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形势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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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经济体系 国际贸易。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 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 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中 华 励 志 网 Www.ZHLzw.Com] 二、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 。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作为全球化的核心，跨国公司总体上毕竟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反映了当今世界资本和技术流动快而劳动力相对不流动趋势下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影响，与其说取决于跨国公司，还不如说取决于本国的政策。对跨国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须予以限制。而且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商业行销、科研开发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巨大复合体，是一种时代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才能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

第2篇：国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经济偏快；经济下滑；宏观调控

2003年以来，我国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及农业基础薄弱等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注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因势利导地采取相应对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遇到来自国内外的不确定性因素还在发展，宏观调控面临很大挑战。

一、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

2008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骤然增加，国内有突如其来的雪灾、地震、严峻的通货膨胀和可能出现的投资反弹等问题，国外有美国次贷风暴的进一步蔓延、美元持续不断贬值和持续高位的国际油价和粮价等问题。国内外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宏观经济形势面临的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潜伏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2008年，物价无疑是最热点的话题，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

我国资源的稀缺性及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进口资源成本价格的迅猛上涨，引发了输入型通货膨胀。从全球角度看，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资源较少的国家。只有煤炭人均资源占有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6％，其他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随着资源的不断耗竭，资源稀缺性成本越来越高，国际稀缺资源传导成本价格，成为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2007年以来，受国内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我国物价几乎呈现逐月走高的趋势，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4.8％，创1997年以来的新高。目前，造成物价上涨的国内外因素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物价上涨的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物价面临的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一般说来，物价控制在4％以内，为可容忍的通货膨胀。2008年，中央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制目标确定为4.8％左右，意味着物价形势很严峻，也表明政府对此作了充分估计。但对今年的物价形势也不必惊慌失措。这一轮物价上涨，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不同，当时是商品全面短缺，现在是供求总体平衡，通过中央正确的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可以把物价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我国已成为世界的贸易大国，进出口额名列世界第三位，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的关联度逐步提高。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原油、铁矿石和粮食等产品的消费大国。2007年全球粮食总储备下降到3.7亿吨，比2005年下降16.2％，粮食库存只占当年总产量的17.1％，占当年总消费量的16.5％，低于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世界粮食安全线。迄今，全球粮食储备量已减少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给世界粮食安全笼罩上了阴影。2008年初，国际油价开盘高走。据分析，国际每桶石油价格上涨10美元，对国内通货膨胀输入是0.05％；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与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最近达成铁矿石涨价协议，2008年国际铁矿石价格将上涨65％；2007年以来，我国煤炭进口平均价格由1月份的每吨43.2美元大幅上扬至12月份的每吨54.4美元，预计国际煤炭价格短期走高的态势不会改变；2007年以来，国际市场所有大宗粮食的价格都创10年来新高。2006年，用玉米、糖料、高梁等农产品加工生物燃料的产业快速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兴起导致农产品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推动国际农产品价格走高。从全球看，在世界能源价格坚挺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上涨将是持续性的，很难回落，这必然拉动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现在主要粮食出口国都在减少粮食出口，一是为保证国内供应，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二是将抬高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粮食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们必须站在经济转型与经济安全的高度，对农业发展做全面战略考虑。我国近10年来粮食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目前我国粮食产需仍有缺口，2004—2006年，我国粮食净进口分别为497亿斤、445亿斤、508亿斤，3年累计净进口l450亿斤。200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告诫全国人民，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在解决农产品供求矛盾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2008年中央财政预算投入5625亿元，比2007年增加1307亿元)，另一方面又得放开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管制农产品价格必然导致农产品价格涨幅小于农资价格涨幅，反过来加大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随着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程度的深化，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供求与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保持国内粮食市场供求与价格稳定的难度随之加大，需要我们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初级产品贸易上，我国也是净进口国。国际市场石油、粮食、矿产资源等重要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从外部加剧了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国内的能源、粮食、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就会迅速放大，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要应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的态势，最根本的还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寻找替代品或大幅减少消耗。与此同时，还要逐步理顺资源价格，使资源价格在市场机制中发挥杠杆作用，以利于引导资源的合理消费。至于价格如何接轨，时机、节奏和步骤怎样把握，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事先设定时间或目标。总的原则是不要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过大冲击，在全社会和老百姓能承受的范围内，寻找适合我国国情、对各方面震荡比较小的办法来进行。以粮价调控为例，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因此面临巨大压力。中央政府除价格调控外，确保粮食补贴到位应成为最重要的政策手段。当前我国粮农面临的是种粮成本上升的压力。2008年3月，二胺由去年同期的2700元／吨涨价至4400—4600元／吨，尿素由1600元／吨涨价至2000元／吨，复合肥价格更是上涨48％，种子价格也不同程度上涨。2008年2月8日，国家在年初公布提高最低收购价的基础上，再次提高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两次累计提高幅度分别是9％－10％和4％－7％。在目前农民新增收入中，来自非农产业收入比重接近60％。因此，要调动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重点应放在落实各项粮食直补(包括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提高最低收购价)政策。

房地产价格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2007年，伴随房地产价格的猛涨，房地产投资热度持续升温。全年房地产销售总额为2.9万亿元人民币，而房地产公司购买土地的总额就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经历2007年二、三季度的房价大涨后，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涨幅趋缓，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出现回落，一些房地产企业开始打折销售，市场观望气氛弥漫。这能否说明我国长期供不应求的住房供需状况是否就此将出现逆转呢?这需要进一步观察。2007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供需两旺。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房地产市场预期看好的背景下，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全年完成的商品住宅投资增长32.1％。尽管商品住宅投资大幅度增长，并没有缓解供不应求的矛盾。据40个重点城市2007年全年统计数字，商品住宅批准预售面积同比增长约10％，登记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供求指标增幅相差近14个百分点，有效供给依然不足。供应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一些开发商取得土地后没按期开发有关。二手房交易市场和租赁市场不够活跃，也是造成住房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目前，由于部分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销售量明显下降并出现有价无市的状况，一些城市的地价也大幅回落，甚至出现土地流拍。这一市场信号的变化，使人们对房价普遍上涨的预期也发生相应变化，观望的气氛较为浓厚。这表明部分城市住房供求矛盾有所缓和。房地产市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第二套房房贷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四成的政策出台、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央行连续6次加息等，抑制了部分超前消费和投资性购房需求。二是地方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加大和各地限价房计划供应量增加，分流了部分购房需求，使更多的中等及中等偏低收人家庭寄希望于通过政策性住房这一途径解决住房问题。三是由于一些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大大超过购房者的承受能力，部分购房者不得不推迟改善性购房计划。再加上市场波动带来的预期变化，一些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和观望是必然的，或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虽然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些波动，但需求旺盛仍然是现阶段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特征，供给总量不足仍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新增城市人口首次置业的需求。二是城市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带来的旧房换新房、小房换大房的改善性需求。三是人口结构变化和持续的旧城改造、城镇房屋拆迁带来的刺激性需求。四是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和负利率造成的投资性、投机性需求，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外资投资需求。

在解决住房供求矛盾问题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这不仅因为我国城镇住房已有80％是通过市场交易的，同时还因为市场机制可较好地适应不同家庭的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这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应处于基础性地位。但住房又是高附加值产品，不是绝大多数家庭都能买得起，这就要求把市场调节房和政府保障房有机结合起来。当前面临的困惑是，廉租保障房的比例确定到什么程度，既能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又能与市场化方向相衔接。目前新成立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路：低收入家庭依靠政府提供廉租房解决住房困难，中低收入家庭依靠经济适用房解决住房问题，政府只研究限价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住房政策，高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由市场解决。为缓解房地产市场供求矛盾，有关部门应适当增加住宅用地供应量，严格落实中小户型住房政策，强化金融政策实施效果，提高投资尤其是投机的机会成本，控制外来投资购房规模。在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方面，应大力查处开发商囤地、捂盘惜售的现象。同时应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建设，增加有效供应。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2008年的工作要点有一个重要转变，即特别强调抓紧建立住房保障体系，重点发展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积极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加大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力度。这标志房地产政策向住房保障倾斜，我国房地产市场将由过去单纯市场化改革转向市场与保障并行的双轨制，伴随着保障性住房所占比例的上升，房地产开发商垄断住房定价权的局面将被打破，房地产价格的走向将发生实质性变化，人们期待着一个理性的房地产市场的到来。

近几个月来，股票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回落。2008年第一季度，A股总市值从33.68万亿元下降到21.60万亿元，缩水12.08万亿元，相当于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对股票市场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预期。据央行对全国七大城市的抽样调查，居民支出选择中，认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上，更多地投资股票和基金最合适的占比，2007年第三季度达历史峰值44.3％之后，第四季度大幅回落8.5个百分点，下降至35.8％，2008年第一季度继续回落8.2个百分点，达27.6％，两个季度累计回落16.7个百分点。这一轮股票市场价格大幅下跌，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让人们看到金融泡沫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冲击。在A股市场60多倍市盈率的高估值面前，股指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问题在于不应作出过度悲观的估计。几经起伏的中国A股市场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股票市场逆转必将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与此同时，把资金逼回银行，还会带来诸多难题。一是加重银行经营负担。目前银行贷款受到严格限制，流动性很大，居民储蓄进一步加大，银行业绩会被拖垮。二是不利于发展资本市场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三是由于银行股在股价指数中权重较大，一旦银行股效益受到储蓄回流的影响，会进一步拖累股市，并形成恶性循环：储蓄回流越来越多——银行效益越来越不好——银行股股价下跌并拖累整个股指下滑；股指越是下滑，储蓄越是更多的回流，银行的效益就越差，到头来股市价格越是下跌。更令人担心的是，一旦资金大量的从股市撤出，回流到银行，银行一方面存在付息压力，更严重的是，银行资金充裕，诱发大量放款冲动，可能发生严重信贷风险。为此，国务院2008年的工作要点指出，要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二、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问题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上呈现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好形势。但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存在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通胀的风险。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三过”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及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引起的外贸顺差过大。其实，这些问题都相互关联，而最核心的问题是投资增长过快。即由投资增长过快而形成的“经济怪圈”：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外贸出口过大，外汇因此储备过多，迫使货币增发过多，信贷增发过快，反过来促使投资增长过快。这个怪圈形成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这就必须合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和严把土地、信贷闸门和市场准入标准，严格执行项目开工条件。坚决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提高限制发展行业的准入标准和项目资本金比例。与此同时，必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一步完善消费政策，拓宽服务消费领域，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扩大即期消费。为此，必须发挥财政促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的作用，增加对薄弱环节、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出。继续调整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结构，较大幅度增加“三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节能减排和廉租住房建设等方面支出。与此同时，要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流动性力度，合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要注意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完善担保、贴息等制度，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支持。

虽然2008年和2007年一样，强调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有一点不同，即首次提出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的问题。为此，必须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加强经济运行调节，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正面临诸多外部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来自于美国经济放慢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降速。另一方面，来自国际原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以及以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农产品价格不断走高，给世界各国造成不稳定性和通货膨胀压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与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以外贸为例，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中，出口占重要位置。美国和全球经济放慢将使我国整体出口环境趋紧。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2月，我国进口增速一直高于出口增速。从外贸出口总额看，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21.4％，比2007年同期降低6.4个百分点；从外贸进口总额看，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28.6％，比2007年第一季度上升9.4个百分点。外贸顺差同比减少50.2亿美元。外贸顺差减少是我国宏观调控的结果，但这无疑会影响总需求。就国内因素看，2008年以来，物价上涨压力趋大，消费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抑制。我国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已从2007年10月的96.5下降到2008年2月的94.3。这就存在着如何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起大落的问题。要防止我国国民经济可能出现下滑的风险，在外部需求降低的情况下，就要从扩大国内需求着想。与内部需求相比，外部需求相当于最终需求，因为外贸出口意味着产品退出本国再生产过程。与外需不同，内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投资拉动，而投资过度增长会形成产能过剩。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动力强劲，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因此，严格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便成为防止经济过热、产能过剩风险的重要措施。针对这种情况，必须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有针对性、有选择地扩大投资。与此同时，要着力扩大消费，因为消费也是最终需求。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占较大比重的住房消费明显收缩，如何引导住房需求平稳、可持续增长，需要有相应配套措施。应该说，从紧货币政策与稳健财政政策的组合，并不完全是收紧、收缩型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种中性的政策，对应付不确定性风险有较大的弹性。

三、我国宏观调控必须把握的几个基本原则

(一)在指导思想上，更加注意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一旦国民经济增长缓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放慢，那怕是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大量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学生，将面临失业或变相失业，出现高通胀、高失业率。而以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几乎每一次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过热到难以为继时，不得不被动地进行治理，难免大起大落。我们这一轮宏观调控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重点放在防止过热，即在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苗头时，就主动进行微调，未雨绸缪，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这样，既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不大起，又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大起之后的大落，延长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期。

(二)在宏观调控的重点上，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宏观调控的重点上，再也没有比“三农”问题更重要了。我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经济波动，几乎都与农业出了问题有关。2008年第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8个百分点，其中6.8个百分点是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

(三)在宏观调控的措施上，更多地利用市场化手段，并注重发挥组合效应。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宏观调控的对象、经济活动的主体多元化了，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自主化和市场化。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客观上要求宏观调控必须更多地利用市场化手段。为此，宏观调控应采用如下三种组合：一是手段组合，坚持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二是政策组合，即发挥货币信贷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外贸政策、外汇政策等多种政策组合效应。三是工具组合，如，在货币信贷政策中，综合运用准备金利率、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市场化工具。

第3篇：国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关键词：诗性文化；深层结构；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6-0001-08

收稿日期：2011-08-11

作者简介：刘士林(1965-)，男，河北曲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

大约20年前，我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概念与理论，认为美轮美奂、源远流长的中华古典诗词不仅是一种文学技艺或审美对象，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承载体系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真实的生活方式。此后我一直不懈努力，将诗性文化理论运用于美学、中国文化、江南文化、都市文化等领域，希望能够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源流、结构与功能，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解释框架。值此诗性文化理论提出20周年之际，我想结合个人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作一简要回顾，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并希望它能在21世纪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一点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一、诗性文化的学术地图与多向拓展

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起自1990年着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诗哲论》，中间经过1994、1995年的《中国诗学人类学》，最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诗性文化》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中，《中国诗哲论》易名为《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人类学》易名为《中国诗学原理》，但基本内容均保持未变。)2002年以后，我又将中国诗性文化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写或主编有《江南话语丛书》(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诗性智慧丛书》(2005)、《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2008)、《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论》(2010)等。20年来，我个人的学术方向与领域虽几经变化，对诗性文化理论、价值态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调整和补充，但以诗性精神与价值谱系审视、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伦理异化、现代西方工具理性和当代全球商业欲望的主旨始终如一。在这里，我想简单从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

首先，关于诗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纯乎偶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在大学时有写诗的经历，以及很偶然地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维柯的《新科学》，特别是在后者提出的“诗性智慧”的刺激与启发下，我几乎是在一种“诗意迷狂”的状态中偶然撞开了诗性文化之门。从最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到随意发散出的“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等，可以说都是无法论证的诗性直觉产物。

门户既开，就为以后的探索与推进提供了可能。直到1998年夏秋之际完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写作，借助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早期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较框架下，中国诗性文化的出身之谜和深层结构才日渐清晰和完整，并最终凝练为我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后来，我还经常用“思想芦苇”和“情感芦苇”来说明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以‘思想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是理性机能，以‘情感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则是审美机能。主体机能发育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式。如果说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哲学，那么最擅长解决‘情感，问题的则是诗学，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诗学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源。”

其次，在对诗性文化的价值态度上，我也经历过思想上的曲折与反复。在写作《中国诗哲论》前后的几年中，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和工业文明必胜的影响，尽管当时可能比现在更热爱古典诗歌和田园生活方式，但对中国诗性文化的评价与态度却相当悲观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国诗哲论》的“结语”中曾写到“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这种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还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还会以《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吗?》(《中华诗词}2009年11期)一文赐教。但老实说来，这个观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时间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中，我提出一个健康的文明在深层应包括“真、善、美”三大观念或“科学、伦理、审美”三种“精神实践方式”，并将之对应于人类历史中的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消费文明，特别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过撰写《中国诗学人类学》(即2006年收入《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的《中国诗学原理》)而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诗的起源与发生之后，我对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中心论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看作对立、互补的两大谱系，则是在1997和1998年写作《中国诗性文化》的时期，通过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原始形态、历史源流、深层结构和现代价值的充分研究，这个关于诗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

幸运的是，我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没有被时代抛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病象横生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识到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远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价值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意义。再后来，由于越来越明白包括中国诗性文化在内的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有两面性，所以我不再胶着于诸如“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而是以“与文化为善”的态度并积极地“从建设性

角度”推进中国诗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体说来，一方面是不断地思考和阐释诗性文化的本质与内涵，努力通过具体内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国诗性文化蕴涵的现代性价值。如提出在中国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诗化的感性”和“诗化的理性”，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另一方面，则是努力探求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基础理论进人到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如都市化进程研究)的可能与具体路径。我觉得这比早年那种空泛的讨论在实际上更有助于诗性文化的当代重建和复兴。以“诗化的理性”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以“诗化的感性”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更是我经常强调和努力探索的。如2004年出版的《苦难美学》、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主题都是以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反省、检讨、批判西方以非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和以纯粹欲望为主题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这与中国诗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与关切的核心问题上，却可以说与诗性文化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切都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社会麦当劳化、文化粗俗化的当今世界，实现中国诗性文化在当代的整体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艺复兴。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与传统文化的利益与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近几年来的都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使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安全与可持续问题也有了一点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2006年《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另一个讲演中，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

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物与言论很是不少，但我认为，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与真实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们大都未能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与需要。因为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了。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未来世界绝不会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20年来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广诗性文化的根源。

二、学术语境、历史背景与理论建构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在于找到其根源，这是我们深入理解自身的传统，以及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大前提。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综合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个有着坚实理性基础的本体论结构。我认为，中国诗性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学术语境上，以区别“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为前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与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流与接触的深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尤其在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文明的冲突”与“殖民文化”理论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论结构的理论阐释，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束缚于传统的国学范围，考证源流，董理国故，缺乏对其现代意义与价值的阐释，就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殖民新传统，纸上空谈，隔靴搔痒，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是把“文化研究”变成了“历史研究”。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是“史”而不是“学”，主要表现为史料之间的松散的排列组合，既缺乏核心范畴又没有逻辑系统。具体说来，一是缺乏基本理念，用中国哲学的话说，是那种大而无对的本体，是那种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涵盖、也不可能借助其他语境来显现的“道”。二是缺乏紧密的内在统一的逻辑进程，即那种依靠民族话语而展开的自我精神运动过程。这往往使研究变成从时间角度来排列历史生活现象，而不是从逻辑角度来重建可理解的历史有机体。对文化研究来说，不仅需要历史资料及相应的历史学方法作基础，更需要建立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及相关的逻辑系列。只有这样才能讲清楚中国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并阐释出其现代性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必须在观念领域建立中国文化的最高理念，它浓缩着中国文明的全部精华而又“与物无对”；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学术方法上完成从“史”到“学”的转换，彻底抛弃现代学术中的二元论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把自现代以来一直迷漫在中国学术界的“文化殖民主义”给予一次大的清扫。《中国诗性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基本理念上，它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观念，论证了其特有的本体结构与历史形态；在逻辑范畴上，以不同于西方理性智慧的诗性智慧为核心，从原始发生、逻辑内核、精神方式、结构关系、历史流程、价值归宿、当代意义等角度，对中国文明的精神结构与中国文化的本体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

其次，在历史背景上，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和张光直的青铜时代为理论资源，在批判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观。

在当代关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两种误区：一是文明中心论对于人类历史整体的扭曲；二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历史形态的独断论阐释。它们本质上可以称之为文明中心论学术史观，并直接导致了文化殖民主义的恶性发展。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认识，我们试图建构

一种关于文化起源的新学术史观。具体而言，是把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与张光直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卓越研究结合起来，以前者为根据避免了文明中心论的独断论认识图式，以后者为基础捍卫了中国文明的本体性结构。同时，.经过对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古文献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为人类精神起源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从青铜时代到轴心期，也即中国古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三代”社会。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区间所面临的挑战与经历的变化，是中国诗性文化得以发生的最直接的历史背景。这段历史既是原始文化的终结处，也是文明时代的历史起点。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人的精神意识的诞生。而导致这一巨变的深层原因则主要有二，即历史角度的食物分配方式变革与心理角度的意识结构转型。根据古生物学有关研究，原始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解构了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的“永生的信仰”，促发了以“死亡意识”为精神核心的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如果说，前一个过程产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类本质”，那么后一个过程则直接催化出个体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人类与其他古生物共同的问题是必须改变食性与食谱，那么其巨大的差异则在于，由于“类本质”和“自我意识”的出现，人类的反应开始具有“对象化”与“主体化”的性质。前者意味着自然界成为“对象”，后者意味着人自身成为“主体”，在原始诗性智慧中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秩序由此走向崩溃，人类不仅不再依附于大自然，相反只有通过改造与征服自然才能生存与繁衍下去。西方历史学家将之称为“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并具体表现在希腊、印度、埃及与中国四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尽管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它们觉醒的方式与收获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经历了这一历程之后，人类才开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与传统。以后所有的文明创造与成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再次，在理论建构上，以“文化研究”为学术语境，以“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为历史背景，以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为总方法论，通过对早期文明在物质生产方式、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及精神生产方式的差异考察，阐释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层结构和核心功能。

按照维柯的天才看法，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关于诗性智慧的概念，在源头上讲，类似于人类学的“原始思维”，在现代意义上，又近乎美学的“艺术思维”。其具体内涵，用中国哲人的阐释，是“物我无对”或“物我浑然”，用西方哲学的话说，是主客直接统一着的“一元论”。从文化功能角度看，诗性智慧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伦理学。正如庄子说“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原始时代，由于意识机能的极度不发达，人们不仅不能区分物我、个体与他人，甚至也不能区别开生与死。在这个原始的精神系统被破坏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如何面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大自然，他们不明白，曾经极度慷慨的大地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吝啬与残酷起来?二是如何应对生命内部异军突起的“自我意识”与“个体需要”，他们很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原本朴素的内心世界在一天天变得工于心计与欲壑难填。前者是“对象”问题，后者是“主体”问题。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约产生了四种回应方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这当然是两种最极端的反应。三是希腊类型，我把它的关键词称为“主体化”与“对象化”，这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而主体的日益强大则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原始有机联系日益走向解体。对于后者，大自然与人类的敌对关系的出现与不断升级，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变得更加酷烈与无法调和，原始的和谐彻底破裂。四是中国类型，由于诗性智慧在中_国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同时也限制了生命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具体说来，它在肯定个体意识与需要的同时，又无法彻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遗留下的血缘亲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它又希望能够保持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关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希望不要“伤筋动骨”。与希腊模式相对，中国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宇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正是以此为基础积累形成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诗性文化形态。

在现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诸如西方科学而中国审美、西方理性而中国感性、西方善于征服自然而中国擅长维系社会等，可以说都根源于“理性文化”与“诗性文化”这两种迥然相异的本体素质。如果说理性文化很容易获得物质生活资料，那么，不与自然相对立、相分裂的诗性主体，如何从自然界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完成其与自然之间必须展开的物质交换以维系其类的延续性，则不仅是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着诗性文化最根本的秘密以及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依赖于自然，人的本质力量所实现的不仅是主体的劳动逻辑，同时也是对象固有的目的的展开。如农民种庄稼在满足主体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种子“长成庄稼”这一自然的目的性。但在工业文明的劳动逻辑中，主体与对象之间所发生的“物质变换”过程，则意味着把对象生产为与其自身相异的东西，其最典型的是化学工业。中国诗性主体的生命活动方式源于史前时代的诗性智慧，其劳动逻辑可以表述为：如何在与自然发生关系、进行物质交换的同时。又把对象生产为对象本身以及同时把主体生产为主体本身。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把自然再生产为自然、把人再生产为人，把世界澄明为世界的自由劳动机制。正是在这种内在生产观念及由其外化形成的自由生产关系的制约下，中国民族形成了一种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环境、能源和社会不断出现问题和危机的当下，诗性主体特有的这种生命活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昭

示着中国诗性文化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

三、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创新路径

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以阅读、鉴赏、研究与写作为主要形态的中华古典诗词传习，有着比一般的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

这一点可通过与当下十分兴盛的国学研究的比较得知。国学教育尽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知识，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来自现代学术，或者说来自受现代西方学术文化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学术，因而在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中，随处可见的都是经过西方理论语境过滤、解释和修正之后的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经验，而它们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国文化的真实历史经验与内在精神本质，是很值得怀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以诗性文化理论为基本语境、以中华诗词传习等为具体教育手段，可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语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尴尬与困境。

尽管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词可以很形象地表达和再现中国文化，但由于诗词本身是文学而非理论，是意象和灵感而不系统，人们对此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可以归结为它是否可以传达尤其是可以系统地传达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关于这个问题也比较大，这里仅从两方面加以简单论述：在理论上讲，那种认为诗词不具有文化理论的观点，本身就是理性中心主义建构的一个思维镜像。如果从维柯《新科学》的角度看，诗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知识谱系和智慧形态。关于这一点，维柯在《新科学》中讲得十分明确，一方面从诗性文化中发展出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发展出物理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以中国的《诗经》为例，“《诗经》是中国诗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统表达，同时它表达的也是诗性文化的黄金时代，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们，无不先从这里获取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并逐渐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经’的地位与意义。”①从历史上看，以先秦《诗经》与周代文化为例，《诗经》本身尽管在形态上是诗，但本质上更可以称之为“周代文化百科全书”，对此既可参见孙作云先生的《诗经与周代社会》一书，也可参看1990年代初期姚孝先先生在《开封师专学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涉及周代文化的“天、地、人”、“衣、食、住”、审美观念、婚姻状况、酿造技术、动物学等方面。总之，周代文化的主要方面，在《诗经》中都获得了或清晰或模糊(模糊是因为它采取的艺术化表达方式)的反映。由此可得出诗性文化本身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现代教育框架与制度把它重建起来。

按照当代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主要包括五种，即哲学学习、政治学习、实用知识学习、伦理学习与审美学习，它们涵盖了理念、现实、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人之为理性生命的伦理原则及人之为自由生命的审美尺度。与那种认为诗词是一种零散、破碎、非系统的知识相反，中国诗性文化大体上包括了以上五种知识谱系。

在哲学知识谱系，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国诗学里”、“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从诗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实、更确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精神结构中发生过的裂变、演化和跃迁过程”。这是因为，中国诗学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位置，正相当于西方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与意义。在《中国诗哲论》中，我曾深入论证了古代伟大诗人的哲学价值，他们在诗中以直觉的方式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只要我们能够“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们，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结构和精神本体。正如汉代经学说“诗者，天地之心”，它表明诗还是整个宇宙的精神轴心，在诗的本体论结构中深蕴着宇宙、社会、生命运作的密码与机制。也由于这个原因，诗在表层结构上的任何变化，都是世界本身存在状态变化的预演或征兆。如《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尽管中国这种源自上古的诗性智慧，在经历了玄学、理学、佛学人诗的历程后也沾染上一些杂质，但从总体上看，并未改变其深层的结构与功能。

在政治知识谱系上，以中华诗词为表现形式的中国诗性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同时这一功能在古代世界中也一再被重建。早在周代以前，诗的政治功能便以“观民风”的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如《礼记・王制》所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而诗性政治功能最典型的重建是自居易的“补时政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策林六十九》，《白香山集》卷四十八)由此可知，诗歌创作与传播既曾是古代君主了解现实的基本渠道，同时也是古代士大夫为生民请命的重要的参政议政方式。此外，这还集中体现在“诗歌之道与政通”上，如《乐记》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还提出这与上古时代的诗性政治相关。根据我们对“周六诗”的阐释，它们都是上古诗性政治的主要手段。具体说来，其中的“风”、“比”为中国古代的生殖歌舞，是母系时代形成的那种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诗性智慧的延续，其目的在于刺激生产劳动者的本能，以保证整个种族在人口数量上的再生产。其中的“兴”、“赋”为农业生产歌舞，其主要目的一是用来刺激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热情，二是用来消除分配过程中产生的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再生产的冲突与矛盾。而“雅”与“颂”则是这一诗性政治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前者主要用于弥补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后者则意在维护周部族内部的安定团结。从总体上看，它们分别对应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关于人自身的再生产、关于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及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精神生产。

在实用知识谱系上，与针对自然的西方科学知识不同，诗性文化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和人群，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或以实用理性为突出特色的实用知识谱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体层面上涉及知识传授、情感表达、观察方式、伦理结构、外交修辞等方面。如大家熟知的这些记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

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与现代诗学刻意强调诗的审美价值不同，诗性文化先验地融审美与实用为一体。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诗歌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确可以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赋诗以观其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

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

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

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

日：“床第之言不瑜闽，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闻也!”予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

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

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

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

“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

禄，得乎!”

曹植也曾用《诗经》之句帮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写道：

远慕《鹿呜》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

诚，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

哀。(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十九)

与针对自然界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理性文化不同，中国诗性文化更关注从社会兴衰中发现历史规律，因而在中国有“诗史”之说。与西方主要以生产工具来划分人类社会各阶段不同，如我们熟悉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蒸汽机时代、计算机时代等，中国古代更倾向于用诗体更迭显示历史的变迁进程，如我们熟悉的诗经、楚辞、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

在伦理知识谱系上，与古希腊柏拉图以诗歌伤风败俗为由，提出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不同，在中国则有“诗教“一说，以为诗具有无与伦比的教化功能：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

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毛诗序》)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

教邦国，应对诸候，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潜：

《说诗啐语》)

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

者，以为不急，或则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

湖裙屐间；借以为榆杨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

诗义之不明也。(黄节：《诗学》)

这种看法还体现在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元白诗派上，如自居易对张籍的评价：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

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

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

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

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

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

身……(《读张籍古乐府》)

在审美知识谱系上，自从陆机提出“诗缘情”的概念，特别是经历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之后，诗性文化的政治伦理功能有所收敛，而其固有的审美功能则有重大的提升。诗词在表达情感上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

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

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署雨，冬月

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

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

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

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

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

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诗品

序》)

其他如司空图在《诗品》等著述中强调的“韵外韵、味外味”、“景外景、象外象”、“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遇之匪深，即之已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如严羽《沧浪诗话》提出的“诗者，吟咏情性也”，“……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表明诗的审美功能已占据了本体论的地位。

第4篇：国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方锥体”经济格局下的人民币汇率与财政政策“伞形调控”

 

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在复苏的轨道上加速运行。美国经济的各项总量、结构指标和先行指标都出现明显好转，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失业率也开始缓慢下降；欧元区经济则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扰动下奋力前行，宏观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逐步提升，通货膨胀保持在低位运行；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强劲，自2008年第2季度以来首现正增长，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状态都出现明显改善，通货紧缩的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宏观经济进入高速恢复期，相较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谷底”，经济增长出现了补偿性反弹，增速高达11.9%，但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稳定增长、发展模式转变和通货膨胀预期控制的复合性困难增加。世界经济初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顶端，以中、欧、日为支柱的“方锥体”格局，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新格局下各方利益调整的纠结点。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财政政策需要从总量扩张、快速拉动的方向上回调，强调中长期调控，重视政策效益毕业论文怎么写，借助市场力量的战略性调控框架应得到重视和实践。

一、世界经济“方锥体”格局的形成与人民币汇率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的加速复苏，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也逐步清晰。美国作为全球经济、技术和国际机制协调的第一大国仍然是新格局的主导国，中国、欧盟、日本成为新格局的重要支柱，世界经济由传统的美、欧、日“大三角”转化为4个相互联接、相互影响的“大三角”。新格局下，国际经济政策的角力由单纯的国与国互动转变为集团间利益的调整，由单纯的实力对决转化为国际机制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人民币汇率问题在这一格局下被放大和扭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恢复期各方利益的纠结点。

（一）世界经济“方锥体”格局的基本形态和内在机制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重大打击，但从经济规模、技术能力和国际经济规则和机制的控制能力看，美国、欧盟和日本仍然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量（见表1所示）。中国经济率先渡过危机的“拐点”，为国际经济形势的稳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有效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撑，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成为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一环。

表1 2009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规模统计 单位：亿美元

 

国家

经济规模

国家

经济规模

国家

经济规模

美国

142587

日本

50730

中国

49093

德国

33576

法国

26798

英国

21980

意大利

20900

巴西

14820

西班牙

14661

加拿大

13190

印度

12430

俄罗斯

12282

澳大利亚

9200

墨西哥

8663

韩国

8003

荷兰

7942

土耳其

5935

第5篇：国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 就业 人才需求 人才培养

毕业生“就业难”已成为当今我国社会普遍的问题，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也不例外。据《中国就业报》关于国贸毕业生流向调研报道：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从事与国际贸易行业有关的只有20%，约有50%从事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关行业。另外，第三方数据机构麦可思的《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指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成为2014年度本科黄牌专业（需要预警的）。

造成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就业相对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该专业与经济形势联系紧密，受当今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人才需求相对不旺盛。爆发于2007 年末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加之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引发欧洲债务危机，使欧洲经济大幅衰退，也致使我国对欧贸易严重缩减，加之整个国际经济形势恶化，贸易纠纷不断，对我国外贸行业影响更大。虽然国家早有预案，采取了许多诸如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拉动内需、发展第三产业等多项措施，但终因进出口市场需求下降而影响巨大。与之相对应的是外贸企业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被迫采取压缩业务、裁减员工、降低工资等措施，使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贸易形势趋冷，国际贸易专业就业形势令人堪忧。二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纷纷上马此类专业，难免赶鸭子上架，培养出来的人才特色与针对性不突出，使得人才不能胜任岗位的要求，人才培养质量达不到行业要求，形成一方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企业找不到理想合适的人才。

据此高等院校应顺应新的经济形势，适时调整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完善毕业生的求职技能和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力，努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一、外贸人才市场供需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需求数量呈增长态势

尽管当今经济大环境不景气，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继续复苏，国内经济回升势头更加巩固，各项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国际贸易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业务也由传统的商品贸易为主转向多元化发展，国际贸易活动范围不断拓展并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我国2014年进出口总额4.16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至2014年，我国外贸增长了约82倍。国际贸易量大幅增长，然而进出口业务人员却没有得到增长。据《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指出，2010年外贸人才需求总人数达到79.344万人，人才需求量相当大。根据教育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统计，中国每年高校经济类专业毕业生在13万人左右，即使13万人全部从事外贸工作，也仍然有66万的人才供需缺口。据调查82%的企业表示当前亟需专业知识扎实、工作能力强的外贸专业人才。

（二）市场需要“无缝对接”人才

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准职工”和“零适应期”的毕业生是用人单位的理想选择。企业负责人表示大多数新招聘的毕业生存在适应能力弱、上手慢、动手能力差的情况，难以真正为企业解决外贸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毕业后近一年处于学习或实习状态，大多需要半年才能进入工作状态。原因主要是毕业生知识单一，所学内容与实际业务脱节，动手操作能力弱，不能适应工作岗位需要。

（三）“通才”与“专才”结合

因为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行业已不是改革初期的低水平运行状态，对人才的需求也不仅限于外语过关、专业扎实等基本条件，而是反映在对人才素质及知识的全面性等要求上。

根据近两年外贸企业的反馈信息表明涉外律师、商务谈判人才稀缺。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成为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灾区”。中国商务部报告说，中国出口商品已连续15年成为世贸组织各成员国的反倾销调点，仅2009年各国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启动的贸易救济调查创历史之最，高达127起。随着中国企业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倾销与反倾销诉讼日益频繁，诉讼人才成为竞争的热点，熟知国际法、国际贸易法和WTO规则的律师尤其稀缺。对企业来说，国际商务谈判师是外贸企业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承担着重大的经济风险，但是业内人士估计，现在中国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仅有2000人左右，特别是有执业证书的国际商务谈判人才，在人才市场中往往是“有价无市”。因此要求外贸专业毕业生不仅是合格专才，还要成为全方位的通才。

（四）知识结构欠合理 产业针对性不强

由于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培养模式单一，长期只注重国际贸易相关理论知识和业务操作知识的培训，而普遍忽视了商品知识的培训，加之严重缺乏“双师型”的教学人才，从而导致学生走向社会后对所经营的商品知识贫乏，难以适应工作的要求。国际贸易专业很多学生的外语、国际贸易的知识水平都较高，但因缺乏商品知识和对商品的认识而不能准确、流利地表述，甚至因翻译不准确而引起客户的误解，闹出笑话。笔者深感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应针对具体产业，增加商品的有关知识，以便适应社会的实际需求。

二、提升国贸专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一）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实现人才可持续发展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寻求专业课程体系的最优组合或最优结构，是培养符合社会需求人才的关键。目前我国高等院校课程设置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重理论、轻实践的“学科中心型”课程体系，另一种是重实践、轻理论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这两种体系都存在缺陷或局限性，前者虽然完成了现代高等教育学科教育的使命，但是不利于学生就业;后者实现了高等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但是学生上岗后后劲不足，不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我们提出“一根主线”、“两个强调”。所谓“一根主线”就是以国际经贸的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为主线，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三大课程模块的结构必须优化，打通三大课程模块的内在联系，突出综合能力培养。二是强调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使学生德、智、体、美、能全面协调发展。

（二）牢固掌握外语，加强基础知识的教育

外语是国际贸易工作的工具，只有牢固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才能具备从事国际贸易的基本条件。据调查69%的外贸企业认为自己所需要的外贸人才要精通外语，尤其是口语要好，要求能直接与外商沟通，进行贸易磋商与签订合同，在写作能力方面要求能无障碍地拟写电文。要求在现有的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加强基础英语、商务谈判、外贸函电、制单、报关、报检等专业英语的学习，在听、说、读、写各方面增加教学强度，从而增加外语学习的分量。

（三）培养有产业特色的国际贸易人才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新的综合学科、横断学科和边缘学科大量出现，要求学生必须牢固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广泛涉猎其他学科门类。

高校要利用本校的产业基础优势和综合教学条件， 确定两个以上产业方向进行针对性的培养，开设相关的商品知识选修课，突出产业特色，避免高校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的高度同质化。高校还可以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选择一个恰当的定位，在特定领域建设专业化的品牌，和相关企业探索校企人才合作模式，诸如为企业“走出去”培养“定制化人才”。 加强校企合作，大力推行“工学结合”、“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四）重视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目前高校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应用，重课堂教学轻实践教学的问题。各高校在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学计划中，虽然大都安排有6周时间的毕业实习，也要求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社会实践，但多数因无稳定的实习基地，无足够实习经费安排，无经验丰富的专门指导老师，无严格具体的毕业实习和社会实践的考核管理办法，使得学生的毕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流于形式，收效甚微，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普遍较差。这与国际贸易这门学科的特点――务实性和应用性强不一致，更与就业市场对国际贸易人才的要求不相符。在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应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可以开设实验室模拟教学、国际商务场景仿真实训、暑期市场调查、毕业社会调查、专业见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科目，努力实现学校教育与工作岗位的无缝对接。

（五）重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是一种传承式的教育，在当今科技、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应用知识和富有创意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在国家“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更多地中国企业将与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世界知名企业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对于处于劣势的中国企业来说，需要更多的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加盟，以增强企业的实力。因此，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要成为一种教育理念渗透于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实践中。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不能只进行大量验证性的实训和学习，而是要将学生的技能训练、工作实习落实到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中，大力提高人才的素质。

参考文献：

[1]张莉萍.独立学院国贸专业学生就业竞争力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3（10）.

第6篇：国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关键词 课程体系 创新能力 专业特色

近年来，中国加快了全球化趋势下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进程，已经形成了“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出现了“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局面。这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毕业生创造了更大的就业空间。一方面，外资企业“走进来”，几乎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行业，外资企业开展业务急需一大批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国内各类企业的涉外程度普遍提高，产品出口国外和原材料、中间产品国外进口的比重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我国“走出去”战略指导下，一大批国内企业已经或正在走出国门直接到外国从事生产经营，企业涉外业务的增多无疑大大增加了国际经贸人才的需求。但同时出现的一种矛盾的现象是部分学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业不景气，很多该专业毕业生从事与国际贸易根本没有关系的工作，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结构过于专和窄，即专业主干课方向偏专，专业选修课过窄

在专业主干课方面，大多数高校专业主干课基本为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跨国经营与投资等课程，专业课程过分偏重于国际贸易领域，国际经济领域的课程偏少；在专业选修课方面，专业选修课的面过窄，选修课程不仅数量少，而且涉及的课程也主要涉及国际贸易领域，缺乏区域性研究课程，也缺乏培养学生语言表达和沟通、人际交往与中外文化风俗知识等方面的课程。学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小，缩小了学生的知识视角，削弱了该专业毕业生未来的工作适应能力。除此之外，专业主干课与专业选修课之间的内容交叉现象也较严重，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

（二）课程设置“重理论、轻实务”

过于偏重理论课程，忽视实务课程，一些重要的实务性专业课程开设不足，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完善。通过对用人单位实际调查显示，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并能熟练操作业务，在从事进出口业务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于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应届毕业生来说，良好的专业能力素质不仅能有效缩短与用人单位的“磨合期”，较快进入角色，而且能提高工作的自信心，降低工作压力，真正做到爱岗敬业。目前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应届大学毕业生动手能力差，很多人由于业务素质达不到企业的要求而感到工作压力太大、难以适应而频繁“跳槽”换岗。这说明我们的专业课程设置过多注重理论知识教学，而在专业深度开发课程和实战操作课程上还相对薄弱，需要根据社会需求在课程内容、时间安排、教学方式等环节作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三）课程设置中对创新能力重视不够，培养形式相对单一而缺乏个性，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和创新潜力的发挥

创造性能力素质培养，在课程设置中主要通过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学习和训练来实现。具体包括专业实习、学年论文、学期大作业、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课外创新实践等。实践教学为学生创造了开放的空间，动态的场景和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是学生掌握课堂知识的重要载体，更是激励和引导学生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源泉。通过调查显示，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职业适应能力、业务拓展能力、知识更新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其中业务拓展能力是核心和关键。

二、适应市场需要，重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

（一）调整课程体系，形成符合不同人才培育目标要求的课程结构

不仅要强调“基本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三位一体，而且每一版快中的每门课程均要根据其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地位、作用进行整合，强调各门课的相互协调，加强课程内容的有机结合，体现课程之间的主次关系、层次关系及内在联系，以实现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课程体系的优化需要体现在广和深两方面。广的方面，要做到课程涵盖的内容能够满足国际贸易发展对经贸人才的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基本的经济贸易知识，而且要了解外部商业环境和投资环境的相关知识（其中包括相应的法律、政治环境）。

（二）重新设计课程体系，提高实务性专业课课程比重，突出专业特色

在长期过分强调“厚基础”的培养目标指导下，多数高等院校的实务性专业课开设严重不足。认为学生只要有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专业课特别是操作性较强的实务课便可有可无，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通过“干中学”就可以厚积薄发，发挥后发优势。殊不知，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高效的企业要求学生能迅速“上手”进入角色，发挥科班毕业生的特长，而根本不会负担毕业生长期适应和在职培训的高额成本。由于目前的课程体系中，财经类各专业所开设的经济学基础课相差寥寥，专业基础课也区别甚微，而惟一能区别学生专业特色的实务性专业课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各个专业都没有明显的“专业”特色。其直接后果就是毕业生择业困难，或在工作中由于专业方面的“短腿”

（三）加大对创新能力素质的培养力度，改变创新能力素质的培养方式，走出课堂，面向社会，开阔视野，对实践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创新

（1）积极改进和完善进出口模拟操作训练，配备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青年教师指导学生模拟训练，让学生在仿真国际贸易环境中体会贸易全过程，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这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基本前提（2）完善并强化国贸专业的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的组织和执行力度，巩固课外专业实习基地，保障学生能按照教学计划进入对口涉外企事业单位实习和训练，通过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的传、帮、带，积累相应的工作经验，这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要求。

总结：根据笔者的实践工作和教学工作经验，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一些高校在课程体系上未能根据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和更新，从而使本科生培养工作暴露出许多弊端。

参考文献：

[1]李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设计研究《商业经济》2010年第3期

第7篇：国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创新能力；国际贸易；应用型；课程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外资企业、跨国公司以及我国各类企业对涉外经济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同时，对外贸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培养既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具备综合的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已成为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课程体系的建设就显得尤为突出。新的经济形势要求高校在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时，必须要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的原则，注重知识结构和能力培养的整体优化，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要求的实用型、复合型外贸人才。

一、国际经济贸易人才的能力要求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社会对外贸人才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外贸工作者不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综合的实践能力。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具备较高的商务外语沟通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第二，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必须掌握国际贸易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要通晓我国外贸政策和理论、国际贸易规则与惯例、进出易程序与合同条款等。除此之外，还要熟悉国际经济金融、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情况；第三，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具有不断创新的能力。要时时注意外贸工作的动态、情况、问题，及时捕捉国际贸易信息和良好商机。要敢于创造新思维、探索新路子、开创新局面，从而在商战中出奇制胜。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贪多求全，结构不尽合理

由于许多高校要求学生修满一定的学分，因此设置了很多通识选修课和专业选修。学生学习负担很重，疲于应付，难有时间和精力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在理论课与实践课方面，许多高校过分重视理论课而轻视实践课，甚至取消实践课或任意缩短实践教学的课时。导致学生动手能力差，学不能以致用，走向社会时，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

(二)课程内容交叉、严重重复

由于课程设置贪多求全，使许多课程的内容有所交叉。学生重复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上课不注意听讲，教师也难组织教学。除此，部分课程教学内容陈旧老化、更新慢，跟不上国际经济发展的形势，而在课时分配上，受传统旧体系的影响，难于舍弃。

(三)工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过分理论化

目前，毕业生就业压力相对较大，在“以就业为中心设置课程”，“培养宽口径复合人才”的指导思想上，部分高校依旧过分强调对学生基础知识的讲授，而忽略了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实用技能的培养。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原则

课程体系构建的主导思想是以通识教育为目的，培养多元化和动态应用的复合型人才，强调所有课程模块之间、教和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这种课程体系下，所有的知识都不是孤立的，所有的课程都可以找到与其相关课程的结合点，通过各课程模块相互的结合点展开对各门课程的学习和研究。因此，在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以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原则；第二，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第三，坚持以“就业主体”为主，兼顾个体发展的原则，国际贸易专业要以就业为导向，加强专业能力和专业素质培养，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实现人才培养与职业岗位的接轨，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

四、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方案

在“以学生为本”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基础上，从知识、素质和能力三个方面，建立一切为了学生，适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的课程新体系。新体系要把掌握专业理论知识能力的培养，操作能力、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有机融合起来，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课程的设置类型

1．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身心素质，计算机应用能力，语言表达、应用写作能力和外语应用能力。在基础课设置上主要有：政治、计算机应用基础、数学、外语、大学语文等。

2．学科基础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是经济类学生必修的基础课，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知识：一是经济学基础课程。是向学生讲授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原理与理论。具体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法学、经贸应用写作、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管理学原理、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二是经济类公共课程。包括金融学、国际贸易原理、风险管理概论、财政学等。三是经济类基本专业课。让学生掌握市场营销原理与实务；掌握市场经济与宏观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及国际金融学理论知识。其课程主要包括市场营销学、市场经济与宏观管理、国际金融学、计量经济学。四是经济类基本技能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财务、企业、金融、电子商务等外贸业务中所涉及到的相关的理论知识。课程包括财务管理、国际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学、现代企业制度、电子商务、CI策划与企业文化、证券投资与期货、企业战略管理、消费经济学。

3．专业课

在专业课设置上，应拓宽专业口径，使学生在学习专业课时可以自由选择。在重视理论知识传授与学生具体技能培养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社会适应能力。专业课要与国际接轨，要注重实尉陛。通过专业课的学习，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讲，专业课可设置为四大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实务课、专业知识课和相关专业课。

(1)专业基础课。让学生掌握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历程及国际贸易基础知识、国际商法基础知识、商品相关理论知识。课程包括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国际商法、商品学等。

(2)专业实务课。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实务、相关单据、结算的实务知识。课程包括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单证实务、国际运输与物流、国际结算、外贸函电。

(3)专业知识课。使学生掌握与国际贸易实务相关的知识。课程包括国际经贸地理、海关报关实务、世贸组织规则、外贸谈判口语。

(4)相关专业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生物技术企业生产经营与管理的基本知识、法律法规、经济合同的签订执行原则及注意事项；具备生物技术产品市场调研、市场开发与营销能力；掌握不同的贸易方式的理论及实物知识。课程包括经济合同管理、国际投资与管理国际服务贸易、国际市场营销、国际经济合作等。

4．实验与实践教学

实验与实践教学主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具备掌握学习方法，理解掌握和固化新知识的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决策能力，接受挫折能力，竞争能力，团结共事能力，最后达到具备跨学科溶汇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课程包括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实习、ERP实战模拟实习、海关报关实务课程实习，公益劳动、军事训练，毕业实习。

实验与实践教学环节是大多数高校教学中的薄弱环节，为培养国际贸易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可建立国际贸易网络模拟实验室与国际贸易场景模拟实验室，将整个国际贸易流程中所涉及的内容全部设计在内。实习形式包括商贸实习、行业见习、专业讲座和建立稳固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加强学生的技能训练。在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应具备的知识与能力中，有相当部分只能在实际工作中获得，因此应拓展教学空间，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建立互利互惠机制，共同建设与国际贸易专业相匹配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培养实用型人才。

第8篇：国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058-02

国际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教育部确定的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经济学类专业八门核心课程之一。当前，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大多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探讨国际经济学内容和体系创新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经济学教学现状与问题

国际经济活动决定了国际经济学的内容。传统国际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微观领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和宏观领域的国际货币理论与政策。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在内容和体系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的多层次性、教材选用的丰富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考核方式的灵活性等方面。但目前的教学大多仍然采用以讲授为主，辅之以课堂练习和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模式。近年来学生反馈回来的信息仍然多是“国际经济学难学”。主要原因在于：①内容太多。包括微观的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的国际金融部分。②对数学知识和图形分析有较高的要求。国际经济学中大量采用了数学模型和图形分析的方式，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理知识和抽象的看图分析能力。③理论太虚。国际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与我国的国情和现实发展差别很大，无法跟当前的具体实际进行好的结合。④扩招形成的大班无法形成师生互动，学生普遍缺乏课堂参与和学习的主动性[1]。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要求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方法，通过启发诱导、结合最新案例寻找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从而使学生乐学、爱学、会学。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内容创新

国际经济学教材的内容和体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并导致不同的教学效果。虽然国内的国际经济学教材按照惯例都会进行定期修订再版，但仍然无法及时跟上国际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目前，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如下创新：

1.重新梳理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微观部分，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重新分类，按照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脉络进行系统化教学。重点学习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适当介绍新贸易理论。宏观部分，合并汇率与汇率决定理论为一章，并把国际收支的调节理论分析系统化。

2.根据国际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和世界与中国的现实环境更新教学内容。引入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品内分工理论等国际贸易领域中的较新理论，把金融危机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引入教学内容。此外，国际经济学教学中尝试用最新理论分析中国开放型经济领域的新实践，将理论知识和当前经济形势相结合。

三、国际经济学教学方法创新

如何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培养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动手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创新的兴趣和欲望，是国际经济学教学的重要目标。其中，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写作能力是大学生最需要提升的两大基本能力。

1.开放式教学。传统教学中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因大班上课会导致教学效果不好，这是扩招后无法回避的问题[2]。由于长久以来教学体系从方案设计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均较为封闭，学生在课堂上面对一本教材，听教师从头讲到尾，缺乏多样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缺乏思考锻炼的机会。这固然因为多数专业课实行大班教学有了一些条件的限制，却并不能成为封闭性教学体系继续存在的理由。从学生反馈的情况来看，封闭性教学主要体现为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孤立性和教学内容的封闭性，教学方法上也不能体现教学中应有的交互性。在教学中，一般侧重国际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介绍和对某些经济事件的分析，缺少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在教学过程中，理论的产生背景、内涵与发展固然是教学的主要部分，但如果理论不能为现实服务，则经济理论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纯粹教授理论却不联系现实成为理论教学最大的失误。从内容和体系上来看，由于教材难以及时更新，恪守教材固有的体系和内容难免和现实产生一定的背离。特别是由于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需要理论的及时更新和动态发展，用于解释新的经济现实。教学模式侧重教师的讲授，缺少学生的参与，缺乏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自主发现”和“自主探究”式学习以及学习中的合作。这种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评价标准造成学生对这门课程不感兴趣，课堂教学气氛沉闷，学生主要是接受性学习而非创新性学习。学生只学了基本的经济理论，容易墨守陈规，片面接受了现有的理论、经验，在以后面临新的经济现实时却无法深入分析。在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时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感觉无法下手，不知如何收集资料，更难以把新的经济动向与政策变化与写作主题相结合，这些事实无不显示了以往经济学教学中的问题。目前，我们在国际经济学教学的开放教学方式革新通过多年的实践教学和反馈，试图对开放式教学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①“案例-分析-课件-讲解-总结”教学。该环节所有的程序都由学生完成。老师先确定一个案例讨论的题目或方向，学生以问题为导向去寻找案例，进行分析，制作课件，担当讲解。教师只负责把一个班级划分为若干组，每组3～6人，由学生自由组队，规定每组的讲解时间在5～10分钟左右。案例一般要求紧扣国际经济学实际，基本按照“看历史，想未来”的思路进行分析，对案例要求总结出其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并尽可能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鼓励大胆想象未来的趋势，提出自己的建议，得出有逻辑性的结论。做好课件，每次上课由一组进行讲解，老师进行总结。这一模式有利于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问题，提升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查阅资料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口头表达能力。②开辟“知识—理论—实际”课堂。在传统的“情境导入—教师讲授—自主学习—讨论—练习巩固—考核评价”基础上，开辟“知识—理论—实际”课堂，以问题、案例、视频等多情景导入，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知识点的讲解，梳理出其理论基础，找寻出对实际经济现象的理论解释，从而形成知识、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完美结合，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理论运用能力。

2.层次化教学。层次化教学是指根据不同授课对象实施分层教学。由于国际经济学是一门由各经济变量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具有很强逻辑关系的学科，且教材中包含了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数学推导和图表说明，这使得一些基础稍差和要求不高的学生对国际经济感到难学或畏学。因而，我们在实践中针对不同需求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方式。①了解学生差异，确定不同的学习主体，在教学中，应该考虑到学生存在的巨大差异。首先学生来源有差异，大多数高校都是多层次本科招生并存，这其中本身就有巨大的差异。其次，不同专业的学生对相关专业知识的掌握也有差异。最后，学生对国际经济学的学习目的有差异：有的是扩展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有的是对国际经济理论有兴趣，希望能够继续深造；有的纯粹是为了完成学分顺利毕业。基于此，在教学中应该根据学生层次的差异性进行层次化教学。②按照学生需求的多元性进行分层教学、分层考核，根据学生需求的差异，对学生进行分层，我们在实践中，大体把学生分为专业学术型、专业应用型、专业基础型三大类，并分别制定教学大纲和培养目标，按照大纲对不同类型的学生进行分类分层教学，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分层教学的难点是如何考核。首先，我们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布置不同的作业。大体而言，将作业分为三类：A类为提高深化型作业，这类作业一般对理论分析要求比较高、其对象是有较好基础的专业学术型学生。通过这些作业，能够使得该类学生在练习、思考和探索中发展提高。B类理论应用型作业，该类作业强调理论的应用性，其对象为普通学生。通过该类作业，能够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C类为提高加强型作业，其对象为部分基础较差学生。通过该类作业，能够使得学生掌握基本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我们采取不指定哪类学生做哪类作业，而是给学生自由选择权。从而形成学生在教学实际过程中，能够根据自身需求的动态变化在三个层次中自由活动，但总体原则是鼓励学生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教师根据学生学习的动态结果，及时鼓励和引导不同层次的学生根据自身情况主动学习，并最终满足各自的学习需求，使得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够在学习中有收获。考核方面，国际经济学的传统考试方法只侧重于考核学生识记效果，以期末和平时加权得出最终成绩。这会导致学生平时不努力，考前强化背诵以求通过考试。最终的结果是学生学了一堆死的知识，考试一结束，死的知识又还给了老师，不能形成活的思维，不能利用所学知识解释、解决问题。在实践中结合教学方法和手段创新，将课堂和网络表现纳入平时成绩中。

3.倡导创新型教学。创新型教学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教师的研究性教学；其二，学生的创新性学习。在遵循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应当建立一种鼓励授课教师将最新的科研成果纳入教学的激励机制，以便实现科研与教学的结合。研究性教学，需要适当给予教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促进教师主导地位，发挥教师潜力。通过研究性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师整体教学能力，更有利于提高本学生的经济学理论素养。定期聘请权威国际经济学专家为学生授课或举办讲座等形式也是实现研究性教学的一个好的补充途经。

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创新性学习。国际经济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其内容本身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前，很多国际经济问题本身就缺乏权威的解释，这为学生的创新性学习提供了一片沃土。当然，这需要教师进行引导和提升。我们在实践中，提供了国际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并进行深度挖掘，逐步培养学生对学术和理论的兴趣。

参考文献：

[1]李娜.论《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中操作的问题及对策[J].教育实践与科研.2011，（6）：8-11.

[2]徐新华.开展研讨式教学培养大学高年级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国际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体会[J].中国教育导刊.2009，（2）：28-30.

第9篇：国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战后以来，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根据WTO统计，截止到2005年11月12日，向WTO及其前身GATT通报备案的区域贸易协定中仍然生效的总计达142个，其中101个是1995年1月WTO成立后备案的。在所有WTO成员中，除蒙古国以外，其他都是一个或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当事国；协定当事国之间的贸易额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世界经济诸领域、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以及国际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区域一体化过程在全球展开，形式日益发展，排他性日益减少，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从而为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论文在阐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和拉美对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各自所抱的动机及各自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接着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及其进展受挫的原因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指出了我国应该采取的几点对策，即调整对拉美出口产品的结构，利用好拉美现有的区域市场优势，与拉美一些国家先行建立自由贸易区，尽快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速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美洲自由贸易区；影响对策

引言

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以贸易、生产、金融乃至经济政策趋向全球一体化为特征的，而这种一体化又首先以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形式表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区域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对世界经济诸领域、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以及国际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区域一体化过程在全球展开，形式日益发展，排他性日益减少，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从而为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论文在阐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和拉美对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各自所抱的动机及各自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接着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及其进展受挫的原因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指出了我国应该采取的几点对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现象。它首先出现于西欧，其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仿效。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维纳（J.Viner）于1950年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首先引入了现代关税同盟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当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核心。lwkoo.cn

在维纳提出现代关税同盟理论之后，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Tinbergen，1954年)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他认为，经济一体化是指有关国家贸易的自由化，并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1]

英国经济学家宾德(J.Pinder，1959年)引申了牛津字典关于“将部分合成一体即一体化”的解释，指出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不仅允许商品在它们之间自由流动，而且还允许生产诸要素自由流动，为此消除各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各种歧视，做出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Balassa，1962年)在其论文中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定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作为一个过程的一体化意味着取消国家间的经济歧视，强调了动态性质；作为一个状态的一体化意味着国家间不存在各种经济歧视，强调了静态性质。[2] 3

前苏联学者马克西莫娃(Maximova，1976年)提出的有关经济一体化的定义认为，一体化是国家经济间发展深层次且稳定的生产分工关系的过程；是具有同类社会经济体制的国家群体框架内的国际经济实体的形成过程，这一经济一体化过程显然由统治阶级所操纵，因而，也是一个商品政治化的过程。这一定义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而不是从国际经济学出发的。

霍兹曼(Holzman，1976年)强调，一体化是一个成员国家间相似产品和同类要素价格一致化的状态。也就是说，经济一体化是成员国间在有关便利的制度支持下货物、服务和要素流动无障碍的状态。这一认识实质上将区域一体化的讨论由关税同盟进一步引向了共同市场的层次。曼尼斯和素迈(Mennis和Sauvant，1976年)的研究则将经济一体化同产业部门的融合，政策和行政的统一联系起来。

马洛和蒙蒂斯(Molle，1988年)强调了经济一体化中传统经济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派内克(1988年)的研究则提出了一体化同开放经济及经济相互依赖等观念的差别。[3]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这一定义所揭示的内涵在于：首先，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显著的标志是成员国之间关税等贸易障碍的消除；其次，谋求最佳的国际生产分工是一体化的根本原则；最后，区域一体化的出发点是使每一个成员国能获取比单独一国时更大的利益。[4]

我国国内的学者们也对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对于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可以无阻碍地流动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一体化程度的高低是以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差别或范围大小来衡量的，从而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有不同的形式。[5]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的是：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推动和各国谋求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主观努力的综合作用下，特定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达成经济合作的某种承诺或者组建一定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谋求区域内商品流通、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以及生产分工的最优化，直至形成各国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体制某种程度的统一。[6]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其不同的组织模式。以一体化的目标高低为序，最低层次的是“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在这一组织形式下，区内各国取消内部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成员国的对外贸易等各项经济政策仍保持独立。

在自由贸易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同盟内部除了商品自由外，最关键的是建立统—的对外关税，从而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

较关税同盟再高一层次的是“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除了统一贸易政策外，各国间还实行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的自由流动。

“经济同盟”(Economic Union)更进一步在超越交换关系安排的基础上，将协调机制延伸至成员国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达成一致，并谋求建立基于成员国部分主权让渡的超国家协调管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是“完全的经济、政治一体化”(FullEconomic&Politic Integration)，最终形成一套放大至区域尺度的“国民经济体制”，超国家的管理机构享有相当充分的超国家主权，从而拥有区域内各国所认可的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过程中，除了以上各项谋求不同层次制度性安排的组织形式外，还出现了另一类更关注功能性目标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形式，即所谓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合作方式。其特征首先是开放性，即在谋求区域内的经济合作、经济互补和经济融合中反对对区外国家“以邻为壑”；其次是非体制性安排，即支持为达成经济一体化开展国家政府间合作和设立一体化的辅常设机构，但反对组建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和让渡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