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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钱币铸造技术――范铸技术,是中国钱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钱币由于铸造次数的频繁,它的大小轻重最敏感地反映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所以它是直接史料,是最可靠的史料。”⑴和钱币相比,钱范也是当时政治、经济状况的史料,同时,钱范还更加直接地与国家的货币生产、货币政策,以及当时的雕刻、冶炼等生产技术密切相关。
钱范铸造工艺研究概况
从南北朝萧梁时代到20世纪前半期,对于中国古钱币的研究始终是处于金石学的范畴。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的考古发掘不仅为钱币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实物、扩大了研究的范围,而且科学技术的引进、跨学科结合的视角和研究思路为钱币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对于钱范和铸钱工艺的科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更上一层楼。
近年来,钱币科技考古的一项重要收获是,用模拟实验的方法从技术工艺发展史的角度出发,对历代铸钱工艺进行系统的研究。中国钱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针对学术界就中国古代铸钱工艺领域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如“先秦钱范的制作”、“石范能否铸钱”、“铜范能否铸钱”、“汉半两叠铸范”是否存在,以及陶范、石范与铜范之间的演变关系、叠铸工艺的演变等,进行模拟实验,并且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⑵
还有上海博物馆也进行过模拟实验研究。另外,关于铸钱工艺、钱范的制作以及特征的研究的文章也大量出现。对于古钱币的研究,从传统金石学到20世纪的金属成分分析、金相分析,发展到了进行实践与理论的互证,钱币学与钱币科技考古、冶金史、货币史的结合。
钱范的种类及发展演变
“黄帝范金为货,制金刀,立五币,设九棘之利,为轻重之法,以制国用,货币行矣。”⑶ 这句话中“范”即模范,“以模铸金也”。说黄帝就开始以范铸钱估计是后人的附会,但是中国古代的范铸工艺确实是很早就有了。
只就发现的较早的青铜铸币来说,有安阳大司空村商墓出土铜贝3枚,系仿海贝铸造而成⑷、偃师南寨西周早期铜铲⑸、偃师李村西周早起铜铲⑹,华阴砖瓦厂西周原始空首布⑺等等,虽然都没有发现范,但是从铜贝、铜铲和空首布的形制和同时代青铜器可知是范铸的。所以可以说,钱币的范铸工艺是伴随着铜质货币产生而产生的。
按照铸造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可以分为祖范、母范、子范。祖范为手工刻制得阴文反书钱模,用于翻制母范,母范阳文正书,母范翻制用于铸钱的子范。
按照钱范的质地可以分为泥陶范、石范、金属范三大类,其中泥陶范分为泥范和陶范,金属范分为铜范、铁范。
需要指出的是,祖范一般为石质,一般用细腻质软的变质石灰岩⑻;母范可以是铜质、陶质或者铅质⑼;子范可以是陶质、铜质。祖范和子范都是阴文反书,但祖范刻工细致工整、棱角分明深峻、质地坚硬平滑,并且没有浇铸的痕迹,子范则因经过浇铸使用,留下了磨损痕迹,不及祖范深峻。祖范的数量很少,故发现得也少,子范相对较多,发现也就多了。母范为阳文正书,较好辨认。
从先秦至六朝,范铸法都是主流,六朝时候,叠铸工艺盛行,并自成体系,但还是属于范铸工艺。自唐朝之后,铸钱技术发展为翻砂法。
汤可可先生在《中国钱币文化》一书中,将中国古代铜钱分为先秦、秦汉至隋、唐代至清代三个发展演变的阶段,每个阶段分别对应的铸钱工艺是采用硬范浇铸(石、陶、铜等质地的范)、泥范叠铸(采用硬范翻制泥范叠铸)、翻砂铸造三种技术。同时,书中说这种区分是大致的,并不是绝对的⑽。这样的划分把握了各时期的主要特征,又顾及到了特殊情况,因而是可取的。
另外,据《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钱范》一书可以知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子范绝大部分为叠铸陶范,另外发现叠铸铜母范。在浙江杭州⑾、江苏句容⑿、镇江⒀、南京⒁等地都发现有六朝时期的钱范,说明六朝主要使用叠铸式陶质钱范。
那么,是不是采用叠铸工艺就比传统金属范铸造效率高呢?有人曾经同时采用叠范铸钱和金属范铸钱做模拟实验,得出金属范铸钱的效率远远比叠铸范生产效率高,其高效率是与平板范竖式浇铸铸钱工艺比较而言,“叠铸法铸钱能够保证所铸造钱币的质量,王莽时期对钱币质量的要求是叠铸法在王莽时期重新应用和发展的原因。”⒂
叠铸钱范一般是用铜范翻制大量泥质陶范,叠在一起,其中各个泥质子范有共通的浇道,可以做到一次性浇铸几百枚铜钱。叠铸子范外面还要涂抹一层草拌泥固定。新莽、东汉时期的叠铸范还都是单面范,每一个泥质子范用铜母范分别翻制出来;而到六朝时期叠铸钱范为双面钱范,使用范母同时压制双面范两面,形成双面钱腔,这样叠放起来的泥质子范所占用的空间,就比单面子范少了一倍。
另外,钱范从先秦时期的“铲形”发展到汉代的“盒形”,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由单范浇铸到叠铸工艺的转变,当然并非完全对应。到新莽,尤其是到六朝之后,钱范越来越多采用正方形等等边形,因为要便于翻制的叠铸子范的放置。因为这种形制的钱腔内部钱币的正反对应情况,已经在母范上设置好了,所以只需要将叠铸钱范叠放置在一条直线上,就不要再考虑钱范的浇铸道及文字的朝向等问题了。而这一特征是西汉时叠铸钱范没有采用到的优点之一。
钱范铸钱过程中的“失误”
钱范被用于铸钱之前,铜质范还需要涂抹一层隔离层,泥陶质范还需要在烘范窑中烧制以去掉范中的水分。先秦至六朝采用熔铜范铸的铸钱工艺,总的来说是比较粗糙的,首先是铜质成色的不一定,其次是由于采用手工制作的钱范铸钱,因此造成的情况是几乎没有两枚一模一样的钱币,多少会有一些差别,古钱币收藏中的小版别便是这种情况。
钱币学中的一些术语,如合面、合背、移范、漏范、倒文、传形、摇头、流铜、砂眼等等名词的产生,都是伴随着钱范在铸造钱币过程中的”失误”而产生的。
语言资源是一种可以开发利用的重要旅游资源。方言、古歌谣等语言类资源是人文旅游资源,同时,这类语言资源本身也有可能成为消费性旅游产品。应加大语言资源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权重,充分利用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资源来开发旅游产品。
关键词:
语言资源; 旅游资源; 开发利用
收稿日期: 2010-06-03; 修订日期: 2010-10-15
基金项目:
浙江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项目(浙教办高科[2008]142号)
作者简介:
陈丽君(1973-),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胡范铸(1955-),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 引言:语言是一种社会资源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语言社会学和语言经济学的产生,语言作为社会资源的一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Jernudd和Das(1971)首次提出,语言是一种资源,使用一种语言的成本和获益可以用衡量一般资源或商品的投入-收益方法进行测定。此后语言资源在很多国家受到重视,人们在思考如何发挥语言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陈章太(2008)认为,语言以它的物质结构系统,承载着丰富、厚重的社会文化信息,为社会所利用,能够产生社会效益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效益,所以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的社会资源。李宇明(2008)认为,把语言看作“资源”,看作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源乃至经济资源,便于着力保护和开发利用这种资源。
“语言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言资源”是指语言信息处理用的语料库和语言数据库以及语言和声电动画片等(陈章太,2008)。胡范铸认为
①,
广义的“语言资源”可以包括:语言本体、语言理论研究的资源(如语料)、语言的文化资源(如方言、语言符号、文学语言等)、语言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产业资源,如广告、旅游服务产业等)、国家安全及形象维护的语言资源(如军事机密语言)等。
本文所讨论的语言资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主要有:(1) 语言本体(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的系统),包括方言;(2) 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作品(诗歌、楹联语言等)、民俗作品(谚语、民歌等)、影视小品、戏剧等;(3) 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如甲骨文、东巴文等,以及文字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书法、篆刻等;(4) 以语言为媒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神活、史诗等。
2 语言资源可以成为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涉及面比较广。根据国家旅游局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2003),“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我们认为,旅游资源可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前者包括山体、水体、气候、生物等,后者包括历史文化、宗教、建筑、文学艺术、民俗风情等。富有文化意蕴的甲骨文、东巴文、女书等语言的书写艺术形式和少数民族方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古歌谣等也应该属于人文旅游资源的范畴。
语言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它符合旅游资源的可利用、可开发性质,尤其是具有观赏性、趣味性、稀缺性等特点,能有效地吸引旅游者,使他们得到审美享受和精神满足。下面试作分析。
(1) 观赏性:以视觉形式表现的古文字、书法、碑刻、篆刻、楹联等都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能吸引旅游者驻足观赏。甲骨文、东巴文、女书等文字、楹联诗歌等文学语言作品以及旅游广告语、旅游解说牌等,就像是一道道美丽的风景,具有观赏价值,能让旅游者回味。
(2) 趣味性:导游在旅游过程中唱民歌民谣、教旅游者一些原汁原味的当地方言等,这些优美风趣的语言能使旅游者忘却疲惫、感到身心愉悦。而优美流畅、幽默生动的旅游讲解语言更是独具魅力的动态声音景观。
(3) 稀缺性:“物以稀为贵”,稀缺的东西往往是最能吸引人的旅游资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以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梁保尔、马波,2008)等。如贡山的“独龙族语言”、怒江“若柔”语言、耿马“傣绷文”等被列入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以濒危语言为载体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古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更是具有吸引力的稀缺性旅游资源。
可以说,旅游更多的是侧重一种文化消费和审美消费。旅游者购买的是一种精神享受和审美体验,甚至是购买一种氛围、一句话、一个符号。由此,能够给旅游者带来审美享受的趣味方言语言、文学类语言以及稀缺的濒危语言等也有可能成为精神性的消费产品。
3 作为旅游资源的语言的开发利用
语言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语言资源的经济价值体现在对语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商品化和产业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经济效益。而对于语言资源来说,合理的开发利用就是一种保护,因为它和其他资源不同,是用进废退,越使用和开发,其增量就越大,持续再生力就越强(范俊军,肖自辉,2008)。
合理开发前,我们认为应先对旅游业能利用的语言资源作一个勘察分类。基于旅游体验的角度,语言类旅游资源可作如表1的分类。据语言具有工具性、知识文化性等本质,语言类的旅游资源可作如表2的分类。
3.1 从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语言作为能力出发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体系,是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的社会交际工具。语言是旅游宣传、接待、讲解活动过程的最基本的交际交流工具,简明、流畅的旅游语言是保证旅游过程顺利进行、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前提。书面形式的旅游广告、景点标识和口语形式的导游讲解等都以语言为载体,提供最基本的旅游信息。
旅游语言应该是可被旅游者消费的,是可当作审美享受对象的,所以开发利用语言资源就要把语言的工具性发挥好,并使之艺术化,成为能带来精神愉悦、审美享受的精神产品。旅游宣传、解说中要充分结合人们的认知心理,利用文学语言、神话故事等使之生动化、审美化。精美的旅游宣传手册有时可以成为视觉的盛宴;导游流畅、得体的讲解能让旅游者获得比山水、饮食更多的享受。
从提高旅游从业人员语言能力角度应重点把握两个方面:(1) 语用策略的使用能力:语用策略强调如何更好地使用合意性的语言,在适当的语境里采用最合适的话语,以使交际交流者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意图,也就是用优美、幽默、得体的语言,使旅游者看起来感觉“赏心悦目”,听起来感觉“丝丝入耳”,回味时能“会心一笑”,实现审美享受的目的。(2) 语言类艺术的表达能力:语言类艺术包括相声、歌曲、幽默笑话等,如导游唱一些民族歌曲、声情并茂地穿插一些幽默故事,会唤起旅游者的审美感情,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旅游的快乐。
据笔者对96名旅游者“是否愿意花固定的钱请语言能力特别好的优秀导游带团”的调查发现:只有10%左右的人对导游的语言的要求是“清楚即可,关键在于景点是否好看”;而70%以上的人同意“祖国江山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对于“如果旅行社能保证有语音标准、风趣幽默、说唱俱佳的优秀导游员就愿意增加一定的旅游费用”表示推崇。从中看出,语言能力可以作为实现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之一。
3.2 从语言作为知识和文化出发
语言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是典型的人文类旅游资源。如湖南永州的旅游指南把“女书”(一种特殊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是目前世界上活到今天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书法村(道县道江镇东门村是清书法家何绍基的故里)、戏曲、永州官话和土话等都列入了旅游资源;历史古都河南安阳,有甲骨文、周易文化;在云南,不仅有丽江纳西族的东巴文(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符号),还有很多白族、傣族等用少数民族方言传唱的歌谣、神话等,这些独特的文化遗产都是一种旅游资源。
由此,我们可以设计一些独特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如方言之旅、女书之旅、东巴文之旅、越剧之旅、书法之旅、小品之旅等。
(1) 利用方言的旅游线路
旅游是一种空间的变换,在这一变换的过程中,不仅意味着自然风光的变换,同时还意味着风土人情的变换和语言的变化。如果导游在旅游者到达每个地方时传授一些有关当地方言的知识,并适时用原汁原味的方言讲解时,将会给游客带来不少兴致和情趣。
据笔者自身旅游经历和对20名导游员的调查,发现在团队旅游过程中,100%的地接导游会使用一定的方言来调节气氛。如大连的导游会教大家把吃饭说成“逮饭(音)”,把妇女爱漂亮说成“浪”,云南彝族导游就会把女游客统称为“阿诗玛”,把男游客称作“阿黑哥”等。到了湖南,很多导游都会告诉旅游者一首方言版歌曲:“我从细到大,住得长沙河西,恰的水,恰的鱼,哈是湘江河的……”这样一来,导游和旅游者的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听各种各样的方言就像看不同的风景、吃不同的小吃一样,趣味方言已日渐成为较容易转化为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旅游资源之一。
旅游管理专家格拉本(L.G.Crampon)曾列出一个简单的步骤,把旅游者变成一个夏威夷人:第一步――给旅游者穿上夏威夷人的衣服;第二步――教旅游者说夏威夷方言;第三步――让旅游者扮演夏威夷人”(Cohen,2007)。Huisman和Moore(1999)曾对一部分到新西兰的德语旅游者进行调查,发现其中95%的人对太多的用德语提供的旅游信息和服务并不欣赏,认为这样减少了旅游过程中的挑战享受感,他们更喜欢用当地人的语言来实现旅游体验。这正如我们要把“刘三姐”翻译成“Miss Liu”或者“Sister Liu”时,老外却喜欢汉语拼音“Liu san jie”,他们认为这样“当地的语言”更原汁原味,更富有韵味。
由此可见,方言或当地语言和用作交际交流的标准语不一样,成了旅游者体验的对象,可以说是一种体现当地文化的旅游产品。
(2) 利用小品、影视语言和民俗语言等资源的旅游线路
旅游活动力求丰富多彩,经典的小品、影视、戏曲语言等可以给旅游者带来很多快乐。据沈阳旅游网报道,“刘老根大舞台”已开创了沈阳文化旅游的热点,去东北的旅游者大多会选择去欣赏赵本山等人的幽默小品。去杭州的西溪,很多人会选择去电影《非诚勿扰》拍摄点以体会影片经典对白的幽默。
(3) 利用文字及文字的艺术表现形式(书法等)资源的旅游线路
喜欢文化旅游的人往往会对古文字、碑刻等感兴趣。西安碑林博物馆2009年上半年接待中外游客近19万人次(据陕西文物局汉唐网);甲骨文的故乡安阳,2009年“五一”期间就接待游客37万多人次;在旅游大省云南,只要涉及丽江的旅游线路,100%都包括领略东巴文的神秘韵味的活动。书法之旅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如绍兴每年的三月都会举办兰亭书法节。张捷(2007)甚至提出了“书法景观”的概念,他认为:书法景观是中国文化景观中最为直接和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化景观类型,可以作为中国文化景观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个性识别符号和象征,是一种“国家文脉”。
(4) 直接利用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文字资源来开发旅游商品
旅游是一种短期的生活方式,游客追求的是文化的享受与美好的回忆。旅游商品作为文化的载体,每一件都镌刻着旅游者一段难忘的经历,都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渊源。蒋冰华(2008)曾提出“把甲骨文化、周易文化等印在各种日用品上和精美的图片上,也可以制成各种小玩具,让其具有购买和收藏价值”。
旅游产品利用文字这种文化代码,可以保护和发展文化。陈昕(2002)曾以东巴文为例对旅游产品的文化复兴功能作了充分的肯定:“东巴文一直以来只被用于撰写经文――东巴经。但随着丽江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当地人已开始把简单的东巴文字写在、刻在木盘上或印在T恤衫上,制成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旅游艺术品。由此而掀起了一阵全国性的‘东巴文化’,这不仅复兴了一种文化,更保护和发展了一种文化。”
所以,在旅游商品同质化的今天,充分挖掘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文字类旅游资源,把它们设计成独具意蕴的旅游产品,是非常必要的。
4 结论:把语言资源作为旅游资源看待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把语言资源作为旅游资源看待,具有双重意义:
其一,在语言学理论上,可丰富语言资源观,促进趣味方言学等的研究。目前大家对语言资源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语言规划的层面上,主要涉及濒危语言的保护、语料库的建设等,而对于发挥语言作为产业资源的探讨不多。本文对于语言作为旅游资源的提法为应用语言学提供了更多的案例。另外,对于什么场合使用方言、方言和通用语如何适时转换、用哪些方言能达到幽默效果,如何使旅游者实现当地文化体验等问题的探讨,可以增进对趣味方言的研究。
其二,对旅游业来说,能让人们对语言的本质认识更全面。首先,作为旅游资源的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还能成为可消费的“旅游产品”,这为从业人员的语言训练和考核评价提出新的课题。其次,能让我们对旅游资源的概念有更全面的认识,加大语言资源在人文旅游中的权重,为旅游线路的设计提供更多启发,在开发旅游商品时能充分利用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资源,创造更多异质的、民族的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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