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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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

根据台湾地区国文《课程纲要》的指导思想,台湾地区国文教材的编写原则,第3条规定:“编选教材范文时,要将所选用的教材,按文体比例、写作风格、文字深浅、内容性质,以单元或主题方式作系统编排。并于第二阶段(第六学年)渐次融入文言文。第三阶段应逐年调整文言文与语体文之比例。”国文教材编辑大意第五条写到:“本书所选之范文,以旨趣明确,文辞优美,足以启导人生意义,切合时代潮流者为主。”《国文》教材着眼于兼具语文训练、精神陶冶及文艺欣赏三种价值的文章,其前提是切合国民中学学生的学习心理和能力,也就是所选文章,必须与现代青少年生活有关,并使他们了解和接受。因此,把握学生的学习心理和能力,反映学生心理发展的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学生应达到的学习知识与能力的标准,这些都属于范文编选的心理学依据。

表一:国文教材课文篇目一览(见文末)

表二:现代文与文言文在各册中的分布

从上述两个图表中可以看出:高中国文教材中,现代文约占三成,文言文约占七成。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文言文所占的比例大体上也逐步增大,这也体现了台湾地区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现代文在选材上多注重文章的生活色彩,注重启发学生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思考。这样的课文编选,一方面与台湾地区的历史文化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也有其心理学依据。

一、选文贴近学生不同的需要层次

20世纪5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美国兴起。它是一种以研究人的本性、动机、潜能、经验以及价值为主的心理学新思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两类:基本需要和成长需要。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及尊重需要;成长需要包括认知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类需要的发展是一种连续的、重叠的、波浪式的演进过程,即不同层次的需要可以同时存在,高层次的需要并不一定在低层次需要被满足后才出现。

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依据,国文教材基本上满足了学生的成长需要,选文主题的丰富多彩,涉及到了学生的认知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国文教材选文最鲜明的特色是注重传统美德对学生的熏陶,注重中华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学生的影响,把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孝敬父母等优秀品质放在重中之重。如《左忠毅公轶事》突出了左公忠坚贞不屈的爱国志气,感人至深;《张劭与范式》展示了古代文人雅士的礼仪规范;《爱莲说》《五柳先生传》揭示了甘于淡泊,出淤泥而不染的道理。文言文选文主题的多样性,可以满足学生对认知、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第2篇：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贵州;地名;地名渊源

《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祖禹撰写的一部规模宏大的历史地理著作，是研究历史地理的必读参考书。顾祖禹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他一生中大部分精力都倾注于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历时三十多年，完成此部历史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初稿作72卷，后定稿共130卷，280余万字。此书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为纵线，以明末国土疆域和行政区划为轮廓，叙述和考辨省、府、州、县的疆域、道里、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等，着力于经世致用，重点考订古今郡县变迁及山川险要战守厉害。该书对历代州域形势、山川险要、战守事迹、河渠水利等皆能上下古今，详加论述。写法上，采用朱子纲目之法，自撰纲要，自为之注，其顶格写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

《读史方舆纪要》既是研究历史地理必读之书，又是研究古代史重要资料，颇有学术价值。首先，此书是研究军事地理和沿革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其次，此书是研究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必读之书;第三，此书超出了沿革地理的发展水平，已经具有探索地理形势发展规律的某些特点，同已开始探索岩溶地貌规律的《徐霞客游记》一起成为推动我国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开拓性著作。第四，此书关于人地关系的辩证思想较为突出，重视形势地利，以为行军作战之资，同时不忽视“人”的作用，将其提到地利之前考虑[1]。很长一段时期，学界对此书多关注于对其记录之疆域政区演变、交通运输、农业经济等方面，对此书记录之地名源流的研究不够关注。因此，本文拟以“贵州”为例，对其中记录之地名源流加以解析。

地名都有其来历和含义，反映出一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认识及地理景观的表现形态。地名之命名多以方位、山川、地形、天文、气象、物产、地貌形态色彩等自然因素为命名基点，当然也有以人物、传说、人类主观愿望等人文因素为命名基点的。清楚认识地名来历和含义，对丰富地名文化研究有现实意义，能让更多的人清楚相关地域之地名沿革、文化内涵及地方特色。

地名渊源解释是地名学的重要内容，历来地理学著作都注重对地名渊源的解释，比如《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诸书都对地名渊源作出了解释。《读史方舆纪要・贵州》中对贵州地区地名渊源有较多的涉及，其内容涉及政区地名、山川地名、建筑地名以及历史遗迹地名等，因此，本文拟按书中记载地名渊源的性质，将其分为自然地理地名和人文地理地名两大类，但是因《读史方舆纪要・贵州》部分对地名渊源解释较多，不能穷尽其解释内容，所以在行文过程中，仅举例说明，目的在于管窥蠡测，引起对《读史方舆纪要》地名学成就的重视。

一、自然地理地名

（一）地形地貌地名

贵州地区地形复杂，多山地，河谷纵横。“因山为名”是地名命名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在自然界中，山是最具稳定性的自然实体。同时，在远古时代，人们经常利用山中资源，山与人自古便关系密切。因此，《读史方舆纪要》中有着很多地形地名，政区命名依据此类者也不少。如，贵山，“在府北二里，入蜀之道也，一名贵人峰，贵州之名以此。”[2]贵州之名即取贵山之“贵”，是以山为名的典型。再如，独山，“州南二十里，山尖圆高峻，无他山连属，因名。”[3]又如，思王废县，“《志》云：唐贞观十六年，开山洞置扶欢县，属溱州，以县东有扶欢山而名。”[4]同样是以山名为政区名。除了以地物命名政区外，贵州境内很多山川都以其特征来进行命名。

（二）形象地名

丰富而多样的自然界，既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生活的自然资源，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想象的自由空间。以形象命名的地名，在中国古代地名早已有之，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地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类地名最能体现出人类想象力的丰富多彩，展示了古人的智慧。《读史方舆纪要》中记录大量的形象地名，此类地名相比于其他地名数量最多，种类最为丰富。

一个地区的地貌特征取决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环境造就了这种地貌，因而当地人在对地物进行命名时会采取“以形命名”原则，这种命名方式较为普遍，其中以自然地理实体居多。首先以山水地名命名为例。此类形象地名主要以动物形象和器物形象为主。例如，照壁山，“在府东北里许，以岩石屹立而名。”此山位于贵阳军民府东北，成为府治“照壁”，因而得名。狮子山，“在府城西。土山戴石，状如狮子。”因其山形如同狮子状，故得名。三脚山，“在府北五十里。三峰耸立，形如鼎足。”[5]这是由人们看到的直观形象决定。自然界丰富多彩，生出了万千奇物，因此人们在进行地名命名时候会根据地方民俗或是自身主观意愿进行，《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关此类地名的记载不少。石门山，“府东六十二里。绝顶二石对峙，人行其中，俨然如门。”揭榜山，“崖壁端直而竣削，因名”。

其次为建筑地名，主要包括亭、庙、寺、楼、关隘等。此类地名以动植物、自然实体地名为主。马场山，“司东北五十六里。与牧马场相连，因名。”[6]羊场关，以羊场河而名。飞练堡，“在废草塘司北十里，傍有飞练泉。”要而言之，通过形象命名地名，其目的是让抽象的建筑化为具体可想象的动物实体，使人听其名则如见其实物，这也是形象地名的优点。

（三）地理方位地名

地理方位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多选择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或是交通要道为其定居点，因为此类地方能让人衣食无忧，生活惬意。因而产生的地名多指示特殊地理位置，《读史方舆纪要》中有相当多地理方位地名。拱辰山，“县南百五十里，以山势北向而名。”地理方位对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至关重要，在地名命名过程中，以地物或地域所处的方位命名，通常采取相对方位命名方式，即以某一地物或地域为参照，按照被命名地物或地域与其所形成的相对方位进行命名。

二、人文地理地名

（一）因某一历史事件而得名

某地发生某一较为特殊典型并对当地产生一定影响的历史事件，于是人们以这一事件的整体或部分情节为背景，对那个地方进行命名，这样的情形在我国的历史地名中较为常见。此举例《读史方舆纪要・贵州》历史地名：例如，“亮寨蛮夷长官司，诸葛寨，亦在司西。《志》云：府北八十五里，有诸葛营，即此寨也。司因以名。”[7]欢喜岭，卫北二里。洪武中，蛮贼攻城，指挥顾成大破之于此。军民皆喜，因名。

（二）人物姓氏地名

我国自古就有“百家姓”，百家姓在小农自然经济时期发展起来，有的宗教色彩浓重，图腾、人物崇拜观念较为普遍，就中国人的民族心性而言，首领的权威要得到突出，如此，在地名命名过程中，使得人物姓氏较为常见。因为我国地域广大，人物姓氏地名分布很广，其中重点在人类居住地（村庄等），此外，还有山地名、政区名、地域名等。在《读史方舆纪要・贵州》中，例如，鲁郎山，“在府北八十里。元时鲁姓者读书于此，因名。”[8]东洞，“正德初王守仁谪居于此，改名阳明洞”等。

（三）美愿祥瑞及传说地名

人生于世常抱美好愿望，胸中所想，表现在地名命名上则是美愿祥瑞地名的出现。此类地名主要帝王将相为主。古时帝王希望江山永固，帝位传之万世，这是其普遍思想。同时普通人也希望生活如意，事业有成，这些都是社会的普遍心理，因此他们将此种美好愿望寄托于地名之上，就产生美愿祥瑞地名。至于神话传说，因为古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出现无法合理解释，因此才会产生神话传说。神话传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不易因朝代变更、时代变化而消亡，而神话传说的内容常常是通俗易懂、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并且神话传说体现了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资料，更为重要的是，神话传说的保留方式之一就是地名，可以这样说每一神话传说地名的背后都有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关祥瑞及传说的地名不在少数，此不能一一罗列，特举几个例子：洗马潭，相传诸葛武侯南征时洗马于此。神应泉，在府北百二十里，地名巴乡，击石则泉出，因名神应。阴阳山，司治旁。土人以云气占晴雨，因名。[9]龙溪，在府西五十里，相传土人击铜鼓于此而龙出，因以成溪。铜鼓山，在卫西南二十里。相传诸葛武侯南征，获铜鼓于此。[10]马跑泉，所北十里。相传关索领兵至此，马跑泉出，因名。[11]总之，此类传说、祥瑞地名不仅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地理文献中记载亦很常见。

明清时期，我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已经有了明显发展，《读史方舆纪要》集沿革地理学之大成，是我国古代关于沿革地理的最为系统、完善的总结性著作。其内容丰富，考订详细，结构严密，胜于《元和郡县志》、《舆地纪胜》等总志，超过《大明一统志》。此书军事色彩浓重，对于军事形势叙述详备，其收集之史料及相关论述可以说是关于历代各地的军事地理论文;此书贯通古今，史地结合，结构严谨，其组织和研究方法可以算是治地理学的一种规范。尽管顾祖禹在著书时多以搜集史料为著述依据，没有像徐霞客那样去实地走访，但是其著述精详，错误较少，为后人留下了这部军事地理著作，其贡献不可谓不大。由于《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军事地理著作，其关于中国历史地名源流研究的作用，关注的人较少，此书记载的诸多历史地名源流，目前学界还缺少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对《读史方舆纪要・贵州》卷记载的历史地名源流进行整理分析，意在引起学界关注《读史方舆纪要》的地名学价值。

参考文献

[1] 杨光华，马强主编：《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导读》[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

[2][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M]卷一百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248页，以下所引版本同此.

[3][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79页.

[4][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二，第5302页.

[5][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48页.

[6][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78页.

[7][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96页.

[8][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48页.

[9][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一，第5262页.

[10][清]顾祖禹撰;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三，第5337页.

第3篇：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项目管理；发展方向

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constru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projects,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the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one,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 implement the necessary management activities, effective real estat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double harvest. The following article will combination of years of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in order to focus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China's real estate projects, discussion of the full text.Keywords: real estate; project manageme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中图分类号：TL372+.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9-0020-02

一、序言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一方面带动了同行业间的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也随之增加了行业间的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对于高风险性的房地产企业而言，在快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里，其建设项目的管理工作仍滞留在起步阶段，不仅制约了其工作效率的提高，更严重影响了我国房地产建筑项目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发展脚步，造成其与世界先进水平间的距离不断拉大的现象，逐步形成了我国未来房地产企业的发展进步的瓶颈。

二、建设工程管理信息的分类

1．按照信息来源分类，则主要包含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两类。所谓的内部信息是指在项目建设的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主要有项目决策信息、项目管理信息和项目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作业现场产生的信息等。它反映项目组织内部所拥有的信息状况以及信息的利用水平和能力。外部信息是指对项目建设活动有影响的外部环境各种相关因素的信息。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对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和许可方面的信息；有关项目建设的法律、法规和决策信息；政府有关部门的相关政治、经济的信息，工程定额和造价信息；劳动力价格、主材价格等市场信息。

2．按照信息流动分类，可分为自上而下的信息、横向沟通的信息和内部与外部沟通的信息。建设项目信息流向，即项目管理工作路径，它与建设项目管理的组织机构设置有直接关系。合理的工作路径，能够有效的发挥项目信息的效益。

3．按信息内容分类，可分为工程技术信息、经济信息和项目管理信息。工程技术信息是指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的与工程技术相关的信息，包括图纸、相关规范、技术方案、质量保证措施等。经济信息指与建设项目有关的经济内容信息，包括预算成本、融资情况等。项目管理信息是指有关管理内容的信息，包括招投标管理、规划设计管理、合同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

4．按照层次要求分类，可分为计划信息、控制信息和作业信息。计划信息是指房地产开发公司高层管理者确定的目标、规划和计划安排，资源分配等方面的信息。控制信息是指管理层为实现项目建设目标对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进行监督、控制所得到的信息。作业信息指项目建设过程中与日常业务相关的信息和施工现场的各种信息。

5．按照信息时态特征分类，可分为历史性信息、实时信息和预测信息。历史性信息指已经发生并且被使用过的信息，但对项目管理人员仍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或仍有使用价值的信息，以文档资料的形势保存。实时信息指反映当前建设工程项目各项活动的信息以及反映当前外部环境特征的信息。这类信息对指导和控制项目建设各项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项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重点。预测性信息是指在掌握上述两种信息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预测方法和主管人员的经验，对项目建设未来的各项工作进行预测性描述得到的信息，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决策管理层提供决策参考。

6．按照信息稳定性分类，可分为稳定性信息和流动性信息。稳定性信息指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的信息，在项目管理中往往可以重复利用，包括建设项目的目标，节点计划和各种协议或合同等。流动性信息是反映建设项目各项业务活动的实际进程和实际状况的信息。这种信息随工程进展而不断更新，包括建设项目的财务状况和工程进度等。

三、建设工程管理信息的模块分类

1．投资管理模块，包括计划投资数据处理；实际投资数据处理；计划—实际投资比例分析；投资分配分析；投资控制以及报告报表生成等功能。

2．工程控制模块，包括编制项目进度计划；项目实际进度的统计分析；进度计划的调整以及项目进度各类数据查询；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和标准的数据处理；材料、设备检验纪录；工程质量验收纪录；质量统计分析、评定的数据处理；质量事故处理纪录及质量报告报表生成等功能。

3．成本控制模块，主要包括材料设备采购计划；材料设备招标文件、询价文件；分包工程招标文件；分包工程招标计划；报价对比分析；设计概算及各项分包工程标底文件。

4．合同管理模块，包括合同结构模式的提供和选用；各类标准合同文本的提供和选择；合同文件、资料的录入、修改、查询和统计；合同执行情况的跟踪和处理过程的管理；合同实施报告报表生成以及建筑法规、经济法规查询等功能。

5．行政事务模块，包括文件流传签批手续；行政管理规则；员工管理手册；办公固定资产及耗材的使用情况及支出统计等。

四、建设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条件

1．组建信息化领导小组及专业信息处理队伍。由于信息管理贯穿业主项目管理全过程，涉及到项目管理的各个部门和所有项目建设参与方，开发公司应成立项目经理领导的信息化领导小组，统一布置建设工程项目信息化工作，建立项目信息收集、存储、处理和传递的程序，在相关的项目管理职能部门设立专职信息员，形成上通下达的信息资源管理组织体系。在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复杂的管理问题、计算机信息处理和通信技术、系统运行操作和维护等一系列问题，应组建一支素质过硬的专业信息处理队伍。同时，还要对项目管理的不同层次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保证系统开发和应用的顺利进行。

2．建立建设工程项目信息管理机构。管理信息系统是整个管理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是业主项目管理业务流程中的一个独立环节，需要有相应的信息管理机构来负责信息管理工作的规划、协调和管理工作，大中型、复杂的建设工程项目，还应有信息管理负责人负责信息管理业务，掌握计算机技术，掌握系统开发和应用的规律和方法，具有开拓创新和统筹全局的能力。

3．建立信息系统运行制度。数据资源是管理信息系统的血液，数据的完整与准确是系统的质量保证。因此，需要建立建设工程项目信息资源开发和应用的相关制度，确保管理信息收集、存储、传递、加工和使用顺利进行。具体工作内容包括：建立统一的适用于项目建设全过程的信息编码标准；制定和规范各种纪录表格，坚持现场记录制度，保持原始记录的完整和规范；保证数据及时输入电脑，并定期进行统计和分析，形成分析报告；规范设计图纸等资料管理形式，对现场变更洽商给予特别关注；建立收发文程序，并与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接轨；规范会议纪要的格式；定期对现场进行照相，保留图像资料；重要文件或资料同时以纸质文件、电子版备份方式保存等。

五、建设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

一个完善、成熟的建设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强大的功能，有效地辅助业主进行项目管理，各模块的负责人及项目经理对各系统信息一目了然，可以非常及时、有效的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展开工作，解决问题于萌芽状态。最重要的是通过建立这样的信息系统可以有效地将工作成果和成功经验进行积累，不管是一个大的开发项目中的各个子项目，还是一个大型开发公司中的不同的项目公司，都可以从中最大限度的获取资源的整合和共享。

六、结语

随着政府规范土地管理，严格城市土地规划的政策和法规，房地产业的大环境趋于合理化，房地产开发公司应与时代同步，以规范、长久的心态从事房地产建设项目的开发，这也是本文详细分析、论证房地产开发公司工程管理体系确立的最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第4篇：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地理学；历史文化名城；GIS；保护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增加，正日益侵蚀着历史文化名城赖以生存的环境，使许多保护较好的名城遭受到冲击，甚至面临着遭受破坏的危险。因此，急需提高对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和管理工作的认识，并抓紧实施。目前，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采用的大多是传统的方法和手段，主要从感性的角度来分析收集现状基础数据，缺乏对现状基础数据的快速准确分析，使得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无法在综合考虑相关数据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分析。因此，传统方法难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用新技术、新手段来解决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与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而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给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契机。

以下笔者试图以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基础，总结了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从而梳理了GIS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中的应运，并通过几个实例，说明经由GIS的数据处理技术建立起来的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空间地理数据，为城市规划管理和设计提供准确、动态的规划成果信息平台。

1 基于文化地理学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物古迹 、鲜明的城市空间格局和建筑风貌，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传统。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体环境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文化载体是某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科学 、教育等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因此，历史文化名城堪称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具有极为重要 的历史、科学、文化和 艺术价值。在当今城市国际化、信息化和飞速发展的激流中，唯有传统文化才能显示出城市的特色、身份和归宿。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普遍存在，在我国社会整体文化素质还不高，面临全球化竞争又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的特殊历史阶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从实践看，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重局部，轻整体，重近期，轻长远，重物质环境，轻文化内涵，重技术手段，轻人文精神，重空间关系，轻社会网络，重经济利益，轻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许多名城“建设性破坏”和“城市灵魂的失落”。这一方面反映了新时期城市建设面临 问题和矛盾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则 凸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 沦与方法研究的薄弱。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着重研究一定空间范围内各种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异、地域组合及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文化地理学强调从地域的观点探索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揭示文化现象的特性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早在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就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因此，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可以作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

2 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

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中两个关系密切的分支学科。人文现象是历史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化地理学研究也离不开其历史属性，两者相互交叉形成了诸如历史文化地理或历史人文地理等学科。随着当今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正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传统的空间和时间分析方法凸显其欠缺，这对学科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成果的精确性，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显得十分重要。由于GIS 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历史、 文化地理研究中，可将卫星图片、 地图、 文献资料、遗产及文化景观等按一定的格式化要求予以融合，建立历史文化地理数据库，进行信息的多元综合分析和应用，实现地理空间数据处理、分析和可视化，成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

其中，GIS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1）历史地图资料的数字化；( 2)空间历史数据的管理和可视化；( 3) 基于空间分析方法探知历史过程。GIS 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1) GIS 应用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 2) GIS应用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另外，文化资源的管理也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物资源的管理、文化遗址的评价以及数字博物馆建设等方面。采用文物保护管理信息系统，可增强系统对空间数据的处理与操作能力，系统功能更为完善，实用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文化遗址景观的脆弱性关系到遗址保护与持续利用，采用GIS 技术，可对文化遗址景观敏感度进行综合评价。

3 典型事例分析

下面以青岛和南京为例，介绍基于GIS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及功能等。

3.1 GIS在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中的应用

3.1.1 概述：

青岛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近代欧亚文化的交汇区，青岛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对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这是我们亟需保护和发扬光大的文化珍宝，正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建设特点，使青岛城市发展历史长河中既有明晰的文化主脉，又有中外多国不同文化交汇而呈现出的多彩文化，构成了城市建筑文化多元化的总体风貌特色。规划将滨海旅游区以及展示本区域历史文化的各类建、构筑物在空间上组织起来，形成网络体系 使人们便于感知和理解保护区历史文化渊源，给老城区增添活力。

为了很好地组织和管理这些信息，使之作为科学的分析和决策依据我们建立的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为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成果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提高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3.1.2 数据转换：

衡量一种CAD数据到GIS空间数据库转换方法的性能，首先应考虑数据转换前后的一致性，比如在保护建筑物在GIS空间数据库中是以“面” 的形式存储的数据， 在转换前，主要对CAD图形文件做的处理工作为：

（1）对于CAD图形分层不标准的图形文件，要先进行图层分类标准化，按照点、线、面及不同的属性和用途进行分类，从而达到显示和分析的目的。然后按照不同图层分别进行转换。

（2）对CAD未封闭成面的保护建筑物，通过ARCATALOG的拓扑校验来查找未满足要求的图形，通过人工干预校正图形，最终实现数据转换。

（3）数据的组织：

由CAD转换的GIS数据并不能实现用户对数据的真正需求，其只是实现了数据的显示目的，转换后的这些资料和信息具有空间定位特征，为空间信息，其拥有图形数据。

数据的完整性不仅包括图形数据，还包括与其相关联的属性数据，从而实现图形属性一体化，按照不同图形的地物要素，制定不同的属性数据 。 以 ” 保护建筑物” 面层为例，其属性表如表1所示。

属性字段是进行统计和分析等操作的必要条件。属性字段还可以连接如照片和法定保护图则等多煤体数据，照片可以是一张也可是多张，为保证图则数据的相对安全性，采用DWF格式 。

3.1.4 功能实现

GIS 可以对空间数据按地理坐标和空间位置进行各种处理，对数据进行有效管理，研究各种空间实体的相互关系，通过多图层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迅速地获取用户所需要的信息，并以图形等数据形式表示出来。

对查询结果的空间数据的属性进行多方位连接，在这些数据中，包含各种形式的数据，多种文件格式，多个数据来源，把这些数据有效地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管理系统，显示保护建筑的相关数据，比如说：现状照片、法定图则 、 文字说明等。

根据查询结果计算出保护建筑物、绝对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的面积。此系统的查询模块包括：供圈选查询、组合查询、定位查询的方式。

3.2 基于GIS技术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划定历史街区的应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并不是要保护城市的全部，而是保护反映城市风貌特色的历史街区、历史格局和历史风貌等，其中，历史街区是城市传统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划定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群等历史保护区的保护界限，提出相应的规划控制和建设要求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南京为例，在历史文化名城空间数据库基础上，建立划定历史街区保护界限的综合评价评估体系，使评价体系做到对历史资源的合理分类、科学分级，并使之通过分类标准所确定的保护对象体系能够与保护规划相衔接。

3.2.1 评价原理及方法

评价原理及方法包括：（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在选择具体的评价指标因子时，应遵守指标因子的客观性、可测性、可比性、简明性和灵敏度等基本原则。同时建立面状资源评价体系，在南京老城的所有地块中寻找风貌最好，价值最高的单元作为历史街区的候选对象。因此，面状资源评价体系是以确定保护价值为目标层的单目标评价体系，选择资源自身价值、完整性价值作为面状历史资源的评价准则如表2所示。（2）评价指标因子分级和权重值的确定。

3.2.2 多因子综合评价方法在南京老城划定历史街区中的应用

（1）指标因子的评价与分析：包括历史价值计算，如先计算出城市空间沉淀深厚度分布图，再计算出权力空间沉淀深厚程度，最后将得到的等级指数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进行累加得到每个评价单元历史价值综合评价的总分。格局价值计算、历史资源点富集度、形态完整性。

（2）南京老城历史街区划定的多因子综合评价

例如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价值综合评价值、格局价值、和景观价值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表1），将这三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自身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资源点富集度综合评价值和形态完整性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将这两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完整性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再根据两个准则层的数据计算结果，按层次分析法算得的权重，计算出老城内地块单元保护重要性。需严格保护的地块单元主要集中在民国公馆集中的颐和路、明故宫周边、总统府周边、老城南及秦淮河畔。在对老城内面状空间单元评价的基础上，可将综合价值高的空间单元划定为历史街区。

4 结论

在专业设计人员和 GIS 专业人员的配合协作下，GIS 空间数据应用于规划设计将存在着具大的应用空间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实现了空间信息的分析、统计、管理、制图和可视化表示，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及专业人员的设计提供支持，促使规划设计走向规范化与标准化，同时也将平面设计引向三维空间设计，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的日益完善，对城市规划的管理体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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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涛，崔春龙.论古城的更新与保护[J].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03(04)

[3]胡明星，董卫. GIS技术在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中的应用研究[J]. 建筑学报，2004(12):63-65.

[4]张剑涛.城市形态学理论在历史风貌保护区规划中的应用[J].城市规划汇刊，2004(06)：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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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胡明星，董卫.基于GIS的古村落保护管理信息系统[J].武汉大学学报，2003，36(3):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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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

一.栽培技术

唐代稻作的栽培技术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围绕着稻麦复种、育秧移栽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关于稻麦复种技术。李伯重在《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一文中，主要借助对史料的梳理，通过《蛮书》中关于南诏境内稻麦复种制的记述、《吴郡图经续记》中有关北宋苏州实行稻麦复种的明确记载、唐诗中的有关诗句、唐代关于官员替代时职田收获的处理办法的变化和两税法的实行等五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为：我国稻麦复种大约在高宗武后时期的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方已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种植制度大约形成于盛唐中唐时代，实行的区域主要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到晚唐以后，更加进一步扩大。(1)林立平则从技术层面分析了唐代稻麦复种制产生的原因。他指出，在水稻栽培移栽以及耕作技术和养地程度都有显著提高的基础上，稻麦复种制产生和发展起来。(2)而蓝勇和韩茂莉则从气候的变化和差异入手，分析唐代稻麦两熟制出现和推广的原因，并认为江南实行稻麦两熟耕作方式可能要比云南滞后些。(3)(4)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的观点则是稻麦两熟制初现于唐代，盛于宋代(5)。持唐代已出现稻麦复种制观点的论著和论文还有：吴存浩《中国农业史》(6)、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7)、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8)、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灾害原因》(9)。李根蟠则不同意唐代已出现了稻麦复种制的观点。他通过对李伯重所提出的五点论据（见上文）的逐一分析，认为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的根据尚不充分；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才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形成一种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长江三角洲在这一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10)。鲁西奇在《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稻麦复种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唐代甚至宋代均未得到全面推广；唐中期到宋元时期，汉水流域已开始出现稻麦轮作复种制度，但不普遍，只是在少数地方实施，绝大数地区还是实行稻或者麦（或者其它杂粮）一熟连作制(11)。郑学檬也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唐五代太湖地区实行稻麦连作两熟制或早晚稻连续栽种，而闽、赣地区稻麦轮作或早晚稻轮作制亦有可能五代宋初存在(12)。

关于育秧移栽技术。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中认为，至迟在唐中期南方已采用育秧移栽技术(2)。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亦持此观点(13)。另一日本学者大泽正昭从农具和耕地、整地技术的提高说明唐代中叶插秧法已经普及(14)。齐涛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中阐明唐代南方水稻移植已渐普遍(15)。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一文中认为：育秧移栽技术至迟出现在汉代，隋唐时期，育秧技术在南方已很普遍(16)。曾雄生认为，江南地区的水稻移栽是在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17)。韩茂莉也赞同水稻育秧移栽技术最早出现在唐代的观点(4)。桂慕文援引已故北京农大王毓瑚教授的观点，从唐代诗人提到了插秧可以推知移栽法已在唐代许多地方实行，一年两熟的做法一定也在逐渐推广(18)。综合起来，唐代已经出现了育秧移栽技术这一观点学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二.种植区域

唐代稻作的种植区域是学者们聚焦的另一个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相对较多。张泽咸将汉唐间的水稻种植分为华北地区和江淮地区。在华北地区，又具体为长期种植和某些种植的地区。前者如长安、关中地区、洛阳地区、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区、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南阳盆地除外），后者如山东、河北、山西、西北地区。江淮以南地区，著名的稻作区有汉中、巴蜀地区、南阳盆地、湘鄂赣地区、淮南地区(19)。游修龄认为，汉唐时期北方水稻分布区主要有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河北地区（即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及河北省南部）、黄淮平原、幽蓟地区（即今北京地区及河北涿县、新城一带），另有零星种植，如河套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等地，并且特别指出，黄河流域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普遍开发了稻田。该区域水稻种植特点是：没有连续性，时废时兴。同时西北地区的水稻分布处于微不足道的状态，东北地区水稻的开拓同不同时期的朝鲜人有关，该区稻作最初是渤海国时代（公元698-926年）由高句丽人所开拓的(20)。华林甫在《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一文中，依据文献记载，探讨了唐一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状况、布局变迁形成的原因，认为：水稻生产大致分布在幽州-并州-绛州-同州-京兆府-陇州-渭州-兰州一线以南地区，主要分布区则在长江流域，尤其集中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地区、汉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点；黄河流域则只有稀疏种植，集中在关中平原、伊洛河流域、相卫怀和汴陈许地区，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此外，岭南、福建某些地方也有零星分布。而在安史之乱后，南方水稻生产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种植区域日趋扩大(21)。周立三从分析初唐水利发展入手，论述了由于唐展了引黄、引汾灌溉，促进了关中、伊洛河内、河套和蓟州等地的水稻生产，并引相关古代著述，认为伊州和渤海都有水稻生产，从而推论出水稻生产已向北推移并发展到了新疆、东北地区(7)。王双怀在对开元时期农业发展状况分析后指出：江淮岭南的水稻经营十分普遍，北方地区也有水稻生产，河北、河东、陇右亦有少量栽培，只是不占比重而已。开元时期稻作主要分布在秦淮以南包括汉中、四川在内的南方地区(22)。齐涛则认为，隋唐时代，北方水稻的种植面积有了扩展，如长安、河南道、洛阳等地。而水稻栽培仍以南方为最主要区域(15)。综合学者们对稻作种植区域的认识，长江流域，尤其是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巴蜀地区、汉水流域及江淮地区，水稻种植区域面积广大；北方之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等均有相当面积水稻的栽种，而西北、东北地区几乎没有水稻种植或种植区域相对狭小。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是大致是一致的。

三.品种类型

研究唐代稻作品种的专著、专论并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仅能从一些论著、论文的某一章节获取点滴信息。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通过对唐诗中有关描写水稻的诗句的分析，认定唐代的水稻品种有白稻、香稻（或香粳）、红莲、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游氏在文中注释中还说：“赵丰翻检了全唐诗，又摘得海稻、五月稻、青粳稻、青龙稻、水上稻、节米（乌节米）、黄陆米、三破糯、高公米、御田谷米、折粳米等十几余个品种，合计约二十余个品种。”(20)这是所见及的论述唐代稻作品种最详细的内容。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23)和范楚玉、董恺忱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均采纳了游修龄的研究成果(24)。赵滕芳的《香稻的考察和开发》则针对香稻的历史渊源、品种的调查，做了具体的阐述，在此基础上，预见了香稻未来的开发(25)。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稻作学》列举了一些水稻的品种，但未明确标明哪些是唐代的稻作品种(26)。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在江南稻作农业中，南北朝以前水稻品种的名称从唐代以后就几乎消失了，在宋代又出现了两百种以上的新品种(1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丁颖的《丁颖稻作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中，丁颖从理论上阐述了我国稻作品种多样性的原因，虽未涉及唐代具体的稻作品种，但对探究唐代稻作品种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27)。另外，《农业考古》开设有“稻作起源研究”专栏，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稻作起源时间、地点等问题，但为研究唐代稻作品种提供了信息渊源。与唐代稻作研究的其他内容相比，该部分显然相对薄弱。而对唐代稻作品种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会对今天有关地区的稻业生产及优良品种的开发提供历史资料上的支持，或启发一种思路，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对唐代稻作品种的研究有必要加强。

四.区域稻作

区域稻作是指以一个具体地区或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为研究范围，以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它的研究和区域经济开发密切相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家重视区域经济开发，全国出现许多经济开发区，因而区域经济研究勃兴。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农业经济往往是学者们着重谈论的问题之一。正是在谈论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唐代区域稻作研究逐渐深入。唐启淮的《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讨论了唐五代时期插秧技术和稻麦复种轮作制度对湖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28)。杜文玉的《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水稻生产中普遍采用移栽技术、稻麦复种制和早、晚稻两熟制的推广作为江西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29)。方亚光则通过揭示江东犁和唐代江苏地区稻作农业的关系，认为江东犁的诞生和运用，是江苏乃至江南地区稻作农业发展的产物(30)。张剑光、邹国慰的《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文认为，环太湖地区是唐代最重要的产稻区，该区稻田成片，水稻大规模推广，成为农民主粮，并特别提到了“红稻”和“红莲”这两个稻作品种(31)。李伯重通过分析唐代江南稻种、稻麦复种制、稻桑苎麻亩产量等问题，考察了该区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从而总体评价了唐代江南地区的农业(32)。李敬洵在《唐代四川经济》一书中，以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为据，认为该平原是四川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入唐以后，范围扩大到绵州、眉州及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河流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上。另外，四川水稻栽培以育秧移栽技术普及最为重要，水旱轮作制已在四川水田稻作区有不同程度的普及，两熟制成为较完善的耕作制度(33)。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一文分析杜甫在夔州生活时留下的诗句后指出，唐代夔州虽有水稻种植，但规模不大，且有高质量的水稻品种(34)。马雪芹对中原地区稻作做了专门研究。她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对包括唐代在内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做了细致考证，认为豫北、豫东、豫西、南阳、豫南都有水稻种植(35)。而宁志新则推究了河北的水稻生产。他通过对河北地区水稻种植分布的三个中心即以邺县为中心的漳水流域（河北南部）、以定州为中心的河北中部、以幽州、涿州为中心的河北北部的考察，结论出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沿着由南向北的方向传播且始终含有用水改造低洼盐碱地的主观意图，同时直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基本上还是政府行为的观点(36)。邹逸麟从环境因素入手，考察了唐代黄河流域的水稻地域分布，得出和游修龄类似的观点：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37)。于德源以农业人口为据，推考唐代幽、檀、妫三州农田开发水平，结论出在三州水源充足的地带也有比较集中的稻作区(38)。鲁西奇引用唐诗中的诗句分析了汉水流域水稻种植概况，得出唐代汉水流域的水稻种植非常普遍的观点(11)。

除上述所列论著、论文外，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39)、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和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40)、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搞》(41)、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42)、黄惠贤、李文澜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43)、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44)、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45)、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46)、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47)、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48)、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49)、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50)、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51)、游修龄《稻作史论集》(52)、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53)、鲁西奇《历史时期汉江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54)、陈红《四川水稻发展小史》(55)等论著和论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均涉及唐代稻作的有关内容。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唐代区域稻作研究，可谓星罗棋布、星光灿烂。这既丰富了唐代稻作研究的内容，又给唐代稻作研究开辟了新的拓展空间。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朝代。在农业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封建社会，水稻又是农作物的一个极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因而研究唐代稻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当今国家开发区域农业经济如火如荼的情况下，作物的种植技术、品种类型和区域栽培概况等的研究有助于对今天的农业开发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研究唐代稻作又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基于此认识，不少学者关注唐代稻作研究，无疑是极其有益的。这也是唐代稻作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原因。在肯定研究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研究的依据主要是历史文献资料，对文献以外的其他资料如考古资料重视不够。其次，区域稻作的研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其他地区的研究相对不够充分。再次，区域稻作研究相对独立，其间之相互关系和影响的探讨有待深入。另外，唐代稻作研究属于农史研究的范围，而农史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因而要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最后还要注意区域稻作特色品种的研究和探索。

注释：

(1)李伯重. 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J］.农业考古,1982(2)。

(2)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轮作复种制［J］.暨南学报,1984(1)。

(3)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1)。

(4)韩茂莉.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略论［J］.中国农史,2000(3)。

(5)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M］农作物卷.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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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成及自然灾害原因［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5)。

(10)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J］.历史研究,2002(5)。

(11)鲁西奇.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J］.中国农史,2001(3)。

(12)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3)(日本)西定生.中国经济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

(14)(日本)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时期农业社会史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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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曾雄生.江南稻作文化中的若干问题略论［J］.农业考古,1998(3)。

(18)桂慕文.中国水稻育秧发展史［J］.农业考古,1988(2)。

(19)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J］.文史,第18辑。

(20)游修龄.中国稻作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21)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J］.中国农史,1992(2)。

(22)王双怀.试论开元时期农业的发展［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4)。

(23)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24)范楚玉,董恺忱.中国科学技术史［M］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5)赵滕芳.香稻的考察和开发［J］.农业考古,1985(2)。

(26)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稻作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

(27)丁颖.丁颖稻作论文集［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28)唐启淮.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

(29)杜文玉.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江西社会科学,1989(4)。

(30)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J］.中国史研究,1993(1)。

(31)张剑光,邹国慰.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J］.苏州大学学报,1999(3)。

(32)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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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马雪芹.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J］.农业考古,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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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J］复旦大学学报,1985(3)。

(38)于德源.唐代幽、妫、檀州农田与作物分布蠡测［J］.中国农史,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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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42)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1985。

(43)黄惠贤,李文澜.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44))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J］.扬州师院学报,1982(2)

(45)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1982(4)。

(46)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J］.学术月刊,1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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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游修龄.稻作史论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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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认为，要使地方政府走出制度创新的困境，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即：地方政府应履行自己的产权职能，以制度创新促进产权的多元化，并通过产权保护，解决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问题；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创新关系；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如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和放松管制等。

笔者曾撰文指出，转型期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在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和弊端，如：中央规制下制度创新的空间限制；[1]“公用地灾难”与统一市场的阻隔；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之间的冲突；创新非均衡下制度变迁水平的区域差异等。本文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走出困境的路向选择。

一、多元产权选择与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产权制度不会在自然状态下生成，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凭借其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利用法律和宪法制约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扼制国家权力对产权的干预。[2]（P130～197）我们在考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经验时，可以发现，多元产权选择是一个成功经验，如广东南海市的“五个轮子一起转”、浙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等多元产权企业、广东顺德对企业的多元产权改造等。现在，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个体所有制、混合制、合伙制、国外独资和合资等等，都有应有的法律地位。哪种产权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适合于本地的实际，都应该予以扶持和鼓励。这也是政府职责的应有之义。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主张给予哪种产权形式以特殊政策，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履行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的职责。对于公有企业，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产权界限，实现资产管理层次化到产权配置层次化的转变。对于地方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不适合改制的企业的资产管理，其管理模式可参考深圳的三级授权经营模式，把国有资产的最终产权与经营权分开，使国有资产的产权人格化，解决所有者虚位、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问题。为了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可以考虑在地方人大（属广义的政府范畴）设立类似于“国资委”那样的机构，作为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并减少委托——链条，以便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在产权保障方面，除了中央政府应建立起完整的产权法律体系外，地方政府也应有与中央政府配套的产权监管体系，对有关的产权主体进行约束和监督。对于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可以考虑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对产权进行重组，进行积极的创新和试验，甚至是“试错”。在这方面，广东顺德的经验值得参考，他们对公有企业的改制就是走产权多元化的道路，具体方式有：嫁接外资；划股出售、公私合营；分拆求活；多种形式租赁、公有民营或民有民营；企业兼并、拍卖；控股、参股；债权股份化或债务等值化改造；企业“先关后改”；公开上市；依法破产。通过改制，使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即财产权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分散性（即企业产权股份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和可让渡性（即产权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转让、买卖、出售、出租），满足市场经济对产权交易的要求，使得在产权市场尚未开放的情况下，实现产权制度创新的突破性进展，从而化解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的规制约束。

除了对公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继续走增量改革之路，加强对非公有产权的保护。因为，这是目前很多地方最薄弱也是最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的环节。

产权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而实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而能够实现这两大功能的产权应是那些资产能量化到个人的产权。公有企业在这一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由于资产不量化到个人，其委托—成本大，“内部人控制”使最终所有者难以实现对资产的有效监督，这是造成其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私有产权因资产的明晰量化和权利义务边界的确定性而产生极大的激励，它的私人收益率最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由此带来极高的生产效率。中国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1980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到1999年6月，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目前，私营经济的贡献已经接近或超过国营部门，但其所占用的国家资源比重却微乎其微，而“耗用了2/3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3。”[3]中国私营企业用非常有限的资源去高水平甚至是超常发挥其内在的潜力。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私营经济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增长并没有伴随其他制度的相应变迁，它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制度障碍。从政府方面来看，主要的问题有：（1）产权保护制度欠缺。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对私营企业合法财产和其他权益的规定比较薄弱，私营企业在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出现纠纷时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而使其发展的原动力受到削弱。（2）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没有真正实现。私营企业在诸如市场准入、银行信贷、税费征收和其他社会负担等方面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3）政府运作的不规范和官员拥有太多的超经济权力，使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从“寻利”转向“寻租”，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从私营企业本身来看，问题主要有产权界区不清、家族化管理、规模小、产业结构的低级化和产品结构雷同等。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产权界区不清，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内部自然人之间的产权界区不清；一部分私营企业，尽管其资本的形式确是私人资本，却在法律形式上戴了一顶“红帽子”；[4]一些私营企业是在没有真正的出资人的混沌状态下生成的，如负债借钱，从而造成天然的产权不清；一些私营企业主以个人的资本筹办企业，却以“合作”之类的形式注册成立公司。产权主体界区不清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企业法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侵害；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权威；造成有关人员之间的权、责、利不明确，而产生“搭便车”的道德投机。[5]（P42～57）

科思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中，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形成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是由市场的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的相互比较来决定的。[6]但中国在向市场的过渡过程中，需要政府对市场的培育和扶持，企业与市场的交易过程多了一个政府的环节，决定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必须考虑政府这一因素。柯荣住通过实地调研并运用统计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企业、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变化，[7]认为企业的交易费用由4部分构成：企业与政府的交易费用；市场与政府的交易费用；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企业除负担第二项费用之外的交易费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第一、二项交易费用是最重要的（这与科思的理论有所不同），是中国过渡经济时期私营经济发展中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制度问题。柯荣住进一步分析，宽松的准入政策比宽松的规制政策更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宽松的准入政策会使私营企业更有发展的机会，而且政府也会采取与其相配套的规制政策，从而使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不断降低，提高其发展的动力。本文认为，政府在实行宽松的准入政策和规制政策的同时，还要履行其产权方面的职能和社会职能，减少企业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交易费用，以进一步调动私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的事实，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私营产权激励方面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切实解决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从改革初期的“边际的、填补空缺”的角色发展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获得了国家的正式法律地位，可以说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范畴，政府理应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实施保护。目前，在国家的物权法还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这一制度需求，实现地方性制度均衡，以消除私营经济发展的心理顾虑。

第二，为私营经济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减少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这里既包括降低私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费用，也包括在土地使用、信贷税收等方面的平等机会。但首先是要给予私营企业与其他经济形式相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因为，市场准入条件的放松会带来连续的制度响应，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市场，降低规制费用，以及做好产权界定降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等工作。

第三，厘定产权边界。私人产权界区不清本质上是私人企业主自身的问题。我们讲保护私有产权，首先要尊重私有企业主自主选择的权利。“因为私营资本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对企业发展究竟有效无效，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所需要支付的代价究竟有多高。”[5]（P58）但当私人资本意识到界定产权的成本远远小于继续维持产权含混所蒙受的效率损失时，就会要求进行制度创新，要求政府出面界定产权。这时，地方政府就应协助做好企业的资产评估工作，界定产权主体及边界，保证产权主体权利义务的落实。当然，在解决私人资本产权不清的问题上最为重要的是要给予其市场直接融资的制度条件。在这方面，目前我国还存在严重的制度短缺。市场融资有两个主要渠道，一是公开上市发行股票，二是通过银行借贷。而政策对私营资本上市有诸多限制，银行贷款也有非常苛刻的条件。这虽然是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空间的范畴，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去推动这些领域的制度变革。

第四，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消除社会对私有产权的歧视。意识形态的最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强化人们对产权和其他制度的认同而减少统治阶级的统治费用。但意识形态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由于源于“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8]比正式制度安排更具有持久性和滞后性。虽然从法律上中国早已确立了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合法地位，但人们思想中的“公有”意识仍根深蒂固，它仍然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因此，地方政府应强化对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重要地位的宣传，并给予其应有的政治待遇，逐渐消除人们对私营经济的歧视，使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第五，除了上述产权、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以外，地方政府还应建立符合市场运作规范的政府行政制度秩序、发展要素市场、引导私营企业的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引导它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供信息服务以减少交易费用和经营风险等。

二、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创新关系

一些后发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发达国家在向市场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有效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和作用机制以及强调集体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东亚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富有价值的制度遗产。西方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变迁过程是在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步步演变而来的，而现在的不发达国家既面临着国内要求快速发展的社会压力，又面临着国际上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压力；既要保持不断变革的势头，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重要保证。

从过去一个世纪西方的发展规律来看，市场制度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大，并不是伴随着政府功能的缩小，相反，政府功能尤其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在政府体系内，出现了两个集权化运动：一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集权，二是议会权力向政府行政首脑的转移。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的有效运作，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尤其是有效的中央政府，以保证市场的有序竞争。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功能是综合性和整体性的，主要表现在：[9]（1）有效的市场运作，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以使原材料、商品、人才、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能够自由和有序流动，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市场又是一种分散的力量，它在运行中很容易与地方性的力量结合，不断地弱化社会的凝聚力。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性质使其出台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安排，从而阻隔市场的统一，影响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最终导致市场功能和交易活动的萎缩。因此，只有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运用其组织力量才能塑造统一的市场秩序。（2）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科学、结构合理的制度体系是成熟的市场体系的必然要求，而统一的制度体系的安排和贯彻，只有在统一的政府权力体系中才能实现。（3）市场的运行需要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一些公共产品投资大、见效慢，并具有垄断性，特别是关系到全局性的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它们是市场运行所必需的，需要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大量投入。

可见，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的关系时，一定的中央集权是需要的。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的资源禀赋千差万别，需要多级的分层调控，需要多层的制度创新，不然，就会扼抑特色性制度潜能的发挥，扼抑人们对制度的合理预期和创新动力，地方市场的活力也就难以显现。而没有繁荣的地方市场就没有繁荣的全国市场。为此，必须找到一条既有利于中央适度集权，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两全之策。这个两全之策就是遵循市场的原则，以市场作为规制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关系的坐标：一是无论中央的制度创新还是地方的制度创新，都不要超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就由市场调节，市场失灵的地方有的就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二是以市场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创新空间，既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有序运转，又要有利于地方市场的繁荣，发挥地方政府创新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原则，中央的制度创新空间应是：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以相应的制度安排，如通过财政政策、贷币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建立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管理机制，保持总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对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宏观调控，建立既保证效率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与调节制度；维护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部门对市场的侵害和封锁，培育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组织和提供公共产品（全国性的）；协调工农、城乡、地区关系，实现制度的均衡发展。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包括：根据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并作出与此规划和中央宏观目标相协调的地方制度安排；制定地方财政和区域性收入分配制度，引导和调节本地区的市场供求关系；培育地方性市场体系，推动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开放和对接，为本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规范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管理地方国有资产，保证其完整、保值和增值；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框架内调整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配置；组织和提供本地区的公共产品。

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空间界线的落实，除了以法律化的机制约束两者之间的制度博弈关系外，还要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监督机制：一是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约束，这集中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控制权方面。二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铲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从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为了加大治理、预防和惩罚力度，可以把这一工作列入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日程，对其进行专项治理；中央和地方的纪检、法律监督部门应将这问题列为执法监督的一项专门内容；中央对地方的绩效评估中，应改变过于强调经济发展指标的做法，引导地方政府放弃片面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思路。三是中央对地方的经济约束。要通过建立财政补助制度和财政监督制度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形成一种中央对地方的硬性制约和推动机制，达到调控地方制度目标的目的。西方各国中央政府建立的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和推动机制”值得我们借鉴。它以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财政收入为基础（中央财政收入总额约占国民总收入的60%以上），中央政府通过将收入的一部分以财政补助的形式拨给地方，达到引导地方政府实施中央制度安排和宏观协调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财权主要集中于中央，然后中央政府通过拨款和补助等转移支付手段，达到调整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在日本，中央政府为贯彻自己的政策意图特设了国库支出金，采取直接拨款的方式，将一部分资金拨给地方使用，这部分资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高达20%。[10]因此，通过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的制度变革能力，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目前，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返还地方的税收比率以及地方获得中央补贴占上交中央税收的比率，都要有规范的制度约束，保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稳定性和公平性，防止转移支付总量被挤占及转移支付的随意性。同时，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转移支付的比重，即应以不损害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为前提，否则就会造成与“效率优先”原则相悖的保护落后、挫伤先进的结果。我们在解决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上，不能简单地采取“劫富济贫”方法。要承认，一定的不平衡总是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不平衡还有利于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各地更好地挖潜，实施制度创新，使资源配置达到更优状态。落后地区的发展，主要应建立在对自身资源优势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切合实际的制度创新，摸索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三、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不同的理论流派有不同的侧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到现代经济自由主义从“政府失败”出发，主张无需国家干预的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作用；克服市场缺陷的出路是明晰产权而不是国家干预；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而不是市场自身。而从15世纪末的重商主义到凯恩斯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派，则从“市场失灵”出发，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布劳恩和杰克逊认为，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存在公共物品与外部效应、存在不完全竞争（在自然垄断的领域内存在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现象）、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存在不确定性。[11]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去弥补市场的不足。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市场本身就是一套社会制度，市场中的交易包括契约性的协议和产权的让渡，还包括构造、组织交换活动并使其合法化的机制。简言之，市场就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它本身便包含着政治体系的力量与影响，深深地嵌入广泛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无形的手”背后有着有形的社会结构在调节以私利为目的的个人及其行动。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中，需要有产权和交易活动能得到合法认可和有效保护的制度环境，这要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做到。所以，不存在绝对不受政府及其制度约束的市场“真空”，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在较大程度上是“制度失灵”的外显。[12]（P348）

但是，政府的作用只能限于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市场而代之：一是维持秩序职能，即有效保护产权和提供市场交易的基本博弈规则；二是解决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外部性问题，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维护者和地方公共秩序的建设者，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要以制度创新去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市场化的制度均衡，既防止制度供给的过剩，也要防止制度供给的不足。

然而，我们在考察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经常直接参与本地企业的经营活动，代行了市场的职能。这种创新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以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或者即使微观主体有创新的需求和动机，在中央制度进入壁垒的约束下也难以实现创新的愿望，从而使地方政府充当了制度创新的主角，弥补了市场和企业的不足，但其弊端也伴随而生。一是造成了政企不分，增加了企业交易过程的环节和费用，也使企业难以独立地走上市场。前面提到的“公用地灾难”、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的冲突等弊端，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代行了市场的职能。因为，与企业绑在一起后，地方政府就难免会从本位主义出发，在其权力范围内施行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制度安排，从而与其他地区和中央的制度变迁目标发生冲突，应验了“诺思悖论”：成也政府，败也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出现了制度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在公共产品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要走出这一困境，就要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从代替市场到退出市场，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领域交由市场去调节，由市场主体根据需求自主实施制度创新，政府则主要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而发挥作用。

政府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后，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微观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才能萌生和繁荣，最终达到由政府主导的供给型制度变迁方式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才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持续性的制度均衡才有可能出现。因为，在一个自主和平等的环境中，微观主体能够及时感知和捕捉到获利的机会，并在自愿和一致的基础上，通过排除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最终完成制度创新。这种创新，更有利于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3]达到制度创新的预期效果。

为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地方政府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公有企业的产权缺陷使其极易陷入资产无人负责的境地，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今后在一般竞争性行业里，不再搞公有企业。对原有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公有企业要改造成非公有企业，包括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由于地方所属企业能够增加与销售收入挂钩的上缴费用，能够提供员工饭碗保障地区就业和社会稳定，所以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外延式的经济扩张，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并且还会想方设法维持企业甚至是长期亏损企业的生存。只有斩断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产隶属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效扩张的现象。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一个私人资产所有者会允许企业的无效扩张的。

第二，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有关政府职能的边界问题，总的来说，它应限于市场失灵和维护秩序领域。类似于企业投资和经营等微观领域的事务，应交由市场去调节。但在实际管理活动中，受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市场职能领域。最近某省政府出面组织，由若干国有资产公司出资组建熊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这种“拉郎配”的政府行为，是地方政府追求规模、热衷于评比的排序、表现政绩的传统管理方式的延续。它明显超越了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也遭到了部分企业的反对。张维迎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政府在处理企业问题上花得精力越多，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花得精力越多，这个国家就越落后。”[15]（P210）

第三，放松管制。管制即按照某种规则行事之意，目的是要使市场竞争处于一种公平的状态，避免社会利益的损失。张维迎认为，西方管制的基本理念是怎么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效运转。他们普遍同意，自由签约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形成对第三方的损害，管制就没有必要；只有市场运转会形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又无法通过当事人之间解决时，才需要政府管制。而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取消市场和消灭市场。[15]（P99～111）由于政府官员在实施管制时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和信息的不完全等原因，使政府管制经常失效，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强管制。目前，放松管制的重点是对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企业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诸如阻碍资源有效配置、行政效率低下、寻租和腐败滋生和蔓延等弊端。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减少审批的事项和明确政府审批的范围，衡量的尺度是：一是市场尺度，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政府就不要设立审批去干预。二是经济尺度，这主要从成本—效益方面考察审批的收益与成本是否对称。三是技术的尺度，即从技术能力方面看行政审批能不能把审批的事务管住，审批管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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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康芒斯著，于树生译．制度经济学：它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第二章第二节）[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第7篇：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

1．教学条件。教学条件包括教学文件、教学大纲、教材以及教学仪器设备等。教学文件，如教学日志、教案、教学检查记录、成绩分析等，要完备、配套；教学大纲要能明确本课程的性质及其在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基本内容、教学重点和难点，合理分配教学学时，反映本学科的最新成果等；选用教材要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学生使用效果好，同时要有辅助教材，如教学参考书、习题集、音像教材等。教学仪器设备能满足教学需要，利用率高，实验开出率达100％。

2．师资队伍。师资队伍是特色专业建设的重要保障。教育部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教高司函〔2008〕208号）文件指出：要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围绕特色专业建设需要，建设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骨干，教学和科研综合水平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要将优质教学与研究资源用于本科教学，鼓励教师根据教育目标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研究。教师是课程教学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教师的素质直接决定课程的教学质量，因此，切实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是课程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师资队伍从数量上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即一门课程至少有两位以上的教师讲授。师资队伍在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比较合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样，才能形成一支高质量的教学梯队，相互促进，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开展教学改革等。

3．教学组织管理。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包括教学环节、教学手段、教研活动等。要合理安排各教学环节，采用启发式、引导式教学，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现场演示、投影、电化教学等；教研活动要有计划、有内容、有记录；以教研室为单位，坚持听、评课制度，每位教师要认真听取同行意见，及时总结、改进教学，有完整的听、评课记录；遵守教学纪律、教学法规，无教学事故，如上课迟到、提前下课、随意调课等，无违纪现象，如随意停课、考试漏题等。

4．课程考核。每门课程都要有试题库，且试题质量较高；试题内容体现教学大纲的要求，既要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要考查学生的应用能力，试卷难易分布要合理。统一评分标准，由教师实行流水判卷，考试结束后要有总结与试卷分析。

5．教学改革。课程建设要有明确的教学改革计划，计划切实可行；在教学改革某一方面，如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试方法、能力培养等，效果明显，并有与教学改革相关的教学论文、阶段性成果报告等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二、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围绕构筑四大课程模块、优化课程结构、完善课程体系展开。随着历史学的发展，新理论、新方法犹如老树新枝，蓬勃兴旺，与多学科的关联性日益密切，因此历史学的课程体系必须涵盖多学科门类。基于这一基本原则，对原有课程通过增、删、并、减、压等方式，实现“强干减枝”，增设实践性、跨学科课程。通过“学科基础课”、“主干理论课”、“科学研究课”、“实践教学课”这四大课程模块的建设，构筑基础性、专业性、研究性、实践性为一体的课程体系。

1．基础性。要突破以往在该专业课程设置上偏重于传统的历史学基础知识课程的狭窄局面，拓宽专业课程的支撑面，以“宽口径、厚基础”为重点，以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课程为支撑，构成学科基础课课程模块。

2．专业性。以掌握专业基础理论方法为核心，突出专业理论课教学，以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中国历史地理等课程构成专业主干理论课程模块。

3．研究性。以掌握专业基本研究方法为原则，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以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红山文化研究、契丹辽文化研究等课程构成科学研究课程模块。4．实践性。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导向，突出运用专业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本领，抓好实践性教学环节，继续坚持并不断改革“中学历史教学法”课程教学，以课程考察、历史专题调查、社会调查、学年实习、毕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构成实践教学课程模块。

三、建立课程建设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课程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是课程建设客观评价的依据，同时也是课程建设要努力实现的目］。把课程评价作为实施课程建设的措施与途径，使课程评价寓于课程建设之中。经过长时期的摸索总结，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课程建设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建设评价体系。课程评价体系由两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有5项，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细化，有17项。一级指标包括师资队伍、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改革与教学效果等五项。二级指标具体包括学术水平、教学水平、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梯队规模、师资培养、教学文件、教学大纲、教材、教学设备、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教学效果等。每一项二级指标都对应相应的评价标准，同时，划分相应的评价等级。评价等级分A级（优）、B级（良）、C级（中）、D（一般）、E（差）五等，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分值，各项得分之和为评价总分。评价总分≥85分的课程为优秀课程；评价总分≥60分且＜85分的课程为合格课程；评价总分＜60分的课程为不合格课程。四、课程建设的成效在课程建设标准的指导下，在课程建设评价体系的监督下，赤峰学院历史学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

1．促进了师资队伍建设。历史学专业通过引进具有博士学位且具有学术潜力的青年人才以充实师资队伍，并通过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等形式来提高•82•吕富华／论国家级特色专业下的历史学课程建设———以赤峰学院为例现有教师的整体素质，做好教师的培养工作：（1）培育名师，鼓励科研水平高的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使科研和教学相融合。目前，本专业已有自治区级教学名师1名、校级教学名师1名。（2）注重教学、科研能力比较突出的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青年骨干教师在承担专业课程教学的同时，积极申报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近年来，本专业的青年教师2人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人获教育部项目，12人获自治区级科研项目。专业建设点还有计划、有重点地优先派遣青年教师外出访学和交流。目前，4位青年教师已先后到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内蒙古博物院等单位访学，其中2人顺利完成访学任务，并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先后有7名教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博士研究生。不久的将来，这些学成归来的青年教师必定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3）是探索学校与社会联合培养教师的新途径。鼓励校内专任教师到历史学相关产业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同时聘请相关产业领域的优秀专家、资深人员到学校兼职授课，形成交流培训、合作讲学、兼职任教等形式多样的教师成长机制，建设一支熟悉社会需求、教学经验丰富、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同时，结合特色专业建设的目标和要求，通过引进、培养、调整等方式，有意识构建具有专业特长的师资团队，逐步形成年龄结构合理、专业基础稳固、研究方向明确、具有专业特长和影响力的师资梯队，为今后专业的发展和凸显特色奠定基础。目前，以红山文化研究为核心的红山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级科研创新团队；以契丹辽文化研究为核心的契丹辽文化研究创新团队被评为级科研创新团队，契丹辽文化教学团队被评为赤峰学院2013年校级教学团队。

2．促进了精品课程和优秀课程建设。历史学专业已有两门课程建设成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即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考古学通论，有多门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与优秀课程。同时，为突出地域特色，建设两门特色课程，即红山文化研究专题与契丹辽文化研究专题。

3．促进了图书资料建设。按照课程建设的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学院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资料室、实验室及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依托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基地图书文献、期刊等现有资料基础，建立起一个与课程教学相配套的图书影像资料库，为课程建设提供资料支持。

4．促进了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针对教学研究项目少，教学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特色专业的课程建设专门深入地开展教学研究、深化教学改革，要求教研室有计划地组织教学研究，建立了教学研究与改革课题立项制度，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在此政策支持下，先后有《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上好文献学课》、《依据特色专业优势，丰富开放型实践教学内容》等六项课题予以资助立项，有效地推动了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

第8篇：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

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因时而异，即文化的时代性。大陆文化如此，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一种文化随着时代变化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也有的被保留下来，或融合、渗透在新诞生的文化之中，构成文化层次结构，如同地层古生物一样，层层积压，呈现文化纵向剖面。众所周知的港澳文化，本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港澳被英国、葡萄牙统治以后，西方文化在港澳地区大量渗入、传播，与本土文化交流整合，形成以海洋性为特质的港澳文化。本土文化不是被融合就是作为底层文化沉淀下来，形成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叠加现象。即西方文化在上层，本土文化在下层。而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归以后，内地文化更多地进入港澳。这一文化层次，是港澳新历史的文化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港澳文化的层次结构说明了文化概念的动态性。这恰如著名史地学家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指出的“：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这也包括海洋文化在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海洋文化主题，古代海洋文化以海产捕捞、海涂围垦和海上航行、海上贸易为主，到了近现代，海上贸易成为海洋文化一项最主要内容。我国在唐宋时代，海上贸易很兴旺，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彪炳世界海洋文化史册的大事，只是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海上贸易萎缩，海洋文化发展大受打击，与西方国家比较，相形见绌。当代，开发海洋已成为一项规模巨大、科技含量最高产业，海洋文化也由此提升到一个最高发展水平。同文化的时代差异一样，文化还有地域差异，这是由于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的。谭其骧教授也同样指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1]基于此，近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把全国划分为24种地域文化，即为文化地域差异的反映。诚然，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有自己的特点，如渤海海洋文化、黄海海洋文化、东海海洋文化、南海海洋文化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质和风格。但海水是流动的，全世界的海洋是一个整体，非常方便相互交通往来，这决定海洋文化相对大陆文化具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一般说来，凡是临近海洋的地区，海洋文化都应为当地文化的主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也有例外。山东古代渔盐业很发达，但到明前期，由于“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切断了与海洋联系，到明中叶，山东人甚至不吃鱼，海洋经济式微，海洋文化大为萎缩，山东这时不属海洋文化区域[2]。而在同样“海禁”背景下，广州仍维持一口对外通商地位，岭南沿海百姓仍冒险出海，从事海事活动，海洋经济和文化从未断层，岭南也就属海洋文化区域。

二、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近年，“文化热”在我国方兴未艾，海洋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因而也受到一定重视，在开发海洋、发展海洋产业热潮中，海洋文化也被列入其中。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持过五次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海洋文化论集，不少学者提出“时代呼唤开拓海洋文化研究”[3]。在这片呼吁声中，海洋文化成果相继涌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料，1979年以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海洋文化论文226篇。专门性学术著作也渐见问世，如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4]、宋正海著《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5]、徐晓望著《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6]。但这些论著，不但数量少，而且内容主要局限于文化学和考古学、历史学范围，包括我国海洋文明起源，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思想、海洋权益、海洋文学艺术[7][8]，以及航海史、造船史、渔业史、外贸史、科技史等所涉及海洋文化问题。而从文化地理，甚至范围更广一点人文地理学视野出发，研究海洋的文化地理论著，可谓凤毛麟角。检索美国“ProQuestDigitalDissertation”(PQDD)系统收入1861－2007年约170万篇高校博硕论文，也未见以海洋文化地理命名的论文，可以说海洋文化地理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有待她们的哥伦布们来开垦。

三、海洋文化研究内容

海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海洋，这个占地球表面70％面积的最大地域单元，它的特性如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9]虽然黑格尔在这里否定了亚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对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区别、海洋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200多年来，这个论断被人们反复引用，特别是海洋环境对海洋文化产生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业性，已成为不刊之论。从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文化赖以产生的历史地理基础

恩格斯说“：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10]海洋文化也是如此，与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面貌一样，总是由多种多样的元素长期作用形成的。这包括了自然、政治、历史、技术、经济、心理等元素的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人，人主要生活在大陆，所以海洋文化必须以大陆为依托而产生，由此决定研究海洋文化也必须同时研究大陆环境，而不仅仅是研究海洋环境。大陆与海洋环境的统一或者综合，加之它们各自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海洋文化生成的历史的地理基础。

（二）作为海洋文化经济基础的理论总结

举凡人类涉及海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属海洋文化的经济基础。这包括海洋交通、海洋商业、海洋矿业、海洋工业、海洋手工业、海洋渔业、海洋种植业等[11]。海洋文化是在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些经济基础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这些经济基础的科技成果，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总结、规律性升华、更多的具有理性层面的原理、价值等，而不囿于这些产业本身的研究和表述。例如海洋交通作为一项产业，涉及海洋经济众多领域，但从海洋文化立场，只研究与之相关密切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导航技术，以及航线、港口的技术进步水平，反映某个时代海洋交通的科技成果，以有别于海洋交通经济所注重的交通成本、货流结构、经济获益及其分配等。海洋文化与它有联系，但不能取代和混为一谈，否则海洋文化覆盖范围过广、外延过大，也就失去自己的内涵。

（三）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和景观

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社会人类群体，包括农、渔、商、工、军人等，形成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他们各有自己的职业、行为、性格等，成为海洋文化景观重要组成元素。沿海居民“以海为田”，从事海产采集、捕捞或围垦海涂为田，是海洋农业文化主体；在海上漂泊，以舟楫为家宅的海上蛋民，作为一个特殊群落，生产生活方式皆以海洋展开，婚姻、习俗等都异于陆上居民，文化景观自成一体。岭南商帮集团，既浪迹天涯，遍设会馆于神州大地，也“以海为商”，把生意做遍全世界，成为最富冒险、超越精神文化的一群，并以此区别于我国徽商和晋商。南海中有些海岛长期为“海盗”盘踞，其中不少是失地农民，无以为生，飘泊岛上，靠打劫往来商船为生。他们桀骜不驯，敢与官府对抗，引导得当，可成为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坚强力量，同样是海洋文化一个载体。举凡这些涉及海洋的人群，包括他们的社会分层、家庭、家族构成、文化禀赋、生活习俗等文化景观，无不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品格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列入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

（四）海洋精神文化和景观

海洋精神文化即狭义海洋文化，包括人类对海洋的崇奉、海洋神话、信仰、宗教、戏剧、艺术、歌谣、舞蹈等，它们都与海洋文化的传承有密切关系。例如华侨作为海洋文化一个特殊群体向海外漂泊、开拓，使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在海外弘扬、绵延、传播，为中国海洋文化在五大洲取得一定地位做出积极贡献。故华侨文化的语言、建筑、风习、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观也属海洋文化范畴。又如南海神、妈祖、雷神、北帝崇拜等，已成为沿海地区一种风俗活动，其景观研究是海洋风俗地理一个重要内容。

（五）海洋制度文化与空间分布

海洋茫无际崖，人类活动多处于漂流、自由状态，不易约束。海洋生活的这种特殊性，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规范。翻开海洋史，海盗出没，劫掠客商之事时有所闻。毋论古代或近代，实际上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亚洲、非洲、美洲洋面所作所为，多为海盗行为，几无法律可言。随着海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益凸显，尤其是海底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采，海洋权益争端成为当今世界不安的一个根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和后来的实施，特别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使临海国家在海洋权益上的矛盾和争端日趋复杂尖锐，所以临海国家自定海洋法规与国际海洋法规之间的不整合，更需要通过平等协调方法解决。我国海洋法制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大陆法制建设，也同时面临着与国际海洋法的对接等问题，所以海洋制度文化的研究，迫切地摆在海洋文化研究者面前。大海的波涛，造就了沿海百姓剽悍的民风。不少志书都说生活在海边的古越人好斗轻生，一言不合，即使父子之间也拳脚相向。有人指出“：湛江沿海地区村斗之多，在中国是罕见的。村斗不管出自何因，同姓人都赶来助斗，往往酿成几千人手持凶器，你死我活的大厮杀。造成严重伤亡的村斗，在历史上例不胜举。”[12]这种现象在沿海地区带有普遍性，其深层根源仍是法律意识薄弱，无视或蔑视法律所致。无论何种海洋制度，它们的实施都有一定空间范围，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专属经济区，从制度文化而言，即属功能文化区，有确定边界；某种商品进出口也有规定流通地区，故不少海洋制度文化所及地区，实际是一种功能文化区，为海洋文化地理主题之一。

（六）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海洋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许多宝贵的海洋文化资源，既有物质形态，也有非物质形态，都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价值，可为海洋科技史、海洋自然哲学史、海洋文学史、海洋艺术史等研究，沿海城市和区域开发、海洋观光旅游，以及其他各项海洋开发事业提供决策上重要参考。例如已在南海阳江海域上出水宋代沉船“南海1号”的综合研究，就有非同寻常的科学价值。前些年发现珠海高栏岛宝境湾摩崖石刻，保留了许多至今未解古越人活动文化信息，有待人们破译。珠三角经济起飞，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崛起，港澳经济领先、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等许多人文社会现象，都需要从它们的文化海洋性上找根源；而它们的发展规划，更需要从它们海洋文化宝库中借鉴经验和教训。至海洋风光之胜，海洋魅力之强，更是发展海上旅游、振兴海洋产业的有力杠杆。这都展示了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非常巨大、实用价值很高，是海洋文化地理应用研究一个重要领域。

（七）海洋文化区域分异

海洋虽然是一个整体，不像大陆那样有山川分隔，人文景观不一，区域差异了然在目。但海洋文化所依托的大陆不同，特别是各海区所属人类对海洋认识、开发利用历史早晚、方式方法、创造物质财富形态、景观有异，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制度、精神文化也各具特色，并且一切海洋文化都涉及到它们的空间结构与地区分布问题。要弄清海洋文化现象这些空间分布特点和规律，必须借助海洋文化地域分异研究，即划分海洋文化区。海洋文化区综合地反映了海洋文化形成环境、历史过程、景观特色、海洋文化传播和海洋生态文化等一系列特色在空间上组合表现，应视为海洋文化区域研究的高峰和终结，在海洋文化地理上具有不可替代意义。例如南海周边临海居民分为广府、福佬、客家民系，他们对海洋依赖、开发利用方式、成果等有较大差异，有论者认为可以划分为粤东、珠江口、粤西南、海南岛、北部湾、南海诸岛六个海洋文化区。透视这种分区，可以深刻理解南海海洋文化在各海区特点和地域分异规律，不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提供了决策上重要参考。近年珠三角经济崛起全国，并成为全球产业转移一个中心，其中一个强大因素即为珠三角拥有岭南文化海洋性最大优势，故能在地区竞争中遥遥领先，且立于不败之地。基于此，海洋文化区域分异研究，无论对南海还是其他海区，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长期的研究任务。

四、海洋文化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

文化史专家冯天喻先生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3]简而言之，文化特质是指文化的价值，它一方面体现了自然界在人类创造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变化，另一方面也蕴含了人类自身性质、内在特点及其变化，是两者紧密关联和互动的产物。文化特质的这一界定，用于大陆文化，是大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文化产生的参与，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其中的能动作用，最后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体现了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统一。而海洋是没有自然界限，因而是世界性的。有人据此认为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4]。然而，海洋文化到底要依托大陆而产生，无论大陆或海洋某一部分，都有自己环境和资源特点，这不能不影响到海洋文化同样有地域个性。但海洋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相比较，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先生把海洋文化基本特征归结为外向性、开放性、冒险性、崇商性、多元性[15]，看来是十分精到的。但恰如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德融和，变通在我。”还应加上一个包容性或兼容性。研究这些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也是海洋文化地理一个不可或缺内容。

（一）外向性

作为海洋文化载体或介质，海水永远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中，处于从不间断的流动中。人类必须适应海洋这种属性和环境来进行创造海洋文化活动。因海水不停顿地在一个海区与另一个海区之间交换，具有稳定的外向运动特点，所以海洋文化也从它产生的海区或大海边缘向外传播。特别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海洋是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文化交流藉此而发生，这比大陆要容易得多，这也决定了海洋文化的外向性特质。古代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不但沿岛居民生活资仰于海洋，而且深处五指山区的黎人，也以输出槟榔、椰子为经济来源。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琼州》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槟榔文化支持了海南经济发展，是海洋文化外向性一个范例。

（二）开放性

海洋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下的某个海区、海岛、海湾、海峡、海岸带等都是它的子系统，不但在这些大小系统内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以维持各自生存、运动和平衡，而且在海洋和大陆之间，也发生同样的过程，舍此海洋文化不能产生，这就决定了海洋文化必定是开放性的。另外，只有依靠这种开放性，海洋文化的结构、功能、景观等才不断得到调整，其文化势能、动能得以消长，产生势位差，形成文化运动，即文化交流，产生文化区域效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海洋文化这种开放性，是它优越于大陆文化特质之一。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完全依赖海外资源、技术等发展起来，海洋文化为其立国之本。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或为海岛、或为半岛，同样敞开自己的大门，吸纳四海各种资源，充实、壮大自己，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赢得一席之地。

（三）冒险性

海洋风波险恶，变幻莫测，历被视为畏途。宋代坡过琼州海峡，“舣舟将济，股栗魂丧”[16]，直到海上交通颇为发达的明代，据正德《琼台志•杂事》说，进入海南的人“稍有识者，当少知避”，琼州海峡仍是一道巨大障碍。近现代航海技术进步，但要超越海洋，仍有许多风险。在这种海洋环境下创造的海洋文化，冒险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时期，海上走私贸易十分兴旺，实际上这些商人集团不少是海盗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装自保，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掠夺。史称明嘉靖年间“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17]。以后，“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访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18]。所以海洋文化中冒险性，就是指海上活动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大无畏精神。研究这种冒险性产生地理环境、社会基础、景观特色等，构成海洋文化地理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四）崇商性，或曰重商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西方海洋文化，实际就是海上贸易，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没有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贸易。这种悖论，虽不足取，但也说明，海上贸易确是海洋文化一个最主要的内涵。海上贸易不仅发生在沿海，而且穿过海洋腹地，抵达远方港口，是最富于商业性、冒险性的活动，因而是海洋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岭南人自古以来，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都充分表现出对商品的价值取向。广州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外贸中心，唐代有著名“广州通海夷道”，宋代与40多个、元代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明清时形成近乎全民经商狂热。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食语》说广东“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儒从商者为数众多”，“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东）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近年改革开放，广东商品经济大放异彩，一方面是“广货”节节北上，另一方面大批岭北人南下，形成“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时代潮流，将各种地域文化带进广东，使广东文化景观非常丰富多彩，即为岭南海洋文化重商性在当代一种折射。

（五）多元性

《易》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相互沟通或与江河对接，接受多种文化成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多元文化特质。岭南文化的海洋性，除了缘于南海海洋环境，主要还有假道南海传播而来的海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世西洋文化等，既相互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同存、共荣，形成一种复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内地许多地域文化。当然，多元性并不是海洋文化所独有的，许多地域文化都有这种特性，但海洋的宽广无涯、强大亲和力等环境性质，却是大陆难以相比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文化更富有多元性也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个背景，也是这种交流的一种结果，都与它们的海洋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六）包容性（兼容性）

海水有溶解万物的自然属性，且不停地流动、交换。海洋这种作用可以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海水所到之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绝少出现因文化特质差异而发生重大冲突、对抗事件。自明末西风东渐以降从西方传进被北方一些人喻为“奇技巧”的科技文化到近年改革开放传进新鲜事物，无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陆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显、强化了它们的排他性，结果由文化冲突导致政治、军事冲突。中东地区近年暴力事件不断，从深层根源来说，与文化的排他性不无关系。实际上，海洋文化这些特质，都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不但可以沟通，而且相互影响。上述外向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如此，多元性与包容性的关系也一样如此。又海洋文化主要以海上商业贸易为主流，商品生产和流通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和扩张性，目的是追逐利润，由此必须要有勇气、有胆识、有谋略去挑战大海，渡过惊涛骇浪，航行到利润所在一切地方，为此，也必然要承担风险，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险性与生俱来。在商业贸易背景下，商品价值观念、交换观念、竞争观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为海洋民族最为本质的一个文化个性。

五、结语

第9篇：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接受美学；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学优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J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721（2012）02-0136-11

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又称接收美学、接受理论或接受研究，它是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文艺理论或美学流派。“接受美学不是美感研究，也不是文艺理论中的欣赏和批评研究，而是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以人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自足的理论体系”［1］。其理论核心是强调读者的接受，即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关注接受者——“受众”的感受。本文拟以接受美学为理论支点，从接受者出发，借鉴接受美学中的“游移视点”、“空白召唤”、“恰当的具体化”、“视界融合”、“期待视野”、“效果历史”等理论，构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学优化策略，以期待接受者能更好的接受和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一、多元“游移视点”——拓宽音乐文化视野

“游移视点”又称“流动视点”［2］，是接受美学借鉴伊瑟尔阅读现象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读者在本文为其提供的多种视点中不断游移转换的一种现象”［3］。伊瑟尔将本文的视点分为“叙述者视角、人物视角、情节视角、读者视角等四种”［4］，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审美需求，不断地选择和转换视点，并通过视点的转换和游移而进行角色转换，从而促使读者与文本、作者等之间的有效交流。即“游移视点是描述本文中读者表现的方法的手段”［5］，意在克服外在的读者——本文关系，即以“游移视点”作为连接点促使读者与文本、作者等之间的有效互动，是读者在把握文本内部性质时而使用的“延伸与加强的辩证法”［6］，这也是音乐教学应遵循的逻辑起点。当我们选择一部音乐作品为教学内容时，每一个欣赏者会根据自己喜欢的视点感受和体验，可能是对未来的期待或对过去记忆中视点的背离，在这视点的游动中不断与音乐文本及作者对话，有时可能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这一定会引发我们对自己的期待视野的不断矫正，重新建立新的期待和对音乐意义的重新理解和解释。这一过程“读者在介入意义生产过程时形成格式塔（Gestalten），如果事物与想象中的格式塔不一致，那么读者则力图通过一系列的矫正，与事物重新保持一致”［7］，这一过程就是视点游移的过程。即“游移视点”允许我们穿过音乐本文……展开相互联系视点的复合，可以根据自己期待视野的变化从一个视点转向另一个新视点，各视点都是派生的不同分支。而且，这些“游移视点”如能不断走向深刻与宽广，才能深入教学文本，并领悟其中的精髓和内涵，由此可见，接受美学视阈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过程中，作为接受者的教师和学生，要寻找多元的“游移视点”，从而拓宽音乐文化视野。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存在众多的未定性和空白点，给音乐接受者预留了众多想象与联想的空间。也就是说，音乐文本是一个充满“空白召唤”和“未定性”的开放的、动态的“图式结构”，召唤接受者从音乐作品的多个层面中寻找多元的游移视点，可以从音乐作品的内部结构中发现，如乐句与乐段、旋律与音乐、节奏与节拍、织体与结构、风格与韵味、意象与意境等，还可以从音乐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中寻觅音乐的意义和意象等视点，如从音乐形成过程定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政治影响、风俗习惯、美学意蕴、哲学思考等来寻找视点。音乐作品的意义只有在接受者的众多“游移视点”过程中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和解释，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音乐接受者并非被动的接受与反应音乐文本，而是主动参与建构和阐释文本意义，并与音乐文本及创作者不断进行主体间性对话与交流。在这主体间流中，它不仅可以使音乐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全面实现和提升，也能促使接受者与文本之主体间性关系得以实现，而且在主体间性互动中，接受者的音乐文化视野不仅可以得到拓展，其创造性能力也可以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其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得以丰富。

二、文本“空白召唤”——开启创新思维

“召唤结构”是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的代表作《本文的召唤结构》（1970年）中首先提出的。他强调文学本文蕴含了丰富的审美内涵与意义价值，其中存在着众多的“空白”、“空缺”、“未定点”和“不确定性”（Unbestimmtheitsstellen）”［8］，这是对读者的一种召唤和等待，召唤读者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发挥创造性，并能动地参与作品的意义重建，这就是文学作品的一种潜在的“召唤结构（Appellstruktur）”，或曰结构的召唤性［9］。对于音乐作品来说，其召唤性体现在从音乐作品的音乐学本体到心理感受等各个结构层面，如音乐声响层、音乐形态层、意义建构层、意象意境层、思想感情层等都具有丰富的召唤空间，但这种“召唤”最终体现在这些层次结合的整体结构上。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音乐作品才具有“空白召唤”的功能。那么，怎样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中通过文本的“空白召唤”，优化教学策略来开启师生的创新思维呢？

（一）将“空白”作为一种哲学观念，作为一种心境

中国传统文化中，如音乐、诗歌、文学、绘画等都强调“空白”，即留白艺术，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内涵以及传统艺术创作观念的体现。这里的“‘空白’是一切，是初发，也是终了。‘空白’不是没有，而是更大的可能”［10］。在老庄的哲学中，强调艺术是通过最少的感官刺激而获得心境的自由和精神的升华。表现在艺术上的“空”、“无”、“虚”、“静”都是“空白召唤”的体现。这里的“空白”实际上是一种心境，一种哲学思想和创作理念，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同时，又可以作为一种拓展师生想象空间、开启师生创新思维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渗透在音乐教育活动中。如，利用中国古琴艺术中的大量听觉“空白召唤”，启发学生顺着简单、少量、延长的乐音，在“音”与“无音”、“有声”与“无声”之间大胆思维，放飞自己的情感，在空白的流动中产生灵动的想象，并能互相交流感受与体验。另外，利用“空白”净化自己的心灵，形成一种平静、祥和的心境对待人生和社会。

（二）借鉴诗歌、绘画、戏曲、舞台艺术等有效促进多元主体间流

“空白”艺术不仅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得以体现，在众多姊妹艺术中也是司空见惯，所以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中应该借鉴诗歌、绘画、戏剧、舞台艺术等的空白召唤，有效促进多元主体间互动与交流，并开拓学生的审美视野，开启其创新的思维。如，利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无声”所表现出“空白”的特有美学风格加深学生对空白的理解。利用绘画中的空白，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如绘画空白的代表作——南宋画家马远（人称“马一角”）的山水作品，如图1《踏歌行图》和图2《溪山云烟》，画面上留有大片空白，以表示空旷渺远的气氛。这旷远的空间就是很好的“空白召唤”，能够勾起人们无限的遐思。另外，中国绘画中的留白艺术也是一种心境的体现，是画家随着色彩消失、画中留白而营造深邃无穷的意境寄托情感，在纯粹时间与空间艺术中表现或渺茫、或冲融、或孤寂、或各种饱满的心绪，使这种空白出现的山水画的视觉艺术成为一种心境的沉思。中国戏剧舞台布景的空间，也是很好的“空白召唤”，它为欣赏者提供了大量想象的空间。舞台上最具象征意义的“桌子”和“椅子”，它在空空荡荡的空间里，却代表了人的存在。而在戏剧开场之前，在幕后伴奏的激烈音乐中人们不仅会自动对空无一物的舞台“空白”产生想象，脑中期盼人物形象的出现、构思故事的发生等等，这都是“空白”召唤着接受者创新思维的启动。

（三）有意识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融入到作品“空白”之中，不断拓展创新思维空间

接受美学理论强调读者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在接受作品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与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倡导的音乐教学中应该激活学生已有经验用于新知识的学习同出一辙。正如罗曼?英加登说过：“读者接受作品，实际上将自己投身到对象上去，即把已知扩大到未知，把有限扩大到无限，把客观存在的意象伸展到非客观的艺术时空中去，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将对象展开、确立、填充其中的‘空白点’，使作品具体化。”［11］因此，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接受过程中有意识激活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并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作品“空白”的理解当中，这一过程就是创新思维得以拓展的过程。

三、“恰当的具体化”——正确理解音乐文化

英加登认为文学艺术是“纯粹意向性的对象”，它存在于作者的意识创作行为中。它自身又是一个“图式化”的存在，其中存在着众多的“空白”和“未定点”(或称未定性)，由此形成的骨架化的形式必然导致大量的潜在可能以等待读者来填补，而这种“填补”就需要读者或接受者以“具体化活动”的方式来完成。接受美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过程中，读者的“具体化活动”就是师生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来参与创造活动的过程，是师生围绕音乐作品不断阐发自己对音乐的理解的对话与交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师生自觉与不自觉地填补了作品中的空白和未定点，使得这种骨架式的文本形式变得有血有肉，丰满起来，同时这又是对音乐作品创造性理解和解读的过程。但是，这种创造性的解读过程又不是随意的，正如英加登所提出“恰当的具体化”，即正确的审美理解。［12］也即是说，这种“具体化活动”应该具有一定的尺度与分寸，并不是所有的“具体化活动”都是正确的。

“恰当的具体化”——正确理解音乐的过程，是多元主体进行主体间性对话的过程。英加登认为音乐作品就其本质和存在方式而言，比起文学和造型艺术，更具有不确定性，它是一种纯粹的意向性对象。即“艺术文本是一种意义无限开放的、不具恒定意义的理解空间，作品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获取意义的价值”［13］。在对作品正确理解的过程中，可以形成多个层面主体间性对话。对于音乐创作者来说，是作者与文本和文本“暗隐的读者”的对话过程，这是利用音乐语言形象表达自己的个人感受、倾诉自己的心声，通过音乐作品描绘世界、话说人生，寄托崇高情操、表现审美情趣、满足审美需要、实现审美理想的过程。对音乐表演者来说，他也是音乐意义的生成者和诠释者，在意义诠释过程中不断与文本作者、音乐文本以及欣赏者之主体间性对话的过程。即表演者会根据作者的意图和欣赏者的需求以自己的意向性活动参与作品的意义建构，不同的表演者会用自己不同的个人感受和多义理解来丰富作品的内涵。对音乐接受者来说，要真正从音乐中领悟作曲家所要表达的人生真谛和人生意义，既要考虑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和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又要揣摩表演者在“二度创作”中如何表现作者的意图、如何渗透自己的情感以及如何体现表演风格而达到深刻理解的，这一过程也是与作者、文本、表演者以及与自我对话的过程。即正确理解音乐文化的深刻内涵，就要将具有“空白召唤”的音乐作品进行“恰当的具体化”，通过创作者、表演者、音乐作品、音乐欣赏者之主体间性互动与交流，使不同的视界趋于融合统一。换句话说，不能因为接受美学中强调音乐接受者的自主性、创造性理解，而对音乐创作者、音乐作品的创作意图进行毫无理由、毫无规律的排斥和贬抑。对音乐作品的“恰当的具体化”，就是要以“忠实原作意图”基础上实现创作者、表演者、音乐作品和音乐欣赏者等多层面主体间流与视界的融合。

四、“期待视野”——提高音乐审美趣味

“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又称“期待视界”或“期待水准”，是姚斯文学史理论的重要概念。他认为“期待视野是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读者的文学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14］。伽达默尔在哲学解释学中将“视野”（Horizont）隐喻为“地平线”，他描述了理解的出发点即为“地平线”，即“形成理解的视野或角度，理解向未知开放的可能前景，以及理解的起点背后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背景。”［15］简言之，“期待视野”，是指处于不断变化的人类经验和学科知识，它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处世态度、文化视野和艺术素养，同时也包括人们的直觉能力和接受水平等，是读者对一部作品进行接受的全部前提条件［16］。这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之多元主体间交流与对话的基础，因为“期待视野”是“接受主体或主体间的先在的理解形成的、指向本文及本文创造的预期结构”［17］，是多元主体“对每部作品的独特的意向”［18］，它同时又反映着多元主体每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等，因此主体间要产生互动交流，就要尊重不同审美主体的期待视野，并在主体间性互动交流中融合不同的期待视野，拓展音乐文化理解的空间，在差异互补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

接受美学家姚斯认为，一部作品只有在作者、作品、读者三者共同作用时价值才能实现，只有作品的视野和读者的视野发生碰撞、相互融合时，作品才有意义。即，读者在阅读与接受作品时，其头脑并非是一块白板，而是受其政治倾向、世界观、人生观、时代情绪、审美经验、鉴赏趣味等等的潜在影响，形成“前理解”或“期待视野”，这种“前理解”与作品相遇时，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或同化顺应，或排斥与抵制，导致对同一作品的不同理解与评价，产生不同的精神价值。这进一步说明了音乐欣赏与接受过程中通过多元主体间对话与交流，不仅拓展了音乐接受者的理解力，而且使音乐接受者在对话、理解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大脑中已经存在某种前理解和前知识结构，与现在的视野达到协调融合，从而促使音乐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的不断变换，并在“视野交融”中使文本意义得以实现。即当作品的“视界”与读者的“期待视界”和谐一致的时候，就会出现“视界融合”，这时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就是顺利接受，作者所要表达的本意容易为接受者所理解和把握，作品的潜价值也可能被接受者揭示出来。相反，当作品的“视界”与读者的 “期待视界”不和谐甚至相去甚远时，就会出现误读、曲解等接受中的“变形”现象［19］。因此，期待视野的不断转换，不仅能够提升读者自身的审美趣味，而且还是衡量作品审美价值的准绳。

音乐审美趣味的提高，有待审美主体的创新期待与定向期待的互动生成。朱立元将期待视野分为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定向期待，指的是读者在阅读之前就已具备的审美经验，如读者的某种世界观、社会经验、审美需求等，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定向期待发挥着挑选、定位和寻找熟悉信息的作用。然而读者不会仅仅满足于作品所提供的熟悉的信息，他们还渴望与原来的期待视野形成适度的错位以满足其新的期待视野，这种渴望一是出于猎奇心理或求异性的审美需求，二是由于多元主体的相互影响和互动生成，这又是“创新期待”或“求异性期待”的表现。在这创新期待与定向期待交互作用过程中，会促进主体间的音乐审美趣味不断提高。

由此可见，接受美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通过激活读者的期待视野，使音乐接受者在进行欣赏和接受音乐过程中，能够结合其生活经历、文化教养、艺术趣味、民族心理和他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风尚、文化潮流以及个人的偶然遭遇、情绪心境等进行与作品间的对话和交流，充分利用其积淀经验并作为一种“前理解”，或者黑格尔所说的“概念的朦胧预感”来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作品。换句话说，不断调整这种将“前理解”或“预感”作为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在被动接受与积极理解、音乐经验的形成和新的意义构建中不断螺旋式调节并提升接受者的审美趣味，逐渐在音乐接受过程中形成特殊的理解和接受方式［20］。

五、“视界融合”——诠释音乐文化

“视界融合”又称“视阈融合”、“视域融合”、“视野融合”或“视界交融”。 本文所指“视界融合”，意指“看”问题的视角和方法，将其作为主体间性教育中的一种方法论，通过不同接受者和理解者的“视界融合”，实现多元主体间性互动，并从不同侧面和不同视角来诠释音乐文化。即对同一个音乐文本，人们理解的视界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断生成的。理解者对音乐文本理解的视界同文本所包含的各种过去的视界相互叠合、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视界，达到“视界融合”。因此，音乐的意义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从本质上看乃是不同视阈的相遇与融合。

接受美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过程中，要求审美主体不要完全放弃自己的视界去追求作品中的那个历史的视界，相反，审美主体应该拓宽自己的视界，将自己的视界与艺术作品所体现的视界相融合，从而使二者都超越了自身，到达一种新的视界，进入一种新的理解。在主体间性互动过程中承认不同视阈的差异性，彼此共在、相互沟通，使自我与他者、过去和现在、人与世界、人与音乐、音乐与相关文化等都融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使音乐理解得以形成、修正和更新，从而在“视界融合”中诠释和发展音乐文化。

音乐文化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是在人类活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正如苏珊?麦克拉蕊（Susan McClary）（1992）曾说“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与其他方面（相关文化）的对话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音乐创作不是一种封闭的自我行为，其意义是通过作品内涵的传播和对作品的再创造而活动的。换言之，音乐创作和音乐作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具有其价值。”［21］因此，要正确认识音乐文化，就需要考察音乐所生存的文化空间，即要在“文化中的音乐”和“音乐中的文化”中达到音乐与其相关文化的“视界融合”。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三维课程目标之一的“知识与技能”目标中也明确指出：“认识音乐与姊妹艺术的联系，感知不同艺术门类的主要表现手段和艺术形式特征，了解音乐与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的联系。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已学过的知识，认识音乐的社会功能，理解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22］这其实就是对通过学习音乐达到不同学科“视界融合”的要求。

“中国音乐，与书法之线性、舞蹈之动律、绘画之气韵、建筑之铺排、诗词曲之结构等，共同构成了中国艺术的鲜明特征与相应的文化境界。”［23］因此，要正确诠释音乐文化的内涵，就需要阐释音乐文化是如何与姊妹艺术以及相关文化做到视界融合的，而且要构建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生活情景”作为主体间对话的语境来促使师生达到音乐与姊妹艺术以及相关文化的这种视界融合，在这种语境下的音乐学习将成为接受者体验音乐文化，尤其是对于他们不太熟悉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来说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也是诠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种较为明智的方法。

（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诗歌文学的“视界融合”

“就中国的音乐与文学而言，两者在萌生之初就是不可分离的混生体。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中国的文学就再也没有离过音乐”［24］。如《诗歌》中收录的300余篇长诗、短诗，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唐诗和元曲也是能直接吟唱的；宋词中的《满江红》、《水调歌头》等，既是曲牌，又是词牌。所以，“诗中有乐，乐中有诗”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大特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诗歌文学的“视界融合”，是音乐与诗歌文学之主体间性体现。另外，中国古代有许多诗人或文学家精通音乐，创造了很多描绘音乐的诗歌，特别是在诗歌盛世的唐代对于诗歌中描绘音乐达到了至高的境界，如爱好弹琴，对琴曲、琴艺理解比较深刻的诗人王维、李白、白居易等在诗歌中不仅描绘了声歌、歌舞，还涉及到许多种乐器，如古琴、筝、琵琶、笛、箫、管、箜篌等。与此同时，中国传统音乐也蕴含着浓厚的诗情画意，如《诗经》中音乐的节奏和旋律都依附于诗歌，体现了“以乐从诗”。汉魏乐府民歌体现了“采诗入乐”，唐宋时期的“依声填曲”达到了词与乐的完美结合，这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诗歌文学的“视界融合”，即表现出“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学性和中国文学的音乐性”［25］之主体间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散发着文人精神、洋溢着人文情怀

中国诗歌文学与音乐多以体现“人伦情趣”的表达与诉说，例如，感悟而发的乐曲《阳春白雪》、《梅花三弄》，借景抒情的《高山流水》、《潇湘水云》、《渔舟唱晚》，诉说忧怨之情的《汉宫秋月》、《闺中怨》、《长门怨》，洋溢着欢乐之情的《百鸟朝凤》、《金蛇狂舞》、《喜相逢》，流露着思念之情的《胡笳十八拍》、《苏武思乡》、《忆故人》等都与充满诗情画意的诗歌文学一样体现着文人墨客志趣高雅、追求自由的文人精神，体现了人与自然谐和相处以及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本质的妙悟，所以又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怀。

2.渗透着歌颂自然的宇宙情怀

中国传统音乐与诗歌文学同时受 “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等中国哲学思想影响，既崇尚人间主题（如婚、丧、喜、庆等），又钟情于人与自然的相融与相通。如，在唐诗宋词中涌现出大量的山水诗，在中国民歌、器乐、歌舞、戏曲、说唱音乐等民间音乐也有很多以山水、花鸟、月亮等自然为题，如《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圆》、《平湖秋月》、《雨打芭蕉》等，很多作品都是面对自然、歌颂自然的，这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音乐与诗歌文学在歌颂自然的宇宙情怀和对自然美的追求之视界融合。

3.钟情于自然的“柔性”之美

中国人审美心理中的“以悲为美”、“尚悲偏向”反映在音乐与诗歌文学审美中都钟情于自然的“柔性”之美，在总体的文化气质上具有一定的“阴柔偏向”。究其深层原因是由于其视界与儒家“中和”、“温柔敦厚”，强调宗法，重视家族血缘亲疏关系以及与道家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虚静”等视界是融合的，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内向、保守、谦和、顺从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审美心理的阴柔化倾向。表现在音乐与诗歌文学中都是钟情于清风皓月、微风细雨、湖光山色、暗香疏影以及宁静月景等洋溢着柔性精神和柔性之美。

（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戏剧舞蹈的“视界融合”

音乐与舞蹈的结合非常密切。从美的形态来看，优美舒展、纵横交错、旋转如风的舞蹈犹如中国传统音乐中优美流畅、蜿蜒起伏的旋律，以及长短交替、富有动感的节奏。音乐与舞蹈如同孪生姐妹，从立意到风格、从情调到节奏、从气氛到意境都应是水融，浑然一体，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与舞蹈的“视界融合”。从风格来看，中国音乐与戏剧舞蹈的“视界融合”体现在其共生的文化背景中，显现出南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人文传统的差异，从而形成南柔北刚的风格特色。从发生学来看，音乐与舞蹈有着共同的人体生理、心理及节奏和表情的运动基础，而又有着共同的制约因素，如不同的地域空间、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民族群体和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就使得音乐与舞蹈的视界相同，都显示出生活的多彩多姿。从美的感觉来看，“中国戏剧舞蹈中曲、圆、拧、倾与中国音乐中吟、猱、绰、注等以及汉语语音声调平、上、去、入的基本动势形态有着相关的统一性”。从其表层结构看中国戏剧与舞蹈重表情，重曲线、重圆融之美，这又体现着中国人的“中和”秉性和内向性特征，由此形成中国音乐与戏剧舞蹈具有柔劲、柔性的感觉。

（三）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园林建筑的“视界融合”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26］。中国园林建筑以“自然与人”之主体间性和谐统一为基础，在崇尚自然的同时，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炉，将建筑、山水和花草树木等高度融合，并借助音乐、诗文、书法、绘画等之主体间性进行审美点化，创造了一个诗情画意、意蕴无穷、令人神往的“天人合一”审美境界，因此又被称为“凝固的诗”、“立体的画”、“流动的乐”。

中国园林建筑与中国传统艺术一样，都是受中国哲学有机宇宙观和有机自然观、自然生态观以及“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所共同追求的是“意”的优雅和“境”的深邃以及天地人融为一体的最高审美境界。在“自然之和”、“天地之和”、“阴阳之和”与“天人之和”中，追求流动曲线之美和虚空意境之妙。中国园林建筑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意蕴表达都是追求“景有尽而意无穷”，即透过有限的景观表象去感受意象内蕴的无限的“道”，从有限到无限，再由无限而归之于有限中，领悟整个人生、历史、宇宙所蕴含的哲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中国园林建筑的视界是融合的。他们从同一宏观视野却从不同视角展示着中国音乐和园林建筑的不同风格和特征，诠释着中国音乐与园林建筑的不同文化意义，同时反映着人类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例如，唐代宫廷音乐的辉煌气派与建筑风格的宏伟壮丽，无不体现着音乐与建筑中的礼乐思想和审美情感等的有机整合，渗透着唐代社会伦理道德和散发着唐代帝国精神。在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王朝而建立的严格的用乐制度和建筑的等级制度中就能体现出中国音乐与建筑的视界相互融合相通之处。再如，代表中国江南之秀美特色的苏州园林，犹如一首独特江南色彩的古琴曲《四大景》的优美旋律，婉转流畅，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如诗如画、变化多端的园林艺术与传统音乐艺术一样追求优美圆滑的线条、迂回曲折的设计，讲究和谐节奏下的对比等，这不仅包含着自然山水之美景，还散发着园林艺术具有强烈的艺术美感和动态的音乐韵律。建筑艺术也和音乐文化一样，其结构布局与音乐结构同样具有“起承转合”和“散慢快散”的内在逻辑。如，中国建筑三段构图的布局（大台基、屋身和大坡顶）犹如音乐中的三段体，古代建筑中穿枋、腰枋、前楣、后楣等犹如古琴曲中的散起、入调、入慢、复起、尾声的结构以及各种风格交流融合的建筑中都可以显示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园林建筑的“视界融合”。

（四）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绘画书法的“视界融合”

中国音乐与绘画、书法一样都是以细腻多变的线条表现丰富的内容与情感，都是用线条的蜿蜒游动使空间的画面时间化，同时也使接受者在心与目的游动中领略其中的韵味［27］。在中国，书法被称为“纸上凝固的音乐”，这是因为书法中流动的线条、婉转的笔锋、跳跃的笔势犹如音乐中的韵律和动感，孕育着生命运动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动态变化。特别是书法艺术中的草书，其运笔的连续性、节律性与音乐的节奏、旋律的起伏一样具有共同的心理基础和审美倾向（线性思维、讲究中和、注重整体、顺应循旧渐变、反对突变等），都是随时间的不断推移而完成，都是追求着“一气呵成”的完整性。例如，中国音乐中大量“鱼咬尾”、“连环扣”等手法的运用使中国音乐句与句之间连绵不断、衔接自然，与书法中起始笔至末划笔都要做到“笔不离纸、纸不离笔”的“一笔书”和笔笔相连、字字相接有着相似的规律，书法中笔断、声断而意相连的“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气息宽广”的艺术神韵与音乐中的巧妙休止造成的空白召唤的艺术效果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生命力，书法中点画运笔中“起笔、行笔、收笔”中的能量运用与戏曲中“以字行腔”、“字头、字腹、字尾”的韵腔方面，具有相通的运动态势和异质同构的完形心理以及共同的时空结构，这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主体心理的延展、自由游动所致。另外，中国古琴与书法（琴、棋、书、画）是古代文人或贤达之士必备的文化修养，其深层原因是受人本主义精神的影响，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寓意深刻、回味无穷的音乐与书法艺术其视界是如何相融与相通的。

中国传统音乐与绘画的视界也是相通的，不仅表现在创作的哲学基础、人文主题的选择，还表现在艺术的表现手法和接受理解的过程、文化意义的阐释等视界。如，音乐与绘画中都大量表现植物的品格、动物的精神和山水的情怀；山水画领域有一个说法叫“人在画中游”，“游”不仅指精神上的“游”，也指欣赏中“多元视点”的“游”。即要求欣赏者全身心进入画中游历［28］。这与人们音乐欣赏中的“主体角色游移”一样，实际上是“多元视点的游移、主体心态和主体心境的游移”。音乐与绘画色彩的同构，装饰手法的审美与音乐中的“留白艺术”的运用和结构的简约有异曲同工之效，都强调“立象以尽意”、“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从接受美学看，中国音乐的演奏与解释，都不要求与乐谱和画面的绝对统一，而是可以注重主体的阐释，即不是对原作品的严格复制，而是根据作品的“神”、“韵”对于作品“意”的创造解释。这些都说明中国传统音乐与绘画书法的视界是融合的。

（五）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社会政治的“视界融合”

由于受儒家礼乐思想和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社会政治的“视界”是趋于融合的。即认为“音乐不是纯粹的艺术，乐与政通，乐成为礼的附庸，成为教化的工具”；还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29］在这种儒家礼乐思想的影响下，完成了以艺术的形式和手段来形成社会所需要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完美人格的塑造，正如孔子的“成于乐，游于艺”思想的体现。因此，作为社会生活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它是社会生活的写照，它是与社会政治“视界融合” 的体现。即从音乐中可以反映出一定政治统治下的社会生活实质，可以看出音乐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唐代诗人刘禹锡说过：“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30］。《礼记?乐记》里有一段著名的音乐与社会政治关系的论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31］”即由于不同的政治状况感动人心而产生音乐的情感色彩不同。由此出发，《乐本》篇将音乐中的“宫、商、角、徵、羽”分别代表着“君、臣、民、事、物”①，即“乐”与“政”具有同构对应的关系，且认为音乐能直接影响社会人事，决定国之兴旺盛衰，这虽然有点夸大“乐与政通”的一面，但从另一面则能说明音乐、诗歌、文学等艺术是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之“视界融合”，且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政治关系中的“和”与音乐中的“和”作为一种审美准则具有某种同构关系，是主体间性体现。因为，“音乐出于人心感物，而刑政通于人心，心物感应是乐政同源的基础”［32］，因此“乐与政通”，“乐以载道”，“审乐可以知政”②体现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视界与社会政治中的视界是相通的，是融合的。

（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民俗风情的“视界融合”

民俗风情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现象。从古至今，我国各民族、各地域形成了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古老的风土人情，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生活面貌；从另一侧面又集中反映了该民族、该地域民俗风情的文化意识形态，也表现出该民族人们的心理素质、性格特点和气质特征。由于民族民间音乐产生于民俗活动，又服务于民俗活动，所以民俗活动是民俗音乐的载体，因此，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的视阈又随着民俗活动的视阈变化、发展而流传和演变。例如，婚礼歌、哭嫁歌、哭丧调、祭祀歌等民俗音乐都有它自己的灵魂和故事，各自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与生活的智慧。这充分说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在民族文化传统广阔的背景上展现的民俗风情和民间音乐的，两者的视界是融合的，两者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诗歌、文学、绘画、建筑、舞蹈、戏曲等的“视界融合”不仅有着纵向历史的积淀，而且也有横向的不同民族风情和地域特点上的积淀，但同时还渗透着中国的哲学“和”之道的熏陶。中国历史贯穿五千多年悠悠岁月，中国地理横跨大江南北，幅员辽阔，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由于各自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的各具特色，使音乐与相关姊妹艺术都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也形成了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音乐与姊妹艺术之主体间性体现在共同受中国哲学“和”之道的影响，各自视界虽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讲其视界还是融合的，是“和而不同”的体现。

六、“化身入书”与“化心入乐”

——体验音乐文化 如果说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理论给音乐接受者提供了把握时空的理性意识，使主体在鉴赏过程中达到“一种最大限度的非制约性和灵活性”［33］，那么我国学者梁启超先生的“化身入书”理论，则为音乐鉴赏主体的主动介入提供了一种科学、具体的方法［34］。其中包涵三层含义：（1）主人公认同。即鉴赏主体化身为音乐作品中的主人公，与主人公进行心与心的对话与交流，并与“自我”同一化，既以自身之情感体验深化作品的内涵，又以作品之内涵促进“自我情感”的升华。（2）进入角色。即鉴赏主体进入作品的艺术境界，感受作品内在的情感和思想脉搏，领悟作者的艺术匠心，与作者进行主体间性互动，与作品的潜在音符产生共鸣，实现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协调统一，实现思想的洗礼与精神情操的升华。（3）出入自如。即鉴赏者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入”能领悟作品意蕴，倾听作者心声，“出”能超越作品，理解音乐佳境。即“化身入书”体验音乐文化的方法就是接受者与作者、文本及主人公等展开心与心的主体间性对话与交流过程，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品赏中就是“化心入乐”的过程，它既是对生命本体存在的肯定，又是对生命所依存的世界万物的呵护，两者都是有灵性的生命存在,它们之间能够相互感应，相互激发，相互交往，从而进入天地与我为一的审美状态。即“化身入书”、“化心入乐”的过程是离不开生命感悟及其意义体验做内核的，是接受主体的生命与世界万物的生命主体间对话与交流的过程。这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性质而形成的中国美学也具有身体性的主体间性。即中国美学没有把身体与心灵、身体与自然完全分开,而且认为人的身心与自然的关系是互相感应、互相融合的主体间性［35］。在这主体间性互动交流中强调整个身心投入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体验与玩味之中。

七、“效果历史”（理解的历史性）

—— 传承音乐文化 “效果历史”是接受美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伽达默尔认为，人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历史是人存在的核心。他的哲学是基于理解的历史性上的，是生存于历史中的人自觉意识自己历史性的哲学。因此，他强调对一部作品的理解实际上就是读者理解的效果史，“理解始终是在历史中进行的，历史是由我们来经验的，在理解中我们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性是一切理解的根本性，理解的历史性构成我们的偏见”［36］。承认理解和解释存在一定的偏见，其价值不仅在于为解释者创造性解读提供了一定的精神支持，同时又为后续读者的接受研究开辟了主体间性对话和交流的空间。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经验视野”。只有发挥读者的创造作用，才能通过“作者——作品——读者”的三位一体模式去实现作品真正的价值。只有通过关注读者的反应，才能进一步考察“作者——作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总之，作品的“效果史”是一个既沟通过去，又可以延续将来，还着眼于现实的桥梁。“效果史”是过去、现在、将来无穷尽的对话过程。

音乐文本的价值，要经历不同时代的历时性接受者和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共时性接受者的接受，于是文本的历史价值是在众多接受者的理解的纵向接受链上和受众面广的横向接受链上保存、丰富、完善和发展的，这一过程就是音乐作品的价值实现和音乐文化的有效传承过程。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前见’持有者，‘前见’意味着主体的历史效果意识。”［37］每个人在解读音乐作品时都会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或者从自己的视界去感受与理解作品，于是就形成了作品的效果史，由此也传承了音乐文化。“以‘效果历史’原则进行音乐理解，音乐文本意义就必然具有无穷尽性和审美存在的永恒性，审美理解中的‘偏见’则具有了合法性”。

如，作为百戏之祖、国之瑰宝的昆曲，在不同时代的接受者当中会具有不同的接受和理解，即使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的接受，其效果也是不同的。例如，青春版《牡丹亭》，就承载了当代解释者白先勇先生对传统剧种作出创新理解的效果历史。他从现代观众的接受出发，实现了创作者、接受者、作品之主体间性互动与创生，在既保持传统又能吸引现代观众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它不仅记载了作者以及当代读者对昆曲理解的效果史，同时又促进了这一传统剧种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八、“理解的多义性”—— 发展音乐文化

主体间性教育强调相互理解，尊重差异，这为音乐“理解的多义性”和课程理解的多义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又为创造性的发展音乐文化提供了可能。

（一）音乐理解的多义性

音乐艺术的朦胧性、非确定性、非概念性特征为音乐的多义理解提供了可能性，也为创造性留下了发展的空间。英加登认为：“任何一部特定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只有一个，而对它的表现，原则上却可以要多少个就可以有多少个”［38］。即，音乐作品的意义阐释具有多种可能性，在遵循创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基础上，不同的表演者在“二度创作”和不同的欣赏者在“三度创作”中都会融入自己的个人理解，所以造成音乐作品理解的多义性。但是，不能一味过渡地追求“理解的多义”而偏离文本的意义。音乐教师“必须即时对学生理解的层次、视野、合理性等各个方面进行判断，并对学生的解释进而决定如何才能把学生的理解引向‘合理’与‘深刻’，从而防止学生把‘发散’变成‘过渡诠释’”［39］。

“音乐理解的多义性”可以从以下是三个层面来理解：

1.理解音乐的多种角度

“理解的多义性”即音乐理解中的多解性或可变性，也就是说可以多角度的理解音乐和理解主体间存在的差异性。埃利奥特的实践哲学也渗透着“主体间性”教育思想和“理解的多义性”思想。他强调音乐实践是多元的主体间（音乐创作者、表演者、即兴创作者、编曲者、指挥家、评论家、欣赏者）进行的多样化的音乐实践活动和多视角的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解释，由于不同主体间各自的主动性和差异性存在，而这种主体间的差异性就导致了理解活动中的可变性。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让多元的主体通过音乐进行多维度的主体间互动，从而达到对音乐的多义理解。如，用音乐来表达主体间不同的情感，用音乐来表现不同的人、地方、事物以及用音乐来传达不同的文化思想内涵、信仰价值、风俗习惯等，从而加深对音乐的情感理解、文化理解、历史理解、应用理解等。

2.把握音乐的多元智能

在一定的音乐情境中“理解的多义性”体现在多元智能③之主体间性互动的优化和组合而带来的不同理解。多元智能之九种智能分别代表每个人的不同潜能，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智能强项和弱项，智能之间的不同组合构成个体间的智能差异，这是造成音乐理解过程中理解的差异性和多义性的心理学依据。例如，对于同一首音乐不同的人会运用不同的智能来表现不同的接受方式，舞蹈家可能会发挥身体运动智能，即用肢体语言表现自己对音乐的理解；音乐家会运用音乐智能，即用歌声或乐器演奏表现自己内心的感受与理解；文学家会运用语言智能，即用诗情画意的语言表现对音乐的理解与感受；美术家会发挥空间智能，即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对音乐的理解。也就是说，由于每个人在接受音乐的过程中运用的智能组合不同，凸显的智能强项不同，所以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也就不同。

总之，音乐文本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意义统一体，特别是当它进入教育情境后，在多元主体的多种视域关照下，教育文本的意义也具有多向的生成性，即“理解的多义性”召唤接受者不仅要从创作者出发理解创作意图，广泛了解作品的历史背景等各种文化内涵，以更好地理解文本，接近作者的原意；还强调音乐接受者对音乐多样化实践活动的主动建构，寻求不同的理解路径以及多视角的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解释，即通过对作品意义和价值的不断充盈和完善，不断发展音乐文化。

（二）课程理解的多义性

课程不只是“文本课程”，更是被教师和学生实实在在感受到、体验到、领悟到、思考到的“体验课程”。由于音乐教学内容含义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不同音乐接受者各自具有不同的“前见”、“前理解”，因此在特定的教育情境中，音乐课程的内容和意义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相同，音乐接受者会从不同视角和不同层次对给定的内容都有自身的理解和解读，对给定的内容不断地变革和创新，并不断转化成“自己的课程”，造成课程理解的多义性。而且，由于教育活动中多元主体间的多维互动，教师与课程设计者、教师与学生、师生与教育文本、师生与课程诸要素等之间在分享、合作、交流、沟通中思维对话与碰撞，又能生成出多义性的课程理解和“意义”的新异性；同时，由于现代课程资源的广袤性，在随着课堂教学活动展开的同时，师生的生命活力和创造潜能被激发，他们能够主动建构教育意义，从而积极改造预设的课程，形成动态的、开放的、多元的、宽容的、整合的课程，由此一些新的目标就会被引发和生成出来［40］。这样的课程理解，不仅能充分尊重师生的“生活世界”，符合新时代的教育理念，也更具有积极性与创造性，更有助于音乐接受者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身份认同。

结 语

综上所述，以接受美学为理论支点，从接受者出发，借鉴接受美学中的“游移视点”、“空白召唤”、“恰当的具体化”、“视界融合”、“期待视野”、“效果历史”等理论，构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学优化策略，能够达到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并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能使中小学师生更好地接受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效提高其重视和喜好程度，从而使优秀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作者附言：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主体间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研究”、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山东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与高师地方音乐课程建设” （课题号：12YJA760006）与鲁东大学校基金项目（课题号：wy2011010）的阶段成果。

注释：

①“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惉懑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捶，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见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②“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见白寅《心灵化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第53页）。

③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1983年提出。加德纳认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九种智能，即语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逻 辑数理智能（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空间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音乐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身体运动智能（bodily intelligence）、人际交往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自我认识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自然智能（natrualist intelligence）和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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