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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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史论文范文
南朝时期以注重文学形式创新为特征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根源于当时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引发的对语言价值的探索，玄学和佛教哲学的建构都倚重于语言策略（经典再诠释、清谈、译经、梵呗唱导等
）。受其影响，当时文人形成了重视文学语言形式审美价值的文学本体观念，认为文学是“言之业”，文学创新的关键是语言形式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美学倾向促进了诗的近体化与赋、文的骈化，以
及文体研究的深入、形式批评范畴的形成，并促成了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与批评中的形式美学传统。
南朝时期的作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方面都有凸现形式的倾向。齐梁及隋唐以来，以讫近代，由于儒
家宗经载道文学观的影响，对上述倾向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晚近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多称之为“形式主义”①，并持否定态度。在文体、语言形式日益受到文学研究重视的今天，如何从文学本体意识
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现象?如何评价所谓“形式主义”?这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②。本文认为，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导致新的文学本体论形成的哲学、语言学背景。玄学
的勃兴和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导致了哲学家从经典语言再诠释入手的对此前儒家哲学的颠覆。汉译佛经，重建经典，清谈玄理，梵呗唱导等促使文士空前重视语言。“文”、“笔”之辩，“四声”的理
论概括在创作中运用等现象，标志着经学的载道、史学的叙述等功能从文学语言中分离出去，语言的审美功能、文学的本体得以澄清，形成了文学为“言之业”的观念。这必然以理念和经验的方式去影
响当时和后来，促成诗、赋、文的创作与批评方面的形式美学传统。
一南朝文学形式美学倾向的哲学基础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
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
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
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
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
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
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
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
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
“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
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
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
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
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
，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
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
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
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
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
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
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
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
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
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
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
欧阳建《言尽意论》云：
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
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
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
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
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
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
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
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
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
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
，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为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
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
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
……”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
“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
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
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
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
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
，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
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
《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
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
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
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
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
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
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
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
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
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
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
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
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
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
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
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
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
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
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
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
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
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
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
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
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
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
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
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
“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
》），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
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
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
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
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
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
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
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
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
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
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
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
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
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
”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
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
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
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
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
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
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
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第2篇：文史论文范文
随着改革的深入，北京、深圳、青岛等地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文档管理机构。
美国文件中心是在二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当时军政部门的文件数量激增，军费增加，行政部门费用紧张，急需寻找经济的文件保管方案。美国文件中心建立后，将半现行文件作为管理对象，为各机关提供经济的保管服务，具有精简、高效管理半现行文件的作用。
我国机关文档管理中心的成立，源于2000年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的指导，该《计划》中明确指出：研究建立基层文件中心的实施方案，在北京、青岛、深圳等地开展相应的试点工作。通过对办公集中机关的档案实行统一的管理，相对改革前分散式的机关档案室而言，机关文档管理中心也起到了精简、高效的作用。从政策导向上看，这些新型的文档管理机构应称之为文件中心，但具体的机构命名中，并非每个机构都称为文件中心，且通过研究对比发现，这些机构的特点与美国式的文件中心的特点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1文件中心与机关文档管理中心管理范围的不同
文件中心保管的是半现行文件。所谓半现行文件，是介于现行文件与永久保存的档案之间的文件。文件中心所保管的正是半现行文件，要求每盒文件的月利用率最好不超过一次;利用率高的文件，不接收保管，直接放在形成机关保存;永久保存的文件直接移交到档案馆，文件也不接收。
机关文档管理中心保管的是机关需要归档的文件，不管其利用率的高低及保管期限的长短，只要是属于机关的归档文件，一律接收。一般而言，文件在机关归档后的第二年，便移交到机关文档管理中心保管。具有长远保存价值的档案，在机关文档管理中心保存10-20年后，再向档案馆移交。
2文件中心与机关文档管理中心服务对象的不同
文档管理工作包括以下环节：收集、整理、鉴定、保管、检索、编研、提供利用和统计。文档管理机构的职能设置主要是围绕这几项工作开展，面对不同的服务对象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
美国政府的文件鉴定服务主要由专门的鉴定机构负责，鉴定哪些文件应该向文件中心移交。文件中心仅为政府机构提供保管、检索、利用、统计服务，鉴定到期的文件并提出处置方案销毁或是向档案馆移交。文件中心的管理目标是保证文件保管费用的经济性，要低于文件放置在机关内的保管费用，在此基础上保障文件利用的便利性，比如检索的快捷性以及文件投递的效率等。
第3篇：文史论文范文
市场化进程中经济伦理的“脱嵌”
从后果是否可预期性这个维度来看，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后果无法预期的，例如转基因食品，这种技术创新到底是人类的福音还是灾难，目前下结论还尚早，因而这种技术所带来的后果可以说非预期的;另一类属于后果是可预期的。我国近期所发生的大量有毒或者指标超标食品安全事件大都属于后者。与非预期的食品安全事件相比，所谓可预期的食品安全事件，意即作为食品的生产商以及相关的责任单位(如技术鉴定单位、监管部门等)能够预期到这种不安全的食品投放到市场之后的后果，但是仍然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或者是出于利益、政绩等因素而放松监管，让问题食品流向市场，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值得关注的是，表面上看，企业、商家为了牟取利益，通过使用不合格原料、添加不宜的防腐剂等方式最终让问题食品流向市场，但是我们知道这和市场上充斥的一般的假冒伪劣产品不同，一般的问题商品往往会造成消费者经济上的损失，而问题食品除了给消费者带来经济损失外，还意味着对消费者健康权利甚至生命权的侵害和剥夺。如果商家以及相关的责任单位能意识到上述后果，并站在潜在受害的消费者角度换位思考的话，在考虑相关的“成本－收益”之外，还应该自觉引入伦理的考虑，即他们应该意识到生产食品的目的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还是一种伦理行为，即作为食品企业应该提供健康和安全的食品，这是必须遵循的道义行为，也是必须恪守的一种底线伦理，而生产和提供不健康和有毒食品显然有悖于这种伦理底线。经济行为中的伦理考量显然正是经济伦理学的重要议题，阿玛蒂亚•森曾一般化地提出“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认为这尽管并不能随意消除社会成就评价中的随意性缺陷，但是它可以使社会成就的评价更具富伦理性，而且必须使用更广泛的论点和观点来判断什么是对“个人有益的东西。”［2］(P10)市场本身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是不讲道德的，不会具有伦理偏好的，“帕累托最佳值只能定义经济学的最佳值，但却不能定义社会的或伦理学的最佳值”［3］(P35);“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由和工作的伦理，作为经济协调的形式，它自己本身是不能创造和保持这种伦理的，”［3］(P60)但是不讲法治和伦理的市场是经不起重复博弈的，也无法建立起可持续的市场交易秩序。事实上，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制度，除了具备相应的法治条件，还应该需要相应的伦理基础。正如美国伦理学家R．T．诺兰在《伦理学与现实生活》一书中曾指出的:“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4］(P324)西方的市场经济体系尽管并不完美，但是迄今为止仍然是一种高效运转的制度，并且总体上并没有失范，这应该归功于市场经济背后的伦理基础和法治条件，甚至有学者认为正是来自希腊的理性精神、希伯莱的宗教情怀以及古罗马法律文化的注入，才导致西方的市场经济仍然有序运行。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伦理相比于法律，是更为基础性的东西，因为如果只强调法律的外在监督，而忽视经济伦理的内在理念的培育，“这种基于计算的信任和依靠外在监督的法律会最终导致了商业机会主义盛行”［5］(P281)。一种普遍主义的经济伦理是诺斯所谓的“意识形态”，和法律的强制性措施不同，经济伦理必须是“对相互权利的尊重，是一种内在监督，通过它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内在约束，以便防止各种损人利己行为的发生”［5］(P283)。法律的外在约束固然能具有一定的制约性，但“本身不可能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价值系统，伦理这一外在的价值体系却可以通过价值内化形成一种内在的约束系统，从而使人们在遵从行为规范的同时懂得它的价值或意义”［5］(P288－289)。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一定的伦理基础，也需要众多利益共同体达成伦理共识。一种普遍主义的经济伦理不仅可以带来经济意义上的节约交易成本，而且是市场经济制度健康运行的基础性秩序。在论述经济伦理和资本主义的亲和性关系时，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伟大之处，“在于冲破了氏族的纽带，建立起信仰共同体与一种共同的生活伦理，它优越于血缘共同体，甚至很大程度上与家庭相对立”［6］(P266)，按照韦伯的阐释，正是这种具备普遍主义的经济伦理，才生成了资本主义，而市场经济正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当然，这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仅仅只有新教伦理能充当伦理基础，而只是说，市场经济制度离不开经济伦理的支持，从事实上来看，西方市场经济制度运行有序的国家，除了宗教伦理的传统，还有来自无神论基础上形成的伦理共识。而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恰恰透露出来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尚未形成一种适应市场体制的普遍主义经济伦理，出现了经济伦理的“脱嵌”现象。“脱嵌”概念来自于波兰尼［7］。在波兰尼看来，市场以及经济系统都是从社会、文化系统中孕育而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高度“嵌入”于社会中的，“(市场)在社会和文化标准中被置入的程度，社会和文化的副条件(价格系统就在这些条件下运行)的规模，在传统社会中均高于现代社会。”［3］(P8)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经济才从社会中不断分离出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脱嵌”现象，而经济伦理的缺失显然是这种“脱嵌”症状的表征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其实并不缺乏诸如“诚信经营、童叟无欺”这样的经济伦理，但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历史传统上重农抑商，并没有形成普遍主义的经济伦理，另一方面，这种经济伦理长期对应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在引进市场经济之后，对于急剧变革的市场转型和社会流动，传统熟人社会结构中孕育出来的经济伦理无法与之匹配，导致舶来的市场经济缺乏了伦理共识和伦理基础，转型以来的食品安全问题正是与此有关。
经济伦理缺失的微观视角:从企业到政府
近期国家质检总局对食品安全的网上调查结果显示:在“对当前食品安全形势的看法”这一题项中选择“问题太多，令人失望”的达51．36%，在“造成目前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一题项中，选择“不法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个人利欲熏心”的占29．91%，选择“对失信企业和个人的惩罚力度不够”的占30．22%，选择“执法部门监管力度不够”的则占34．62%。［8］(P10)上述调研数据一方面反映出消费者对于当前食品安全的不满意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消费者认为造成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是企业和相关的监管部门，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有法可依的情形下仍然有这么多的企业供给问题食品?相关的责任部门为什么监管乏力?事实上经济伦理的缺失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从企业责任伦理以及相关的监管部门行政伦理的缺失这两个视角进一步加以剖析。首先食品企业缺乏对消费者健康和安全权益尊重的责任伦理。食品安全问题是在中国市场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甚至在有法可依的情形下仍然频繁发生，愈益凸显出经济转轨中的伦理紧张。具体而言，经济伦理并不是抽象的，而且发生在具体的实践中，在食品安全的诸多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企业缺少责任伦理，企业实施机会主义，越过法律底线乃至伦理底线，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企业如果是通过技术改进等方式来降低成本、追逐利益，这本无可非议，这不仅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环境和社会，会带来双赢和多赢的局面。问题在于，很多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通过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方式来提高收益。偶发性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可以诉诸于个别企业或者商人的个体道德品质问题，普遍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已折射出我们目前的市场经济制度出现了经济伦理的缺失现象，这种缺失首先表征为企业责任伦理的缺失，正如理查德•狄乔治所注意到的:“自由企业的恶，随资本到中国也会发生”［9］(P1)。其次还表现为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行政伦理的缺失。一般意义上，行政伦理作为行政管理领域中的一种角色伦理，主要是人们关于行政活动对错的判断过程以及判断的理由，涉及行政主体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一种判断，即领导决策执行等行政管理活动的合法性问题。行政伦理和广义上的经济伦理是一种交叉关系，政府以及一些执法部门在对经济活动的监管时也需要一定的伦理判断，这不仅涉及到行政伦理，也和经济伦理相关。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的涌现，除了食品企业没有履行相应的伦理责任，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鹿事件中，我们能看到地方政府及相关的职能部门不仅放松了日常的市场监管，而且在事发之后仍然考虑的GDP优先原则和地方、部门利益，丧失了公共部门应有的伦理判断，更没有履行起相应的职责。应该说，这种行政伦理的缺失有着深刻的背景。在中国市场化推进过程中，政府及监管部门受到经济理性的裹挟，一味追求GDP，在日常管理中放松对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的警惕，不再担当公众利益的保护人，而往往成了一些利益集团的庇护者。而按照公共经济学的解释，政府部门其实也是“经济人”，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只不过在选举制国家，政府官员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必须要考虑到公众利益，所以在日常行动和行政决策中不能违背基本的行政伦理。而在我国当前，我们看到是另一种情形。消费者投诉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以及卫生部门借口各种理由，如以质监部门正在调查加以搪塞、加以推诿，“出了问题之后，这些部门互相扯皮，推卸责任，……一碰到有利益的事情这些部门都要管，一碰到没有利益的就会把问题踢来踢去。”［10］正是由于在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以及相关的职能部门一味追求GDP，形成了“逐利化”倾向，同时在这种行为的背后又缺乏一定行政伦理以及经济伦理的制约，以至于这些部门并没有结成一道道防护阀，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难以真正落实。
第4篇：文史论文范文
“创作”一词在辞典中有两层含义：其一指创作文艺作品，其二指文艺作品。因而，绘画创作既包含绘画创作过程，也包含绘画作品本身。就绘画作品本身而言应体现时代主旋律，实际上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或多或少地在作品中反映当下时代精神面貌与问题的某些特征和本质方面的首创性创作行为。几万年前，古人们在洞窟中或岩壁上，用粗壮而简洁的线条勾画出动物或人物的轮廓，充满了粗犷的原始气息和生活气息。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占统治地位，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艺术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充当上帝和教会的代言人的角色。当时有人说：“世界脱下破烂的旧衣，替教堂披上洁白的袍子”。Www.133229.coM中世纪的艺术正是以一种勇于牺牲的无私精神，把灵魂牢牢凝固在耸入云端的教堂的塔尖上。文艺复兴时期，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一千年的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的束缚和奴役，人文主义的学者和艺术家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人生依附，使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更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现在，艺术更是以广泛的、多元的切入点关心、参与社会发展，关注诸多社会问题。
作为绘画创作的主体——艺术家，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于是有人说：“几乎所有的艺术作品在某种方式上都是艺术家生活和工作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反映”。这种说法明显是肤浅的、片面的。如果一幅绘画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它和现实的这种亲近性，那么绘画作为一门艺术早就被摄影所取代。绘画没有消亡，本身就是一种证据，它说明绘画之所以成为艺术并不在于它和现实事物有一种相似性，并由这种相似性产生一种似真幻觉。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艺术教育中，过多地强调如何客观地如实描写，致使不少人掉进自然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业已陈旧的观念和制度有没有扼杀某些天才！歌德曾经说：“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的材料来工作才能使人了解；他也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着人世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为着较高的意旨服务。”毕加索有一次对他的友人克里斯琴·泽尔瓦斯说：“当我在枫丹白露森林漫步时，那一片翠绿使我感到难以承受，所以，我必须把这种感觉用绘画的形式发泄出来。是绿色在支配一切，画家作画只不过想快一点卸下他那感觉和视觉上的重负而已。”这起码可以说明，绘画创作源于主题世界的心灵和精神那种最内在力量的强烈追求，在这点上，古希腊的画家就已经注意到绘画并不是纯粹的模仿客观世界，苏格拉底的论述就是最好的证明。
绘画创作需要灵感，灵感究竟指什么?在艺术概论中是这样解释的：“灵感是指一种暗伏于创作者个体潜意识中的具有独特创造性的心理与思维活动。”也许我在这里阐述得过于繁琐、抽象。这种心灵感觉是如何发生并贯穿始终的，罗马诗人p．奥维德说过：“有一个神在我们心中主宰着。”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创作是一种不可见的心理事件，它是极难考察的。毕加索遇见了一片翠绿，由于无法承受而必须用绘画发泄出来。可想而知，那片翠绿必然牵动了毕加索心灵深处的感受。有位画家曾说：绘画是一种“突然遭遇”。实际上，也是阐述客观世界引发的主观感受。然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感受不同，即使是同一人在同一环境下也难于重复两次完全相同的感觉。思想、想象、感情和感觉属个体，任何人也没有直接进入到别人的心灵中去过。人们的心灵只能通过内省的方式来考察，至此，有一些东西可以肯定，灵感的产生也有主体的思想、情感、观念等诸多因素共同构筑。
绘画创作的过程在于它的不可预计性，凡能预计其未来效果的活动都不是真正的创作活动。在真正的创作活动中，如果开始并不知道最后的作品会是什么样的，甚至到工作临近结束时，仍然不知道其结果如何，只是凭直觉工作，渐渐地朝结束的目标前进，而并不知道它最后的形式是什么，这样的活动方能称为创作。马蒂斯是这样论述这一问题的，他说：“何时为创作结束，当所有部分建立起它们明确的关系，对我来说已不可能全部画一遍的情况下去补充一笔时，它就意味着完成时刻到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艺术家停止思考怎样去改善他们的作品时，就意味着创作活动的结束。
参考文献：
第5篇：文史论文范文
1、论文是学术研究的成果文章。论文是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
2、可以探讨学术问题。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第6篇：文史论文范文
李岚清副总理最近指出：“教师的一言一行无不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甚至影响学生一辈子。因此，教师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真正为人师表。”教师凡是要求学生做到地；自己要率先做到；要求学生不能做的，自己坚决不能做；要求学生不迟到，预备铃一响，教师就提前到教室门口等待等等，看似区区小事，实则细微之处见精神做表率。为人师表对学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它爆发的内驱力不可估量。因此，为人师表是当好人民教师最基本的要求。
二、身教重于言教
学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一所学校的校风校貌与教师的行为表现息息相关，一个教师的师德好坏对教风、学风影响极大。应该承认，目前，敬业乐教、无私奉献于教坛的教师是绝大多数，他们在工作台繁重，生活清贫的情况下以自身高尚的师德与良好的师表行为影响与培育了大量德才兼备的学生，的确令人可敬可贺，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存在，也有少数教师在改革开放特定环境中表失师德和人格，在学生中、社会上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如有的工作消极，纪律涣散；有的弄虚作假，活名钓誉；有的赌博成性，作风下劣；有的吃喝玩乐，贪图享受；有的计得患失，事必讲报酬。如此种种，都玷污了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有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要求。因此，提倡“身教重于言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敬业精神
具有敬业精神的教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能呕心沥血对工作一丝不苟，即使碰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也会想办法克服。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以学生满意不满意，学生快乐不快乐，启发没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了他们的实践能力作为教育教学工作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尽管农村学校教育经费拮据，敬业者仍能以积极因素的心态饱满的热情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台。
第7篇：文史论文范文
一、热爱教育，热爱自己的学校
教师要做到爱岗敬业，首先就应该热爱教育、热爱学校，树立坚定的教育事业心。只有我们真正做到甘愿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自觉投身这种平凡工作，对教育事业心存敬重，甚至可以以苦为乐，以苦为趣，才能产生巨大的拼搏奋斗的动力。教师的劳动是平凡的，教师的生活是清苦、清贫的。但教师在知识结构的近善方面有自求自得的充实感，在精神寄托方面有育天下英才的自豪感。在思想、信息、交流方面有“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独立感，在人际沟通方面有师生相处融洽谐和的亲切感。我们的工作，使无知的玩童变成了优秀学生，使迷惘的青少年成为祖国的栋梁，我感到欣慰。人的一生是应该有个明确的目的，为理想而奋斗，虽苦但乐在其中。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学校关注事业的发展，这是每个教师都应具备的。在实际工作中，珍视为人师表这份荣耀，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赢得学生的爱戴，家长的信赖和领导的认可。
二、热爱学生，建立良好师生关系
热爱学生，是教师所特有的一种宝贵的职业情感，是良好的师生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坚实基础。教师对学生的爱，与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有所不同。它不是来源于血缘关系，也不是来源于教师的某种单纯的个人需求，而是来源于人民教师对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责任感，来源于教师对教育对象的正确认识、满腔热情和无限期望。因此，我们说，师爱是一种充满科学精神的、普遍、持久而高尚的爱。教师越是满怀深情地去爱学生，就越能赢得学生对自己的爱，良好的师生关系就越是能迅速地确立起来并得到健康的发展。这种（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爱的交流是学生成长的催化剂，它可以有力的把学生吸引到教育过程中来，激发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动力，推动学生朝着培养目标所指引的方向攀登。因此，作为教师在培植和处理师生关系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做到的就是热爱学生。
苏霍姆林斯基也曾经说过：“我一生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热爱儿童。”可见，乐于把爱奉献给全体学生是我们必备的道德素质。
热爱学生，就要尊重学生、信任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尊重学生的个性、爱好和隐私。只有尊重学生，信任学生，才能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才能培养出人格健全的学生。任何简单、粗暴、片面的做法，都可能给学生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不允许教师粗暴批评、压制、体罚、训斥、辱骂、讽刺学生。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就要用热情的话语鼓励他；当学生受窘时，不妨说句解围的话；当学生自卑时，别忘记用他的“闪光点”燃起他的自信心；当学生痛苦时，应尽量设身处地地说些安慰话；当学生犯错误时，换个角度想一想，假如自己是犯错学生时需要听哪些话。对学生要有友善的态度，与学生交谈常要换位思考，使学生从心底里体会到，老师的所作是为了学生好，是为了学生的发展。只有坚持这样做，才能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才能树起良好的师德形象。
三、面向全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面向全体学生就是要给予全体学生同样的关心和指导，同样的鼓舞和期望，作为教师应该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满足他们求发展、求进步和需要，使学生从教师的行为中看到希望，受到鼓舞。即使是最差的学生也有他的闪光点，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每一位学生，努力寻找适合各自特点的发展方向，使每一个学生都能有所收获，身体素质好，成绩较差的同学，就鼓励他们在体育方面多下功夫，有特长的学生，就帮助他们选好目标，在学好文化课的同时学好专长，真正让每个学生都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适应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的竞争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培养的跨世纪的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较高的思想品德，具有文明的行为习惯和良好的心理品质。还应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教师着眼未来，面向现代化，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打好各方面的基础。就要在教育实践中，把教会学生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审美、学会健体、学会劳动有机地统一起来，同等重视学科课、活动课的育人功能，把理论和实际、动脑动手结合起来，把课内外、校内外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的知、情、意、行和谐统一，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重知识轻能力、重智育轻其他现象十分严重。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课堂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积极地获取知识，并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在课内外注意言传身教，使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行和行为习惯。
四、身正为范，塑造人格魅力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书，更要育人，以自己的模范的品行来教育和影响学生。在教育中，教师往往总是把对学生真诚的爱用美好而礼貌的语言表达出来。语言文明才能取得学生的信任和良好的教育效果。古人说：“慧于心而秀于言。”教师语言美，则其心必然善良而正，必然追求自身的道德修养。教师的仪表是教师精神面貌的外在体现，是其内在素质的反映和个人修养的标志，对学生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所以教师应做到举止稳重端庄，着装整齐清洁。
第8篇：文史论文范文
姓与名之间用逗号分开，后加英文句号），书名（用斜体，后加英文句号），出版地（后加冒号），出版社或出版商（后加逗号），出版日期（后加英文句号）。[2]（空两格）作者名（姓在前，名在后，姓与名之间用逗号分开，后加英文句号），文章题目（文章题目用“”引起来）（空一格．在财务信息强制披露中，政府应考虑有效披露原则；当企业自愿主动披露财务信息时，也需要根据所提供信息的被利用情况，确定哪些属于过量信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而不再予以披露。5 成本效益原则。财务报告的成本是指企业在提高或扩大报告信息披露的质量或数量中，付出的劳动代价．一般论文格式范文电大的论文答辩会很难吗？答辩一般会问什么问题？有谁有答辩的问题的格谁有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最好是 wrod 的论文的格式范文求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论文大纲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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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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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文史论文范文
二十一世纪初期时事新闻多被列为高中政治考试中的必考内容，而当前高中政治必修课的基础知识中诸如认识论、辩证法、唯物论等均离不开现实生活中的各类时事新闻要素的有效融合。高中政治的日常学习相对而言更偏重于理论化，要求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思考能力以及理论联系现实的能力，对此，在对日常时事新闻的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中，适当地以课本的专业知识加以引导，尤其是在逐步积累深厚的时事新闻之后，在课堂上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在解读和讲解高中政治的知识点时，就更能有的放矢。同样，学生在接触了大量的时事新闻并将其与课本知识糅合起来进行理解之后，其新闻敏感性、政治敏感性以及将课本知识与社会现实融合的能力等必然会迅速提升。为了保障学生对时事新闻的研究能力，教师可以在课前设置新闻五分钟播报和讨论时间。将学生按照政治课值日生的方式进行分组，上课初期学生不但需要对当前国内外的新闻进行播报，还需要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与课本内容联系起来进行表达，其他学生可以作为点评方和辩论方。这种方式对学生知识、眼界、视野等都能有效扩展和提升，以及对学生注意力的吸引和对课堂气氛的有效调节等均有一定的促进效果。学生将理论和时事新闻之间进行融合之后，其思维能力、观察能力以及与其他学生进行辩论时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同样可以得到系统地提升。
二、转变课堂学习观念，合理安排新闻运用时间
(一)逐步开展主题教学，引导学生主动探索
学政治并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相对而言，政治应该是高于生活但同时与生活有极大的联系性的基础学科。在对政治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将具体的学习与生活巧妙地联系起来，不但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利于将学生的思维从书本中脱离出来，逐渐将自身的视角从理论学习转移到社会生活中来。以近期比较火热的“青奥会”为例，“青奥会”本身与青少年的成长紧密相关，因此，与“青奥会”紧密相关的各类时事新闻均可以在课上以主题讨论会的形式来进行。但是在针对新闻话题展开分析之前，建议教师不要采用传统的教师挑选题，学生被动参与的方式，而应由学生根据时事的变化自行选择与课上内容讲解相关的话题作为材料。此种教学模式，将原本以如何应对答题的知识点固有化和模式化所带给学生的压力，从根本上进行了缓解，枯燥无味的教学开始因为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而变得更具有趣味性。
(二)巧妙设计课堂内容，融入时事新闻讨论
时事新闻在高中政治课堂中的融入同样需要巧妙构思，一般来说教师习惯性地在上课伊始的5分钟到10分钟内，或者在下课之前的5分钟到10分钟内，将时事新闻融入进来与学生们进行探讨。但是从教学实践效果来看，下课之前的5分钟到10分钟内学生的思维还可能在教师所讲解的课程内容中，这时候带入时事新闻对于学生思维的迅速转变自然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建议教师将时事新闻作为课上讲解时重要的材料在课程中有选择性地进行融合。当学生带着疑问和新鲜感来面对课堂讲解的转变时，其对本课内容的总结、领悟和归纳等能力，自然会得到有效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