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人民币汇率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一、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因查阅最全面的金融信息和最有价值的金融资源请登陆中国金融资源总库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前十位贸易顺差来源地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586.1亿美元，而美国方面的统计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240亿美元。从两份不同的统计数据说明：2003年中美两国贸易顺差是误差600多亿美元，显然两国统计数字有很大出入。
1、中美贸易差额统剖析
中美两国统计数字差别如此之大主要有二个方面的原因：(1)、美国统计时将中国通过香港部分转口贸易重复计算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方面.(2)、美国贸易数据的收集过程存在很多问题。而中国由于＿直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中国的进出口数字是比较准确的，而美国由于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因此，这一部分也造成无法统计进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报道说：“据美国商务部自己的估计，美国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没有向该部报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计算在内，1998年美国的外贸逆差只有1010亿美元，而不是政府统计显示的169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
2、中美贸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总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中美贸易问题，197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直实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国不能以牺牲美国对安全的考虑而换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却转过身来对日益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感到不满，这其实对中国很不公平。
(2)、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是贸易差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尽管对美国存在偏高贸易顺差，但这些贸易顺差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额中的56%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中国正成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削减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并没有将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收益计算在内。根据中美商会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会9月26日联合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美国公司去年的盈利状况最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这次调查，其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另外，调查还出人意料地发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国市场，美国公司2002年所获得的利润率居然高于他们在全球的利润率，而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收益并未被统计在内。因此，如果包括这一部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开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面纱
美国的进口大量来自本国公司在国外设立的生产线，换言之，美国跨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输入货物，现实的贸易许多都是公司与公司，而非国家与国家之单证贸易。据美国《巴隆氏》金融周刊数据显示：这类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销售额达2万亿美元，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占65%，其余35%则输往美国，而这35%在美国外贸统计时均被视为对美贸易逆差。
英国经济学家朱利叶斯就曾经对美国贸易收支统计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当地重复计算，那么，1986年美国的贸易收支就从1440亿美元的逆差变为570亿美元的盈余了。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5年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销售额超过2.1亿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务出口额7940亿美元，几乎达3万亿美元，而外国对美国出口及外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的内部销售额合计为2.4万亿美元，今天的美国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大贸易顺差国之一了。
美国向国外的出口额和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2002年达3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进口额和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为2.4万亿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总盈余6000亿美元，这就是分析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时所应全面把握问题的实质所在。
4、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纪70年代，因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石油价格两次大幅上涨，加上来自日本及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经济竞争力和美元汇率之强势，这些都使得美国商品、劳务的贸易赤字在1987年达到1520亿美元的高峰。
(2)美国恶化的低储蓄率，美国必须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建设资金，即融通资金以进行大量投资建设。但世界各国要能贷款给美国，它们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盈余（贸易顺差）来创汇，以积累资金供“美国需求”之用，即美国的贸易赤字反应了美国国内低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之间的“缺口”及其解决办法，或者说，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其为长期低储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3)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贸易赤字实际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币汇率并非是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加的原因
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制造业是美国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产量的缩减，1997年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大约为1960年的16倍，正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利用较少的劳动资源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成为可能。
调查研究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从1995年至2002年，美国大约削减了20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业人数减少了20%；日本减少了16%；中国减少了15%。制造业人数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科技进步和竞争压力使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能够在减少工人数量的同时提高产量，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许多，但全球的工业产值却增长了30%。
中国从1995年至2002年，制造业人数从9800万人降至8300万人，降幅达15%，超过美国的11%，这些都是客观统计数据。
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2、美国的一轮商业周期结束是失业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国就业增长了16%，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5%，是工业化国家中就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随着美国一轮经济周期的结束，情况发生了变化，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为6%，其它工业化国家如法国为9%；德国在10%以上；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香港地区的失业率也已超过8%，而发展中国家的显性失业率与隐性失业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以解决庞大的失业人口的严重问题。
3、9·11恐怖袭击也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国的各个行业都受到了创伤，航空业无疑是受恐怖事件打击最严重的行业。美洲航空公司裁员和联合航空公司裁员2万人的消息则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整个航空业，一时间裁员风盛行。
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业率就较一年前增加了14%，达到15.5万人。印第安纳、密苏里、宾夕法尼亚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员人数紧随其后，分别达到了8.1万、6.4万、5万和4.6万人。
从行业来看，传统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业是这次裁员潮的“重灾区”，这两个行业的工作在经济下滑冲击下成了名副其实的“玻璃饭碗”。按照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00年全年美国的裁员人数增加了17%，达到184万人，制造业就占全部裁员人数的42%。
因此，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汇率机制，并不是影响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说成是因人民币汇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极不公正和客观的，也是对国际社会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及其对策建议
从中短期看，固定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不能改变
从长期看，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开放的经济、贸易大国，最佳的汇率制度应该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以动态变化的汇率来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但是，当前中国的国情仍然不能这么做。
其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由农村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国现在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将导致中国产品出口价格大幅提高，中国产品将失去价格竞争力，中国不仅无法成为“世界工厂”，连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业发展态势也将出现衰退制造业衰退的第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很可能引发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其二、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大国，其GDP将近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货币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国操纵或被国际炒家狙击，而美元却从未发生过，人民币固定钉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币汇率更趋稳定。
其三、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钉住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有许多好处。如：有利于中国的进出口企业有效地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汇率损益、准确地估计成本与收益、便于国际贸易结算、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和吸引外资的流入等。因此，钉住美元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最容易理解也最透明，最容易进行成本核算。
第2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于两国统计方面的技术原因和方法误差导致统计数字差别巨大。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中美贸易中，1979年、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而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从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双方数据都表明，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增长速度惊人。1993年，中方统计数据表明中美贸易逆差仅为63亿美元，美方数据也仅为228亿美元。2004年，中美贸易逆差中国数据达到586亿美元，美国数据更为1620亿美元。与1993年相比，增长幅度分别为830%和611%。中美贸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最大的经济问题。
中美贸易失衡不仅表现在绝对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相对量上，这一比例在1990年为21%，2004年达到了35%，中国因此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赤字国家，超过了欧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变化。中国不仅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不断上升，近年来相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先进产品，占其进口技术产品总额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据美国统计数据，2002年这一比重为10%，到2004年9月上升为18%。而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03年1~8月，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620.83亿美元，同比增长55.86%；其中美国是第一大市场，148.58亿美元，同比增长69.56%，高出对全球出口增长速度13.7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23.9%。由于输往香港的产品大部分最终输往美国，美国市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点。
二、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实证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贸易逆差持续已久，中美贸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各个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国贸易逆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我们不由得质疑，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吗?我们认为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
为说明这一观点，我们选取中美的贸易数据和汇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在中美贸易关系实证时段选择上，研究数据选取1990年-2004年的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和贸易差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人民币实际汇率是根据官方统计的名义汇率扣除中美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为了处理数据方便，我们将1990年定为基期。中美进出口数据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义汇率源于《99年世行发展指标》，物价指数选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减指数。所有数据处理都用统计软件Eviews5.0完成。
我们试图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汇率变动和进出口贸易额变动之间的内生关系进行检验，汇率变动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样，进口变动率REM和出口变动率REP分别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计算得到。贸易余额的变动率B用(b-b(-1))/b(-1)计算得来。
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系统的向量自回归(VAR)来定义(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结识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就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因，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Granger1980)其双变量回归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则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则Y不是X的Granger因。这样，使用F检验
即可实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中，RSSR和RSSu分别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约束和无约束的残差平方和，J和K则分别表示约束个数和回归因子的个数。
但是上述检验从理论上要求残差具有独立同分布性质，这就导致了实证研究中如何确定滞后阶的问题。(本文首先通过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确定滞后阶，然后再检验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实施因果检验的路径是：第一步，选取初步的滞后阶，估计VAR；第二步，对残差进行诊断检验，据此调整滞后阶；第三步，对最终估计得VAR进行参数约束检验，由此确定变量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Grangerl987)
首先，对变量BRERREMREP进行数据图分析，具体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四个变量的数据轨迹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随机游走，所以我们在设定VAR模型时，省略掉截据项，经过反复试验，我们初步选取滞后阶为2，对应的VAR(2)的估计：
对上述估计的VAR(2)，按照方程(3)的变量顺序，方程(4)(5)(6)省去了对因果关系不重要的项。我们以下对其残差进行诊断。
对方程(3)的残差s11所计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
S=0.42，k=0.78
所以，检验其为正态分布的Jarque-Bera统计量值为
N(2)=3.05
显著水平为0.05且自由度为2的X2的临界值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设，即ε1t服从正态分布，且服从正态分布的概率为0.65。进一步，由于所计算的检验ε1t为独立同分布的统计量及其对应的概率值分别为
Q(3)=4.88，P=O.18
故在显著水平为0.05时，ε1t具有独立性。
对其他3个残差，我们做类似的诊断，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残差在0.05的水平上服从正态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性。但是由于其3阶自相关仅为-0.04，这是个可忽略的数值，我们将视其为无自相关即不严格的独立性。所以从总体上说，残差通过诊断检验，因此，以下我们可基于VAR(2)作因果关系检验。
按照方程(3)的顺序，记相应的变量系数为θi，其中i=1,2,3,4,5,6，则贸易差额变动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为H01：θ1=θ2=0，对这一原假设的检验即计算前面所定义的F值，其结果为
F=1.71，P=0.24
F值显然小于对应的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贸易差额的变动率B不是汇率变动率RER的因。对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可类似地实现，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结论是基于显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原假设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统计量均小于临界水平，汇率的变动RER和贸易余额B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单纯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之间贸易差额的影响不大。同时我们注意到，对于原假设7的拒绝，表明在我国出口的变动是造成进口变动的一个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进口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原因。而对于原假设3的拒绝，表明出口变动是贸易余额的成因。这说明我国存在着一些促进出口的因素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加剧。正如下文分析可知，这些因素主要是两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和储蓄方面的差距，而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汇率的波动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国方面，相对于支出的较低的国民储蓄率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导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下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方面，我国的汇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内经济的失衡对于中美贸易失衡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1.中美储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储蓄和投资的差额都等于该国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公式为：
S-I=X-M
公式的左边表示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右边表示出口与进口的差额。一国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就会大于进口，从而在贸易上就会出现顺差，而当国内投资大于储蓄，进口就会大于出口，从而表现在贸易上就表现为逆差。
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储蓄相对于投资太低。自从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赤字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供小于求。应该说从1990年以来，美国储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递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储蓄占GDP的比重为15.4%，到2001年储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达到18.2%，但是与储蓄相比，美国的投资率却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率节节高升，从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达38.6%，较高的投资占有率而较低的储蓄占有率使得美国储蓄占有率与投资率占有率之差为负值，形成严重储蓄投资的缺口，这在贸易收支中表现为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逆差。
与美国相反，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我国的投资支出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资占有率为38.1%，特别是在1993年投资占有率曾达到43.3%。相对于投资而言，我国由于传统习惯、经济体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1990-2001年平均储蓄占有率为40.4%，1995年储蓄占有率更是达到43.1%。较高的储蓄而相对较低的投资使得储蓄和投资占有率之差为正值，这在国际收支上就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贸易顺差。
2.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劳动生产率一般可以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或者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导致产品成本和价格的实际降低，另一方面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而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出口的增加。
我们主要比较中美之间制造业和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等非贸易品部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内外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就相当大了(光，2005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我国正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阶段，工资成本较低，而美国劳动力工资成本相对较高，从而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为例，按照现行汇率计算，美国制造业工资是中国的29.2倍，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9.2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工资增长率，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国都明显高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国分别提高了1.04倍和1.29倍。虽然两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快于工资增长率，但是中国的速度明显快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中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更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从而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产品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现行的中美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就会增加，从而表现出贸易顺差，而美国则是贸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间贸易具有互补性、以及美国的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制度安排也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多数都是美国经济发展所需要而美国本土产量很低或不愿意生产的；而美国对向中国所需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行严格的限制，导致相当一部分中国愿意进口的产品无法从美国进口。由于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中国所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品在美国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也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
四、对策和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美贸易的失衡与人民币的币值是否被低估没有直接关系。即使中国大幅提高汇率，能改变的，也只是由中美贸易失衡转为东南亚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失衡。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储蓄相对于投资来说太低了，而中美之间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第3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同时，在中国国内，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也一直是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关注的热点。国内有很多学者认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根据“蒙代尔三角”，在允许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与灵活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同时兼得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驾御全球经济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结合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理应做出的合理选择。事实真的如此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乃至资本账户的开放，自然也不例外。从相对固定的盯住汇率制度到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中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货币危机，通常都是与过快的汇率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南美、俄罗斯，都曾遭遇这样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所以，渐进的改革和开放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仅有一些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直观的经验和感觉无法支撑理论观点和政策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我们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不同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来的走向。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汇率形成和调整过程的复杂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不再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货币领域进入一个“无本位”、“无秩序”的时代。自此，货币在国际上就变成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没有任何明确的实物商品作为支撑。无论是购买力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不能为评判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量化的标准。
离开这一基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受制于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战略，是依靠政府力量来设定和维持的；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对比所主导。就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我们知道，能够对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资、生产、GDP或经济增长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经济力量，甚至还有各种无形的心理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汇率的形成和变动，使得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无常。
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预期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热点，也是市场实践中人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羊群效应”、“汇率超调”以及“市场心理”或“市场情绪”等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有关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行情的研究报告中。这都是和预期因素相关的。预期影响汇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所谓的“比索问题”（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时，发现墨西哥的平均资产收益率持续高于美国的同类资产，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墨西哥比索在未来贬值的预期。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比索的币值被高估了，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预期比索在未来的某一天必定要贬值。贬值意味着所持有的比索资产在未来只能换回更少的外国货币。
所以，他们在当时只愿意支付较小价格来购买比索资产，故而比索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比索问题”。后来，“比索问题”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灾害性事件预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总会预测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利的意外事件。当这种意外事件能够带来极大的损失时，人们在当前就会要求有某种保险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如战争险、意外伤残险等；或者要求在现在的交易行为中直接得到补偿，如上面所说的压低现在的资产价格。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被推广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件的预期。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灾害性事件预期的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和自我强化。在上面所说的比索问题中，币值高估使人们预期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导致资产收益率提高；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进而推动比索的汇率进一步上升；人们更加相信比索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将更大；这就要求比索资产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样的循环会将汇率推到一个不可维持的高水平上，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外资所要求的高收益率，进而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的现象，货币急剧贬值。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自我实现。
在理论上，预期的影响或者“比索问题”，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经济现象。这也是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币汇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比索问题”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也具备了扩散和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条件。
具体到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论逻辑能否同样适用呢？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呈现顺差，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人民币似乎应该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并不会遇到上述的那个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国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整体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这种结构性调整任务加大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抵消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后者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被释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收支状况必定要重新调整。在此以后，市场上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人们的贬值预期。发展到这一步，人民币将遭遇“比索问题”，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同样要面临那个现实困境。
上面的理论逻辑支持了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合理的选择仍然是联系汇率制度。接下来就必须说明在当前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作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首先，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其盯住对象可以调整，而且，还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过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资金和贸易往来对象。基于这样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以美元为盯住对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日元、欧元等国
际上主要的货币。其中各种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资结构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而且，在设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上资金的相对供求状况。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只有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避免“比索问题”带来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应该先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要大量的外资，这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前，国际收支的顺差可以抑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有助于把外资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国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程度之内。这对于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有好处的。
第4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汇率制度改革后，我国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品种、放宽企业办理人民币远期结售汇的条件、扩大银行开办人民币与外币的掉期业务等。央行与外汇指定银行还进行了外汇掉期交易，同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也逐渐扩大。在发展外汇衍生产品方面，我国境内外汇市场仍以完善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为发展重点。2006年年初实行的做市商制度对扩大远期外汇交易有所帮助，在新制度下，做市商实行新的结售汇头寸管理，可以在即期市场对冲远期交易，即允许做市商卖空美元，前提是银行通过远期头寸保证其整体上拥有足够的外汇头寸，而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在实行做市商制度后，银行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冲远期风险，这显然有助于扩大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远期交易。2006年7月1日进一步将新的头寸管理办法扩大到所有银行。但总体上，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境内的人民币外汇衍生市场发展仍相当缓慢，过于强调以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为发展重点，而一定程度排斥人民币外汇期货和期权等产品的发展。
与境内相比，在境外存在多种人民币衍生产品，其中又以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NonDeliverableForwards，简称NDF）的交易最为活跃。自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境外人民币升值压力产生以来，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地的人民币NDF交易迅速活跃起来，日平均成交额已超过10亿美元。而在境内，由于客户与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无论是即期还是远期都必须以实际经济交易为基础，银行与客户间的外汇交易量非常有限，由此也导致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也相当小，例如2006年上半年银行间外汇市场仅有704笔人民币与外汇的远期交易成交，而交易额为75.46亿美元，日平均成交量仅为区区的6395万美元[2]。从远期交易看，境外人民币外汇交易已经远远超过境内交易。
更加引人瞩目的是，近期CME推出了人民币期货和期权，首次将人民币衍生产品纳入交易所交易。CME的人民币外汇期货采取无本金交割的标准化合约，每份合约为1百万人民币，目前约合12万美元，最终清算价格为最后交易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即期汇率中间价"的倒数，根据CME网站显示的行情，推出以来每日成交约在数十笔至上百笔之间，成交至今仍较为清淡。虽然短期内成交尚不活跃，但由于CME在外汇期货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较之原来境外人民币NDF市场发展，其长远影响将更具冲击力，无论对境内还是境外人民币外汇衍生市场的发展均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其中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对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的影响。
二、对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影响评估
由于境外人民币NDF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境内远期外汇交易不活跃，人民币NDF汇率已经一定程度成为人民币汇率预期的风向标。从这个角度看，境外人民币衍生市场已经一定程度削弱了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人民币NDF市场发展主要源于对汇率风险的恐惧，其报价更多地由感觉和冲动所决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非理性的。长期以来，人民币NDF报价隐含的人民币升值幅度都超过利率平价的升值幅度，也高于境内人民币远期结售汇的升值幅度。境外人民币NDF汇率和境内人民币远期结售汇汇率在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也曾一度拉近，其原因是境内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境外NDF交易。但其后二者的差价又再次拉开，原因是2006年年初官方重申不允许境内机构参与境外NDF交易。目前，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一定程度上仍是两个分割的市场。
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境内人民币汇率预期难以反映在境外人民币NDF汇率上。在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外预期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而境内预期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境内机构更加愿意选择购买远期外汇，而不愿意卖出远期外汇，即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和预期倾向于人民币未来的升值幅度将小于人民币远期结售汇预计的升值幅度。因此，如果允许境内机构、特别是银行参与境外NDF交易，境内人民币汇率预期将能够一定程度反映在NDF汇率上，从而可以一定程度降低人民币NDF汇率预期升值幅度偏大的情况。由于官方所作的限制，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以及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难以反映在人民币NDF汇率上，因此NDF市场是不完整的。但由于其交易更加活跃，导致境外NDF市场在人民币汇率预期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CME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和期权，较之当前分散的NDF市场而言，对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影响将更大。有分析甚至认为，随着CME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我国可能已经丧失了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的最好时机，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将来极有可能决定于境外而非境内[3]。对此，笔者认为现在作此判断仍为时过早。必须看到，人民币现在还不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境内和境外市场仍处于分割状态，境内的人民币外汇交易仍占实际外汇供求的绝大部分，在这些交易被允许参加境外人民币衍生产品交易之前，境外人民币衍生市场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目前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仍主要体现在对即期汇率的控制上，例如无论是境外人民币NDF还是CME的人民币期货，其使用的清算价格必须依据境内即期汇率确定，可见境内即期市场的影响力目前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但是，人民币汇率定价的主导权旁落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逐步推进，以及CME人民币期货期权交易的逐渐扩大，境外远期汇率对境内即期汇率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由于CME的规模、影响力以及公开性、透明度等特点，兼具较低的交易费用和较低的买卖点差、中央清算方式、流动性等各种优势，长远而言，CME极有可能逐渐取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民币NDF市场，成为境外人民币衍生产品交易的中心。CME的人民币期货和期权交易将能够更加容易地吸引包括目前在新加坡、香港等地更多的资金。特别是投机性的资金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参与对人民币汇率的投机交易，反过来影响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决策判断。一旦CME成为人民币衍生工具交易的中心，将使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焦点更加集中，人民币汇率问题将被进一步放大，对汇率预期产生严重影响，并反过来影响进出口和资本流动等实际经济交易。例如，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由于CME集中交易而放大，将或多或少对即期交易产生影响，如我国进出口商会提前收汇结汇而推迟购汇，以及使资本流动加速流入等等。
一旦CME成为境外人民币衍生产品的交易中心，CME对人民币定价权的影响是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更加集中，而且使汇率预期的作用放大，吸引更多国际注意力，反过来影响国内的即期汇率。而且，这种影响力随着我国资本管制的放开，必然将逐步增大。特别是，如果境内的人民币外汇衍生市场迟迟无法形成规模，一旦官方允许境内的人民币远期外汇交易需求转向CME，则人民币远期定价权将必然旁落境外。这也是目前我国政府为什么不允许境内机构参与境外NDF和CME交易的原因，但是这种限制显然并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
三、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是必然选择
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政府对汇率走势的影响力；二是境内外汇市场对汇率走势的影响力。目前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走势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求人民币汇率必须更多地取决于市场，应以国内实际的外汇供求和合理的预期为基础，而不应决定于不能完整反映市场供求的境外NDF市场或是CME的期货期权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应该更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内的实际外汇供求以及对汇率的理性预期，取决于基本经济因素的变化，而不应是境外对人民币汇率的非理性预期或是投机活动。因此，当前更加紧迫的任务是发展和完善境内外汇市场，更好地使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以及汇率预期在市场上得到更好的反映，而即使一旦放开资本管制，国内需求不会转求境外的NDF市场或是CME，这才是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的关键。
汇率制度改革之后，我国仍以完善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为主，而一定程度排斥期货期权的发展。这种思路是错误的，远期结售汇显然无法取代境外NDF交易，更无法和CME的人民币期货期权相比，因而也无法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足够的影响力。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当前尽快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是必然选择。笔者认为，应按照以下的原则操作：一是，外汇期货交易的监管应由中央银行负责，应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二是，对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的市场准入可以采取逐步放宽的做法，以避免出现过渡的投机。初期只允许外汇指定银行和少数期货经纪公司之间进行期货交易，委托交易最初也可以只允许大机构。三是，交易品种为人民币与外汇之间交易，并以人民币作保证金，从而可以避免外汇期货交易与当前外汇管理规定发生冲突。在外汇管制条件下，可以限制进行外汇与人民币的交割，规定只有在发生实际外汇收付的情况下，才允许进行实际交割，否则只能进行人民币保证金的结算[1]。相关的限制应适时放宽，促使期货交易逐渐形成规模。
四、境内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的影响评估
在境内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我国加强对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的掌握：
一是，国内外汇供求将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在人民币远期汇率上。目前由于外汇管制，人民币远期结售汇必须以实际交易为基础，大大限制了远期交易的规模，而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无须以实际交易为基础，可以克服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在较低的交易成本下，境内外汇实际供求者将愿意参与期货交易，期货交易能够体现境内外汇需求的实际情况。由于境内和境外市场分割，目前大部分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无法反映在境外NDF或者是CME的期货和期权价格上，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后境内实际外汇供求将反映在境内人民币期货交易上。
二是，期货交易提供成本更低的套利机制，将更加便利交易者进行套利，人民币远期汇率将会逐渐满足利率平价关系，因此远期汇率将更大程度决定于即期汇率。通过法规和制度，可以将期货交易投机行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中央银行还可以在外汇交易中心对期货市场进行干预，保证远期汇率的稳定。推出期货交易后，由于提供了远期避险工具，就目前状况而言，企业和个人出于对汇率预期提前进行结售汇的情况将减少，因此也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
三是，期货交易将有利于外汇指定银行管理远期结售汇头寸，反过来起到活跃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交易的作用。银行可以通过期货市场以较低成本，较为灵活地对未平盘的远期结售汇头寸进行管理。例如，当天的结汇头寸多，多出的头寸可以通过卖出外汇与人民币期货合约平盘，如果下一交易日购汇外汇头寸多，则将原有的期货合约进行反向操作即可。与银行间的远期外汇买卖相比，期货合约是标准化的，其交易成本较低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此，期货交易给外汇指定银行提供一个灵活的、成本相对较低的管理远期结售汇头寸的工具，将有助于降低银行管理远期结售汇头寸的成本，并扩大远期结售汇规模。
可以断言，境内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一旦推出，将能够逐步取代境外NDF市场和CME成为人民币汇率的风向标，从而使人民币远期汇率的形成基础和机制更加合理。这种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例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的一个月内，人民银行了关于完善外汇市场和开办掉期业务的两个通知，其后一两周内，境外人民币NDF报价水平逐渐向国内人民币即期汇率靠拢，但由于国内远期结售汇交易并没有因为这两个通知变得活跃，境外NDF市场又重新与即期汇率拉开距离[4]。再如，央行与国内银行首次进行货币掉期交易的消息传入市场后，NDF报价与人民币的即期汇率也立即大幅收窄。显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国内市场的实际需求有更大的影响力。境内期货交易一旦形成规模，这种影响力将得以更好地体现。
五、结语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目前国内对推出外汇期货交易存在较大的疑虑。例如，高扬和何帆（2005）认为在境内推出外汇期货应采取慎重态度,应在汇率制度进一步市场化的基础上再予以考虑[5]。出于对期货交易风险性的考虑，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是这种担心制约了人民币外汇期货的发展。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期货交易必然加大市场交易波动的依据并不充分，例如宋敏（2002）总结了多种货币期货交易的实证研究结果，认为罕有证据支持期货市场危害现货市场，或使后者动荡加剧的观点[6]。期货交易产生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期货本身，而在于交易制度的不完善和对期货交易的监管不力。以市场不成熟为由延缓期货交易的推出，将丧失积累完善外汇期货市场和对外汇期货交易监管经验的时机。CME推出人民币期货给监管当局提出了必须正视的挑战，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当前决策者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正视境外人民币衍生市场的发展。如果一味不予理睬，或者是继续依赖管制措施，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时机的错失和定价权的旁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将更大程度上由市场决定，而目前使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如何更好地反映在市场上价格上，其影响力如何得以体现，是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的关键，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是当前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潘成夫.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相关问题分析[J].金融与经济，2006（8）.
2.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R].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3.钟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将意味着什么？[N],南方周末，2006-08-24.
4.牟海阳.远期汇率的定价及其与NDF的关系[J].中国货币市场,2005,(9).
5.高扬,何帆.中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的次序[J].财贸经济,2005(10).
6.宋敏.期货市场中的若干研究问题[A].田国强.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前沿发展[C],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年.
第5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钉住汇率有管理浮动汇率汇率制度改革
自1994年开始，我国建立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近年来的市场表现说明，人民币汇率已经异化为单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虽然这一制度在稳定外汇市场、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等方面都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国内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下，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因此，改革人民币汇率势在必行。
1人民币汇率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现行的单一钉住汇率比较刻板，不能及时反映对外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
当我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周期不尽一致，尤其是两种货币的利差较大时，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增加。一般地说，一国汇率制度或货币政策的安排是同它的经济周期相一致的。在钉住汇率下，钉住国的汇率必然随着被钉住国汇率的变化而变化。当钉住国的经济周期同被钉住国不一致时，钉住国汇率变化的方向很可能对其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这种情况必然带来其国内货币政策的扭曲，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2在世界经济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决定出口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有效汇率
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状况，加剧了国内外物价的脱节，不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当我国贸易出口竞争国的汇率大幅波动时，不利于发挥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而实际汇率的贬值将改变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例，促使出口增加。而实际汇率的升值将导致出口能力下降。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化不太大，但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30％以上。但由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是钉住美元的，当我国贸易出口竞争国通过贬值扩大出口时，就必然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产生很大的压力。为了钉住美元，我国不得不在贸易中做出较大的牺牲。
1．3不利于培育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汇率风险意识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汇率风险来自于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由于汇率的变化，使得在外汇交易和进出口贸易结算中的风险不断增加，金融机构和进出口企业作为外汇交易和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必须增强风险意识，并运用灵活的风险管理技巧，才能规避交易中的风险。然而，在单一钉住汇率条件下，汇率的变化被人为的因素所左右，从表面上看，汇率的风险降低了。但由于被钉住的汇率是浮动的，因此这种人为地控制汇率变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淡化人们的风险意识，对于外汇交易的主体必然是不利的。
1.4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不完善，对国内企业实行的强制结售汇使得中央银行承担了每天外汇供求差额的责任
强制性的结售汇不仅使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竞争地位，而且强制性的结汇还使中央银行处于被动地位。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4000亿美元，但当外汇储备增加到一定数量后，如果在国内企业外汇需求不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还要继续买入市场多余的外汇。而买入外汇的同时需要支付人民币，这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将会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5加剧了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是一种不正常的资本流动，随着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相继出现资本外逃的现象。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较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然而，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却不同于墨西哥、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一是我国的资本外逃不是因为投资者出于恐慌或怀疑而导致短期资本流动；二是我国的资本外逃也不是对政治或经济危机、税负加重、恶性通货膨胀等因素所作出的反映。实际上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除了在于来自压抑的金融环境、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以及不完善的法律监管外，还在于对外汇风险的规避。虽然政府承诺保持不贬值，但是在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的情况下，周边国家货币的贬值却加剧了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资本外逃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2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2.1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促进因素
2．1．1国内金融市场的更加开放
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要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体系和组织体系。从目前的改革来看，利率市场化正在逐步推进，货币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已取得明显成效，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外贸和外资的总量、流向和结构都将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对外汇市场的供求基础产生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后，将对国内金融交易服务提出全新的要求；服务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中心，也将受到来自国外金融中介机构激烈竞争的挑战。
2．1．2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趋势多变
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看，一是经济和金融的国际化推动着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将使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二是金融市场的电子化极大地提高着市场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三是市场创新层出不穷，在活跃市场的同时也使市场投机活动日益猖獗，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1．3亚洲货币合作的进程加快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过分依赖美元的汇率安排威胁到了亚洲经济的稳定发展，亚洲国家要维护金融稳定，不能依赖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必须积极开展亚洲货币合作。其模式有中国与东盟十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与东盟十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三种模式。不论哪种模式，加强亚洲地区的贸易和金融的合作，已成为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普遍要求。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加强，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角度，我国应当以积极的态度推进亚洲的货币合作。通过货币合作促进成员间贸易的进一步增长、稳定成员间汇率和促进区域的金融稳定。
2.2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思路
根据我国实际，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主要是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定汇率水平；二是确定汇率调整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绝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同时应综合考虑多方利益，把汇率制度改革同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国际收支状况、国际货币合作及国际汇率制度的新趋势联系起来，制定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近、中、长期目标。
（1）近期目标是逐步由单一钉住过渡为钉住一篮子货币，以适应贸易与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像一些小国那样只对美元作出反映。当前，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市场已呈现美、欧、日三分天下的态势。由于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贸易与资本往来，一旦国际贸易形势与世界货币市场发生变化，与美元的单线联系将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因素的变动。因此，恰当的选择应该是钉住一篮子货币，通过篮子货币及其权重将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程度进行合理反映。事实上我国货币当局近年来一直采用一篮子货币来监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及其合理性。尤其是美国、日本、香港、欧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和台湾十大经济体与国内的贸易占对世界贸易总额的80％以上，可以将上述十个经济体作为一篮子货币。基本思路是设计一个多种货币所构成的虚拟货币，人民币汇率在进行调控时不再钉住美元，而是钉住人民币与该虚拟货币的汇率。同时，该虚拟货币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包含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币种，二是该虚拟货币的汇率能够反映中国产品在所有境外市场上的总体竞争力，三是该虚拟货币的升值与贬值反映出短期国际资金流出（入）中国市场的可能变化方向。
（2）中期目标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实现人民币弹性目标汇率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弹性汇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限弹性制，包括对单一货币的有限弹性和合作安排下的有限弹性；另一类是较大弹性制，包括按照一套目标调节汇率、管理浮动和独立浮动。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有限弹性难以实行，因为我国不能像亚洲和拉美洲的一些小国那样长时期地只对美元做出弹性安排，也不能像欧元区那样对外实行共同浮动。另外，我国也不能实行独立浮动，因为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货币；也不能实行管理浮动，因为我国当前的汇率调控手段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先进。因此，我国只能按照一套指标调节汇率即实行目标管理。所谓目标管理就是对国民经济计划给定的目标，确定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的目标范围或变动幅度，一旦汇率超过了这一范围，政府就进行干预，使其恢复到目标水平；或者根据经济情况变化而修改目标范围，使汇率真正反映外汇的供求关系。当然人民币汇率区间大小的确立应综合考虑一系列因素：包括实际有效汇率；月度交易余额；季度国际收支余额的变化；国际储备的充足性与变化趋势；人民币利息水平。就目前形势而言，扩大人民币浮动幅度应分步骤实施。
（3）远期目标是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人民币的有管理浮动并最终实现自由浮动。国际经验表明，资本管制只能起到短暂的隔离作用，而不能长期有效地保护一国经济与金融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实现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交易仍受到严格管制，这也正是当前我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与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入WTO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和我国金融市场机制的逐步健全，在中国放开资本项目的呼声日渐升温并提上议事日程。为防止我国经济遭受激烈的冲击，应该逐步地取消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从而为人民币将来的完全自由浮动与国际化提供一个市场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彪如．迈向全球化经济的思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戴相龙．对中国金融改革主要问题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8）
3张学友，刘本．人民币汇率的选择.西部论丛,2002（8）
4李婧．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J］．世界经济，2002（3）
第6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建立在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基础上的，其外汇市场仍属于初级市场，缺乏系统完善的运行机制，在形成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从交易主体上看，现行外汇市场组织体系不健全。按照国际惯例，规范的外汇市场组织体系应由一国中央银行、外汇银行、客户和外汇经纪人组成，而我国外汇市场主体只有外汇银行和中央银行。可见，我国现行外汇市场组织体系残缺，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垄断性，缺乏广泛性。
从交易性质上看，现行外汇市场还只是一个与现行外贸外管体制相适应的本外币头寸转换市场，并非具有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交易市场。
从市场开放程度上看，现行外汇市场垄断程度太高，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供求关系扭曲的市场。这种状况形成了市场双边垄断的供求格局，即中央银行居于买方垄断地位，中国银行居于卖方垄断地位。这种严重缺陷导致了现期汇率明显地偏离市场汇率，而远期汇率则人为地排除了市场风险因素。
从交易内容和品种上看，现行外汇市场交易的内容和品种过于单一化。目前我国外汇市场的交易币种仅仅是美元、日元、港元和欧元；交易品种只有即期交易，还缺乏调期、期货、期权等业务品种。这种现状不仅不能满足我国企事业单位对多样化外汇交易的需求。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对策
任何汇率制度不可能适应所有国家，也不可能适应某一国所有时期。我国应根据加入WTO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增加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宏观调控能力，让人民币汇率充分反映外汇供求关系，并有效调节国际收支平衡。
加快建设货币市场
发达的货币市场是人民币汇率政策传导的重要媒介，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宏观调控目标的需要，通过货币市场的操作，增加干预外汇市场的主动性。如：当外汇供大于求时，中央银行可以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多余的外汇，同时在货币市场上卖出等值的短期国库券。这样既维护了汇率稳定，又不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可以改变目前中央银行被动吞吐外汇的局面。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今后应集中精力，分层次地推进各子市场建设，尽快培育发达的货币市场。
适度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
由国际收支理论的货币分析法可知，为了维持固定的汇率水平，一国国际储备变动和基础货币供应必须服从于汇率稳定的需要。而实行弹性较大的汇率制度，不仅可以支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防止投机性资本流入，减轻国外输入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可以提高企业和个人的汇率风险意识。因此，人民币汇率应逐步扩大浮动空间，并根据市场状况在规定幅度内灵活调整。同时，通过汇率微调，主动调节国际收支，使汇率成为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杠杆。
完善外汇账户管理和银行结售汇体制
外汇账户集中反映了企业和个人的外汇资金收付，因而成为外汇收支监管的重要关口。加入WTO后，要逐步放松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立使用的限制。这样，既可便利企业的外汇收付，也有利于通过外汇账户来规范企业的外汇收支行为。目前，合并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改革试点正在进行。由于外汇账户管理和银行结售汇体制密切相关，因而上述改革措施将有力推动强制结汇向意愿结汇的转变。实行意愿结售汇制，现汇帐户中的外汇既可以保留，也可以在外汇市场卖出。意愿结汇可以使央行摆脱外汇供求市场的被动地位，将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可以提高企业的出口积极性，与外资企业享有同样的国民待遇；使企业、银行、央行各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可以加快外汇周转资金，提高外汇风险管理能力。避免出现外汇储备量大而企业普遍缺乏外汇，被迫发行外债的情况，更好的发挥外汇资产的效应。
积极完善现行外汇市场，向标准化、规范化的外汇市场靠拢
为了适应WTO的要求，应加快我国外汇市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步伐，具体表现在：逐步扩大我国外汇市场主体参与范围，放宽对交易中心会员持汇规模的限制，完善我国外汇市场组织体系；在交易性质上，实现向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交易市场转变；丰富外汇交易的内容和品种；完善中央银行市场干预机制。重点要完善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操作方式，终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建立起外汇资金的央行、商行、企业的三级“蓄水池”从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允许其按外汇市场供求状况自由浮动。
另外，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短期投机性资本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流进流出。短期投机性资本对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种变动因素极为敏感，受心理预期因素的影响尤为突出。为了防止其对汇率制度的攻击，政府应建立起言行一致或确保政策连贯性的声誉，使政府发出的干预信号具有可信性，并影响投机者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
参考资料：
1.陈小五，《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国际金融报》，2002.4.23
2.关晓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运行机制刍议》，《国际经贸探索》，2003年4月第2期
3.傅丽华，《加入WTO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挑战》，《银行与经济》，2001.7
4.章和杰，《扩大中国汇率浮动区间的设想》，《金融与保险》，2002(3)
第7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1.在一般的贸易进出口研究中也许可以简化分析而忽略一些因素，但对加工贸易进出口的研究却不能单单采取这种方法，理由是加工贸易进口是出口的投入产品，或者说加工贸易进口是出口的引致需求，因此两者之间必存在重要关系。于是我们假设加工贸易进口为m，出口为x，又设出口是进口的函数：x=x(m)（2.1）考虑到加工贸易进出口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考察汇率变动与加工贸易出口影响时把汇率作为外生变量进行分析，建立分析模型，于是将问题转化为求解目标函数最大化。首先给出加工贸易出口商的利润函数与约束条件分别为：（2.2）这里x表示本国加工贸易商品出口，其价格为px；m表示中间产品进口，其价格为pm，e表示汇率。对（2.8）利润函数关于汇率求偏导数有：（2.3）引入弹性概念，定义加工贸易商品出口对进口的需求弹性为Exm=，则（2.3）可整理得：（2.4）由（2.10）可以发现，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出口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当且仅当满足条件>1。又假设加工贸易出口初始贸易顺差为零，则有pxx=epmm，于是只要满足条件Ex+Em-EmExm>1，即可使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出口带来改善作用。这里需明确一点，一般当汇率贬值时将导致本国加工贸易出口增加，而进口相应减少，但是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及浙江、江苏等地区的情况恰好相反，加工贸易进出口同向变动，这其中的原因尚待解决。本文认为，既然汇率变动使得加工贸易进出口同向变动，那就无需对进口出口都进行分析，又由于出口是进口的函数，因此只需分析出口即可。
2.市场定价理论汇率对进出口需求弹性只是汇率变动对贸易进出口影响的一个方面，市场定价也是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场定价就是商品的价格由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决定，而不是在垄断市场或寡头垄断中定价，商品只有进行市场定价才能真正反应其真实价值。一般市场定价策略可分为三种：成本加成定价、商品需求弹性定价和边际成本定价。成本加成定价是商品生产商把出口商品的价格定为商品的成本加上商品的边际利润，用公式可表示为：价格=单位成本+边际利润=单位成本+单位成本*成本利润率=单位成本*（1+成本利润率）这种定价方法在正常情况下保证了企业能够获得利润，而且此方法所的商品价格不会因该商品市场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因此保证了定价的稳定性。同时，若该商品的竞争企业都采用此方法定价，则最终制定的商品价格也会趋于相近，从而避免了价格竞争。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及浙江省加工贸易发展现状
1.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落实，人民币汇率制度也经历了渐进式的不断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受到中国经济结构、政策及对外经济合作等方面的影响。在2005年以前，我国基本实行固定汇率制。为了刺激出口，1985年我国采取人民币贬值政策，使得当年至1994年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到1994年已跌到1美元兑人民币约8.62元。但是这段时间内，我国进出口贸易数据表明汇率贬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率并不大，出口增加并不明显。就浙江省而言，从1986年至201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变化趋势也是不同的。其中1986年至1993年出口增幅并不明显，但进口增幅却较为明显；1994年起汇率制度改革使得浙江省出口额急剧增加，而进口增幅有所下降，从1994年到2005年浙江省进出口额都呈现不同幅度的波动；2005年至2010年汇率再度调整使之平稳下降，而浙江省进出口出现小幅波动。总体而言，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及调控正朝着理想的目标迈进，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朝着自由浮动的市场化机制演变，这对于浙江省对外贸易及整体经济水平乃至全国国民经济发展而言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2.浙江省加工贸易发展现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省加工贸易快速崛起，而且浙江省作为我国对外贸易大省，其加工贸易在规模上和发展速度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现今加工贸易已成为浙江乃至全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方式，它对推动区域及整个国民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都具有很大作用,从图中可以看出，浙江省加工贸易发展状态良好，其增势总体上是保持平稳，而且从2002年起出口增幅较明显地大于进口增幅，只有1998年与2009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都出现一定程度下跌，其原因很可能是1997年与2008年金融危机。但庆幸的是两次金融危机都只令第二年进出口下跌，后一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增势继续出现，到2010年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已达到330.1亿美元，进口总额达到157.5亿美元，由此说明浙江省加工贸易发展态势是比较可观的。
三、人民币汇率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影响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本文重点用计量方法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有不少文献将贸易国GDP、汇率两个指标作为贸易出口的解释变量，如黄燕君（2007）提出区域出口量是贸易国经济状况和地区货币名义汇率的函数。因此本文将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其中EX是反映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指标；FGDP是主要贸易国经济状况指标，作为人民币汇率指标ER的控制变量；ER是人民币汇率指标；ε是随机扰动项。考虑到2005年汇改制度，本文设置虚拟变量D1来考察制度变化的影响；同时注意提到金融危机使1998年和2009年加工贸易出口下跌，故设置虚拟变量D2来考察金融危机的影响。其中虚拟变量D1和D2（2）数据来源及说明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一性，本文决定采用1996年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其中各指标数据来源及说明如下：EX———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总值，数据来源为历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并整理得到，单位：万美元；FGDP———美国名义GDP，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单位：亿美元；ER———以美元为兑换标准的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表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单位：人民币元。
2.实证分析
（1）实证分析一利用Eviews软件对方程（4.1.3）进行OLS估计结果可以看出，ln(FGDP)的系数符号为正，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美国国内经济水平与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因此美国经济的发展极有可能带来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发展。从系数值可以知道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为3.629，即美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会使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值提高3.629个百分点。而人民币汇率指标ln(ER)的系数符号为负，这说明现阶段实行人民币贬值（即ER值增加）并不能使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得到增加，相反可能会降低出口值。但它的t统计量只有-0.884，因此人民币汇率指标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
（2）实证分析二考虑到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可能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产生滞后效应，而且实证分析一也表明金融危机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这里对模型（4.1.3）进行改进：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仍然只有ln(FGDP)和D1的系数是显著的，并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有正面影响；而滞后一期的人民币汇率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也没有显著影响。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现阶段浙江省发展加工贸易出口不能单靠变革人民币汇率制度，而应寻求其他有效途径。
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及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升级的建议
1.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建议第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应沿着渐进式路径进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平稳变动。虽然实证分析表明汇率变动在近期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没有显著影响，但就整体来看，若人民币汇率增幅过大，则不利于处于较低端的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第二，在人民币汇率改革时要积极采取政策措施扶持浙江省加工贸易业的发展。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不显著，而据弹性理论得到汇率变动在理想状态下推动加工贸易出口的条件为Ex+Em-EmExm>1，因此人民币汇率改革要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
2.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升级的建议第一，优化加工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要充分利用高科技改善传统加工贸易企业，努力开发高科技产品，加快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转型升级的步伐。第二，优化加工贸易出口产业结构，拓宽海外市场。实证表明汇率变动不显著影响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因此要增加出口不能单靠人民币汇率贬值，而应努力优化加工贸易出口产业结构，提高自身竞争力，扩大海外市场。
五、结论
第8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首先以1981—2011年间的M和H做回归并写出回归方程看两组数据整体的拟合度以及反映相关性的系数是否明显，然后再按照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宏观经济发展轨迹分别做分阶段回归并分析其结果。回归方程及相关参数的系数显著性检验值如表2所示。从上述方程及输出结果来看:反映拟合度的R^2以及修正的R^2与反映整体线性相关关系的F值都相当低。因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M与H相关性极不显著，甚至可以说几乎不相关。即中国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支状况与人民币汇率变动并不相关。但从M与H参数前系数符号为负号可知，汇率升值将使贸易顺差减小，即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这与汇率理论和实际经验也相符。
2关于结论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收支除个别年份少量逆差外，大部分年份都实现了顺差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不少人认为这主要是人民币低估造成的结果。但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贸易收支状况与人民币汇率并不显著相关。那么也就是说单纯的人民币升值难以改善中国对美国贸易失衡状况。从根本上讲，美国对其他国家经常账户的巨额贸易逆差是当今国际金融制度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必然要求［2］。美元仍然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美元作为最后清算手段。因此，各个国家客观上都需要不断增加美元供应。储备美元就意味着多卖少买或贸易顺差，要不就是向美国或他国借储备货币，但最终还是靠贸易顺差来偿还。也就是说，这种贸易结算体系本身决定了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必然经常账户贸易收支逆差，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常账户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一种国际经济制度问题。转型经济体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政府主导。因此，其经济增长模式一般都属于投资驱动型，并由此导致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3］。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储蓄始终大于投资，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国际需求自然成为国内生产过剩的对冲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国际收支失衡最终是由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与汇率无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也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趋势［4］。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水平不断提高，几乎承接了全部或大部分的国际产业转移。而这也客观上加重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综上所述，中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主要是由当前国际经济制度、货币传导机制以及全球产业转移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与人民币低估并无直接相关关系，因而单纯强调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第9篇：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
（一）强制结售汇制的缺陷。虽然目前我国对经常项目的外汇支出基本上没有限制，但是对资本项目仍实行较为严格管理，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外汇交易受到体制约束，不能充分、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加之，在近几年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出口贸易增长快，外贸出现大量顺差，加上外资的大量流入，特别是1996-1999年年间，人民币的利率水平高于美元，造成结汇额大于售汇额。表现在银行业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持续供大于求，而且同期外汇需求则相对不足。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主体缺乏，市场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想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外汇供求根本无法做到。虽然央行几次调整了外汇指定银行的结售汇头寸，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外汇供求关系，于是造成中央银行被动入市进行干预，充当外汇交易最后差额的承担者，失去了外汇调控的主动权。
（二）汇率缺乏弹性。1994年以来，除1999年外，我国国际收支无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呈现双顺差的局面。外汇市场上人民币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情况，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不可避免。这表明，人民币汇率水平不是纯粹由市场真实供求所决定。在较大程度上，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所制约。近两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只是在1美元兑8.23-8.28元人民币之间波动，波动幅度和弹性区间极小，汇率基本上钉住美元。
（三）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资本项目未放开、资金不能自由流动、市场金融工具匮乏，这都是造成我国外汇市场仍然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期里，央行的干预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对外汇的供求起到较大的调节作用。
改革面临的思考
（一）如何处理把握好市场供求与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关系。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运行体系中，最终必须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才能使外汇资金供求完全放开，真正实现由供求确定汇率运行机制。但需注意的是，资本项目的放开是要具备条件的，放开应逐步有序的进行。在过渡时期，即使逐步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情况下，也不能忽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和央行的干预调控作用。
（二）如何保持和实现汇率的稳定与均衡。如何确定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保持一种“最佳”或“适当”的汇率状况，这涉及所谓“均衡汇率”问题。也就是说，使汇率的变动与经济内部和外部关系获得一种协调、合理的关系，能促进和达到内外平衡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充分发挥汇率在国民经济的杠杆调节作用。为此，应进一步鼓励和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基础理论研究。比如，对国际价值论、购买力平价论、出口换汇成本、均衡汇率模型、汇率预警模型以及其他理论模型和相关方案，比如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爬行浮动、管理浮动、单独浮动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三）如何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金融市场将全方位的开放框架下，构建和完善人民汇率机制。世贸组织所倡导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竞争原则、自由贸易原则、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在这种原则下，为适应和迎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挑战，为实现经济金融与国际接轨，就必须消除国内外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这就要求做到国内外资金价格市场化、进而汇率的市场化。也就是说，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下，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这是构筑人民币与外币价值比较和自由兑换所形成的市场均衡汇率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内外市场的价格信号、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确地反映出来，才能使中国经济与实现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国际经济融合，才能实现国内价格体系逐步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靠拢，才能作到竞争机制按照透明度的原则和共同的游戏规则在各个层面上反映出来。这是一个紧迫的大课题和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绝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有序地进行。
几点建议
以当前形势来判断，人民币的汇率总体水平应保持不变，这有助于汇率的稳定，有助于我国和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可考虑如下改革措施。
（一）应该对我国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形成、特点，问题，结合当时的经济政治的背景和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特别是当前，人民币受到国外升值的强大压力时，更应该沉着应对。要总结成功的经验，也要总结不利的教训。
（二）改变盯住美元为“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机制。选择我国对外经贸往来中经常使用的若干种货币，按其重要程度确定权重，根据这些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升降幅度，加权计算出人民币的汇率。这样的改变，将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水平更趋于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