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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世博会所附有的属性,它所体现的主要核心是“文化”。文化能客观直接的反映出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的民族特色,并把它以场馆设计的形式去展现出来,从而达到吸引参观者和推崇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目的。显而易见,世博会中的每个场馆都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性文化的体现。设计师通过将本民族的文化元素通过巧妙设计运用到本国的场馆中,这不仅可以增加参观者的视觉精神感受,同时也能增添观众的兴趣,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文化的了解。2010年我国上海成功举办了规模浩瀚的世博会,它的成功不仅促进给我们国家经济和相关产业的经济带来了有效增长,同时也让我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参观者,收获到了视觉上的完美体验。我们也感受到了从所未闻的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感受到文化在每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性。在每个场馆中,设计师都巧妙的融入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设计方法,这不仅能体现出每个国家的不同设计风格,也能够很好的将本民族的文化元素体现在场馆的建筑设计中,同时也给能让参观者感受到来自不同国家文化的特色的洗礼。世博会的各种造型独特、风格各异的场馆建,给前来参观的人们带来了一场精彩而丰富的视觉盛宴,不同的场馆反映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人文价值取向。
2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理念设计
在世博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筑琳琅满目的场馆设计,细细品味在这些设计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本民族文化元素的体现。下面以印度国家馆为例来阐述它所独具的民族文化特色。众所周知,印度是以佛教文化为信仰的国家之一,所以在印度场馆的整个设计中,充分体现了佛教文化的特点。印度著名的旅游景点“泰姬陵”想必大家都能看出它是著名的佛教圣地的建筑结构,那么在印度馆中也有所体现,在场馆中央上方,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吊顶与泰姬陵几乎相同。这也是设计师通过把著名景点的建筑结构通过世博会来展现。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师还融入进去了特近自然特色的设计思维,如将草皮等一些植被运用到在这个设计场馆造型上,体现出贴近大自然、崇尚生命的设计想法。这不仅能吸引参观者还能宣传本国的文化。那么与之不能的以芬兰馆为例,芬兰馆的设计特色可以体现出它们国家本身的现代化的设计特色,其简约的设计造型,突出了北欧国家所具有的现代化设计特点。它的造型如同一个纯洁的白色巨碗,没有任何过分的装饰和造型设计,体现出简约、纯净的文化特色。走进场馆,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设计都是以简约二字为主的。色彩的应用也都是以纯色为主。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一个地方,荷兰馆展现了再设计的理念,设计师们富有创造性的将废弃的建筑、及生活材料通过加工再次运用到展馆墙体的设计中来。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荷兰这个国家对环保理念的重视,也体现出异与其它场馆特有的文化魅力。像这些具有自己不同手法的场馆设计展现,这些文化上的碰撞,不仅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也让我们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熏陶,在它们巧妙的展现出民族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借鉴他们所具有的设计思路,不难说这也是我们学习借鉴的好机会。
3用现代技术来展现民族文化特色
关键词高校校园文化文化建设
高校校园文化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细胞、社会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不能与市场毫无关联。相反,由于高校校园文化本身是一个相对开放自由的体系,这正好是最有利于引入市场机制并发挥作用的空间。据此,笔者提出了校园文化市场的概念,并结合组成这个复合概念的相关概念,如校园文化、市场和文化市场诸概念,对校园文化市场作出如下界定:校园文化市场是校园文化产品和服务实现其教育和娱乐功能并产生一定经济效益的中介,是实现校园文化产品和服务从生产者、提供者转移到消费者的桥梁和纽带。
1把握好校园文化市场建设的主导方向,解决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
培育校园文化市场,要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特别是解决校园文化市场深层次的价值取向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校园文化市场建设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是校园文化市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建设的校园文化市场才能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只有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的市场产品才具有时代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给予人们充足的精神营养;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市场产品才符合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的校园文化市场才能繁荣兴旺,才有广阔前景。
同时,还要提倡多样性,这既是党的文化工作的“双百”方针在校园文化工作上的具体体现,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广大大学生身心特点的需要,更是文化主旋律本身的要求。因为文化主旋律内涵丰富,反映主旋律的校园文化产品在题材、形式、风格和表现方法上要求多样化,而且更因为社会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广大师生对校园文化的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这就决定了校园文化产品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性。
2不断完善校园文化市场的结构,解决好“教育”与“娱乐’的关系
高校校园文化具有教育和娱乐师生两个功能,要坚持用健康、文明、格调高尚、师生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优秀精神产品和娱乐方式,丰富和繁荣校园文化市场,不断满足广大师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校园文化工作者负有正确引导校园文化消费,提高广大师生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责任,要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师生宣传介绍高雅文化、严肃音乐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经典,要以重大“红色节日”如“五四”青年节、“七一”建党节、“一二·九”爱国运动等为契机,用征文、演讲、辩论、革命歌曲演唱等形式,加大校园政治文化、高雅文化的市场占有率,增强校园文化的教育性,提高师生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文化欣赏层次。要以提高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以先进性为先导,以广泛性为基础,确立校园文化精品战略,组织好校园文化精品的创作和生产,通过实施校园文化精晶战略,创造一批具有思想性、教育性和学校特点的,深受师生喜爱并有社会影响的文化力作,不断提高校园文化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冲击力。
同时,要抓好“雅”、“俗”兼顾工作,雅的主旋律的东西是实现校园文化教育性的需要,而校园通俗文化也是丰富师生文化生活,实现校园文化娱乐性的需要,它在师生中有较高的市场需求,它有缓解压力,释放情绪的特殊作用,是构建和谐校园的“缓冲器”、“剂”,同样不能被忽视。要针对校园娱乐场所、设施不足的现状,在学校政策措施导向下,重点用市场的手段,实现校园文化娱乐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适应和满足校园娱乐文化市场的需求。
3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校园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严格有效的管理是校园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没有有效的管理,校园文化市场就难以健康地发展,就不会有真正的繁荣。而这种有效管理是建立在校园文化市场繁荣和发展基础之上的,离开繁荣和发展的管理,就失去了工作的中心,就有可能成为阻碍校园文化市场发展的桎梏。抓管理,首要的是要建立和完善校园文化市场管理的法规和制度。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文化部门要对校园文化市场进行界定和规范,并制定和颁布管理法规;另一方面是高校校园文化工作部门,要结合各高校校园文化市场发展的实际,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规范校园文化市场行为,让更多更好的校园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其次是要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打击校园文化市场中的各种违法违规经营活动,维护合法经营的正当权益。再次是要坚持“扫黄打非”,净化校园文化市场。另外,还要重视校园文化的非市场化管理,即那些不能被市场所包容的文化因素的管理,诸如政治文化类、思想教育类、纯艺术类等内容,校园文化管理部门要通过恰当的手段,发挥各方面的力量来保证其在校园文化市场中的份额,不能让“俗”的挤掉“雅”的,非主流的冲淡了主流的。
4以机制体制创新为重点,大力发展校园文化产业,健全校园文化市场体系
文化产业是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点所在。对高校而言,问题在于校园文化有没有产业化的条件和可能。应该说,有一部分校园文化是具有产业化发展前景的,如文化演出团体就可以作为市场主体进行产业化运作,形成演出产业公司;与社会经济联系紧密的科研院所也可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开拓科研文化产业,形成研发一体的产业集团;还有图书出版发行产业、体育服饰、设备产业、音乐美术品产业等等。
在建立校园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学校作为管理主体要发挥主导作用,对以前归属学校管理的有市场开发潜力的文化单位进行产业化改造,变主要靠学校经费投入为通过产业化改造达到经费自给自足,变高校文化优势为产业优势。
5认真研究和把握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增强校园文化的市场效益
高校利用校园文化开展教育活动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和规律;一是自主性和非强制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一种平等互动关系,教育者不具有强制力,受教育者具有自主自愿的较大自由度;二是寓教于乐,形式多样;三是关注热点,紧跟时代。市场规律主要表现在自由、竞争、效益等方面。校园文化工作者要善于研究和把握这些规律,重点要做好这样几点:
第一,校园文化建设要以市场为导向,受教育者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提供什么,即校园文化建设要时刻以社会发展和教育对象的需求为中心来开展。同时,时刻关注教育对象的思想变化,它决定着我们下一步的“生产”计划和“生产”目标,决定着校园文化市场的有无及大小,决定着校园文化建设的成败。
第二,要注重校园文化产品的“包装”。这主要是从形式上要求校园文化要形式多样,为广大受教育者喜闻乐见、乐于接受。有了好形式才能承载更多更好的教育内容,才能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第三,校园文化市场建设要弘扬传统文化,高歌时代精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当代大学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具有无限神往,又具有完善自我的内在需要,校园文化工作者要因势利导,把大学生的这种内在需要转化为现实的需要和行动。
6加强高校校园文化的交流与沟通,逐步建立地区性校园文化市场
市场具有统一性和开放性,而校园文化市场目前却是条块分割的、封闭的。这是由于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校园文化市场的客观存在的结果。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最便捷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高校间校园文化的交流和沟通,高校之间可以互通有无、相互竞争、共同提高。可以以省市为单位,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推动和协调下,对高校校园文化资源进行协调配置,在整体提高的基础上形成各校的校园文化特色。同时,还要加强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交流、碰撞和相互促进,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碰撞中得到优化,最终实现校园文化市场与社会大文化市场的对接与融合。
7用市场文化激活校园政治思想文化市场
校园政治思想文化是指一定社会政治态度、思想和感情在高校校园的反映。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扩大和深化主流政治思想文化在大学生中认同和接受的程度。如何更加有效地完成这项任务呢?我认为可以借助市场文化激活大学生对校园政治思想文化的关注和思考,在理性思索中接受和认同主流政治思想文化。
这里所谓市场文化是指观念形态在市场中的积淀和积累,是社会文化市场中的精神和魅力。就是说一旦建立了文化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就对各类文化产品、活动、现象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吸引力、渗透力、辐射力的综合效应,具有一种非人为的张力,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平常所说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作用下,可以激起人们对政治思想文化的思索。而且市场本身所具有的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创新观念、民主观念、法制观念等等,都是同政治思想文化紧密相联的概念和观念,这本身也会激发人们对政治思想文化的兴趣。由此可以推论,我们借用市场文化观念,或许会对大学生接受主流政治思想文化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8培育一批校园文化市场经营者队伍
巴蜀地区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是诗歌创作的首选。中晚唐时期,朝廷疲敝,政治衰微,文人雅士们仕途屡遭不顺,心中多有郁闷;避难至蜀地以后,一看到这里俊美的自然风景,便顿时感到前所未有的闲适和恬静,寄情山水、超离世俗的情怀也油然而生,他们的诗歌多表达对远离尘世喧嚣的巴蜀地区的山水景色的喜爱和赞美。乾元二年(759年),“诗史”杜甫从秦州避乱来到蜀地,被巴蜀地区别致的自然风貌深深吸引而不能自拔,遂作诗一首,名曰《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7]来到蜀地之前,杜甫曾在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生活过,这些地方四季分明,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则寒气逼人。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杜甫面对巴蜀之地旖旎的风光,情不自禁地写下两首山水田园诗,名曰《水槛遣心二首》。第一首诗的开头两句“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描写了杜甫自己所居住的草堂周边的环境,说草堂不仅远离城市的喧嚣,而且周围也没有村落,因此能够放眼远眺;之后四句“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7]则是对草堂周围的景色的细腻刻画。第二首诗先对巴蜀地区多雨的气候进行叙述,“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7],正因为温和多雨,才产生出后两句中“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的景象;通过诗的后四句,“不堪祗老病,何得尚浮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7],杜甫表达了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山水之中而对功名利禄早已厌倦的情怀。类似地,诗人韦庄的《雨霁池上作呈侯学士》也是一首赞美巴蜀美丽风光的绝佳的山水田园诗:“鹿巾藜杖葛衣轻,雨歇池边晚吹清。正是如今江上好,白鳞红稻紫莼羹[8]。”整首诗语言纯朴、平实,乡里气息浓郁,读来令人心旷神怡,颇有身临其境之感。描绘巴蜀之地俊秀风光的山水田园诗是蜀地诗人创作的主流,他们大多在游赏风景胜迹时有感而发,寓情于景,寄情山水,借山川美景表达自己超然脱俗的高尚品格。
(二)巴蜀浓郁的地域气息勾起诗人客愁情结
由于巴蜀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大多数情况下诗人们是为了躲避战乱才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蜀地,而在入蜀之前,他们大都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心理状态普遍不佳;来到蜀地之后,感受到这里与家乡迥异的文化和生活状态,更容易勾起客愁情结。当黄昏来临,年迈的杜甫因远离家乡、客居蜀地而乡思尤甚,在嘉陵江边独自落泪,“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又睹巴蜀这与家乡全然相异的景色:“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更感到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最后道出“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天边行》)[7]的苦水。“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至后》)[7],巴蜀的梅花已经含苞欲放,杜甫睹物思情,不知远在洛阳的兄弟可否安好?李商隐客居巴蜀时,目睹巴山夜雨的景色,触景生情,十分想念远在长安的妻子,遂作诗《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5]晚唐诗人郑谷长年在外,命途多舛,尽管身在巴蜀,但心始终留在家乡。在《通川客舍》中,开头一句“奔走失前计,淹留非本心”首先对自己奔波劳苦的一生感到遗憾,也说客居巴蜀并非自己的本心,而“渐解巴儿语,谁怜越客吟”是说在巴蜀之地呆得久了,已经逐渐能够听懂这里人们讲的方言,但却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自己的家乡话了,道出自己客居他乡的悲苦和对故乡的怀念,末句“黄花徒满手,白发不胜簪”则将内心的哀思更加形象地表达了出来[9]。郑谷最著名的思乡怀远诗要数《渠江旅思》:“流落复蹉跎,交亲半逝波。谋身非不切,言命欲如何。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9]。”竹枝歌是流行于巴蜀一带的民歌,作为外乡人的郑谷,每天晚上都听得到这富有巴蜀特色的民歌,更增加了怀乡的伤感。诗人生逢乱世而流落他乡,家乡熟识的亲戚朋友大半已经过世,自己也已渐渐老去而无所用,读罢此时,无尽的悲凉之感顿时涌上心头。郑谷一生曾多次踏入巴蜀之地,蜀中诗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部分,其中尤以“凄凉”为主要风格。
(三)唐诗中的巴蜀宗教文化
1.蒂克维斯卡亚:《视觉文化:文化转向之后的视觉研究》(Margaret Dikovitskaya, Visual Culture: The Study of the Visual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
蒂克维斯卡亚的这本书是其博士论文,对视觉文化研究这一学科领域做了系谱性的梳理。此书通过对大量学者的访谈、观点引用和著作介绍等材料,描述了学界对于视觉文化的基本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属性的不同看法,并总结出基本的观点,同时对视觉文化在美国大学中的教学状况做出描述。此书对于了解视觉文化研究的基本内涵和理论方法,了解该领域的重要学者和著作有很大帮助,属于视觉文化研究的学科史。
该书将视觉文化定义为对各种艺术、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视觉之文化构成的研究,并判定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艺术史和文化研究两种学科的交互和冲突中发展起来的新领域。作者梳理了从1969年至2005年关于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介绍其研究对象,对视觉与视觉文化的理解,对艺术史,视觉、图像等概念与领域的界定,由此讨论学界关于视觉文化的不同理解与基本共识。同时,作者对北美视觉文化研究学者进行直接的访谈或问卷调查,了解其对视觉文化的对象、方法、学科来源、研究路径等问题的理解,并将17篇访谈作为附录。这些访谈文字是重要的关于视觉文化学科自反性的思考,众多来自不同学术学科(艺术史、媒介研究、视觉传达、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电影学、批评理论等)而均认为自己从事的是视觉文化研究的学者从自身的学术道路出发,回答什么是视觉文化研究的问题,描述其理论方法,辨析其与其他各种稳定学科的联系和区别,寻找其学科能够确立的根基是什么。
蒂克维斯卡亚的工作的价值在于第一次全面汇集了视觉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和学者的信息,梳理出关于该学科性质和理论方法的系谱,型构出视觉文化的跨学科、跨媒介的综合学术思考的驳杂面貌。通过该书的梳理,视觉文化必须从多方面进行描述:一、传统艺术史学科在研究对象上扩展,从美术作品发展到电影电视、通俗图像、影像、广告、医学图像、互联网、数字影像等;同时,艺术史研究与图像研究在方法上进行转换,社会历史文化的构成与效果取代了风格与形式成为根本的问题。二、文化研究的潮流在对象和方法两方面促成上面的转变,视觉成为人们在当代社会中协商意义的重要途径,它为社会意识形态所限定,反过来也强化或颠覆各种权力话语。在此,一种关于视觉的社会理论出现。三、批评理论介入对视觉对象与视觉实践的研究,符号学、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等成为解释视觉对象的重要理论工具。四、视觉文化与现代性研究相结合,提出视觉现代性(visual modernity)范畴,构建一种现代视觉文化史,着力于描述和分析18、19世纪以来出现的建立在新技术、新媒介和不同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新型视觉和观看主体。五、视觉文化与各种文化研究相结合,视觉与旅游、视觉与大屠杀、视觉与黑人文化、文学与视觉文化、女性主义视觉文化、疯狂的视觉再现等题目越来越丰富。
2.米尔佐夫:《观看的权力:一部反视觉的历史》(Nicholas Mirzoeff, The Right to Look: A Counter history of Visu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纽约大学媒介、文化与传播系教授米尔佐夫是国内学界引用最多的视觉文化研究学者,他的《视觉文化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成为国内了解视觉文化研究基本内容的首选读物。《观看的权力》是其2011年出版的新书,其视野由《视觉文化导论》中的普遍性和《观看巴比伦:伊拉克战争与全球视觉文化》(Watching Babylon: The War in Iraq and Global Visual Culture, 2005)中的当代性转移到欧洲殖民历史,探讨一个由赛义德开启的后殖民批评话题,揭示出视觉在西方现代性的全球霸权形成中发挥的作用,提出殖民控制视觉,观看的权力实际带来反视觉(counter visuality)。
米尔佐夫从视觉文化的角度反思欧洲殖民现代性。他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在视觉性和反视觉性之间进行的斗争,主要讨论了三种欧洲历史实践――奴隶制种植园、帝国主义和当代工业战争――中视觉文化产品所发挥的文化表征的功能。他将这三种历史中的视觉操作称为“视觉复杂体”(complexes of visuality),其中奴隶主与奴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战争双方都在争夺视觉表征的资源,权力通过视觉进行分类、隔离、命名、量化和美学化,进而将自身化装成非历史的、自然的。但是每种“视觉复杂体”同时也包含了反抗,在废除奴隶制、反殖民民族自决和反战等运动中,被看者同样追求“看的权力”,努力在压制性的欧洲霸权中寻求自主,视觉在此同样灵活地操作和协商意义。米尔佐夫改变了在《视觉文化导论》一书中关于视觉文化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而认为视觉性不是当下的全视机器,而是自19世纪早期以来的历史的视觉化。
该书建立在丰富的视觉与文化材料之上,考察了加勒比海的种植园、海地革命、南亚的解殖运动、意大利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全球反战运动和当代景观与监视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在第一章开篇,作者列举了五张图片,认为它们正是视觉性在历史上出现的几个重要阶段:(1)监视:种植园中的监工通过视觉来控制众多奴隶的劳动。(2)战争视觉:拿破仑滑铁卢战争中的一张想象的与符号性的地图。(3)帝国视觉:弗吉尼亚前沿的一个鸟瞰地图。(4)工业战争:闪电战中为轰炸服务的航空照片。(5)后监视视觉:宇航提供美国墨西哥边界的遥控画面。米尔佐夫揭示出人的视觉经验(包括技术的层面和隐喻的层面)根本是伦理的和政治的,在视觉文化研究领域中引入深厚的历史和政治内容。
在导论中,米尔佐夫显示出理论建构的野心。他提出“看的权力”和“反视觉性”两个重要概念。米尔佐夫以一个“原初场景”开始论述,当警察看到一个市民靠近,他说,“快走,这没什么可看的!”这里,市民在要求一种“看的权力”,从中吁求一种自主性,而这种要求被警察所代表的国家权威驳回,恰恰是占据的监看位置的视觉性权威压制了看的权力。与看的权力相对立的是另一种视觉性的权威。在米尔佐夫那里,视觉性是社会中定型了的观看,是权威,而“看的权力”和“反视觉性”则是在既定视觉秩序中争取主体的场域,这种主体性不是个人主义的或者窥癖式的,而是一种政治性的集体主体。米尔佐夫借用查科巴蒂(Dipesh Chakarabarty)将资本主义分为资本1和资本2的做法,将视觉性也分为视觉性1和视觉性2,视觉性2是对结构化的体制化的视觉性1的扩散、补充和反对。但不是所有的视觉性2都是反视觉性,反视觉性的根本是追求看的权力,是对视觉性的反抗与颠覆。
3.安妮・弗莱伯格:《虚拟之窗:从阿尔伯蒂到微软》(Anne Friedberg, The Virtual Window: From Alberti to Microsoft, Cambridge: MIT Press, 2009)
安妮・弗莱伯格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影视学院批评研究系教授、主任,在《虚拟之窗》之前著有《橱窗购物――电影与后现代》(Window Shopping: Cinema and Postmodern)一书,影响广泛,《虚拟之窗》出版后,凭借此书她获得电影与媒介研究协会的Katherine Singer Kovacs奖。在此书简装本出版之际,弗莱伯格去世,作为媒介文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者,她在电影与媒介文化研究方面享有盛誉。
此书为理解西方从文艺复兴至当今社会的视觉文化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具有穿透力的理论观察,即窗口隐喻。弗莱伯格在从绘画史上的阿尔伯蒂透视法到当今电脑公司微软开发的Windows系统这一漫长、无序、复杂的人类视觉与媒介发展进程中,发现“窗口”这一隐喻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一个核心位置。窗口连带起透视法中的窗子与框架、暗箱小孔、摄影镜头、运动影像的投射、玻璃窗、透明、电影银幕、电视屏幕、电脑屏幕上的复合窗口等,将一种遵循视角与框架、追求透明的西方视觉的核心及其变体揭示出来。这种窗口视觉的主流脉络是透视法绘画、暗箱视觉、拱廊街、摄影与电影,但同样也包含了反抗窗口与框架的立体主义绘画、表现主义电影和复合的电脑屏幕。而窗口视觉也与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相关联,比如笛卡儿理性主义与透视法之窗口,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与摄影框架,伯格森哲学与虚拟影像,维希留的美学讨论与屏幕等。
弗莱伯格在导论中明确将窗口作为现代性视觉的隐喻,由此思考透视、绘画、建筑,甚至活动影像媒介,将窗口/框架/屏幕看作同一性质的结构,延伸进西方现代视觉媒介的发展过程。透视法中的基本要素――(1)一个长方形的框架,(2)窗子作为绘画框架的比喻,(3)通过框架可以看到对象,(4)窗子是透明的玻璃,(5)观者的不动――都在后世各种视觉媒介中得以保留,电影的、电视的、电脑的视觉再现都建立在透视的观者位置基础上。但这个线性的观点必须复杂化,人们需要一个更精细的关于观者位置和一个固定框架之间关系的讨论,这个框架中可以是静止的或活动的、单层的或多层的、抽象的或具象的、顺序的或是不顺序的等,比如说活动影像的剪辑可以给观者提供多重视角,但又是顺序的、在一个固定框架中的。电影的核心形式仍是一个框架中的一个影像,联结在一起。透视法也许终结于电脑屏幕上,数字技术创造出多窗口多框架的另一种视觉系统,一个窗口中的图像和文字与另外的窗口并列于同一个屏幕上,上下前后,没有时间或空间的关系。
窗口,区分了观看者与被看者,将处于物理空间中的观者与窗口内的虚拟空间中的影像区隔开来。此书题目为“虚拟之窗”,作者对虚拟(virtual)这一概念做了新的阐释,认为虚拟并非单纯指电子或数字制作的图像,不只是虚拟现实的虚拟,而是可以指任何能够看见但不具备物质形态、无法被测量的形象,比如各种镜(头)中影像。虚拟影像是经过光学技术中介的视觉形态,是一种非物质形式的影像,但也可以被赋予物质载体。虚拟概念曾在伯格森那里被用来指称人的记忆的非物质性。虚拟一词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而非一种具体的媒介。“虚拟的窗子”,提示着现代视觉的虚拟本质,窗/框架/屏幕都不是客观的观看载体,而是影像发生的虚拟空间,观者在一个虚拟界面中观看虚拟的影像,正是现代观看实践的基本面貌。
4.汉斯・贝尔廷:《图像人类学:图像、媒介与身体》(Has Belting, An Anthropology of Images: Picture, Medium and Body, Tomas Dunlap t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贝尔廷是享誉世界的德国艺术理论家、艺术史家,在国内美术学界亦有盛名,其“艺术史终结论”引发广泛关注与争议,近年来时而被邀请来中国做演讲和对话。《图像人类学:图像、媒介与身体》德文原版于2001年,10年后出版了英文译本。
(一)追求的目的不同对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为了揭开历史内在规律,找出历史文化的普遍意义。历史文化是历史研究的分支,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所研究的历史文化属于更深层次,能够为人类揭示更多的历史发展规律。如对一件古瓷器进行研究,在历史文化研究中尽管也会注重该物的表现形式,但侧重点却在于研究这件瓷器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生产力。而在旅游文化中所追求的研究却是在于挖掘瓷器的表现形式与个性意义,并从审美角度对其价值进行提升,激发其旅游的功效。旅游文化在追求方面经济目的性明显更大,但在社会功能方面而言,旅游文化看重的是审美功能,历史文化则着重教育的作用。历史文化所带去的经济效益能够推动旅游文化发展,但作为历史文化却只能够为学者提供研究历史的依据,并不具备较高的经济效益,这也是两者之间的显著区别。
(二)物化表现形式不同历史文化是过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物化的表现,具有不可改性,依靠历史来放置的物品仅仅只体现出了其精神,且不能脱离历史实质,因此,在对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时,只能够通过第一资料进行。旅游文化却不一样,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能够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再创,对旅游文化的研究即利用历史文化中所沉淀的素材进行一个具有特色的旅游人文环境创造,这一新的旅游环境能够带来观赏的价值。如绍兴市的鲁迅故里,从历史角度来看,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变迁,这一故里早已经不复当年的模样,所能够遗留下来的文物也屈指可数,现代的人们已经很难从这些残缺的事物中找寻和体会当时的社会风情了。但在这时能够利用旅游市场的优势,从旅游文化的角度进行再创造,就能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旅游景点和旅游资源,从而使游客在这里看到历史,品味文化,从而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和文化水平。
二、旅游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内在转化关系探讨
旅游景观利用文化来吸引旅游者前来参观,说明文化是旅游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随着旅游业不断发展,文化对旅游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历史文化中所沉淀的文化也开始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并作为一种旅游文化呈现。这样一来,旅游文化和历史文化又存在这一种内在的转化关系。
(一)旅游文化向历史文化转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所在,也是旅游业中最为重要的核心部分,就目前国内外旅游行的发展现状来看,旅游文化要想向历史文化进行转化,将会是一个极其漫长而又必须面对的进程。对于旅游业来说,在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已然成为旅游中的主打品牌,其早已成为旅游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文化资源对旅游业能够起到潜在价值的激发,只有促进旅游文化向历史文化的转化,才能够更好地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要想要旅游文化向历史文化转化,其方式通常都较为简单直接。历史文化具有时间依赖性,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和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性文化,旅游文化却由于是历史文化基础上的创造,而缺乏一定的时间依赖性。由此可见,旅游文化是否能够成为历史文化的最主要标志也在于时间。无论是通过旅游业进行景点整合来打造的非原生态旅游文化,还是由前来参观的旅游者所制造出来的原生态旅游文化,这些旅游文化只要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保留下来,而这种文化也就逐渐具有较强的时间依赖性,从而在未来成为一种“历史文化”。除此之外,旅游文化要想转为历史文化,在时间因素的基础上,还要具有“真实性”。尽管旅游文化相对于历史文化而言,不需要具备绝对的真实与客观,并且还能够在此基础上加以一定的创造,但其本质还是起于历史文化,是不能脱离历史事实的,这种依靠历史文化加工而来的旅游文化需要有一个衡量的“度”,防止文化的胡编乱凑及虚构,不然,这种过于脱离历史,过于虚假的旅游文化,极有可能在还未转化为历史文化的时候,就被旅游者与消费者唾弃并被历史淘汰掉了。
(二)历史文化向旅游文化转化历史文化向旅游文化进行转化的过程并不简单,具有较多的层次。这是因为历史文化在转为旅游文化时,首先就要被旅游业进行创造与加工,才能够进行。历史文化的分布广泛,其可以存在于旅游环境之中,也可以存在于个体旅游景区,只有旅游者对这些历史文化载体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才能够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内涵,才能够在浏览和体验的过程中将历史文化转化为具有创造性的旅游文化素材,如旅游情感文化、旅游审美文化、旅游交往文化以及旅游认知文化等等。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只有旅游者在参观与体验过程中,对这些历史文化进行了选择与解读,历史文化才会得到创造,并逐渐转化为旅游文化存在,旅游者在历史文化向旅游文化的转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这些原生态的旅游文化却大部分都以精神为主题,并不具有客观实体,其核心内容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需要旅游者在转化过程中反复的体验与摸索。另一方面,历史文化转为旅游文化还要通过旅游业的整合与利用。由于文化因素对旅游业的影响力日益增大,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考虑和尊重旅游者的文化需求,并通过对历史文化进行发掘与整合,来为更多的旅游者提供文化服务。这样一来,原本只具有研究意义的历史文化就会逐渐转化为具有观赏意义的旅游文化。这些历史文化虽然已经转化为了非原生态的旅游文化,并且给不同的旅游者带去了观赏的体验,但其文化本质却不会发生改变,其所改变的仅仅是文化的承载与呈现方式。这一类的旅游文化通常也具有一定的实质性载体,是需要通过对文化进行挖掘才能够进行解读的一种旅游文化。
三、结语
1.1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对复杂的系统进行评价通常是依靠多种指标进行的,而指标的选取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是一个关键问题,更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指标数量过少会使信息量不足而影响评价结果,指标数量过多则会出现大量的冗余信息,加大了分析计算的难度.所以指标的设计一定要坚持全面性、发展性、特殊性、可操作性和侧重性等原则.
1.2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目前对于指标的筛选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等,其中,层次分析法主观性较强,由于评价者的不同偏好,对所给出的方案评价不一,导致部分信息失真;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虽然能减少指标间的相关性,但是剩下的指标不能全面地反映评价目标的特性.该文构建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大体思路如下:首先根据专家经验初步拟选出能够反映该体系脆弱度的相应指标,构建一个初步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该体系中各个子系统中初步选取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选择出最能代表该子系统的指标并建立最终评价体系.
1.3脆弱性评价模型的建立
该文将模糊数学方法和传统评价方法相结合来分析系统的各方面相关信息,首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合并相似度过高的指标并选出代表指标,同时引入区间变量,建立系统间的发展阶段的模糊区间,以模糊辨别两系统的演进模式,并结合模糊函数建立评价模型,以此研究两系统间的脆弱状况。
2结果分析
2.1评价指标的初步选取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带动经济的发展;二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周边的用地性质发生了改变,进而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观念.因此,城市化子系统应该包括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又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城市化指标共选取了27个.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资源环境或与生物体进行物质能量流动众多因素的集合.生态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物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二是影响生物体的各种生态因子.因此,本文从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噪声环境和生态保护五个方面构建生态环境子系统.每个方面也同样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生态环境共选取了20个指标.
2.2评价指标的筛选
以经济城市化子系统为例,运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出树状图,五次迭代内被归为一类的说明指标间相似度较高,可以合并为一类,从而得出该子系统内的代表指标.同理可以得出其他子系统的代表指标,该文不详细列出.最后得出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模型.
3结论与讨论
该文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并根据聚类分析后得出的树状图确定分类个数,构建了评价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解决了指标在选取时的信息重叠和筛选后的指标存在片面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中某些城市脆弱度隶属度基本维持不变,而其他城市则有向上一级脆弱度过度的趋势,整体来看没有逆向发展的趋势,说明这些地区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对各个城市之间进行比较,鹤岗和鸡西2004~2010年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等级中,而双鸭山则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和中度脆弱两等级中,虽然这些城市没有逆向发展,但是由于该种脆弱度较为低级,所以以上城市应加以应对,扭转现有形式向良好脆弱度等级发展;佳木斯2004~2010年间虽然也基本处于较重度脆弱度等级中,但是佳木斯却呈现出了向中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说明该城市治理的方针政策是有效果的,但是力度不大,所以趋势较缓较慢;七台河基本以中度脆弱度等级为主,近几年呈现了逐渐向较轻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而牡丹江则是这些城市中发展最好的城市,总体上以较轻脆弱度等级为主并且还明显的有向轻度脆弱度等级发展的趋势,说明该地区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力度较大.
论文关键词:成语;中国文化
汉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成语又是汉语中的精华,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成语蕴含着宝贵的文化财富,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辉煌,了解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传统中华美德等众多方面。
一、成语中展示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成语与农业生产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黄河、长江哺育了我们肥沃的家园,农业生产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农业成为国家赋税的基本承担者。有许多成语对古代先民农业生产生活进行了描写。“田连阡陌”,谓田地广袤,接连不断。“精耕细作”谓精心细致的耕作。“寒耕热耘”寒冷时耕种,炎热时除草。形容农事艰辛。《管子·臣乘马》:“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热耘,力归于上。”这些成语都体现了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历代封建帝王都提倡“重农抑末”,把农业看作是国固邦宁的根底,成就霸业的基础。
农业生产者也逐渐养成一种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例如,“躬耕乐道”是指亲自耕种,乐守圣贤之道。《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胡]昭乃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警世恒言》卷一七:“隐于田里,躬耕乐道,教育二子。”
还有一些成语字面上描写农业生活,现在经常使用它们的比喻义。例如,“蹊田夺牛”(牵牛的让牛踩了田地,因此,被人把牛夺走。比喻惩罚过重),“解甲归田”(军人退伍回乡务农,现泛指离职回家),“拔苗助长”等等。
2.成语与建筑
中国的古代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宫殿,陵墓,寺庙和园林四大类型中,成语表现了它们的某些艺术特点。例如,“堂皇富丽”(宏伟美丽,气势盛大),多形容建筑物,特别是宫殿的宏伟华丽。又如,“雕梁画栋”亦作“画梁雕栋”,谓彩画装饰的梁栋。形容建筑物的美丽华贵。元·郑廷玉《看钱奴》三折:“这的是雕梁画栋圣祠堂。”元·王子一《误入桃源》二折:“光闪闪贝阙珠宫,齐臻臻碧瓦朱甍,宽绰绰罗帏绣栊,郁巍巍画梁雕栋。”《西游记》第十七回:“入门里,往前又进,到于三层门里,都是些画栋雕梁,明窗彩户。”《醒世恒言》卷二九:“中间显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甍碧瓦,画栋雕梁。”
中国古代的建筑强调群体的宏伟,如果是“独门独院”,则显出一家独住,而与四邻不相通,和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相违背。另外,建筑物形成群体结构时,屋与屋之间有很多“空”,亭池草木点缀其中,显出主次之分,虚实相间的效果,特别是楼台亭阁,总是以其“空”面向外界,达到和自然的交流,身在“琼台玉宇”(指华丽精美的建筑物。常用以形容仙家楼台或月中宫殿),使人如置仙境。
建筑结构中的一些各称也经常用在成语中比喻人或事情。例如,“栋梁之才”(比喻能担负重任的人才。)“栋折榱崩”(栋,房屋的正梁,榱:椽子。正梁断裂,椽子倒塌。比喻倾覆。)“抚梁易柱”,传说中商纣王能手托屋梁,抽换房柱。形容力大无穷。)还有“添砖加瓦”,“偷梁换柱”,“铜墙铁壁”等等。
3.成语与服饰
从与服饰有关的成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的衣着主要的是体现个人的身份或地位,这里主要介绍几个。例如,“高冠博带”,亦作“峨冠博带”。指带着高大的帽子,系着宽阔的衣带。形容儒生的装束,或指穿着礼服。《墨子·公孟》:“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元·关汉卿《谢天香》一折:“恰才耆卿说道好觑谢氏,必定是峨冠博带一个名师大夫,你与老夫说咱。”《三国演义》三七回:“忽人报:‘门外一先生,峨冠博带,道貌非常,特来相探。’”
形容帝王官僚阶层的有“黄袍加身”(以天子黄袍加载身上,即用为天子之意。)“凤冠霞帔”,“衣紫腰金”(衣紫,穿紫袍,紫袍为古代官服。腰金,腰间佩戴金印。指做大官。元·关汉卿《蝴蝶梦》二折:“陈母教子,衣紫腰金”。明·无名氏《精忠记·说偈》:“感吾皇,博得个衣紫腰金,朝野为卿相,方显男儿自强。”)
二、成语折射出的中国古代精神文化
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包含了教育制度,宗教文化,政治制度,古代哲学,传统伦理道德等等方面,本文主要分析成语体现出来的古代教育思想和中华传统美德。
1.成语与古代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数著名的教育家,流传下来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成为优秀的教育遗产,至今仍具有不朽的魅力。
中国古代教育家意识到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个人自身道德修养的教育。古代的教育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在教授知识技能之外,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提升,比如从以下这几个成语中,我们可以感受中华民族对气节、操守、和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立身行道”(谓修养自身,奉行道义。南朝梁·萧统《与晋安王纲令》:“明公儒学稽古,醇厚笃诚,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克己奉公”(严格要求自己,一心为公。《后汉书·祭遵传》:“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改过迁善”(认识并改正过错,诚心向善。)……这些成语在漫长的中国历代教育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古代教育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独特的、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手段,这些优秀的教育理论,好多都浓缩为成语,脍炙人口:
公认的最优秀的传统教育方法之一就是“因材施教”(依照受教育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2.成语与中华传统美德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以“善”为核心,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道德,有自我的约束和完善。中华民族有许多传统美德至今为人们继承和发扬,在成语中我们能充分体会这一点。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核心,仁的核心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从家族内部把这种爱延伸到社会,就成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对国家也要有担当,甚至危机时刻可以“为民请命”,“杀身成仁”。
现代社会人们交往的诚信原则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待人做事都要“诚心诚意”,“言而有信”,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从古至今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的美德。如果是“背信弃义”必然会到严厉的道德谴责。
勤劳节俭,清正廉洁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三国的诸葛亮提出要“俭以养德”,“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人需自我约束,不贪求太多,才能表现出“刚正不阿”,才能正己,正心。此外,“厚德载物”“荣辱不惊“天下为公”“不屈不挠”等成语也能让我们领略崇高的民族精神和传统中华美德的精髓。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化交流;唐诗;欣赏
Abstract: For many years,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cultural sense are indispensable from each other. The poems produced in Tang dynasty, a cultural relic in Chinese history, needs to spread and be appreciated by the whole world. Bu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 has slowed down its influence and speed. Therefore, to enhance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is the key to perfect the translation of pomes in Tang dynasty, which can also better westerners’ appreciation to our ancient cultural achievements.
Key words: Cultural difference, communication, poems in Tang Dynasty, appreciation
一、“翻译之事,由来已久”
在我国有史料可考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周代。《周礼》中提到“行人”,即负责接待四方使节与宾客任务的官员职称,他的职责就是“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书中还提到,周代每七年就要将诸侯国的翻译人员集中到周天子所在地加以训练。这是关于我国翻译人员培训的最早记载,也可看出古代就对翻译活动的重视。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后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解放后,翻译活动更是达到一个繁荣时期,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各种翻译理论和流派层出不穷,涌现出了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优秀的译作,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翻译与文化
翻译从一开始就和文化密不可分,翻译活动通过语言和文字向外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并引进异域的文化,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可以说,如果缺少了翻译活动,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谈翻译就不可避免的要谈到文化。
古往今来,人们对文化的定义可以说是形形。英国“人类学家之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做了如下阐释:“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则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文化进行了定义。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的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还有的观点认为,所谓文化,就是某一社会在某一时期的所有产物,包括风俗、信仰、艺术、音乐和其他所有的人类思维产品,例如古希腊文化、古埃及文化等。正如王克非先生所说,无论怎样定义,归根结底,“文化是理性人类创造的物质价值精神总和,具有时间、空间意义,这个最根本的特性应是趋同的认识。”
三、唐诗英译中的文化障碍
唐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鼎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涌现了许多伟大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创作出了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唐诗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是中华文明的精华之一,因此吸引了许多中外的翻译家将其翻译出版,向世界人民介绍这一辉煌的艺术成果,国外如Herbert A.Giles、W .J .B.Fletcher等,国内如翁显良、许渊冲等,都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往往最能集中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活动,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翻译,人们得以了解该民族的地域风情和人文精神。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一个民族的语言的体会与理解是有差异的,在翻译中不可避免的会有许多困难和障碍。现撷取数例,分别从数量词、地理名词和典故这三个方面来浅探唐诗英译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文化障碍。
数量词
在汉语中,诸如“一”、“三”“百”、“千”、“万”等数词随处可见,例如“三思而后行”、“一不做二不休”等等,这种语言习惯不可避免的会体现在唐诗中。例如李白的《秋浦歌》写到: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这里的“三千丈”是夸张的用法,因为头发不可能长到“三千丈”,熟谙汉语习惯的人都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来说未必就这么容易体会其中的夸张,所以Giles将这一句译为:“My whitening hair would be a long long rope.”用 a long long rope这一具体的形象替代了“三千丈”这个数量短语,虽然意似,但是却失去了原文的艺术冲击力。再看柳宗元的《江雪》中的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诗中的“千”和“万”并非是具体的“一千”座山或者“一万”条路,而是用来形容山和路的数量之多。Bynner将之译为:
“A hundred mountains and no bird,A thousand paths without a footprint.”
为了句式工整,“千”译为“A hundrd”,“万”译为“A thousand”,不知道那些异国的读者们能不能体会到其中的含义。
转贴于 地理名词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因此一个地名往往会让人浮想联翩,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映,比如巴黎总是和浪漫联系在一起,而纽约总是让人想到繁华喧嚣。同样,中国文化也给一些中国的地名染上了独特的色彩。杜牧在《赠别》写到: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Bynner将后两句译为:
“On the YangZhou Road for three miles in the breeze,Every pearl-screen is open.But thers’s no one like her.”
扬州在古代可能相当于现在的上海,是文人墨客向往的消魂之所,曾有“腰缠十万贯,骑鹤去扬州”的说法。 Bynner用的是直译法,可是对与一个外国读者来说,扬州这个地方的文化含义恐怕很难理解,也就难以体会到诗句的精妙,因此许渊冲教授将之改译为:
“When the spring wind uprolls the pearly window screen,Her face outshines those on the splendid three miles way.”
这种意译的方法似乎更妥。
再比如张说《蜀道后期》: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秋风不相待,先到洛阳城。”
Fletcher将后两句译为
“The winds of autumn they wait not for me ,But hurry on thither whereI would be。”
吕叔湘对这个译文大为赞赏,认为“洛阳”如果直译“不若如此之能曲达”,因为洛阳是历史名城,其文化内涵是直译难以传达的,不如意译。
3.典故
许多典故来自于民间传说、经典名著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形象性,比如我们在谈到情人分居两地时常用“牛郎织女”来形容,这一典故来自与我国的民间传说,再比如说“阿Q”精神,指的是精神胜利法,出自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这些典故深入人心,几乎妇孺皆知。事实上典故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和民族心理,熟知典故的读者就能轻松体会到阅读的乐趣,反之真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们以孟郊《古别离》为例,诗中这样写到:
“欲去牵郎衣,郎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
在这里“临邛”用的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典故,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意象,它表达了女主人公的愿望,即希望丈夫走后不要另觅新欢,弃家不归的愿望。Flecher将之译为”your late returning does not anger me, But that another stealed your heart away”。值得肯定的是译诗传达出了原作的基本信息,读者还能感受到原作中的韵味,但是丧失了原文的民族特色,信息传递也有所偏差,原文含蓄意味深长,而译诗则直奔主题,态度鲜明。
再如杜秋娘的《金缕衣》,对于这首诗的标题的翻译就有多个版本。Bynner将之译为“The Gold-threaded Robe”,是直译字面的意思。Henry H.hart译为“wise age to youth”是根据诗的主题进行的意译,已经完全背离了“金缕衣”的原意,事实上《金缕衣》是中国古代的曲牌名,这首诗的主题是劝人们珍惜少年时光及时行乐。因此黄新渠用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译为”Advice to the young(Ancient tune:JinluYi)”,似乎更为妥当。
【关键词】语言;文化;批评;美;深
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形态。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和文学观念的更新,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所以,对语言文化批评进行全面的认识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
语言文化批评的定义问题
就笔者所知,“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称谓最早由青年学者赵奎英提出。她把语言文化批评界定为一种以语言为本体、以文化为视野的批评形态。笔者认为赵先生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术语的提出与界定比较精确的概括了这种新型批评形态的内涵,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形态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批评形态立足于文本,把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统一了起来,把科学研究与人文关怀结合了起来,对我们深入窥视文本极有启迪。
首先,以语言为本体。归根结底,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文学作品也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与表达的问题。“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不仅“美”,而且它自身还闪耀着思想之光,透析着思维之理。所以我认为,以语言为本体,从更为基元的语言视角出发对文本展开批评,定能取得可喜的效果。
其次,以文化为视野。文学是一个具有多重价值功能的有机统一体。它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具有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功能。而它的认识教育价值大都是通过文本中所透射出的生存境遇、人物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来实现的。所以语言文化批评要求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探索文学,去挖掘文本的内蕴之美。
再次,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批评重在实践与应用。语言文化批评在应用中始终围绕文本展开,始终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文本在整个大文学活动中就处于核心地位,没有文学作品就无所谓有作者或读者。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作家的创作意图并非能够在文本中得到完全体现,读者的阅读感受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在批评中只有文本才是最可依凭的基础。语言文化批评就是一种以文本为终极依据的批评形态。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立足于文本的,以语言为本体的,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分析文学现象的批评形态。
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
目前,尽管从语言与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实例屡见不鲜,但“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还未得以正式使用,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及其理解笔者最初从导师赵奎英先生处习得,这一批评形态究竟具有多大的理论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形态而存在,这在学界还没有现成的定论。这也就涉及到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在文学现状日益繁复,文学作品日益精细化的当今,笔者认为语言文化批评理应作为一种颇具生命力的批评形态而得以重视。
首先,语言文化批评有其自身独到的批评视角,那就是立足于文本,从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语言角度入手去透视整个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在审美形式与文化研究强势风行的语境下,语言文化批评有助于端正形式主义过于重视文学分析的操作性而造成的乏生命以及文化研究过于重视文学的批判精神而忽视文学之“美”的缺失。它把对文学的科学分析与人文目标很好的结合了起来,为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其次,与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几种典型的批评形态相比较,语言文化批评仍有其突出的独到价值。伦理批评由于把强调的重心固于文学内容的道德评价上,必然对文学的活力和灵性有所忽视。社会历史批评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很多积极启示,但这种批评的目光在透入文学之“理”的时候也天命样的划伤了文学之“羽裳”,这种批评形态更多的把文本当作了记载与考据。而审美批评与心理批评都把文学囿于一种视角之中,很难让我们对文学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语言文化批评正是汲取了群多典型批评形态的优势,在批评实践中更好的兼顾了文学的特性与多重性,协调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性与内在文化蕴藉性,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具开放性的视野。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当下批评界鲜明的存在着内外之争,即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争论。阎晶明、吴玄等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异于文学本质的外部研究。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而文化批评阻碍了文学的这种自主,并有消解文学之害,所以他们认为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所以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即审美批评。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切合文学本质的内在批评来加以宣扬。其实,文学不只限于审美,文学研究也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是以揭示“文学性”为唯一目的)。所以我觉得语言文化批评能够为当下存有的批评误解提供积极启示。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颇具开放性与启发性的批评形态,应该得到认可与重视。
语言文化批评的标准问题
文学批评犹为手术刀,贵在应用与操作,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在批评实践中才能得以彰显。如何运用语言文化批评分析文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标准可以概括为美与深,美关涉文学的天命与本质,深关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文学要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它的超功利性注定美是文学的一种天命。语言文化批评虽以语言为本体,但对作品美的要求并非仅限于语言或形式之美。它是立足于整个文本,“美”也是对文本这一自足整体的全面要求。具体说来,⑴美要“真”。美而不真是华而不实。我认为“真”要注意三个基本点,一是事真。文本中所讲述的事件要真实。《琵琶行》、《孔雀东南飞》中的故事如果是虚假的,它们肯定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撼力。二是要情真。文学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不必事事真实,但必须情真意切。现象界虽然没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景象,但诗圣忧国忧民与败城亡生的真实感痛足以让此诗传诵千年。三是要追求现象真实与历史本质真实的统一,即包含着某种必然性的那种偶然的真实。本而言之,文学作品并不是直接的现实,它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但在这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中,我们只有追求了包含着必然性的偶然真实,才能提供某种真理性的启示与认识,才能光扬文学那种独到的魅力。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文本,譬如《红楼梦》,譬如《百年孤独》,无不如此。⑵美要“当”。文学时常会让人感到无奈,就像“美”这一标准一样,谁都知道文学应美,可怎样才算是美呢,美的因素有那些呢?面对这些疑问往往只有不知所措。美其实常常只是一种直觉评价而已,对“美”这一标准的分析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
“当”也是如此。“当”顾名思义就是恰当、适度之意。“恰当”与“适度”都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只有处于一个整体或范围内才存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里的“当”是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提出的要求,并不是仅仅针对形式或语言。具体说来,一是“当”要使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要素在文本中不仅要各得其所,达到一种多样统一的完整和谐,而且还要富有弹性与张力,彰显表现力。例如我们分析余光中的《乡愁》,不仅要顾及诗歌的三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更要注意这种“美”具有何种意味以及是怎样表现这种意味的。二是“当”要求语言、结构、方法等文体与形式方面的要素要和文学形象以及文本内在思想内涵达到一种适当的统一,这是“当”的一种深层次要求。语言文化批评始终强调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整体,所以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一视野下不应再分为彼此。《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文本语言越“丑”的冗长、啰嗦、累赘就越美。因为语言越啰嗦,张大民的贫嘴形象就越鲜明,这就是语言与形象之间的一种“当”,一种美。在《丰乳肥臀》中,莫言用一种可逆性的话语来刻意表达一种对神性、男权和永恒的颠覆与消解,这种叙事风格和表达形式与作者所追求的效果以及文本所投射的底蕴是切合的,这也是一种“当”,一种美。所以说,“当”不是中庸,不是不要张力,恰恰相反,“当”要求众要素在和谐共处中能够鲜明的彰显弹性与张力。
美不仅要真,要当,且还要有启迪,要意味,有价值。这里也就又有了“深”的要求。语言文化批评不仅以语言为本体,也以文化为视野,所以语言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作品不仅要“美”,还要“深”。
深要求文学作品在其语言表达中能够呈现出人类群体或个体的生存境遇,能够透露出人物主体的心理状态,能够折射出文学人物的思维方式。当然“深”在此是一种概括的要求。在文本折射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之时,“深”自身就蕴有精细、宏大等要求。古今中外的伟大文本无不昭示着“深”这一特征。《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封建末期的一部百科全书,政治的、文化的、社会伦理的生存状态都可在此书中找到踪迹。《卡拉马佐夫兄弟》简直就是一个心理冲突与斗争之域。而《阿Q正传》则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一种特殊而典型的思维方式———精神胜利法。
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文学作品毕竟不是记录与考据,文本在深刻反映出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的同时如果失其“美”,那它就成了历史,成了哲学,成了心理学,就迷失了自己。所以“深”与“美”是统一的,美要深,要有启迪;深而不涩,要美。这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
我认为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批评形态,合理的运用它一定会对我们深入的分析文本有所启迪与帮助。
参考文献
[1]《混沌的秩序》 赵奎英 花城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