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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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玉石文化论文范文
依据世博会所附有的属性，它所体现的主要核心是“文化”。文化能客观直接的反映出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的民族特色，并把它以场馆设计的形式去展现出来，从而达到吸引参观者和推崇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目的。显而易见，世博会中的每个场馆都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性文化的体现。设计师通过将本民族的文化元素通过巧妙设计运用到本国的场馆中，这不仅可以增加参观者的视觉精神感受，同时也能增添观众的兴趣，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文化的了解。2010年我国上海成功举办了规模浩瀚的世博会，它的成功不仅促进给我们国家经济和相关产业的经济带来了有效增长，同时也让我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参观者，收获到了视觉上的完美体验。我们也感受到了从所未闻的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感受到文化在每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性。在每个场馆中，设计师都巧妙的融入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设计方法，这不仅能体现出每个国家的不同设计风格，也能够很好的将本民族的文化元素体现在场馆的建筑设计中，同时也给能让参观者感受到来自不同国家文化的特色的洗礼。世博会的各种造型独特、风格各异的场馆建，给前来参观的人们带来了一场精彩而丰富的视觉盛宴，不同的场馆反映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人文价值取向。
2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理念设计
在世博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筑琳琅满目的场馆设计，细细品味在这些设计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本民族文化元素的体现。下面以印度国家馆为例来阐述它所独具的民族文化特色。众所周知，印度是以佛教文化为信仰的国家之一，所以在印度场馆的整个设计中，充分体现了佛教文化的特点。印度著名的旅游景点“泰姬陵”想必大家都能看出它是著名的佛教圣地的建筑结构，那么在印度馆中也有所体现，在场馆中央上方，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吊顶与泰姬陵几乎相同。这也是设计师通过把著名景点的建筑结构通过世博会来展现。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师还融入进去了特近自然特色的设计思维，如将草皮等一些植被运用到在这个设计场馆造型上，体现出贴近大自然、崇尚生命的设计想法。这不仅能吸引参观者还能宣传本国的文化。那么与之不能的以芬兰馆为例，芬兰馆的设计特色可以体现出它们国家本身的现代化的设计特色，其简约的设计造型，突出了北欧国家所具有的现代化设计特点。它的造型如同一个纯洁的白色巨碗，没有任何过分的装饰和造型设计，体现出简约、纯净的文化特色。走进场馆，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设计都是以简约二字为主的。色彩的应用也都是以纯色为主。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一个地方，荷兰馆展现了再设计的理念，设计师们富有创造性的将废弃的建筑、及生活材料通过加工再次运用到展馆墙体的设计中来。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荷兰这个国家对环保理念的重视，也体现出异与其它场馆特有的文化魅力。像这些具有自己不同手法的场馆设计展现，这些文化上的碰撞，不仅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也让我们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熏陶，在它们巧妙的展现出民族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借鉴他们所具有的设计思路，不难说这也是我们学习借鉴的好机会。
3用现代技术来展现民族文化特色
第2篇：玉石文化论文范文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喻示了一个重要事实的浮现：电子技术成为一系列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催生婆，这些传播媒介形成的冲击波正在打开生活的种种传统界限，重新书写一批著名范畴的涵义，诸如自然与文化，虚构与现实，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科学与神话，生与死，远与近，进步与落后，权力与民主，财富与贫穷，如此等等。一批传统界限的消失产生了一系列亦真亦幻的恍惚之感。对于亲眼目睹电子传播媒介历史演变的人说来，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分界依然清晰可辩；可是，如果下一代人心目之中的电话机或者电视机如同窗外树木一样"自然"，与生俱来，那么，二者不都是他们所置身的"现实"吗？
迄今为止，电子传播媒介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意味深长的问题：电影给人们的视觉开启了什么？电影工业昭示了文化生产方式的哪些根本改变？城市人口每日耗费几个小时的观看电视节目？电视与教育、书籍以及儿童成长之间如何产生联系？中等发达国家的电话普及率是多少？移动电话改变了哪些生活观念？计算机联网为金融活动带来了什么？网络精英是哪一代人的偶象？如何利用互联网从事政治竞选和商业信息？详尽地搜集种种统计数据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电子传播媒介已经进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在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和行政组织产生深刻的改造。种种传统仪式--例如，政治或者宗教聚会，师生授受的教育形式以及活跃在一个个村落的社戏--正在被电波、电缆、芯片和集成电路所摧毁。技术的力量正在清除这些文化仪式拥有的象征符号。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如果人类的身体因为媒介的配置而发生变异，如果人与机器的结合体正在形成某种新型的单元，那么，这种身体与机器组织的社会必将放大和引申上述的种种变异。新技术的内化与文化的转型同时发生。一些理论家甚至主张按照生物学的原则理解机械，某些机械正在跨越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界限。马克·波斯特认为："人类对于身体的机器复制过程已经到达这一时刻：人类正在以电脑和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媒介交流系统对人脑进行一点一点的复制。一种智能性的机械身体如今已成为工业、科技和大学圈内许多人士梦寐以求之物。"这时，机械、电子技术与主体建构之间复杂的联系必须得到正视。（1）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主体的形成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这个意义上，正面提出和阐述"电子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时机成熟。相对于印刷文化和纸张的社会，电子传播媒介是否诞生了另一种文明？如果说，种种历史湮久的遗址和古老的典籍还如此引人注目，那么，无论如何，人们没有理由对于即将进入的另一种文明视若无睹。
在大多数人那里，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通常被视为一种进步的标志。这不仅因为电影、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相继为大众的日常现实制造了巨大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传播媒介的问世往往是与进一步的民主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证明，媒介的垄断时常导致符号的垄断；反之，符号的解放必然吁求媒介的解放。相对于报纸，电视显然提供了一个远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同的性别、年龄、文化阶层都可能围绕电视形成种种共同体。电视分别被视为称职的安慰者、孤独者的伴侣、新闻中心或者良师益友。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抱怨电视是一种单向的发射。电视仍然垄断了信息的收集、组织、编辑、诠释和。因此，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再度激动了人们。许多人看到，计算机互联网正在将这些权力归还大众。互联网是无中心、无权威的。互联网不仅最大限度地敞开了门户，而且，互联网的特征是大众与传播媒介的互动。
所以，人们对于解放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些新型的隐蔽枷锁不易察觉。人们往往忽略了，电子传播媒介的强大功能之中存在强大的控制。的确，电视是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这扇窗口正在向人们展示无边无际的经验，人们仿佛从这个窗口跃入一个不同寻常的天地；然而，如果人们察觉到，如此之多的人面对的是同一扇窗口之中的相同景象，那么，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个窗口隐藏的另一种威力。无论是呼吁、召唤、劝诫还是发号施令，电视的符号体系和传播范围都是无可匹敌的。如果说电视发射台的部分权威来自机械的力量，那么，互联网的无中心网络结构--互联网的进出路径是分散的--同样得到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网络似乎是一个自由出入的空间。海关、边防线、国界、辽阔的海域和崇山峻岭--这些传统的空间栅栏对于互联网已经失效。民族国家赖以划定的地理界限正在被漫不经心地跨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技术知识和语种突然显示了比地理位置远为重要的意义。没有一定软件知识和技术的人无法在网络之中自如地驰骋，计算机程序的编写者已经事先指定了人们所能驰骋的范围；另一方面，英语是网络空间的通行语种--不谙英语的人进入网络之后常常空手而归。换言之，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通晓英语的人才能更多地享有网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文盲可以利用网络制造不凡的机遇。这个意义上，网络提供的自由是以享有某些社会条件为前提。这即是另一种新型的限制。因此，在我看来，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双重视域的意义在于，人们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当伯明翰学派的子弟，又扮演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也许，人们没有必要急于确定一个结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电子传播媒介的评价。人们需要的是分析和展开，从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现为一种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现为一种控制。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考察的双重视域几乎同时开启。如同人们意识到的那样，多数电子传播媒介不是逐渐从民主转向保守，从开放转向封闭，或者将局部的微型解放纳入总体性的权威体系；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基本不存在某种辩证的转换。电子传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解放和控制均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联系在一起。电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如果电视台没有如此强大的发射功率，电视又怎么能得到如此之多观众的拥戴？另一方面，如果电视台运行的费用不是如此之高，广告商又怎么能如此规模地包揽文化权力，裁定电视节目的趣味，甚至充当唯一的裁决？[page_break]
这提示人们充分地关注电子传播媒介的性质。这时，人们迅速地想到了麦克卢汉的著名论点：媒介即信息。媒介传播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的性质所传送的信息。机械的意义不在于机械本身，而在于机械如何为人类所使用。麦克卢汉在这个意义上反复地阐述了印刷术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例如，"电力时代生活中的新结构和新形貌，越来越多地与机械时代陈旧、线性和切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相冲突。"电子传播媒介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扩张式社会组织模式而产生了彼此纠缠和相互拥挤的内向性"爆炸"。（2）所以，技术程序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会改变既有的信息。鲍德里拉形象地阐释了麦克卢汉的观点："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3）
虽然麦克卢汉的论点曾经遭受异议，但是，媒介的性质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人们至少必须意识到电子传播媒介与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所以，J·希利斯·米勒在麦克卢汉论点之上进一步说："媒体的变化将改变信息。换个方式说，’媒体就是意识形态’。"J·希利斯·米勒认为，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了出版、无线电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新的电传技术现在生产出用以取代所有这些的新形式。这些新媒体--电影、电视、因特网--并不仅仅是以未被改变的形式传播意识形态或真实内容的被改动的母体。它们构成它们所’输送’的内容，并任意把那个’内容’改造成该媒体本身所强加的信息的表达。"（4）J·希利斯·米勒察觉到，电子传播媒介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而且大规模侵入政治生活、社区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抵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霸权的各种手段、意识形态、大学、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所有那些问题都由于我的这样一个信念而曲折地表达出来，即新传媒技术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决定性因素。"
J·希利斯·米勒解释说，衡量电子技术的巨大突破决非仅仅局限于科学范畴。尽管发明者并没有蓄意地制造某种社会变革，或者预见这些发明的后果，但是，这些发明还是制造了一次深刻的文化断裂。J·希利斯·米勒赞同地引述了德里达的观点：电子传播媒介终结了传统的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爱情信件。他们认为，上述学科均是与印刷文明乃至民族国家观念、言论自由的权利结合在一起的。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刷新这一切。德里达甚至断言，政治制度退居第二位。民族国家的地位没落了。电子传播媒介侵入家庭和民族，混淆了种种内与外的界限。个体、自我、隐私、家庭、工作地点、大学等等无不随之改观。更为严重的是，"它们也威胁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假定，即政治行动基于某一特定的地域，具有明确边界、种族和文化统一性的一个特定民族国家。"J·希利斯·米勒总结说，"民族国家自治性的衰落或削弱，新的电子社区在电脑空间中的发展，具有新的人类感性的一代人的可能产生--这是新的电传制度产生的三个结果。"有趣的是，J·希利斯·米勒并未像许多思想家那样对于电子技术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期望电子传播媒介的开放性可能产生新的革命性联合--因为"新电传技术可能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但这种技术超越了创造者而具备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相对于印刷文明，某些权威可能因为电子传播媒介的启用而得到了千百倍的扩大；但是，这不等于说接受主体的能动性完全消失。人们无宁说，这是一个未确定的因而也充满了创造可能的新型空间--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才会充分意识到隐藏于大众之间的潜力。
传播媒介与文化类型之间的历史呼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麦克卢汉认为，石头是穿越纵向时间、粘合许多时代的媒介，纸张却倾向于联结横向的空间，建立政治帝国或者娱乐帝国。（5）的确，新旧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风格不得不追溯至传播媒介的性质与构造。结绳纪事不可能产生微积分，长篇小说不会铭写于甲骨或者竹简之上，机械复制技术的成熟彻底涤除了艺术周围神秘的崇拜气氛，互联网络对于传统的作者与版权等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术如何彻底地撼动了宗教、政治、科学和文学，印刷文明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哪些联系，法律、规章制度和特定的民族意识形态如何利用印刷机器得到不断强化，这是许多人倍感兴趣的题目。巍峨的皇宫、朝廷奏议、烽火传讯、旌旗猎猎--这些历史景象与电视机里的竞选政治、电子信息组织的立体战争分别属于不同的文明。如果说，寓所之中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空间正在遭受电子传播媒介--从电话、电视到计算机网络--的彻底改造。从信息的攫取、购物形式到身体的快乐，一系列变异或显或隐地陆续发生。一切都在证实，传播媒介不仅是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工具，同时，传播媒介还决定了文化的类型、风格以及作用于社会现实的方式和范围。[page_break]
如同历史揭示的那样，早期的统治阶级控制传播媒介的主要目的在于垄断文化和知识，生产维护主导权威的意识形态，并且造就一支加固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文化卫士--巫师、史官、僧侣以及一大批骚人墨客无不程度不同地从属于这一支庞大的队伍。近现代社会，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崛起之后，商业与市场经济愈来愈多地介入传播媒介的争夺战。从报纸、平装书到电视、计算机互联网，文化的生产能力、生产规模和传播范围日益强大，文化的成分与功能也日益复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地形图之中，文化是被决定的；文化如同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的副现象。但是，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至少表明，文化的"反作用"--文化对于社会的组织和控制--功能急剧地增强。全球化时代的形成可以部分地视为电子传播媒介的杰作。许多时候，电子技术的胜利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当然，这并非主张文化决定论或者技术至上，但是，人们不得不看到，印刷文明所形成的"文化"、"经济""政治"等一系列传统范畴正在遭到瓦解和重组。电子传播媒介时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边界开始消失，文化生产本身正在成为最为强盛的经济产业之一。电视的影像生产产生了巨额的利润，众多网站竞相涌向股市，这一切无不暗示了电子传播媒介、文化生产与经济的共谋关系。电子传播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是一种"文化"，电子传播媒介的运作方式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经济活动。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充分证实了阿多诺对于文化工业的阐述："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甚至自从这些文化形式一开始作为商品为它们的作者在市场上谋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已经拥有了这种性质。但是，在那时，它们对利润的追求只是间接的，仍不失它们的自治本质。文化工业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直截了当地、毋庸乔装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的和彻底的算计放在首位。"（6）虽然文化、商品、经济利润、意识形态各个环节的并非一脉相承，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文化与经济正在前所未有地交织为一体，共存共荣；文化对于物欲的抗拒意义正在缩减乃至丧失。电子传播媒介的符号体系、机械性能、运行费用、传播效果无一不在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合作推波助澜。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需要一门政治经济文化学。所以，电子传播媒介对于现实的影响、支配以至于重塑是多维度的。从个体的身份归属、种族文化的面貌、意识形态的建构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形成某种核心。这个意义上，出现鲍德里拉式的断言并不奇怪--现实正在变成符号的模仿。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这一切乃是人们深陷其中的历史环境。
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区域。尽管"文化研究"的内涵仍然众说纷纭，但是，文化研究已经时髦地成为显学。或许，"文化研究"的概念模糊不定即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这表明了文化研究游离于传统学科的程度--人们无法援引传统学科的范畴予以界定。理查德·约翰生认为，文化研究"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相近的意义上，詹姆逊将文化研究称之为"后学科"。（6）许多时候可以说，文化研究的考察不是以某一学科的疆界为活动半径。这时，人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一，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至少证明了文化研究的兴盛恰逢其时。无论如何命名这个时代，人们都可以发现，现今所遇到的问题是综合性的。例如，电子传播媒介的考察必须联合文学、符号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如此等等。换言之，传统的学科地图已经无法分配和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文化研究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描述与分析。尽管跨学科的分析也将产生另一些后继的疑问，但是，至少在目前，文化研究显示了突破学科疆域之后的巨大活力。从考察的对象到考察问题的方式，许多文化研究因为抛开了陈陈相因的程式而富于开创性。其次，文化研究成为显学之后的一个危险是被重新体制化。人们可能重新设立某些文化研究的规章和模式，予以定型，从而为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再度增添一个新的学科。表面上，学科提供了某种理论框架与学术规范；然而，这一切是知识生产、分类、占有与分配所形成的后果。所以，学科时常有意地呈现了什么，聚焦了什么，或者隐藏了什么，掩盖了什么--学科的所声称的"普遍真理"并非如此地普遍。在我看来，跨学科的意义不在于设立一个超级大型学科，跨学科的意义在于解除既有学科的遮蔽，开启传统学科框架背后的盲区。对于文化研究说来，拒绝体制化--拒绝重新演变为一个固定学科--的动力源于日常现实的启示。日常现实的压力时常使学科的框架摇摇欲坠。文化研究抛开了精英主义、经院主义的习气，文化研究不再依据某个学科的传统版图--例如，文学，历史或者经济学--指定一个超凡的独立舞台，这包含了回归日常现实的企图。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时候，我所搜集的许多材料来自《参考消息》、《南方周末》等日常读物。它们的确不是经典，但是，它们是一个有力的说明--说明电子传播媒介已经多大程度地演变为日常现实的组成部分。当然，回归日常现实决不是撤消理论分析的另一种说法。犀利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学科给予的不可放弃的遗产。文化研究必须保持日常现实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强大张力。从历史性演变的描述到有线电视频道某一个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从符号学的阐述到计算机网络虚拟生存的经验，大理论与日常现实的结合无疑是文化研究引人入胜的风格之一。[page_break]
注释：
（1）参见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2、192、23、24页
（2）《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48，259页
（3）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32页
（4）J·希利斯·米勒《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文艺研究》2000年5期，以下J·希利斯·米勒的引文均出于此文
（5）同（2）
第3篇：玉石文化论文范文
巴蜀地区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是诗歌创作的首选。中晚唐时期，朝廷疲敝，政治衰微，文人雅士们仕途屡遭不顺，心中多有郁闷；避难至蜀地以后，一看到这里俊美的自然风景，便顿时感到前所未有的闲适和恬静，寄情山水、超离世俗的情怀也油然而生，他们的诗歌多表达对远离尘世喧嚣的巴蜀地区的山水景色的喜爱和赞美。乾元二年（759年），“诗史”杜甫从秦州避乱来到蜀地，被巴蜀地区别致的自然风貌深深吸引而不能自拔，遂作诗一首，名曰《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7]来到蜀地之前，杜甫曾在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生活过，这些地方四季分明，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则寒气逼人。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杜甫面对巴蜀之地旖旎的风光，情不自禁地写下两首山水田园诗，名曰《水槛遣心二首》。第一首诗的开头两句“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描写了杜甫自己所居住的草堂周边的环境，说草堂不仅远离城市的喧嚣，而且周围也没有村落，因此能够放眼远眺；之后四句“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7]则是对草堂周围的景色的细腻刻画。第二首诗先对巴蜀地区多雨的气候进行叙述，“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7]，正因为温和多雨，才产生出后两句中“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的景象；通过诗的后四句，“不堪祗老病，何得尚浮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7]，杜甫表达了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山水之中而对功名利禄早已厌倦的情怀。类似地，诗人韦庄的《雨霁池上作呈侯学士》也是一首赞美巴蜀美丽风光的绝佳的山水田园诗：“鹿巾藜杖葛衣轻，雨歇池边晚吹清。正是如今江上好，白鳞红稻紫莼羹[8]。”整首诗语言纯朴、平实，乡里气息浓郁，读来令人心旷神怡，颇有身临其境之感。描绘巴蜀之地俊秀风光的山水田园诗是蜀地诗人创作的主流，他们大多在游赏风景胜迹时有感而发，寓情于景，寄情山水，借山川美景表达自己超然脱俗的高尚品格。
（二）巴蜀浓郁的地域气息勾起诗人客愁情结
由于巴蜀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大多数情况下诗人们是为了躲避战乱才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蜀地，而在入蜀之前，他们大都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心理状态普遍不佳；来到蜀地之后，感受到这里与家乡迥异的文化和生活状态，更容易勾起客愁情结。当黄昏来临，年迈的杜甫因远离家乡、客居蜀地而乡思尤甚，在嘉陵江边独自落泪，“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又睹巴蜀这与家乡全然相异的景色：“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更感到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最后道出“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天边行》）[7]的苦水。“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至后》）[7]，巴蜀的梅花已经含苞欲放，杜甫睹物思情，不知远在洛阳的兄弟可否安好？李商隐客居巴蜀时，目睹巴山夜雨的景色，触景生情，十分想念远在长安的妻子，遂作诗《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5]晚唐诗人郑谷长年在外，命途多舛，尽管身在巴蜀，但心始终留在家乡。在《通川客舍》中，开头一句“奔走失前计，淹留非本心”首先对自己奔波劳苦的一生感到遗憾，也说客居巴蜀并非自己的本心，而“渐解巴儿语，谁怜越客吟”是说在巴蜀之地呆得久了，已经逐渐能够听懂这里人们讲的方言，但却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自己的家乡话了，道出自己客居他乡的悲苦和对故乡的怀念，末句“黄花徒满手，白发不胜簪”则将内心的哀思更加形象地表达了出来[9]。郑谷最著名的思乡怀远诗要数《渠江旅思》：“流落复蹉跎，交亲半逝波。谋身非不切，言命欲如何。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9]。”竹枝歌是流行于巴蜀一带的民歌，作为外乡人的郑谷，每天晚上都听得到这富有巴蜀特色的民歌，更增加了怀乡的伤感。诗人生逢乱世而流落他乡，家乡熟识的亲戚朋友大半已经过世，自己也已渐渐老去而无所用，读罢此时，无尽的悲凉之感顿时涌上心头。郑谷一生曾多次踏入巴蜀之地，蜀中诗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部分，其中尤以“凄凉”为主要风格。
（三）唐诗中的巴蜀宗教文化
第4篇：玉石文化论文范文
1.蒂克维斯卡亚：《视觉文化：文化转向之后的视觉研究》（Margaret Dikovitskaya， Visual Culture： The Study of the Visual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
蒂克维斯卡亚的这本书是其博士论文，对视觉文化研究这一学科领域做了系谱性的梳理。此书通过对大量学者的访谈、观点引用和著作介绍等材料，描述了学界对于视觉文化的基本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属性的不同看法，并总结出基本的观点，同时对视觉文化在美国大学中的教学状况做出描述。此书对于了解视觉文化研究的基本内涵和理论方法，了解该领域的重要学者和著作有很大帮助，属于视觉文化研究的学科史。
该书将视觉文化定义为对各种艺术、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视觉之文化构成的研究，并判定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艺术史和文化研究两种学科的交互和冲突中发展起来的新领域。作者梳理了从1969年至2005年关于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介绍其研究对象，对视觉与视觉文化的理解，对艺术史，视觉、图像等概念与领域的界定，由此讨论学界关于视觉文化的不同理解与基本共识。同时，作者对北美视觉文化研究学者进行直接的访谈或问卷调查，了解其对视觉文化的对象、方法、学科来源、研究路径等问题的理解，并将17篇访谈作为附录。这些访谈文字是重要的关于视觉文化学科自反性的思考，众多来自不同学术学科（艺术史、媒介研究、视觉传达、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电影学、批评理论等）而均认为自己从事的是视觉文化研究的学者从自身的学术道路出发，回答什么是视觉文化研究的问题，描述其理论方法，辨析其与其他各种稳定学科的联系和区别，寻找其学科能够确立的根基是什么。
蒂克维斯卡亚的工作的价值在于第一次全面汇集了视觉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和学者的信息，梳理出关于该学科性质和理论方法的系谱，型构出视觉文化的跨学科、跨媒介的综合学术思考的驳杂面貌。通过该书的梳理，视觉文化必须从多方面进行描述：一、传统艺术史学科在研究对象上扩展，从美术作品发展到电影电视、通俗图像、影像、广告、医学图像、互联网、数字影像等；同时，艺术史研究与图像研究在方法上进行转换，社会历史文化的构成与效果取代了风格与形式成为根本的问题。二、文化研究的潮流在对象和方法两方面促成上面的转变，视觉成为人们在当代社会中协商意义的重要途径，它为社会意识形态所限定，反过来也强化或颠覆各种权力话语。在此，一种关于视觉的社会理论出现。三、批评理论介入对视觉对象与视觉实践的研究，符号学、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等成为解释视觉对象的重要理论工具。四、视觉文化与现代性研究相结合，提出视觉现代性（visual modernity）范畴，构建一种现代视觉文化史，着力于描述和分析18、19世纪以来出现的建立在新技术、新媒介和不同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新型视觉和观看主体。五、视觉文化与各种文化研究相结合，视觉与旅游、视觉与大屠杀、视觉与黑人文化、文学与视觉文化、女性主义视觉文化、疯狂的视觉再现等题目越来越丰富。
2.米尔佐夫：《观看的权力：一部反视觉的历史》（Nicholas Mirzoeff， The Right to Look： A Counter history of Visu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纽约大学媒介、文化与传播系教授米尔佐夫是国内学界引用最多的视觉文化研究学者，他的《视觉文化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成为国内了解视觉文化研究基本内容的首选读物。《观看的权力》是其2011年出版的新书，其视野由《视觉文化导论》中的普遍性和《观看巴比伦：伊拉克战争与全球视觉文化》（Watching Babylon： The War in Iraq and Global Visual Culture， 2005）中的当代性转移到欧洲殖民历史，探讨一个由赛义德开启的后殖民批评话题，揭示出视觉在西方现代性的全球霸权形成中发挥的作用，提出殖民控制视觉，观看的权力实际带来反视觉（counter visuality）。
米尔佐夫从视觉文化的角度反思欧洲殖民现代性。他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在视觉性和反视觉性之间进行的斗争，主要讨论了三种欧洲历史实践――奴隶制种植园、帝国主义和当代工业战争――中视觉文化产品所发挥的文化表征的功能。他将这三种历史中的视觉操作称为“视觉复杂体”（complexes of visuality），其中奴隶主与奴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战争双方都在争夺视觉表征的资源，权力通过视觉进行分类、隔离、命名、量化和美学化，进而将自身化装成非历史的、自然的。但是每种“视觉复杂体”同时也包含了反抗，在废除奴隶制、反殖民民族自决和反战等运动中，被看者同样追求“看的权力”，努力在压制性的欧洲霸权中寻求自主，视觉在此同样灵活地操作和协商意义。米尔佐夫改变了在《视觉文化导论》一书中关于视觉文化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而认为视觉性不是当下的全视机器，而是自19世纪早期以来的历史的视觉化。
该书建立在丰富的视觉与文化材料之上，考察了加勒比海的种植园、海地革命、南亚的解殖运动、意大利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全球反战运动和当代景观与监视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在第一章开篇，作者列举了五张图片，认为它们正是视觉性在历史上出现的几个重要阶段：（1）监视：种植园中的监工通过视觉来控制众多奴隶的劳动。（2）战争视觉：拿破仑滑铁卢战争中的一张想象的与符号性的地图。（3）帝国视觉：弗吉尼亚前沿的一个鸟瞰地图。（4）工业战争：闪电战中为轰炸服务的航空照片。（5）后监视视觉：宇航提供美国墨西哥边界的遥控画面。米尔佐夫揭示出人的视觉经验（包括技术的层面和隐喻的层面）根本是伦理的和政治的，在视觉文化研究领域中引入深厚的历史和政治内容。
在导论中，米尔佐夫显示出理论建构的野心。他提出“看的权力”和“反视觉性”两个重要概念。米尔佐夫以一个“原初场景”开始论述，当警察看到一个市民靠近，他说，“快走，这没什么可看的！”这里，市民在要求一种“看的权力”，从中吁求一种自主性，而这种要求被警察所代表的国家权威驳回，恰恰是占据的监看位置的视觉性权威压制了看的权力。与看的权力相对立的是另一种视觉性的权威。在米尔佐夫那里，视觉性是社会中定型了的观看，是权威，而“看的权力”和“反视觉性”则是在既定视觉秩序中争取主体的场域，这种主体性不是个人主义的或者窥癖式的，而是一种政治性的集体主体。米尔佐夫借用查科巴蒂（Dipesh Chakarabarty）将资本主义分为资本1和资本2的做法，将视觉性也分为视觉性1和视觉性2，视觉性2是对结构化的体制化的视觉性1的扩散、补充和反对。但不是所有的视觉性2都是反视觉性，反视觉性的根本是追求看的权力，是对视觉性的反抗与颠覆。
3.安妮・弗莱伯格：《虚拟之窗：从阿尔伯蒂到微软》（Anne Friedberg， The Virtual Window： From Alberti to Microsoft， Cambridge： MIT Press， 2009）
安妮・弗莱伯格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影视学院批评研究系教授、主任，在《虚拟之窗》之前著有《橱窗购物――电影与后现代》（Window Shopping： Cinema and Postmodern）一书，影响广泛，《虚拟之窗》出版后，凭借此书她获得电影与媒介研究协会的Katherine Singer Kovacs奖。在此书简装本出版之际，弗莱伯格去世，作为媒介文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者，她在电影与媒介文化研究方面享有盛誉。
此书为理解西方从文艺复兴至当今社会的视觉文化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具有穿透力的理论观察，即窗口隐喻。弗莱伯格在从绘画史上的阿尔伯蒂透视法到当今电脑公司微软开发的Windows系统这一漫长、无序、复杂的人类视觉与媒介发展进程中，发现“窗口”这一隐喻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一个核心位置。窗口连带起透视法中的窗子与框架、暗箱小孔、摄影镜头、运动影像的投射、玻璃窗、透明、电影银幕、电视屏幕、电脑屏幕上的复合窗口等，将一种遵循视角与框架、追求透明的西方视觉的核心及其变体揭示出来。这种窗口视觉的主流脉络是透视法绘画、暗箱视觉、拱廊街、摄影与电影，但同样也包含了反抗窗口与框架的立体主义绘画、表现主义电影和复合的电脑屏幕。而窗口视觉也与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相关联，比如笛卡儿理性主义与透视法之窗口，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与摄影框架，伯格森哲学与虚拟影像，维希留的美学讨论与屏幕等。
弗莱伯格在导论中明确将窗口作为现代性视觉的隐喻，由此思考透视、绘画、建筑，甚至活动影像媒介，将窗口/框架/屏幕看作同一性质的结构，延伸进西方现代视觉媒介的发展过程。透视法中的基本要素――（1）一个长方形的框架，（2）窗子作为绘画框架的比喻，（3）通过框架可以看到对象，（4）窗子是透明的玻璃，（5）观者的不动――都在后世各种视觉媒介中得以保留，电影的、电视的、电脑的视觉再现都建立在透视的观者位置基础上。但这个线性的观点必须复杂化，人们需要一个更精细的关于观者位置和一个固定框架之间关系的讨论，这个框架中可以是静止的或活动的、单层的或多层的、抽象的或具象的、顺序的或是不顺序的等，比如说活动影像的剪辑可以给观者提供多重视角，但又是顺序的、在一个固定框架中的。电影的核心形式仍是一个框架中的一个影像，联结在一起。透视法也许终结于电脑屏幕上，数字技术创造出多窗口多框架的另一种视觉系统，一个窗口中的图像和文字与另外的窗口并列于同一个屏幕上，上下前后，没有时间或空间的关系。
窗口，区分了观看者与被看者，将处于物理空间中的观者与窗口内的虚拟空间中的影像区隔开来。此书题目为“虚拟之窗”，作者对虚拟（virtual）这一概念做了新的阐释，认为虚拟并非单纯指电子或数字制作的图像，不只是虚拟现实的虚拟，而是可以指任何能够看见但不具备物质形态、无法被测量的形象，比如各种镜（头）中影像。虚拟影像是经过光学技术中介的视觉形态，是一种非物质形式的影像，但也可以被赋予物质载体。虚拟概念曾在伯格森那里被用来指称人的记忆的非物质性。虚拟一词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而非一种具体的媒介。“虚拟的窗子”，提示着现代视觉的虚拟本质，窗/框架/屏幕都不是客观的观看载体，而是影像发生的虚拟空间，观者在一个虚拟界面中观看虚拟的影像，正是现代观看实践的基本面貌。
4.汉斯・贝尔廷：《图像人类学：图像、媒介与身体》（Has Belting， An Anthropology of Images： Picture， Medium and Body， Tomas Dunlap t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贝尔廷是享誉世界的德国艺术理论家、艺术史家，在国内美术学界亦有盛名，其“艺术史终结论”引发广泛关注与争议，近年来时而被邀请来中国做演讲和对话。《图像人类学：图像、媒介与身体》德文原版于2001年，10年后出版了英文译本。
第5篇：玉石文化论文范文
(一)追求的目的不同对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为了揭开历史内在规律，找出历史文化的普遍意义。历史文化是历史研究的分支，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所研究的历史文化属于更深层次，能够为人类揭示更多的历史发展规律。如对一件古瓷器进行研究，在历史文化研究中尽管也会注重该物的表现形式，但侧重点却在于研究这件瓷器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生产力。而在旅游文化中所追求的研究却是在于挖掘瓷器的表现形式与个性意义，并从审美角度对其价值进行提升，激发其旅游的功效。旅游文化在追求方面经济目的性明显更大，但在社会功能方面而言，旅游文化看重的是审美功能，历史文化则着重教育的作用。历史文化所带去的经济效益能够推动旅游文化发展，但作为历史文化却只能够为学者提供研究历史的依据，并不具备较高的经济效益，这也是两者之间的显著区别。
(二)物化表现形式不同历史文化是过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物化的表现，具有不可改性，依靠历史来放置的物品仅仅只体现出了其精神，且不能脱离历史实质，因此，在对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时，只能够通过第一资料进行。旅游文化却不一样，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能够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再创，对旅游文化的研究即利用历史文化中所沉淀的素材进行一个具有特色的旅游人文环境创造，这一新的旅游环境能够带来观赏的价值。如绍兴市的鲁迅故里，从历史角度来看，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变迁，这一故里早已经不复当年的模样，所能够遗留下来的文物也屈指可数，现代的人们已经很难从这些残缺的事物中找寻和体会当时的社会风情了。但在这时能够利用旅游市场的优势，从旅游文化的角度进行再创造，就能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旅游景点和旅游资源，从而使游客在这里看到历史，品味文化，从而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和文化水平。
二、旅游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内在转化关系探讨
旅游景观利用文化来吸引旅游者前来参观，说明文化是旅游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随着旅游业不断发展，文化对旅游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历史文化中所沉淀的文化也开始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并作为一种旅游文化呈现。这样一来，旅游文化和历史文化又存在这一种内在的转化关系。
(一)旅游文化向历史文化转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所在，也是旅游业中最为重要的核心部分，就目前国内外旅游行的发展现状来看，旅游文化要想向历史文化进行转化，将会是一个极其漫长而又必须面对的进程。对于旅游业来说，在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已然成为旅游中的主打品牌，其早已成为旅游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文化资源对旅游业能够起到潜在价值的激发，只有促进旅游文化向历史文化的转化，才能够更好地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要想要旅游文化向历史文化转化，其方式通常都较为简单直接。历史文化具有时间依赖性，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和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性文化，旅游文化却由于是历史文化基础上的创造，而缺乏一定的时间依赖性。由此可见，旅游文化是否能够成为历史文化的最主要标志也在于时间。无论是通过旅游业进行景点整合来打造的非原生态旅游文化，还是由前来参观的旅游者所制造出来的原生态旅游文化，这些旅游文化只要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保留下来，而这种文化也就逐渐具有较强的时间依赖性，从而在未来成为一种“历史文化”。除此之外，旅游文化要想转为历史文化，在时间因素的基础上，还要具有“真实性”。尽管旅游文化相对于历史文化而言，不需要具备绝对的真实与客观，并且还能够在此基础上加以一定的创造，但其本质还是起于历史文化，是不能脱离历史事实的，这种依靠历史文化加工而来的旅游文化需要有一个衡量的“度”，防止文化的胡编乱凑及虚构，不然，这种过于脱离历史，过于虚假的旅游文化，极有可能在还未转化为历史文化的时候，就被旅游者与消费者唾弃并被历史淘汰掉了。
(二)历史文化向旅游文化转化历史文化向旅游文化进行转化的过程并不简单，具有较多的层次。这是因为历史文化在转为旅游文化时，首先就要被旅游业进行创造与加工，才能够进行。历史文化的分布广泛，其可以存在于旅游环境之中，也可以存在于个体旅游景区，只有旅游者对这些历史文化载体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才能够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内涵，才能够在浏览和体验的过程中将历史文化转化为具有创造性的旅游文化素材，如旅游情感文化、旅游审美文化、旅游交往文化以及旅游认知文化等等。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只有旅游者在参观与体验过程中，对这些历史文化进行了选择与解读，历史文化才会得到创造，并逐渐转化为旅游文化存在，旅游者在历史文化向旅游文化的转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这些原生态的旅游文化却大部分都以精神为主题，并不具有客观实体，其核心内容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需要旅游者在转化过程中反复的体验与摸索。另一方面，历史文化转为旅游文化还要通过旅游业的整合与利用。由于文化因素对旅游业的影响力日益增大，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考虑和尊重旅游者的文化需求，并通过对历史文化进行发掘与整合，来为更多的旅游者提供文化服务。这样一来，原本只具有研究意义的历史文化就会逐渐转化为具有观赏意义的旅游文化。这些历史文化虽然已经转化为了非原生态的旅游文化，并且给不同的旅游者带去了观赏的体验，但其文化本质却不会发生改变，其所改变的仅仅是文化的承载与呈现方式。这一类的旅游文化通常也具有一定的实质性载体，是需要通过对文化进行挖掘才能够进行解读的一种旅游文化。
三、结语
第6篇：玉石文化论文范文
1.1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对复杂的系统进行评价通常是依靠多种指标进行的，而指标的选取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是一个关键问题，更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指标数量过少会使信息量不足而影响评价结果，指标数量过多则会出现大量的冗余信息，加大了分析计算的难度．所以指标的设计一定要坚持全面性、发展性、特殊性、可操作性和侧重性等原则．
1.2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目前对于指标的筛选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等，其中，层次分析法主观性较强，由于评价者的不同偏好，对所给出的方案评价不一，导致部分信息失真;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虽然能减少指标间的相关性，但是剩下的指标不能全面地反映评价目标的特性．该文构建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大体思路如下:首先根据专家经验初步拟选出能够反映该体系脆弱度的相应指标，构建一个初步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该体系中各个子系统中初步选取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选择出最能代表该子系统的指标并建立最终评价体系．
1.3脆弱性评价模型的建立
该文将模糊数学方法和传统评价方法相结合来分析系统的各方面相关信息，首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合并相似度过高的指标并选出代表指标，同时引入区间变量，建立系统间的发展阶段的模糊区间，以模糊辨别两系统的演进模式，并结合模糊函数建立评价模型，以此研究两系统间的脆弱状况。
2结果分析
2.1评价指标的初步选取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带动经济的发展;二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周边的用地性质发生了改变，进而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观念．因此，城市化子系统应该包括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又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城市化指标共选取了27个．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资源环境或与生物体进行物质能量流动众多因素的集合．生态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物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二是影响生物体的各种生态因子．因此，本文从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噪声环境和生态保护五个方面构建生态环境子系统．每个方面也同样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生态环境共选取了20个指标．
2.2评价指标的筛选
以经济城市化子系统为例，运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出树状图，五次迭代内被归为一类的说明指标间相似度较高，可以合并为一类，从而得出该子系统内的代表指标．同理可以得出其他子系统的代表指标，该文不详细列出．最后得出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模型．
3结论与讨论
该文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并根据聚类分析后得出的树状图确定分类个数，构建了评价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解决了指标在选取时的信息重叠和筛选后的指标存在片面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中某些城市脆弱度隶属度基本维持不变，而其他城市则有向上一级脆弱度过度的趋势，整体来看没有逆向发展的趋势，说明这些地区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对各个城市之间进行比较，鹤岗和鸡西2004～2010年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等级中，而双鸭山则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和中度脆弱两等级中，虽然这些城市没有逆向发展，但是由于该种脆弱度较为低级，所以以上城市应加以应对，扭转现有形式向良好脆弱度等级发展;佳木斯2004～2010年间虽然也基本处于较重度脆弱度等级中，但是佳木斯却呈现出了向中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说明该城市治理的方针政策是有效果的，但是力度不大，所以趋势较缓较慢;七台河基本以中度脆弱度等级为主，近几年呈现了逐渐向较轻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而牡丹江则是这些城市中发展最好的城市，总体上以较轻脆弱度等级为主并且还明显的有向轻度脆弱度等级发展的趋势，说明该地区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力度较大．
第7篇：玉石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翻译 文化意识 文化与思维
1．引言
朱光潜先生认为，外国文学中的联想意义在翻译中最难处理。因为它在文学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又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一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在做翻译的时候就会有无法下手的感觉。(朱光潜，1996：18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人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才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2．影响翻译的文化元素
2．1宗教
大家都知道，《圣经》在西方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源头的角色。相关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信信仰宗教。而中国人则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佛教，也是一种受到深刻世俗影响的多神论，这就不同于西方人大一统的一神论宗教观念。中国人信仰佛教·道教，在语言中就有“玉帝”、“佛祖’’等词语，而西方则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有“上帝”一词。汉语中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英语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译法，即“Manpropose，Heavendisposes”；或者是‘‘ManDropose，Goddisposes”。它们的差异就在于对“天”字的不同翻译。“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佛教·道教色彩，而“God”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后者的归化变译法固然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但不利于“天”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的传播。英语深受宗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成语中，如ItsinGodshands(听天由命)等。翻译中对于宗教知识的掌握是十分必要的。以汉语中的“临时抱佛脚”这个成语为例，如果简单地翻译成“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 hourofneed”就会让西方读者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有需要时要抱佛主的脚呢?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稍加处理的话，西方读者理解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hourofneed——seek help atthelastmoment”。(包惠南，2003：20)。
2．2文化心理
由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各具特色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历史典故以及许多忌讳和好恶的差异上得到体现。以数字“9”为例。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的意义很特别，因为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即九九归一，一统天下之义。而“4”这个数字由于和汉语中的“死”读音相近，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数字，尤其是电话号码。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为尾号的号码。至于“8”这个数字由于与发财的“发”谐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热捧。而在西方人的意识里，4、8和9只是极普通的自然数符号，并不具备这些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意指运气不好。所以在西方座位没有13号，楼房没有l3层等等。但在中国，这个数字却没有这种特殊的意义。对这些非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译者只有在深入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包惠南，2003：9)。
只要谈到中国文化，人们总会自然而然的想到“龙”字。因为在封建初会里，中国古代的帝王总把自己描述成龙的化身，自封为“真龙天子”以达到奴役思想、驯服百姓、巩固政权、安邦治国的目的。而老百姓则把龙当作自己的神灵来加以崇拜，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祈求这个神灵之兽的保佑。因而“龙”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标志。于是汉语中就有了很多由“龙”字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词语。如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骧虎步，画龙点睛，龙子龙孙等美好形象。正因如此，中国的文化也就有了“龙的文化”的美誉。但在西方人看来，“龙”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即“alargeiferce fabulousanimalwith wings and a long tail，a crested head andenoYITIOUSclaws，thatcanbreatheoutifre．”(一种体型庞大，长有双翼，顶有花纹，脚掌巨大的怪物)。所以把“望子成龙”翻译成“expectone’S childtobecomeadragon”，西方人见了不仅觉得奇怪，而且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孩子成为dragon的。因此，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可以把这个成语译为longtoseeone’schildsucceedinlife。
2．3思维方式
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差异。翻译工作者在进行英汉之间的翻译时，要越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障碍，准确的把握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
擅长形象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他们习惯于把事物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西方人却长于逻辑思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把事物看成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就处理哪个部分。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差异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医强调整体上的辨证施治，而西医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贾玉新，1997：98—100)。
第一，从语句的衔接方式来说，英语多用形合法(hypotaxis)，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连接词语将句子(或分句)连接起来；而汉语多用意合法(Darataxis)，即靠意义上的衔接而不是依赖连接词。
英语语法相当严密，注重形合，外形严谨．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词和某些特定的短语、分句进行连接。这些功能词和短语可以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较、让步、条件、转折等。在主从复合句中，各个分句层次分明，从句必须由主从连词来引导。而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通常由一些标点符号来连接。我们都知道，汉语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间不分主次关系，只是通过意义来进行衔接，连接词用得很少。试比较下列的句子：
It is SO COO1thatwe decide to go outfor awalk．天气凉爽，我们决定出去散步。
As water can lfoata ship，SO can it swallowtheship．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W herethereisawill，there isaway．有志者事竞成。(沈素萍等，2007：27—28)。
第二，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模式，从古到今都十分重视和谐与统一。“和为贵”就是这种思想的很好的体现。
因此，在汉语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语，通常会被省略，也就是常说的无主句。但西方的文化却大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所谓的主谓两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个英语句子都要有主语，否则这个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进行英汉互译时，很多汉语句子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语境为它们添加主语。例如，眼看天就要下雨，又没有带雨伞，都很关着急，真不知该去哪里。
Itisraining；wedonothavenoumbrellawithUS．Weareallworried aboutit，becausewedonotknow wheretogoatthe moment．
我们可以看到，原句的描述没有一个词是可以做主语，但在这里，根据上下文的语境以及特定的环境，在译成英语的时候，分别添加了it和we作为不同分句的主语，这样就使当事者的心态与当时的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完全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添加了主语以后，就符合英语的句子必须要有一个主语的要求，也，就符合欧美文化中的所谓主观和客观分离的思维模式。整个译语显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
2．4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各地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当地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词语的含义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例如汉语中的“东风”一词和英文中的“eastwind”一词，虽然从字面上来看是相对应的，但它们的内涵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地形的特点是：西临高山，东面却是海洋，在中国人意识中，“东风”喻指“春天”，象征着“温暖”。但在英国，“东风”却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在英国人的心中，是“寒冷”的标志。而“西风”却从大西洋吹来，和中国的“东风”有着同样的象征意义。因此，英国人更爱“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那首广为流传的Odetothe West Wind(《西风颂》)的最后千古的名句就表达了西风的美好含义：“O，wind，if Winter 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当然不作注释，中国的读者是不会理解的，甚至会造成误解。
再比如，老鼠在汉语中的形象是不太好的，像“硕鼠”之喻人尽皆知，更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说”。但在西方的影视作品里却有许多可爱的老鼠形象，例如《猫和老鼠》里的Jen-y1_：2及《精灵鼠小弟》里的Stuard等，深受人们的喜爱。老鼠在中外文化中也有相通之处。例如，汉语中“胆小如鼠”，和西方文化中的"astimidasahare”的表达法则是相同的。(hare是兔子，西方人认为兔子胆小)。(李小园，2008)。
2．5风俗习惯
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习俗则是具有相应民族的特色。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会说这样的话：“你去哪儿?”、“做什么呢?”或“吃饭了吗?”等等。在中国文化里，这几句话并无含义，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然而，西方人对这类问题很敏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纯属私事，别人是不能随便打听的。像这样的见面问候语，在西方应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用英语中的习惯用语，诸如“Hi!”、“Good morning"或“How areyou?”
在称谓方面，不同语言里对一个概念的指称和适用范围也不尽相同。这也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美如决定的。由于中国注重家族观念，体统的家庭很大，所以称比较发达以区分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像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之间的界限区分得很清楚。而在西方国家由于注重所谓的核心家庭，所以家庭成员较少，称谓词汇也就不够发达。英语中的sister和brother可以分别用来表示姐姐和妹妹以及哥哥和弟弟。所以很多中国人对这种称谓感到很不理解。在很多情况下，翻译这种文字的时候就需要加注以免引起误解。还有表示堂表亲属关系的词语中英文也是不一样的，都要求我们在时行中外交际时要小心从事，从而使交际得以顺延进行。(包惠南，2003：103—105)。
第8篇：玉石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体育史;体育文化;欧洲;中世纪;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G8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9-0021-05
长期以来,欧洲中世纪那“半梦半醒的一千年”忪元500-1500年)被学界视为体育史上的“黑暗时代”,持此观点的学者中外皆有。美国当代体育史学家莱斯把中世纪视为黑暗时代,前苏联的体育理论家萨莫奇科夫也认为中世纪除了骑士体育没有其他体育可言…。我国也有不少体育史学者断言“欧洲中世纪体育处于长期的停滞和倒退的状态”,“体育在禁欲主义的桎梏下不可能得到发展”,认为欧洲“在中世纪经历了体育发展的黑暗时代,体育呈现出一种全面衰退的状态”,以及“竞技体育在古希腊时期独领、独树一帜的风光无限文化形式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已荡然无存”和“黑暗的中世纪宣告了高扬肉体旗帜的竞技体育文化与身体教育的低落,球类文化随之湮灭”等。欧洲中世纪体育真的是“全面衰退”和“荡然无存”吗?
1 欧洲中世纪早、中期的体育文化
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对欧洲文化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当然体育文化也不例外。其实,早期基督教,并不主张轻视人的身体,但是在基督教全面传人希腊和罗马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基督教为了在迎接古罗马、古希腊文明的挑战中赢得胜利,努力寻求各种思想和哲学来完善自身的教义,这里面就包括了希腊哲学中的“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将物质、灵魂、思想、太一相分离,身体(物质)被当作是远离上帝的,并且是灵魂产生“恶”念的基础。这种思想是柏拉图“二元论”的发展,当被基督教融入自己教义以后,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价值观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轻肉体,重精神”被当作中世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中世纪神学思想有重要影响的米兰主教奥古斯丁正是这一思想的倡导者。体育被当作是满足人们欲望的一种重要形式,被基督教价值观所否定,以至于人们将参加体育活动当作是一种羞耻的事情。另外,中世纪人们对于死亡和末日审判的畏惧,使得他们不得不重视灵魂的纯洁而忽略身体的健康。
基督教的上述体育观给欧洲中世纪早、中期体育文化致命一击,以至于当基督教成为古罗马国教之后,曾经辉煌一时的古罗马、古希腊体育文化几乎消逝殆尽。例如,基督教排斥那些与赌博、血腥搏斗、有联系的体育活动,赛马、浴室体育活动等均遭禁止。公元325年,君士坦丁还下令禁止举办角斗士比赛。若有违规者,将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严厉处罚,在当时教会的一张通知上就写道:如果有人在节日、礼拜或是圣诞节的晚上去参加游戏、赛马或戴假面具,要处以7年之内禁出,每天鞠躬100次,祷告两百次的处罚;又如,基督教奉行“一神崇拜”,取缔“古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会”之类的异教活动。在这样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体育活动很难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以致于从公元5～12世纪,欧洲体育一直处于最衰落的状态。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变革是社会价值观外在的逻辑结果。当基督教被罗马人接受之后,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以前肆无忌惮的放纵自己的欲望,开始走向了“禁欲主义”的道路。另外,文化制度冲突也是造成古罗马、古希腊体育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宗教崇拜的冲突上,基督教绝对的“一神崇拜”,这在旧约“十诫”里面有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古希腊体育文化正是建立在他们的神话之上的,当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时候,这种体育文化显然没有容身之地了。
2 欧洲中世纪晚期的体育文化
中世纪早、中期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对体育的歧视,使得体育一度萎靡。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近700年间,是欧洲体育的衰落时期。基督教对体育的遏制清楚地反映出这种衰落状况。然而,如果全面、历史地看问题,中世纪后期具有时代特征的骑士体育,特别是市民和农民的体育活动,仍然为近代的体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随着基督教体育观的变化及社会的进步,欧洲体育开始复苏,并从此跨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基督教体育观的变化首先是对身体的“正名”。其中,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的言论最具代表性。他说,由于灵魂和身体都是上帝的造物,因而不得偏废任何一个方面,对二者都要加以爱护。此外,肉体也不再是灵魂的监狱,而是灵魂的工具和贮藏所了。这些理论为关心和锻炼身体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并迎来了中世纪后期体育文化在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及物质层面上的全面复苏、更新和繁荣。
2.1 体育文化的观念层面
1)不平等与平等的观念共存。
历史学家们习惯将中世纪的社会分为3个等级,第1等级是教士,即是祈祷者;第2等级是贵族,即是战士;第3等级是劳动者。教士由于宗教地位成为了第1等级,而贵族则由于自己拥有世俗地位而成为了第2等级,这是与中世纪长期“神”权至上不可分离的。然而,中世纪的贵族因为自己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特殊的社会使命,而成为了体育活动主要参与者,这是根源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体育权利不平等的表现之一;以骑士体育为主导的中世纪体育比赛当中也极力排斥其他等级的人参加,这是源于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体育不平等;性别上的不平等,例如,在骑士体育教育中,重男轻女的特点和中世纪欧洲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一致的,女孩子从出生起,就被认为是家庭的负担。
虽然有很多不平等的现象在中世纪发生,中世纪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平等观念,那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赵文洪将它归结为3个方面,即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徒身份面前的平等和在部落成员资格面前的平等。在中世纪基督教“平等”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非常重视比赛的规则,如果有违规行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中世纪体育的平等观念更加倾向于赢得比赛的权利均等方面,这样的社会现象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首先,中世纪体育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状态,受到了社会主流文化的排斥;其次,中世纪体育的重头戏――“骑士体育”,是在战争需要的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这导致很多政治因素的掺入,以至于参与机会均等这一重要的平等观念被人们忽视,不过这在中世纪晚期,骑士制度衰落之后,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这为近代欧洲体育平等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依据。
2)尊重生命的观念。
我们知道古罗马帝国疯狂的角斗比赛是被后人所唾弃的,可是这对古罗马人来说实在是习以为常。这
一差别就是古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之一,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对于人们的欲望采取放纵还是节制的态度,当然我们知道中世纪基督教的节制态度已经做过头了。“神权”的至高无上是基督教又一重要特征,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只是上帝的“被造物”,这样人们不再有任意侵犯或是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这与古罗马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带给了中世纪新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直接影响中世纪体育的规则,在这些规则当中非常重视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世纪的体育活动一开始就有这一特点,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与社会的文化逐渐融合,自然而然慢慢就被打上了这一印记。由于这一观念可能致使很多人因为担心体育造成的伤害而拒绝参与体育活动。13世纪以后,比赛的规则开始逐渐完善起来,对于参加人数、比赛形式、比赛装备都有所限制和规定,大大减少了比赛的伤亡数,比赛的过程也具有观赏性和娱乐性。看来,“以人为本”的体育思想在中世纪后期也能找到了它的胚胎。
3)挑战精神。
勇敢是中世纪骑士精神里重要的内容,勇敢更是挑战精神的体现。中世纪的一部文学作品中曾经描述过骑士是如何渴望参加竞技和比武的,“我是一名骑士,骑马出行,寻找一个男子,像我一样武装起来,愿与我格斗。他要是能打败我,就会提高他的荣誉;我要是能战胜他,就会被看作英雄,我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骑士的这种行为也成为了市民的榜样,很多城市居民效法骑士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竞赛。
4)规则观念。
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有一套自己完整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强调规则是基督教文化战胜罗马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基督教维持自身体系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中世纪欧洲社会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人们注重遵守社会的规则,以确保自己不受上帝的惩罚。体育也不例外,我们从中世纪体育规则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中世纪一些体育项目的规则越来越详细,人们在比赛场上的各种行为和比赛的武器受到了限制,裁判在比赛当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4世纪时,比武大会更加成熟,有一套严格的比赛规则和章程,与近代的运动会比较接近。
5)友谊观念。
在基督教文化当中非常强调信徒之间的友好关系。在马太福音中明确地记载了这一事实,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只要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弟兄,我的母亲。”相互尊重的观念在中世纪骑士教育当中很受重视,尊重和保护弱者,是教会大力提倡,也是孩子们经常被告诫的事情。弱者不仅指妇女、儿童、孤寡,也包括僧侣、修士和贫弱的人们。在中世纪骑士比武中,锋利的武器必须刺到对手的头部或胸部,也可以是刺到盾牌上。如果骑士伤了对方的手、腿或是坐骑,它便得退出比赛。此外裁判可以没收他的战马和武器。这无疑体现出了欧洲中世纪体育文化中互相尊重的一面,这也是与基督教提倡“爱人如己”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中世纪骑士体育教育中也是非常注重礼仪教育的,对此,历史学家布洛克赫夫评述道:“中世纪骑士们通过彬彬有礼的方式,使得野蛮的力量也变得受人尊重,这一事实不仅反映了骑士们谦虚的人格,而且反映出了他们在战斗中的态度。”
2.2 体育文化的制度层面
1)骑士体育组织。
中世纪的骑士充满了神秘和魅力。其实,他们在外表上像修士僧侣,实质上却是军人,他们的脑子里装的不是《圣经》,也不是祈祷词,而是“战斗”,他们的武器不是说教,而是利剑和长矛。中世纪骑士体育组织隐藏于骑士军事集团中,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体育组织。而骑士团出现于中世纪的期间,第一次十字军远征自1096～1099年结束后,建立起4个十字军国家。在穆斯林虎视眈眈之下,十字军国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于是,罗马教皇组织起几个僧侣骑士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3大骑士团,即善堂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这些骑士团虽然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体育组织,但是它们积极组织骑士开展比武、健身等体育活动,仍可视为欧洲中世纪最早的军事体育机构,为后来的欧洲军事体育打下了一定的组织基础。
2)市民和农民体育组织体系。
中世纪市民及农民的体育活动最初主要是在宗教节日或普通节日里自发地进行。但是随着市民及农民经济力量的加强,社会束缚的不断减弱,自身认知的不断发展,他们的体育活动逐渐有组织地进行。1l世纪就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体育组织,如1042年比利时的根特击剑协会、1299年英国的草地地滚球俱乐部、1399年弗兰德(法比交界地区)射箭联合会等。这些体育俱乐部是近代体育组织的雏形,也是中世纪体育组织发展的重要果实。
3)有关体育的一些规章制度。
11世纪起开始成立的上述几个击剑和射箭联合会已按类似行会章程的原则开展活动,联合会的成员必须在一定的日子参加体育训练活动,由队长负责检查武器和指导训练。14世纪时,骑士比武大会更加成熟,有一套严格的比赛规则和章程。章程对参加比武者的资格、比武的方式和规则、胜负的判定和赏罚等都有详尽的规定。另外,14至15世纪好几位英国国王都颁布过有关射箭、足球等的法令。这些规章制度无疑是欧洲近代体育法制化的最初依据。
2.3 体育文化的物质层面
1)骑士的体育活动。
骑士的体育活动主要指骑士教育中的体育、骑士比武及其他体育活动。中世纪的教育主要有修道士教育、骑士教育、行会教育等。其中骑士教育中包含了丰富的体育活动。骑士教育的幼童阶段主要是以宗教教育、道德教育为主,儿童也在成人的引导下做一些简单的体育活动,例如板羽球、毽球、皮球、滚木球、跷跷板、踩高跷、户外奔跑、打闹、翻跟头等。侍童阶段,封建主们在自己儿子7岁的时候,便将其互送或是送到“国王”那里去学习,14岁以前跟从女主人,在这个时期,教学的内容是针对战争的需要进行各种身体训练和赛跑、角力、拳斗、射箭、抛掷重物、使用木棒和大刀等技能训练。15岁到21岁做男主人的侍从,也是扈从阶段,这是培养一名优秀的骑士最为重要的阶段,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了骑马、游泳、打猎、投枪、击剑、游戏(含下棋和球戏)、吟诗和舞蹈等所谓的“骑士七技”。除此之外,少年准骑士还用大量的时间练习徒步或骑马冲刺,长距离跑等实用军事技术。
此外,狩猎(含放鹰猎鸟)、跑、跳、投、角力、游泳、马球、圆舞、踢踏舞和骑士比武等也是骑士们的主要体育活动,其中骑士比武是骑士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骑士比武在法国和普罗旺斯兴起,11世纪末,骑士比武由这里向外传播。作为当时最受社会欢迎的竞赛活动,骑士比武大会迅速在欧洲风靡了起来。骑士比武的时间一般是在基督教的宗教节日里进行,例如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等等;骑士晋封,大贵族家的婴儿洗礼、婚礼,著名骑士、圣徒纪念日也是举行比武大会的时间。比武时间有长有短,长可达几个星期,短则只有几个小时。13世纪以前比赛场所非常
简易,几乎可以说是纯自然环境,比赛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集体混战,二是单人决斗。13到14世纪比赛场所逐渐规范,比赛场主要设在城市内的广场,或是野外空地。周围用栅栏围起来当做竞技场,并且设有安全区,参赛者可以在比赛过程中随时进入安全区休息或是处理伤口,对方此时不能再进攻。场地四周是装饰好的看台包厢,供贵族和民众观看欣赏,通常还有乐队演奏,增加氛围。从上述骑士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体育特征与嬗变,我们认为骑士体育是连接古代体育与现代体育的桥梁,是抗争欧洲宗教灵肉分裂二元对立学说的有力武器。
2)市民及农民的体育活动。
中世纪欧洲市民及农民的体育丰富多彩。一些传统的体育活动,如足球、棒球、板球、壁球、网球、台球、高尔夫球、橄榄球、链球、射箭、击剑、拳击、划船、国际象棋、西洋双陆棋、斗牛、滑冰、滑雪、赛跑、跳远、摔跤、赛马、跳舞杂技等,在他们当中得到了保留,并且随着时代和各种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在宗教节日或是其它节日里面得到开展。骑士比武也被城乡群众效仿,变成了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在城市,骑士比武被市民们以娱乐的形式加以再现,他们以木桶代马,以扫帚代枪矛,以篮子代盾牌,相互对打。这里再以意大利的埃里莫拉游戏为例,所有市民分成两批,每一批由若干小队组成。竞赛通过使用木制武器,大家一齐动手,有时选出两人对打。大家头上戴有头盔,面部用结实的藤条网防护,胜利者可以得到奖金。在威尼斯和其他沿河城市,常常举办象征夺桥头的“桥上假战”。在农村,农民们用猪、牛作坐骑,用连枷作武器,表演骑士的马上单人打斗。中世纪后期,城市和乡村的活动渐渐的起来,赛跑、跳远、投石、投棒、摔跤、舞蹈和各种球戏在城市都大受欢迎。在儿童中,则流行抽陀螺、捉迷藏、越脊跳、放风筝、踢石球、打水漂、弹玻璃球、掷骰子等游戏。历史证明,中世纪市民及农民的许多体育项目都是近代体育项目的萌芽。
3)教士的体育活动。
中世纪基督教认为体育是无用的,并且浪费人们的精力,但是很多教士并不以为然,他们还时常把体育活动与自己宗教思想相融合。地掷球是在中世纪受神职人员喜欢的一种球类运动,这种球类运动被赋予宗教意义,神职人员把球要击倒的目标比喻成魔鬼,如果击球者成功击倒“魔鬼”,那么就代表了他的罪过可以被洗清。另外,一些著名的教士也参加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如加尔文就非常喜欢散步、投铁圈和地掷球等。耶稣会的教士们也开始反对体罚,注重体育活动了,并大力提倡骑马和各种游戏活动。匈牙利著名体育史学家拉斯洛・孔曾注意到,教会对一些民族在体育问题上都较为宽容。如“日耳曼人春节进行的比武会,诺尔曼人一年四季都在开展的对打,爱尔兰人从632年到1169年时举行的那些无所忌讳的竞技会,都从未被视为违背教规而遭禁”。此外,从基督教中分裂出的东正教就并不过分提倡禁欲。圣徒保罗就很爱体育运动,且技艺超群。根据亨勒尔・基尔米斯特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分析可知,中世纪粗野的网球和足球正是经教士们的改革才变得文明起来,并得以推广。
4)体育场地设施及器材。
欧洲中世纪一些地区出现了正规的运动场地和设施,如1290年法国出现了最早的室内网球场。英王爱德华三世(1312～1377)也在王宫中修了一个网球场。公元12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斯纳莫斯在描述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打马球时,顺便提到了马球场和用皮革制成的、苹果般大小的马球。当然,这一时期在体育场地设施及器材方面还有不少改进与变化,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欧洲中世纪并不是像过去误解的那样是“身体敌视化”的黑暗时代,其体育文化并非一无是处。早、中期的衰落状态并不是欧洲中世纪体育文化的全部。中世纪晚期独特的骑士体育和丰富的大众体育才是其典型代表。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孕育着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积极的“中间时代”。近代体育的萌芽和发展都离不开灿烂的欧洲中世纪体育文化。
参考文献:
[1]岸野雄三[日],体育史学[M],白澄声,李建中,胡小明,译,北京:国家体委百科全书体育卷编写组,1982
[2]郝勤,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3]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孙葆丽,试论基督教禁欲主义及其对欧洲中世纪体育发展的影响[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2,15(1):13-18
[5]杨,论中世纪基督教对竞技体育的影响[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2):5-8
[6]王润斌,熊晓正,杨麟,古代西方球类文化探微[J],体育科学,2010,30(2):83-91
[7]尼尼安・斯马特[美],世界宗教[M],高师宁,金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圣・奥古斯丁[古罗马],忏悔录[M],应枫,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9] Van Dalen D B. The idea of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G]//Zeigler E F.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o1900, London: Stipes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 217.
[10]童昭岗,人文体育体育演绎的文化[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
[11]戴维・波普诺[美],社会学[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基督教圣经咄埃及记[Z],二十章四节,2007,
[13]颜绍泸,周西宽,体育运动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14]来晓雷,论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骑士体育[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5
[15]赵文洪,中世纪欧洲的平等观念[J],世界历史,2004(1):40-48
[16]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z],十二章四十八、四十九、五十节,2007
[17]倪世光,欧洲中世纪骑士的培养和教育[J],历史教学,2003(1):47-50,60
[18]拉斯洛・孔[匈],体育运动全史[M],颜绍泸,译,北京:中国体育史学会,1985
[19] Broekhoff J. Chivalric education in the middleages[G]//Zeigler E F.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Education to 1900, London: Stipes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226
第9篇：玉石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语言；文化；批评；美；深
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形态。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和文学观念的更新，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所以，对语言文化批评进行全面的认识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
语言文化批评的定义问题
就笔者所知，“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称谓最早由青年学者赵奎英提出。她把语言文化批评界定为一种以语言为本体、以文化为视野的批评形态。笔者认为赵先生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术语的提出与界定比较精确的概括了这种新型批评形态的内涵，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形态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批评形态立足于文本，把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统一了起来，把科学研究与人文关怀结合了起来，对我们深入窥视文本极有启迪。
首先，以语言为本体。归根结底，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文学作品也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与表达的问题。“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不仅“美”，而且它自身还闪耀着思想之光，透析着思维之理。所以我认为，以语言为本体，从更为基元的语言视角出发对文本展开批评，定能取得可喜的效果。
其次，以文化为视野。文学是一个具有多重价值功能的有机统一体。它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具有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功能。而它的认识教育价值大都是通过文本中所透射出的生存境遇、人物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来实现的。所以语言文化批评要求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探索文学，去挖掘文本的内蕴之美。
再次，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批评重在实践与应用。语言文化批评在应用中始终围绕文本展开，始终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文本在整个大文学活动中就处于核心地位，没有文学作品就无所谓有作者或读者。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作家的创作意图并非能够在文本中得到完全体现，读者的阅读感受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在批评中只有文本才是最可依凭的基础。语言文化批评就是一种以文本为终极依据的批评形态。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立足于文本的，以语言为本体的，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分析文学现象的批评形态。
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
目前，尽管从语言与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实例屡见不鲜，但“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还未得以正式使用，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及其理解笔者最初从导师赵奎英先生处习得，这一批评形态究竟具有多大的理论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形态而存在，这在学界还没有现成的定论。这也就涉及到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在文学现状日益繁复，文学作品日益精细化的当今，笔者认为语言文化批评理应作为一种颇具生命力的批评形态而得以重视。
首先，语言文化批评有其自身独到的批评视角，那就是立足于文本，从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语言角度入手去透视整个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在审美形式与文化研究强势风行的语境下，语言文化批评有助于端正形式主义过于重视文学分析的操作性而造成的乏生命以及文化研究过于重视文学的批判精神而忽视文学之“美”的缺失。它把对文学的科学分析与人文目标很好的结合了起来，为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其次，与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几种典型的批评形态相比较，语言文化批评仍有其突出的独到价值。伦理批评由于把强调的重心固于文学内容的道德评价上，必然对文学的活力和灵性有所忽视。社会历史批评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很多积极启示，但这种批评的目光在透入文学之“理”的时候也天命样的划伤了文学之“羽裳”，这种批评形态更多的把文本当作了记载与考据。而审美批评与心理批评都把文学囿于一种视角之中，很难让我们对文学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语言文化批评正是汲取了群多典型批评形态的优势，在批评实践中更好的兼顾了文学的特性与多重性，协调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性与内在文化蕴藉性，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具开放性的视野。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当下批评界鲜明的存在着内外之争，即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争论。阎晶明、吴玄等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异于文学本质的外部研究。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而文化批评阻碍了文学的这种自主，并有消解文学之害，所以他们认为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所以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即审美批评。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切合文学本质的内在批评来加以宣扬。其实，文学不只限于审美，文学研究也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是以揭示“文学性”为唯一目的）。所以我觉得语言文化批评能够为当下存有的批评误解提供积极启示。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颇具开放性与启发性的批评形态，应该得到认可与重视。
语言文化批评的标准问题
文学批评犹为手术刀，贵在应用与操作，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在批评实践中才能得以彰显。如何运用语言文化批评分析文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标准可以概括为美与深，美关涉文学的天命与本质，深关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文学要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它的超功利性注定美是文学的一种天命。语言文化批评虽以语言为本体，但对作品美的要求并非仅限于语言或形式之美。它是立足于整个文本，“美”也是对文本这一自足整体的全面要求。具体说来，⑴美要“真”。美而不真是华而不实。我认为“真”要注意三个基本点，一是事真。文本中所讲述的事件要真实。《琵琶行》、《孔雀东南飞》中的故事如果是虚假的，它们肯定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撼力。二是要情真。文学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不必事事真实，但必须情真意切。现象界虽然没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景象，但诗圣忧国忧民与败城亡生的真实感痛足以让此诗传诵千年。三是要追求现象真实与历史本质真实的统一，即包含着某种必然性的那种偶然的真实。本而言之，文学作品并不是直接的现实，它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但在这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中，我们只有追求了包含着必然性的偶然真实，才能提供某种真理性的启示与认识，才能光扬文学那种独到的魅力。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文本，譬如《红楼梦》，譬如《百年孤独》，无不如此。⑵美要“当”。文学时常会让人感到无奈，就像“美”这一标准一样，谁都知道文学应美，可怎样才算是美呢，美的因素有那些呢？面对这些疑问往往只有不知所措。美其实常常只是一种直觉评价而已，对“美”这一标准的分析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
“当”也是如此。“当”顾名思义就是恰当、适度之意。“恰当”与“适度”都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只有处于一个整体或范围内才存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里的“当”是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提出的要求，并不是仅仅针对形式或语言。具体说来，一是“当”要使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要素在文本中不仅要各得其所，达到一种多样统一的完整和谐，而且还要富有弹性与张力，彰显表现力。例如我们分析余光中的《乡愁》，不仅要顾及诗歌的三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更要注意这种“美”具有何种意味以及是怎样表现这种意味的。二是“当”要求语言、结构、方法等文体与形式方面的要素要和文学形象以及文本内在思想内涵达到一种适当的统一，这是“当”的一种深层次要求。语言文化批评始终强调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整体，所以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一视野下不应再分为彼此。《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文本语言越“丑”的冗长、啰嗦、累赘就越美。因为语言越啰嗦，张大民的贫嘴形象就越鲜明，这就是语言与形象之间的一种“当”，一种美。在《丰乳肥臀》中，莫言用一种可逆性的话语来刻意表达一种对神性、男权和永恒的颠覆与消解，这种叙事风格和表达形式与作者所追求的效果以及文本所投射的底蕴是切合的，这也是一种“当”，一种美。所以说，“当”不是中庸，不是不要张力，恰恰相反，“当”要求众要素在和谐共处中能够鲜明的彰显弹性与张力。
美不仅要真，要当，且还要有启迪，要意味，有价值。这里也就又有了“深”的要求。语言文化批评不仅以语言为本体，也以文化为视野，所以语言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作品不仅要“美”，还要“深”。
深要求文学作品在其语言表达中能够呈现出人类群体或个体的生存境遇，能够透露出人物主体的心理状态，能够折射出文学人物的思维方式。当然“深”在此是一种概括的要求。在文本折射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之时，“深”自身就蕴有精细、宏大等要求。古今中外的伟大文本无不昭示着“深”这一特征。《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封建末期的一部百科全书，政治的、文化的、社会伦理的生存状态都可在此书中找到踪迹。《卡拉马佐夫兄弟》简直就是一个心理冲突与斗争之域。而《阿Q正传》则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一种特殊而典型的思维方式———精神胜利法。
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文学作品毕竟不是记录与考据，文本在深刻反映出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的同时如果失其“美”，那它就成了历史，成了哲学，成了心理学，就迷失了自己。所以“深”与“美”是统一的，美要深，要有启迪；深而不涩，要美。这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
我认为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批评形态，合理的运用它一定会对我们深入的分析文本有所启迪与帮助。
参考文献
[1]《混沌的秩序》 赵奎英 花城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