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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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增长分析范文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而消费又是保持经济增长最稳定、最有效的手段。2009年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的高增长，2009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321亿元，同比增长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高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能否持续问题，最终转化为信贷及财政能否持续。由于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在出口尚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扩大消费仍将是2010年经济发展的主线。只有扩大消费，即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才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破解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的难题，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决定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是说，如何促进消费，将是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一、我国居民消费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从1989年至2008年，二十年间我国消费率已从50.9%持续下降到35%。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有35%，远低于国际50-70%的一般水平，消费与投资两者结构失衡，消费不足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突出矛盾。一方面以居民收入为基础的消费需求基础薄弱，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则占据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分配，后两者的投资成为社会需求的主导，由此又进一步制约了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的提高，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制约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因素概况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名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是制约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根本原因。近年来，尽管我国居民收入总体上不断提高，但在收入分配结构中，政府和企业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高，而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6%，而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速均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导致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巨额的外汇储备与居民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巨额的贸易顺差变成了庞大的2.3万亿外汇储备，这部分外汇储备停留在国外银行账户上或变成美国等国的国债，不仅没有实际转变成可供居民消费的即期产品，而且面临很大的贬值风险。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城镇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收入比从2001年5.37倍扩大到2006年的9倍，而有关研究表明，实际差距甚至达到了30倍；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由于高收入群体消费并不能成为社会的主要消费力量，而对大多数中低收入消费者经济实用的基本生活用品才是消费的主流。于是高、低收入户的消费现状使消费市场出现了断层，高收入者购买能力强但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高但缺乏购买力，收入差距过大抑制了中低消费群体消费潜力的发挥。
第二，居民收入中用于预防性储蓄的比例不断增加是制约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首先，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尤其是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都已经进行了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下，居民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重大家庭支出方面有承受了很大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农村地区这一情况尤为突出，尽管农村消费市场人口占比高，农村居民消费孕育着巨大潜力和商机，但想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却艰难。在医疗、养老和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都不健全的情况下，很难刺激和提高农民消费。其次，住房储蓄也是影响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住房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高的房价已成为制约居民消费启动的最大阻力。为了将来能购买住房，居民加大了收入中的预防性储蓄比例。高房价同时产生了挤出效应，影响到了居民即期其他消费行为。对无房的城镇居民来说，房价上涨将抑制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导致居民为买房积攒一辈子积蓄而又不能消费其他产品。最后，就业压力的增加，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防御性储蓄增加抑制了居民消费。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即期收入，还取决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变化。因此，未来收入的预期会影响居民消费。从这个角度看，即便是提高了居民的即期收入，也未必会明显提升消费水平。特别是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居民很难确定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提高。
二、如何刺激我国居民消费拉动内需
如果说经济是承载着国家前进命运的列车，那么消费将是这辆列车的新引擎；只有当消费活跃有劲的时候，经济这辆列车才能加足马力向前发展。2009年国家已针对汽车、房产、家电等消费领域陆续出台了多项“扩内需、保增长”的优惠政策，有效推动了居民消费。统计显示，在扩大消费“一揽子”政策作用下，中国的内需消费市场率先摆脱危机困扰，从2009年2月份达到阶段性低点之后，二季度持续走稳，三季度逐月加快。10月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718亿元，同比增长16.2%，创下年内新高。在扣除价格因素后，社会消费的实际增速也已接近金融危机之前的高点。
只有切实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才有坚实的基础。除了延续已有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外，从长远来看，归根到底是需要解决“无钱可花”和“有钱不花”两个问题，具体来说需要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
第一，改变不合理的国名收入分配结构，切实增加居民收入，解决居民“无钱可花”的难题，以进一步扩大内需。收入分配问题，实质是公平与效率问题。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收入分配的调整是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颇具有实施难度的问题，但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这一问题已经到了必须破题的时刻。
首先，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面临的问题表现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是我国消费率持续降低、投资率持续升高的症结所在。必须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使劳动报酬增长不低于、甚至应略高于经济增长和企业收入增长。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既要充实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又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完善企业管理层薪酬制度，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加强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其次，着力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近年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量有很大上升，财产性收入总量从1993年的211.84亿元增长为2007年的3002.34亿元，增长近14.17倍，成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亮点。但是，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很低，仅占1%左右，相比发达国家约20%的水平，潜力巨大。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让居民共同分享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实现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以美国为例，其国内消费市场（内需占GDP比重达80%以上），对应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中超过65%的股票及基金的比重；我国扩大内需，同样也需要大力提高家庭金融资产中股票及基金所占比重（目前仅为20%左右），实现居民收入的财产性增长。
再次，着力改革目前的个税制度，切实提高居民收入。经济学家建议降低个税税率、提高起征点是有效增加居民收入的是一剂良方。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我国现有的个税60%来自工薪阶层，真正的富人逃税问题很普遍，没有起到纠正贫富差距的作用。俄罗斯以前也与我国一样，个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也存在富人逃税问题。它的税率原来分为12%、20%和30%，改革后，统统降为12%，同时提高了起征点。结果改革当年税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5%，第二年又增加了21%。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把目前的税率从5%-45%降到0-15%。不仅会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而且调动居民的缴税积极性，可以大大减少偷税漏税行为。
最后，着力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缩小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从消费倾向分析，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且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高于高收入组。由此可见，可以考虑针对农村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城镇低收入户的消费鼓励措施，如增加补贴提高收入、扩大消费信贷等，将对消费产生直接拉动作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促进消费增长的有效途径。
第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居民“有钱不花”的后顾之忧，降低居民收入的预防性储蓄比例。只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提高居民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保障水平，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才能有效带动和提升居民的消费需求；只有建立统一、完备、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消费才会跳跃式增长，才能持久的拉动内需，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首先，完善居民在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居民消费的重点在于启动居民的消费信心，保证居民具有较好的消费预期；而居民消费倾向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刺激居民消费的一个坚实后盾，更是社会安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对城镇居民而言，在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新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导致居民未来预期支出骤然增加，居民储蓄用来消费的资金已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从消费性资金转入了保障性资金。这种保障性、预防性储蓄动机成为居民储蓄的头号动机，抑制了居民的消费。相对而言，农村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为欠缺，更加不完善，这也是限制其消费能力的重要原因。当前，应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在居民医疗与养老就业等方面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加快相关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建立起一套包括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互助法和优抚安置法等在内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制度建设。
其次，增加就业岗位，实施积极的就业保障政策。就业关系到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民生之本。当人们每天为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担忧，往往会让居民对消费望而却步，增加收入中预防性储蓄。政府只有制定实施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政策，例如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农民工就业、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帮助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零就业家庭和灾区劳动力就业放在突出位置，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才能从源头解决问题，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是保持城乡居民良好收入预期，提升消费者信心的关键。各级政府应把扩大就业和再就业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尤其是要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门路。不断调整经济政策结构和方向，要更多地带动就业增长，从而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更多的支持。
第2篇：经济增长分析范文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经济增长；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7）01-0010-04
在2015年11月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我国在“十三五规划”中再次强调要实现结构调整突破，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可以预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在我国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一个突出位置上，将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不仅能够增加资源要素的有效供给，而且能促进技术进步、优化结构等。[1]因此，实施供给侧改革将会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促进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安徽的经济发展状况，然后分别对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与安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安徽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一、安徽经济发展状况
（一）增速放缓
安徽的GDP在过去十年里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0年安徽省GDP增幅高达14.6%，而2015年全省GDP增长8.7%，经济增速创下了多年来的新低，但增速放缓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表明安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换挡期，应该将经济发展
的中心从数量转移到质量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结构优化
一是产业结构方面，2015年三产比例是11.2∶51.5∶37.3，可以看出，工业仍然是安徽三次产业的重中之重，但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安徽的工业经济发展还不够充分，工业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随着信息消费、健康养老、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消费热点的持续升温，安徽经济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三是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目标是：2015年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1%，2020年将达到58%，2030年将超过70%。安徽省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因此通过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和潜力很大。四是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39元，增长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916元，增长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年居民消M价格同比仅上涨1.6%。
（三）活力增强
随着简政放权、国企改革、财政金融、现代市场体系等重点领域改革的扎实推进，安徽省积极落实国务院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精简30%；
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出台，精简约60%；安徽省地方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出台，省级核准事项同口径减少1/3。
二、安徽经济增长的动因
（一）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
1.测算方法
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常用就业弹性系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就业弹性系数是就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来就业增长的百分点。就业弹性系数系数越大，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能够带动就业的人数就越多，反之则越弱。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E是就业弹性系数，L是就业人数，Y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这种测算方法虽然简单方便，但是如果进行三次产业间就业弹性的比较，由于三次产业就业弹性波动较大，这种方法就不恰当，此时通常用对数线性模型对E进行测算，方程为：
其中，β为就业弹性系数，L和Y分别为就业人数和GDP。
2.实证分析
是安徽1978-2015年就业弹性趋势图，可以看出就业弹性呈现三个阶段的特征：（1）从改革开放初期到80年代末期，就业弹性系数大多在0.2左右，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2）到了90年代初期，就业弹性显著提高，尤其是在1991年达到最高；（3）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这十几年，就业弹性均在0.1左右，而在此期间安徽的经济增长率大多在10%左右，这表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越来越低。
接下来用对数模型测算安徽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本文选取2004-2015年的数据进行计算。由于数据不平稳性会造成虚假回归，因此本文先对数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2]经检验，数据取对数后的序列不平稳，经过差分后得到平稳序列，再用OLS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安徽第一产业2000-2015年就业弹性为-0.237，这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就业减少，第一产业不具备吸纳就业的能力；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329，即第二产业经济增长1%，就业人数增加0.329%；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348，是三次产业中数值最大的，说明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最强。
（二）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
当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形成的速度也日益加快，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显著。从供给侧来看，资本投入有利于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社会产品的供给。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来近似表示资本投入量。
其中，T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z为资本投入增量，GDP为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量，GDP0为基期国内生产总值。我们选取安徽2000-2015年的数据代入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显著下降，至2011年下降到最低点；（3）从2012年至今，安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直保持在0.2左右，呈平稳态势，这充分体现了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总体来看，自2000年以来，资本投入对安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在增加的。可以预测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资本投入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安徽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会继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供给侧改革推动下，安徽需要改变过去依靠大规模资本扩张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做法，换之以优化资本内部的结构，依靠提高资本投资效率来形成有效驱动。
（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不仅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且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而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一般而言，技术进步通过两种方式推动经济增长：一是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生产力三个要素，进而提高生产率硗贫经济增长；二是由于技术进步形成高技术产业，其产值直接是GDP的组成部分，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安徽2000-2015年的科技投入和GDP数据表，可以得出：（1）纵向比较，2000-2015年间，安徽的研发经费逐年在增加，呈递增趋势，并且在2008、2009、2011、2012年增幅较大，年名义增长率在30%以上；（2）横向比较，除个别年份外，安徽研发经费支出的年名义增长率大多高于同期GDP的名义增长率，这与国际惯例（研发经费支出的增长率应高于同期GDP增长率）一致[3]，为安徽的技术进步、科技创新提供了较好的环境；（3）从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来看，虽然自2000年以来稳步上升，2015年达到了历史最高1.96，但与我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我国2015年该指标为2.07。这表明安徽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特别是对研发的投入。（4）从科技活动人员来看，2000-2015年安徽的科技活动人员数总体呈增长的趋势，个别年份存在着波动。科技活动人员是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的核心，是科技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安徽应在保持科技活动人员稳定的前提下，做好科技人员投入工作，更好地发挥他们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三、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1）从数量上来看，安徽的劳动力人数已进入递减通道。近年来，安徽的就业人数增长率不断降低，2015年就业增长率下降到0.72%，低于当年的人口增长率。这说明当年新就业人口数量少于退休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减弱。在劳动力数量无法维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力质量就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安徽要着力提升劳动力质量水平，在培育中高端劳动力的同时吸引更多人才聚集，用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来推动经济增长。（2）资本投入在将来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在GDP中比重会逐步降低。十三五期间，安徽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优化资本内部结构、提高资本投入效率上，而不能再依靠资本大规模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会不断增强。安徽的经济要稳定增长，需要在要素投入上，由原来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投入向增加创新环节和要素投入转变。一方面，人力资源作为科技创新的第一要素更是需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安徽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突出企业在创新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让企业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参考文献：
[1]，等.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J].经济研究，2006（5）：4-12.
[2]肖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预测[J].科学发展，2016（5）：18-22.
[3]钟德华，段丽华.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与省区经济增长[J].科技管理研究，2008（6）：161-162.
[4]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统计年鉴1978-2016[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Analysis on the Cause for Anhui Economic Growth
XU Jin-ji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CPC Anhui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Hefei 230022， China）
第3篇：经济增长分析范文
经济增长首先要有数量的扩张，才能谈到质量的提高。并且，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需要建立在经济增长有持续的数量保证的基础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定义：“持续增长是指不为短期波动掩盖的一种量的增长。”可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它并不否定经济当中存在着“短期波动”的现象，而是强调：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经济总量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和哲学上的辩证法是相统一的，即“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常表现为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和波浪式的前进形式”。经济的这种持续增长性是保证经济增长质量必不可少的前提。
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短期中，只有当一国的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相一致时，经济的增长才是稳定而均衡的，不相一致时，经济就出现波动；在长期中，当实际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同时等于自然增长率（又称“潜在增长率”）时，才能既实现均衡增长，又保证充分就业，从而成为一种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状态。现实当中，经济要持续这种“刀锋式增长”固然是很难的，不稳定是常态，但我们仍需要追求各年的增长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经济过度波动，会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三、经济投入产出效率
经济增长是由投入的生产要素决定的，投入要素的数量、质量以及要素间组合配置的效率都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一般而言，生产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结合因素。
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直接表现为经济增长效率，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分析和核算认为：经济增长通常可以通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种方式来获得，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其中，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即在不扩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改善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更有效率且可持续的。
四、科技进步
在经济增长的结果中，技术进步可以表现为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质量升级和品种增加、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多种形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与经济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对此，卢卡斯研究认为：与人力资本相匹配的技术进步投入要素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最有潜力并且最有效的。
五、经济结构
在各类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A.G.B.Fisher)，确立了我们所熟悉的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广义的农业称为第一次产业；把广义的制造业或工业称为第二次产业；把包括所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以外的其他经济活动称为第三次产业，并指出第三次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
除了产业结构以外，经济结构还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内结构、城乡结构等多种区分。经济结构的各层次特征，共同构成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要素。
六、产品质量
经济增长的大部分结果直接体现为向市场提供的产品的增加，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产品等。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都是以“产出是有效的”为前提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一般不考虑产品质量问题，不考虑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然而，如果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所在，则在我们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中，产品质量成为衡量资源配置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竞争能力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已成为大趋势的形势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而总是在国际、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实现。因此,竞争能力的强弱,对于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重要表现。
八、人民生活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生产目的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无论是同志在“三个代表”中提出的“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的宗旨”的思想，还是“十五”计划编制中首次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都强调了这一点。经济增长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只有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才能称其为高质量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收入、消费、储蓄、科教文卫、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人民能否真正从经济增长中得到较多的实惠，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
九、资源环境
经济增长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约，其中自然因素，即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人类在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盲目扩大生产和消费，物质和能量需求不断扩大，而不注意资源的节约再造和环境的保护，则经济增长必然与自然供给能力之间形成矛盾和对立。如果人类认识到环境的客观属性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将自身需求量和废弃物排放量控制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环境，则环境将在人类引导下向着有利于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的方向发展，此时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定义，意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毋庸置疑，是否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对待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是经济增长质量重要的衡量标准。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投入产出效率、科技进步、经济结构、产品质量、参与经济竞争的能力及潜力，而且包括人民生活、社会福利，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程度等等。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个综合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方面范畴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整体在资源的配置、利用和满足人民生活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上所综合表现出来的优劣程度。
参考文献：
[1]岳鲁，袁关林.简明质量管理词典[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15.
[2]王玉梅.论经济增长质量之内涵[J].市场论坛，2004，（2）：24-25.
[3]单晓娅,陈森良.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1，（6）：28.
第4篇：经济增长分析范文
传统观点认为，寻租导致资源非有效配置，引发了对寻租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经验检验的大量研究。由于分析方法和数据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制度设计的不足或缺失导致寻租出现，这就有必要了解寻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制定应对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国外主要有三种思路：通过寻找寻租和生产的替代指标进行分析，结果都表明寻租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采取内生和外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一般认为寻租阻碍了经济增长；从政治经济学和内生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出发，显示寻租促进了经济发展。
以上研究对分析我国寻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方法和基础。然而，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较少，目前只有杨灿明和赵福军就腐败的经济增长影响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行败降低了经济增长率。而对寻租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经验分析的文献基本没有。本文在借鉴国外对寻租及其影响的研究基础上，对我国寻租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二、模型和各指标计算
为研究寻租的经济增长效应，我们参考Brumm提出的分析方法，但对模型进行调整：用人均GDP增长率（PCGDP）替代GDP增长率、人均产值和人口增长率；税收结构（TS）用中央税收占全国税收比重表示；人力资本指标用人力资本存量增加量占当年GDP比重（HC）表示；投资收益率用投资效率（IE）替代。据此将模型转换成：
PCGDP=c+?茁1×RS+?茁2×TS+?茁3×HC+?茁4×IE+?着(1)
研究区间为1988～2002年。上述各指标中，1988～2002年的PCGDP、TS和IE以及1988年、1992～1996年的租金可直接获得，1991～2002年的HC可计算获得，缺少的数据参照文献计算得出。
参照孙景蔚（2005）的分析方法，得到1987～1989年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得到1988～1990年的HC。由于数据获取不便，假定1987～1989年的卫生总费用和教育卫生消费总额占当年GDP比重与1991年相同，则根据1991年的相关数据，可得出1991年的教育卫生消费总额占当年GDP的1.88％。由1988～1990年的教育支出额，得出1987～1989年的人力资本存量分别为1552.22亿、2241.78亿和3031.25亿元。
采取万安培（1998）提出的四分法来计算其它年份租金：（1）基本持平的租金包括公共福利待遇基金、税差、杂项租金以及股份制和房地产开发产生的租金，总计为2100亿；（2）持续减少的租金指企业亏损补贴和价格补贴。但1996年的实际价格补贴为453.91亿，而非330.50亿；（3）基本消失的租金指汇差。考虑到该项租金1988年为930.43亿、1992年为1157.1亿和1992年后为零，将1988～1992年的汇差进行平均计算，得到1989、1990和1991年的汇差分别为987.1亿、1043.8亿和1100.4亿；（4）持续增加的租金指利差租金。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12月7日公布的六个月短期贷款利率为6.12％，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为7.56％，而2002年2月26日分别为5.04％和5.76％。考虑前人研究，设定1988～1991年的实际利差为10％，1997年为7％，1998年及以后为6％。此外，万安培（1998）计算1993～1996年银行贷款总额用的是国家银行信贷资金运用额，但采取了金融机构法定贷款利率。为与文献保持一致，1988～1996年间，将国家银行信贷资金运用额视为银行贷款总额；1996年以后，为与利率保持一致而采取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结合文献和上述分析，得到1988～2002年的租金。
三、寻租与经济增关系的定量分析
按照Brumm的分析，β2小于0、β3大于0和β4大于0。将上述各数值代入方程（1），得到方程（2）（见表1）。发现除HC外，其它指标都通过了5％的显著检验，方程整体拟合较好。各指标与PCGDP的关联性与Brumm的研究保持一致，即与TS负相关、与HC正相关、与IE正相关。此外，方程（2）还表明，RS与PCGDP负相关，即寻租占GDP比重越大，经济增长率就越小。
注：(1)括号内为P值，以下规定相同。
(2)*、**分别表示通过1％、5％和的显著检验。
为考察各指标对寻租的经济增长效应影响，将方程（1）变形，得到方程（3）～（8）。可以看出，TS和IE对PCGDP的影响符合上述分析，并且一般较为显著；HC对PCGDP的影响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与上述分析不相吻合，一是与上述分析吻合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RS对PCGDP的影响均为负相关，但方程（7）没通过显著性检验。
上述分析表明，寻租占GDP的比重与人均经济增长率表现为负相关。然而，由测度寻租的方法可以看出，随着汇差消失、企业亏损补贴和价格补贴逐渐减少以及持平租金基本稳定，资本市场不完全的利差逐渐成了寻租的主要部分。社会信贷额增加将导致租金增加，但与此同时，社会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隐含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寻租与经济发展应呈现出正相关。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寻租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出现转向，即两者是否存在倒U关系。为分析二者的关联性，构建如下方程
式（12）表明，当人均GDP为7291.2元，寻租占GDP的比重最小。分析发现，当人均GDP小于7291.2时，寻租占GDP的比重与人均GDP负相关，当人均GDP大于7291.2，两者呈现正相关。由此得到结论：当我国经济发展比较滞后，寻租阻碍了经济发展，当发展到一定水平，寻租促进可经济发展。这种情况可能是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造成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私有企业发展迅速，需要畅通的融资渠道，但金融体制阻碍了企业发展需要的配套资金。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要花费巨额成本来获取贷款，导致社会成本增加，从而出现寻租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
四、基本结论
第5篇：经济增长分析范文
1955年库兹涅茨提出了“倒U假说”, 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但随着经济增长的推进,收入差距将逐渐缩小,即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而呈现倒U型变化。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界围绕着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着“倒U假说”进行了研究和探讨。Paukert(1973)、Chenery和Syrquin(1975)、Ahuluwalia(1976)、Cline(1975)、Papanek(1973)和Kyn(1987)支持“倒U假说”;其他学者,比如 Fei、Ranis和Kuo(1979)、Deininger 和Squire(1998)、Anandh 和Kanbur(1986)则认为“倒U假说”缺乏经验支持。
(一)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分析
Alesina和Perotti(1996)提出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不稳定机制,他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产权保护薄弱,从而妨碍经济增长。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提出了收入分配通过市场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他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过于集中可能会限制市场规模从而妨碍经济增长。Perotti(1996)从个人教育―生育决策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负相关。
(二)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分析
有关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目前理论界给出的分析结果是不一致的。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正面的影响。Li和Zou(1998)、Forbes(2000)和Castello (2004)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广义矩估计方法证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将产生负面的影响。Murphy, Shleifer和Vishny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富人需求高档消费品而穷人购买力有限,导致对国内工业品的需求不足,从而制约了国内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还有学者认为没有办法确定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
二、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国内文献综述
(一)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存在着库兹涅茨 “倒U假说”的争论
刘生龙(2009)利用拉姆齐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库兹涅茨 “倒U假说”的存在,并利用跨国横截面数据,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倒U假说”的存在。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05)研究财政支出兼有生产性和消费性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了库兹涅茨“倒U假说”。杨俊、张宗益(2002)通过研究三部门劳动力(农业部门、国有经济部门、非国有部门)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变动趋势作出了解释,利用跨省数据对库兹涅茨 “倒U假说”进行了验证。陈宗胜(2000)在库兹涅茨 “倒U假说”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公有制经济倒U曲线”。李实、赵人伟等人(1999)收集了不同省份农村人均收入和住房收入数据,结果不支持库兹涅茨“倒U假说”。
(二)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分析
权衡等人(2002)利用中国相关数据分析了中国转型期城乡和地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降低了居民消费需求,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杨俊、张宗益和李晓羽(2005)选取1995―2003年的样本区间,从人力资本角度对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陆铭、陈钊和万广华(2005)基于1987―2001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投资和教育对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的影响。尹碧波和郭金兴则通过收入流量与资本存量来分析收入分配不公平影响经济增长的有效需求机制,提出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比例失调是造成有效需求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钞小静、任保平、惠康(2009)构建了一个实现收入流量与资本存量均衡的国民经济核算模型来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有效需求机制。
三、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波动――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扩展分析
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进行拓展,不难发现收入分配不仅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更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在逐渐下降,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上升,这种不合理的国民收入格局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从《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我们发现,企业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19.06%上升到2005年的22.93%,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15.53%上升到2005年的17.48%,而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则从1992年的65.41%下降到2005年的59.59%。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环境中,企业收入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是投资需求的主要来源;政府收入除了少部分用于转移支付,绝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形成投资需求的主要来源;居民收入是消费需求的主体。但居民收入占比在逐渐下降,而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占比却在逐渐攀升,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消费失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投资需求最终形成社会总供给,消费需求最终形成社会总需求,投资消费失衡在经济上行阶段表现为通货膨胀,但积累时间长了则一定会导致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并最终导致失业率上升。张桂文(2009)认为在收入差距过大的条件下,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少数人消费需求有限,大部分收入转化为投资形成新的产出;而大多数人收入水平低下,很难形成有效需求,因此消费需求增长赶不上投资需求的增长。并出现“投资需求过旺―经济快速增长―物价水平上升―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放缓―物价水平下降”这种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波动。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内需。调整收入差距,不仅要调整城乡收入差距、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更要调整我国目前不合理的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并调整政府收入的支出去向,使政府支出有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这是目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第6篇：经济增长分析范文
一、基准情景
根据目前的经济增长态势，估计“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8.5%。基准情景的计算结果表明，“十一五”期间GDP的增长速度为8.1%，略低于“十五”；2010―2015年以及2015―20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5%和6.8%。整体来看，本世纪的头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从经济增长的源泉来看，2000―2020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资本的快速积累。虽然资本投入对于GDP增长的贡献逐步下降，但是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仍然高达65%―70%左右。资本的快速积累来源于国内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以及快速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预计“十一五”期间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现象仍将继续，2010年以后，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抚养率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政府财政政策的转变，储蓄率(投资率)将会有所下降，2020年投资率将下降到35%左右。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非常小，这主要是由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决定的。2010年以前劳动年龄人口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劳动力增长对GDP的贡献基本保持在5%左右。2010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趋缓，相应对GDP贡献也将不断下降，到2020年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于零。推动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另一动力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而且其对于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
二、协调发展情景
各时期协调发展情景下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要快于基准情景。“十一五”期间GDP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基准情景0.4个百分点，预期将达到8.5%；2010―2015年以及2015―20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8.2%和7.7%。
从经济增长的源泉来看，在该情景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资本的快速积累，但是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于基准情景，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基准情景。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为一方面资本积累从长期来看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不可能长期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深化，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将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三、风险情景
在风险情景下，“十一五”期间GDP的增长速度比基准情景低0.6个百分点，为7.5%。
从经济增长的源泉来看，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抚养率上升，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下降，预期到2020年投资率将下降到30%以下，相对于基准情景，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有所下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风险情景相对于基准情景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明显放慢，与基准情景相比，2020年农业的比重高2.5个百分点，而服务业的比重低2个百分点。
根据上述分析，主要结论是：
1.“十一五”期间经济将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按照不变价格(2000年价格)计算，“十一五”期末GDP总量按美元计算将达到23000亿美元左右；2010―2020年经济增长相对“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7%左右，到2020年，GDP总量将达到47000亿美元左右。
2.“十一五”期间以及2010―2020年经济快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仍然是资本的快速积累，其贡献率分别达到了63%(协调发展情景)、66.7%(基准情景)和71.7%(风险情景)。同时，分析表明，由于城市化、人力资本投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到2015―202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将比“十五”期间提高10到15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实现未来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关键。
第7篇：经济增长分析范文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重要的三大经济圈之一，它在不足3%的国土面积上实现了全国近四成的生产总值，彰显了其重要的经济地位。2014年，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作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被再一次强调，提出实现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是促进区域发展机制创新的需要，是合理协调人口资源环境配置的需要，是构建环渤海和新型首都经济圈的需要，是现阶段十分重大的国家性经济战略。（文中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关键词】
京津冀；经济增长；现状
京津冀区域位处东北亚和亚太经贸圈的核心区域，囊括北京和天津两大直辖市，位于环渤海地区.是北方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心，在我国经济拓展方向上具有重要的枢纽地位，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
北京，作为京津冀发展中的的中心城市，是集合了教育、文化、政治以及国家的交流中心，与此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政策条款发展方向的决策中心。在地里位置上东南方和天津相接，其余部分为河北省所环绕。一共有14 个市辖区以及两个县，北京市共有 317个县乡镇级区，总面积达16410.54平方公里。
天津，是我国的第三大城市，是我国直辖市。地处于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我国近代工业起源于天津，东与渤海相邻，北与燕山北京相接，与北京相距120公里，天津市的总面积为 11917.3 平方公里，拥有153公里长的海岸线，陆线边界长达1137.48公里。
河北省的地辖面积面积达18.88万平方公里。下辖的地级市共有11个，石家庄是河北省省会。目前，河北省正致力于联合进行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一系列交通设施投资和建设，联合开展区域水资源的保护以及合理利用、设立了系列环境保护和重大生态建设项目，积极拓展河北省的行业和企业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
1 城市发展情况
北京的教育工作是全国发展最好的地区，截至 2012 年 8 月，北京市现共有 89 所普通高等院校，它是全国高等学府的聚集地，聚集了国内数量最多的著名院校。 天津的教育综合实力也在不断增强，2012 年末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417 所。其中，普通高校 55 所，普通高中202所，初中317所，小学 843 所，在校学生总数达到 970058人。河北区域各项社会福利事业也在逐步完善，到 2012年，河北省具有本科在校学生622629人，具有专科在校学生546167人，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也在逐年提高。（表1）
1.2 城市建设发展情况
数年间，京津冀地区的发展非常迅速，截至2012年，北京现有建成区面积为1268平方公里，常驻人口为2069万人；天津现有建成区面积为722.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从2007 年的1115万人增长到 2012 年的1413万人；河北地区现有建成区面积从2007 年的1738.9扩大到 2012 年的，到2012年常住人口已达到7288 万人。从上表中各地区差异可以看出，天津市的户籍人口密度最高，达到2782人每平方公里。
2 经济增长情况
2.1人均生产总值情况
京津冀发展的 5年以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北京、天津和河北区域增速基本上都达到了两位数百分比以上的速度，北京地区从 2008 年的64491元上升到 2012 年的87475元，天津地区的生产总值5年来近乎翻倍，河北地区 2012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比 2008 年增加了13598元，京津冀区域总体的生产总值所占全国比重也是逐年升高，仅次于长三角区域，与珠三角地区基本上持平并且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2.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情况
在进出口总额方面，从2000年到2010年，北京地区进出口总额由776847万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7447913万美元，增长为原来的10倍，天津地区从2000年的1369289万美元增加为2012年的 7743452万美元，河北地区每年都保持不同比例的增加，到2012年增长为1775182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从2000年到 2012 年逐年增加，增长比率基本呈平稳增加态势。
【参考文献】
[1]陈冬.京津冀城市进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研究[D]，河北工业大学，2012.
第8篇：经济增长分析范文
分析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一直是经济学中的热门话题。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本文基于索罗模型，收集2005―2014年重庆市的数据，根据索罗模型，对影响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索罗模型实证分析
1重庆市经济概况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从2005年到2014年，重庆市GDP翻了四番，从2005年的 3467.72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4262.6亿元。在经济增长速度上，重庆市GDP增长率常年保持在10%上的水平，并且一直领先于全国GDP增长水平，2010年后，在全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有所放缓的情况下，重庆市经济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2005―2014年，重庆市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也在高速增长，并且在增长额的绝对值上是基本相等的。根据统计局的数据，重庆市2005年GDP 3467.72亿元，2014年为14262.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约1079.49亿元；而固定资产投资2005年为1933.16亿元，2014年为12285.42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约1035.23亿元，与GDP增长额大体相等，这充分体现了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其次，重庆市三次产业的比重相较稳定，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介于1.8%―4%之间，第二产业在29%―37%之间，第三产业在60%―69%之间。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重庆市经济贡献最大。
2重庆市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2）经济意义检验
从模型的估计可以看出，投资增加对就产出的增加有促进作用，而且投资项的系数为0.5825，说明重庆的投资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比较显著效；劳动项的系数为2.3661，说明劳动的增加同样对重庆GDP的增长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重庆市2005―2014年的数据显示重庆市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较高，不仅说明了近年来重庆市单个劳动力素质有所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并且和重庆市劳动力就业结构有关，由表1可以看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产业流动。例如，2014年第三产业人均产值约为98789元，同样大大高于同期全市人均生产总值总水平47850元，这充分说明了第三产业的产出效率大大高于全市总体产出水平。
固定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05年，重庆市固定资本投资额为2006.3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为3467.72亿元，固定资本对产出的投入产出比约为57.86%；2014年重庆市固定资本投资额为12285.42亿元，经济总产出为14262.60亿元，投入产出比接近86.14%，固定资本投资的效率大大降低，这说明2005―2014年重庆市固定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0.5825）的估计是基本可信的。
3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结合重庆市的实际情况，对重庆市经济的持续增长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3.1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拉动重庆市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是固定资本投Y，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大力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由实证结果还可以看出，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37，这说明投入资本的效益较低，所以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高投资效率是必经之路。提高投资效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合理引导投资方向，避免重复投资；
第二、实现规模经济，提高投资效率；
第三、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本的流动速度，以最大化的实现资本。
3.2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从本文的实证结果得出，重庆市的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远远高于其他要素的产出弹性，通过分析发现，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较高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能增加就业岗位，还能从整体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大于1，就业岗位提供得越多，经济增长将以超过就业增长率的速度增长；第三产业的产出效率要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吸引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将使整个社会的总产出得到提高。提高劳动者素质，扩大第二、三产业就业容量。
参考文献：
[1]王弟海.宏观经济学数理模型基础[M].上海：上海三联格致出版社，2012.109-137.
[2]姚程.基于索罗――斯旺模型的云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时代金融，2013，30：175-176.
第9篇：经济增长分析范文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以1988年为分界线，前后两个十年。1978─1988年，总消费占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下同）比重为60─86%，（个别年份稍低）。在较低水平经济总量情况下，较高水平的消费率必然是较低的储蓄率，总投资处于有限的低水平规模，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滞缓状态。1988─1997年，消费率为41─59%，储蓄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总投资规模迅速膨胀，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是，消费率下降的滞后结果是，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海南经济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同时，低收入低消费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消费水平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长，海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高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费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58─60%，海南仅为41─55%，见表2-2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消费模型
消费，从实物形态看，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从货币形态看，来源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国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谓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总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资、税赋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转移为个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Y(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Yd(2．2)
C=a+b*c*Y(2．3)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消费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发性消费，为常量，表明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它是消费增量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C/DYd=DC/(b*DY)=1/b*DC/DY（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第一、以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
1990─1997年，消费中量入为出观念占主导地位，消费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同期人均GDP增长了2.6倍，人均消费增长1.9倍，其中农业人均消费增长1.6倍，非农业人均消费增长2.1倍。消费水平提高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扩大，1990年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1，1997年扩大到2.5: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三、非工资性收入和非货币化消费现象严重。海南经济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的特征同时，还表现为高储蓄。1990─1997年，人均储蓄增长5.3倍，超过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高储蓄表明，?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当高，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社会团体的小金库和地下经济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地下经济有多大？占GDP份额有多少？尚难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经济超过一定份额，将使GDP核算和经济增长测算低于实际水平。地下经济失控无疑将破坏经济肌体的健康，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非货币消费即实物消费现象不容忽视。公有住房、医疗保健等实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费形式，目前这些制度改革没有全部结束，尚有遗留问题，新的货币化分配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下的实物消费情结和惯性仍在发生作用，实物或变相实物消费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影响着消费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小金库禁而不绝、政府支出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图2-1。
图2-1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在海南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状态，投资贡献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重投资、轻消费，形成海南经济的特殊格局，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费贡献率为41─57%，全国平均水平为56─63%，低6─15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为59─41%，全国平均水平为43─34%，高7─16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对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要素诸如电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我们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采取高投资政策，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完成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实力扩张。投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由此可见，海南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长道路。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开始减弱。尤其是十年来，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项目的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投资向最终消费的转化越来越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近两年，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是，效果不很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在宏观投资政策上，我们要一手抓“规模控制”，一手还要抓“结构引导”。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称其为内部影响因素。消费习惯、产品质量、品种、价格以及服务，影响着消费选择，可以称其为外部影响因素。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既有内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主要受政策影响且较难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仅从居民消费方面说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许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价格调整为契机的。价格机制成为政府和居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市场流通领域利益驱动和立法力度不够等原因，国内市场商品价格比较混乱，曾一度失控。在与国际市场接轨问题上，盲目追逐价格平行而忽视了产品品种、质量等非价格因素，也忽视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在利益驱动下，国内市场上的粮、糖、棉、钢材、汽车、家用电器、服装、航空客票、标准住宿费、电影票、公园门票、美容美发等价格，基本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然而，我们的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距甚远，我们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收入分配看，工薪阶层占绝大多数，私有经济业主仅占极小份额。所以工薪阶层是我们的消费主体。由于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名目繁多的“补贴”等非工资性收入仍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低收入与高价格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居民消费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经济周期性波动，预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响需求不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海南经济的缓慢增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把扩大内需做为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南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及时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如果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在投资手段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通货紧缩将吞噬海南经济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带来经济的严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费市场？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长期发展战略。虽然需求不足就表现为消费率的低下，消费率提高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上，首先应该注重消费率的提高。因为海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由于过度地强调了投资的作用，忽视了消费的影响作用，造成海南经济出现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发展格局，投资与消费二者比例关系不协调，影响了海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当承认，这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引导上的失误造成的。为此，要尽快调整二者比例关系，改变原有格局，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提高消费率并不是消极的压缩投资，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消费的增加，而是积极地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在经济适度增长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克服和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出现社会两级分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操作上，具体地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也就是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将工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将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项费用计入工资，消除现存工资制度中的各种补贴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业是海南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但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包括：?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品，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粮食价格仍有上调的空间，所以要提高粮食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解决瓜菜水果保鲜、运输和销售环节矛盾。瓜菜水果已成为农业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保鲜技术缺乏、运输和销售难的问题比较普遍，要加强“绿色通道”软、硬件建设，保证产销顺利实现；?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实现以税代费，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实行税率优惠政策；精减乡村干部，降低农民负担干部的系数。资料表明，农民收入中除去消费，并未全部转化为农业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被各种不合理摊派吞掉，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也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ˉ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谋求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要素瓶颈作用十分明显，劳动力大量剩余。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步伐，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是必由之路，同时推广科学技术，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有效需求的目的。
3、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时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健全社会保险机制，这是刺激消费的需要，也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开征利息税，单一的减息政策未能获得实效，同时配以积极的财政税收调节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贫困居民转移。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低迷不振，是开征利息税的有利时机。通过利息税，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可以达到缩小城镇收入水平差距，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严重过剩项目，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并严格禁止上新的项目，对于已近饱和的项目，要严格限制新项目开工，对投资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克服投资决策中的，杜绝新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六、结束语
近两年，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增长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海南经济中的消费问题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对长期困扰着海南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政策措施。对于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认为既有总量问题，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在扩大内需、解决需求不足的同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这样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矛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它还应具有更加生动和丰富的内涵，应当是经济质量和成果的综合反映。发展与增长，是两个本质意义不同的经济指标，发展反映了经济的数量，增长应当是经济质量的反映。所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主要是对经济质量和成果的关注。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我们也是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出发点的。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那么，势必就掉入了统计数字的泥潭，做出的分析和研究会变成枯燥而毫无价值的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数量仅仅是一种手段，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998年中国经济达到7.8%的增长速度，而美国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不过1—2%，但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成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此，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质量的提高，应当包含环境保护、住房条件、教育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平均预期寿命、科技含量等等概念内容，这就是我们的增长观。
参考文献
蒋学模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