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基金组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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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危机；困境

一、全球金融危机折射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迫切性

2007年，随着房地产行业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先后经历了雷曼兄弟倒闭，华盛顿互助银行告急，美国国际集团（AIG）国有化，危机急剧恶化，并进一步演变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然而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发挥的作用却显得不尽如人意。一方面IMF未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成员国的国内金融体系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管，致使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度发展金融衍生产品、过度使用杠杆，以谋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这最终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道德失控。另一方面，IMF在救助危机国家方面也少有作为，这主要源于IMF贷款资源的匮乏、贷款条件的僵硬以及对国家经济的入侵，都阻碍了成员国向其寻求救助。此外，由于IMF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利结构的失衡从而导致的IMF治理结构的失衡,也制约了其防范危机发生、遏制危机蔓延的能力。IMF在全球危机下的无能为力更多地折射出IMF改革的迫切性。要彻底改革IMF，必须在重新审视各国基金份额的配比、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反应迅速、卓有成效的国际金融救援机制，担负起危机救助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公平的份额制及投票表决制

IMF的决策采用加权表决方式，每一成员国的投票权都是由250票的基本投票权与各国按照出资比例及份额计算公式得到的加权投票权所构成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承担战后经济重建重任的IMF，采用加权表决方式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各个成员国在经济实力、贡献大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牙买加体系的更替，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早期发达国家出资较多，拥有了超半数的投票权，进而对IMF实施了绝对的控制，这种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份额计算公式的不合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与之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份额。IMF决策机制的不公平还体现在投票表决方式上。目前IMF的表决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多数表决方式，另一种是特别表决权表决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后简称《协定》)规定：“IMF的重大政策决定（如份额的调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通过方可实施”。然而根据IMF2009年的资料显示，欧美这些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投票表决权比重超过60%，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采用哪一种表决方式，发达国家能够实质性地决定IMF的重大决策。而美国则更为特殊，其对于特别投票表决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这种决策机制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对IMF各事项的态度表达变得无足轻重，一项决议的命运实质上掌控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

（二）危机救助机制存在缺陷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IMF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贷款方式的资金援助帮助受灾成员国控制危机。然而随着其运用贷款条件次数的增加，该危机救助机制越来越受到成员国的诟病。首先，贷款条件僵化。IMF在对成员国进行救助时缺乏对成员国国内经济状况与经济结构的具体分析，也未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审视其援助方案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在以往的救助中，IMF为了达到国际收支好转以及维持对外偿付的目的，都倾向于迫使受援国接受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需求增长。这些措施将会带来短期内的经济萧条、失业上升甚至社会动荡。同时，IMF在经济危机中的政策指令也未能充分考虑各国金融危机的新特点。其次，贷款条件干预成员国经济。《协定》对使用基金普通资金的条件做出了规定，政府必须承诺在政策上做出某些改变以换取IMF的财政援助。但在实践中，发生危机的成员国往往只能被迫地接受IMF附加的一系列结构性政策条件。近年来，贷款条件不仅涉及一国宏观经济的改革与调整，甚至还涉及到一国的社会及文化政治领域。最后，贷款额度有限，不能有效发挥救助功能。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陷入危机的国家越来越多，IMF的资金短缺问题日益凸显。IMF的救济贷款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缴纳的配额，而该配额与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重成正比，与资本流动量却远远不配比。

（三）监管机制不足

IMF在监管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危机预警能力较差，目前IMF的援助主要在危机发生以后，只是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并不能做到事前避免损失。其次是在政策监督职能上的两难，《协定》中赋予了IMF政策监督的职能，但协定并未对监督的程序及法律效力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政策监督职能往往是通过IMF与成员国之间进行协商完成的。这样的“软机制”也就导致了IMF的监督通常是以贷款条件的方式进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IMF也只有通过对成员国提供救助资金，才能实现其监督职能，因而对于非救助国则不具有强制力。

（四）监管机制、调节国际收支平衡能力不足

美国国际收支巨额逆差，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巨额顺差，全球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而IMF不但对逆差国国际收支的调节没有任何约束力，还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归咎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指出造成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采取本币低估等政策。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法律建议

（一）改革治理结构，完善决策机制

如前所述，IMF在决策机制上的改革应从份额分配和表决方式两方面入手。在份额分配方面，IMF应当按照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其份额与投票权。美国当前的份额与其经济比重基本相当，大幅让渡份额的可能性不大。而欧洲一些中小国家所持有的份额与其经济实力并不相当。但当前改革IMF决策机制的一个悖论是：改革决策机制也必须由现行的决策机制来决定。要让利益既得体出让其既得利益，可能性并不大。所以针对这种状况，可以通过让欧洲国家将自己分散的份额合并成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欧洲国家两个大的份额，这样欧元区国家就可以获得与美国同样的一票否决权。合并之后欧洲国家还可以适度的让渡多余的份额。在表决方式方面，降低特别多数投票的门槛。可以通过采取双重多数的表决方式，即在某些重大决议的表决上，采用两种方式结合的共同表决。一种是传统的投票表决，另一种是每个国家只用基本投票权进行表决，然后将两种表决结果赋予一定的权重，加权平均后决定是否通过决议。这种改革方案可以兼顾基本投票权和各国认缴基金组织份额比例两方面的因素，从而有效地把决策权从持有大额投票权成员国手中转移到持有较少投票权成员国手中。2010年11月12日，二十国集团通过了首尔峰会宣言，确认了IMF的份额改革方案。该方案在数值上有三个大的变化：一是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基金份额；二是新兴市场化国家中的金砖四国全部进入前十名；三是中国持有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至此，中国的基金拥有份额跃居全球第三，将揭开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新篇章。

（二）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

IMF的贷款条件虽然受到了很多批评，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应当进行改革。相比较言，事后的贷款条件比事前贷款条件更合理。尽管某些受援国面临的危机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其初始条件及经济结构千差万别，因此经济调整政策也要根据受援国国内状况量身制定，不能一成不变。另外，在一些涉及到国家范畴的调整政策方面，IMF应当充分尊重受援国的国家，加强沟通与协调，不能贸然强制执行。此外，在考察贷款发放的依据时，要多方面考量受援国的经济条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贷款条件不应该由IMF和成员国的非正式协商来决定，而应该由受援国自己设定贷款条件，IMF执行董事会则履行审查这些条件的特定权力。除其他一些程序上的要求，条件应符合合理性的标准。若受援国提出的贷款条件达到合理性标准，IMF执行董事会则可以按照其条件对其发放贷款。但这仅仅是单方面的陈述，IMF要想做出全面、公平的判断，必须建立在更加客观、公证、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因此，给各成员国建立详细的经济金融档案非常有必要的，这使得基金组织可以亲自掌握第一手详尽的资料，更加有利于IMF考察借款国的真实状况、评估调整计划，也更加有助于该贷款条件的有效执行。针对贷款额度有限的问题，首先，可以向新兴市场国家增发特别提款权，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将新兴市场国家闲置的外汇储备聚集起来，而且可以增加新的经济增长体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这既符合现有的国际经济状况，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IMF现有结构的缺陷。其次，作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IMF的融资能力不应仅局限于对于动员和催化官方机构，还需要催化其他私人资本参与到危机的救援中来。私人资本参与危机救援可能有双重效应，这就要求IMF一方面发挥国际金融市场中介和人的功能，尽可能地将债权人与债务人聚集到一起，对受援国原有债务进行重组；另一方面，提供更加合理可行的经济改革方案，进而让私人投资者重拾信心。2009年3月，IMF批准了对基金组织的贷款框架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使基金组织针对所有借款人的贷款条件现代化，通过推出一个新的灵活信贷额度，实现既能保证拨付贷款的条件有所侧重，又能增强向低收入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和紧急融资的需要，从而保证救助效率，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更迅速地走出危机。

（三）强化监督机制，提高透明度

为保证基金组织与各成员国的有效合作，IMF有权对国际货币制度进行监督，主要是对成员国汇兑安排和储备资产政策合作义务的监督。与此同时，IMF的监督职能不能仅限于成员国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当前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际社会需要一套权威、高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准则。因此IMF在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监测时，应加强与相关国际机构的合作，制定一套有约束力的最低要求的金融监管规则。IMF在发表监测结果方面也应当保持更大的独立性，使得监测结果对发达国家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同时，在《协定》中专设一条详细地列举出IMF的职能，并增加兜底条款，以适应发展国际金融活动对IMF的职能的需求。此外，IMF应当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监督框架，将其宏观监督职能扩展到对成员国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使得衡量金融风险的范围涵盖系统性金融风险，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多边监督。

作者:李昱臻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探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蔺捷．金融危机背景下IMF贷款条件性改革．国际商务研究．2011（5）．

第2篇：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所谓货币市场基金，是指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出售基金单位，将募集的资金专门投向以货币市场为投资组合领域和对象的共同基金投资方式。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货币市场工具包括短期债券（含央行票据）、银行定期存单、回购协议、大额可转让存单、银行承兑汇票或其他流动性良好的短期债务型金融工具，其期限为一年或少于一年，政府、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高信用等级的企业等是这些货币市场工具的发行主体。因此，货币市场工具具有高流动性、低风险的特点。但是货币市场具有批发市场的特点，单笔交易金额巨大，动辄以百万计，个人投资者难以参与投资。而通过募集个人小额资金组织共同基金的形式，建立货币市场基金，使个人投资者能够参与货币市场投资活动，在保持个人投资流通性的同时，享有一定的投资收益。

货币市场基金与其他形式的投资品种相比，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开放式投资基金，收益较为稳定，风险相对较小。货币市场基金有着共同投资基金的一般组织形式与基本特点，但货币市场基金是专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类型，具有期限短与流动性高的特点，投资者可以随时追加投资额，也可随时通过签发支票的形式退出基金，其灵活性比一般的共同投资基金更大一些。货币市场基金没有股票市场基金和普通债券基金波动性大，因而货币市场基金资产组合产生的资本利得并不大，收益相对稳定。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将大量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统一投资到原来风险就较小的货币市场工具，通过规模组合的方式，使各种货币市场工具在流动性上互补，从而使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降到微不足道的水平。

（二）基金单位面值固定。货币市场基金为了提供给投资人类似于准货币的流通性和便利性，依照国际通行的短期资金市场投资基金惯例，普遍采用将每个基金单位的交易价格维持固定不变，如始终保持1元/基金单位，并建立相应的资产计价与会计核算模式。基金每日计算基金收益，并以份额形式定期将基金投资确认的损益结转到基金持有人账户上，通过份额增减反映基金持有人收益变动情况。持有人可通过赎回基金份额、签发支票等形式获得现金收益。

（三）基金账面净值与实际价值相背离。基金实际价值由其投资的货币市场工具的市场价格，即市场利率所决定，利率的波动会导致基金实际价值的变动。如果以基金市场价值作为账面净值，不利于投资人进行现金管理。为了减少货币市场基金账面净值的波动，基金管理人一般采用成本摊销法（Amortized Cost Method），在基金初始投资时，用购买货币市场债券的实际成本作为其账面净值，将投资的溢折价在债券剩余期间进行摊销，增加或冲减基金的账面净值。使用这种方法，在投资人看来，类似于投入一笔稳定的本金并在每期获得确知的利息收入。

然而这种处理方法的缺点是，通过摊销成本不断调整的基金账面净值与实际价值相背离，当这种背离达到一定程度后，买入或赎回基金份额会对基金投资人和基金公司造成投资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根据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要求，货币市场基金必须建立影子价格机制（Shadow Pricing），用来反映以市价计算的基金单位净值。当影子价格偏离基金账面价格达到一定幅度时，一般设定为0.5%，基金管理人将依据影子价格对投资进行调整，把基金的账面净值调整到市场价值，确保这种偏离不会对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公司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二、货币市场基金会计核算

（一）会计核算的组织。

货币市场基金作为开放式基金的一种，同样遵循着与一般开放式基金相同的基本会计核算组织管理原则。因此在货币市场基金会计核算组织上，必须依照有关监管部门制定的基金会计核算与信息披露规定，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确立基金的会计核算主体地位。《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应当以基金为会计核算主体，独立建章、独立核算，保证不同基金之间在名册登记、账户设置、资金划拨、账簿记录等相互独立。因此，货币市场基金应以基金为核算主体进行会计核算。

与一般的企业会计制度将具有一定机构和人员的实体性组织作为会计主体不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将基金界定为单独的会计主体。其主要目的，一是为了将基金的经营活动与基金的管理主体——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活动区分开来；二是方便将基金公司管理的各种基金之间的经营活动区别开来，从而真实、公允地反映每一个基金的投资绩效情况。

2.以日为期间进行会计信息披露。《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应于估值日计算基金账面净值和基金单位净值，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告。而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基金净值表现的编制及披露》的要求，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应于每个交易日当天进行估值；任何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须以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估值（封闭式基金按平均价估值，开放式基金按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估值。

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是货币市场工具，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波动、利率和汇率变动、货币市场工具发行主体经营情况变化，通过影响货币市场工具价格造成基金价格与其净值发生偏离。如果按照传统的会计分期，以月、季、年为期间对基金进行核算与披露的话，无法满足投资者对信息的及时性要求，因此必须以日为核算期间披露基金会计信息。

3.以公允价值为计价基础。除了在基金成立时，基金资产的计量采用历史成本外，按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资产采用市价或公允价值计量。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是通过建立影子价格机制，对基金账面净价做估值调整来实现市价或公允价值计量。

对于货币市场基金来说，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货币市场工具有较为发达的交易市场，容易获得其价格，采用市价或公允价值计量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采用市价或公允价值计量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基金的净值，提供基金投资者决策相关信息。

（二）会计核算的方法。

货币市场基金作为开放式投资基金，其基本核算方法与一般的债券投资基金的核算方法基本相同，故在此不对基金买入、卖出投资债券的会计核算作进一步介绍，而只说明如何对基金投资的账面净值进行确认计量和估值调整的问题。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货币市场基金单位固定面值，且其账面净值与市场价值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会计核算必须经过一个估值调整的过程。这样，在具体会计核算中，货币市场基金需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基金投资的账面净值？二是当账面净值与市场价格发生偏离时，如何进行调整处理？

1.确定基金投资的账面净值。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美国证监会（SEC）对基金管理人进行货币市场基金会计处理，确定货币市场基金账面净值，要求采用两种方法，成本摊销法或区间波动法（Penny-Rounding Method）。

基金投资每期的投资收益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投资债券的利息收入、已实现的资本利得、未实现的资本利得。按照《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则2a-7的解释，所谓成本摊销法，是确认前两个部分的投资收益，将其计入基金账面净值，但不在账面净值中确认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区间波动法是在将所有的收益均确认为投资收益，计入基金账面净值，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用市价来确认基金账面净值。而按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办法》的要求，未实现利得应当在“投资估值增值”和“未实现利得”科目反映。

采用成本摊销法与采用区间波动法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一是由于采用区间波动法除了需要将持有获得的利息收入和已实现的资本利得计入账面，同时需要将持有债券的市价与账面价的差额在账面反映。这样尽管可以消除账面净值与市价之间的差异，但将未实现的资本利得直接计入基金账面价值不符合收益确认的实现原则和谨慎性原则。而摊销成本法提供了与现行会计准则和制度对投资价值调整的内在一致的方法。因此，笔者认为，采用摊销成本法更符合中国会计制度的要求；

二是摊销成本法可以在设定的波动范围内，保持投资账面净值和收益的稳定，而采用区间波动法由于以市价为基础，其账面净值和收益经常波动，因此，摊销成本法更适应于固定单位价格货币市场基金的特点；

三是摊销成本法可以在设定的波动范围内，通过登记簿来记录市价变动情况，不需要调整账面净值，而采用区间波动法需要频繁对投资账面净值进行调整，比成本摊销法繁琐。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使用摊销成本法更为有利。

在摊销成本法下，需要将基金购入货币市场工具时所产生的溢折价，在剩余期间进行摊销。这样又面临两种处理选择，是采用直线法还是实际利率法？

第3篇：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第4篇：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5篇：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下面是今后数十年看来尤为突出的六大问题：

1．经常项目失衡

对于迅速增长的经常项目失衡，我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支持，特别是在失衡现象初露端倪，似乎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我们对此如此担忧有何不妥吗？伴随着经常项目迅速发生逆转的往往是汇率急剧、并很可能是破坏性的调整，或更严重一些，是增长模式的急剧破坏性调整。可是，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未雨绸缪，那么很显然真正的挑战不是减少经常项目失衡，而是寻找办法，维持更大的失衡，尽管方向适当。

工业化国家的孤立主义者应当停下来，看看自己日益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本世纪晚些时候赡养和受赡养比率急剧增长，谁来为退休人员提供商品和服务呢？解决办法有很多，特别是允许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要年轻得多。不管怎样，一个可取的办法只能是工业化国家通过维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巨额经常项目盈余进行海外储蓄。这些累积起来的盈余尽管眼下促进了较穷国家所急需的投资，但日后随着婴儿潮一代停止工作则可能有所下降。

正如我们在2001年5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讨论的那样，因此而形成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可能发现：到2030年工业化国家累积的海外财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0％。随后，这个进程将发生逆转，工业化国家将因为经常项目赤字持续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4％，而出现财富减少。此刻，这一体系无法轻易承受如此巨大的债务积累。我们必须对它加以改进。扩大贸易有助于支持资本市场进一步融合。改进国际货款合同的管理手续也同样重要。

2．官方债务

遗憾的是，尽管全球化进程增加了重新分配全球储蓄的好处，可是它也限制了政府增加用于管理特别庞大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收入的能力。由于生产要素流动日甚，对它征税也日益困难。

公司可能更加乐于将生产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随着全球投资选择范围扩大，对财富持有者进行征税也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能指望劳动力留在国内。实际上，未能弥补效益（比如采取超过平均生产增长率的办法保证税后收入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可能发现：随着21世纪的深入发展，自己越来越难以找到贷款。否则，如果一个政府任凭债务无限增长，那么就会出现资本和劳动力外流，限制了回报留下的投资者和劳动力的能力。更严重的是，政府的借贷能力将降低，即使是在国内，如果债务不与主要货币挂钩的话。债务与主要货币挂钩也降低了可维持债务的水平，因为债务加大了受汇率调整的影响。

所幸除了提高生产率之外，政府仍有很多办法增加其日后偿还债务的承诺的可信性。改善国家税收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在我们找到更好的答案以前，一些政府也许已经在循循善诱之下变得更加谨慎，至少在经济繁荣时期保持经常项目盈余，这样在急需的情况下还能留下一些借贷能力。当然这应当是阿根廷事件留下的教训之一。阿根廷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时期仍保留了赤字。

3．汇率

也许经济史学家将来回顾今天大杂烩式的全球汇率安排时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巴别塔。但是，还有什么体系呢？由于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预期寿命短得像好莱坞的姻缘。而且，整体上看，试图通过资本管制实行呆板的固定汇率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并不令人满意。除非货币和财政政策与固定汇率的要求完全一致，否则一个平行市场很快就会在实际上的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繁荣起来。通常，平行市场不断壮大，资本管制失去作用，官方汇率本身不得不取消。

在战后历史上，大量所谓的固定汇率制度实际上都成了通过双重和平行市场进行“后门”秘密流通。而很多国家名义上实好浮动汇率，但由于种种原因，通常是因为某种形式的债务美元化，而对汇率进行干预，从而将汇率保持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

切实实行浮动制的汇率（如美元与日元、欧元与美元）的变化又令人非常难以解释，更不用说加以预测了。决策者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

自1945年以来，世界货币种类大约翻了一番，几乎与国家数量相等。我认为本世纪晚些时候，货币将出现合并，最终可能只有两种或三种核心货币，同时会有一些零星的边缘地区实行浮动汇率。实现这个目标，在汇率变化较小的情况下管理宏观经济，这是下一个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重要政治和经济挑战之一。

4．资本管制

必须承认，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日常监管中有时可能过于宽容而有所忽视，因为亚洲国家在尚未制定内部管理结构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了短期资本流动市场。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有了细微差别。不过，我们应当理解，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平衡，原因很多。

首先，随着各国经济形成日益复杂的金融部门，资本管制也就得愈发难以执行。其次，在存在严重管理问题的国家，资本管制可能成为腐败问题挥之不去的源泉。第三，在某种程度上，资本项目和贸易自由化是并肩发展的。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多开或少开发票可能都会被用来逃避资本管制。如果资本管制太重，遵守复杂的规章就限制了贸易。发展中国家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特别重要。外国直接投资是资本流动形式中变化最小的一种形式，而且近年来也是数量最大的形式，2001年达1700亿美元。这就是说，有限而暂时的资本管制，特别是处于金融发展过度时期的经济体，其作用需进一步研究。5．非洲

宏观经济稳定，包括某种程度的价格稳定，无疑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请考虑一下非洲的宏观经济决策者面临的严重问题吧。内部冲突和干旱暂且不谈。许多非洲国家严重依赖少数初级产品出口（如棉花、咖啡、可可、大豆、金属和石油）。而所有这些产品都深受世界市场的价格波动的影响。此外，国际援助的可预测性非常差，因此可以发现在任何情况下宏观经济稳定都将难以实现。

在制度发展不完善的国家，就更困难了。决策者难免受到诱惑，采取大量价格和汇率控制的办法，企图保护经济不受变化波动的影响。不幸的是，完全封锁价格信号妨碍了通常长期存在的冲击调整，更不用说控制政策通常滋生的低效和腐败了。非洲的很多地区在降低通货膨胀、开放市场和恢复增长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了帮助。尽管如此，未来的挑战仍然令人可怕，需要进一步重新思考标准宏观经济管理办法。

6．败德风险与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

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风险贷款是裸的紧急救济，帐单主要由工业化国家的普通纳税人支付。这种观点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为过。关于限制这类紧急救济及其长期负面影响的必要性几乎是所有已经提出的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方式的每一项重要计划的核心内容。紧急救济观点提出的挑战并不仅仅是缺乏透明度，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实际上是即时转帐，应当这样称谓。并非如此。它所包含的更加深刻、更加令人不安的含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败德风险”理论。简单地讲，如果放款者相信他们最终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大补贴的贷款得到补偿，他们就会以不能反映真正潜在风险的利率向新兴市场的举债者提供大量贷款。结果呢？

危机的程度和频率就会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存在的情况下更大、更频繁。人们认为，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较广，它本意要减轻的危机反而会加重。

不错，这是一个上好的理论。但是，它的前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是补贴性的紧急救济”，这种说法正确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几乎一成不变地是要偿还利息的。为了保证富裕国家的纳税人支付帐单的主要部分，就得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不断重新贷出它的本金和利息，这样才能保护帐目。这个庞大的计划总有一天要彻底修改。不过，研究人员已经对这一主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认为，有些情况下存在非常有限的“紧急救济败德风险”，但似乎并不经常或大规模发生。

第6篇：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据《华尔街日报》8月20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人民币至少在一年内不会被加入该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属的执行理事会已经批准将其特别提款权中目前包括的储备货币篮子延长到2016年9月30日，这一行动确认了此前的一项提议，内容是延迟对储备货币篮子进行重新评估的时间。该理事会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将在年底以前就未来的储备货币篮子作出决定。

据路透社报道，对最新做出的这一决定，IMF解释称，是为了回应“SDR用户”（指接受IMF贷款的其他成员国）的要求。这些SDR用户要求“留出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新货币篮子。不过，即便IMF届时选择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也要到2016年10月才会生效。根据IMF原来的计划，人民币最早将从2016年1月1日纳入储备货币篮子。

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公布了金融市场自由化计划，但人民币并未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储备货币需“可自由使用”的标准，这意味着对于那些在必要时刻试图买卖人民币的国家来说，到那时它们可能会面临问题。如果能给人民币打上储备货币的标签，那么中国政府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将会得到加强，这对于提升全球地位来说是关键性的一步。人民币的需求增长也很可能因此加快，尤其是来自于全球各大央行的需求。

中国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控制很严，过去多年时间里中国一直都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锚定在较低水平，以便提高本国出口行业的竞争力和限制进口。大多数市场人士都认为，与以前相比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已经有所降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人民币已经接近于达到其公允价值。但美国方面的官员则仍旧认为，人民币兑其交易伙伴国货币的汇率仍有上升空间。

第7篇：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一、反自由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

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为了防止国际组织和外国势力掺活进国家内政，马来西亚一开始就拒绝了有附加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企图凭自己的力量应付危机。然而，巨额国际游资的冲击实在太强大了，岂是区区一小国能够独立招架？2 马元和股市无法遏制地持续下滑，迫使总理马哈蒂尔最终选择了外汇管制。管制内容包括非居民的货币兑换、离岸户口转帐、沽售股票所得的转出、海外投资、进出口结算以及现金的出入境。简而言之，退出游戏，关门不玩了。公布外汇管制措施的当天，马元汇价上升了7.2％。3

香港的庄家下场和增加磨擦的“七招三十式”：面对国际炒家“按提款机”式的新一轮摧毁性攻击，香港当局忍无可忍，直接入市，大笔作多，买港元，买股票，买期货。8月28日一天，香港股市成交79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特区政府照单全收大量抛售的恒生指数股，抛多少收多少，大有不惜“国有化”恒生指数股企业的架式。

紧接着，政府推出“七招三十式”。其中“七招”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七项新措施，旨在强化货币发行局制度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资金，减少港元利率被人为操纵的机会。“三十式”则分别针对香港联合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中央结算公司、政府财经事务局五个机构，提出新纪律或重申一些交易规则，加强对股票抛空的监管。这些技术性措施，归根结底是给国际炒家的“提款”程序设置障碍、增加摩擦，让炒家没那么容易赚到钱，知难而退。虽然联系汇率发行局制度不变，这些限制性措施不仅在特殊意义上绊住国际炒家的脚，同时也在一般意义上为国际资本在香港进出的流动增加了摩擦。

各国家和地区政府纷纷出手，干预市场：早在1998年1月初，新台币兑美元在三天内大跌之后，台湾就立即关闭了NDF（无本金远期外汇交易）。 4 9月初，为了防止索罗斯旗下基金“空袭”，台湾金融当局指名道姓地宣布，不准台湾投资人将资金汇出境外投资索罗斯基金，严禁台湾证券商为索罗斯旗下基金下单买卖。5 新加坡则修改了股市指数，将原来以价格加权的计算改为市值加权计算，使炒家通过操纵指数成份股获利的难度增加。6 俄罗斯为了捍卫卢布，曾经在8月宣布限制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其实就是外汇管制。7 后来又放弃了，结果，卢布汇价一路下滑，从8月17日到9月9日，卢布贬值超过60%，8 外汇交易几度被暂停，银行也一再停止卢布的兑换。最近又有消息说，总统叶利钦正在考虑限制美元在国内的流通。9

二、“资本神话”幻灭

自由派经济学贸易理论的权威巴格瓦提（Jagdish Bhagwati）说，资本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延伸，可是，鼓吹资本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象自由贸易经济学家那样拿出足够的实证分析。大量事实证明，不规则和难以控制的短期资本流动，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渊薮。越来越多的证据和逻辑推理都支持限制货币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化是完全不同的是两回事，云云。10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亚洲的“病因”是资本市场过早开放。11 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署名文章说，全球资本流动使穷国的经济越发不稳定，同时反过来损害了富国投资者的利益。12 投资银行Warburg Pincus & Co.的执行总裁Rajiv Lall说：“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本来就是“双刃剑”，人们原来以为好处会大于坏处，现在看来不对了。对国际资本流动作某些方面的限制，也许不是一件坏事。13 有迹象表明，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七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有可能改变反对管制资本流动的一贯态度。因为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可能需要某些特定的资本管制措施，应付特殊情况。14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说得更直接，亚洲各国经济苦苦挣扎，丝毫没有起色，随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资本流出浪潮和更严重的危机。对此，唯一的方法是外汇管制，尽管这是很多人所忌讳提到的。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存在很大的问题，却能成为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安全岛”，靠的就是有效的外汇管制。 15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能为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年度财政报告，1997年6月至1998年6月财政年度，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最多的是南韩、印尼和阿根廷。16 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已经出现财政危机，希望美国国会尽快批准180亿美元的拨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总裁fischer估计，现在可用于援助的款项只剩下50至90亿美元。17 姐妹机构世界银行也发出警告，向遭殃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贷款，已经影响了世界银行资产的稳定性，除非股东再注入资金，世界银行将无法继续向有问题的国家施以援手。到目前为止，世界银行已经向亚洲国家和俄罗斯提供了84亿美元贷款，占可提供贷款额度的77.7％。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钱又出力，为受援国提出一大套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开放方案，要求那些急需刺激经济景气的国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严格控制财政赤字，而且不能实施货币局制度。19 结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国家，至今没有一个可以摆脱困境。克鲁格曼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不但没有将亚洲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反而使情况越来越糟。20 虽然有种种资本自由流动和开放金融市场的理论，作为各国“最后贷款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国际游资巨大的破坏力面前无能为力。

四、欧元面对严峻挑战

1999年1月1日，欧盟11国正式启动欧元。但是，要到2002年7月，创始国货币才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三年过渡期，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货币与欧元并存，同时发行和流通。这样“双轨制”的过渡期，为国际炒家利用欧元中央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政策取向的偏差，选择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典型的前车之鉴是1992年的英镑“阻击战”。 当时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中，弱势货币英镑兑马克币值明显偏高。英国既要维持货币币值（维持高息），又要摆脱经济衰退，唯一的出路是要求德国减息。可是，德国刚刚统一，西德马克与东德马克按一比一的汇率合二而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率飙升的强大压力，非但不能减息，反而要加息。于是，弱势英镑成为投机者大笔沽空的攻击目标。一场恶战下来，英镑被国际游资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索罗斯志得意满，大赚10亿英镑，英国财相灰头土脸，被迫辞职。21

如今，参与欧元的11个欧洲联盟国家中，各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政策取向也不一致。这些民主国家的民选政府，政治必须服从选票，关键时刻制定政策，只能从本国选民的利益出发，很容易在货币政策上不能共同进退。欧元挑战美元，是一伙钩心斗角的联盟与一个统一强大的巨人搏斗，前景令人担忧。22 如果说1992年，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可以被相继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不能说1999年以后，欧元区的其它货币，譬如德国马克，没有可能成为国际游资投机的目标。如今，德国对俄罗斯的巨额问题贷款已经可能冲击德国的银行体系。23 与原东德和俄罗斯经济关系密切的东欧国家，受俄罗斯危机的直接拖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货币已处风雨飘摇之中。24 德国建议用欧元救援俄罗斯，希望由此把自己在东欧和俄国的利益卷成欧盟的集体行动。25 如果俄罗斯和东欧情况恶化，影响到德国的货币和经济政策，造成德国与欧盟其它国家不一致的政策取向，逻辑上，不能排除马克面临1992年英镑处境的可能性。倘若马克受到强有力的冲击，甚至被打出欧元体系，欧元、乃至整个欧盟的前景都将面临空前未有的严峻考验。

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

第8篇：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称基金组织)是联合国系统下专门负责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的国际机构,其核心职能在于对成员国政策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2007年6月,基金组织执董会通过了《对成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明确基金组织对成员国的监督重点,是对“外部稳定”具有重要影响的汇率、货币、财政和金融部门等政策。但是,该决定在执行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在全球金融动荡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基金组织管理层不得不暂缓实施该决定。

决定执行难问题和本次起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不断恶化,体现了基金组织监督中长期存在的缺陷,如对成员国监督不公平、对发展中国家监督不合理、对系统性风险监督不到位等。

基金组织监督存在种种缺陷,有多方面原因。

――治理结构不合理。发达国家一直在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中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的代表性却严重不足,这是造成基金组织监督缺陷的根本原因。

目前,发达国家拥有基金组织超过60%的份额,其中约45%集中于七国集团,美国一家就拥有17%的份额。份额基本决定投票权。由于基金组织决策一般需要50%以上的投票权通过,重大决策需要85%的投票权通过,因此发达国家足以决定基金组织日常决策,美国更在事实上拥有对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权。

――监督理念不合理。基金组织常常将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经济情况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和决策经验,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重要差别: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比较稳定,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多年来经济持续经历改革和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常常处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微观经济主体对市场信号的反应不够灵敏。

――监督不够坦诚、独立和客观。基金组织监督往往受政治因素影响,成员国并未被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要解决基金组织监督存在的缺陷,必须对导致缺陷的有关因素进行根本性改革。

――改革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显著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事务中的发言权。

近十多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但是,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却远远落后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基金组织必须顺应变化,对治理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革。

首先,应继续改革份额和发言权。在危机加剧、对基金组织资源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基金组织份额进行整体审查,在大幅增加总体份额的同时,对份额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

其次,应对基金组织的组织管理框架进行改革,包括改革总裁遴选程序等,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管理层和工作人员中的代表性。

第三,探索改革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例如,重要决策要由“双多数”,即投票权的多数和成员国的多数共同通过。而且,要提高决策的否决门槛,即应规定重要决策由70%-75%的投票权通过,从而防止个别国家阻挠基金组织决策。

――树立为成员国服务的理念,发挥“可信用顾问”的角色。基金组织必须从提供服务的角度,在认真考虑成员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改进监督方法,提高监督的有效性。第一,加强与成员国的双边磋商和高层对话。第二,通过技术援助、培训和政策咨询等,提高成员国自身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第三,不断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评估能力,并督促有关国家或机构及时采取措施、化解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也有较高期望。对此,我们应顺势而为,积极推动基金组织加强监督职能的各项改革。

――积极推动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中国在获得基金组织的几次增资后,目前已经成为基金组织的第六大股东,但仍属份额最严重低估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推动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发言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国应积极利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渠道,推动基金组织治理结构做出有利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

――加大对基金组织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在国际经济和金融规则的制定中,我们应从过去的被动参与转向积极发挥影响力,主动提出规则的修改建议和监督框架的改革设想,并积极推动,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利用基金组织的监督,推动中国发展理念的传播。中国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和较成熟的制度理念,它们可能更适合发展中国家。我们应全面总结,并加强与基金组织的交流,丰富基金组织的监督理念,通过基金组织推广到成员国。

第9篇：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资深律师。学术旨趣主要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收购和公共政策,特别关注中国的转型和法治变迁。作为中国律师,执业领域主要在上市公司收购、反垄断、公司治理和证券诉讼等方面

全球金融格局事实上早就先于世界银行,从少数国家独霸迈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的时代,是世界多极化进程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4月2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包括世行投票权改革在内的四项改革方案。根据之前的承诺,发达国家借此方案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而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亦从2.77%提高到4.42%,由原来的第六位跃居第三位,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投票国。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改革是世行历史上第一次以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主要目标的一次治理结构改革。很显然,中国在世界银行投票权的大幅提升与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地位的日益隆显有很大的关系,作为即将接替日本的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一出口国,中国经济的表现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晴雨表。以“二战”后全球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的2009年为例,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总和还要高,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引擎。

长期以来一直被美国和欧盟把持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让渡3%以上的投票权,这是对当前世界经济力量沉浮现实的正确回应。事实上,作为“二战”的产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是发达国家的传声筒或者经济政策的全球“执行机构”,其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变的决策格局既是对日益明显的全球化格局的漠视,更是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崛起中的事实的消极回应。这么一个完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已远远落后于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事实,当然不能成为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最佳机构。因此,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决策机制和治理模式上向发展中国家大幅转移投票权,已成为各界的共识。全球金融格局事实上早就先于世界银行,从少数国家独霸迈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的时代,是世界多极化进程的一个很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