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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一的审美标准与既定规则的支撑
所谓的传统即是不断被肯定的惯例,它“需要公认的美善标准和既定的规则来支撑,这些标准和规则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意,进而形成社会的审美价值”。马克思认为艺术品的最高价值是经由其他社会方面的价值一起完成的,包括社会价值、道德价值和宗教价值。这种价值观经各代的思想者通过研究艺术和诗歌来给美作以抽象的定义,用最带普遍性的术语来表达美的标准,为其找到一些普通使用的公式,成为一种审美经验。相应地在艺术创作中便形成了艺术运动的固定原则乃至共同的标准。而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是代代相传不变的经验,古典主义艺术正好符合这种不具有个人色彩、不反映个人观点、不具有过激的创新风格,也不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而创作的特征。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人除了自己以外已经对任何价值系统丧失信仰,出现了艺术上的个人主义。人们或是对社会秩序公然表示敌意,或是根本漠不关心,任何形式的限制都被视为是一种局限。但是,这些社会和心理事实已经使艺术家在现实社会中难以立足。也就是说,如果艺术家有绝对的自由,任何事物只要经由他的认可都可以成为艺术,那么艺术就将停留在这种情况下,再无超越和进步的可能了。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已受到认可的古典主义被继承、弘扬,形成先后延承、生生不息的发展态势。
2.哲学与美学的影响
理论对实践起到不可小视的指导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西方文艺实践的发展与哲学思想的发展息息相关。就艺术创作上的古典主义传统而言,它的形成是同古典哲学、美学的不间断发展相联系的。西方哲学源于古希腊,从古希腊诸位哲学家提倡的希腊艺术创作的最高理想—合式原则,到17世纪波瓦洛提出的文艺创作上的理性原则,以及18世纪启蒙运动的滚滚洪流中康德、黑格尔缔造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殿堂,而德国古典哲学也成为现当代哲学的直接源头。现当代西方哲学不论哪个流派,都不能不面对古典哲学这深厚的传统,那些试图从古典哲学中寻找思想资料的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固然会自觉地把古典哲学作为自己思想的起点。
3.文化源头的相关性与古典文化的复兴
就整个西欧范围而言,各个国家拥有大致相同的文化源头,拥有共同的。19世纪之前,在西方美术史的撰写和美术史的教学工作以及欧洲重要博物馆的收藏中,古典艺术仍旧占主流。由古希腊罗马作为古典主义文化的源头,自意大利在14世纪重新热衷于古典主义文化艺术遗产开始,恢复古代文化及艺术风格便成为可能。历经数代,虽然产生了其他艺术样式和艺术风格,但突然出现了惊人的“退化”现象,20世纪的艺术家们,比如意大利新艺术运动的画家卡索拉蒂、未来主义的艺术家巴拉等,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在经历一段激进倾向之后便重新投入古典主义的怀抱。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文明也正是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共同孕育的果实。当艺术作品进入传统的艺术体系之后需要一种来源于艺术史的质量认证的标准,这暗示了恒久的质量需要一种传统性的因素作为参照和比较的框架,而从文化的层面出发,古典主义传统难以更移。
二、造成西方古典主义绘画传统具有持久性表现的其他因素
一、艺术创作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好奇心与探寻欲望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两者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的。单就文艺对科学研究的作用来看,它能够触动和激活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审美艺术中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是人们对于作品的审美效应的基本要求和标准。我们欣赏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惊异于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勇敢精神、高超武艺和非凡智慧;欣赏印度现代作家、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惊异于人类努力摆脱自身有限的存在,渴求自由和永恒的热望;欣赏美国19世纪女作家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惊异于美国蓄奴制的罪恶和美国黑人的不幸遭遇;观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惊异于那微笑的神秘;听着德国近代大音乐家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惊异于作曲家那伟大的胸怀;阅读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惊异于他对人的生命向力的赞誉和探究……欣赏者在惊异中本来是片断的、零碎的感受都被接通为一个整体,他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撼动;而作为审美对象的文艺作品中潜藏着、幽闭着的意蕴,突然被敞亮了出来。由此可知,真正的审美艺术活动包括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都是伴随着惊异感和探索欲而产生的。当然,好奇心和探索欲并不等于审美艺术活动,然而它在审美活动中却能够豁然贯通人们胸臆、发现审美对象的整体底蕴的电光石火。应该说,没有惊奇就没审美发现,也就没有审美艺术活动。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等叙事性作品时指出:“一切‘发现’中最好的是从情节本身产生的、通过合乎可然律的事件而引起观众的惊奇的‘发现’,例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和《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中的‘发现’;伊菲革涅亚想送信回家,是一桩合乎自然律的事。”[3]在审美艺术活动中,惊奇和探索往往能带来审美发现,使人们处在发现的激动之中,因而艺术中的惊奇和探索会促使欣赏者探索人生乃至整个宇宙的奥秘。
科学工作者面对艺术世界的绚丽多姿、神奇莫测,一定会使他驻足沉思,产生一种惊异感和新奇感。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进入审美艺术世界,在潜移默化中强化探索的欲望。艺术是培养和激励人们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的一种审美方式。在科学史上,有数不清的科学家都受到了音乐、诗歌、小说以及古老的神话、传说、童话等艺术的熏陶,启动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启动和增益着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
今天,理工院校的学生要增益自己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在学习和科学研究活动中有所创见,参与文学艺术活动、特别是欣赏那些古今中外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说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二、文学艺术是滋养科学工作者的好奇心和探索欲的最好学校。在审美艺术活动中培养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会伴随着科学研究活动的始终,成为历久弥新的心理力量,驱动他们不懈地探索宇宙的奥秘。
许多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对好奇心和探索欲的培养。他们从童年时代,就常通过艺术不断培育自己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我们以爱因斯坦为例。爱因斯坦从六岁起学小提琴,莫扎特奏鸣曲使他感到异常惊奇,他爱上了它。在所有艺术中,爱因斯坦最推崇西方古典音乐,除莫扎特外,还酷爱巴赫、贝多芬的作品。他还热爱莎士比亚、哥德、海涅、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肖伯纳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在青年时代,爱因斯坦常常同友人在一起朗诵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人们知道,高斯是18至19世纪德国伟大数学家,可是在爱因斯坦心目中,陀斯妥耶夫斯基比高斯更重要。他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给予他的东西比任何科学家给予他的都要多,比高斯还多!爱因斯坦如此重视文学大师特别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能够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充分利用文学形象以及文学语言符号的巧妙性的美感,去思考和探索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值得一提的是,爱因斯坦同卡夫卡这位生前无名、死后殊荣的奥地利现代派作家也有过交往。卡夫卡有一句名言: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他在《审判》、《地洞》、《饥饿的艺术家》等小说中,描写了一群十分渺小的、被损害被侮辱的“小人物”的艺术形象。他们无法与天抗争、与命运抗争,因为任何抗争都会失败告终;他们连生命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惶惶不可终日。小说通过荒诞、离奇的情节,表现了人们孤独、恐惧的心理以及作家对广大下层人民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关注与同情。卡夫卡把文学艺术看成是探索现实世界的重要手段的主张以及对下层小人物生活境遇的深刻描写,都让爱因斯坦感到震惊,引起他强烈的共鸣,激发了他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所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认为,艺术与科学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在起源上尽管不同,可是却被共同的目标联系着,这就是以好奇心和惊异感为动力,企图寻找与表述未知的东西;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反应虽然不同,可是它们互相补充着。
从好莱坞年的《小飞象》,到后来的巅峰之作狮子王,再到如今的新贵拯救尼莫、小马王,以动物为主题的电影当仁不让地大行其道。如果再说起红极一时的《小猪宝贝》、只斑点狗》精灵鼠小弟》、侏罗纪公园等影片我们就能发现,无论是以动画形式还是以普通电影形式出现,自然和动物题材的电影受到越来越多的各年龄层次观众的青睐,而在票房和口碑双底的背后则是电影人对于生态自然与人类世界关系问题的关注。这其中有的高扬人类面对神秘自然战无不胜的大旗,有的则揭示人对自然生态过分的征服和侵犯,有的还把人与动物的亲密无间放大并呈现出来。虽然这些电影主题的角度各有不同,但都共同提醒着人们关注生态自然环境、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关系。同时创作者们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和巧妙的主题渗透,也让动物电影没有失去其本身的艺术价值。探究这种艺术创作背后的推动力,有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态变化的促动,有“复归于婴儿”,回归自然的艺术创作追求的引导,也有更深层的哲学精神的思考。因此动物电影创作的繁盛便牵引出了我们对人与自然这个老话题的新的诊释。
有人说当人类砍倒第一棵树的时候,文明诞生了当人类砍倒最后一棵树的时候,文明毁灭了。作为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灵长,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繁衍发展的需求,就要从生态自然之中汲取养料征服和改造世界,与此同时,人的聪明智慧和行为的能动性,也决定了这种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过程也是文明产生和进步的必然过程。但随着人的创造潜力被逐渐挖掘,改造世界的能力突飞猛进地增强,人在生态整体中的重要性和主动性被极大地提升,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逐渐与自然剥离开来,于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以及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类活动,就招致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旧平衡的破坏预示着要建立新的平衡,于人而言的自然灾害就是生态系统寻求新平衡的必然结果,在历经无数次灾害教训的惨痛洗礼之后,人们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对长时间固守思维之中的“人类中心论”进行冷静地反省,其中艺术可以说是一面针贬时弊而又触动灵魂的镜子,因此它用特殊的语言来反思人与生态的问题。近些年,生态文艺作品层出不穷,特别是动物电影盛极一时并愈演愈烈,其背后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类长期向自然无度的进军和扩张换来了无法历数的问题甚至灾难,在实现人的价值的同时失却了面对自然环境的人性这些问题都最门创作动机的重要来源,这种创作动机和动力也就是艺术家的使命意识。使命意识出自于艺术家身上不可磨灭的社会性烙印,出自于他们敏锐的洞察力,更决定于他们超越社会现象而对本质问题所作的深刻思考,就像国难当头的时刻,奋迅认识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灭亡比生理创伤更加致命,便毅然决然地“弃医从文”,用艺术的力肩负起拯救社会和民族精神的贵任如今生态自然已经向贪婪而无动于衷的人类一次次发出警告毁灭性惩罚也一次比一次加剧肌、禽流感的大面积流行证明了人类越来越严重的脆弱、这时艺术家同样也用自己的方式担起了拯救自然、重建人文精神的使命一部小马王》没有给主角小马加上拟人化的语言,在艺术形象上尽还原自然生物的真实状态,在主题中则用艺术真实让我们认识了伟大的美国西部拓荒运动虽然推动了文明的演进,但却破坏了原始状态的自然群落和生命状态拯救尼英》中人类的随意探险、征服和享用也成为了破坏海底世界安宁的罪魁祸首,成为了动物们的头号大敌《侏罗纪公园》则用血琳琳的镜头和夸张的幻想告诉人们,自然生物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及其方向,而不是任人摆布的机器,并且由此冷静地告诉人们,被人类知晓的生态自然只是冰山一角,其丰富性和复杂程度远非人类想象得简单。作为观众来讲,随若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一次次沉重的教训,人们逐渐能够客观冷静地认识到,人与自然同存在于一个生态系统之中分割了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必将导致天平的倾斜,艺术作品背后告诫人们的是应当抛弃自我膨胀,学会还原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共存,因此像这样用科技手段虚构动物与人的故事来尖锐揭搏人类缺点的艺术创作便能够唤起更多人们的换位思考,从生态自然的整体和人与自然的交流中体会人的序位,调整人的行为,增强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以达到艺术作品应有的社会价值和人类价值。
动物电影与灾难片一样都具有相同的社会警示功能和价值,但它却多以轻松天真的儿童的视角来关注主题,大都透出了自然童趣的风格,这既表明创作者兼顾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融合,对作品艺术性不离不弃,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作者自然、童真、纯朴的艺术创作追求,因而童心也是动物电影创作另一大心理动力。儿童由于没有逻辑观念和因果观念缺少理性思维,因而有着出于自然的随心所欲的冲动,美学家席勒就把这种儿童的冲动与艺术的创作冲动联系起来,认为艺术冲动就是儿童在游戏中自由、大胆、感情用事的冲动。在游戏中,儿童能够天马行空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有任何思想禁锢和规则束缚一块橡皮泥能够捏出千奇百怪的姿态,几个小朋友就能够组织成一个有老有少的大家庭一起“过家家’而同样,真正的艺术创作也是在“忘我”、抛弃限制的境界中完成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让艺术家必须去掉蒙蔽、实用和功利色彩,接受自然,服从自然、回归自然,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成为独一无二的浑然天成之作。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动物电影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各年龄阶层观众的喜爱,首先便是它有着其他题材的影片所不能比拟的游戏般大胆和富于想象力的创作,小老鼠过着人的生活并且成为了人类家庭的一员,鱼儿也拥有自己的学校和老,这些自由天然的想法经常出现在儿童现实生活的脑海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和管束程度的提高,这些自然冲动和“妄想”也渐渐在社会化进程中消失殆尽,而只有艺术创作者能够将这些童年的积累内化并保存下来,“理所应当”地在艺术创作中将他们一一实现。然而,在物质生活极大膨胀的今天艺术家创作也难免不受物欲功利的影响流于一般,而动物电影这种复归于童心的自然风格的确让我们眼前一亮,为新时代科学技术主宰下的电影创作带来了新的生命。这种新生是艺术家创作的社会性、技术性和艺术性、童稚和成熟、人与自然的契合,因为艺术始终是人为的也是为人服务的,不经雕琢的游戏和童真还不能称之为艺术创作,如101只斑点狗中人要幸狗皮做大衣,而斑点狗们却展开了一场游戏般的“斗争’,不仅让观众捧腹一笑,还让观众在捧腹之间重新审视人类自以为正确的行为,这种动物电影正如老子所说的“复归”,经历“出淤泥’的过程而返归自然,用自然的状态抒写人与自然,这应当是艺术创作到达的顶峰。无论是自然生态的变化带给了艺术家创作上的灵感刺激,或是创作者对自然和童稚的心理吁求,其背后都是一双无形的大手在起着主导作用,这就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哲学精神。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大飞跃就是将人类自我与混沌的自然世界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了人类社会及其生存方式,因此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人类获得了比以往更迅速的发展,“人类生存”的思想也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随之愈来愈严竣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今天甚至更远的未来,都成为最大的阻碍发展、威胁生存的巨石,如何解决这一致命的威胁,其实中国古代哲人在千年之前就告诉了我们答案天人合一。人类认识世界的更高阶段应该是超出“主一客”关系的外在性和自然为我所用的思想,将人本身纳入生态系统整体之中,复归于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实际行动中拯救人类,变“人类生存”为“自然界生存”。其实真正的艺术家就是在经历这种“主一客”二分的关系之后努力在艺术创作中抛弃知识、功利和道德以达到对“天人合一”的复归。他们有着与儿童相似的“物我不分”的创作境界,但也经历了人对世李的主客体认识和实践,因此真正好的艺术作品是人与自然、世界的交融,是出于艺术家自然真挚成熟的感情。动物电影用比以往更加丰厚的情感主题来表达作为自然整体一部分的人应该具有的善、博爱和激情。《小猪宝贝》、《精灵鼠小弟中人和动物有粉亲密无间的平等的感情,狮子王小马王》中动物之间也拥有人类般的纯洁的爱情和友情,而《拯救尼莫》则展现了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亲情挚爱,上演了一出父子大营救的精彩好戏,其中还渗透着有关子女教育的主题中国的动物影片白马飞飞以及《卡拉是条狗中也都蕴含若作为人类的亲密战友和伙伴动物写人难舍难分的情结。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独一无二的素质,而在动物影片之中,创作者摒弃了以往以人为中心的艺术创作惯例,将人与动物的各种特质结合得恰到好处,塑造了一系列人性化十足、情感丰富的动物角色,同时把人和自然环境放在了彼此平等的天平上「,显示了对人所生长的自然环境的尊重,展现了人与自然共存的世界图景,这便是艺术家在万物相融的哲学精神引导下产生的艺术追求的升华,而在人类发展和创造的起步阶段,主体的人正用客体的改变来证明自身的能,艺术作品也多以展现人类的认识能力、征服力和主人姿态为目的,鲜有这种精心博大的创作追求被人采纳和接受,而如今这种艺术创作被广泛接受并流行开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哲学所说的人生境界中最高级的“天人合一”,正在深入人心。
从现实生态问题的刺激,到艺术家对童心的创作心理的追求,再到更深层的哲学精神的引领,动物电影的创作者在多重心理动力的推动之下,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客观呈现了人类行为的缺陷,诊释了崭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让“天人合一”的艺术创作境界不再虚无缥缈而有了现实的成功范式,在功利性与艺术性此起彼伏的创作圈里为自然而去功利的艺术创作加上了一个重重的祛码。“地球不属于我们,相反,我们属于地球。”动物电影借艺术语吉告诉人们,去除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回归自然统一是保护人类、保护生态、穗定发展的关键,是艺术创作的生命力所在,也应当是人生境界的至高追求。
一直以来,我国动画创作在选取故事时有一个原则,就是“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即在故事的包装下,宣扬民族的优秀品德。这一原则屡受艺术创作者和批评家们的质疑,被攻讦为说教,艺术样式会因之被狭隘化了,失去了纯粹的娱乐感。他们宣称,动画应该作为动画自身而存在,不应该沦为道德的工具。然而当我们细细观看曾在世界动画史上绽放光彩的迪斯尼和日本的动画时,我们就会发现,动画舞台上随处可见有关伦理、人格、正义、责任、信仰、希望及慈悲等各种判断而不损娱乐感,其表达方式为世界所认可和推崇。为什么我们可以很愉悦地接受这些动画中闪烁着伦理关怀的人性之光而不觉得突兀?究其原因,应该不是伦理原则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对伦理和艺术之间关系的认识问题。这个关系如果不给予辨析,会导致动画创作中出现又一种极端倾向:摒除道德、流于空洞的视觉游戏。因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伦理原则在艺术创作中的存在和接受是本文写作的切入点。并且,因为动画是来源于西方的艺术样式,在理论建设上脱离不了西方的知识基础,所以,本文以西方伦理学、哲学、美学的观点为依据,试图对伦理与艺术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将伦理原则融入特定类型的优秀动画艺术作品创作分析中而显示出其存在的方式和意义及价值。
二、伦理与艺术的关联
1、《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幸福论。对西方伦理学观点的探讨其实就是对道德学的认识,本文没有采用道德一词,是因为在实践中,道德已经败坏到为陈规服务的地步,复用传统伦理一词,或许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对特定戒律或规章的判断,诸如“善恶有报”、“勿以强凌弱”等,转向真正伦理学的关注对象,即人的自我、人格的构建,目标指向至善。比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伦理的思考是围绕人的德行的概念展开阐述的,这里的德行指的是值得称赞的行为举止之典型习惯。在该书中,亚里士多德写到,人的目的,即人的可实践的最高善,就是幸福。若幸福就是合德行的活动,它必定是合于我们自身中那个最好部分即努斯的德行的活动。努斯是我们的真正自我,是我们之中最好的东西,它的实现活动最完美、最能够持续、最令人愉悦、最为自足。这种活动是人的完善的幸福。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中继续将伦理探究引入整个“自我”领域,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将泰勒伦理中的自我解析为具体的自我意识三阶段。除了将人的完善的幸福等同于自我实现的最高阶段,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亦指出了通往幸福的实践方法。幸福是学得的而不是靠运气获得的,一个人不依靠自己的努力,就不可能获得幸福,否则即使拥有外在善(财富)也是枉然;幸福需要外在善作为补充,在所有外在善中,朋友就是最大的善,他们或接受我们的善举和公正行为、或帮助我们提升品质。
2、艺术三原则中的伦理原则。在西方古典艺术研究中,其以逻辑的关系呈现出的关于美的艺术的三项一般原则为伦理存在艺术活动中提供了依据,并且也让艺术活动在人类事业中的地位进行了合理的定位。这三项一般原则是:形而上学原则、伦理原则、审美原则,其中后两条原则的共同根源是第一项形而上学的假定。这项形而上学的假定是柏拉图的艺术和世界的镜子关系,艺术再现的是现实,也就是正常感官知觉和感受到的现实。这一信念与认为万物同质的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假设万物同质,那么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它同感知对象具有模仿关系,艺术只制造事物的形象。需要澄清的是,这种模仿关系是与艺术家对现实的认识力有关的,有深浅等级差异之分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贬低的只是一种低级艺术忠实于现实表面临摹式的模仿,并未贬低模仿的价值。事实上,隐含在他那套镜子说辩辞之下的世界构成中,可感世界是永恒理式的表象和模仿,这里的模仿是对理式,世界本质的模仿,理式是一切价值的核心。换言之,低级艺术中的副本模仿是通向高级艺术中本质模仿的技艺途径,在高级艺术中,艺术再现的是依循现实本质、但与现实表象有差异的想象性形象。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都把我们今天所谓美的艺术归在“模仿性的”,即制造形象的技艺名目下,只有高级的模仿才是显现真理、本质的审美形式或意境的制造活动。并且,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继续指出,人对现实事物的感受,理所当然地和人对现实事物再现的感受是一致的。
3、由此,艺术和现实具有从外表到本质,以及人心灵感应的模仿关系,对此关系的认识构成了感性原则在艺术中使用的条件。感性主要含伦理和美两种感觉成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二者进行了区分,赋予美感独立存在的地位。在古典艺术中,这两种感觉成分常常是混合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在关于美的艺术之性质的整个探讨中,都是在伦理领域中进行的。对于柏拉图来说,他认为,艺术中的想象和情绪有着心理上的联系,那么,艺术中想象世界一方面像现实世界一样拥有通过榜样形成习惯的力量,另一方面还拥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情绪紊乱的力量。这一假定促使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做出将有可能带来的坏的伦理效应的诗人逐出国家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表述也是很清晰的,规定了伦理观点在艺术创作中占有的天然的优越地位。他说,一切艺术上再现的对象都是行动中的人,而这些人又必然有高贵的人和低贱的人之分(因为一切道德品格都符合这一划分;因为一切人之所以能相互区别开来,正是因为品格有好有坏)——这就是说,不是比我们好一些,就是比我们坏一些,再不然就是跟我们一样。
4、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艺术模仿的是人,那么对道德秩序、伦理效应在其中的预先设定就是不可回避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感觉中的美感成分分离出,也只是为了认识这一成分,给予美学以哲学地位,事实上,两者在艺术活动中是彼此共存的,正如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说,艺术所引起的一种自由的,完全以道德条件为基础,人们的全部道德本性(德行)在此时也会进行活动。
5可见,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艺术,掌握指导社会实践的伦理学知识是必备基础,因为塑造有意义的符合伦理价值的人生是艺术不容忽视的使命,而那种“艺术就是艺术,不能把它当作他物”的观点只有在纯粹的艺术技巧学习和鉴赏中是合适的。古典艺术中的审美原则可以表述如下:美寓于多样性统一的想象性表现中,即感官性表现中。这一原则涉及到一和多的关系,或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总是比较纯粹地体现在数学图形、比率和比例中。综上,艺术模仿现实离不开伦理价值判断。有伦理的内容与有比例的形式,这两者的有机融合可以形成一个具备整体美感的优秀作品。
三、伦理原则在经典动画案例《狮子王》中的应用
1、《狮子王》的目标定位和模仿对象
动画的形式源于诗歌中的戏剧形式,其模仿的亦是人类种种活动样式中的一个完整的行动。由于动画主要受众是儿童,对于儿童来说,与成人世界接轨的自我意识的培育是永恒的主题,因此,迪士尼的《狮子王》遵循寻找自我的创作主线,这一思路不是偶然的,是符合普遍原则的。在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中亦显现出类似的选择。显然,获得自我意识、促进德行是面向儿童的动画片一个重要的创作方向。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描述了自我意识必须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1)第一个阶段:呈现出直接的、与自己简单同一的、同时与此相矛盾地与一个客体相联系的、单个的自我意识。这种情况对应到《狮子王》中,情形是这样的:辛巴虽然拥有王子所带来的各种外在的善,但与作为未来国王这一存在者所需要的自身条件,辛巴远远不足,此时的他只具有儿童阶段表面上独立的、但实际上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的规定,所以一旦遇到危险,就会陷入无法自救状态。这意味着在下一个阶段中,辛巴需要通过学习和朋友的帮助获得德行。2)第二个阶段:客观自我获得了一个别的自我的规定,并因此产生了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关系,即两者之间承认的过程。这一阶段体现在《狮子王》中,将是主角在逆境中磨砺自己的情节。当辛巴融入由朋友组成的社会时,它实际上是更多地培养在社会生存所需要的一种共性的素质。在这里,主角的自我意识不再只是单个的自我意识,相反地,在它里面已经开始了一种个别性和普遍性的联合。3)第三个阶段:获得普遍的自我意识,进入获得德行的自由完美阶段。在这一阶段,辛巴在互相对立的自身性格要素中,扬弃了自己,即弃除己身低劣成分发扬出高贵成分,在世界普遍存在的永恒人性素质中找到了自己,最终战胜敌方。
2、《狮子王》审美形式的呈现
上述三阶段对应于《狮子王》的三幕剧的经典形式,见图1。第一幕为开端,第二幕为中局,第三幕为结尾,三幕比例关系是:3:2:1,而通常标准比例关系是1:2:1,这也可以检验出《狮子王》一剧的重点在开端描写,第二幕可能表现的不充分,不过,标准比例只是一个参考,创作人员有时会有意识地打破这个比例。这三幕恰好对应于自我意识获得的三个阶段,主角德行塑造的过程得以准确、适时地展现,一切都在事先的精心编排中。因此,《狮子王》的审美特征可归纳为:以主角完成个人成长三阶段的完整行动为线索,将故事的内容有机地对应形式要素(头不必上承他事,中是承前启后,尾无他事继其后)、融合为一个整体,最终达成多样性统一的古典美学标准。
四、结语
【关键词】摄影艺术学艺术作品构成
一、摄影作品的内容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特殊的意识形态。而艺术作品是艺术家运用艺术语言和物质媒介,将审美意象物态化的成果。艺术作品是“艺术”的现实存在,也是艺术家艺术创造的结果。它包含“内容”和“形式”两个主要的构成要素。而一件艺术作品的内容由题材和主题两个因素构成。
1.摄影作品的题材
题材,就是艺术家按照一定的创作意图对社会生活进行取舍、提炼、创造而在艺术作品中所表达的部分。摄影题材来自于客观存在,这是摄影的纪实性所决定的。它决定了摄影作品的艺术形象以及摄影作品反映的内容必然是客观实体。
而对于摄影艺术,纪实性是摄影不可更改的本质,所以在创造过程中摄影主体性和纪实性的统一是必要的。也就是,摄影的艺术形象以及反映的内容与它的原型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同一性。因此摄影的题材与其创作的原型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摄影的题材与其被拍摄的主体关系密切。不同题材的摄影也会有不同的艺术创作过程,所以摄影的类型也与题材有关。摄影的题材、类型分为:新闻摄影、人文摄影、风光摄影、人像摄影、体育摄影、商业广告摄影等。
2.摄影作品的主题
艺术作品的主题是艺术家对社会生活反映的认知与改造,是对题材的认识与评价。它主要是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出的思想、观念乃至情感。
前面提到过,由于摄影的纪实性导致其艺术创作中的艺术形象与客观原型的同一性。这种纪实性在摄影一书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摄影随时都可以从中反映出来。当然,单纯记录现实的摄影不一定称之为“艺术”,他们只是实际存在的简单物化,并不具备艺术素质。而真正的摄影艺术作品在于摄影艺术家主体性的有效发挥,往往具有鲜明的主题或者充沛的情感。
可以看出摄影作品的主题是摄影家对摄影纪实性的充分利用,借现实主体来表达的思想、观念和情感。在主题塑造的过程中,摄影家不是被动的摄取眼前的现实,而是对现实深入观察体验和认识,并精心摘取具有典型性的画面、形态借以揭示出思想观念或宣泄某种情感。所以摄影是现实的艺术,他无法脱离客观对象去完成创作。
二、摄影作品的表现形式
1.摄影作品的表现形式
艺术作品的形式是指作品内容的组织结构和表现手段。摄影造型艺术同绘画相同之处,是将艺术形象诉之于视觉,在一个平面空间内展示出来。在摄影作品的表现形式中,摄影家也是通过构图的方式将其主题鲜明的表达出来。
构图是对摄影作品中内容的组织结构,其主要作用是更有效的突出艺术作品内容。摄影师利用美学规律主动的对客观现实进行截取,简洁且直观的表达艺术形象、表现作品内容是摄影作品构图的要务。
2.摄影作品的表现手段
摄影的艺术表达手段也可以称之为摄影的艺术语言,与摄影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摄影术诞生那天起,摄影的局限性就对摄影作品的艺术语言表达就有着不同程度的限制。
摄影的发展与科学技术息息相关。科学技术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从而也导致了摄影技术的局限。摄影设备从巨型银版相机到小巧的数字相机的更迭历史,也是摄影技术从复杂且高端的工艺到便捷大众化的技术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摄影作品的表现手段也在不断的演变。从黑白到色彩,从胶片到数字,从模糊到清晰等等这些特点都如实的反映在摄影作品上面,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摄影艺术语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摄影技术的发达,致使摄影作品的艺术语言也趋于多样化。
三、摄影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1.内容决定形式
在摄影作品中内容决定形式的产生。摄影作品的产生首先是由摄影师雇主的某种需求或者是摄影艺术家受社会生活的事物的某种激发,而产生了创作欲望,确定作品内容,然后根据内容需要去寻找恰当的表现形式。
比如新闻摄影师是出于反映和报道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为根本出发点,其内容要求摄影作品确切、直观、形象的反映事件,所以其表现形式就要用最直观、形象、清晰明确的语言表达事件。再比如商业广告摄影,他的创作目的是推销商品,其内容需要突出产品的特点,强化产品的形象使之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那么这就要求这类摄影作品的艺术语言要具有很高的清晰度,并且能够突出和强化甚至夸张的表现商品的特点。
由此看来,一幅摄影作品的内容对其表现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在一幅优秀的摄影作品中形式常常也起到积极地、能动地作用。
2.形式反作用于内容
当形式与内容相适合时,就能深刻的、充分的表现作品内容;而当形式不适合内容时就会造成摄影艺术作品的平庸乃至失败。比方说我们要表现花的艳丽,就不能用黑白的表达语言。艺术作品的形式表现内容,有的形式把内容表现的充分、感人,有的则不然。往往也会出现同表现一内容的多幅作品有的极具冲击力、震人心魄,有的却表现平庸;也往往会产生同一内容甚至同一现实主题,由不同摄影家去表现其作品也各不同,原因就出在形式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是源自摄影师的自身修养不同、风格不同和对事物的观察、理解的角度不同。
3.内容形式相互统一
任何一个艺术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任何形式都渗透着内容,任何内容都是通过形式而存在的。内容与形式是艺术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他们不能相互脱离而地理存在。摄影也是如此。只有完美的艺术形式与有深度的内容有机结合统一,我们才能称之为优秀的摄影作品。
参考文献:
[1]杨思璞.摄影美学基础.辽宁美术出版社.
扬州地处江淮要道水利发达,18世纪时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当时流传着“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美誉,乾隆皇曾几下江南流连于扬州,可见当时扬州地区的空前繁荣。扬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此地聚集了大量的盐商富贾,经济繁荣;财富的高度累计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转变,从封建中开始透漏出一点资本主义的萌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扬州的文化,艺术市场开始在这里形成。富商大贾都拥有巨大的宅邸,为了装饰宅邸他们不惜重金求购各种奇珍异宝,“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杯盘匙筯,无不精美”。这些奢侈的生活需求体现的是他们在物质条件充足的情况下对精神财富的极大渴求,当时流传着“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的说法。书画作品作为重要的精神产品被当时人们所追捧,受供求关系的影响扬州这个庞大的书画消费市场自然吸引来产生了许多画家前来。根据《扬州画舫录》的记载,本地画家和各地来扬州的画家中稍具名气的就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并且还有许多是当时的名家,其中声名最显著着当属“扬州八怪”。“扬州八怪”也就是后来的扬州画派,其作品风格受人们审美趣味的影响无论题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明末清初绘画受保守思想的禁锢,推崇一味地“摹古”,“八怪”不愿意完全摹描古人,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发展创新,当然他们的这种创新很大一方面也是由当时的商品经济所促成的。
二、绘画商品化的发展对艺术风格的影响
作为绘画商品化最大的需求方商人尤其是盐商,他们虽然处于“四民之末”的社会地位和形象却是希望按照文人士大夫的“儒雅”来改变自己,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乐于接受新鲜事物。面对“喜新尚奇”的社会风尚,绘画商品的需求方对作品个性的推崇以及绘画艺术市场严酷的规律性,使得这些凭借绘画借以谋生的画家们只能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艺术的变革。正如薛永年先生所云:“新经济因素的滋长与由之而来的绘画供求关系是导致八怪艺术新风尚形成的根本原因。”画家们从艺术观念、绘画题材以及绘画语言等各个方面进行创新来迎合聚集于扬州的大量儒商的审美趣味。
1.受市场化影响在艺术观念上更具创新精神
绘画作品作为商品在市面上流通一定程度上一定要遵守商品的特质,同样都是画家用劳动力创造出来的作品,为了更加具有市场竞争力,画家就需要让自己的作品从内容和风格上更加新颖、独特来吸引消费者。例如金农尤擅墨梅,作品有《墨梅图》等,他还有一个独创的隶书体,自谓“漆书”十分有代表性;黄慎以草书入画,多以神仙佛道和反映社会贫困人民生活为题材,作品有《醉眠图》《苏武牧羊图》等;郑燮他对绘画创作颇有创见,能做到以诗出画诗画相通,擅画竹、兰,他还创造了一种六分半书体既集真、草、隶、篆于一体,代表作品有《墨竹图》《兰竹图》等。扬州画派中除了上述提到这几位画家还有李方膺、汪士慎、华嵒、李鱓、罗聘、高凤翰、高翔、闵贞、边寿民等诸人,他们每一个都以其极具创意个性鲜明的作品吸引着购买者的注意。
2.受市场化影响绘画题材及创作手法的转变
受盐商和大众审美的影响在绘画题材选择上多是寻常之物,在传统的梅、竹、兰、菊四君子的基础上增加了各种花鸟以及身边常见的瓜果蔬菜鱼虫为题材;人物方面则多以神仙鬼怪及下层人物为对象;画山水则以一些残山剩石片水进行勾染皴擦,既能表现出文人画的逸趣情怀,又能让盐商及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这便导致了扬州画派在画面的审美表达上更加个性化和现实化。扬州画派多用写意作为创作手法,不像古人那样“五日一山,十日一河”的精工细琢,绘画题材多为写意花鸟,他们当中也有擅长人物和山水的,但几乎都是运用写意的手法,用笔潇洒流畅透露出大写意的酣畅淋漓感。画家这种快速作画的创作手法实际也是由于绘画的商品化为了更快的获得物质资料。在作品的展示上,扬州画派中多数画家都是诗、书、画、印兼善,他们把诗书画三位一体的绘画格局从演进推向成熟。扬州盐商大贾对画家们的个人修为也有全方位的要求,如“扬州二马,以文会友,凡文人来访,进门须先做诗一首,待审定后再决定接待等级”因此画家还必须提高自己的诗书画综合能力,在客观上也造就了扬州画家诗书画兼善的特色。
三、结语
古老的东方文化艺术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矿藏。穿越历史的长廊,大量的图案、剪纸、年画、壁画、服饰、编结、浮雕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远古先民留下的彩陶、制作精美的装饰器物、纹样,富于工艺之美和创造的奇迹,在生生不息的文化演进中,记载着人类的智慧与梦想。表现了东方文化浓郁的生活情趣,独特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记录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追求。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据考证,从图像符号到象形文字,从图式对话到情感交流,艺术发源早于文字。追寻人类文明的历史我们发现,所有的艺术都有他发源的根脉。早在旧石器时代,先民们以原始材料打磨工具,以天然物质作为材料、在岩洞、羊皮、石头上留下大量符号般的形象。动物是原始岩画中最重要的题材。在受到威胁又相互依赖,征服自然又相依并存的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使用拙朴的绘画语言,武士、狩猎、丰收、舞蹈、还有图腾崇拜。另一方面,对母性的本能赞美,是他们可望延续后代的需要,对女性生殖的崇拜由来已久。在非洲、亚洲、大洋洲、人们不断发现人类祖先的聚集地,留下了大量原始艺术不朽的断简残边。考察的民间艺术发源的端脉,不仅是人们对审美的需要,更与先民们的精神信仰,祖训、教化、生存之道密不可分。那些通过诗歌、格言、神话、谜语,代表人类和宇宙的存在与对话方式所具有的特殊含义。人类创造的智慧在民间绽放出异样的光彩。从图形结构、色彩运用、造型意象方面对传统民间艺术考察就会发现:在手法上,民间艺术感性大于理性、纯朴稚拙、对形象的夸张、变形、随心所欲,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民间艺术的题材上、男耕女种、田园渔猎、人物花鸟、祥云走兽,即富于动人的生活气息,又凝结着世代相传的精神寄托。同样的题材、相同的造型通过不同的表现方式,如剪纸、泥塑、刺绣、布贴、蜡染等,因工艺不同也获得了不同的审美体验,丰富了民间艺术的视觉表达,涵盖生活各个角落,斑驳的艺术手法为我们参照借鉴提供了无限可能。
二、解读民间艺术的形式图语、审美情趣对艺术创作的启示
民间的剪纸,多用象征手法造型凝练,折剪镂空,略带夸张、成为婚嫁、丰收、福禄祥和的美好祈愿。皮影最初用纸刻制,后来用驴、牛、羊等动物皮剪刻,装饰化造型语言以镂空映衬的传统工艺演绎出人间的喜怒哀乐,民间泥塑、泥人在传统匠师的技艺中,依靠自然色彩与夸张变幻的手法,憨态可掬神完气足。从京剧脸谱到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那些美好的祈愿、远古的神话,代表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精神追求,是一部图像学的百科全书。民间艺术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由于他发源于民间,感悟于生活,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中:“崇尚自然、天人合一”各种艺术形式中都体现出和谐、圆满、吉祥的精神气象。历经漫长的演化,编织成文化根脉发育生长的基因。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凭空而来。解读民间造型元素,可谓意味深长,龙与风、代表了天地乾坤的阴阳调和,石狮被誉为神兽,以此镇宅,狮的造型庄重威严,宫廷内院昂然肃立,成双成对四平八稳极具象征意味。牡丹寓意富贵、荷花象征高洁、莲花与佛教故事紧密相连,寓意超脱世俗的精神境界。鸟和鱼更富联想,鱼代表五谷丰登、连年有余,民间艺术早已把鱼的图像寓意表现得深入人心。此外牛羊、喜鹊、仙鹤、他们就像民间的图腾符号,不断出现在各类艺术作品中,物我相融透射出文化符号的精神指向,对此我们当抱以敬重,学会从中汲取养分。艺术的形式语言可千差万别但文化的基因不可缺失。
三、壁画创作中,传统语言与现代形式的融合
壁画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绘画形式之一,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大多数壁画中蕴含着诸多传统民间的图式因素。纹样、人物、花鸟、走兽从佛教经典到历史故事,从田园渔猎到城市的变迁。经典的壁画作品往往揉进了民间乡土文化精彩绝伦的技艺,是民族情结的演绎。敦煌壁画正是无数无名的艺匠留下的旷世杰作。传统壁画在宗教方面主要是体现佛祖的修行经历、佛法记载的本生故事,天庭的各种奇幻意想,极乐世界的芸芸众生,使信仰者能够因此而赞叹佛法的神秘伟大,生修行信念。最丰富的想象都来自于民间。可以说:民间艺术是中国文化发育的土壤。大师齐白石、吴冠中、韩美林的艺术无不从民间艺术中获取精神的滋养。齐白石早年做过木匠,作品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的土壤。他以心写性自由舒放,在笔墨的幻化跃动中,花草、怪石、虾蟹、盎然成趣。他的艺术通俗中尽现高雅,是民间艺术精髓的集大成者。画家吴冠中明心见性的点、线面,大写意的手法,既有民间艺术的装饰性又饱含着现代构成的形式之美。壁画的形式具有极强的装饰性、工艺性特点,当然更重要的是艺术性。艺术家除在构思立意、经营构图、结构设计上围绕主题提炼创意外,还可以从民间的木刻、传统的纹样、动植物的变形上相互借鉴融会贯通。在自然,民俗风情的表现上演绎变幻,可以从造形、色彩、材质三个方面切入。借鉴民间艺术手法,通过变形、简化、打散、排列、错落等形式手段以单元或多元的形态组合融入创作。色彩上要根据题材、环境、空间主题设计,或结合自然肌理本色,强调简约和色彩的民俗性、装饰化。木板、墙壁、铜版、材料有别、美感各异,材料应与壁画主题内容和谐统一相得益彰。用涂饰、浮雕、织物、嵌瓷等现代的工艺手段、有别于原有的技术手段,同样表现出整体的民间艺术氛围。凹凸感、斑驳感、抽象化、我们还可以将简化后的民间艺术造型、图案,用铜板、玻璃、不锈钢、铝板等现代材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构建起交融沟通的桥梁,这也是传承民间文化的重要手段。壁画创作中图像元素的间接应用,民间工艺的各种表现手法是潜移默化相互契合的。通过对民间图像元素的提取、演变、重构,也能表达民间艺术传统意象的目的,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原始材料与科技手段相结合,传承与创新相结合。
作者:孙丽珍 单位:绥化学院外国语学院
冈察洛夫的文艺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矛盾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回归“自然”还是憧憬“美好”,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针对俄国文学的批判性问题,在革命民主派和唯美派之间掀起了“普希金倾向”和“果戈里倾向”之争。冈察洛夫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认为普希金和果戈里的活动范围不同,果戈里整个趋向否定,但其客观性应归功于普希金。然而在文学创作中,小说家更倾向于普希金的文学传统,倾向反映社会现实美好的一面,不愿意绝对否定农奴制和宗法制生活秩序。因此,他在批判否定农奴制度和地主阶级人物时,毫无疾言厉色,没有辛辣的讽刺,反而常常温情脉脉,几乎要一撒同情之泪。奥勃洛摩夫懒惰成性,丧失意志与行动能力,这些作家不仅无意批判,还对他的堕落和毁灭怀有深深的同情,也表现出对农奴制和宗法制生活方式的恋恋不舍。作家将奥勃洛摩夫性格的形成归咎于其生长和存在的社会环境,与其本性无关,字里行间尽是对其本性的赞许。冈察洛夫的这种中庸之道还体现在他对待《悬崖》中的莱斯基等人物形象身上。第二,艺术真实还是凭空臆想。冈察洛夫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反对虚构和捏造,然而,其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形象和情节描写却违背了自己有关现实主义的具体观点。他看到了农奴制必亡的历史趋势,急于找到一种新生力量作为俄国未来的希望。
《平凡的故事》中的老阿杜耶夫,尤其是后来《奥勃洛摩夫》中的施托尔兹和《悬崖》中的杜新,这些新兴资产阶级就是以“未来希望”的理念被冈察洛夫创造出来的。说创造而不是塑造,是因为农奴制改革前后的俄国社会中,资产阶级实干家在现实生活中尚未真正出现,也不能构成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没有了社会现实做基础,小说家无法正面描写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事业,无法洞悉他们的内心世界。背离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这几个承载作家本人对时解的人物必然是“苍白无力的,过于地表现着一种思想”[1](P115)。第三,距离说与新人新气象。冈察洛夫强调,定型生活的描写和对成熟个性的塑造,能引导艺术家去周密地观察社会生活,透彻研究人物性格,这也是他塑造出奥勃洛摩夫式成功典型的坚实基础。然而,距离说并没有影响小说家敏锐感知刚刚萌芽的社会现象。除了描写诸如奥勃洛摩夫田庄和奥勃洛摩夫性格这样的定型生活和沉淀为艺术典型的人物外,冈察洛夫也善于捕捉社会新生力量,并给予充分肯定。19世纪40年代,俄国资产阶级刚刚露头,而在此时问世的《平凡的故事》里,冈察洛夫就成功实现了对老阿杜耶夫这个新兴资本家形象的艺术描写,深刻洞悉了这个新兴阶层的本质特征,同时对其实干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揭示了小阿杜耶夫的贵族浪漫主义必然会被老阿杜耶夫的资产阶级实干精神代替的历史必然。冈察洛夫笔下的新女性形象也与他自己的距离说理论相互矛盾。作家赋予了奥尔嘉许多优秀品质:理性,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富于同情心等。她爱上奥勃洛摩夫,以“足以使顽石活起来”的努力去挽救他。但当她确知自己不可能成功的时候,她痛苦却毅然地离开了他。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女性形象长廊中,奥尔嘉以这种大胆追求的热情,奋发向上的力量区别于自己的前辈———塔吉雅娜和娜塔莉娅,跻身为新人中的一员。
冈察洛夫文艺理论同其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与背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客观性。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作家的主观倾向并不能完全左右他对社会真实的客观反映。冈察洛夫出身成长于外省庄园,迫于生计,一直担任沙皇政府的官员。他在内心深处其实是留恋宗法农奴制生活方式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生活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来主张暴力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这样,他没有遁入斯拉夫主义者之列,也没有升格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他笔下的诸多人物都表现出过于温和的态度:所见的客观现实虽过于“自然”,但刻意不去过多批判。作家思想的局限性。三部曲中的施托尔兹和杜新等人物形象、某些故事情节有臆造的嫌疑,这也可以用作家保守的政治立场来解释。持有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的冈察洛夫虽然反对旧的宗法制,同情新的改革潮流,但看不到或者说是不愿意看到社会上迅速崛起的革命民主主义力量,而是把改造俄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新兴的资产者身上。因此,他在作品中不惜放弃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刻意把资产阶级当作“新生力量和新事业的代表者”来描写。作家兼批评家身份的双重性。这无疑是冈察洛夫文学创作与其文艺理论相互矛盾最外在的原因。他首先是现实主义小说家,其次才是批评家。他的主要文学论著不仅都出现于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悬崖》之后,而且大都是(除《万般苦恼》外)为阐释自己作品的思想倾向、人物形象而创作的。由于直接目的是为遭到批评与误解的作品辩解,所以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在所难免。但作为批评家提出的距离说,对描写新生事物时固有的局限性并没有影响到作为小说家的本人对新生的尚处于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革命民主主义社会力量的真实的艺术反映。矛盾归矛盾,无论是小说家,还是文艺理论家的冈察洛夫,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探讨其创作实践与文艺思想之间的出入,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与辩证地接受他的创作观。
在浩如烟海的工手之中成为名家,需要的也许只是一个想法,但追求的紫砂技艺终点的艺者,需要的是用“心”去制作,因为名匠大家只是沧海一粟,但用心作壶却能在作品中实践自己的工艺理想。急功近利,打着创新的幌子,作出了许多媚俗妖艳的作品来,将紫砂的审美品位,文化修养统统抛之脑后,对紫砂艺术的发展是不会产生有价值的贡献的。
这把《清韵壶》以传统壶式为基,适当的增添了一些细节改动。具体说来,即是在充实其文化修养的前提下,对其外形进行一定的装饰改观。装饰工艺的好坏是塑造紫砂壶之美的基础。紫砂的审美有别于其他工艺美术品的独特之处,这源自于其特殊的材质特性和实用用途,这决定了作品的素胎即可从泥质、形式、工艺制造水平等各方面获得美的愉悦,这件《清韵壶》就是利用紫砂陶刻这种简便的装饰手法。紫砂陶刻从古到今都被历代的陶艺制作者广泛使用,这件《清韵壶》本身并没有过多的装饰,制作完成以后壶体表面称得上素洁无华,一刀一刻,手法寥寥,却苍劲有力,简单的画面,简单的装饰,配合简单的壶体设计,综合起来便是一次不简单的创作。这件作品很好的体现了紫砂壶圆不一式,方非一相的特点,融合了方壶与圆壶的长处,既显得饱满挺阔,又将端庄平正之感隐隐流现于其中。壶颜色淡雅,宛如秦汉青瓦的古雅古韵。壶体状如圆柱,线性贯至壶底,由小及大,有如温婉秀丽的女子身着款款长裙,裙裾翩翩,由腰身托及脚尖,俨然衬托出其优雅的体态。壶嘴短小简单,略向外张,镶于壶侧偏上的部位,有助于稳定壶的重心。另一侧的壶把则是在传统形制的基础上,以轻倩之笔若有似无的勾出流云的盈盈之态。在制作该壶的过程中,其形体的艺术趣味是需要着重强调的。
壶体饱满圆润,规则的几何壶身显得阳刚,流润的边角处理显得柔和,充分体现了在不规则中求稳便,在稳便中求规律的法则,其整体的灵性也便呼之欲出。同时,还需讲究作品的艺术效果,追求作品返璞归真的意境,才能使人充分享受到壶所带来的美感。故该壶不以华丽点缀,在其朴素的基础上,加以素雅的陶刻进行修饰,性质与风格的相似之处进行融会贯通,达到精神境界上的共鸣。这样的处理会使作品带有鲜明的个性,壶的个性不单指独一无二的外形,更在于内在的神韵,没有神韵的作品久看无味,建立在神韵上的个性体现才能够给人带来长久的新意。这件《清韵壶》以全手工制作,从设计到烧制,皆有亲力亲为,该壶的胎质较为精致细腻,比例线条掌握的恰到好处,不似使用模具那般僵硬,因为要想使自己制作的作品获得灵性神韵,就必须亲手对每个部位仔细琢磨,以期望在量变中达到其协调端正的气韵。稍有偏执,则前功尽弃。正是这种制作中的不确定性,让手工制作出的作品倾注了制作者心血精力,从而蕴含深韵。技艺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需要确立一个具体理念,并坚持固守。坚持秉承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持续的创新,在制作技艺中融人更深的生活意境.使人浮想联翩,达到引人共鸣的地步。这件《清韵壶》的创作离不开传统的积累.身正韵占.正体现了紫砂艺术的本色,其中蕴含了我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气息,堪称自成一格。
制作紫砂可以说是一门艺术,也可以称为一门手艺,但无论是艺术还是手艺,都离不开思维的运作,而好的作品,便是思维运作的结品。所以一个人的心念必然会影响到手中的作品,那就要求紫砂陶艺的制作者要树立正确的,属于自己的制作理念,创作出带有自身风格的作品,不育目跟风随流,历代大家名手的经典壶器,是我们学习创作的有力标杆,是催人向前的有效动力。博大精深的紫砂艺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新一代紫砂陶手的手中,必将创造出更加耀眼夺日的光彩。
作者:秦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