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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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认同范文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认同；认同危机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065-02

在审美观念和视角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历史进程。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西方在此进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全球主义”和“普世主义”价值观对其他国家利益的侵蚀；面对的是西方的资本经济与消费文化试图制造一个同质的社会：工业化的西方标准被视为全球通用标准，资本与市场打开了国界的大门，其运行规则得到了全球意义的扩张，好莱坞、麦当劳、英语、西装在世界文化的各个角落长驱直入。全球化已经对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模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同时也模糊了文化的界限，使得某一个文化认同变得多重，更是呈现了一种文化认同的多极化和非单一化。在这种情形下，原有的文化认同遭到式微，我们是谁，文化将何去何从，全球化对于文化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全球化在推动文化变得多样、断裂、流动的同时，构建出来的多种他者文化，也让各种文化互相混杂，从而也构成了新的文化认同的契机。

一、认同与文化认同

认同：自我与他人之间一种关系的界定，是共同体成员对价值归属的自我确定。是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即对“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类问题的回答与解释。

文化认同是认同概念的延伸，是某一个族群或民族特有的一系列文化特征，它包括认同和建构两个方面。它既是一个国家、阶级、民族、种族、性别在文化交流中形成的独有特征，又是处于这种文化中的主体建构的文化特征。

二、文化认同危机

相对于个人来说，文化就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规律上说，人的发展是与文化的脚步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恰恰出现了人脱离文化而发展的现实。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

首先，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的通讯工具、娱乐方式，特别是互联网的使用都在改变着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全球的联结更加紧密。世界在变小，也在变得扁平化，过去阻碍交流的各种壁垒正在被清除，越来越多的人活动在由网络所构成的虚拟空间之中。随着全球传播媒介的发展推进，文化认同日益呈现出去疆界化的特征，地域对于文化交流的限制日益减弱。一方面，随着跨国流动性的增加，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接触、进入他文化的日常经验中，分享其他国家、民族、种族或族群的观念和价值；另一方面，依托大众媒介，外部世界与家庭空间联系紧密，人们享受从电视和网络上获得的文化观光，观察和了解他国、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无论是哪种文化接触，都会促成对他者文化的想象性认同，进而形成一种混杂性的文化认同。这种跨越国界的信息流威胁着文化认同的稳定性，正是在这一力量的推动下，人们的感知、生活体验被重塑，人们对自我、社会、世界体系的感知和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其次，数字化、信息化的全球化进程中，福利与弊端共存。由于数字环境的模式化，人只能按照既定的方式去选择。现代技术对人无微不至的服务，使技术文化无孔不入地进入人的精神文化世界，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一种符号化的模式，所以它将引起另一种意义上的认同危机——精神文化层面的危机。

再次，新文化载体出现，促使单一的文化平衡遭到破坏。不同新形态的新文化粉墨登场，又或者，单一的文化被划分不同形式的亚文化等等。人们既有的、固定的文化场域、文化秩序被消解。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以及信息技术的进一步迅猛发展，使得这些文化思想和观念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便更深一步地对文化认同提出了挑战。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势力的冲击下，非经济因素的变化日趋激烈。在经济变化的背后，生活方式、民族习俗和社会心理也相应发生改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和文化也随着跨国资本的扩展进行世界范围的重构。跨国公司的经营者们会试图构建一个跨国资本集团。利用资本的渗透和扩展，传播消费意识形态，将个人纳入他们的消费世界中；其目的是为了打破人们原有的主体性，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消费的主体。只要人们原有的主体性一消失，他们就很容易变成消费的主体，将无意识地进入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观念的影响下，他们会失去原有的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

最后，根据阿帕杜莱的分析，全球化的流动性体现为以下几种景观：第一，由人口流动而产生的“种族景观”；第二，由国际大公司、跨国公司和政府机构所引领的机械和工厂的流动所造成的“技术景观”；第三，由货币流动所产生的“经济景观”；第四，由报纸、杂志等载体所产生和传播的“媒体景观”；第五，以西方价值观，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或一致或不同的“意识形态景观”。由于这些景观的作用，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流动的现代社会。人们原来的生活、交往方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封闭到开放、从稳定到剧变，不仅使“我们”必须不断地面对更多的他者，而且“我”与“我们”也不再必然重合。开放和变化，使得现代文化变成了涣散的、动荡的和空泛的，它失去了昔日与人的亲密关系，因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为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打乱了社会原有的认同模式和认同格局，引发了真正意义上的认同危机。

作为一个动态和复杂的进程，全球化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多种因素，这些众多因素的交相作用编织成了一幅复杂的全球化景观。在这个场域中，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固有的认同根基受到损害乃至崩塌，但同时又缺少新认同的依托。当原有的认同出现危机，新认同尚未完全形成之时，人们必定会出现迷惑和徘徊。

三、文化认同的重建

自从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概念之后，全球化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共同背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文化会自觉不自觉地修正了对他文化的态度。一种文化允许他文化的特质对自己的渗透，这会带来积极的成果：它使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导致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吸收，丰富了文化的共同内容。另外文化渗透使一种文化得到其他多种文化的刺激，更加具有生命力，加速了文化的变迁和适应。认同不仅是以共享稳定的和连续的文化为特征的；认同更是通过差异打造出来的，因此正是因为有了全球化这个他者，也给文化认同的重建带来了契机。

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纯粹的、稳定的文化认同都是不存在的，而是流动、多重和复合，用一种更加开放与灵活的态度来对待文化认同问题。全球化视野正是提供了一种更为开放的文化认同思路。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边界被打破，各文化日益从隔离的状态下走向了与他者文化的交融与汇合中，并在这一融合过程中不断获得文化新质。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中审视各文化，就是要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以一种开放的文化认同观，从而探寻一些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

文化认同危机是在一种文化遭遇另一种文化时才出现的问题。全球化创造了一个各种文化相遇的场所，在其中“我们”通过“他们”而获得自我认同，我们通过他们而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也通过他们对我们的挑战而不断地创新，所以文化对话交流就是文化认同重构新的“场域”。全球化的文化认同新构建意味着并不是某一种文化的全球普及或代替其他文化的过程，而是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文化的相互重构过程，换句话说，解决我是谁的问题的文化重构，而这样一种文化是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重构的。

另外，新媒体的出现，使某些文化范式得以进一步普遍化。除了传统媒体外，电视、网络、手机等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电子时代在消解我们自身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在促进着文化认同的重构。文化通过大众传媒而流通，各种新文化被不同人群接触、熟悉、内化，由此，有了共同的新文化，新的文化认同也随之产生。

总之，全球化迫使人们去寻找自我，也寻找自己在其中感到舒适自如的文化环境，甚至直接创造出自己所喜爱的文化类型。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确保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界限。

参考文献：

[1] Homi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Routledge （London/New York），1994.

[2] Aihwa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1999.

[3] Mayfair Mei-hui Yang Mass Media and Transnational Subjectivity in Shanghai：Notes on Cosmopolitanism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4] ArjunAppadurai“ModernityAl Large：CulturalDimensionsof Globalization”U of Minnesota Press，1996.

[5] 李媛.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角度看韩剧风行[J].内蒙古煤炭经济，2012，（7）.

[6] 贾英健.从个体、群体和类的视角看全球化条件下多重认同的困境[J].天津社会科学，2007，（1）.

第2篇：文化认同范文

文化认同是一体化的基本前提

文化认同是欧洲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这已经成为基本共识。尽管在对文化认同的内涵认识上还有差别，但几乎所有试图在本地区仿效欧盟实现一体化的各界精英，都在极力挖掘和宣扬本地区的文化认同（主张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人也是如此）。

虽然没有明确的权威界定，但欧洲一体化赖以生存的文化认同，似乎可以包含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希腊―罗马古文明的传承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建立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与理念。欧洲跃向现代文明的第一步始于希腊。希腊人以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和城邦方面的成就，成了欧洲文化的源头和基础。今日的欧洲精英们谈及自己的文化，往往“言必称希腊”。罗马文明中的大部分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虽然不及希腊文明，但罗马文明对后来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欧洲的代议制度：公民观念，都可以假定溯到罗马时期。特别是《罗马法》，它不仅是迄今所知的第一部成文法，而且成了欧洲现代法律的基本观念来源。如今，在这一领域中的文化认同，有许多已经演化成了那些想跻身欧盟的国家入盟的具体条件。

二、基督教在欧洲的普世性。虽然欧洲历史上宗教曾多次成为动乱、冲突和战争的肇因，但是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一体化”，却远远早于今天的欧洲一体化。自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以来，基督教不断向外扩张，它不仅遍布欧洲大地，与国家权力体制难解难分，而且成了欧洲人的主要精神支柱和代表文化。它既做过掠夺和奴役的工具，也曾唤醒过弱者对强者的反抗，促进过胜者与败者的和解。“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官贵还是平民，无论哪个国家民族，他们都沐浴在同一个基督教文化的氛围中。这种氛围，甚至还规律性地体现在休息日的弥撒和餐桌前的祷告中。欧洲一体化，正是在这种文化认同中产生发展的。

三、欧洲民族语言的同根性。虽然欧洲国家一般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欧洲主流国家的民族语言、一般都属于印欧语系中的诺曼语族（拉丁语族）、日耳曼语族和斯拉夫语族（还有凯尔特语族、希腊语族等）。欧洲民族语言的同根性，不只是表现为都用字母来转化成书面语言，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影响与融通。比如，日耳曼语族中的英语在形成过程中，受诺曼语族的拉丁语和法语的影响就很大，至今保留了很多词汇；又如，同属日耳曼语族的荷兰语和佛莱芒语（比利时），在书面语言上完全一致，只是在口语上属于不同的方言。这种同根性在斯拉夫语族的民族语言中就更明显了。何况，在欧洲历史上，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曾出现过民族语言拉丁化的倾向，进入近代，法语也曾一度风靡欧洲上流社会。欧洲民族语言的同根性，大大地便利了欧洲各民族之间的学习与交往。

这些带有明显地缘同一性的文化认同，可称为区域文化认同。正是这种区域文化认同，构成了欧洲一体化的基本前提条件，并维系欧洲一体化继续深化和扩大。但是，文化认同给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效应，不完全是正面的。

文化认同危机在一体化中的负效应

正如文化本身可以划分为不同属性和若干层次一样，文化认同也具有不同属性和若干层次。就文化来说，可以将它分为区域文化、民族文化，甚至酒文化、食文化之类的不同属性；在同一属性的文化中，又可以分成不同的文化层次。比如在同一民族文化中，可以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分，有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分，甚至有富人文化和穷人文化之分。这样，也就有了对不同属性文化和不同层次文化的的认同，随之，也就出现了不同属性文化认同之间，同一层次之间和不同层次之间文化认同的关系问题。

认同的客观前提是存在不同，认同的哲学基础应该是“和而不同”。有不同就有矛盾、冲突和排斥，认同的过程就是既发现共同之处，也发现不同之处，认同就是要通过相互了解、理解，“”。这是文化认同多层次和两重性的特点。因此，文化认同在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基础和前提的同时，也蕴含了同一层次之间、不同层次之间的排斥离心力，它会形成文化认同危机，产生负效应，成为欧洲一体化发展的障碍。

欧洲一体化历史上任何一个挫折，几乎都可以看到文化认同危机的影子。直至今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欧洲区域层次上的文化认同进一步加强，同层次的其他区域文化也在加强，不同层次上的文化认同也在随之加强，比如与国家、民族利益密切相关的各个民族文化认同。这就必然激化欧洲一体化中的文化认同危机。近年来，欧盟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问题不断，比如欧盟宪法危机，围绕中期预算方案的争执，土耳其入盟谈判的困惑，欧盟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及马德里、伦敦的恐怖大爆炸和巴黎的骚乱、席卷穆斯林世界的丹麦“漫画事件”，等等，无不可从深层次找到文化认同危机的因子。

欧盟的不断扩大，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明确和加固欧洲文化认同的基础，另一方面，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欧洲文化认同，又面临是否接受和认同不断扩大的伊斯兰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冲击的问题。

再看欧洲区域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危机。虽然欧洲主流国家的民族语言有着同根性，并成为欧洲一体化文化认同的基础，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但是欧洲各国的民族语言毕竟已经成为不同民族文化的主要标志，在强调平等的欧盟内部，自己的民族语言能否成为工作语言，也就成了国家享受平等的标志。结果，现有20种工作语言的欧盟，不仅工作效率实在令人不堪评估，而且因语言问题的争执和抗议时有发生，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统希拉克，都曾因会议工作语言问题退席抗议过。在欧洲一体化中，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面临竞争，语言文字成为文化竞争的主要内涵，也成了文化竞争的首要工具。语言本应是相互沟通了解的工具，现在却成了争夺和捍卫民族国家利益的矛与盾。这既是不同层次的欧洲区域文化与各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认同危机，也是同一层次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认同危机。

在欧洲一体化中，目前最典型的文化认同危机，莫过于精英文化认同与大众文化认同之间不同层次的认同危机。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于我们平常所说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层次分明，本来距离就较大。一般来说，文化认同的层次越高，它所含的理性成分越大：文化认同的层次越低，它所含的感性成分就越多。这是文化认同的又一特点。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欧洲的精英政治家们考虑的往往是欧洲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在中东、在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利益，理性成分大一些，所以他们希望扩大深化；而在大多数欧洲公众心目中，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有感性认识的有边界的欧盟，它包含的应该是在地理、历史和经济文化方面相近的国家，感性成分多一些。在就欧盟宪法公民投票前夕，一位正在寻找工作的波兰水暖工的宣传海报，充斥了法国的大街小巷，它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切身利益的担忧。正是这种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差距，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认同危机，导致法国对欧盟宪法说“不”。

少一份“理想”，多一些“现实”是必要的

欧洲文化认同危机给欧洲一体化带来的负效应是明显的。它说明目前主导欧洲一体化的指导思想是较高层次的欧洲精英文化，这个层次上的文化对理想主义的认同多了一些，却脱离了由多数人占有的大众文化的感受，即脱离了现实。

第3篇：文化认同范文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一独立的国家。就在之后的两个星期，在莫斯科政府大楼演讲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细心的美国人注意到，从前装饰在演讲台上的列宁塑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挂在墙上的俄罗斯联邦的国旗。但问题是，那面国旗却被挂反了。

这是享誉全球的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大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开头向我们讲述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人们越来越需要寻找一种文化认同，无论它是塑像还是旗帜。人们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更关心利益在哪里，而是更强调“我们”、“你们”和“他们”，在文化融合的同时更强调对主体文化身份的认同。对俄罗斯而言，旧的文化形象被替换了，新的文化认同形成了吗？

这是上个世纪的90年生的“认同危机”的一个典型事例。在这场世界范围的认同危机中，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这样的问题不仅对那些努力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中心问题，而且，就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讲，亦不是可以轻易忽略的。

对某些国家来说，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完全陌生的新鲜事物。向现代化的剧烈转型使传统文化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游移不定，注定会使整个民族的文化发生认同危机，从而不知道“我们”是谁，变得无所适从。这些国家的精英和大众试图接受西方文化，但却得不到西方社会的认同，或者是根本无法融入西方社会。

即使是认同了西方的价值，这些国家在转型期所经历的痛苦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在最初阶段，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发展中国家纷纷发生了“认同危机”，由此而引发的制度与文化上的冲突成为战后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失败的根源之一。在那些无法认同西方价值的国家和民族中，西方文明的扩张则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从而引发了文明的冲突。

谁能认清“我们是谁？”

经济上的摩擦仍然存在，政治上的冲突也并没有彻底解决，但是，整个世界越来越强调文化上的认同。9・11事件成为这一转变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一个从文化角度来界定我们自己和我们国家的时代的开始。如果说物质形态的经济全球化、技术全球化是全球化不断形成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文化则成为全球化过程中日益构造的精神家园。当地球开始成为一“村”时，我们更需要找到自己的“家”。从宏大叙事的口径来衡量，“我们是谁？”这一问题逐渐走向全球化进程的核心。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身份，无论是个体身份的“我”，还是群体身份的“我们”，越来越凸显其建构的内涵。文化结构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结构的重要内容，文化力也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逐渐出现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越来越注意文化的因素，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领域内应用文化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并在文化与现代化、文化与民主化、文化与种族冲突等多个方面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全球化的现实中，美国及西方文化向外扩张，目的在于在全球实现文化霸权，但是，又有谁会否认我们仍然能够将美国人与伊拉克人、日本人或是中国人区分开呢？那些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其他文化在与前者的冲突中吸取了有益于自身的营养，而“不是在文化传统上失去‘自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是谁？”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回答它。它可能是祖先、信仰、语言、历史、习俗，甚至是一些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标志，然而，正是这些东西或者使人们走到一起，形成统一的合力，或者使人们分道扬镳，构成分裂的原因。

有趣的是，亨廷顿于2004年的新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又给我们讲了另外一则国旗的故事。

还是以美国为例。波士顿市比肯山的查尔斯街，人们曾经天天悬挂着美国国旗，但后来，就只有饮料店还在挂国旗。到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前，人们原来悬挂的国旗就只剩下1面了，而当人们听到9・11事件之后，这条街上挂出了17面国旗，还有一面巨大的星条旗横跨在街道的上空。

事实上，美国的有识之士也对美国的文化认同危机忧心忡忡。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甚至要重建宗教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在亨廷顿看来，在美国，精英层的“帝国派”和大部分的普通美国人构成的“本土派”形成了一个对峙，但是，他们又需要共同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的根本价值观念和国家认同是独特的。正因为如此，美国人不可能既保持美国的独特性又完全融合于全球社会。这一问题也正是其他国家的人民遇到的，他们既不能变成美国人又保持他们原来的民族认同。

第4篇：文化认同范文

【关键词】 闽台文化；文化认同；发展对策

一、闽台文化认同

闽台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展现着闽台人民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密切关系。闽台现存的民间信仰、语言文化、民情风俗，宗亲活动等，无不展现着闽台文化的高度认同。

1、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文化构成了闽台文化的独特现象。台湾民间供奉的神祗，大部分与福建地方神相似。据统计，台湾除了中国传统神明外，诸如天上圣母、保生大帝等，都是泉漳民间供奉的神明。

以妈祖信仰为例。妈祖传入台湾后，位居台湾民间信仰之首，祀奉妈祖的天妃庙“无市肆无之，几合闽、粤为一家焉”。在妈祖诞辰前后，台湾民间常举行盛大的“迎神”、“游神”活动，许多妈祖庙都先举行“回娘家”进香、请火并过炉，再回本地庙中举行诞辰庆典，固有“三月疯妈祖”之说。20世纪80年代后，海峡两岸的“三通”呼声高涨，许多妈祖信众不顾当局禁令，通过各种渠道前往湄洲祖庙进香。当局放宽禁令后，“妈祖热”更是席卷全岛。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信众更是络绎不绝到福建祖庙进香，数量成倍增加。

台湾学者张殉认为：“‘湄州进香’因此不只是表面的往湄州一地，向‘妈祖’瞻礼，而更可说台湾汉人对祖先所来自的乡土及文化的回归与瞻仰。”[1] “对妈祖崇奉不单是信仰问题，也是在妈祖身上寄托着深厚的源远流长的民族感情。”[2]在某种意义上，妈祖已成为台湾同胞对故土思念的象征，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在妈祖信众的带动下，台湾其他信众各捧着所信奉的神灵到闽祖庙谒祖。台湾民俗信仰文化对福建民俗信仰文化的认同，即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随着闽台民间信仰的不断往来，这种文化认同感将进一步增强。

2、语言文化

闽南话是闽台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台湾闽南方言被称为“台湾话”，是台湾岛内的主要语言。台湾闽南话和福建闽南话几乎没有差别，其语音系统声母都是15个，声调7种，不论是泉州腔或是漳州腔，所有的韵母都没有超出福建闽南话已有的范围。[3]

长期以来，台湾人民努力保存并传承闽南方言，重要原因之一是闽台文化富有强烈的乡族故土观念。许多从闽南地区迁入台湾或东南亚的姓氏家族，总要顽强地保留自己的母语，这些移民的子孙在语言中始终保存着祖籍地的俚俗语汇和本土乡音。这种力量主要是来自对故土乡情的眷恋，对祖先的爱戴以及对祖先所创造的文化的自豪感。同时，共同的方言也有助于移民们沟通情感，团结互助，甚至身份认同。

如今台湾人仍广泛使用闽南方言，实质是通过这种特殊媒介来承认祖籍、记载故土情思。有一句闽南俗语说：“宁卖厅（屋），不变声（乡音）”。闽南传统文化通过方言、谚语、歌谣融入血液，织就与家园故土千丝万缕的联系。闽南方言承载着闽台人民创造的社会文化，体现了闽台人民共同的价值观，体现了闽台文化的认同。

3、民情风俗

台湾的民情风俗也与福建极为相似，尤其与闽南民俗最相近，如生产习俗、生活习俗、婚丧喜庆习俗、衣食住行习俗等。

如台湾的商业习俗就带有浓厚的闽南地方特征，店主俗称“头家”，被雇佣者称为“伙计”，薪金称为“辛苦钱”。与闽南商人一样，台湾商人也拜关公、财神、天神、妈祖以求平安发财，并利用节令进行祭祀活动，如二月初二敬拜福德正神，让佣工食酒肉，俗称“做头牙”；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各商家铺户备牲礼供神，俗称“做尾牙”等。台湾的其他的岁时节庆，如除夕“围炉”、新正贺岁、元宵闹花灯、清明扫墓祭祖、端午插艾和赛龙舟、七月乞巧“普渡”、八月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做“亚岁”等，也与福建近似。

随着年代的更替，福建人在台湾已形成与故乡相同的地域性民俗风情。闽台共有的民情风俗保存着大量的中原古风，在一定程度体现了闽台文化之间的亲缘性，也是对闽台文化的认同。

4、宗亲活动

宗亲文化以血缘、姓氏为传承，是闽台人民进行交流的重要精神纽带。闽台各种宗亲活动，以祭祖认宗和修谱续世为核心，聚合了流散世界各地的同族共姓，把对祖根与本土的双重文化认同合二为一。在台湾的居住地多沿用家乡地名，如安平镇、东山乡、泉州厝、同安村、安溪寮、福安里等。有学者统计，台湾地名用福建故乡地名的至少有91个。[4]沿用家乡地名寄托着移民对祖居地的眷恋，更是让后代子孙保持对祖居地的认同意识。

移民们还经常回祖籍修墓祭祖，翻盖祠堂、续修族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修谱是不忘本的表现。两岸族人共修族谱，不仅是维护血缘纽带关系的一种需要，更是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外在反映。“其水源木本之念，实相传勿替”，这种民族文化认同的观念代代相沿，逐渐沉淀为强烈的寻根意识。

闽台文化具有同质性。闽台文化的认同，远非上述的语言文化、民间信仰、风情民俗，宗亲活动，还包括闽台在姓氏、学术、衣着、礼仪以及民间艺术等方面。闽台文化也存在差异，如政治制度差异等，但这并不能影响闽台文化内在的同质性。闽台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无论怎样的阻隔，都挡不住文化上的皈依和亲和。

二、闽台文化发展对策

闽台文化脐带的连结是真实的，也是永久的。发展闽台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要进一步研究保护发展闽台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与沟通，重建两岸文化认同。

1、政府方面

发展闽台文化交流。政府要发挥闽台文化主的体作用：首先，政府应成立一个专门的闽台文化交流组织机构，组织领导闽台文化交流工作。其次，政府应积极建立一个长效的闽台文化管理机制，做好文化交流每一个环节的策划与控制的规范性，保证闽台文化交流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顺利实施。最后，政府应积极成立一个合法的闽台文化交流基金会，为闽台文化交流提供经费保障，增强闽台文化交流的层次和规模。

2、文化资源的整合和传承

关于闽台文化资源的整合，首先，要整合闽台文化资源，建立大文化的发展格局。其次，要整合文化优势力量，提升文化的规模化与品牌化。最后，要创新闽台文化双向交流平台，建立文化交流品牌。不断开拓创新闽台文化交流平台，探寻多渠道，建立品牌，扩大闽台文化交流的影响度和效应度。

关于文化资源的保护及传承，首先要组织力量做好闽台文化资源的普查、收集与整理，抢救濒临失传的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祖祠、祖墓、民间信仰场所等实物文化遗产进行及时的保护和修复。其次要建设好文化传承队伍，对民间艺人进行表彰奖励，授予称号，防止人才流失、文化断层。同时，要做好下一代的文化教育工作，为传承传统民俗文化培养补充新生力量。

3、民间交流

民间文化交流是闽台文化交流的推动力。首先，以政府主导，培育各类对台民间团体的建立，如各种的联谊会、商会、交流协会等，广泛地发动各种社会力量投入到对台文化交流中。其次，加强各类对台民间团体的合作，在更多领域以更多形式开展闽台交流，增进闽台一家的共识，促进两地的融合。最后，鼓励两地各种社团组织的协作。鼓励和支持涉台民间团体与台湾各民间社团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开展政策协调、信息交流、资金筹措、市场开拓等中介、服务功能，并建立长期对流机制，积极开创福建对台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注 释】

[1] 陈晖莉.传承、变异与发展-台湾社会传统宗教文化的现代性转向[J].东南学术，2009（3） 163.

[2] 高梁.海峡女神一妈祖[J].华侨世界，1986（2） 3.

第5篇：文化认同范文

[摘要] 基于文化安全的视角，从民族认同感、社会经济影响、科技影响、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教育影响、就业政策需求、旅游业负面影响、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以及民族同化等9个方面对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进行调查问卷研究，并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问卷中涉及到的9个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提出了增强民族认同实现文化安全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文化安全 少数民族 认同感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共存的边疆山区省份。全国56个民族，云南就有51个，其中，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25个，云南少数民族人口123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3.4%，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3.5%。因而，少数民族教育是云南整个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份。经过50多年的努力，云南民族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基本形成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体系。通过发展教育，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素质得到了提高，文盲半文盲率大幅度降低，提高了少数民族参与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能力，增加了其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和社会文明成果的可能。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既是未来现代化建设的高级人才，又是自身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肩负着维护文化安全，构筑文化屏障，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时代使命。因此，本文从文化安全的视角出发，对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进行研究，找出问题并提出增强民族认同实现文化安全的对策和建议。

一、文化安全与民族认同

文化安全问题在当今的中国来讲，其含义主要指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区域内，自身发展及传承下来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民间艺术、文化景观灯等）的独立性特征。简单来说，就是人们认为自己所属国家或者所属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价值观不会消失或是退化的一种安全感。

民族文化认同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共性的认同，即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在主流文化中找到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特质，在此基础上积极的学习主流文化，并成为该文化的一份子。二是对差异性的认同，即把自身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区分开来。民族文化认同是文化安全的基础。

国家文化安全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主要有语言文字的安全、风俗习惯的安全、价值观念的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安全等，但最主要的一个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国家内各民族之间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但是在长期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各个民族的文化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相互融合，因而一些民族之间具有共同的文化表征，如共同的、语言、文字以及风俗等。石中英在文章中也指出，正是因为这些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特质维系着国家内各个不同的民族，使他们产生了“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感和“休戚与共”的文化心理。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感和休戚与共的文化心理反过来又成为加强各民族之间文化往来的关系纽带，成为各民族之间友好相处、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多民族国家稳定、发展和繁荣的基础[1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2004年3月。]1。根据这一理解，我们将民族文化认同分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我们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文化安全视角下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进行了研究。

二、调查问卷设计

民族认同包括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以民族认同感来表示，除了这两者对于文化安全存在影响之外，我们还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民族教育、就业政策、旅游业、民族同化及其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等7个方面与文化安全也有一定的联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体现在当地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高民族认同感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对他们的影响是积极的，不会产生违背文化安全的因素，低民族认同感就表示影响是不和谐的，甚至有可能导致民族同化的现象。此外，民族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政策以及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也从不同角度反应了一个民族的现状及其民族认同的状况。因此，调查问卷是以民族认同感、社会经济影响、科技影响、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教育影响、就业政策需求、旅游业负面影响、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以及民族同化等9个指标与文化安全的联系进行设计的，问卷一共分为五个部分，题项均为选择题，本文主要针对第一个部分进行分析研究。第一个部分一共有20个小题，第3、4、5、7、8、11、16、19小题的设计欲从侧面调查民族认同感的现状；第1小题则侧重于调查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经济发展是否对其本民族存在影响的看法；第9小题欲调查科技的发展对其民族文化是否有影响；第2、6、14小题是关于民族融合问题，即上述民族认同的两个方面；第17、20小题欲调查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现有的民族教育是否满意；第15、18小题提及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政策方面的问题；第12小题从侧面调查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在民族地区开发旅游业的态度；第13小题涉及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的问题；第10小题涉及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同化现象的认知。

三、调查问卷分析

调查问卷一共发放了100份，收回91份，问卷回收率为91%，有效卷为90份，问卷有效率为98.9%。调查对象是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的学生，均为少数民族，其中男生20人，占22.2%，女生70人，占77.8%。年龄分布在20岁~25岁区间，文化程度均为在读本科生。

问卷答案采用里氏评分法(用分值表示被调查者对题项表述的态度)，“5”表示非常赞成，“4”表示赞成，“3”表示不确定，“2”表示不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调查内容涉及A民族认同感；B社会经济影响；C科技影响；D对主流文化的认同；E教育影响；F就业政策需求；G旅游业负面影响；H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I民族同化等，调研结果采用软件spss18.0处理，主要采用了平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等统计量进行分析。

为方便分析，将题项的按内容大致划分为九个类型，每个类型为一个分量表，有的分量表又划分若干个层次，其中“A民族认同感”可以作为文化安全的主要标志，属内在性因素；其余可以看作是影响文化安全的因子，属外在性因素。

A民族认同感；B社会经济影响；C科技影响；D对主流文化的认同；E教育影响；F就业政策需求；G旅游业负面影响；H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I民族同化

为方便量化统计，将各题选项依次进行赋值：

很不符合――1；不太符合――2；不确定――3；比较符合――4；很符合――5。

根据描述性统计中各题项得分均值，将得分区间划分为5个层次：

分值区间5个层次的划分

由于各类型和层次的概括有主观性的因素，所以先对各题项进行描述性统计，再对各类型综合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

根据两个统计表，可以看出：

1．各题项得分都分布在“中等”、“较高”、“很高”三个等级，并且得分“中等”的题项得分标准差较大，说明该层次各个样本选项差异较大，而得分“很高”的各题项得分标准差较小，说明该层次各样本选项差异较小。

2．民族认同感中，民族艺术认知、民族文化发展程度、民族节庆参与度、历史传统认知得分达到“中等”，民族内部团结程度达到“较高”，而民族宗教认知、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情感得分均达到了“很高”，说明除了当前民族认同感主要集中在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情感上，除了认知外，其他民族文化的认知水平都不高，民族传统文化有被遗忘的危险。

3．在各分量表中，旅游业负面影响得分最低为“中等”级别，民族融合得分最高为“很高”级别，其他分量表得分均为“较高”级别。说明旅游也的负面影响在被调查者的认知中是不确定的，而对当前民族融合的现状持普遍的认同。

各题项得分均值与标准差统计（按均值由小到大排列）

各因子之间的积差相关性分析中，第一层Pearson Correlation为积差相关系数，第二层Sig. (2-tailed) 为相关系数的双尾显著性检验，如果此值小于0.01则非常显著，相关系数右上角会出现“**”，如果此值小于0.05，则表示比较显著，相关系数右上角会出现“*”。

由相关性分析表可知：

1．民族认同感与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教育影响、就业政策需求、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等都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67、0.225、0.226、0.408，其解释变异量（又称决定系数，为相关系数的平方）分别为0.135、0.051、0.051、0.166。说明了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融，不仅不会弱化民族认同感，反而会强化民族认同感。加强民族院校建设，让更多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在就业政策上给予扶持，国家和社会都更加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些措施都将有利于民族认同感的强化，从而有利于保护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安全。

2．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与民族认同感、教育影响、就业政策需求、社会经济影响、科技影响、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等都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67、0.481、0.453、0.217、0.366、0.289，和民族同化、旅游业负面影响不相关。说明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影响、现代教育的普及，民族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但民族融合的积极意义是显著的，可以强化民族认同感，只要正确引导，就不会导致民族同化，更不会威胁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安全。

3．民族同化与社会经济影响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34，与旅游业负面影响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41。说明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并不会带来民族同化，相反经济不发展，严重滞后于现代经济发展水平，反而更容易导致民族同化。

4．旅游业负面影响与民族同化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41，与民族认同感等其他因子均不相关。因此少数民族地方发展旅游业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民族同化，保护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

四、增强民族认同实现文化安全

1.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首先，各级政府要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民族工作主题，切实加强民族工作，努力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力求通过更大的努力，让少数民族群众得到实惠。其次，还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在财力上，要逐步加大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积极争取各种专项资金向民族地区倾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要优先安排民族地区项目资金，帮助民族地区建设一批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项目；对民族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也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促进其健康发展。

2.增强少数民族本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延续的灵魂，是民族发展繁荣的动力与活力的源泉。了解一个民族，必须了解她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必须尊重她的文化；发展一个民族，必须发展她的文化。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对于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后劲，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少数民族具有高度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1）挖掘文化内涵，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宣传与教育；（2）传媒应该有针对性系统地宣传和普及少数民族民俗文化；（3）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应该重新去认识传统文化，增强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保护意识。

3.促进民族融合的同时防止民族文化多样性过度流失

云南是个多民族聚居、多宗教融合的省份。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中，都能和其他民族的同学融洽相处，即使产生一些矛盾，也能以积极的心态去解决问题。此外，绝大多数人都不排斥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比较能体现民族融合的好现象，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正在逐渐流失的问题。因此，在促进民族融合的同时防止民族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例如，可以针对不同民族进行不同的宣传，唤起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正确认识民族文化多样性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各乡镇、各民族村落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与世界遗产知识”的培训；制作各民族文化音像制品等。

4.重视少数民族教育

由相关性分析可知，民族融合与民族认同、教育影响、就业政策需求、经济影响、科技影响、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等都呈显著正相关。显然，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人们经济水平、就业以及民族文化受重视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我们还缺乏很多民族教育人才，少数民族教育水平的欠缺导致了少数民族区域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并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例如，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学，培养“少数民族骨干”等。

5.拓宽少数民族地区就业渠道和方式并加以政策扶持

由于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不均等，加之自身就是一个弱势群体，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即使上了大学，毕业后也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甚至有的收入还不如在家里干农活的同龄人。此外，在被调查的90名大学生中，就有78.89%的人认为国家应该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给予政策倾斜。因此，拓宽少数民族地区就业渠道，给予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政策扶持是一个有效途径，例如，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农业或旅游业的开发；给予少数民族大学生自主创业贷款或是岗位条件的特殊待遇等。

6.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开发的负面影响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开发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但由此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民族同化”现象、民族文化在传承与传播中变质等问题。根据相关性分析可知，旅游业负面影响与“民族同化”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41，与民族认同感等其他因子均不相关。因此，在开发民族文化旅游的同时，必须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旅游产业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之间找到平衡点和结合点，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潘一禾.文化安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第6篇：文化认同范文

自1993年中央电视台首次引进韩国电视连续剧《嫉妒》以来，尽管最初反映平平，但日后却赢得一浪高过一浪的“哈韩”欢呼。1997年央视播出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收视率高达4.2％，在中国观众中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韩剧热逐渐扩散。1998年，该剧在央视重播，再次引起收视热潮。同年，以韩国宇田公司为代表的韩国音乐公司将大量韩国知名音乐人的作品介绍到中国。1999年后，HOT、NGR等组合以整体姿态全方位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掀起音乐“韩流”。在《爱情是什么》之后，《星梦奇缘》、《恋风恋歌》、《异国女友》、《可爱先生》、《天桥风云》、《妙手情天》、《爱上女主播》(又名《夏娃的诱惑》)相继播出，韩剧自此盛行，并和韩国服饰、影视剧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韩流”，冲击着中国的大众文化。2002年，《蓝色生死恋》开始在中国21个电视频道播出，当年播放韩剧《明朗少女成功记》等达67部，同年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也在华创造了上千万元的票房奇迹。2003年《爱的阶梯》(又名《天国的阶梯》)、《All in》，2004年《浪漫满屋》、《对不起，我爱你》，2005年《黄手帕》、《加油，金顺》、《豪杰春香》和《大长今》、《我叫金三顺》，2006年《我的女孩》、《宫》(又名《我的野蛮王妃》)、《梦幻情侣》、《你来自哪颗星》和《百万朵玫瑰》，2007年《饼干老师星星糖》、《吴达子的春天》，这些片名一次又一次地汇聚起荧屏内外如炬的目光。央视八套反复重播的《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人鱼小姐》和《明成皇后》等电视剧虽然播出时段在晚间23点，但收视率仍高达10％。

韩剧，就如同这个国家的泡菜一样，以平实的特质和独有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电视观众。如果说《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已红极一时，《大长今》则把韩剧热潮再一次推向高峰。2005年湖南卫视推出的《大长今》收视率达到4.9％，同时段平均收视率稳定在4％，位居第一。央视索福瑞对全国31座城市的数据调查显示，《大长今》的整体观众总量超过了1.63亿，引发了中国大陆前所未有的“韩剧热”。整体上看，据统计，2002～2005年几乎所有的省台都播放过韩剧：2004年我国电视台播出的649部引进电视剧中，107部来自韩国：目前央视电视剧频道57％的引进剧来自韩国。

韩星崇拜。随着韩剧的热播，全知贤、宋慧乔、安在旭、元彬、张赫、张东健、裴勇俊、宋承宪、权相宇等，对于今天中国大陆的很多电视观众来说，早已耳熟能详。“哈韩”族尤其如此，韩剧中人物的服饰打扮、言谈话语等方方面面都会马上引发起这些年轻人的争相效仿。

韩语热潮。来自培训超市飞龙网()的消息。从2005年9月底开始，咨询有关初级韩语学习的北京市民明显增多，各大培训机构韩语报名人数都比2004年同期增长了60％以上，除了少数人是因为工作或者出国需要以外，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受了韩剧的影响。

韩国歌舞大行其道。韩国流行音乐乃后起之秀，但发展却势如破竹。曾几何时“韩”气逼人的狂歌热舞踏入中国市场，让无数少男少女目瞪口呆，也使中国的流行音乐为之一震，旋即掀起了一阵阵韩流飓风。从最早的酷龙、H.O.T。到后来的NRG、安在旭，乃至最近在中国初露锋芒的BABYVOX等歌手或组合，从每星期在上海、北京等地举行的大小歌手见面会上，可以管窥中国青少年对韩国流行音乐如痴如醉的程度。2000年2月1日，H.O.T乐队在北京举行演唱会，现场狂热犹如当年欧美追随披头士。H.O.T穿着裤管异常肥大的超级“水桶裤”，戴着亮闪闪的首饰，耳朵上挂着耳环，无一不被争相模仿。中国最大的韩国流行音乐俱乐部Do－re－mi有约1万名会员，鼎盛期每月以3000人的速度递增。青年男女们唱着“H.O.T”、“神话”、“BabyOX”的歌，沉浸在HIP－HOP带来的动感和快乐中，而N.R.G和S.E.S的时尚前卫、劲歌热舞更是让他们疯狂。

正如1999年韩国的“酷龙”音乐组合掀起音乐“韩流”进而引发了人们对韩国手机、MP3、数码产品的热衷，韩剧热同样还带动了韩国饮食、服饰、医药、图书、美容美发等方面在中国的发展。如《大长今》中的宫廷料理、养生之道，不仅满足了观众对韩国宫廷膳食的探究和好奇，而且连同《大长今泡菜》等食谱也随之成为一些地方的畅销书，在图书市场上不只《香》、《冬季恋歌》等韩国爱情小说大都炙手可热，韩国旅游指南、餐饮等书籍也十分走俏。韩国餐馆更是大热，连一些中餐店都增加了韩国菜品，比如串烧、松糕等。韩剧中的古典服饰让许多中国女性为之倾倒，一些精明的婚纱影楼业主纷纷推出“大长今”主题婚纱照。韩剧中涉及的医药、美容美发也吸引很多韩迷跃跃欲试。

可见，在中国大陆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以影响面最广、最强大的韩剧以及韩国电影、服饰、美容美发、流行音乐、餐饮、韩语、旅游、网络游戏、书籍等为形式载体的文化现象即所谓的“韩流”。它在中华大地魅力四射的精心打造，吸引着众人的眼球，牵动着国人的神经，从青少年到中壮年到老年人，从“菜篮族”到白领到业内学者，“韩流”赢得了自己跨代际、跨阶层的众许“韩”迷，其中最炫也最典型的当是“哈韩”族，他们从内到外很鲜明地标示出十足的“韩”味：典型的韩式五彩染发、超大马仔的牛仔裤和T恤，眩目橙黄和耀眼银色的韩装，色彩斑斓的袜子、彰显个性的手链、“流氓兔”等韩式配饰，玩的是《传奇》、《千年》、《奇迹》等韩国网络游戏，去的美容院、料理店也是首选“韩国”的，他们就是这样盲目崇尚、狂热追逐、痴迷模仿着韩国时尚流行娱乐文化，连穿衣打扮、思想行为都趋“韩”若鹜。由此，“韩流”在中国大陆从衣食住行思等各个方面如火如荼地拉开了韩式消费文化空间全方位的构筑。

二、“韩流”的意义及其制造

“韩流”在中国大陆之所以获得如此广泛的社会文化认同意义，首要归因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特质，这就为“韩流”与中国大陆受众之间的文化认同“协商”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1、日常生活的亲切感。

尽管“韩流”囊括音乐、影视、歌舞等不同文化门类，但它倍受韩迷特别是“哈韩”族青睐的就在于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因此获得的那份契然于心的亲切感。韩国的服饰、餐饮、电子、汽车直到它的影视剧，日常衣食住行思不仅构成了“韩流”这一超级文化文本表层叙事的核心，而且写意了其艺术文化品位的焦点，不妨以韩剧为例。虽然韩剧剧情推进非常缓慢，情节构成和戏剧冲突有模式化的雷同倾向，但韩剧的魅力恰恰在于“冗长”的时间使生活细节和小人物的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现，不同年龄的人在剧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韩剧一般都是以“日常生活”作为其故事书写的重要载体，在家长里短和儿女 情长这些简实的日常叙事中，使一切变得真实而自然，平常而复杂的人生在剧中得到全景化、立体化的展现，让人从中体味到生活况味和人生哲理。如家庭剧《加油!金顺》就通过几家人的生活琐事，细致入微地展示了韩国人的日常生活，如同打开隔壁人家的门看他们家的生活。所谓越不像戏剧的戏剧越是真正的戏剧。越不像小说的小说越是真正的小说。虽然韩剧并不张扬，但却慢慢滋润观众的心灵，触动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中国著名导演尤小刚就说：“虽然韩剧大故事结构不如中国，但他们的作家心态扎实，关注生活、注重细节。韩剧很细节化，即使结构技巧差点，也不影响观众喜爱。韩剧正是通过这些琐碎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生活的原生态，一下子让人觉得似曾相识或恰如其境，从而增强了荧幕的鲜活性和真实性，引发了观者的共鸣，让人倍感亲切。

2　精致细腻的表演风格。

用细腻的手法展现真实的生活，可谓韩剧捕获人心的第一杀手锏。不论是以《看了又看》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还是《蓝色生死恋》式的爱情偶像剧，或者《大长今》一类的励志剧，剧中喜欢给演员长时间的大特写，这样的镜头更有助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某种凸显“人”、重视人的文化表征意味。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呈现中都蕴藉着人物对家庭、婚姻、人际关系的深入洞察，而中间不时穿出的那些温情又幽默的台词，让人捧腹之余不禁感喟其娓娓道出的生活哲理。而且，几乎每部戏都会涉及到尊敬老人、长幼有序、兄弟友爱等传统文化美德，这些对于文化转型期的不少国人来讲，不免平添几多缺失久违而心冀向往的触怀。在文化共通中营造亲和气氛，在文化差异中展示独特风情，通过对一个个细节的精妙把握，赢得了中国观众的芳心。

3、唯美与时尚的品位追求

韩剧的青春偶像剧就是从审美方面给予观众最大的满足。它针对年轻的观众，满足年轻人的理想和梦想，让生活审美化。让年轻人体会到美好的生活与梦想真切地存在于平凡之中而并非虚幻。它的偶像剧主演大多是秀美俊逸的帅男靓女，力求诗化的画面风格，细雨、浓雾、滨海、村落、枫林等自然景观在镜头中得到了精美的呈现，给观众带来秀色可餐的视觉享受。背景音乐的旋律也根据剧情需要不停转换，与剧中人物的情感发展形成了完美的融合与共振。例如《蓝色生死恋》中披肩长发配上纯洁面孔的宋慧乔、《冬季恋歌》中身穿冬大衣、系着蓝围巾的裴勇俊以及《人鱼小姐》中贤淑典雅而又聪慧的雅俐英……唯美的同时往往一度演绎为众多“哈韩族”对其形象、衣饰、言谈举止等倾心赞许与追逐的时尚。这些青春偶像形象的成功塑造与推陈出新，迎合了广大观众尤其青年人求新求异的渴望心理。

其次，“韩流”适时契合了中国大陆多层次文化经验慰藉的精神需求。

21世纪是文化传播媒介操纵的世纪，市场经济的较量首先是文化上的较量。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有一种“核心精神”(价值取向)，作为经济发展的“动源”，也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节制或平衡。“韦伯学”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正是文化被当代人越来越重视的原因。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韩剧中涉及的孝敬老人、长幼有序、兄弟友爱等传统伦理美德，弥补了转型期不少国人的精神缺失。现代生活中所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核在赢得国人文化认同的同时，产生了心灵的震撼与反省。比现代中国更像传统中国的韩剧情节唤醒了国人向传统文化的皈依。生活的真实固然值得人们信赖，但在起伏跌宕、不断流逝的时间中，人们又希望寻得一方安稳的乐土。因此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神韵的“韩流”，与时人一拍即合，满足了国人对此的精神寻求。而且，就中国大陆我们自身现有的国产影视剧景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像《汉武大帝》、《亮剑》等一批优秀剧作，并且可能在制作、内容、剧情安排以及所体现的智慧哲理方面超过韩剧，但是这样的作品毕竟不多，荧幕上充斥更多的是一些数典忘祖的戏说剧、消极颓废的偶像剧、低俗平淡的悬疑剧以及单一薄弱的主流励志剧，这些作品同精心打造的韩剧相比自然显得苍白而缺少吸引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社会中产阶层的崛起，人们对于未来中产阶层生活的探知、向往与憧憬随之而来。而韩剧恰好以其浓厚的中产阶级口味，满足了中国大陆人们对于“中产”这一特定阶层特有的主体经验与社会文化认同的想象。

再次，“韩流”“新媒体带动新经济”背后的文化产业动因。

韩剧从走出国门，继而走向世界，从而拉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经济的勃发，引起人们对“新媒体带动新经济”的提出与关注。无可争议，韩国通过韩剧等文化商品的输出，占领了消费者的意识高地，获得文化价值观的认同。随后也获得人们对其要输出的商品消费理念的认同。

实际上，“韩流”尤其韩剧的这一成功运营可谓韩国政府十年来的文化产业战略的集中体现。在1998年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之后，韩国开始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韩国政府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1999年至2001年整套“哈韩”必不可少的行头。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在组织管理、人才培养、资金支持、生产经营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随着“韩流”的升温，2005年初韩国总理主持召开“政府对韩流的持续和扩散的支援方案”的专门国务会议，确定了以民间为主导推进“韩流”，政府为业界展开活动创造条件的基本原则。

三、消费语境中“韩流”的话语想象与认同实践

提及“韩流”的文化蕴藉，很多人马上反应的是与之不约而同的文化认同，觉得从中感受到了久违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余韵。这也是“哈韩”不仅见于中国大陆，而且风靡港台地区，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原因。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我们仔细体味、分析这份认同感，就会发现，当看到影视剧歌舞等作为具象化的韩国文化图像，如“韩国”的济州岛风景、料理、影音，以及在形象消费意义上接受的明星，我们认同的理由并不是基于它们与我们的文化亲和性，反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属于“韩国”而非“中国”的文化异质性。

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文化接受的复杂性，我们常常以一种自动半自动的状态把自己的文化认同理念对象化，所以与其说是“韩国”流行文化，不如说是“我们(心中)”的“韩国流行文化”。进一步探究“韩流”在中国大陆的盛行的文化情结。与其说是基于彼此文化相通或相近的熟识与亲近，或许也更是出自一种在西方欧美文化盛行下的一种东方式的集体自救的心理和行为，是人们呼唤更久远的东方传统文化的普遍认同。

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化心态呢?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产生不同的消费方式，而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的 不同也成为影响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比如，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哈韩”族与韩国消费理念的不认同超过了对商品和大众文化的认同。

由此得出结论：认同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实体，而是分裂的、交叉的多元和多维系统，包括很多不同的层面，把认同归结为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而忽视和否认其他方面，都是片面的。

又如：韩剧中多展示的是温情的浪漫的、中产与小资的，而实际上韩国的现状也有梁贵子《远村》所写的韩国的“底层”。于是，出现了两个看上去相去甚远的韩国形象，到底哪个才是韩国形象的真正代表呢?其实这两个韩国形象是一直同时存在的，这才是现实中的真实。但是，显然在时下绝大多数中国观众特别是韩迷的心目中，前者所营造出的那个韩国形象才是唯一的答案。因此，出现了城市“经验”与“想象”分离的深刻内涵，在于人们对城市知识中的文化诉求。基于国人的现代性想象，渐渐产生了关于韩国的公共知识，比如韩国抵制外国货而买国货的普遍存在的激昂的爱国主义，其实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可见，现实中这一超越经验的韩国流行文化有着意识形态特性以及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并有意无意中推广开来。

第7篇：文化认同范文

关键词：民族文化认同；和谐社会；重塑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135-02

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生存的境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民族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都无法回避“认同”的问题，民族文化认同更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存在和长远发展，全球化给我们生活的各方面都带来了重大变化，正视民族文化认同受到的冲击，重塑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有重大意义。

“认同”――就个体指向而言，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信任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一般来讲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交往中，通过辨识和取舍，从精神上，心理上，行为上将自己和他人归属于某一特定客体。通常地域，语言，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职业，国家制度等通常是认同的媒介，而文化“认同”是人的重要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文化认同一方面与地域族群相关，另一方面与民族认同有关联也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同时又与全球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有关。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媒介形式，作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媒介形式。“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许多方面重叠，在全球化背景的不断深化激化了文化认同。追求文化认同是为了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一个民族只有与其他的民族和国家有所交往后，才会感觉得自己的族群特征及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性。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几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国家或地区，被定义为“文明古国”。比如，在中国盛唐时期，国人一致认为自己的种族是最优秀的种族，其他地方都是“荒蛮之地”，其他地方的人都是“野蛮人”。随着历史的变迁，从19世纪中叶从后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摧毁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八国联军对中国烧杀抢掠，中华民族处于水身火热中，战争，动乱动摇了中华民族一贯认知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近代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博弈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挑战，民族文化认同出现了危机。当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一的裸战争的侵略和反侵，而是经济文化领域不断渗透，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军事和经济的优势，试图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他国控制他国，随着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不断入侵，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不断显现出来，中国开始面临着如何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有效的应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冲击的等很多问题。经历了内忧外患的阵痛，这一切促使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不再效忠单一的王朝，而是认同的自己民族和国家。中国人开始真正思考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身命运的发展，随着一批有识之士留学海外，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不同国家民族之间进行不断的交流，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交流碰撞，从而产生了文化认同方面的问题。

追求文化认同的是寻求理念认知的稳定性，从而推进政治国家的稳定统一，但文化认同的过程都与人类在社会的变迁有紧密的联系，认同问题突显与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逐渐淡化有关，与人与故土之间的联系不断削弱有关，人与家庭的关系随着背井离乡和社会流动性而分离，因此相对于原来静态的生存方式相比，社会的流动性，突出了人们的认同意识。人们开始不断地思考“自己是谁”、“存在的意义”、“信仰是什么”……对先前文化的认同不自觉开始反思，所以说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为文化认同问题产生创造了条件。

追求文化认同的目的是寻求理念认知的持续性，与此同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系统的稳定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有很大作用。现代化进程，使原来稳定的社会系统转变为流动性社会，原来的规则和民族文化传承性减弱。在同质化的社会中，人们会被动接受固有的传统文化，而现代化社会的变化，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不断冲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断地思考自己的文化归宿，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思考方式被新的理念所取代。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在吃穿用度方面，每个人都在不自觉地做着品牌的选择、类型的选择，现代人都在寻求新的生活方式，而且在不断创造适合自己并钟爱的文化形式。

总之，现代化进程促进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展开，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思考，究竟什么样文化适合自身的需求；从整个社会来看，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的凸显，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一种表现，人们不再被动的接受某种文化，而是不断地更新选择新的文化内容。所以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富兴，我们必须把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放在一起并全盘考量，这样才能进一步全面增加公民的向心力，从而构筑国家稳定强大的基石。

随着历史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不断演绎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不断充实着和丰富着自己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当今社会，在学术界和社会发展的变革中，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学者们竞相讨论的热点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认为，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文明冲突将是21世纪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因此在建构和谐社会的初期重建公民文化认同有重要意义。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而文化认同的建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工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维系民族团结和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是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纽带。创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中华民族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体系的历史进程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国进入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交流，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碰撞越来越突出，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广泛，小到每一个社会成员每天都会面临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选择。文化认同建设可以从3个方面展开：一是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取其精华，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二是利用大众传媒对文化认同的积极影响让公民直接有效的了解传统文化建立统一的民族文化认同，不自觉的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三是提高公民对民族文化认同的辨识度，增强国人对中国民族文化的信心，真正了解重建民族文化认同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最终明白我们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应该时常保持清醒和自信确立核心文化价值观积极加入全球化、增加国民民族文化认同感，成为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非常严峻和紧迫的问题。

其次，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多种文化观念共生共存、相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得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身份都向多元化转变。在多元化社会下，每个人都在不断的解放思想，许多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改变，任何思想观念、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在不违法的前提都是合理的。在当今中国社会，多样化特征已然十分明显，单一的经济成分已经转变为“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方式，必然促使人们多种价值观的形成。民族文化认同也出现了多重性：外国人可以说着外语了唱着京剧打起了太极，练着毛笔字。中国人吃着洋快餐喝着百事可乐，在快餐文化正冲击我们的餐桌时，前一段时间一部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又唤起了国人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甜美回忆，同时让国人对我国传统饮食蕴含的深刻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而且更直观的认识。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建立统一的民族文化认同？如何调动不同价值观人们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显得尤为重要。现代化的中国不再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中展开，而是在开放的全球化环境中进行着，这种既强化着中国民族认同的产生和发展，也使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面临着重大挑战，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是建设富强、民主的国家的重要条件。

“民族文化”是支撑一个民族团结凝聚的核心基础，文化认同是危机势必会导致国家的统治受到威胁，所以现代的中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关注由外来文化进入的文化认同问题。

再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领导集体提出的关系国家民生的重大课题，如何让传统文化在和谐社会建构中发挥积极作用？首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互相交融，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认知，认真的对传统文化进行提炼，拣选出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内核统一的东西传递给社会公民，尤其是让当代年轻人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其次，让传统文化脱下高贵的外衣走进寻常百姓家，让每个社会公民走近传统文化由内而外的感受传统文化带来的心灵共鸣。最后，通过对传统文化道德的学习和认识规约现代人急功近利的价值观。

全球化、现代化的到来，势必会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造成冲击，使流传几千年的传统文明与现在快节奏的生活渐行渐远。许多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文化遗产，都在面临着存在危机，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公民对国家认同提升，有积极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在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把民族精神的培养作为重点来抓培，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效的融合起来，把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去研究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和谐社会的精神内核都是以中华民族深厚历史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升华，社会成员都有基本认同的社会。因此对于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文化认同的重建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价值取向，而是关系到人心向背，国家政权稳定和对民族国家信念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韩震.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

第8篇：文化认同范文

一、语言情感与语言情感研究

“认同”属于心理学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对象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认同”(identity)指“承认、认可或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具有“归属感”的涵义。现代意义上的认同研究一般包括个人认同和群体认同两个维度。而群体认同则包括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等。语言认同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趋同现象，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对某一语言承认、认可的过程或趋同的结果，包含很多因素，比如情感、认知、行为倾向等，因此语言认同包含语言认知认同、语言情感认同和语言行为倾向认同。我们认为，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是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不仅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族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族群寻求认同、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重要手段，并在某种意义上关乎着族群的生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

社会学研究表明，个体融入群体及群体的协调维系，都与语言认同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不同个体构成群体、群体的和谐达成，都有着语言认同的促动。语言情感是使用者内心对语言的稳定、深刻而持久的评价，包括正面评价(如喜欢)和反面评价(如害怕、困难、不喜欢)。正面评价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接受和喜爱，是非消极性的情感，反面评价反映出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排斥、害怕和恐惧，是消极性的情感。语言情感是一种语言在使用者内心的体验，是某个群体接受或学习一种语言的动力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对语言情感认同的研究，可以了解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了解某种语言在学习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透析语言使用者产生该情感的认知因素。对语言情感的研究学术界一直很关注，也有不少成果，但在研究的内容和方式上存在一些盲点。有些研究者将语言情感与语言态度混淆使用，在研究中忽视情感产生的根源，也就是说忽视了情感与认知的关系。我们认为，语言情感是一个过程，要以认知为基础，认知产生情感，对事物的感知影响着情感。同时我们也认为，情感还受行为的影响。以往对语言情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从人类学及人口学的角度探讨华裔的融入程度和华人的属性认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调查不同方言区民众对普通话、方言的情感认同、少数民族对民族语言的情感认同、不同族群的文化认同的研究;但是，在语言情感的研究中还鲜有将母国语言和居住地语言、他国语言的情感认同放在同一层面探讨的。众所周知，菲律宾与中国往来甚早、历史上贸易往来频繁，根据菲律宾移民局2012年的统计，在菲律宾国家中，华人血统约占百分之二十;以菲律宾现有的人口来说﹐有华人血统的可能超过一千万人。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关系，在菲华人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属于闽南人。华侨到达异国，为了生活上的需要他们积极主动地融入居住国的文化，进行自身的本土化过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在菲华人经历了受排挤、菲化的过程，之后日渐融入菲主流社会，在形式上成了菲律宾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在东南亚的华侨已经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第四代了，并已经在社会和文化上分别融入了各自所处的社区和民族群体，虽然他们有一部分还会说方言或普通话，但他们所讲的方言可能已经被当地语言涵化了。方言一向被认为是民族语言的组成部分，因此，认同方言也就是认同民族语言。对于菲律宾华裔来说，汉语就是菲律宾华裔的母语，闽南话是他们的母言，对闽南话的认同其实也就是对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志。根据我们调查得知，闽南话是菲律宾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也是菲律宾主要的商业语言。菲华后裔在语言学习中大多先学会说闽南话，菲律宾的华裔文化和风俗习惯也大多靠闽南话来保持。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东南亚华裔对母国语言包括汉语和闽南话的情感认同意义重大:了解华裔对祖籍地语言情感的认同，可以揭示华裔对祖籍国认同与祖籍地认同的联系和差异;研究华裔的语言情感认同，可以了解这个群体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对某种语言的情感特征，探究这个群体对民族传统和族群认同度;了解东南亚华裔的语言情感认同，可以有效地针对华裔的语言情感，有的放矢地开展汉语传播，促进汉语的国际推广。菲律宾的华裔结构和华裔融入居住国的过程在东南亚具有代表性，青少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风向标，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语言情感认同是研究华裔语言情感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因此我们选择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菲律宾特殊的语言环境，大多数的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从小都接触闽南话、汉语、英语和菲律宾语言;因此，为了有所比较，我们将以上四种语言的情感放在同一平面做比较研究。在研究方式上，过去对语言情感认同的研究，大多运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如最典型的做法是问卷调查和变语配对研究。问卷调查一般采用由被调查者自己填答问卷的方式，这种研究方式在与被调查者的接触中调查的目的已经有所暗示，调查结果缺乏客观性，结果的深度不够。而变语配对法则受到测试样板语言能力差异的干扰。我们认为，当下更应该在语言现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思维优势，用更合适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阐释。

心理学的“自由联想”被称为“联想实验的基本方法之一”①，是通过调查潜意识对外在刺激的反应来获取个体头脑中的认知信息。将联想到的词联系起来，就可能完成对一个人心理情结的了解，也证明了人们所无法直接接触的潜意识的存在。②这种方法是一个人在某个节点上对词汇的激发与激动，表面上看反映了一个人的词汇储备量，实际上是从潜意识里激发出来的对人的心理现状及生活现状的写照。这种测试方式可以摆脱传统的“问卷调查”方式的缺点，摆脱已定的概念形式，更深刻地挖掘受试者未被人发觉的内心深处的认知反映，推测思维主体由此得出的选择性行动。因此，本文将通过心理学的词语自由联想方式获得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对“闽南话”、“汉语”乃至“英语”、“菲律宾语”四种语言的情感特征，有效地了解菲律宾华裔青少年这一群体对这四种语言的情感认知，分析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对某种语言的情感特征，探究这个群体对民族传统和族群的认同度。

二、调查过程与数据分析

我们把初到福建的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作为调查对象，包括厦门海外教育学院14人、福建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29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43人。分别以“闽南话”“汉语”“英语”“菲律宾语”作为目标刺激词语，并设置“运动”“美食”“海洋”“报纸”等非目标词语作为干扰词，要求被试在刺激词呈现后立即把他想到的任何词记录下来，数量不限，每个刺激词间隔20秒。为了尊重联想的规律，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被试者的书写速度，我们允许被试者用最熟悉的语言(可以是英语、汉语或者菲律宾语等)书写。本次实验共回收样本86份，借助excel统计方式进行统计分析。

1.刺激词“闽南话”的联想分析(1)数量分析扣除字迹不清或语义相近替代，(如“非常难”“很难”取一个代替，“奶奶”“我的祖母”取一个代替)。这样对“闽南话”的刺激联想实验共获得209个数据，其中包含80个词语。我们首先对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进行统计。因为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被联想到的词都能够反映一个群体的认知情况。同样是联想，“第一个被联想到的”和“第二个被联想到的”、“第三个被联想到的”对于认知的关联性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被联想到的”显然更有价值，在联想者的心理结构的重要性更高些。在86份样本中，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有40个。其中“第一次被联想到的”包括:家庭成员“爸爸”“妈妈”等7人次，“家”的概念包括“家”“家人”“家乡”等9人次，与“中国”概念有关的2人次，与“华人”概念有关的4人次。我们将被联想到的词分成两类:消极意义和非消极意义，所谓消极意义就是削弱对某个主体的认同感，非消极意义包含积极意义和中性意义，就是增强或保持对某个主体的认同。对“闽南话”的联想具有消极意义的词语有四个，非消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词数量比是36:4。(2)“加权”分析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揭示被试者整体的认知情况，我们认为仅仅考虑“第一个被联想到的”显然还是过于片面，因此，我们试图用“加权”统计法进行统计，将受试者的认知情况全面地反映出来。具体做法是:设定“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权重为2，“第二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权重1.9，这样依次类推，第三个为1.8，第四个为1.7。例如，“家人”这个词“第一个被联想到”4次，得4×2分，“第二个被联想到”2次，得2×1.9，“第三个被联想到”1次，得1×1.8分，“第四个被联想到”0次，得0×1.7分，“第五个被联想到”1次，得1×1.6分，那么“家人”的权重得分就是15.2。我们对在刺激词“闽南话”的刺激下被联想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词语进行加权统计。我们发现:在对“闽南话”的联想中，包含特殊积极情感的“家”的概念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里”“家乡”“家人”“家乡话”“父母”等，其数值总数是83.9。通过刺激词联想到的地名有“晋江”“厦门”“中国”“泉州”;蕴含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的有“(很)想学”“我会说一点”“我会说”“(很)有趣”“(很)难”。其中，“听不懂”“(很)难”具有消极意义，非消极意义的加权数值和消极意义的加权数值比是334:19.4。

2.刺激词“汉语”的联想分析对刺激词“汉语”的联想，我们共获得295个数据，共包含97个词，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有29个。其中“(很)难(学)”被第一个联想到的次数最多，达到20次，其次是“中文”“中国”“中国人”。在以上词语中具有消极意义的有“(很)难(学)”“复杂”两个。非消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词数量比是18:2。以上词语具有消极意义的有“复杂”“(很)难学”，消极意义主要集中在学习的难易上;“丰富”“国际语言”“需要”“重要”等均具有非消极含义，含有对语言地位、学习重要性等的评价。被联想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非消极意义的词语数量与消极意义词语的数量比是20:2。刺激词“汉语”获得的加权总数值是364.5，其中含有消极语义的数值是64.2。非消极语义与消极语义之间的权重比值是300.3:64.2，二者接近5:1。

3.刺激词“英语”的联想分析对刺激词“英语”的联想共获得213个数据包含92个被联想词，我们同样做了同义归类，如“全世界通用的语言”“世界通用语言”所表达的意思一致，我们选择了“世界通用语言”，这样共获得第一次被联想到的词语40个:以上词语中“复杂”和“很难”具有消极的意义，主要是学习的难易上的情感，具有非消极意义的有“国际语言”“国际(化)”“(世界)第一语言”“不难”“不太难”“喜爱”“好”“世界通用语言”等。在加权统计中，具有消极意义的词语消失了。以上的词语我们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表示学习的感受，如“不太难”“(比较)简单”“容易(学)”“有趣”“喜爱”;第二类表示语言的地位，如“(世界)第一语言”“(世界)通用语言”“全球化的语言”“国际(化)”“(很)重要”等;第三类表示与语言有关的因素如“语法”“书”“美国”等。关于“英语”的联想共获得289.1，消极意义的加权数值为0。4.刺激词“菲律宾语”的联想分析华裔在菲律宾生活，主观上需要积极融入菲律宾社会，菲律宾语是生活中必须要使用的，因此我们还对“菲律宾语”做了测试，共获得180个数据包含74个被联想词，第一个被联想到的有。我们获得权重数值239.9，其中具有消极意义的4，占1.7%，具有非消极意义的权重值是235.9，占98.3%。

三、数据分析获得的启示

根据以上的测试和统计，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刺激词“闽南话”“汉语”“英语”“菲律宾语”被联想的权重值分别是351.4、364.5、289.1、239.9，对“闽南话”“汉语”的联想值远远超过对“菲律宾语”的联想，这是否可以说明，受试者对汉语和闽南话具有更开阔的想象空间?这种开阔的想像空间根源是什么?是对祖籍地或祖籍国的向往?是受长辈的影响?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在对刺激词“菲律宾语”的联想中出现了“印尼”“西班牙”“普通话”“汉语”等的字眼，这种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第二，语言的情感是复杂的。假如我们将语言情感分成若干维度:亲切度、全球影响度、易懂度、个人喜好度，根据词义的情感内涵，我们把联想到“家”“父母”“故乡”等概念的视为语言的亲切度，把联想到“有用”“国际语言”“世界第一语言”“国际化”“全球化的语言”“需要”等概念的视为全球影响度，把联想到的“(很)容易”“好学”等概念的视为易懂度，把联想到“丰富”“有趣”“有意思”等概念的视为个人喜好度。那么四种不同语言的四个不同情感维度的权重值分别如下表:以上统计显示，英语属于全球影响度高的容易获得的语言，汉语属于亲切度高的有归属感的不容易获得但具有一定全球影响度的语言，菲律宾语属于亲切的容易获得的全球影响度低的语言。在四种语言中，闽南话的亲切度最高。在对“汉语”的联想中，“(很)难”是一个被高频联想到的词语，但是又联想到“必须学”“很重要”。在对“英语”的联想中，“容易”“好学”被高频率联想。即便被试者认为闽南话和汉语的易懂度低，但调查的结果显示被试者对这两种语言具有较高的喜好度。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从根源上去寻找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寻找适合语言特征的教学方法，将“难”变“不难”甚至变“易”，减少学习者学习汉语和闽南话的主观障碍。全球影响度反应语言的全球声望和地位，我们注意到，在对“汉语”和“英语”的联想中，“重要”“世界语言”同时被联想到，说明汉语和英语都具有一定的全球影响度，但在对“英语”的联想中，“国际语言”“世界第一语言”“国际化”“全球化的语言”等词语被联想到的频次远远高于“汉语”，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华裔青少年的心目中，汉语和英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英语的全球影响力明显高于汉语?学习者普遍认为英语易懂、易学、有趣，这种心理认知是否会促进学习者对英语的接近?亲切是情感认同与归属感构成的重要因素，这就意味着，华裔与汉语、闽南话相关度最高的是他们的情感认同，语言的归属感是促进青少年学习该语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统计显示，华裔青少年对汉语和闽南话的亲切度高，这可能也是他们学习汉语的内在动力之一。这是否可以认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习英语的工具性动机更强，而学习汉语的内在融入动机更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被试者对汉语的个人喜好度最高，我们认为这也是学习者接近汉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心理结构包括三个系统: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其中认知是情感的源泉，以情感为导向;情感是行为活动的源泉，以行为活动为导向，这三个系统互相作用、互为前提、共同发展;认知改变情感，情感影响认知。同样，情感对人的行动可以起到积极地增力作用，也可以起到消极的减力作用。积极地情感能提高人的积极性，消极的情感会削弱人的活动能力。一般来说，正面认知产生积极情感，积极情感产生积极地行为，但是也有三者不和谐的情况。华裔在接触和使用汉语的过程中对汉语产生了一定的理解和积极情感，这些情感影响着华裔的行为倾向，在联想中，出现“喜欢”“必须学”“我想学会”，说明不管是从对汉语的情感还是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或者是学习者的态度，华裔都对汉语的学习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和正面的行为倾向。但是对汉语又有消极的认知，如汉语“很难”。显然，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对汉语和闽南话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系统中出现了不和谐、不平衡的情况。如果消极的知再加强，可能就会影响学习者的情感，甚至行为倾向。那么汉语国际教育中如何减少学习者的消极认知、增强积极认知，减少不平衡现象，这是当前应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第三，在关于刺激词“闽南话”的联想中，与“家”有关的概念如“家”“爸爸”“妈妈”“奶奶”“爷爷”以及“朋友”“亲戚”“华裔”“菲律宾华人”被多频次联想到;被调查者虽然生活在菲律宾，但是在对“菲律宾语”的联想中出现“家”的频次很少，由此我们认为:闽南话是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主要家庭语言，在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心目中，闽南话与故乡、亲人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在语言上能找到家的情感归属，他们对闽南话的认同是主动的积极的情感认同;这种认同感是基于一种很深的“家”的概念。即便很多被试者“只会说一点”闽南话，但他们“很想学会”。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认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具有较强的故乡情感认同，对祖籍国和祖籍地语言具有较强的忠诚度?方言是民系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民系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游汝杰，2009)我们认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在对闽南话的联想中高频次地联想到家的概念，说明他们具有较强的闽南族群的自我认同意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对“菲律宾语”的联想中，也出现了“我们的母语”“家”等的概念，虽然权重值不高，但我们可以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甚至是第四代华裔，在语言的认同上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也是他们融入居住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对“闽南话”刺激词的联想中，出现了“(菲律宾)华人”“泉州”“厦门”“唐人街”“石狮”“晋江”“中国”“福建”“闽南”“华人区”等词语，而且，“中国”和“福建”被高频次地联想。我们认为，在菲律宾，在唐人街，闽南话是常听到的语言，闽南话似乎是福建乃至中国的指称，甚至可以认为，闽南话不止代表闽南，甚至代表福建或者是整个中国。闽南话在海外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实验中“(很)想学”“我会一点”“我会说”“(很)难”“重要”也被多次联想，这反映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具有学习和掌握闽南话的愿望。在对“闽南话”和“汉语”的联想中，与经济类有关的词语如“贸易”“生意”“商人”“国际语言”等被多频次同时联想。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除了特殊情感之外，华裔青少年想学习闽南话的目的是希望今后与中国与闽南有更多的合作与往来，他们学习闽南话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今后的发展考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除了特殊的情感之外，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习汉语包含两个动机:汉语的国际地位很高，是今后世界通用的语言之一;学好汉语有助于今后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与祖籍国进行贸易往来。闽南话和汉语是东南亚华侨生活中的重要语言之一。因此，基于东南亚与闽南特殊的关系和华裔对闽南话的特殊情感，是否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闽南话的作用，发挥闽南与东南亚特殊的优势，在对其进行汉语教学中是否应该充分发挥华裔青少年对闽南话的情感认同和对闽南话的忠诚度，把闽南话作为在东南亚进行汉语教学的一门重要的中介语，促进家乡情感的培养。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意义不仅仅在于传播汉语知识，也不仅仅是传播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构建新的情感共同体。利用语言的认同感促进在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的汉语传播，促进各国华裔对母国的理解和支持，促进汉语的国际推广，推动母国在世界上各国的沟通与交流，在世界上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

一种语言的失却，不仅是一种文化和民族特有的认知途径和思维结构的失落，而且是包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内的相对性的消失。这就是所谓“苹果人”和"香蕉人"现象的本质。很明显，语言承载文化，在对汉语的联想调查中，有关文化的内容很少被联想到，这是否是汉语国际教育目标的导向结果?长期以来，汉语的国际教育的目标是对汉语进行教学，让学习者具有一定的汉语沟通能力并以此进行中国文化的传播。我们认为，汉语国际教育应该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广阔的视野，不仅仅是让学习者具备一定的汉语能力，而是能使学习者在语言习得的基础上更好地与中国沟通，包括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与中国有关的事物，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和谐发展，构建中国与世界各国健康、积极的关系。全球的发展趋势是社会更加宽容和多元，各国间互相理解、沟通与融合。国家之间要相互理解，就意味着国家之间联系更密切，经济往来更紧密，人员交流更频繁。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摒弃了武力和战争，未来权力与地位之争是话语权力之争。几个强国推广自己的语言给周边国家，形成几种语言和文化融合、共现是主要的一种竞争形式。汉语的对外推广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国融合理解的一种手段。而这种融合文化因素是关键。因此我们认为在对东南亚华裔青少年进行汉语推广的过程中，是否应该充分利用语言情感和心理文化因素，在语词教学中渗入更丰富的文化因子，提炼更浓厚的华人族裔情感，宣扬他们先辈遗传下来的故土情怀;通过把语言教学同中华文化的传承更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华裔青少年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将“难”变为不难，甚至变“易”，让学习者在爱好、兴趣和需要中获取良好的学习效果。

四、结论

第9篇：文化认同范文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认同； 文化适应；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9-0013-02

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的概念在西方诞生。“全球化”绝非只是一个纯经济性质的运动，同时也是一个通过经济的扩张而推行其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的历史过程。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传播。

全球化、社会的转型和网络的普及给当代中国青年大学生群体的生活带来了与传统革命文化完全不同的很多新符号的冲击，成为青年人新的自我意识形成的社会背景。青年个体被置于一系列新知识、新语言、新习性和新背景的认同和表达中，并且其中“总是包含着将其他意义带入了我们自己所有的意义之中”[1]。因此，在社会变革过程中，青年大学生们面临着个人文化身份如何构建的问题。良性的文化身份认同与构建，能使广大学子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游刃有余，进而促进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共生、共荣。相反，如果这种文化认同与构建存在缺失，必将导致青年大学生面临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产生身份准确阐释的焦虑，由此引发价值观的动摇甚至缺失。因此，如何引导青年学生以自觉主动的态度去面对全球化语境，在积极的适应中理性地建构自身的文化认同，就成为当前教育界面临的一道课题。

一、全球化背景下对大学生群体的审视

1.全球化语境对本土文化及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冲击和影响

清华大学王宁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全球化或趋同化现象，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而在对大学生的影响上，外来文化已构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心理的巨大冲击，加上青年学生惯有的心理逆反，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都有退化的可能[2]。全球化给大学生的生活开辟了新天地，使他们有机会分享世界各地多种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异域文化正逐渐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价值观念。

信息是影响人们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因素，抢占信息传输主体以及对信息传输工具的成功研发，使美国在媒体传播领域占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美国信息时代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主导整个媒体，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美国大力加强了对外传播的力度，通过广播、报刊等媒体以及风靡全球的好莱坞大片等各种文化产品，形成了美国的“话语霸权”地位。在大量的信息输出过程中，美国通过饮食文化、影视文化和电脑软件文化等，逐渐改变着大学生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

面对美国等西方大国强大的价值观输出攻势，一些青年学生的本土文化感情正在逐渐淡化，逐渐以西方文化时髦为标准，崇尚西式价值观，而对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字等不以为然，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正在逐渐淡化。

2.大学生自身的认知特点

大学生正处在价值观和世界观等“主体”构建的关键时期——“个人化—反省”的认知时期[3]，属于信仰形成的承前启后时期。这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传统信仰能够避免的紧张冲突又会出现。处于这种信仰模式中的人们，其信仰容易发生改变，常常是一场鼓舞人心的演讲或一个引人入胜的观点，就会使某个已经选择好了的信仰发生转变；同时，他们又通常会全心全意地选择一种信仰形态而排斥其他信仰。在这个时期能否顺应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内在需求，并在纷繁多元的文化背景下确立自身的健康的文化身份认同，将直接影响着他们能否树立科学、进步及合理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及将来能否成功地融入全球化时代的开放型社会，能否在频频出现的跨文化语境中自由游走且不失本色。

二、民族本土文化对大学生根源性的影响

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是文化的物化形态，如汽车、楼房和文艺作品等这些被人所改造或创造的实物；中间层是文化的制度形态，它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当中所创造的各种制度和体制系统；最核心层是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以及风俗等。一般来说，表层的变化较快，中间层与核心层的变化相对来说比较困难[4]。大学生对异域文化的追捧和迷恋，是由现阶段大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点所导致的，是与主体分离的一种扭曲的异化镜像。

实质上，民族文化身份在大学生多元身份中的根基和核心地位是目前全球化语境所不能动摇的，只是认识主体可能不自觉而已。从出生伊始，本民族文化就开始了对个体塑形的过程，母语、民族经典文本、共同的历史记忆、习俗体制以及心理情感方式等，皆为形塑个体文化认同的符码。人类有寻根意识，需要传统带来的稳定感、亲情和友情带来的温暖感、故土家园带来的心灵归属感，也需要在加速流动的环境里运用熟悉的思维、语言和行为方式指导生活以整合自我，保持人生意义的统一性。对本土文化的依恋已深深镶刻在人类深层意识之中[5]。

三、当代大学生文化认同和文化适应的模式探析

1.文化认同和文化适应的内涵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所接触的文化体系或文化元素正向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取向[6]。个体或群体对所属文化在文化符号、文化传统和价值规范等诸方面体现出来的区别于他文化的特性的感知和认可，构成了认识主体内在的文化“自我”，成为人们赖以确认身份认同的依据，成为个人或集体界定自身、区别他者、加强彼此的归属感以聚拢成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群体的标志。它引导着人们热爱和忠实于本民族传统文化，从而传承和推广民族文化，并最终将其内化成个人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这一深层次心理结构之中[7]。文化认同是增强社会群体、团体或组织的凝聚力的一种天然纽带，它规范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构架，决定着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维系着社会的生存和稳定。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等在《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中提出了文化适应的一般定义：“用以理解如下一些现象，即当具有不同文化的各群体进行持续的、直接的接触之后，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模式因之而发生的变迁。”人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适应生态环境而创造出来的，它是各民族为适应其生存的生态环境而做出调适的产物，因而带有很强的适应性特征。

2.文化认同与适应的具体模式

根据个体在文化认同和文化适应中的不同表现，加拿大心理学家贝理提出了在不同文化的双向互动中会出现的四种不同策略：整合、同化、分离 和边缘化。当个体既重视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时，他们所采用的策略就是“整合”；当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却与其他文化群体有经常性的日常交流时，他们所使用的策略就是“同化”；当这些个体重视自己的原有文化，却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时，就出现了“分离”；最后，当这些个体对保持原有文化，以及和其他群体进行交流都没有什么可能性、也缺乏兴趣时，这时的策略就是“边缘化”[8]。

从历史的视角审视，整合策略是符合我国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和内在发展需求的最佳选择，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在儒、释、道三教合流中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谐共生”、“和而不同”是中华传统文化历来的主张，在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上意味着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参与到更为宏观的组合中[9]。所属母体文化在个体文化结构模式中的根基性，也决定了青年学生在面临纷繁复杂、精彩纷呈的文化万花筒的时候，能够看清自身，尊重异己，整合图式，注重相容，和谐共生。

从整合的内涵和外延来看，有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是纵向整合与横向整合的有机统一。纵向整合即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更新，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出发，汲取传统文化的精义，吐故纳新，培育其现代性价值。横向整合是在本族文化受到来自外来文化的某些文化因子持续作用后，将其中有用的内容有机地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实现外来文化的民族内化过程。文化的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是任何文化得以生存和传承的生命源泉，而对外来文化的整合是其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整合观如果体现在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文化适应上，就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从文化发展的纵向看，是反思本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落后、消极的东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从文化发展的横向看，是在全球化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的频频交流和互渗中，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而优秀的成分，并在对二者整合的基础上综合创新[10]。唯其如此，才能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保持合适的张力和平衡，进而增强民族自信心，获得自我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感。也就是说，既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色，又与时俱进，能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展现民族文化的成果。

四、结论

文化的全球化固然会影响文化的民族性，但不会也不可能消解文化的民族性，更不可能消解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当前，要想改变我们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中被动接受和成为西方强势文化输入国的不利局面，举措之一就是要构建肩负祖国建设重任、承载祖国未来的广大青年学生适宜的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引导他们采用整合的策略来应对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复杂局面。要利用参与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机遇，获取有益于我国文化健康发展的营养，提高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更新能力，加速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跃迁。此外，还要在继承和学习中创新，以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提升中华文化的竞争力，构筑中华文化的万里长城。

参考文献：

[1] John Storey.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2]鲍宇.整合与重构：全球化视阈下的中国文化重构[M]. 北京： 原子能出版社， 2007.

[3]玛丽？乔？梅多，理查德？ 德？卡霍.宗教心理学[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4]孙洪斌.文化全球化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5]丁琴海.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2）.

[6]徐立坤.文化统战概论[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

[7]白晋湘.全球化语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与文化适 应[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9）.

[8] John W. Berry，et al.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M].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