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阶段划分标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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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历史阶段划分标准范文

【关 键 词】詹明信/新/后现代/总体性叙事/合法性

【 正 文】

詹明信的新后现论目标，如他自己所说，是想用一个有调解作用的中介性概念来准确表达和描述各种文化现象整体的构造模式，从而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考察。这就表明了他的理论建构出发点仍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事框架内将经典融入到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评性反思。他的新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与的一种综合，是对理论进行的一种当代重构。而这一目标也决定了他的叙事视角的选择。

在对后现代文化进行的全景式扫描之中，詹明信始终维持了的基本立场，仍然站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立场上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并从理论上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一种广义文化逻辑。他甚至从文化层面上将美国乃至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视为“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统治世界新势头的一种内在的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表达”[1](P57)。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化理论始终筑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理论原则。他坚持认为，文化领域里的每一种后现代立场从里到外无一不是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的政治姿态。

虽然詹明信与许多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场文化灾难。但他同时又运用的立场，辩证地指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合逻辑的发展。他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认识和众多的后现论家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当代社会中社会与文化结构存在着具有断裂性特征的根本性转变，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且指出，作为一种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从文化上统治着晚期资本主义，并创造出一种超越既往的资本主义所有现代形式的全新经验和意识形式。

正是这一经验意识形式构成的逻辑导致了当代西方社会一系列的深刻文化转变：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界线被打破；对现代主义作品的推崇和同化使其丧失批判颠覆锋芒；文化的全面商品化所导致的社会批判性距离的消失；异化感、焦虑等现代人的困扰消失；主体性急剧解体引起的资产阶级个人观的终结；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感在现代观念中的不断弱化；以及后现代的虚拟性超维空间导致的方向感的丧失。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由图像与幻影构成的文化所投射出的巨大超现实，它具有零碎或片断性的基本特点。

指出并承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或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断裂性特征是詹明信与多数后现论家的共同之处。但与其他许多后结构理论观点不同的是，詹明信是从经典的认识基点出发，认可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但他的批判目的不仅仅是对当代潮流的一种抗拒，更重要的是寻求历史感的恢复或重建。因此他的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而拒绝放弃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叙事理论的基点，坚持历史叙事的总体性观念则是詹明信与许多后现论家理论分歧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对总体性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家一致认为，总体化理论意味着对多元的差异性事物进行镇压的图谋，是为一种总体性的暴力提供法律上的依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此基点上构筑其合法性。利奥塔认为，总体性观念依据的是一种普遍性价值尺度，而现论描述正是以这样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社会的所有方面，但却又是不可靠的。这便导致许多后现论家对总体性话语提出质疑。在利奥塔看来，这样的一个能够支配我们所有领域原则的总体性叙事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不同语言游戏的不同规则，如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决定的。语言游戏的这种不可通约性表明，语言游戏具有多元性和迥异性特点，它们不可能被统一在某一叙事之下。所有对总体化理论的质疑便指向了总体性叙事的图谋，即力图向人们提供一个将所有证明的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的证明的陈述——元叙事。在利奥塔那里，对于这种元叙事的不信任便是“去合法化”，被合法化的经典叙事，如关于人类解放的元叙事话语便遭到颠覆。因为在他看来，的元叙事话语在今天已经失去对一切可能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决定的能力。“宏大叙事已失去它的可信性，无论它采取什么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还是解放的叙事。”[2](P66)。在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在像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分裂或断片似的状态中，存在着只是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差异或异质性才是其根本。

詹明信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虽然主要也是依据现代语言学与叙事学理论，但他始终坚持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基本观点，声称“文学文本的政治阐释是所有解读与阐释的惟一视界”[1](P17)，并坚定地维护总体性理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他用“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来说明总体性的主导叙事的合法性。这一术语，在其他后结构理论者看来，是带有权力话语的霸权特征的总体化叙事，是将自己定位于所有叙事之上的一种元叙事。而在詹明信看来，主导叙事或总体性叙事并非像利奥塔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从人们的视界中消失。相反，它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在继续构筑着人们的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无意识深处，悄然地产生着无法抵消的作用。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非因果论，将社会历史结局视为任意性的结局的观点，詹明信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坚持社会总体性决定论模式，将历史看作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连贯叙事。在对利奥塔等人质疑总体性叙事理论合法性的回应中，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将商品化的原始动因伸展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每一领域，贯穿于知识、信息以及无意识自身在内的每一领域。依据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基本特征，詹明信断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文化类型。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便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相应文化阶段。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新兴的文化与此前的某种主导性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上，“各时期之间的急剧变化并不普遍地涉及内容的完全改变，而更多地是一定现存因素的重构：前一阶段的或制度的从属性特征如今可成为主导性的，再往后又从主导性成为次要性的了。”[3](P123)这一分析既辩证地包含有对后现代形式的断裂特征的强调，同时又含有对与后现代形式之前的形式在逻辑上的延续性推论。这一论述表现出詹明信的叙事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框架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语境化阐释。

詹姆逊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角度可以让人更为深入地理解他的总体性立场。他接受了卢卡契的的批评理论，认为在文学叙事中更能使人看到总体性的方式。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都显现出一致的社会批判倾向，而这种总体性倾向是在对矛盾的各个阶级和对抗的生产方式的综合连贯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文本正是以其完整的自主性和整体性对抗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总体性对它的同化，行使着社会批判的功能。詹姆逊阐释文学文本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应承认作品自身的整体性；其次，对一部完整的作品必须“依靠一般的背景(当然，这些背景也在每时每刻以及不同时代之间发生变化)来理解”，必须将它置入不同的阅读语境中来理解，这实际上就是把作为完整作品的个体放到一个较大的关系范畴中去进行解释。就文学的形式而言，他也认为，“即使是艺术作品的自足性也是有变化的，这取决于作品是否有意识地引发与业已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整体进行对比，因为各种文体是先存在于相对而言是一种系统的复合体中的，而这些复合体本身又能以它们的历史共存或连续构成为研究对象”[3](P125)。这样，单个的文学文本就被联系到更广的同类文体或不同文体的共时和历史的范围中得到对比研究，并通过这种对比研究获得更全面的辩证的说明。

作为学者，他在关于总体性问题上表现出的坚定性表明，这一问题恰好是他与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理论之间理论分歧与论争的焦点。他指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总体观，认为无论社会制度、艺术作品或哲学，只要试图从总体上去把握它，就会带有总体的压制性质。詹明信在研究了流行于欧美社会中的各种阐释的新理论后发现，对待各种非理论的修正与挑战，能完满地阐释马克思原著中根本的哲学观念的便是卢卡契的思想理论。而卢卡契理论的最突出建树和核心观点就是总体化理论，它坚持了的总体观认识论原则，并把所有对世界进行感知和认识的不同方式融会其中。他的先决观念就是视整个社会生活为一体。更进一步地说，尽管承认，每个人的心智会受其自身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但就人类总体来看，所有的人都置身于某个让人难以直接把握，有着它自身规律的大网之下。因此，当今某些学者指责过时的地方，恰恰能证明它的生命力优于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哲学流派。基于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大胆地声称，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它旨在联结打通不同学科及其学术语言之间关系的观点不容忽视。由于辩证法规则是唯一不受制于某种专业语言，而超越各专业之上的，詹姆逊称之为“超规则”系统。有了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便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考察。

而就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状况而言，詹明信进而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表述首先要求建立一个能将其置放在更广的历史语境范围内，并能对其进行阶段性划分的叙事框架。后现代文化在詹明信那里便被解释为商品化的更高级和更纯粹的阶段。詹明信同时坚持后现代文化的异质性不可还原，声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主导性文化，意味着抗争性、抵消性的逻辑和倾向在一个复杂的力量场里的运动。建构这样的一个描述模式就必须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整体性考察。《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便体现了他的这一总体性理论构想。语境化是评估后现代文化多元性的有效途径，“只有依据某种主导性文化逻辑观念或霸权主义式样，真正的差异才能得到估价”[4](P146)。

詹明信对后现论的最富挑战性的理论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内将现象进行连接。他从两个方面为其总体化理论的合法性进行辩解：首先，差异自身不可能在关联着的系统的语境之外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符号或代码意义都产生于它自身所在的系统之内，都是在其具体的语境中被理解的，因此，这一文化语境就具有总体性的价值特征。其次，总体化的分析对于描绘资本主义霸权化和体制的效果图式是必不可少的。詹明信认为，对差异性、独特性和异质性的强调一方面会产生一种混淆视听的虚构来将单一性、特异性实物化，又可能将人们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转移，忽略了大规模生产消费、大众媒体宣传、社会一致性以及全球性市场关系产生的雷同、无个性、统一制式的弊端。

毋庸讳言，詹明信对总体性叙事的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观，即人类社会的发展筑基于其发展进程中所依循的内在的逻辑发展规律。而这一点又必然伤害到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立场，即认可西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显然与他的社会批判立场相矛盾，似乎也是其理论立场的致命伤。

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便会陷入另一困境。否定总体性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批评现代性的同时肯定了总体性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谓的那个与现代性断裂的后现代状态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理论预设。而且这个后现代性概念的预设实际上是设定西方社会从旧的历史阶段向新的历史阶段过渡的这样一个总体叙事，因此他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总体化的立场。正是现代性及其急剧的历史断裂的理论预设导致了对一个全新状态的描述，并以此证实后现代术语的合理性。总之，后现代的观念必须建立在某种总的控制性叙事和总体性的概念的基点上。

从总体上看，詹明信的总体化理论比较令人信服地回应了后结构主义者对元叙事的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任何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果始终坚持对总体性理论原则或元叙事的否定认识，就无法再进行他的后现代语言游戏。因为被标上“后”这一前缀的术语终究会将人们带入历史的连续性的话语之中。任何承认后现代状态存在的理论都必须面对此前的存在，而对“前”与“后”的历史叙事本身就预设了这一话语中所暗示着的某种总叙事、总体化的历史阶段划分以及历史的相继性的思想。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使他们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而他们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又恰恰使他们陷入另一困境。如果我们在描述中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化状态确实存在，并在这一前提下进行我们的文化批判，那么，我们对其进行批判的立场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又可能将我们带入到某种理论预设之中，从而使我们陷入现代思维模式，承认元叙事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詹明信对总体化理论的坚持正好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理论的困境。

【参考文献】

[1]F.Jameson，1981，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

[2]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第2篇：历史阶段划分标准范文

论文摘要:论述了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我国现阶段贸易摩擦形势严峻的问题。首先从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人手，客观地讲述了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然后以综述当前相关理论研究作为铺垫，用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数据来说明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无需惊恐而是应该沉着冷静应对，积极挖掘有利因素。最后，提出了摩擦曲线和摩擦曲线组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经济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虽然在后WTO时代，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但是，贸易摩擦是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沉着应对，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Real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2/(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4)美国在日本等国的挑战面前逐步放弃曾经给予日本的不对称贸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又落在了美国的后面，所以最终引发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又有加速发展趋势，但是明显不及欧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态势。

<3)欧盟。由图3可以看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确具有优越的发展趋势，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欧盟乘着国际经济的大好形势，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倾销税在内，欧盟按贸易额加权平均的关税也只有300，远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同时，欧元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国与日本的，见表1;其次，欧盟也日趋重视多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加强了与欧盟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尤其还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贸易网络作为其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现存状态还是从发展趋势上，欧盟都是和美国对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3)最终目的是要证明:若前面两点都成立，则充分说明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著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

本文从现状到理论再用数据说明现状，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摩擦的增加，特别是经济贸易层面的摩擦。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摩擦是不可能消除的，由于摩擦曲线组的存在可能性，即使中美贸易摩擦的减少或是消失，必定将会有新的贸易摩擦国的出现，进人下一个摩擦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