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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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
(一)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导向
人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行为价值判断的选择都会依靠自己坚持的思想价值体系来认定和评判，而形成这一思想体系的关键环节主要是青少年时期，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成为高职院校教学任务的重点，善于引导学生在追求奋斗目标的同时应该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帮助学生认清自己对社会对家庭对企业的责任，具备区分是非曲直以及能够辨别善恶美丑的能力，在面对社会各种经济以及权力诱惑的同时，要做到用正规渠道获取，要有良好的自控力，高职院校需要向学生开展社会不良风尚的教育课程，让学生能够从主观意识层面牢记社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一种良好的环境铺垫作用，而高职院校的教育方针和内容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的发展水平进行不断的创新和更改，要能够从根本上去引导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性作用
高职院校为社会所创造的主要价值在于培养了应用型的技术人才，其教学内容偏重于实践技能的操练，让学生能够更快的适应社会生产力的技术需要。在以政治思想工作为主要层面的教学指导任务中，应该向学生推崇职业道德教育以及职业素养要求的教学任务，增强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观以及劳动观教育。思想决定行为，人主观能动性的改变会影响其对事物的行为反应。
(三)增强学生自我赏识的主观能动
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受到社会以及家庭压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高职院校的学生心理落差度比较高，与普通大学的学生相比心理问题较多，其原因在于很多的学生走进高职的校门处于一种被动感，其中成绩不理想、厌学应付父母的学生占大多比重，学生在学校的生活是处于一种享乐的状态，整体抱着混日子混时间的心态，浑浑噩噩的扎堆玩耍，这种现状也是高职院校整体学生素质教育能力的得不到较大进步的重要原因。学生对于学习的自信心不足导致自卑感较强，使得在自我赏识层面处于一种低级的状态，这就会对学生进入职业生涯的人际交往活动产生十分不利的因素。对未来生活也缺乏奋斗目标。所以高职院校需要针对其差异性进行因材施教，在思想教育学习中提高他们人际交往的能力，学会提升自我赏识，优化心理素质，在增强学生职业技能水平的同时注重人格自我魅力的培养，能够更好的完善学生自我思想观念体系。
二、结束语
第2篇：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大邑县药师岩；9世纪至10世纪初；敦煌；地藏信仰
中图分类号：K87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3-0071-11
Abstract：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relevant texts and images from Dunhuang， the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side of area K7-2 at the Yaoshiyan Grottoes can be identified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Usnisa Vijaya Dharani Sutra， which dates from between the end of the 9th century and the middle of the 10th century. When the illustration was introduced from Dunhuang， a new form was created to facilitate the combination and engraving of different images. This form of propagation was less popular， however， due to the great popularity of simple stone pillars engraved with the text of the same sutra for the same purpose. Many relics expressing this sutra have been found in caves dating from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to the early Song dynasty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and most often function for the underworld salvation of believers. Combination of the newly found illustrations with images of other themes forms an organic whole that encompasses different belief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lives. The co-existence of this illustration with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ssociated with Ksitigarbha belief designed for underworld salvation suggests that people needed to be saved before and after death so as to achieve a double security of afterlife salvation.
Keywords： Usnisa Vijaya Dharani Sutra illustration； Yaoshiyan Grottoes at Dayi County； from the 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0th century； Dunhuang； Ksitigarbha belief
药师岩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大邑县斜源镇盘石村，龛像分布在南北长150米、高约20米的红砂岩崖壁上，现存晚唐至明代造像44龛[1]。K7-2位于造像区北侧，距地面7米。外龛方形，内龛佛帐形（图1）。内龛正壁前雕善跏趺坐于方台上的千手观音一尊，身体两侧浮雕手臂，呈扇形展开，各执法器。方台正面左右各雕一立像。千手观音左右侧下方各雕一跪像，仰首面向观音，双手呈承接状（图2）。外龛右侧存一经幢轮廓。外龛左侧浮雕四层山峦，分两列，每列各雕4组情节[1]39-40（图3―4）。
笔者在参与实地调查时，因该龛位置较高，未能近距离地观察，以致将外龛左侧这8组情节误认为是观音救难图像[2]。报告出版后，经仔细分析、对比照片和文字描述，确认其表现的应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简称《尊胜经》）的内容，是一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简称尊胜变）。药师岩的这铺尊胜变，是除敦煌石窟外的唯一一例，对研究该题材的演变、传播及其所反映的尊胜信仰的内涵都有重要意义。兹撰文对相关问题略作讨论。
一 内容释读及年代
《尊胜经》是一部重要的密教经典，前后五译，另有若干单译本和仪轨。诸译本中，以永淳二年（683）佛陀波利的译本最为流行[3]。敦煌石窟的尊胜变中，就有描绘该译本的序文内容，可与经文对照的榜题也采用佛陀波利本[4]。本文结合该译本，对药师岩K7-2左侧山峦8组情节分析如后。
情节1 求救帝释
画面左上方一天王倚坐，前方存一像头部轮廓，似面向天王而立。
该画面虽仅存上半部分，但仍可辨别左上方坐像为倚坐，腹前可见战甲上的束带，其形象应该与情节2上方的天王相同。结合经文，情节2表现的应该是善住听闻自己“命将欲尽……受七返畜生身”后，向帝释求救的场景：
（善住）速疾往诣天帝释所，悲啼号哭，惶怖无计，顶礼帝释二足尊已，白帝释言……[3]350
情2 七返畜身
画面右上方一天王着战甲，足穿靴，倚坐山崖上，左手于身前托一塔。前方靠下位置从上至下依次雕狗、猴、鸟和蛇。
该情节比较完整，反映的是帝释听闻善住哭诉后：“入定谛观，即见善住当受七返恶道之身，所谓猪狗野干猕猴蟒蛇鸟鹫等身”的场景[3]350。
情节3 流通受持
画面中央雕二像，相向而立。左侧一身残，似为光头，左手持一物于腹前，似要递与右侧立像。右侧立像头挽髻，双手似置腹前。
该情节则与敦煌第454窟宋代尊胜变左侧条幅画从上至下第2幅内容接近，左侧孕妇受持经卷，对面一男性立像向前伸出一手{1}。但药师岩K7-2的该情节左侧立像为光头，参照情节4中僧人诵陀罗尼撒土令死者生天的场景，该情节的左侧立像应为一僧人，左手递出之物应为《尊胜经》。表现的应是信众从僧人处受持《尊胜经》的场景，对应的经文应是：
若能书写、流通、受持、诵读、听闻、供养，能如是者，一切恶道皆得清净，一切地狱苦恼悉皆消灭。[3]351
情节4 咒骸生天
画面右侧一僧人倚坐，光头，着通肩袈裟，左手托物于身前。前方横卧一具骸骨，骨骼清晰可见。骸骨上方雕一朵祥云，其内雕一结跏趺坐像，头微前低，似看骸骨。
该画面表现僧人左手托土，散于死者尸骸之上，令死者生天的场景：
若人先造一切极重恶业……应堕地狱……畜生阎罗王界……堕饿鬼乃至堕大阿鼻地狱。或生水中，或生禽兽异类之身，取其亡者随身分骨，以土一把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散亡者骨上即得生天。[3]351{1}
情节5 安塔受持
画面左侧雕方塔，右侧一僧人光头，跪向方塔，双手合十。
表现的应是僧人将《尊胜经》安于塔中供养的情况，对应经文是：
佛告天帝：“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堵波中……”[3]351
情节6 安幢受持
画面上方一像束髻，着通肩式袈裟，结跏趺坐，双手置腹前。左下方雕一经幢。
该画面下方的经幢分两部分。下部为一方形基座，上部所置之物应为宝珠，这种宝珠一般置于幢或塔顶，在同时期的幢、塔形象中比较常见。这里仅用基座及最顶部的宝珠来表现经幢，应由于狭窄空间的限制，而将宝珠刻意拉长，以使整体形态上与现实经幢更加接近。该画面与情节5接近，应是表现将经文书于幢身受持的场景，对应经文见上一个情节。
情节7 地狱救赎
画面左侧雕一门，双扇门扉紧闭。门前一立像，颈戴枷，双手置门上。
地狱救赎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最为强调的功能，经文中反复提及。此处门应代指地狱，一人戴枷，双手置门上，应该是作开门状，为从地狱解脱的场景。表现的应是安幢、塔受持之后，罪业消除、地狱救赎的场景，“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污染”[3]351，此处以地狱来表现所有恶道。
情节8 诣佛听法
画面中央二天王束发，着战甲，结跏趺坐，结禅定印。
二天王形象与情节1―2相同。画面表现帝释授陀罗尼与善住，善住“依法受持，一切愿满。应受一切恶道等苦，即得解脱，住菩提道”后，帝释与善住返回佛所，“于佛前立，踊跃欢喜，坐而听法”的场景[3]352。
8组情节，从下至上，比较严格地按照经文内容的发展有序展开。这些情节在敦煌盛唐、宋初的6铺尊胜变（见本文第二部分）中多有体现，仅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药师岩K7-2中的七返畜身、咒骸生天、安塔幢受持、地狱救赎、二天王诣佛听法等情节与经文联系紧密，可视为此经变的标志性画面。据此，该龛左侧浮雕应确定为尊胜变。
药师岩K7-2的第1―2组情节，表现故事的起因是善住求救帝释，帝释入定谛观，见善住即将七返畜身。第3组情节表现僧人传授《尊胜经》。第4组情节，则表现受持《尊胜经》而获得的功德。第5―6组情节，则说明受持此陀罗尼的两种方法――安陀罗尼于塔、幢中。第7组表现地狱解脱，其人物形象不再是光头的僧人，而与第6、8组一致，均束发。第8组表现的是帝释携善住诣佛听法，亦均束发。从情节发展及形象推测，第6组可能是善住受持陀罗尼法的场景，第7组表现的则是善住受持完毕，以出地狱来表现“即得解脱住菩提道”[3]352。整个画面布局有序，逻辑清晰。
药师岩K7-2内龛雕千手观音，左右侧对称浮雕尊胜变和经幢，三者无打破关系，显系有规划地同时开凿。这种倚坐、左右侧手臂呈扇形展开和台座左右侧雕出饿鬼、贫儿的千手观音造像，多发现在四川地区的五代造像中。如川东的安岳庵堂寺[5]、圆觉洞[6]、菩萨湾[7]和大足北山佛湾[8]都有此种造像。庵堂寺K10有“天复七年”（907）的造像题记，北山佛湾K218、K235、K243、K273等龛，也均位于北山佛湾的五代造像区域内。
报告认为该龛的开凿年代应在9世纪末至10世纪中期，下限在宋初[1]184，即唐末五代宋初这个阶段内，结合上述分析，是比较恰当的。
二 大邑药师岩与敦煌莫高窟尊胜变之比较
除药师岩K7-2外，目前发现的尊胜变均在莫高窟，共7铺，绘制在第23窟和第31窟覆斗顶东披、第55窟和第454窟北壁、第103窟和217窟南壁、第156窟前室窟顶西披。其中，第55窟和第455窟的2铺有佛陀波利本《尊胜经》的榜题，确为尊胜变无疑，均为宋初的作品[9]。第23、31、103、217窟的4铺为盛唐作品，但一直被认为是法华变，近年有学者识别出其均应为尊胜变{1}。第156窟的1铺{2}则绘制于晚唐。
在包括药师岩K7-2在内的盛唐至宋初的8铺尊胜变中，以莫高窟盛唐的4铺场景最宏大，情节最完整，在画面构成及具体情节的表现上也都比较接近。以保存最完好的第217窟尊胜变为例，画面顶部一般描绘三十三天宫殿，表现善住夜半闻声、求救帝释等情节。画面中心表现佛说法场景，帝释从天降至说法现场。底部及两侧又有若干情节表现帝释谛观善住七返畜身、堕于地狱、生于贫贱家而无两目的场景；安《尊胜经》于幢、高山、高楼及塔中的种种受持法门；尸骸生天、闻经祛病、月满增寿、天神护卫、生于大姓婆罗门家或豪贵最胜家等功德以及经文最后部分的佛祖为善住摩顶受记、善住与帝释听法等情节。第217窟及第103窟的两铺还描绘出了佛陀波利本《尊胜经》的序文记载的佛陀波利寻访五台山回国取经中土翻译入五台山不出的内容（图5）。
晚唐第156窟尊胜变虽残损较严重，仅存右下角部分画面，但保留与盛唐时期尊胜变相同的将经卷供养于高楼与经幢顶部的经架上的场景，绘制的位置亦位于经变下方，其构图应是继承了盛唐同类经变中心为说法图，周围穿插小画面的形式[10]（图6）。
盛、晚唐尊胜变的这种以佛说法为中心的布局，在宋初的第55窟与第454窟两铺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继承[4]7-18，但产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第55窟一铺上方依旧描绘出三十三天及帝释、善住，但省略了大部分发生在天宫的情节；画面中心的佛说法场景保留了帝释向佛求救的情节，又将原本在绘于佛说法两侧的帝释奉持陀罗尼法还天和善住、帝释诣佛所共同听法的情节绘制在佛说法场景之中（图7）。第454窟的佛说法场景中，帝释向佛求救，善住、帝释共同听法的情节与第55窟基本一致，但在原应描绘三十三天的位置，绘制的内容与经文无关，经变的下部描绘的12组情节亦与经文毫无关系[4]11-16。
此一时期尊胜变最大的变化在于，主要以条幅画的形式来表现《尊胜经》的故事情节。第55窟及第454窟两铺在三十三天及佛说法两侧均有条幅画，各12组情节。药师岩K7-2的各组情节雕刻在一呈幢形的山形上，山形中部有一凸棱将左右分开，实际也是条幅画的形式。这3铺尊胜变条幅画的具体内容虽各有异同，但各情节在盛唐就已经出现，故应是在继承前盛唐传统基础上，加以变化而成。
第55窟及第454窟两铺的条幅画更注重表现受持的法门及功德，这可能因为在画面顶部及中央已经比较清楚地描绘出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条幅画没必要再作交代。而药师岩K7-2没有描绘出天宫及佛说法场景，为达到用有限的画面完整呈现整个故事情节的效果，在中间部分着重表现最重要的受持功德及法门外，在开始和结尾雕刻善住求救于帝释和帝释携善住诣佛听法的情节，使故事发展脉络得以呈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3―5组情节中，首次以僧人作为传播《尊胜经》和实践各种受持方法的主体，更符合佛教传播的实际情况。而第3―5组情节表现佛祖讲授的受持功德与法门，与故事情节发展无涉，但第6―7组情节中表现受持方法与功德的载体，由僧人变为善住，使得画面回到故事发展的节点――帝释还本天，授予善住，善住依法受持即得解脱，这既是对第1、2组情节的呼应，更直接引出最后帝释携善住诣佛听法的情节。无论是整体布局、具体情节选择，还是各情节的表现方式，都是创作者在深入理解经文基础之上的创新，可以说，药师岩K7-2的尊胜变是此一时期该题材新的表现形式，它既降低了该经变开凿的难度，又使其易于和其他题材进行组合。
但无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条幅画的布局方式，还是具体情节的表现方式，都反映了其与敦煌尊胜变的密切联系。在唐末五代至宋初，四川地区{1}与敦煌的佛教艺术交流十分密切，前者此阶段流行的主要题材，在敦煌壁画、纸绢画中均能找到，且体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如有学者通过对比，认为大足石刻就受到敦煌的影响[11]。藏经洞还发现刻印于四川的历书及佛经的印本[12-13]，部分卷子的题记带有四川方音的现象[14]。尊胜变首先于盛唐出现在敦煌，晚唐至宋初亦有少量发现，传承情况比较清楚。在此阶段四川和敦煌佛教艺术密切交流的背景下，尊胜变传入蜀地，并且为了开凿的方便而变化出新的形式是不难理解的，但如敦煌地区的情况一样，该题材传入后，并未流行开来。
三 经幢代替经变――尊胜变消亡过程试探
盛唐至宋初，近300年内，尊胜变仅在敦煌和四川地区发现8铺，这种情况与佛陀波利本《尊胜经》在7世纪下半叶译出后即广为流传的情况不符。这可能与传播《尊胜经》的另一d体――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简称尊胜幢）的流行相关。
《尊胜经》中明确提到立幢供养的方法，“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高山或高楼上，乃至安置@堵波中……”[3]351经文虽提到除经幢外，另有高山、高楼及@堵波（塔）亦可作为供养的载体，但毫无疑问，对经幢的重视程度是其他载体无法比拟的，这可能与经幢更易于建造有关。有学者收录考古发现及历代文献中著录的经幢，唐代400余件，五代近100件，两宋240余件，辽金元近400件[15]，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尊胜幢，并且，这只是保存至今和文献著录的数量，实际数量应该更多，可见唐代以来建幢风气之盛。
尊胜变与尊胜幢均是《尊胜经》经文的表现形式，宣扬经文内容的功能是一致的。但经幢较之有着复杂故事情节的经变画的绘制、雕刻，要简便、低廉很多。并且，《尊胜经》提到，尊胜幢的影子映身，或幢上尘埃落在人身上，即可不受恶道之苦，获得福报的方式极其简单。再者，“于四衢道造@堵波，安置陀罗尼，合掌恭敬旋绕行道归依礼拜。天帝，彼人能如是供养者，名摩诃萨剩真是佛子持法栋梁”[3]351。供养尊胜幢、塔的地点要求，是人口聚集的交通要道，这决定了尊胜经幢地点选择上有很大灵活性，包括石窟、寺院、通衢大道、墓旁或墓中，塔内或者塔侧，甚至家中均可[16]，能够吸引更多信众参与。
文献记载，尊胜幢上刻的经、咒，往往被人制成拓片。如元和八年（813）那罗延经幢就提到“大唐元和八年……女弟子那罗延建尊胜幢，打本散施，同愿受持”[17]。打本散施，即是指以此幢之经文拓片散发传布，可知经幢也以此种方式来传播《尊胜经》[16]46-47。咸通七年（866）河南县黄顺仪为其女造尊胜幢又说，“《佛顶尊胜陀罗尼》，东都先福寺西律院玉石幢本”[18]，表明此幢用的是先福寺的拓本。这说明通过拓印经幢上刻经来传播《尊胜经》的方式是比较有效的。
总之，建造尊胜幢来供养经、咒，成本低廉、供养简便，同时对传播《尊胜经》也比较有效，是只能够创作于寺院或石窟的尊胜变无法企及的。
盛唐时期，《尊胜经》信仰流传不久，尊胜幢亦处于刚开始流行的阶段，故此时期尊胜变作为《尊胜经》的传播载体，有存在的实际价值，尊胜变在此一时期出现最多，绘制最精。进入中晚唐，尤其是代宗大历十一年（776）敕令“天下僧尼诵佛顶尊胜陀罗尼，限一月日诵令精熟。仍仰每日诵二十一遍。每年至正月一日，遣贺正使具所诵遍数进来”[19]之后，尊胜信仰得以全面性地推广至各地寺院，特别是处于僻远地区的寺院僧尼和信徒[16]35，此诏令更使“中唐以后至宋，尊胜陀罗尼经幢，建立极盛，遗石于今不少”[20]。建造简便、低廉、易供养的尊胜幢大量出现，使尊胜变存在空间被严重地挤压，以至盛唐以后的200余年间，仅出现4铺，宋初以后，不见此类图像的流传。
事实上，自盛唐以来，尊胜变数量由多变少，规模由大变小，情节由繁变简，甚至出现第454窟尊胜变下部12个毫不相干的画面及药师岩K7-2极度简易的尊胜变的情况，与当时社会尊胜信仰昌盛事实相悖。这已经表明盛唐以后对尊胜变不甚重视的实际情况。在盛唐4铺尊胜变中，安幢受持一般与安于高山、高楼受持并列出现，并未特别重视。但五代至宋初的3铺，在为数不多的情节中，均有建幢供养，第54窟左侧条幅画6个情节中，有4个都出现经幢，已经比较清楚地反映出了对安幢受持的逐渐推崇。唐末五代宋初的四川地区石窟中大量建造尊胜幢，而非尊胜变，也说明尊胜变在石窟艺术中被逐渐放弃的事实。同时，药师岩K7-2左侧尊胜变各情节所在的山崖的整体形态，与同时期的经幢是比较接近的，似乎是有意识表现尊胜变就是雕刻在经幢上。基于上述原因，宋初以后，尊胜幢完全替代了尊胜变。
四 从石窟材料看四川地区 唐末五代宋初的尊胜信仰
包括药师岩K7-2在内，唐末五代至宋初，四川地区石窟中与尊胜信仰相关的遗存可分为两类，包括与其他造像组合出现的尊胜幢、尊胜变、尊胜咒{1}和单独出现的尊胜幢或尊胜咒（表1）。遗存数量丰富，分布广泛，反映出尊胜信仰在此时期的四川地区影响力之大。
毫无疑问，地狱救赎在《尊胜经》中反复提及，是该经宣扬的最主要功能，也是其流传影响深远的最重要原因。如在众多建幢记中，都将此功能作为建幢的主要诉求，晚唐开始流行的刻有《尊胜经》或尊胜咒的墓幢，也主要基于这个原因。以至后世认为“禳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21]，可见其影响深远。
药师岩K7-2中尊胜变与千手观音图像的组合，在石窟中虽仅一例，但千手观音信仰与尊胜信仰的结合，此时已经比较普遍。一般的做法是将伽梵达摩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简称《大悲心陀罗尼经》）中的咒语即《大悲咒》[22]，与《尊胜经》或尊胜咒同刻于幢身，数量众多，多建于墓旁或寺院内。这种做法十分流行，以至该时期许多经幢直接被称之为“尊胜大悲幢”[15]165-168[16]74-75。
如此看来，药师岩K7-2右侧的经幢，很可能就是同时体现尊胜信仰与千手观音信仰的尊胜大悲幢，是对左侧千手观音和尊胜变所反映的两种信仰结合的集中体现。该龛千手观音和尊胜变的组合，就是这种结合产生后，除尊胜大悲幢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较之石窟造像，尊胜大悲幢的建立无疑更加简便、低廉，这可能也是导致这种造像组合在石窟中少见的重要原因。
千手观音在密教中地位尊崇，经轨众多，宣扬千手观音的功能，可谓无所不包，千手观音已然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全能神o。但在这些无所不包的功能中，《大悲心陀罗尼经》中提到的“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无疑是最受重视的，这也是该经流传深远的《大悲咒》的最主要功能。但相关图像在四川地区石窟中没有发现，在敦煌石窟盛唐至元代70余铺千手观音图像中，亦仅4铺[23]。其实，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千手观音正大手的功能相关，《大悲心陀罗尼经》在细数奉持《大悲咒》种种功德后，对千手观音42臂正大手的功能一一列出，与诵持《大悲咒》的作用没什么差别[23]72。并且补充说“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粗略说少耳”，表明其余千手功能的总和，要远远超过诵持《大悲咒》所获得的“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已经有了正大手及千手，则“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就没必要再重复表现。
从经文内容看，“得十五种善生”更多是对来世的一种美好憧憬，前述诸多尊胜大悲幢多为墓幢，刻《大悲咒》的目的，应该就在于为亡者祈福，以便来世“得十五种善生”。北宋李恕所造经幢就明确提到刻《尊胜咒》和《大悲咒》芍种溆锏牟煌功能，“盖闻怀罪集福，莫急于尊胜陀罗尼、大悲心真言”“除罪”是《尊胜咒》的功效，为亡者来世“集福”，则是《大悲咒》的作用。
“不受十五种恶死”的内容与《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24]中的十二难有许多相同之处，救难是显教观音的最主要功能，密教的千手观音也应当如此，故才会在经典中着重强调。
前述石窟中千手观音正大手的雕刻，其功能就已经包括“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药师岩K7-2中的千手观音像亦应具备这种功能，得善生是对来生的期盼，免恶死则是现世关照。尊胜变是在现世与来生之间的中间环节，在当时地狱信仰盛行的情况下，只有当人“先世所造一切地狱恶业，悉皆消灭当得清净之身“后，方能免堕恶道、来世得到福报。尊胜大悲幢是两种信仰的结合，更是对二者各自功能的加强。药师岩K7-2千手观音、尊胜变、尊胜大悲幢的组合，就是一个考虑到现世免恶死死后不堕地狱来生得福报的整体。
这种综合现世与来生的考虑，还体现在安岳圆觉洞K33中十六罗汉与尊胜咒[6]395-400的组合中（图8）。该龛十六罗汉分上下两排，中央壁面刻尊胜咒。据研究，包括圆觉洞K33在内的四川地区十六罗汉造像，是根据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开凿的[25]。该经以弥勒信仰为基础，为佛祖涅之后，常住世间的十六罗汉被赋予了“与诸施主作真福田，另彼施者得大果报”的使命[26]。经文宣扬的内容，在同样位于圆觉洞的K69十六罗汉龛造像记中也得到一定的体现：“此所谓人弘善愿，云必从之，况慧心依佛，不报以福佑，则何彰于圣旨（？）矣……十六大阿罗汉住世行缘，诱众入道……子孙受菩提之上果，先灵生净土之域中……中丞之寿永春松，中丞之阖宅长幼，灾难消除。”[6]439表明像主对福报、长寿、消灾等现世利益的祈求，以及对往生净土的期待。如此，十六罗汉与尊胜咒组合出现，也构成了一个类似药师岩K7-2这种现世、死后及来生三个阶段均有保障的整体。
除此之外，大足北山佛湾K279、K281中药师、尊胜幢和地藏的组合[8]111-115（图9），亦属于此种情况。药师偏重于考虑获取现世利益，最看重其治病功能，地藏及尊胜幢则充分考虑死后地狱救赎的问题。同时，供养药师佛和陀罗尼经幢也能达成往生净土的愿望。功德主对整铺造像有通盘考虑，整铺造像可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7]。
晚唐五代至宋初，四川地区地狱信仰盛行，人们出于对地狱的恐惧，在石窟雕凿了大量与地狱信仰相关的地藏、地藏十王、地藏十王及地狱变等造像。地藏菩萨是地狱的主宰，如此众多反映地藏信仰的造像表明，信众的地狱救赎问题似乎已经得到解决，且“从解决地狱问题的角度看，地藏信仰与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7]390，那么同样是地狱救赎的尊胜信仰的载体――尊胜咒、尊胜变和尊胜幢为什么较多地进入石窟，甚至与地藏信仰相关造像组合出现呢？一方面，这可能与前面提到的仅需尊胜幢“幢影映身”或“幢尘沾身”即可从恶道解脱这样简便的受持方法有关。同时，四川地区造像多以摩崖造像的方式建在较高的山崖上，这是将《尊胜经》要求的将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两种受持方式上的结合。
更重要的是，虽然二者地狱救赎的目的一致，但在具体的操作上有较大差别。地藏菩萨的拯救需要地藏亲自参与，是在信众死后于地狱进行的。而尊胜信仰仅需生前建幢，通过幢影映身或幢尘落身等极其简便的供养方式，在信众生前即可消除罪业，死后不受恶道之苦。二者拯救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不同。可以推测，在地狱信仰广泛流传的背景下，信众为达到死后免堕地狱的目的，既大量雕造地藏信仰相关造像，保证死后若堕入地狱能够得到救赎，同时又建造同样以地狱救赎为目的的尊胜咒、尊胜变和尊胜幢，在生前将自己的罪业消除，避免死后堕入地狱的风险，可谓“双重保障”。
此一时期川渝石窟中开凿的尊胜咒、尊胜幢及尊胜变，可能就是出于这种生前即需灭罪，以免死后堕入恶道的考虑。大足北山佛湾K279、K281，安岳红恩寺K1、K5及广元皇泽寺K6、K7中，出现的尊胜幢与地藏、尊胜幢与六道的组合（图10），更反映出信众出于对地狱的恐惧，需要这种“双重保障”来得到更强的心理慰藉。
值得注意的是，北山佛湾两龛中，尊胜幢居中，地藏与药师变分居两侧。皇泽寺也是尊胜幢居中，六道分布两侧。红恩寺尊胜幢位于大龛的中央，地藏龛位于其左上方。这似乎表明，在这种“双重保障”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尊胜信仰更被重视。对信众来说，死后的世界毕竟无法掌控，生前就最大限度地消除罪业，无疑是一种更主动、可靠的作法，求得心理上的安慰也更强烈。
综上所述，可知在唐末五代宋初，信众造像活动对现世、死后、来生有着通盘的考虑。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采用更加主动的方式来解决信众最为恐惧的地狱问题。这些都表明此一时期民众的佛教信仰从中古前期、中期的宗教狂热逐渐向晚唐五代以降的理性和现实过渡，民众的佛教心理逐渐走向成熟[6]395。
五 结 语
通过图像与经文的对照，可以确认药师岩K7-2为尊胜变，其年代应在9世纪末至10世纪中期。尊胜变自盛唐出现以来，由多变少，由繁变减，药师岩尊胜变应是该经变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形式之一，它在布局及具体情节上一定程度继承了莫高窟该经变盛唐以来的传统，又有大量的创新，是该经变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而功能相同、供养简便的尊胜幢的大量流行，是导致该经变数量较少的原因所在。唐末五代川渝地区大量与尊胜信仰有关的遗存，包括尊胜幢、尊胜变、尊胜咒等，其中单独出现的部分，无疑最看重《尊胜经》的地狱救赎功能。而与其他造像组合出现的情况，则是出于生前死后来生各个阶段不同需求的考虑。与反映地藏信仰同时出现，则是出于生前、死后地狱救赎“双重保障”的需要，而在地狱救赎中，对尊胜信仰更加倚重，表明此一时期民众的佛教信仰更加理性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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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赵贞吉诗文，整理，版本，论文
一、赵贞吉诗文的整理
（一）、子弟与门人对赵贞吉诗文的整理
最早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的是赵贞吉之子鼎柱、景柱与门人龚懋贤、邓林材等。他们在赵贞吉逝世八年以后，终于缀遗稿为诗抄、文抄、讲章凡二十三卷，名《赵文肃公全集》，于万历十二年刻，有高启愚序、陈文烛序、姜宝序、许孚远序、王藩臣跋、詹尔选跋、肖如松跋、陈谨策序。出版了《赵文肃公全集》。先有蜀刻本，闵刻本《赵文肃公文集》，后有南京、内江翻刻本《赵文肃公全集》。
（二）、内江市政协赵贞吉研究小组的整理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川省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将《赵文肃公全集》列入重点整理书目。内江市政协赵贞吉研究小组先后编印了《赵贞吉研究初集》和《赵贞吉研究资料集》。
（三）、官长驰编撰《赵贞吉诗文集注》
内江师范学院官长驰先生，积十余年辛劳对赵贞吉诗文进行整理，1999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了《赵贞吉诗文集注》，列入建国五十周年《四川出版界推荐重点书目》。这对于研究赵贞吉其人及明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均有重要学术价值。
《赵贞吉诗文集》原名《赵文肃公全集》，凡二十三卷。《赵贞吉诗文集注》是赵贞吉诗文结集问世四百对年来，对赵贞吉的第个注释本。填补了我国古籍整理的空白。
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赵贞吉与明代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文献资料方面提供了极大便利。做了开创性努力。为深入整理、研究和利用赵贞吉诗文中的宝贵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
官长驰1998年撰写《赵贞吉诗文集注》后记说明[1]：
本书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故笺注力求简明扼要人文历史论文，习见的熟语典故或略而不注，或仅简单提示。笺注者对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处，为免词费，大多为予注明。
（四）、《内江风物咏丛》辑录笺注赵贞吉吟咏内江风物诗赋四十七篇
（五）、笺注研究论文
1、罗宁、武丽霞的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勘补《赵贞吉诗文集注》初阅前六卷之诗词及7卷九至卷十四讲章部分，获益良多，赞叹之余，偶见其失漏之处。
2、陈世英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点校商议 从《赵文肃公文集》的版本和流传情况，对官长驰先生的《赵贞吉诗文集注》的讹误脱漏之处一一进行正误补脱。本部分还对较完整的二十三卷本《赵文肃公文集》未收录的和官长驰的《赵贞吉诗文集注》漏辑的赵贞吉的作品进行辑佚。
3、邓国军博士论文《(赵贞吉诗文集注>点校注释商兑》对《赵贞吉诗文集注》中的部分点校、注释、系年之误漏作出举正。
二、赵贞吉生平研究
主要是针对《明史?赵贞吉传》作了校正和补充，并将其为官情况制成《仕途履历表》。
《年谱》；《内江县志》卷十一收录（邓林材撰《赵文肃公先生年谱序》）按赵大洲自著《赵文肃年谱》，邓石阳万历六年戊寅（公元1578年）为该谱作序。在此基础上，曾孔恕、黄世杰编《赵贞吉年谱》，是赵贞吉生平研究重要资料。
三、赵贞吉的政治思想品格和军事思想研究
陈世英论赵贞吉的政治品格
赵贞吉的政治思想丰富，无论是在用人，还是在守业方面；无论是在处理君臣关系，还是在治民方面，他都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赵贞吉的政治品格是两方面的，既有正直敢言的优点，也有“好刚使气”、“动与物迕”的缺陷，这也是其政治主张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以赵贞吉在“庚戌之变”时的主战和“隆庆和议”时的主和来说明其军事思想的灵活性。同时介绍了赵贞吉重视防务、主张恢复明初分府分兵的旧制和重视赏罚分明在军事中的作用等军事思想。
四、赵贞吉的学术思想研究。
韩国学者李庆龙《赵大洲二教参究和经世思想》，论文认为：赵大洲等泰州学派的学者们，起初学习王阳明良知教，最后转出于儒教；赵大洲之子赵台鼎承继家学参究佛道二教修炼，对“本体即工夫”有独到的解释；赵大洲对阳明学作出自己的解释，特别是对“良知”在儒家学术上所起的作用作出极高的评价，他有出世经世、体用一源的与从前儒家不同的特点。
陈若愚教授的论文，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赵贞吉的思想与贡献
指出：本文以《赵贞吉诗文集注》本所收266篇文章为评述对象,对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文学家赵贞吉的学术思想、政治建树、道德境界、文章成就进行了系统的评述。
陈世英论赵贞吉的学术思想
论述赵贞吉的学术思想存在一个渊源辨别的问题，黄宗羲将之归入泰州学派，本文主张不在其学派归属问题上争执不休人文历史论文，而从整体上对其学术思想作一梳理。本部分主要介绍了赵贞吉的“出世入世说”、对“心学”的发挥、禅学观、儒佛道一家等学术思想，并介绍了其学术思想的变迁与博采众长的特色。
梁明玉的论文《论赵贞吉的人才观》探讨了赵贞吉的管理、教育思想。
五、赵贞吉的文学、禅学成就研究。
明清人对赵贞吉的诗文的评语，并对赵贞吉的诗文选材和诗文特色予以分析。其选材有反映为国为民的诗文，有反映自身经历的诗文，有送别赠别诗，有应和之诗，有游历诗，有祝寿诗等。其诗文特色主要是多宗教用语、善用典故、文辞气势雄伟和以古论今，阐发道理。
释智常、铁波罗论文《赵贞吉的资中情结和他的寓教于禅》、
孟光全《赵贞吉笔下的明代内江佛寺》从地方文化建设的角度对赵贞吉的作品进行了研究。、
曾明教授交了论文《略谈赵贞吉诗的用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贞吉诗歌的艺术特色。
曾良教授论文：《佛学对赵贞吉诗歌的影》阐述了赵贞吉信禅的主观愿望是沟通儒佛之辨,使出世为入世服务,但客观上佛学对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等产生了复杂影响,使诗歌增强了表现力,形成了迷茫幽境的意境,增添了艺术情趣。
张文进、段庸生提交的论文《论赵贞吉的诗风》从比较的角度对赵贞吉的诗歌艺术特色进行了探索。
王发国教授论文《赵贞吉(杂咏六首>官注漫议》对官长驰先生的《赵贞吉诗文集注》中的部分诗歌的注释提出商榷。
六、内江师范学院召开纪念赵贞吉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邓国军博士撰写纪念赵贞吉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除以上例出相关文章外，研究员钱明提交了论文《王学在新安地区的遭遇与挫折——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为赵贞吉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哲学文化背景资源。
吴震教授提供了荒木见悟著、廖肇亨译《赵大洲的思想》，把日本学者研究赵贞吉的特殊视角展现在与会者面前。
本次研讨会除了论文丰富多彩外，热烈的讨论也是一大亮点。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卓越认为：李贽是弘扬赵贞吉思想的功臣，赵贞吉有三大贡献：政治功绩、哲学思想、诗文成就。邹作圣先生认为赵贞吉的疏奏价值极高，并对赵氏“性命为根、经世为用、文章为枝叶、人世为根本”进行了阐释。
内江市佛教协会会长释智海认为赵贞吉的最大成就是“王学”，并联系高校培养人才的实际对赵贞吉的人格魅力进行了分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罗宁博士、四川大学周斌教授、内江师范学院邓国军博士等人对部分文献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论争。
此次研讨会对促进明代哲学思想的研究、宣传四川文化名人、推进四川文化建设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七、赵贞吉诗文整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赵贞吉留下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剖析和革故鼎新的主张；他是一位哲学家，“左派王学”的代表人物，对人生、物我、性命之学没每有沉思妙悟；他还是与杨升庵、任少海、熊南沙，并称“蜀中四大诗文家”之一。
赵贞吉是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锐意改革的政治家，教育家；王阳明、王艮学派传人。赵贞吉最能代表内江文化人的精神与气骨。
通过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对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批判地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增强地方历史文化底蕴；发扬其崇高的爱国精神，宣扬其对敌斗争非凡的胆识，配合历史知识及爱国主义教育，对当前的社会的改革开放人文历史论文，建设文化内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赵贞吉诗文博大精深，而且不少是文言文，官长驰撰写《赵贞吉诗文集注》是赵贞吉诗文结集问世四百对年来，对赵贞吉的第一个注释本。填补了古籍整理的空白。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赵贞吉与明代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文献资料方面提供了极大便利。
但“该书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故笺注力求简明扼要，习见的熟语典故或略而不注，或仅简单提示。笺注者对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处，为免词费，大多未予注明。[1]”一般的读者读起来还有障碍，要使其通俗易懂，还需要做大量的笺注。
所以对赵贞吉诗文进行系统整理研究方兴未艾，需要同仁和有志者，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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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
一、《演变》作者简介
阿纳尼亚斯・查尔斯・利特尔顿（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1886-1974年）是美国著名的会计学家，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当代会计学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其思想对现代会计思想的发展、会计历史研究的深化、会计实务的完善等方面有着巨大影响。从20世纪20-70年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学术生涯中，利特尔顿先后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单独或同他人合著专著多部。他的代表作主要有：《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1933），与威廉・A・佩顿合著的《公司会计准则绪论》（1940），《会计理论结构》（1953），与B・S・耶梅合作主编的《会计史论文集》（1956）和《会计学论文集》（1961），与V・K・齐默尔曼合著《会计理论：连续性和变革》（1962），与M・穆里茨合编的《会计学优秀论文集》（1965）等。在其丰厚的学术成果中，有四部代表作在世界各国会计学界广为流传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部著作是《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这本书使利特尔顿成为当之无愧的会计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他也因此著作而得到会计界的承认。第二部著作是《公司会计准则绪论》，这本书为当时“公认会计原则”的制订和执行提供了最具权威性的理论依据。该书作为美国会计师协会（AAA）的第3号“专题研究报告”于1940年首次出版后，对现代会计理论以及会计准则的制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后历经15次修改出版，该书奠定了现代会计准则的理论基础与架构，被认为是美国传统会计实务所依据的基本理论的最清晰说明。第三部著作是《会计理论结构》，该书是会计学术界第一次完整论述会计理论体系和结构的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会计从一门方法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利特尔顿对会计理论的贡献，也因此书而达到巅峰。直到现在，《会计理论结构》仍然被誉为是那个时代对会计理论发展最有贡献意义的文献。第四部著作是《会计理论：继承与创新》，这部书主要揉合了《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和《会计理论结构》的思想，并将会计科学放在一个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以簿记理论为基础构建由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等有机结合的具有良好逻辑的会计学体系是他所有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利特尔顿的学术成果丰硕，他对当代会计理论、公认会计原则等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学界公认利特尔顿是世界级的会计大师，更是会计理论的重要构建者。
二、《演变》基本结构
《演变》文章结构简洁清晰，富有逻辑性，以不同时期的典型日记账分录为例，按照时间顺序围绕日记账的演变这一主题展开了细致的论述。利特尔顿认为，从日记账的发展过程来看，日记账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1）日记账未出现前，需要将交易事项在两个相关的账户中完整地记录下来；（2）1430年到1550年期间，使用具有高度专业技术形式的分录将交易事项记录在分类账中；（3）在之后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里（即1550年到1600年左右），日记账分录需要或多或少地记录交易事项；（4）现代时期，日记账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如何用技术性形式准确分类会计主体。《演变》一文主要对15-17世纪期间的日记账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针对日记账的断代史进行了研究。
从整个行文逻辑上来看，《演变》一文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第二部分为15-16世纪典型的日记账分录（包括第一种类型的日记账和第二类的日记账分录），第三部分为十七世纪之后的日记账分录，第四部分为总结。
在引言部分，作者论述了日记账是记账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技术，是将经济交易事项的非技术报表形式转换为一种技术性报表的中间记录环节。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当时美国日记账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且在未来日记账可能会逐渐消失，因为日记账不是记账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在对日记账的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简单的预期之后，利特尔顿在文章中提出了探索日记账起源的想法。
《演变》一文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15-16世纪典型的日记账分录。这个时期的日记账分录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日记账分录的特点是：不论采用何种语言，所有这些典型日记账分录都采用“By A . to B .”的形式来编制。这些分录所表达的含义不是很清晰，因此在理解这种类型的分录时就需要对其进行推理判断。在原文例子中所使用的介词“per”和“a”分别表示债务人和债权人，而且债权人总是写在债务人之后。这种类型的日记账分录只是展示了“per”和“a”的用法，没有说明这两个介词的特殊含义，也没有说明“per”和“a”是怎样分别与“债务人”和“债权人”联系起来的。同一时期德国的日记账分录时间虽然迟于意大利的日记账分录，但是它所采用的编制形式也是类似的，都具有技术性。虽然这样的日记账分录比较难以理解，但还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这种日记账分录重新整合构建成易于理解的分录。利特尔顿还认为可以从德国的分类账发展来理解德国的日记账，因为日记账是在分类账之后产生的，而且现在的日记账在记录发生的交易事项时也会很自然地使用分类账中的专业短语。日记账分录的左方记载借方账户和属于其他相关账户的相反的或是解释性的分录，其右方记载贷方账户和属于其他相关账户的相反的或是解释性的分录。日记账分录的这种技术形式明确地表现了整个业务的两个不同方向并且已经体现了在当前的分类账实践中的使用情况。
第二类日记账分录与第一类日记账分录几乎是同时存在。第二类日记账分录的形式与第一类日记账不是一模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接近于现代的形式。根据措辞的不同，第二类日记账分录可以产生三种意思相近但有细微变化的方式，分别是：（1）A是债务人，B是债权人；（2）A是B的债务人；（3）A欠了B的钱。第一类日记账分录的形式可能是来源于分类账分录的措辞，才导致使用英文分类账分录中借方的“to”和贷方的“by”，而第二类日记账分录可能是在记录个人账户交易事项的日记簿基础上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很显然，它比第一类日记账分录更能说是现代日记账分录的前身。
第三部分介绍了17世纪之后的日记账分录演变。17世纪的日记账分录在措辞上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什么意义。但随后，在19世纪中期稍早的时候，出现了更明显的变化，日记账分录又重新使用了技术性形式来编制，但与之前在1550年被弃用的技术性形式“By A ，to B ”又有所不同，专业术语几乎完全被使用了。一笔交易的借方和贷方被分成两个单独的列表，贷方科目的名称则是低于借方科目名称。有时“Dr”被留存，有时则是被省略了；但是“to”作为借方的标志被保留了下来。后来连“to”也被弃用了，借贷方的差别可以单纯地根据词语和数据的位置来判别。文中列举了一个18世纪日记账编制的例子“John Doe is debtor $1000 to Stock”，这表明日记账记录的主体必须要有两个，但是并不强制要求明确这两个主体。随后日记账的编制方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编制时不仅要求反映两个明显不同的事实，而且每个事实都要根据它的名字和借、贷方的特点来填写。日记账分录的发展也改变了簿记的结构，要求每个事实都要根据它的名字和借、贷方的特点来填写。现代日记账的编制过程让人认为需要编制的是贷方分录，而不是债务人或债务人，也就是说“会计主体”不是最重要的。
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利特尔顿认为日记账的演化过程没有停止也将不会停止，也正因为不断进化的过程使得会计记录向更深的技术细节发展。日记账分录本身也省略了原始分录中许多辅助的交易记录。现代会计遇到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学好记账比以前更难。记账已经成为真正的技术，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登记程序。
《演变》一文中利特尔顿采用归纳法对会计史进行研究，并从中总结出一套系统的会计思想体系。文中列举了大量的不同时期的日记账分录，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不同时期日记账分录的特点和编制方式。日记账分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化也体现了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日记账分录的演变过程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而且还会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利特尔顿是享誉全世界会计大师，他的会计信条是：相对准确的会计信息会逐渐逼近要求。日记账分录的演变过程正符合这一规则。会计产生的原因在于客观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作为会计技术的日记账的演变同样也遵循这样的规律。
三、《演变》主要理论贡献
会计活动始于远古时代。但是直到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在其出版的《数学大全》一书中才系统介绍了复式簿记，正是这一部分篇章，成为了最早出版的论述15世纪复式簿记发展的总结性文献，集中反映了至15世纪末期为止威尼斯的先进簿记方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西式簿记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开启了将会计作为学术进行研究的历史进程。但是，从16世纪到20世纪漫长的几百年间，会计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快速的发展。直到1933年，利特尔顿教授的名著《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的发表，会计史研究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此会计史研究步入蓬勃发展时期。
《演变》早于《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发表，是对日记账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几种典型分录进行研究的一个代表性作品。《演变》一文通过对日记账演变过程的研究，指出时展是会计发展的驱动因素，会计是一门反映时代变化和需要的科学。同时，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是相互联系且密不可分的，早期的会计实务促使了会计理论的形成，而会计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会计实务，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利特尔顿对会计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其会计史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演变》体现了一个会计学者对待客观历史的态度。利特尔顿特别强调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对待会计研究。同时，利特尔顿也以严谨的治学方式对待会计问题，他的作品也展现了非常强的逻辑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的特征。
四、《演变》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启示
我国的会计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制时代，那时人们已用“刻石记数”和“结绳记事”等方法来反映数量及其他收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会计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我国会计的记账方法也从原始的计量、记录方法发展到中式的单式收付簿记方法，再从单式收付簿记法发展到不完全的复式收付账法直至发展到相对成熟的复式记账法，我国的薄记方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郭道扬教授曾经写道：“人类社会的会计发展既不可能超越某一历史阶段会计所处的历史环境，产生超前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但也决不可以听任落后的会计思想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起支配作用。”所以要对会计史进行研究，把握其发展规律，以便更好地发挥会计的职能，这正是研究会计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历史展示了会计发展的脉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环境，就更加有利于理解会计、研究会计和发展会计。
我国对于会计史的研究尤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表现为对会计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内容缺乏系统。目前所能看到的近代会计史研究的成果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出现，当时只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少量的相关研究论文，例如冯抑堂的“吾国古代会计之研究”，林道俊的“中国古代政府会计制度之演进研究”，潘序伦的“会计学发达史”、“我国会计学术与会计职业之回顾与前瞻”、“中华民国三十年度结账程序述要”等。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会计史的研究几乎停滞，研究成果极为少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会计史的研究才得到了蓬勃发展，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郭道扬教授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下），高治宇著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李宝震和王建忠合著的《中国会计简史》、赵友良著的《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等。
会计史研究对于会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会计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根基及演变路径，有助于总结经验，正确认识会计发展规律，科学的把握和预测会计学科的发展方向。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就整体而言，我国对会计史的研究仍需全面提高。我国今后会计史的研究重点需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会计史研究的系统性。虽然理论界对会计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研究方向多是局限在某个专业领域，并没有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会计史学。二是加强会计史研究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会计史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历史较为熟悉，而且需要精通会计理论和实务，同时还需要具备阅读国外文献的能力，对研究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因此，要使会计史研究系统化、全面化，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研究人才是当务之急。
[本文系郭道扬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编号：11&ZD14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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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
先秦史研究：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一书，以聚落形态的发展和变化为主线，探讨从村落到国家运动轨迹，论述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途径和典型方式，属于别开蹊径的新视角，从而为新世纪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书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对国家暴力的核心--王权的形成和强化作了全面考察，充分阐述了从“五帝”时期到“三王”时期，王权是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权力系统的集中反映。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是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农业的总结之作。该书有不少辨正前人之处，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既从纵向论证了商代农业早晚发展的不同，又从横向分门别类地对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农业作了系统地叙述，推动了商代农业史研究的深入。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深入探讨和论证了殷商历法的纪日、纪月、纪年等问题，并对与历法有关的开象记录也进行了甄别，在全面分析资料的基础上，纠正了不少前人有关殷商历法的误说，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看法，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曲英杰《齐都临淄城》著作，是在全面剔梳史料并与考古发掘成果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多方位研究齐都临淄的开创之作。书中不仅从宏观上纵向考察了齐都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而且微观上对临淄城内居民的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甚至对春秋时齐国的贵族，诸如崔氏、国氏等世卿的宅居及其方位形制都进行了有根据的复原。因而《齐都临淄城》不仅对齐国史的研究很有意义，而且也为古都研究的深入进行了新的摸索。
国家重点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在1998年取得了许多新收获，其中偃师商城考古新发掘，不但确认了偃师商城有外城、内城、宫城之分，内城和宫城早于外城；而且也试图为夏、商之交的年代亦即为划分夏商文化提供界标。2月在山西侯马召开的“西周列王年代学考古专题研讨会”上，李伯谦教授提出了晋侯墓地八组墓葬分属于从晋武侯到晋文侯等八代晋侯的观点，得到与会专家的广泛赞同，其分期研究成果可以与《史记·晋世家》记载相比较，将西周文化分期与西周王世对应了起来。此外，关于月相问题、铜器的考古学编年与断代问题、厉宣幽王年问题、甲骨文日月食研究与武丁的可能年代、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等都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是朱大渭先生积40余年心血而撰写的40余万言的力作，全书由22篇论文组成，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医学等广泛领域。该书对于当时的官俸、官员致仕、政界名人的年龄结构、外科医学、畜牧等不甚为人注意的新课题均加以撰论，而对史学界研究成果较多的问题，如农民战争、民族融合、阶级结构、人物评价等，也撰写专文。而且在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勤搜博采，殚心精思，因而能提出令人服膺的新解。台湾学者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社，1998年)，依据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官文书，参照传世文献，考证了汉代的政治制度与地理状况。这本15万字的学术专著，距1996年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秦汉史国际讨论会”上谢桂华介绍尹湾汉墓简牍，时隔仅仅两年，而其完成初稿时间距《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仅七个月。如此迅速的反应，实得力于先进的研究手段。作者称，本书之撰写，利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汉籍全文资料库，检索方便快捷，本书得以在短期完成盖以此也。”
1998年出版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专著中，属于社会生活史类者占据了重要的成份。其中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一书，分七个专题考察了汉代社会风尚、汉代人的精神世界和语言现象。由于文献疏于记载或语焉不详，使历史的复原颇为不易，因此从琐细的社会生活表象中进行富有历史深度和理论深度的分析殊非易事，作者却不避困难，进行深入细致研究，从而对这些现象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作为龙蛇丛书之一的《古道侠风》一书，也是彭卫在汉代社会风尚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对汉代的游侠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在这一时期的宗教史方面，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的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有内容有深度的力作。马勇的《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是秦汉学术史方面的新作。朱大渭、梁满仓合著的《武侯春秋》(团结出版社，1998年)是两位作者将多年来对诸葛亮一生深入的研究以畅达生动的语言表达的成果。此外，列入《武侯祠历史文化丛书》(十册)中的李兆成的《一代贤相诸葛亮》和谭良啸的《天下英雄得刘备》，也于1998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隋唐史研究：首先需要提到的是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12月)，该书把寺院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置于华梵文明的遇合与交融，以及华夏文明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书中对汉唐佛寺经济生活三种生存状态的本质特征的分析、对作为“文化视野窗口”的寺名的考察，对观音瑞像起源、意义的论述，以及对寺型演变原因的探讨，都是独到而有深度的创见。此外还有由张泽咸、李斌城等合著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黄正建《唐代衣住行研究》、杨际平等合著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庭关系》等著作。
宋辽金元史研究：由史卫民等主持翻译的《剑桥中国辽夏金元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值得一提的。该书有九章内容，73万余字，各章分别由当代西方的权威学者撰稿，书后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基本上反映了国外学者90年代以前对中国辽夏金元史的研究情况。该书的翻译出版，为我为学者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宋代法制史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点。继去年郭东旭《宋朝法制研究》一书出版后，1998年又出版了薛梅卿的《〈宋刑统〉研究》，该书在对《宋刑统》进行系列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如该书征引大量史料，认为《宋刑史》为宋朝300年通行不废的一部法典，与普遍流行的观点有所不同。朱瑞熙等著的《辽金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也是社会生活史断代系列之一，该书函盖面较广，全面叙述了公元916--1279年共三百多年间中国境内各民族政权的社会生活，内容详实，叙述得体，其中有些方面，象押字、剌字等颇具时代特点。
明史研究：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书，向史学界提供了明初的黄册抄底，纠正了原流传的所谓“黄册原本”的错误。澄清了明代里甲编制与图保编制分属不同系统的区别，证实了黄册人口登载事项中包括妇女的说法，论证了甲首本是一种职役，不当作一甲“首领”来理解，揭示了黄册制度的本质不仅是赋役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它首先是控制人口即控制劳动力的。该书在明史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获得高度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明代商品经济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不仅论著多，而且涉及的领域较宽，例如对典当业、农村集市、庙会、会馆、市场网络、市场法等都有研究。其中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就属于系统研究江南商业经济的专著。通过他的研究表明，在16世纪的明朝，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一书，对明清河南集市、庙会和会馆的建立、发展、分布、类别、组织管理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作了考述。
在明清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方面，有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从社会史与地方史的交叉处入手，采用多学科渗透的方法，对300余名明清上海名流及其著姓望族作了多方位的研究。作为民族关系史，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一书，充分利用丰富的汉文、蒙文、满文史料，紧紧围绕古代蒙古地区与中原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联系，阐明推动蒙古各部南迁的内外原因，以及南迁对周邻民族和对蒙古本身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解决了一些前人未能解决的有关漠南蒙古历史上社会、经济、地理等方面的问题。
清史研究：明清鼎革与清前期历史地位，一直是倍受关注的。顾诚《南明史》受到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引发了明清之际历史的新思考。关于康乾盛世，李治亭《清康乾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与顾诚的观点不同，认为清朝入关后的统治，诚然具有维护满族特殊利益，牺牲汉族百姓利益的内容，但同时它也在不断调整统治方针，努力实现民族关系和谐，以达到稳定政权、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国家的统一，经济繁荣，武功强盛，学术集大成等。如果将其和同时期英、法等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当时的中国确实落后了，这可以说是康乾盛世最大的悲剧所在。但这种落后至晚从明朝中叶就开始了，康乾时期中西差距只是拉得更大而已。在清代的政治研究中，吴吉远的《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书是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该书对清代专制与法制的关系，清代立法与司法的建设，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朝县(州)、府、省三级司法职能进行了立体的分层深入研究，并考察了幕友、书吏、差役、长随在地方司法中的特殊作用，比较清晰、完整地揭示了清代地方司法系统的基本状况。关于清代人物研究，1998年出版的冯佐哲的新著《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比较彻底地改变了以前将和珅漫画、丑化的传统做法，还和珅以历史本来面目，纠正了以往人物研究中片面性。
文化史研究：1998年出版的有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刘惠文的《的文化思想》、蔡克骄的《瓯越文化史》、武斌编的《中国文化史概说》、赵锦元等编的《中国民族宗教与文化》、马启成、丁宏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卿希泰和詹石窗合著的《道教文化新典》、陈鼓应主编的《道教文化研究》、张继禹主编的《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棗兼论道教济世贵生思想》等。其中由萧克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华文化通志》，从筹划到编撰出版，历时8年，篇幅达101卷、4000余万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化通志。全书分为序卷和十典百志、贯通古今五千年历史，涵盖十大文化领域，包括56个民族文化，涉及文史哲经等十个主要学科，汇集了大批专业学者，内容丰富详实，撰写质量高，既有可读性也具学术性，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中外关系史研究：杨富学的《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利用中亚古文献进行专题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之一。作者利用国内外已刊布的回鹘文文献， 结合汉文史料，对回鹘佛教的传播历史、经济情况、功德思想、寺院兴建、寺院经济及佛教对回鹘文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探索。林梅村的论文集《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是其《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 的姊妹篇， 集中反映了作者利用佉卢文献并与史籍和考古资料相结合，是研究中亚古代历史文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第6篇：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
近几年，国家对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对高等教育实行宏观调控，放开办学自，加强学校在管理制度、经费使用、教师评聘、招收学生、课程设置、教学评价、学业评价等方面的自。这些举措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一、社会环境对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
（1）社会环境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高等学校是社会经济的一个子系统，它就像一个转换器，社会环境的资源（包括学生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和要求输入高校，经过高校的培养，将这些资源转换为人才、服务等形式输出，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和个人发展的需要。社会环境通过这一输入和输出作用于高等学校创新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是维系社会环境资源输入和高等学校输出的核心纽带。高等教育在利用社会环境资源输入的同时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而必须以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作为人才培养的目标。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变动性和功利性与人才培养的相对稳定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当前许多普通高校为适应社会需要增设了一些新专业，如一些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但其硬件和软件建设在短时间内无法完善。所以，高等学校应提高对社会环境的开放程度，广泛利用社会资源，以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同时，要及时掌握社会资源输入的变化以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准确适时地提供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
（2）社会文化传统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中华文明悠久灿烂，所涵盖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知进取精神，都是人们进行创新活动必不可少的品质，可见人文素质的重要性。所以，高校在培养创新人才过程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还要注重品德的培养。
二、高校内部系统对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
（1）高校的个性对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高校的个性是指高校具有包括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在内的精神品格，其中创新性是衡量高校的一个重要维度。之前，中国高等教育常常是共性有余，个性不足。高校在人才培养上存在着模式化倾向，如相互效仿，片面追求统一，包括统一的教学大纲、学制、课程安排、学习程序和评定方式等。这种办学模式和教学模式严重制约了创新人才的培养，扼杀了创新人才的成长。近年来，许多高校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办学的多样化及个性方面有所改进，形成自己的个性和精神品格，自主定位。
（2）教育教学对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①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影响。坚实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以及宽广的知识面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基石，离开这个基石，创新人才成长就没有了根基。现代科技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学科的高度分化和学科之间的高度融合。科学的新发展和技术的新成果，一般都出现在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因此，高校培养的学生是否能进行创新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知识的“宽”和“新”以及是否具有超越原有专业范围和进入交叉学科的能力。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还普遍存在着先进科学理论、技术与陈旧教学内容、体系的矛盾。课程内容有的过于陈旧，与现代科技发展的高水平相差较远。近几年，一些高校片面理解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急功近利地增设短线专业和实用学科，致使基础学科与社会、人文学科教育进一步削弱，造成一部分学生文化功底薄弱，基本文化素养与伦理修养低下，在就业市场与工作岗位上缺乏竞争力与发展后劲。因此，要提高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必须在不同学科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完善、现代化的课程体系。课程与内容既要重视基础，又要趋向前沿，并且能综合交叉。要鼓励并组织名师编、译精品教材，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国外教材，使课程内容与国际接轨。
②教学方法对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信息“受体”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从信息“供体”教师那里接受各种信息。他们将这些外部信息与他们已形成的一定“模式”和各种知识、态度、行为和信念进行比较，并尝试将其纳入“模式”中去。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学生则会能动地改变或调整原有模式。这就要求教师在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时，要使学生作为自我指导的个体得到充分发展。然而，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活动强调灌输，要求学生被动接受，限制了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个别高校教师惰性十足，一个讲义翻来覆去讲多年，对学术的新发展却置若罔闻；有些教师为了省事，只要求学生记笔记，背笔记，不欢迎也不鼓励学生的异议和见解。这种教学方式极大地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和创新精神。
③实践教学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实践教学是创新人才培养一个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重要手段。传统教学在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也注重学生的实践，但它强调实践教学的验证性过程，注重对经典学说的认知和接受，创新性实践环节较少，制约了学生的创新性。高校扩招后，这些旧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接踵而至。首先是实践教学的硬件资源和经费严重匮乏，学生没有足够的实验室和实习场所，有些高校因此将课程计划中的实习时间一缩再缩，或者放任自流，甚至干脆取消；其次是实践师资队伍不足，在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时，有的教师要指导三四十个学生，学生无法得到及时正确的指导。另外，目前毕业生普遍面临着就业的压力，他们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穿梭在各人才市场和用人单位，毕业设计（论文）往往只能草草应付，质量状况令人堪忧。现在许多高校对实践教学这一环节作了重大改革，但总体效果还不明显，主要矛盾依旧得不到解决。究其原因，一是外部环境对实践教学的资源输入不足。虽然社会需要创新人才，但是社会环境为学生提供创新实践的机会却非常少，学校和社会之间没有形成一种良性的培养创新人才的互动关系。二是高校内部实践教学改革动力不足，改革的未知性以及其他因素使得改革迟疑和滞后，教师的主动性不能充分发挥，有时教学改革只是修修补补，无法达到较高的水平。
④师资对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要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培养创新人才的质量，必须要有一支创新型的教师队伍。高校名师荟萃，名师在教学和科研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名师授课，视野开阔，必然能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学生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高校教师如本着创新原则，专心致志于“知识体系”的扩大，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则学生必然受其感染、暗示和熏陶，从而形成良好的学术之风。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各个环节中，如果有意识地将其创造性的思维方法教给学生，并不断挖掘学生的求异思维潜力，给他们提供创新的机会，也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可是，现在许多高校一些教师疲于应付繁重的教学任务，忽视对新信息的吸收，也就无法将创新的思想传授给学生。但有些高校目前大多数名师身兼数职，繁杂的管理工作使他们的科研时间越来越少，指导学生的人数和时间也越来越有限，这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极为不利。
（3）学术科研活动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对于高素质创新人才来说，科学素质、科研意识、科研能力的培养十分重要。个人的科学素质、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很难通过专门的课程来培养，必须通过多门课程的综合学习才能养成。许多高校通过举办学术报告、校园学术节、校园优秀论文评选等活动来营造浓厚的学术科研氛围，这样，一方面能使学生接触更多的科技信息；另一方面又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探索精神。因为青年学生有巨大的创新潜力，只要正确引导，他们有可能成为科研中得力的助手。事实也证明，现代高校的一些科研已不再是研究人员和教师的个人行为，高校的学术科研活动也越来越离不开学生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现代高校的科研活动是师生之间的一种互动。学生在这种互动中，创造力得到了直接发挥，创新能力在一次次挑战和考验中得到增强，这有助于形成学生严谨求实、不畏艰难的科学精神。但必须承认，学生能将其创新思维付诸实践的条件还不够完善，能直接参与科研课题的机会并不多见。所以说，高校应鼓励和资助学生自选课题进行研究，建立一些学生科研基地，让学生自主地进行科研创新，从而有效提高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
（4）学生个人因素的影响。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教师与学生的一个互动过程，其中学生的主体作用非常重要。学生主体不仅要掌握渊博的知识，学习创新思维的方法，实践创新活动，还要有良好的个性心理，如浓厚的学习科研兴趣、坚强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无私的科学奉献精神、优良的品德等。如何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心理，促进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共同承担的一个长期效益工程。本文分析了高校创新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高校以及学生个人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影响系统，从而为高校进行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也为今后建立创新人才质量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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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
南开大学图书馆提出了“加快向复合型现代大学图书馆转变的步伐”的发展目标，为此，他们重新审视“服务第一”的管理理念，更加注重以读者为本，尊重、理解、关心、帮助读者，从更深层次上给予读者深刻的人文关怀。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张毅从馆藏建设、构建资源服务保障体系、学科服务等方面，介绍了他们如何不断扩大服务受众面和内涵，让广大师生的知识创新越来越离不开图书馆的文献信息服务，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进入良性循环发展的经验。
：南开大学图书馆提出了“加快向复合型现代大学图书馆转变的步伐”的发展目标，请问“复合型”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张毅：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和长久的发展目标，当下更多地体现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高效、便利为服务追求的现代化过程。通过这样的现代性发展理念与可持续的实践，逐步构建“泛图书馆”的学习阅读环境，除了传统的阅读方式外，还能让读者通过手机和多媒体信息载体获取知识，实现随时可读、随地可读的自由阅读，在同一阅览空间实现纸质文献阅读、数字文献阅读、数字文件下载、电子文件传输、个性化印制等一体化服务。所谓“复合型”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馆藏资源建设，要逐步实现多元化，即纸质文献清查与建设协同共进，电子文献资源引进与自建相得益彰；另一方面是人才培养，要使图书馆员成为“复合型”人才，不仅具备信息资源的组织、加工和管理技能，而且能够捕捉知识的发展动态，对知识进行优化组合和创新，为读者提供专业咨询和学科服务。
：南开大学图书馆一向倡导“服务第一”的管理理念。请问您是如何理解数字化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内涵的？
张毅：为读者服务是图书馆的基本宗旨，高校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是围绕更好、更有效地服务于广大师生的教学科研这一主线来展开。由于图书馆所处的大的环境在变，高校教学科研的需求也在变，我们的服务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这就涉及图书馆服务内涵的创新问题。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例如：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传递速度加快，信息量急剧膨胀，但很多信息是无用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时效观念，提高效率，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加强有用信息的搜集、推送。数字化环境改变了传统图书馆的馆藏结构和服务方式，通过网络向读者传递信息、提供服务成为流行的趋势，这要求图书馆的服务要更加注重以读者为本，尊重、理解直至满足广大师生的各种知识获取方式的诉求。随着读者自身获取信息能力的增强以及信息需求日趋多样化，我们必须创新服务方式，在细化深化服务、在贴近教学科研上下工夫，而技术手段的进步，高校图书馆作为信息中枢地位的增强，也为我们深化服务创造了条件。
：那么南开大学图书馆有哪些重要的创新服务举措？
张毅：近些年来，我馆在服务读者方面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创新举措：
一是开展各种文献信息的推介活动，方便读者理解和接受现代化的信息服务方式。每到新学年我们都要深入学院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读者充分享用现代信息技术，能更加快捷有效地查找和利用信息，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
二是优化文献资源结构，根据读者需求特点，加强数字图书馆建设。如通过引进大型专业数据库，开展特色文献数字化建设，加强信息资源导航等，增强信息资源保障能力。与此同时，积极开发、共享网络资源，通过文献传递等方式开展校内外文献服务，有力地延伸了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和可利用资源。
三是加强教学科研的嵌入服务，构筑“学科馆员―信息教授”的交流服务模式。我们通过学科馆员深入院系了解读者的信息需求，主动参与专业院系的教学科研活动，开展定向跟踪服务。在深入探索学科相关文献检索、调研、文献计量分析、战略情报分析、前沿综述、动态跟踪等方法和工作模式的基础上，利用LibGuides，DIALOG，ESI，SPSS，Scopus等学科服务工具，完成了基于Spotlight的南开大学物理学院、化学学院、数学学院等院系的优势学科分析系列报告。
四是开展特色服务和重点用户服务，以高端人才、学科带头人、科研人员、教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等为重点，开展科技项目咨询及成果查新、论文收录及引用查证、专题/定题检索等高层次的信息服务，帮助科研人员及时跟踪科研发展的最新动态以及自身科研成果被关注的程度。
五是为适应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需要创建特色数据库，如公司治理研究专题数据库、南开话剧研究专题库、教学参考书数据库等，使文献信息服务更加贴近读者、更加贴近教学科研。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是高校图书馆服务教学科研的基础。请问南开大学图书馆在馆藏建设和使用方面的情况如何？
张毅：南开大学图书馆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加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基本构建形成了纸质文献与电子文献齐头并进的馆藏格局。我馆现有藏书382余万册，其中中文图书245万册，古籍线装书30万册，外文图书60万册，中、外文现刊2000余种，电子图书30万册，馆藏文献以经济、历史、数学、化学等学科最为丰富。近年来，在不断加强文献资源建设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着力加强数字化图书馆建设，从国内外购买引进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检索利用价值的数据库系统。截至2012年年底，拥有可访问的数据库系统97个，子库315个，基本上覆盖了我校所有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在CALIS集团采购成员馆中，像SciFinder Scholar，ACS，RSC等化学类专业数据库，Emerald等经济管理类数据库，南开大学的利用率都位居前列；一些综合类的数据库利用率也很高；还有一些生物、工程类的数据库也非常好，如EI工程索引，我们在111个成员馆中排进前10位。
另外，结合学校特色学科和优势馆藏，开展特色文献数字化建设，深受师生欢迎，使文献充分得以利用与共享，同时又很好地保存了传统文献。我们坚持“立足优势、强调特色，依靠专业力量、服务学科建设”，汇总了南开大学的重点学科信息资源优势，开发和建设了一些专题特色数据库。例如：从发挥专业优势、定位学科特色、服务教学科研角度建设了公司治理研究和跨国公司研究专题数据库；从挖掘文献优势、传承中华文化、发挥教育职能角度建设了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网；从依托地域文化、开发特色资源、凝聚人文精神角度建设了南开话剧专题库；从贴近学科需求、加强数据工作角度建设了中美一流大学物理学教学信息数据库；等等。
为了促进各种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我们以加强信息资源导航为重点，系统整合部分重点学科的核心出版信息、网络信息以及本校、本馆的特色资源，供南开师生检索使用。该项工作将是一个需要长期建设与维护的系统工程，也确实是一种有较高检索与利用价值的信息获取和积累途径，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在加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基础上，我们不断加大推广使用力度，借助于lib2.0平台，面向更广泛用户开展更具人性化、个性化的用户咨询与教育服务。其中最受师生欢迎的是RSS信息订阅服务，直接将个人定制的最新信息源聚合到一起即时推送到读者桌面，从而为图书馆开展有针对性的用户服务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广阔平台。
：南开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科设置涵盖文、理、医学等多个类别，请问图书馆是如何构建面向全校的信息资源保障和服务体系的？
张毅：南开大学各个学院的教学科研都有不同规律和特点，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差别很大。近年来我们围绕构建信息资源保障服务体系，重点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保障文献资源覆盖面。在学校的统筹下，以“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为契机，建立了以不同层次的学生数、专业数、重点学科和重点课程等为重要参数的经费分配体系，既保障重点学科的发展，又兼顾学科的覆盖面。在资源建设的配置上，以图书馆为中心馆和院系资料室为分馆的藏书模式，能够照顾到学校学科建设的需求和发展。在资源建设中，图书馆和各院系资料室采取“各有侧重，分散收藏，全面服务”的原则，图书馆在满足全校文献资源需求的基础上，更注重对重点学科的文献保障，服务于全校师生；而院系资料中心则侧重自身学科的专业文献建设，借阅服务于本院系，阅览服务于全校，共同构筑南开大学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
二是优化文献资源结构，保障重点学科需求。图书馆与重点学科之间建立长期与稳定的信息保障协同关系，定期了解教学、科研的发展情况，了解学术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对文献信息需求的变化情况，不断提高采访工作的透明度，文献购置紧紧跟着学科发展走。邀请专业教学骨干和专家教授参与选书，听取他们对文献建设的意见，共同商讨存在的问题，妥善解决学科建设供需之间的矛盾。
三是保障文献资源的技术支持。加大硬件设备投入力度，强化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构建特色鲜明、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信息体系，让有限的资源通过共享发挥更大效用。
：学科馆员制度是中外高校图书馆都十分重视的一项服务举措，南开大学图书馆近两年也加大了学科服务团队和学科服务平台的建设，请问目前运行状况如何？
张毅：2002年南开大学图书馆就实施了学科馆员制度。根据学科建设的发展趋势，2011年我们重组和优化了学科服务团队，按照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目标，以覆盖学校现有学科为原则，组建了人文科学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生物化学部、工学部五大学科服务团队，每个团队由资深馆员或博士担当学科馆员牵头人。
各学科服务团队是虚拟学科服务团队，其成员分散在各部门，是兼职学科馆员。这种虚拟的学科馆员团队实行双重的管理体系，即每个学科馆员隶属于某一个部门，由所在部门进行行政和现岗业务管理，所兼职的学科馆员工作则归属于学科服务团队牵头人管理，整体学科馆员的工作组织与协调由主管副馆长负责。对于学科馆员，在年终会根据考核结果给予一定的奖励，并在岗位提升、职称晋升、培训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学科馆员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资源建设、信息服务、用户培训三方面。学科馆员参与并主导资源建设，承担文献资源的筛选、典藏、审剔；纸质和电子资源的采购评价、文献馆藏利用分析与评价（包括数据库利用的评价）；从源头上把好信息资源的品质关。另外还承担了资源导航、学科化整合与学科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其学科信息服务基本内容包括：推荐和宣传图书馆的信息与服务；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科技查新；定题跟踪服务；收录引证报告；学科信息咨询与RSS推送；建立重点学科资源导航。
：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图书馆也是新技术、新产品的重要使用者，但同时也会面临着选择的困惑，南开大学图书馆是如何考虑的？
张毅：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的选择，不能一味贪新贪洋，必须实事求是。
首先要考虑如何将新技术和新产品融入图书馆的服务和文献保障工作中，真正能为广大师生的知识获取带来便捷。一项技术产品可能很先进，其功能很强大，但如果管理者、使用者操作起来很复杂、很不方便，那么它的实际效用就会大打折扣。
其次要考虑它的兼容性、可扩充性等问题。新技术、新产品的采用，一方面须与本馆现有资源和技术兼容，要有扩容潜力；另一方面还须与业内的相关技术产品兼容，才能实现共建共享。应该说，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都是数字与传统的有机结合的复合型图书馆，纸质文献和数字资源并存，两者应该并行互补。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技术，以海量数字信息存储为主要特征，但是如果单纯追求信息技术和数字资源，而脱离了图书馆的深化服务，不过就是一个被动的数据库。图书馆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必须以既有的馆藏资源为基础，以读者需求为中心，使之成为以服务为主导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性价比要好。目前高校的财力有限，钱要花在刀刃上。一项新技术、新产品在引进之初就必须考虑它的使用年限、维护费用等因素。我们2013年于老系统到期后，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更换了适合本馆业务流程的管理系统；由于性价比好，使用方便，受到广大师生好评。
：有人把图书馆比喻为学校的心脏，但也有人说图书馆在大学里的地位并不高，往往处于“后勤”的位置。您怎样看待图书馆对于一所大学的作用？
张毅：从国际国内高等院校发展情况看，但凡一流大学，必定以一流的图书馆和一流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为支撑，即便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也是如此。从科研的知识创新来看，是一个在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突破过程，没有一定的学科知识作为基础，科研只能是空想，有如在空中建楼阁。当今高校教学科研的竞争，实际是信息资源的竞争、知识创新能力的竞争。为什么目前各高校的科技查新服务受到重视？就是因为科研成果太多、太快，如果闭门造车，那么好的选题、大的立项都无从谈起。我们处于一个知识爆炸、信息丰富的时代，大学要成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中心、知识创新的平台和文化承传创新的基地，迫切需要有一套现代大学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体系做支撑，这在业内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近年来，我们围绕加强文献信息保障做了大量工作，把支持重点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作为中心，以满足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的需求为导向，在完善物理馆藏的同时，构建数字化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优化学术信息资源的构成系统，同时努力使图书馆的读者服务水平达到国内一流，为学校的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和科学创新提供文献情报方面的保障。
高校图书馆的知识获取服务水平效能取决于学校、图书馆和师生读者三者的互动，学校作为经费、政策的掌管者，为图书馆的有效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图书馆作为资源管理的实施者，其管理思想与服务模式决定了师生读者获取文献信息的有效途径；读者对图书馆资源的认识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则决定了图书馆文献信息利用的效率。高校图书馆应分析本馆的馆藏特色、馆员的服务能力以及读者的知识需求等，形成切合实际的政策和创新理念，主动深化服务，打造品牌。近年来，我们通过查新、嵌入式学科服务、跟踪科研定题服务，使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丰富起来；又通过“读书节”“馆员读者同乐会”“读书达人”等活动，使图书馆营造的认真读书的风气旺盛起来。
我们要通过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自身专业服务能力的提高，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对知识、信息的获取需求，促进图书馆各项工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为才有位，有位更有为，随着服务受众面不断扩大，广大师生的知识创新愈来愈离不开多样化的知识导航服务，学校的学科建设也离不开文献信息的支撑。只有这样图书馆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进入事业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阶段。
馆长简介
第8篇：经济思想史论文范文
《一个世俗时代》是一部874页的煌煌巨著。麦金泰尔为此书写的推介评语[9]指出：
查尔斯·泰勒以前也写过关于世俗主义的作品。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会给我们贡献一部像这本新书这样非凡的著作。他在这本书里想要达到双重目的：一方面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世俗化给出一个历史解说；另一方面要澄清“作一个世俗的人”以及“栖居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简短总结可以再现泰勒细致入微而又总揽全局的分析技巧……这本书是对过去一个世纪一直在进行的关于世俗化的讨论作出的重要而又具有高度原创性的贡献。其他同类作品都望尘莫及。
虽说这本书从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上看都超出了泰勒此前论述宗教和世俗化问题的著作，但说它的出现毫无先兆却有些言过其实。1998-1999学年，泰勒应邀在爱丁堡大学作了著名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他为这一组讲座确定的主题是“生活在世俗时代”。此后，他先后围绕这一主题出版了两本篇幅在200来页的“小书”：2002年的《如今宗教的各种形态：重访威廉·詹姆斯》 [10]和2004年的《现代社会想像》 [11]。对于熟悉这两部著作的读者来说，《一个世俗时代》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和论证理路都不会是陌生的。这部“大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它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关于教会改革和基督教神学自身的发展如何为“世俗化”和“现代性”创造了条件的历史论证。由于对这部巨著进行全面的评析必定是“费力不讨好”的，本文将侧重分析这本书所欲回答的问题、它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它在“世俗化”理论传统的地位。
一
泰勒将世俗性理解为一种“社会想像（social imaginary）”。社会想像类似于福柯的“知识型”，它不是一种知识分子建构的“理论体系”，而是体现在普通人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日常话语中的“思维框架”。用泰勒自己的话来说，社会想像是“是人们想像他们的社会存在、他们如何与他人和谐共处的方式……以及潜藏在这些预期背后的更深层次的规范性观念和图景” [12]，它是“使共同的实践和广泛共享的正当性感觉成为可能的共同理解” [13]，“它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整体处境的一种大体上零散的、未经语言整理的理解……”[14]。支持“世俗性”这种社会想像的是泰勒所称的自足的“内在框架（immanent frame）”，也就是说，人可以凭借理性和经验理解这个世界，一个“超验”的领域不是不存在的就是与我们无关的。换句话说，“内在框架”意味着我们理解和经验这个世界的全部资源都来自于人间生活，从时空维度上讲，超越此在的超验世界与超越今生的来世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与我们无关。这一点在齐美尔那里曾经以另一种方式得到精彩表达：
通常的观念是：这里是自然世界，那里是超验世界，我们归属于其中之一。不！我们归属于第三个、无法表述的世界，在其中，自然和超验都是反映、投影、矫饰和解释。”[15]
现实绝不是世界本身，而只是与艺术世界和宗教世界并存的一个世界。它们是用同样的素材打造的，但所采用的形式和前提不同。经验中的现实世界可能是有序规整在实用意义上最适合于促进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要素的结果……因此，决定用心智创造哪个世界的是我们的目的和明确预设，现实世界只是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16]
工具理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现代人将“自然世界”和“超验世界”都纳入自己的算计，从而营造出一个“第三世界”：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神法”或“自然法”或许并未失效，但却被人类心智的“内在框架”改造成了人在虚无中创造的意义。
这种理解和体验世界的方式是所谓“现代社会想像”中的一部分。在泰勒看来，“从一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头号问题就是现代性本身”[17]，而“现代性”是
一种史无前例的混合物，其中包含各种新的实践和制度形式（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城市化），各种新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世俗化、工具理性），以及各种新式毛病（异化、空虚、一种感到社会即将瓦解而导致的恐慌）。 [18]
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世俗、世俗化或世俗时代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关键词，但其含义却有待界定。对有些人而言，世俗化意味着道德的沦丧和文明的衰退；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世俗化却意味着科学昌明、社会进步和蒙昧时代的结束。与世俗化紧密关联的概念包括启蒙、祛魅以及理性化。在西方思想史上，康德和韦伯为“世俗化”命题贡献了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资源。康德的“启蒙”意味着把一切置于“理性”的检验和批判之下。但他同时也承认人的“理性”有其限度，强硬的无神论者和盲信的教徒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宣称自己知道其实并不知道的东西。因此，我们需要厘清知识的界限，以便为信仰留下空间。为此，康德指出，实践理性要求我们“设定”一个超验的上帝，从而我们的“道德律”提供依据。[19]这类似于孔子所说的“敬神如神在”，只有基于这种拟制或假设，我们才会“畏天命”，并做到“慎终追远”，乃至“民德归厚”。不然的话，便会陷入“上帝死了，人可以为所欲为”的道德困境。韦伯则提出“除魅”这一重要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世俗化”的要害。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在韦伯看来：
祛魅背后的力量是合理性（rationality），更准确地说，是合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与理性（reason）不同，合理性关注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是指人的算计能力，有效达致可欲目标的能力。它发端于有目的的人类实践活动。它的根源是现世的。在特定情况下，它具有无限的适用性和非同小可的扩张性。实际上，它是相当霸道的。它改变着它所触及的范围，最终它改变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 [20]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性不只是意味着用理性祛除“巫魅”，更导致了理性的自我限定，并最终使“工具理性”成为导引人们社会行动的主要心智构成。在多元主义的现代社会中，依信念伦理而行动越来越显得“不负责任”，只有将后果纳入计算和考量的社会行动才是审慎的现代人、尤其是现代政治人应当采取的行动。
尽管在对现代处境的事实分析上泰勒继承了韦伯和齐美尔等人的思路和判断，但他在规范层面上则将“祛魅（Entzauberung）”命题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他将“祛魅”这一否定性概念重新命名为“化减（subtraction）”，并讲述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化减故事”，其中包括：（1）启蒙或“走向成熟”的故事，也就是康德所言的“勇于认知（sapere aude）”，成熟的人要勇于走出虚幻的假象所造就的“安全和舒适”的环境，真面现实，并且为自己在现世的处境作出选择和承担责任。[21]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成年人都“走向了成熟”，于是“旧的参照系瓦解了、烧掉了，新出现的是将我们自己视为‘个人’的认知取向。” [22]（2）“上帝死了”的故事，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既然上帝死了，人就成了宇宙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ism）”或“唯我独尊的人本主义（exclusive humanism）”成了现代价值的基础。“向现代性的转型穿越了传统信仰和忠诚的废墟”，[23]对传统价值的“减除”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3）“赛先生”的故事，也就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典型例子的自然科学对“创世论”、“启示”和“奇迹”的扫荡，“基督教义的主张在科学不断挺进的年代显得不那么可信了。”[24]这些“化减故事”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朝向“超越（transcendence）”或“圆满（fullness）”之门的关闭，或者说是对人生的终极意义之求索的停顿。 [25]在这一点上，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韦伯和齐美尔早有类似的观察结论。比如齐美尔将近一个世纪前写道：
当下情境的强大引力场不是使这种或那种教义、而是使信仰的超验目标本身显得因虚幻而黯然无光。现在留存下来的不是可以借助新的实现方式便可以企及的超验形式，而是某种更加复杂而无助的东西：曾经由超验来满足的那种需求，那种不因满足方式的更替而消退的需求，如今由于信仰对象的退位而麻木了，就好像它的生命之源被切断了一样。[26]
与韦伯和齐美尔不同的是，作为哲学家的泰勒不满足于描述这种现代处境，更着力于批判和寻求解决之道。在他看来，超越维度的缺失使得人的生存意义变得贫乏，使得“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式的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横行，也使得现代人时常陷入之后的空虚和匮乏。但超越之门对人类是一直敞开的，封闭的是人的心智。在“内在框架”的限定下，我们丧失了一片更广阔的天空。人本主义范畴内的所谓“内在超越”，无异于搬着自己的脚来试图离开地面的徒劳。泰勒设想出一种“非主流的”未来，也就是彷徨的现代人皈依或重新皈依宗教（在他的视界中，主要是天主教）的未来：
我预见到另一种未来，它基于另一种假定……在宗教生活中，我们对一种超验现实作出回应。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感悟，它显现于我们瞥见、认出并试图去往某种图景的瞬间，这种图景，我称之为“圆满”。因此，唯我独尊的人本主义者以及其他困在内在框架之中的人士所看到的“圆满”图景也是对超验现实的回应，只不过这种回应迷失了目标。他们把这个目标的关键内容关在了门外。与此相反，我在前面所描述的宗教（再）皈依的结构性特征就是敞开地直面现实，在这种（再）皈依中，我们会感到自己冲破了一个狭小的牢笼，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并且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事物。 [27]
可见，与“启蒙”和“现代性”脉络中的主流思想家截然相反，泰勒将“以人为本”的思维框架视为“牢笼”，而将朝向超验世界的宗教视为通向更广阔天地的门径。他认为，要解决现代性的根本问题，现代人就需要向宗教和超验现实敞开自己的心灵，也就是“从戒备森严的自我（buffered self）”重新调整到“敞开的自我（porous self）”。
二
关于世俗化过程的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将信众的减少和个人信仰的弱化视为世俗化的主要含义，并将科学的发展视为世俗化的主要原因，将宗教从公共空间的退出视为这种世俗化的结果；另一种则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视为世俗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将现代社会的制度性安排（政教分离、社会分工等等）视为原因，将个人信仰的衰落视为结果。这两种理论识别出两种世俗性：（1）公共空间的世俗化；（2）个人信仰的衰落。但泰勒在这本书里却着重研究第三种世俗性：“信仰的条件”的转变：
我想要界定和追溯的这种转变是这样的：它把我们从一个不可能不信上帝的社会带到一个信仰即使对于最虔诚的教徒来说也只是多种可能性之一的社会。对我自己来说，放弃我的信仰也许是不可想像的；但有许多其他人，包括我的亲朋好友，他们没有信仰（至少是不信上帝或者超验世界），但我却不得不坦率地承认他们的生活绝非贫乏的、盲目的或没有意义的。信仰上帝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许多其他选择。而且这还意味着，至少在某些社会环境中，一个人或许很难坚守自己的信仰。有些人会感到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尽管他们会为此哀伤一阵儿。[28]
信仰的条件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和文化的。他的思想史考察涉及众多教会圣哲和世俗大师，而且着重揭示思想观念之间的传承脉络。将任何一位思想家拿出来作为例子都会破坏这种论证理路，因此，对这部分内容的理解留待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阅读和思考。我这里只举一个教会史上的例子。
泰勒对基督教史的细致研究涉及教会史、教会与世俗社会关系史以及宗教哲学史等多个领域。他的中心命题是：基督教思想的自身发展和教会组织的自身改革为世俗化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比如，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是中世纪欧洲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多项教会法令对此后的欧洲史产生了多面向的影响，单是追溯这些法令带来的后果就足以耗尽多位历史学家的毕生之功。泰勒选取了其中的几项导致“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之产生的教令，并分析了它们为“世俗时代”之来临所准备的条件。泰勒指出，科层式的互补性（hierarchical complementarity）是传统宗教社会的组织原则：独身的神职人员“为结婚生子的俗人祈祷并履行传教牧灵之责，后者则为前者提供支持。在更广的范围内，僧侣为所有人祈祷，化缘修士四处传教；其他人则提供布施、医疗服务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之间获得了均衡，其基础就是社会功能的互补性。”[29]但1215年拉特兰会议的一项教令要求全体俗人都要向神职人员做私密忏悔，并因此强化了对神职人员的培训，出版了大量神职人员培训手册，所有这些规训手段构成了所谓“正统实践（orthopraxis）”的一部分，并最终引发了新教改革这一系统性反弹。一项旨在将修道院生活方式扩展到凡人社会的改革为何反而导致了社会的进一步世俗化？在泰勒看来，这是因为一种不加分别的信仰模式的强制推行弱化了传统上的科层式社会互补结构，并为近代的无分殊的“平等”社会打下了基础。其实，如果将这一问题置入康德和韦伯的概念框架，其原因可能变得更加清楚。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康德区分了“作为偶像崇拜的宗教”和“作为道德行动的宗教”；而在其《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前言”中，韦伯则区分了大众的宗教信仰与圣贤的宗教信仰。这两组区分都体现了对“分化的秩序构型（differentiated configurations of order）”的深刻理解。普通人生活在现世的关怀、纠葛和焦虑之中，信仰对他们来说多是一种寄托，是一种乞求心灵安宁、今生福报或来世净土的手段。试想，哪一位缺乏哲学训练的普通人能够理解这样一种境界：“无目标的专注是祈祷的最高形式” [30]？苦行只有对少数修道者来说才不是苦；受苦而不明其目的，其结果只能是苦本身，而不是超越苦难的彼岸。正因如此，一项旨在清除世俗世界“精神污染”的教会改革，导致了反对教会“强权”和“腐败势力”的社会运动。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通过的另一项教令，第18号教令，在泰勒的研究中未曾被提及。在中世纪欧洲，神明裁判（ordeals）曾经长期被用作司法过程中的证明手段，这导致了司法的“形式非理性”。神明裁判分为两类：一类是单边的，即只要求诉讼一方（通常是被告）接受考验，考验的方式包括开水、冰水以及烙铁；另一类是双边的，即要求诉讼方法进行司法决斗（judicial duels）。第18号教令禁止神职人员为第一类神判祝福或主持其仪式，并一般性地反对在教会和世俗司法程序中采用司法决斗。由于神职人员的参与是第一类神判的正当性基础，所以，这一教令虽然没有直接禁止或反对这一类神判，却也直接导致了这种神判在欧洲多数法域的消亡。[31]比如，在英国，这一教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陪审制的兴起。而法官向外行陪审员详细指令的需要，又导致了普通法的理性化。[32]这个例子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泰勒的“基督教自身发展为世俗化创造了条件”这一命题。
三
查尔斯·泰勒本人是一位天主教徒。在他1996年之前的作品中，他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宗教观点，以便“说服形而上学或神学信念各异的真诚思想者”都来认真思考他的哲学论证。[33]1996年，他获得了天主教圣母会奖（Marianist Award），在题为“一种天主教现代性？”的获奖演说中，他首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点。这些观点在《一个世俗时代》一书中得到进一步阐发。泰勒试图调和天主教神学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此他指出：救赎之道在于体认上帝以各种形式给予的启示，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为上帝作为三位一体，也体现在人间生活的多样性上面。在泰勒看来，天主教的一项原则是，信仰的拓宽（widening of the faith）有赖于“奉献形式、精神体验形式、礼拜仪式以及对道成肉身的反应形式的增加”[34]。在这种理解之下，天主教教义是一种“跨越差异的一体（unity-across-difference）”，而不是一种“通过认同而实现的一体（unity-through-identity）”。真正的天主教徒要勇于打破传统的条条框框，与信仰其他宗教乃至无神论的人士进行对话，并在此对话过程中通过交流与反思的辩证过程而深化自己的信仰。泰勒曾经将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视为这个意义上的天主教徒的典范：为了向中国人民传播福音，利玛窦先后学习了佛教和儒家经典，并且与中国佛教高僧和饱学鸿儒进行了积极的对话，从而赢得了明朝士大夫的信任。[35]在《一个世俗时代》中，或许是由于接受了别的学者的批评，泰勒不再以利玛窦作为典范，但仍然将宗教间的对话视为协调宗教信仰与现代性之间关系、并且丰富宗教自身内涵的主要途径。
有趣的是，泰勒试图在多元主义的当代语境中为天主教信仰找到位置的努力与哈贝马斯从“方法论上的无神论”出发为多元价值的和平共处寻找方案的谋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今的多元社会中，信仰宗教与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相互负有“认知上的义务” [36]，他们应当参与“互补性的学习过程” [37]。这一对话过程要求人们保持开放的心态，认识到差异本身的价值，走出自己所归属的信仰体系划定的视界。但是，与泰勒不同的是，哈贝马斯所设想的交流平台不是天主教信仰，哪怕是开明的天主教信仰，而是“哲学”，抑或是罗尔斯所说的“公共理性”。宗教语言必须经过“拯救性的翻译”，才能进入公共对话的空间。哈贝马斯指出：
哲学不能直接援用作为宗教经验而在宗教话语中出现的语汇。只有当哲学采用一种自身的描述方式对这些经验进行识别之后，它们才能够汇入哲学资源自身的宝库，被认可为哲学自身的经验基础。这种描述方式不是取自某一特定宗教传统的语言，而是源自与启示事件脱钩的论辩性话语。在这样一种中立化翻译无法取得成功的冲突环节上，哲学话语必须承认自己的失败。 [38]
哈贝马斯把这种“拯救性翻译”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认为“一种不具破坏性的世俗化唯有在这种翻译模式中进行”。 [39]
作为天主教思想家的泰勒与作为无神论哲人的哈贝马斯在“宗教于现代社会中如何自处”这个问题上的高度一致，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后工业社会”或“后世俗社会”中人们重新寻找“意义”的需求。一项有趣的“人类发展”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因格哈特和魏尔泽尔根据对六大洲的81个社会（占全球人口85%）所做的长达20年（1981-2001）的“价值调查”（Value Survey）得出结论说：对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韦伯所提出的理论都没错，但需要放到一个动态的时间序列中加以整合。在前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忙于为生存而劳碌，对信仰的自我选择能力和自我选择空间都很小，所以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会主导人们的生活，也就是像泰勒所说的那样，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在欧洲，不信仰上帝是不可能的；在工业化社会，由于社会分工、大规模生产和复杂化社会组织的需要，理性化-世俗化价值逐渐取代了传统/宗教价值，而理性化-世俗化价值与专制或威权政府类型是兼容的，因为工业化要求集体规训和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在这个阶段，信仰宗教的人数会显著减少；到了后工业社会，由于生存安全已经不再成为人们所操心的事情，自我表达价值逐渐取性-世俗价值，人们开始追求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宗教在这个阶段会重新回到许多人的生活当中，民主、价值多元和自由会成为主流的政治诉求，在这个阶段，以人为本的发展（human development）会取代单纯的经济发展成为主流的发展模式。在这一宏观叙事框架中，对文化/宗教的理解可以分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以传统价值和世俗-理性价值为两极，另一个维度是以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s）和自我表达价值（self-expression values）为两端，从这两个维度来看，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有规律可循：
尽管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会发生持续的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会以可预见的方式改变一个社会在这两个价值维度上的位置：随着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人们的世界观倾向于从看重传统价值朝看重世俗-理性价值的方向转移。此后，随着劳动力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第二轮价值转换发生了，对生存价值的强调被对自我表达价值的侧重所代替。 [40]
在目前这个时代，由于西方社会普遍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宗教作为“自我表达价值”而不是“传统价值”的一部分而重新出现，正因如此，泰勒发现“信仰”成了诸多选择中的一种。为了避免“诸神相争”，泰勒和哈贝马斯选择了“诸神对话”。
在“诸神并存”的现代多元社会，泰勒作为以为天主教徒所启动的“对话”，或许竟如同利玛窦在四个多世纪前与儒、佛进行的“对话”一样，是一次注定会失败的传教。多元而开放的天主教，一方面会被正统的天主教徒目为异端，另一方面仍然无法为非天主教徒接受为具有正当化力量的资源。化解“文明冲突”的方案，恐怕还是要到康德、洛克、韦伯、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俗人”那里去寻找。尽管如此，泰勒的巨著还是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和考究的，每一位负责任的现代知识分子，都负有“认知上的义务”，去了解一位当代天主教大哲对现代处境的理解。
注释:
[1]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874pp.
[2]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
[3] 参见：Michael Sandel，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Michael Walzer， Menachem Lorberbaum， Noam J. Zohar， et al. (eds)， The Jewish Political Tradition， Volume 1: Authority， Volume 2: Membership，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2003， respectively.
[5] Alasdair MacIntyre， God， Philosophy， Universities: A Selectiv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6] 他在这方面的已出版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两本书：Charles Taylor， Varieties of Religion Today: William James Revisit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A Secular Age， 详情见注1。
[7] Templeton Prize，由英国的约翰坦普尔顿基金会颁发，奖励“在人类精神现实领域有重大发现”的人士，目前奖金数额为100万英镑或200万美元。泰勒获奖时的奖金数额据说为80万英镑或150万美元。关于该奖项的情况，请访问其网页：templetonprize.org。
[8] Kyoto Prize，由日本稻盛财团颁发，素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每四年评选一次，奖金为5000万日元另加京瓷株式会社股份，其中的“思想与伦理”奖项自1988年开始颁发，首位获奖者是“最伟大的印度学学者之一”、研究吠陀梵文的德国学者保罗蒂姆（Paul Thieme， 1905-2001），此后的获奖者都是哲学家，他们分别是卡尔波普尔（1992）、奎因（1996）、保罗利科（2000）、哈贝马斯（2004）和查尔斯泰勒（2008）。关于该奖的情况，请参见其网址：kyotoprize.org。
[9] 见该书封底。
[10] Charles Taylor， Varieties of Religion Today: William James Revisit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 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p.23.
[13] 同上。
[14]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p.25.
[15] Georg Simmel， Fragmente undAufsdtze. Aus dem Nachlafi und Veroffentlichungen der letzten Jahre， Munich: Drei Masken-Verlag， 1923， 3.
[16] Georg Simmel， Die Religion， Gesammelte Schriftenzur Religionssoziologie， ed. Horst-Jurgen Helle， Berlin: Duncker & Humbolt， 1989， 10:43-44.
[17]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p.1.
[18] 同上。
[19] Immanuel Kant，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en Vernunft， Meiner， 2004. 中译本见：康德著：《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0] Alkis Kontos， “The World Disenchanted， and the Return of Gods and. Demons”， in A Horowitz and T Maley (eds)， The Barbarism of Reason: Max Weber and the Twilight of Enlighten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 p.230.
[21]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575.
[22]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157.
[23]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570.
[24]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267.
[25]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768-769.
[26] Georg Simmel， "Das Problem der religiasen Lage，" Gesammelte Schriftenzur Religionssoziologie 14: 369.
[27]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768..
[28]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3..
[29]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p.44.
[30] Simone Weil， Waiting for God，转引自：Peter E. Gordon， “The Place of the Sacred in the Absence of God: Charles Taylor’s A Secular Ag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ume 69， Number 4 (2008)， p.648.
[31] John W. Baldwin， “The Intellectual Preparation for the Canon of 1215 Against Ordeals，” Speculum， Vol.36， No.4 (Oct.， 1961)， pp.613-636.
[32] S. F. C Milsom，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6-8.
[33] Charles Taylor， “A Catholic Modernity?”， in J. L. Heft (ed.)， A Catholic Moder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3.
[34] Charles Taylor， “A Catholic Modernity?”， in J. L. Heft (ed.)， A Catholic Moder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5.
[35] 对于泰勒以利玛窦为典范而展开的论证，有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利玛窦到中国后先伪装成僧人，后来发现僧人在中国社会并不受尊重，又伪装为儒生，这些都是处于传教的功利考虑，而不是出于学习和对话的目的。参见：Ian Fraser， “Charles Taylor’s Catholicism，”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2005， 4， 231-252。
[36] Jürgen Habermas， 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 Philosophische Aufs?tze， Frankfurt a/M: Suhrkamp， 2005， 11.
[37] 同上，146。
[38] Jürgen Habermas， “Transcendenz von innen， Transcendenz ins Diesseits，” in Texte und Kontexte，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91， pp.127-56， 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