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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剧;文化因素;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49-02
什么是韩剧?狭义的理解,韩剧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广义的延伸,实际上我们常说的韩剧有着的定势的文化内涵,是对外来韩国文化的别称。因此,本文基调是,韩剧本身实际上不能简单地作为一般电影艺术形式来看待,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是把它看做一种以连续的电视剧为载体的流行文化。我们首先对韩剧作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韩国电视剧的制作与播出介绍
(一)韩国电视剧的类型
韩国电视剧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家庭伦理剧、青春偶像剧、历史剧或杂剧。家庭剧篇幅很长,100~200集不等,内容主要是以伦理亲情为主线,体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维护。情景喜剧也包括在内,以小人物的生活为背景,主题更为突出,针对现实矛盾,以探讨为主,演出形式主要是日日剧,每集20~30分左右,周一至周五播出。青春偶像剧以爱情为主线,是“韩流”的中轴,青年人的最爱。月火剧(周一周二播出)和水木剧(周三周四播出)是主要形式,每周更新,每集1小时左右,长度最短,以16集居多,20集左右的也不少。历史剧则以历史上的宫廷生活、历史人物、歌妓、商人等为对象,意在对韩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赞扬,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维护和民族精神的歌颂。集数剧中,有长有短,30~50集不等。
(二)韩国电视剧的制播环境
韩国电视剧制作以国家广播公司KBS(国营)、文化广播公司MBC(民营)、首尔广播公司SBS(民营)为主,三大广播公司自己独立制作的电视剧占韩国总电视剧的65%。另外,也与独立公司合作制作,近年来,独立制作公司的份额在逐步增加,从2000年开始,由独立公司制作的电视剧占韩国市场的1/5,并以上升势头发展[1]。在电视剧制作过程中,韩国的PD(producer director)和编辑有着特殊的地位。PD相当于中国的导演和制作人,一部电视剧,PD是核心。他掌管故事大纲、演员选择、拍摄、费用开支、后期制作等所有过程,工资很高,但也最累。编剧构思一部剧的轮廓,写上约1/5的内容就可开始拍摄,但是在拍摄过程中,编剧要不停进行构思创作和修改,由于韩剧采用边制边播的制作模式,在接下来的3个月的时间里(一部韩剧的一般的制作周期),编剧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从第一集电视剧开始到最后一集结束,编剧要不停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其工作量之大和PD不相上下。韩剧的播出机制采取分级制和伸缩长短集数,以市场和收视率为导向,停播或延长集数主要在于观众的喜爱程度,竞争非常激烈。
二、韩剧在中国流行的文化原因
(一)韩剧自身的文化特征
韩剧最初是在学习借鉴日剧的制作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借鉴的过程中,韩剧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总的来说,韩剧体现了以东方文化为底蕴,整合西方现念,融合民族特色的韩国文化,融传统和现代为一体,非常受观众喜爱。
1.家庭剧对传统的继承
韩国的家庭伦理剧体现了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很好继承与维护。三世同堂,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婆媳融洽是彰显的主题。传统伦理贯穿人物行为,尤其是剧中家长,刻意突出“家”的特色,在细节上不遗余力描绘。通过家长里短的小事来反映现实生活。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传说中的七公主》《不屈的儿媳》。
2.偶像剧的唯美和时尚主题
韩剧的恋爱是柏拉图式的,非常纯净与梦幻,像梦一样美丽,同时又非常时尚。不仅是演员本身,俊男美女,非常亮目,而且剧中演员的职业(医院、音乐厅、电台、T台、服装公司等)都与时尚有关,剧中人的生活方式都时尚化,包括穿衣打扮配饰、居住的房子家居布置、交通(名车)、出游(风景非常美)和说话风格等[2]。如《星梦奇缘》《天桥风云》《我叫金三顺》《秘密花园》。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将古代和现代融合的倾向,虚构的历史爱情故事,有着古代的背景和现代的青春爱情。颇为成功的如近期热播完毕的《拥抱太阳的月亮》。
3.历史剧的韩国文化特色
韩国历史剧处处体现着韩国的历史文化。韩国宫廷生活,韩国的礼仪,古式的穿着打扮,美丽的韩服,精致的韩国美食,韩国传统的歌舞表演,韩国特有的说话、行走、行为方式等。同时,韩国历史剧又体现着现代性,鲜明的人物性格让历史人物成为观众心中的人物。如《大长今》《黄真伊》《同伊》《李算》。
总之,韩剧以亲情、友情、爱情三大主题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用健康向上、坚定执著的生活基调谱写人生真谛,用时尚元素和巧妙包装把传统美德与现代都市生活淋漓尽致展现出来[3]。漂亮的演员,精湛的演技,细腻的情感,精美的画面,感人的音乐,精致的包装,使韩剧成为炙手可热的电视大餐。
(二)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
韩流的受众主体是青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文化的同步发展。中国的文化产业相对滞后,文化生产力满足不了大众的文化需求。尤其是青少年文化表现出巨大的空白,越来越缺乏原生性和创造性。对于文化触角异常敏锐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求新求异的特点得不到主流文化的重视,自然将视线转向外来文化。而现代传播技术和强大财力将韩流引入中国社会。韩剧顺势迎合了中国电视大众尤其青少年的审美观赏需求。
关键词:概念隐喻;隐喻表达;文化术语;英译
1 引言
隐喻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影响隐喻理解的因素有文化、语境等。隐喻与文化之间具有
不可分离性。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隐喻不仅可以反映说话人/作者的思想理念,而且还可以构建一定的观念或现实,影响听话人/读者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本论文在George Lakoff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下,把中国传统文化术语中的隐喻表达作为研究对象,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并揭示了蕴涵的中国文化模式,本论文同时也对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
2 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概述
20世纪80年代,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隐喻的研究出现了向认知的专项,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的提出。1980年,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认知观的隐喻研究全面开始。该定义的具体内容是指隐喻是人类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统一理解;使源域到目的域的直接映射,在映射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意象图示结构(invariance hypothesis)。
(1) 国外研究现状概述:在国外,与隐喻翻译相关的研究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规则性限定,即要求隐喻的翻译依据特定的规定性方法进行,Newmark(1980)最先提出的几种隐喻翻译方法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它们包括:直译、明喻;对等议、意象重现、解释性翻译等。第二类研究将隐喻翻译方法与文本类型联系起来。Newmark(1995)将隐喻分为死喻、标准隐喻、改喻、新隐喻及创新喻等若干种,译者可依据它们包含的信息量确定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处理方法。第三类研究将隐喻翻译与文化联系起来。概括来讲,第一类研究列举了隐喻翻译的处理方法,而后两类研究则涉及隐喻翻译中策略使用的限定性条件。隐喻的翻译既受到语篇的制约,也受到文化差别的限定。
(2) 国内研究现状概述:国内也有较系统的评述,如林书武(1997,2001)的《国外隐喻研究综述》、《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束定芳(2000, 2002)的《隐喻学研究》、《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李福印(2000)的《研究隐喻的主要学科》等。束定芳(2011在《论隐喻的运作机制》一文中谈到:隐喻涉及两个处于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一互相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王斌(2002)在《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中从交织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隐喻结构,通过对隐喻结构源语(域)与目的语(域)的整合分析,论证了隐喻结构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在于泛化个别整合模式;若能发挥其动态整合功能,为翻译的全面解释提供契机。
3 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策略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表达研究中,作者发现隐喻翻译过程中意象的不对称极为明显,时而丢失、时而变换、时而添加,形成一种有趣现象。根据 Newmark(1980)的隐喻翻译理论,下面将结合实例,探讨中国文化术语翻译中的三大策略:即直接对等译法、意象代替翻译法和意象转换法。
(1)直接对等翻译法:直接等喻法是保留相同的隐喻意象,即进行直译,这意味着在目标语中重造一个相同的意象,即在译入语中再现相同的喻体和比喻手法,条件是让译语读者感到自然。例如:“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译为:Four Virtues (golden heart, refined language, civilized behavior, green environment)。
(2) 意象代替翻译法:不是所有的隐喻都可直译,毕竟在中英两种文化背景中都存在着大量特有的隐喻.隐喻不可避免的被烙上鲜明的民族特色,拥有一些独特的文化特征。当我们遇到这些找不到等同意象的隐喻时,就要用目标语中的常用意象来替代源语中的意象。例如:“红人” 译为:sb’s man of hour;“台柱教授”译为:star professor;“交际明星”译为:our social butterfly “提心吊胆”译为:on pins and needles 等等。
(3)意象转换翻译法:在处理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时,也会遇到意象转换的情况,会使用意译。意译是直译的一种补充手段.这种译法传递了原文的意思,而未保留原文的句子结构和修辞手段。这种译法多运用于一些文化标记鲜明,某一文化特有的隐喻.例如:“爱吃醋,吃不相干的醋”译为:being jealous, and it’s over nothing。
4 结束语
隐喻的翻译过程, 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隐喻翻译如果没有深刻而多元的思维,就不可能反映原文的文化意味,也不能真实达意。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在翻译隐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文化、语境等因素,根据具体的语境和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最有效的交际,并为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带来一个较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关键词】差异;饮食;文化
饮食,在远古时代以来就在人类的生活中占首要地位,是人们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饮食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回首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结构,不同国家的饮食文化已经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悠久和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地域风情形成我国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特点。西方的饮食文化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演化形成很多不同地域和文化特点的饮食文化。本文试图探讨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更好地展现西方饮食文化特点,从而有效的增加跨文化交流的适应能力,推动我国饮食文化特点向全世界各国传播。
一、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表现
1、饮食观念的差异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影响了人们在饮食文化方面对食物口感的重视程度,不仅如此,人们还注重食物的外观;西方人的饮食都是从营养学的角度出发,重视原料的新鲜程度,以及食物本身所具有的营养价值。所以西方人喜欢生吃蔬菜,例如:蔬菜沙拉或搭配汉堡、三明治等食用。因此,西方人强调饮食对人体的健康是在满足饥饿感的基础上能否给人体带来必须的营养成分。
2、饮食对象的差异
中国人自古以来以米饭或面食作为主食,人们的日常饮食主要以素食为主,蔬菜类菜品占主导地位,肉类和鱼类经常在节假日等聚会或筵席时使用。“据西方的植物学者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的饮食对象中,像黄瓜、白菜、豆角等绿色蔬菜是首要的选择目标。在西方国家中,人们的主食以各种形式的面包为主,肉类食物相对而言占有及其西方人在饮食对象这方面与中国截然不同,西方人在这方面就很看重所吃的食物是否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由于肉类食物的营养含量最高,所以,西方人都特别喜欢吃肉食,例如:牛排、猪排、火鸡等肉类食物。
3、饮食方式的差异
在中国,中国人的用餐方式一直以来都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每个人都围着圆桌团团而坐,共同享用一桌美食。像这样的用餐方式通常被人们称为“合餐制”。合餐制的用餐方式能够带给人们一种亲切的感受,使人们在轻松的环境中享受美味的菜肴。相对中国而言,“西方流行自助餐,这样更有利于相互了解。”在西方国家中,无论是在家人之间举行的聚餐还是商务人士举行的晚宴等重要用餐仪式,西方人更喜欢用自助餐的形式来享用美味。人们在这种用餐方式下不但有利于自己可以随意吃到喜爱的食物,还可以让人们边用餐边和不同的人们进行交谈,同时也把西方人向往追求自由、强调自我尊重的原则发挥的恰到好处。
二、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的原因
1、饮食风俗的差异
饮食风俗的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例如:日常食俗、节日食俗等等。日常食俗通常就是我们说的每天的饮食内容。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国人就以米和面作为日常生活的主食,菜类以蔬菜类为主要食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主要喝酒或喝茶。在节日食俗方面,我国劳动人民将每个节气都设成相应的节日。在节日这一天,人们会吃相应的食物来庆祝。例如: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一天,人们主要是煮汤圆吃。西方人的日常食俗主要是以三明治和汉堡为主,以牛肉、猪肉等为主要菜类,人们除了喝酒之外,咖啡是必不可少的。西方人的节日食俗相对中国的节日食俗而言,没有那么讲究,在大部分西方人的心中,圣诞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在人生礼俗方面,西方人的宗教意识比较高,人们会举行宗教仪式并且举行盛大的晚餐,例如:烤火鸡、烤乳猪等食物来表达对人们的美好祝福,寄托健康、快乐的心愿。
2、气候环境的差异
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突出,总体来说东、西两部分地区的反差很大。沙漠和草原主要集中在西北部,而东南部主要是临近海洋。因此中国的气候环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异,所以中国人利用这个特点在海边以鱼类、海鲜为主,山区以野果和山珍为主。我们以米、面为主食,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位于季风气候区,非常适合植物的生长。由此看来,中国人由于受气候环境的影响才形成了素食为主的饮食文化。由于西方国家的地理环境主要由陆地与海湾交错而成,因此西方国家的饮食文化应该是海洋性经济与内陆经济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文化。由于受气候影响,西方国家十分适合发展畜牧业以及利用开发海洋资源,这也使得他们养成了肉类食物作为主食的饮食文化。
3、的差异
古代中国在最初的时期是没有本国宗教的,所以我们的宗教意识相对来说不是很强。后来我国开始有了宗教,即佛教和道教。在佛教刚刚被传入的时期,佛教的僧侣们的饮食和普通民众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后来,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慢慢发展,统治者开始限制僧侣们的饮食,禁止僧侣们吃肉类食物,提倡吃蔬菜类等食物。道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宗教,道教在饮食方面和佛教的规定一样,也禁止信奉者吃肉类食物,提倡吃蔬菜类等食物。宗教对西方国家的影响特别深远,大部分西方人都普遍信仰基督教,基督教的教规对人们的日常饮食也有明确的规定。通常古代的基督教徒们的日常饮食以素食为主,不吃肉类食物。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如今的基督教徒们在饮食方面基本上没有禁止吃的食物了。但是血类的食物还是禁止食用的,肉类食物必须是已经被屠宰完成后才可以食用。
三、中西方饮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中西方各个国家的饮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彼此间互相吸收。这不仅为我国的饮食文化增添了西式特色,也为西方的饮食文化增添了中国的民族特色。目前,在中国的餐饮市场上,西餐所占的比重正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尝试着接受这些西式食物。随着中西方饮食文化的不断交融,不但带来了甜点、咖啡、沙拉等西式食品,也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制作工艺和健康的饮食方法,这些都为中国的饮食文化增添了新鲜活力。由此看来,中西方各国的饮食文化在彼此的国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中西方各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饮食也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喜爱之情,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也都离不开这些让人念念不忘的美味佳肴。
四、结论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 饮食文化 传播文化 翻译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翻译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 water boils the shan 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 bread; steamed 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 dumpling, ball
把“粥”译成:gruel, soft rice, 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 Bao Chicken;
Sauteed Chicken Cube with Peanuts;
Diced Chicken with Peanuts in Chili 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 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 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 white radish patty’和‘Taro 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 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 Jiaozi, 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 meat 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 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 Bao Diced 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 Po Beancurd 或Ma Po Tofu (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 Po Stewed 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 beef with brown sauce红烧牛肉
Sliced chicken with seasonal vegetables时菜鸡片
Tender stweed fish水煮嫩鱼
Sliced fish with tomato 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 Slice Mutton with 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 Lamb Leg烤羊腿
Fried Eggs with 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 Assorted Sweets Beijing 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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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中国菜肴现有的英译版本入手,分析其是否符合菜肴的翻译要求,能有效传递汉语菜名所要表达的信息,最后总结出中国菜肴英译的基本策略和翻译时应避免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菜肴;英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7-0150-01
1、引言
中国是众所周知的餐饮文化大国。 但同时,名目繁多的菜肴也给其英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例如笔者曾在西安市“魏家凉皮”店内发现擀面皮被英译为 “steamed cold noodles”, 大家所熟知的例子还有把粽子译为 “rice dumpling”. 如此译法不仅完全违背了翻译时的“忠实”原则, 而且让不熟知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人会一头雾水,不利于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本文试从现有菜肴的英译入手,分析其是否符合菜肴的翻译要求,最后总结出中国菜肴英译的几个基本方法。
2、中国菜肴的英译
2.1 、中国菜肴的英译原则
任何种类的翻译都应该以某一理论作为翻译的指导和依据,菜肴翻译也不例外。菜肴英译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传播中国的饮食文化,但如果菜肴名称中包含太多的文化因素,不利于实现英译的忠实时,只能舍弃文化因素,追求功能上的对等,即是否某一菜肴的英译可以让西方人士看到后一目了然,知道其主要食材,口味等。刘琪也认为,“菜肴英译的最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信息, 因此在翻译中应该优先考虑忠实,对等原则”(刘琪, 2006:65)。同时,英译时,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要注意对“简洁”的要求。因为菜谱的印制、设计及装帧都是十分考究的,一般没有太多的空间位置去容纳冗长累赘的英译文。简言之,就是要直入主题,开门见山地点明菜肴的原料和烹调方法。
2.1.1 、直译法
直译法是指根据菜肴的烹饪方法,主料,配料,口味等直接译出菜肴的名称。纽马克认为“如果直译可以产生功能对等,那么其他一切译法都是不可取的”(纽马克2001:137)。直译的优点在于可以简洁,忠实地传达出菜肴的主要内容,风味等,让食客一目了然。符合菜谱翻译的原则。这种译法主要适用于一些看到菜名即能知道其主料,配料,口味等的菜肴,以家常菜居多。
(1)烹调方法+主料+配料
白合蒸南瓜steamed pumpkin with lily
橄仁炒角松fried fish floss with olive seeds
烧辣椒蒸茄子steamed eggplant with burnt pepper
(2)烹调方法+主料+配料+style
葡国烧肺肉braised sirloin,Portugal style
北京烤鸭roasted duck,Beijing style
川叫、烧蹄筋braised pig tendons, Sichuan style
(3)主料+配料+器皿
荷香风干鱼 dried fish in lotus leaf
纸锅牛蛙焖丝瓜stewed bullfrog with towel gourd in paper pot
干锅萝卜腊肉 smoked pork with turnip chips in hot- pot
(4) 口味+主料(+配料)
香辣鸡丁 spicy chicken dice
乳香鱼嘴 milk-flavored fish lips
美味辣酒煮花螺 spiced river snails with wine (文月娥,2006)
2.1.2 、意译法
在菜肴的英译中,意译法就是将中式菜名中的典故,比喻,夸张等的手法省去不译,根据菜肴的内容意译,如果过于追求菜肴名称中的文化成分,用直译或死译的方法,难免会出现两种略显荒谬的结果。其一就是看到译文后完全不知是什么菜肴,例如把“四喜丸子”译为“四个高兴的肉球”, 把“童子鸡”译为“没有过过性生活的鸡”;其二就是让不懂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会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误解。试想把“夫妻肺片”直译为“husband and wife’s lungs”, 把红烧狮子头直译为 “braised lion’s head”, 会在西方读者心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奈达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让普通读者理解了原文的信息, 我们的目标是确信他们不会误解原文信息”。奈达同时认为“在翻译时为了顾全意义,对原文形式上的彻底改变不仅是合情合理,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做法” (奈达 2004:1)如:
八宝鸡rice stuffed chicken
三鲜汤 soup with fish, shrimp and pork balls
夫妻肺片 sliced beef and ox tongue in chilli sauce
白玉虾球 crystal white shrimp balls
凤肝鸡片 fried sliced chicken with chicken liver
2.1.3 、音译法
用音译法去翻译一些中国特有食物,也可同时推广汉语言文化。“应该说菜名的音译在翻译实践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英译汉。既然“肯德基” (Kentucky Fried Chicken) , “三明治”( sandwich) 和“沙拉” ( salad) 能广泛被中国人所认同,相信中国的 “jiaozi” (饺子), “mapo tofu” (麻婆豆腐) “Kung Pao Chicken” (宫保鸡丁)同样会被西方人士所接受”(刘清波,2003)。 但音译法的应用有其特定的范围, 所翻译的必须是很多西方人都耳熟能详的中国特色食物, 否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不利于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
3、结语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作者只能希望用上述的三种译法归纳出中国菜肴翻译的基本规则。在英译中国菜肴时,译者应根据菜肴本身的命名特点,合理,灵活地应用各种翻译策略。 随着中国对外文化的广泛传播,菜肴翻译也不会有定律,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提高菜肴翻译的准确性,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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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是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的一门学问,它不但关系着人的身体健康,而且与民族的哲世观、心理特质、审美情趣密不可分。因而中西饮食文化的互相沟通与理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关于中西餐的不同之处论述不少又仁智各异,尼克松和克林顿偶尔品上一顿中餐也纯属玩票,而西方人真正体味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之妙者,当属英国的李约瑟先生。
提起李约瑟,人们就会想到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这位英国科学史权威给世界留下了一个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兴起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在网上检索,关于这个难题的资料多达一千多条。
中国的四大发明一直就是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风光事。然而,外国人的看法却不尽然。“虽然17世纪的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中国古代传说时代的纪元表至今仍然在起作用,它使人们把过多的东西看做是东亚发明的。然而同时却又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认为任何一种重要的发明或发现都绝不可能在欧洲以外的任何地方产生……与此相似,在过去几年当中,有一些谈到后来的物理学、工程学和制陶业的某些方面的历史的论文,也由于与传说的资料不一致,而被不公平地忽视了。在1950年出版的一部关于技术史的有趣的著作中,(西方的一位)作者则没有把一些明明是属于中国人的成就归功于中国人。例如,关于中国人最先认识到磁极性、发明火药以及最早制造铸铁等等,在这部著作中都只字不提。至于(一些)中国科学家本身,也往往忽视了他们自己祖先的贡献。”(《李约瑟文录》)这位为中国科技史受到不公正待遇而鸣不平的老外,不是别人,就是自称为“名誉道家”的李约瑟。他甚至认为,西方的许多科学发明,只是为中国人的发现做了注释,他以此来“使人们想起过去不幸被人忽视和不被承认的许多东西”。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一位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胚胎生物化学创始人,也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长期致力于在中国和西欧间架设桥梁来沟通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他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里,但他却研究中国的儒家与道家。他认为,同情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人,一定不会抱怨儒家对一切鬼神怀有反感(作者注:反感二字过矣。孔子于鬼神只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子不语怪力乱神。”),同时也会承认儒家的神圣是与世间的道德体系结合在一起的。他也同情道教,虽然道家许多哲学观点和基督教义严重相悖(作者注:道教并不全等于道家),但是道家“以柔克刚”,强调阿芙洛狄忒(Aphrodite)胜过阿瑞斯(Ares),相信顺其自然和自然神秘主义,这一切对李约瑟来说都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特别是后来他埋首于研究中国的创造发明时,才认识到道家思想和技艺在自然知识和技术控制发展方面,在许多世纪中曾经起着主导作用。他发现了“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而且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却和近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用的自然观又非常相似”的有趣现象。所以当有人问李约瑟,他把自己主要看做是一名科学家还是一名历史学家时,他认为自己最合适的称号应该是“名誉道家”。
为什么李约瑟对道家如此感兴趣呢?原来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发明与发现并不是什么科学家所为,而是发端于道家或方士的。
“方士”也叫“方术之士”。这类人以擅长“方术”为特点,同好几类人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如作为“士”,他们同诸子百家有类似处,也是源在民间,因而有别于年代更早或同时在官为职的卜祝巫医。但同时从“方”的角度,他们又与官方的星历、医术专家传承同类知识,而不同于先秦诸子和两汉儒林。“方士”和“道士”的关系也很密切。作为词汇,“方士”是“有方术之士”,“道士”是“有道之士”即“有道术之士”,这在早期文献中,意思是差不多的,只是在出现了道教之后,“道士”才有了宗教性的含义。
在战国时期,方士的“方术”包括天文、历算和占星、气候以及医学、服食、等。只是中国的方士比医药学家有着过分的奢望,他们总是诡言长生不死、羽化成仙以取悦于当时的统治者们。秦始皇时代的徐福就是一个大方士,据说他后来流落到了日本。汉代初年,兴起了炼丹术。方士或道士们主要是以某些矿物为原料,按照设想的配方,放入密闭的器皿中加热升炼,希图用人工的方法制取到可令人长生不死的神丹妙药。《西游记》中孙大圣所推倒的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即是当年炼丹热的缩影。自然,这种炼丹活动在目的上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方士们却在炼丹中认真地观察了化学反应,做了大量的化学试验,制取到了一系列自然界所不存在的化合物,也人工合成了很多非常纯净的化学试剂。这种活动也唤起了方士们对化学变化的规律进行思考探讨,形成了原始的化学思想。
炼丹活动也许是起源于一种原始迷信的闹剧,它的消亡是必然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炼丹术却对古代化学和制药学做出过重大贡献。炼丹术化学是古代化学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化学的原始形式。此外,炼丹术中那些有价值的科学成果,那些有着医疗效果的制品为后世的医药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并且启发了医药学家对化学的研究,致力于新药物的合成。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古代很多大炼丹家、方士、道士其实就是早期的医药学家,并兼通医术。如东晋的葛洪,南朝的陶洪景,唐代的孙思邈、孟诜,五代的大明(道号日华子)等都是很有声望的医药学家,又是大名鼎鼎的炼丹家。
李约瑟这位“名誉道家”关心和研究中国科技史乃至饮食文化,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正是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促进了饮食文化的发展。
李约瑟在晚年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甚至派助手来中国收集烹饪史料。他也许想弄明白,西方近代的一些发现与发明,为什么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了。
中国人很早就吃“粒食”。为了吃“粒食”,我们的先人发明了陶鼎,后来又给陶鼎加上箅子、盖子成了蒸饭的甑。而就是这种在中国祖祖辈辈相袭,不论大人小孩都会的用汽蒸饭的方法,直到近代,洋人们才将之用于生活。瓦特是英国发明家,是他将原始的蒸汽机做了改革和发明制成了工业用发动机,出现了蒸汽火车,当时已经是18世纪了。烹饪蒸法只是近百年才在法国出现,而我国在古籍《礼记・曲礼》中就已出现了“饭黍毋以箸”。饭在烹饪意义上的专指意还是把谷物放在炊具上蒸熟,如大米饭、小米饭、秫米饭等粒食食物。
跟蒸法一样,中国烹饪的炒法,靠的是急火,需要用煤来做燃料。而早在宋代,汴梁就将煤用作炊用燃料。马可・波罗管它叫做“能烧的石头”。“急火”烧煤要用风箱,那就是现代鼓风机的前身。“急火”高温烧出了可口的佳肴,可是很少有人想到这种高温热学的创造者竟是炼丹的道士或方士。
“高温”还造就了中国的瓷器。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陶瓷古国,中国与瓷器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在陶瓷工艺中,陶土、瓷土的选取与精制,陶瓷的焙烧技艺,各种釉料的选配,釉制烧制的火候与气氛的掌握以及瑰丽色彩的成色机理(如钧瓷五彩缤纷的窑变釉,建瓷的兔毫盏、雨点盏等),都是得益于古代方士们对早期化学工艺的贡献。
除了以上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硬件”之外,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软件”,这就是被民族的哲世观、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制约整合着的那种世代相传的看不见的文化。
中国烹饪的最高境界,公认为是调和。美食家袁枚曾说,芸豆必须配肉,刀豆则切忌有肉。烧芹菜忌用酱油,烧茄子得多用酱油。再加上厨师掌握火候之妙,其中由之而来的化学变化原理以及量化数据,却谁也说不清楚。而西餐则是既讲营养又讲烹饪材料的量化和可操作性。西方的营养学家长于分析,连一根作料香菜都要精确地分析出需用成分几许,而中国美食家就反诘:总共不就几毫克吗?至于小题大作吗?中西研讨会每次都争得不可开交,一派强调科学,一派强调艺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此评论说:“前者(中餐)之所以异于后者(西餐)几希。前者是把肉、鱼、鸡、鸭等与蔬菜合烹,而后者则泾渭分明地分开而已。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菜好吃,那么你为什么就不能肉菜合烹呢?这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都用不着,可他们就是不这样干。文化交流,盖亦难矣。”难在哪里?难就难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那些“说不清,道不明,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软件”上。
中国饮食最重要的“软件”当属味道。味道是什么?有人说味道是舌头和鼻子的合成感觉,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仅说对嗅觉的解释,至今仍为生理学家们所头疼。2004年,两位美国科学家就因为发现人类嗅觉系统的奥秘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气味就更复杂了,传统的“五味”加上鲜味,谁也说不清会产生多少味道。笔者在《“五味”与“天人合一”文化》一文中曾经谈到过,用舌头去尝可以很容易尝出“酸、甜、苦、辣、咸”或“咸、甜、麻、辣、酸”或者“咸、甜、酸、苦、鲜”这五味来,但这仅是从化学味觉的角度上说的。照此还可以从食品质地的物理味觉角度分析出“脆、嫩、细、酥、软”这五味来。但是“丰、腴、爽、适、舒”的口感五味则一定要用化学的味觉、物理的味觉,再通过心理感受来一起整合“品尝”。在这里“品”与“尝”是一个复杂的审美过程,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的。
五味中的“鲜”学问最大。许多人都喜欢吃川菜,川菜的特点一是辣,二是鲜。川菜鲜从何来?川菜专家熊四智先生说井盐最鲜,地道的川菜必须要用自流井盐。那里的古井深达两千米。著名的自贡市就得名于两座古老的盐井“自流井”与“贡井”。当年李约瑟在四川听到这个消息,不敢相信,后来他相信了,不但相信,而且断言四川的盐井技术就是现代石油钻探技术之滥觞。
关键词 中式菜名英译 功能派翻译理论 翻译目的与原则
一、导言
饮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体文化,构成了主体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菜名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反映着主体文化,对菜名的研究也因而成为研究一种文体文化的重要方面。
2008年背景奥运会后,中国菜越来越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使者。这种文化交流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翻译问题。 而这些中国菜的英文译名从令人啼笑皆非到规范化、正规化,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二、目前中餐英译中所存在的问题
根据目前中式菜名英译的现状,我们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望文生义的翻译: 四喜丸子—— four happy meat ball
这些都是望文生义的想当然的翻译,过分的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难免会引起歧义,费解甚至令人可笑的翻译。
(二)恶俗的翻译:
臭豆腐——smelly bean curd
口水鸡——slobbering chicken (流着口水的鸡)
(三)白开水式翻译:只是主配料的简单堆积。比如广东名菜“佛跳墙”在很多菜馆都被翻译成“Abalone shark’s fin and fish maw”, 像“佛跳墙”这类具有深厚民间历史典故的名菜,直接按照材料翻译出来就觉得索然无味了,未免可惜。
三、功能派翻译理论基础
弗米尔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目的论,(scopo-theory), 进一步打破了对等理论的局限,摆脱了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理论的束缚提出以文本目的为翻译活动的第一准则,目的论的核心概念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弗米尔认为单靠语言学解决不了问题,根据行为学的理论,他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产生语篇。
总之,功能翻译理论提出了译文功能论,指出翻译过程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该是对等理论要求的原文及功能,而应该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交际功能。
四、中式菜名英译的策略
(一)中餐英译文本的两个功能
1.让广大的外国朋友在餐厅或酒店就餐时,能够看懂菜单上的一道道菜名,了解这些美味佳肴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可以随心所欲享用菜肴。
2.让更多的海外人士在品尝中餐的美味佳肴时增加对中餐的了解,让中餐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二) 翻译策略
根据中餐英译文本的两个功能,对于主要目的是方便客人点餐一类的中餐,如果是写实性命名的菜肴,即菜肴是以原料或附带加工形状命名和烹饪手段而命名,这类菜名主要是展现菜肴所用的原料,刀工或烹饪手法,同时也兼容菜肴的口味。由于中英文中关于描写原料,刀工和烹饪手段的词基本存在对等语,这种情况下采用直译的方法,将菜肴的原料,味道,制作方法等翻译出来即可。
由于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很多美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有的菜名还蕴含历史和典故,这些菜肴的命名往往利用写意型命名,往往不出现原料及烹饪方法,初次品尝的食客面对食谱往往感到莫名其妙。这种情况下,一般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 虽然这些写意的菜肴被意译后往往会失去他们原名的象征,吉祥和文化意译,但是这样翻译后的菜单简洁明了,体现了菜单传递信息的文本功能,方便外国食客快速点菜用餐。
1.方便客人点餐
即了解菜的内容,选择自己喜欢的食品,翻译时应该注重菜的原料,味道,烹制方法等等。
直译(写实性命名的菜肴,主料加配料加调料)
烤乳猪 roast suckling pig
黄焖大虾 braised prawns in rice wine
脆皮鸡 crispy chicken
意译 (对于写意性命名的菜肴,用避虚就实的方法,翻译出实质)
霸王别姬 broiled chicken cutlets with turtle
蚂蚁上树 sautéed bean vermicelli with spicy meat sauce
糖醋里脊 fried sweet and sour tenderloin
2.文化翻译
此外,如果菜名翻译还要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和促进中西饮食文化交流的重任,那么翻译所采用的策略就必须与此目的相适应。尤其是写意型命名的菜肴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属于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尽量传达文化信息,多采用直译+释义法和音译加注的方法。
直译加释义
在中式菜肴中,有些菜含有历史典故,是由某人创始或与某人有关,因而以其姓名命名,如东坡肉,宋嫂鱼羹等。有一部分则与某个历史事件或传说有关而直接以该事件或传说命名,如佛跳墙,叫花鸡等。这类菜名一般比较复杂,我们再翻译的时候应当灵活处理,在最大程度上保留这些深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典故,此类菜名的英译一般采用直译+释义法翻译,即先直接按中文菜名翻译出其含义,然后补充说明其内在含义。
佛跳墙 Fotiaoqiang —— steamed abalone with shark’s fin and fish maw in broth (lured by its delicious aroma even the Buddha jumped over the wall to eat this dishes)
音译或音译加注释
对中国特有的食品的翻译,多采用音译,或者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如豆腐,粽子,饺子,馄饨等等。
Jiaozi— won ton
粽子翻译为Zongzi —— glutinous rice dumplings wrapped in bamboo leaves .
五、总结
文章主要简介了论文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本文对德国功能派理论作了介绍,提出了这一理论可以作为中式菜名的英译一个范式。就菜名翻译而言,菜名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更多的是文化内涵的传递。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菜名命名的原则以及目前菜名翻译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因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笔者提出了菜谱翻译中应遵循的一些原则,将直译和意译的翻译策略运用到菜谱翻译中并详细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以及这个具体方法对菜名翻译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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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小说《红楼梦》菜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
一、引言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红楼梦》这部“文化百科全书”即被早期的译者节译,但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出现,《红楼梦》翻译的研究才轰轰烈烈地展开。《红楼梦》翻译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集中在语言的层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受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研究者们开始从多个层面从文化的视角探讨《红楼梦》的文化翻译问题。目前,对《红楼梦》饮食名称翻译研究的论文或著作还比较少,我试图对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全译本中菜名的翻译进行研究,以宏观的角度审视两位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
二、《红楼梦》菜名特点
《红楼梦》这部小说中涉及的名贵菜品、粥糕点心、名茶良饮,可以说是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浓缩。作品中提及的美食多达57种,我将这57种食品按其命名方式分成两大类,即含有文化寓意的命名和不含文化寓意的命名。其中不含文化寓意,以食材直接命名的食品有36种,如“燕窝汤”、“莲叶羹”、“藕粉桂糖糕”、“鹅掌鸭信”等。含文化寓意的命名有21种,其中有包含中国风俗的命名,如“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寿桃”、“腊八粥”、“粽子”等;有包含中国地名的命名,如“六安茶”、“龙井茶”、“惠泉酒”、“绍兴酒”等;有包含中国典故的命名,如“金谷酒”、“屠苏酒”等;还有作者曹雪芹用“谐音寓意”手法而命名的“千红一窟”和“万艳同杯”。
三、《红楼梦》菜名英译研究
有学者研究得出,杨宪益在翻译作品中所含的中国文化信息时,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霍克斯对此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但是具体到《红楼梦》中饮食文化的翻译方面,却不能一概而论。霍克斯在饮食文化尤其是食品名称的翻译方面一反惯常的做法,明显地倾向于异化的策略,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饮食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霍克斯在译本中想方设法通过自己的翻译使目的语读者领略中国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两位译者在翻译食品名称时的具体方法详见下列表格。
从以上表格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小说中出现的直接以食材命名的菜肴、酒茶和糕点名称,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总体的倾向是采用形式对等的策略,这种策略有利于原文本文化信息的传播。直接以食材命名的菜名全文有36个,杨译本中有34个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而霍克斯对其中的29个进行直译。《红楼梦》中涉及的菜名大部分包含现实中的食材,对于这部分的翻译,杨宪益没有采取音译法,而霍克斯将“小饺儿”和“枫露茶”音译为“tiny jiao-zi”和“Fung Loo”。两位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都有漏译的现象,如杨宪益没有翻译“炒芦蒿”,霍克斯没有翻译“风腌果子狸”和“杏仁茶”。也许是因为原著不同版本的问题,或者是译者自身的原因,或者译者考虑到他们毕竟是在翻译小说,太难理解的菜名会对读者的理解带来障碍,所以在不影响情节的情况下省略了个别菜名的翻译。杨宪益和霍克斯都将“面茶”译为“breakfast”,采取了功能对等的原则,虽然指出了小说中人物当时吃的是早饭,但是没有译出具体的名字,从小说的角度来看,似乎对情节没什么影响,但是无形中已经丢失了一部分饮食文化方面的信息。“面茶”作为中国的传统食品,深受老百姓喜爱,《红楼梦》中也多次提到,而此处译者将它译为“breakfast”似有不妥。
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发现,霍克斯作为有异域文化背景的译者,虽然对原作非常喜爱,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的了解并不是面面俱到的,这从他误译的几个菜名中可以反映出来:如“鹅掌鸭信”,霍克斯将其翻译为“goose-foot preserve”,其实,“鹅掌鸭信”就是鹅掌和鸭舌头,霍克斯在翻译中没有译出鸭舌头。再如“藕粉桂糖糕”,霍克斯将其翻译为“marzipan cakes made of ground lotus-root and sugared cassia-flowers”。“藕粉桂糖糕”是江南美点之一,它的原材料是藕粉和糖桂花。但是霍克斯译文中的“cassia”和此道点心中的“桂糖”并不是同一物质。“cassia”的英文释义是:“It is a shrub genus in the bean family,the seed and skin of the tree can be used as flavoring.”可见与cassia对应的物质是肉桂。显然,霍克斯将桂花和肉桂混为一谈了。杨译中的“sweet osmanthus”英文释义是为“sweet osmanthus is native to china especially in southern china(Guizhou,Sichuan,Yunnan).It is also the‘city flower’ of Hangzhou,China.This is specialty of China.” 可见,“sweet osmanthus”与源语文本中的桂糖是同一物质。
对于含有文化信息的菜名的翻译,杨译较多采用直译和音译的方法,总体来说,杨译还是采取异化的策略。霍译的21个含文化信息的菜名中,除去漏译的1个菜名之外,有10个采取的意译,另外10个分别采取了直译和音译的方法。很多研究者认为,霍克斯在翻译文化信息的时候,很明显倾向于归化的策略,但是对于菜名中所含文化信息的翻译,霍克斯并没有明显的归化倾向。对于小说中出现的茶和酒的翻译,杨宪益和霍克斯均倾向于异化的策略。比如有些名茶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对应词,形成翻译上的词汇空缺。对此,杨氏译本多采用音译加注法。通过加注,便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茶文化。霍克斯也采取了音译加注或者直译的方法,使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六安茶”时,两位译者都采取了音译的方法,但是杨宪益翻译为“Liuan tea”,而霍克斯翻译为“Lu-an tea”,查阅史料便可明白,霍克斯的音译是正确的,这也显示了霍克斯异化策略的体现,更体现了他严谨的态度。在翻译“女儿茶”时,杨宪益用音译加注的方法,而霍克斯采取了意译“herbal tea-wutong-tips”,比较而言,杨宪益的方法在传播文化方面更胜一筹。小说中出现的两个“谐音寓意”——茶名“千红一窟”和酒名“万艳同悲”是非常难翻译的,曹雪芹的这一创作手法是整个小说中的一大特点,但是谐音的翻译是非常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译的,但是“谐音寓意”在小说中表达的效果可以通过功能对等的方式在译文中体现出来。杨宪益对这两个名称的翻译,都是采用直译的手法,而霍克斯则采用了动态对等的原则,虽然这似乎不利于传播中国文化,但是若细细品味,就能发现他的翻译更接近于原作的寓意。翻译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他这样的“妥协”,却收到了与原作寓意近似的效果。如 “千红一窟”隐含那些年轻女子悲惨的命运,霍克斯翻译为“Maiden’s Tears”,蕴含意义尽现;“万艳同悲”也是隐喻那些年轻女子悲惨的命运,霍克斯翻译为译为“Lachrymae Rerum”,虽然表面看与源文本相去甚远,可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译文的绝妙之处。“Lachrymae Rerum”,意为“万物之泪”,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长诗《埃涅阿斯记》,“万物之泪” 与“万艳同悲”的深层含义是一致的,通过“眼泪”这样的液体与原文的“万艳同杯”之酒保持了紧密的关联性,西方读者通过这样的关联,很快便会明白作者在此处用虚拟的酒表达的意思。在含有文化信息的菜名中,杨宪益把“六安茶”翻译为“Liuan tea”显然是不恰当的。在此类菜名中,霍克斯却没有误译,但不知是何原因,他没有翻译出“金谷酒”。
综上所述,在菜名的翻译中,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均倾向于异化的策略,尽力保留源语文本中的文化信息。为何两位译者能有相同的策略倾向,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在《红楼梦》的很多菜名中,食材都是现实中的物质,食材属于物质文化,由于中英两个民族都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里,两种文化的共通在翻译上的表现是选词造句上的“偶合”现象。这使得菜名的翻译可以最大限度地把使用异化的策略。其次,任何一部译作,都是服务于翻译的目的的。虽然霍克斯有着西方文化的背景,但他在翻译《红楼梦》时坦言特别喜欢这部小说,所以他翻译这部小说,希望给西方读者带给愉悦的感受,就像他自己在读《红楼梦》时感受到的一样。他当然想把小说的原貌展示给目的语读者,只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读者在理解方面障碍太大时,他才采取归化的策略,至少在翻译菜名时他采用的是这样的处理方法。
四、结语
针对《红楼梦》中直接以食材命名的36种食品名称,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均采用异化的策略,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对于含有文化寓意的21种食品命名,两位译者也都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主要使用直译、音译、音译加注、意译等方法,各种方法的灵活使用,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文本的信息。研究两位译者的翻译,可以给我们今天的菜名翻译带来一些启示:首先,菜名中的文化信息不能舍弃,应当想方设法保留。翻译时具体可以采用直译、音译、音译加注等方法还可以借助于图片视频等非语言媒介。其次,不仅在饮食文化,而且在其他的文化翻译方面,异化都应该是首先选择的策略。
参考文献:
[1]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关于餐饮功能定位的研究不枚盛举。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资料研究餐饮象征文化,在西方学术界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具体代表人物有古典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乔治•弗雷泽(SirJamesGeorgeFrazer),法国社会学派马歇尔•牟斯(MarceMauss)和列维•布留尔(LucienLevy-Bruhl),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新结构主义的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和玛丽•道格拉斯(DameMaryDou-glas)等著名学者,都曾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餐饮象征文化进行过一些初步的研究。但尽管如此,餐饮象征文化在目前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界也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开拓的研究领域,因为虽然以上这些著名的人类学家曾对此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但实际上至今仍未建立起关于餐饮文化的理论体系,而且在具体的个案研究方面还带有某些严重的偏颇倾向。瞿明安的《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中国56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横向论述各民族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宗教文化、人生礼仪和节日风俗的关系,纵向探讨各民族生活方式在当代的变迁和面临的选择问题(瞿明安,1995)。《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运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及资料,对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描述(瞿明安,2001)。着重从经济学、管理学、旅游学、餐饮学的角度探讨民族餐饮发展的现状、问题、对策。比如张培明《发展新疆民族餐饮业的前景展望与思考》,杨丽《云南民族饮食文化与旅游餐饮业发展浅议》,单浩杰《内蒙古中西部特色餐饮业研究》,杨晓坚《试论白族饮食文化在现代餐饮中的开发与利用》,王晓文《试论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以福州为例》等,分别从微观的菜品、烹饪、技术和宏观的政策、管理、文化、历史、特色等角度提出发展各民族或各地区餐饮业的对策。以上研究基本上反映出了少数民族餐饮功能定位的研究的复杂性。
本论文通过2010年11月10日至12月25日的参与观察,对北京金孔雀德宏傣味餐馆的122名顾客发放和回收的122份有效调查问卷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多元文化大都市少数民族餐饮的功能意义,该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一、分析方法与数据的处理
本文运用了SPSS软件FACTOR模块对所收集的122份调查问卷进行了因子分析。调查问卷中变量共35项。在做因子分析时,需要提取一些能够体现调查对象基本特征的变量,删除一些主观性强的问题,原始数据最好是数字形式。因此,笔者对调查问卷中相关数据进行了处理。处理的方法是:第一,替换并保持选项之间的逻辑关系。如经常“有、有、一般、没有、完全没有”,依次替换为“1、2、3、4、5”。第二,多项选项间逻辑关系不强,主要体现多样化特点,采用数字合并替换法。如经济发展、文化传播、旅游发展、餐饮发展、解决就业等选项,当调查对象选择两个选项时替换为“2”,选择三个选项时替换为“3”等。经过这样处理后,从35项调查题中,共选取了13个变量(如下页表1所示)。
二、数据分析
运用SPSS软件中FACTOR模块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首先,运用KMO样本测度和巴特莱特球体检验方法了解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来判断进行因子分析是否合适。SPSS中的FACTOR模块输出结果显示原始变量间相关性为78%,显示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然后对初始载荷矩阵和公共因子进行旋转,表2和表3是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下页表4是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发现:在旋转后公共因子解释原始数据的能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因子载荷矩阵及因子得分系数矩阵都发生了变化,其更倾向于0或者正(负)1。从上述的输出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主要表示了是否踏实舒服、对管理者印象、对消费者印象、是否有归属感、和消费者管理者交往意愿所反映的内容。表示傣族餐饮提供给顾客归属感和认同感,即都市餐馆所发挥的凝聚功能,笔者将其定义为餐馆的纽带功能。第二个因子主要表示了傣族文化传播、去傣族意愿、深了解傣族文化意愿、北京好处民族交流所反映的内容。表示傣族餐饮激发起消费了解傣族文化的兴趣和去傣族地区旅游的愿望,即都市傣族餐饮具有沟通功能,笔者将其定义为金孔雀的桥梁功能。第三个因子表示了印象和态度发生变化、饮食爱好变化所反映的内容。表示顾客群体通过傣族餐饮,自身民族文化观和饮食习惯所发生的变化,即傣族餐饮具有整合功能,促进文化的再生产,笔者将其定义为餐馆的平台功能。第四个因子表示顾客来金就餐次数和傣族文化了解程度所反映的内容。顾客通过就餐可以了解一定的傣族文化,即傣族餐饮具有展现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功能,笔者将其定义为餐馆的窗口功能。分析结论与启示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本次调查问卷所反映的都市少数民族餐饮主要窗口、桥梁、纽带、平台的功能。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少数民族自身可以通过餐饮来展示和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都市人可以通过民族餐饮的消费过程,接触和了解特定的民族文化;民族餐饮的经营群体则可以通过餐饮经营活动接触和了解都市人和都市的社会文化;民族餐饮作为文化符号,又是展现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政策和现实的窗口。
(2)民族餐饮具有桥梁作用。它可以激发消费者进一步了解和探究特定民族文化的兴趣,甚至将那些对别的民族文化深深着迷的消费者引向滋养这些富有文化魅力的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为民族旅游业的勃兴注入推动力和吸引力;而那些持有迷人特质餐饮文化的民族,则可以形成以餐饮经营者为先锋,原乡人为基本队伍、地方特色物产和文化为内涵的通向中心的人流物流,促进中心城市和民族地方之间的互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