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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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第2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

（一）《提纲》中“实践”概念

《提纲》可以说是马克思形散而神不散的思想笔记，它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核心引出现实关系作为基础，进而提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的任务。《提纲》公开树立“新的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旗帜，同旧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相对立，从而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而界限的根本就在于科学的实践观。

（二）《形态》中“物质生产”概念

《形态》将“实践”具体化为“物质生产实践”，然后由此出发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范畴，国家和阶级的生产力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

《形态》指出：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生产是改造自然的活动，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人们不能单独地、孤立地进行生产，必须联合起来，在生产中结合成一定的交往关系，也即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其他历史规律的基础，也是人类历史最深刻、最一般的规律。

二、《提纲》中“实践”概念和《形态》中“物质生产”概念的联系

（一）以“实践”为核心的《提纲》是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形态》的准备工作

《提纲》是以“实践”概念为核心，《形态》是以“物质生产”概念为核心，两者都是阐述唯物史观，《提纲》可以看做是《形态》的准备工作。这从马恩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在1845年春天，马克思已经“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它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他们开始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观点了”，《提纲》可以说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的“提纲”，而《形态》则是“详细制定这种观点”即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著作。《形态》进一步发挥了《提纲》的思想，从而使科学的实践观系统化，《形态》可以看做是《提纲》的具体化。

马克思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大致是：实践-物质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提纲》确立了科学的实践概念，《形态》则指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从而从实践概念过渡到生产概念，建构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构架，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马克思的思想过程也可以看出“实践”概念是“物质生产”概念的铺垫和准备。

（二）“实践”和“物质生产”两个概念分别作为《提纲》和《形态》的核心范畴，并由此衍生出与之相关的唯物史观范畴

《提纲》以科学的实践范畴为中心，论述了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的本质、社会本质、哲学功能等，将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基本特征。

《形态》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确立了生产关系的范畴，由此出发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等基本原理。

（三）从“变革的实践”到“无产阶级革命”

《提纲》中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这里明确提出“变革的实践”概念，并且指出：“哲学的功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改造和变革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动力，唯有实践活动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形态》通过实践过渡到物质生产，再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从而将《提纲》中的“变革的实践活动”具体化为“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而无产阶级革命也需要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基础，需要物质生产实践提供支撑。

（四）“物质生产”赋予“实践”更多的历史性

《形态》中的“历史”意味比《提纲》更浓。《提纲》中第一条虽然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实践”，但没有明确实践的“历史性”，只是在抽象的哲学意义上论述实践，直到第六条对比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时才明确其历史性。“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

《形态》在一开始就明确人的感性活动是历史性的活动，接着在历史中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历史中探讨国家和阶级的起源，并指出资本主义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无产阶级历史任务是资产阶级，实现自身和人类解放。

（五）“实践”到“物质生产”的过渡符合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

《提纲》主要从抽象的哲学意义上谈论实践，将新的实践观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观进行对比，而较少联系具体的实践活动。《形态》将“实践”具体化为“生产”，特别是物质生产，并揭示出一系列由此而来的具体的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经验的具体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抽象层面的具体是社会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总之，“实践”概念的提出为“物质生产”概念的提出提供前提和思想准备，“物质生产”是“实践”的具体化和发展，这体现了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进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理路，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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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庚科.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本分析[J].理论界，2010（3）.

[4] 程彪.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物质生活的生产”[J].长白学刊，2012（4）.

第3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

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研究在经历了思辨哲学的洗礼之后开始走上科学化之路。当然，这种完全抛开了哲学思辨，过分依赖实证方法的历史研究同样存在缺陷:首先，由于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具有局限性和不完备性，因此，单纯依靠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不可能引申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规律，也不能预见未来，这就丧失了历史研究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其次，过分依赖实证方法必然使得历史研究丧失其应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实证主义态度总是以无批判的方式肯定各种各样的经验，……我们甚至可以把实证主义理解为‘肯定主义’。”丧失了批判精神的史学家们只懂得以赞赏和肯定的目光来看待历史和现实，却不懂得历史的发展恰恰源自于批判和否定。单纯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会把当下存在的社会现实当作永恒不变的状况，并从这种现实出发对社会历史进行分析和论证，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

“哲学”与“科学”的融合: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取向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没有因循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也没有简单复制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在他们看来，科学实证与哲学思辨，对事实的经验描述与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是互为补充、互为条件的。通过对以往社会历史研究的批判反思，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哲学和科学交叉互补的方法论空间，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创造性地实现了哲学与科学的联姻。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批判思辨哲学，但并不否定哲学思辨本身。他们多次提出要“消灭哲学”，但是，他们真正“要消灭的不是一般的哲学，而是那种脱离实际的概念推演和思想上自我编织的幻想”。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哲学是有明确指向的。他们没有否定全部哲学，更不是要否定哲学这个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所要消灭的是那种自视可以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用主观臆造的各种联系强行替代各种客观联系的旧哲学，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就是这种旧哲学的典型代表。当然，思辨哲学只是哲学的一种具体形态，而不能代表全部哲学，思辨哲学的没落并不代表哲学思辨的价值也被同时湮没。“思辨哲学和哲学思辨之间更没有必然关联;……哲学思辨并不必然导致思辨哲学，思辨哲学的衰落也并不意味着哲学思辨本身不合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以往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划分哲学和其他科学的界限，试图解决现实世界各领域中的问题。事实上，现实问题不是“以思辨和非实证为主要特征”的哲学所能解决、所应解决的，真正需要由哲学来研究解决的纯哲学问题只是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哲学的作用体现在对相应的经验材料的“处理方式及其前提”作批判的考察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沿用思辨哲学的方式构造虚拟的观念世界，但他们并不否定哲学思辨本身。他们关于哲学反思和批判功能的阐释就是对哲学思辨的充分肯定。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张把历史交还给科学，但同时也强调辩证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曾多次表示，随着自然科学的日趋成熟和人类社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社会历史研究应该归入实证科学领域。但是，他们同时也强调了辩证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任何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都要实事求是，并尽可能详细地占有经验材料，“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

历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和现实历史的起点相重合，历史研究首先是“对现实的描述”。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实证方法并非完美无缺。马克思曾就19世纪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单纯依靠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做法进行过批判，指出过度依赖实证方法的社会历史研究必然会陷入非批判性和保守性的误区。马克思认为，实证方法存在的缺陷需要由辩证法来弥补。将辩证法引入社会历史研究的优点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所提示的批判原则乃是使科学避开无思想的实证主义和引导到‘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的守护神”。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哲学和科学做了明确区分，但也强调二者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高度互补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就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他们一方面批判了传统思辨哲学从抽象理性原则出发建构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观念世界;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单纯依靠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存在的局限性。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放弃过对现实世界的细心观察，也从未中断过基于经验事实的理性思考。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超越了以往的一切历史观，在曾经混乱不堪的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认识路径。后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种种误解，“不管是依据马克思学说中的哲学性内容而将马克思解释为自觉发动了哲学革命的哲学家，还是依据他终结哲学并推崇科学的言论而将他塑造成旨在发现铁的规律的科学家，都是对哲学和科学在马克思学说中相互交织的复杂性程度认识不足的表现”。事实上，“哲学”和“科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有机融合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一大特色。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哲学—科学二重性”

从实践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从联系和发展变化出发的辩证法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哲学原则进行“科学化”改造的理论成果，是他们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过程中。“从抽象到具体”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p#分页标题#e#

(一)从实践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

唯物主义思想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可谓源远流长。然而，长期以来，多数唯物主义者只能用这一原则去解释自然界，一旦回归社会历史领域，他们就彻底背弃了唯物主义。在旧唯物主义者中，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最为直接。由于他把客观存在的人引入了社会历史，因此赢得了马克思的高度赞誉。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缺陷也逐渐呈现出来，他虽然看到了人的“感性存在”，却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由此，他也不可能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也不会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现实意义。

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看到了“现实的个人”，而且看到了“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重新阐释了唯物主义原则———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原则。实践的世界观的确立使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摆脱了旧唯物主义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原则，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的“原则”;社会历史不再是某种神秘力量统治下的观念世界，而是由“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交织而成的客观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发现的实践唯物主义原则重新“输入”了他们的社会历史研究之中。由此，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原则也就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内在的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研究中，他们始终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在占有丰富实证材料的基础上总结历史规律而不是在观念的世界中构造历史。

(二)从联系和发展变化出发的辩证法原则

在古希腊，辩证法曾是一种在对话中通过矛盾的揭示与否定而通达真理、理念的思想或认识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辩证法是一种一般的方法，可以运用于一切科学和知识领域。康德把辩证法同揭示客观矛盾联系了起来，从而使辩证法具有了客观的含义。此后，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充分发展，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

在肯定黑格尔辩证法进步意义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找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即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容纳了一些“事实”，蕴含着批判的本性，但它的目的是构成一个与“事实”相对立的“概念”世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徒有一副“批判的外表”，实质上不过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唯心主义基础的同时也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精髓，并将其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逻辑先于历史，所以需要由逻辑来决定历史据以实现的模式，历史仅仅是逻辑的注脚;对马克思而言，从逻辑出发构想历史的实现模式是徒劳无功的，历史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历史的实现模式只能由历史本身决定而非由逻辑决定。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为他们自己的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辩证法原则。沃尔佩认为，的辩证法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对立的“科学”的辩证法，这种科学性来自于它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

(三)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原则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原则最初是由黑格尔提出的。在黑格尔看来，绝对观念是事物存在的第一原则，它的纯粹逻辑的发展是现实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现实事物只是思维的外部表现。由于黑格尔“将思维方法的结构本身直接硬化为逻辑本体”，从而彻底落入了绝对观念的陷阱。

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马克思认为，在理论研究的两端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具体:第一个具体是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第二个具体是理论研究的最终结果(思维的具体)。科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就是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再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马克思还认识到，科学研究并不等同于理论构建。理论构建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以叙述的方式将理论呈现出来的过程，它只能以抽象作为逻辑起点。因此，从抽象到具体是理论构建活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式和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运动过程虽然表现为概念的运动，但它是在直观和表象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脱离具体对象的纯粹的概念的运动。马克思认为，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应从感性材料出发，通过分析、综合、概括等人的抽象思维活动，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形成一系列反映着对象本质的概念和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社会历史研究工作业已完成的情况下，社会历史理论的建构才成为可能。因此，研究方法是叙述方法的前提和准备，叙述方法必须以现实的具体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研究的落脚点是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实证考察，正是因为这种“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内容为叙述方法提供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虽然也表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但却完全不同于思辨哲学对于历史的空想和虚构。

第4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

在恩格斯“哲学的终结”语境背后，既包含着“哲学的终结”的思想内涵，也包含着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还隐藏着对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性质的理解问题。可见，正确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思想，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也是我国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最近，拜读了陈文通教授《重新解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以下简称陈文）颇受启发。陈文对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基本内容的阐发，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确有不少独到见解。同时，我也感到，陈文对恩格斯“哲学的终结”及其相关论述的解读，大有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必要。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体会，与陈文通教授商榷，并就教于陈老师和各位读者。

一、“哲学的终结”是“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而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的“哲学的终结”，究竟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还是指“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在阐述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主要内容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终结》一文的核心和要害是“哲学的终结”，并认为，“哲学的终结”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且是“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主张，“一旦我们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从而‘绝对观念’和‘绝对真理’）的荒谬性质，那么，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1]20显然，陈文在这里所说的“全部哲学”，舍弃了恩格斯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的限制词，把“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理解为“全部哲学的终结”。仔细研读，我们就会发现，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指“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2]219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恩格斯的其他论述得到证实。

“哲学的终结”是神秘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既是对杜林的“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的批判，也是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杜林的哲学属于“先验主义”。杜林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有一个所谓“一般的世界模式”，即作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原则。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正是借助于这些一般的形式和原则而产生的。离开一般的形式和原则，便不会获得认识。对此，恩格斯批评说，杜林颠倒了原则和现实的关系。在恩格斯看来，“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3]374与此相反，杜林是从原则出发，在思想中构造现实世界。可见，杜林的“原则在先”的观点，完全像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做法。杜林的“世界模式”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抄袭。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他以“绝对精神”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历史的发展，甚至是用“绝对精神”的活动代替人类的历史活动。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占统治地位，人类的历史服从“绝对精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变成了虚幻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变成了神秘的历史。和黑格尔一样，杜林是用“一般的世界模式”和原则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把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这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作为思想的观念和原则不是来源于人的头脑，而是来源于现实世界，思想是在认识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2]242我们不应把现实世界归结为思想和原则，相反，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发现思想和原则。一旦我们发现了思想和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即不是用思想解释世界的发展，而是在根据发展的世界形成思想，那么，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终结了，取而代之的便是不同于唯心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辨终止的地方”也就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伴随着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产生了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实践哲学”。

“哲学的终结”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终结。杜林主张“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并以为他自己的哲学已经发现了永不变的“终极真理”，达到了绝对可靠的认识。显然，杜林所谓的“终极真理”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绝对精神”支配的，“绝对精神”演变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便达到了对“绝对真理”的认识。这样一来，黑格尔的哲学就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成为“真理的大全”。实际上，黑格尔是把个人的认识置于人类的认识之上，把个人的思想夸大为“绝对真理”。这显然是错误的。恩格斯主张，人们的认识充满着矛盾，即思维上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3]427就人类的思维的本性而言，它要不断地去认识无限的世界，以便达到对世界本质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是在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的认识中实现的，无限的认识总是通过有限的认识来实现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的认识不可能最终完成，不可能达到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这就是认识的矛盾。但是，黑格尔哲学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人们认识过程的矛盾。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宣布为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并以为“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2]216显然，企图消除矛盾的结果，引起了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3]363引起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黑格尔企图以个人的认识代替人类的认识。“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2]219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不是“全部哲学”的完结，而是以往那种试图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完结了。

“哲学的终结”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杜林以“世界模式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先验主义”的哲学体系。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黑格尔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尽管黑格尔哲学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但是，为了建立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得不牺牲辩证法。“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尽管世界是不断发展过程，但是，为了体系的需要，“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学的认识上是这样，在历史的实践上也是这样。”[2]218而按照精神支配一切的唯心主义观点，既然作为认识主体的精神有终点，受精神支配的历史当然也有终点。其结果是，“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3]376可见，黑格尔的哲学宣告了“历史的终结”。“绝对观念”既是哲学体系的终点，同时也是历史的终点。然而，现实的历史并没有终结。真正终结的不是历史，而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哲学的发展。黑格尔哲学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也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因此，黑格尔哲学的终结，意味着“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就哲学被看作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3]362可见，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既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结，也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

总之，恩格斯所说“哲学的终结”，绝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在“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终结以后，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是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真实内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才能真正把握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区别，才能深刻理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二、“哲学的终结”是哲学形态的变革，而不是哲学的消失

随着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产生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那么，从黑格尔哲学保留下来的逻辑学和辩证法是哲学的内容，还是属于实证科学的内容？陈文认为，“这样一来，全部哲学都被实证科学驱逐出去而寿终正寝了。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一方面，它本来不属于哲学基本问题考察的范围；另一方面，既然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那么，辩证法也就寓于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现代唯物主义之中了。”[1]17在陈文看来，既然全部哲学都消失了，那么，融合在现代唯物主义中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当然也就不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显然否认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和旧哲学的联系。事实上，在恩格斯看来，“哲学的终结”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是一个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3]481也就是说，以往的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而不是被“抛弃”了。“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3]484，而是克服以往哲学的抽象形式，保留以往哲学的现实内容。正如黑格尔所指出：“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4]40“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对以往哲学的简单拒斥，更不是宣布以往哲学的消失。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作过论述。让我们进行分别的解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364而在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原样保留了这段话。[3]738在恩格斯看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总是把哲学当作“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2]241其结果是把哲学圣神化、神秘化了。而随着现代唯物主义的诞生，从根本上消除了哲学的神秘性质，那么，作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哲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而以往的哲学终结了。但是，在以往哲学中存在的辩证思维方式，被保留下并融合到新的哲学形态中。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257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现实出发，而不再从头脑出发，在事实中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在头脑中构造事物的联系。这样一来，不仅自然领域中导致了“自然哲学”的终结，同样，历史领域中也必然导致“历史哲学”的终结。在这两个领域中，旧的哲学被驱逐出去了。但是，以往的哲学在思维领域中被保留下来，其主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说，逻辑学和辩证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说：“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2]308-309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尚能苟延残喘”的哲学，是“一切哲学的废物”，是和辩证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旧形而上学。一旦辩证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以往的那种固守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必然在实证科学中消失，而辩证的思维不属于“哲学的废物”。所以，辩证法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被保留下来。

恩格斯以上的论述表明，虽然以往的哲学终结了并被新的哲学所取代，但是，以往的哲学并不是一无是处，其中存在着合理的内容，这就是辩证法思想。这些思想被保留下来。可见，“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中断，也不是哲学的终止，更不是哲学的消失。“哲学的终结”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克服的是已经被人类实践证明是荒谬的东西，而被保留下的恰恰是被人类实践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当然，对于被保留下来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吸收借鉴和改造，转化为新的哲学内容。

不可否认，恩格斯的确这样说过，“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3]481在恩格斯看来，经过批判改造以往全部思想内容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里所说的“不再是哲学”，意味着不再是以往的旧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说明现代唯物主义属于世界观的哲学，是不同于以往的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因此，恩格斯所说的被保留下来的辩证法，是经过改造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我们只能在哲学的意义上，而不能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理解辩证法。

恩格斯多次强调实证科学必须和理论思维相结合，也说明“哲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消失。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不能离开辩证思维，否则，自然科学就会陷入困境。“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2]300在历史上，自然科学曾经走向神秘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蔑视理论思维，蔑视辩证法。这就表明，自然科学的进展，不仅不会“拒斥”哲学，反而需要哲学的“呵护”，实证科学一旦离开了辩证思维，它必然要受到哲学的惩罚。一方面，恩格斯主张，自然科学的进步推进了哲学的发展，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改变了哲学的形式，甚至改变了哲学的内容。比如，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到辩证思维方式的转换，就是自然科学进步的产物。这种转换“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发现本身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这些发现不会甘于再被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这无疑说明自然科学的进步对哲学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自然科学发展对辩证思维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步履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行程中要克服大量额外的阻碍。……如果理论自然研究家愿意在辩证哲学的历史存在的形态上来较仔细地研究这一哲学，那么上述过程可以大大缩短。”[2]286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推动作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这个自发的过程如果一旦转化为自觉的过程，就会加快哲学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恩格斯还高度重视哲学对于自然科学进步的积极作用，科学家一经自觉地掌握辩证思维方法，必将极大地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而表明，“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因此，“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2]284可见，辩证的思维方法对于自然科学的进步，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论述足以说明，“哲学的终结”不是对旧哲学的简单拒斥，也不是对旧哲学的全盘否定，而是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消失”，而是哲学形态的变化。尽管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哲学形态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哲学，更没有、也不可能取消哲学，只是改变了哲学的形态。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没有试图阻止哲学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5]128

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实证科学，而是新形态的哲学

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终结”的产物。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把握现代唯物主义的性质呢？它究竟是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对此，陈文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不是哲学。既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就是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就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新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是哲学了。”[1]27陈文的这种观点反映了理论界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实证化的倾向。这种观点持有者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用哲学，而是用“世界观”或“历史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认为，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文字的表层，不能作为判断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依据。

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下，都是用“世界观”或“新世界观”、“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甚至用“历史科学”或“真正的实证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要和以往的哲学划清界限，以表达他们的哲学和旧哲学的本质区别。这种情况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问题在于，我们判断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绝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层，必须到达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思想深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语境，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在实证科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大量地使用了“科学”这一概念，如“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真正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等等。虽然他们研究的内容并不属于实证科学，但他们却用“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也存在着科学主义的烙印。尽管马克思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但他却说“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时，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对比：“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3]776此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对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马克思的贡献不只是在社会领域，即使在数学领域他都有独到的发现。每当马克思看到自然科学的成就对工业发展、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时，他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喜悦。恩格斯不仅关心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熟悉自然科学的内容。他专注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撰写了《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在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科学主义思潮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把他们归属为实证主义者。

第5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

英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过三个世界的理论，他把客观的物质世界称作世界一，把人类的思维、心理等称作世界二，把人类创造出来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称作世界三，波普尔高扬了世界三的价值和独立性，并认为世界三如同世界一一样有其独立发展的规律，诸学科互相影响并有可能产生自己的问题。以此观察人类创造的客观精神文化世界，可以看到一幅充满普遍联系的知识图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在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世界里，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不会孤零零地存在，而是以系统的方式完全地展现自身，表现为体系的存在。

一门学科不断体系化、不断成熟，这是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水平相一致的。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个时期内，人类的精神文化世界（波普尔的世界三）是呈点状出现的，一开始彼此的联系并不清晰，认识世界的学问与改造世界的学问似乎互不搭界，在认识世界研究学问的学者们，与从事改造世界活动的工匠们，是不同的两个阶级。只是在文艺复兴、近代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精神文化世界的积累越来越深厚，彼此各种学科的疆域越来越扩大，某种学科的上下左右的勾连关系才越来越澄明起来，某一学科的体系化的庐山真面目才得以呈现。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是改造世界，明确地把认识世界的学问和改造世界的学问，并列起来讲。从那以后，认识世界的学问与改造世界的学问形成一个系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例如，以前工匠们改造世界的技术、手艺，并不被人看作是多么高深的学问，而被看作师徒之间相传授的一种技艺，这种技艺是一种经验知识，其背后的理论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也进不了学堂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而学者们认识世界的学问，只是学院里高雅的沉思，基本与人间烟火气没有什么关涉。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变，改造世界的工程技术与认识世界的原理知识联系越来越紧密，工匠成为工程师，工科教育进入了教育体系，与理科教育一样进入学术体系。特别是现代认识世界的知识可以很快地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工程技术，而工程技术的进步也能促进人们认识世界的深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

认识世界的知识与改造世界的知识形成一个系统，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十分成熟。对自然科学的诸学科进行梳理，认识世界的知识组成基础科学，内容主要为是什么的问题，改造世界的知识组成工程技术，内容主要是怎么做的问题，介于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有一大类学科组成技术科学，讲的内容主要是做什么的问题，研究如何把基础科学向工程技术转化。基础科学进行更抽象化、哲理化的概括、提炼，就形成某一部门科学的部门哲学，各部门哲学再进一步加以概括，就形成人类知识领域的最高层次 一般哲学。这样一门成熟的学科就常常体现为五个层次的知识系统：一般哲学、部门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这样的一种五层次知识结构，不但表现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中，而且在人类的宗教、文化等难以用科学概括的领域也是如此，例如，佛教的典籍，可以划分为经、论、学、术、用五大类。经相当于一般哲学;论相当于部门哲学，是对经的阐释;学则是某一部门的具体知识，相当于基础科学;术则是学的转化，相当于技术科学;用则是某部门宗教学问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相当于工程技术。儒家的著作、道家的著作都有这样五个层次。

从基础科学可以引出不同的部门哲学乃至一般哲学，在现代的诸多学科体系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般哲学，具有更强的合理性和现代性。传统上辩证唯物主义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重要地位未能得到突出，这是因为产生时，科学技术体系发展还不完善造成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日益完善，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呈现。哲学是在近现代社会产生的，社会领域的科学与实践概括提炼出了社会科学的部门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自然领域的科学与实践概括提炼出了自然科学的部门哲学自然辩证法，由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概括和提炼形成了更一般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所以有人称辩证唯物主义是元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对人类科学成果的总结，因此可称为科学时代的哲学，这样的哲学与人类历史上前科学时代产生的各种玄思妙想式哲学相比，自然在逻辑和经验方面都有着不可比拟的力量，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就称，哲学在当代是不可超越的哲学。

按照的观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人类发展到今日已经系统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构建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涵盖了人类现有的已经系统化了的科学技术知识，纵向就是上述五个层次，横向则分为十一个知识部门，正是因为对哲学产生的科学性及发展优越性的认识，其最高的一般哲学层次被确定为辩证唯物主义。钱学森的这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见下页表1），在横向的学科划分上，十一个部门分别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这十一个部门学科，每部门又都分为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三个层次，每部门都有通向一般哲学的桥梁部门哲学，分别是：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地理哲学、军事哲学、社会论、建筑哲学、美学。最高层次的一般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对各部门科学有指导作用，各部门科学的发展又会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新闻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有了很长的发展历史，其学科的系统化特点也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呈现，这样的呈现同样可以按照一般哲学、部门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的五个层次加以整理，比照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新闻学体系的一般哲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闻学体系的部门哲学，那么，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现代性的新闻学体系就可以建立起来。

二

新闻学体系分为五个层次（见表2）。其最高层次，居于一般哲学地位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对整个新闻活动具有指导意义，提供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部门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对整个新闻活动具有具体的指导意义，提供价值观和具体的方法论，例如调查、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等。其余三个层次，处于基础科学层次的学科，应是认识新闻及其相伴生的广告、发行的基本规律，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处于技术科学层次的学科，应是解决利用上述规律做什么的问题，是认识做什么的基本规律;处于工程技术层次的学科，就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是新闻活动中各项具体工作的实实在在的操作指南。

按照现有的新闻学科，结合实际新闻实践的应用情况，新闻学体系中的基础科学学科，包括新闻学、广告学、发行学、信息学、新闻史。新闻学、广告学、发行学很好理解，新闻也是信息，信息学是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和计算机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深刻地理解新闻的意义，可以在数据的搜集与处理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握新闻的内涵，从而使新闻走向科学化。新闻史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新闻，通过历史的脉络可以展现新闻的本质及规律。

新闻学体系中的技术科学学科，包括新闻传播学、新闻宣传学、新闻舆论学、新闻语象学、广告经营学、发行经营学、新闻数据处理学。新闻传播学主要研究如何做好新闻并加以传播的规律;新闻宣传学是研究利用新闻做好宣传的规律;新闻舆论学是研究利用新闻、设置议题、引导舆论的规律;新闻语象学如同气象学，是系统分析一时期的新闻用语规律的科学，可以透过新闻更好地把握社会;广告经营学是有关广告经营及管理的科学;发行经营学是发行经营及管理的科学;新闻数据处理学，这是计算机技术及大数据计算发展的产物，许多新闻的处理仅靠几个点的采访并不能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新闻从业人员需要有对各种大数据进行处理的能力，通过大数据处理做好新闻，也就是有些新闻是可以用计算机算的，例如从马航客机失联的报道、有关股市变化的报道中，已可以看出这类处理新闻的端倪。

新闻学体系中的工程技术类学科，包括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评论学、新闻摄影学、新闻编辑学、新闻校对学、新闻管理学、广告创意学、广告制作学、广告学、广告运营学、报纸发行学、广播发行学、电视发行学、网络发行学等。这些都是可以拿来就用，关于具体怎么做的学问。其中由于新闻载体由纸质到广播再进而到电视、到网络的变化，对不同载体新闻及广告的发行推广就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做法，其中有的已经较为成熟，有的则还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提炼和总结，如报纸的发行和有线电视用户的推广都属于大的发行范畴，但具体的一些做法又会有很多不同，这些都是应在工作中加以不断分析研究的。

这些新闻学体系中的工程技术类学科，每一门都直接面向某一项复杂的新闻实践，因此每门学科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遵循新闻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的前提下，要综合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其他部门的一些学科，是综合的、交叉的。所谓系统工程就是从系统的认识出发，综合运用各种知识，设计和实施一个整体，以求达到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效果。例如新闻采访学，除需要新闻学的知识外，还需要社会调查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新闻写作学，除需要新闻学的知识外，还需要美学、文学等学科的知识;广告运营学除需广告学、广告经营学的知识外，不光是讲如何谈客户、如何签合同，甚至需要计算机方面的数据库、大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知识;报纸发行学除了发行学和发行经营学等方面的知识外，就有数据库和大数据处理的问题。总之，这些实践层面的学科，到今天还缺乏综合整理，在学科建设上并不完善，还大有可为。

上述涉及的学科，有的已基本成型，有的还在形成过程中，有的只是按照学科体系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一个名字，总体体系的最终形成还任重而道远，需要以的观点加以研究，形成书本知识。当然这个体系也不是封闭的，而是随着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有一些更加细化的学科、更加综合的学科、更加交叉的学科都可能进入这个体系的相应的层次。

三

随着传播手段和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公开性、透明性的追求，新闻活动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新闻活动可以影响社会风尚甚至变更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地研究新闻及其相关活动的规律就显得更为迫切，这也是构建新闻学体系的重大意义。上面的体系只能是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思考新闻学体系的构建，这对于新闻观的教育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6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

关键词:实践   直观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结晶。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回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仍然存在着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缺陷。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斗阵出发,依据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纲》正是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亲身实践的结晶。《提纲》对实践的强调就是对实践体验的理论回应。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别是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空间、时间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他肯定了世界可知性,坚持认识论上的反应论,但他把人看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生物,并唯心主义的解释社会现象,着就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提纲》是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分析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深刻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提纲》对于哲学的革命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基点是其核心,既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在草拟这份提纲时,已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片面性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最根本观点,即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统帅下,阐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实践”本身的哲学阐明;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的本质。

    另外,《提纲》指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其社会基础。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三大缺陷:一是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脱节,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了形而上学性;二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消极被动的反应论,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三是旧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由于它的不彻底性,从而不能吧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贯彻到社会领域中去,从而而只是由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和发展。

第7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

【关键词】思维特点;挖掘教材;教学法;史论结合

在历史课中引入语文教学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自古文史相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并反映某一个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样,任何历史内容都是依靠文学形式(有少量是实物形式)记录下来的。因此,对历史的表述不仅可以借鉴,而且必须借鉴文学的方法。从贾谊的《过秦论》中了解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原因,从清朝的腐败历史中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意义。历史课和语文课的共性实在太多了。我们不妨就此次为突破口,来有意识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历史的方法。

一、要培养学生培养史论结合的能力

学习历史,最根本的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逐步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揭示历史的本质,认识历史的基本过程,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历史思维能力的最高层次,也是历史学科能力的最高要求。中学历史教材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编写的,对历史的认识贯穿了辩证法的、历史的、唯物的观点,贯穿了理论。如以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为例,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统治严重阻碍了英法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理论上认识,两国革命实质上是封建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同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革命后两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表明革命后建立的新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认识和掌握这些观点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指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正确解释历史现象和本质,全面分析历史原因和结果,阐述历史发展规律,掌握解决具体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比如,有人说:“如果没有韦石之变或当时全军北伐,革命本可成功。如果光绪皇帝是实权皇帝,未尝不可取得成功。如果短寿早死,前后的局势恐怕也不一样”。这些观点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只看到历史的偶然性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仅看到现象而未能抓住本质。片面夸大了历史人物的个人历史作用;只有把必然性与偶然性,现象与本质结合起来,才能抓住历史事物的本质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农民阶级由于自身的小生产者的局限性,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都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这样经常分析引导,才能使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正确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辩证地观察和分析历史现象,史与论有机结合,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

二、要培养学生关注史实和时事的学习态度

历史课的教学点,还包括现实社会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启发学生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样做,上历史课会离题,扯得太远了。其实不然,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讲现实问题,是符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教学原则的;其次,学生对现实问题比较关注,也感到比较困惑,如果我们从本学科的实际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讲解,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其效果将是不言而喻的。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尽量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使之融汇贯通。为此,要求教师必须要有厚实的知识基础。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教师平时知识的积累是很重要的。可见,教学者,欲教必须先学,作为教师,应该教到老,学到老,教学相长永远是个真理。

三、要善于运用教材逐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挖掘教材的深度是培养能力的前提。课堂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阵地和途径,钻研教材,优化教学方案则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效果。因而挖掘教材所提供的本质和精华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关键。挖掘教材中内在的因果并列关系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把学生引入深层思维的前提。如:我在讲述“907年,朱温废掉唐朝皇帝,唐朝灭亡。”这一史实时,通过设计优化教学方案,来挖掘教材的深度,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具体设问有:唐朝前期政治清明,生产发展,因而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历史上称之为什么?而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出现了怎样的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有哪些?唐朝灭亡的根源和直接原因是什么?这段历史的学习,给了我们什么启示?这样的授课流程和内容提高了学生深层思维的能力。中学历史教材有相当数量的插图(历史地图、表格、代表人物画像等),在实际教学操作中充分利用它们,不仅能克服学生因强记历史人名、地点、年代、时间、事件等单纯知识的枯燥无味等非智力因素的心理障碍,而且由于它们给教材增强了直观性、可读性、欣赏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活跃学生思维,帮助学生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和记忆。

总之,如果我们从本学科的实际出发,对对学生自主学习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讲解,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其效果将是不言而喻的。历史课的教学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尽量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使之融汇贯通,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参考书目:

第8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

对历史人物评价一向是史学界争鸣的热门话题之一。所谓历史人物，是指那些在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影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足迹，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它不是指历史长河中的任何一个个人，而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社会历史进程或重大历史事件有突出作用的、影响较大的、留下明显痕迹的人。他们对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还会起决定性作用。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评价历史人物，实际上就是评价其一生的功过是非。中学生由于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会在认识历史人物时形成思维定势，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低估、抹煞或夸大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对历史人物不能形成准确、客观、辩证的认识，这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目标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标准

对历史人物，应根据他们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在客观上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而予以肯定或否定，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只有明确标准，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要客观公正。不要以偏概全，不要带感彩。

二、历史人物评价的重要前提

1.全面的客观性。

评价历史人物要用矛盾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应注意其个性特点，如品质、气节、修养、性格等。因为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地位相近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表现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如，同是封建帝王，隋炀帝气度狭隘，对一些才能突出的诗人杀之而后快；唐太宗则胸怀宽广，善于纳谏。当然，个性特点并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主要标准是看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例如，武则天虽然大肆杀戮李唐宗室，但她统治期间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因此，郭沫若才会给予其“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高度评价。另外，应注意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历史人物行动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往往并不一致。如，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为的是使他的统治“传之万世”，但客观上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为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解除匈奴的威胁，却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开辟了丝绸之路。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应该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只有以客观效果为主要依据，同时结合主观动机，才能对人物进行辩证的全面的分析。如果只强调效果，忽略动机，学生就不能掌握正确、客观、辩证地认识历史人物，提高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

2.严格的历史性。

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绝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些错误倾向：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对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估计不足，从而拔高、颂扬古人，把古人现代化；把古人与今人简单类比，牵强附会。要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评价，符合时展要求的肯定，反之则否定，同时注意不要用现代人的标准评价古人。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我们一定要提醒学生，使他们认识到历史背景的重要性，以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为突破口，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三、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应注意的要点

1.决定历史发展的不是某个英雄人物而是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促进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任何夸大个人的决定作用，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2.历史发展有自己的必然规律，而个别英雄人物的出现只是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的产物。

杰出人物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但我们又不能忽略历史人物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我们应实事求是，重视确凿证据，坚持唯物史观。如曹操这种人物的出现是当时历史的必然和客观要求，但他个人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却主要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同时，初中历史书对曹操的个人资料介绍不多，评价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史实从哪获取？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曹操究竟是英雄还是枭雄？历史史实不准确就可能评价不客观、不公正、证据不全就可能有失偏颇。

3.一个人的活动总要受到规律的制约。

人民群众只能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违背规律则必将被历史遗弃。在强调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我们要让学生明白个人主观意志对历史发展的能动作用，有时甚至起扭转历史航向的作用，片面夸大规律的决定作用而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将会犯历史唯心主义“归诸天命”的错误。

4.历史人物的的活动必然受到时代制约。

第9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范文

【关 键 词】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构成内容/意义  

【 正 文 】  

把人类社会比喻为“有机体”自古就有，但是比较专门而有价值的探讨则始于法国的圣西门、孔德，特别是英国的斯宾塞。圣西门初步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思想，他的弟子们则明确提到“社会是一种有机的整体”，并要求分析“社会这个统一整体的各个器官”。作为圣西门秘书的孔德把社会与生物学中的“个体有机论”作比较，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种族或阶级是社会的组织，社区或城市是社会的器官。后来，英国的斯宾塞把社会有机体同生物有机体的同与异作了比较分析，他依照生物有机体三个器官系统把社会有机体划分成生产物质资料的支持系统、在分工基础上加强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联系的分配系统，以国家为首保证各个部门服从于整体的调节系统，并相应提出担任生产营养职能的是工人阶级，担任分配与交换职能的是商业阶级，担任调节生产的是工业资本家。斯宾塞认为，社会有机体又不同于生物有机体而是一种“超有机体”，生物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紧密相连并完全从属于整体，社会超有机体的各部分的活动比较分散与自由，因而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整体，但又是一个可自我调节的系统。他提出了社会静力学的命题，并用静止状态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有机体，认为其间的完善调节与平衡状态是社会的理想状况。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与上述斯宾塞等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有相似之点，但又有其重大的本质的区别。斯宾塞等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以自然科学的原理来解释社会，具有反神学、反教权的积极意义，其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相关结构的描述、自我调节的功能和自由松散的整体等思想包含着合理的内容，但其关于三个不同阶级担负不同社会职能的推论在理论上是牵强附会的，用社会静力学来期望社会出现一个平衡的理想状况也是背离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这种社会有机体理论明显地带有为资本主义社会机体各部分的现存状况与永恒合理性辩护的意味。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不仅在书名中明确使用，而且被广为论述，不过他们此时的重点是通过联系精神生活条件同法与国家等政治生活条件，特别是同所有制的关系等经济生活条件来考察社会，这种由上而下地考察，实质上已经形成了社会形态的思想，尽管“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直到马克思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才正式提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85页。）但是社会形态的思想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无疑的，而且“社会形态”这个概念显然大于即包含“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为了进一步剖析社会形态，又深入到社会经济形态中去，力求揭示社会形态更替中的本质原因，他在此不仅制定出“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而且提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33页。）这说明“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是对“社会形态”的具体展开，因而仍包含在“社会形态”这个概念之中。需要指明的是，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就贯穿始终，而且一旦提升出社会有机体的概念，那么它就大于即包含着前面三个概念。  

马克思最初是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社会有机体”这个概念的，他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43页。）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版写的序言中又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02页。）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这两处论述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社会有机体包括“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和“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一切关系”，因而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囊括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跨层次性的、整体性的范畴。概而言之，所谓社会有机体是指由人和全部社会生活条件、要素构成并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活动和发展着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社会，由此只有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6页。）才能真正揭示对社会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社会有机体的构成内容。首先，社会有机体有两个前提性的有机构成部分。一个是人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必然要同自然环境发生有机联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45页。）由此被纳入人的生产实践范围的自然环境是社会有机体的不可分割的前提性的有机构成部分。另一个是人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必然要同时进行人自身的生产，一定的人口因素是社会有机体不可分割的前提性的有机构成部分。其二，社会有机体有一个基础性的有机构成部分。这就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这是社会有机体中承下启上决定其他部分的最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其三，社会有机体有一个上层性的有机构成部分。这里包括最上层的由人的精神生产的实践创造的社会意识，还包括由人变革社会的实践创造的具有中介性质的社会制度体系或政治法律及设施。  

在掌握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时，从总体上了解它由哪些内容构成是重要的，但不要机械地把社会有机体理解为全部社会生活条件简单相加的结晶体，因而更重要的是要懂得社会有机体各组成部分之间是一个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活动着的大系统，特别是要懂得社会有机体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的实践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实践关系中构筑起来的，是一个具有自组织性、发散性、开放性、再生性的活动和发展着的有机整体。这是理解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并区分其与以往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本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