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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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央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 中国；韩国；央行货币政策；比较；启示

[中图分类号] F820.1 [文献标识码] B

一、货币政策及其体系

狭义的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数量和货币价格，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各种方针和措施的总和，是由一国央行负责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而货币政策体系包含货币政策目标的确定、货币政策工具的选取和操作、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等方面的内容。

货币政策体系图

注：表示货币政策意图的传导过程，表示最终政策目标向前的信息反馈过程。

二、韩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演化及与中国的比较

尽管韩国在开放程度、经济规模和经济体制等方面与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其货币政策的演化过程同样伴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利率的自由化。同时，作为两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在实施各自的货币政策时，有一般央行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共同特点，也有因两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央行本身发展阶段所决定的许多不同。

（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所期望达到的、货币政策的最终实施结果，是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依据。根据《韩国银行法》规定，韩国银行的首要政策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这种单一的政策目标从韩国中央成立以来一直没变。根据《韩国银行法案》（Article1，Clause1）规定，“通过制定和执行有效的货币政策，追求价格稳定，使国民经济稳健发展”，韩国银行根据这一要求将价格稳定作为其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目标。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新的中央银行法也明确规定中央银行的目标是价格稳定。“价格稳定”目标由韩国银行每年与政府协商确定。

相应地，《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据此中国人民银行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实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定方面，中韩两国央行有很大的相似性，都以本国货币价值稳定和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都在兼顾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突出了物价稳定的首要性和重要性。

（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韩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经历了从M1到M2再到MCT，最后停留在核心通货膨胀率的过程。目前，韩国实施的是核心通货膨胀率的中介目标。韩国政府于1957年实行了金融稳定计划，标志着韩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系统开始形成，政府对M1总量和各个经济部门的货币供应量做出供应上限（supply ceiling）的规定。从1979年开始，M2取代了M1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指标，并实行货币中介指标区域，并一直保持到90年代中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银行法》得到修改，标志着通货膨胀目标的正式采用。由于在货币政策对价格产生影响之前存在相当长的时滞，所以韩国银行目前针对通胀水平设定的是中期目标，而非年度目标。

与韩国类似，我国的货币中介目标也走过从直接的信贷控制到间接的货币总量控制的路径，现在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M2。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正式把货币供应量引入中介目标中，同时监测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两个金融变量。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贷款限额管理，信贷规模指标退出中介目标之列，进一步确立了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地位。

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韩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更符合了其价格稳定的最终目标，对于有效控制国内通货膨胀也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中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却一直备受质疑。特别是随着金融的深化发展，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的加强，利率和汇率的套利投机等问题的出现，对以货币供给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出很大的挑战。

（三）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及传导机制

米什金（Frederic S. Mishkin，1996）根据货币与其他资产之间的不同替代性，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为两大类，即货币渠道（money channel）和信贷渠道（credit channel）。操作指标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中介目标的选择。在以货币总量作为中介目标时，韩国用的操作目标是准备金；当以核心通货膨胀作为其中介目标后，其操作目标逐渐过渡到隔夜回购利率。显然，以准备金作为操作目标影响货币总量是信贷观点的应用，以隔夜回购利率作为操作目标影响核心通货膨胀率是金融市场观的应用。与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指标相对应，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主要是基础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与再贷款政策对基础货币进行调控，依据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对货币供给量进行相应调节，以实现政策目标。

因而，就货币政策操作指标和传导机制而言，中国与韩国有着很大的差别，韩国是以利率为主要指标，通过货币渠道传导；中国则是以基础货币为主要指标，通过信贷渠道传导，这也是与目前两国利率市场化阶段相一致的。

（四）货币政策的工具

韩国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借款政策（lending Policy）、准备金政策（reserve requirement policy）和公开市场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s）等。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银行主要依靠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其他直接控制手段来控制货币总量和国内信贷。从1982年起，银行直接信贷控制逐步为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传统工具的间接控制所取代。目前，韩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更依赖于价格型工具，即主要通过“基础利率”（the Base Rate）的操作来确定经济稳健增长所需的价格稳定基础。韩国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积极通过多种政策操作进行应对，包括调整基础利率、提供信贷支持、稳定外汇市场等诸多方面。同时，韩国央行对货币政策的通胀目标有较明确的设定，例如2010年至2012年期间的通胀目标为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增长3.0+1%，为实现这一政策目标，韩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整金融机构之间的隔夜拆放利率，而公开市场操作也因此成为韩国央行货币政策实施的最主要工具。

相比较而言，中国货币政策则更偏重数量型工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及再贴现和利率政策等四个主要方面。而其中，存款准备金是使用最多的工具。但高启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欠发达的债券和票据市场，已经使中国央行进一步灵活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等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面临困难。在金融市场信贷方面，在中国央行的指导下，中国的信贷规模扩展非常大。这固然有利于支持市场的投资活动从而支持产出，但这样做有可能影响信贷的质量，埋下不良贷款产生的种子。

相比较而言，中国货币政策则更偏重数量型工具，有一定的被动性，而韩国货币政策更倾向于价格型工具，主动性较强。从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措施可以看出，中国央行对经济的调控都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而不是一种事前的预防措施。

三、韩国货币政策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韩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高于中国，中国在政策开放中要学习和借鉴韩国的经验，根据国情有序地推进货币政策的改革和完善，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

（一）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独立性和操作的透明度，主要可以通过三方面的保障来实现：一是法制保障，如韩央行对《韩国银行法》的修改；二是人事制度保障，如韩国将央行行长的职位升高；三是货币政策执行制度化和规律化的保障，使之成为一种规范化强和透明度高的实施过程。

（二）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推进国债市场发展，重点发展票据市场，加速金融创新，促进和扩大货币市场交易，增大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力。同时，央行要借鉴韩国及其他国家经验，建立起市场公认的中国的LIBOR（隔夜拆借利率），尽快培育和形成基准利率体系，进一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进程。

（三）加强金融监管，维护市场稳定

中央银行如果要确保或货币政策的效力，金融市场的稳定是一个关键因素。加强金融市场的稳健，不仅对抵御潜在的危机有重要意义，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也同样重要。因此，应该强调和审慎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

四、结论

中韩两国货币政策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就总体而言，韩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发展方向，对中国还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的。货币政策需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中国要围绕稳定币值、经济增长这一基本目标，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 考 文 献]

[1]杨凤丽，孙吉亭.韩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8（4）：91-93

第2篇：央行货币政策范文

日前，曾在2004年7月至2006年7月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的余永定先生，就广受关注的汇改和中国经济问题，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时机的遗憾

《南风窗》从198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汇率制度的改革，如今回过头来，您如何评价历次汇改的成果?2005年7月汇改的时机选取得如何，这是否当时最好的策略选择?

余永定：从改革开放初期―直到汇率并轨前，人民币汇率总的趋势是贬值。1994年汇率并且官方汇率一次性大幅度贬值。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为中国后来的经济、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略有升值。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中国面临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政府选择了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这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当时如果人民币也贬值，中国的金融稳定可能会遭到严重冲击，同时还可能会在东南亚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

必须指出，2005年7月21日的汇改决定完全正确。但是，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汇改启动偏晚、启动后幅度偏小、速度偏慢。过于谨慎可能已经使我们错过了让升值到位的最好时机，把更多、更大的问题，例如，国内经济日趋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进一步加重、更多的外汇储备找不到出路、贸易摩擦加剧等等，留给了现在和未来。

如今回过头来设想一下如果从2003年起，中国每年让人民币升值5％～6％，4年下来，升值幅度早已达到20％～25％。现在的经济过热或许不会发生，因为升值具有抑制过热的功效。而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会更加平衡，外汇储备的增长会少得多，中国资产被外国投资者贱买的情况也要比现在少得多，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甚嚣尘上。

更重要的是，若中国企业在那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出口结构，将不至于陷入现在的被动地位。如果我们在升值问题上果断一些、动作大一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实质性进展会比现在大得多。

“廉价”的代价

《南风窗》：有些人对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理解似乎有一个矛盾区，认为升值对中国没好处。但是，如果说有好处，那么它对于中国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另外，具体到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情况，人民币升不升值的问题又在哪里?

余永定：如果把人民币理解为商品，美元理解为外国人为了得到人民币而支付的钱，那么为什么非要把人民币卖得便宜些呢?换言之，为什么为了得到1美元付出827元人民币，而不是7.5元，才符合中国的利益呢?

对于一个中国出口企业来说，出口收入是美元，但美元收入一般会卖给外汇管理局换成人民币。其收入(以及与此相关的利润、工资、原材料等)最终是以人民币计的。如果该企业销售了1亿美元的商品，当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1・10时，该出口企业的人民币收入就是10亿人民币。当人民币升值到1.5时，该出口企业的人民币收入就减少了一半。从出口企业利益出发，在其他情况给定的条件下，当然是人民币越便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越低越好。

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越低，就会有越多的企业被吸引来从事出口生产和贸易。问题是，出口企业的利益是否就是国家的利益?从事出口的企业越多、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越好?当然不是。例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越高，进口企业所要支付的人民币就越多，出国经商、求学、旅游者所要支付的人民币费用就越高。显然，对出口企业有利的，不一定对其它企业和社会阶层有利。

因而，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应该存在使国家的净福利最大化的最优汇率，还有最优出口／GDP比。中国的出口对GDP比例超过35％，大大超过美国和现在的日本。当然，理想的最优汇率和最优出口对GDP比，在现实中从技术上是无法确定的，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不是越低越好，中国的出口／GDP比也不是越高越好。

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出口导向是中国阶段性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之一，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其中，相当部分代价要由我们的后代子孙支付。中国的出口导向和引资政策必然会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持续、大量的双顺差充分反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第一，以人均GDP(是人均占有资本的参考)来算，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100位之后。但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就是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只要是经常项目顺差国，就是资本净输出国)。

第二，中国又是世界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投入国，但中国并没有把这些外资投资变成经常项目逆差。既然不把钱花掉，用以购买外国产品与技术，我们为什么要借钱呢？

第三，自从2002年以来，美元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已经贬值20％以上，以后还会贬值，而且可能会大幅贬值。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充分显示，美国金融资产还存在严重信用风险。换言之，不管美元贬值不贬值，相当多的美国证券可能会变成废纸一张。

其实，中国当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实质是：穷人(中国人)把钱廉价(收取极低的利息)借给富人(美国人)，然后再用非常高的代价把钱从富人手中借回来(对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率高达22％)。借回来的钱还是用不掉，于是再次将其借出。每次循环，中国就要遭受一次损失。夸张地说，牛奶将被一次次脱脂，直到只剩下水为止。

但是，日本人和德国人都把本币升值最后转化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而且取得成功。他们的经验，值得学习。

汇率使利率“无能”

《南风窗》：中国越来越庞大的外汇储备、汇率、利率等各项目之间的利害关系是怎样的?

余永定：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对美国的巨大补贴。一方面，美国取得了中国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中国又把好不容易赚来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债券，为美国财政赤字和房地产泡沫融资。美国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最大受益者。我们的一些同胞认为，让人民币升值是屈服于美国压力，因而拒绝升值，其实这正中美国代表大资本势力的政客的下怀。

从短期来看，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情况下拒绝升值，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或)资产泡沫。目前中国经济过热的趋势日益严重。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央行必须提高利息率，

而利息率的提高将导致跨境资金的流入。

而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跨境资金的流入将造成流动性过剩，从而使升息的紧缩作用失效。当然，央行短期可以对冲过剩的流动性。但对银行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因而难以长期进行。各国的经验证明，为了使中央银行能够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必须允许本国汇率有较大的灵活性。只有这样，提高利息率的政策效果才不会被资本的跨境流入所冲销。这就是所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问题。

总之，如果要把利息率政策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加强资本管制或更多地让市场通过供求关系决定人民币汇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加强资本流动管理和加快人民币升值都是必要的。

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注意力的中心应放在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上，汇率政策应服从抑制通货膨胀这个中心目标。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可以在一程度上牺牲汇率稳定。

解开货币政策的“手铐”

《南风窗》：既然人民币升值有上进种种好处，为什么许多人不希望人民币升值，他们的看法是否也有道理?

余永定：这里我不谈既得利益问题，而只谈认识问题，并且用2003年的例子。

自2003年初到2005年7月21日这一段时间里，反对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三：其一，升值之后，中国出口顺差将会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将因此而下降，并对就业增长造成相应不利影响。其二，一旦升值就会形成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将导致投机资本的流入，从而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如形成资产泡沫等)。其三，人民币升值将导致通货收缩的恶化。

4年后的今天，对此该有何新认识呢?首先，在人民币同美元脱钩、升值之后，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出现迅猛增长势头。其次，由于升值预期，确实有相当数量的投机资本流入中国，对中国的资产泡沫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升值造成的通货收缩压力恰恰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2005年7月21日前有三种选择：第一，坚持不升值，并使世界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人民币不会升值；第二，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到位，并使世界相信人民币已经升值到位。第三，小幅升值并加强资本管制，尽量遏制升值预期导致的投机资本流入。

不难想象，如果当时坚持不升值，中国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何种压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调整恐怕更无进展，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态将更为严重。让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不是一种不可想象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在当时看有相当大的风险。小幅升值下投机资本的流入，确实给我们造成了问题。但当时难道有更好的选择吗?

危险并不“隐约”

《南风窗》：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从本次汇改以来，累计达到了7.22％以上(截至2007年8月底)，那么未来还会如何走，何时会达到相对稳定?

余永定：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威胁，同时，2008年美国经济减速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可以假设：届时人民币汇率存在小幅升值(5％以下)和自由浮动两种可能性。在小幅升值(甚至不升值)的情况下，中国贸易顺差的变化存在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由于国内经济过热(吸收作用)、外部条件恶化(收入作用)，实际汇率升值(物价上涨)，贸易顺差仍将明显减少。由于经济过热，央行必然会提高利息率。如果中美利差由负转正(这是非常可能的)，资本跨境流入可能会大量增加。

此时，政府如果维持小幅升值(甚至不升值)政策，流动性过剩就会变得相当严重，央行就必须对冲，商业银行就会在存款利息率提高、低收益资产和高风险资产进一步增加的重重重压下陷入困境。高利息率、然后流动性过剩、然后继续高利息率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导致经济的急剧下滑、资产泡沫崩溃、资本流动方向急剧改变。

最终，它将演绎出货币危机(人民币大幅度贬值)、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第二种可能性，由于结构性原因(如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支配地位)，贸易顺差并未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汇率政策不变，双顺差将造成更大的流动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危机的发生可能被推迟，但严重性可能更大。

在国内经济过热、世界经济转冷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决定在大幅度升息的同时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流动性应该不会增加。此时，中国经济或可实现降温、软着陆，但也可能陷入困需求不足(升值幅度过大，贸易逆差过大)导致的硬着陆。而如果资产泡沫突然崩溃，资本流动方向急剧改变。仍有可能造成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加重由升息和升值引发的经济危机。

但是，如果各种政策能够做到恰到好处，且资本的跨境流动能得到较好控制，中国经济仍能实现平稳运行。

正因为上述种种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可能已错过了通过升值推动中国增长战略调整、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最佳时机。

最基本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当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顺差时，应及时调整名义汇率，否则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将导致实际汇率上升，导致汇率的被动调整。这种被动调整难于控制且具有极大破坏性。

中国政府应重新安排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的轻重缓急。汇率政策不应占据中心位置，应随货币政策的需要而定。应该相信企业对汇率升值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很大的。

当年我倾向于小幅升值(每年3％～5％)，同时寄希望于加强资本管制和盯住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中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双向波动的可能性。在最近几年，我倾向于让人民币有更大的升值幅度和更快的升值速度。现在我比较赞成考虑“分级跳”的办法(先是较大幅度升值，然后稳住不动)，通过试错尽快找到均衡汇率水平并遏制套汇资本的流入。

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2008年汇率的变动方向难于确定。升值、大幅度升值和贬值的可能性都存在。我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研究还非常不够，无法回答何时达到稳定的问题。

最后的安全屏障

《南风窗》：如今管理层启动QDⅡ(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以及允许居民直接投资香港市场，你认为其深入影响和背后的意义在哪里?是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吗?

余永定：我在资本管制问题上始终是一个保守派。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国际投机资本在没有资本管制的国家和地区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目的是改善资源配置，消除各种寻租机会，提高资金分别效率，应该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来考虑，而不应该将其作为解决短期宏观经济不平衡的一种手段，特别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手段。

资本管制是中国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最后屏障，在中国金融体系依然脆弱、所有制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资本管制是不能放松的。

现在应该加速的是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而不是放松资本管制。关于资本的跨境流动，中央银行自2003年以来的政策是“严进宽出”。问题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加息预期强烈的情况下(这是完全理性的预期)，这种政策是难于奏效的。而且，“宽出”并不利于“严进”。

第3篇：央行货币政策范文

从二0一二年开始,我国的外贸结构产生了变化,表现为二0一二以及二0一三年出口增速都降到了一0%下列,约为七、九%的水平,国际收支时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重逐步回到了三%的水平。进入到二0一四年,外贸表现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从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来看,二0一四年已经经呈现3次环比降落。

因为外汇占款的增添主要来自于时常项目顺差,而跟着中国自加入WTO以来,轨制红利、环境红利、人口红利逐渐释放终了,外汇占款有延续降落的趋势,无形中降低了之外汇占款为主渠道的的货泉创造机制的作用。基于此,央行的货泉发行机制有必要从被动向主动转变。

另外一方面,近几年来中国在货泉政策传导效果方面其实不顺畅,在二0一四年央行的《第3季度中国货泉政策执行讲演》中,九月末M二增长一二.九%,M二存量高达一二0万亿元,在活动性其实不缺乏的情况下却呈现了小微企业、涉农企业贷款难,贷款利率高企的情况。究其缘由还在于利率传导机制是失灵。利率是资金的价格,为改变资金信号失灵和政策传导机制失灵状态,央行也需要从之前的数量型调控手腕转向价格型调控手腕。

基于货泉供给机制的变化以及利率传导机制失灵两方面的斟酌,央行成心树立1个新的货泉框架,即“打造短时间利率走廊与中期利率指引”的新框架。短时间利率方面是SLF、SLO,中期利率方面是PSL(典质补充贷款)。央行这1构想,最先可见于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清华5道口金融论坛的讲话,“此次金融危机后经验,短时间利率可能有时候不够有效,由此可以斟酌增添1个中期利率。”

金融危机前,全世界主要央行通过公然市场操作使患上短时间利率处于目标区间以内的利率走廊机制,短时间利率能够维持比较不乱。金融危机产生后,为刺激本国经济,各央行在短时间利率方面采用了零利率乃至负利率,货泉政策调剂空间无比有限,长时间中长时间利率却与之存在脱节,并有上行压力,从而对于经济复苏构成掣肘。

从中国来看,二0一四年下半年以来货泉市场利率在逐步走低,但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力率却在走高,这显示出中国货泉市场与信贷市场价格传递并不是高效。央行推出PSL可以看做是对于发达国家央行经验的1个鉴戒。

据媒体报导,央行在二0一四年2季度向国开行投放了一万亿的PSL,资金用于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贷款发放。国开行2季度工作会议显示,截至六月末该行资产总额九.九万亿元,比1季度猛增一.五六万亿元。

1、PSL(典质补充贷款)的由来与作用

对于于PSL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来看:

一、首先,PSL从英国的FLS(融资换贷款规划)鉴戒而来的,英国央行设定典质品框架更多的是解决活动性危机的工具。例如,英国央行的旨在推进银行借贷的FSL面向几近英国所有的银行以及房屋贷款协会,只要有新增贷款作为典质,就能够从FLS中取得想要的融资额度,即定规则而从不决机构,且如何操作,申请都公然透明。中国则不同,在信誉总量的违景上,中国并未到达活动性危机的程度,中国货泉政策更多的问题在于资金配置效力低。在资金的流向方面,英国央行以及中国央行都难以监控资金的终究流向。从FLS的经验来看,其中大部份资金借道住房贷款协会流向了房地产。从PSL来看,资金从央行转到国开行,被指定用于棚户区改造,这确切做到了定向,然而棚户区改造的居民、企业可以将取得的资金用于消费、投资或者存到普互市业银行,后续的效应就超越了国开行以及棚户区改造的规模。

  二、若要成为货泉市场的中期政策利率,那必需是针对于所有的介入者而言的,如果只是针对于国开行1家对于手,只能构成1对于1的利率,这样的利率锚是有价无市的锚,意义不大。国开行在取得PSL的进程中并未经由公然的招投标程序,国开行PSL的利率当时尚未公然。既然要打造中期政策利率,就应当是透明的,不然如何引导市场利率?从招标程序的不公然以及利率的对于外不公布,很难到达目的。从期限上来看,PSL的期限是3年,但利率对于应的是1年期利率,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是1年调剂1次的,又怎能成为中长时间的政策利率?更适宜的尝试是,可以率先肯定1个额度,让各家银行以新增棚户区贷款作为典质,招标抉择利率。即像FLS那样,只定规则,不定机构,申请以及操作都公然透明。

三、PSL作为1个货泉工具,拥有结构性的特征。从货泉政策的终纵目标来看,1般有4个,即充沛就业、不乱物价、增进经济增长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但这4者都不是结构性货泉政策施行的终纵目的。另外,衡量以及观测PSL效果的标准是甚么,理论界也没有构成统1的说法。货泉工具解决的是总量问题,结构性的问题解决本不应当由货泉政策来完成。实际上,央行早在《二0一四年第2季度中国货泉政策执行讲演》中也表达了对于定向工具使用的耽忧,如其中提到“货泉政策主要仍是总量政策,其结构引导作用是辅的,定向降准等结构性措施若长时间施行也会存在1些问题。”

四、投放基础货泉量的方面,效果应当没有降准这类数量型的工具来患上快。国开行尽管取得了一万亿的PSL,但不可能当即在货泉市场直接拆借出去,需要通过1段时间才能转化为商业银行的存款,从而转化为贷款,为货泉市场带来活动性。毕竟降准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没任何限制前提,资金是不需要收回的,而PSL1是有典质物,2是有时间限制,3是有必定的利率,对于银行来说是负债。从宏观活动性的角度看,截至二0一四年九月三0日,一六家上市银行的银行存款总额较二0一四年中报时减少了一.五万亿元,降幅达一.九七%,活动性并未增添。

2、结构性的货泉工具只能作为无比态的工具

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作为央行货泉工具的立异,主动性并无带来效果的晋升,因而,结构性的货泉工具只适宜是无比态的工具,而不适宜作为货泉框架的长时间内容。

在树立货泉新框架以前,中国央行首先应当完美市场基准利率才是。基准利率都不完美,货泉传导难免会呈现失灵现象。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主要以银行间拆借为市场基准利率比如英国的Libor,欧元区的Euribor,日本的Tibor。就中国而言,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

(SHIBOR)虽运行多年,但1直存在报价质量不高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交易价包括了1些超越市场支配的因素,包含与对于手方的其他利率支配、利益调剂等,所以未能成为基准利率。 从1般国际经验看,只有结构公道、信用高、活动性强的金融产品的利率,才能作为基准利率。在我国已经经市场化的几种利率中,国债利率(具体地讲是国债2级市场的收益率)最合适充当基准利率。因为中国的国债范围太小,未能担负此任。

第4篇：央行货币政策范文

在信息不对称下，央行如何清晰地传达自己的政策信号，使市场形成正确的预期，从而避免市场的猜测和混乱，这时就需要央行传达清晰的政策信号，这种市场参与者通过信号甄别来识别央行政策的方法，是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贡献。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诸如声誉模型之类的理论来解决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时间动态不一致问题。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提高政策透明度是树立央行声誉、给市场传达信号的一种好的方法。一般认为,货币政策透明度是指央行就政策目标、宏观经济信息、央行决策过程相关依据和程序的公布程度。在这一过程中,容易形成市场主体对通货膨胀的共同预期,改善了货币政策的可信性。而且,共同预期和可信性的改善也对货币政策以至宏观经济的稳定产生了明显的效应。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形成共同预期

共同预期的形成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改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共同预期的形成降低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执行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意外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当非政策因素使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时，由于市场主体相信货币当局有能力抑制通胀，低通胀的共同预期不会助长实际通胀率继续上升，则市场不良预期对通胀水平的“哄抬”效应微弱。同时,低通胀预期的保持使名义工资水平在短期内不随物价上涨，总供给曲线不发生明显位移，这有利于货币当局迅速实施紧缩性政策，从而抑制总需求，以更低的成本平抑意外通胀的冲击。第二，共同预期的形成有助于解决货币政策时滞问题。在高度透明的货币政策体系之下，根据及时充分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市场主体参照央行颁布的货币政策目标和决策规则，能够大体上提前预知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和力度，从而可以及时调整其投资和消费计划,也就提前消化了波动，无须等到央行正式实施货币政策。显然，货币政策透明度带来的共同预期不但可以平抑波动，还可以跨越识别时滞和行动时滞，使市场主体根据预期直接做出决策。当然,即使在高度透明的政策体系中，市场主体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和力度的预期也必然存在分歧。然而在政策目标、决策信息以及决策规则都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共同预期不难形成，其结果是货币政策的效应较以往更及时地发挥出来。由于透明度提高形成的共同预期不但可以抵制意外经济冲击，降低货币政策执行成本，还能使货币政策提前发挥作用，跨越不必要的时滞,则其平抑波动、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就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发挥。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显然，透明度的提高使货币政策的决策过程基本处于市场主体的监督之下，货币当局通过意外通货膨胀扩大产出和增加就业的行为会被市场主体及时发现，从而使其提高预期，货币政策成本上升。所以,货币当局会理性地选择遵守承诺。因此,透明度的提高有效地抑制了政府和央行的“欺骗冲动”，培养了市场主体对货币当局以及政策本身的信赖心理，改善了其可信性。可信性越好，货币政策对共同预期的引导和管理效果越明显，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市场主体和货币当局的沟通和相互理解。

提高央行政策透明度的建议

在实际操作中，货币政策有规则和相机抉择之分，究竟哪一种更有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引导良好的市场预期，仍然是有争议的。实际上，采取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两分法过于简单，在实践中并不存在货币政策的绝对规则，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把相机抉择和规则进行调和，只不过是程度不同。执行相机抉择政策的中央银行并没有公开对目标或政策动向做出承诺，而是保留了根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相机调整货币政策的权力，以及对新信息和无法预测的情况做出反应的灵活性。那么，在货币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相结合的过程中，如何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以克服中央银行在动态时间不一致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保持货币政策应对意外冲击的灵活性，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在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建设上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对外公布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及时性不够，对未来经济金融形势的预测等信息公布较少，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有限等。本文认为，央行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以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性。

明确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明确授权中央银行独立地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央行的首要职能是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操作来维护物价稳定，既要对通货膨胀承担责任，又要对通货紧缩承担责任，从而彻底改变在履行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的随意性。

央行应建立定期信息制度，规范信息披露的内容、方法、时间与形式

通过互联网、传统媒体向公众公开有关金融信息以及相关的工作程序，如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及有关货币政策评论，加强中央银行与公众的信息交流，引导金融机构和公众预期行为；增加预测性报告的实质内容，提高对未来经济金融形势预测的准确性，以使公众更好地把握货币政策的走向与宏观经济金融趋势，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提高货币政策操作效果。

加强和完善我国通货膨胀统计和金融统计

对价格指数进行更仔细的统计分析，如分析研究消费物价指数中的能源、食品、住房、衣着、医疗、交通等部分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短期冲击，考虑对外公布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另外，由于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与投资关系极大，还应密切关注涵盖投资品的批发价格指数。在金融统计方面，还存在如统计报表反映面太窄、报表缺乏合规性、统计指标设置重复、数据来源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因此，有关部门应尽快加强和改进金融统计，保证货币政策有一个准确的依据。

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

第5篇：央行货币政策范文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欠缺限制了货币政策的实施

从总体独立性看，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特别是在1995年3月18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来，中央银行相对于财政、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独立性得到不断提高，但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方面仍然存在独立性欠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法定目标虽然以价格稳定为核心，但仍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目标。从具体执行情况来看，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除了要考虑通货膨胀的问题，还要兼顾促进经济增长，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等多种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制定。

二是现行汇率制度造成了基础货币供给的被动性。2005年7月1日以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波动的范围仍然受到严格控制。至于资本流动方面，我国实行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但是政府吸引大量的外资流入，并限制资本流出，可见我国资本项目是处于半自由流动状态。按照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若一国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必然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我国为确保汇率稳定，并实现准资本流动，必然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代价。经济高涨、国际收支顺差时，央行为保持汇率稳定，保证结售汇制度正常运行，必须抛出本币，增加外汇占款。以2003～2006年间我国基础货币的变动为例，我国基础货币供给2003年为52，841.4亿元，2004年为58，856.11亿元，2005年为64，343.13亿元，2006年截止到11月份为69，000亿元，由此可见，2003年以来我国逐渐显现经济过热的趋势，正是央行欲控制信贷投放和货币供应量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却迅速增长，使央行被动地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

三是央行监控手段不足也影响了其对商业银行及货币供应的调控力度。2003年中国银监会及其分支机构相继建立，并且获得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银监会机构成立后，央行原先拥有的监管手段被分割。在金融机构流动性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对央行的资金需求和依赖性下降。这时，央行如果没有足够的手段对冲市场上的流动性，而仅仅依靠道义劝导和风险提示，商业银行对执行和其短期利益相悖的收缩性的货币政策就缺乏主动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一个例证是，2003年以来，央行多次督促金融机构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对过热行业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的信贷投放，但见效甚微。而银监会在2004年“五一”前后出台了7条措施，要求金融机构认真执行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和产业政策，控制贷款发放。银监会这些具有行政色彩的窗口指导性监管措施却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从短期来看，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当二者的目标不一致时，货币当局的政策传导将会受到“隐蔽”但深刻的影响。

四是我国中央银行相对于国务院只享有一般货币政策事项的决策权。对于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等重大货币政策事项只有制定和执行权，最终决策权却在国务院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增强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作为宏观金融调控职能部门，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增强其独立性，不受不必要的干预，树立自己的权威，以便中央银行能够独立地做出政策决策、独立地根据宏观经济的变化提出政策调整方向，独立地进行政策操作。实践证明，没有独立性，就没有权威性；没有权威性，其政策意图就难以得到尊重，政策也就难以顺畅传导。

第6篇：央行货币政策范文

本文从简化的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出发，指出上述理论解释仅仅是基于一个封闭经济的货币乘数理论的应用，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频繁使用准备金的意图在于外汇冲销干预，从而实现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的目标。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框架；其次回顾中国冲销干预的演进过程，从而为当前使用准备金作为冲销工具提供一个历史视角；然后我们探讨当前冲销干预的深层体制原因；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简化分析框架

央行资产负债表是分析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操作的基本框架，表1是按资产和负债的对象列示的简化表。就资产方而言主要包括三类：第一，对国外的净债权，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和一些国外资产，目前这一部分是央行资产负债表最大的一块。第二，对政府的债权，这又分为两种，一是财政借款，这一部分资产的增加会产生财政货币化问题；二是政府债券，这是一种证券化的债权，不会产生信用的过程。第三，对金融机构债权，主要表现为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形式，依照对象不同也分为两种，一是对存款类机构的债权，这部分资产的增加会产生信用创造过程；二是对非存款类机构的债权，这部分资产的增加不会产生信用创造。一般而言，中央银行不直接对非金融机构形成贷款，美国和日本的中央银行为避免陷入流动性陷阱直接持有企业的商业票据(美国的央行资产方计为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PFF))，从而不仅作为“银行的银行”提供流动性，甚至直接以银行的角色提供企业流动性。就负债方而言包括四类：第一，基础货币，包括流通中现金和准备金，流通中现金是央行对现金持有者的负债凭证，准备金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负债。第二，央行票据，是央行对票据持有人的负债凭证，从这一点来说央行票据与现金并无差异，但由于其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较弱并不能算作货币。第三，政府存款，是央行对政府的负债。第四，其他，指自有资本和其他负债。

关于资产负债表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道理是资产和负债两边恒等。由此引申的两个推论是下文展开分析的基础：第一，货币发行必须有相应的资产支撑，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任意开动印钞机，它只能存在三个渠道。其一，对应政府的债权，这是以政府的税收征管权为保障；其二，对应金融机构债权，这是以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作为保障；其三，对应国外债权，这意味着央行发行本币兑换等值外币时，央行具有了对国外商品的要求权。从上述三个货币发行渠道可以看出央行的货币发行机制是资产创造货币，这与商业银行负债创造货币的机制完全相反，其原因是央行是整个社会信用创造的基础。如果整个社会的信用创造过多，央行就会通过基础信用这个闸门进行调节，而调节的法则也是围绕资产负债表两边恒等的原理展开。具体包括三种方式：其一，资产方内部的此消彼长；其二，负债方内部的此消彼长；其三，资产和负债方的同增同减。对于传统三大货币政策工具，贴现窗口和公开市场操作属于资产和负债方同增同减的方式。准备金政策则属于负债方内部的调整。准备金政策之所以具有“巨斧”效应，是因为提高准备金不仅降低了货币乘数，而且降低了存款货币创造的基数(其他两项政策只改变存款货币创造的基数)。

对于上述货币政策操作，我们注意到并没有资产方内部调整的情况，这恰恰说明了教科书关于货币政策工具的讲解是完全基于封闭经济的。因为对于封闭经济体而言，资产方简化为对政府债权和对金融机构债权，而这两者的置换并不影响基础货币进而整个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所以基础货币的变动只能是后两种方式。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基础货币的投放可能受到国外资产增加的被动影响，这就需要央行进行外汇冲销干预。就外汇冲销干预而言存在两方面的目标：一是数量目标，即避免非冲销干预导致的基础货币过快增长；二是价格目标，即维持汇率稳定。

不同历史阶段的冲销措施

从1994年开始，我国外汇储备呈现第一次增长高峰，这一方面由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态势在这一年得以确立，另一方面这一年实行了汇率并轨，改革之后外汇向央行集中。此后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势头得以确立(见图1)，而央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则一直围绕着如何降低冲销外汇资产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中国货币政策而言，1998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我们采取的是信贷规模直接管控的方式，这很容易消除外汇储备增加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此之后我们转向了货币供应的间接调控模式，这意味着调控难度的加大。从1998年开始央行编制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图1展示了外汇资产占比的走势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002年是又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外汇资产占比还出现过下降态势，在此之后则呈直线上升态势。这实际上表明，央行在2002年之后缺乏足够的工具进行资产面内部的冲销操作了。

冲销再贷款的短暂历史

1999年至2001年，新增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减少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从央行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外汇资产由1999年的14061.4亿元升至18850.2亿元，共计上升了4788.8亿元；央行对存款类机构的债权则由1999年的15373.9亿元降至2001年的11311.6亿元，共计下降了4062，3亿元；期间央行对政府的债权在1999年和2000年维持在1582.8亿元，2001年上升了约1200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增加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减少商业银行的再贷款。这段时期货币政策的操作处于一种顺势而为的状态，因为资产方的内部冲销与商业银行的改革恰好吻合，而商业银行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减少对央行再贷款的依赖。对于商业银行改革而言，当时还有一项制度安排，即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四大国有银行1.4万亿元不良资产，其中收购资金来源包括央行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再贷款。这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2000年央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比1999年增加了4767.27亿元，与5700亿元的再贷款大致相等，差额部分可由不良贷款的余值解释。由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具有存款货币创造功能，因此这样的制度安排不仅有效剥离了资产，而且避免了潜在的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风险。

总的来说，这段时期的冲销操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一方面，资产负债表保持了较好的结构，国外资产占比没有超过45％；另一方面，由于央行进行资产面的内部冲销，有效避免了

资产负债表整体规模的快速扩张，1999年至2001年整体规模的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此外，在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而资产面冲销能够有效避免货币扩张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较好地支撑了人民币汇率。

以央票为主要冲销手段的阶段

从资产面来说，外汇资产的冲销除金融机构再贷款外，另一个可替代的资产是对政府债权，这主要通过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实现国债的吞吐。自1998年央行已经开始从事公开市场操作，因为这是间接调控的三大工具之一。然而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外汇资产冲销再贷款更有优势，因为银行的信用水平显然小于中央政府，所以需尽快收回；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公开市场缺少足够的现券进行交易。到2002年，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部分已经剥离，这时大幅度冲销再贷款已无太多余地；而央行采取回购收缩流动性却面临工具不足的问题。在两难困境下，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一些未到期的回购转化成央行票据。以上就是央行走上了央票为主冲销道路的大背景。

央票作为主力冲销手段是从2004年开始的，这一年之前外汇储备的年增长规模在千亿美元以下，2004年则上冲至2067亿美元。图2展示了每年央票的发行规模和发行期限情况，一个显著特征是发行规模持续增长(2009年除外)，这与图1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是完全对应的。就发行期限而言，央票则呈现出波动性的特点。这与货币当局没有意识到冲销干预的长期性有很大关系：2005年和2006年央票发行期限大都是3个月或1年期，随着它们逐渐到期释放出货币，加之新增外汇储备，央行冲销的压力明显增加，索性采取大量发行3年期央票的方式进行深度锁定。

与再贷款相比，央票的明显缺陷是它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而这与其本身冲销的理念是相背的。2004年至2007年，央行资产负债表保持了年均29％的扩张速度，国外资产占比平均达到68％。此外，央票还面临着冲销可持续性和成本两大问题。关于央票的可持续性问题，由于央票存在一定的期限，它很难担纲央行长期冲销任务，相反由于央票需要付息，当它到期时释放的货币数量比发行时还要多，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扩张的政策，针对这一点有学者认为央票是终将消失的工具。关于成本问题有两种核算方法：一是会计成本，即央行收回的外汇用于投资后产生的收益能否覆盖发行央票的成本，进行这种成本核算是无可厚非的；二是机会成本，即央行是否有其他可替代的工具，它的成本比发行央票更低。如果央行基于这点考虑，则有违其独立性的原则。下文中我们将看到央行将准备金作为冲销工具正是基于这点考虑。

法定准备金为主要冲销手段的阶段

法定准备金作为主要冲销手段于2006年7月粉墨登场。2006年下半年至2008年底，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高通货膨胀时期(食品类CPI最高接近25％)，并且伴随着投资过热，法定准备金率的频频提高正是打着这一旗号。事实上，从央票的发行成本我们可以观察法定准备金作为冲销工具背后的利益考虑。

2006年7月，央票的发行成本已经接近3％(见图3)，而同期法定准备金的利率仅为1.89％。此外央票发行是否成功还需要看市场的认可程度，法定准备金通过行政命令很容易实现冲销干预。2007年至2008年，央票发行利率由不到3％上升至4.2％，此外外汇储备的数量增长由之前的每年2千亿美元以上增加至4千亿美元以上，为了加大冲销力度并降低成本，2007年和2008年法定准备金率分别提高了10次。2009年，法定准备金率没有变动，央票却又重新回归主要的冲销手段，全年共计发行38240亿元，其背后的原因还是央行对成本的考虑，2009年7月前央票发行利率没有超过1.5％(见图3)，低于同期法定准备金1.62％的利率，此后的央票利率水平大致维持在1.7％。

在法定准备金作为主要冲销手段的这段时期，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2007年8月以后央行规定，在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可用外汇直接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这事实上意味着直接缴纳外汇准备金与提高人民币准备金率再购买外汇并无本质区别，它们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都表现为外汇资产的增加和准备金存款的增加。然而略显不同的是，在直接缴纳外汇准备金的情况下，汇率变动的风险则由商业银行自己承担。2007年8月至2010年12月，人民币汇率已由6.83RMB／USD升值到6.62RMB／USD。

法定准备金作为负债面的冲销手段与央票一样，存在着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的弊端。此外它可能对银行体系造成结构性扭曲：购买外汇的资金来源是提高准备金，这对所有银行是一样的，但由于主要的结售汇市场集中在大型商业银行，人民币资金的回流去向也主要集中在大型商业银行，这对中小银行造成了实质上的紧缩效应。考虑到这一因素，央行从2008年9月起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

两次值得注意的冲销操作

(1)货币掉期

2005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进行50亿美元的货币掉期操作。具体来讲，人民银行卖出50亿美元的资产并约定在未来某一时刻按一定价格再次买入。在卖出的时候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表现为外汇资产和流通中现金的同时减少，这与以往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冲销操作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尽管掉期是一种“瘦身”操作，但也存在如下两个问题：第一，掉期操作不具长期性，因为当时卖出的美元最终还是要收回，最终还是造成货币投放。第二，掉期操作还涉及价格问题，如果是在完全浮动汇率制下，掉期的价格可能是对市场很好的引导；在软盯住的条件下，掉期价格则释放了未来汇率的明确信号，可能形成政策套利。

正是由于上述第二点缺陷，货币掉期后来再也没有用于冲销操作。

(2)外汇资产置换国债

央行大规模使用国债冲销外汇资产的过程是伴随着国家投资公司的成立进行的。2007年9月29日国家投资公司成立，2007年8月29日财政部向银行间市场发行6000亿元特别国债并将资金注入中司，央行当日即全部买入6000亿元国债，此后中司用6000亿人民币资金购买央行外汇资产。在此过程中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没有发生变化，相应地央行负债面流通中现金也未发生变化，只是在资产面国债增加、外汇资产减少。2007年12月11日财政部又发行了7500亿元的特别国债，央行相应地又进行了上述操作，我们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可以看出2007年的对政府债权相对2006年增长了13461.3亿元，与两次国债的发行几乎完全吻合。

上述资产面冲销有两点明显优势：第一，外汇资产从央行资产中剥离，明显减少了之后的冲销压力；第二，央行增加政府债权使得公开市场操作的现券增加，从而避免了“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然而上述操作也有值得质疑的地方：中司增加了一笔央行的资产本应该对应一笔央行的负债，然而现实中中

司的负债对象却转换成财政部(财政部实际上是股东)，财政部再对央行负债，这就意味着财政部对中司的债务做了一次担保。如果中司亏损了，财政部将动用纳税人的钱偿还。换个角度，我们将财政部和中司看做一个整体，然后再将内部看做一个委托问题就很清晰了。即财政部以自身负债借入外汇并交由中司经营，如果赚了皆大欢喜，如果赔了财政部撑腰。事实上，黑石项目和摩根士丹利项目的亏损已经充分暴露了委托问题的严重性。

当前冲销困境的深层体制原因

回顾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历程，我们发现这几乎是一部不断冲销操作的历史。1998年至2002年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阶段，我们恰好利用外汇增长解决了商业银行的再贷款问题；2002年至2006年央行创造了央票这一工具主动应对，然而由于对冲销操作长期性和艰巨性的估计不足很快陷入被动；2006年至2008年是准备金大行其道的阶段，这其中央行有很强的利益动机的考虑，然而准备金事实上并不能有效解决流动性充裕的问题；2009年由于顺差的骤降央行有了短暂的喘息的机会；2010年以来外汇资产过快增长的问题重新出现，央行只能是重启准备金工具。

长期以来，央行疲于应对各种冲销措施，也就少了些对长久战略的思考，更没有机会体会货币政策微调的艺术。对此，我们应首先分析当前冲销困境的具体原因。

第一，贸易顺差是造成冲销操作的实体层原因。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贸易顺差必将产生外币资金的流入，而中国的贸易顺差具有长期性。其一，中国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这一过程即意味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对于产生的过剩产品，出口是一个有效渠道。美国在1874～197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97年中有93年保持顺差，这说明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其二，中国人口大国的特点决定了出口加工贸易是解决就业的一个有效渠道。其三，全球化下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进行产业转移，这种生产格局决定了产品由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第二，结售汇和软盯住的制度是造成冲销操作的制度性原因。强制结售汇制度是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时形成的，该制度要求企业和个人手中的外汇都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而外汇指定银行必须把高于规定头寸以上的外汇在市场上卖出，而央行作为最终接盘者，形成国家外汇储备。尽管我们经历了限额提高、头寸综合管理直到意愿结售汇的转变，但由于国家承担了汇率波动的风险，企业还是愿意进行结汇。由此形成的外汇储备就需要央行进行冲销操作。

第三，国债市场缺乏深度和广度是造成冲销操作的技术性原因。由于我国国债规模相对较小且以长期债券为主，这就造成了国债市场缺乏深度和广度，而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恰恰是以国债为主要工具。

对策建议

当前冲销困境的原因可以用蒙代尔的“三元悖论”概括，即我们用结售汇制度实现固定汇率，用冲销操作努力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个过程自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在十多年的货币政策实践中，我们看到央行努力地进行冲销操作，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当前人民币已经陷入了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压力之中。对此，我们不能再在现有框架下疲于应对，改革需要更大的思路。

第7篇：央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 基层央行 营业部门

一、理论观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评述

（一）国内外研究简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导机制方面的进展是关于货币政策研究中最丰富和多样化的。国外的研究不仅修改和扩展了原有的货币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也深人到了定量研究阶段。与此同时，汇率渠道被纳人了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分析，预期等因素也被纳人到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研究之中。西方有关货币政策传导的理论研究是市场经济中的普遍规律，是长期市场经济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于我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但西方理论是基于一定制度基础的，而这些假设和背景，往往在我国的现实经济中并不能得到满足，因此国外的研究成果与中国实际是不相符合的。

国内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导渠道效力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研究、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因素研究和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研究几个方面。国内对传导效力的研究大都基于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的比较，对其他渠道研究较少,在信贷渠道的主渠道作用问题上已基本达成共识。同时国内许多学者都承认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弱化，并在研究中将其作为前提。总体来看，国内的研究大多基于中国的经济特点，学者们的分析在许多方面已达成共识，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我国现实情况总结

具体来说，通过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理论文献追踪和梳理，以及在国内外的实践中进行对比，我们得到了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仍以信贷渠道为主。纵观我国的实际情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利率杠杆的运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开始从单纯的直接信贷传导向信贷、利率和资产价格多渠道传导过渡，但这一过渡仍未完成。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占比较小，银行贷款在新增贷款余额中占有绝对比重，这说明信贷渠道，特别是以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间的相互作用为主的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所依赖的经济金融环境中占主导。

二是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有待进一步强化。在现阶段，我国金融结构和体制因素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主要依靠信贷渠道。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面临“多目标约束”，迫使中央银行在多目标之间寻找平衡，这必然会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近年来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不协调，在新的利率和资产价格等传导渠道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原有的信贷渠道已开始阻塞或萎缩，致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有效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强化主抓环节应为金融领域。由于近期内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的宏微观环境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信贷渠道的主导地位仍将继续。信贷渠道的货币政策传导实际大体包括两个环节：金融领域环节，即“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实体经济领域环节，即“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这其中任一环的微观传导主题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因此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当务之急不仅仅是改革经济体制、发展金融市场这些系统工程，更直接和有效的，是研究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主体的行为效果。

二、履职视角：营业部门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是按“总行-分行-基层人行”三个层次开展的，总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其他二级分支机构则主要负责传导并执行货币政策。基层货币政策传导，主要是从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到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由其通过一定方式将货币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并最终产生影响。营业部门作为下达总行货币政策意图、履行货币政策职能的最前沿部门，直接承担着具体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施货币政策操作的职能，是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传导货币政策的中间节点。营业部门结合部门实际，可以为货币政策在地方的贯彻执行找到相应的切入点，发挥重要的传导职能作用。

（一）落实货币政策操作的一线阵地

随着近年金融经济市场的重大变革和人民银行履职方式和重点的发展更新，货币政策的内涵方式越来越丰富、操作层次越来越复杂、要求越来越高，基层央行营业部门的服务领域和工作层次发生了变化，其作为货币政策具体操作者的职能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基层央行的大部分货币政策职能的具体执行都集中在营业部门，营业部门是基层央行与商业银行间的业务纽带，是商业银行按照人民银行规定接受货币政策调控的操作平台。只有基层央行营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准确地把握了总行确定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和调控趋势，认真解读政策规定、及时了解政策变化、认真执行调控手段、规范办理核算业务，货币政策才能得以顺利地向商业银行贯彻落实，这是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基础条件。

（二）解读货币政策信息的前沿窗口

基层央行营业部门作为人民银行连接金融机构的一线机构，以各种有效方式向金融机构广泛宣传货币政策、传达政策信号，使其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当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目标意图，同时树立人民银行与货币政策的权威性，为货币政策功能的有效发挥创造先决条件，是营业部门的职能之一。同时，营业部门可把货币政策条款转化为具体的业务操作要求，引导其按照要求准确无误地落实货币政策规定。营业部门能将货币政策正确、及时、完整、详尽地向商业银行进行了传达，消除时滞和误解，使得商业银行正确理解和规范执行政策要求，这是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辅助条件。

（三）督导货币政策执行的业务基地

营业部门在与商业银行办理资金清算的各类核算业务的同时，可以把执行货币政策与提供金融服务有机统一起来，加强对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和研究，督促金融机构按规定把货币政策落实到经营决策和经营行为中，为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起保驾护航的作用。只有商业银行真正切实将货币政策的意图落实到其经营行为中，及时调整信贷投放总量和优化信贷结构，才能保证从商业银行到企业和居民的传导环节得以存在，从而使货币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这是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必要条件。

（四）观测货币政策效果的神经末梢

营业部门是会计核算一线部门，在日常业务办理以及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掌握了大量的金融机构的账户资金信息、数据和资料，能通过剖析商业银行的资金运行，及时反映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资金管理的影响。特别是遇重大金融政策出台，营业部门能及时调查了解金融机构的反应，反馈货币政策在区域实施的效能，为管理部门及上级行正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及时调整和控制政策执行力度和方式，使得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符合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金融机构发展的现实需求，对基层央行科学贯彻货币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现状剖析：营业部门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问题

（一）操作部门定位局限，工作沟通存在角色冲突

营业部门在基层央行的定位是会计核算操作部门，货币政策的制定集中在人民银行总行，重大货币政策的审批也主要靠本级行管理部门组织和推动，基层央行营业部门只负责具体核算，导致工作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一是工作层次不高。目前，基层央行营业部门员工对部门在执行和传导货币政策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工作在货币政策层面上的效果和作用。另外加之基层央行营业部门日常事务性的工作较多，对自己所承担的贯彻实施货币政策工作的关注较少，把工作重点放在货币政策业务办理的规范程度提升上，而没有在向商业银行宣传政策意图、深化政策理解上挖掘更深层次的职能拓展，工作水平没有得到更高的提升。二是管理权限缺位。政策实施经常存在细微调整，需要营业部门工作人员与商业银行进行沟通说明，由于营业部门缺乏必要的部门文件或管理权限作为辅助手段，只能过多依靠劝说和口头通知的办法与商业银行进行沟通。在没有管理和检查手段进行约束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单一的通知和劝说，对商业银行贯彻执行货币信贷政策的激励作用和约束作用不强，反而容易使得人民银行权威下降而影响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的积极性，导致工作被动、效果不好。

（二）资源共享程度不高，履职能力有待整合挖掘

信息沟通和共享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基层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工作是在货币信贷部门统一管理下涵盖营业部门的核算操作和会计部门的业务监督的多部门联合系统。而目前检查、管理部门与操作部门间缺乏更加深入了解和共同改进的平台，信息的横向沟通和共享有待加强。

基层央行货币信贷部门和会计部门作为货币政策实施和监督的主要部门，对货币政策的意图和规定掌握程度更高，对于政策执行前半段的理解更透彻。而营业部门作为货币政策实施的操作部门，掌握着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调控之下的金融运行数据和情况，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了解程度更高。货币信贷部门、会计部门与营业部门之间在执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现场检查的联动、信息资源的共享、金融机构的风险预警等方面存在大量需要协调的工作，目前却没有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协调机制，容易导致信息成本和协调成本上升，造成大量数据资源的浪费或重复劳动，这对货币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显然是不利的，使得几部门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都难以深化更高的层次。

（三）商业银行管理集中，货币政策效果难控

面向市场的商业化运作的银行，追逐盈利是其经营的根本，货币政策的传导并不是其法定职能，因此，货币政策意图和实际操作在从基层央行向商业银行传导的过程中，往往存在一定的偏差和漏失。商业银行运营理念和管理体制的现状，也是近年来影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原因之一。

一是目前基层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权限上收、资金上存贷款集中化趋势明显，直接制约了基层银行有效信贷供给，商业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无权限办理货币政策业务，货币政策传导环节在基层有时会呈现真空状态，使货币政策不能按照宏观控制者的意愿实施。二是基层商业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缴存等货币政策相关业务重视程度不够，业务不熟悉，部分金融机构在电话通知催缴的情况下仍然出现漏缴或迟缴现象，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权威性与严肃性，也对货币政策执行的效果产生了影响。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的理想状态，并最终成为制约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重要因素。

四、对策探讨：营业部门货币政策传导职能的完善

（一）深化部门工作理念,强化货币政策传导的操作性

营业部门自身的定位不准、认识不够，是制约营业部门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人力资源瓶颈约束。针对目前工作重点不明、专业知识不深、思想观念不清的情况，基层央行营业部门必须以优化结构、提高素质为中心，采取有力措施，对现有人力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优化。一是完善部门文化，将深化货币政策传导职能这一任务，作为营业部门工作重点写入年度工作计划加以落实，着力培养优良的工作氛围和思想作风，提高营业部门员工对货币政策传导职能的认识和理解及重视，以充分调动柜台员工进行规范货币政策操作和传导货币政策意图的责任心和积极性；第二，建立和完善人才专业知识培养制度，通过加强系统培训，训练员工全面系统地掌握贯彻货币政策所需要的经济金融理论知识，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相关业务的操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全面提升营业部门货币政策传导的能力和水平。

（二）加快建立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强化货币政策传导的权威性

一是以货币政策业务培训或金融机构联系会议为载体，搭建与商业银行、货币信贷部门的交流平台，及时收集、反馈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协调解决货币政策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实现整体联动，确保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二是搭建金融机构交流平台，建立全面的数据监测机制。定期发送调查问卷了解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确保问卷调查真实、客观，并将分析结果向各金融机构反馈，促进其经营行为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合拍，并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三是强化营业部门业务指导和督查职能。可通过抽调营业部门员工参与相关业务检查、定期进行情况通报等形式，适当赋予营业部门业务检查职能，促进营业部门的工作范围和形象由单纯操作型向管理和操作兼顾型转变，提高其在商业银行的话语权和权威度，有效引导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实施的配合度。

（三）加快建立政策传导校正机制，强化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传导的工作实践证明，没有良好的沟通和督促，就没有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没有货币政策的权威和影响，其政策意图就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强化和提升基层央行货币政策的效率，需要进一步加强营业部门对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落实过程中对相关业务办理的规范度和科学性。一是要强化货币政策宣传和引导，在深入了解金融机构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基础之上，规范其业务行为，督促其按时、自觉、准确完成货币政策要求的规定动作；二是建立对金融机构负责人执行货币政策约见谈话制度。基层央行营业部门根据对货币政策执行的检查通报情况，不定期地约见金融机构负责人进行面对面的谈话，传递央行调控意图，指出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维护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参考文献：

1、.“央村央行能动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践思考”，《浙江金融》，2003年，第6期，4-5。

2、何凌云、刘传哲.“货币政策传导的国内外研究述评”，《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年6月，25-27。

3、张翔.“货币政策的微观层面:基层央行职能与绩效”，《金融研究》，2002年5期，106-112。

第8篇：央行货币政策范文

自上一次(5月18日)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银行资金面就持续紧张，市场利率也大幅走高。到了6月7日，央行意外实施的千亿规模正回购更引发了市场资金链的断裂，以至于有资金交易员大呼“灾难日”。

但“伤不起”的资金交易员和同样“伤不起”的货币市场利率没有迎来央行“一月一提准”的豁免，在6月14日5月宏观数据悉数公布后，央行非但没有像往常那样隔天提准，反而就在当天，并且是在债市和港股都尚未收盘时就宣布了提准的消息。

对此，接受《投资者报》采访的专家中，不论是交易部门的投行分析师还是市场旁观者的政府经济学家都大呼“看不懂”。

提准后的第二天，货币市场利率结束前几日的短暂回落行情，便开始一路飙涨，收市时7天回购利率报6.23%，大幅上行205个基点，1月期回购利率7.55%，上行255个基点；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也显著走高，1月期报7.16%，1年期报4.96%。

平安证券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石磊在其微博上惊呼：“利率都飙到6%～7%还买什么股票啊，全借出去好了，这样高的利率如果维持几天，基金都得被赎成银行理财。”“资金面大紧张要到周末，小紧张要到月底啦。”

供给式管理打乱市场预期

在接受《投资者报》采访时，石磊表示，对提准举措，市场都不理解，之所以货币市场利率已经波澜骤起，而央行仍旧上调准备金率，主要在于央行的管理模式是只考虑供给的数量管理方式，并不承诺维护货币市场利率稳定。

6月7日的那一幕戏剧性行情鲜明地展现了这一点。7日适逢端午节假期后第一个交易日，央行上午意外实施千亿规模正回购，加上农行次级债缴款和正常的准备金缴款等，端午节后资金需求下降的预期被突然打破，原本较为平静的资金面骤然吃紧，诸多机构交易员开始紧张地到处借钱，但由于央行的意外动作使大机构对资金收紧的预期加强而不愿拆出资金，当日隔夜回购利率从2.5%跃升至3%，直到下午4点30分收市，仍有机构没有找到钱缴款，迫使交易时间延长。这一后来被资金交易员们称为“灾难日”的一天在石磊看来，是场活生生的“流动性挤兑”。

他表示，央行主要针对有能力供给资金的大银行进行管理，当其意外提出要实施千亿规模正回购时，资金的需求方不能同步得到信息，先知先觉的机构就会由于紧缩预期而多储备资金,这一行为依次传导下去，机构对资金的需求就会超过紧缩数量，也就是说，紧缩预期的加剧就像一个信号放大器，最终导致市场资金面紧张从而发生类似于挤兑的情况。

连续5周以来，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净投放资金4000～5000亿元，加上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有所回升，石磊判断，央行此番提准，大概以为调准备金率收上3000多亿元实在不算啥。如同上述故事一样，回笼3000亿元可能诱发机构多储备2000亿元，最终变成收缩5000亿元，因而这种供给管理型的模式显然是失算的，结果只能是刺激货币市场利率飙升。

一般而言，一国央行总是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维护货币市场利率稳定的，但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瞄准的是存贷款利率，其对货币市场供给型数量调控模式并不承诺维持货币市场利率的稳定，导致货币市场波澜起伏，一旦供给面收紧，资金利率见风就涨，市场预期极为不稳，自然容易形成交易混乱。

因此除6月7日的这起事件外，今年年初也曾出现过机构无法按时缴款而延长交易时间之事，且彼时市场资金面更为紧张，7天回购利率一度飙升到8%。

石磊还称，央行极意外地上调准备金率，不仅让交易员对市场利率的稳定预期消失，甚至央行在资金面已然十分紧张的状态下仍旧选择提准而坚持不加息的行为导致市场对货币政策是从紧还是从松都产生了分歧。

从紧派认为，6月公开市场到期量大，估计外汇占款规模也不低，在当天刚刚公布的5月CPI通胀创下新高后，央行在股市收盘后就立即宣布消息，是在释放坚定紧缩的政策信号。

然而从松派可以这样理解：央行连续第12次上调准备金，而在负利率极为显著的状况下坚持不动用利率手段，是管理层判断通胀即将冲顶，动用准备金仅是为了对抗一时，从而避免加息加大经济下滑风险，为未来货币政策灵活性预留空间。

对货币政策制定者而言，市场对政策导向的根本预期出现混乱，显然对宏观调控是极为不利的。

加息投鼠忌器

法兴银行中国经济师姚炜表示，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反映了央行紧缩偏好，说明政策立场没有转变。然而，这一政策工具的选择非常出乎意料。虽然公开市场在此前四周净投放了2490亿元，5月存款也增加了1.1万亿元，但银行间市场利率仍居高不下，说明银行的流动性已经被收紧了许多。继续通过量化紧缩压制银行，效果未必会更好。

从去年10月央行以上调利率开启这一轮紧缩以来，“提准”一直是央行管理流动性的日常手段。

然而连续提准的累积效应除了体现在5月新增贷款和货币供应量保持低位外，还体现在商业银行为弥补放贷能力受限的损失而“曲线救国”：其一是存贷比比例较低的大银行将债券配置减少，腾挪出资金应付准备金缴款，从而避免利润更高的放贷业务规模缩水，这显然弱化了央行提准的效果；其二，商业银行放贷行为受到约束，就会积极拓展既不消耗资本金又能增加利润收入的表外业务，银行理财、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种种金融创新的中间业务壮大反映出不断提准形成的金融抑制等于是在鼓励金融脱媒，于是不但正规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占比上升，影子银行、地下钱庄的泛滥也促使非银行信贷占比升高，从而使越来越多的钱脱离监管视野，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正如本报前期报道(第20期《钱真的有那么紧吗？》)中说明的那样，尽管银行体系内资金干渴，但总体流动性并不那么紧张，大量银行外资金仍在左冲右突地寻找炒作目标，从小品种农产品到艺术品和玉石翡翠，可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在资金结构极度扭曲的环境里，即便是国有大企业也在承担实际贷款利率上浮的成本，更不必提备受压迫的中小企业，除了央行和金融资本家能占得些便宜外，于企业和宏观经济都全无好处，但央行为什么就是不加息？

全球有1.2万亿美元资产管理业务的纽约梅隆集团市场分析董事总经理尚柯杰(Samarjit Shankar)在6月15日会见央行行长周小川前接受了《投资者报》记者采访，他表示，比起准备金率，使用利率手段要更加小心，如果利率升得过快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会刺激更多热钱流入中国，所以使用利率工具要非常谨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一位不愿对外具名的人士也告诉《投资者报》记者，除了热钱因素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成本提高会加大银行信贷违约风险外，最重要的是政策忌惮加息会放大经济下滑风险，因而始终留有余地。

提准或走入尾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主任范建军则直言不讳地对《投资者报》表示，实际上，央行什么手段都不想动用，但5月通胀再创新高，管理层出于政治考虑必须对此有所反应，因此在多种政策工具中，诸害相权取其轻，选择了动用准备金率，那么短期内加息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受市场资金持续紧张影响，资金利率走高趋势已延续一月，导致央票利率在一二级市场倒挂，发央票收缩流动性已经难有作为。除公开市场操作和加息外，作为一个额外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汇率手段效果如何呢？

上述国研中心匿名人士表示，人民币升值降低进口价格，不但会加大中国进口需求从而带动进口品价格上涨，而且外国出口商一见人民币升值就会率先提价，所以通过升值抑制通胀作用极其有限。

作为外籍人士的尚柯杰也称，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抑制通胀的短期效果存疑，需要等今年下半年甚至明年上半年的数据出来后才能确认。

加息投鼠忌器、央票难有用武之地、升值又恐得不偿失，央行挑来拣去，最终只剩下了准备金率可用。

为补救提准对中小企业在贷款上遭受的不公正待遇，5月底，银监会下发文件，力求通过鼓励银行发行小企业专项金融债、下调小企业贷款风险权重、改变存贷比考核等政策，为小企业信贷打开局面。

但尽管当局仍旧坚持使用准备金工具，并尽力减轻其副作用，在范建军看来，准备金工具已是走入死胡同，再无上调空间。他计算，5月提准回笼货币的量超过了对冲外汇占款和央票到期的需要，已属多此一举，必令银行间市场紧张，事后证明果然如此。

而这一次提准依然在重蹈覆辙，必将刺激资金利率更迅猛上涨，倘若银行拆借资金的成本持续逼近贷款利率，令放贷利润减少，那么银行丧失贷款动力后，就难保银行信贷体系还能否正常运转。

不过石磊认为，7、8月是资金需求淡季，而二季度是需求旺季，5月以来的银行间市场资金紧张熬到6月后就会缓解，中国的银行间市场利率走势一向都是脉冲式的，不会出现持续上升，因此央行会有空间继续提准。

行动还是等待？

央行拒不加息和坚持提准使市场对政策的预期出现混乱。指责者也由此分化，一派说，央行应加息应对通胀，而不是只调准备金率；一派说，通胀马上见顶，熬过去就行，不能为了做样子而胡乱动作。

国研中心的那位匿名人士和范建军都认为，货币政策的效果滞后实体经济半年，而通胀将在6月进入冲顶阶段，为了防止政策超调，而上调准备金率又有诸多弊端，目前货币政策一动不如一静，只要熬过这一黎明前的黑暗即可。

范建军判断，7月初公布的6月CPI数据会接近6%的高位，届时央行为显示在努力对抗通胀将不得已最后加息一次，也有助于缓解深重的负利率泥潭，等到通胀在年中后逐步回落，央行将在8月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因此目前的货币紧缩已进入尾声。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也对《投资者报》表示，目前货币政策基本进入稳定阶段，从货币政策紧缩到影响增长再到抑制通胀，有一个时间过程，所以到一定阶段就需要让累积的政策效应发挥作用。目前经济已开始放缓，通胀也接近高点，货币紧缩确应先暂停一下，待观察效果后再考虑如何行动，假如紧缩效果较好，甚至还可以再放松些。

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也在6月16日发给记者的报告中提醒，应当注意未来几个月会出现的宏观政策松动迹象。这些迹象可能包括高级官员下地方巡访，国家发改委或银监会对过度紧缩的担忧，部分房地产商还贷违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银行间谈判更为艰难，中小企业的倒闭以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下降至12%等。

第9篇：央行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业务

一、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积累了30年的财富，从而使得房地产行业达到了今天这个高度。从解析房地产行业的产业链可以看出，房地产行业的兴旺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这就使得在经济危机中，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需要考虑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到目前，经济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中国，而中国以房地产行业带动的经济模式受到挑战，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得到保证。货币政策作为国家稳定经济的两大宏观调控政策之一，货币政策工具的合理应用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研究。

二、中国经济的情况

（1）进出口。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在经济危机之后，随着中国最大的出口国美国经济的衰退， 其进口的主要是小商品，而中国广东等沿海的经济主要靠小商品的销售，而生产这些小商品的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在经济危机中，抵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非常的低，导致大量企业纷纷倒闭。

（2）失业率。由于出口受阻，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说，2008年以来中国南方已经有67万家工厂倒闭，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此导致的失业人口可见一斑，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从城镇登记失业人口来看2008年前三个季度的失业率为4%，第四个季度升至4.2%，虽然这个数据真实性有待商榷，但是可以看出失业人口在增加。国家政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来看，在这次经济危机并未给经济增长带来什么影响，但是同时结合失业率和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市靠投资拉动的，在国务院作出4万亿投资计划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保8成功，但这不意味着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没有影响。

（4）汇率。在2008年1月之后的半年内汇率从7.25降到6.85，之后一直处于平稳时期，但是2010年5月之后又迎来了一波人民币升值。在此过程中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从未断过，但是由于在08年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76万亿美元，在控制人民币升值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果收到人民币升值冲击就抛售美元，使得人民币汇率稳定。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就会使得中国商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相对商品价格上升，会导致出口受阻，即不利于中国企业的成长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

（5）CPI。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走势可以看出在2009年之前都居高不下，经济有过热趋势。而在2009年一开始CPI出现了急剧下降。这说明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剧烈的，2010年之后CPI在缓缓上升，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国家一系列调控政策之后开始率先复苏。

三、央行针对问题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

（1）货币供应量。在经济危机之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时期，央行为了保证经济稳定运行，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M2走势可以看出，广义货币供应量在持续增加，特别是2009年我国信贷总量达到空前的9万亿元，各个行业出现了各种程度的泡沫，10年，相对控制直接贷款额度，直接贷款额度大概为7.5万亿元，但各种其他贷款性质票据达到3.25万亿元，加之基础建设投入空前的巨大，仅09年人名币发行量就超06、 07 和08年三年之和。到2010年之后可以看出CPI开始回升，表明经济开始复苏，走向稳定，表明央行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提高M2供应量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2）准备金率。当2008年底经济危机传入国内后，央行为了防止经济危机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低迷，开始调低准备金率，刺激经济迅速复苏，到2010年之后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央行又调高准备金率防止通货膨胀。从CPI的反应情况来看，准备金率调整的效果非常明显。

（3）利率。为了配合其它政策的发挥，在08年之前为了防止中国经济过热，以及通货膨胀，央行调高基准利率，收回市场流动性过剩货币，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表现为通货紧缩状况，央行调低利率，刺激经济迅速复苏，因为2009年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货币供给量大大增加，这就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趋势，央行从2010年开始一直在加息，控制通货膨胀。从CPI的反应以及中国率先走出经济危机来说，加息的尺度和其它政策配合的很好。

（4）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有其独特的优点：第一，中央银行市场操作公开性强，透明度高；第二，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有较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第三，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时效性强，时滞性低，效果明显；第四，直接性强，作用范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