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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达技术(下称“公司”,002815.SZ)的主营业务为小批量板的生产与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小批量板,产品类型覆盖HDI板、背板、厚铜板、软硬结合板、埋容板、高多层板、立体板、铝基板、高频板等,可一站式满足客户对多品种、小批量板产品的需求。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设备、工业控制、医疗仪器、安防电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80%左右的产品外销到美洲、欧洲、日本、亚太等国家及地区。
成功开拓海外市场
国内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小批量板厂较少,崇达技术是国内小批量板行业的领先者。
根据NTI的2012年-2015年全球PCB百强企业排行榜,公司在全球PCB企业中的排名分别为第74名、第65名、第62名、第52名。公司分别获得2012年(第25届)、2013年(第26届)、2014年(第27届)和2015年(第28届)中国电子元器件百强企业第35名、31名、28名和19名。
2013年-2015年及 2016年1-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24576万元、159086万元、175694万元和48021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1970万元、27353万元、30088万元和8510万元。均实现了持续较快增长。
公司在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快速交货方面,形成了独特、有效的服务模式和柔性化生产模式。2013年-2015年及2016年1-3月,公司客户数量分别为632个、768个、938个和800个,平均单个订单金额分别为1.03万元、1.19万元、1.19万元和1.18万元,与公司小批量业务定位相符。同期的订单数量、均单面积和平均日处理订单数均稳步增长。由于提供的产品个性化程度较高,公司对下游客户的议价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毛利率水平。
在PCB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公司成功开拓了海外市场,成为了众多PCB著名企业在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在国内,随着医疗仪器、工业控制、安防电子等存在小批量板需求的下游行业的迅猛发展,公司专业、专注的竞争优势将在未来得到充分体现。
专注小批量板生产销售
公司自创立以来,专注于小批量板的生产与销售,紧跟国际先进技术的发展,积累起庞大的工程技术数据库,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品种的客户需求。在全面发展技术的同时,公司在许多单项领域也取得了突破,取得了大量的 PCB 相关的专利技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截至2016年3月31日,公司已获得的专利共有348项,软件著作权24项,发表科技论文共160篇,其中国内核心期刊115篇,论文数量处于同行业前列。公司所发表的论文能够围绕高新技术和产品展开,有效体现公司技术水平。
关键词: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对外输出;有效途径
中华文明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浩瀚的历史长河孕育着各时期的中国文化,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喜爱。瓷器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主要发明之一,古代瓷器的烧制成为我国现代争相研究的重要课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不容忽视。在我国最先烧制而成的瓷器便是青瓷,而且随着朝代的变迁和进步,青瓷成为我国向世界各国其他地区进行对外输送的重要物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唐宋时期,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量比较大,在对外交流和贸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必须对其加以研究。通过探讨相关古文记载来探讨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对外输出的相关内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在国外的大致状况
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在世界各国都有着其历史足迹,许多国家都与我国有着越窑青瓷的对外贸易。例如,与我国相邻的日本,所出土的越窑青瓷数量很多。越窑青瓷最早是在公元九世纪末期的时候传入于日本,在日本多处地方都保留着越窑青瓷。日本久米留市的药师寺西僧房也曾出现过越窑青瓷。在菲律宾,通过十多年的历史考究,我们发现在其所挖掘出的古代文物中,越窑青瓷的比例较大。在泰国的马来半岛中的文化遗址中也曾发现唐宋时期所烧制的越窑青瓷。
二、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对外输出的重要影响
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对外输出的重要影响主要有:(1)在唐宋时期对外销售越窑青瓷,有利于提高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变外国人民的生活习俗。当越窑青瓷还未对外输出之前,许多国家都并不是利用器皿进行饮食活动,通常是将叶子用于盛装食品。但是当越窑青瓷进入一些亚洲国家之后,开始将越窑青瓷作为最佳的饮食器皿,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有效地应用越窑青瓷,越窑青瓷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皿之一。而且越窑青瓷在工艺上十分精湛,在应用方面十分洁净和便捷,有效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习惯。(2)唐宋时期对外销售越窑青瓷,能够推动整个陶艺事业的发展,让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陶艺的发展。越窑青瓷在外的销售量比较大,颇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由于越窑青瓷具有易碎的特点,因而在运输的过程中需要极其小心,现有的海上运输则并不利于越窑青瓷对外输出,为此,世界其他国家在进行贸易的同时也开始仿制越窑青瓷,从而促进了青瓷器制造工艺和技术的发展。(3)唐宋时期所开展的越窑青瓷对外贸易活动,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古代世界贸易的进步。据资料显示,唐宋时期在进行越窑青瓷对外输出的时候,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路线,而且随着瓷器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海上交通的路线也越来越宽,渠道也更多,促进了陶瓷之路的形成。
三、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对外输出的原因和方式
唐宋时期对外输出的越窑青瓷在品种上十分丰富,在数量上也较多,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尤其是在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运用广泛。唐宋时期的越窑青瓷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主要在于:(1)所烧制的青瓷器出土范围比较广,所建立的烧窑地址也比较多,比如说绍兴、余姚等地都存在着唐宋时期越窑青瓷的烧窑遗址。(2)唐宋时期所烧制出的越窑青瓷十分精美,质量也极佳。我国唐宋时期青瓷对外输出发展很好,这是由于当时唐宋时期的民风开明,对外开放,在一些沿海城市开设了港口,并且将陶瓷运输作为重要物品之一。现如今的宁波是唐宋时期最为著名的越窑青瓷运输港口。
加强对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对外输出的研究和分析,是探讨我国古代瓷器贸易的必然要求,顺应了时展的趋势,在我国历史考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唐宋时期的越窑青瓷十分名贵,是我国唐宋时期与外邦相交的重要物品之一,受到本国和外邦人士的喜爱。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对外输出的状况,充分体现了唐宋时期当时的外交政策和特点,能够突出我国唐宋时期的外贸状况,具有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对我国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对外输出进行全面的分析,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恒武.越窑青瓷的海外输出与浙东海上交通的变迁[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
【论文关键词】应对反倾销 价格决策 定价模型
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抵制外来不公平竞争的手段之一,随着反倾销手段的不断完善和强化,我国成为反倾销战争中的最大受害国。除了某些国家利用wT0框架下所允许的反倾销进行贸易保护运作之外,还应当关注到出口产品相互压价引起的价格恶性竞争是致使我国深陷“反倾销重围”的重要原因,出口产品的价格决策是应对反倾销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国出口产业的价格竞争优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市场占有率,增加了出口创汇,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但盲目的低价竞销也促使进口国当地产业界不断通过反倾销手段限制我国产品的出口,导致我国贸易条件日益恶化,不但不能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还由于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而不得不退出原有市场、甚至丧失原有市场。因此,规范出口秩序、积极协调和管理出口价格决策是有效防范反倾销的明智选择。
一、关于出口产品价格影响因素主要观点
(一)成本因素
成本是价格决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倾销认定的依据。冯巧根(2004)认为,我国的会计准则没有与国际接轨,成本、定价政策在“正常价值”确定、成本计量上与欧美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容易招致欧美反倾销指控。彭万强(2007)指出出口企业在职工医疗、津贴、奖励等方面的支出,有相当部分未正式进入人工成本,且企业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从而给进口国以低价倾销的口实。丁梅生、柏帆(2007)指出某些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遵守国家的相关法规,不履行其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产生虚假低成本,歪曲了产品的价格。这些都导致了低廉的出口价格。
(二)市场需求及价格竞争因素
张军(1995)指出在制定出口价格时,比成本影响更重要的可能当属市场愿意和能够支付多少货币,即市场需求。这一因素又取决于消费者喜爱该种产品的程度和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另一个影响价格的因素是价格竞争,当竞争者的数量较少时,可以采用比内销价格高的出口价格;竞争者数量较多时,一般采用低价销售打人海外市场,但这种做法容易遭受反倾销指控。叶红玉(2006)则认为产品的国际市场行情在总体上决定该类产品的出口价格,市场行情好的产品销售价格高,反之较低。此外,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直接影响产品的定价。
(三)汇率影响因素
国际市场营销环境存在着差异性和特殊性。肖黎(2004)认为企业在确定出口价格时,要考虑汇率的变化,采用外国硬币定价可以有效预防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同时,也要不断调整出口价格,充分利用汇率变化给企业带来的有利机会。武立波等(2006)认为国际营销定价与国际汇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面对升值压力的今天,出口企业更应该关注国际金融市场汇率的变化。在研究汇率波动与价格的关系及汇率变化对企业营销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如何制定应对汇率的价格决策。
二、应对反倾销出口产品价格策略
我国会计准则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合理的定价策略。正确价格战略原则是出口产品价格不能低于其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同时,企业要建立出口产品与内销产品价格比较表,确保出口产品的定价不低于内销产品,并在此前提下根据目标市场的价格状况确定并及时调整出口价格。冯巧根(2004)建议,定价不仅要有会计参与,还要加快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化,尽快完善国内相关成本、价格规范的立法程序,实现反倾销应诉中“成本与效益”博弈的新平衡。潘煜双(2006)从“决策有用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内部会计控制要对出口产品进行定期监控充分利用并较好掌握“低于成本销售”的弹性空间为产品定价提供依据。当面临反倾销威胁时,可采用价格直接调整法、间接调整法及价格策略调整法等会计方法有目的进行价格调整。成本是确定价格的关键因素。孙铮(2005)指出出口企业要制定带有反倾销“导向”的成本核算制度,明确成本分配的成本动因,使内销和外销产品成本分离开来,在此成本基础上制定的外销价格能够有效防范反倾销指控。
关于出口产品的定价方法,一般可以分为成本导向定价法、需求导向定价法以及竞争导向定价法何玲(1994)认为以成本为导向的“前向定价”策略运用到变动的国际市场上是极不科学的,而以市场为导向的“后向定价”是最科学的定价方法,可以大大减少倾销指控的发。邵桂兰(2001)论述了过渡价格竞争对我国国际贸易带来的消极后果,建议改变传统的成本导向定价模式,高质量的出口产品更适合采用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及消费者对产品价值的理解来确定产品价格的需求导向定价模式。潘煜双(2004)认为,完全成本定价法和变动成本定价法是两种比较重要的方法。完全成本定价法适用于变动成本大于固定成本的企业,而变动成本定价法一般适用于固定成本较高而且生产能力过剩的钢铁、化工类企业,但这种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可能会遭致反倾销调。
黄进冲(1995)强调要制定合理的价格策略,变以价格取胜为以质取胜、以优取胜,减少反倾销案件发生的诱因。一般商品根据我国实际成本,使自己的商品价格水平保持与国际市场价格持平或略低的位置,而对特色产品和名牌产品,则应根据我国产品对市场的控制程度,决定其价格水平。赫连志巍、许文杰(2003)指出,确定合理的出口价格必须对国际市场进行调研和分析,通过中间商、直接用户和驻外机构等多种渠道,了解国外市场供需状况、经济景气指数、该国同类产品生产和销售情况,既提高出口效益,又减少被反倾销的可能。刘爱东(2007)提出的企业应对反倾销会计理论框架中也提及要加快会计准则国际化、完善出口产品核算制度、建立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对出口产品进度进行动态明细核算并启动会计定价战略。
综上,关于定价方法的选择,大部分学者倾向于采用市场需求导向定价模式,在此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定价策略,有效防范反倾销指控。因此,制定合理的价格决策规避反倾销,首先要改变目前出口混乱、低价竞销的格局,加快会计准则国际化,建立完善的成本核算体系。
三、反倾销定价模型相关追踪
目前,国内外针对反倾销定价模型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Blonigen和钟根元。Blonigen和Haynes(1999)首先分析了没有反倾销税情况下和出口国产品被进口国征收反倾销税情况下的出口企业利润最大化模型。他们的模型考虑的因素比较全面,包括替代品的销售价格、进口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出口国人均可支配收人、汇率、生产要素价格。随后,Blonigen与Park(2001)首次通过解决出口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来确定反倾销贸易政策下的动态定价模型。
虽然两个模型分别在静态和动态的环境下建立,但他们都认为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后的利润损失与反倾销税率以及出口商品的金额有正向关系:税率越高,反倾销带来的损失越严重;商品出口金额越多,反倾销带来的利润损失就越多。在此基础上,结合反倾销税率与出口商品的总金额来确定出口企业的利润损失,建立征税后的利润模型并假定出口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分析企业的最优出口价格,然后研究反倾销对出口价格的影响。
钟根元(2003)建立的出口企业面对反倾销确定性动态定价模型与Blonigen的模型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考虑了国内外博弈的状态,即:面对国内政府的反倾销,在国内外企业处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且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运用博弈论、经济学及经济动态的递归方法等有关原理建立国外企业对销往国内产品的动态定价模型,并对影响动态定价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出口企业制定的动态价格受国内销售价格、产品到岸价格、产品单位边际成本、进口国产品单位边际成本的影响。同时,与Blonigen的动态定价模型相同,该模型也是从动态的角度解决价格问题并以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来建立定价模型。
鉴于现有对出口定价模型的研究,大部分主要针对反倾销如何影响出口价格以及价格竞争与反倾销的关系,关于出口产品应该采取何种定价措施及何种定价模型来防止反倾销应当成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有效预防反倾销摩擦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出口企业成本核算不规范、行业协会监控不到位、出口产业结构失衡以及企业盲目低价竞销等引起的企业不合理定价是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指控的重要因素。企业应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和反倾销的价格属生,导人价格决策机制,规避国外对华反倾销指控。根据以上综述,提出如下应对反倾销价格决策
(一)企业层面的应对措施。
企业是应对反倾销的主体,也是价格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者,在应对反倾销的价格决策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首先,企业要规范和优化内部成本核算体系,采用作业成本和边际成本法细化成本核算内容,制定科学的成本核算及定价体系,既可以有效规避反倾销,又能为应诉反倾销及时、准确地提供成本信息。其次,在反倾销认定中,一个重要部分是确定并比较出口价格和内销价格。因此,企业要对内外销价格进行时时监控,确保外销价格大于内销价格也是出口企业预防反倾销的一条有利途径。再次,企业在制定价格决策时,要立足于国际市场,了解出口地的市场行情,掌握竞争对手的相关成本和价格信息,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目标定位。同时,在目前廉价劳动力生产要素为主导的出口模式产生低价竞销的局面下,企业应把出口产品价格决策纳入应对反倾销的战略规划中,改变传统的竞争策略,改以价取胜为以质取胜,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建立应对反倾销的成本防护能力预警体系。
(二)政府主管部门层面的应对措施。
反倾销往往涉及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应对反倾销价格决策中,政府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为企业的价格决策提供宏观的政策指导。出口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为企业提供出口行业导向,从源头上遏制低价竞销导致反倾销的诱因。企业会计准则通过成本内容、计量属性等方面直接影响了产品的出口价格,进一步影响反倾销认证的相关因素。因此,相关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快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化,为企业制定有效预防反倾销的价格决策提供政策保障。同时,政府部门利用其便于收集和掌握国内外行业价格数据和国际动态的政治优势,建立反倾销价格预警系统,并将结果及时反馈给企业和行业协会。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正面来说,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增强,有利于降低进口商品价格,使国内消费者受益,同时,也可以降低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使国内企业努力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强中国企业国外投资能力。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导向型行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口价格的相对提高,这意味中国产品在国外价格竞争力的下降。另外,出口企业还会遭受出口收入转化成人民币时的汇兑损失,以及由于出口量减少造成的损失。
人民币升值对外贸企业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汇兑损失。企业从签订合同到合同真正履行需要几天甚至一月时间,买方按合同付价,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不断升值,外贸出口企业结汇时就会产生较大的汇兑损失,影响企业盈利。以纺织业为例,我国纺织品出口基本上是用结算方式,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使该行业出口企业普遍遇到很大困难,企业的利润空间基本上消失。
(2)对于国内采购企业,人民币升值导致成本上升,国际上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3)出口成交难度加大且具有不确定性。针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较大的情况,大部分中小企业出口成交具有不确定性。例如,多数出口加工企业交货期一般在3-5个月,企业计价时要考虑到几个月以后的汇率水平,多数企业用6.6-6.7的水平计算,由于产品多数属于低附加值产品且没有定价权,客户往往不能接受美元报价进行提价,订单因而转向越南等其他国家。
据南昌海关统计,2008年上半年,江西省进出口总值达62.2亿美元,同比增长55.3%。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前提下,江西省对外贸易保持50%以上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得益于进口的大幅增长和多晶硅等少数出口产品的迅猛增长。
虽然2008年上半年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但主要是由少数出口产品带动的,在此次调研中,多数出口企业目前处于艰难境地,处于困难的企业整体出现以下几大特点:
①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受损严重。产品附加值低,其出口利润空间小,人民币升值以后,其经营、生存压力较高附加值产品更大,有些甚至将无法继续出口。以纺织业为例,2007年三分之一的纺织企业利润率有6%-10%,整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3.9%,2008年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达到4.49%,使得很多企业面临的是做多亏多的境地。
相对而言,高附加值的产品,由于其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且有一定的定价权,人民币升值造成的损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消化。
②原材料国内采购,出口采用美元结算的企业影响较大。
调研中,一家名为广盛电子的企业称,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影响很大,他们采用的模式是内购外销,也就是原材料国内采购,产品国外销售,2008年以来,仅汇兑损失就高达800万,而公司的年净利润也仅800万,汇兑损失完全挤占利润空间。相对而言,储科电子采取的是原材料进口,产品外销的模式,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几乎感觉不到人民币升值压力。
2江西省进出口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2.1企业避险意识和能力较差
由于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观念较为淡薄。在此次调研的众多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没有采取任何经济手段规避或管理汇率风险,仅仅把汇率风险归于政策性因素,仅有一家公司利用外汇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来规避风险。
2.2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相对滞后
由于我国金融机构还不具备承担外汇风险的能力,放开人民币汇率,未知的风险和冲击可能给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很大压力。
2.3产品附加值低
产品附加值低的加工贸易导致企业没有定价权,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被动地位,人民币升值挤压利润空间,产品涨价又不被顾客接受,所受冲击比较大。3对策建议
(1)原材料与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综合计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了20%-30%,成为推动企业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
(2)国内外贸政策的变化。近几年来,由于国际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国内被迫调整了外贸的出口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工业的出口予以限制,给企业制造了很大的成本。尤其是对纺织鞋帽、珠宝首饰、皮革、加工、饲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冲击较大,这些企业又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3)央行实施货币从紧政策影响。央行严格限制贷款规模,进一步加剧了出口加工企业资金困难。
在此次调研中,我们发现,从产品需求弹性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有限升值对出口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不会对出口产生严重打击。出口企业的艰难情况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政策制定方面也需考虑到上述几大因素。从企业自身角度来看,应对策略的选择比较重要,政府积极地对外贸企业应进行该方面的引导。
①外贸企业应该高度关注外汇市场,采用金融手段积极规避外汇风险。
要引导企业转变经营理念,提高企业的主动避险意识,并引导企业加大该方面专业知识和人才的引进,使企业掌握汇率避险方法、工具,进行主动避险。
②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同时扩大内销,双管齐下。
长期以来,江西的三大出口市场分别是欧盟、美国、中国香港。今年上半年则发生巨大变化,排名前三位的为欧盟、美国、东盟,出口额分别为6.8亿美元、3.8亿美元、3.5亿美元,东盟跃升为江西省第三大出口市场。这一现象也表明,在人民币升值的环境下,为了更大的利润空间,存在出口市场转换的趋势,这种转移也缓解了人民币升值对江西省外贸的影响。同时,大多数出口企业在此刻都在积极地拓展国内市场,保存利润空间。
③优化产品出口结构。
外贸企业提高应对能力的根本措施是优化产品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走高质量、品牌化之路,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确保我国外贸企业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在适当的时候,我国外贸企业更要大胆的走出去,减轻国内货币升值带来的冲击力,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结汇多元化。
外贸企业应该从自身效益出发,在出口结汇时,不要单盯美元一种外币。根据出口地区不同,经与外商协商,选择其它在国际市场流通且汇率稳定可靠的币种作为结汇外币,如欧元、日元、英镑等。
从政府角度来说,可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自身情况,鼓励全省各进出口企业坚持以科技进步为推动力,改变过去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格局,大力调整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对高附加值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②鼓励原材料海外采购。人民币升值使原材料海外采购具有优势,由于进口关税,运输成本等导致众多企业对原材料海外采购望而却步,针对这种现象,政府可以对外贸企业进行一定的进出口运费补贴等政策支持。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进出口贸易;影响;对策建议
论文摘要:针对国内外迫切关注的人民币升值问题,从正反面分析人民币升值给江西省进出口企业带来的影响入手,阐述何类型企业影响较为严重及企业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的应对策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建议。
参考文献
[1]林宗卿.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温州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经济论坛,2008,(8).
[2]唐立楠.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影响分析[J].消费导刊,2008,(5).
摘要: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是本国企业逐步发展成为全球企业的过程,本文在对国际化进程阶段论的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将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分为5个不同的发展层次。各层次的国际化发展需要相应的组织能力与之相配合,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受该企业组织能力的直接影响。这种组织能力的观点对于我国企业在新经济环境中的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组织能力;竞争优势;国际化进程;阶段理论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之下,国内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如何进行国际化发展,在全球市场范围内竞争将成为我国企业今后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国际化进程阶段论
阶段理论是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北欧学者在对瑞典4家制造企业进行深入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他们将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分成4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不规则的出动、通过商进行出口、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和直接在海外进行生产制造。这种发展是连续和渐进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由浅入深地涉足国际市场。
北欧学派用“市场知识”的学习道路来解释企业国际化的渐进式阶段发展。市场知识可以分为企业经营的一般性知识和具体市场运作知识,后者只能通过实际经营活动获得和积累,是决定企业在本国之外经营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正是这种市场知识的积累导致了企业国际化阶段发展的渐进性。同时,这些北欧学者用“心理距离”或“文化距离”的概念来解释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次序是依据心理距离或文化距离的远近进行选择的。选择的原因在于,相同的文化使企业的市场知识更易获得,企业的经营活动更易获得成功。
笔者认为,将阶段理论作为对现今企业国际化的一般性解释是缺乏完整性和客观性的。这种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一部分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的规律,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同样明显:第一,这种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当时的世界经济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相对落后的信息环境使企业获取和积累海外运作的知识有很大困难。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学习能力的提升,这种渐进的阶段形式可以回避的;第二,国际化进程的阶段理论是基于对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的调查和研究,以中小企业相对有限的市场知识水平和信息处理能力为前提,它在解释其他类型企业的国际化活动时,其适用性会明显下降;第三,这种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解释范围有限,虽然能够很好地分析制造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但对于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等类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就无法用出口和生产活动的逐步演替进行解释。因此,需要有一种理论对于企业的国际化过程进行更加全面合理的解释。
二、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层次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企业依旧用传统的阶段理论指导国际化运作已难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竞争。企业能力的竞争正成为国际企业间竞争的下一个主要战场,这种竞争不再是运用何种战略来提高国际竞争力,而是如何发展出相应的能力来达成这一目标的竞争,也正是企业的组织能力决定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状态和道路。
国际企业是通过向国外转移竞争优势来产生新的价值的,根据国际化水平的高低,可以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分为5个不同的层次,每一个层次的国际化程度不一,其向国外转移的竞争优势的数量和难度也各不相同,对组织能力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区别。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越高,对组织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
第一层次:出口。这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最简单层次,企业直接向国外转移包含了本企业竞争优势的产品。这种产品可以是实物产品,也可以是咨询、广告、金融等小规模服务产品。大部分企业还需要对其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以适应不同地区市场的要求。因此,处在这一层次的企业需要具有国际化产品开发和品牌维护的能力。
第二层次:合资子公司。由于企业对某地区市场或国际市场缺乏了解,国际市场运作经验不足,而需要通过与当地公司合作的方式来进入该地区市场,学习市场知识。在这一层次发展模式中,企业的资源优势只有部分能够有效转移利用,因而合作者在当地的资源优势对于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就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在与当地公司的合作中学习到哪些基础优势是可以直接转移,哪些优势可以通过向合作者学习获得,哪些优势则必须调整甚至寻求其他优势取代。在这一层次的发展模式中,企业除了需要第一层次中的国际产品开发和品牌维护能力之外,更需要有建立、发展与当地合作者关系的能力。
第三层次:全资子公司。在此层次中,企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国外子公司的功能逐步完善。制造企业建立自己销售队伍、产品仓库和销售渠道,建立和管理自己的供应链。服务业公司则在提供简单的本国延伸服务之外,在当地建立自己的服务渠道,乃至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创造出新的服务品种。在这一层次上,总公司需要对公司所拥有的竞争优势进行识别,对无法直接转移的竞争优势进行修改与调整,以适应国外子公司发展的需要,甚至寻找和创造全新的资源优势来保证子公司的发展。因此,在这一发展层次中,以公司本部为基地的资源优势的转移和调整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组织能力。
第四层次:跨国公司。随着公司在全球建立了多个子公司,并分别获取了资源优势,总公司的经营复杂程度大大增加,跨国界的管理活动越来越多,这就进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第四个层次,即跨国公司层次。在这一层次,总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寻找和形成某些独特的资源优势,并根据全球发展的要求进行适当修改,继续向新的地区扩展,在全球市场中发展壮大自己。在此发展层次中,子公司、总公司间关系协调成为公司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这一层次的公司所需要的关键组织能力也正是组织协调能力,即如何发展与保持跨边界、跨职能的管理手段的能力,这种组织能力的强弱决定了该跨国公司的跨边界协调行动的多少、子公司间的联系牢固程度、国外经营单位的权力大小等多方面因素,处于这一层次的跨国公司也因而具有高度多样化的发展形式。
第五层次:全球公司。这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最高层次,国外子公司在整个公司的战略制定和优势形成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开始向公司本部及全公司内转移资源优势。这种子公司一般位于某些具有独特地方资源优势的地区,并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优势发展出独特的竞争优势。整个公司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按产品、职能分工,甚至是地区总部形式的全球公司。这种全球公司的发展形式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分散在全球各地区的多重战略中心间的协调活动和多重资源中心间的优势转移活动对于公司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全球公司的运作需要有高水平的管理协调能力,需要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对公司进行比跨国公司层次更大规模的整合,在全球公司内部运用统一的标准和价值观消除这种大规模交流和协调过程中产生的障碍。
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正是其国际化水平依据上述发展层次提高的过程。下表显示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层次和其相应组织能力。
三、组织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一般情况下,初步涉足国际市场的国内企业,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小的生产企业,都需要经历一个从对外出口、成立合资公司开始逐步发展的过程。通过这种渐进式的发展,不断学习海外经营知识,使组织能力逐步提升,从而保证该企业沿着这一国际化进程的方向往更高的层次发展。在这一点上,组织能力观点与阶段论是一致的。
但是,现代国际企业发展的现实表明,各国企业由于发展历史、人力资源状况、信息技术水平、行业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国际化进程的途径已日趋多样化,而不再按照同一种模式发展。事实上,一家公司可以从任何一个层次开始其国际化发展的进程,这种国际化发展可以是向高层次(或低层次)运动,也可以跳过某些层次直接进入较高的水平层次运作。一些国际化水平处于较低层次的公司甚至可以通过兼并、收购等手段获得高层次运作所需的组织能力而直接进行发展。在如今信息经济迅猛发展的国际环境中,这种组织能力获得途径的多样性,使企业国际化进程也更趋多样化。
【论文关键词】福建运动品牌;国际化战略;挑战;应对措施
一、福建运动品牌现状
1.福建民营经济发展史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迅速逐步成为福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因素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成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一支重要力量,这里,以泉州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更是独领,泉州经济以家族式的作坊起家,逐步扩大为股份制公司,在轻工业方面拥有很强的实力,并且拥有许多的知名品牌,如恒安,达利园等等。
2.福建运动品牌发展史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体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体育健儿们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尤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达到顶峰,中国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历史最佳战绩。于此同时,全民健身运动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富裕的中国人民越来越看重自身健康,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体育锻炼的队伍中去,伴随着这股全民健身的浪潮,中国体育产业也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运动鞋业,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国。泉州在此期间发挥生产运动鞋本身投入资金较少,技术要求较低和民营企业自身较为灵活的特点,一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运动鞋生产基地,据统计,中国运动鞋产量占到了世界的80%,而泉州的这些民营运动品牌则控制了全国中低端运动鞋市场的大部分的产品供应。
二、福建运动品牌的国际化战略
1.品牌国际化战略概念
品牌全球化是企业在进行跨国生产经营的活动中推出全球化的品牌,并占领世界市场的一个过程。即企业在全球性的营销活动中,逐步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达到一个的目标。不仅要利用本国的资源条件和市场,还必须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进行跨国经营,即在国外投资、生产、组织和策划国际市场营销活动 。品牌国际化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一个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数量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同时也只有实施品牌国际化战略,一个国内的企业才有可能从相对稳定和饱和的国内市场中脱颖而出,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和利润增长点,所以,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是必要和迫切的。
2.福建运动品牌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现状
众所周知,福建是中国运动品牌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拥有众多的运动品牌,由于国内市场上高端市场被耐克,阿斯达斯,锐步,彪马等国际知名品牌占领,而中低端市场的品牌众多,其中李宁是这个市场的领头羊,其定位是国内品牌中最高的,紧接着就是以安踏,匹克,特步,鸿星尔克为代表的福建运动品牌,由于多年来的品牌积淀,福建的这些运动品牌已经基本在国内的二三线城市成为市场的主导,在一线城市也基本站稳脚跟,可以说,国内市场并没有太大的潜力可以发掘,近些年来,福建的这些运动品牌在拓展海外市场上的力度不断增加。
3.福建运动品牌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优劣势分析
(1)优势分析
1)地理位置优势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位于闽南地区的泉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海路运输发达,并且有着厦门港这样的国际级海港。福建的邻省广东和浙江同样也是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有利于出口和与国外开展贸易往来。
2)价格优势
泉州出口的鞋类产品价格仍然出于一个较低的状态,可以说价格牌是福建运动品牌的王牌之一,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国家的经济都不甚景气,失业率不断攀升,不少人中产阶级成为穷人。越来越多的欧美人倾向于购买较为廉价的商品,因此,福建的运动品牌可以充分发挥价格的优势,打入美国中低端运动装备市场,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人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出于较低的水平,大部分的民众没有能力购买像nike,adidas,puma之类的国际知名运动品牌(耐克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大约是50-200美元)而较为廉价的福建运动品牌装备容易成为他们购买运动产品时的首要选择。
(2)劣势分析
1)品牌知名度
品牌是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的资产,他的载体是用以和其他竞争者的产品或劳务相区分的名称、术语、象征、记号或者设计及其组合,增值的源泉来自于消费者心智中形成的关于其载体的印象。一个好的品牌能给该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国外的运动品牌较早开拓国外市场,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也比较高,相比之下,福建运动品牌起步较晚,目前只有在国内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相对较低,大部分的国外消费者并不知道这些品牌,这就给福建运动品牌的国际化战略加大了难度。
2)技术落后,设计水平较低
福建的运动品牌大多依靠仿造国际著名品牌起家,或者为其他知名运动品牌提供oem,开始产品技术研发的时间较短,运动技术创新水平不高。由于国外的消费者层次较高,他们对于运动装备的选择更加挑剔,不但要强调舒适安全,还讲究运动科技,已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和对身体的保护。另外,运动品牌的主要目标群体是年轻人,他们追求新潮时尚,喜爱新鲜事物,他们对产品外观的要求很高,宁可花更高的价格购买够炫,够酷的产品,这就对运动产品的设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由于福建的运动产品设计起步较晚,并且在很长的一段世界内是以模仿国外运动产品设计为主,因此在产品设计上与国外运动品牌存在着差距,很难吸引国外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购买欲。
3)运营成本和文化差异的问题
一个品牌想要在外国市场开展业务,必须全方位的考量当地的分销渠道,运动品牌想要在国外销售产品,首先需要考虑在国外建立一套完整的分销渠道。一般来说,企业可以建立自己的海外分销机构货通过选择国外中间商进行直接分销。考虑到各国之间的文化环境和市场体系千差万别,因此国际市场的分销渠道的建立和管理远比国内复杂的多,另外国外的人力资源成本和租金均比国内市场来的高,这就需要企业投入远比国内市场多得多的运营成本除此以外,符合当地消费者偏好是企业能够成功进入当地市场的必要条件。各国偏好的运动项目差异极大,如美国人喜欢棒球,橄榄球,而欧洲人喜欢足球,东南亚国家偏好羽毛球,这就给福建运动品牌开拓国外市场增加了难度,需要迎合当地人的运动产品消费偏好,就需要拓展企业的产品线,需要投入较大的研发经费。
三、针对福建运动品牌国际化战略所面临挑战的应对措施
1.清晰的市场定位
国际运动品牌当中,耐克阿迪达斯这两大巨头拥有绝对的实力,他们的产品线非常长,几乎涵盖了体育运动的各个领域,除去他们之外,其他的国际运动品牌因为没有上述两家公司的巨额资金为保证,他们的产品线相对较短,专攻一到两项运动项目,在这一两项运动方面实力雄厚,比如提到new balance,人们就想到了慢跑,提到puma,人们就想到了足球,提到kappa,人们就想到了运动时尚,由于福建运动品牌起步较晚,品牌知名度低,技术和资金也略显不足。福建运动品牌可以选择某些擅长的或者具有鲜明特点的运动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并且突出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特色,可以充分发挥外国消费者对中华文化的好奇和兴趣。突出与其他外国品牌产品的差异,进行差异化经营,以避免过多的与市场其他同质产品的竞争。在价格方面,不能一味的以低端廉价的方式制定价格,应拓展产品等级,实现高中低全方位定价。
2.国际化的品牌营销方式
企业在进行品牌营销的方式和手段有多种多样,但要实现品牌国际化,应当尽可能的实施国际化的品牌传播方式的国际化。第一,可以选择一家国际性的传媒机构进行传播,如美国的espn,英国的bbc sport。达到覆盖全球市场的目的。第二,可以通过赞助顶级的国际赛事提高品牌的国际知名度,福建运动品牌在此方面做出了许多尝试,并且得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赞助更高一级别的国际赛事,甚至可以是世界杯,奥运会这两大全球性的体育盛会。第三,可以赞助顶级体育明星,特别是具有强烈感染力,拥有鲜明特色,运动寿命长的运动明星作为其品牌代言人,第四,可以进行多方位,多渠道的营销方式,如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进入当地居民社区进行宣传,在平面媒体上进行宣传,尽可能的让当地消费者多方面多渠道去感受产品,品牌和文化。
3.减少中间环节,优化产品销售渠道
国外市场情况复杂,想要打开国外市场,选择一个良好的销售渠道必不可少,因此,福建运动品牌在开拓某国市场之前,应该对该国市场的分销渠道进行充分调研。并且进行多方位的考量,进而选择一个合适的销售渠道,这样可以避免过多的中间环节造成的运营成本的上升,一般可以选择可信度高的,较为知名和专业的中间商进行合作。或者对当地的运动品牌进行并购,利用他的销售渠道打开当地市场。在零售商的选择上,可以选择知名度高的,网点密布的零售商进行合作。
[论文摘要]奉文基于新经济时代面对的各种挑战,论述了企业营销创新的必要性,着重从垒球营销观念、知识营销观念、社会营销观念、战略性竞争观念及创造需求的观念五方面,论述了我国盘业营销剖新的思路。
世界经济是在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空前发展,市场呈现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进人2i世纪的。对世界经济而言,世纪交替、千年更迭已不仅仅是一个时空概念,更是一个新旧经济时代的划分标志。以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是一个高度竞争的时代,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开端的我国企业应该怎样应对挑战,以富有远见的眼光制定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营销战略,已历史地落到我们营销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肩上。
一、新经济时代的挑战要求企业营销必须推陈出新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是2(y世纪$a年代提出的,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经济的融合,表现为资本、人才、劳务、商品、信息、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或整合,且规模不断扩大,直接的生产过程不仅在本土进行还要跨出国界。更准确地说,经济全球化是指各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发展与其它国家和地区间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使各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合理的配置,从而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日益联结成一个紧密的、统一的、相互依存的体系。随着航空、电讯尤其是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距离日益缩短。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市场更加开放,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增长,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组合。但对各国企业来说,面对的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和残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要生存和发展,抓住机遇,为国家的富强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就要认真分析竞争形势的变化,必须在营销管理方面深入创新。
知识经济的挑战。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促使世界经济发展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进人2(y世纪94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意识到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它不同于以土地资源为要素、以人的体力投人为动力的农业经济和以原材料资源为要素、以电力为动力,以机械、化学等方法为工具的工业经济,而是以智力资源为主要生产要素,以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为核心,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的经济。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创新经济,强调创新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企业竞争力的大小取决于其创新能力的强弱。企业创新力包括多个方面,营销创新力是其核心要素之一,企业只有大力开展营销创新,才能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自2D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以牺牲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为代价,追求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改进与提高传统的发展模式,日益引起经济资源供给贫乏,生存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面对着社会经济系统同自然生态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人们开始反省仅为现期状况下当代人的全面享受而着想的价值导向的可取性。19’72年世界环境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19$7年世环委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1992年世环委会通过了全球X21世纪议程》,提出应‘“全球携手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各国制定和组织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计划、政策,迎接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19914年中国发表了《中国?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定为我国的发展战略。经济与环境,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种种矛盾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只有恰到好处地精心协调,才能创造出一个持续增长的社会,才能构建一个“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中国。我国企业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走营销创新之路。
加入切爪〕的挑战。经过十几年的谈判,我国加入Wto在即,这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加人W’lr〕后,随着降低关税及逐步取捎配额与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国外商品必然涌入多国市场,对我国内工业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同时,随着加声W’hc)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国外一些大公司必然加快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国外金融机构也会作出相应的反应,迅速进产中国金融市场。随着商品、资本等有形资产的大量涌入,价为无形资产的品牌必定以更快的速度涌向我国各个领域,匡外公司利用中国的原料、设备、劳动力生产国外品牌的商品赚取高额利润。因此我国加入暇叮D后,将面临更加激烈主市场竞争和强大的国外对手,为使我国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学会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有足够的竞争优势参与新的国际分工,从而保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中应有的地位,惟有以着销创新方能取胜。
二、新经济时代我国企业有销观念创新的思路
营销观念创新是企业营销工作创新的先导。新经济时代的中国企业必须树立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全新的营销欢念,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营销战略。
树立全球营销观念。随着我国加入磷,0日益临近,一些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应该把全球市场置于自己的营销范围内,用全球营梢观念指导自己的营销活动。海尔集团是我国企业较早具有这一意识的公司,其创新目标是国际市场。公司总裁张瑞敏在创业初期就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跨国大公司,他们明确提出实施“名牌国际化战略’,认为“名牌”必须经过国际认证。他们实施“名牌国际化”,采取“先难后易”战略,先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再向发展中国家辐射。为了进一步实现全球营销,海尔集团提出了三个I13的市场全球化战略,即:海尔产品在国内生产国内销售占113;在国内生产国外梢曹占If3;在海外建厂海外销售占lf3a当新经济时代来临之际,海尔总裁张瑞敏又提出了一个“国际化海尔”的目标。可见海尔的全球营销观念是通过“海尔的国际化”和“国际化的海尔”来实现的,前者是要求海尔的各项工作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以取得参赛资格,它是国际化海尔的基础,只有先做好了海尔的国际化才有资格去做国际化的海尔。后者则表明海尔真正走向了世界,实现了其“国际化,.的目标。国际化的海尔是三位一体的海尔、即设计中心、营销中心、生产制造中心三位一体,最终成为一个具备在当地融资、融智功能的本土化海尔。例如、在美国的海尔就是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的海尔,让美国人生产经营美国海尔,并利用其资源“养育”美国海尔,这才是真正惫义上的全球营销。目前,海尔集团已经在海外建立了Io个生产厂家;其家电产品已杨销s}个国家和地区。最近,美国《家电》杂志公布,海尔集团已跻身全球家电制造商十强,排名第9位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海尔全球营销观念是我国企业必须学习和仿效的。
【论文摘要】由传媒全球化所促成的东西方跨文化传播一直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在东西方跨文化传播的进程中,日益凸显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成为传播的主要障碍,而文化亲合性则促进了跨文化传播的区域性跨文化传播。本文试图引入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并从历史背景、现状分析、意义和问题3个角度出发,深入剖析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形成、发展以及面临的亚文化争端问题。
【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
关键词:台湾;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118-05
对外直接投资(简称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的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国际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不振,为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为开拓国际市场,国际直接投资借着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策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然而这其中绝大多数的投资活动是由发达国家进行的。但近年来,作为海外投资新的供应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也急剧增大,而台湾对外投资的迅速成长尤为引人注目。目前研究对外投资的文献虽然较多,但大多以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而台湾作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又属典型的海岛型经济,其对外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是中小企业,因此其投资活动更多地具有它的特殊性。本文试图首先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来分析台湾海外投资的特点及其特殊性的根源。
1.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后,跨国投资活动逐渐增多,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模型已经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厂商要跨出国界到他国生产,而不采用传统的进出口方式进行贸易。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仅就进出口等贸易现象进行分析,而对于厂商为何要继续拥有所有权从事直接对外投资等问题,无法做出完整的解释。1960年以后兴起许多新的理论,试图去解释直接对外投资的行为,其中以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循环理论、内部化理论、折衷理论与网络理论较具代表性。
1.1 垄断优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首先提出。该理论认为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动机在于比东道国同类企业有利的垄断优势,可使其在东道国生产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企业之所以能够拥有和保持垄断优势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全性,由此可使企业拥有四种垄断优势即:产品市场优势、要素市场优势、规模经济优势、政府管理行为带来的优势。
1.2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Vernon于1966年提出。该理论以动态的比较利益观点,说明产品会随着本身的发展阶段而改变生产地点,即随着原产地比较利益的改变,而开创新的生产地点,并借此说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相结合的情形。此演变过程可分为以下四阶段,即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产品标准化阶段、产品衰退期。
1.3 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巴克利(P.J.Buckley)和卡森(M.C.Casson)最早提出。其主要论点是一些难以取得或是成本极为昂贵的产品,如专业知识、特殊技能、产销管道以及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无法利用买卖或是技术授权达到最大利益。于是厂商便将其市场机能内部化,成为公司本身内部运作的一环。只要内部化的利益大于经市场交易的利益,厂商便会不断地采取内部化的措施,而当市场内部化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时候,就会形成对外直接投资。
1.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于1976年提出。邓宁认为一个好的国际企业理论必须同时解决三个问题Who(具有什么能力的厂商才能国际化),Where(应该到什么地区进行国际化), Why(为什么要进行国际化)。该理论的核心是OLI模式,即企业跨国投资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所有权优势、区位专属优势及市场内部化优势,当企业具有这三个优势时才会决定至国外生产。因此,折衷理论亦被称为“OLI”(即此三优势的缩写)。
1.5 投资发展阶段论①
邓宁对直接投资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是不同的。一个国家投资动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不同,这些国家对外投资的动力(资本输出额)以及本国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资本流入额)均不同,并且两者均为正方向变化。
1.6 边际产业扩张论
日本小岛清(Kojima,1978)教授通过研究60~70年代日本厂商的对外投资行为,发现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非因为扩张厂商的独占性竞争优势,反而是厂商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做的防御。他认为当一国的生产环境恶化(如:工资上涨、外汇升值)以至于厂商失去国际竞争力时,厂商便会向外寻求发展,利用海外较便宜的生产要素来提升厂商竞争力。
1.7 产业网络理论(Industry Network Theory)
社会学最早注意到网络现象,其后经济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也开始关注并对网络现象进行研究。网络组织强调的是企业与企业间的互补性、重视互惠的共同利益、促进各企业发挥规模经济与弹性的优势②。近年来,产业网络对于厂商的对外投资影响已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而以网络的观点诠释企业的对外投资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新动向。传统对外投资理论认为大型企业企图在海外发挥其专属优势的行为,网络理论则认为对外投资是厂商企图建立网络联结和依靠网络关系,提高竞争力的行为。
1.8 对外投资动机论
该理论主要从对外投资动机的角度解释对外投资行为。经济学者将海外投资的因素归成“市场”、“资源”、“生产成本”、“技术”及“环保”等因素。而管理学者基于竞争策略的考虑,认为厂商之所以进行国际化的动机可归纳为四种类型:“追求市场”(Market-Seeking)厂商基于产品在某地有潜在的销售市场,而到该地区设厂生产;“追随客户”型即随着客户的移动而转向,如上下游厂商已赴其他国家设厂,中游厂商也必须跟着转移,否则对方可能会在当地另寻其他合作对象;“资源基础型”即地主国拥有关键的资源,而该资源不具有跨国流动性,因而必须前往该国投资;“策略性考虑”如寡占产业中对手厂商如果到海外设厂,其他厂商也会紧随着进入该国市场,寡占厂商因害怕先进入的厂商取得优势以补贴其他市场。其他对外投资的动机还包括分散经营风险,以及由于当地市场国际化程度特别高,可以利用该市场进入全球市场等。
2.台湾对外投资历程分析
台湾经济发展历经恢复期、进口替代期、出口扩张期、结构调整期和经济低迷期,台湾的比较利益也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营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厂商也因此纷纷采取对外投资的方式调整其发展战略,使其对外投资随着岛内经济环境的变迁而发展。现将台湾对外投资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加以分析:
2.1 萌芽期(1959年至1969年)
台湾虽在1959年即开始核准对外投资,并于1962年公布“对外投资办法”,但由于这一阶段是台湾经济的起飞阶段,台湾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以劳动力为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因此台湾当局对本地资本对外投资严加控制,并于1962年颁布了“对外投资办法”(即对外投资条例),规定海外投资的方针政策是“管理为主,指导为辅”,对海外投资采取逐案严格审核方式,主要是制定鼓励投资条例,积极吸引侨外资本到台湾投资。
2.2 渐增期(1970年至1979年)
台湾自1971年起,进出口开始从逆差转为顺差,外汇存底逐渐增加,在面临第一次及第二次石油危机所引发的世界不景气以及亚洲新兴国家的强劲竞争之下,产品外销面临国际市场强大的竞争压力,厂商到海外设立销售据点的需求因而大增。为配合此趋势,台湾当局在1972年将“对外投资办法”修正为“对外投资审核处理办法”,将投资范围扩大,并明确规定对外投资的标准,以配合企业到海外设立据点。
2.3 成长期(1980年至1986年)
20世纪 80年代再次世界经济遭受石油危机,为突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拓展海外市场,私人资本强烈要求到海外投资。再加上1986年以后台币对美元汇率不断升值,迫使台湾中小企业向亚洲一些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台湾当局在1980年、1985年再度修正“对外投资审核处理办法”,除将对外投资厂商应的财务标准由1亿元台币降为1980年的5000万元,1985年又降为2000万之外,并针对开发天然资源或加工者给予租税奖励。但由于外汇管制未配合,审批制度仍然繁琐,对外投资虽有所增加但仍有限。
2.4 快速扩张期(1987年迄今)
此阶段对外投资之所以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台湾投资环境急剧恶化,台商在台湾出现生存危机,因此劳动力密集型厂商纷纷转移到海外为企业寻找生存空间。台湾当局于1989年大幅修正“对外投资及技术合作审核办法”,将投资方式、种类、范围的规定大幅改变,并简化审核流程,因而使得1987年之后,对外投资的金额及件数都有大幅的增长。1991年台湾又颁布了“对大陆地区从事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开始开放对大陆间接投资,于是掀起了一股赴大陆投资的热潮。
从总的情况来看,台湾的对外投资从1959-1986年的投资金额都非常有限,这34年的投资总额仅占全部对外投资的0.59%,而从1987年起,对外投资增幅巨大。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外投资更显示出强劲的势头。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自从开放对大陆投资以来,大陆市场就吸引了台湾相当部分的对外投资,1993、1997以及2002~2006年甚至超过了对外投资的总和。(见表1)
3.台湾对外投资结构分析
3.1 台湾对外投资的地区结构分析
3.1.1 台湾从1959~1985年间,其投资的主要地区是美国,占此期间对外投资总额的52.9%,其次是东南亚占29.5%。其实在这个阶段台湾的对外投资又可分成两个小的阶段:60年代到70年代的海外投资规模极小,主要集中在以东南亚地区为中心的亚洲区,1959~1979年的20年期间内,台湾资本在亚洲地区的海外投资比重中占72.7%。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对台湾出口产品实施进口限额,为了回避贸易保护壁垒和为了取得技术转移,1980~1985年期间台湾资本的海外投资重点地区从东南亚地区转向美国,其投资额为1.08亿美元,占这段期间台湾的对外投资总额(1.58亿美元)的69.6%。
3.1.2 1986年后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台湾的对外投资结构从美国转向亚洲。1986年以后,台湾中小企业大量向海外进行面向出口工业生产基地的转移投资,投资的方向主要是劳动力比较低廉的其他亚洲发展中地区(主要是东盟四国和中国内地)。为此1986~1991年期间,亚洲地区在台湾对外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80年上半期的29.5%提高到58.9%(东南亚的52.8%+大陆的6.1%),而美国所占的比重则从52.9%下降到31.9%,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
3.1.3 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的海外投资由亚洲流向美洲(包括美国和英属中南美地区)。由表2可知,台湾对美国的投资已由前一阶段的6.4%上升到14.33%,而东南亚却由14.3%下降到12.0%。
3.1.4 进入21世纪以来,大陆、台湾先后加入WTO组织,正式成为其会员之一,两岸的经贸互动进入又一新阶段。随着中国内地在金融、保险、电讯等众多领域的逐步开放,台商投资内地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同时,由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因泡沫经济造成房地产价格飙涨,厂商投资成本也跟着上扬,以及劳工不足、工资上涨、政局动荡等原因,导致投资环境欠佳。只有越南由于工资便宜、生产成本低廉成为在台商投资的后起之秀。
3.2 对外投资的产业分析
自1952年截至1997年底为止,台湾对外投资仍以制造业为主,然而占其对外投资比重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由表3可知,初期(1952-1979)制造业赴海外投资的占比高达84.02%,其中以化学品制造业的比例最高,达24.49%,其次为食品及饮料制造业与非金属及矿产物制品制造业,分别占了13.04%、12.26%③。然而到了台湾对外投资快速扩展时(1987~1997),制造业所占比例反而下降到44%,取而代之的为金融保险业与商业等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各占32.84%与11.86%④。在制造业中,电子电器产品制造业取代化学品制造业,成为制造业中最主要的对外投资产业,占对外投资的15.5%,其次才是化学品制造业,占对外投资的7.57%。而再从2002年(见表4)的统计情况来看,第三产业的对外投资已成为台湾对外投资的主流,在对外投资的前五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就占了四位,共达73.49%,而且仅金融保险业就高达52.89%,第二产业对外投资的比例明显下降,只有电子电器制造业进入台湾对外投资的前五大产业,而且所占比重比以前明显下降,只有15.88%。
台湾对外投资的产业变化过程正好说明台湾产业结构调整与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台湾原本为发达国家的出口加工区,在工资与土地价格等生产成本逐渐高涨的情况下,原本以劳力密集为主的出口加工产品已无法生存,因而转往东南亚等工资、土地相对便宜的地方进行投资,因此第一波对外投资会以劳力密集型制造业为主。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出走,使得岛内产业结构顺利调整,制造业逐渐向高技术、资本型产业发展,信息电子工业迅速兴起。为降低生产成本,这些产业也将劳力密集部分转向东南亚等国制造,因此第二波的对外投资开始转为与电子产品有关的产业。
1987年新台币升值之后,出口竞争力面临极大的考验,因而促使岛内厂商积极向外投资。随着台湾的产业结构,逐渐从以制造业为主转为以服务业为主之后,金融服务业逐渐兴起。由于台湾对东南亚投资金额愈来愈多,对金融服务业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开拓金融服务业在东南亚地区的市场,金融服务业于是逐渐成为第三波对外投资的主力。
4.以对外投资理论分析台湾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
从前面的分析看出,西方学者创立的跨国投资理论,是为垄断资本和西方跨国公司服务的,而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借鉴意义较少。台湾作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对外投资理论中也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能说明台湾的海外投资,笔者认为“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更多地适用于国际跨国大公司的对外投资,而台湾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多数企业并不具有“垄断优势”,其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把外部交易费用内部化”。当然并不排除台湾的一些知名大企业的对外投资与一些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有相同的动机,这些对外投资理论对他们同样具有适用性。从总的情况来看,其中的“对外投资阶段论”和“产品生命周期论”、“网络理论”以及“投资动机理论”,能较好地说明台湾的对外投资。
4.1 台湾对外投资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且与“对外投资阶段论”有一致性
邓宁的投资阶段论将一国的人均GNP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总结出了一国对外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的人均资本流出额和人均资本流入额都将增加。其关系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外投资的速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密切的联系。对外投资只有在人均GNP突破2500美元时,才会形成较大的规模。从台湾的情况来看,从1959~1979年期间,台湾的人均GNP虽从131美元上升到1920美元,但对外投资的金额较少,总共只有0.59亿美元,以1979年的人口数来计算,人均对外投资额为3.375美元,这仅仅是台湾对外投资的萌芽阶段。而1980~1985年期间,人均GNP由2344美元上升到3297美元,人均对外投资额上升到11.27美元。总的情况来看,台湾的对外投资速度与邓宁的对外投资阶段论虽不完全重合,但趋势是一致的。即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外移速度增加。截至2002年,台湾的对外投资金额已达347.18亿美元,人均资本流出量已累计达1542美元⑤。我们还可以另外一组数据对此问题加以说明:1952~1987年的36年间,台湾产业资本外移只有2.96亿美元,而1988~1997年的10年间,台湾产业资本外移累计达148.68亿美元,后10年是前36年的50倍以上⑥。因此可以预言,台湾资本外移的趋势还将继续,若当局仅靠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控制,将难以奏效。
4.2 台湾投资的阶段性特征与厂商的投资动机相联系,不同的投资动机决定了不同的投资区位
1959年到1979年,是台湾对外投的起步阶段。在这段时间,台湾资本的少量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加工,系“资源保证型投资”。1978年以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1980年代上半期,台湾资本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美国,甚至向日本、欧洲扩展。主要是企业为排除贸易障碍,或为取得先进国家的生产技术及资讯,属“回避贸易壁垒型”和“市场扩张型”投资。1986年以后,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不断升值,迫使台湾中小企业把“加工出口生产基地”向亚洲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的国家与地区转移。投资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和祖国大陆,这是厂商为维持出口市场的竞争优势而寻求低廉的生产成本,是为保护市场而采取的防御性投资。
“国际生产折衷论”中的“区位优势”认为,由于“天然资源分布不均匀,各国要素价格、效率的差异、心里距离、市场规模和潜力等都会影响区位优势”。而东南亚和大陆正是由于丰富的天然资源、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文化差异小,并且大陆还与台湾同文同种,有着庞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在台湾的对外投资中有着强大的磁吸作用。从总体情况来看,台湾企业的海外投资还未达到全球化布局的地步,或在全球布局的角色上仅限于整合制造生产的角色,仅依据台湾的产业特性和地缘关系而大量地投资于东南亚和大陆,缺乏全球市场行销布局的动机,以至对欧美市场的投资较为不足。
4.3 台湾对外投资的产业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有一致性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就是随着产品成本的变化而寻求不同的投资地点。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替顺序,主要是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再转向技术密集型。台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期间,承接了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转移的淘汰产业,主要是劳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但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大幅缩减,部分中小企业被迫出走,以寻找产业发展的第二春。再加上由于产品性质与市场限制,中小企业难以在短期内调整生产技术来适应要素禀赋和成本的变动。于是纷纷到海外投资设厂,依靠海外接单贸易的形式得以延续。
4.4 台湾地区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相比有自己的特殊性
首先,台湾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技术取得。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处于先进技术的制高点。整整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家通过大量对外投资,把成熟的产业即小岛清(Kojima)认为的“边际产业”不断向外转移的同时,由于技术的外溢效应,使发展中国家也吸收了部分先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技术外溢的受益者。但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先进技术的周期太长,而且往往是淘汰的技术。台湾虽然是新兴工业化地区,但在技术水平方面远不能和美日相比,厂商因此每年要支付巨额从先进国家取得技术,而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也同样可以获取当地的先进技术。因此与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以拓展市场的目的不同,台湾到这些发达国家投资不仅有排除贸易壁垒的因素,技术取得也是其投资的目的之一。
其次,台湾是国际著名的代工基地。代工外销(简称OEM)是制造业出口的主要方式,台湾厂商的对外投资理念和经营策略与对外投资的跨国企业迥然相异,他们主要选择台湾生产网络可以支持的投资地点。作为一个国际代工厂,台湾厂商的优势是成本低、交货迅速。当台湾的工资上涨以致成本竞争力消失时,厂商一方面必须找寻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或地区投资设立新的生产据点,但同时又不能影响迅速交货。在台湾交货迅速是基于一个广延绵密的生产网络,网络内的厂商规模可能不大,但十分专业化,他们彼此相互支持,生产具有高度的弹性。东南亚国家及大陆不仅工资便宜,而且与台湾距离不远,仍可依赖原来的生产网络的相互配合来维系生产的弹性。因此台商在生产地点的选择上会偏向邻近国家,而较少选择距离遥远的国家,除非当地有靠近市场之便。随着台商在当地投资的成熟和投资规模的扩大,便采取上下游产业共同进驻的方式,在当地形成新的产业网络。因此产业网络理论投对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区位偏好很有说服力,台商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集聚的内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生产链形成的网络关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5BJL074)“海峡两岸经济整合与中国统一”,主持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李非教授。
注 释:
①杨先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8-69.
②朱文贤.以产业网络观点探讨台湾中小企业之国际化[M].台湾:私立义守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
③④谭瑾瑜.东南亚投资在台湾企业对外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J].东南亚投资双月刊1998,(2).
⑤此处数据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中华民国”华侨及外人投资、对外投资、对大陆间接投资统计年报》(2002)和《国民经济动向统计季报》2003年第5期第2页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⑥ 谢宽裕.台湾产业外移与产业空洞化之检验[J].台湾:台湾经济金融月刊,1999,(8):40.
参考文献:
[1]李文瑞,曹为忠.台湾厂商海外直接投资分析[J].台湾经济研究月刊,(第十九卷)1996,(7).
[2]谢宽裕.台湾产业外移与产业空洞化之检验[J].台湾经济金融月刊,1999,(8).
[3]谭瑾瑜.东南亚投资在台湾企业对外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J].东南亚投资双月刊,1998,(2).
[4]吕慧敏.台商赴大陆投资的理论与实际[J].经济前瞻,1997.
[5]周明伟.近年来台湾资本的流向剖析[J].海南金融,1996.
[6]林俊国.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影响[J].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3).
[7]汪慕恒译.2000-2001台湾的外资投资与对外投资-日本贸易振兴会白皮书[J].台湾研究辑刊,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