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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管理子系统需求分析
学生管理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全面素质和综合职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生人数多、专业覆盖面宽、专职工作人员少的现实情况下,采用网络化、信息化管理尤其重要。其管理内容包括:录取与注册、班级管理、学生学籍管理等。新生电子注册后,按班级每生还生成一个顺序号,是该班学生的名单的顺序,也是有关部门印制考勤表、成绩单的依据,也方便任课教师的成绩录入。班级管理是按照预定学生人数组成班级。数据库中,班级信息包括专业、班级名称、班主任教师姓名及联系方式、班级人数、男女生人数、教室位置、宿舍分布情况等,同时建立班级奖惩数据库。
(二)学籍管理子系统需求分析
学生学籍管理是一项复杂、繁琐的工作任务。在人工管理条件下,工作量巨大,也常常由此而造成某些资料的遗缺。教学管理系统以强大的数据库系统为支撑,将新生注册、教师成绩登录、奖学金名单拟订以至补考、奖惩等均与学生数据库直接链接,遇学生转班、休学等情况,其学号不变,所有记载无需转换,即可真实记载该生在校学习的整体情况。学生毕业时,按照相应打印功能,将学生个人成绩单、奖惩等有关入档的内容直接打印,经学校签章后入档,工作十分简便。
(三)系统管理子系统需求分析
系统管理是教学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整个系统安全的安全性在很大程序上决定于系统管理子系统设计的科学与否。它主要涉及的内容为:用户管理、密码管理、数据备份、数据删除等。教学管理信息系统要为各级用户的权限设置非常灵活的接口。所以系统管理子系统要根据各类用户的不同工作特性进行用户权限设置、密码复杂程度设置、数据库备份机制、数据删除管理机制等。
二、教学管理信息化系统设计与开发
(一)系统体系结构
管理信息系统体系结构主要包括为客户/服务器(C/S)模式和浏览器/服务器(B/S)模式。C/S模式把系统的处理任务在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之间进行分工合作,实现整体性能优化。在这种体系结构下,服务器中依次安装着多用户或多任务操作系统、网络通讯软件及SQLDBMS,数据处理部分,由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共同承担,这就使系统的性能相对以前的结构有质的提高。缺点是开发费用较高,系统的构成部件较多,因此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增加。且故障定位较困难,维护困难。B/S模式是一种以Web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的MIS系统平台模式。远程数据服务实现了对用户界面、逻辑规则、数据服务的逻辑分离和独立封装,可重复使用、易于管理、升级、可跨平台,因此,教学管理信息化系统应采用浏览器/服务器(B/S)模式。
(二)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是指对数据进行管理的软件系统,它是数据库系统的核心,它与数据库系统中的各个部分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数据库的一切操作都是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控制下完成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使数据作为一种可控制、可管理的资源,从而为各种用户所共享,增进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提高数据的独立性,它也是用户的应用程序与物理数据库之间的桥梁。SQL语言结构简洁,功能强大,简单易学,是一个通用的功能极强的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通过对以上各种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分析比较,根据教学管理信息系统的具体特点和要求,本系统与采用了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SQL。
(三)软件平台
关键词:多元智能;信息技术;传统文化;游戏化教学
一、引言
多元智能理论在世界教育教学改革中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学习和研究这一理论,对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食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我们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历史的结晶[1]。对于我们来说弘扬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责无旁贷,毋庸置疑。
那么探索全新的传统文化教育之路刻不容缓。迎面袭来的多元智能理论与信息技术潮流带来更多可拓展的空间。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学生的多元智能,来提高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理解及重视程度大势所趋。最终培养当代大学生成为时代的主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有生力量当务之急。深入思考、探索,最终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之路迫在眉睫。
二、弘扬传统文化的意义
刚刚胜利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了传统文化明确的定义:“一个国家的历史、形象和尊严的代言是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的根蒂是浓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也必须以领悟、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本条件。近年来国家大力度进行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一直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着力点,从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三、当前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与国家的大力号召相反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却受到了“冷遇”,在教育中遭遇了“瓶颈”。全面分析当今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我们不难发现以下问题:
(一)忽略传统文化教育
1.家庭传统文化教育缺失、断层
目前我国的家庭教育中家长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偏差,家长的传统文化教育意识淡薄,子女受其影响而表现出来的消极和抵触情绪,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当前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力,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缺失和断层。
2.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系统建设不完善
2012年,某教育机构对全国100家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课程设置进行统计,仅有30家高校开设了传统文化教育选修课程,其中配备对口专业教师的仅有20%。就学生学习情况来看,课程出席率小于35%。
(二)学校对传统文化教育过度的课程化,任务化,教育推广面狭窄单一。
灌输式教育,填鸭式教学,不利于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真正理解。使传统文化的传承成为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介绍。
(三)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缺乏情景式教育
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适应性,产生于特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也反作用于生活环境,与环境共融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使其脱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成为无本之木,无根之水,空中楼阁,成为了书本的文化,“僵死”的文化。
四、多元智能理论与计算机网络支持下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
在计算机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多数新兴事物、外来文化迅速占领市场,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除了关注这些“异”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面前,我们不能只是爱么能助,望洋兴叹,更应该看到的是他们带来的活力与生机。那么利用多元智能理论结合信息技术实施多元多维、情景性、发展性的教育模式,正适合传统文化的教育。
近年来,随着互连网走入千家万户,我们进入了“全城一家零距离,珠穆朗玛在身边”开放、虚拟的网络时代。那么,让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与传统文化之间碰撞出绚丽的火花,是下一步应该探索的问题。
(一)利用网络虚拟现实技术为传统文化安个“家”。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虚拟仿真出全世界的旅游胜地,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领略世界的风采,是经济旅游的新潮流。那么基于网络虚拟现实技术显著的技术特点为中国传统文化安个“家”,是初步探索的方向。
(二)传统文化教育利用多元智能原理与游戏化学习的“脸对脸”。
让网络游戏为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提供更加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同时让传统文化为网络游戏填加丰富的内涵。网络游戏的虚拟环境成为传统文化教育赖以生存的土地。
网络游戏是网络虚拟现实技术中的一种,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日益成熟,传统的网络游戏也成了新兴产业。正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事件层出不穷。网络游戏设计的暴力,不规范占绝大部分因素。从网络游戏设计中入手改善网络游戏的不足,并在网络游戏设计中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网络游戏之中,赋予传统文化腾飞的羽翼,同时也赐予网络游戏以圣洁的灵魂,实现游戏化学习。
根据众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游戏化学习的难点主要在于游戏与学习之间相互融合的问题,游戏与学习之间的比重问题。
五、小结
根据游戏化学习的意义我们用情理的精神,利用传统的文化改造虚拟游戏的不足,填补虚拟游戏的漏洞。
利用多元智能理论使学生能无意识的在网络游戏中领悟、学习传统文化的意义,相反传统文化也在游戏中起到引导的作用,抑制其弊端,避免沉迷的现象。有机的将传统文化,网络环境,学生的意识结合到一起。三维一体的立体式隐性学习模式。
改变“填鸭式”教学,使学习成为一场有趣的游戏,从学习中感受快乐,使人们不再是对游戏成“瘾”,而是对学习成“瘾”。
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东西,在我们现代社会都有其重大的意义,通过多元智能理论与计算机网络的支持,我们更大程度的优化高等教育中的不足,并将传统文化传承,保存下来是非常必要的。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文章以事后聪明式知识偏差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理论依据,以“心理学研究方法”课为实践课程,从教师和学生视角对研究方法类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提出建设异质性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模式、任务导向的教学模式、“共同分+差异分”的评价模式,并对未来教学改革进行反思。
关键词:研究方法类课程;教学模式;心理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06-0058-02
研究方法类课程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基础类课程,而且要求学生有很强的实践操作能力。所以,一直以来,对于教师而言,这类课程比较难教;对于学生而言,研究方法类课程又比较难学。因此,探索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和途径不仅能够指导教师有效地进行教学,降低教师教学中的为难情绪,打破教学困境,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掌握研究技能和实践操作能力。
一、研究方法类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
事后聪明式知识偏差理论从教师的视角提供了研究方法类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则从学生的视角为研究方法类课程改革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指导。
(一)事后聪明式知识偏差理论
事后聪明式知识偏差是指当个体拥有该知识点的结果知识后,就会不自觉地高估自己和他人能够正确反应的能力,继而影响后继行为,也就是事后诸葛亮[1]。庞爱莲和李晓东的研究表明个体在听觉和视觉领域均存在事后聪明式知识偏差[2]。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通过视觉和听觉两种途径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早在1976年,Goranson就指出事后聪明式知识偏差对师生交流有重要的影响。教师拥有所授知识点的正确答案,这使教师低估了学生解决问题的难度[3]。为了避免教师事后聪明式知识偏差对教学的影响。庞爱莲等人认为教师可以尝试采用以下策略降低教学中出现的事后聪明式知识偏差。第一,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进行教学设计。第二,分析学生在理解知识点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适当地降低难度。第三,增加讨论环节。心理学家指出,解题体验可以降低事后聪明式知识偏差,因此,将教师置于解题情境中,增加教师的解题体验,继而使教师了解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提高授课质量。基于此,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同时面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能够降低事后聪明式知识偏差造成的影响,有效地进行教学。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
一般而言,各高校研究方法类课程设置的学习期限为一学期,大概只有18次课程的学习时间,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项具体的研究,并且保障学生能够参与到研究的每个环节,这对学生的学习基础、操作能力、可用于研究的时间和研究的参与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指导。
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教育者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强调抽象知识的习得应源于直接经验,重视实践的重要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的首要观点是实践,强调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共同参与,强调抽象知识的习得应源于直接经验。其基本原理是,从做中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基于上述思想的后现代课程观,以开放性、过程性为其显著特征。首先,它将课程视为一种开放体系,关注课程在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方面的价值。允许和鼓励教师、学生的个人经验和体会进入教育和课程之中,并将这些经验和体会视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其次,它从过程的角度来界定课程,强调师生对话和探究的教育价值。后现代主义的课程观念允许并鼓励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进行批判性对话,鼓励学生进行真正的实验、探究、反思和批判,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提高学生的独立判断能力,使学生成长为有能力的交流者和对已获知识的质疑者[4]。
在建设性后现代教育思想的推动下,课程改革有三个核心原则,即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形成学习共同体和关注学生的积极参与和创造性。后现代教育改革最核心的原则是在共同体中学。当学生在共同体中学的时候,他们将竞争放在次要于合作的位置。他们也将发展出对和谐社会很关键的社会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这一原因,建设学习共同体在后现代教育改革中是关键性的步骤之一。这些团体将在课堂内外碰面。作为一个共同体,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和目标。他们共同安排他们的任务;他们探究和讨论结果以便决定他们的结论;他们共同作报告[5]。
二、研究方法类课程改革的举措
(一)构建异质性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模式
研究方法类课程的教学时间为一个学期,18次课。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要求学生完成一项研究,对于学生而言时间比较紧张,而且每个学生前期的学习基础和能力也参差不齐,很难独自完成一项研究,基于以上条件的限制,在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研究方法类课程可以采用建设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模式。各类研究方法课程应该在学科性质和具体特点基础上,确定共同体的规模。在学生组建共同体过程中,针对组建的原则教师要给予一定的引导。如,心理学研究方法课是一门应用性、操作性极强的课程,不仅要求学生从理论角度掌握心理学研究设计的每一个环节,即选题、资料的搜集、研究方法、研究设计、数据采集、结果统计分析和撰写研究论文,还要求学生能够掌握具体的研究操作技能。基于此,心理学研究方法课程的学习共同体由3—4名学生组成。学生自愿组合,以便于学生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教师要求成员中要有一个能够组织、调动其他成员积极性的核心人物;组员之间要有异质性,具有不同的学科能力,有擅长资料搜集的,有擅长研究设计的,有擅长统计分析的等。这能够保证共同体对研究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所把握,能够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能够顺利、有效地完成研究。
(二)实施任务导向的教学模式
研究方法类课程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实践研究能力,“做中学”是有效的学习方式。任务导向的教学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做中学”。这种教学模式的核心是学生共同体的研究始终贯穿于教学中。学生的任务应该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学会和掌握各个研究环节;教师的任务是将知识点融于学生的研究中。教师以共同体的研究为基点和素材,敏锐地发现学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激发全体学生思考问题以及讨论如何解决问题,最后,给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因此,这类课程的教学是以学生的研究任务为导向,教师讲到哪个研究环节,学生的研究也随之进行到相应的环节。这种教学模式实施的关键点在于教师要确定和掌握研究中的各个环节,特别是要将共性知识点和差异性知识点区别开来,考虑如何将这两类知识点巧妙地融于学生的研究中。如,心理学研究包括选题、资料搜集、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数据整理、数据统计分析和撰写研究论文这些环节,而选题、资料搜集、数据整理、数据统计分析和撰写研究论文是共性知识点,每一项研究都会体现出这些知识点;而研究设计和数据收集是差异性知识点,主要包括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研究等具体方法。为了保障这些具体方法在学生的研究中都有所涉猎,从选题时,教师就要考虑这些具体方法是不是体现在学生所选的研究课题中,如果有些具体研究方法没有体现出来,教师要及时与学生共同体进行沟通,将采用相同研究方法的选题撤下,补充采用新研究方法的选题。这种引导能够保证心理学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共性知识点和差异性知识点都能够得以体现。
(三)推行“共同分+差异分”的评价模式
学生期末的学业考核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共同分,即每个共同体提交一份研究论文,论文成绩作为共同体成员共同享有的共同分,这部分分值为40%;第二部分是差异分,为了避免“吃大锅饭”的效应以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的差异分由两部分构成:学生课堂表现和小组成员对本组研究内容的把握程度。第一部分学生课堂表现,这部分主要体现在学生是否积极主动思考其他共同体的研究,并能够提出一定的问题,以及能够对教师讲授的内容进行思考和解答,这部分的目的是避免学生只关注自我共同体的研究,对教师讲授和其他组的研究漠不关心。这部分分值为30%。第二部分小组成员对本组研究内容的把握,这部分主要考查的是小组成员是否全部有效地参与该组的研究任务,从而避免只是一部分学生真正地参与研究,其他人坐享其成的现象。这方面的考核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第一是课堂提问,教师或其他组学生提出问题时,教师可以指定小组的任何一位学生回答该问题,并据此给学生一定的成绩。这部分分值为15%。第二是论文答辩,学期结束时,教师组织学生就研究论文进行答辩,对共同体内的每一个学生,教师从选题、资料搜集、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数据整理、数据统计分析和撰写研究论文各个环节提出问题,就学生的表现对学生做成评价,这部分分值为15%。
三、教学效果反思
课程教学结束之际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团队合作、团队成员之间情感亲密度和学习积极性。96%的学生表示这种学习和教学模式有利于团队合作,提高了团队合作精神;92%的学生认为这种合作方式给同学创造了进一步交流的机会,使得同学之间能够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提高了同学之间的亲密度,91%的学生体验到在这种教学模式下,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研究总是一环套一环地相继进行,学生具有紧迫感,时间利用率高,并且积极主动地从多途径思考、探讨和解决研究中面临的具体问题。
这种教学模式对学生前期的专业课学习具有高的要求,要求学生掌握心理统计学、心理测量学、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普通心理学等相关课程。具备了这些知识,才有可能完成研究方法课。然而,很多学生并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些前期知识,在完成研究方法课程的任务过程中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未来的教学可以考虑从这方面做出调整。
参考文献:
[1]庞爱莲.教师事后聪明式知识偏差研究及其教学建议[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2,(9).
[2]庞爱莲,李晓东.听觉后见之明偏差的实验研究[J].心理科学,2010,(1).
[3]Harry L.Hom.JR.,Maria Ciaramitaro.GTIDHNIHS:Iknew it all along[J].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2001,(15).
论文摘要: 当前的数学课堂教学中,很多学生处于畏惧、厌恶听课的状态;教师总抱怨学生差,课堂上不配合,总是教师“一言堂”,学生与教师易出现敌对状态。本文作者通过实践与尝试,试图寻找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方法与途径,让学生和教师能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学习与工作,让学生享受学习数学的乐趣。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1.从学生的学习状况看。
中专学生的数学入学成绩普遍较低,基础普遍比较薄弱,他们在初中的数学成绩基本处于中等及中等偏下层次,大部分学生在心理上对数学有抵触情绪,学习积极性不高,缺乏信心。他们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部分学生听不懂就看小说、玩手机、睡觉,课后作业应付了事或抄袭,数学成绩越来越差。
2.从教师的教学状况看。
课堂基本上是教师“一言堂”。学生参与率不高,师生互动少。教师基本上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只讲授简单的例题,学生普遍掌握较差,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不高。
二、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在以上分析的背景下,我希望通过课堂教学的一些改革,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率,让教师和学生在愉悦、轻松的环境下学习,以期学生的学习成绩能有所提高,真正做到让学生学有所获;希望通过自身在教学模式、上课提问方式、平时成绩的评定、课堂纪律的调控,以及课堂气氛的调节等方面的尝试,总结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以期用于课堂教学中,并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教师授课的热情,改变数学课枯燥难懂的现状,使师生关系向和谐的方向发展。
三、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数学教育学》中写道:数学学习兴趣是学习积极性中最活跃的成分,它是渴望获得数学知识而积极参与的意向活动。在对数学产生兴趣时,学习者就会产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意向,这种意向使得感知清晰、思维活跃、情绪稳定、意志坚韧,有利于学习的成功,而成功又会进一步激发新的学习兴趣,使学习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相反,如果对数学没有兴趣,就会对那些抽象的符号、公式感到茫然,在课堂上注意力分散,完成作业信心不足,以致学习成绩下降,而学习成绩下降又进一步引起对数学的恐惧和反感,这样就使数学学习陷入恶性循环的漩涡中。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教学方法的改进,要善于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兴趣和想象力。古代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说过:“哲学起源于惊奇。”这说明好奇心能激发求知的欲望。教师对提问的方式、问题的设计、课堂纪律的调控、课堂气氛的调节上都应该有所探索,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
四、课题研究的程序
1.时间:2005年9月至今。
2.对象:04国际贸易班、04电子商务班、05形象设计班。
3.具体过程:
2005.9—2006.10。拟定课题。撰写开题报告。
2005.9—2007.2。教学实践过程中,注意收集相关资料,进行教学上的尝试,对班级总体成绩进行统计。
2007.2—2007.5。分析数据,整理材料,给出研究结果,写论文。
五、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1.提问方式上的尝试——“列仙谱”。
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仙名好听,学生很喜欢,比如爱神阿弗洛狄特,酒神狄俄尼索斯,等等。于是我列出所有的神仙名,最先以指定的形式给班上发言较多的学生命名,上课提问时就叫“仙名”。封完这些“神”之后,其他的神仙由学生竞争上岗,对于喜欢的神仙名可以预定,课下先跟我说,当上课回答问题答对3次以上后就正式册封。这样上课时我就直接叫“仙名”。学生感觉很好玩,积极性也很高,觉得能当个神仙挺自豪的,因此上课举手发言的学生比以前多了。当上“神仙”的学生,若课堂表现不好了,先给一段考察期,表现还不行的就撤除他的仙职。
2.课堂上发言及平时分加分的尝试。
我请课代表每节课上把发言的学生的名字记下来,不管回答的是否正确,只要肯举手想回答问题的,就说明他上课在听讲,并且进行思考了,这些名单再进行汇总,我再相应地增加学生的平均分。这个方法同样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也锻炼了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
3.控制课堂纪律方面的尝试。
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要求学生上课听课时,要在沉默中灭亡,要保持良好的课堂纪律;要求回答问题时,要在沉默中爆发,要积极举手发言。当班上纪律不好时,我就提醒他们“该在沉默中灭亡了”,要回答问题时,就要求他们“小火山该爆发了”。我发现对于学生不能用吼的,一味的批评与“镇压”,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4.课堂教学内容和例题选择上的尝试。
数学课上,公式计算很多,学生觉得枯燥,上课容易打瞌睡。我上的班级中,有一个班,一周共5节数学课,有3节课在下午,到了第三节课,学生感觉特别疲劳,想睡觉。当发现很多学生表现出想睡觉的情况时,我就把新课先停一下,中间插一个趣味数学题,缓解一下他们的疲劳。比如教学等比数列求和时,我给学生出了一个问题让他们思考:假如一个月有30天,从第一天起,我每天给你100元钱,但你每天还我一点,第一天还1分钱,第二天还2分钱,第三天还4分钱,第四天还8分钱,后一天还的钱数是前一天的两倍,问学生愿不愿意。学生一听到钱立即来了精神,觉也不想睡了,问我是不是真的。有的学生也不管那么多,只要是我给他钱他就愿意,结果用等比数列求和公式计算出他一个月要还我一千多万,而我只要给他3000元就可以了,学生直呼上当,此时他意识到2的29次方是很大的数,下次再用类似的题目给他做,他就不再上当了。这样学生既有了精神听课,又学到了知识。
在例题的处理上,我尽可能地设置为与实际生活、与本专业密切联系的问题,使学生容易接受。对于公式的讲解,我也尽量想出口诀,以便于学生记忆。比如讲授交集、并集的符号时,为了使学生便于记忆,我在讲授时将字与符号形象联系起来,交集的“交”字中间“八”字开口向下,所以交集的符号为“∩”;并集的“并”字,最上面两笔,开口向上,所以并集的符号为“∪”,学生根据字形即可判断符号的写法。
5.对概念讲授、知识巩固上的尝试。
李阳有疯狂英语,我想数学课也可以模仿。对于一些概念、公式多读,读完再背;一些解题方法我把它们写成口诀叫他们背;课堂上反复读背几遍后,下节课一上课再提问,并且记录回答的情况,与平时分挂钩,因此学生就会有点压力,课上读背的时候也比较用心了。
六、课题研究的方法
通过课堂教学中教学模式、上课提问方式、平时成绩的评定、课堂纪律的调控及课堂气氛的调节等方面的教学实践,我请学生写听课感受,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对学生的数学成绩进行分析,以初探此类方法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七、课题研究的成果
经过一年多的不断尝试,学生对数学课从畏惧到喜欢,上课举手发言的人数大幅提高。在去年的全市统考中,04级两个班在20个参加考试的平行班级中分别排名第一、第三。在全校的学生评教中,三个班的评教分数分别为:99.33、94.86、97.8,高于全校90.69的均分。
教师在教学中变得有激情,不断地探索,希望找到更多更好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学得更好,从而师生之间建立了和谐融洽的关系,所以教师不再畏惧上课,学生也不再畏惧听课。
八、课题研究的结论与不足
实践证明,教师要善于发掘学生的积极性,学习应该是快乐的,轻松的课堂是学习的摇篮。我们要根据所教学生的特点,创设引人入胜的情景,调整课堂教学的模式,在传统教学的模式上改革、创新,真正做到让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成。但实践中我发现,对于课堂纪律很差或入校分数低、基础较差的班级,以上一些方法实施后效果不大;对于综合高中班,课时紧、内容多,也不适用,因此今后教学中我还将不断地进行尝试与改进。
参考文献:
[1]舒达,蒋长好.素质教育全书.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4.
[2]郭亨杰,宋月丽.心理学教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
关键词:大学;公信力;现状;实证
中图分类号:G6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4-0076-07
近年来,大学公信力正在下降的声音此起彼伏,其中的最强音是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2007年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一文。他在文中明确地指出:“大学有自身的利益,其继承传统与生产知识,并非绝无私心。或陷入繁琐的日常事务,或跳不出体制围城,我们能认真审视已成‘庞然大物’的大学吗?……总的趋势是:大学的公信力在下降,所谓的‘师道尊严’,也正迅速沦丧。” [1 ]那么,我国大学公信力的现状究竟如何呢?
一、大学公信力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大学的解释是“实现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包括综合大学和专科大学、学院” [2 ]。由此可知,大学是进行高等教育的机构。在我国,进行高等教育的机构却并不能都称之为大学。1912年的《大学令》、1986年国务院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199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都对大学有着非常具体的规定,但“在国外,大学、学院等名称的不同并没有这么繁杂的界限与说明,也没有等级或者能力的区分。因此,虽然大学与高等学校是有区别的概念,然而这种区别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3 ]。
随着大学的发展,为了便于对大学进行研究,大学的分类也众说纷纭。网络上将大学分为两类――全日制与非全日制,鉴于本研究所涉及的调查对象在年龄、学历、职业、家境等方面的跨度较大,因此本文参考较为通俗易懂的网络分类法,文中的“大学”特指全日制本科大学。
在对大学公信力的研究过程中,信任与公信力是另外两个必须厘清的概念。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信任指某人对某社会组织或他人产生某种期望,并根据自己的已有经验对其做出评估,继而相信对方未来的可能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和行为。当某人信任某组织或他人时,而原本的这种期望得到实现后,这种信任程度也随之加强,并且对下一次信任行为的产生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所谓公信力,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某组织或某人产生认同与信任,即认同它(他/她)的价值并相信它(他/她)能实现自己的期望,从而形成的一种影响力。
如此,大学公信力指的便是大学获得社会公众认同与信任的能力或在社会公众中形成的一种影响力,同时也是社会公众对大学的一种积极评价。具体来说,社会公众认同大学的价值并相信大学能满足其意愿时,大学便获得了公信,这种公信一旦产生,便以一种力量推动社会公众对大学下一次信任的产生,同时也促使大学更加完善自身以获取公众的下一次信任。
大学公信力是如何形成的呢?图1是对大学公信力的形成过程的简略描述。在大学公信力的形成过程中,公众和大学是其中的两个重要实体。一开始,公众认为大学对自己是有价值的,因此,对大学有着某些期望。在已有经验的影响下,公众对大学进行评估,忖度其是否值得信任,继而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选择怎样的态度去信任大学。当然,与此同时,大学也对公众给予某些承诺,以促使公众信任的顺利形成。其后,与之相关的便是公众对大学的满意度了。当大学达到了公众的期望时,公众便更加信任大学,而当大学未达到公众的期望时,公众便会降低对大学的信任度。这也符合Oliver的“期望―实绩”模型与他的“顾客忠诚感从何而来”一文中顾客满意与顾客忠诚之间有紧密关系的论点 [4 ]。当然,这种信任与不信任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在某种协调或不良因素的影响下,不信任可以变成信任,而信任也可能变成不信任,但是后者相对于前者来说则要容易得多。最终这种信任或是不信任便成为一种力量,去影响公众对大学的下一次或是另一方面的信任的形成。
二、预调查以及调查的对象、方法
1. 预调查
在对大学公信力的文献检索中,并未发现大学公信力的测量量表,更多的是满意度方面的。也正是鉴于近年来,大学满意度的研究较多,因此,在量表的设计中,并未再对满意度进行测量。在本研究中,为了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与大学公信力的关系等内容,我们借鉴了满意度量表的格式,并拓展为适合本研究的问卷,自主发展了一套用于测量大学公信力的量表。
2012年10月2日,我们在周边地区发放了30份问卷进行第一次的预调查。其中调查对象有大学生、大学老师、商业人员、企业人士等。2012年10月13日,我们进行了第二次的预调查。选取了长沙市岳麓区大学城区域内的对象进行,发放了问卷120份,回收100份,回收率83%,其中大学内30份,大学外70份。在得到两次预调查的结果后,我们测试了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而对问卷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对于信度,本文采用的是内在一致性信度中的克朗巴哈alpha信度系数测量方法。这种方法是克朗巴哈(Chronbach LJ)1951年提出来的,一般认为alpha系数在0.5~0.6以上即可进行研究,在0.8以上则可以认为调查表有较高内在一致性。在预调查的四个维度的信度值中,期望信度系数值在0.764~0.863之间(见表1),感知信度系数值在0.839~0.907之间,显示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具备较高的信度,问卷内容符合要求,可以进行研究。
效度包括表面效度、内容效度、标准关联效度和结构效度4种类型,而通常我们只考虑后3种类型。有人主张结构效度可以包括内容效度和标准关联效度 [5 ]。
对于效度,本研究采用了SPSS19.0对量表中四个维度的认同与总认同、信任与总信任进行了Kendall’s t相关分析。一般认为,相关系数大于0.7为强相关,0.3~0.7为中度相关,小于0.3为弱相关。从表2、表3中所显示的Kendal’s t的相关系数值可以看出,感知的4个维度的评价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该相关性的存在显示本研究使用的量表中,4个维度具有较高的效度,可以用于测量大学公信力程度。
2. 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湖南省长沙地区的社会公众作为调查对象,主要研究长沙地区的社会公众对大学的信任程度。我们考虑到个人的时间、经费、能力,采用分层抽样、随机整群抽样与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长沙市大学城附近进行了样本抽取。其中大学内部公众抽取了一所综合性大学中的教职工与大学生,并且从研究生中抽取了一部分;大学外部公众主要选取了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类型的群体。
2012年9月至10月,我们联系上了被调查的大学教职工和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在获取了他们的同意后,进行了问卷调查工作。为了保证问卷的回收率与有效率,事先进行了以下工作:告知被调查者本次调查的目的及填答要求;保证填写问卷的环境安静,并不对被调查者做任何形式的引导。
调查于2012年10月3日至10月30日之间进行。本次调查问卷总共发放700份,其中大学内发放问卷200份,大学外发放问卷500份。收回问卷578份,回收率为83%。根据资料,问卷回收的百分比要在75%上,方可保证问卷的准确性。本次调查的回收率表明,问卷的准确性是有保证的。剔除未填问卷及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527份,有效率为91%。其中大学内部169份,大学外部358份。
三、数据分析
在以往对大学的实证研究中,很多学者都对量表的维度分别进行了权重统计。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权重的字眼出现得最多的是在大学评估这一方面,尤其是大学的排行榜。之所以要进行权重的研究,是因为在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时,我们会对各个维度的数据进行混合运算,数据是以不同的比例参与最后的结果计算中,而不是以平均的比例。因此,每个维度的权重都是不同的。在本研究的调查数据中,我们也对调查问卷中的量表进行了权重的调查。各维度权重显示如图2。
本文对大学公信力的计算公式进行了设计。具体如下:
UPT=■Wi(Ii+Ti)/2
其中,UPT指的是大学公信力(英文university public trust的首字母);Wi指的是每个维度的权重;Ii指的是每个维度的认同均值;Ti指的是每个维度的信任均值。
在对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后,利用SPSS软件得出了下方的大学公信力现状直方图及频数分布正态曲线图(见图3)。参照韩留杰在其硕士论文《我国大学排行榜中综合排名的公信力研究》中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方法 [6 ],本文在通过以上公式进行计算后,会得出多个介于1~5的分数值。对应问卷中1~5从低到高的程度表示,结果中的1表示公信力非常低,2表示公信力比较低,3表示公信力一般,4表示公信力比较高,5表示公信力非常高。在527个调查样本中,大学公信力均值为3.65,标准偏差为0.456。从图3可以看出,大多数的样本都集中选择在3~4之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度大多集中在中等偏上程度。从正态曲线分布图可以看出,处于两个极端的公众较少。也就是说,对大学非常不信任和非常信任的公众比较少。
由于以上数据中,并未加入对满意度的调查,因此,为了增加本结论的可信度,我们对公众进行了总的大学信任度的调查(见图4)。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社会公众对大学的总体信任度为一般,而以一般信任为界限,把比较不信任与非常不信任归为不信任一类,而把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归为信任一类,则不信任的公众占17.28%,一般信任53.64%,信任的公众占28.09%。由此可知,大学公信力现状呈中等偏上程度,恰好支持上述结论。
近年来,在一些文章中都提出大学公信力不高的问题。对于目前大学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现象,不管是学者还是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抨击层出不穷,大学社会公信力产生危机 [7 ]。在本研究对大学硬件、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公信力统计中,统计的数据与目前的社会观察及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见表4)。
表4向我们表明,大学公信力在硬件、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4个维度上依次递减。也就是说,基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大学公信力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大学的硬件资源让公众是比较信任的,教学相对硬件来说,信任度低一点,而科研还在3.5以上,服务则让公众的信任度降到了3.5以下。这表明,在我国,大学的服务功能并未发挥好,更多的是流于形式。
在所有的调查样本中,为了显示人口统计特征与大学公信力的关系,我们分别对其进行了数据分析。
表5是不同性别在4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及差异分析。表格分为横向二栏,竖向五栏。横向的第一栏是把总体分为男女两个独立样本,男性为237人,女性为290人,男性人数略少于女性。t值是在对两个独立样本进行t检验后的结果。横向的第二大栏是四个维度和总体在男女两个群体上的数据。从表5中可以看出,从总体上来看,男性对大学的信任程度高于女性对大学的信任程度。从4个维度上来看,差距也非常小。
在4个维度和总体上的差异的研究中,本文对年龄、学历、群体和家境等4个变量采用了统计学中的单因素分析。
表6是不同年龄在4个维度上和总体上的得分情况,从表6可以看出在硬件和服务上,不同年龄的公众的信任度在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18~25岁之间及46~55岁之间的被试对硬件的信任程度相对于其他年龄阶段非常低。56岁以上的被试对硬件的信任程度最高,36~45岁之间的公众对大学社会服务的信任度最低,而46~55岁之间的公众对大学社会服务的信任度最高。在教学和科研维度,不同年龄的公众不存在显著差异。18~25岁之间的公众对教学和科研的信任度是最低的,而56岁以上的公众对教学和科研的信任度则是最高。不同年龄的公众所得到的信任度总分在0.0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得分最高即信任度最高的是56岁以上的公众,得分较低的是18~25岁之间和36~45岁之间的公众。
表7说明不同学历的公众对大学的科研信任度在0.01上存在显著差异。初中学历和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公众对大学科研的信任度最低,小学及以下的公众对大学科研的信任度最高。在社会服务维度,不同学历的公众的信任度在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信任度最高的是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公众,最低的是大专或本科学历及研究生学历的公众。不同学历的公众的信任度总分在0.0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总的来说,信任度最高的是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公众,信任度最低的是大专以上学历的公众。
从表8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群体的公众在4个维度和总体上的信任度得分。不同群体对大学硬件的信任度在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信任度最高的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学除外),信任度最低的是大学生群体。在教学和科研维度上,不同群体的公众的信任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社会服务维度,不同群体的公众的信任度在0.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来说,不同群体的公众的信任度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信任度最高的是非大学群体,信任度最低的是大学管理层和普通教职工。而在信任度总分上,不同群体的信任度在0.0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信任度最高的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学除外),信任度最低的是大学生。
在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中,把公众按照不同的家庭年收入进行分类,综合相关资料及本次调查的区域考虑,我们对本调查中的低收入家庭上限采用2010年长沙市人民政府的认定标准,即年收入2万元,对中等收入家庭的上限采用我国社科院2011年发表的《城市蓝皮书》的标准,即年收入11万元 [8 ]。不同家境的公众,在大学的4个维度和总分上,信任度均在0.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除6~11万元家庭年收入的公众,基本呈现收入越低,信任度越高;收入越高,信任度越低的现象。当然,6~11万元家庭年收入的公众不管是在4个维度还是总分上均是信任度最低的群体(见表9)。
根据本研究调查问卷的设计思路,我们把公众对未来的大学的信任程度的调查也考虑在内。图5是调查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公众中,有48.39%的公众表示“说不好”,有34.35%的公众认为未来的大学会变得“比较好”,9.49%的公众认为会变得“比较差”,3.97%的公众认为会变得“非常差”,3.80%的公众认为会变得“非常好”。撇去选择“说不好”的公众,我们可以发现,公众对我国未来大学的发展还是持乐观态度的。
四、基本结论
结论一:我国大学公信力呈中等偏上程度
近年来,各界学者人士及报刊媒体都在批评大学公信力较低,通过本研究的分析调查可知,大学公信力呈中等偏上程度。上文中大学公信力现状图(图3)明确地告诉我们,大学公信力的总体均值为3.56。从1到5,分值越大,公信力越高,3.56是一个处于中间偏上的值。如果说直方图3表现得不够明显,那么,上文中大学公信力总体状况(图4)也能说明这一情况。把比较不信任与非常不信任归为一类,则不信任大学的公众占17.28%,把比较信任与非常信任归为信任一类,信任大学的公众占28.09%。而一般信任的公众超过了一半,占53.64%。这足够说明现在的大学公信力处于中等偏上程度。
结论二:我国大学公信力在不同年龄、学历、群体、家境上的差异显著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详细地分析了我国大学公信力与人口特征的关系。不同性别的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并没有显著的差别,不同年龄、学历、所属群体和家境的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不同家境的公众,差异最明显。
经统计,相比较之下,大学公信力与人口特征的关系具体如下:从年龄上来说,对大学信任度最高的是56岁以上的公众,而信任度最低的是36-45岁的公众。年龄上的差异导致公信度的差异,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56岁以上的公众属于退休人员,一般而言,这个年龄的人会比年轻人多一份平和与宽容,少一份冲动与盲从。阅历的丰富也让他们对事物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对待大学,他们更容易认同其价值,对其产生信任感,同时,也不会因要求太高而降低满意度。36-45岁的公众虽然比年轻人更加稳重,但是,由于他们正好有孩子在读大学或是刚刚大学毕业,因此,对大学的期望最高,对大学的时弊也感受最深,另外,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能够去改变现状,因此,对大学的信任度最低是可以理解的。
从学历上来说,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公众对大学最信任,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公众则最不信任大学。学历上的差异主要影响公众对大学的认知度,而根据信任理论,对大学的熟悉程度是影响信任度的重要因素。熟悉,是信任的前提,同时,也是不信任的前提。从调查所得的数据来看,总的来说,大专或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度要低于高中或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公众。没上过大学的公众所了解到的大学,大多是书本上的、电视上的或是其他媒介传播过来的大学。在他们的心中,大学是社会中的象牙塔,更多的是神圣。可是,上过大学的公众则清清楚楚地知道大学是什么样的,在他们的心中,大学或是一个找到好工作的跳板,或是学习的中转站,他们亲身接触大学,对大学有着自己的要求。一经比较,差距立显,态度即明。
从所属群体来说,除大学外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最信任大学,大学生最不信任大学。实际上,调查所得的数据显示,其他群体的公众也是非常信任大学的,而企业、政府的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度较低。其他群体的公众包括个体户、服务业人员、农民和失业人员等等。公众所属的群体不同,对大学的信任度也存在差异,这与他们对大学的熟悉程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从家境来说,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对大学最信任,而家庭年收入在6~11万元对大学最不信任。我们把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家庭归为贫困,2~6万元定位为中等偏下,6~11万元定位为中等偏上,11万元以上定位为富裕家庭。也就是说,贫困家庭对大学的信任度最高,而中上等家庭对大学的信任度最低。我国素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贫困家庭的公众将跳出农门的希望寄托在上大学,因此他们对大学的信任度较高。可以说家境越好的公众,对大学的信任程度就越低,总体上也是呈这个趋势的。但是,中上等家庭的公众却反常地对大学的信任度低于富裕家庭的公众。其主要原因是中上等家庭的公众对大学的期望更高,一旦大学难以满足,他们又不像富裕家庭的公众可以将孩子送到国外,或是寻求其他途径,所以,不满更多,压抑之下的信任度也就不够高。
结论三:公众对未来的大学充满信心
尽管公众对现在的大学信任度不是绝对的高,但是,在调查问卷中,公众回答“您认为未来的大学会如何变化?”一题时,有48.39%的公众表示说不好,有高达34.35%的公众认为会变得比较好,有3.80%的公众认为会变得非常好,而仅有13.46%的公众表示会变得比较差和非常差。从图5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不同态度的公众的比例。把选择“变得非常差”和“变得比较差”的公众――界定为对未来大学没有信心的群体,其所占比例仅为13.46%。而选择“变得非常好”和“变得比较好”的公众――界定为对未来的大学充满信心的38.15%群体,再加上选择了“说不好”的48.39%公众。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对未来的大学充满信心的公众远远多于没有信心的公众。所以,我们说公众对未来的大学仍然是信心满满的。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N].中国青年报,2007-11 -14.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张楚廷.高等教育学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4]Oliver Richard L. Whence Consumer Loyalty?[J].Journal of Marketing,Special Issue,1999,(4):40.
[5]解亚宁.心理统计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6]韩留杰.我国大学排行榜中综合排名的公信力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