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作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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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老舍的作品范文

关键词：老舍；《茶馆》；悲剧美；悲剧美

一、引言

老舍的《茶馆》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的描写，串联起三个时期的社会，并将这三个时期呈现在茶馆这么一个浓缩的场所之中。N含在《茶馆》中幽默语言下那沉重的悲剧使我们在感叹那三个时期的社会对有梦想的人的摧残同时，也感受到了振奋人心的力量。

二、《茶馆》中悲剧的具体体现

（一）人物命运的悲剧

《茶馆》中人物杂多，里面描写了七十多个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带着不同的目的和需要，聚集到这里。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茶馆》的三幕剧，先后展现了他们青年的“风采”、壮年的“痛苦”、暮年的“悲惨”，从而展示他们的命运从年轻的“光彩”一步步走向年老时的悲惨结局。王利发处处与人为善，只为了把茶馆办红火，王掌柜费尽心血，只是茶馆越改越凉，终于到无法收拾的局面。秦仲义当初财大气粗，心高气傲，以为凭着意志、能力可以实现理想――富国裕民。然而他辛辛苦苦办了几十年的实业得到的只剩悲号的结局。常四爷，一个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其特定的身份和个性下落伍了的观念。再美好的理想终究经不起现实的猛烈摧残，最终只能悲惨的凋零。

这三个人的命运悲剧有个人因素，来源于他们的性格，身份等；但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在那整个时代悲剧下，个人悲剧又显得那样得无可奈何。

（二）时代的悲剧

《茶馆》从第一幕的晚清到第二幕的民国初的军阀混战，一直写到第三幕的抗战结束，中间大概有半个世纪，而裕泰茶馆正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盛衰变化。三幕历史跨度半个世纪的剧，通过茶馆的由兴到衰，概括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总轮廓。小“茶馆”的人情世故，反映了大社会的动荡变迁。三幕剧浓缩了三个每况愈下的时代：社会不断的变化，生活在茶馆周围的人们也不断变化。他们所代表的时代已经消亡，无法融入新时代的他们只能像尘土一样归去。“茶馆命运”是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缩影，茶馆的兴衰折射出社会的兴亡，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三、《茶馆》的悲剧特征

（一）寓泪于笑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追求幽默，这从无论老舍的小说还是戏剧都具有幽默的色彩。老舍在《茶馆》第一幕中“松二爷被老式特务宋恩子、吴祥子抓走时，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鸟”；在第二幕中“茶馆”伙计李三苦笑王掌柜“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民国时期，李三还留着小辫儿，说“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在第三幕中胜利后，王掌柜为改良“茶馆”，跟上时代的步伐，竟为“茶馆”请起了女招待；一心主张“实业救国”的秦二爷的财产平白无故被当成“逆产”进行没收……在这些略带玩笑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发现老舍幽默的写作风格贯穿于整部《茶馆》，让读者有种“恨铁不成钢”的哭笑不得。

（二）人物命运的荒诞

三个老人都曾经为改变个人命运或国家命运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裕泰茶馆的王掌柜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自从接手“茶馆”后，就按着他父亲遗留下来的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顺民”，也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最后自尽而死。常四爷本是一个有些铁饭碗的晚清旗人，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却因为说了一句“大清国要完”被特务盯上，捉去坐牢。民国后，常四爷成了一介自力更生的平民，最后发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的哀号。秦仲义穷其一生企图“实业救国”，现实却给他的一腔热血泼了冷水，最后他告诉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做好事。”最后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们在舞台上撒纸钱祭奠自己的场景让整部剧达到了，让观者在心酸中感悟所谓“国强民富”，个人命运与国家息息相关。

四、《茶馆》中悲剧的意义

任何有价值的、美好的事物都被毁灭，相反那些社会的“毒瘤”却生活的愈加潇洒，如鱼得水。在《茶馆》中，主人公都不愿随波逐流，想比同行做得高明，甚至想爬到另一高度，最后却总会跌入同类的圈子，成为没有理想，浑浑噩噩度日的社会的“寄生虫”，甚至走向更加悲惨的结局，为社会吞没。在展示《茶馆》中人物命运悲剧与社会悲剧的同时，作家又在引导人民诅咒旧时代，把视线引向新时代。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三个老人最后的悲剧结局，在反映三个时代黑暗到极致的同时，也形象地揭示旧世界必然崩溃，新的光明必然到来。这体现了悲剧的奥秘――由悲剧向欢乐过渡，同时也让读者体会到其中的现实精神：无论现在的处境多么的险恶，世道多么的艰难，生活多么的苟且，都不要去放弃，

悲剧的真正意义不是让我们去同情剧中的人物，为他们的命运遭遇而埋怨、哭泣，而是让我们能通过悲剧得到自身心灵的净化，灵魂的升华，让我们感受到不屈的力量，从而振奋我们的精神。无论是东方的《茶馆》中的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还是西方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他们在面对无奈的命运之时，都能够勇敢地进行反抗，这无疑可以给我们以振奋心灵的力量。

五、结语

《茶馆》以来，同年便由导演焦菊隐搬上舞台，获得巨大成功，并由此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这不仅是因为《茶馆》所描写的主要人物鲜明而深刻的悲剧命运，同时还是因为浓缩在裕泰茶馆中的“微型社会”的悲剧。三个人悲剧的命运，三个时期的社会悲剧，浓缩在一个逐渐衰落的茶馆中。这发生在茶馆中的三幕让我们为其中平淡而冲突、幽默而悲剧的悲剧产生深沉而巨大的同情共感和心灵震撼。

参考文献：

[1]吴福辉.茶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

第2篇：老舍的作品范文

关键词：老舍；林语堂；鲁迅；幽默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7－0124－04

“幽默”（humor）这个词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常被混同于“滑稽”或“笑话”，被弄得意义混淆了。实际上，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的思想表现形式，曾激励过一批杰出的英国作家，随后又影响了不计其数的外国作家。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老舍也许是受其影响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非常契合幽默的观念。

今天，老舍已成了被研究得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从曾广灿搜集、整理的《老舍研究专著、资料专著书目》中，人们可以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①。我们打算先从“”结束前的一些重要的老舍研究专著展开评述。

“”结束之前，中国大陆的老舍研究进展缓慢。因此，这个任务是由居住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汉学家们来完成的。那时，有四位学者及其著述比较知名：第一位是波兰学者斯乌普斯基，他的《一位现代中国作家的历程》于1966年在布拉格出版，该专著对老舍长篇小说中的结构、情节和人物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对《老张的哲学》产生过影响的各种因素。第二位是美国学者兰比尔·沃勒，他的《老舍与中国革命》于1974年在美国出版。该专著按编年的次序对老舍的长篇小说及一些中短篇小说进行了述评，而以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分析为其基调。第三位是法国学者保尔·巴迪，他的老舍研究成果丰硕，且以分析中肯及史料丰富而著称。他的研究是从翻译《老牛破车》开始的，其后扩展到作家生平研究，尤其是对“老舍之死”的研究，用功尤深。最后一位是中国香港的胡金佺，读者欣喜地从他的专著中读到了从真正的北京人视角对老舍其人其文所进行的研究②。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外，同期还有一些研究工作也值得我们注重。苏联安琪波夫斯基的《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形象、题材（1926-1936）》于1967年出版。该专著于1987年被译为中文，改题为《老舍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日本的老舍研究从40年代开始，截止到“”结束前大约发表了百来篇论文，大部分都载于权威性的出版物。奥野信太郎、仓石武四郎、波野多太郎这三位也许是在头20年最为活跃的，接着，柴垣芳太郎和伊藤敬一在同一年分别出版了两本传记类著作。此外，藤井荣三郎和大芝孝两位日本学者对老舍的小说和话剧也进行了令人尊敬的研究。

1978年老舍被恢复名誉后，中国大陆的老舍研究才步入真正的研究阶段。事实上，不久便出现了一些足以推动研究进程的可喜的情况。首先，老舍的女儿舒济有系统地重印或再版了作家的著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是非常慎重地按初版本来重印的。《老舍文集》十六卷从1980年到1991年陆续出齐，从此成为研究者可以倚重的原始研究资料。接着，作家的一些佚文及一些有关作家生平的史料也相继被发现，提供了作家文学世界的更加完整的全景。其中，《小人物自述》、《秦氏三兄弟》、朋友们保存的书信的重新面世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都是人们原以为根本不存在或失而复得的重要资料。同期，老舍的遗孀胡絜青及其子舒乙撰写了很多的回忆文章，非常有助于人们对作家生平及其作品的理解。此外，一些活过了“”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如巴金、冰心、等也纷纷撰写回忆文章，为他们熟识的、热爱的这个“人”提供见证。那时，学院式的研究也有可能进行了。樊骏的著名论文《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79年第l期）发表之后，文学期刊或大学学报上涌现出了很多的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论文。研究者共同的努力竟形成一时的风尚，以致有人认为老舍研究能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即 “老舍学”。在公众中随即出现了“老舍热”。1982年在济南召开了第一届“老舍学术研讨会”，次年《老舍研究论文集》出版，收录了二十来篇参会交流的论文。佟家桓的专著《老舍小说研究》也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3篇：老舍的作品范文

关键词：老舍；文学语言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017-01

老舍先生非常重视文学的语言问题，不管是评价自己的创作还是别人的作品，他都非常重视对文学语言的评价及赏析，建国之后老舍先生写了许多关于文学语言方面的论文，分析了历代的名家创作时运用语言的经验，并总结了自己创作中积累的语言经验，进而阐释了自己的文学语言观。老舍被誉为当代的语言艺术大师，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创作丰厚，更是得益于他那具有创造性的文学语言理论。在其谈创作的一系列文章中有许多关于文学语言理论，老舍的语言观点很多见解独到、精辟，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俗与白的语言风格

俗与白的语言风格的追求是贯穿老舍文学语言观的一条主线。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老舍说“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浅明简确。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取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我没有算过，《小坡的生日》中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可是它给我一点信心，我就是用平民千字文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好的文章。我相信这个，因而越来越恨‘迷惘而苍凉的沙漠般的故城哟’这种句子。有人批评我，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这正说明了老舍对文学语言的基本看法，也反映了他对俗与白文学语言风格的追求。所谓的“俗”与“白”，并不是没有要求，恰恰是有一定标准的，“俗”，并不是“低俗”的“俗”，而指“通俗平常”，是指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口语；“白”，则是指没有过多修饰的白话。

二、提升现代白话的审美功能

（一）声律美

老舍先生认为语言是带着声音的，而他自己就是带着声写作的，所以才会写出绘声绘色的语言，他认为创作语言时要把字音、字调、语调都考虑进去。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古代文人早已知晓这一特点，因而创作诗词时注意平仄的搭配。这样才能使诗词读起来琅琅上口，悦耳动听，才能形成文学语言的音乐美。老舍先生强调要追求语言的音乐美，所以他是出着声写剧本小说的，它的剧本小说都是有声的作品。老舍说，当代的作家创作时十分注重语言的思想内容，但却忽略了语言的形式。这里的形式，主要指汉语的声调，也就是平仄的变化。他提出要在文章的语句中灵活的运用平仄，在前后两句中交替出现，使声调产生高低、长短的变化，从而使语言形成抑扬顿挫、高低起伏的律动，产生优美的节奏感。他说：“我写文章，不但要考虑每一个字的意义，还要考虑到每一个字的声音，不但写文章是这样，写报告也是这样。我总希望我的报告可以一字不改地拿来念，大家都能听明白。虽然我的报告作得不好，但念起来很好听，句子现成。”

我们的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像老舍先生那样灵活运用平仄，使声调产生高低、升降的变化，从而形成文学语言的声律美。

（二）简约美

除了声律美之外，老舍先生还主张文学语言的简约美。老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实现白话语言的简约美。一是字词，老舍主张用现代的字尽量不用生僻的字。老舍说：“我写东西，总是尽量少用字，不乱形容，不乱用修饰，从现成话里掏东西。”“想起一组话，先别逐句写下来，而去想想能否找出一句代表全组，这就可以既省话又巧妙。”

老舍的作品多数用字量较小，一般掌握二千左右汉字的人就基本能读懂，表达的含义也十分简洁明了，《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等作品都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是句式，老舍不赞成用长句子，而推崇用短句子。老舍的作品中的句子多数字数较少，有时三、四个字一句，甚至两个字一句，一个字一句的都有。

一部十万字的《骆驼祥子》，全书却很少有超过十五字以上的句子，多数句子都是七八字或十字左右。

（三）幽默美

文学语言的运用最忌讳晦涩、枯燥、乏味，追求的是生动、有趣、活泼。而要使文学语言生动、有趣、活泼，幽默则是必不可少的。作为语言大师的老舍同时也是一位幽默大师，老舍的语言幽默主要是由句子的构造和用词的选择来实现的。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语言的诸多要素―――词汇、句式、语音的变异使用，通过运用各种修辞方式来实现幽默。如《茶馆》第二幕的台词中，老舍十分巧妙地运用谐音双关的修辞方式，既有深刻的寓意，又有强烈的幽默效果：“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什么都改良，为什么工钱不跟着改良呢？”

老舍幽默的语言风格的形成最重要的在于其对语言结构方式的变异，这种变异是语言幽默的骨架，语言的变异性越强，幽默的效果越强。

以上是对老舍的文学语言观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的归纳和总结。老舍先生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文学语言观点，对我们当今的文学创作仍然十分受用，具有十分宝贵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

第4篇：老舍的作品范文

关键词： 叙事方式 中西方文化 灵的文学 《骆驼祥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家。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真实再现了市民社会的种种人生世相，通过各类市民性格的刻画探求了中国国民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与弱点，反映了中国市民社会中封建宗法制度的解体及半殖民化的历史进程。老舍的反思与批判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在单一的文化环境中，而是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与优劣的对比中展开的。西方文化对老舍创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他所受到的平民社会的市井气息及皇城文化氛围的熏陶，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为他的创作找到了一种最适宜、含蕴丰富的老舍式风格。

一、“灵的文学”的提倡

就叙事文学而言，大致可把西方主流文化分为三个时期：基督教文化、启蒙文化和存在主义文化。老舍与西方这三个时期叙事文学的关系影响了他与时代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基督教文化主题集中于“天路历程”，老舍对但丁的艺术崇敬得无以复加。在《灵的文学与佛教》中称赞但丁的《神曲》是最伟大最成功在世界上又最著名的，“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1]。老舍对普通人生之外的神学道德也极为钦敬。但老舍对和启蒙主义文化相对应的西方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吸收得较多，这对突出他的作家主体地位有重要的作用。老舍对文学和人生关系的把握、对叙事对象的同情都与欧洲小说这一阶段作品的影响分不开。启蒙主义之后，人们渐渐离开神学思想，对世俗的探索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个时期的文化思想是多元的，人们关心的是人类的生存处境。在这一阶段，老舍关注最多的是二十一世纪初三十年代的英法作家新浪漫主义的作品，这给他的小说以更多的灵动、更多的丰富叙事对象人格的手段及更深刻的现代悲剧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创作的人文倾向。

叙事文学少不了人和事，老舍认为中国小说中的人往往淹没在事的连续过程中，为了改变这一现象，老舍努力地改变小说中的叙事艺术。他从基督教文化中得到了古典的富有节制的匀称美，于启蒙主义后的小说中掌握了对现实刻画的力量，在世纪初的作品中找到了更真切的深度体验的途径和文学对人生的指导方式。在老舍的小说中，事的概念总和人连在一起，它是引起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种种思想情感变化的客体。由于和人的联系，老舍作品中的叙述事实总是立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显示出丰富的意义与哲理，体现出情感的波动和谐。“抓住人物与事实相关的那点趣味与意义，即见人生的哲理。在平凡的事中看出意义是最要紧的”[2]。老舍三十年代以后成熟的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往往并不复杂，但有浓的笔尖下滴下血泪来的情感蕴涵在其中，有明确的价值与意义阐释显示出来。老舍推崇文学对人生的指导，因此他并不特意追求情节。老舍认为“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注意到人物的创造是件最上算的事”，“养成事事都要探求其隐藏的真理的习惯”[3]。老舍小说叙述中的人，既体现着传统小说性格鲜明的特征，又体现着现代人的社会自觉――个人的追求与痛苦中的人物对生命的自我审视，同时追求着在人类普遍感情中的永久意义。

对于叙事文学的创作，老舍总结为中国作家写人“专谈人与人的关系”，“西洋文学却离不开灵的生活，这灵的文学就成为欧洲文艺强有力的传统。反观中国的文学，专谈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一部和《神曲》类似的作品，纵或有一二部涉及灵的生活，但也不深刻”[4]。应该说，欧洲灵的传统来自于基督教文化，那一时代绝大多数人过着忏悔自省的生活，其思维方式就是重视内面生活，虽然在近代社会中宗教的力量削弱了，但西方人仍注重创作阅读中的灵的成分。相比较而言，中国小说传统对灵的问题缺乏观照。中国人对生活的世俗理解，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根本没有必要为死后的事伤脑筋。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内省倾向在民初文学中从作家的潜意识中流露出来，尽管只是存在于情感的表层。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只是一种文化批判，提倡人生目的要更注重发展灵的神性。老舍对“灵的文学”的注意，却真正将“灵”的概念引入小说叙事实践，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人的灵魂，描写不再局限于对事件的平铺直叙，生活的原汁原味的呈现，而将笔触探向人的精神状态，写人性道德和所有世俗生活表象下的灵魂。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老舍的艺术实践除文化批判、国民性改造之外，还强调灵的文学是为了使文学具有更深厚的同情，他的叙事目的是由对叙事对象寄予同情进而体认生活，解释生活，揭示生活的哲理。

老舍小说中的人物，面貌大多是平民，然而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及人伦关系的影响。他着力写的是各种制约下的世态人情，不同层面上的人的精神上的关系，他们的信仰、文化、生命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冲突，表现的是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中文化的蜕变。对西方文明的参照和文化批判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使老舍的叙事闪动着批判的光芒，表现着叙事对象的悲剧命运，在病态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中显示着人物的精神病态。

第5篇：老舍的作品范文

【关键词】老舍；民族性；京味；民族精神

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老舍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中，“西化”的声音可以说不绝于耳，但也有许多作家自觉地注重创作的民族性和本土性，老舍就是其中之一。“文学本土化和民族化是对文学整体的要求，它应该体现在文学从本质到外在，从精神到形式的各个方面，文学的内在思想、审美个性、艺术传统等各个方面都渗透着其个性和基本精神。”老舍的创作就十分难得的做到了这些。他用独特的“京味”语言为我们描绘了老北京市民的生活图景，刻画了许多活色生香的市民形象。在真实再现市民生活的基础上，老舍对生活于其中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一、“京味”文学中的本土性元素

北平，对于老舍来说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他熟知这里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了解这里的说话艺术、语言风格，更熟悉生活在这里的普通市民。从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到洋车夫、妓、贩夫走卒、“窝脖儿的”、戏子、鼓书艺人、巡警……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是他所能掌控的对象世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另一位作家可与老舍在塑造市民形象的艺术表现力上匹敌。他关注这些市民更了解他们，出生于下层旗人家庭的独特身份，让他更能体悟城市底层民众的酸甜苦辣和艰难的奋斗历程，从而还原了真实而原始的市民风貌。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将老舍小说的市民世界划分为三种类型：老派市民、洋派市民和正派市民。无论是因循守旧、善良怯懦、在困厄中仍试图寻求精神逃逸的老派市民，还是肤浅愚昧、崇洋，甚至不惜抛弃民族身份和道德底线借助外来势力胡作非为的洋派市民，还是寄托了老舍道德文化理想的正派市民，无论是可爱的、可恨的、可悲的、可敬的，都鲜活生动、有血有肉，极具可读性和逼真性，为我们提供了众多丰富可感的市民形象。其中，老派市民可谓市民世界中最生动具体，也是最成功的形象系列。

北京作为“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使得生活在这里的小市民们也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性格：他们注重体面、多礼，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苟安于自己狭小的生活范围之中，善良敦厚，对任何人都是一团和气。“老派”市民的这些特点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地域文化中形成并保存下来的。《二马》中的老马，《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都是“老派”市民的代表。老舍的这种书写，固然与他深入生活，细致的观察、体验生活是分不开的。但是对于老舍来说，他写北京，写市民，也是在写自己，写生活，尽管这种文化和性格带有鲜明的地方性特点，但同样具有普遍性意义。在老舍的作品中，他总是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去观察和了解市民，平民意识已经深入了老舍的骨髓。他对市民生活的描绘和对市民性格的批判，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从根本上来说是在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内容，是在通过北京文化来透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平民意识与崇高精神的融合”，让老舍作品的本土性和民族性不仅停留于外在的形式和内容上，而是深入到了本质和精神层面。

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批判和自省

老舍对于市民性格的批判，其意义不只是局限于题材本身。通过对北京文化和市民性格的表现，达到对中华民族文化整体性普遍性的批判才是老舍创作所要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在老舍的作品中看到在民族性的广泛揭示中所渗透出的深沉的思考和锐利的批判。

“水中的鱼似的，是他所写的北京人；他本人则是跳出水外力图去看清楚那水的北京人。”对于自身所持有的文化资源，老舍没有沉浸其中，而是“跳出水外”，对自己和北京文化乃至民族文化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在对市民形象的塑造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民族个性，在看似平淡中揭示出崇高的民族精神。

《猫城记》这部小说生动地勾勒了猫国社会文化和猫人精神状态的畸形，借助猫国灭亡的教训敲响社会文化堕落必将导致国家灭亡的警钟。由此可见老舍对于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沉痛思考，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忧思和关注。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中华民族也同样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之中，小说的字里行间能够清晰地体现出老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民族前途的忧虑。

如果说《猫城记》片面强调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最终导致了历史宿命论的悲观结局，在民族性问题的思考上还不够成熟的话，那么《四世同堂》则呈现出空前的文化批判的广度和力度。老舍对的描写，不是宏大的战斗场面，而是沦陷的北京城中国民的惶惑，偷生和新生。这使他把反思的重点放在民族文化之上，放在民族存亡绝续的“根”上。也正因为如此，老舍的反思更为深刻，更具有民族性。

爆发，北平沦陷。然而，生活在小羊圈中的市民却大都在殖民者的压迫下过着“顺民”的生活。他们无法从安逸太平的生活中走出来，于是选择了消极忍受、息事宁人，在小市民心中，“好死不如赖活着”反而成为他们的生存信条。“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一味地讲求“温良恭俭让”让他们失去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本能，敷衍怯懦、保守苟安的文化性格让他们甘愿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在老舍看来，北平文化是一种“熟到了稀烂”的文化：“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踊，以至于灭亡……矫正是否来得及呢？”

老舍在对民族传统进行批判时，也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振兴的新力量。“文化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筛了之后，就可以看见下面的土与渣滓，而剩下的是几块黄金。”《四世同堂》中祁瑞宣、钱默吟等人的身上都曾经存在传统文化的痼疾，但他们身上所表现的传统文化的优点最终使他们在民族危亡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出路，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正力量。老舍明确地辨析和扬弃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他洞悉传统文化的弊端，并从中寻找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中国人身上那坚韧不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黄金”。同时也体现了老舍作品中广泛而深刻的民族性。

【参考文献】

[1]贺仲明.如何重估百年新文学的成就――兼论新文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化[J].探索与争鸣，2010（5）.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4-247.

[3]刘勇.老舍及京味小说的中国形象元素[J].学术月刊，2010（11）.

第6篇：老舍的作品范文

关键词：老舍 市民世界 文化批判 民族性

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而这主要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老舍生于北京的一个旗人士兵之家，小时候是在极度穷困的市民生活里度过的，对北京的市民社会非常熟悉，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他曾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写它。它是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所以老舍笔下的世界基本都属于市民世界，特别是老北京的市民世界。

老舍的笔下的市民形象主要有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正派市民”（理想市民）以及城市贫民四大系列，他们的性格、生活、命运，阐释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也由小见大地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命运。

老舍作品中的老派市民，以《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为代表，他们是一群典型的“老中国儿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产物，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善良、本分、敦厚、平和，同时又守旧、固执，目光短浅。老舍在作品中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

《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善良、正直而又固执愚昧，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谨奉“知足得和”的古训，他生命的全部就是守住一生血汗换来的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国将不国，他不关心，他的心中永远只关心着他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而看不到长远的地方。虽然自己不过是平头百姓，可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但同时他们又是敦厚的、善良的，一生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热心助人，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也懂得反抗，不怕敌人的酷刑折磨，敢拿把菜刀跟日本人拼命。战争初起时，他认不清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但随着残酷的战争现实击碎了他安度晚年的幻梦，他心中逐渐萌生了仇恨和反抗的种子，他怒斥侵略者的罪恶和卖国者的丑行。老一辈北平市民觉醒的过程，在祁老太爷身上得到了信服的反映。老舍通过祁老老太爷，提出了进行民族文化反思的问题。中国人，不论满人还是汉人，都应该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审视传统文化，通过自立自强，使中华民族成为真正智慧的民族。

《二马》中的老马也是一个迷信、中庸、因循守旧的老派市民形象。但这个人物生活的背景和老舍作品中其它市民不同，他是一个华侨，旅居国外，人虽正派，但抱残守缺，他的人生哲学是“好歹活着吧”。老舍特意把他放在异国情景中去刻画，在中英民族性对照和新旧两代人对比中，对以老马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弱点作了深刻批判。

《离婚》中的张大哥也是老派市民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他生活在“牛乳”般的北平，知足认命，墨守成规，害怕一切“变”，天天混在吃钱吐公文的衙门里苟且偷生。他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离婚”在张大哥的文化哲学范畴中，其含义已不是一对夫妇的离异，而意味着一切既定秩序的打破。因此，他一生的圣事，就是保持既定秩序，撮合婚姻，调解婚姻争端，消解婚姻危机。张大哥这一套由婚嫁观念为基点的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老舍成功地塑造了张大哥这个“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的形象，在他身上集中了北平市民社会的凡庸空气，暴露和批判了因循守旧、凡庸的国民劣根性和生存哲学，对这种小市民性格和性格形成的社会生活环境等也作了全面系统的挖掘。

老派市民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刻画得最为成功的，除此之外，老舍还着力刻画了一群“新派”市民形象，他们虽生长于中国传统的世俗社会里，但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勇于改变，但是很多人对东西方文化只懂皮毛，只是一味逐新，倚仗父辈钱财，追求洋式的生活，甚至于丧失了人格。老舍写此类角色用了几乎刻薄的手法给他们描画了一幅幅可笑的漫画式肖像，其中既有蓝小山、丁约翰之类的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弟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这类形象的典型，他“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服。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园的广告”。总之，是一种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是这类形象中最典型的代表，他也是被作家嘲讽的“洋青年”，他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最终丧失了人格。通过这类人物的塑造，老舍批判了中西文化交汇下的市井庸民的俗气、浅薄和，令人警醒。老舍就是在对新老两派市民的批判中建立自己对民族性的思考。

老舍笔下的正派市民形象，是老舍理想中的“国民楷模”。是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变迁与分裂的图景时，在对老派市民和新派市民都失望之后，仍然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的结果，老舍虽然一直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他并没有忘记理想人格的塑造。李景纯、李子荣就是这样的青年。李景纯是《赵子曰》中的人物，他有知识、有理想、也有爱国热情，最后，他英勇地为国捐躯，以死来反抗军阀，终于唤醒了赵子曰等浑浑噩噩的青年学生。李子荣是《二马》中的人物，他是生活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深受西方影响，具备现代青年所应有的一切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有理想和脚踏实地的行动。他们身上寄托着老舍的一种理想，他希望这些“侠客兼实干家”的正派市民能为社会锄害，从而既使他作品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发意义。

在老舍市民世界中占有显著地位的是城市贫民形象。这类人物是老舍最为熟悉的，他们辛酸悲凉的处境十足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由乡村向城市转型过程中的一切痛苦与裂变，更进一步地显示了老舍对现代性的清醒认识与合理反思，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洋车夫祥子、“我” （《月牙儿》），老马、小福子（《骆驼祥子》），老巡警（《我这一辈子》），洋车夫小崔、剃头匠孙七（《四世同堂》）等。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

《骆驼祥子》中，老舍着力刻画的祥子是城市底层社会劳动者的典型形象。它描写了洋车夫祥子的个人奋斗及其失败的经历，作品主要是通过主人公“精进向上—不甘失败—自甘堕落”的命运三部曲展开的，祥子初到北平时，是一个健康的、强壮的、有理想的、能吃苦的年轻人，他没有不良嗜好，一心只想能有一辆自己的车，自己养活自己。最后选择了人力车夫这一行当。开始了他的个人奋斗史。但是这样一个愿望在当时的社会却无法实现，后来，祥子连遭厄运，经过三年的辛苦奔波与积攒他终于买了一辆崭新的车，结果只拉了半年便被军阀的大兵抢走。当他再次振作起来为买车而奋斗时，其血汗钱又被孙侦探勒索一空。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虎妞的诱骗给了他更大的灾难，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毁掉了祥子。但这时的祥子在命运的作弄面前还是不甘失败，竭力挣扎和抗争的。但当虎妞难产死亡、祥子为葬妻而不得不再一次卖掉车子，此生已不复再有买车希望时，他开始对自己的人生灰心，人也变得油滑起来，成为一个十足的刺头，后来他遇上了好心的曹先生，但当他得知自己的意中人小福子不在人世时，终于不堪这最后的沉重一击。长久以来潜藏在他人性下的野性、兽性恶性发作，他吃喝赌，如行尸走肉。残酷的现实扭曲了他的性格，吞噬了这个一度有着强大生存能力的个人奋斗者。

小说真实再现了他的悲剧人生，他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和个人性格的悲剧。从客观上来说，是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的逼迫。从主观上来，是祥子没有能看清当时社会的本质，个人奋斗在当时并不是劳动人民摆脱贫困改变境遇的正确道路。另外祥子的悲剧也是他个人性格上的悲剧，他人生的大起大落和他小生产者的心理有关。老舍对这一形象的刻画，体现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性格中的某些弱点。老舍谈他创作《骆驼祥子》的经验时提到，他的“笔尖上”滴出的是下层民众的血汗与泪水，这部作品使老舍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更加浓厚。

老舍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以深厚精湛的艺术功力和炉火纯青的小说技艺刻画了这些市民形象，被称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就市民人物的丰富性与生动性来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几乎还找不到另一位作家可与之匹敌。这些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鲜活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陈安湖 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张崇玲. 琳琅满目的市民世界——老舍小说市民形象浅谈. 名作欣赏，2007

第7篇：老舍的作品范文

一、语言的规范性

语言的规范性是个很古老的话题，多少文人骚客在用语上都很讲究。有些文学语言大师曾给语言的规范化下过定义。吕叔湘说：“语言的规范指的是某一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标准。”林涛说过；“‘规范化’是就语言的发展绘它定出一定的规范，从而促进语言的发展。”“使语言能够按照他自己发展规律迅速地向前发展，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_王力先生说过：“所谓规范化，就是要求民族共同语更加明确，更加一致。”

文坛泰斗鲁迅十分重视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堪称一代文学语言总设计师的老舍先生也对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发表过独到的见解。文学语言与大众口语即白话的关系，鲁迅和老舍都提出宝贵而富有远见的意见。

鲁迅从倡导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很重视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外来语、方言土语的关系。鲁迅认为，在对待古代汉语的问题中存在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反古派，即写文章半文半白，文言白话一锅粥。另一种是全新派，即主张对古代汉语完全抛奔，一切语言都照搬口语，“不管白猫黑猫，全拿来抓老鼠。”这种不分精华与糟粕连粗话都用在了文中的语言虚无主义，鲁迅对之是深恶痛绝。鲁迅认为对待古代汉语应予以扬弃，“取其精华，出其糟糟。”在白话文中引用文言词语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在没有相应的白话时，宁可引用文言。二是引用的文言一定要让人容易懂。鲁迅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认为在吸引外来语的问题上，应该“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来吸取，而不是兼收并蓄，全盘接受。针对有些人把文学语言和方言士语等同视之的情况，鲁迅认为把方言注入文学作品中，关键是这种方言必须是“大家都熟悉”、“分布较广”的方言。掺杂了这样方言的文学作品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老舍先生在处理文学语言与大众口语前关系问题上，支持全新派，提出了“白话万能”的口号。这对于白话文运动的长足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老舍对于二者的关系也是辩证认识的．他说：“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是记录人民语言，而不给它加工的。”老舍看到了文学语言来源于白话却又高于白话，这对于推动文学语言的规范化具有重大意义。

老舍还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大力倡导“书同文”，统一语言、文字，因此“统一语言”应划归为一个“政治任务”，它对于建设两个文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也意义匪浅。评价老舍时说道：“老舍的力量在于他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因而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先生，把文学语富规范化视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职责。鲁迅和老舍都反复强调“文学语言应尽到为越来越多的人民服务的责任。”老舍强调文学语言要规范化，首先得民族化。他所强调中国文学语言的特点；一是“在汉语中，字分平仄。调动平幕仄，在我们的诗词形式发展上起过不小的作用。”二是“我们的语言在世界上是以简称著称的。”老舍强调文学语言必须要有民族精神，反对“全盘西化”。

二、语言的自由化

我们认识事物是由偶然性到必然性。我们由“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文学语言除了规范化，还得讲究自由化。语言的自由化不是信马由缰、天马行空。而是形式不拘一格，运舟多种语法修辞，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这样的文学作品使读者读后才能有种心胸开阔、心旷神怡的感觉。

契诃夫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讲他自己的话”语言要自然。他还强调“简洁是才能的妹妹。”莎士比亚也说：“简洁是机智的灵魂。”曹雪芹练字、练句、练意的功夫炉火纯青，他在《红楼梦》中借宝钗之口说道一“他用的法子，将市侩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他借王熙凤之口反对人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作二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的，”而主张“话虽不多，听那口音就间断。”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呈现一种精炼美来，曹雪芹增删多次，语言千锤百炼，无怪乎《红楼梦》被称为文学语言上的“惜墨如金”，“简洁至极”。《红楼梦>除了语言的精炼美，还有一种诗意美。在桃花园里，“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沙囊，手里拿着花帚。”这种意境多么感人啊！花象征着纯洁、美好的生活，曹雪芹以花喻林黛玉的性格，不但烘托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还反衬出丑恶的社会现实。《红楼梦》的语言经过反复锤炼，很耐人寻味，读来有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曹雪芹善于运用语言的各种手段来渲染其作品的美，在语言的自由化运用上，曹雪芹可谓游刃有余。毋庸置疑《红楼梦》当之无愧地登上了中国语言艺术百科全书的宝座。

王安石说：“看似平常最崎岖，成如容易却艰辛。”要想在语言的使用上化腐朽为神奇，一定要追求一种自然的平淡美，然而平淡的自然美却来之不易。孙犁在他的小说《风云初记》、《吴召儿》、《荷花淀》、《村歌》中，杂语言的运用来去自如，自由地跃然纸上，其作品读者读后感觉“淡妆浓抹总相宜”，不矫揉造作，处处呈现自然化。“情景交融，人地相当。”“登上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孙犁的自由化语言造就了其作品的诗意境界美。

文学作品语言的自由化可以增强读者阅读的兴趣。让人陶醉于其中。语言的岛由化是规范化的延伸，他能够引领读者的思维驰骋感性想像的天空，给人带来动感和美感。尼采的作品中提到过繁星点点的夏夜，有知了在呜叫的耐候，是把它作为散心的自然美看待的。作者以此为契机，用自由化的语言加以描绘和抒情，以感染读者。

虽然文学语言自由化能给人带来愉悦感，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也不能自由到泛滥的程度。著名散文家及文艺理论家秦牧说过：“大力倡导流畅自然的文风，不要染那些病句累累，使用温煦俄语很不合规范的文章见于报刊，以充孽种流传，误人不浅！”在语言自由化泛滥中，常见有几种“病毒”。第一，广泛使用方言土语。在很多作品中，不论是书中还是影视剧中，作者使用第一范围内通用的方言，给广大观众和读者带来极大的不便。第二，用一些很晦涩难懂的生词偏义，让读者读后如坠云里雾里，好似‘镜中观花，水中望月”。我们提倡语言要言简意赅、深^浅出、通俗易懂。第三，长话连篇中间也不断句，没标点。写文章，用标点符号，连小学生都会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背道而驰呢?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啊！当然“语言病毒”林林总总、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绝不止上面提到的三种。

在国外的很多文学作品中也有用语不妥的例子。他们的语言不正确、不贴切、不清楚、不明了。单调、贫乏、混乱、虚伪 曾经有个作者写道“脆弱的春天呼吸了。”这里很明显就有语病，怎么能用“脆弱”来形容春天呢?这是草率、不贴切的形容。作为青年一代，我们应当用最纯正、最朴素、最生动的文学语言来承载文化的传播功能。

第8篇：老舍的作品范文

读老舍先生的书，仿佛被书中人物引领着游览北京的街巷，呼吸北京的气息，欣赏北京的色彩，聆听北京的节奏，感受北京的心情……老舍先生的作品，就是老北京的符号啊！

那是老北京的丝丝缕缕、点点滴滴，似一段京胡弦语，激越铿锵，余韵悠长；如一壶茉莉花茶，馥郁芬芳，回味无穷。

忘不了老舍先生品北京饮食――“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过了砂糖在锅里‘唰唰’地炒着，连锅下的茶烟都是香的”“高粱红的河蟹，用竹篓装着，沿街高声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在酒楼里，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裂那毛茸茸的蟹脚”――只有老北京才会有如此诱人的风味；也只有老舍先生，才能描写得如此动情传神！

老舍先生虽然祖籍山东，可他却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更无比地爱着北京。他爱老北京的一切，正如旧历年时张贴的年画：喜庆、朴拙，又不失王者的大气；细致、精巧，更传达着文化的气息。老舍先生正是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心，以自己对北京的无比热爱，描绘出一个真实而又理想的北京，一个现实而又诗意的北京。于是，老舍先生的文字，老舍先生的名字，也因此成了北京的象征、北京的符号。

老舍先生出过国，留过洋，他自然懂得时代终将会推动“老北京”变成“新北京”，这是一种欣喜与哀惋交织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也常常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四世同堂》的主人公瑞宣，喜欢逛八面槽、大栅栏、琉璃厂，可他也惋叹“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店铺都会消失”。正因如此，老舍先生在新时代的北京舞台上，努力创造着新北京的语言和形象，创造着新北京的符号。

第9篇：老舍的作品范文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谁谁被某某推荐为候选人了”，“谁谁有可能今年问鼎了”，“谁谁早就该获奖了”，“不要把诺奖当回事”，“那只是几个不懂中文的瑞典老头子私下攒出来的”，“诺奖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等，总是不绝于报端。有许多中国作家不管出于何种心理，骨子里都有一种浓重的诺奖情结。采访中，笔者就一时社会上曾传闻“老舍曾被授予过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求证舒乙。

“我其实不是很愿意说这件事，因为没有过硬的档案材料来证明。”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包括瑞典文。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后，第一名就是老舍。“但是在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舒乙清晰地记得，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1981年4月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自己与母亲胡青通报：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考虑到中国处于“”，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又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叫川端康成的作家。舒乙说：“我知道这些情况时，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档案没有解密，所以不能证实。”

同时，舒乙还向笔者讲述了一些并非题外的细节：梁实秋去世后不久，他的遗孀韩菁青到北京探望冰心，当时舒乙在场。梁夫人当时说，梁实秋生前交代，等自己百年之后，让她到北京，只转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话，即在梁的眼里，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获得诺奖，那个人就是老舍。“作家朱光潜先生，他也曾说过中国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只可能有两个人，一个是老舍先生，一个是沈从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