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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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资产；减值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6)04(a)-077-02

1紧跟国际准则正确定位

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金融资产减值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对金融资产减值的改革迫在眉睫，我们除了要加强自身内部改革之外，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借鉴国际准则方面最新出台的规定，对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颁布的新模型，改变以前在金融减值损失发生之后才计提的方法，要求企业提前预测、估计金融资产情况，预测发生减值时计提减值损失。虽然这种方法能够及时反映风险“，摊平”信用损失、谨慎地反映企业的资产质量和风险状况，也便于投资者了解金融资产减值的更多信息。但是，它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促成的，尽管预期损失模型在理念上先进，但其计提损失的方法与权责发生制相矛盾，也不能解决顺周期效应问题，该方法提前确认不可靠的事项，而一旦发现该事项影响并不是如此严重，甚至是根本就不存在，再毫无限制地加以转回，无疑是违背了会计计量的基本原理。并且，实际执行障碍众多，操作难度很大；在实务中技术操作层面，对于减值转回、预计现金流量模型中数据的测算以及配套数据库的建立等问题考虑不够成熟，缺乏广泛的可行性。但长期以来，我国会计准则一贯坚持会计信息要准确、真实，在这样的要求下，实际损失法虽然不能及时反映金融资产减值情况，但也绝对不是金融资产减值问题爆发的主要原因。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国际金融资产减值的改革，我们需要冷静思考，全面分析新金融工具存在的利弊，结合我国国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金融资产减值方面对于减值损失的计提还应该在坚持实际损失法的前提下，借鉴国际准则，加强金融资产减值在确认方面的约束，要做出更详细、更具体的要求，还要及时掌握导致金融资产减值发生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及时做出估计和披露。在人力、财力各方面全面支持关于金融资产减值的改进，并积极献计献策，提出更好的改进方法。

2加强国内经济制度建设

2.1强化国内市场经济制度建设

我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多元化的趋势。市场经济的自我微观调控、修复能力本身就不是万能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市场经济错综复杂，自我恢复能力崩溃，更需要市场经济以外的国家宏观调控，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治理，加强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比如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在确认、计量时没有统一的标准，难以合理估计金融资产的价值，造成金融资产减值计提不准确，严重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为此，国家就应该加强经济制度建设，全面利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出台相关政策统一标准、建立健全金融资产的价格信息平台，使企业有章可循，使相关监管部门更具权威性。同时，改进已发生损失模型，避免识别滞后性。预计损失法的颁布本就是针对已发生损失法在信息察觉方面的滞后性，缓解已发生损失法的顺周期效应。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果不对此滞后性做出反应，可能会加重金融危机的深度。因此，可对原有模型进行改进，例如相关机构应该进一步提供识别损失事件发生的操作指南，避免滞后集中。还有关于确认贷款损失，应进一步规范贷款损失的转回要求和时点等。再适当地对信贷领域进行调整，避免大规模的银行资金流出，防止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

2.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准则

金融资产减值爆发的诸多问题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关准则、法律法规存在漏洞，我们除了要加强经济制度的建设外最要紧的就是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多层次的监督机制，规范相关行业行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完善金融资产减值的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要适当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最新规定，比如，因货币时间价值的变动而引起的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在以后的会计年度内不得转回，还有在金融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时无法明确表明损失转回的原因，就应该用追溯调整法来解决等；另一方面，就是完善我们已有的准则，对判断金融资产是否存在减值的客观条件、减值迹象做出更加详细、更精准的解释及规定，还有金融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会计年度，不能任由企业选择来分摊风险以及在转回时最高限额的确定。要强化概念，加重客观条件的约束，减少人为的主观判断空间。除此之外，在金融资产减值计提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准确计算可收回金额的大小，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遇到如何确定金融资产销售价格和处置费用等问题。在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准则中并未见有明确定义，这一点我们应该借鉴国际相关准则的规定。还有，关于确定金融资产的使用价值，即对金融资产持续使用直至寿命终结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进行估计时的折现率，这是可收回金额在计算过程中最难确定的一个指标，也是企业在对某项金融资产进行购买或者投资时需要的必要报酬率。但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市场经济瞬息万变，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使得从经济市场中取得折现率的相关信息不仅困难而且极不准确，所以，关于折现率的计算问题就应该在准则中明确提出不同情况下采取不同的计算方法，比如报酬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等。

2.3提高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专业技术水平

首先，应该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教育，不仅只是在概念上理解，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中发现、培养优秀的会计、审计等专业人员，要求从业人员不仅专业理论知识扎实，更要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能在实战中带着这种优良作风灵活应变，适应环境，紧随环境的变化做出最好最快的决定，尤其是相关岗位在任用工作人员的时候务必要选择品行端正，思想觉悟高的人员。其次，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比如作为一名合格的会计人员应该要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比如基础会计、财务会计、会计准则等相关知识，这是从业人员在进行职业判断时所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也是会计人员应具备的从业知识。同时，在如今的计算机网络科技时代还要提高从业人员的计算机操作技能，在使用网络数据信息时，能熟练掌握相关网络操作技术，并且全力支持技术创新，这样才能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才能更好地解决新问题。同时，还要不断学习国家财经法规及审计、税法、统计、电算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规定。不断给自己充电，充实专业知识和非专业的相关知识，全面发展，做一个工作达人。最后，还应该提高从业人员后期专业技术知识的补充学习能力，加强相关人员的后期继续教育，可以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资源实行网络授课，也可以开办相关的培训补习班，极力提高整个从业队伍的专业技术水平，让更多的人不仅拥有高学历、多资格证等硬件能力，而且还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实际业务处理、应变能力，比如，在后金融危机这一特殊金融时代，对金融资产减值问题的准确处理就是对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水平能力的最佳考验。

参考文献

[1]高保耀.后金融危机时代资产减值的再审视[J].财会月刊,2010(10).

[2]李桂萍.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资产减值准则问题研究[J].财经之窗,2010(5).

[3]刘建中,丁乾桀.预期损失模型的应用局限与对策[J].会计之友,2012(1).

第2篇：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范文

【关键词】特大城市 金融业 辐射力 路径

城市辐射力是指城市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基于自身基础对周边区域发展产生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基于此，可以把特大城市金融辐射力定义为特大城市金融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以金融机构和市场机制为依托，对周边区域金融发展产生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在此可以将发挥金融辐射力的城市定义为中心城市，而周边区域城市即为腹地城市。努力提升特大城市金融辐射力，一方面有助于区域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

一、新阶段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特征

目前，受市场因素及政策因素等多方面影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既给我国特大城市金融业发展和金融辐射力提升带来了极大挑战，同时也提供了难得机遇。新阶段兼有以下特征：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

发生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对我国经济形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阻碍了处于经济核心地位的金融业的发展，更对我国特大城市金融机构产生了极大影响。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依然面临着很大的内外部压力。外部，欧美国家恢复缓慢，新兴经济体实行紧缩政策，全球范围内风险控制和金融监管加强，金融市场流动性匮乏；内部，金融危机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影响还未结束，市场不安情绪还未消除，治理危机导致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近期显露的乡镇债务危机和持续性通货膨胀正在肆虐，银行信贷紧缩和存款流失问题还在持续。然而，危机后监管体制的完善和各种扶持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给金融业发展提供难得机遇。

（二）国际债务危机时代

近期，美国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扩散引发全世界对于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从美国信用评级下调到希腊救助计划的多方博弈，再到意大利陷入僵局，国际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全球市场持续震荡。一方面，虽然各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暂时性措施，可以对债务危机稍加遏制，但长期隐患依然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与欧美往来密切的我国金融业必将长期受到国际债务危机影响。另一方面，资本项目开放前的过渡性制度如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推出使得我国金融机构与经济部分绑定，这可能会加速危机向我国金融机构的传导速度。由此，城市金融辐射效应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三）“十二五”规划时代

2011年3月14日批准的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指出，“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提升特大城市辐射力给予政策指引。而各特大城市对此也有相关说明，例如北京在市“十二五”规划中指出“扩大生产业的辐射带动”、“着重提升首都生产业的辐射服务能力”，并提出要把丽泽金融商务区打造成“具有全国辐射力的新兴金融功能区”。进入“十二五”发展重要时期，受益于相关政策支持和金融环境改善，我国特大城市金融辐射力必将得到极大提升。

（四）总部经济发展时代

目前，我国城市总部经济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国内外公司总部集聚到特大城市，对特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产生较强正外部性的同时，也会给特大城市金融业的发展，乃至金融辐射力的提升带来一定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总部集聚区优质的经济金融环境吸引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有助于特大城市金融功能区的建设；另一方面，总部经济发展必然要求与之配套的金融服务机构，因此我国特大城市必须注意基于总部经济的金融业优配问题。

二、制约特大城市金融辐射力提升的现存问题

我国金融业完整意义上只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时期，离成为真正的金融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中心城市和腹地城市在金融发展方面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制约了特大城市金融辐射力的提升。

（一）腹地金融业发展缓慢

腹地城市保险业、证券业、信托投资和其他金融服务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金融机构集聚程度不高，且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地方融资结构不合理（融资方式主要是以借贷融资为主的间接融资，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比重小）。因此腹地城市金融业发展速度较为缓慢，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例如2010年北京市金融业总量为1863.6亿元，占GDP比重为13.2%，相比之下，经济腹地唐山市金融业总量为98.25亿元，占GDP比重仅为2.2%。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金融业的发展是金融辐射效应发挥作用的基础。因此，腹地城市缓慢的金融业发展速度会对特大城市提升金融辐射力形成制约。

（二）外国资本供需不平衡

相比之下，国外资本倾向于向经济发展和财政实力较强的特大城市集聚。由于本身资金相对充足，外资大量进入使特大城市金融市场过分膨胀，导致资本非正常流动、投机行为抬头等一系列问题。而腹地城市则由于环境、制度等各方面因素，缺乏对外资的吸引力。这样，资本充足市场和资本匮乏市场同时存在于区域中。而目前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城市间资金引导机制，特大城市不能利用自己的外资聚集优势为腹地提供资金支持。

第3篇：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范文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公允价值；金融资产

0 引言

2008年9月，美国五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雷曼的破产像一根快速燃烧的引信，引爆了华尔街金融危机，随后事态不断恶化，最终演变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海啸。这场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冲击之强、涉及范围之广，令整个世界措手不及。当然，我国企业在金融衍生品上，也出现了大额亏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成为全球讨论的主旋律，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

为了应对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财政部于2011年1月9日《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2010年年报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企业应采用适当且可获得足够数据的方法来计量公允价值，而且要尽可能使用相关的可观察输入值，尽量避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并明确公允价值在计量时的三个层级，这一定位与FASB对其的规定保持一致。

1 国内外对公允价值概念的界定

1.1 美国FASB关于公允价值的最新定义

SFAS157《Fair Value Measurements》FASB在2006年9月15日了SFAS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并于2007年11月5日起付诸实施。其定义是在计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市场参与者出售某项资产所收到的价格或为转移负债所愿意支付的价格。

FASB将其分为三个级次，分别为：第一级次输入值，存在活跃市场对相同资产或负债的报价（未调整）；第二级次输入值，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或负债可观测的报价，或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可观测的报价；第三级次输入值，市场活跃极少下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测的输入值，（需用估值技术、定价模型和假设对资产或负债未来的风险和现金流量进行估测）。

1.2 IASB对公允价值的定义

公允价值是指，在计量日的最有利市场，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转移一项负债将会支付的价格，无论该价格是直接可观察的还是用估值技术估计的。

1.3 我国对公允价值的定义

公允价值指资产和负债按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易或债务清偿之金额。其中明确指出，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采用其他会计计量的要遵循“可靠计量”原则。

财政部于2011年1月9日提出了公允价值在计量时应分三个层次，这与FASB对公允价值的规定保持一致。通知称，企业在披露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相关信息时，应当分别披露确定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是否发生改变及改变的原因、各个层次公允价值的金额、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的重大变动、第三层次公允价值期初金额和本期变动金额等相关信息。在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中，如果估值技术中使用的一个或多个输入值发生合理、可能的变动将导致公允价值金额发生显着变化的，应披露这一事实及其影响。

2 金融危机下的公允价值会计 1 金融危机下论战双方的主要观点

在围绕着金融危机的种种分析和指责中，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因为可能加剧金融危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损失惨重的金融界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加剧金融危机，要求修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而背负罪名的会计界则认为准则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金融机构对准则双向和功利的态度，因而反对修改规则。 1.1 反对方，损失惨重的金融界

他们的主要代表性机构和人物是花期，美林，瑞银，美国国际集团，百仕通，美国金融家协会ABA，美联储FR，国际货币组织，麦肯恩等。他们反对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主要原因有：（1）FV导致金融机构确认巨额的未实现、没有现金流量的账面损失；（2）这些损失引起投资者恐慌，导致抛售次贷产品金融机构的股票；（3）金融机构不惜代价降低次贷产品的风险暴露头寸，加剧次贷危机；（4）强烈呼吁修改、暂停、废除终止FV。 1.2 支持方，背负罪名的会计界

他们的主要代表性机构和人物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机构投资者委员会，审计质量中心，注册财务分析师协会，Robert Hertz，David Tweedie，Dennis Nally等。他们反对支持的主要原因有：（1）指责FV旨在转移公众视线，为激进的衍生品、资本虚增Capital padding和失败的风险管理RM开脱罪责；（2）指责FV显示机会主义色彩浓厚；（3）FV增加透明度，让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及时了解次贷危机严重性；（4）FV并非完美，回到HC并非理想，而是因噎废食的倒退。 2 尘埃落定：既坚持，又妥协

2008年10月10日，FASB第157号认为：当相关市场可观测数据无法获得时，可以使用管理当局关于现金流量和贴现率风险调整的假设。2008年10月13日，IASB发表解释性文告Press Release，允许金融资产重新分类，并将此执行可以追溯至当年7月1日。至此，伴随着金融危机而愈演愈烈的FV之争暂告一段落，尘埃落定。但其中也体现了会计界通过有限的“调整”和“妥协”以达成坚持之目的。 3 公允价值会计尚需磨砺

FAS157《公允价值计量》将其定义为“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假设将一项资产出售克收到或将一项负债转让应支付的价格”。该定义要求存在一个习以为常的交易市场。但次贷危机显示，该假设的问题暴露无遗。FAS157也没有考虑到流动性缺乏的资产对FV的影响。在危机中，ABS、MBS、CDO等因信贷萎缩大都变成了流动性较差的金融资产，这些与次债相关的产品从第一、第二级次落到第三级次时，准则又未能及时提供估值模型方面的技术指导。

3 我国目前仍然是以历史成本为主，适度引入公允价值

对于国外很多国家来说，他们现代信息技术较为发达，会计人员普遍素质较高，由此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这些国家迅速运用，并有效实施，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尚不完善，经济并不发达，会计人员的总体素质较低，尤其是那些懂得跨文化交际，整个资本市场运作的高级会计人才十分匮乏，因此公允价值在我国从1998年的引入到2001年的基本取消，再到新准则的重新引入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面对会计准则技术层面以及趋同、直接采用等战略层面的斗争异常激烈的复杂背景，财政部于2010年4月2日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明确了相关重大问题的解决思路是继续支持并积极参与全球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制定，以表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会计姿态以及我国目前仍然是以历史成本为主，适度引入公允价值的原则。

4 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允价值面临的挑战 1 对资产负债表B/S的挑战

未来B/S将逐渐简化并集中于披露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其中资产负债表演变主要表现为：（1）现金、银行存款，未来依然存在，科目属性为金融资产；（2）应收帐款未来可能不存在，科目属性为金融资产；（3）存货未来可能不存在；（4）固定资产，未来可能不存在；（5）投资，依然存在，科目属性为金融资产；（6）向供应商负债，未来可能不存在，科目属性为金融负债；（7）税务负债，未来可能不存在；（8）融资负债未来依然存在，科目属性为金融负债；（9）股东权益未来依然存在，科目属性为股东权益。

资产负债表的演变给我们以下几点的启示：第一，历史成本会计将被公允价值会计所替代。但是市值计价会计取决于：存在活跃的市场，而非Mark to Management，即不能管理当局说了算；要有科学合理的估值方法，而非Mark to Model，即采用不当或错误的数据模型或参数。第二，充分披露交易的意图。这是公司管理当局的义务，尤其是证券投资中的交易性或可供出售、持有至到期、长期持有、套期保值等的分类。第三，杜绝表外项目。主要指用于信用承诺、交易衍生产品的项目，如可转换债券的承诺合同；新准则要求对此按公允价值在B/S中披露。 2 对利润表I/S的挑战

利润表渐趋复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收益范围或边界值厘定：经营性的，理财性的。第二，多维度，如业务分布、产品或劳务组合、地区或客户分布等业绩。第三，时间线，由于企业可以在期货市场上购买3-5年后的资源，企业竞争的时间线从1年拉长至3-5年甚至更长，I/S由披露过去一年业绩逐渐改为披露未来现金流现值的变化，如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公允价值计量，故从此意义讲，会计工作由回顾过去的会计正在走向面向未来的会计。第四，波动性，正在变大，资金成本对盈利影响加大，当资金成本及其时间线复合在一起时，波动更大；用户关心核心利润与财务利润的区别。第五，风险信息，未来时间线上的风险会给企业带来什么机会或损益。

5 后金融危机时代对公允价值未来的展望

尽管我国新的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充分考虑公允价值运用的限制条件，并不是所有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运用公允价值，而是只有满足公允价值适用条件的企业或事项才允许运用。但由于公允价值客观上存在且难以完全避免的“主观性”，其运用的效果究竟如何，尚不能过早下结论，更不能盲目乐观。本人认为，在运用公允价值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辩证地看待公允价值与可靠性、相关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客观看待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努力做到趋利避害。当可靠性和相关性可能会出现冲突时，以可靠性为先；在可靠性能够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相关性最大化。死守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僵化可靠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盲目追求相关性，而不顾可靠性的做法则是危险的。二者的最终结果都会丧失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大大降低会计存在的价值。 2 完善会计监管，强化外部约束

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肯定会有企业利用公允价值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利润操纵。这就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预防、发现、纠正和惩处会计造假的新机制。 3 改进公司治理和完善内部控制，避免财务报告引发的法律风险

监管部门必须督促企业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增强财务报告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断提高管理层和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准，勤勉经营、诚实披露信息，以实现持续发展，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6 结语

第4篇：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期；职业；职业人；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C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8/09-0072-04

在世界性金融危机中，专家学者纷纷针对国际金融状况，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国情，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比如，新能源的革命、产业的转换、技术的提升，等等。这些都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继续获得发展所必须致力的方向。

作者认为，在当下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要想实现这些建议中所提到的发展目标，就必须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把对经济发展的主体――人的重视真正提高到必要的高度。这种重视的范畴当然是多方面的，本文侧重从职业道德的角度进行探究。如若没有高素质的职业人，一切发展设想都只能是空想。所以不管是从保增长的角度，还是从惠民生的角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都要求职业道德建设的稳步跟进。也就是说，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职业道德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当下最主要的时代课题，不容回避地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人”的发展

对现代人而言，“职业”其实已成为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必要的谋生手段和生存方式。个体从职业中获得的不仅是生活、生产资料，同时，也通过职业获得来自社会公众和自我两方面双重给予的人生定位和价值判断。现代社会是一架大机器，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运作模式将每个人与其所从事的工作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所有人都在这个大机器中，无形有形的职业影响无处不在。人们在把自己既主动又被动地锻化为社会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的同时，以个体和群体两种形式、直接和间接两种结果对社会和社会发展产生作用。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对个体所赋予的价值概念并在此之上对个体进行的价值判断，其实都是离不开“职业”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人其实更应被称为“职业人”。

勿庸置疑，中国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发展。职业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显著成果之一，而职业发展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使当代中国社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职业人”。个体成为“职业人”，“职业人”越来越多，他们成为群体甚至大的集体。在中国“职业人”身上，存有历史给予的中华民族传统理念的影响，同时，又有改革开放国策下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科技等新概念和新认识的痕迹。当然，作为包容性最强的中国文化的生产者的后代，中国“职业人”既主动也被动地接受、创新和发展着所有的一切。中国社会在发展，中国职业在发展，中国“职业人”也在发展――个体既在思想、行为、生活工作上，也不断在规模上以群体形式（日益庞大的群体形式）成为“职业人”。总之，当前中国社会拥有现代国际社会几乎所有的职业，因此，也就拥有工作在各个行业的“职业人”。

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民众在职业的选择方面是怎样的呢？2004年，有学者对我国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技职业的原因做了样本调查，得出原因是如下几种：工作稳定：35.20%；完全被动，没其他机会：22.40%；能发挥自己的才能：15.60%；收入高，福利好：8.4%；技术含量高，富有挑战性：8.40%；其他：10.00%。［1］41这种职业选择之下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职业责任感当然不会太令人满意。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在真正的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职业的选择更多是由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主观的情况和客观的社会要求所决定的。当然，这些也是人们职业选择时的重要因素。但很显然，从改革开放直到今天，由于社会生产力基础的薄弱，由于此薄弱所带来的一系列物质文化教育等满足人民需要力量的薄弱，由于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在传统和未来之衔接处所必然产生的部分暂时性的理念和实践转化为理念的双重空缺，所以中国“职业人”尽管数量上为满足社会发展不断增加，但是高素质的“职业人”还是很欠缺的。

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下以农为主进行职业分配。改革开放之初，农业人口开始转入各行各业，如进入沿海开放地带的乡镇企业；之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批批年轻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工厂。从那时起到现在，他们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因其农村成长的背景，在吃苦耐劳、埋头苦干等方面展示了自己的特色。这个庞大的群体在进入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城市后，以实际行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中国城市化、城镇化的进程。另外，还有的农村人口进入商业领域，先以个体户的形式，后以各种大、小实体经济的形式，转为从事某种职业的“职业人”――包括房产商、公司老板等。亦还有部分农村人口通过教育等手段进入各行各业，成为教育、行政、文化、卫生、科技领域的“职业人”。当然，原本的城市、城镇居民也在整体的社会发展中通过各种方式投身于各行各业，成为“职业人”。

这种个体主观适应社会的要求和客观社会的需求相结合下不断壮大的“职业人”队伍，虽然大大解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但是他们职业选择时所体现出的对职业的认识（既有对知识化、技能化的认识欠缺，也包括对职业责任认识的欠缺）直接影响到他们对职业道德的追求。2002年，相关学者做了《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在国有企业中职工负性情绪的感知是40.90%；民营企业是36.95%；外资企业是39.17%。经营者对自身身心满意程度是国有企业

通过对中国“职业人”的了解，可以知道，它有以下特点：一是人数多：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职业人”之多当属世界第一；二是发展快：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迅速发展起来；三是中国具体国情下产生的中国“职业人”有自己的特点，职业道德教育的欠缺是其中之一。

二、中国“职业人”职业道德现状

何谓职业道德？《辞海》指出，职业道德是指从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美德。在职业生活中形成和发展，以调节职业活动中的特殊道德关系和利益矛盾，是一般社会道德在职业活动中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特殊的职业道德要求。［3］2942社会主义国家职业道德的原则是集体主义，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人民服务，要求是正当竞争，内容是忠于职守。［2］236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职业道德建设也在进行，但相对于经济建设来说，力度和速度远远落后。同时，社会发展快速，职业发展迅速，“职业人”人数、种类急剧扩展的事实，也使职业道德建设的发展颇有难度。可以看到，职业道德建设一直在搞，也一直在强调，但是力度、强度、细度都不够，完备度更不够，基本属于社会工作者在国家认定的大框架下的零零碎碎敲打。因而，体现在中国“职业人”身上，是他们对职业道德的追求既缺乏外在整体性、明确趋向性的要求，也缺乏内在主动的追求。

仍以科技工作者群体为例，2004年，我国科技工作者职业道德总体状况的调查显示：有些问题，但总体看起来还不错的占61.20%；不大令人满意的占31.00%；很好的占4.00%；相当糟糕的占3.80%。［1］但正如调查者所指出的那样：“61.20%的正面反应也许令人感到宽慰，但是，其中的潜在问题却让人难以真正心安理得。这是因为相当多的职业技术问题并非短期内就能暴露。”［1］可以说，职业技术问题（非科技水平局限原因）有多严重，职业道德水平就有多低劣，职业道德问题就有多严重。另外，职工对工作的倦怠以及心理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缺乏职业道德所产生的相应后果。不敢想象，对职业缺乏道德感的个体能够在职业中投入责任意识和行为；也不敢想象，缺乏职业道德的职业个体和群体能够在工作中体会到多少职业的快乐和成就。因此，在很多职业领域出现各种关乎百姓衣食住行的问题就不足为怪了。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扎堆出现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而是行业内部职业道德缺乏的后果在经济形势不好的状况下必然性地集中体现。

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职业道德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说，需要政府加大力度和持续地在职业道德原则上的推广、规范上的细化、可操作上的真正实施以及教育上的投入。从个体层面来说，面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必然成为“职业人”的发展趋势，必须加强职业道德原则在内心的扎根，使之成为信念。并在此基础上，无论进入哪一个（数个）职业，都将相对应的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于心。

当然，职业道德建设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职业道德教育。这是应对当下职业发展、职业人增多、职业道德现状堪忧的后金融危机时期和直指未来保增长、惠民生、长足发展的举措。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职业道德教育

首先厘清两个概念：一是职业教育。所谓职业教育，就是给予学生或在职人员从事某种生产、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分就业前和就业后……［3］294二是职业道德教育，其属于职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将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职业道德通过教育手段内化于个体内心的过程。根据这个定义，职业道德教育是个体成为合格乃至优秀“职业人”的必要前提条件。又由于前文所提到的现代职业的特点，所以职业道德教育必然要跟上时代。

1.对待已经工作在各行各业的“职业人”。一方面，进行在岗跟进式的职工道德教育十分重要，应该将其纳入终身教育的组成部分，成为终身学习的内容之一。同时，通过常态性的评比、奖惩等形式褒进抑后，达到修正个体职业道德认识、提高个体职业道德认知水平的目的。另一方面，对网络社会中客观存在的“职业人”，可通过网络扩大宣传职业道德的原则和规范的范围，并针对网络职业出台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职业道德规范，利用网络管理系统对网络进行管理，建立常态性的评比、奖惩规范网络职业，强化网络职业道德在网络“职业人”中的认识、影响。

2.对还未走上职业岗位的个体。首当其冲的是中、高职校的学生群体。21世纪以来，中国中、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高职院校已经发展到1100多所，培养出来的“职业人”越来越多。职高学校的规模也不断增大，以江苏省的扬州市为例，2010年，升入职高的学生和升入普通高中的学生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1，所以对在校职高、高职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应该大力加强。对中、高等职校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不能仅局限于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和就业指导课中肤浅的职业道德内容，而是要做到程度上深化、内容上细化、时间上常规化、门类上完备化。同时，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群体同样在经历若干年的学校教育后要走上职业岗位，所以他们也是职业道德教育的主体对象。这些院校中，医学和师范专业在职业道德教育上一直走在前列，除公共课涉及到职业道德教育问题外，基本上还分别开设了医学伦理学和教师伦理学课程，强化医学专业和师范类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在其他院校，也有这方面与时俱进的先锋者，如清华的生态伦理学课程、上海交大的文秘职业道德课程、南京大学的伦理学课程、东南大学、河海大学的科技伦理学和江河伦理。当然，不仅如此，全国范围内还有一些院校也颇有前瞻意识，在培养自己学生职业道德的同时，已经在为未来社会输送合格的“职业人”做努力和准备。

3.对低龄和高龄的职业人。由于当今社会职业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所表现出来的对个体在年龄和专、兼职上的宽松，所以职业道德教育还应开始向低龄和高龄两个阶段延长。这对研究职业道德建设的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创新的课题，但是也还是有人、有地区走在前面的。如江苏徐州陈延斌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未成年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德目目标指标体系及相关养成训练活动方案设计”中，提出十个德目“忠、孝、仁、义、礼、勤、俭、和、耻”，并在不同年龄阶段根据十德目的顺序设计出了具体的活动培养方案。当然，这些主要是为了自幼培养孩子健全的道德人格，但针对当前职业发展的特点，是完全可以有意识在活动设计中加入带有职业道德元素的活动方案的，这种设计才是真正让孩子们体验当前职业化社会的有效措施。对于老年人，其本身已经固有的职业道德意识可以在社会环境对职业道德的整体强化下得到加强和优化。

总之，对不同行业的职业人，我们要灌输的一个原则性、基础性的理念仍旧是集体主义。在充分尊重个性的同时，强调个体＜小集体＜大集体＜整体。在此，引用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话：“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综上而言，在当今社会职业化的发展趋势下，迎合时代的需要，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充分认识现代职业特点，加快进行职业道德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建设，通过健全的职业道德建设体系培养高素质的职业人，才能从容应对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向更高更好的目标迈进，实现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肖平，朱孝红.职业道德现状与职业道德教育的边缘化［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5）：40-41.

［2］邓定芬，吴薇莉.中国员工心理健康状况研究报告［J/OL］http//省略/zhi-sk/jt-page.asp?articleid=97558.

第5篇：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公允价值；问题与改进

一、金融危机触发的公允价值论战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并愈演愈烈，全球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冲击的同时，也触发了一场公允价值的论战。在危急中遭受重创的跨国金融巨头首先将矛头指向会计。他们认为以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衍生产品导致金融机构过分对资产按照市值减计，在账面上确认了未实现且不涉及现金流量的巨额损失。这些账面损失误导了投资者，导致他们的恐慌性抛售行为，而这种行为又反作用于金融机构，致使整个金融体系的资产陷入 “ 交易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核减资本金——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 的恶性循环中。公允价值会计和已发生损失减值模型具有严重的顺周期效应，在经济繁荣时期使本已过热的经济火上浇油，创造资产泡沫，在经济萧条时期使本已恶化的经济雪上加霜，形成资产黑洞；于是，以花旗、美林、瑞银、百士通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纷纷开始责难公允价值会计，声称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夸大了次债和其他金融产品的实际损失，放大了金融危机的广度和深度，要求完全废除或暂时停止采用公允价值会计。

面对各种指责和压力，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FASB）依然极力维护公允价值会计的地位。会计界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而是客观反映了金融危机的事实，而金融巨头抨击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是为自己的过度投机和失败的风险管理寻找替罪羊。无论这场论战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深入的思考目前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客观的分析其利弊并进行改革与完善。

二、危机凸显的公允价值会计的不足

1.市场价格不一定公允

虚拟化的金融产品，其价格虽然受价值规律支配，但与实物相比，其所受影响因素更为复杂，价格的即时性以及人的心理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市场价格不公允。

价格的即时性。在金融市场上，价格是瞬息万变的，它作为一种市场信号，具有惯性，以其作为公允价值依据提供的信息预测能力取决于市场状况：市场处于正常情况时，预测能力较强；在市场处于拐点时，则毫无预测能力，通常还有误导作用。例如在股票市场中，牛市时，一个价格高点后市场通常还认为有更高点，而在熊市中，低点后通常认为还有更低点。而对于金融衍生品，价格的波动更大，期末市场价格只代表即时价格，因此我们该选择何时的价格作为公允价格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交易的有序性假设并非总是成立。美国第157号准则《公允价值计量》（以下简称FAS157）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假设将一项资产出售可收到或将一项负债转让应支付的价格”。这一定义中包含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即计量所涉及的资产或负债均存在着一个有序的交易的市场。但金融危机表明，这一假设并非总是成立。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人的心理因素与情绪的传染效应叠加出现“羊群效应”，这一因素公允价值分析中显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例如，因为投资者极度恐慌和信贷极度萎缩，此时的市场参与者没有了理性的分析，有的只是恐慌的心理，他们不再是自愿的了（自愿销售者是指不过于着急出手、不准备在任何价格下都会被迫出售的销售者，他们不会抱着固定价格不放，而是理性地考虑市场状况（葛家澍，2007））。整个市场处于一个扭曲的状态，陷入困境的资产卖方处于甩卖境况和非理性状态，此时的公允价值根本就不再满足自愿性这样一个基本属性，公允价值的估价就存在问题了，就不再是公允的了。

2.参数缺乏，理论模型的可验证性差

公允价值按照市场信息分为三个层次：同类资产或负债存在活跃市场，公允价值的确定根据活跃市场的报价来确定（第一层）；类似资产或负债存在活跃市场，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并经过相应的调整（第二层）；无法获得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的交易价格，管理层需要根据主观判断以及市场假设建立估值模型来确定公允价值，主要有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方法，而且采用的估值技术应该尽可能多的使用市场输入变量，最小限度的使用属于主体特有的参数（第三层）。2007年底，在美国金融机构的公允价值计量中，第一至第三层次公允价值的占比分别为6%、72% 和22%，可见，绝大多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需要参照相似资产过去的市价进行调整或采用估值模型加以确定。当市场巨变和信贷萎缩导致次债相关产品从第一或第二层次掉落至第三层次时，FAS157未能就这种情形下如何确定公允价值提供技术指引，导致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结果差距很大。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要求企业根据当前市场价格确定其资产负债表上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取代过去的历史成本会计。但这种会计方法会导致资产价格的不断下滑和低价出售套现，使金融稳定性进一步恶化。因为企业在泡沫时期的资产负债表水涨船高，容易采取进取扩张的策略；而在金融危机时期，由于持有的投资工具（如基金、股票等可交易的衍生产品）大幅贬值，按市值入账将会产生巨额损失，企业在资产贬值、盈利下跌的情况下难以寻找到融资，放大了财务困境的程度。金融危机下人们对公允价值的抨击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这个时候如果还是坚持采用市场价格来作为金融资产的计价依据，得到的公允价值就不再是公允的了。此时应该采用估值模型，结合主观判断和市场情况来确定公允价值，其可靠性就取决于模型的好坏和所使用参数的级次。

一方面，在第三层次的估值模型中，市场输入变量少得可怜，参数缺乏，因此得到的价值主要是根据管理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使用了很多的主体特有的参数，这样的处理未能得到公认，在谨慎的会计师和审计师的坚持下，管理层不得不根据市场上的甩卖价作为手中金融产品的价值，从而计提了巨额的资产减值。美国国际保险集团持有的信用违约互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另一方面，很多金融机构所使用的程序交易模型都是外包的，即大多数金融机构均使用了有少数金融工程式设计的模型，这些模型的实用性值得怀疑。两方面结合来看，复杂的金融产品定价被模型化，并掺杂人为选择的参数，结果是有多种模型估算同一证券价格，形成差异巨大的结果，并很难判断那种结果更合理，因此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不可比。再者，验证通过模型获得的公允价值是否可靠，对于外部审计、评级机构及监管机构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三、金融危机后公允价值的改进

虽然金融危机暴露了公允价值会计的技术性缺陷，但是不能阻挡公允价值会计发展的趋势。2010年3月26日，我国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允价值会计在我国未来几年的应用，将如洪水猛兽一样，无法阻挡！ 我国应用的范围不会缩小，只会更加扩大！ 因此对公允价值的深入研究极其重要和迫切！

解决非活跃、非流动、非理性的市场环境下公允价值科学计量的问题，减少或消除公允价值计量的“顺周期效应 ”。IASB采取的改革举措包括：（1）改革金融资产减值模型，探索以预期损失模式取代已发生损失模型；（2）为缺乏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提供更详细的指引，允许报告主体在业务模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3）赋予报告主体更大的公允价值选择权，以降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计量上的错配效应。2008年10月，IASB了市场不再活跃下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计量和披露，一方面是提高当市场不再活跃时准则对金融工具估计的指导性，另一方面是更好地披露估值方法及相关的不确定性为解决非活跃、非流动、非理性的市场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允价值计量应着力解决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的稳健性，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应以目标为导向，统一诸多分散在各具体准则和指南中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建立健全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建立实施及应用公允价值的良好环境，提高公允价值的决策有用性。随着企业新业务不断涌现，未来会有很多业务涉及公允价值，因此，必须加快具体准则的制定步伐，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建立公平、开放、自由、诚信的交易规则体系。另外，由于公允价值估值的二、三层次对会计人员及相关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因此，需要加强会计人员估价专业技术能力的培养。同时，要大力发展第三方估值服务，提高资产评估机构在公允价值计量上的参与度和规范性，因为对不存在活跃市场报价进行公允价值计量时，会不同程度地介入主体的估价和判断，这些估价和判断受制于主体的利益取向，会降低估计结果的市场性，破坏计量的公允性，所以又必要发展具有独立性的 资产评估机构，使评估免受主体利益取向的影响。

3.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一个完善、公开、透明和有效的金融资产价格市场，可降低会计人员估价的主观性，减少信息不对称。而且一个强有力的监管体系能推动市场发挥最大效应。对此，政府可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资产评估机构建设，改善评估职业环境，加强和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另外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力量在金融、保险业中的公允价值的应用。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我们不能说公允价值会计是罪魁祸首，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从中认识到了公允价值计量确实存在技术性缺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允价值的推广和应用仍将为社会广泛接纳和认可，公允价值会计的全面应用是大势所趋，所以为保证公允价值会计的健康发展，改进与变革是一种必然。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面向财务会计的本质特征.会计研究，2009，5.

[2]黄世忠. 金融危机触发的公允价值论战.中国金融，2009，15.

[3]黄世忠.后危机时代公允价值会计的改革与重塑.会计研究，2012，6.

[4]刘思淼.公允价值计量的发展与监管启示.会计研究，2009，8.

[5]汤湘希，赵彦锋，王昌锐.2010.公允价值会计研究.

[6]张晓琴.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化.湘潭大学学报，2011，4.

[7]隋海燕.金融危机对公允价值的影响分析.财会通讯，2012，3.

第6篇：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范文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反思

随着金融危机后曝露出美国监管体制的种种弊端，美国各界对金融监管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金融监管改革法》）在美国各个利益阶层的博弈和世界各国的关注中最终得以通过。虽然该法的实际实施效果尚有待进一步观察和评判，但作为金融危机后美国最为系统和全面的金融改革举措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体系第一次大规模修正，该法案对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和监管模式的影响仍将十分深远，《金融监管改革法》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全面反思的集中体现。

（一）从宏观层面分析。从宏观层面分析美国金融监管改革首先要了解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宏观原因。其宏观原因主要是过多的无监管金融创新等引起的流动性旺盛导致产生资产泡沫从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后危机时代，针对金融危机爆发所显现的宏观层面的原因，美国金融监管法案制定了多项政策多管齐下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例如该法案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进行监管并对重要机构资本金要求顺周期，这也是美国第一次关注资产泡沫风险。

（二）从微观层面分析。主要分析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微观层面的漏洞如何弥补，其改革逻辑的微观层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革以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为导火索的引爆机制。加强了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对误导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进行监管。加强了对贷款方的要求，要求他们在做任何贷款之前对借款方的资质进行严格的审核。加强了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法案要求在美国证监会内新设评级机构监管部，以强化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提高评级的精确度和保证评级不受利益冲突的影响。二是对于导致美国金融体系脆弱的传导机制方面的改革。导致金融体系脆弱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某些金融机构特别巨大、特别重要，它的倒闭就可能导致整个体系跟着倒，雷曼兄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这样的问题也提出了对策。包括定义一批大而重要的机构为系统重要性机构，针对系统重要性机构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基本适应我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但这种分业监管的体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为了了解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我们还要分析一下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以便根据这些问题从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对现行的分业金融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对这种分业监管的模式提出了挑战。按照机构性监管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进行监管，并不能实现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有效监管，多机构监管易导致监管冲突。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业务合作与跨行业并购的发展、金融业务的综合化，将使得以监管银行为主的分业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大大降低。

三、值得借鉴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一）针对宏观层面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启示。后危机时代防范系统性风险将成为各国金融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最重要和最突出的表现是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比过高，使得大量金融风险集中于商业银行，这一现状亟需改变。为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我们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加快建立系统性风险监测和防范机构，化解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二）针对微观层面上的启示。在消费者保护方面，中国应建立自己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案；对场外衍生品监管方面，我国要构筑一套完善的衍生品监管体系，应确立场内衍生品市场的基础地位并根据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适当引入场外衍生品充当补充，但要重视场外衍生品的监管，并与其他金融业务隔离，防范系统性风险；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我们应当参照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明确规定所有评级机构必须接受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在证券监管部门内建立专门负责评级公司的部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尤其是对外开放战略步骤；对改革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我们应优化薪酬委员会的组成，强化独立性与外部性，即对巨额薪酬发放方案进行合理监管又不抹杀其积极性。

第7篇：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范文

【关键词】 国有资本； 企业目标实现； 相关性； 列联表

一、理论文献综述

西方经济理论认为，资本是价值增值的手段和载体。按所有者不同，资本可以分为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公有资本通常即为国有资本。我国的国家性质和经济体制决定了国有资本在我国的重要地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国有资本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战略调整步伐日益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增大了企业中非公有资本的比例，形成了国有资本控股、非公有资本参股或非共有资本控股、国有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大量出现；但可以看到，在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的比重仍然很大。因此关于国有资本与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在我国一直是一个热点。

关于国有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问题前人已进行了多项研究。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分为两大类：相关和不相关。例如，董麓、肖红叶（2001）对169家公司1996年到2000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发现，股权集中度、国家股比例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没有影响；而许小年、（1999）通过对1993至1995年我国300多家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国家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另外，郭跃进、（2005）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2年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了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结合效率问题，他们发现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结合的上市公司中，非公有资本控股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明显优于公有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

二、研究方法

虽然关于企业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前人已做过很多，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关于国有资本与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相关性研究一直是热点，且近年我国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创新、企业改革不断，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因此，重新分析研究当前企业国有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由于知识能力和篇幅有限，本文只从反映企业绩效的一个方面来分析，即企业目标实现程度（或者盈利性）。首先，本文在进行国有资本比例与企业目标实现程度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列联表对两者的关联性进行分析。

（一）变量选取

1.对于企业目标实现程度指标，本文选取了净资产报酬率（ROE）和营业收入现金比率①。关于什么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目前学术界还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主要观点有三种：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权益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虽然主流观点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但这一目标在计量上存在一定困难，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当前的股票市场投机行为较严重，不适合用股票价值来反映企业的价值。而对于利润最大化，是一个绝对指标，对于规模相差较大的企业评价，结论准确性较差。本文选择净资产报酬率作为企业目标的衡量指标的原因：本文选取的样本企业均为上市公司，净资产报酬率较适合作为股份公司的目标，而且，净资产报酬率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指标。另外，本文还采用了营业收入现金比率作为补充指标。这是因为，一方面该目标容易计量，现金流量和营业收入数据可直接从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中获取；另一方面现金流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因此，“现金流量最大化”可作为“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具体目标。

2.根据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本文将国有资本定义为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份额，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国有资本占总资本的比率。定义变量B，并为变量B定义其变量值标签：当国有资本比例≥50%时，取值1，定义为“控股”；当国有资本比例

前述变量和指标值均选取2009年年报数据，这样更能反映2009年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国有资本的新的运营情况。

（二）样本选取

本文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选取2009年度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所占比例较大且集中的交通运输业，水、电力、煤气供应生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三个行业作为样本。在样本选取时，剔除了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和国有资本为零的企业，最终选取了交通运输业29家，水、电力、煤气供应生产业28家，社会服务业23家，共80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企业。

（三）实证过程

1.相关性检验

（1）交通运输业相关性单尾检验（见表1）

H0：国有资本比例与ROE、营业收入现金比率相关系数≤0。

H1：国有资本比例与ROE、营业收入现金比率三者相关系数＞0。

结论：国有资本比例与净资产报酬率（ROE）相关系数为0.507，且显著水平0.003低于0.05，拒绝原假设，接受对立假设，即国有资本比例与净资产报酬率（ROE）显著正相关；同理，国有资本比例与营业收入现金比率也显著正相关。

（2）水、电力、煤气供应生产业相关性单尾检验（见表2）

H0：国有资本比例与ROE、营业收入现金比率三者相关系数≤0。

H1：国有资本比例与ROE、营业收入现金比率三者相关系数＞0。

结论：国有资本比例与净资产报酬率（ROE）相关系数为0.451，且显著性水平0.022低于0.05，拒绝原假设，接受对立假设，即国有资本比例与净资产报酬率（ROE）显著正相关；国有资本比例与营业收入现金比率相关系数为0.398，显著性水平0.051，勉强通过假设检验。

（3）社会服务业相关性单尾检验（见表3）

H0：国有资本比例与ROE、营业收入现金比率三者相关系数≤0。

H1：国有资本比例与ROE、营业收入现金比率三者相关系数＞0。

结论：国有资本比例与净资产报酬率（ROE）相关系数为0.535，且P值0.004低于0.05，拒绝原假设，接受对立假设，即社会服务业企业国有资本比例与净资产报酬率（ROE）显著正相关；但国有资本比例与营业收入现金比率正相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通过对上述三个行业的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单尾检验，可知企业国有资本与企业盈利性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内国有资本份额越大，企业盈利性越强，企业目标完成程度越好。

2.列联表分析

为了做出列联表，笔者计算出上述80家公司的国有资本比例比例及各变量的平均值，其中，ROE平均值0.0726，国有资本比例平均值0.35286。以国有资本比例的平均值为标准，将样本中的80家公司分为国有资本高比例和低比例两类。类似地，以ROE的平均值为标准，将样本公司分为高盈利和低盈利两类。得到国有比例与盈利2×2列联表列联表中的每个数据是同时符合行、列所示特征的公司数量，如表4。

进行列联表分析：

H0：国有资本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相互独立。

H1：国有资本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不相互独立。

结果如表5、表6所示。

期望频数小于5的单元格为0（低于20%），且最小期望频数16.15（大于1），有效例数为80（大于40），因此卡方值应选Pearson Chi-Square=20.124，相应P值为0.04

结论：拒绝原假设，认为国有资本比例与盈利能力不相互独立。

因此，通过国有资本比例与盈利能力的列联表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国有资本与企业目标（以盈利目标为代表）的相关性。

三、结论

通过上述相关性检验和列联表分析，可以得出在以2009年年报数据为基础上分析，企业国有资本与企业目标实现程度成正相关。这与大多数研究的国有资本效率不高的结论是相矛盾的。一般研究认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是全体国民，这是一个整体概念，缺乏真正人格化的代表，因此在国有资本的经营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多重的问题，进而导致了国有资本经营效率的低下。

而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国有资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结论。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特定的经济环境所导致的。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2009年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特别是在公共事业方面，加大了财政支出。本文所选的三个行业，均与公共事业联系密切。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不足。首先，只针对交通运输业，水、电力、煤气供应生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三个行业进行了分析。其次，受能力和篇幅限制，在指标选取方面，只采用了净资产报酬率和营业收入与现金比率，还不够全面。另外，只选取了2009年的数据，纵向拓展不够宽，易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影响。

四、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通过分析研究企业国有资本比例与目标实现程度的关联性，得到国有资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结论，这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评价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意义。

受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自身结构性矛盾的叠加影响，我国国有企业发展面临着困难与挑战。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有企业，应抓住政府出资人的优势，大力整合现有资源，明晰企业产权，真正体现出政府出资人的职能到位。

一方面，完善国有资产所有者治理结构，建立具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企业制度。可以抓住改制上市的时机，推动企业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直至整体企业的上市，在不改变国家所有权的前提下，实现股权多元化。

另一方面，引人市场的监督机制，重建内部激励机制，实现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的高效率。

【参考文献】

［1］ 杜志渊.常用统计分析方法――SPSS应用［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2］ 郭跃进，.我国上市公司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结合效率的实证研究［J］.金融管理，2005（4）.

［3］ 张彦，曹晓丽.资本结构与财务目标实现程度的相关性分析［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5（8）.

［4］ 陈艳利.国有资本收益管理问题研究［J］.国有资产管理，2008（10）.

第8篇：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 宏观压力测试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1-022-05

引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的定义，压力测试是指评估金融体系承受“罕见但是仍然可能”的宏观经济或金融市场波动冲击能力的一系列方法与过程。根据关注范围的不同，压力测试可以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类。宏观压力测试由于能模拟潜在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在实践中得到迅速推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06)于亚洲金融危机后联合推出银行部门评估规划（FSAP），首次将宏观压力测试方法作为衡量银行系统稳定性分析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

Erlenmaier(2004)和Gersbach(2005)利用宏观经济模型RIMINI对总体审慎指标的趋势与发展进行预测，并且建立了评估贷款违约率的宏观信贷方程。Froyland和Larsen(2002)利用宏观经济模型RIMINI对银行不良贷款在宏观经济波动情境下进行了压力测试。

虽然国际上宏观压力测试已成为政策当局分析银行稳定性而广泛使用的工具，但国内宏观压力测试尚处在推广初期。陈华、伍志文(2004)运用1978年-2000年间的数据对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发现宏观经济变量是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银行稳定的传导路径。徐光林（2008）利用线性压力测试模型，分析GDP增长速度和CPI同时发生不同程度恶化对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长速度的影响。华晓龙(2009)通过假设情境法进行宏观压力测试，定量分析宏观经济因素波动对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的影响。

目前，全球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入到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全球经济下我国宏观经济亦不可避免的受到多方面的冲击。因此，如何识别潜在的宏观系统性风险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有许多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的特点，能否寻求一种不严格依赖经济理论、从数据变化中寻找规律、把握动向的宏观压力测试方法，是具有现实紧迫性的课题。本文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定量评估分析宏观经济因素波动对我国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对防范和化解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宏观压力测试原理

宏观压力测试通过宏观压力情境的构建，预测极端但可能发生的宏观经济变动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如图1所示，宏观压力测试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步骤：首先，定义压力情景及强度，选择能够体现宏观经济风险的主要因子；其次，构建宏观经济因素的关联关系，确定压力情景下各宏观经济变量取值；最后，建立风险因子与内部因素的冲击路径。

（一）定义压力情景

压力情景的定义方法有历史情景法和假设情景法两种。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环境主体上还是呈良好的上升趋势，缺乏较严重的经济衰退或压力事件。因此，本文采用基于假设情景法进行情景设定。

1.定义压力情景因素

基于国内外实证研究及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1年期银行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IR）等三个宏观经济变量作为外部宏观经济因素，选取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作为内部因素，即衡量银行系统稳定性的指标。本文选取上述四个指标1996年-2009年季度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并采用PBC版X-12-ARIMA1年季节调整软件剔除时间序列数据的季节因素影响。

2.设置压力测试强度

选择实际GDP增长率作为主因素，根据实际GDP增长率历史数据拟合Beta分布，确定它在三种不同宏观经济衰退情景的取值，代入压力测试情景设置模型，确定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取值。

参照FSA压力情景设置标准，以所拟合的Beta分布上1/10分位数数值（6.69%）、1/25分位数数值（5.87%）、1/100分位数数值（4.89%）表示实际GDP增长率在温和、严重、极端宏观经济衰退情景下的取值，其发生概率分别是10年一遇、25年一遇、100年一遇。沈利生（2000）认为现阶段我国 GDP 潜在增长率为 8.6%，2009年四季度我国 GDP 增长率为10.7%。因此，设定GDP在温和、严重和极端压力情景下取值为7%、6%和5%。

（二）宏观压力测试情景设置模型

Sims(1980) 提出了使用模型中的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构建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VAR）。它不带有任何事先约束条件，将每个变量均视为内生变量，避开了结构建模方法中需要对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变量滞后值函数的建模问题，它突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让数据自己说话”。

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变量各自均为随机游走时间序列。而长期来看，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即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确定的变化比例关系，这时称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在短期内可能出现失衡状态，如果能从动态角度将它们之间的短期变动行为和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联系起来考虑，分析结论会更具针对性。Johannes(1991)提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引入了协整关系方程的误差项反映这种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稳定关系修正的机制。因此，本文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基础上，构建宏观经济变量VECM模型（1）确定各变量之间的联动关系。

计算自回归模型残差协方差矩阵S，对协方差矩阵进行柴可夫斯基分解。选择主因素y1,t，如，实际情况下选择GDP作为主因素，给定某宏观风险因素的压力值，代人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第一个方程反解出残差项m*1t，产生由伪随机残差m*1t以及蒙特卡洛模拟产生的其他两个标准正态分布随机数m*2t,m*3t组成的向量r=(m*1t，m*2t，m*3t),将m=r*A代入向量自回归模型，计算出压力情景下其他变量值。重复此过程，计算足够次（大于100万次）蒙特卡洛模拟下的变量值，然后求平均值作为压力情景下宏观因素取值。

（三）压力测试传导机制

本文借鉴Wilson(1997)研究框架中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贷款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使用Logit模型将贷款违约率转化为宏观综合指标Y，以指标Y作为因变量与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更好地利用各宏观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

t= 1， 2 ……N (2)

NPL代表主要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Y为反映银行体系违约概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的“中介指标”，利用历史数据进行模型估计，通过处理的贷款不良率值代人式(2)就可以得到估计的综合指标Y的估计值。

1， 2 ……N(3)

式（3）反映了Y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传导关系。考虑经济变量之间与商业银行不良率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若对非平稳序列进行差分，用差分后的序列建模，但差分往往使数据中包含的长期调整信息丢失，忽略了变量水平之中包含的信息。本文对具有协整关系的序列算出误差修正项，并将误差修正项的滞后一期看作一个解释变量，连同其他反映短期波动关系的变量一起，从而能够反映这种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稳定关系修正的机制，构建宏观经济因素X1、X2……Xm与银行贷款不良率Y的传导关系(3)，在执行压力测试的时候，将压力情景下宏观经济变量值代入估计出的式(3)就可以得到压力情境下的Y，代入式(2)就估计出了压力情境下银行系统不良率。

二、 构建宏观压力测试情景设置模型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

由于虚假回归问题的存在，所以在进行动态回归模型拟合时，必须先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本文用扩展的单位根检验法(ADF)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GDP、CPI、IR的ADF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检验显示，上述三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即DGDP、DCPI、DIR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是平稳

的。

（二）建立VAR模型

由于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建立VAR模型。首先，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参考赤池信息准则AIC、施瓦茨准则SC，以及极大似然估计量，可以从统计意义上，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结果如表2所示，从统计意义上，最优的滞后阶数为1阶。从经济意义上考虑，压力测试需要考虑银行在经济衰退情景下一年内每个季度的表现，因此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设置为4阶。

滞后期数为4阶的VAR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三）建立VECM模型

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Johansen的多元协整检验，判断多元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表3列出Johansen多元协整检验的临界值和似然比率。

由表3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协整方程为：

令误差修正项为：

VECM模型估计结果为：

（四）Grange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确定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如表4所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滞后阶数为1和2时，GDP是CPI、IR的Granger成因，CPI是IR的Granger成因；滞后阶数为3时，GDP是IR的Granger成因。

（五）压力情景设置

将GDP在三种不同程度（温和、严重，以及极端）的宏观经济衰退情景的取值，代入VEMC压力情景设置模型，即可确定CPI和利率在相应宏观经济衰退情景下的取值。由于模型所基于的宏观因素数据为季度数据，因此，需要确定实际GDP增长率在每个季度的施压路径。徐光林（2008）假设宏观因素指标呈指数增长或下降，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K表示施压路径的总季度数，i 的取值从1到K，b为总冲击量。a 为待定参数，其计算公式为：。计算出压力情景下各季度GDP取值，代入VECM模型，获得压力情景下各季度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取值。

三、 构建宏观压力情景与银行不良率的传导机制

（一）模型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在建立长期均衡模型之前，必须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各序列的平稳性，ADF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模型相关变量都是I(1)过程，即一阶单整的。

* 对于Y而言，其0.01和0.05相应的临界值分别为-3.83和-3.03。

（二）协整检验

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出台对应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减少

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2008年第4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相比于2008年第3季度有较为大幅度的下降。这段时

期不良率与宏观因素之间的关系不反映它们长期均衡关系，另外我国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因此，选取2005年第1季度和2008年第3季度数据构建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与GDP，CPI之间的协整关系：

对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T统计量p值为0.02说明残差项在95%置信度是平稳的，说明上述协整关系成立。

（三） ECM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分析已证明，不良率与GDP和CPI之间存在(1,1)阶协整关系，将回归方程的残差作为误差修正项，可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之前，加入了哑变量，以反映金融危机期间外部政策的作用，误差修正模型形式如下：

四、 结论与建议

理论上，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不良率会升高。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也可能出现其他因素，缓和银行不良率的上升。缓和不良率上升的因素包括以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方面。货币政策方面表现为在经济衰退期，国家往往会调低贷款利率，加大货币供给量，这些政策使得银行不良率倾向于下降。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显现后，央行自2008年9月以来9次调整利率水平；财政政策方面表现为经济衰退期，国家加大财政支出来促进经济增长，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如这次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拉动内需、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政策。

因此，本文不仅分析理论压力情景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也分析实际上国家采取应对政策进行调控下商业银行不良率的变化，我们设计了三个压力情景：压力情景下国家保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变；压力情景下国家保持货币政策不变，但不采取应对的财政政策进行调控；压力情景下，政府应对的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调控。

情景一：假定在经济衰退期，利率水平保持不变，政府不采取类似于次债危机期间的管控手段（即将哑变量设置为0），结果显示随着经济衰退程度的加强，银行不良贷款率升高的幅度增大。

情形二：假定在经济衰退期，利率水平保持不变，政府采取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的管控措施（即将哑变量设置为1），结果显示随着经济衰退程度的加强，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水平值不断上升。由于政府的管控措施，在经济衰退情景下，不良率水平相比当前时点，出现下降。

第9篇：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范文

关键词：国际保理 融资 结算

国际保理的起源、界定和发展

国际保理业务历史悠久，萌芽于五千年前的古代巴比伦，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保理业务则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商业模式和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大陆贴现商的贴现业务。

对于国际保理（International Factoring）的定义，国内外流行的有以下三种：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Unification of Private Law）制定的《国际保理公约》对国际保理的定义是：保理商向以赊销方式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出口商（卖方）提供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国家外汇管理局对保理的界定是：出口保付业务（简称“出口保理”）系指外汇指定银行（出口保理商）为出口单位（出口商）的短期信用销售提供应收账款管理与信用风险控制、收账服务与坏账担保以及贸易融资等至少两项的综合性结算、融资服务的业务。

国际保理（International Factoring），又称保付，是指出口商（卖方）以赊销（O/A）或承兑交单（D/A）等方式销售货物时，保理商买断出口商的应收账款，并向其提供进口商（买方）资信调查及信用评估、贸易融资、信用风险担保、销售账户管理、账款催收等一系列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通过对以上三种定义的比较分析，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此定义强调两点：一是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国际贸易中以赊销方式为主的国际结算；二是国际保理业务所采用的法律根据是债权的转让，而这正是国际保理的核心。

由于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基于商业信用的国际保理发展迅速。1968年，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actors Chain International，简称FCI）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该组织是由世界各国主要保理商组成的国际组织，目前会员单位覆盖72个国家和地区，总数达258家，其会员的国际保理业务量占世界国际保理业务量的80%以上。

当前我国保理业务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保理业务起步较晚，1987年，中国银行（BOC）与德国贴现和贷款公司签署了国际保理总协议；1993年中国银行加入FCI；2001年南京爱立信倒戈事件促进商业银行对保理的研究和拓展；截至2011年底，全国银行保理商约30家，注册的商业保理机构25家，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和国内保理业务量折合人民币达2.24万亿元，约合3560亿美元。但国际保理业务量在我国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比很小，与国外银行相比，无论在业务规模、服务水平和经验方面都存在着差距。

（一）我国国际保理业务法律体系不完善

尽管1987年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出现，并接受了国际保理界公认的“两规一约”，即《国际保理惯例规则》、《国际保理仲裁规则》和《国际保理服务公约》，但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法律和规则，并不适合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能直接指导和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而我国现行金融法律法规中没有《保理法》，没有针对保理业务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这就使得国际保理业务无法可依、有法难依、一旦遇到业务纠纷，银行很难保障自己的权益。因此，目前我国开展国际保理业务面临的一大薄弱环节就是法律的欠缺以及相关制度的落后，这严重阻碍了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开拓和创新。

（二）我国信用体系和保理意识有待提高

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中，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是基础，而信用体系的缺失会给国际保理业务的开展带来许多障碍，其表现形式为产品质量问题、信息造假问题、信用数据问题和经济诈骗问题等。首先是贸易主体习惯于传统交易结算模式，如托收、信用证等，对国际保理结算方式不太适应。因国际保理从业人才的匮乏，贸易主体一般认为保理会增加费用，而没有意识到保理业务也便于融资，减少风险，扩大出口，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而这种交易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保理业务的发展。其次是贸易主体缺乏保理的意识。当市场处于卖方市场时，出口商一般采用现款的结算方式，同样当处于买方市场时，进口商也要求现款结算，因此不存在应收帐款，不利于保理市场的形成和培养。

（三）我国商业银行面临诸多风险

首先，商业银行需承担进口商信用和进口国国家风险。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保理业务要特别强化对进口商的资信调查，重点关注进口国的政治、经济、外汇管制等情况显得尤为重要，利比亚政府以及叙利亚政局动荡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是无法掌控的局面。因而商业银行要对自己核准的信用销售额度承担全部风险。其次，承担保理模式单一带来的风险。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主要采用单保理模式，单保理是指只有一个保理商参与，该保理商提供融资、催收、帐户管理、风险承担等一系列服务。其弊端显而易见，从而限制了保理业务的长足发展。最后，在叙做保理时，我国保理商可能承担发生债务抵消的应收账款和已经质押的应收账款的风险。

（四）我国国际保理专业人才缺乏

国际保理专业人才是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必须具备国际金融、国际结算、应收账款管理和法律等专业知识，熟悉相关保理惯例和规则，精通行业英语和计算机操作等技能。但是从我国实践上看，保理从业人员缺乏保理理论基础知识和保理实务实践机会，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国际保理业务培训，而拿到FCI资格证书的专业保理人员也相对较少，因此，保理从业人员在工作中体现为业务不熟练，效率低，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保理专业人才真正接轨。同时，从保理理论和立法研究队伍角度看，这支队伍仍需要大力加强宣传和建设，近年来，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真正高质量的、引领国际保理业务发展方向的论著较少，再加上立法研究队伍的匮乏，进一步制约了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推广、应用和创新。

另外，从国际上从事保理业务的机构看，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有专业的保理公司，当然我国也有非银行机构专门从事保理业务，如寰东润（中国）国际保理有限公司（Orbrich（China）International Factors Ltd.Co，简称寰东润）、嘉融信国际保理有限公司（JRF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Ltd）等，但绝大部分保理业务是由商业银行下设的国际业务部来完成，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际保理专门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解决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困境的对策

（一）营造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

首先，建立健全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法律框架。政府应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从欧美等国保理业务中完善的国际管理、法律制度和国际公约等，提取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条文，借鉴国外成熟的管理经验和法律规范，参照他国成熟的保理业务操作程序，发展和完善我国保理业务发展的法律框架。

其次，加快《保理法》的立法进程。建立保理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保障保理业务的健康发展和保理各方的权益；明确保理流程各个环节的相关法律，对保理当事人如出口商、进口商和保理商之间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明确，可操作，使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对保理业务纳入金融监管，采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的手段，确保市场有序推进。

最后，政府应引导建立保理商联合会，加强保理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力普及国际保理业务知识，增强保理意识和法律意识。同时要严格执法，依法维护保理市场的经营秩序。加强与世界知名保理商的交流和合作，学习和借鉴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二）完善信用体系并提高保理意识

首先，政府需建立一套宏观信用管理模式，以确保整体市场经济正常运作。同时，政府应倡导和支持微观主体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商业银行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网络优势搭建信息平台，加强数据库建设和更新，完善企业信用评估机制，保障保理业务顺利开展。

其次，加快商业银行电子信息技术建设，有助于商业银行与FCI其他成员国建立信息交互网络，利用FCI丰富的国内外资源和保理商覆盖网络，加强国际间的保理业务合作与信息共享，以快速提升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开展。

最后，培育商业银行的保理意识。增强商业银行的保理意识就是改变以往只针对国有大型企业或超大型企业的做法，目前就我国现有经济的发展情况看，针对中小企业的保理服务应是未来我国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也是保理业务发展的潜在市场。因此，应加强银行和中小企业合作，将国际保理业务纳入整体营销战略中，在外资银行抢占我国金融市场的今天，使国际保理业务成为商业银行与国际金融业务接轨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三）加强商业银行风险防范能力

首先，强化对进口商的资信调查。即通过FCI的会员合作、进口保理商或进口国的分支机构对企业本身的经营稳健、财务状况、市场饱和度等进行详细动态调查，对进口国的国家信用进行高度关注，以防其政局动荡带来的巨大损失；其次，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信贷风险控制能力和经验，对应收帐款转让设立专门的调研和风控团队，制定风险控制标准并严格执行，同时，积极与知名国际保理商合作，取长补短，进一步提高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完善和弥补我国商业银行国际保理业务的不足；另外，扩大和推广双保理模式，有助于降低和转移风险，自2008年起，双保理模式逐渐成为保理的主要成功模式，我国的出口双保理业务量连续4年位居全球首位，这一现状充分证明双保理模式的应用和推广对于商业银行风险防范具有深远意义。

（四）加快国际保理专业人才的培养

首先，对保理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加强其保理理论和操作水平。国际保理业务是一项涉外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利用国外成熟的管理模式和丰富的交易经验培养专业人才，从方式上看，既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也可以邀请国际保理业务专家举办国际保理业务培训。因此，在借鉴国外成熟的保理理念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保理业务的现状，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保理从业队伍，进一步推进和宣传国际保理业务，为形成一支强大的保理人才队伍奠定了基础。

其次，全面提高保理从业人员素质。保理商应组织从业人员参加FCI组织的保理课程学习和考试 ，以获得FCI 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加强国际保理从业人员间的经验交流和最新发展动态研讨，以期切实提高国际保理业务人员的理论及实务水平。积极加入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学习优秀保理商的操作流程，加快提升我国国际保理业务水平。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定期召开保理业务知识竞赛，在竞赛中强化和提高业务水平。

保理业务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在我国近些年发展迅猛，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如信用机制尚不健全、保理理念落后、法律体系不完善、专业人才队伍没有形成，严重制约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壮大和创新。因此，积极推进保理业务法律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国际保理人才的培育和培养，营造良好的保理业务的成长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借鉴欧美等国的成功经验，采取无追索权保理和双保理等国际上普遍的做法，加强风险防范，使国际保理业务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融资结算的新手段。

参考文献：

1.刘曼沁，刘国胜.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基于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广交会遇冷的思考[J].企业经济，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