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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出版,单从小说的题目上就能看出一种无奈的灰色心情以及乡土文学所进发出的社会感染力,当然,灰色的远不止心情。
有评论家说,在大多数人认为“乡土文学已死”之时,《生死疲劳》掷地有声。
《生死疲劳》是由一个人在不同轮回中看到的片段构成的乡村历史。“土地问题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莫言说,《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
历史大致由两种人物担当,一种人是有价值的个性,而另一种人是无价值的个性。《生死疲劳》中就有这样的两个主人公。
“我相信这种农民在全中国也为数不多。”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位一直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书中,“”的浪潮使他比地主还悲惨,他遭遇来自各方的打击,众叛亲离,但他还是执拗地坚持单干。到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的农民回头看他,发现历史转了一个圈,他竟然是有前瞻性的。
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一个村支书,他是个正派的基层干部,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看不惯一切,希望恢复,为此他不惜以死相拼,死时还高唱《国际歌》。
莫言曾感叹,当时违背思潮的农民恰恰被历史证明是“有价值的个性”,而以死相拼的村支书恰恰被历史证明是“无价值的个性”。
“这是个性相似的两个人走了不同的方向,互为正负,合起来是一个人,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书名《生死疲劳》来自佛经中的一句“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佛教认为人生最高境界是成佛,只有成佛才能摆脱令人痛苦的六道轮回,而人因有贪欲则很难与命运抗争。莫言在承德参观庙宇时,偶然看到有关“六道轮回”这四个字而激发了创作灵感。
我喜欢莫言的小说,首先是他营造的如梦似幻的情景使我着迷,比如《生死疲劳》就非常成功地将佛教的六道轮回与主题结合起来,在幽默的同时令人心痛。
他的小说都能带给读者理性而冷峻的思考,他总是把主题放在宏大的环境下,也就是社会的波澜壮阔,不管是波澜出了黄金泥沙还是壮阔出了屠刀绞架。
因此,读莫言的小说,我总是很冷静而理性,也许小说中所表达的情感都被我抽成思考了。如果是这样,是否应该说是一种失败的阅读?
但读《生死疲劳》最后一部(也是整个小说中最短的一部)时,我却泪流满面了,这在我读莫言小说过程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为人性由恶到善、由压抑到解放而感动,而当读到优秀警察蓝开放发现自己所爱的人竟然是自己奶奶的亲外孙女而自杀的时候,我有一种要爆炸的感觉,尽管悲痛,眼睛里却一滴泪水也没有了,惟有张着嘴,呼吸困难一般。
蓝开放的自杀绝不源于他的爱情竟跌入由长辈的而的悲惨境遇,就象小说展现的并不仅仅是农村生活一样。
小说最后是蓝开放的孩子蓝千岁在新世纪第一天诞生了,但这孩子却是个血友病患者,百药莫治。
这发人深思的结果真令人绝望!
[关键词]乡土文学;题材广泛;贡献
所谓“乡土文学”应从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算起。鲁迅先生在这篇序言中写道:“赛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这个时期“乡土文学”的产生也并非空穴来风,它与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有着密切的传承。但是问题小说只是五四时期的一种文学风尚,其构成小说流派,“要到1924年前后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家出现时才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不受地域限制,全面反映了中国乡村百姓生活。这些乡土文学作家为生活所迫,来到北京,受当时文学“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潮影响,在鲁迅引领下积极投身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探索中,于是就出现了江苏的叶圣陶、浙江的许杰、许钦文、王任叔、鲁彦,河南的徐玉诺,贵州的赛先艾,湖南的彭家煌、黎锦明、沈从文,安徽的台静农等一批反映各地乡间生活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真实地描绘了底层百姓的生活,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在小说《风波》的开头,鲁迅把前的浙东乡间的宁静描写得令人神往,而在叶圣陶的《饭》中,人物悲惨的命运却发生在诗一般的景色中,反差之大令人深思。
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品,作家们注重将景物和人物命运融为一体,故乡的美丽景物,为作家的创作主题作了有力的反衬。
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曾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由于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乡间悲苦,所以在乡土文学作家们的笔下描写了形形的乡间人物的命运,为他们唱出了呐喊的悲歌。
如鲁迅笔下的闰土,王任叔笔下的运秧,许钦文笔下的穷苦石匠们……在王鲁彦的《柚子》中,湖南的农民怕“兵”吃了他们的柚子,在未熟时就摘下来出卖,价格跌到了四个铜板一个;而湖南人的“头”,也和柚子一样,被军阀刽子手们看得一钱不值,杀人比封建皇帝还要简单。在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里,贫苦百姓的生命毫无保障给作家的记忆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
又如吴组缃的《绿竹山房》里的二姑姑,与外村一少年被捉后,乡人的鄙夷,少年的身故,使二姑姑绝望自缢,遇救后,走上了封建宗法和礼教给她制定好的一条生路――与死去的少年拜堂成亲。于是二姑姑从此生活在漫长的孤寂中。
许杰的《赌徒吉顺》是最早写中国农村“典妻”现象的。赌徒吉顺在耗尽借来的最后一点赌资后,便用典当决定了贤淑妻子的命运。这篇小说与后来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活画出在封建仁义道德演绎下吞噬人性的完整过程。《赌徒吉顺》描写了典妻前的复杂过程,《为奴隶的母亲》则把被典之后的女性的情感磨难演绎到了极致。
二十世纪初中国乡土文学作家受鲁迅启发,把对百姓物质生活的关注提升到精神层面的关注,把矛头直指造成百姓悲惨命运的根源。鲁迅小说开启了看客这一形象的创造,由《药》里的花白胡子到《示众》中的手按头顶小白帽的积极跻身看客行列的小学生,罗列了不同年龄层面的看客形象,而乡土文学作家把这一形象由城镇写到乡下,网开了一个更大的乡村看客的空间。
土匪文化之所以看起来“没有文化”,正说明企业文化的最高境界是没有文化,也就是企业文化的价值不在形式,而在实质。向土匪学文化,就是要领悟到这一点,为企业文化建设指明方向。相比现在很多专家大师文人秀才“提炼”“编制”出来的企业文化,土匪文化少了那种迂腐酸臭的虚伪味道,多了务实求真的生机活力。很多现代人都喜欢土匪影视,也许是因为土匪文化给人以狂野奔放、血气方刚的感觉,让自己内心的率真直爽得以释放,打破了令人窒息的虚伪矫情世风流俗。土匪文化丝毫没有作秀虚饰成分,都是直截了当的实用主义。企业文化如果不是为企业经营实际服务,而是为了迎合文化装修的世风流俗,那就连土匪文化都不如。
以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土匪文化实例:
理念:快活自在
愿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使命:替天行道,劫富济贫
口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
精神: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准则: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道德:江湖义气,无法无天
价值观:有枪便是草头王
其他准则:
信仰:老天保佑,苍天有眼
哲学:胜王败寇
战略:占山为王,据水为寨。
策略:半路抢劫、打家劫舍。
战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转
政策:烧,杀,抢。
为人:有恩必谢,有仇必报。
行事:月黑风高,荒山野岭
言语:黑话,暗语
饮食:吃香的,喝辣的
知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气质:野性,匪气
榜样:梁山英雄好汉
圣经:《水浒传》
逻辑: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计谋:任你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
仪式:结拜兄弟,歃血为盟,入伙宣誓,挂柱过堂。
纪律:四盟约,八赏规,八斩条,十不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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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主要是通过区域性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实践来进行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就是按照地理区域的划分,对各地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对比、总结的过程。开展这种地域性图书馆事业的研究,首先要搜集资料。可以通过参观、访问、考察、分析等多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全面了解各种情况。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材料的客观性。其次是要去伪存真,要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真伪分辨,既具有广泛性,又具有典型性,使所得材料真实可靠。再次进行分析研究,通过有的放矢,把所需要比较的材料,按照可以比较的方式排列起来,设立比较的标准,建立比较模式。最后是比较研究,综合运用因素分析、质量分析、数量分析等方法,分析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问题。通过深入的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对所研究的问题有一个实质性的认识的目的,进而形成一个推动图书馆发展的策略。
二研究方法
1环境分析法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图书馆立足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城市图书馆还是农村图书室,都要为社会的经济、技术、文化、科研、教育的发展服务,为读者各种各样的信息需求提供资源。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与社会发展同步,所以,应统筹城乡公共图书馆均衡发展,为城乡读者提供均等的文化服务,而图书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人才、技术、设备与区域性经济紧密关联。因此,比较图书馆的发展环境,有利于制定出因地制宜的图书馆发展战略,有利于制订符合区域特色的发展方案。
2调查分析方法作为服务社会的机构
图书馆具有社会性,因此它必然是要为一定社会阶级所服务的。在比较研究中,必然要从社会阶级结构的观点出发,分析图书馆工作的核心价值、服务目的、服务对象、工作内容、工作任务和方法,评价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否适应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需要等。通过调查可以有效获取相关信息,调查法主要包括实地调查和问卷法两种形式。调查分析法不仅为社会各类比较研究所推崇,在比较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也较广。
3统计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就是运用数学的计算功能
建立一定的数学统计模型,对通过调查获取的有关数据及资料进行数理分析和统计,对数理规律进行分析,形成定量的结论。在比较图书馆学里,分析图书馆建筑面积、工作经费、图书利用率、图书拒借率、藏书保障率、读者到馆率、读者阅读率以及藏书量、读者量、借阅量三种数量指标等都会用到统计分析法。统计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有关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的数字报表和其他辅助资料。
4叙述分析法
叙述分析法是指通过文字的叙述来表现城市与农村图书馆工作的情况和现象,寻找城市图书馆和农村图书馆概括性的差异,为进一步分析、比较和作出结论积累必要的资料。这种叙述要求对所描述的对象进行客观的陈述,抓住共性,分析差异性,能客观准确地呈现图书馆类型和结构、图书资源建设与布局的规定、各级各类图书馆的任务和服务对象、图书馆各项服务标准的规定、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图书馆各类工作人员编制与素质的规定以及馆际协作与资源共享的规定等。
三推动农村图书馆发展的新思路
1从制度层面确立
农村图书馆地位地方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必须准确定位,从全局的角度来认识农村图书馆在农村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从体制和机制层面解决农村图书馆面临的困境。地方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地方管理法规体系,确立农村图书馆的法律地位,使农村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有法可依,并把对农村图书馆的各项制度规范纳入主管部门的行政考核。
2构建县域范围的三级图书馆服务网络
笔者认为,可以以县级图书馆为服务网络中心,以“规范标志,集中管理,同一平台,凸现特色,共享资源”为总体要求,在分馆建设中加强统筹和服务。总馆为分馆启用信息系统和进行新旧系统转换提供技术支持服务,保证平台统一;协助分馆根据当地产业优势、地域特点和人文环境确定特色馆藏,建立地方文献收集网络;扩大集群内各馆资源共享的范围,实现图书、人员、技术、数字资源等全面共享。
3强化分馆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作为图书馆的管理者
要具备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专业学术水平,充分认识到图书馆对文化知识的传播作用,对文明素质的教育作用,对地方文化建设的巨大推进作用。工作人员应根据当地村民实际需求制订采购计划,为读者选取内容健康、门类丰富的优秀图书。图书由上一级图书馆集中采购和编目后再统一上架。工作人员更要注重自身形象,要以饱满的工作状态和热情的工作态度来接待每一位读者,要以丰富的知识素养和专业的职业技能为读者提供优质的服务,还必须以高尚的职业情操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来解决发生在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各种矛盾。
4打破传统服务观念,拓宽服务对象
农村图书馆不要总是采购针对农民生产、文化、生活类的书籍,而是要更多地承担起为未成年人传播知识、提供教育的责任,要把更多的服务资源转向未成年人这个群体。农村少年儿童获得知识的来源本身就比城市儿童要少,为此,图书馆更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设立专门的少儿图书专柜,尽可能地采购少儿类图书,如有条件还可以定购儿童专用书架桌椅,有针对性地为这个读者群体服务。图书馆工作人员要关心读者并掌握他们的阅读倾向,让未成年人在阅读中接受知识的传递,培养读书的兴趣,形成高尚的情操。
5完善自身服务设施,拓展服务空间
农村图书馆馆舍面积在100m2~300m2为宜,目标藏书量为10,000册,图书由上一级图书馆统一提供、统一添加、统一置换。除了在馆舍、藏书量、书架、阅览桌椅等方面符合条件外,农村图书馆还应配备3台以上电脑,以满足农民上网查阅信息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需要。对于地域相对偏远的乡村,应申请使用上级图书馆的流动图书车,以每隔一段时间上门服务的方式来解决该区域人员的文化需求。另外,对于具备地方特色产业的村落,可以在馆内单独设立特定的区域,用于搜集国内外该产业相关图书和报刊,以提供行业知识和产业信息,促进地方特色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6举办丰富的读者活动,创新服务手段
云南财经大学图书馆一个藏阅厅里,尽管号称全开放、全开架、藏阅借咨一体化,然而除了上上架、理理书、守着门,几乎无事可做。我把配置不高的电脑运用得很好,等着人来咨询,然而更多的人却只要检索一下书目而已,这一点点事情旁边那台检索机就可以完成了。我们这样的图书馆馆员,可有可无!我的工作电脑连接着互联网,却没有合适的窗口,与我应该直接服务的读者———全校的师生们———在网络上互动联系。如同纸本的图书一样,网络,也是一个信息的载体,只不过这个载体是虚拟的、无边界的。上网冲浪,实际上也是一种阅读行为。有阅读能力的读书人,本身就拥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所以上网的读书人,他们从各种文献和彼此的交流中不断增长着见识,他们面对着网络世界缤纷变幻的信息冲击,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互联网让现实世界延伸到无限,虚拟的网络世界属于所有的网民,然而书香网络的世界,却也是读书人所独有的。如果说阅读纸本图书让读书人拥有了一份独有的宁静,那么书香网络,就架起了读友们心灵沟通的桥梁。在这个书香网络里,朋友们不曾轻视我的图书馆员身份。然而他们首先认同的,是我也跟他们一样:爱书如命。然后才注意到我无意间流露出来的职业习惯:文献检索的技巧,进而才认可了我的图书馆员身份。所以,我不以为工作时间参与网络聊天影响了本职工作,相反,我以为这样的网聊,让我窥见了网络时代图书馆员延伸服务的途径:网络即时咨询服务。我以为主动积极地参与这样的网聊,是一个图书馆人自觉融入书香网络的职业本能。我以为这样的网络交往,终有一天会成为图书馆网络咨询馆员日常的工作内容。我以为这样的网络交往不仅仅是消磨时光,相反正是这些作为读书人的网友,让我找到了理想的答案:图书馆员,首先应该是一个读书人。可以说,
我在网络上不自觉的寻觅中,自觉地回归到图书馆员社会角色的本位:读书人。是的,网络时代正是图书馆员回归读书人本位的时代。计算机技术对图书管理程序的简化,不仅把我们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也给了我们解放思想的契机。当类分、编目等工作只需鼠标一点就可完成时,当图书排架、借借还还可以由读者自助完成时,我们的精力就可以从对图书类别的注意上,集中到图书内容的本身。这才是图书真正的价值所在!网络时代,消亡的不是图书馆馆员的职业,相反是图书馆员职业功能的强化。未来的图书馆员,不论是技术馆员还是咨询馆员,都将是能够重组信息和检索信息的读书人。毫无疑问,网络时代的读书人,离不了网络,更离不了电脑,所以,网络时代图书馆员,不仅要掌握读书的方法,更要掌握计算机和网络运用的技巧。我在网上里经常遇到这样的朋友:你给他找到所需的文献,压缩后传递给他,才知道他竟然不会解压文件。于是你自然得教会他电子文件压缩和解压的技术,还得教会他安装阅读器、打开文件,否则你对他的帮助就等于零。
时间长了,不只是文件的编辑和排版,就连病毒处理、重装电脑系统的事都缠上你了。即便在这种时候,我在他们眼里也不是一个专业计算机工作者,事实上我也不是,程序编写等复杂技术统统不会。不可否认网络时代的读书人有着计算机方面的专家,但更多的读书人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电脑技能,他们只不过是需要用电脑来阅读信息、参与讨论、撰写论文、处理图片、编辑博客而已。他们除了用电脑来娱乐和工作外,主要还是寻求阅读的乐趣。所以,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一个掌握现代文献信息检索技巧的读书人。如果说现代文献检索技术和阅读的能力是图书馆员的基本技能,那么,读书人的素质和节操就是图书馆员的灵魂。只有回归读书人的本位,具备读书人所应有的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图书馆员才有资格担负起知识海洋领航员的重任。纸本的图书和虚拟的信息数据,不过是知识的载体,不过是图书馆服务读者的物质媒介。唯其图书馆员本身就是读书人,才能真正理解读者的所思所求,也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文献信息服务。
关键词:物理;图象;力学
在对物理规律与现象进行描述时,为了更加直观,我们经常借助于函数图象,用纵坐标和横坐标分别对应不同的物理量,这就形成了物理图象,在中学物理课程的力学部分,涉及到许多的物理图象,其中以位移—时间(x-t)图象和速度—时间(v-t)图象的应用最为广泛。正确把握这些图象的涵义,有利于提高对物理问题的解决能力,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下面笔者以一些图象为例,对其进行剖析与应用。
一、图象中直线的斜率的物理涵义
为一物体做直线运动的位移—时间(x-t)图象,图象为一直线,说明运动过程中,物体在相同的时间内发生的位移相等,做的是匀速直线运动,直线的斜率应表示位移与发生这些位移所用时间的比值,即速度。
为一物体做直线运动的速度—时间(x-t)图象,图象为一直线,说明运动过程中,物体在相同的时间内速度的改变量相等,物体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直线的斜率应表示速度变化量与发生这些变化所用时间的比值,即加速度。可以看出,对应直线图象中直线的斜率的物理量应该是纵坐标物理量与横坐标物理量的比值。
例1:为做直线运动的某质点在6s内的x-t图象,则对于该质点在6s内的运动,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质点在2s~4s内做匀速直线运动;
B.质点在前2s内速度最大;
C.质点在2s~4s内速度最大;
D.质点在4s~6s内速度最大。
解析:由图象可以看出质点在前2s内和4s~6s内做匀速直线运动,其中4s~6s内的斜率最大,因此速度最大,在2s~4s内静止。因此D答案正确。
例2:一质量为1Kg的物体以某一初速度在水平面上滑行,由于摩擦阻力作用,其动能随位移变化的图象,则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物体与水平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0.5;
B.物体与水平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0.2;
C.物体滑行的总时间为4s;
D.物体滑行的总时间为2.5s。
解析:由动能定理可知物体动能的变化量等于外力对物体做的总功,这里只有摩擦阻力做负功,即,图象中的斜率就是,由此可得μ=0.25.再根据运动学公式、动能定义式和牛顿第二定律即可求出物体滑行的总时间为4s。故C答案正确。
二、图象中曲线上某点的切线的斜率的物理涵义
曲线上某点的切线的斜率是所对应物理量的瞬时值。切线的斜率分别表示物体在对应时刻的瞬时速度和瞬时加速度。
例3:为某质点做简谐运动的x-t图象,请根据该图象指出质点速度的大小及其变化情况。
解析:由图象可以看出,在平衡位置,位移最小,但斜率最大,因此速度最大,在最大位移处,位移最大,但斜率最小(为0),因此速度最小(为0)。当物体由平衡位置向最大位移处运动时,斜率变小,速度变小,当物体由最大位移处向平衡位置运动时,斜率变大,速度变大。
三、图象和坐标轴之间所夹的对应面积的物理涵义
图象和坐标轴之间所夹的对应的面积,应该是横坐标所代表物理量与纵坐标所代表物理量的乘积。在速度-时间(v-t)图象中,图象与时间轴所夹的对应时刻t1、t2之间的阴影部分面积,表示t1到t2时间内物体发生的位移。
例4:一个质点在平直的路面上运动,先是以2.5m/s-2的加速度匀加速直线运动,然后做匀速直线运动,一共用了12s的时间,位移为100m。求质点在匀速阶段的速度大小。
解析:先做出质点运动的速度-时间(v-t)图象。梯形的高应为v=at1,再根据梯形面积公式,可以得出[(t-t1)+t]at1/2=s,代入数据可得[(12-t1)+12]×2.5×t1/2=100,即可得加速阶段的时间t1=4s,再带入v=at1就得出了质点在匀速运动阶段的速度为10m/s。
练习题:在光滑的水平面上,放着长为L,质量为M的木板,在木板左端放一个质量为m的物块(可视为质点),物块和木板都处于静止状态。今对物块m施加一水平向右的恒力F,设物块与木板分离时木板的速度为v,则以下判断正确的是:
A.若只增大物块质量m,则v变大;
B.若只增大物块质量m,则v变小;
《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明确指出:以探究学习为核心是科学课程的基本理念,亲身经历以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是学生学习科学的主要途径。而发现和提出问题是科学探究的起始,没有问题便没有探究活动,确定探究的问题,不仅决定一节课的内容,而且决定这节课的基本思路,将直接影响到科学探究的真正展开。
因此,在科学课堂教学中,我们必须吃透教材,了解学生,在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注意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学会提出问题。
一、在情境创设中激发认知冲突
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和认知规律,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能让学生一开始就能进入一种主动、活跃的能动状态,让他们产生学习的需要和动机,唤醒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激起他们的求知欲和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
例如:在教学《虹吸现象》一课时,我利用平时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导入:有一天,张老师开着摩托车在路上,忽然由于没有了汽油而熄火,正着急呢!这时朋友开来一辆卡车,停在身边。他说:“来,用这塑料管借点油给你。”同学们,你们会吗?请上来演示一下。(讲台上提供塑料管和高低两只水槽)同学们纷纷上来演示,不成功――虹吸管中没有水。同学们奇怪了,明明看到别人是这样做的,而自己为什么就不行了呢?问题自然就产生了:怎样才能让水从一个水槽到另一个水槽呢?就这样问题接连不断,学生情绪高涨,都在为帮助张老师而想办法。课堂教学任务就在这种强烈的研究气氛中完成。
二、在观察比较中诱导认知冲突
观察是思维的窗口,学生通过观察,摄取丰富的感性材料。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对材料的比较和过滤,常能诱发认知冲突,发现问题。
例如:在教学《毛细现象》时,我先出示一杯红色的液体(红色墨水与水配置而成),接着将一朵白色的康乃馨放入红色的液体中,然后让学生猜一猜花朵会有什么变化?学生根据自己平时的经验大胆猜测,有的学生猜白色的花会变成红色;有的学生猜白色的花不会变色;然后引导学生分组观察发现,形成认知冲突:白色的康乃馨为什么会变成红色的?红色的液体还会在沿着哪些物体向上爬?白色的康乃馨里面是什么样?……
三、在实验操作中制造认知冲突
实验是直观的、形象的、可操作的,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所以他们是非常感兴趣的。小学生的思维正处于过渡阶段,实验操作能帮助学生存储一定量的感性经验,为过渡到抽象的认识作准备。我们要把实验操作与思维训练相结合,不能停留在一些验证性实验的层面,实验要有学生进一步探究的余地,要把实验变成产生认知冲突的摇篮,让学生在实验中不断解决问题的同时,产生更多的问题。
例如:教学《凸透镜》时,让学生明确实验要求后自主实验,在实验中同学们发现当凸透镜改变与光屏和物体之间的距离时,产生的现象不同。这与导入时的一个小实验的现象有所不同,在认知上产生了冲突,有了新的研究方向,提出:当凸透镜在光屏与物体之间移动时,会有几种不同情况?为什么?同学们的求知欲望打动了我,我和他们一起实验探讨,学生掌握了到中学才要求掌握的光学知识,知道凸透镜的放大功能、聚光功能、成像功能都是光的折射所形成的,放大其实也是成像,是物体在一倍焦距内,成放大的虚像。在实验中教师要注重发现学生小声嘀咕的问题,往往这些问题正是他们最想解决的问题。
四、在汇报讨论中强化认知冲突
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点是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倡导学生合作学习。学生经过独立思考、实验操作、小组讨论,在全班汇报交流讨论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不同意见,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形成学生的认知冲突,使课堂教学气氛活跃起来。
例如:在教学《热的传递》时,为了让学生进一步认识热在固体中的传递方式,在学生用不同形状的铁丝进行实验探索的基础上,我又补充了一个实验:在圆铁片(上面涂有凡士林)上像插生日蜡烛一样插上牙签(分里外两圈),然后引导学生猜一猜,如果在铁片下方正中间位置用酒精灯加热会有什么现象发生?大部分学生通过实验、汇报交流:里圈的牙签先倒,外圈的牙签会后倒,但有一个小组提出不同的意见,外圈先倒了2根,接着里圈的倒下,然后外圈全部倒下。这样,学生的观点就出现了差异,学生之间也产生了认知冲突,课堂争论、探究的气氛也越激烈了。
五、在课外实践中隐布认知冲突
科学的探究光靠课堂是远远不够的,学生特别喜欢老师让他们课外去实践。学生不断地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去认识更多的事物,在实践中学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总会遇到难题,产生新的认知冲突,从而获得更多的知识经验,也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学校开展航模比赛,由于规则允许对模型进行局部改装,所以同学们在试飞不理想的基础上开始改装,但原来的模型配重较为标准,改装后飞行状况不如原来的,同学们懵了。理论和实践产生的偏差,没有让孩子们失望,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探究欲望,飞机拆了一架又一架,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最后的胜利就属于这些爱探究的孩子。
与丰富的课外实践相结合
厦门乡土文化资源丰富,笔者多次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广泛接触社会,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民间文化 由于笔者所在学校位于厦门市的城郊结合部,这里有一大部分居民是原厦门的“老村民”。让学生到每一个村走访老人或被称为村里“先生”的人,紧密结合当地文化背景,征集当地民间故事、谚语及民歌。搜集到后,鼓励学生去搜集民谣背后的传说故事。通过此项活动,不仅可以使学生受到了厦门地方文化熏陶,同时将其整理成篇成册,形成独特的校本文化。
名人文化 厦门曾涌现出了许多名人。让学生以爱国者、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教育家、医学家成长故事为主题进行资料搜集;组织学生开展了解当地名人的成才经历,撰写他们的事迹,介绍他们的突出业绩,为他们出传记等一系列活动。活动的开展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养,也为学生树立起远大理想做了一次熏陶。
古迹文化 厦门文物古迹有三多:一是古建筑(指祠堂、庙宇、民居)多;二是名人墓葬多;三是涉台文物古迹多。通过带领学生实地走访、参观展览,让学生了解到厦门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并引导学生就此撰写报道文化古迹的消息、通讯等系列报道,根据搜集的资料、传说采编成生动的民间故事集。
美食文化 厦门的风味小吃久负盛名,发展至今已有200余种,其中尤以咸食的烧肉粽、土笋冻、沙茶面、花生汤、炸枣等长盛不衰。引领学生品尝、学做、了解制作的过程,同时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加深学生的实践体验,为习作积累丰富素材。
旅游文化 厦门是旅游城市,可在带领学生深入景区欣赏大自然美景的同时,对景点的原有冠名加以审视,讨论并提出修订意见;对未冠名的景点,鼓励学生进行讨论命名;对一些景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引导学生为这些景点写解说词。通过这样的活动,大大丰富了学生的旅游文化知识,也锻炼和提高了学生的遣词炼句能力。此外,还可结合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开展“我爱厦门,我爱家乡”的征文活动、演讲比赛,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及口语表达能力,培养他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感情。
与教材内容相衔接
开发和利用厦门乡土文化资源,一方面要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作素材,另一方面应切实与教材内容相衔接,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由课内向课外的自然延伸。
一是挖掘厦门乡土文化资源,在教材的“宽度”和“深度”上下工夫。学生在课本上学到的点滴知识,如果在实践中得不到及时应用,最终也得不到内化,为此,笔者结合教材内容,适时拓宽延伸到厦门乡土文化资源中来。如学习六下第二单元“民风民俗”主题单元时,让学生搜集中秋节博饼、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了解厦门的歌仔戏、高甲戏的特点,模仿上一两句唱词;学过《赵州桥》后,可以让学生参观厦门大桥、海沧大桥、杏林大桥等,并搜集相关资料模仿写作等。
二是在语文听说读写能力训练中适时渗透厦门乡土文化资源。听说读写是语文教学中重要能力训练,也是学生情感素养形成的重要手段。为了使听说读写训练变为有本之木、有源活水,在每次开展训练前,笔者有意识地将学生思路拓展到丰富的地方乡土文化中,使每一次训练都有地方文化资源作素材和背景。如开展演讲比赛时,渗透了仙岳山的雄壮、白鹭洲的灵秀;开展读书会,渗透了陈慧瑛的《一花一世界》、李志明的《乡间小路》;搞课本剧表演,添加了几声歌仔戏、高甲戏腔等。这些都为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心灵的陶冶、感情的升华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与校本课程开发同步
校本课程开发是学校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学生能自主参加突出学生自主性和灵活性的活动。开发得当,对学生兴趣特长的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与团结协作能力都有重要意义。而厦门乡土文化资源的开发正可满足校本课程开发要求。学校抓住这一契机,做到乡土文化的开发利用与校本课程的开发相同步。
其一,成立“鹭鸶”文学社,出版具有浓厚地方气息的校刊《鹭鸶展翅》。以班级为单位的成立“鹭鸶”“笔会”,在学校层面成立“鹭鸶”文学社。文学社成立后,制定了社团活动章程,组织采访活动,并把采访当地文化名人等活动资源作为重要组稿来源,使刊物本身具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这样的活动既培养学生的动口、动手、动脑能力,又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语文素养。
在西方英语国家学术界,对视觉文化的研究,大致有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两种。尽管二者间的交流既多且频,甚至主要人物也跨越大西洋而在英美两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如英国学者诺曼・ 布莱逊(Norman Bryson),但二者却有一些区别。就方法论而言,二者大同小异,基本上都借用了20世纪的欧美哲学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美术史研究方法和美术批评方法,并采纳了当代影视理论、传播学理论和大众传媒的方法。但在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方面,二者却同中有异。其异在于,英国学者的视觉文化研究,包括了视觉艺术,例如绘画。相对而言,美国学者的视觉文化研究,则跨出了视觉艺术的界线,主要研究美术之外的图像及其功用,例如新闻媒体和商业广告所使用的图像。
美国学派的代表学者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米歇尔(W.J. Thomas Mitchell,1942 - ),他任教于该校英文系和美术史系,并任著名学术期刊《批评探索》的主编。米歇尔的学术专长在于比较文学和美术史论,他对20世纪的批评理论和方法比较了解,并站在当代学术前沿,引领美国视觉文化研究的方向。米歇尔在中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其“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的概念,甚至成为国内文化商业界一些从业人员鼓吹文盲式“读图时代”的理论根据。米歇尔著述甚丰,涉及视觉文化之图像理论的主要有三部,《图像学:图像、文本、意识形态》(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1986)、《图像理论》(Picture Theory,1994)和《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从美国九一一到伊拉克虐囚》(Cloning Terror: the War of Images, 9-11 to Abu Ghraib),其中《图像理论》已有中文译本出版。
在涉及视觉文化的研究领域和对象等有关问题,如视觉文化研究是否包括视觉艺术,米歇尔明确地表示不包括。作为视觉文化研究之美国学派的领军人物,米歇尔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对潘诺夫斯基的传统图像学进行了挑战,并以“图像转向”为号召,主张超越绘画和视觉艺术,使图像研究成为后现代以来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他弃用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专业术语iconology,转而使用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常词汇picture(图画),以示自己的大众文化研究与前者的精英文化研究的区别。
要之,视觉文化研究中的美国学派,是指以米歇尔为代表的学者,他们主张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去研究非艺术的图像,而不再局限于美术的角度和作为艺术作品的图像。笔者赞同超越美术领域去探讨美术,也认为美术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大师及经典作品。但同时,笔者也并不认可美术研究同视觉文化研究相对立的观点。相反,美术研究应是视觉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术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的关系是,视觉文化研究包括了美术研究,并为美术研究提供了一个超越美术的视角,这使研究者有可能从其它视角去发掘美术的更广、更深的意义,及其可能被美术研究所忽略的潜在价值。
二、三种图像
在米歇尔看来,美术研究和美术史研究,是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现象来看待,即研究“艺术的图像”(artistic image),正如文学研究之于语言,是探讨怎样艺术地使用语言。相反,视觉文化研究关注的是“非艺术的图像”(non-artistic image),也即世俗的图像(vernacular image),犹如语言研究中对日常用语及其使用方法的关注。
在这样的意义上讲,所谓“图像转向”就不符合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为“读图时代”的视觉狂欢而寻找舶来理论的初衷。事实上,今天所谓的图像转向,是指图像研究超越了美术研究的疆界,而进入了摄影、电视等新的大众传播领域。这个观点,正是米歇尔新著《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的理论前提。
米歇尔的当代图像学涉及三个“图像”术语,颇能说明“图像转向”及美国学派之视觉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新对象。第一个是潘诺夫斯基采用的图像学术语iconology,源出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肖似”一词,后来指基督教的图像,自19世纪初则被东正教用来指称圣像。潘诺夫斯基将这个词发展为专业术语,用于他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宗教艺术的阐释。第二个术语picture以其通俗化和大众化而具有后现代主义之平民文化色彩,不仅是对潘诺夫斯基之专业术语的颠覆,也是对其图像学基本概念的颠覆。然而,在米歇尔新著《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中,他又使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术语image。那么,在当代图像学和视觉文化研究中,image与picture这两个概念之间究竟存有怎样的异同?
米歇尔用形象的语言来解释这个问题:一个picture就像一张画片,你可以用电脑软件来修改它,也可以把它撕毁,但画片上的原初图像却无法被改变或毁掉,这原初图像就是image,它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不同的地方,例如,它以数码方式存在和传播。这也就是说,picture指图像的物理(physical)存在,而image则是原初图像本身,超越了物理的存在,而隐身于变形的picture中。作为原初图像的image不能被人为地任意扭曲,而被扭曲的只能是picture。经过人为扭曲后的图像,已经不再是最早那个未被扭曲的原初图像,而是一个具有实际用途的picture,例如商业或宣传用途。然而,在这被扭曲的picture中,却以基因密码的方式保存着原初image的信息。米歇尔的当代图像学和视觉文化研究,关注image怎样变成了picture,关注image所携带的信息,以及image经过了加工或人为的扭曲而成为picture后,这picture所具有的信息传播和宣传功能。
三、生物图像
在涉及image转化为picture的过程和方式时,米歇尔提出了一个关于当代图像学的关键词“生物图像”(biopictures)。
米歇尔对“生物图像”这一概念的阐释,是从人工智能、遗传基因、生物工程、数码复制等角度进行的。他的基本看法是,当作为image的图像借助大众传播工具而被广泛复制和传输时,不会出现失真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数码复制和传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码信息保留了image原初的DNA编码。与此相对,失真的图像是人为操作时出现的有意扭曲,是操作者出于某种目的而特意为之。他认为,当代大众传媒对于图像的使用,有意利用了人为失真的picture,但我们透过这图像的表象,却能把握其原初图像的真实信息。
照我的理解,任何图像一旦经过传播,无论是image还是picture,都会失真。传播是一个大规模复制并散发的过程,处于传播之另一端的图像,与原初图像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这使复制和传播的图像,失去了它原初的语境。图像携带的原初信息,在相当程度上由其语境所确定,一个失去了自身时空语境的图像,只能是一个失真的图像,这就像本雅明所言,失去了该图像产生时的特定“光晕”(aura)。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传播图像,都是无根漂浮,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原初的本真。
米歇尔认为,本雅明所说的图像复制,是机器复制,与今日数码复制完全不同。数码复制所传输的是图像的生物信息DNA,而不是机器复制所传输的图像外观。生物信息虽然脱离了原初的“光晕”,但所携遗传密码并未改变,因此不存在失真问题,这是今日数码传输的要义。在此,米歇尔绕过了图像文本与其语境的关系问题,而只进行了形而下的解说。虽然笔者坚持认为,图像的信息受制于原初的语境,但“生物图像”之说,却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这启发就在于“仿生学”(bionics)和仿生艺术。仿生学是20世纪兴起的一门工程技术科学,它研究生物功能,并转而将其应用于工程设计。例如在潜艇的设计中,为了降低航行的噪音,设计师们研究鲨鱼皮肤的内部构造,并模仿其构造而设计出具有静音功能的人工鲨鱼皮,用以制成消音瓦,将其覆盖于潜艇外壳,从而降低潜航噪音。这种生物仿制,是一种仿生学复制,尽管不必复制生物的外在表象,但却把握了生物遗传的信息编码,这使工程技术中的复制得以实现高保真。仿生艺术在西方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环境保护主义的产物,多是以装置为外在形态的观念艺术,旨在传播环保意识。
由于米歇尔强调图像所携带的信息是以生物编码的方式来复制和传输,当有人问他为何不用现成的术语“仿生图像”(bionic pictures),而要生造一个新术语“生物图像”,并问及二者有何种关系。米歇尔回答说,“生物图像”是一种用类似于克隆技术复制的图像,与机器复制的图像不同,不仅没有失真,反而因基因改造而优化了图像,而机器复制却因“光晕”不再而失去了原初的本真,因此,“生物图像”与“仿生图像”并无本质区别。
笔者由此想到,借助仿生学技术来复制图像,涉及的不仅仅是图像的外形,更重要的是涉及了特定外形所携带的内部基因密码。正是由于这生命遗传的密码,才使生物的外形与其功能密不可分,而生物外形与其生命功能的关系,又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要义,在今天不仅涉及到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涉及到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在此,“生物图像”关注的是生物外形与生命信息的编码,关注二者间的功能关系,并与当代艺术的方式发生了某种关联。
四、恶搞图像
对于这种关联,在我看来,米歇尔的上述理论虽然不是关于美术的,但这理论的意义,却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例如,生物图像的复制,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渊源上认识今日艺术中的“恶搞”方式。恶搞是视觉艺术的一种修辞方式,然而西方当代艺术中的恶搞与今日中国时髦的恶搞却有本质的区别。尽管两者都以幽默为基调,但前者带有相对强烈的政治信息,而后者则大多出于赢利的商业目的和庸俗趣味。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无条件地赞同西式恶搞或一概否定中式恶搞,我说的只是今日艺术中的一种倾向。
西式恶搞的政治内含,与米歇尔所说的“图像战争”(war of images)密切相关。米歇尔在他的学术讲座中多次公开表达了他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指责,他在讲座中使用的图像,也大多是伊拉克战争的新闻图片。照他的说法,发动战争和反对战争的双方,都利用了战地新闻图像。发动战争一方的视觉依据之一,是九一一恐怖袭击中纽约世贸中心浓烟滚滚的图像,而后来人们反对伊拉克战争,其视觉依据之一,则是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和视像资料。
在虐囚图像中有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囚徒从头披着一身破麻布,双手接通两条电线。这个图像经过新闻媒介和网络而迅速传向世界各个角落,成为战争罪行的一大证据。由于这一图像广为流传而且极具感召力,美国苹果公司便将其借用来作商业推销,把原初图像中受电刑的囚徒,修改为一个听ipod的人正载歌载舞。这个被修改被扭曲了的图像作为广告推出后,招来社会各界的一片质疑和指责,苹果公司只好收回了这一不道德的广告,并灵机一动,又改头换面地赶制了嘲讽伊拉克战争的广告,继续推销自己的产品。
苹果公司对虐囚图像的两次修改利用,其实就是一种恶搞,先是商业恶搞,然后涂上了政治色彩。的确,除了这种商业恶搞,在西方有更多人对虐囚图像作了政治恶搞。米歇尔展示的一幅政治恶搞图像,是利用图中人的外形相关性,而将受电刑的伊拉克囚徒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经典的耶稣受难图重叠起来,由此赋予这一虐囚图像以强烈的政治性,表达了恶搞者对布什发动战争的不满。从米歇尔之当代图像学的角度看,原初的虐囚图像image和被修改的虐囚图像picture之间,虽然经过了复制和传播,外貌发生了变化和失真,但其生命遗传的编码却得到了保存。换言之,原初图像中的生命密码,通过数码复制和传播而被转移到扭曲的图像中。这生命密码所携带的信息就是有关人类蒙难的信息。正因为人类蒙难的基因密码以数字方式保存了下来,所以虐囚图才与耶稣受难图有了内在的同构,这类似于仿生学的同构,于是进一步唤起了读图者对这二者之视觉外形的认同,从而使政治恶搞的目的得以实现。
虽然米歇尔的视觉文化研究不涉及美术,但在虐囚图像的话题上,他却言及了旅居纽约的著名哥伦比亚画家费南多・博特罗(Fernando Botero),因为这位以描绘傻笨肥俗的浅薄形象而闻名于世的当代大师,近年绘制了一系列关于美军在伊拉克监狱虐待囚徒的作品,以幽默的恶搞,来表达艺术家明确的反战立场。博特罗的作品在纽约和欧美各地展出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应和了西方世界的反战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