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美句经典的话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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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六月美句经典的话范文
关键词：L狩礼；三驱礼；历史变迁；汉唐时期
中图分类号： K892.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3-0130-14
作者简介：陈业新，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导（上海 200240）
“三驱”礼出自《周易・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舍逆取顺，失前禽也。”1据考证2，“三驱”礼属周代L狩礼，由殷商田猎发展而来。周代在继承殷商狩猎传统基础上，将田猎活动礼制化，是为《周礼・大司马》所载的L狩礼。西周L狩礼集“阅兵之制”、“田猎之仪”于一体。L猎礼的举行，一般先进行军事训练，随后开展狩猎，狩猎是为了检验讲武的效果。“三驱”礼是就西周L狩礼之讲武活动而言的，系军事训练中参加演习的战车和士兵（徒）在特定区域（防）内三次前进至“表”的行为，唐代玄宗因此称云“三驱教人战”1。
然而，战国以后，由于作战步兵、骑兵的出现，战争形式发生变化，车战不再是战争的主要形式，作为讲武的L狩礼“阅兵之制”的规定和程式，已不适于新的作战形势，于是，传统的“阅兵之制”不再为统治者看重。所谓的L狩礼仅存“田猎之仪”，新的讲武礼仪独立于L狩礼之外；另一方面，在“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2思想的指导下，各王朝在政权稳定后，无不重视L狩礼建设。但是，后世所谓的L狩礼，因时代条件变化，已与西周L狩大有不同。对此，南朝刘宋大明七年（463）二月，太常丞庾蔚之有论云：“L狩不失其时，此礼久废。……L狩之礼，四时异议，礼有损益，时代不同”3。庾氏废损增益之语，概括了此间L狩礼的建设、发展情状。不过，由于文献记载不明4，加之历史时期的L狩礼多有变易，致使前人对“三驱”理解多样5。本文以汉唐L狩礼制度为对象，尝试对“三驱”礼的历史变迁轨迹加以简要的勾陈。
一、两汉时期的L狩礼
鸸时期，作战步兵的出现6，西周时期针对车战而举行的军事训练，此间已不能达到有效训练步兵的目的，步兵训练勿需藉L狩而开展。于是，L狩礼之外，出现了专门的步兵训练方法和仪式7。L狩礼因其军事地位和作用的日益下降而渐为诸侯忽略8。诸侯国在礼坏乐崩、“惟武是尚”的社会背景下，既不会遵守西周L狩礼而“惟礼是从”，更不会积极地从事相应的礼制建设。因此，在有关战国时期的主要典籍中，我们很难找到关于“L狩”、“三驱”之礼的记载。
两汉时期，“三驱”在两汉文献尤其汉赋中开始频繁出现。如《汉书・五行志上》：“田狩有三驱之制”；《汉书・扬雄传上》：成帝羽猎，扬雄从。扬雄因《校猎赋》（或作《羽猎赋》）相讽劝，赋称汉武帝时之“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澜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9；《后汉书・班固传下》录班固《两都赋》：“然后举烽伐鼓，以命三驱，轻车霆发，……弦不失禽，辔不诡遇，飞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文选・京都中》录张衡《东京赋》：“三农之隙，曜威中原。岁惟仲冬，大阅西园。……成礼三驱”；《后汉书・杨赐传》：“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驱之礼，薪莱刍牧，皆悉往焉”。
两汉“三驱”一词的频繁出现，与社会呼吁礼制的建设有关；而呼吁的动因，恐怕是统治者校猎之为所欲为、“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所致。这种破坏礼制的行为，早在战国既出现，因为其时战乱而无暇“制礼”。秦汉大一统时代，礼制建设为刘汉王朝重视并被列入日程。有学者曾就两汉L狩礼而称之或许“保存了若干古制”，有“古制之遗意”1。但从有关记载看，我们发现：
首先，较之于西周L狩礼，两汉L礼具有很大的不同。如时间和次数方面，据《周礼・大司马》记载，西周分别在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按四季举行L狩礼，一年四次；而两汉L狩礼仅在冬季开展活动，每年一次。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有司奏：“古四时讲武，皆于农隙。汉西京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2张衡《东京赋》也说：“岁惟仲冬，大阅西园。……成礼三驱”。另外，东汉延熹六年（163），桓帝驾幸广城苑校猎。陈蕃疏谏：“臣闻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顺时讲武，杀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违此，则为肆纵。……（前）秋[前]多雨，民始种麦。今失其劝种之时，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非贤圣恤民之意也。”3按照“顺时讲武”古制，仲秋应为“A田”之时。而桓帝于“民始种麦”之际L猎，陈蕃认为不是农隙时间，失于先人顺时“劝种”之宜，疏谏桓帝停止L狩。《礼记・月令》：仲秋之月，“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淮南子・时则》：仲秋之月“劝种宿麦”；《淮南子・主术》：“虚中则种宿麦”。虚，北方玄武之宿，八月建酉中见于南方。三者关于冬小麦种植时间的记载一致，说明秦汉时期种植冬小麦的时间为仲秋之月。把这一冬小麦种植时间的记载，与陈蕃上书劝止桓帝行猎之事相联系，说明：第一，上古L猎，并非尽为农闲时节；第二，汉代以前，仲秋“A田”，可以行猎。而桓帝于仲秋种麦出猎，则被陈蕃谏止，称违古制。其中的原因，就是此前的四季L猎，到汉代时则仅为冬令之时，桓帝仲秋L猎因而被认为违制。可能正因为两汉并非一年四时田猎，《通典・礼三十六・军一》“天子诸侯四时田猎”条所列，就没有两汉相关四时田猎文献，所举例子，由西周而直指南朝刘宋。
其次，与传统L狩礼相对应，汉代有专门的军事训练礼仪。西周时期，L狩具有军事训练的性质和功能，讲武、狩猎紧密相连。据《后汉书・礼仪志中》，汉代讲武、狩猎相分，并出现了专门的练兵礼――“刘”4：
立秋之日，（自）[白]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朱Q，躬执弩射牲。牲以鹿。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以]获车，驰（驷）送陵庙。[于是乘舆]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刘。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刘之礼：祠先虞，执事告先虞已，烹鲜时，有司[告]，乃逡巡射牲。获车毕，有司告事毕。
对于这段记载，刘昭有比较明白的补注。刘注“乘舆……牲以鹿”句：
《月令》曰：“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月令章句》曰：“亲执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载）战事也。四时闲习，以救无辜，以伐有罪，所以强兵保民，安不忘危也。”
刘注“乘之”时则云：
《月令》，孟冬天子讲武，习射御，角力。卢植注曰：“角力，如汉家乘之，引（阈）[关]蹋g之属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猎，以习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于田猎。武事不可空设，必有以诫，故寄教于田猎，闲肄五兵。天子、诸侯无事而不田为不敬，田不以礼为暴天物。”
同时，刘注还引《周礼・大司马》“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阵”等文以比之。刘昭注引《月令》、《周礼》等文献，试图用传统L狩礼因“武事不可空设”而“寄戎事之教于田猎”的性质和目的，来说明汉代“刘”与传统L狩礼具有一致性。但是，我们不论从其“扬威武”还是从“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等表象和实际演练的内容来看，两汉“刘”都根本不同于西周的L狩礼，而是纯粹的军事训练礼仪。宋代郑樵《通志・礼略第三・军礼・田猎》因而指出：“周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行L、苗、A、狩之礼。汉晋以来，有阅兵之制，而史阙田猎之仪。”由于L狩礼在汉代已成历史陈迹，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见，以致连儒者刘向也不知L的真义1。
最后，两汉L狩礼之所以有别于《周礼》所载仪礼，主要在于汉代“三礼”中，《仪礼》地位最高，其礼制建设以《仪礼》为宗2。这就是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所说的“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3，且“多无定制”。如东汉末蔡邕著《独断》即“于礼制多信《礼记》，不从《周官》”4。东汉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家出于提高《周礼》地位的目的，对《周礼》予以了理想化的描述，但在实际中并未将《周礼》礼仪付诸实施5。新莽时期，王莽企图以《周礼》施政，但最终以失败而谢幕，说明《周礼》的实施尚不具备必要的社会条件。后人对此总结说：“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6
据萧统《文选・京都中》，东汉张衡《东京赋》对L狩礼的具体状况有一定描述。透过《东京赋》所述L狩礼，我们发现它和后来唐朝《开元礼》的“皇帝田狩礼”基本一致；而《开元礼・军礼》除田狩礼外，另有“皇帝讲武礼”。这种情况，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西周时期的L狩礼，至少在两汉时期就分裂成“田猎礼”和“讲武礼”两部分，“三驱”为“田猎礼”而非“讲武礼”的一部分。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L狩礼
魏晋南北朝时期，L狩礼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经历了一个传承、发展等兴废、替变的过程。记载魏晋南北朝L狩礼有关内容的，主要为《宋书》、《晋书》、《隋书》之礼志（制）部分。其中《宋书》较早注意到L狩礼，并对《周礼》之L狩礼、汉“刘”礼、魏晋南北朝L礼等作了系统的梳理，是有关魏晋南北朝L狩礼记载最早的一部史书。同时，其撰者沈约生活于南朝宋、齐、梁3朝，其中宋38年，曾官至尚书度支郎，对宋之L狩礼仪应十分熟稔。所以，沈氏关于宋L狩礼的记载，当真实、可信；《晋书》所记时代虽早于《宋书》所载时期，但其撰修者为唐人房玄龄等，且其晋代L狩礼内容，基本援袭《宋书》；当然，关于魏晋南北朝L狩礼记述最为系统的，乃《隋书・礼仪志》。总之，以上三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L狩礼的记载，基本上反映了此间该礼的建设、兴废和沿革情况。
（一）魏晋时期的L狩礼
据《宋书・礼志一》，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魏文帝为魏王，是年六月立秋，治兵于东郊，公卿相仪。王御华盖，亲令金鼓之节。（魏）b帝太和元年（227）十月，治兵于东郊。（西）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四年（268）、九年、咸宁元年（275）、太康四年（283）、六年冬，皆自临宣武观，大习众军。然不自令进退也。自惠帝以后，其礼遂废。（东晋）元帝（司马睿）太兴四年（321），诏左右卫及诸营教习，依大习仪作雁羽仗。成帝（司马衍）咸和（326-335）中，诏内外诸军戏兵于南郊之场，故其地因名斗场。自后蕃镇桓、庾诸方伯，往往阅习，然朝廷无事焉。太祖在位，依故事肄习众军，兼用汉、魏之礼。其后以时讲武于宣武堂。”这段文字告诉我们：
第一，三国魏曹丕时开始，继承了汉代专门的练兵礼――立秋之日的“刘”礼。《晋书・礼制下》：“兵者，凶事，故因L狩而习之。”魏文帝曹丕喜好狩猎，《三国志・魏书》之《辛毗传》、《苏则传》、《王朗传》中都有记载和反映。如《魏书・鲍勋传》载勋“每陈今之所急，唯在军农，宽惠百姓，台榭苑囿宜以为后”。文帝将出游猎，鲍勋停车上疏。帝手毁其表而竟行猎；又《王朗传》：“时帝颇出游猎，或e夜还宫。朗上疏曰：‘……近日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e而反，`警跸之常法，非万乘之至慎也。’帝报曰：‘览表，虽魏绛称虞箴以讽晋悼，相如陈猛兽以戒汉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将帅远征，故时入原野以习戎备。至于夜还之戒，已诏有司施行。’”文帝报称“时入原野以习戎备”，所指乃西周L狩礼军事训练的性质和目的。然而，到了三国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L狩礼集讲武、田猎于一的性质早为陈迹，而曹丕仍以此为借口，只是为了粉饰其田猎游逸的劣迹。而且，其“日昃而行，及e而反”的做法，也大悖于古之L狩礼。嗜好狩猎的曹丕还作有《校猎赋》：“高宗征于鬼方兮，黄帝有事于阪泉。愠贼备之作戾兮，忿吴夷之不藩。将训兵于讲武兮，因大L乎田隙。”1此赋虽也反映了其喜好游畋的品性，但“将训兵于讲武兮，因大L乎田隙”，可能是其心迹的真实袒露。因为时局的动乱和诸国间不断的纷争，客观要求统治者必须高度重视训兵讲武，只是未必像西周那样，将狩猎与军事训练相结合，而是把《校猎赋》所云“大L乎田隙”的目的与《宋书》载魏帝“治兵于东郊”、“王御华盖，亲令金鼓之节”的行为相结合。据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三国魏之所谓的“大L”，仅仅为练兵、阅兵礼。此后的两晋，承汉魏之衣钵，所谓的“L礼”，也多限于练兵、阅兵，且其间断续无常。
第二，魏晋练兵场所，开始不固定，如三国魏即“治兵于东郊”；而西晋诸帝的讲练兵，皆在宣武观进行；东晋时，又改在南郊开展。直到后来，“以时讲武于宣武堂”；降至宋文帝元嘉时，“置宣武场，校猎讲武”2。无论是在京郊举行，还是在专门的宣武观或宣武堂（场）开展，均与狩猎无关，属纯粹的练兵或阅兵性质。如《晋书・王戎传》载云，王戎“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表明魏晋治兵之所――宣武场――内虽置有猛兽，但非用于狩猎，仅供以观瞻。因此，南朝刘宋御史中丞何承天称汉魏以来的练兵“L田非复先王之礼，治兵徒逞耳目之欲”3。
总的看来，魏晋时期，大体上继承了汉代立秋阅兵的做法4，我们看不出该阶段在L狩礼建设方面有何大的作为。整个阶段而言，统治者一方面为稳固政权，积极加强武备，讲武练兵因而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却出于奢侈生活之需，屡屡从事不合礼仪的射猎。面对臣子的规劝、指责，虽然文帝等借口农隙大L而训兵讲武以敷衍之，事实上，此间所谓的“L狩”，较西周L狩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且，其训兵讲武也与狩猎基本无涉。另外，即使是阅兵礼，在西晋惠帝以后也被寝废，东晋曾一度试图恢复军礼，但从东晋成帝咸和间“诏内外诸军戏兵于南郊之场”的记载看，其所谓的军礼与传统军礼相比较，也只能权作一场“戏”而已。
（二）南北朝时期的L狩礼
《宋书・礼志一》有一段关于南朝宋L礼的详细记载：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五年闰二月，大L于宣武场，主司奉诏列奏申摄，克日校猎，百官备办。设行宫殿便坐武帐于幕府山南冈。设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仪，设南北左右四行旌门。建获旗以表获车。殿中郎一人典获车。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获车。备获车十二两。校猎之官着F褶。有带武冠者。脱冠者上缨。二品以上拥刀，备槊、麾幡，三品以下带刀。皆骑乘。将领部曲先猎一日，遣屯布围。领军将军一人督右甄1；护军一人督左甄；大司马一人居中，董正诸军，悉受节度。……校猎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严。……上水五刻，皇帝出。着黑介帻单衣，乘辇。……皇帝降辇登御坐，侍臣升殿。……帝若躬亲射禽，变御戎服，内外从官以及虎贲悉变服，如校猎仪。戟抽鞘，以备武卫。黄麾内官，从入围里。列置部曲，广张甄围，旗鼓相望，衔枚而进。甄周围会，督甄令史奔骑号法施令曰：“春禽怀孕，L而不射；鸟兽之肉不登于俎，不射；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不射。”甄会。大司马鸣鼓蹙围，众军鼓噪警角，至武场止。大司马屯北旌门；二甄帅屯左右旌门；殿中中郎率获车部曲入次北旌门内之右。皇帝从南旌门入射禽。谒者以获车收载，还陈于获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诣获旗下，付收禽主者。事毕。大司马鸣鼓解围复屯，殿中郎率其属收禽，以实获车，充庖厨。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引长文，目的是想全面地展现南朝刘宋有关L狩的程序。称其为“程序”，主要因为《宋书》记载的这一L狩礼，是宋文帝刘义隆大L于宣武场的具体场景。但另一方面，从“帝若躬亲射禽”句看，该文又并非尽为一次具体的大L实情，其中又有礼仪上的规定与要求，所以，视之为刘宋L狩礼应不存在问题。综观其文，可知：
第一，其L狩礼集讲武练兵、捕猎于一体，程序先后包括讲武、狩猎两部分，一改汉以来二者别分的局面，同《周礼》军事、狩猎合一的模式与先后程序基本一致；而且狩猎前督甄令史“号法施令”的内容和要求，和《周礼》、《礼记》、《左传》2等儒家经典一再申明的精神也基本吻合。因此，宋之元嘉L礼，存有“古制”，是对传统L狩礼的继承和恢复。个中因缘，和当时对《周礼》的推崇有关。据梁满仓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血缘关系和地域因素联系密切，五礼制度发育、成熟迅速，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广泛关注，礼的理论研究进入，“南北朝儒家，最为后人所推服者，曰勤于三礼之学”3。在三礼统一体中，《周礼》的地位最高，被视为礼经，成为其时制定礼仪制度的主要理论根据4。“凡圣贤所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5受此环境影响，刘宋L礼自然存有《周礼》遗制。
第二，尽管刘宋L礼与《周礼》L狩之仪相近，有练兵、狩猎之效，但我们必须注意其时代差异决定的有别于《周礼》之处：
首先，刘宋的“大L于宣武场”，是礼仪性的。其礼仪性质，从皇帝在检阅军队“着黑介帻，单衣”和狩猎时“帝若躬亲射禽，变御戎服，内外从官以及虎贲悉变服”的着装不同，能够得到清楚的反映。对于前者，《隋书・礼仪志》载：“讲武出征，四时L狩，……则服之黑介帻，白纱单衣，乌皮履”。虽说皇帝“讲武出征，四时L狩”均着黑介帻和单衣，但《宋书・礼志一》又云：“帝若躬亲射禽，变御戎服”。《隋书・礼仪志》：“武弁之服，衣裳绶如通天之服。讲武出征，四时L狩，……皆服之”；而所谓“戎服”，就是军服。郑玄注《礼・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厉饰，谓戎服，尚威武也。” 由此可见，《隋书》称黑帻、单衣和武弁之服，均为讲武出征、四时L狩所着，事实上乃分别泛指，即皇帝讲武着黑帻、单衣，而L狩则戎服。刘宋皇帝如此着装，表明其L狩行为已尽为礼仪性的。
其次，刘宋L礼的时代性，还表现在讲武、习射主体的变化上。西周时期，战争主要为车战，讲武习兵、狩猎与车辆不相分离，主体乃车、徒，故《周礼・大司马》载其讲武曰“陈车、徒，……鼓行，鸣镯，车、徒皆行，及表乃止”。然而，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骑兵在中原王朝战争中的地位日渐突出；迄及西汉，车兵渐被淘汰，车辆仅用于输运粮草和伤病员；下至南北朝时，骑兵成为主要的兵种之一，刘宋时期，广范围的攻守多赖于步、骑兵1。因此，刘宋讲武、习射的主体“皆骑乘”。不过，地处南国的刘宋朝如此倚重骑兵，个中之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最后，“帝若躬亲射禽”一语，暗示刘宋时期的L狩，君王未必每次都要射猎，与《周礼》所载大L礼之习武、狩猎密不可分显然不同。
第三，从目的上说，刘宋L礼主要服务于练兵。对此，时人周朗曾评价说：“L狩之礼，习以钲鼓之节”2。狩猎于其中所占的比重，远较西周时下降。
第四，刘宋L狩礼兴废不定，具有相当的主观随意性。孝武帝刘俊大明七年（463）正月癸未诏曰：“春L之礼，著自周令。讲事之语，书于鲁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轨则。今岁稔气荣，中外宁晏，当因农隙，葺是旧章。可克日于玄武湖大阅水师，并巡江右，讲武校猎。”3二月，有司就“讲武校猎”获肉荐太庙等事而奏章，太学博士虞以《周礼》“振旅春L，则以祭社；茇舍夏苗，则以享j；治兵秋A，则以祀p；大阅冬狩，则以享A”之“四时讲武献牲，各有所施”情事议之。太常丞庾蔚之以言为是，并议云：
所言是L狩不失其时，此礼久废。……今既无复四方之祭，三杀之仪，旷废来久，禽获牲物，面伤翦毛，未成禽不献。太宰令谒者择上杀奉送，先荐庙社二庙，依旧以太尉行事。4
庾蔚之的议请，得到武帝准允而行之。大L之事，文帝元嘉年g后期曾举行过，而事隔近20年后，庾蔚之却在其议疏中反复提及L狩之“礼久废”、“三杀之仪，旷废来久”，并主张L狩上杀荐宗庙等。对此，笔者以为：一则元嘉以后，L礼很少举行，否则就不会有武帝正月下诏“讲武校猎”之事；二则庾蔚之“L狩”所指，乃《周礼》合讲武、狩猎于一的传统之礼，而刘宋大L礼，已较传统大有不同，从传统仪礼的角度来说，L狩礼确实是其废积久。所以，庾蔚之议论表明刘宋L礼建设并未臻于制度化，而只限于偶尔“行之”的层次，没有在制度上做出规定，仅在临时举行时强调其礼。而且，作为一项国家礼仪，严肃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朝上议论此事时，庾蔚之寥寥数语，武帝即可之，也从另一侧面说明该礼在刘宋时期未曾制度化，主观性浓郁。退一步说，纵然刘宋L礼已制度化，但从元嘉至大明年间的情况看，至少不是始终如一地行之，而是断续不定。不过，和魏晋时期相比，刘宋在恢复先秦L狩礼方面所做的努力，还是值得称道的。其后的梁、陈L礼，皆“依宋元嘉二十五年L宣武场”5之例。宋代人陈D曾对梁、陈L狩礼予以积极肯定，称其法“亦追古之制也。”6而梁、陈礼之端溯则源于刘宋，所以陈氏以梁、陈之制为是，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对刘宋政权L狩礼建设的认同。
北朝在L狩礼建设方面有所作为者，乃北齐、北周二朝。关于北齐的情况，《隋书・礼仪志三》载曰：
后齐（即北齐）常以季秋，皇帝讲武于都外。有司先莱野为场，为二军进止之节。又别7于北场，舆驾停观。遂命将简士教众，为战阵之法。……将帅先教士目，……教士耳，……教士心，……教士手，……教士足，……前五日，皆请兵严于场所，依方色建旗为和门。……二军迭为客主，先举为客，后举为主，从五行相胜法，为阵以应之。后齐春L礼，有司规大防，建获旗，以表获车。L前一日，命布围。领军将军一人，督左甄，护军将军一人，督右甄。大司马一人，居中，节制诸军。天子……将亲禽，服戎服，戟者皆严。武卫张甄围，旗鼓相望，衔枚而进。甄常开一方，以令三驱。围合，吏奔骑令曰：“鸟兽之肉，不登于俎者不射。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马鸣鼓促围，众军鼓噪鸣角，至期处而止。大司马屯北旌门，二甄帅屯左右旌门。天子乘马，从南旌门入，亲射禽。谒者以获车收禽，载还，陈于获旗之北。王公已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毕，大司马鸣鼓解围，复屯。殿中郎中率其属收禽，以实获车。天子还行宫。命有司，每禽择取三十，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其余即于围下量犒将士。礼毕，改服，者韬刀而还。夏苗、秋A、冬狩，礼皆同。 1
对于《隋书》记载的北齐高氏L狩礼，有学者认为它“竟与传统华夏族同类礼仪如出一辙”，以为其有关规定，与传统儒家坟典所载一致。如其“两‘不射’，显然出自《左传》隐公五年。‘干豆’、‘宾客’云云，自用《春秋公羊传》、《b梁传》桓公四年与《礼记・王制》成说无疑”2。道出了北齐L礼继承西周传统L狩礼之一端。不过，除此以外，北齐L礼还有与先秦L狩礼不同之另一端：
其一，北齐L礼明确将西周合习武、射猎于一的L狩礼析分为二，即季秋“讲武”、一年四季射猎，惟秋季才讲武、射猎一并举行。也就是说，只有季秋，北齐L礼才可能具有合一性。北齐将L狩礼分为讲武、射猎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两汉把L狩礼分为田猎、讲武二礼做法的回归，并对后来唐代二礼之分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二，从频繁性或频度来看，北齐时，狩猎四季举行，并具有不同的名称，即春L、夏苗、秋A和冬狩，这一名谓和西周L狩礼之称一致，虽然在本质内容上有极大的差异；而讲武礼则不然，仅在秋季开展，一年一次。
其三，北齐L狩礼首次明确将《周礼》讲武礼之“教人战”即车、徒教战过程中三次向前驱进的“三驱”，移至田狩礼之中。但其“三驱”究竟为何，具体难以详知，或为三面驱之，或为三次驱之。
其四，L狩的主体，西周为车、徒，刘宋为骑乘，而北齐则为步军；参与射猎的天子或皇帝所乘，西周时为车，刘宋时为辇，北齐时则为马。南方刘宋讲武注重骑兵训练，而位处北方的高齐却以步兵为主，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尚待探讨。
《隋书・礼仪志三》又有一段关于北周L狩礼的记载：
后周（北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马建大麾于莱田之所。乡稍之官，以旗物鼓铎钲铙，各帅其人而致，诛其后至者。建麾于后表之中，以集众庶。质明，偃麾，诛其不及者。乃陈徒骑，如战之阵。大司马北面誓之。军中皆听鼓角，以为进止之节。田之日，于所莱之北，建旗为和门，诸将帅徒骑序入其门，有司居门，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险野则徒前而骑后，易野则骑前而徒后。既阵，皆坐，乃设驱逆骑，有司表C于阵前，以太牢祭黄帝轩辕氏，于狩地为，建二旗，列五兵于坐侧，行三献礼。遂L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阵，遂以苗田如L法，致禽以享j。仲秋教练兵，如振旅之阵，遂以A田如L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阅，如振旅之阵，遂以狩田如L法，致禽以享A。
北周L狩礼，具有传统、时代相统一的特征。传统方面，形式上完全恢复了西周L狩礼讲武、狩猎合一的做法，而且一年四季举行，讲武、田猎名称及以禽物祭享名目等，均与《周礼》一致：仲春教振旅、L田以祭社，仲夏教茇舍、苗田以享j，仲秋教练兵、A田以祀方，仲冬教大阅、狩田以享A。时代特征方面，也就是其不同于《周礼》之处，荦荦者有三：其一，西周L狩礼，和门建于讲武场南；北周则“于所莱之北，建旗为和门”；其二，参加讲武的兵士，除步兵外，还有骑兵，且驱逆由西周的车辆而易为“驱逆骑”；其三，在四季讲武后、田猎前，还要“以太牢祭黄帝轩辕氏”，这在此前的L狩礼中似不曾见到的。
传统性与时代性相比较，北周L狩礼回复传统的原因更值得关注和探讨。据唐长孺研究，北朝时期的文化主体，主要为以河北地区为中心的儒学。其儒学上承汉代经学，重视名物训诂1；另一方面，北周武帝宇文邕偏好儒学，任用长于《周礼》等儒家经典的儒者辅政2。浓郁的儒学之风、统治者对儒学的喜好和儒生的积极有为，一并促使北周L狩礼的建设朝着传y的方向回归。
要而言之，相对于此前魏晋仅秋时阅兵、讲武，南北朝在L狩礼方面可谓大有作为：出于应付动荡形势的需要，政权更迭频繁的南北各朝，其执政者在掌握政权后，极为重视武备，练兵、讲武实行较多，复加统治者的提倡，西周军备礼由此复兴；同时，L狩礼形式上承继西周集狩猎、讲武于一体的模式，但在具体程序和某些环节方面，较之于《周礼》L狩礼，又具有一定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时代特征浓郁。另一方面，其变化则由其主事者据其对相关问题的不同理解和主观目的所致，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如L狩礼举行的时间，或春季，或秋季，或四季等），只是这种随意性也并非完全胡乱为之，是在遵照传统文献记载的前提下有所变动，所以，具有一定的根据。但无论怎样，南北朝时期的L狩礼不仅回归传统，而且还对以后的隋唐L狩礼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隋朝L狩礼
《隋书・礼仪志三》有一段记载：
隋制，……军人每年孟秋阅戎具，仲冬教战法。及大业三年，炀帝在榆林，突厥启民及西域、东胡君长，并来朝贡。帝欲夸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陈冬狩之礼。诏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并立表记。前狩二日，兵部建旗于表所。五里一旗，分为四十军，军万人，骑五千匹。前一日，诸将各帅其军，集于旗下。鸣鼓，后至者斩。诏四十道使，并扬旗建节，分申佃3令，即留军所监猎。布围，围阙南面。方行而前，帝服紫F褶、\介帻，乘S猪车，其饰如木辂，重辋漫轮，虬龙绕毂，汉东京卤簿所谓猎车者也。驾六黑骝，太常陈鼓笳铙箫角于帝左右，各百二十。百官戎服骑从，鼓行入围。诸将并鼓行赴围。乃设驱逆骑千有二百。Si停轫，有司敛大绥，王公已下，皆整弓矢，陈于驾前。有司又敛小绥，乃驱兽出，过于帝前。初驱过，有司整御弓矢以前，待诏。再驱过，备身将军奉进弓矢。三驱过，帝乃从禽，鼓吹皆振坐，左而射之。每驱必三兽以上。帝发，抗大绥。次王公发，则抗小绥。次诸将发射之，无鼓，驱逆之骑乃止。然后三军四夷百姓皆猎。凡射兽，自左膘而射之，达于右U，为上等。达右耳本，为次等。自左髀达于右?为下等。群兽相从，不得尽杀。已伤之兽，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佃将止，虞部建旗于围内。从驾之鼓及诸军鼓俱振，卒徒皆噪。诸获禽者，献于旗所，致其左耳。大兽公之，以供宗庙，使归，荐腊于京师。小兽私之。
据此，可知：第一，阅兵讲武，在隋代已成定制，即“每年孟秋阅戎具，仲冬教战法”；而集讲武和狩猎于一身的传统L狩礼，其间并未能够得以制度化和经常化的实施。隋炀帝大业三年（607）举行的L狩，总体是依礼而行，但初衷和动机别于传统，是以“夸以甲兵之盛”为目的的临时行为，而非惯制。并且，这次所谓的“陈冬狩之礼”，也仅是表演性的，为纯粹的狩猎礼，而不具备讲武的性质。论者认为，隋朝L狩礼具有练兵讲武的作用与礼仪性质。事实上，此一冬狩行为，丝毫没有军事训练目的和性质，完全是为了展现武威和文明的大规模礼仪活动。炀帝这种“诏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兵部领军40万等任意扩大猎场和狩猎规模之举，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隋朝狩礼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就炀帝冬狩礼程式、要求，以及步其后尘的唐代L礼建设情况等来看，如果假于短祚隋朝以时日，我们相信，隋朝在L狩礼建设方面，或会大有所为。
第二，在对传统L狩礼的继承上，隋朝冬狩礼在射猎先后顺序和具体猎射兽物部位、猎物“三用”等方面，与《周礼》、《礼记》等儒家典籍一再强调的要求相吻合，是对早期仪礼传统的继承。而在帝王所乘猎车（S猪车）等方面，采用的则是汉制1；狩猎和驱兽队伍，则为骑兵（驱逆骑等），具有时代性，而非先秦的驱逆车；并且在北齐L狩礼将《周礼》讲武之“三驱”移入田狩的基础上，首次明确地载明了“三驱”的具体内容，即先后三次驱逐禽兽以待天子射。此义与《周礼》“三驱”本来所指有霄壤之别。
四、唐朝L狩礼
唐代大兴礼仪，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成《开元礼》。《开元礼・军礼》下，有“皇帝讲武”礼和“皇帝田狩”礼。讲武礼、狩田礼分别载曰：
仲冬之月，讲武于都外。……有司先芟莱，除地为场，方一千二百步，四出为和门。又于其内地，为步骑六军营域处所：左右厢各为三军，上军在北，中军次之，下军在南。东西相向。中间相去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表，表间前后各相去五十步，为三军进止之节。……然后讲武，……声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徒皆行，及表（一驱及1表――引者注，以下同），击钲，骑徒乃止。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骤徒趋，及表乃止（二驱及2表）。整列立定，……（两厢三军先后变直阵、方阵、锐阵、曲阵、圆阵）五阵毕，两军俱为直阵，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声鼓举旗，士众皆起，骑驰徒走，左右军俱至中表（三驱及中表），相拟击而还。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复本列。……骑军……俱进，及表而止，皆如步军，惟无跪起。……凡相拟击，皆不得以刃相及。凡步士逐退，限过中表二十步而止，不得过也，骑士不在此例。讲武罢。
仲冬狩田之礼，前期十日，兵部征众庶，循田法。虞部量地V狭，表所田之野。前狩二日，本司建旗于所田之后，随地之宜。前一日未明，诸将各帅士徒，集于旗下，不得喧哗。质明弊旗，后至者罚之。兵部分申田令，遂围田。其两翼之将，皆建旗。及夜，布围讫（原注：若围广或先期二日三日）。围阙其南面（原注：且据南面及狩随地所向），驾出以刚日，其发引次舍如常。将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围，鼓吹，令以鼓六十陈于皇帝东南，西向；六十陈于皇帝西南，东向。皆乘马（原注：各备萧角），诸将皆鼓行赴围，乃设驱逆之骑百有二十。既设驱逆，皇帝乘马南向。有司敛大绥以从，诸公王以下皆乘马，带弓矢，陈于驾前后。所司之属又敛小绥以从，乃驱兽出皇帝之前。初一驱过，有司整饬弓矢以前；再驱过，本司奉进弓矢；三驱过，皇帝乃从禽左而射之，每驱必三兽以上。皇帝发，亢大绥。皇帝既发，然后公王发。公著，亢小绥。诸公既发，以次射之。讫，驱逆之骑止，然后百姓猎。凡射兽，自左而射之达于右U，为上射；达右耳本，为次射；左髀达于右?，为下射。群兽相从不尽杀，已被射者不重射，又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其出表者不逐之。田将止，虞部建旗于田内，乃雷击驾鼓及诸将之鼓，士徒噪呼，诸得禽者献于旗下，致其左耳。大兽公之，小兽私之，其上者以供宗庙，次者以供宾客，下者以充庖厨。乃命有司@兽于四郊，以兽告至于庙社（原注：其因讲武以狩，则先设围亦如之）。1
考察大唐讲武、田狩之礼，我们发现：
第一，关于其特点，玄宗时曾多次参与议论礼制的长安人崔沔于开元二十四年（736）从唐礼制来源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概括。他说：
我国家由礼立训，因时制范，考图史于前典，稽周、汉之旧仪。清庙时享，礼馔毕陈，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园寝上食，时膳具设，遵汉法也，而珍味极焉。职贡来祭，致远物也；有新必荐，顺时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L狩之时，亲发所中，莫不割鲜择美，荐而后食，尽诚敬也。2
有学者据此指出，唐人制礼，理论上将“因时制范”、“考图史于前典”，以及“稽周、汉之旧仪”三者相结合，实践中则将“用周制”、“遵汉法”、“顺时令”相结合3。具体到L狩礼而言，其教战为阵之形式、内容等，绝大多数同于北齐讲武礼。但教战三军三次前趋及表的程式，则源于《周礼》；田狩礼虽明显取自隋朝，隋田猎礼与《周礼》、《礼记》等儒家典籍一再强调的狩礼相契合。杜佑所谓的唐“L狩之制，具《开元礼》”4，即从“皇帝狩田”礼最能反映《开元礼》对西周L狩礼继承的角度而言的。因此，若以狩田礼而论，崔氏的“考图史于前典，稽周、汉之旧仪”之唐礼来源说，大体是不爽的。同时，从开元狩猎礼制定的动机看，其目的是为了对皇帝肆意狩猎行为有所限制，而西周古L礼无疑是时人议论、制定开元礼的重要依据。如玄宗开元七年（719）十月，右补阙崔向疏谏狩猎无度的玄宗曰：“天子三田，前古有训，岂惟为干豆、宾客、庖厨者哉？亦将以阅兵讲武，诫不虞也。《诗》美宣王之田，‘徒御不惊’、‘有闻无声’，谓畋猎时，人皆衔枚，有善闻而无哗喧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谓悉驱禽，顺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则知大绥将下，亦有礼焉。”5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开元礼》是在全面综合、总结前朝礼制基础上而成的一部礼典，是对吉、嘉、宾、军、凶五礼的一种规范，其属于制度层面的礼，它虽然也记载了五礼之仪，与仪注有一定的联系，但并非‘一时之制’ ，而是‘垂为永则’的长久之制，在唐代受到了礼经一样的尊崇，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6对于其“一时之制”之说，笔者以为，不仅是针对后世具有“垂为永则”之影响而言，同时也应包括其前典、旧仪的渊源等方面。
第二，崔沔上书又说唐礼还是“因时制范”的结晶。所谓“因时制范”，就是根据时势之不同而制定礼仪。笔者以为，这一方面主要有两点：一是从短时段的方面而言，唐代礼仪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如太宗、高宗时期就分别因时制定了贞观礼、显庆礼。二者因时有异，彼此有所不同，而开元礼即“因时制范”并部分“折衷”前二礼的产物。这就是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张说所讲的：“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7二是从长时段来说，便是根据唐代与周、汉以来的不同情况，对礼仪进行了适当的更变：
首先，通过礼制法典的形式，将西周L狩礼正式析分为讲武礼、狩猎礼。西周以来，L狩礼之讲武、狩猎两构成部分，分合不定：汉魏时期只存讲武礼（“刘”）；南北朝刘宋、北齐等政权虽合二为一，但并非四季都如此而行，具有随意性。如北齐虽四季行狩猎礼，而讲武仅在秋季开展。针对西周L狩礼因时代变化而名存实亡的情况，《开元礼》将讲武、狩猎分别开来，各列其专门名目于礼典中，成“皇帝讲武”礼和“皇帝田狩”礼。
其次，讲武仪礼方面，西周讲武场内布置是“南―北”方向布4表，1-3表间距100步，4表即前表距3表50步；和门有左、右2门，布于讲武场南。而唐代讲武场用于“三军进止之节”之表有5，“东―西”向布列，表间距50步；和门则为4，各位于讲武场四方。因布表方向变化，西周、唐代士卒“三驱”即训练前进的方向也相应不同：西周由北向南自后表三次前驱至前表，经鼓三阕、车三发、徒三刺，车徒遂退却至后表，讲武至此结束（见图1）；而唐代则是场内左、右两厢三军分别从其营域自东向西、自西向东，往前一驱至1表、二驱至2表，并在变直、方、锐、曲、圆五阵后，在旗、鼓引领下，由2表再前至中表，双方“拟击而还”，退至原出发处所，完成军事训练（见图2）。
图1 《周礼》“三驱”示意图
图2 《大唐开元礼》“三驱”示意图
最后，狩猎礼之“三驱”内容，基本承继隋制。因文献阙如，隋代讲武之制有无士卒三驱及表的规定及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唐《开元礼》之“军礼”，在将西周L狩礼分析为讲武、田狩二礼的基础上，于讲武礼保存传统士卒三驱及表内容、并在形式上有所改变的前提下，又在田狩礼中继承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冬狩时的“三驱”内容。于是，唐代因L狩礼析分为二，原本存诸西周L狩礼讲武中的“三驱”，也就随之分别存在于讲武、田狩二礼中，且彼此内容大相径庭。
结 语
《周易》“三驱”礼脱胎于殷商狩猎文化。西周在礼乐制度建设中，⑻锪晕幕礼制化，是为《周礼》记载的融讲武、狩猎于一体的L狩礼。西周L猎礼通常先进行军事训练，乃后为以检验讲武效果为目的的狩猎活动，并将猎物用来祭祀、招待宾客和日常食用1。所谓的“三驱”，是指在讲武活动中参加演习的车、徒（士兵）在军事训练区（防）内三次前进及“表”的行为，故而古人称三驱具有“教人战”的性质。但是，春秋以降，诸侯争霸，“礼坏乐崩”，西周礼乐文化纷遭遗弃。战国时期，出现作战步兵、骑兵，军事训练形式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阅兵之制”寝坏，西周L狩礼仅存“田猎之仪”，且田猎亦多为游逸活动。然受“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思想的影响，从两汉开始，历朝统治者在谋取政权后，无不加强礼制建设，L狩礼因此得以故事重提。
汉晋时期，L狩礼的兴建多限于“阅兵之制”即军礼，“田猎之仪”日益式衰。两汉L礼狩建设中，《周礼》未被重视，L礼是专门的讲武礼（刘），且新建的讲武礼独立存在于L狩礼之外，其田猎活动基本上是奢靡的游乐行为。随后的魏晋时期也大体如是。郑樵所谓的“汉晋以来，有阅兵之制，而史阙田猎之仪”的话语，就是对这种历史情况的最好概况。
南北朝期间，L狩礼建设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北齐、北周、刘宋等王朝都试图恢复传统礼制，并为此做了许多努力。《隋书》记载了北朝齐、周L礼。北齐L狩礼只有季秋集讲武、狩猎于一体，讲武主要是“以五行相胜法”“教众为战阵之法”，内容比较具体，如对兵士目、耳、心、手、足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和训练，惟不见《周礼》之“三驱”，“三驱”被移至田狩之中。至于“三驱”具体何谓，文未具载。从前后内容看，“三驱”似为驱逐禽兽进入猎场，而非直接为天子射猎而驱；其中之“三”，或为三次（三度），或为三面，均成立。北周L狩礼中，讲武成分大为减少，部分保留下来的教战内容，又被融入到狩猎活动中，不见“三驱”陈迹。南朝L狩礼以宋最具代表性，但其中无“三驱”之说。刘宋L礼形式上集讲武、狩猎于一体，讲武在先，狩猎随后，与《周礼》所记相近。但讲武、狩猎相较，以讲武为主，狩猎不占重要地位，程式也和西周大有差异，并因时代不同，《周礼》中的车、徒前驱及表的队列演练亦不见踪影；狩猎方面，《周礼》“衔枚而进”等形式被继承下来，射猎活动亦未曾提及所谓“三驱”。因此，总的看来，南北朝时期的L狩礼，因年代久远和形势差异，虽具合讲武、狩猎于一的形式，而内容有很大不同，“三驱”礼方面，就是将西周“以教战”的“三驱”，多由狩田前“教大阅”阶段，移至皇帝“亲禽”即狩田阶段，“三驱”似指驱禽入围。“三驱”从而失其原初“教人战”的性质和作用。
隋、唐二朝基本承继南北朝的做法。《隋书》称隋有“仲冬教战法”，但具体内容难以得知；炀帝大业三年的“陈冬狩之礼”，再次援《周礼》“教大阅”（如田野“为表”等）内容入田狩，并明确提到“三驱”及其具体实施过程。从其记载看，隋代的“三驱”，是专门从事驱逐禽兽的驱逆骑，从兵士设立的捕猎围场内三次向南（“围阙南面”）“驱兽出，过于帝前”，以供天子射猎，“三驱过，帝乃从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唐随前制，并加以变更。在保留不同于《周礼》讲武之“三驱”的情形下，承袭隋朝援讲武之“三驱”入冬狩礼的做法，并将之写入《开元礼》，予以法典化，后世“三驱”之“三度驱禽而射之”的认识或多源于此。
纵观汉唐时期的L狩礼变迁过程，不难发现，L狩礼之讲武、狩猎两个相关相联的部分，前后经历了相分、合一、再次分离的动态变化过程。其间，讲武、狩猎的性质和形式，亦随历史条件变化而有变易。变易中，因讲武在L狩礼中的基础和前提地位，其中的有些程式和内容，常被后人借移到狩猎活动中，“三驱”乃其中之一方面。“三驱”所指，即就由西周时“阅兵之制”中的车徒三次前驱及表，而渐变为针对帝王狩猎活动而言的“田猎之仪”，其内容也因此有“三度驱禽而射之”、“三面着人驱禽”、“岁三田”和“四时之田用三”等多义，“三驱”礼的本源尽遭湮没。三驱的性质，也由最初的“教人战”，经后世儒者的申说，逐步演绎为“王仁好生”等彰显天子“仁德”的载体1。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ite of San Qu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Chen Yex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