事案件的依据，也可以作为处理民事案件的依据，免去了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的困难。
《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9条规定：对于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一时难以确定，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因故不能到庭等案件，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
上述规定体现了先刑后民的原理。如果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存在犯罪嫌疑时，相关规定同样要求先刑后民，先处理刑事案件，然后再处理经济纠纷。
1985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中指出，为了保证及时、合法、准确地打击这些犯罪活动，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发现有经济犯罪，应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以及，1998年4月9日，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12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二、先刑后民规则的不足
先刑后民规则适用以来，在惩罚犯罪、保护公权力运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差异性，先刑后民规则的适用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第一，现行先刑后民规则的适用主要侧重诉讼程序方面，忽视了实体责任方面的刑事民事先后问题。从现行有关先刑后民的相关规定来看，主要侧重解决在诉讼程序进行中，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哪个在先处理。但程序的设置和运行最终要解决刑事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所以先刑后民规则的不仅应立足于解决程序领域的刑民先后问题，也应当着眼于实体领域的刑民先后问题。。
第二，刑事诉讼过分延长的情况下，当事人民事权利的救济处于等待状态，不利于民事权利的保护和实现。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规定为了防止刑事诉讼的过分迟延，可以先就刑事部分判决，然后再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处理民事诉讼，是因为刑事诉讼贯彻诉讼及时原则，在英美法中将刑事诉讼称为“外科医师的手术”，案件的审理期限比较短，一般情况下为立案之后一个月宣判，至迟不超过一个半月。论文大全。实践中因为种种原因，刑事诉讼一般都很难在一个半月宣判，如果中间有补充侦查或鉴定的，相应期限并不计入审理期限，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的期限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以死刑案件为例，死刑案件要经过一审、二审、死刑复核，两三年之内一个死刑案件没有最终结果是常见的。根据先刑后民的规则，被害人一方必须等到刑事部分完结之后才可以实现民事权益，被害人也处于漫长的诉讼等待过程中，即使被告人一方愿意赔偿，也是先将赔偿款交给法院，法院结案后将该赔偿金支付给被害人一方，被害人权利保护因此受到了限制。英国有一句法谚语：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当被害人权益因为刑事诉讼的进行而不能得到及时实现时，法律的正义也无从谈起。
第三、实践中存在滥用先刑后民规则的现象
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同时存在时，二者的功能是不同的。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惩罚犯罪，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救济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先刑后民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国家利益高于私人利益，所以应当先刑后民，即使在一些私权制度发达的国家，也适用这一规则。但先刑后民规则有时候会被当事人滥用，规避自己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笔者办理某合同诈骗案件，某公司以开发楼盘为幌子，吸收了大量的个人资金，合同履行期到来时，既不能交付房产，也不能退还购房款。广大购房者就将该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购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经侦部分接到举报，按照合同诈骗罪立案，并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采取了强制措施。法院知晓公安立案的情况后，按照先刑后民的规定，中止案件的民事诉讼，等待刑事部分的处理。该法定代表人由于身体原因，申请取保候审，侦查机关批准该申请，办理了一年的取保候审，之后案件进入了漫长的侦查阶段。到本文撰稿之时，刑事案件还未进入审判程序，广大购房住户只能无助地等待。本案属于典型的先刑后民规则的滥用，该公司以刑事案件的存在为前提，暂时成功地规避了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三、先刑后民规则的完善
针对先刑后民规则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完善。论文大全。
第一、应当完善先刑后民规则的内涵和外延，先刑后民规则仅适用于诉讼程序方面，实体责任方面适用先民后刑。先刑后民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已经适用已久，但主要侧重程序的运行，即民事纠纷和经济犯罪交叉时，刑事案件审理在先，民事案件审理在后。笔者认为，法律概念的确定应当是准确而完整的，为防止对先刑后民规则的误解，应当明确先刑后民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程序领域。其一，良好程序的设置最终也是为了保障实体责任的准确确定；其二，现行相关法律中已经体现出实体上的先民后刑。如刑法第36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公司法215条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的，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财产不足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理论界和立法层面需要做的是，将现行关于先刑后民的程序性规定和实体性规定进行有效的梳理，将先刑后民的概念予以明确和完善。
第二，为了民事权利的及时救济，应当允许先刑后民规则的例外
由于刑事案件期限比较长，刑事案件的过分迟延有时候延误了被告人民事权利的救济，因此当符合条件时应当允许先刑后民规则的例外。如民事诉讼部分并没有太大争议，当事人愿意就民事部分先行解决时，法院可以灵活变通，先就民事部分处理，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部分法院也在进行相关的探索。笔者办理某一交通肇事罪案件，当被告人在羁押期间时，被害人向法院单独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法院经征求被告人意见，被告人愿意赔偿，于是法院先就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且达成调解意见，被害人一方先行支付了赔偿款。刑事部分审理时，法院基于被告人积极支付赔偿款的事实，对被告人从轻量刑，判处缓刑，案件圆满处理。这种做法可以作为法院处理类似案件的参考和借鉴。
第三，应当有效防止先刑后民规则的滥用
在合同诈骗、集资诈骗等经济类案件中，究竟属于刑事犯罪还是经济纠纷有时候很难界定，侦查机关谨慎起见，立案后对被告人一般先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但被害人此时即使持有民事关系非常明确的证据也由于先刑后民规则的阻却而不能进行民事诉讼。被告人一方也以先刑后民为由，主张中止民事诉讼，导致先刑后民规则被滥用，被害人民事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救济。为此，先刑后民规则的内容之一应当是有效防止该规则被滥用，应当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私权优先。具体来讲，如果相关证据缺失，案件事实不清，必须以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处理作为民事诉讼的前提和基础时，坚持先刑后民并无异议。如果民事法律关系事实清楚，当事人也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时，不乏先就民事部分进行处理，优先保护当事人的私权，再进行刑事诉讼的程序。
总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坚持国家公权力行使，追求刑罚权实现的过程中，不应当忽视当事人民事权益的保护。应当准确厘清先刑后民规则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先刑后民规则的适用范围。论文大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着眼防止先刑后民规则的滥用，允许一定条件下先刑后民规则的例外，优先保护被害人的民事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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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奚晓明：《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1
第8篇：民事调解论文范文
一
自清末以来人们对中华法系的体认与分析越来越倚重于来自西方的法学术语。将这套从西方法律体系———特别是民法法系———中抽绎出来的知识系统和概念范畴加诸中华法系之上，就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法系不重视民事法律关系，而且缺乏部门法律之间的分化。不过，尽管学者们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古代法典的刑事化或行政化特色，甚至有不少人断言中国古代法典都是刑法典或行政法典，但很少有人对中国古代“民法”之存在持否定态度。在教科书和法制史著作中，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最通常的概括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这种标准化的看法近年来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如张晋藩指出，应该将中国古代的法典编纂体例与法律体系区分开来，从前一视角看，中国古代法典编纂的确具有以刑为主、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特点，但如果从后一视角观察，就会发现它同样是由刑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各种部门的法律所构成的，可以说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4]。黄宗智对前近代中国民法的看法与张晋藩颇有相合之处，不过他有着更加明确的方法论自觉性。他深刻认识到法律的“官方表达”和“具体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背离现象，对通过“清代国家对它自己法律制度的表达”去研究清代法制史的传统学术理路提出严厉批评，主张对清代国家及其法律制度“只能通过其道德表达和具体实践的系统相关来解释”，并且断言“表达和实践之间的背离才真正界定了这一制度的本质”[5]。在研究了可以据以观察到“法律从表达到实践的整个过程”的来自于现存清代地方官府档案中的数百件民事案件后，黄氏深感美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中国法文化的基本看法———即认为“中国法律传统中政治自由权利不发达，而此种自由，乃是英美现代民法的根本，缺乏这种传统，便不可能具备现代型的民法”[6]———是不正确的。他争辩说，对于西方人来说，与“私法”可以相互通用的“民法”的确带有政治权利、个人权利以及国家与社会间之对立的含义，但民事自由并非构成民法的必要条件，比如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对政治权利就只字未提。因此，尽管“在中国的整个政治话语传统中都找不到国家权威和个人权利，或国家权威和市民社会这样一对对立的概念”，但清代中国事实上是存在民事法律的[7]。可以看出，黄氏是从实证的立场来看待清代有无“民法”这一问题的。在他看来，只要放弃“民法必须体现自由民主传统意义上的个人政治权利”这一概念要素，并且不被将“无讼”视为理想社会状态、不关心民事纠纷的清代官方表达所迷惑，而从中国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实际出发，就不会得出清代缺乏民事法律的结论。第一，清代的“律”和“例”之间有着明显区别，“相对不变的律反映的是道德和行政-刑事原则，而不断增加和变化的例则反映了法律对变化着的社会与政治现实的调适”，大清律例中(主要是“户律”部分)包含着大量规范民事法律关系的条款[8];第二，与不理民事的官方表达相反，清代地方衙门实际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在民事案件上，档案资料显示民事案件事实上占了州县法庭承办案件的1/3，“民事案件在实践中是国家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9];第三，尽管清代法律“没有绝对权利意义上的、独立于统治者行政和权威之外的产权观念，然而事实上许多诉讼当事人还是成功地通过法庭保护了自己的财产”，也就是说清代法律的“实际结果是保护了产权”[10]，这说明民事关系在清代是得到了法律的切实保护的;第四，清代地方衙门“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几乎从不用刑”[11]，这说明地方衙门在法律实践中已意识到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之间的区别。
黄宗智提出的法律的“表达”和“实践”之间的区别和背离，是所有法制史研究者都应充分加以注意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是，他所提倡的抛开价值观念的争论来思考清代法律之实际的务实态度，恐怕难以真正解决业已引起长久争议的传统中国的“民法”问题。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黄氏所描述的清代民事法律实践的真实性，因为他对大清律例中民事条款的梳理和对地方衙门处理民事纠纷情况的分析，的确具有比较坚实的事实根据。问题是，“民法”或者说“私法”并不仅仅是一个用以区分法律部门的分类概念，更不是一个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而是一套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的体系和理念。如果将它抽离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与文化背景并剔除其中的一些内涵，固然可以扩大这一概念的使用范围，但也必然会弱化这一概念的分析价值。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古代存在着规范和处理民事事务的规条和机制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相信在所有古代文明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这一点，这是因为“婚姻、田土、钱债等事所生的关系既然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则社会亦不得不提供相应的准则、规则，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最基本的要求”[12]。但是，我们绝不能将这些准则和规则等同于西方的“民法”或“私法”。为了使清代“民法”看起来与西方“民法”更相符合，黄氏认为政治权利和个人权利并非是“民法”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剔除了“权利”这一要素，我们便很难理解西方私法的起源与性质。诚然，“权利”在西方也是到中世纪将近结束时才出现的概念[13]，但其思想因素却可以追溯到文明的源头，希腊思想中“正义”概念中所包含的“在利益互相冲突的情况下给与每个人应得的份额”一类的意义，“给以后的罗马法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罗马法学又给现代的权利概念提供了思想基础”，“罗马法学含有对个人权利的有力的、尽管是默示而不是明示的肯定”[14]。换句话说，“私法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平等基础上的”，“私法诞生之时，必已有私权的平等，私法发达之日，必定有私权平等的普遍化”[15]。反观古代中国，“人是用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人类关系来定义的，人性的实现是完成与个人担任的社会角色相联系的道德义务的问题，不存在纯粹的个人”，因此很难出现“自主的、自立的和拥有权利的个人的概念”[16]。此种文化传统中的法律，“涉及的仅仅是并且只能是治与被治的关系”，“自始便与权利无缘”，那些在今天看来纯粹属于民事法律的内容也被刑事化，“私法”无由产生[17]。概括地说，中国古代国家法和民间法中的确存在着与罗马私法相对应的一部分法律，但这部分法律并不具有“私法”或“民法”的性质[18]。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必须顾及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整体性和统一性。
二
帝制中国晚期民事纠纷的解决原则、机制和程序，一向受到法制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构成了黄宗智这本专著的主体内容。与其他学者一样，黄氏也将当时解决民事纠纷的方法大致区分为两大类:一是调解[19]，二是审判。但在对这两类方法进行具体分析时，他提出不少不同于传统看法的观点。比如，传统看法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们一直秉持着“必也使无讼”的社会价值观，将词讼视为风俗浇漓、人心不古的表现，地方官对于被视为“细事”、“细故”的“户婚田土”一类的自理词讼持消极态度，本着息讼、教化的原则加以处理[20]。黄氏则指出，传统学术视野中的清代法律制度反映的只是国家及其官僚们对这一制度的表达。事实上，清代地方衙门并不是不理民事或对民事纠纷漠不关心，民事案件在地方衙门审理的案件中占有较大比重;大多数民事诉讼也不是像官方宣扬的那样出于贪图个人私利的奸狡之徒与邪恶胥吏的挑唆，而是民众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解决难以调解的争端而采取的主动行为[21]。为了对这一现象作出合理解释，黄氏对诉讼费用和胥吏勒索这两个被认为是民众涉讼的主要阻碍因素进行了分析。他在综合考察了一些零星资料后认为清代的民事诉讼费用尽管从小农的观点看来很高，但并不完全让人望而却步，如果为了给对手施压仅是告上一状而不坚持到堂审，费用就更低，小农完全可以承受;至于衙门胥吏在收费时肆意敲诈勒索的传统说法，更多的是出于官方对胥吏形象的构想而非事实。实情是地方衙门内尽管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但就通常情形而言，胥吏们收取的是早已被官方和民间普遍接受的“习惯性收费”，而不属营私舞弊的范围[22]。这些结论是建立在翔实的档案材料基础上的，当更符合清代民事法秩序的实况;当然，也应注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看到体现在成文律例、牧令须知、判案范例汇编之类资料中的官方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事实基础和现实根据，并非纯属意识形态的道德说教。在这里，笔者还想对词讼繁多的原因做点补充。黄氏对小民涉讼行为的分析主要建立在支出－收益的理想预期上，实际上非经济因素在涉讼行为中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面子”在中国社会中受到高度重视，“不论什么样顺良病弱的中国人，为了‘面子’可以同任何强者搏斗”[23]，许多诉讼的产生并非出于“理性人”对支出－收益的精打细算，而是出于忍无可忍的怨恨忿恚和维持个人与家庭“面子”的情感需求，为此有人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当然也不会计较经济上的支出[24]。再比如，与厌讼心理密切相关的另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普通民众对国法怀有深刻的敬畏、依赖和利用的心理，以致“在一些作为国法认为不必要介入的领域人们也经常提起诉讼或申请，要求国法的介入”[25]，这也会导致许多不必要的诉讼的出现。
黄宗智对地方衙门审理民事案件的原则和方式的描述，向滋贺秀三等人的观点提出了直接挑战。滋贺氏对清代民事法源的考察，是“着眼于现实的诉讼场景，通过分析审判事例，来揭示什么被作为审判的依据”[26]。应该说，黄氏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也正是滋贺氏所倡导的;有趣的是，两人运用同样的方法，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固然是因为两人所用材料的来源———滋贺氏所用事例均取自判语集，黄氏则取自地方官府档案———不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两人的学术背景和立场本就有所差异所致。根据滋贺氏的看法，“中国诉讼的原型，也许可以从父母申斥子女的不良行为，调停兄弟姐妹间的争执这种家庭的作为来寻求”，清代的民事审判“是没有实定法依据的，而且不能以判例的形式来生成法的审判”，“在解决民事纠纷的方面，可以供调整私人间利益对立时作为依据的条文在大清律例中也不是一点没有，但其数量既少又缺乏体系性，因而想依照法律但又无可依照的情况很多。不仅如此，即便是存在有某种关连性条项的场合，只要注意不是极端地背离法律，就没有必要受法律文言的细枝末节所束缚。毋宁说，根据‘情理’，融通无碍地寻求具体妥当的解决就是地方官的职分”，这种审判情形滋贺氏称之为“父母官诉讼”、“教谕式的调解”[27]。在黄宗智看来，滋贺氏所描绘的“教谕式的调解”的图景，乃是“来自清代民事诉讼甚少而官方法律制度并不关心民事的假设”，并不合乎实际。实际情况是:“县官们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事实上是严格按照清律来做的。只要可能，他们确实乐于按照官方统治思想的要求采用庭外的社区和宗族调解。但是，一旦诉讼案件无法在庭外和解而进入正式的法庭审理，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按照《大清律例》来审断。换言之，他们以法官而非调停者的身份来行事。”[28]为了给这一论点提供实证基础，黄氏对他所使用的档案资料进行了细致梳理。他发现，在221件经过庭审的案子中，有170件(占77%)都是“经由知县依据大清律例，对当事双方中的一方或另一方作出明确的胜负判决”[29]。当然，黄氏也注意到县官凭主观断案的事例，但他认为“这种凭行政权力随意审理案件的情形只是一种例外，不属惯例”[30]。
应该说，黄氏对滋贺氏观点的概括有些失于简单化[31]，实际上滋贺氏从未否认律例在民事审判中的作用，他主张地方官断案“主要依靠建立在情理基础上的判决”，“如果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则不妨参考之”，“法官在听讼时一般需要考虑国法中有那些可作为其判断基准的条款”[32]。但是，也应看到，黄氏对学术问题的观察和把握是很敏锐的。正如寺田浩明所说，日本学者在明清法制史研究领域“获得的观点仅构成了契约性的民间秩序这一论点的论据，至于现实的审判时一个个案件的处理中实体法性质的规范究竟占有何种位置，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考察”，黄氏所作的研究，正是为了缀合“民事实体性规范的研究与民事审判制度的研究之间存在的断裂状态”[33]。不过，黄氏分析此一问题的思路及结论，似乎并不足以否定旧说。梁治平就曾对此提出质疑说:黄氏举出的地方官适用法典的例子几乎尽是“原则”而非法条[34]，但“这类‘原则’并非清代法典所独有，它们是私有制度的一般原则，因此不但为唐、宋法典所承认，而且也是包括士大夫意识形态在内之社会公平意识的一部分，它们同时还是习惯法上的‘原则’，在此情形之下，强调判案以‘法典’为根据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呢”[35]?这一批评，很值得黄氏和所有对旧中国民事法秩序感兴趣的学者加以重视。此外，还应注意，黄氏根据官府档案立论亦有其局限性，至少所谓地方衙门“凭行政权力随意审理案件的情形只是一种例外”的判断，恐怕就过于乐观，倘若真如黄氏所说，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就不会如此步履维艰了。
三
在对关于民法制度的通常看法所做的修正的基础上，黄宗智还对清代国家性质及它同社会相互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反思，提出一些新观点。其中最引人注目、争议最大的，当属“第三领域”这一概念。黄氏指出，运用预设了“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之类的概念，难以真正把握中国社会的实况，应用“国家/第三领域/社会”的三元模式取代“国家/社会”的二元模式。具体到清代民事纠纷的解决问题，所谓“第三领域”就是介于村社族邻的非正式调解和州县衙门的正式性审判之间的一个领域，在此中间阶段，国家与社会展开交接与互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发生某种对话，清代绝大多数民众与国家机器的接触实际上主要发生在此一领域。黄氏认为，第三领域既不同于“更严格意义上的非正式调解”，也不同于“更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司法”，只有在这一领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纠纷处理才在几乎平等的关系下相互作用”，“在理想的情形下，第三领域的司法活动却能兼顾息事宁人的需要和法律条规的制约，将两者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纠纷”[36]。其实，对民事纠纷的解决层次、审判与调解的区别与联系一类的问题，学术界早就进行过探讨。比如，斯普伦格尔在其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中，就认为传统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着三个层次:一是由适当的第三者居中进行的“非正式性调解”，二是根据宗族、行会、村落等人们直接所属的民间集团享有的权威而进行的“正式审判”，三是知州、知县衙门所从事的官方审判[37]。显然，斯普伦格尔对清代司法制度———特别是对宗族、行会、村落等所从事的纠纷处理———所作的论述，存在着严重的误解[38]，但她的研究也给后来的学者以诸多启示。日本学者近年来也致力于依靠具体史料对民间解决纠纷、维持秩序的机构与国家官僚制度的结合部进行重新考察，如岸本美绪以清代初年上海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历年记》为素材，指出诉讼提起以及诉状被受理后民间仍然继续调解是当时常见的现象[39]。黄宗智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可以说是深具学术价值的最新成果，理应受到高度重视。
不过，对于黄氏提出的“第三领域”概念，学术界从一开始就存有异议。如有学者指出，抛开“第三领域”仍未真正脱离“国家/社会”这个二元模式的理论预设不论，仅从制度本身的角度着眼，它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作为“国家法”上的一个程序，诉讼的“中间阶段”当然是“正式的”制度的一部分，在此阶段“社会”与“国家”之间频频发生“互动”，但是最后并没有产生一套既不同于“正式法”又区别于“非正式法”的原则和规则，甚至在当今的美国，也存在着“正式的法律”和“非正式的法律”，存在着两种制度之间的“对话”和“互动”，难道“社会/第三领域/国家”的三元模式亦可用以说明当代美国社会[40]?日本法学家棚濑孝雄对“纠纷与审判的法社会学”作过深入研究，并为纠纷解决过程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纠纷解决过程的类型化可以考虑以两条相互独立的基轴来构成:“规范性－状况性”基轴反映纠纷解决的内容是否受实体规范制约，“决定性-合意性”基轴则表示纠纷的解决是根据第三者的判断还是根据当事者之间的合意;两组基轴的两极表面上看是用来区别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类型，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区别是非常流动的，“将现实生活中的纠纷解决过程以合意还是决定、状况性还是规范性的类型来加以截然区分是不可能的，这些因素总是混合在一起，而且混合的程度随纠纷当事者、利害关系者以及社会一般成员的利益所在、他们相互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与其他纠纷解决过程的关联等状况的不同而多种多样”[41]。看来，与其将现实中的纠纷解决划分为层次分明的过程阶段和独立领域，倒不如将其视为在合意性与决定性、状况性与规范性之间混合与流动的综合过程。可以说，关于“第三领域”概念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问题，还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系统、深入的探索，当然这种探索必须建立在将比较制度史的宏阔视野和中国社会史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
以上对黄宗智专著的述评，质疑多于褒扬，这是因为受篇幅所限，对这本专著的贡献和价值无法在这里详细予以评介。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作为一位出色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和法制史研究者，黄宗智对于自己研究所依据的“规范认识”一直抱着反思的态度。他注重发掘和使用更能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档案材料和乡土资料，将这些材料与学术界习用的理论框架加以对比，找出其间的窒碍矛盾之处，并以此为基点发展出一些新的理论和解释。这种方法论的深刻自觉性使他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一批既具有坚实的实证基础、又有浓郁的思辩色彩的学术成果。我相信，这本关于清代法制史的新专著必将和他以前出版的两本乡村社会史专著[42]一样，在中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并推动此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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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 (美) Mark A. Allee ， Law and Local Society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美) Philip C. C. Huang ，Civil Justice in China：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该书中译本名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 C. huang， Civil Law i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tanford，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4] 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绪论，北京：中国的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 - 2 页。
[5] (美)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第1-3页。
[6] (美)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中文版序，第1 页。
[7] 同上，第7 —8 页。
[8] 同上，第15 页，并参看第四章。
[9] 同上，第11 页。
[10] 同上，第16 页。
[11] 同上，第8 页。
[12] 梁治平：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13] 陈弘毅： 《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 – 119页。
[14] 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第130-132页。
[15]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102页。
[16] 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第121 —128 页。
[17]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102 —103 页。
[18] 梁治平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四章至第九章对此有系统深入的分析，请参看。
[19] 梁治平认为用“调处”一词更为恰当，见所著《清代习惯法》，第16 页注〔35〕。
[20] 梁治平：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八章。
[21] (美)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第11 —12 页。
[22] 同上，第174 —182 页。
[23] 沙莲香编：《中国民族性》(一)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 页。
[24] 参看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第153 - 157 页。
[25] (日) 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39 - 40 页。
[26] 同上，第19 页。
[27] 同上，第13 - 16、20 - 21 页。滋贺在《清代司法中判决的性质———关于判决确定这一观念的不存在》一文中对此有详细论述，该文收入《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东京：创文社1984 年版) 中。寺田浩明基本上承袭了滋贺的观点，认为“对滋贺氏的研究所揭示的事实和据此而展开的见解，几乎不存在表示异议的余地”。他还循着滋贺的学术理路进一步开掘，探讨了“把告状和审案连接在一起的规范基础是什么”这一问题，并总结出了一个“冤抑”－伸冤”的话语结构(见所撰《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载(日) 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和民间契约》) 。这一论点具有重要意义。
[28] (美) 黄宗智： 《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第12 —13、77 —78 页。
[29] 同上，第四章。
[30] 同上，第86 页。
[31] 寺田浩明认为，黄宗智“以滋贺为代表而加以批评的大部分有关清代民事审判性质的论点，其实不过是美国学术界旧来的俗说，与滋贺氏毫无关系”。见(日) 滋贺秀三等：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252 页注〔15〕。黄氏对滋贺观点的把握或许不够全面并有误解之处，但说“毫无关系”，恐怕亦失之偏颇。
[32] (日) 滋贺秀三等：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85、29 页。
[33] 同上，第253 页注〔17〕。
[34] 如黄宗智为《淡新档案》中经过庭审的绝大部分案件都找到律例上的依据，但这是出于他的推论。实际上，据艾力统计，《淡新档案》中222 件民事案件明确提到律例的只有4 件，见Mark A. Allee， ' Code，Culture， and Custom：Foundations of Civil Case Verdicts in Nineteenth-Century County Court '， 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 C. Huang 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
[35]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第136-137 页注16〕。
[36] 参见(美)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第五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甘阳主编：《社会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Between Informal Mediation and Formal Adjudication： The Third Realm of Qing Justice '， Modern China，Vol . 19， No . 3，1993.
[37] 参见Sybille Van Der Sprenkel，Legal Insti u ions n Manchu China，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62.
[38] (日) 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77 —82 页；第132 —133 页。
[39] 岸本美绪：“清初上海的审判与调解——以《历年记》为例”，载《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92年版。
[40]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第9 -14 页。
[41] 参见(日) 棚濑孝雄：“纠纷解决过程的理论框架”、“准审判过程的基础理论”，均载所著《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9篇：民事调解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历史的产物，在中国法制史上划下了光辉的一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为现今司法制度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它作为我国优良的司法传统，其司法为民的精髓既契合现代司法的基本理念又符合中国国情。尤其它部分优秀的体制对现今司法审判制度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包括强调实体正义，注重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发挥它的司法功能。
[论文关键词]马锡五审判方式 司法为民 实体正义 调解
“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它是适应我国陕甘宁边区司法实践环境的审判方式，在当时有效地发挥了司法作用。当前探讨“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现代意义具有重大价值。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概况
“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于抗日民主政权时期，以在陕甘宁边区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的马锡五同志命名，反映了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司法理念、制度。
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司法为民，走群众路线。这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本质和精髓，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马锡五同志扎扎实实服务于边区群众，为他们排忧解难；第二，“注重调解，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司法干部与人民群众共同断案”。马锡五同志办案时，在坚决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的生活习惯及维护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解，善于通过群众中有威信的人物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为了群众又依靠群众；第三，深入实际，重证据、依法断案，以理服人。法官判案时应当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全面、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马锡五同志一直坚持重证据，轻口供，树立了良好的审判作风；第四，巡回审理、就地开庭、方便诉讼、简便利民。实行简便利民的诉讼政策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特色之一，也为现今审判制度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服务于同一宗旨——司法便民。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局限性
任何行之有效的制度都有其不可避免的诟病，所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与现今司法制度相比较仍有其局限性。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主要依赖法官的个人能力
“马锡五审判方式”所强调的价值取向是息事宁人，例如马锡五通过调解解决了合水县丁丑两家的土地争议案，将这件数年争讼未决的纠纷案彻底解决。而现代法律文化所强调的是一种权利本位，其价值取向是公正、公平、平等。两者的区别体现在操作模式上，前者由“青天”为民作主，后者则以法律程序为一般途径。受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中国民众普遍存在希冀出现完美主义圣人般清官的心理，他拥有处理案件的绝对权力，能实现 “正义”，马锡五正是当时的“青天”，他依靠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与聪明的办案智慧。但“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带有“青天”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法制不健全社会的一种表现。例如“马锡五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行使了本应属于公安或检察机关的职责，使公、检、法三程序合而为一”，这会引起法官权力过大造成法官滥用权力，损害当事人权利。而如今在一个法制逐渐完善的社会里，人人都应依照法律办事，以法律程序为一般途径，所以就没有“青天”。
（二）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运用具有局限性
“马锡五审判方式” 更有利于解决一些简单的纠纷，普遍适用于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及各基层法院。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基于我国国情，农村人口比例大，处于熟人社会，人口流动性弱，农民群众文化水平所限，对司法程序陌生，注重调解的效果远比判决更好。“在关系密切的人们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增大而增多”。随着城市化现象严重，人口流动速度很快，人情淡薄，因而“马锡五审判方式”并不适合城市地区；其二，“马锡五审判方式”处理的案件以简易程序为主，适用于权利义务关系较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但当今社会，法制逐渐完善，公民权利意识增强，诉讼案件类型日益复杂化，诉讼案件的数量也日益庞大，因而法官处理案件必须迅速而准确，大量的调解会耽误办案效率。因而“马锡五审判方式”只能选择性地运用于部分领域。
三、“马锡五审判方式”对当今司法制度的启示
距离“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近70年，法学界是如何看待“马锡五审判方式”呢？总体而言，学者普遍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所蕴含的司法为民的法律理念与当前的司法制度遥相呼应，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其部分优秀的诉讼制度对现今司法审判制度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司法为民
马锡五司法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体现了司法的人民性。现代司法理念使用的重要方法和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审判工作做到便民、利民，方便群众诉讼，消除社会矛盾，最终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两种理念不谋而合。“马锡五审判方式”虽已过去了70多年，但它司法为民的精神弘扬至今。有了理论的指导，各级法院应大力加强理念教育，“深入开展创先争优和“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以及“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确保法院队伍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执法为民的根本宗旨”。
实践证明，只要具有司法为民的精神，过去有马锡五，现在也有现代版“马锡五”。例如：白鹿原上的好法官——李增亮，在陕西省蓝田县鹿塬法庭工作13年，共办理了526起案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走出法庭，到集镇上、到家庭中办理的，一次开庭就是一次普法教育，一次走访调解就是一次法律知识宣传；再如2010年全国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江苏省法官陈燕萍同志，她在基层工作了15年，她说过：“老百姓到法院打官司，是穷尽其他救济手段后的最后选择。我审的不是什么大案要案，但一个农民一生也许就打一次官司，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案子就是大案要案。我要让他们体会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陈燕萍是关爱民生的一个缩影，她给所有的司法工作者做了表率，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二）强调实体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竞相介绍学习西方的法治理念、法律制度和司法技术，尤其是移植西方的程序主义理论，多坐堂问案式的程序构建，少深入实际式的调查研究，从而忽视中国本土法治资源的挖掘研究”。如今随着诉讼爆炸现象的出现，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上诉难、执行难、上访逐渐增多三大现状。“马锡五审判方式”追求实质正义的精神应该得以继承与发展。
为减轻法官的办案压力，给法官以更充裕的时间落实程序，避免法官因急于结案而导致错判，实现真正的实体正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上访现象出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受理案件时可以繁简分流。随着如今仲裁制度和民事调解制度的规范，将部分涉及经济的案件分配给仲裁机构，一些简单案件建议当事人选择仲裁和民事调解。现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纠纷骤然增多，仲裁是解决简单小额经济纠纷快速又便捷的首选。因为仲裁员一般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处理经济案件更具有专业性。此外，仲裁可以确保商业秘密不外泄，而且费用较低，况且仲裁是一裁终局，可以保证经济纠纷快速解决，不延误合同履行。因此要加大对仲裁制度的宣传，尤其要鼓励各大公司运用仲裁解决纠纷。另外，民事诉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类和邻里间的纠纷，遇到这种案件本应该先进行调解，因而可以多多运用民间调解组织，先进行调解说服，《人民调解法》也是对民事调解所做的结果规定了法律上的保障。因而，应当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并加强对仲裁和民事调解的运用。
（三）调解为主，和平化解纠纷
审判的确能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但程序复杂，耗时长，最后却不一定能执行完毕，而且也伤害了当事人之间的感情。而调解可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使小事不闹成大事、无事不闹成有事。“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根据不同的对象，有的放矢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能调则调，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晓以法、理及人情，讲明利害关系，既使当事人心悦诚服，又可取得周围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加强司法程序的威信。
在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实践中，除了正式审判中的调解外，还有民间调解，在现今可称为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在现今法制观念加强、诉讼繁多的社会，强化多元解决纠纷机制有其深刻的意义，双方以平和的方式处理问题更有利于化解矛盾，还可以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也减轻了法院负担，节约司法资源。但要避免过分追求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ADR），损害诉讼应有的专业性，公正性。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坚持调判结合。同马锡五一样，运用调解既要合乎法律，又要为当地舆论所赞扬，既要使当事人心悦诚服，也要得到案外群众的拥护。注重把法律的力量、道德伦理的力量、乡风民俗的力量及群众监督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把法理、事理、情理结合起来。但要避免强迫调解、久调不决、过分追求调解结果。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避免群访群诉事件的发生，防止矛盾的激化，定纷止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