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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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红山文化范文

在我国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都产生了各自地域特征的神玉器及玉的饰件，其中在我国北方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器最具特色，其形制规整，纹饰精美达到了史前文化北方玉器的最高峰。

下面我简要介绍红山文化玉人骑兔件。

玉由于它的色彩温润，光泽柔和，被我们祖先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功能，即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功能，正是基于此，它才成为人类的神玉或者说是巫玉。

所谓神玉，不仅在于玉的器型神奇，在于玉器的神秘内涵，而且在于玉器的制作者和拥有者的神圣身份。这类玉器或抽象或写实，它们往往都是和当时的原始宗教、原始巫术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称之为神玉、巫玉。图中的玉人骑兔件就属于这一类玉器。

红山文化自发现赤峰红山后而得名。这是一种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文化，它主要分布在辽宁省西部和东部。红山文化玉器的纹饰并不以繁密取胜，相反的是用恰到好处的简约线条来体现红山先民们要表达的思想含义。

该玉人骑兔件高16.8厘米，底长9.7厘米，底宽9.8厘米，背6.3厘米，重1076克。该件开窗见地糙米黄，鸡骨白，背部钙化已出现橘皮纹。开窗露出温润的青白色透闪石宽甸玉。硬度6.5左右（露玉处小钢刀不能刻动）为典型的红山文化玉。

《中国文化鉴赏・玉器卷》载：“几千年来我国人民使用岫岩玉，从没间断过，最具代表的辽西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玉器用料全部为岫岩玉。”

岫玉以产于辽宁省鞍山市岩满族自治县而得名，广义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老玉（亦称黄白老玉），老玉中的仔料称作河磨玉，属于透闪石玉，其质地朴实、凝重、色泽淡黄偏白，是一种珍贵的璞玉。另一类是岫岩碧玉，属蛇纹石类矿石，其质地坚实而温润，细腻而圆融，多呈绿色至湖水绿，显然此玉人骑兔件属于仔料河磨玉。

该件造型粗犷古朴，虚实相间，主要用于祭祀和作为部落图腾，它似乎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该件作品主要着眼于器物造型本身，而不在于过多的装饰，寥寥数刀就将器物的形状、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堪称精品。

该件造型古朴别致，玉人为粗眉类三角的梭子形大眼，阔鼻大嘴，双耳紧贴后脑，戴圆顶瓜皮形帽，兔首大而夸张，兔嘴啃地，兔身隐去……疑是当时部落图腾，祭祀，沟通天地的吉祥物。

该件在制作上人和兔的眼睛如梭形，微微凸起，人眼以阴线勾出，兔的眼睛先勾出轮廓，外面再雕以瓦沟纹，圆弧形的阴线勾出眼球，其过渡之精巧仅寥寥数刀，就把人物和兔子的眼睛、精气神刻画得栩栩如生，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兔的耳缘和额前两边的沟槽以及人物的颈部的瓦沟纹、凹弦纹质朴简单。其特点是：底部大多呈弧形，剖面近似“V”形，刻痕轻浅的均为手工磨制而成。较长的阴线有逐段磨刻的“接续痕”，较宽的阴线有多次磨琢的“毛道”，短弧线由手工磨琢，长弧线借助“弧托”。分段琢磨，有明显的接续痕迹，其错接，硬折很明显。

在人物的臂部，兔的后腿部左右两侧四个钻孔内清晰可见粗细距离不等的螺旋纹，钻孔为马蹄形对钻孔，孔中可见对钻痕，而孔之中间有“台阶”，亦称之“蜂腰”。这种锥钻形的孔必然会在器表留下喇叭状的口即马蹄形孔，同时该器的打磨精到，除整体外，在兔的圆形眼球上可以见到是由许多小平面集结而成，再用解玉砂磨制，可见当时玉工用心来雕琢其耗时之长，工艺之精致着实令人叹服。

该件的沁色可以看到表皮粗朴，少见包浆，亦无玻璃光和蜡光。从兔左足底至腿部及兔首前额至下颚为土沁，已盘现出美丽的桔红色沁色。胸前及两侧可见块状和斑点状水银沁，沁色已渗入玉理之中，点状沁上可见下凹。兔底部和右足底可见细密的弯折形顺向牛毛纹，用30倍放大镜观察不见裂隙，用80至100倍的显微镜观察，清晰可见斜形裂隙，黄褐色的沁斑向周边呈云雾状扩散，肩下至钻孔内的牛毛纹与底部的牛毛纹相同。人物面部出现的沁色在放大镜下可见裂隙和扩散成带状的黄褐色沁色，该沁色应为鸡骨白盘摩后所现。

依据器物的观察，该件应系沙坑出土物，在人物的脑后有两长条宽细不等的纵向和尾首相交的土隔裂纹（此裂痕为玉器自身水分溢出后应力加大所致，与天然的绺裂有别）。裂隙中伴有黑色的斑点和些许残留物，裂纹延伸至右上钻孔内并伴有烂斑脱裂。在人物的右肩下见烂斑一块，随连钙化较重的弧形土隔裂纹。整器在放大镜下可见十分自然的土蚀形貌。鸡骨白在古玉中属珍贵品种，所以开窗见地的鸡骨白更见珍贵。

第2篇：红山文化范文

关键词：红山文化；文化遗产；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01-03

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的、艺术的和科技的三个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相关文件，世界遗产的评定，即主要以这三大价值为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我国文物的定级，也主要以这三大价值为标准[1]。本文拟结合文化遗产的价值的三个方面，对红山文化的遗产价值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红山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

红山文化遗产是远古先民在历史活动中的遗留物，因而其基本特征就是历史性，其首要的价值就是证实历史、传承历史的历史价值。

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支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是迄今为止所见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最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代表了该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准，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十分显著的位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红山文化内涵丰富，手工业分化加剧，出现了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其中玉器的雕琢和使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的最大特点在于使玉的本质得到最大发挥，这在红山文化的制玉工艺上有集中反映。红山人用玉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是将玉作为生产工具对待的，也不只是用以划分等级和掌握通神独占的神物，而是赋予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成为其载体。同时，红山文化晚期，在墓葬制度与随葬品的高规格方面，形成了一套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高低的用玉制度，出现了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这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年代最早的礼制形态，对中国博大精深的礼乐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群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时期，社会结构分化，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大权和社会政治大权的特权阶层，等级制度确立。积石冢中埋葬的死者其生前应该就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也就是专职祭祀人员。伴随这些专职祭祀人员作为特权阶层的出现，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祭司阶层与普通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劳动侵占与被侵占的关系，而祭司阶层内部的再度分化是当时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的标志。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东北地区早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红山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

红山文化时期的艺术成就引人注目，艺术成就是展示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出土的陶器群、玉器群，生动地表达了红山文化时期远古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独特精神内涵，充分展现了红山先民的创造性，是红山先民的伟大艺术杰作，是古代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人类文明史、技术史和世界艺术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红山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陶系主要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灰质陶，也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红山时期的制陶匠人们已经能够根据器皿的不同用途而选配不同质地的陶土。出土陶器所施的纹饰，主要有压印纹、压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镂孔、彩陶六种。其中在夹砂筒形罐的器表常见一种压印之字纹，这是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陶器的典型纹样。这种压印之字纹最早出现在兴隆洼文化的中期，到晚期已成为兴隆洼文化的主要纹样。可见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样应当是继承了兴隆洼文化的结果，但是又有自己的特色。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样多为横压竖排施于器表，弧线型较多，还有一定量的篦点之字纹样。其繁密、疏朗、工整、匀称等不同形式的表现手法，形象地说明了红山制陶匠人娴熟的制陶技巧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彩陶数量较多，主要施于泥质陶器之上，纹样多系抽象的几何形，富于变化。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典型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陶器群。从陶器制作方面，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出土陶器所反映的制陶技术，是在继承了本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大胆地接受了来自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技术，使其制陶的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中国史前东北地区独有的风格魅力。

同时，在红山文化西水泉遗址[2]的灰坑内，出土一件三个女性蹲坐、手臂交叉相拥的陶塑群雕像，质地为红褐夹砂陶，火候较高。这类雕像在国内首次发现于红山文化遗址中。这尊精美的群雕像，塑造出来的三女神，祥和、亲密、平等，寄托着远古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这件群雕像也不失为一件精美的雕塑品，体现了红山先民们的审美取向。在敖汉旗西台地遗址也出土了陶塑的女神像。这些女神像形体虽然小，但塑造精细，十分完整，并突出双乳等女性特征。过去所发现的女神像多在祭坛之上，在西水泉遗址和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有女神像，这些女神像与祭坛出土的女神像在祭祀功能上是有区别的，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到专门的祭祀场所――祭坛和神庙举行祭祀活动，也在居住地设立有祭祀场所，举行祭祀等宗教活动。

在玉器制作与功用方面，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造型特征、雕琢工艺及用玉制度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的时代风格，是史前东北地区玉器雕琢和使用进入鼎盛阶段的主要标志。红山文化玉器质料多为软玉，大多通体磨光，装饰纹很少。玉碧、玉环类磨制得及薄，锋利似刀，横断面多菱形。红山文化玉器的种类造型和工艺反映出红山时代的制玉匠人不但在选择质料上有针对性，而且熟练地掌握了切割玉材的技术，并具有较高的玉器琢磨技能。红山文化玉器质朴而凝重，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某些造型还有深刻的寓意。治玉匠人在选料、雕琢到最后形成的过程中，展示了高超的技艺，逐渐融汇成清新、简练、旷达、传神的时代风格。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玉龙中，尤以赛沁塔拉出土的玉龙刻画得最为栩栩如生。这件玉龙为墨绿色，高26厘米，身体呈“C”字形，吻部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形，眼尾细长上翘，额上及颚底均刻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背钻有一个圆孔，经试验，以绳系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件大型玉龙，细部运用平雕、浅浮雕手法表现，通体琢磨光滑圆润，龙体曲伸刚劲有力，长鬃高扬飘举，显得极有生气。在龙的起源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红山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龙形象发现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一个时期，也是龙形象成熟定型的一个时期。红山文化龙的确认，推动了中华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中华传统和五帝踪迹的探索。红山文化玉器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和重要载体，代表了玉器发展的高峰期，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已经出行形成玉礼制系统。

三、红山文化的科技价值

红山文化的科技价值主要体现于红山文化时期的建筑技术与景观设计之发展。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所处的红山文化时期是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出色地承继了本地区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的优势因素，另一方面大量吸收中原仰韶文化和东北地区诸多原始文化因素的影响，整体文化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聚落布局、房屋结构、建筑技术以及聚落形态变化，代表了世界史前建筑史的一个高峰。

在聚落选址方面，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多选择在靠近水源地附近的二级台地上，并且多面向阳坡，形成依山傍水、靠近水源的趋势。这是因为靠近水源易于获取资源，同时聚落的营造是为了贴近自然，“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建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聚居空间体系。

在聚落布局方面，以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形态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直接吸收了西辽河地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聚落特征，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东北平原诸多原始文化及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特征的影响。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兴隆洼一期聚落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聚落分为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所有的房址均沿西北――东南方向成排分布，除聚落中心部位的特大型房址外，每排中各有一座中心性大房址。居住区的外侧环绕一道近圆形的环壕，并留有出入口。房址居住面在原浅黄色生土地面上直接踩踏而成。灶址均为圆形土坑式，系在居住面直接挖成，底面及灶壁多经过抹泥处理，经过长期火烧，已变成砖红色或红褐色。兴隆洼与兴隆沟聚落遗址的特征在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中得到了继承。从聚落布局看，红山文化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并存。红山遗址第一地点位于红山第二峰东南侧的坡地上，东侧为西水地村，西南部地势较高，东北部渐低。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址总面积9.3万平方米，有呈不规则长方形的环壕，环壕内为主要生活区，主要遗迹单位有房址、窖穴、灰坑等。房址数量较多，且成排规律分布，基本呈西北――东南向排列。所发现的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平面形状呈圆角长方形、梯形或平行四边形等。房址门道大多向南，较好的房址踩踏面为碾碎的料疆石与草拌泥混合而成，大部分为生土铺面，部分经过火烤。发现的房址朝向大致可分为西南和东南两大类，少数房址朝向西，绝大多数房址的门道与火道朝向一致。魏家窝铺遗址发现面积最大的房址F18。F18朝向西南，面朝着一个小型的空场，其东、西和北边各发现有数座西南向房址，以F18为中轴线东西向成排分布。以F18为中心的几座房址围绕成“院落”，可能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信息，说明以魏家窝铺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也可能存在多个由不同大小的房址组成的单元或中心。魏家窝铺聚落保持着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房址成排分布的个性，同时，吸收了其他地区的聚落建筑技术。这说明，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保留着以筒形罐为代表的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还接受了来自燕山以南的中原地区后冈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

在环壕功能方面，经过有序的规划布置，各个遗迹单位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红山文化后期，环壕聚落形制开始由圆形向方形转变。如敖汉旗境内调查到的红山遗址，有环壕者约占十分之一，多为方形或长方形，门均开在向阳一侧。已经发掘的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为长方形环壕聚落，西台遗址则是由两条围沟圈绕成两个紧相连结的长方形布局形成的凸字形环壕聚落，总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在聚落的东南，留有出入的通道。红山文化这种方形或长方形环壕聚落是一种新兴的、进步的聚落形态，是我国的聚落形制由史前的圆形或椭圆形向青铜时代的方形或长方形城堡演变的过渡形态。因此，从红山文化这种方形或长方形环壕聚落，可以捕捉到文明社会即将到来的历史信息。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分布特征表明，红山文化中、晚期，西辽河地区的聚落遗址骤然增多，出现了具有成批规模的聚落群体。这时的红山文化遗址是以河流为纽带成群分布，河与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带很少见到有遗址分布。这些群体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可以认为，红山文化中、晚期时期，随着聚落群体的涌现，中心聚落的存在，早已不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在早期定居村落出现之际，人们都是聚族而居，一个血缘系统便构成一个基本单位，与社会组织形态相适应的人文景观便是一个个分散的平等的村落。中心聚落的出现，则意味着若干村落中居住着的不同血统的人群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是当时的社会组织开始发生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和蜕变的具体反映。“红山文化时代的聚落呈有规律地成群分布，意味着部落联盟意义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客观存在，而中心聚落的普遍产生，则标志着最初意义上的城乡分化的出现，那些分别簇拥着各自中心聚落的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体，构成了西辽河地区早期出现的凌驾于部落组织之上的古国形态。”[3]

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科技价值推动了社会发展，艺术价值完整地展示了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群及其周围的红山文化祭祀遗迹的发现，昭显当时建筑规模之宏大、气势之雄伟、组合之完整，不仅在中国是超群的，就是与世界上古史中著名的遗迹相比，也毫不逊色。

正是由于红山文化是独特的文明，完整体现了历史的、艺术的、科技的价值，所以，“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五千年古国的象征”[4]，在中华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道文明曙光。

参考文献：

〔1〕蔡靖泉.文化遗产价值论析[J].三峡大学学报，2010（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82（2）.

第3篇：红山文化范文

关键词：红山诸文化；社会发展；高峰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1-0001-02

西辽河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东北亚古文化古文明的重心地区，研究西辽河流域古代文化和文明，对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多民族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自上世纪以来，众多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把工作重心放在本区域内，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填补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空白，建立了本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并准确地反映出近万年以来本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概貌。在苏秉琦和严文明等先生理论指导下，该地区历史文化考古研究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跃的发展。近万年来，西辽河地区从历史文化发展面貌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经济形态（渔猎、农耕和游牧经济），几次大的历史文化发展高峰。本文重点介绍三次历史文化发展高峰：一是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二是代表中华文明曙光的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三是早期青铜时代（方国的代表）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一、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7400年）

兴隆洼文化开辟了中国东北亚地区历史文化的先河，是目前所知东北亚地区最发达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它的一些先进文化因素要早于中原。

1.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用玉地区，是中国玉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华古礼的最初诞生地区。

2.它是中国东北亚地区最早生产音乐的地方，古笛的实验表明两个内涵：第一，把中国音乐史提前了3000年；第二我们可以讲，西辽河流域的敖汉旗也是中国音乐和乐器的故乡。

3.有世界上最早的村镇规划――兴隆洼――华夏第一村。

4.实验结果证明，这里有世界最早的牙医。

5.研究表明，本地区还是世界上旱作农业――谷子的原生地，通过草原通道，一直传播到欧洲。

6.龙兴之地。兴隆洼文化摆塑龙是中国最早龙的原型诞生地，崇龙尚玉已构成兴隆洼文化的核心内涵。

7.这里有东北亚最早的男女合葬墓，人猪合葬墓，等等。

以上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兴隆洼文化当时在世界古文化圈中占有核心地位，它的一些文化先进因素早于中原。因此，兴隆洼文化开辟了中国东北亚历史文化的先河，是西辽河地区和红山诸文化中第一次历史文化发展高峰。

二、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曙光：用苏秉琦先生的话讲：“这里是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

第一，红山文化时期，从经济形态上讲，已进入农耕文明。从目前我们所发现的红山文化大批农业生产工具看，农耕文明社会孕育了红山文化，根据调查，仅内蒙敖汉一旗在5000年前，就有红山文化聚落502处之多。

第二，由于有了农业的保障，红山文化出现了专业的制玉、制陶等工匠队伍。辉煌的红山文化玉雕群充分证明了红山文化时期社会的兴旺。中华第一龙已成为国博的珍品，还有种类各异的红山文化玉器。红山文化玉器共分五大类，对玉器出土和功能分析不难看出，红山时期已有了严格的用玉制度，惟玉为葬，已成为红山文化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特别是牛河梁、坛庙、冢的出现，表明红山文化时期已进入文明阶段的早期。社会有了等级，有了管理，有了等级和管理，是文明社会产生的最主要因素。

在手工业制作方面，红山文化有发达的陶器制作业，和中原仰韶文化的碰撞所产生的彩陶和龙纹，到后来成了中华文明的共同源头。“华”即为“花”，苏秉琦先生曾作诗赞叹过这种文化融合。红山文化还有了原始的纺织技术，从目前研究表明，红山文化的麻织物应当是非常普遍的。此外，在敖汉草帽山发现的石雕人，有人提出是中国最早的皇帝像。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考察。

综上说明，红山文化时期，已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因此它是西辽河地区红山诸文化发展的第二次历史文化高峰。

三、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4500～3500年）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进入中华历史上的早期青铜时代，它和中原的夏王朝并存，并一直延续到商朝末年。

第4篇：红山文化范文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红山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原始文化的代表。红山玉器是红山文化最突出的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的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向世人展示了红山玉器丰富的文化内涵。红山玉器独特的造型设计和精湛的雕琢技艺，在我国玉器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对红山文化玉器造型特征及相关问题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发掘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从玉器造型特征中汲取营养服务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更进一步深刻认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红山文化；玉器；造型特征；造型动因

中图分类号：K87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012-04

收稿日期：2014年12月10日

作者简介：吕富华，女，1978年生，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专门史、历史文献学；吕昕娱，女，1963年生，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专门史、历史文献学。

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我国北方原始文化的代表。距今6500～5000年前，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大、小凌河流域。红山玉器是红山文化最突出的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史前玉器发展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红山文化玉器的出现，真实地传递了远在五六千年前，辽河流域部落的生活习俗、图腾崇拜和艺术美感等。从考古调查或发掘的红山文化资料可知，红山玉器无论是造型特征，还是雕琢工艺以及用玉制度都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是东北地区史前玉器雕琢和使用进入鼎盛阶段的主要标志。本文拟对红山文化玉器的创造基础、造型题材、造型特征及造型动因等相关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以便进一步探讨红山玉器的文化意蕴和中华文明起源问题。

一、红山文化玉器的创造基础及造型题材

对红山文化玉器种类的划分，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按造型题材分为动物形和一般佩饰两大类。另一种认为依造型题材和使用功能的不同分为装饰类、仿工具类、动物类、特殊类四种。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离不开玉器的造型题材这一基本要素。红山玉器最常见的是各种动物形玉器，具体造型有玉龙、玉猪龙、玉鸮、玉鸟、玉龟、玉鱼、玉蚕等。佩饰形玉器中以勾云形佩饰、玉箍形器最为惹人注目，此外，还有玉环、玉珠、玉玦、玉璧等小型佩饰。追求神似，讲究和谐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一个突出特征。红山文化玉器之所以种类繁多，造型独特，是有其一定的创造基础和历史渊源的。

红山文化玉器和南方良渚文化玉器已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代表史前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红山玉器的创造基础是受自然环境、主题观念即“唯玉为葬”思想和细石器制作技术的影响。首先，红山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为红山先民玉器的创造特别是在造型和纹饰上带来了灵感。在这一时段存在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前期文化遗址中，都出土有大量的原始农具、捕鱼用具、动物遗骨和木炭，表明当时的西辽河流域一带，在农耕兼营狩猎的聚落周围，分布着广阔的森林草原和面积足够的水域。①这种暖湿的气候适合于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如此众多的动植物，为日后红山先民进行器物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基于这种条件，红山文化玉器中便产生了很多动物性玉器。同时在这种温湿的森林中盛产鸟鸮，为红山先民创造逼真的玉鸮、玉鸟带来了灵感。又由于红山文化时期，农牧渔猎经济并存，渔猎经济这时也非常活跃，故红山文化玉器中有大量玉龟和玉鱼的造型。另外红山文化动物性玉器如兽面形玉、玉猪龙、双猪首璜、双猪首环形器等，也都是红山先民受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基于真实动物的启发而创作的。其次，红山文化时期，红山先民在“唯玉为葬”思想观念的影响下，②将玉器从日常实用器皿中独立出来，成为祭祀祖先的宝物。红山文化早期玉器的装饰性功能较强，但到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装饰功能明显淡化，作为神器或法器使用的特殊功能显著增强。由于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受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山地、丘陵等地貌的影响，干旱困扰农业生产，祈求雨量充沛和农业丰收成为宗教典礼的中心内容，出现了很多祭祀性建筑，其位置多在山梁顶部，形制或方或圆，明显有祭祀天地之意，这时可推断，玉器的使用功能可能是祭司主持祭祀活动中所用的沟通天地的神器或法器，祭司死后，玉器成为主要随葬品，具有标志墓主人等级、地位、身份等特殊功能。红山文化有的墓葬中，随葬品几乎都是玉器，其他物品如陶器和石器几乎绝迹。因此可以看出，红山文化墓葬中大量玉器的存在，说明红山玉器已经超越了实用器物而是用于祭祀、丧葬中的礼器或法器。正如张星德先生所说：红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器非日常实用器物，而应当属于礼器。③可见，玉器在红山先民心目中的位置要高于具有实用价值的其他物品如陶器、石器。正是这种“唯玉为葬”的思想，从而推动红山文化玉器从装饰品发展成为礼仪品。再次，北方细石器制作传统为红山玉器的制作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正如郭大顺先生所说：“细石器传统为玉器的被发现和制作提供了可能的条件”。④西辽河地区的红山诸文化中，据考古学家发掘可知，都存在“细石器”这种类型的器物，尤其在红山文化中更为丰富，红山先民在具有鲜艳色彩，质地坚硬的石材上制作各类细石器，这主要与当时的渔猎经济有密切关系，这些细石器主要用于射猎和刮削兽类皮肉，带有明显的渔猎经济色彩。丰富的渔猎经济一方面带动细石器的发展，同时也对细石器的制作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红山先民不断探索对坚硬石材的锻造方法，逐渐改良雕刻工具。所以，红山文化玉器独特而精湛的雕刻技艺是得益于北方这种固有的细石器制作传统。

从目前已知的红山文化玉器看，其题材主要有三个来源：一部分是来源于红山先民们的生产生活，人们日常使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如斧、棒、斜口陶器等；另一部分是来源于自然界的生物，如猪、鸟、鸮、龟、鱼、蚕等；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对天、地、日、月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具体表现为玉器造型除写实的动物类、工具类外，其余多以方形、长方形、圆角方形、圆形等几何形状为基本轮廓，比如玉璧、双联璧、三联璧、勾云形器及玉猪龙等玉器的外廓形制，这种创意可视为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理念的肇端。

二、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动因

众所周知，社会多年积累的文化传统是人类创造和发明的基础。我们在分析红山文化各类玉器的造型时，仅仅凭借直观而又单纯的形态进行比较是不够的，必须与当时社会的共同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以下根据考古调查或发掘资料，并结合相关民族学材料，对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动因进行简要分析。主要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红山文化装饰类造型的玉器是因古人对玉质材料产生审美情感，故将其雕琢成器以装饰和美化生活的。⑤红山先民由治石发展到治玉以后，最终的动机不外乎是美化和装饰自己。在西辽河、大凌河流域，早于红山文化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承继发展关系。从兴隆洼遗址⑥和查海遗址⑦出土的玉器看，兴隆洼先民能够将玉琢磨成形，并且已经掌握了抛光、钻孔等技术，但兴隆洼玉器数量较少，造型简单，玉器形体偏小，器类单一，雕琢工艺略显原始，具有早期玉器的原始特征。然而却被后来的红山文化所承继下来，同时红山文化也较好地吸收了东北其他地区突出的玉雕成果，如玉璧，在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玉器中至今尚未发现，而红山文化晚期玉璧却成为典型器类之一。兴隆洼文化主要器类有玦、匕形器、管、锛、斧等。根据其随葬位置可以判断，玦是佩戴在双耳上的；匕形器可以作为身体上的一种挂饰或衣服上的缀饰，有时也可作项饰；管是一种项饰，这三种器类可以归为装饰品。赵宝沟文化玉器只出土一件算珠形玉玦，⑧亦可为装饰品。红山文化继承了兴隆洼文化制玉传统，在此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主要表现在红山文化器类增多，雕琢工艺更加精良。红山先民不仅对玉质材料产生了美感，同时对玉器的形式美和表现美也有了刻意的追求。

第二，具有动物类造型的红山文化玉器是万物有灵论思想观念的反映。红山文化玉器的各种动物类造型都来源于红山先民们的思想意识之中，红山先民们创造这种动物类玉器的思想基础是万物有灵论。在原始人的思维中，自然界所存在的一切都具有神秘属性。动物都有灵性。为了避免灾难，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借某种神力保护自己，以便获取更多食物，于是产生了动物崇拜。而动物崇拜有三种形式：其一，对动物的直接崇拜；其二，将它们作为神显现于其中的物神而间接崇拜；其三，作为图腾或该部落祖先的化身来崇拜。有的学者还认为有第四种形式，即作为巫师完成宗教使命的助手来崇拜。⑨红山先民继承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时期雕琢玉器的技术，依据各种动物不同的特征，以及自身不同的精神需要，将他们所崇拜的动物雕琢成器，作为图腾来崇拜，并依据万物有灵论的思想意识，将这些图腾拟人化，按自身模样来塑造他们，从而使自身与这些拟人化了的动物图腾之间的距离拉近，并希望这些动物图腾能给予自己安全感和某些神奇的力量，成为自身的保护神。据爱德华?泰勒著，边树声翻译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记载，在乔治群岛上，人们把某些苍鹭、翠鸟和啄木鸟认为是神圣的动物，并用祭祀的肉来喂它们，同时确信，在这些鸟的身上体现着神，神以它们的形象飞来吃供奉的食物并借助啼声来喧号预言。因此把这些神圣的动物作为神来崇拜。此书还记载，每一个萨摩亚人都有单独的护身神，这种神具有鳗、鲨、狗、龟等动物的形象。新西兰人的“阿图阿”是某种神或祖先的灵魂，也常以动物的形象出现。可见，在世界各地原始部落中，龟、鸟、鱼等各种动物被当作神、或本部落的图腾而加以崇拜是极为普遍的。而红山文化动物类造型的玉器主要有玉龟、玉鸟、玉鸮、玉鱼、玉蚕、玉猪龙等，由此可以推断，红山文化动物类造型的玉器制作其真正动因应该是，作为图腾崇拜及供奉的各种灵物精心雕琢而成的，并不是出于装饰目的。总之，从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的使用方式上看，它具有礼器或法器的功能。

第三，红山文化工具类和特殊类造型的玉器均是为满足当时宗教典礼的特殊需要雕琢而成的。在红山文化玉器群中，特殊类和动物类玉器占据主导地位，装饰类、工具类、人物类所占地位并不突出。工具类玉器与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质或陶质生产工具造型相近，所以可以推断这类玉器是在模仿实用工具的基础上雕琢而成的。那斯台出土的玉斧与红山文化典型石斧造型相仿，该遗址出土的玉纺瓜与同出的陶纺瓜造型相近，其不同在于玉纺瓜的形体偏小，雕琢更为精致。红山文化特殊类玉器造型多样，如勾云形器、箍形器、单璧、双联璧、三联璧等，这些特殊类玉器不仅形态多样，而且寓意深刻。这就充分反映出红山文化与本地区文化和同时期不同地区文化的传承和交流关系，同时也强烈地表现出红山先民对玉的独特理解和首创精神。不同器形的特殊类玉器，其造型动因和使用功能存在明显差异，但其社会文化背景却是相同的，都是为满足当时宗教典礼的特殊需要而雕琢成的。

三、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特征

红山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原始文化的代表。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表现形式，玉器的造型纹饰展示了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玉料、精湛的技艺、多样的造型、别样的纹饰以及富有时代特征的审美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出了红山先民较强的形式感、丰富的想象力和社会风尚，这些都构成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基本造型特征。

红山文化玉器属东北玉系统，质地为阳起石——透闪石类软玉，有一小部分是蛇纹石一类的彩石玉，⑩软玉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真玉，它的硬度在中国古代仅次于金刚石，加工琢磨难度很大。但红山匠人在制作玉器时已能够依据器物的造型特点，熟练地运用切割、琢磨、隐起、钻孔、抛光、圆雕、浮雕、透雕镂空、两面雕等多种技法来加工玉石，使之成为形态各异、生动形象的玉器。

红山文化玉器具有精湛的技艺，突出体现在钻孔和镂空技术，二者在表现器物造型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用对钻的圆孔来表现动物的眼睛，主要有玉鱼、兽面形牌饰、带齿类兽形器等，眼睛的圆孔依据器形，有大有小。此外在玉环、玉镯、玉玦、玉璧（单孔、双孔、三孔）、玉龙、玉猪龙、三孔器等玉器上打钻直径相对较大的圆孔，在玉箍形器上打制较深的孔洞等。透雕镂空技术主要用于勾云形器，镂空的部位呈圆弧勾形。此外，镂空技术还运用于带齿类兽形器眼睛上部及器体两侧。

红山文化玉器在造型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红山玉器种类繁多，造型独特，主要是运用了具象写实、抽象夸张或具象和抽象相结合等多种构图方法来雕琢不同题材的玉器。充分反映出红山先民所具有的丰富的想象力、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用具象写实的构图方法雕琢的玉器主要以动物类和仿工具类题材的玉器为主，包括玉鸟、玉鸮、玉龟、玉鱼、玉蚕、以及玉斧、玉棒、玉钩形器、玉纺瓜等。用具象和抽象相结合的构图方法，把动物的首部与抽象的几何形体相结合进行写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玉龙，其中包括蜷体玉猪龙和以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玉龙为代表的C形玉龙。这两种玉龙都是具象的猪首与抽象的圆体相结合。用抽象的构图方法雕琢的玉器，主要包括玉璧（单孔、双孔、三孔）、勾云形器以及带齿类兽形器等，这些器物在构图方面都具有极强的抽象性。还有，红山玉器因使用功能的不同而各自有不同特点。一种是造型以圆形构图为主，以美观、实用为目的一类玉器，主要包括玉环、玉珠、玉玦等装饰类玉器；另一种是玉箍形器，它是红山文化玉器中独具特色的器物，从它的出土位置看，认为是一种与宗教祭祀有关的礼器，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红山文化玉器纹饰也具有别样性的特点。在纹饰刻划和布局上独具特色，有通体光素无纹饰、半光素半施纹、关键部位施纹等多种形式。光素无纹饰的器物如玉箍形器、玉璧、双联壁、三联壁、玉环、玉镯、菱形饰及玉斧、玉纺瓜、玉珠等通体磨光；半光素半施纹的玉器以玉龙为主，在头部施纹刻划，龙体则通体磨光。用这种方法刻划的玉龙、玉猪龙的形态，显得沉稳而刚健、肥硕而饱满；关键部位施纹主要用于刻划动物形玉器，也就是为了表现这类器物的形态特征在特定部位进行繁简不一、粗细不等、深浅不同的纹饰刻划，玉鸟表现出展翅欲飞的形态，小玉龟栩栩如生，兽面形牌饰、抽象的带齿类兽形器则表现出神秘而庄重的形态。

从审美的角度看，红山文化玉器不仅运用了多种构图形式和雕琢技法，而且讲究玉材色泽与器形的统一，注重器体造型与刻划纹饰的和谐、均衡、对称等比例关系。三星他拉玉龙就体现了现代审美的理念，玉龙的头颈和躯干恰好位于现代审美理论的所谓黄金分割线上。11

从总体上看，红山玉器独特的造型设计和精湛的雕琢技艺使之具有具象生动、抽象神秘、粗犷豪放、自然质朴的特点。

红山玉器尤其是礼器形玉器在造型方面还突出地体现了先民的“尚圆意识”。红山文化器物中有大量的圆形玉璧及玉联壁。特别是红山文化的三孔玉器，更是以三个连续的圆孔突出显示了“圆”的设计思想在先民头脑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仅是放在墓葬中的随葬玉器的设计重“圆的思想”，就连放置在墓葬外围的筒形器也是圆的，祭坛的设计更是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史前文化的设计而采用了圆形。这些现象无不反映了红山先民心中潜藏的“圆”的审美意识。圆昭示出流畅、运动、活泼、宛转、和谐、完美等特征，中国古人在审美活动中追求一种圆满具象的体验，追求圆融无碍、流转不息的生命境界。圆是运转无穷，生生不息的表现，体现了绵延不已、循环往复的宇宙精神和生命特征。12 正因如此，红山先民普遍运用“圆”的思想设计理念，其尚圆意识不仅局限于标准的圆环上，还体现在玉玦形的器物上。它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兴隆洼文化中玉玦的设计，典型特征就是圆环之上有一个断口，以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C形玉猪龙为代表的红山玉玦形类器物，大致呈一个完整的圆环又有了一个缺口的形状。这种圆环上有空缺与完整的圆环相比，既有它圆润的效果，又蕴藏着开放、广博的内涵，在造型上更显得舒展，同时，给人以更为开阔的想象空间。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玉器的内涵丰富，造型特征鲜明，在我国玉器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红山玉器是在当时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发展和形成的，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形态简笔勾勒，大写意，不求形似，但求神似，讲究和谐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突出特点。红山玉器的具体造型不仅对后世产生审美影响，而且还影响到了很多思想理念。红山玉器具有温泽润湿的质地、精妙绝伦的工艺、龙飞凤舞的造型、狞厉中的神秘，充分展现了数千年前红山先民们的伟大创造。通过对红山文化玉器造型特征及相关问题研究，将有利于进一步发掘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加充分认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注 释：

①田广林.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4.4.

②郭大顺.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J].文物，1997（8）.

③张星德.红山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④郭大顺.玉器的起源与与渔猎文化[J].北方文物，1996（4）.

⑤刘国祥.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研究[J].考古，1998（5）.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5（10）；兴隆洼聚落遗址发掘简报[N].中国文物报，1992-12-13；杨虎，刘国祥.兴隆洼聚落遗址发掘再获硕果[N].中国文物报，1993-12-26.

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1987～1990年三次发掘[J].文物，1994（11）；辛岩.查海遗址发掘又获新成果[J].中国文物报，1994-5-1；辛岩.查海遗址发掘在获重大成果[N].中国文物报，1995-3-19.

⑧任式楠.兴隆洼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J].考古，1994（8）.

⑨于明.红山文化[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

⑩闻广.中国古玉的研究.科技考古论丛.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11 张乃仁，田光林，王惠德.辽海奇观——辽河流域的古代文明[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第5篇：红山文化范文

关键词：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图饰；艺术特点

中图分类号：K871；J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05-03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期比较重要的文化之一，属于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多年来，许多考古工作者对红山文化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使红山文化的研究不断进入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广大艺术工作者也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红山文化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获取红山文化中有价值的艺术符号，为现代的艺术创作提供更高质量的文化给养。

一、承载红山文化图饰的器物类别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一支文化，它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按照当时的使用功能，可以将红山文化时期的器物大体分为盛器、生产工具、礼器三大类别，又以陶器（彩陶、之字纹陶器等）、细石器（石耜、双孔石刀等）、玉器（玉龙、玉璧、箍形器等）为代表，以崇龙尚玉、尊祖敬宗为基本特征，因此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

（一）红山陶器

从已经出土的大量陶器来看，红山文化代表着发达的原始农耕文化，当时陶器不仅用来作炊具和容器使用，还被当作生产工具、祭祀用品和生活的装饰品。红山文化时期的陶器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器身上无釉。器型主要有：瓮、罐、钵、碗、盆、斜口器和无底筒形器以及塑像等。其中以彩陶为典型代表，以红陶饰黑彩最常见。彩陶的纹饰多样，绚丽精美，蕴含丰富，突出地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具有极高的装饰艺术价值。

（二）红山石器

考古学证明，陶器、新石器、细石器共存是红山文化独具的特点，其中红山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发展和内涵特征。代表器物是掘土工具石耜和桂叶形双孔石刀，器形主要有烟叶形和草履形两种。此外，石器中以动物和人物的塑像居多，这与红山先民的图腾崇拜密不可分。

（三）红山玉器

在红山文化中，玉器一直以来都处于研究的核心地位，玉器不单纯是当今人们普遍认识中的礼器，而且还是原始宗教的祀神器，这说明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以玉祀神的阶段，这样玉器就被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基因。红山玉文化里，有4个大类是非常独特的：云勾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龙形i和丫形器。特别是被考古界誉为红山文化象征的“中华第一龙”――玉龙的出土，不仅让中国人找到了龙的源头，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更是引来了许多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红山玉龙造型完整独特，工艺精湛，栩栩如生，神秘精美，并且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在红山玉器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呈现出3个造型特征，即规整型（如勾云佩）、动物型（如玉龙）、神像型（如玉面人），其造型及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红山玉器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红山文化图饰的艺术造型种类

鉴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石器造型较简单、雕琢纹饰单一的特点，本文主要从红山陶器和红山玉器这两个方面对红山文化图饰的艺术造型进行分析。

（一）陶器的纹样及图饰

在红山文化中出土的陶器上的纹样种类繁多，常见的主要有：细绳纹、篦纹、太阳纹、划纹和附加堆纹；由细绳纹组成的菱形回字纹；彩陶纹饰有斜平行线纹、同心圆纹、折线回字纹、之字纹等。考古工作者为了方便研究，将以上这些纹样分为自然纹样和几何纹样两大类，这种划分方法也为艺术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特点主要有：

1.红山文化陶器的纹饰由早期比较简单的直线条逐渐发展到晚期的较复杂的几何纹样，纹饰以菱格纹、勾连纹（图1、图2）和叠弧纹最有特色。

2.红山文化陶器纹饰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压印“之”字纹（图3）。之字纹线细，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有共用线，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

3.红山时期彩陶居多，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典型的绘制方法为施白衣后用平行斜线画出区界，内添黑、红、棕色3彩，组成回字、三角、八角、网状等多种几何图案，图案以鳞形纹、勾连纹和棋盘格纹3种最具代表性。

（二）玉器的纹样及图饰

红山文化时期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这些玉器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分别是动物形玉器，如玉猪龙、C形龙、玉龟、玉蝉、玉凤等；祭祀类玉器，如箍形器（或称马蹄形器）、勾云形玉佩等；装饰类玉器，如玉璧、玉丫形器、玉i；人物形玉器，如玉人等。相对来说，在红山文化玉器种类中，玉猪龙、玉箍形器和勾云形玉佩为重器。

红山玉器造型及纹饰的主要特点为：

1.红山玉器造型简练概括，器型以圆形居多，大量运用凸弦纹（图4）即棱线，如在出土的红山玉器中鸟类翅膀和尾巴、蛹的腹部和脊、龙的长鬃和勾云形器的弦等都采用棱线的表现手法。

2.广泛运用仿生和摄象造型手法，其中仿生手法的运用占主要地位，主要是摹仿被神化了的动物形和人物形玉器等，以动物形玉器最为显著。摄象手法即摄取自然形象再经过艺术加工的手法，主要适用于璧、环、箍形器和勾云形玉佩等。

3.浅雕和浮雕雕刻手法的使用。在红山玉器中，先民们大量应用雕刻手法，线条勾勒简单熟练，碾磨技艺精湛，将动物和人物形象或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极具神韵。其他器物一般通体滑润无纹。

4.红山玉器十分注重局部特征的刻画与表现，其中以蛙状、棱状、梭状、环形和漩涡形（图5）这5种典型的眼部纹饰雕刻手法最为典型，这也是明显区别于其他时期玉器的一种雕刻手法。

三、红山文化图饰的造型特点

1.红山文化图饰的造型高度抽象，简练概括，通过大胆想象、夸张的造型，惟妙惟肖地刻划出极具艺术特征的生活形象。

2.红山文化图饰抓住生活形象中的突出特征进行重点刻画，通过最具表现力的局部特征来展现物体的全貌，收到了奇妙的艺术效果。

3.红山文化图饰造型表现手法大气恢弘，线条简练传神，没有精雕细刻却流畅生动，线条变化多端却有着独特的秩序和规律，凹凸、虚实结合，不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都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

四、对红山文化图饰的提炼及创作

对红山文化中的图饰及其造型特点进行研究，主要是为了从红山文化图饰中提炼出有效的艺术形态，并将其符号化，进而形成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形式，再通过对红山文化图饰的艺术加工和创作，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下面以2013年已经完成的赤峰学院新图书馆的视觉系统设计为例，总结出对红山文化图饰进行提炼及创作的方法和步骤：

（一）收集红山文化图饰资料

大量收集红山文化中有价值的图形、图片资料，并筛选有价值的图饰备用。收集的过程为：

1.将诸多红山文化图饰资料按照发展时间分类细化，注意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一个时期内出现的纹饰一般都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前人在研究红山文化过程中虽然对这些纹饰的特殊含义没有得出定论，但仍然为我们研究红山文化图饰提供了重要参考。

2.总结归纳同时期图饰的特点和共同点，为创作新的图饰做准备。

（二）提炼红山文化图饰

运用艺术手段，对收集到的红山文化图饰进行提炼，其方法是：

1.抽象法。将现有图饰的造型或线条高度概括或几何化，运用形式美法则进行艺术加工。

2.夸张法。把握收集图饰的特点，将图饰的特点进行放大，达到夸张的效果。

3.联想法。利用想象力对收集的图饰进行组合、添加、简化，形成新的具有装饰性的图饰。

（三）创作新图饰

面对当今读图时代，运用现代思维、现代审美和现代艺术等元素，把红山文化用图饰的方法传达给大众，无疑能让更多的人对红山文化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为传承红山文化提供更便捷的途径。对红山文化图饰进行再创作的方法主要有：

1.重复法。将相同的纹饰进行反复的、连续的排列，形成一种有规律的视觉效果，并造成较大的视觉冲击力，收到使人记忆深刻的效果。这种重复既有绝对重复，也有正负形重复，其重复的形式主要有二方连续重复和四方连续重复。

2.对称法。将一个图饰或纹样参照同一个轴线或同一个轴点，相对应地、等距离地排列成一个新的整体，形成均衡、稳定的视觉形象。这种创作方法是形式美法则中完美的构图方式，具有很强的秩序感和节奏感。

3.渐变法。将一个图饰进行有规律的循序变动，在视觉上产生较强的层次感和韵律感。其渐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大小、疏密、粗细、距离、位置、层次、深浅、明暗等等。

4.旋转或放射法。旋转或放射，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重复，将一个图饰参照一个或多个中心点向外扩散或向内集中，一般可以形成很强的空间感和运动感。

以红山文化中的回旋纹为例：

总之，丰富多彩的红山文化图饰，不但反映出先民的文化形成进程和独特的审美思维，还为后世研究和利用红山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作为现代艺术设计者，必须珍视这一灿烂的古代文化，古为今用，不断推动对红山文化图饰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

参考文献：

〔1〕郭大顺.红山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2〕王建.原始审美文化的发展[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第6篇：红山文化范文

“《慈善读本》捐赠暨‘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于2011年11月8日启动，从近5个月的试点工作来看，该活动受到中小学生、教师、学生家长的普遍欢迎，得到了各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一、以《慈善读本》赠阅为代表的“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在社会各界普遍而持续的关注下稳步前行。

“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从一开始就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慈善读本》捐赠暨‘慈善文化进校园’”启动仪式的新闻后，全国各地大约有两千多家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站报道、转载了有关《慈善读本》的消息。一些地区的电视台、报刊、网站还就“你是否同意《慈善读本》进校园”的话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网民赞成、并高度评价这一活动。但也有少数质疑反对的声音。我们认为，一些质疑的声音也给我们提了醒，使我们更加注意，对中小学的慈善文化教育一定要避免单纯的灌输，绝对不能给同学和学校增加额外的负担，要让孩子们在愉快的学习活动中，自然而然地体验慈善，避免单纯的说教。同时，为保证整个项目的公益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采用只有了解到学校确实有慈善教育的需求，才联系捐赠者，免费送进校园，从根本上避免了利用《慈善读本》乱摊派等不良现象的出现。

我们欣喜地看到，各试点地区的慈善组织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 ，基本上都成立了开展“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的专门班子，组织了由慈善会主要领导以及当地教育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领导班子，安排了负责这项工作的专门人员。慈善会和当地的教育部门都制定开展这项活动的计划。活动开展后，一些地区的慈善组织和教育部门还制定了面对中小学生的鼓励办法。

在各地慈善组织和教育部门的精心组织下，全国11个省市的150余所中小学试点学校充分利用《慈善读本》作为德育教育的补充，在尊重教育规律和结合自身实际的前提下，着眼长远、讲求科学，摸索出一系列注重实效、各具特色的推广方案与激励机制，并在试点中切实践行、不断优化。广大教师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慈善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中，纷纷制定详细的教育教学计划，并摸索、总结了一些很好的经验。试点学校开展的慈善教育活动，从真情出发，从身边做起，形式多样，充满温馨，“一场场温暖的、感人的画面此起彼伏地在校园内外上演”，极大地丰富了学校德育教学经验，更让学生在学习慈善、参与慈善的过程中增加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品质、体验到了“最可靠的幸福”。有的学校还借鉴国际一流中学对学生进行“创造・活动・服务”的时间相关规定，注重慈善的实践性，要求孩子在家里要帮助父母做家务，鼓励孩子走进社区、敬老院去做义工，并且把做义工的次数时长都计入孩子的成长记录。这些教学措施让《慈善读本》的试点真正落到实处，也用事实证明了慈善文化进校园没有“流于形式”。同时，慈善文化进校园的试点工作中，受到了学生家长的极大欢迎。一些学校制作《我与父母读慈善》阅读心得表，安排学生利用假期时间与父母读慈善，并记录心得体会；制作《我与孩子读慈善》阅读心得表，要求家长和孩子共读慈善，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试点学校的实践证明，《慈善读本》的使用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塑、慈悲情怀的习得、公益自觉的养成等提供了有效载体。究其原因，应当归功于《慈善读本》体例完备、思想健康纯正、素材贴近时代、语言亲切感人等特点；归功于《慈善读本》“不是简单生硬地传授慈善知识和道理，而是要依托一定的场景、氛围和活动设计，让慈善爱心的种子悄悄地在孩子们的心田里萌发，逐渐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一些积极而深刻的影响”的全新编写理念。

为更好地开展“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中华慈善总会和《慈善》杂志联合主办了“慈善文化进校园”征文活动，受到了试点学校师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响应。《慈善》杂志编辑部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各地寄来的征文稿件。从征文来稿中我们看到，广大一线老师、学生及学生家长对《慈善读本》内容和形式是喜欢的、对慈善教育的必要性和做法是认可的。最令人欣慰的是，学生不仅从《慈善读本》读出了“慈善是什么”，还进一步追问“生命的价值”何在，同时对认识慈善、奉献爱心表现出了真诚的渴望；老师因读本开启了对“爱”的多向度思考，并触动了对“爱的启蒙”、“爱的觉醒”、“爱的呼唤”等爱的命题的新探索，并在学科教学、班主任工作中转变观念、尝试更人性的方式以还原教育“爱”的本色；学生家长也由读本触发了对家庭教育的深度反思，并产生了对诸如“爱心教育，从小开始”、“做孩子的好榜样”等看似平常却不失深切的心灵体认。

试点工作的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关注支持这项造福民族未来的好事。继周森先生首开个人名义捐赠《慈善读本》之后，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纷纷效仿，民政部的一位干部不但撰文高度赞扬这项活动，还捐资为她曾就读的家乡的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的全体师生捐赠《慈善读本》；山东的一位学生家长为自己女儿就读的班级的每位同学捐赠一册《慈善读本》；福州、武汉的一些企业纷纷为当地的学校捐赠《慈善读本》；福建晋江市慈善总会和当地爱心企业家向本地区学校捐赠10万册《慈善读本》，并开始精心组织“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陕西省慈善协会是全国第一批“慈善文化进校园”的试点单位，他们一开始就成立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并多次深入试点学校考察、指导，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现在，他们与省教育厅合作，向全省500所学校捐赠四十多万册《慈善读本》，并计划明年捐赠学校扩大到1000所，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海南省慈善总会与省民政厅合作，也开始了在本地区的试点工作，并正在扩大试点范围。浙江省慈善总会正计划结合他们以往的助学项目，把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同时开展好，在全省20万同学中开展这一活动。还有其他地区如江西省、辽宁锦州、广西南宁、浙江永嘉、山西太原、福建龙岩、上杭县等地慈善会也都积极组织了这项活动。

“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以“慈善读本”为载体，将“爱心”在教育中凸现出来，在青少年学生中埋下爱的种子、爱的基因；以学生为纽带，沟通家庭、联系社会，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着慈善文化的全民普及，这种普及与弘扬正为唤醒慈爱与恻隐之心、培育奉献精神和责任感建构着必要的价值和情感基础，必将有效地促进慈善情怀内化为社会公民的一种基本素养。这是慈善造福民族未来的必由之路，也是慈善事业在不断探索中结出的果实。稳步推进这一活动深入开展、落到实处，并且争取在和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出慈善文化的强大力量，是我们每一个慈善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积极稳妥推进“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更广泛深入地开展。

在中国，慈善是一项大事业，教育是一项大事业。慈善教育既是一项大事业，更是一项新事业。所以，在推进慈善教育的过程中，无疑会遇上不少困难、面临诸多挑战、经受重重考验。譬如：争取舆论的正确导向、与教育主管部门的协调、如何加强项目的管理，以及《慈善读本》的自身的与时俱进等等。但我们应正确分析、认清、处理这些问题。基于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宏大愿景的期待，着眼慈善教育项目的长效发展，慈善组织应深化慈善认识、创新工作机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现新的突破、做出新的成绩。

1、完善体系、创构理论

和其他造福民族未来的文化建设一样，“慈善文化”的建设也需要健全的文本体系和丰沛的理论建树。《慈善读本》作为“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的一个载体，理应在促进和服务社会慈善的活动中，体现文化上的纯粹性、前瞻性、实用性和广泛性。因此，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编撰适合不同群体需求的《慈善读本》及其多种现代传媒形态，既是慈善组织义不容辞的使命，也是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的内在要求。

在做好小学版、初中版的试点跟进与信息反馈的同时、在保证读本高中版的顺利开发的基础上，要有研发诸如大学版、少儿版、公民普适版、特殊人群版等多种版本及相应多媒体资源的意识、计划和准备。同时，《慈善读本》应该根据实际，保持必要的修订弹性。因此，汇集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让《慈善读本》与时俱进，保持其时代性、可读性，应成为不可松懈的常态工作。

“慈善教育”作为新生事物，其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学理挖掘、阐释和研究。其实，无论慈善教育还是慈善文化，都能从诸如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宗教学、伦理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找到渊源、寻出根据。组织相关的研究者发掘资料、深入探讨、形成理论体系，这是慈善教育立足文化、长效发展的思想基石与学术支撑，应该作为接下来着力的一个重点。

2、铸造实效、广结善缘

以《慈善读本》为代表的“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坚持赠阅的方式，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并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还要给予学生、教师必要的奖励。这就势必要求在工作的环节上节流与开源并举，广结善缘，争取更多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奉献爱心、捐赠《慈善读本》。但整个项目的根本在于活动开展要出成绩、有实效。

“慈善文化进校园”是我们慈善组织共同实施的慈善教育、慈善精神项目。我们要把慈善教育真正作为慈善项目来运作，一定要有项目意识，按慈善项目的要求严格管理，要制定项目目标、做出项目部署，确定分段任务，定期进行项目检查，组织开展项目交流、终期进行项目评估，要出项目成果。

根据国家出版署的规定，教材的发放应有一定的费用。我们把这部分费用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的工作经费，也要严格管理、切实用在这个项目的推广、宣传及在学校组织的有关活动中。

在坚持一贯的账目公开、服务一流的基本规则下，还要务实调研、勇于创新、共同协调，与一线学校一道探索寓学于乐的活动形式，让学生在阅读、交流及社会实践中将自身的慈悲本色、感恩情怀、担当意识、潜在能量表达出来，并在日常生活中回馈给亲人、老师、同学及社会弱势群体等。

同时，还要利用好已有的平台和资源，做好对包括捐赠者、爱心学生在内的慈善典型的宣传、鼓励与奖掖。从而在全社会营造出慈善快乐、慈善先进、慈善荣耀的氛围，让慈善真正成为一种基本的公民意识、一种争相效仿的生活方式、一份习以为常的行动自觉，并水乳般地融进民族的血液。

3、多方合作、共同引导

第7篇：红山文化范文

关键词：环境建设；苏州国际教育园区；环境设计教育园区不仅是传授知识的课堂，更是培养情操、追求真理的场所，环境设计是校园精神的着力体现。本次绿化景观设计在延续和强化校区总体规划精神基础上，运用现代景观生态设计的理念，突出与校区整体的和谐统一，并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鲜明的时代风格、多元的文化组合和丰富的视域景观，强化植物生态设计的科技含量，着意营造校园的冶学和恬静的氛围。

1 校园环境设计规划原则

①生态优先的原则：以植物造景为主，追求清新自然的景观设计风格，运用自然式造景手法，构成绵延起伏的草坡，绿树成荫的密林等景致丰富的植物群落。创造春花烂漫、夏荫浓郁、秋色斑斓、冬景苍翠的四季美景。②整体和谐统一的原则。③文脉与绿脉相默契的原则。

2 校园环境空间脉络结构

本次规划在深入理解和分析总体规划精神的基础上，根据园区的四大功能分区：公共教学、行政办公、体育运动和学生生活区，将校园内部的景观环境结构精简抽象为“三溪、四轴、十二个主题园”的空间脉络结构。

“三溪”：既东西向贯穿苏州旅游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金色水道，南北向贯穿园区的采香泾和贯穿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花溪。

“四轴”：既前期规划确定的贯穿东西向的三条校内交流轴和一条南北向的校际交流轴。

“十二个主题园”：是指镶嵌在校园内具有特定绿化景观特色或校园文化内涵的块状绿地，主要有：智慧园、惜时园、名士林、数码花镜、醉红坡、桂馨园、竹园、枫叶溢彩、百草园、生态教育区和求实园，作为教育园区环境景观设计的重点，形成校内文化、绿化、美化的亮点。在具体施工时，由于各方面的因素，部分景点暂时还没有得到实施。

3绿化种植规划设计

3.1绿地系统

3.1.1 校区植物配置原则。从植物的空间围合形态上，注重不同空间场所中人的心理体验和感受，从密林、疏林草地、林中空地到缓坡草坪，形成疏密、明暗、动静的对比，在富有生命的自然环境中创造出多元化的视觉空间效果，达到林成荫、树成群、草成坪、花成片的优美景观，校园景观随季节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季相变化。

3.1.2 植物种群的比例控制。三校区共选用160余种植物，所用种群的比例控制如下：针叶树种占13％，阔叶树种占87％，阔叶树中常绿树占55％，落叶树占45％；木本与草本的比例为：木本65％，草本35％。

3.1.3 骨干与基调树种的选择。①落叶树种：七叶树、鹅掌楸、梧桐、悬铃木、黄山栾、薄壳山核桃、玉兰、二乔木兰、槐树、喜树、枫香、马尾松、重阳木、乌桕、构树、榉树、枫杨、合欢、榔榆、榆树、垂柳、香椿、臭椿、朴树、麻栎、无患子、三角枫、五角枫、银杏等。②常绿树种：广玉兰、石楠、女贞、枇杷、椤木石楠、深山含笑、乐昌含笑、杨梅、珊瑚树、桂花、杜英、青冈栎、苦楮、柳杉、侧柏、柏木、罗汉松、雪松、樟树、棕榈树等。

3.1.4四季景观季相变化的植物材料构成。①春季花木：日本樱花、红叶李、碧桃、榆叶梅、蔷薇类、玉兰类、含笑类、海棠类、梨类、梅类、紫荆、山梅花、溲疏类、木绣球、海仙花、迎春花、红花木、金钟花、杜鹃类等等。②夏季花木：红瑞木、金丝桃、合欢、木槿、小叶栀子、牡荆、石榴、水杨梅、紫薇、光叶绣线菊、绣球类、凌霄、夹竹桃、凤尾兰等等。③秋季花木：桂花、木芙蓉等等。④冬季花木：结香、腊梅、茶花、茶梅等等。

3.2 匠心独具的植物分区配置特色

3.2.1 庭院内部植物配置。材料选以观花观叶的小乔木和花灌木为主，地被植物要求较耐荫。植物造景注重空间渗透与建筑室内的呼应，所有桂花、含笑、木兰、茶花、枇杷、海棠、八角金盘、桃叶珊瑚、长春蔓、茶梅、杜鹃和箬竹等等。

3.2.2 体育运动区植物景观配置特色。以落叶大乔木遮荫效果为主，夏日遮荫、冬日采光，主要有榉树、枫香、薄壳山核桃、栾树、七叶树等等；适当栽植落叶花灌木隔离带。

3.2.3 两条景观轴线的植物配置艺术特色。两条景观轴线的植物配置以花坛、模纹花带为主，形成色彩艳丽、极具动感的图案装饰效果。花坛结合园林小品，如庭院灯，衬以高大林荫树，使景观大道成为校园最具美感的风景线。花坛花带以修剪的小灌木，如红花木、雀舌黄杨、栀子花、紫鹃、茶梅和1、2年生的草本花卉为主，林荫大乔木以香樟、银杏为主。

3.2.4 入口区域植物景观特色。入口区域植物配置要求简洁规整，绿地广植夏末秋初新生入学时开花茂盛的植物群，如木槿、桂花、栀子花、樱花等等，花坛布置1年生草花和秋植球根的花卉，形成花色如锦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1孟刚，李岚，李瑞东.城市公园设计[M].北京：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3

2徐公天.园林绿色植保技术[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第8篇：红山文化范文

1 引言

兴国山歌是中国民间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它在传递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塑造着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一代新人，因此，它潜藏着丰富的课程资源，具有强大的教育功能。它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的语言、奇妙的幻想、丰富的比喻、朴素明快的风格，易于激发大学生的情感，形成他们内心世界巨大的震撼力。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自然、社会、人文等内容，能够为学校对大学生开展价值观教育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把兴国山歌文化引进校园，充分利用地方的教育资源，发挥地域优势，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教育资源的不足，增强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

2 相关的概念

山歌是劳动人民在山间野外抒发内心感情的一种抒情小曲，顾名思义是山上唱的歌。兴国县位于罗霄山脉以东、武夷山脉以西的雩山山区，其地处江西省中南部、赣州市北部，兴国层峦叠嶂，树密林深，一声粗犷、高亢、底气十足的“哎呀嘞”，便可穿越群山，产生山呜谷应之势，便可惊散凶禽猛兽，又可呼唤远山劳作的人们。从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兴国山歌从生产与生活起源，发展出多种山歌形式，如情歌、民俗歌谣、杂歌等。兴国山歌虽然久负盛名，然而，真正赋予兴国山歌新的生命，并使它登上时代大舞台的，却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那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里，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嘹亮的山歌，兴国山歌伴随着一次次战斗胜利，唱遍了赣南闽西根据地。

3 兴国山歌文化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关系

兴国山歌文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反映着一定时期兴国人民的情绪情感、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长期以来，山歌文化对大学生生活、思想的渗透以及大学生对山歌的喜爱，从中可看出兴国山歌文化与大学生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3.1 价值观教育研究概况: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是德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德育理论中却很少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随着哲学界、伦理学界对价值、价值观问题研究的全面展开，价值观教育问题也同益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现已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研究课题，特别是近年来教育界对价值观教育问题尤为关注。

3.2 兴国山歌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其中，有表现兴国人民要求进步、希望社会和谐稳定、劝诫人心向善的山歌；有表达爱祖国、爱家乡、爱生活等题材的山歌：有珍爱生命、乐观向上、待人处事的山歌；还有抒发内心感受、向往美好生活的山歌。这些内容健康向上、曲调优美动听的山歌，对于我们弘扬时代主旋律，坚持用“高尚精神塑造人”、“优秀作品鼓舞人”，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能够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从形式上而言，兴国山歌的表现形式淳朴、自然、真实，乡士气息浓郁，而且结构短小，韵味和谐，幽默风趣、琅琅上口，易歌易记，这种丰富鲜活的形式更能迎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使大学生无论从认知上还是从行动上都愿意接受并自觉内化。

笔者从受访的大学生中了解到：山歌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帮助。有的学生谈道，听唱山歌既能减轻压力，还能使身心比较愉悦。有的同学认为，山歌内容广泛，能学到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对写作文有一定的帮助，是很好的资料；还有的同学认为，山歌贴近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听起来比较亲切；有的同学说，山歌中有很多励志的内容，而且情感特别丰富，听起来既受感染，还能激发他们的斗志。

3.3 兴国山歌文化及其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形念，它的形成往往会受到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唱山歌是古往今来非常喜爱的民族文化娱乐项目，与深奥的政治理论和道德教义相比，它更容易为大学生接受和理解，引起思想感情的共鸣，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兴国山歌文化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时代精神，在兴国山歌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面越来越广的今天，我们应重视兴国山歌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利用它作为教化当地大学生的重要手段。

置身于兴国山歌文化环境中的大学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兴国山歌文化的思想观念(主要是各种价值观念)影响。大学生思想单纯，好奇心强，有着从众心理，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兴国山歌文化易于渗透到大学生的生活中，学习压力沉重的大学生对山歌文化这一富于亲和力、通俗化、娱乐化的文化样式显现出格外的青睐。据笔者调查访谈了解，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对山歌表示喜欢。大学生在兴国山歌文化所包围的环境中，自然会受到兴国山歌文化的熏陶、感染和教化。

4 学校运用兴国山歌文化对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措施

学校是对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渠道和基本渠道。学校可根据具体情况，把兴国山歌文化适度引进课堂，选编兴国山歌文化中的优秀题材，突出地方性、时代性和人文性，整合、充实学校的教育内容，培养大学生热爱乡土的文化意识。山歌里有很多具有教育意义的内容，教育部门可以把兴国山歌文化进行整理，编写成教材，纳入课程，这样做对弘扬文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又能够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编写校本课程，运用它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或者各科教师在教学里渗透；还可以在音乐课教学中专门开设相关课程。

5 结论

兴国山歌――华夏文坛艺苑中一朵永不凋谢的山花，它蕴含的真诚、勇敢、正直、善良、乐观的人性元素，可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生活，认识人生的真证意义，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它对于大学生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今天的大学生就是明天的社会主体。在日益关注课程理念不断创新的今天，把兴国山歌文化引进学校，引入课堂，运用兴国山歌文化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对当地的大学生开展价值观教育，正是适应当前我们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相信在学校、家庭、政府和新闻媒体的共同努力下，能够更好地对兴国山歌文化兴利除弊，赋予其更多的精神价值、道德品位与思想内涵，大学生也能够更多地从兴国山歌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来充实他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 易连云.重建学校精神家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第9篇：红山文化范文

【摘 要】张家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特征，为黄、炎、蚩三大部落的交战及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境内的三大考古学文化类型——后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与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的史迹关联紧密。这三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在桑干河、壶流河流域同时存在并交流融合，与古史传说中的黄、炎、蚩三者的交战、融合史实相互印证，共同指明张家口最有可能是涿鹿之战发生及黄、炎、蚩三大部落的交融之地。

传说中的黄帝是否在冀西北的涿鹿活动过，以往的学者单纯从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的角度考证，至今未有较令人信服的证据。学者们更多地认为，黄帝的故事发生在中原的陕西、河南地区，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作为中华文明始祖的黄帝更应该在这些区域活动，不太可能在偏于一隅的冀西北。但是他们却忽视了黄帝故事的核心内容，就是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的交流与融合，而能够为三大部落提供交流融合平台的区域，就成为黄、炎、蚩史实的先决条件和故事源泉。如果黄帝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或者确有其族，黄、炎、蚩几次大战确有其事，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流融合乃至大战，更应该发生在先天就是不同民族、不同种流融合的窗口地带，张家口无疑正是这样的区域，因而“黄帝在涿鹿”并非空穴来风。

一、张家口独特的地理

位置和历史特征

张家口位于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交接处，是阴山、燕山、太行山三系山脉的交错之地，历史上一直是草原游牧民族和平原农耕民族交流、交往的前沿窗口，有着独特的区位地理优势。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认识，他说：“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宜农宜牧地区，既是农牧分界区，又是农牧交错地带，这里文化发展的规律性突出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文化群体在这里交错。”[1]苏先生又说：“认识到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汉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2]既然张家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同一时代不同文化群体交错的地区，并为后代历史所证实，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反向推定，黄、炎、蚩三个部落的碰撞、交流也暗合了这一规律，更有理由在这里发生。历史不仅是惊人的相似，后半部分的史实同样能为前半部分提供证据，因为历史规律往往是贯穿始终的。

二、张家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

张家口不仅在后世的阶级社会中一直发挥着民族交流交往的窗口作用，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已经奠定了它作为同一时代不同文化群体交流窗口的历史主题。苏秉琦先生有一个重要论断：“张家口既是中原与北方文化系统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3]1984年，苏先生对“三岔口”作了进一步解释：“燕山两侧的张家口地区蔚县沿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支流壶流河域发掘的一系列具有自己特征性质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其时代大约距今6000年前后到距今5000年前后，经过初步排比，相当6000年前后的遗迹中，至少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含有红山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以安阳后岗下层为代表的仰韶新文化等几种特征因素交汇在一起。”[4]

苏先生所称“三岔口”的“三”，一是发源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一是发源于河南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一是来自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这三种考古学文化中，红山文化是由北向南，庙底沟类型是由西向东，后岗一期文化则由南向北，在张家口地区交汇、融合、发展。

三、三种考古学文化类型与黄、炎、蚩的关联

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认为中华文明有五千年，而距今5000年前，在中国大地上生活的正是红山文化族群、庙底沟类型族群、后岗一期文化族群等。这些考古学文化类型与传说中的黄、炎、蚩有什么联系呢？

（一）后红山文化与黄帝部落

事实上，很多专家学者早已开始将传说中的黄、炎、蚩三者与史前考古学文化进行结合、印证。他们普遍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

长期工作在考古一线的学者，似乎并不简单地认为半坡类型为炎帝、庙底沟类型为黄帝，他们更多地从实地考古入手，注重考察文化间的碰撞、交流和影响。苏秉琦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提出红山文化为黄帝文化，认为：“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5]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韩嘉谷先生，他推测黄帝“极有可能和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南下有关”[6]。王大有先生更指明：“以长城燕北地区为重心的桑干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是黄帝族的聚居区，距今6000—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就是黄帝族大本营文化。”[7]

红山文化是“距今6000—5000年间发源于大小凌河与辽河上游流域的部落集团创造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红山文化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纹陶器共存，标志性器物为辽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和赤峰市翁牛特旗玉雕龙”[8]。红山文化在距今6000—5000年前南下进入燕山、长城南侧和冀西北，距今5000年前，红山文化进入鼎盛期，其发展水平明显超过中原地区，这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开端态势不谋而合。

红山文化南下进入长城内外，确切地说，是后红山文化进入长城内外燕山附近。后红山文化是指来源于红山文化又有所发展，时间上晚于红山文化的红山文化类型，类型上主要为雪山一期文化、大南沟文化、小河沿文化等。

苏先生虽然提出红山文化代表黄帝部落，但他并没有过多地对此进行论述。现在看来，红山文化与黄帝部落的相同之处主要在于：

1.《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有系昆之山者，有轩辕之丘，射者不敢北射。”说明黄帝地望在北方。《史记》将黄帝描述为率领虎豹熊等野兽的游牧民族，也表明黄帝可能为北方游牧民族。其他各种史籍也均倾向于黄帝一族位于北方区域，而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正位于中国北方。

2.古史记载黄帝取代炎帝成为天下共主，说明黄帝是外来者，并且有自己的氏族武装。黄帝作为外来势力的属性，与红山文化的南下最为接近：后红山文化由北向南逐渐南下，迁居于冀西北和燕山南北，明显为外来势力；由于大举内迁，证明其原有生存条件恶劣，生存紧迫感强烈，因而生命力、战斗力较强，对原居地氏族造成大的威胁。这些都与黄帝势力极为相象。

3.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现象说明，红山文化的文明程度较高，氏族组织较为严密，因而其军事组织和建制也较强，军事势力必定强大。黄帝史迹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其武力的强大，不仅三次打败炎帝，更打败了同样较为强势的蚩尤。能够与黄帝这种强大势力相匹配的仍然是红山文化。

后红山文化在燕山南北张家口地区分布较广。1995年和1998年，阳原县姜家梁遗址和墓葬进行了两次发掘。“姜家梁墓葬是迄今为止河北省境内发现并发掘的最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姜家梁墓葬的葬式、葬俗与赤峰大南沟文化、小河沿文化相同相近，其文化面貌与雪山一期也较为接近。”[9]尤其具有震撼意义的是，姜家梁墓葬M75中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玉猪龙，编号M75∶1[10]。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标志性图腾，很多专家认为玉猪龙是中国龙的前身，也是红山文化氏族首领身份的象征。玉猪龙发现于张家口，说明姜家梁墓葬是红山文化重要的、中心的聚居点，地位很高。

除了姜家梁墓葬外，较大的遗址还有涿鹿县塔寺村的煤沟梁遗址。从该遗址的窖藏中出土了一批精细的磨制石器，专家将这批文化遗物定性为小河沿文化。煤沟梁遗址与现存的黄帝城遗址相距很近，不足10公里。

如果将后红山文化看作是黄帝部落，那么张家口本身就为这一推断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与条件：张家口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红山文化南下提供了出口和通道，张家口境内大量发现的后红山文化遗址说明红山文化不仅在此存在过，还以此作为大本营，而古史记载黄帝在涿鹿的活动也为这一论断提供了史料依据。历史地理、实地考古、文献史料三者共同指向了同一地区——张家口，使“黄帝在涿鹿”这一古史传说走向了实证。

后红山文化在张家口并非孤单存在，在张家口，他们与另外的文化类型相遇了，使黄帝在涿鹿这一史实更加饱满。

（二）庙底沟文化类型与炎帝部落

1981年，张家口考古队试掘了蔚县琵琶嘴遗址，出土了一件彩陶罐，“泥质红陶。口沿饰黑彩，肩、腹部用黑彩绘玫瑰花卉纹图案”[11]。1979年和1980年，吉林大学考古系两次发掘了蔚县三关遗址，出土了一批标志性的精美陶器，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小口双唇尖底瓶[12]和一件双耳罐，罐为“泥质灰褐陶。侈口，圆唇，高领，鼓腹，平底，腹部置双耳，专家鉴定为小河沿文化产物”[13]。

三关遗址和琵琶嘴遗址是蔚县境内较为重要的相当于仰韶文化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三关下层的小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和以黑色弧线三角与圆点纹为母题图案的盆、钵，都具有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特点”[14]。

玫瑰花纹，特别是一枝花的玫瑰花纹，是成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纹饰，而小口尖底瓶则是庙底沟文化中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三关遗址双耳罐的出现，说明庙底沟类型和后红山文化这两大不同文化类型在蔚县三关这个地方同时出现，并交流融合在一起。

苏秉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15]

如果说，后红山文化代表了黄帝部落，那么与后红山文化一同出现在蔚县三关遗址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又代表了哪一个氏族呢？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它更有可能代表的是炎帝文化。宋建忠先生认为：“炎帝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正反映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16]杨作龙先生也认为：“庙底沟文化崇尚鸟纹和红色，与炎帝相符。”[17]

庙底沟文化类型代表炎帝部落，其有力的证据在于：

1.庙底沟文化类型范围广大，地域辽阔，《史记》和各种典籍都承认炎帝先于黄帝为天下共主，也就是天下本来是炎帝的，只是他“不修德”，经常“侵凌诸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炎帝的势力范围较为广大，与庙底沟文化类型的情况较为接近。

2.炎帝又称为神农氏，不论炎帝是不是神农氏本人，但炎帝与神农氏往往联系在一起，说明炎帝部落是个擅长农业生产的氏族。炎帝的“炎”字可能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有联系，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方式为先把土地上的林木用火烧毁，开拓出可以耕种的土地，然后再利用林木灰烬作为种植的肥料培养种植物。这样的土地往往只能利用两三年，土壤中的肥料耗尽后，则重新选择林地如法炮制。当时，这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炎帝之所以被称为“炎”，应该与此有极大关系，因此炎帝是中华民族农业的先驱和代表。庙底沟文化类型的特点是围绕农业展开的，其遍布于适合农业生产的区域，因此，庙底沟文化类型与炎帝部落应该是最为接近的，二者处于同样的文化阶段，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

3.炎帝部落虽然强于农业生产，但是其不能“咸服诸侯”，又不能与蚩尤争雄，在与黄帝部落进行的三次大战中均以失败告终，说明其军事势力相对弱小。庙底沟文化类型范围虽然广阔，文化较为先进，但是考古资料却未发现像红山文化那样的坛、庙、冢祭祀场面，说明其社会组织较为松散，军事势力也相对较弱，这一点与炎帝部落又较为接近。

如果说庙底沟文化类型代表了炎帝部落，那么张家口同样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最坚实的证据。三关遗址和琵琶嘴遗址说明炎帝部落来过张家口，三关遗址不同类型陶器的出土，说明红山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类型同时同地共存并交流融合，这与古史传说中炎黄二帝交战、交流、融合的事迹何其吻合。考古实证与文献记载坚实有力地着陆于张家口这一独特区域。

（三）后岗一期文化与蚩尤部落

学界对于黄、炎属于哪一种考古学文化争论很多，但是对于蚩尤属于哪一种考古学文化却分歧不多，很多学者都认为蚩尤所代表的正是仰韶文化后岗一期，如王先胜[18]、韩建业[19]等先生。

后岗一期文化代表蚩尤部落，证据在于：

1.古史传说中，炎帝和蚩尤同出一族，蚩尤一族是从炎帝族内部分化出来的，“蚩尤姜姓，炎帝后裔也”[20]；“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21]。而后岗一期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类型同属于仰韶文化，二者有很多的关联，即使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认为半坡为炎帝文化，那么后岗一期文化为蚩尤部落同样是合理的，因为半坡也属仰韶文化。

2.在古史传说中，蚩尤的地望为东夷，说明蚩尤生活在东方；蚩尤部落居于“凶黎之谷”，说明蚩尤部落近山或者生活在山林。后岗一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及山东，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基本上围绕太行山展开，与“凶黎之谷”的称谓有所接近，后岗一期文化的器物与山区生活也有一定的联系。

3.蚩尤战胜过炎帝，与黄帝作战也不相上下，他致胜的秘密在于善作武器，“蚩尤之时，铄金为兵，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建旗帜”[22]。蚩尤在古史传说中的明显特点就是武器精良，善于作战。后岗一期文化依山较近，因此石质材料较为丰富，使用的石制生产工具磨制而成，形制固定，造型规整；在制作陶器方面，不仅对于需要耐热的炊器进行加砂处理，还会制作细泥陶器。这些均表明后岗一期文化的生产工具较为先进，那么武器制作一定也比较精良，这与古史传说中的蚩尤部落最为接近。

后岗一期文化在冀西北有分布，冀西北和燕山南北有两个比较典型的后岗一期文化类型，一个是蔚县的四十里坡遗址，另一个是易县的北福地遗址一期甲类。四十里坡遗址与三关遗址同处蔚县，同样是河北省境内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二者与后红山文化的姜家梁墓葬相距也不远。四十里坡遗址“位于蔚县西合营东北方向，当地人称四十里坡，面积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50米，文化层厚0.8～2.5米。文化层分为三期，下层为后岗一期文化”[23]。四十里坡遗址发掘出一件标志性遗物——圜底双耳罐，“泥质红陶，直口，圆唇，深腹，圜底，最大径在下部，腹部置双耳，通体施黄彩，肩部用褐红彩绘三角纹，腹部用褐红彩绘变形龙鳞纹”[24]。这件器物肩腹部绘变形龙鳞纹，也即之字纹，属于红山文化的典型特征，而通体施黄彩、肩腹用褐红彩，这是后岗一期文化的典型特征。后岗一期文化靠山，因而善于利用山体所出矿物来添加到陶器的制作中来，绘出不同颜色的纹饰。此外，这件器物为圜底器物，这也是后岗一期文化的典型特征。

如此看来，张家口同样为后岗一期文化代表蚩尤部落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四十里坡遗址与北福地一期甲类遗址，说明蚩尤部落在张家口地区的存在，而四十里坡遗址下层所出土的那件包含了两大不同体系文化类型典型特征的陶器，则说明后红山文化与后岗一期文化的共存与融合，这又印证了黄帝在涿鹿与蚩尤一族大战后统一的史实。

四、结束语

四十里坡遗址和三关遗址位于蔚县壶流河东岸，同属壶流河流域，四十里坡为后岗一期文化的重要据点，属于蚩尤的势力范围，三关遗址则是庙底沟文化类型的大本营，也可能是炎帝的大本营，二者相距不足15公里。再往北，壶流河与桑干河交汇的地方，有姜家梁墓葬和遗址，那里是后红山文化的大本营，也可能是黄帝部落的大本营。这三个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存共处于方圆25公里的范围之内，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暗合，肯定与它们之间的交流、碰撞、融合有关，这可能是黄、炎、蚩三者大战的真正地点。这样的考古学现象，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没有第二处，所以说，张家口地区应是黄、炎、蚩大战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

“黄帝在涿鹿”这一课题，结合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及历史地理学来考证，是在正确的道路上纵深层面（下转20页）（上接16页）的研究，这种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40—41页。

[2]同[1]，第50—51页。

[3]苏秉琦：《蔚县三关考古工地座谈会讲话要点》，载《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出版社，1994年。

[4]苏秉琦：《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新进展——1984年8月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的报告提纲》，载同[3]。

[5]同[1]，第161页。

[6]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5期。

[7]王大有：《上古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8]席永杰，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9][1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2期。

[11][12][13][24]贺勇：《张家口古陶瓷集萃》，科学出版社，2008年。

[14]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2期。

[15]同[1]，第122页。

[16]宋建忠：《龙现中国——陶寺考古与华夏文明之根》，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17]杨作龙：《北橄遗存分析——兼论庙底沟文化的渊源》，《考古与文物》2002年5期。

[18]王先胜：《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春秋中文网，2005年。

[19]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4期。

[20]南宋·罗泌：《路史·后纪四》。

[21]清·黄辑本：《遁甲开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