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梦的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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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

1从动画片中挖掘故事的续写

续写是很能激发学生习作兴趣的习作方法。续写故事，就要靠想象，想象要大胆、新奇，又要合乎情理。教师有意识地指导学生观看电视动画片，把欣赏动画片和指导续编故事、续写相结合，这种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习作的兴趣，学生既能关注故事的情节发展，又能专心地有目的地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环境等方面认真收看，让学生在观看的同时，为续编故事积累习作素材，一举两得。为了让习作指导更为集中，让学生编故事更容易些，使学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教师可以采取从“扶”到“放”的指导方法，即提供一个故事的开头片断，让学生找到故事的线索，顺着这个线索，把故事编写完整。进行续编故事的习作训练，指导学生掌握续编故事要做到瞻前顾后、顺藤摸瓜。如《哆啦A梦》是学生喜欢看的动画片。片中的哆啦A梦有一个神奇的口袋，里面有各种神奇的魔具，能帮大雄度过难关，解除各种疑难杂症。为了激发学生的习作兴趣和创新精神，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我让学生也来当一回作者，新编一个关于哆啦A梦和大雄之间的有趣而又神奇的故事。学生在观看了《哆啦A梦》的动画片断后，教师引导学生说说哆啦A梦最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学生对哆啦A梦非常熟悉，因此，马上就能说出来，再引导学生续编故事，从而激发了他们的习作欲望。有的学生写道：哆啦A梦递给大雄一个普通造型的“优点反射镜”，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戴上这个反射镜，当别人要批评你的时候，一看到这个镜子，马上会发现你的优点，就会表扬你。”大雄拿着反射镜，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他的两眼放光，就像受到了老师的表扬似的。大雄喜滋滋地拿着反射镜，来到妈妈的面前，想让妈妈也好好地表扬自己的优点。

2从动画片中挖掘场面的描写

场面描写是学生习作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它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感情与情绪的渲染，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场面描写是对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动态画面所作的描写，它所表现的是特定场合中的人物、环境和情节的综合。场面描写中，既有环境的描摹，又有情节的渲染，更有人物的特定的活动，点面结合，富有层次。动画片《灌篮高手》是篮球爱好者喜欢看的节目，也是小朋友爱看的节目，这部动画片既能为学生的场面描写提供素材，也能激发学生习作的兴趣。教师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带着习作目的去观看《灌篮高手》，为指导学生写“比赛场面”打下基础。如，动画片中的主人公樱木花道与对手决战时，那激烈、精彩的比赛场面，樱木花道精湛的灌篮技术，以及在篮球场上的顽强拼搏精神，正是同学们要学习的地方。因此，教师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其中一个篮球比赛的场面进行具体的描写。教师在指导写《灌篮高手》的《精彩的篮球赛》之前，先指导学生掌握场面描写的方法，然后，让大家一起分享灌篮高手樱木花道的风采。结合讲评，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场面描写的方法。

3从动画片中挖掘童话的编写

电视动画片中的主人公很多是活泼可爱的动物，展示给小朋友的是动物间充满神奇而又有趣的故事，有团结友爱的，有斗智斗勇的，有克服困难的，等等。观看这些动画片，也为学生编写童话提供了素材。学生充满想象力，也喜欢编写童话。如《猫和老鼠》让人感到久违的天真。猫与老鼠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化敌为友或势不两立：为敌时绞尽脑汁，互不相让；为友时，亲如兄弟，不记前仇。教师可指导学生也以猫和老鼠为主人公，想象猫和老鼠之间所发生的不和或互助的故事。指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编写与电视动画片中不一样的情节，同样去表现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比赛看谁编的童话故事《猫和老鼠新编》比电视中的更有趣。如，有的学生这样写道：“猫被老鼠捉弄得火冒三丈，两根胡子气得不停地向上翘，尾巴不停地摆动着，真是吹胡子瞪眼睛，就像是一颗快要爆炸的炸弹似的。猫气呼呼地想：今天，我不把该死的老鼠捉住，我誓不为猫。人们不是都说老鼠怕猫吗？老鼠想要跟我斗，下辈子吧！想着，它就一溜烟地跑到老鼠窝前。”

4从动画片中挖掘观后感的撰写

动画片中的感人情节同样让人流泪。教师可推荐学生观看有益的动画片，让学生带着情感去看，为写观后感积累生活经验。如《宝莲灯》的素材取自于中国流传很广的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沉香为了寻找、救出母亲，历尽千辛万苦。这部动画片教导人们只有不断努力，靠坚强的意志，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战胜顽固的敌人。教师引导学生用心去看这部感人的动画片，并且精心选择自己最受感动、感触最深、最受教育的片段，在班队活动中进行交流后，用心地写观后感。

5从动画片中挖掘科技小论文的练写

第2篇：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 ； 人际交往活动 ； 评价方

【中图分类号】R-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31（2011）10-1813-02鉴于我国在人际交往活动中评价方式的缺陷，及《红楼梦》巨大的学术价值，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将俩者有机得结合在一起，将红学中关于人物的研究纳入到人际交往活动中的评价方式的范畴，从《红楼梦》这个独特的视角来折射中国人的人际交往活动中的评价方式，为以后更全面及深入的研究做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1对“自己人”的评价

自己人是关系最亲近、最密切的人，对个体而言，也是最重要的他人。因此在与自己人的交往过程中往往会形成一种责任关系，同时还包含着比较亲密的情感。在这种关系中，每一方都对对方具有责任心，取向于向对方负责，竭尽所能做出有利于对方的反应。所以在与自己人的交往中，较少考虑做出某种评价是否会影响到双方既定的关系，大多本着向对方负责的原则而采取一种比较直接的评价方式。即在对自己人进行评价时，个体的评价行为取向既可能是扬，也可能是抑，是扬是抑主要取决于交往对象的实际表现。

《红楼梦》第三回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对黛玉讲：“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又说：“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癫癫”。还有最疼爱宝玉的贾母，一次说道宝玉：“我也解不过来，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闹，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他们。即仔细查试，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投错了胎不成。”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宝玉石王夫人和贾母最疼爱的孩子，但是对于宝玉顽劣和不合时宜也是毫不隐藏，直截了当的给予了负面的评价。因为我们通常认为，自己人的否定性评价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是对自己负责，而绝非故意让自己难堪。总之，在对自己人的评价中，评价的标准及评价行为的选择，其重心都在交往对象的行为表现上。无论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都遵循向对方负责的原则，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你好，是对你负责。”

2对熟人的评价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熟人关系对个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般说来，熟人之间的交往，遵循的总原则是人情面子原则。即人们在交往中总是要考虑到给对方留面子。因此，在与熟人交往时，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一般对熟人的评价方式取向是，无论交往对象表现如何，都给予正面的肯定性评价。而在心里或者背后，中国人可能并不一定真正扬别人。由此可见，在熟人社会里，对他人的“扬”其实带有很浓重的形式主义的色彩。

《红楼梦》第六回周瑞家的对刘姥姥说：“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少说也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回来你见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严些个。”从这短短的几句话很明显看出周瑞家的对凤姐的评价倾向于赞扬，这并不代表周瑞家的心里面对凤姐就是一种表扬的态度，给凤姐留着情面也就等于给自己留着后路，她的话只是考虑到凤姐的地位和自己今后的处境而说的。

因此，在对熟人进行评价时，人们更多地依据给面子和人情原则。中国历来就有“多栽花，少栽刺，留着人情好办事”的说法，面对熟人，情面是我们评价他们的唯一依据，尽管这种“扬”可能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总之，在对熟人的评价中，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的选择，其重心已不再是交往对象的实际的行为表现，而是如何评价才能维持交往双方的情面。

3对陌生人的评价

在与陌生人交往时，个体的评价方式取向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和变通性。由于双方此前没有任何的交往基础，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才使不得不与陌生人打交道，并且建立一种临时性的人际关系。因此，双方的交往往往不过多涉及任何情感的成分，也不存在是否要给对方面子或维持双方人情关系的问题。所以，在与陌生人的人际交往活动中，评价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交往过程中双方的印象整饰以及双方暂时建立起来的关系的融洽程度，如果印象整饰成功，则取向于扬，相反，则取向于抑；如果关系融洽，则取向于扬，反之，则取向于抑。对陌生人的评价是顾虑情面、顾虑关系最少的一种情况。

《红楼梦》的许多章节中，都可体现出中国人对陌生人所采取的评价方式，如通过不同人物之口，对王熙凤都有深动的描述和概括。第二回冷子兴说她“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这是说她好的一面。第六十五回，兴儿对她的介绍，说的却都是她的缺点：“心里歹毒，口里尖锐……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人，没有不恨他的”， “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人家是醋坛子，他是醋缸粗瓮，凡丫头们二爷多看了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爷打个烂羊头”。

第六十六回贾府的小厮兴儿也演说了一回荣国府，说到宝玉，则是说：“成天家疯疯癫癫，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外头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样儿，心里自然是聪明的，谁知是外清内浊。”第三十五回，傅家的婆子见宝玉后，评价也是“中看不中用，果然有些呆气”，“是个呆子”。

由此可看出，在对陌生人的评价中，个体往往可以很直接地表达自己对交往对象的态度，做出自己真实的评价方式的选择。

4小结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对陌生人或者对自己人都可以做出或肯定或否定的直接评价，但这两者之间却存在一定的差别。对陌生人的直接评价基于一种利益关系，如果在交往过程中双方都获取了自己预期的利益，则做出肯定的评价，否则会做出否定的评价；而对自己人的直接评价则基于一种责任关系，无论好坏，大家都是出于一种责任心而做出的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总之，由于中国人同自己人交往时形成责任关系，同熟人交往时形成人情关系，同陌生人交往时形成利害关系。而责任关系的交往法则是相互负责，人情关系的交往法则是人情和面子运作，利害关系的交往法则是利益交易。因此，中国人在人际交往活动中，面对与自己关系存在差别的他人，评价方式的选择的确也表现出内外有别亲疏有别和远近有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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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高职教育 衔接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 G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2-0038-02

近些年，我国的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招生人数也稳步提升。基于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不断被充实到企事业单位，增强了用人单位竞争力。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中高职有效衔接问题日益凸显。

可以看出，基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日益不能满足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必须增强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有效衔接，构建适应现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一、充分认识，加强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

（一）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在需要

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自主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教育体系。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袁贵仁在201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着力打通和拓宽各级各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发展通道，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中国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二）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是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

基于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只能进行简单的机加工，日益不能满足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中等教育人才只有继续接受规范系统的职业高等教育培训，才能加大企业核心竞争力。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有效衔接，为适应经济转型发展，培养更多综合型技能人才，产业结构调整奠定坚实人才基础。所以，加快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的决策，是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使然。

（三）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是实践“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国职业教育梦是“中国梦”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技能强国的梦，是全面发展的梦，是人人成才的梦，是尽展其才的梦。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最密切的教育类型，在推进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于实践“中国梦”理想，通过不断探索实践，不断完善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为经济腾飞、科技创新、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二、理顺思路，分析中高职教育衔接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认知上的差异

随着经济转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科技进步，基于中等教育的人才已日益不能满足岗位需要。目前，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各自为政”，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的差异，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很多未能在高等职业教育学校接受再教育培训，造成了高技能综合型人才断层，缺乏有效衔接。已服务于社会的中等职业技术人才，受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缺乏主观能动性，缺乏学习动力，忽视了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向综合型人才发展的需要。企事业单位为获得短暂的经济效益，也忽视鼓励、发展本单位中等职业技术人才向高等职业技术综合型人才的转型。

（二）招生衔接的问题

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对象是初中毕业生和具有与初中同等学力的人员，其定位是在义务教育基础上培养大量技能型人才与高素质劳动者。高职院校招生对象是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生（职高、中专、技校）参加每年的高考入学。其中对口中职招生的指标限定在5%以内，政策上的限制，以及高职院校以文化知识为主的招生考试，造成了许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失去了继续深造提高的机会，特别是有些技能水平较高的中职毕业生因文化水平的差异进不了高职院校的门槛，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中高职招生生源改革已迫在眉睫。

（三）专业对口衔接的问题

从教育部印发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2010年修订）》中可以看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共有农林牧渔类、资源环境类、能源与新能源类、土木水利类、加工制造类、石油化工类等19类321个专业。高等职业学校设置的专业大类为18个，少于中等职业学校。许多高职专业未设置基于中职对口或相关的专业，许多中职毕业生不得不择业，或转换专业进入高职学校，专业对口衔接问题日益凸显。

（四）教学课程与教学理念衔接的问题

中职教育侧重点在于专业技能培养，重实践、轻理论，重专业、轻文化基础。受制于自身职业文化素质，中职毕业生一是难以适应高职文化理论学习，二是定向思维，缺乏高职生的创新型拓展思维。中职专业设置的课程比较单调，内容缺乏与高职的有效衔接，有些与高职阶段学习内容简单重复，还有些已跟不上现代科学创新技术发展要求。

三、开拓创新，实现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

（一）适应区域产业需要，统筹规划，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随着经济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区域产业的特点与需求，政府加以引导，建立中高职统筹管理机构，促进中高职管理交流协作，结合行业、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与计划。以服务经济为先导，以提升个人职业素质为根本，通过试点，逐步推广，加强中高职衔接人才教育，明确目标：中等职业学校培养中等技能型人才，高等职业院校培养高级技能综合型人才。

（二）围绕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专业结构布局，深化专业教学改革

产业转型升级，中高职教育围绕的侧重点不同，中高职的有效衔接，就要求必须优化专业结构布局。依靠行业和企业需求，研究制定中、高职专业目录，使中高职的职业教育在专业上有效衔接。以中等职业教育专业为基础，高等职业教育专业为提升，仅仅围绕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深化专业教学改革。加快创新中高职专业教材与课程体系的有效衔接，拓展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的设置。

（三）强化学生素质培养，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中等职业学校必须加强对学生理论知识教育的重视，通过多层次、多元化、系统理论与专业技能教学，培养学生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对提升自我综合素质的兴趣，改进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质量，做好与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理论与技能有效衔接，为进入高等职业学校接受再教育奠定坚实基础。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试行弹性学习制度，中职阶段学过的课程，允许学生分阶段自主学习，实行学分制，通过测试转换成高职阶段的学分，按阶段灵活组合学习课程，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四）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拓展人才成长途径

改革现在的高等职业院校入学考试，对于单独面向中职对口招生的，调整考试科目，适当降低理论文化成绩分值，提高专业技能测评分值，逐步增加每年招生比例，比例建议为当年中职毕业生35%-50%左右。对口教育的“3+2”模式转变思路，在理论考试入学的同时，通过坚持以能力为核心，坚持评价模式改革，允许一定比例优秀中职毕业生通过公开专业直接选拔充实到高等职业院校中。从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出发，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相应中高职衔接具体政策，拓宽职业人才成长途径。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注重教师培养培训

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建立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要重视教师的进修学习与系统培训，鼓励教师苦练基本功，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灵活掌握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在理论知识、专业技能等综合素质考核评估制度基础上，建立健全教师教学评估制度，激励先进学生勇于开拓创新，帮助落后学生加强实现自我提高，鼓励专业或学科带头人做好“传、帮、带”，提高整个教师队伍教学水平。

（六）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促进校企合作

政府、院校及相关行业应充分认识中高职衔接重要性，增加投入，统筹运用专项资金，围绕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突出重点，支持并促进中等与高等职业院校的有效衔接。专项资金应重点支持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产业领域相关的职业教育。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院校、企业不断加强合作，制定中高职衔接改革规划，对于中等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计划大纲的制订与教材编写，鉴定题库开发与更新，以及试点中高职职业院校的专职教师进修培训，予以经费支持。

总之，面对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形势，不断加强与完善中高职有效衔接，全面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综合素质，培育高技能人才，为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为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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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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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孝感；孝文化；孝人物；孝景观；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38(2011)05-0090-04

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孝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孝”命名的中等城市，孝感自古出孝子。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孝感就有三大孝子:董永、黄香和孟宗，历代《孝感县志》有记载的孝感孝子就有493名。一代又一代的孝子风范凝聚成丰厚的孝文化资源，滋育了历代的孝感儿女，使孝感人热爱孝子，崇尚孝德。

现如今，经过十年洗劫了的孝道精神又正在经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一些人的道德底线丧失殆尽，子女遗弃父母、不孝敬父母甚至殴打父母的现象屡屡发生，以至于有人感慨，如今社会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种裸的金钱关系。在此背景下，孝子之都孝感市为继承和弘扬孝子精神，树立新时期尊老敬老良好风尚，自1996年开始进行“十大孝子”的评选，至今已评选了四届。“十大孝子”的评选掀起了孝文化研究的热潮，2005年孝感学院和湖北职院先后成立了“孝文化研究中心”和“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两个学院先后组织召开了中华孝文化研讨会、孝文化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孝感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孝感孝文化与科学发展观”国际研讨会等大型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国内以及美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参会，开展了一系列孝文化学术研讨活动。《孝感日报》、《孝感学院学报》和《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还分别开辟“孝文化研究”、“孝感孝子”等专栏，组织开展孝文化研究征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及其丰硕成果使孝感成为我国继济南后孝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基地。近十年孝感孝文化研究成果丰硕。

一、有关孝文化研究学术专著与孝文学专著

孝感学术界有关孝感孝文化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孝文化史料征集》《孝感孝文化》、《孝感孝子》、《孝文化研究》、《中华孝文化研究》、《孝感地方传奇故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外学者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孝文化文艺新作》、《新二十四孝》、《当代学者论孝》、《孝经新解(通俗读本)》、《孝文化文学作品选读》、《孝文化景观》、《中华孝文化名城――孝感》、《旅游与孝文化资源开发》、《中国孝文化概论》、《中国孝文化史》等孝文化研究与教育丛书。另外，有关孝文学著作有:《千古孝子黄香》、《三国孝子孟宗》、《孟宗的故事》、《补碗》和《无敌孝子剑》。其中，《孝文化史料征集》全书由孝文化遗迹、人文景观、文物精华和拾萃四部分组成，是孝感孝文化系统考证的奇葩。《孝文化研究》对“孝文化的本质”、“中华民族的人格思想”、“先秦以来历朝历代孝文化的演进与发展轨迹”以及“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均进行了深入和有益的研究，称得上是“孝感孝文化研究”中一个新的里程碑。《旅游与孝文化资源开发》收录了孝感“旅游与孝文化资源开发”征文活动的40余篇优秀论文，它把孝文化研究与孝感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使孝感孝文化研究实现了质的飞跃和划时代的新突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外学者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全书内容分为两部分，即孝文化内涵与意义的理论创新研究和孝感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的实践探索研究，该书充分反映和体现了孝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新见解，对孝文化的现代化研究和孝感市“打造城市名片，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有关孝经学、孝、孝道、孝观念、孝意识的研究

孝感孝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对《孝经》、孝、孝道、孝观念、孝意识的研究高度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相关研究论文主要有:《与的关系及其扬弃》、《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上)和《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下)、《浅议孝的演进与文明轨迹》、《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孝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中国古代文学与孝之初探》、《论的孝意识及其特色》、《唐代妇女孝行特征:女之孝重于妇之孝》、《与孝道思想》、《论、之孝亲意识与中国古代孝文化》、《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孝文化传统看贾宝玉的结局》、《中的异类孝子形象》、《“孝”字的创生及其原义释》、《不同文化土壤上的两支奇葩――中西“孝道”之比较》和《中西孝道差异及其原因探析》等。其中，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与的关系及其扬弃》对《孝经》与《二十四孝》的产生及其内涵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上阐明了二者的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二者中必须弃除的糟粕和应该吸取的精华，并结合实际进行了论证；《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从忠孝的思想基础、《孝经》的理论基础、天子的孝道榜样、举孝廉的用人制度等方面论述了汉代的“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通过对“孝”、“孝悌”、“孝忠”、“孝廉”的分析，进一步探索孝的概念及其演进的过程，透视中国特有孝道文明的历史轨迹，从而揭示孝文化的内涵，展示孝文化的无穷魅力，指出孝观念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品德；《中国古代文学与孝之初探》从中国古代文学与孝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着手，指出古代与孝相关的诗歌、小说、戏曲和部分记叙性散文主要是通过塑造孝子形象对孝进行文学性诠释，其中一部分作品以史实为据塑造孝子形象，另一部分作品则通过虚构塑造孝子形象，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对孝的完美诠释，这种诠释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罗移山等一批学者还分别以《周易》、《儒林外史》、《牡丹亭》、《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作为个案，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作品中的孝意识、孝道思想和孝行实践，并分别从文化同质与文化异质、中西文化差异和人性与神性等不同视角，分析了中西“孝道”、孝爱观的不同，并指出中西“孝道”、孝爱观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以此促进中国孝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三、有关孝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孝感学界在挖掘中华孝文化内涵，发挥其当代价值的研究的成果有:《论孝的文化内涵》、《略论中国传统孝文化

内涵的特征》、《浅论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十大特性》、《论先秦儒家孝文化的扬弃》、《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中华孝文化的存在方式三题》、《孝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孝文化与孝文明》、《关于中国传统孝文化内涵特征及其功能的思考》、《关于孝感孝文化形态及其当代价值的若干思考》、《论孝德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传统孝文化道德观与当代道德价值观之比较》、《析孝感雕花剪纸的孝文化内涵》、《体味孝感雕花剪纸的孝文化底蕴》和《推进孝德文化科学发展的基本途径》等。对于孝文化的内涵，《论孝的文化内涵》指出“孝”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包括生命意识、知性精神和道德观念三大要素，强调了目前对“孝”文化的研究，挖掘其生命意识和知性内涵尤其重要；《略论中国传统孝文化内涵的特征》和《浅论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十大特性》则分别梳理出孝的自然性、推及性、无我性、义务性、实践性等五个方面的内涵特征和久远性、普遍性、延伸性、人民性、阶级性、民族性、世界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等十大特征；《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分析了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孝文化的特征，指出要继承先秦儒家孝文化的精华，必须弘扬善事父母、赡养双亲，敬爱父母、敬爱长者等孝道，创新赋予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爱护身体、珍爱生命等内容以时代精神，抽去忠孝合一、移孝于忠，葬之以礼、慎终追远等内容中过时成分，彻底批判包办婚姻、传宗接代，提倡建立起新型的婚育观和民主平等思想。另外，叶继宗教授等学者还分别从孝文化与现代文明、孝德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孝文化与孝文明、传统孝文化道德观与当代道德价值观之比较等方面对孝文化进行了探讨，指出孝德、孝文化在弘扬中华传统道德，全面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的深远意义，并从时代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等不同的视角对孝感孝文化进行审视，提出了科学界定孝德文化内涵、全面整合孝德文化资源、广泛开展孝德文化活动、大力发展孝德文化产业等四条科学发展孝德文化的基本途径。

四、孝文化与经济建设、孝文化名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对于孝感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促进孝感经济建设、孝文化名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孝感政界、学界对此进行了较多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孝文化与经济建设关系的研究论文有:《对孝文化的经济分析》、《孝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研究》、《孝感孝文化产业集群开发战略研究》、《基于孝文化的银色营销策略》、《以中华孝文化开发农村银色市场》、《以中华孝文化塑造产品品牌模式研究――以湖北孝感市为例》、《从孝文化谈文化营销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品牌塑造》、《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科学发展多利共赢――着力建设“四园”

打造孝文化旅游经典》、《旅游和孝文化资源开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朝阳产业》、《日本“一村一品”理念指导孝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湖北省孝感市孝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思考》、《孝感董永资源旅游开发原则及模式探究》、《董永资源旅游开发刍议》、《对依托孝文化发展应城文化旅游的思考》、《以特谋发展以特赢市场――实践“科学发展观”有感》和《浅议孝文化节日礼品开发》等。其中，《对孝文化的经济分析》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孝文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所发挥的多方面的促进作用，以及孝文化在我国现阶段经济中的积极作用，阐述了引起孝文化作用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发挥作用的趋势。黄宏磊等学者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对孝感孝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孝感孝文化产业集群开发、孝感孝文化为基础的银色营销、孝文化特色产品品牌塑造、孝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科学发展等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和对策。上述研究成果对指导围绕地方孝文化特色进行特色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孝文化名城建设相关论文有:《孝感创建“中华孝文化名城战略构想”》、《孝文化在推进现代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空间》、《孝文化与孝感市城市品牌营销策略研究》、《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文化软实力建设》、《孝感孝文化名城建设的CI战略》、《中华孝文化名城品牌经营战略》和《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城市品牌战略》等。在上述研究中，吴崇恕教授等一批学者分别就创建中华孝文化名城的战略、孝感孝文化对孝感文化名城的建设的促进作用以及孝感中华孝文化名城的建设空间进行了研究，并以孝感市为例，讨论了基于孝文化的城市品牌建设目标定位、文化软实力的培育、孝文化名城建设的CI战略和文化名城品牌经营战略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有益建议。

孝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研究论文有:《中华孝文化与代际和谐》、《创建现代文明家庭何以立孝》、《对于孝文化建设之难点“婆媳关系”的思考》、《关于孝文化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和《论中华孝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等。上述文章分别就如何利用孝文化资源促进代际和谐、家庭和谐、婆媳和谐、校园和谐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及其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设性建议和办法，为孝感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五、有关孝德教育的研究

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尤为重要。孝感学院、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把推进中华孝文化与高等教育相融合，在推进中华孝文化领域的产、学、研、用，培育以中华孝文化为特色的育人文化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和研究，湖北职院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华孝文化学院。相关研究论文有:《“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赋予孝德教育新的时代意义》、《论孝文化的回报德行》、《传承中华孝文化精华

建设特色高校校园文化》、《从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解读大学生极端行为》、《浅论孝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构建》、《解读孟宗的故事》、《“孝文化”建设与学校教育――关于“孝文化”建设的思考》、《和谐校园呼唤孝道教育》、《以弘扬孝文化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突破口》、《运用开展家庭孝道教育的思考》和《孝道与道德底线教育》等。在上述研究中，《“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分析了现在我国孝道缺失的原因，强调传统孝文化对提升公民个人的道德素质、重建家庭美德、构建社会公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孝德教育新的时代意义》分析当前孝德教育被弱化的原因，指出要发掘传统孝文化的时代内涵，创新孝德教育的实践，提倡情行并重，引导大学生自觉践行孝德。还有李友清教授等学者分别就目前在我国学校、家庭和社会忽视道德底线教育引发的弊端、开展孝德教育的意义、如何进行孝德教育、孝德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孝德教育与国民素质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和探讨。这些成果无疑对孝感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和社会开展孝道教育、弘扬孝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孝人物、孝景观及孝资源的保护研究

对于孝感古代孝子和中华孝文化景观及孝资源的保护研究的论文有:《孝感“孝文化”中的“董永与七仙女”――“孝感是董永故里”的印证》、《“黄香故里”考辨》、《(黄香故里考辨>之考辨――与张昕先生商榷》、《中华孝文化景观》和《孝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等。上述文献分别就“孝感是董永故里”、“孝感是孝子之乡”、黄香的故里、事迹及文物文献进行了考证，并就中华事亲景观、孝亲景观和孝行景观等中华孝文化景观进行了综合考察，指出弘扬孝文化，积极开发利用孝文化资源，确保孝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对孝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

[参考文献]

[1] 孝感文史办.孝文化史料征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 昊崇恕.李守义.孝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6.

第6篇：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

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具有丰厚的学术内容，并直接或间接涉及与中国哲学（史）相关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诸如究竟中国有无哲学、究竟如何看待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等，值得学界和社会关注。在此将这些成果的内容略加表彰，并对有关问题稍陈管见。

一、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相及其近代以来的际遇

中华民族是拥有悠久哲学思维传统、高明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哲学理论资源的伟大民族。有学者曾经通过梳理八卦、五行、阴阳、太极观念的发生与形成过程，并抉发这些观念的哲学内涵，认定“从传说为伏羲始创而至迟在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的八卦观念，到同样于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而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甚至更早的五行观念，再到公元前8世纪早期便已成熟的阴阳观念，乃至公元前4至3世纪出现的太极观念，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而一贯的哲学思维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生，非但不落后于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民族，而且甚至早于其他古老民族。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起源的梳理，可以断言，那种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论点，完全是傲慢的偏见或无知的臆说”。

不过，中国虽然拥有悠久、高明、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中国古代可以被归入现代所谓“哲学”范畴的关于宇宙、人生、社会、历史之根本问题的论说，都浑融于经子之学乃至史学和文学之中。中国古代学术的这种特点，当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相关，我们的先人在面对当下问题时，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问题本身，而是往往从根本处、总体上以及历史传承中设思，穷原竟委，比类属义，从而贞定思想立场，这样，他们的认识成果就不免具有浑融的特点了。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中国古代学术特点自有其价值所在，仅从它积累了堪称世界上最为博大精深、宏富赅备的学术文化资源这一端即可证明。只是在近代西方凭借富强优势而逐步获得全球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中国古代学术相对于西方分类学术标准才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学术分类也就成为时代的要求。于是，随着19世纪末维新人物将日本学者西周借用汉字对译西语philosophy所新创的“哲学”一词引入中国，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论便逐渐被从浑融的学术资源中提取到专门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也就开始了学科化的历程。

从有实无名到名实俱备，从浑融到专门，从学科体制中的附庸蔚为大国，亦即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这一转变至今业已经过百年发展。一般人对于这一过程不知其详，往往以为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振古如兹；而业内人士对于这一过程则颇多争论。坚持中国学术根源性的人士认为，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和结构来切割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造成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内在神气的丧失；以西化的现代语言来表述中国传统观念（所谓“汉话胡说”），又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失语”，由此质疑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必要性。而执守西方哲学标准的人士则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在内容上缺乏哲学的某些根本要素（如没有绝对抽象的being），在形式上不过是对西方哲学的模仿，因而否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两种观点大相径庭，但在拒斥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圍绕“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课题撰写的一组论文，便显得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

田文军教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学术月刊91999年第4期；收入其著《珞珈思存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江海学刊92007年第5期；收入《珞珈思存录》）、《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周易研究92009年第6期）、《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92011年第5期）、《萧萐父先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等。这些论文展示了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以及由中国哲学的承传发展所构成的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勾稽出他们在进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指出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与局限，肯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关于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首先表现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对此做出突出贡献的当推王国维。《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一文第一节拈出王氏《哲学辨惑》（1903）、《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4篇文章，阐发了王氏关于“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以及“近世教育变迁之次第，无不本于哲学的思想之影响者”等观点，陈述了王氏对于“今则大学分科，不列哲学，士夫谈论，动诋异端，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酿乱之麴蘖；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视欧美之学术皆两约之悬谈”这类现象的批评，表彰了王氏对张之洞等朝廷重臣将哲学排斥于大学教育和现代学术门类之外这种不当做法的批驳，以及针锋相对提出的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大学哲学学科课程设想。尽管作为布衣书生的王国维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促成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当时的体制内得以确立，但是，“王国维早年给予哲学的关注与热情，对于后来哲学在现代中国学术建设中独立发展的影响，却少有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所能比拟。同时，在现代中国学术领域，哲学学科的确立，当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得以形成的基础与前提，而王国维对于哲学的推崇与辨析，对于确立这样的基础与前提，也可以说是居功甚伟”。即是说，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民国初年最终得以确立，王国维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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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当然要求相应的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百年来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实绩。王国维由于学术志趣的转移，未能完成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在倾心哲学的数年间，他仍在先秦哲学、宋代哲学、清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等领域留下了诸多“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精彩篇章，其荦荦大者有《孔子之学说》、《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荀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列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周秦诸子之名学》、《周濂溪之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论性》、《释理》、《原命》等。而陈黻宸、谢无量、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则都编撰了中国哲学史著作。陈著作为北京大学哲学门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部分稿成于1916年，内容起自远古伏羲，但甫及殷周之际便因作者于1917年溘逝而中止，成为一项未竞的事业。因此，谢无量出版于1916年、内容肇自远古而收束于清代的《中国哲学史》，便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时期的开山之作”。尔后冯友兰于193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于1948年出版英文《中国哲学简史》、于1962—196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于1982—1990年陆续出版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于1937年写成、至1958年出版《中国哲学大纲》，萧萐父于1982年主编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踵事增华，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定了愈益厚实的基础。实际上，田教授的系列论文还述及出版于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钟泰出版于1929年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于1963年出齐的五卷六册《中国思想通史》，并提到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郭沫若、钱穆、范寿康、萧公权、唐君毅、牟宗三、冯契等在中国哲学史或相关领域的研撰工作。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百年来中国哲学史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的丰硕实绩。

宽泛地说，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成立以及中国哲学史著作的构撰，即已意味着中国哲学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但在严格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必须先之以参与者的观念转变，否则，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能徒具现代形式。例如，“《中国哲学史》成书之后，陈黻宸具体论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时曾说：‘不佞上观于《庄子》道术方术之辩，而下参诸太史公《六家要旨》与刘氏父子《七略》之义，辑成是篇，自伏羲始。其略而不存者多矣！’这种论述表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仍在司马谈、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研究方法范圍之内。……其对于西方学术的了解实际上还十分肤浅。……这使得他还没有可能从本文由收集整理

现代哲学史学科的角度确定中国哲学史所应当探讨的问题的范圍和内容”，正因此，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体现出“早期形态”和“不成熟性”。同样，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中，“我们虽可以看到他从辞源、意蕴、内容等方面对西方哲学有所论述，认定哲学有别于科学，但也可以发现他并未真正依照现代学科观念，严格地从学科类别的角度理解哲学，这使得他认定中国的儒学、道学以及印度的佛学即等于西方的哲学……在儒学、道学、理学、佛学中，既包含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含许多非哲学的，或说可以归属于其它学科门类的内容。谢无量将哲学等同于儒学、道学、理学、佛学，表明他对于哲学的理解尚停留于对哲学表层特征的把握，未能真正理解哲学的学科内涵与本质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虽具备形式的系统，但也只能停留于形式的系统而已，不可能在建立起形式的系统的基础上，再建构起实质的系统”。陈、谢二氏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局限性，实质上是观念滞后的反映，因此，他们虽然都有中国哲学史著作，却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当然，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起步阶段的成果，他们的著作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考和论说，也为中国哲学史学史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素材，这些都是不可抹煞的贡献。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观念上有了更加深刻的新变。他们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对象及其特殊研究方法，亦即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应该研究什么和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冯友兰把哲学理解为‘对于认识的认识’，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这种反思涉及到自然、社会、个人，也涉及到这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个方面以及其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是人类精神反思的对象，也就是哲学的对象。这种理解使冯友兰认同西方的哲学观念，将历史上形成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或所谓形上学、价值论、方法论都看作哲学所应包含的内容。肯定哲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理论形态，其内容的表现形式会有许多差别；但就中西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其内容仍不外这几个部分”。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冯友兰确定了区别于传统学术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又通过相应的古籍辨伪、史料取舍、语义分析、脉络清理、认识深化、中西融会等方法，“写出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张岱年“在综观西方哲学家哲学观念的基础上，认定‘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正是这样的哲学观念，使他在总体上将中国哲学问题区别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并具体在‘宇宙论’中探讨‘本根论’、‘大化论’，在‘人生论’中探讨‘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在‘致知论’中探讨‘知论’、‘方法论’，勾画出了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基本线索与理论框架”。针对厘定的中国哲学问题，张岱年采取分析、比较、概括、源流、融贯等方法，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这样一部体例上别具一格、既参照西方哲学观念又特别突出中国哲学特点、“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萧蔻父以为指导，着眼于哲学史既属于一般历史学科、又具有哲学的特殊性这种特点，在把握历史学和哲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将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肯定哲学史研究的仅是“既区别于宗教、艺术、道德，又区别于各门科学而专属于哲学的‘一般认识’的历史”，进而确定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任务是“揭示出这些哲学的本质矛盾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表现形态和历史特点，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联结”，这就“厘清了哲学史与社会学史、政治学史、法学史、伦理学史、美学史、教育学史等专门学科史的界线，比以往的哲学史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为了达成研究任务，萧萐父对哲学史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探讨，“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方法本身应当是一个包含多层面内容的理论系统，这种方法理论系统，涉及到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理解、确立，哲学史史料的考订、选择，哲学理论的比较、鉴别，哲学思潮演变的历史考察，哲学家历史贡献的分析、评断等。因此，在实际的哲学史研究中，构成哲学史方法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都不宜忽略”，而由于哲学史这门学科既属于史学又属于哲学，所以萧蔻父强调“就哲学史这个特殊领域来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指导原则和方法”。正是在厘清研究对象并确定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萧萐父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范式性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构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转贴于

三、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通过展示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并呈现在这一过程中几代学者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与局限，田文军教授建构了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基本框架，理出了其中的主要脉络，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这一工作对于把握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史）的既有面相及其未来取径，以及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犹有进者，田教授的工作实际上回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疑问。从他的文章中可见，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研探创构，是在愈益清晰地领会西方哲学实质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参照西方哲学，从“浑融一体，原无区分”的中国学术资源中爬搜剔抉的关于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认识论等方面的思想资料，无疑具有与西方哲本文由收集整理

学相同的哲学性质，所以王国维说“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诚然，在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并无西方哲学的那些概念和范畴，但这正如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只是表现其哲学个性一样，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没有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而拥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范畴，也正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个性，正是有见于此，张岱年“主张对于中国哲学问题的归纳应对于中国哲学的‘原来面目无所亏损’”，因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没有一般性的套用本体之类西方哲学术语，而是以‘本根’、‘大化’之类的传统概念解析有关宇宙论的问题。讲到知识论问题时，也未直接运用知识论之类的术语，而是以‘致知论’来概述中国哲学中涉及到的知识论问题，对其他中国哲学问题的总结也是如此”；由此还可联想到冯友兰以理、气、太极、无极、道体、大全来架构其本体论哲学，金岳霖一定要用“道”来命名其哲学体系的本体范畴，这种突出哲学个性的做法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哲学之为哲学。

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哲学性质，则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只是一个纯形式的问题了。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名，当然也就没有形式化的哲学。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具备专门的体系结构形式，确实拜西方哲学之赐，因此要说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方哲学，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深入追究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所以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可以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文化凭借富强优势而获得世界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俨然成为对于非西方文化的带有强制性的衡断标准——所有非西方文化要么按照西方文化进行现代转化，要么不免作为前现代孑遗而丧失发展乃至存在的权利。在这种时代条件下，数千年来一直自足的中国文化和学术按照西方分类标准进行转化，从而中国哲学形成专门体系，无论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心悦诚服地仿效，都不存在不合法的问题，相反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恰恰应该是合于其目的的。如果将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指为“不合法”，那就无异于某个强人单方面制定了普遍的游戏规则，却又禁止他人运用这种规则参与游戏，此非霸道逻辑而何？

如果说，否认“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人士不允许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那么质疑中国哲学现代转化必要性的人士则拒绝这种模仿，其理由已如前述，其中蕴含的则是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尊感，这是可以同情的。但是，缺乏必要的形式毕竟是学术的缺失，陈黻宸将这种缺失与民族的先进与落后联系起来，认为“东西方的一些优秀民族之所以‘强且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落后则因其有‘学’无‘科’”。张岱年则认为，体系化的形式并不会断丧中国哲学的神气，反而可以彰显中国哲学的精义，“因为，‘中国哲学实本有其内在的条理’，给中国哲学以形式的系统，‘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无论如何，在西方学术形式事实上成为普世性的知识格套的现代世界，一切古老的地方知识如果不按照这一格套进行转化，便不免由于没有公共性的表现方式而自外于主流社会，因自小门户而归于湮灭；唯有通过西方学术形式的“格义”，古老的地方知识才可能发扬光大。中国哲学自不例外。不过又当看到，西方学术形式作为普世性的知识格套，只是历史过程中的历史现象，必然在历史中被扬弃。杜维明曾经对他以西方学术形式“格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工作做过一个比况，他说：

假如说中国文化是强势，而德国文化是弱势。一位德国学者在北京提出对于德国理想主义的观点，希望拥有文化强势的中国学者能够了解他在讲什么。显然他必须使用中文，并运用中国哲学中的诸多范畴，诸如心、性、理、气、仁、义、礼、智等等，而不能运用德国哲学中的主体性、道德自律、绝对命令等观念；所有这些德国哲学中的观念都要通过中国语境的诠释转贴于

而表达出来，从而才能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并引起他们的兴趣。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国内一批学者逐渐获得了文化自觉，对自身传统中的深刻意义加以反思，于是把前面那位学者在北京用中文发表的关于德国哲学的一些理念再译成德文，并在德国学术界进行讨论，这可能导致以下多种反应。或者认为那位学者的行为是荒谬的：“他通过中文的转译而消解了我们传统中十分丰富的资源，仅仅丰富了中国文化资源。”或者会感到奇怪：“居然我们那些带有特殊的地方性的观念被译成中文后，还会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还能扩展他们的视野。”另一种可能会认为：“他根本不是一个德国哲学家，他只是一个在中国的德国哲学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认为，这位学者经过很多格义功夫做出来的东西，与当下正在德国发展的理想主义的方向性及其内在资源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另一方面，这位学者怀抱的在中国文化氛圍中通过对德国理想主义的进一步阐发来开阔强势的中国文化视域的愿望，无疑会被人们视为痴人说梦。这位学者的工作还能不能做下去？如果做下去能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这就需要对于发展前景具有信念，同时需要自我积蓄，需要待以“十年机缘”。

第7篇：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

真正丢脸的,是那种拿了名校学历却无所作为,又想让别人尊敬的人 今天中国有的所谓名校,有可能躲藏着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我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课,内容是中国文化史。每次课程结束之前,学生们会随口问几个与课程无关的问题,大多是当下发生的事情。以下为即兴回答。

问:现在社会上总是有关于中医的激烈讨论,反对的一派认为中医就是伪科学,另外一派则认为中医不能取缔。这种对中医的讨论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世界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族群,是由中医佑护下来的,佑护的时间比科学的时间长得多。科学不会这么狭隘,把自己一时解释不了的“存在状态”判定为伪科学。

当天文学还没有发现很多行星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存在了。未被天文学关照的行星,并不是一种非科学的存在。

问:秋雨老师,您如何看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您认为应该继续进行呢,还是让它安安静静地埋藏在地下,我们永远不要去打扰它?

余秋雨:暂时不要挖掘,因为我总觉得条件还不具备,而人类也不能把什么事都在自己一代做完。留下一些猜测,留下一些对自己的怀疑,留下一些对古人的敬畏,留下一些对后代的期望,这才让历史神秘贯通。但是,我也不主张“永远不去打扰”,因为这样就会对后代作出强制命令,而后代的一切我们都无法预计。

问:包括王朔在内的一批人声称,众多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解读实在是无聊之举,您认为呢?

余秋雨:我也有同感,因为那毕竟是小说,而不少红学家却把它当做真实历史在研究,在意会,在考证。艺术虚构是一种伟大的权利。如果把这种权利全部转让给学术,一个民族就太可悲了。

问:秋雨老师怎么看现代公务员热?

余秋雨:这与谋生的安全性有关,很正常。但就我个人而言,却主张择业的个性,哪怕是冒险。所谓自由,最后要看个人的支配时间的多寡。安全与自由相比,在择业上,我偏向后者。

问:最近几年很多官员因为重大事故被问责下岗,对这件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应该。中国的官本位主义太强大了,应该让更多的人目睹做官的巨大风险。我只希望,在文化、宣传部门也要有“重大事故”的论定。例如,有的传媒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一起造假,这些传媒的负责人和上级领导应该被问责下岗。我甚至认为,在大学里,教授们大肆抄袭他人论文,某些学科的教育质量已经长期跌到底线,或有些专业的毕业生一直找不到工作等,也都应该视为重大事故而被问责下岗。

问:国内外的媒体更加关注章子怡、刘翔这些文体明星,而忽略了其他的社会精英分子,比如说科学家。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很正常。如果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注意,受媒体关注也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这种牺牲,才有科学家们的安静。

问:前段时间有一个清华学生,因为工作不太顺利就去卖炒粉,也有北大同学去卖肉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您觉得他们在当前激烈的竞争条件下,自己去选择这样的职业真的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吗?

余秋雨:当然不丢脸。如果他们真行,也许能把相关的食品业整合起来。真正丢脸的,是那种拿了名校学历却无所作为,又想让别人尊敬的人。人生最大的陷阱,是自欺欺人。要想走出这个陷阱,需要支付巨大的勇敢,因为社会早已习惯于接受自欺欺人。有一些自欺欺人,还包含着父母的心血、老师的设计,因此一步走错便伤筋动骨。今天中国有的所谓名校,有可能躲藏着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问:前一段时间发生过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某个城市街边的银行旁,一个歹徒突然冲到人群里对一个女孩捅了一刀,抢了她的包就跑了。那个女孩倒在地上一直在流血,但是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街头,却没有一个人理会那个女孩,直到最后那个女孩流血过多致死。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事情,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余秋雨:这件事,是一个城市的耻辱,也是一个时代的耻辱。很多路人也许会解释,他们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人物关系,不便介入。但是,鲜血就是命令,生命就是命令。孟子说,看到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近乎本能地把他拉住,而不会问那是谁家的孩子。孟子认为,拉不拉小孩,是人和禽兽的区别。

在我看来,中国人在公共空间发生的灾难,至少有一半是因为旁观者的冷漠才造成的。这个毛病不改,总有一天大家会在更大的灾难中束手无策。

第8篇：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专 古典文学 阅读 教学 思考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a）-0125-01

中专语文教学，是基于初中语文教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教学活动。现在的中专学生，文学素养都相对较低。基于对他们认知实际的适应性，设计的课堂教学策略，大多是以激发兴趣，循序渐进和量力套用来实现的。将现代多媒体教学理念和社会性实用性手段，转变传统课堂的枯燥性、无趣性，架构他们知识，提高他们能力，让他们实现自主学习能力。

1 古典文学特点

古典文学作品，是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显示国家智慧和民族博大精深理念的主要坐标。其永恒的魅力，就体现在阅读之中。阅读古典文学，可以培养和陶冶美的情操，在阅读中，倾注人的情感，抒发一种情怀，展现出一幅个人生活的精彩画卷。

在激发人的内心情情感的同时，古典文学作品还以其展现的故事内容，表现一种超脱世俗的美。人物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尽皆表现于文学美的特质之中。古典文学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也是以其价值来打动人，让人的情感和审美体验尽皆付诸于古典文学的特质之下。

2 中专古典文学阅读教学内容和现状

对于中专生而言，语文阅读教学远远没有语文口头表达能力来的重要。以“演讲和口才”为宗旨的教学活动，其中寄予着学生内心的情感，也是枯燥的语文课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从这一方面来说，语文教学中，古典文学阅读教学就成为一项被忽略和不被重视的教学，处于古典古典教学的底端。中专生的性格特点和自制能力，决定他们对静默的古典文学阅读教学兴致缺缺。他们活泼好动的天性，使得阅读教学远远达不到他们希求的轻松感觉。

古典文学阅教学读由以课内教学和课外阅读延伸为主。课内阅读以教师从旁协助为主，选定优秀阅读作品，实施精讲精练，指导特们进行完备的阅读分析。课外阅读充分发挥图书馆资源的优势，锻炼他们阅读实践的能力。课内阅读，涵盖中国传统语文教学的精义，课外阅读延伸出的内容，是以知识、实践和总结为主流，形成阅读感受，在对其过程指导方略之中，遭遇阅读难点等情形的制约，成为古典阅读诗篇中比较鲜明的一支。

3 中专古典文学阅读教学思考

在针对中专的古典文学阅读教学中，教学过程要与时代和社会形势变革需求相适应。有针对性的展开教学活动。因为他们钟爱网络和多媒体教学，在设计教学计划时，就可以实现实现针对他们自身发展特质，充分提高资源利用率，建构玩中学、学中进步的教学体系。除了引导他们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实施教学计划外，还要引导他们利用网络学习，对相关事项实施整合，利用网络有声阅读，来提升个人境界，达到学习的目的。在长期的积聚作用下，文提升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使得阅读教学收到了显著成效。

阅读教学要从教学设计上开始着手，以阅读讨论式、启发式教学理念为基准，让他们跟随教学目标，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阅读。在阅读中，以例证和举一反三的学法，对学生实施启而不发的教学，激励他们克服阅读中的难题，进而通晓古典文学作品中描绘的思想深意。在明确掌握思想主旨之后，善于从阅读的小问题中，发现主旨背后埋藏的深意。

在创设的情景式教学环境中，对古典文学作品中，譬如戏剧成分的阅读上，让他们内心自设场景，获益匪浅。教师在设计古典阅读教学设计中，无论是针对中专生学生学习个体，还是针对全体学生，为了形成行之有效的教学效果，都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现代教学手段应用中，尤其要要全面掌握学生情况，实施及时的师生互动和反馈。在培养他们阅读兴趣和思考文学作品内中的深意时，还必须从认知场景出发，培养他们合作探索、勇于实践的能力。

中专古典阅读，可以立足于课内阅读，将读书作为第一要务，即自大量的读书中，自觉养成良好的习惯，学会正确的读书方法。不能在语文课堂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训练一些只对考试有用的东西，而是要把握真正的古典把阅读使劲，进而提升阅读质量。在古典阅读中，读书读社会，读生活，读人生；读自然，读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可囫囵吞枣，也可浅尝辄止，更可以精益求精。在阅读中，学会思考，学会教育，学会和人物、故事交流，学会体味作品背后的深意，学会在不断的阅读积淀中累积知识、语言、情感和经验，最终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提升思想，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让学生子啊阅读的地严重，体会愉悦、悲苦、幸福、感动之情绪。这样在中专生之间，就营造出一种美好且个性化的阅读体验课程，不但心向往之，而且解放了自身思想，提升了自身整体阅读能力。

例如阅读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时，对里面的文章、诗词和阅读，要在反复品味中明晓道理，指导其中的意识，明白期间的美感。从真正意义来说，也能更明确阅读目的，反复品味阅读背后的深意。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与人物就会产生感同身受之感，在万确成熟的环境里，体验到古典阅读带来的乐趣。让学生在阅读中，增加知识，开阔视野。潜移默化的接受新知识、新教育或可达到修身养性，休闲娱乐的目的。

中专古典文学阅读教学中，课内阅读必须在传统语文教学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创新的、不同寻常的道路，在道路实施中，教师要发挥领路人作用，在实施课外阅读延伸时，推荐学生阅读优秀作品，设置课程讨论，利用多媒体影像设备，综合提高学生阅读古典文学能力。

4 结语

中专古典文学阅读教学的过程，是实践语文教学的过程，也是引导他们走向正规道路，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和能力的过程。在教学的固定套路上，寻求出一条适们自身发展的阅读空间。在阅读中，让他们获得灵动的、快意的情感。古典文学阅读，带给中专生以美的享受。使他们的审美意趣得到提高。在总结了现代中专古典文学阅读内容和教学现状的同时，思考教学中的弊端，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对培养他们学习古典文学作品兴趣，实现自身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9篇：关于中国梦的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误读；李

在朝鲜语境中，中国满洲族形象往往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十八世纪下半叶之前，朝鲜人心中的满族人形象是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而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便带有“乌托邦”色彩。几百年来，两种不同的文化始K互识互证，相互碰撞着。

一、文化误读

（一）文化误读基本概念

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概论》中详细地对比进行了研究，概括而言就是：文化交流活动中由于文化过滤的作用，而导致发送信息的减损和接受者文化的渗入，从而造成影响误差。文化误读鲜明地反映了不同文化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导致了一些不良的文化影响，使得文化交流的质量大打折扣。它包括无意识的文化误读和有意识的文化误读。

（二）无意识的文化误读

无意识的文化误读往往是由于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对源语文化缺乏足够了解或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约产生的。早期红楼梦的英译本，把黛玉翻译成black jade（黑色的玉），而这一词语的引申义居然是“黑皮肤的”。李纨字宫裁，也被翻译成皇宫里的女裁缝，这无疑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行为。鸳鸯竟然被翻译成忠诚的鹅，这样的翻译让人哭笑不得。而人物形象的倾覆更是不胜枚举。

（三）有意识的文化误读

有时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的主观情感不可能和作者创作时的情感完全一致，因此造成读者对作品的创造性理解和主观评价。港台学界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蜡烛意象的学术争论故事充分证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但有些误读，是主体文化和作者有意选择的结果。近代以后，西方文明逐渐取代了东方文明而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轴心，因此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误读是居高临下的，同时也是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仍处于强势话语地位。而朝鲜朝和中国之间，也存在这样的微妙关系。

二、朝鲜使臣对明清两朝的文化误读

（一）李对明清两朝皇帝的形象误读

李，字用涵，号松溪，仁祖第三子，仁祖三年被封“麟坪大君”。朝鲜外交官，主张伐清。曾于“丙子之乱”爆发后被掳至沈阳，做了一年人质，于第二年春天被放回朝鲜。他的作品有《燕途纪行》等。作为朝鲜使臣，李的在华立场也是有些尴尬的。和其他使臣相同，李对于清朝的心态是矛盾的，也是复杂的。

李对清朝顺治皇帝的看法，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他眼中的顺治形象是气象桀骜、气狭性暴、荒恣意、慕效华制、专厌胡俗的，显然这与我们认知里的顺治帝形象略为不符。徐东日在论文《论朝鲜朝使臣李眼中的顺治帝形象》中，阐述了朝鲜使臣的在华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朝鲜民族集体记忆而非实际上的观感”，通过分析顺治的成长经历，对于李所说的放纵给予了解释与驳斥：“荒恣意的形象不过是朝鲜君臣关于满族统治者形象的一种心理期待”。同时他充分论述了顺治帝“力学中华文字，稍解文理，听证之际，语多惊人”的原因和背景，而对于“专厌胡俗”他直接指出这是明显背离历史现实的。

但是对于明朝以及明朝皇帝，以李为代表的朝鲜使臣又是另一番看法。事实上明朝之前，中朝便已有使臣往来，而明朝时期，朝鲜使臣出使中国的次数就更为频繁了。推动两国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朝鲜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了朝鲜的主流文化。在朝鲜人眼中，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其文化是优秀而值得学习的，是应该受到尊崇的。朝鲜使臣极度尊崇明朝的万历皇帝的勤政爱民，称其“天威甚迩，龙颜壮大，语声铿锵”。 甚至在李眼中，尽管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刚愎自用，疑神疑鬼，最终走投无路而自缢在煤山的清风明月下，还是比清朝的皇帝好得多。

（二）朝鲜使臣产生文化误读的原因

1.朝鲜朝的意识形态

明朝灭亡后，朝鲜的一些士大夫对中国的想象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中国已经沦落为被蛮夷统治的颠覆文明之邦，变成了应该讨伐的对象。心理上的无法接受一方面造就了朝鲜朝的华夷分离意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朝鲜朝为中心的中华意识。由于对明朝的崇拜，朝鲜朝不断加强华夷分离意识，并一步步走向了抵抗清朝统治的道路。这是朝鲜朝对清朝产生有意文化误读的原因之一。

2.李的思想内容

顺治帝执政时期，正当朝鲜国内“北伐论”兴盛之时，李受制于“尊王攘夷”的传统思想，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顺治帝的正统地位。尽管顺治皇帝 “听政之际，语多惊人，励精图治，继往开来”，但朝鲜君臣对清朝统治者仍然始终以“胡皇”、“夷虏”视之。因此在李的文学作品中，一方面，他惊叹并盛赞清朝皇宫的富丽堂皇，另一方面，以其为代表的朝鲜君臣蔑视并且丑化着居住在皇宫之内的清朝皇帝。

三、总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赴清的使臣越来越多，与清朝进行不断的接触，他们逐渐发现满族上层人士并非与他们的想象一致。许多满族人也都在认真地学习汉文、学讲汉语，他们对清朝的偏见慢慢改变，也开始重新审视并吸纳清朝文化。至此中朝文化开启了新一轮的文化交流过程。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