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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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学创新论文范文

[关键词]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哲学的出路。

一、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根本的理论特征。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创始人的著作，把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文本和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正宗的”，这不是真正的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研究。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哲学的开放性

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哲学的各形态之间、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第2篇：哲学创新论文范文

英文名称：Tian Fu New Idea(Bimonthly)

主管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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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4-0633

国内刊号：51-1035/C

邮发代号：62-248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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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哲学创新论文范文

关键词：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5-0096-006

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横向多极化与纵向深度化的发展态势。从出土文献的辨析考证到经典文本的创新诠释，从儒家义理的开显到道家思想的探索，从身心性命的探讨到理想之治的追问，可谓硕果累累、精彩纷呈。笔者在此不揣谫陋，在回顾2011―201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的转载论文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情况略作分析和总结，以期对学界未来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主要研究内容

2011―2013年的《中国哲学》一共转载文章459篇，主要研究内容为出土文献、《周易》及易学思想、先秦诸子、宋明理学、近代哲学及现代哲学等几个方面。具体的论文数量分布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先秦儒、道、墨、法等诸家思想的研究仍然是近年的重点，一共144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31.4%。其次是宋明理学研究，共98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21.3%。出土文献研究共18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3.9%。《周易》及易学思想研究共59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2.9%。近、现代哲学研究共60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3.1%。其他诸如中国哲学史通论、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清代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共80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7.4%。下面笔者就根据部分重点转载文章对近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作简要述评。

（一） 出土文献。简帛文献的研究，依然是中国哲学研究持续不断的热点。廖名春在《清华简〈保训〉篇“中”字释义及其他》中认为，清华简《保训》篇里的“中”，其义涵当为“和”。《保训》篇“中”的内涵与《论语・尧曰》之“中”、与中庸哲学里的“中”颇有不同，但在政治理念上，《保训》篇的“中”论与孔、孟的德治思想则是一致的。梁立勇在《〈保训〉的“中”与“中庸”》中也指出，《保训》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中”的意思是内，指内心而言。《保训》“中”和“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无论是从内涵、条件还是其适用范围来看，都是一致的。王中江在《简帛〈五行〉篇“”概念的义理结构》中认为，简帛《五行》篇以“直心”之“德”为出发点，为“仁”、“义”、“礼”、“智”、“圣”这5种道德价值寻找根据和说明；尤其是“以为天道”，把“”同“天道”、“天”、“天”结合起来，显示出了内在的又具有超越性的根源。李锐在《郭店简〈唐虞之道〉中出现的“性命”与〈庄子〉内篇早出的问题》一文中质疑唐钺先生和刘笑敢先生的一些观点。唐、刘二先生认为在《庄子》内篇中出现的一些单字概念，在《庄子》外、杂篇中组合成为了词，如性、命合成为“性命”等，据之认定《庄子》内篇早出。李锐根据新出土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出现的“性命”以及相关传世文献否定了这一说法。丁四新在《“察一”（“察道”）的工夫与功用――论楚竹书〈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哲学思想》中对《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核心概念作了考察。他认为，“察一”是对“察道”的深化和具体化，“察一”、“得一”与“守一”是一个连续的工夫过程。王博在《西汉竹书〈老子〉与严遵〈老子指归〉》一文中分析、讨论了西汉竹书《老子》与严遵《老子指归》在文本上的关系，并对《老子指归》所注释的《老子》文本和现存文本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曹峰在《“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北大汉简〈老子〉研究的一个问题》中认为，北大简《老子》下经第一章的“玄之又玄之”和上经第十一章的“损之又损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史现象，两者有着必然的关联。“玄之又玄之”是一种不断减损、否定的工夫论，是朝着“道”的方向不断接近的过程。“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更容易解释后世“双遣”说、“重玄”说产生的合理性。

自上个世纪末与中国哲学史相关的出土文献不断问世以来，大量新鲜的材料使得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内容得以丰富，一些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传世文献也再度进入学界的视野。出土文献为学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使得一些人在极度兴奋中显得有些忘乎所以，“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甚至见诸报端。随着简帛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们日趋冷静，加之出土文献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更多的人认识到，目前的出土文献只是从局部上改写或补写了哲学史而已。近年来的高水平简帛研究论文大多是在一个个细微的局部丰富并充实了旧有的哲学史学术框架，这个框架依然建立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若论对此框架的和颠覆，还远远谈不上。在出土文献的研究中，由20世纪几代哲学学人所建构的“中国哲学史”的主要话题和概念，依然在场而且举足轻重。

（二）《周易》及易学思想研究。《周易》的经传研究，历来是专家及学者研究的基础。刘大钧在《孔子与〈周易〉及〈易〉占》中认为，通过对新出土易学文献的研究，可以证明孔子与《周易》确实具有密切的关系。《要》篇“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反映了孔子从学《易》到精于《易》占的心路历程。周山在《〈周易〉卦爻辞三议》中认为，爻辞“或跃在渊”长期以来存在误读，需要重新解读。陈居渊在《“易象”新说――兼论〈周易〉原有〈象经〉问题》一文中，对古代典籍所载“易象”一名作了新的解读。认为所谓“易象”，仅是当时《周易》的另一种称谓而已，“易象”与今本《象传》没有直接联系。因传本《说卦传》之前三章见于马王堆帛书《衷》篇，故一些学者或据此认为《说卦传》原本无前三章，或认为《说卦传》形成于帛书《易传》之后。梁韦弦在《传本〈说卦传〉部分章节之间的联系》一文中否定了这一观点。吴国源在《〈周易〉本经爻辞“小”义新论》中通过对萃六三、噬嗑六三、蛊九三、屯九五等四条爻辞的全面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小”义在本经卦爻辞中的独立用例。王汐朋在《“太极”的概念及时间涵义》中认为，“太极”作为易学的基本概念具有深刻的时间哲学意蕴，其所内涵的“本原”和“无形”分别表示时间发生的可能和无时间的永恒境域，并统一为时间之源。

对易学史及易学人物的研究，一直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林忠军在《论郑玄以〈礼〉注〈易〉方法》一文中认为，以《礼》注《易》是郑氏治易的重要特色。以礼解《易》是以与之相近和相通的古文献解读《周易》，这种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再现《周易》文辞的真实意义或作者的固有意义。王新春在《易学视域下的象山心学》中认为，象山心学有着深层易学根基之支撑。金生杨在《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中认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反对章句义疏，而重在日用常行，讲求体悟，并于象数图书之学多有自得之见，折射出程朱理学在南宋晚期重践履、朱陆合流、易图学蓬勃发展等新动向。吴正岚在《焦〈易筌〉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及其学术史意义》中指出，明代焦《易筌》多引元吴澄易说，尤重视其中的象例和训诂，这与焦氏的推崇汉易学相表里。姜广辉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商榷》中认为，高亨治《易》既不讲象数也不讲义理，通解《易经》所立之论，表面看似有训诂学之根据，实则以文字训诂为包装，而作光怪陆离之论，故所得极少，所失极大。

《周易》与宗教思想的关系近年来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不少佳作问世。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李刚的《论〈周易参同契〉的“变形而仙”说》、邱高兴的《澄观华严思想的易学解释模式》以及杨平的《耶稣会传教士〈易经〉的索隐法诠释》等等。

近几年的易学研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新出土文献对《周易》本经及早期的易学研究意义重大，相关研究成果频出，然而其中或缺乏有力的佐证，更多属于研究者的假说和猜测。因此，今后的简帛易研究方面应该建立在更科学更确证的基础上；二是传统的解经体例得到延续，近年来的易学研究佳作在继承经学传统上都可圈可点，但也有待于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创新；三是传统易学与当代哲学研究之间仍然比较隔膜并有待融合。不仅现代新儒家们的易学思想研究者甚少，运用传统易学资源来呼应当今世界发展所提出的研究主题者也很鲜见。

（三）先秦诸子研究。就时代而言，先秦诸子的思想研究一直是成果最多的领域，最近几年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自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作为源头活水的先秦儒学自然备受研究者关注。庞朴在《说“仁”》中，从字形、字义及字源等方面梳理了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 “仁”。陈卫平在《人道与理性：先秦儒学的基本特征》中，认为儒学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相结合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孟子和荀子吸收诸子思想的过程，这是儒学在百家争鸣中取得理论优势的重要原因。晁福林在《早期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止民”与“见（现）民欲” ――简本〈礼记・缁衣〉“上人疑”章补释》中认为，简本“上人疑”章所提到的制止“民”与体现“民欲”，是早期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论述。李景林在《“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一文中认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绝非一种单纯为人君谋的统治之术，而是体现出了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的政治理念。王国良在《儒家贤能政治思想与中国贤能推举制度的发展》中认为，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对贤能政治的具体内容作出了充分论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与人才解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乔清举在《论儒家自然哲学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态意义》一文中指出，“通”是儒家自然哲学“究天人之际”的重要概念，通的范畴对于当今建立生态哲学具有重要意义。郭美华在《人性的顺成与转逆――论孟子与告子“杞柳与杯”之辩的意蕴》中认为，杞柳与杯之间、人性与仁义之间，都不单单是“戕贼”（转逆或否定）的关系，也涵着“顺成”（肯定）的一面，是转逆与顺成的统一。陈少明的《仁义之间》通过对“仁”与“义”这两端关系的检讨，寻求对儒家对待恶或者说对待道德负面现象的态度的理解。陈立胜《子在川上：比德？伤逝？见道？――〈论语〉“逝者如斯夫”章的诠释历程与中国思想的“基调”》中对《论语・子罕》篇“逝者如斯夫”章的主题，进行了三种解读：“比德”的旋律是“向前的”，“伤逝”的旋律是“向后的”，“体道”的旋律是“前后相续的”。梁涛在《“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中认为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引发的讨论更多的是一场“立场之争”而非“学术之争”。他认为，对于“亲亲相隐”这一复杂的学术问题，辨明“事实”比作出“评判”更为重要，“立场”应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之上。沈顺福在《孟子与“疑经”时代》中研究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东方朔在《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论儒家“价值优先”立场之证成》一文中认为，荀子之“所止”观念，一方面凸显和理论化了孔孟以来儒家的“价值优先”立场，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纯知心灵之缺乏。丁为祥在《孟子“乃若其情”章试解》中认为，朱子、焦循、牟宗三对孟子的“乃若其情”一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理解差异主要是由于时代常识造成的。

一直以来，道家思想的研究比起儒家思想研究的力量要薄弱一些，因为道家不如儒家那样代有传人、赓续不绝。但就人物本身而言，对于先秦时期的老子与庄子的研究却并不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家为少，近几年的老庄道家研究也是如此。陈鼓应在《庄子论人性的真与美》中以性真为主题，论述了庄子学派的人性之真与美。赵汀阳在《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一文中质疑了“道可道非常道”的现代解读。他认为，“可道”应解为“可因循”，“道可道”的正宗含义是“有规可循之道”。罗安宪的《老子“虚心”说简论》讨论了老子“虚心”说所主要包括的三方面内容：虚民心、虚君心、为道者之虚心。马德邻在《古文“上”字的哲学蕴含――以〈老子〉文本为例》指出，《老子》中的方位名词“上”，以及以“上”所组词语的运用，表达了老子哲学深刻的形上意蕴，彰显出《老子》哲学不同于古代西方哲学的运思方法和独特的学术魅力。吴根友在《庄子〈齐物论〉“莫若以明”合解》中遵循戴震首创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广义语言学方法，以及“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整体字义解释学方法，对“莫若以明”一句给出了新解。邓联合在《巫与〈庄子〉中的畸人、巧匠及特异功能者》中通过考察先秦巫文化的历史流变，并深入解析《庄子》的相关文本，认为其中的畸人和巧匠应与当时的民间巫者群体有密切关联，庄子思想深刻烙有或隐或显的巫魅印记。刘康德在《“游刃”与“凿”辨析》中讨论了“游刃”与“凿”这对意义相反的语素，并认为庄子褒“游刃”而贬“凿”并不是要抛弃毁绝“凿”，而是希望限制知识理性的负面作用。陈在《“浑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中对《庄子・应帝王》无法脱离帝王政教史观加以解读。

其他如墨家、法家、名家、农家等学派的思想，在近几年的成果也颇为可喜。这其中，郑杰文的《论战国墨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章启群的《论〈管子〉与邹衍学派――从占星学的角度看》、曾振宇的《“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詹世友的《韩非“德”论的逻辑结构及其内部不自洽性――兼论韩非是否有德治思想》、江向东的《〈公孙龙子・指物论〉新诠》、高华平的《农家源流与楚国的农家学者》等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拓展了诸子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四）宋明理学研究。近年来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主要的研究话题还是围绕着各大家而展开的，其中也不乏新见。陈来的《“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认为，皇极说是朱子政治思想的一个论述，也同时可以看作其哲学太极论的相关部分，在后世发挥了持续的影响。向世陵在《“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中认为，朱熹主张“性之本体”与“性”的“二性”和“继之者善”与“人性善”的“二善”说。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金春峰的《对朱熹哲学思想的重新认识――兼评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扭曲》认为，冯友兰、牟宗三以柏拉图式共相思想解释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并切削掉了朱熹哲学体系中与解释模式相矛盾的材料。谢晓东的《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认为，以《大学》的“新民”观念为中心，朱熹重构了儒家政治哲学，朱熹的新民理念为儒家政治哲学勘定了逻辑边界。乐爱国的《朱熹对张载“民胞物与”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认为，朱熹对“民胞物与”的诠释，强调尊重自然万物的特殊性，以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许家星在《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朱子明确提出的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在他的道统说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张汝伦在《朱陈之辩再思考》一文中指出，朱熹与陈亮的著名辩论在古人眼里是性命与事功之争，而到了某些现代学者那里，又成了功利主义儒家对正统儒家的挑战，然而西方的“功利主义”概念根本不适合用来指称陈亮的立场。

张立文的《司马光的潜虚之学的价值》认为，司马光的《潜虚》一书是基于心思的理论思维，不仅合象数结构、义理解释、时空图式为一体，又摄天道与人道，和合形上与形下、价值理想与意识形态。魏涛的《张载〈东铭〉之思想史意义及其价值发微》认为，《西铭》与《东铭》之关系就是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之关系，且《东铭》与张载思想整体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它从强化心的环节入手将张载哲学赋予实践化的落实与担当。文碧芳在《程颢“识仁”之方辨析》中讨论了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与为学宗旨“识仁”，程颢以“识仁”为方法的“新仁学”展示出一个人物天地相通不隔的宗教性境界，从而将孔子“仁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肖永明的《张〈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认为，张的《论语解》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他的《论语》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陈迎年的《良知的界限与匹夫的责任――王阳明圣贤有分说的法哲学阐释》认为，王阳明的圣贤有分说完全可以成就一种“匹夫道德”，让人们既尊重法律的平面化量化特质，又保有道德的立体自由独立性。贾乾初的《愚夫愚妇：平民儒学语境中的“人”――基于政治文化立场的考察》认为，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使“愚夫愚妇”从一种抽象的指称走向具体，卓然挺立。但平民儒者强调的“愚夫愚妇”主体自觉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道德主体性自觉，并不能真正成为社会政治主体。张学智的《王夫之〈乾〉卦阐释的两个面向》认为，王夫之将乾所代表的主动性、根源性、健顺一体性与“道”会通起来，旨在建立一个健动、主有的本体，这是王夫之总结明亡教训，重建健动笃实的中国文化这一意向的鲜明体现。许苏民的《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认为，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学说的影响，至少在9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陈明的《王船山〈洪范〉诠释中的政治思想》对王船山由天人关系问题着眼，对于《洪范》所蕴含的政治思想进行的深入发掘作了评析。

（五）近、现代哲学研究。近年来的近、现代哲学研究，既有用新方法和新视角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全局出发对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所作的考察，也有对具体的哲学家及其思想的重新审视。宋志明的《论中国近代本体论转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家突破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选择了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试图建构有近代色彩的本体论学说，对世界的客观性作出哲学上的解释。景海峰的《简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叙述方式》认为，作为现代学科形式的“中国哲学”，既不同于传统的经学或者子学，也不完全同于西方近代的哲学，而是综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容纳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特点，在史与论、学与思之间经过复杂的融合与调适之后的结果。方克立的《从曲高和寡到主流话语――张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历史命运》对20世纪中国政治史和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张申府先生的思想作了研究。金岳霖作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著名代表人物，却在1950年之后首先起来批判分析哲学。胡军在《论金岳霖对罗素哲学的批判――以〈罗素哲学〉一书为核心》中指出，金岳霖的批判基本出于理论上的自觉，这种转变来源于他对于哲学中辩证唯物理论的接受。但金岳霖由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扰，他的思想转变在理论上存在着较大问题。在建构道德存有论的过程中，牟宗三认为“觉他”的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杨泽波的《“觉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智的直觉――牟宗三的“觉他”与康德的智的直觉之关系辨析》一文质疑牟宗三的这一观点。李维武在《开辟现代新儒学走向生活世界之路――关于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思想的再思考》一文中认为，徐复观所开辟的现代新儒学由抽象的形而上学走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之路，体现了现代新儒学开展的另一种方向。杨少涵的《论冯友兰之中庸观》认为，冯友兰之中庸观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普遍人生之现实欲望作为理论起点，二是其理性主义态度。方勇的《“新子学”申论》讨论了“新子学”与“新儒学”的三点不同，他认为 “新子学”是探索当代学术发展方向的一种主张，着力思考的是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途径。

（六）其他。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通论及方法论等方面，虽然转载的文章数量不多，但大都为难得一见的精品佳作。杨国荣的《具体的形上学》一文，以历史考察与哲学沉思的交融为前提，阐述了他的“具体的形上学”观念。他认为，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进路不同，“具体的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的历史过程为指向，通过考察存在之维在真、善、美以及认识、价值、道德、自由等诸种哲学问题中的多样体现，以敞开与澄明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李承贵的《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原则》一文总结了过去百余年理解、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原则，即“返乡原则”、“开放原则”、“相契原则”。何中华的《“哲学”语义嬗变与“中国思想”属性》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显示出了哲学的最高境界同逻辑及论证的分离之可能性和正当性，这一参照使我们有可能重新看待“中国思想”在达成“哲学”目标上的优长之处。苏德超的《中国有怎样的形而上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认为，中西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并没有所谓的“中国形而上学”。这一结论，不会让我们落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之中。高瑞泉的《观念史何为？》认为，即使以单一的观念为对象，观念史也不能只叙述“观念单位”的编年史；批判的观念史关注来自文明史的多种因素，而谱系学方法和逻辑分析同样重要。黄玉顺《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认为，国学应有的基本特征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此外，吾淳的《中国古代“天”观念与知识的关系》、李友广的《“俟时”与“用时”――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何丽野的《从语境看董仲舒义利观的一段学案――兼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意识”》、康中乾的《裴“有”论在魏晋玄学中的思想贡献》等文章对中国哲学史的概念、命题及相关历史事件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和精辟的分析。

二、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特点

回顾《中国哲学》近年来的重点转载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着力于发掘古代哲学家们自身最关心的问题，力求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用现代的哲学术语进行还原和解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们，更为注重的是哲学家本人的精神追求和生命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哲学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重建中国哲学自我认同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哲学的特质逐渐得到彰显，“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西方哲学以知识、真理、实体、共相等概念为核心话题的研究不同，中国哲学所探究的主题最后总是要落实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对存在或天道的体验上来。“天道性命”与“工夫实践”的探讨彰显着中国哲学的特色。因此，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逐渐回归古代哲学的内在理路，力求还原哲学家自己的问题及语境。在保持自身固有特色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运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对中国哲学史进行恰当、贴切的诠释，仍然是我们现在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4篇：哲学创新论文范文

【英文摘要】Thisarticlerecallsandsummarizesrecentresearchon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inChinafromthreeperspectives,namely:(1)therise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2)theinterpretationofitsdefiningfeatures,significanceoftheera,developmentalstagesandconnotation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byChinesescholars,and(3)newexplorationsintoissuessuchascharacteristicsofsocialtimeandspace,relationofsocialtimeandspacewithsustaineddevelopment,andrelationbetweendigitalizationandconceptionoftimeandspaceaswell.Amongtheresearchtopicsisvirtualtimeandspace,whichreferstothenewchangesofsocialtimeandspacegivenrisetobyvirtualpractice.Itisahotanddifficultresearchtopicfordigitalizedphilosophy,andaseriousissuedealtwithbythetheoryofsocialtimeandspaceinitscourseofdevelopment.

【关键词】社会时空/社会形态/自由时间/时空转化/虚拟时空/socialtimeandspace/socialform/freetime/transitionoftimeandspace/virtualtimeandspace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6.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257-2826(2003)10-0060-06

长期以来，国内对马克思时空观的研究和传统教科书对该理论的阐释仅停留在辩证的自然时空观上，对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则很少有人问津。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个别学者曾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回应和对该理论足够的重视。随着近几年数字化和虚拟哲学研究的兴起，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终于又浮出水面，重新引起理论界的兴趣和关注。为此，回顾和总结近十年来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为这一理论在当代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一个基础和平台，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一、社会时空问题的提出

对马克思何以提出社会时空观，或社会时空观何以可能，国内学者有不同见解，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

1.从哲学的时空框架中逻辑地推出。

刘奔在《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社会时一空初探》(《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哲学的时空范畴，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性的表现，那么作为运动高级形式的社会当然也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社会时空特性，无非是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在时空关系上的体现。

刘奔是从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关系入手，将这一理论“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

2.时空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

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引申出实践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从生产活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的。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一种与人的实践相脱离的“自然时一空”。而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失误正是撇开人的实践活动，从所谓的自己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本身出发去阐述马克思的时空观，形成所谓自然时空，这样就把马克思的时空观二元化了。他认为刘奔虽然强调应把马克思的时空观研究重心放到社会时空上，但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种二元论。

也有读者对俞吾金的观点提出异议。因为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一文中，引用古尔德的话(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是时间的起源——既是人类时间意识的起源，又是对时间进行客观测量的起源(注：CC.Gould:Marx''''sSocialontology.p.41.TheMITPress,1978.))来说明时空来源于人的生产劳动。有人认为俞吾金引用的这句话恰恰表明了不是时间和空间，而是人类的时间意识和对时间的测量手段，起源于生产劳动。俞吾金是在用时间意识的起源来解释时空的起源。

在以上讨论中其实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的关系问题。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社会时空是自然时空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绝对的自然时空，自然时空只能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于社会时空之中，因为现实的自然界只能是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

二、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阐释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包括其理论内涵、特色、意义、发展阶段等等，国内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

1.对传统教科书中时空观的反思。

传统教科书中时空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强调时空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根除了牛顿“绝对时空”观认为时空与运动无关的错误观念；强调时空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了康德把时空理解为先天直观形式和马赫把时空理解为整理感觉材料的工具的过分夸大主观性的错误；强调了时空的无限性，否定了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是在空间以内、时间之外的观点和杜林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是有界限的时空观。

但是，传统教科书时空理论也存在严重失误：它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旧哲学从物质和运动出发来阐述时空理论的基本思路。它在强调时空客观实在性时又把时空绝对化、抽象化了。这种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始终是以抽象的物质或抽象自然界作为载体的时空观，必定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所以，传统教科书中的时空观是对马克思时空观的误读(或片面理解)，它没有从根本上反映马克思的时空理论的全貌和特色。

2.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

一些学者在反思传统教科书时空观得失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1)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表述时空观，并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建构，而是基于现实社会批判的需要。所以它始终保持哲学的高度，并自始至终着眼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方式。(2)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3)马克思始终是把时空问题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的。他没有局限于“物质—运动—时空—规律”的形而上学公式，而是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

在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的考察的基础上，从时空角度考察三大社会形态，形成了社会形态时空理论。

3.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社会时空观的意义在于：(1)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从抽象物质运动或从主观意识出发的极端，将时空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这是时空概念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2)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理解了它与物质、价值、自由等问题的关系，才能真正进入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时空的提出，(1)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无论是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都是争取时间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给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前进的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传统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时空运动和相互转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恰恰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决定关系。

4.关于马克思时空观的发展阶段。

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时空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代表，主要是从哲学上阐述时空学说，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时空学说的描述中阐发了自己对时空的理解：时空是现象的纯粹形式，而现象又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所以感性才是时空的源泉。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时空学说深受康德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为代表，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尤其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出发阐述时空问题。马克思不仅认识到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空间，由此提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劳动者获得自由的根本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而且涉及了关于社会形态时空的暗示。

5.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国外很多理论家非常关注并创造性地阐发了马克思的时空理论，如马尔库塞把人的日常生活时间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提出自由的前提就是缩短劳动时间；阿尔都塞提出了“历史时间”的概念以表明“社会总体”的不同层次和部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时间均有质的差异；古尔德提出了马克思关于“时间辩证法”的学说；吉登斯则把时空问题和现代性联系起来。这些学者开始从人的劳动出发来论述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同时意识到了马克思的时间学说与生存、价值、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的角度和思路无疑是很好的借鉴。

国内学者在借鉴现代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成果的同时，从以下方面揭示了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社会的时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社会的时间结构就是满足不同需要的各种活动在人的整个时间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着人类发展空间的广度和深度。社会的时间结构如下：

附图

直接决定人的发展空间大小的是自由时间的多少。自由时间在量上与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与剩余劳动时间成正比。因此，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节约劳动时间，就等于增加自由时间，扩大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空间。活动的时间结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2)时空的相互转化。人在实践中创造自由时间，也就为自己开辟了发展的空间，这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时空关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时间晶化形式的社会空间，不但以实物形态存在，而且以社会关系形态存在，也就是社会结构。

社会历史表现为两个相反的运动过程：即时间的空间化(活动结构要素转化为社会关系要素)和空间的时间化(社会关系结构要素转化为活动结构要素)。考察社会时空的内在联系，就是考察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结构的相互转化，这是解释社会规律及其实现机制的根本途径。

(3)时空关系与分工规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阶级关系上来看，是少数剥削阶级把自己在精神领域的发展建立在对大多数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剥削上；从个体与族类的关系上看，这是族类牺牲多数个体以获得族类的加速度发展；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上看，这又是人类以多数个体的全部生命活动时间耗费于生产直接物质生活资料为代价，换取族类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4)社会形态时空。在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时空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方式。在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一阶段，决定人的活动价值的是劳动时间；在以“人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二阶段，作为人的劳动成果凝结的商品价值则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而在“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自由时间将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

(5)时空关系与人的自由。阶级社会中，在生产力发展不足时，人类的发展是以多数个体的时间换取社会的自由时间为代价的。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社会的发展不再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的大量闲暇时间转化为人的活动(发展)空间，意味着不论社会还是个体的自由度都将显著提高。

三、对社会时空问题的新探索

在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做出阐释的同时，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时空理论做了具有深化意义的研究。

1.社会时空的特征。

社会时空具有以下重要特征：(1)主体性。社会时空是社会运动的本质规律，而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所以社会时空可以通过人的活动达到质与量的统一。(2)主观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社会时空；社会时空结构作为人的活动过程的结晶，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3)社会历史性。社会时空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而具有质的不同。社会时空作为一种存在只能从人的具体活动中获得它的规定性。(4)相互转换性。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相互转化。科学技术在转换中发挥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2.人类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有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分析了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提出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实际上就是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而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又取决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属于他的那个独特的资源世界。所以资源占有状况的分析是人类个体发展研究及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研究的共同基础。

3.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

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时间的节约为前提的；而且自由时间的实现，也要依赖于闲暇时间里具有积极意义部分的增长。

二者的区别在于性质和构成上的不同：(1)两者质的构成和社会功能不同。闲暇指工作日之外的、以休息和消遣为主要内容的时间。消极的闲暇活动可能带来消极的社会后果。(2)闲暇与劳动处于分离状态，而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在未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直接同一、融为一体的。(3)闲暇时间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自由时间是一个与人的自由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哲学范畴。

4.社会时空与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

历史发展在总的过程和趋势上的不可逆性是绝对的，即过去—现在—未来；但历史并非是单向决定，历史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依次出现的因素能够以浓缩的形式“并存”于同一社会空间中，并相互规定、相互制约。这集中体现了历史因果联系的辩证性质：原因和结果相互转化，不仅“前因”决定“后果”，后果也作为原因调节、规定着现存事物的发展方向。历史的时间在方向性上，是绝对的不可逆性和相对的可逆性的统一。每一种社会结构作为历史的暂时形态，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体。

5.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时空特性。

有人从社会时空的角度研究了可持续发展，即可持续发展观一方面通过时间空间化来保证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空间时间化来扬弃时间空间化的过程，并以新的时间空间化成果为后代人提供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时空结构突破了时间不可逆的局限，不仅包括从现在指向未来的取向，而且包含了从未来指向现在的过程，是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

6.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时空观。

社会时空既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形式，那么它的形式必然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和实践形式的深化而不断呈现新的特点。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虚拟技术的兴起，虚拟实践已经成为人类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虚拟实践必然引起社会时空的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人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数字化与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

近年来，对虚拟时空的研究成为虚拟哲学的理论热点，这也是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1.虚拟实践与社会时间形态的转型。

(1)社会时间的弹性化。虚拟实践打破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时钟时间”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增加了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和弹性，社会时间的弹性化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社会时间的即时化。信息和网络技术打破了人们传统的作息节奏和习惯，人们的活动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意义上的时间障碍，社会时间具有明显“即时化”的特点。(3)社会时间的可逆化。在虚拟社会中，时间超越了传统的线性和不可逆的特征，呈现出可逆化的特征。(4)社会时间的个性化。数字化时代是“真正的个人化时代”，虚拟实践可以使人们根据需要对社会时间进行选择，社会时间更多的具有了个性化的品格。

2.虚拟空间的结构和特点。

(1)社会空间结构的新分析。自人类产生以来，空间已经分化为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随着当代虚拟实践的兴起，社会空间也二重化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社会空间——虚拟空间。有学者对社会空间的结构分析如下：

附图

还有学者提出以下关于社会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基本方式来看，社会空间有物化型社会空间、关系型社会空间和制度型社会空间；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特点上看，社会空间具有个体型空间与整体型空间。

(2)虚拟空间的特点。对于虚拟空间的特点，人们从不同角度给予描述和说明，可总结为以下几点：A.虚拟性。虚拟空间是通过信息、网络、传感、人机界面、VR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综合形成的数字化空间，它不同于现实空间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B.非限定性或流动性。虚拟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的稳定性和固定性，使虚拟实践不再受地理疆域的限制，人们由此可以过一种“电子游牧式的生活”。C.缩微性或隐匿性。互联网使人们的各种交易时间大为缩短，从而拉近了交易距离，增加了单位时间的交易量，更多地“消灭”交易空间。D.非集中化或去中心化。虚拟空间解构了传统社会信息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虚拟社会成为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可以获得充分的张扬。E.可共享性或非独占性。现实实践中人的空间是固定的、独占的，虚拟实践中的空间是非独占性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既在此处又在他处，占据多个空间。

曾国平、李正风等学者在《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一书中，从互动建构论的立场分析了虚拟空间的特点，虚拟空间的实质在于对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的延拓和塑造。它的特点在于：其一，虚拟空间是数字化流动空间，这种数字化的知识平台不仅使开放性资源共享和合作性竞争成为知识生产的机制，而且知识的网络化生产也加快了知识创新的过程。其二，虚拟空间不是信息的容器，而是主体间相互交往、共同建构的交往文化空间。这正反映了人在建构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反映了人的开放性的本质力量和人性的深度。其三，虚拟空间又是一种政治—经济体制主宰下的知识权利结构，其动力来自于以资本和知识为主导的社会权利结构对更有效的市场控制的需求。

3.信息化对时空特性的影响以及中国信息化进程的时空特点。

有学者从信息化角度研究了时空的特性，认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推动了时间和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要素转化为内在因素，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信息化不仅是一种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和信息活动规则的创新和整合的过程，更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重组进程。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借助于信息产业化发展的优势向外扩张，不断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信息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时空延伸”(Time-SpaceDistension)的过程。而当代中国信息化既包含了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也包含了尽快提升工业化的水平迈向信息化，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当代中国的信息化实际上就是将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压缩到同一个时空中，信息化表现为“时空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的过程；但同时，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时空伸延的可能性。

收稿日期：2003-04-23

【参考文献】

[1]刘奔.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社会时—空初探[J].哲学研究，1991，(1).

[2]俞吾金.马克思时空观新论[J].哲学研究，1996，(3).

[3]楼慧心.人类个体的发展及其可能性空间[J].浙江大学学报，1996，(1).

[4]余静.自由时间论[J].益阳师专学报，1995，(6).

[5]江秉国.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新论》的一点看法[J].哲学研究，1997，(1).

[6]王锐生.唯物史观的时空观[J].人文杂志，1996，(6).

[7]王朝增.社会时空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3).

[8]朱瑞忠，陈国跃.论可持续发展观的社会时空特性[J].浙江学刊，1999，(3).

[9]曾国平，李正风等.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10]张明仓.走向虚拟实践：人类存在方式的重要变革[J].东岳论丛，2003，(1).

[11]张明仓.社会时空科学技术人的自由——从马克思的视角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3).

[12]冯鹏志.迈向共生理想——关于网络化与人类生存方式之前景的思考[J].新视野，2000，(3).

[13]吴国璋.论人的活动与社会时空[J].江苏社会科学，1999，(4).

[14]王晓玲.浅析社会时空观念及其特征意义[J].社会科学家，2001，(11).

第5篇：哲学创新论文范文

关键词：工程观；工程方法论；工程哲学；李伯聪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6-0057-04

一、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基本现状和重要意义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是科技哲学学科前沿――工程哲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都是外国学者创建起来的，但在创建工程哲学的时候，中国学者走在了欧美学者的前面。即2002年中国出版《工程哲学引论》［1］(李伯聪)，2003年欧美出版《工程哲学》［2］(L.L.Bucciarelli)等。近几年来，中国工程院、美国工程院、英国工程院都在关注和促进工程哲学的发展；在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对于工程哲学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出现了明显加强的趋势，研究进展出现了明显加速的趋势。显然，工程哲学及其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和兴起，为当代科技哲学发展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我国学者对工程哲学关于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路甬祥将上述《工程哲学引论》誉为“具有开创性的崭新著作”，陈昌曙称赞该书为“充满原创性并自成体系的奠基之作”。在该书中，李伯聪提出了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三元论”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工程是各有其特殊的本质或本性的，并要求在这个前提下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在《工程哲学》［3］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三元论”观点，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知识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社会观、工程伦理观、工程文化观等思想。随后，黄顺基的《的开拓与创新》［4］、远德玉的《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工程哲学》［5］、徐匡迪的《发展工程哲学，落实科学发展观》［6］、汪应洛的《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教育》［7］等论文，进一步强化和拓展了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内容和工程哲学的研究视域。诚然，目前对工程哲学的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其中关于当代工程观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同时，对工程哲学关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进展。在以往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中，如上述《工程哲学》专著，介绍了我国的一些标志性工程，从工程思维、工程管理、工程创新、工程人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工程构建都需要经过“工程立项的论证―决策”与“工程建造的设计―施工”两个重要环节等方法论思想，并结合“实践的―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阐发。陈子辰、许为民在《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8］一书中，论述了“工程技术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其研究过程、预测评估、发明创造、设计实验和系统方法；虽然在该书中尚未把工程方法论与技术方法论明确地区别开来，但在内容上广泛探讨了工程方法论问题。谢寿生、杨秉政在《工程方法论案例》［9］专著中，选择和剖析了工程技术研究中的诸多实际案例等。目前，从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真正属于工程哲学层面上的工程方法论研究成果仍不多见。

进一步加强对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前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通过深入探讨工程本质论、工程观的基本理论、工程活动论、工程的社会评价等当代工程观，以及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工程方法论，对于进一步促进当代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从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体系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推进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工程教育和工程人才培养服务。目前，国内现行的、具有代表性的、反映学科发展主流的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可以说是教育部组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10］，但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尚缺少“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对此，进一步加强对“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研究，无疑将弥补目前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及其教学体系的一大缺失。显然，这项研究对于开展工程教育和培养新型工程人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后，从加强哲学界与工程界联盟的研究视角看，有助于强化为工程实践服务。工程哲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哲学界与工程界的联盟关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多次强调:我们应该把对工程的认识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要提高工程师的哲学思维水平。［11］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对它的研究和普及有助于人们在工程活动中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和效益。

二、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图所示: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工程本质论。基于“科学―技术―工程”三元关系，注重探讨工程理念、工程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工程的发展趋势等。

工程观的基本思想。基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学科链，注重研究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和工程文化观，形成系统化的基本理论。

工程活动论。主要包括:工程活动共同体――主体构成、伦理规范、社会责任、内部人际关系、社会环境关系等；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即结合案例分析工程理念创新、系统集成创新、项目管理创新、风险管理创新、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创新等。

工程的社会评价。即注重研究其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过程的阶段性(事前评价、事中评价和事后评价)、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内部评价、外部评价、专家评价、公众评价)。

工程系统分析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三维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应用；模型化方法及其应用――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模糊评价模型等。

工程决策与设计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如常规设计、系统设计、功能设计、可靠性设计、最优化设计等。

工程综合集成方法。注重结合案例分析研究:综合集成方法及其特点；综合集成方法的基本功能；综合集成方法的一般程序及应用――定性集成、定量集成、系统综合集成。

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结合案例分析:矩阵技术法、效果分析法、多目标评估法、环境评估法、技术再评估法等。

其中，主要研究重点包括: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工程社会评价过程的阶段性、三维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应用、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研究等。主要难点包括:工程本质论、工程价值观、工程实践与工程创新、工程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化方法及其应用、工程决策方法、综合集成方法、技术再评估法等。三、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

重要观点和突破口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包括：

工程的本质是造物。科学活动是以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是以发明为核心的活动，工程则是以建造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能动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表现方式之一。工程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文明的主要标志。

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学科链看，当代工程不仅具有自然科学技术的性质，而且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的性质。它是联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并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

当代工程观不仅开拓了从自然观到历史观的通道，而且为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工程本质论；工程系统观、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和工程文化观等工程观的基本理论；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实践论和工程创新论等工程活动论；以及工程的社会评价理论等。

同时，相对而言，当代工程方法论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技术科学方法论和系统科学方法论，它同样为其学科发展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这主要包括: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

在现代社会，工程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复杂，工程与工程、工程与自然、工程与经济社会之间以及工程自身内部等都具有极其复杂的关系，需要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特别需要从宏观层面、以哲学思维把握工程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要求工程教育适应工程实践的时代特点，实现工程教育模式的转变。工程教育要培养适应当代工程活动特点的工程创新人才，工程教育要体现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的基本思想和重要内容。

目前对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研究的一些切入点和突破口如下:

首先，从总体上看，这项研究要着眼于注重探索如何把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同中国工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促进中国技术哲学学派的成长与壮大。

其次，这项研究要着眼于推进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如前所述，目前在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及其教学体系中，仍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然而，通过这项研究将弥补这一理论缺失，即形成由“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系统观与系统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基本理论单元构成的完整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及其教学体系，并为工程教育和工程人才培养提供新的重要内容。

再次，这项研究要着眼于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通过深入探讨工程理念、工程的本质及其特征等工程本质论，工程生态观、工程价值观、工程伦理观、工程社会观、工程文化观等工程观的基本思想，工程共同体、工程实践、工程创新等工程活动论，以及工程的社会评价等问题，努力做出系统化的理论梳理、总结、探讨和创新，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与发展。

最后，这项研究要着眼于直接为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服务。通过对工程系统分析方法、工程决策方法、工程设计方法、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和工程价值评价方法等理论研究，其中尤其是通过深入探讨和系统总结钱学森倡导的工程综合集成方法，并把它纳入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促进工程方法论的深化与发展。同时，通过对某些工程方法如神经网络模型、灰色预测模型、模糊评价模型等案例研究，既可望做出一些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促进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452.

［2］LouisL.Buccirell.Engineering Philosophy［M］.Delft University Press,2003：236.

［3］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工程哲学(第3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5.

［4］黄顺基.《工程哲学》的开拓与创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2)：24.

［5］远德玉.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工程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2)：23.

［6］徐匡迪.发展工程哲学,落实科学发展观［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1)：90-92.

［7］汪应洛.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教育［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

［8］陈子辰,许为民.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07-239.

［9］谢寿生,杨秉政.工程方法论案例［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184.

［10］教育部组编.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28.

［11］赵建军.工程界与哲学界联盟,大力推进工程哲学发展［J］.哲学研究，2004（9）:93-94.（责任编辑、校对：徐广联）

A Probe into Modern Engineering Concepts and Engineering Methodologies

YANG Shui-yang

第6篇：哲学创新论文范文

数学建模论文的致谢词如下文

从爱中学会了爱，将爱升华为大爱，一种对生命的关怀、对天下的博爱!问好作者!

掩卷时分，已是夜阑人静，老和山下的求是园里已难得见到几处灯火。日复一日的写作工作，至今日终于可以搁笔。以前常听师兄说，“博士论文阶段是一生中最痛苦的阶段”，当时还不以为然，等经历了这一过程，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背后的分量。博士毕业论文阶段，真的犹如炼狱一般，期间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彷徨，太多的汗水与欢乐!至今日，方才真正体悟到研究的真义。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之途必将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可是，我无悔且愈发坚定!我是工科出身，考博时毅然从以前的理工科专业转到经济管理专业，当时已朦胧感觉到管理的价值，通过这几年读博期间大量阅读经典文献和专业书籍，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创新论坛、学术报告和主题演讲，聆听导师及其他老师的精彩授课，与师兄弟、同窗的交流探讨，以及通过承担课题锻炼、企业实践和论文写作，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管理这一学科巨大的魅力和价值所在。管理学，作为一门来源于实践的学科，已经并正在持续地彻底改变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同时管理已经并正在持续地创造着巨大的价值!管理学，综合了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技术科学、神经学、数学、美学、哲学、艺术等大量学科的知识，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形成寓于实践的理论，同时理论指导实践，管理在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已经并正在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依靠实践经验的单纯积累总结，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理论研究所提供的强有力的另一翼：研究实践中的问题，并提炼出理论，而后理论则能更好地指导管理实践。管理研究的巨大意义和价值是促使我投身管理研究的动力之一，倘若能为管理科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些许贡献，则其间虽历尽艰辛而吾终不悔!

在美丽幽雅的浙大校园里，我度过了生命中无比珍贵的几载年华，完成了论文和学业，增添了知识和能力，更收获了宝贵的人生财富!回想起一路走过的既艰辛又快乐的历程，求是园里几载的成长和进步若仅凭一己之力是不可想象的，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博士导师马庆国教授。论文的顺利完成离不开马老师的悉心指导。从论文的选题、开题、写作到最后定稿的各个环节，无不倾注了导师的大量心血。几年来，从导师那里，不仅得到科学研究的系统训练，而且还亲身领略到了导师的大家风范，特别是导师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敏锐的洞察力、不懈探索的精神、诲人不倦的师德，以及谦和的为人处事方式，都令我受益良多，成为我一生受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同时也要感谢师母姚君老师，几年来她待我若慈，令我虽远离双亲，却倍感家庭的温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谨此向恩师和师母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黎立新研究员。多年来，黎老师一直在关心、支持、鼓励着我，我的点滴成长和进步无不渗透着黎老师殷切的期望。黎老师不仅对我有授业之恩，而且还在我论文数据收集过程中给予了我大量的帮助。师恩似海，永世不忘!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张钢教授、陈劲教授、王重鸣教授、魏江教授、吴晓波教授、郭斌教授、项保华教授、刘南教授、宝贡敏教授、贾生华教授、徐金发教授、邢以群教授等，他们精彩的授课、讲座与学术讨论，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学识，对本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感谢诸位同门师兄弟姐妹：陈荣达副教授、陈明亮副教授、刘渊教授、刘仲蓓博士后、张红兵博士后、陆静平博士后、徐青博士后、周晓宏博士、廖振鹏博士、谢荷锋博士、柳***博士、王小毅博士、和矛博士、胡旭初博士、叶许红博士、姚涛博士、党红博士、郭小钗博士、朱亚丽博士、莫燕博士、孟丽君博士、孙元博士、戴珅懿博士、袁京鹏博士、王凯博士、许允琪硕士、曾裕硕士、易小梅硕士、王巧玲硕士等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博士生期间的同学：孙健、杨敏科、高忠仕、郗河、周新川、崔远健、刘勇、王国保、王铜安、杨春、阮建青等的支持和鼓励。特别要感谢孙健和杨敏科，经常与你们探讨学术、交流问题对我论文提供了很好的启迪，也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同窗情谊，一生温馨!

感谢我的朋友：陈义东、曹文凤、李平、李文明、李萌、李建、李成刚、项剑帷、周印东、杨天玲、张勇、邱伟、刘宝姗、陈海涛、王金平、简铃人、邹建、朱振宇、陈建征、陈恩风、朱鸣、周磊、卢新春、曾小林、周春元、邵永同、夏轶群、何虹儒、齐凡、许湘、鹿鹏、杨石等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你们给予我的真诚友情温暖了我的生命!

感谢孙太林、曹文凤、李萌、李文明、李平、陈义东、杨天玲、潘书澜、何焘、曹莹莹、郭昌林、李平、陶林、韦波、赵京、白晶、陈娟、陈锋、陈恩风、张浩、匡建平、廖振鹏、陈华、傅军波等众多朋友在我论文资料收集和问卷调查过程中提供的巨大帮助!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至亲的父母。三十年来，父母含辛茹苦地将我抚养成人，给予了我伟大而无私的爱，始终在物质上、精神上支持着我，并为此承受了沉重的生活压力，但却始终毫无怨言、不图任何回报!父母无私的爱和殷切的期望始终是我前进的莫大动力!除了父母以外，每每忆起，九十八岁高龄的爷爷，病卧在床已不能走动，我一年一次回家时，爷爷却总要努力挣扎着坐起来看我，询问我的近况，关心着我的学业和工作。那殷殷的目光哦，颤动着我的心弦!我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人生一路走来，特别是攻读博士期间，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感激之情纵万语千言，难写微茫!就请允许我再次衷心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人们!从爱中学会了爱，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我将承载着你们的关爱和期望，奋力拼搏，积极进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所有关心、帮助、支持我的人们!而这种爱的升华终将成为大爱，一种对生命的关怀、对天下的博爱!一个人的幸福不在于被爱，而在于施爱；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献。在自己余下的有限生命里，我会谨遵自己心中的明灯，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创造最大的价值，为生命的美好、世界的光明贡献出自己毕生之力!

这种幸福，难以言表。

×××

2008年10月1日于浙大求是园——————

我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下雨的深夜，我的父亲在床边生了一堆柴火，我的母亲躺在四周漏风的那间破屋角落的床上，咬紧牙关，生下了我。29年后，也是在一个下雨的深夜，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当我打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站起来，拉开窗帘，打开窗户，白天还吵吵闹闹、喧嚣的世界变成一片雨声，让人顿感清净。

我从进入大学到博士毕业整整十二年(中间工作二年，当了人民教师)。在这十二年中，我过得浑浑愕额。十二年前，我身高170cm，十二年后，我身高还是170cm；十二年前，我体重60kg，十二年后，我体重还是60kg；十二年前，我一无所有，十二年后，我还是一无所有。十二年前，我眼睛明亮、有神，十二年后，摘掉眼镜，我已看不清自己有多少个手指了；十二年前，我声音洪亮、清澈，十二年后，已经是慢性咽喉炎，声音嘶哑；十年前，我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十二年后，我心如止水，只求温饱；当然，我也得到了一些东西。十二年前，我还是个农民的儿子，十二年后，我成为了一个博士；十二年前，我只懂得砍柴、种田、割草、放牛，十二年后，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懂化学、环境、数学的复合型人才；但如果您问我这十二年最大的长进是什么，我将告诉您：十二年前，我十七，十二年后，我二十九。

这十二年中，我最渴望、最追求的是什么？是知识？不是。是美女？不是。而是钱。在我的脑海里，钱就是那种一块、一毛的硬币，我曾无数次翻天覆地的把它们找出来，目的就是去买一包方便面，吃一顿晚餐，而且找的时候不能太仔细了，太仔细了，下次就没有了。有时候，当我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的时候，我想要是天上能掉下点钱就好了，我抬起头，只看到发黄的树叶正一片一片的落下来；我想要是能在地上捡点钱就好了，我低下头，只看见一些面包的包装纸以及一些插羊肉串的竹签。我从没见过天上掉过钱，也从没在地上捡过钱，所以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因此我没有信仰。

衷心感谢我的恩师对我的淳淳教诲和悉心关怀，在我博士三年里，他给予了我生活上、学习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他也许是我十二年大学生活里，唯一知道我名字的老师，也感谢他在承担100多个学生的指导任务下还能给我精心的指导。恩师对我的指导和影响之大，怎样言说都表达不尽，自己取得的点滴成绩无不凝聚着恩师的心血。恩师国际化的视野，前沿而精髓的学术造诣，严谨勤奋的治学风格，都让我永志不忘，深刻影响着我日后的工作和生活。

衷心感谢学院其他老师给予我的帮助。

衷心感谢各位同门师兄弟姐妹，感谢我们一起度过的苦难岁月。

第7篇：哲学创新论文范文

（中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 当代大学生的创新不足既与环境有关，也与教学过程有关，物理学是大学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传统教学过程的刻板化抑制了学生的创新潜力。通过物理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改革，有效刺激学生具备一种突破固有理论的“疯子”思维，合适地引导学生延伸创新外延，再结合灵活的高校创新实现机制，使大学生创新能力不足的瓶颈得到有效突破，逐步体现基础学科在创新源动力及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比较优势。

[

关键词] 物理教学；大学生创新；“疯子”思维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5）01-0054-03

[收稿日期] 2014-10-14；[修回日期] 2014-11-25

[作者简介] 孙锡良（1971-），男，湖北武穴人，中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高级实验师，主要研究方向：物理理论与实验。

近几十年来，中国教育水平不断地得到提高和发展，大学生的数量与质量明显得到提高，但是，与之不相对称的是社会创新力却没有相应提高，甚至有倒退迹象，尤其是大学生原始创新的精神与动力有明显减弱的趋势[1]。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教育体系的设计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老师对学生的思维引导有关。教育体系设计的不合理让学生耗费了大量精力消化无用的知识，大量时间浪费在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科目上。长期以来，老师对学生的思维引导习惯于用规范性与合理性来要求，极少用科学上的非理性思维进行引导，学生缺乏跳出常理的冲动和否定现实存在的勇气。从最近公布的国际高水平科学家创新论文数排名来看，全球6 000多名入围者中，中国大陆只占了5位，其中还有两位长期在美国做研究，说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决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力，必须尽快突破传统的思维瓶颈。

制约大学生创新的思维瓶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敢想，二是不会想，三是空想。不敢想，是创新能力不足的起始点[2]。古人能想到“顺风耳”“千里眼”等夸张的战争工具，体现了他们对某种先进力量的渴望，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实现真正的突破，但后人帮他们实现了：人类利用电磁波传输就可以收听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声音，人类用视频信号可以看到世界任何一个位置的人与物，人们可以利用gps系统观察到地球上小于1米的物体。不会想，主要原因是理论与实践基础的浅薄，尤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不足，大学教学最缺乏的就是这一点。物理学本是关于自然界最本性的科学，也是最能启发学生创新的科学，但由于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和教师水平的局限性，没有让学生善于思考的能力得到有效提高。有部分大学生敢想也会想，但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实践去验证，或者说没有创新实现机制，结果全变成了空想，自然不会有创新成果的出现。

一、 努力培养大学生突破现有物理理论的“疯子思维”

亚里士多德的“物体下落速度与重量成正比”的结论延续了近两千年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直到伽利略的实验才打破这种“常识”。然而，这种历史性的打破并非易事，伽利略的行为被宗教裁判所认定为，并称他的行为是疯子行为，罗马教庭审判他终生监禁，后来改为软禁在家。即使这样，伽利略仍然里程碑式地改变了物理科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质疑应成为物理学教学与学习过程中的常态思维，包括对经典物理理论和近现代物理理论的质疑。质疑是物理学发现新问题的源泉，物理学家或者物理学爱好者提出质疑必须要带点疯子的特征，所有人都怀疑你，你也必须有坚持探索与验证的决心[3]。爱因斯坦是近代公认的最伟大科学家，他的理论E=mc2已经成为物理学不可动摇的学说。但是，这个理论真的就是终极真理了吗？为什么与光速是平方关系？为何不是1.5次方？为何不是2.5次方关系？为什么一般公式的指数全都是量子化的？这些问题都是学生可质疑的，哪怕99.99%的人都说你无知。

哲学讨论中，经常会提到相对真理，而物理学理论中则有很多“绝对真理”，比如说能量守恒、动量守恒等。在可见的宏观世界，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找到绝对相同的两件物品，即使是同一模子印制出来的两个物件也不可能绝对相同，而物理学中却把所有的电子认为是绝对相同，做出绝对结论的科学逻辑是电子绝对不可能再有下一个层次的分级。事实上，电子是有质量的，有质量的东西就有理论上的空间构成，有理论上的空间构成，就应该存在结构相异性，电子真的都一样吗？守恒是普遍规律吗？

二、正确指导学生拓宽现有科技创新的外延边界

物理学是基础理论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实验科学，但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验，都不是简单的说教哲学，归根到底它还要服务于人类，也就是说要能够应用到社会实践，与工程科学实现有效对接。当前的物理教学显然缺乏对学生的广域性引导，学生的创新始终局限于教学科目内部，教与学都和创新联系松散，降低了物理学在大学教培养过程的可容纳地位[4]。

物理课堂中经常会讲到压电体，它是一个受压产生电流的物理过程，很直观地把压力和电流串联在了一起，工业中也有一些应用。不过，有关压电体的拓展应用还远远不够，比如说与能源消费的联系，在任何一个城市中，汽车已经成了只比人少的运动物体，它要消耗很多的能源，不停地运动着，却缺少能量回收系统，如果把汽车行走时产生的压力通过压电体产出电能储存起来，不就是间接将一部分能源转化为二次能源了吗？这类课堂引导非常有用，不但可以对压电体本身深入研究，还可能交叉研究储能技术和能量回收系统的构成。

在现代冶金技术中，如果要从原矿提取可用金属，几乎没有一种金属不需要通过化学过程，几乎没有一种金属的冶炼过程不产生环境污染，物理学在冶金技术上的应用被完全漠视。然而，物理学是不是就不支持传统冶金呢？恐怕不一定。在电学一章中，经常会提到粒子的偏转问题，带电的粒子在电场中偏转轨迹不但与电场有关，而且与带电粒子本身有关，也就是说，不同的粒子，从原理上讲会有不同的偏转轨道，如果能把这一特性应用到金属元素的提取上，是不是有成功可能呢？不妨引导学生从两方面构建物理模型，一方面，可构建不同带电粒子在同一电场中的偏转规律，另一方面，可构建不同电场对不同粒子的偏转影响。把两个模型进行对比，有可能找出各种不同粒子的偏转可筛选性，从而建立一种金属分离技术的理想模型，为物理冶金提供理论支撑，如果真能实现生产实践，将是冶金技术领域革命性的突破。

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电场和磁场是传统章节，教学过程比较单调，学生的积极性不高，电场测量和磁场测量也已经是成熟技术，学生的创新空间不大。然而，老师可以把电磁场与人体的生物场紧密联系起来，在现行的人体识别技术中，有指纹识别技术和面部识别技术，前一项已经十分成熟，后一项也正在完善之中，唯有生物场识别技术无人关注。生物场的存在是无可争议的，并且每个人的生物场都不一样，具有唯一性，当前最大的困难是生物场的测定，如何将物理学的电磁场技术与生物场技术从理论上融为一体就十分关键，电磁场可以相互转化，生物场是否可以与其实现相互转化呢？如果可以，测定场强就有可能性，如果每个人的生物场都能有效测定，那么，不但只是应用在识别领域，而且还可以利用它研究人类的生命规律，用物理的方法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减少对化学药物的依赖。

三、创造条件带领学生把创新设计转变为创造成果

青年大学生可能不缺创新思想，可能也不缺创新动力。然而，真正要把他们的创新热情转化为创新成果并不容易。有好的想法，并不一定有条件让其实现想法，实现了由想法到设计的转变，又不一定能够让其初步设计转化为现实成果，转化为成果以后，学生又不一定能够享受成果带来的好处，往往因多种原因名利双失，从而影响了大学生的创新积极性[5]。

激发创新思想是老师的责任，把创新思想转化为具体设计既要依靠教师，又要依赖学校创新基金的支持。有了设计，再把设计转化为成果，既要看设计的高度，还要看成果转化的通道是否理顺。如果高校管理者能够把从“思想激发——创新设计——实践设计——成果转化”的一条龙服务做好，青年学子的创新力会是巨大且无穷的。

目前，比较好一点的大学院系都有创新实验室，也有创新成果展览室，但是，大部分都流于形式供参观之用，并不能起到对全体学生的创新激发作用。对所有应用型实物性创新，应该采取公开展示的方式进行推广，对每一项成果的理论、设计、成果、获奖及应用等全貌再现，以鼓舞有志于开拓创新的智慧型青年投入到创新活动当中。

四、结语

物理学从传统意义上讲是一门理论基础学科，从现代意义上讲又是一门应用科学，它是所有自然科学学科的支撑学科。物理课堂不但是经典理论的传播课堂，也是科技创新精神的诱发地，突破创新瓶颈，不能只靠定向的科研项目，同样可以依靠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以及丰富多彩的演示教学。要有效地把学生的思想引导到创新思维当中，而不是把知识灌输到学生的思想当中，学生疯狂地渴望创造新的知识，创新才算是真正的起步。科技创新是“思想疯子”的爱好，不是所有人的产品，物理学是最能塑造“思想疯子”的课程，是各工程学科永远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胡亚联，张昱.大学物理创新教育与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探讨[J].理工高等研究，2003，22（6）：49.

[2] 梁乃兵.在物理教学过程中要突出物理思想和方法的教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学版），2001， 6（11）：178.

[3] 陈沙欧，孙欣.理工结合开放办学培养物理学科创新人才[J].高教研究，2013（26）：82.

[4] 李松龄，李明雪.高等物理创新人才培养教学模式改革构建[J].高等理科教育，2011，97（3）：142-143.

第8篇：哲学创新论文范文

〔关键词〕 《焦氏易林》；文学视阈；经学典籍；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84-04

一、文学视阈下的《焦氏易林》研究回顾

西汉著名的易学大师焦延寿所著《焦氏易林》（又被称作《易林》），正如钱钟书所言，其目的原本是“为占卜也” [1]（539），乃传《易》之作。但是，由于《焦氏易林》是用《诗经》的四言诗形式，模仿并创新《周易》体例而成的4096首四言韵语短诗， 很多林辞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故而闻一多称之为“盖事虽《易》，其辞则《诗》”。[2]（65）

（一）唐――清朝：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片言点评

《焦氏易林》自问世后，被正史所记载始见于《隋书・经籍志》，被列入子部历数类。与此同时，后人开始了对《焦氏易林》的文学研究。唐朝王俞在为《焦氏易林》所作序文《周易变卦序》中论述了《焦氏易林》作者、性质、占卜的准确性等问题，特别强调了《焦氏易林》“辞假出放经史”，具有“言近意远”的特征[3]，标志着《焦氏易林》的文学性已受人关注。宋朝黄伯思赞其“文辞雅淡，颇有可观”[4]；陈振孙则称之“皆韵语古雅，颇类左氏”。[5]而最早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焦氏易林》的，是明朝的杨慎。他在《升庵集》卷五三中说道：“《焦氏易林》，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谣，观者但以占卜书观之，过矣……其辞古雅，魏晋以后，诗人莫及。”[6]明朝竟陵派诗人钟惺、谭元春编《诗归》时就从《焦氏易林》中精选了五十三首林辞，并且逐首品评。钟惺说：“其语似谶似谣，似浑似隐，似愚似脱，异想幽情，深文急响”，“其笔力之高，语法之妙，有数十百言所不能尽，而藏裹回翔于一字一句之中，宽然有余者。其锻炼精简，未可谓无意为文也。”[7]

古代学人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研究只限于只言片语式的评论，或从文辞入手，或从用韵落笔，但都明显认识到《焦氏易林》不仅仅是一部占筮之作，应该算是文学作品。

（二）二十世纪：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继续开拓

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焦氏易林》的文学性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探究。闻一多首先慧眼识珠，选辑《焦氏易林》林辞一百二十多首，题作《易林琼枝》，置于《乐府诗笺》和《唐诗大系》之间，并高度评价易林文学价值，“《易林》是诗，它的四言韵语的形式是诗，它的‘知周乎万物’的内容尤其是诗。”[2]（61）闻一多从《焦氏易林》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确认了《焦氏易林》是诗，成为学界定论，廓清了人们对《焦氏易林》性质的认识，对后世影响深远。闻一多还列举了对《焦氏易林》研究的大纲，惜因罹难而未能完成。

钱钟书继而对《焦氏易林》的文学价值大力开掘，在《管锥篇》中立《焦氏易林》专题，论述了《乾》、《坤》至《未济》等三十林林辞的高超语言艺术、立象艺术和说理艺术等，旁征博引，妙论层出。[1]（535-580）钱锺书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论述，往往就某林某个字词展开，对《焦氏易林》遣词、用韵等没有做宏观上的概括，但能小中见大、以点带面，在开拓《焦氏易林》文学价值方面功不可没，且影响深远。

唐明邦在《大衍新解・序》中高度赞扬了《焦氏易林》的文学性，“大都情中有理，理中含情，情景交融，相得益彰。诗句明白晓畅，引人深思，有雅俗共赏之妙，无矫揉造作之嫌。从切身事物谈起，便于读者触景生情，驰骋想象，通过日常见闻，启示深刻哲理。”[8]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从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焦氏易林》以形象思维表述哲理的类型，可谓难能可贵，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

杨书诚在《白话焦氏易林・序》中指出，“《易林》诗歌，不光是数量上，多达四千零九十六首，远超过《诗经》；其比兴手法之运用，词汇的丰富与音韵的讲究都有其不让于《诗经》的独特成就之所在。”[9]可惜的是，杨氏并未就音韵的讲究等问题深入展开研究。

（三）二十一世纪：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深入发掘

在当代学人的研究中，陈良运最为系统研究了《焦氏易林》的文学价值，并出版专著《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全书分为三编，上编为《焦氏易林》诗选，选出《焦氏易林》林辞481首并进行了注解和诗意阐释；中编为《焦氏易林》诗论，从各个角度论述了《焦氏易林》的诗学意蕴和文学价值；下编为《焦氏易林》作者考辫及其他，详加考证《焦氏易林》作者为西汉焦延寿。陈良运对焦延寿评价极高，如认为其为我国第一位现实主义诗人，第一位自觉创作哲理诗、寓言诗的诗人，第一位擅长炼字、炼句、炼意的诗人等。[10]

此外，卞孝萱明确指出《焦氏易林》“本为占卜所用之书，但其多以四言韵语写成，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故受到古今一些视野开阔的文学家、文学研究者的重视。”[11]（172）卞孝萱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焦氏易林》的诗体文学意味：一是《焦氏易林》所体现出的浓浓的抒情性；二是《焦氏易林》中的哲理诗并不是直陈式的训诫说教，而是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比喻或事物描述寓理其中，意味隽永，启人遐想；三是《焦氏易林》中某些林辞的词语简练准确传神，充分显示了其具有诗体文学的特征。[11]（174-178） 卞先生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阐述，在某一方面如词语的简练传神，进行了深化，但总体上对前人并没有实质性的超越。

刘松来在《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中，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论述了汉代经学对《焦氏易林》的影响，从形式上看，《焦氏易林》“既受到《易经》的影响，同时更与《诗经》密切相关”，内容上则表现为《焦氏易林》明显受到三家诗的影响，同时表现出西汉今文经学的众多思想。[12]

张启成在《诗经研究史论稿》中充分肯定了焦延寿所著《焦氏易林》的诗学观点，“首先在于他能从《诗经》原文着眼，比较实事求是地阐述诗义；因而他的一些见解，与现代研究者的观点，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能提出一些比较独特新颖的看法，对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诗经》的本义，颇有一些启发作用。”[13]（59-63）张氏还高度赞誉了《焦氏易林》论《诗》的三个优点：就诗论诗，附会之说较少；封建论理色彩较少，对情诗和恋歌有明锐的观察力；善用形象的语言阐述诗义，注重刻画诗歌作者的心理感受。[13]（66）

汪祚民在《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中，分别从《焦氏易林》对《诗经》篇目的评述，对《诗经》词语的化用以及对《诗经》篇章的重写三方面论述了前者对后者的的文学接受和阐释。[14]

张新科在其专著《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中分别论述了《焦氏易林》的诗体特征及《焦氏易林》所体现的经术与文学融合的问题。张新科认为《焦氏易林》的诗体特征体现在外在的形式――四言句式和韵律，内在在精神――“言志”“抒情”的诗学传统以及大量运用比兴手法来抒感，将《周易》的哲理、思想形象化。张新科还认为《焦氏易林》是“经”与“术”的融合，又因为《焦氏易林》对《诗经》的解释，大量化用《诗经》的诗句，足以显示其独特的诗学特征，故而得出结论，《焦氏易林》“是《诗经》四言诗的继承和发展”，“是《诗经》与《易经》的融合，是经术与文学的结缘”。[15]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学界对《焦氏易林》文学性的探讨有蓬勃发展之势，陈良运开其先河，用力最深，成果也最为显著，这也得益于他长期对诗歌和诗学理论的研究以及学者加作家这一特殊的身份。可以这样说，在陈良运之后，《焦氏易林》纯文学领域的挖掘，留给当代学人的余地已经不大了。但当代学者还是进行了大胆的开拓，将《焦氏易林》的文学性研究放在两汉经学背景下，放在《诗经》研究史的长河里，放在文化的视野中，研究的视阈拓宽了，研究的进路发展了，不再局限于遣词用韵等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学位论文有刘银昌的《四言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3年）和在《四言诗研究》基础上撰成的博士论文《盖事虽，其辞则诗――文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该文重点探讨了《焦氏易林》的各种诗体，如游仙诗、咏物诗、寓言诗等，并指出了《焦氏易林》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李绍萍《论与先秦两汉文学的融会贯通》（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重点从《焦氏易林》的取象以及它与《诗》学的贯通上，来体现《焦氏易林》在经学与文学的融会中，所呈现出的文化特征。但文章对《焦氏易林》与易学、《春秋》学以及汉代诗歌等关系，论述不足，留有遗憾。

此外，还有单篇论文如程建功的《略论对的影响》（《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 6期），从《焦氏易林》师承关系、写实手法、句式特点、语言风格及表达方式等方面探讨了《诗经》对其的影响；陈昌文的《卜筮之辞的艺术特征及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新论》（《学术探索》，2003年第11期），从《焦氏易林》用“象”的类型和塑造方式两方面论述其作为卜筮之辞的艺术特征，并进而考查“《易》文学”对古代文学的影响；钱健的《古歌发微》（《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和羽离子的《中的文学瑰宝――诗及其艺术》（《中国道教》， 2001年第4期），则主要论述了《焦氏易林》对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及呈现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融的特征。张玖青在《论的说――兼论的作者》一文中考察了《焦氏易林》与《诗经》的关系，认为《焦氏易林》是一部融汇贯通《诗经》和《易经》的文学巨著，且认为通过《焦氏易林》可以考察《诗经》对汉代文学，尤其是汉代诗学所产生的影响。（《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智宇晖在《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中，探讨了《焦氏易林》女性形象在情感世界和道德世界中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并述及《焦氏易林》母亲形象的象征意义（《齐鲁学刊》，2012年第4期）。田胜利在《沟通卜筮与文学的桥梁――中动物意象浅议》一文中重点论述了《焦氏易林》动物意象的分类和作者的情感指向，动物意象分布所呈现出的特征及原因以及动物意向所呈现出的多样化的艺术特色。（《学术交流》，2012年第7期）

上述论文往往就《诗经》或《易经》在文学方面对《焦氏易林》的影响展开论述，和上文论著有不同程度的重复立论之处，且对先前其他经典对《焦氏易林》的影响鲜有涉及，不无遗憾。智宇晖和田胜利的论文再次回归到《焦氏易林》文本当中，从某种意象切入，由文学研究迈向文化观照，算是有益的尝试。

二、《焦氏易林》有关研究的展望

《焦氏易林》的文学性、思想性、作者归属等问题，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焦氏易林》在某些方面的研究依然相当薄弱，还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一）《焦氏易林》与先秦典籍之间的关系研究

对于《焦氏易林》援引先秦典籍，学界偶有提及，如刘银昌的博士论文《盖事虽，其辞则诗――文学研究》和杜志国的《研究》在部分章节涉及到《焦氏易林》对《诗经》的引用问题，惜未一一考证、深入展开。也有学者就先秦某部经典如《易经》、《诗经》等对《焦氏易林》的影响展开论述，但还未见综合考察、详加论述、一一考证先秦最重要的经典与《焦氏易林》之间关系的著作问世，这也不是单篇论文所能完成的任务，故在这一方面还有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焦延寿通晓先秦至西汉中叶典籍，而《焦氏易林》援引经书尤为显明，其中又以援引《周易》《诗经》和《左传》最为突出。潘雨廷也曾论述《易林》道：“盖凡所系之辞，莫不渊源于《易》，且以《诗》、《书》，《左传》及史迹等以实其象，可谓善于文矣。”[16]据笔者统计，《焦氏易林》林辞中有140余首援引《周易》，涉及《周易》经传70余处；有500余首林辞援引《诗经》，涉及《诗经》篇目70余首280多处；有140余首林辞援引《左传》，涉及《左传》原文80余处（由于林辞达四千余首，笔者虽一一寓目，但也难免有所误差）。迄今为止，还没有专文专书对《焦氏易林》援引先秦经学典籍进行综合考察，这是《焦氏易林》研究方面有待开发的新领域。

而通过对《焦氏易林》与《周易》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焦氏易林》对《周易》的继承和新变，进而发掘《焦氏易林》在《易》学上的价值、地位和影响；而考察《焦氏易林》与《诗经》的关系，可以看出《焦氏易林》对《诗经》的借鉴与创新，进而体认作为《齐诗》之《焦氏易林》的《诗》学价值、地位和影响；通过对《焦氏易林》与《左传》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焦氏易林》对《春秋》学精神的继承和超越。通过综合考察《焦氏易林》本身及对《周易》《诗经》《左传》的援引，还可以发现其性质在流传过程中的变迁。

总之，考察《焦氏易林》与《周易》《诗经》《左传》等经学典籍的关系，可以发掘《焦氏易林》的易学价值、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可以发掘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可以拓宽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式，将目光投向被主流文学所忽视的领域，并如傅璇琮所言，重视“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17]

（二）《焦氏易林》自身文献价值研究

《焦氏易林》林辞达4096首之多，有众多林辞涉及到西汉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举凡西汉中前期的政治经济、战争外交、民间信仰、社会习俗，等等，无不包容于其中。通过对《焦氏易林》中这些林辞的考述，可以佐证西汉中前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汉高祖的“白登之围”，汉武帝的出击匈奴等；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如林辞中描述了大量的农作物产品以及农耕渔猎场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中前期农业的长足进步；林辞中大量的道家人物的描摹和仙道形象的出现，印证了西汉中前期人们对生命意识的敬畏和对长生不老的企盼；《焦氏易林》中还有不少林辞涉及当时的民风习俗、异域风情，真可谓反映西汉社会现实的一面明镜。总之，《焦氏易林》的林辞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是当代研究西汉历史、哲学、宗教、民俗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而对《焦氏易林》这些方面的研究，依然有较大的开拓余地和广阔的研究前景。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3] 焦延寿. 易林[M]. 北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4] 焦延寿. 易林[M]. 北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校定焦赣易林序.

[5]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卷十二，四库全书本.

[6] 杨慎. 升庵集[A]. 卷五三，. 四库全书本第1270册：468[C].

[7] 钟惺，谭元春. 古诗归[A].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7册：714-718[C].

[8] 王赣，牛力达. 大衍新解[M]. 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3.

[9] 邓球柏. 白话焦氏易林[M]. 长沙：岳麓书社，1996：1.

[10] 陈良运. 焦氏易林诗学阐释[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418.

[11] 卞孝萱，王琳. 两汉文学[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2] 刘松来. 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516-518.

[13] 张启成. 诗经研究史论稿[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14] 汪祚民. 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75-188.

[15] 张新科. 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81-289.

第9篇：哲学创新论文范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哲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媛媛，吉林大学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学科，是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学派，是一种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复杂性及人们对其理解上的差异性，同时也给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只是表层问题，其深层问题是：如何理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才是争议的关键之所在。若认为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那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若认为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那是科学哲学的主张；而认为“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则是自然辩证法。本文拟对这一认识和理解，从自然辩证法的创立、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既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代，自然科学大都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的，其特点是科学和哲学浑然一体，很难区分，习惯上我们将其称为自然哲学。到了近代，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以及近代城市化社会的兴起，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同时自然科学自身也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性而斗争。16世纪中叶，一场酝酿已久的科学革命开始了，近代科学就诞生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其标志是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而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则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领域中最辉煌的成就。虽然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处于襁褓之中。当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科学研究方法（实验、解剖、分析、归纳等）养成的习惯，加上社会的、阶级的原因，使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能不打上机械论、形而上学和经验论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宇宙不变”和“物种不变”，代表人物是牛顿和林耐。进入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前主要是搜集经验事实转向对事实材料的综合整理，并将经验材料概括抽象为系统的理论。自然科学也相应地由搜集材料阶段过渡到整理材料阶段，由经验阶段发展到理论阶段，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与此同时，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天文学领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地质学领域赖尔的渐变论，物理学领域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电磁理论，化学领域的原子论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学领域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这些都为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前提。恰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的哲学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呈现为一个简单而庞杂的混合体，哲学研究的重心是本体论问题。近代的哲学则发生了“认识论转向”，把认识论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把人们对于认识的理论考察推向了新的阶段。认识论本身的这些问题虽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却受本体论的制约并反过来影响本体论问题的解决。19世纪初，黑格尔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和转化，有机界向生命界的发展和转化。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但是，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所以，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和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是在超越神话和常识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以未分化的形态而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哲学则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着全部科学。人们常常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概念，也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然而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和日趋成熟，致使各门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不断地把哲学“驱逐”出其传统的“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此时的哲学仍企图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而高居于科学之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可见，恩格斯既反对用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把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妄图取消哲学的实证主义。

正是19世纪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方面出现的重大进展，为创始人研究和阐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基础，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二、自然辩证法不同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学科，它主要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哲学的产生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获得迅速发展，科学理论层出不穷，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衰落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非欧几何学的发展，代数、算数的公理化以及命题逻辑的符号化等。这些科学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变革自然地唤起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要用科学来改造传统哲学。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本书认为，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它认为，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书想指出，从这个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的科学里已经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形成后，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批判与反思。科学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解科学的东西。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指出：“为了不仅了解科学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学在我们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在这体系中，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它们的地位。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叫做科学的哲学，也就该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缺少的环节’。”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具体而言，科学哲学就是要探讨科学的性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逻辑，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提出、论证、检验和评价，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思维的形式、要素、特点和作用。同时，在进行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哲学也不绝对排斥考察科学的社会本质，不绝对排斥对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进而，科学哲学强调，新哲学的出路只能是使其变为像科学那样实证，或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之下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性的哲学”。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我国最早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一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在这个既严肃又严谨的规划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门科学。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规划草案既没有简单地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哲学，也没有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在两者之间。

从这个规划草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是比较早的。但与西方科学哲学学者不同，我们一直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从事这项工作的，而且始终强调要以为指导，因为“自然辩证法同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正是基于此，龚育之在1996年就已经把“自然辩证法”描述成了“的科学技术论”。

综上，无论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的产生、发展，还是从理论框架、学科定位来看，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有交叉或重叠之处，即都要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辩证法等同于科学哲学。

三、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

自然辩证法既然位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学性与非哲学性（如科学性）。向哲学靠近，它具有哲学性；向科学靠近，它具有科学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里只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学，偏重于对科学的哲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理应归属于哲学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还确实具有科学性，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逻辑与理性特征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自然辩证法与哲学（尤其是哲学）和科学技术之间是何关系呢？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各门科学技术学科之间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我们认识自然界和进行科研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方法的革新也通过自然辩证法充实和丰富到哲学理论体系中，使之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自然辩证法具有交叉学科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是以为指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与相互融合的、广阔的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探索科技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科技、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共荣。我们应该正视并承认“自然辩证法”作为交叉学科的特征，发挥其交叉学科的优势。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像于光远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自然辩证法时，即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自然科学，分析自然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而且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科学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并写下了许多札记、论文和著作；同时也表现在，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在纵横两个维度上不断深化和扩展，以至其中的许多内容如科学方法论、技术创新论、工程哲学以及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都是哲学学科涵盖不了的。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有人强调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哲学命题，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将“自然辩证法”看作哲学的二级学科，势必要用哲学的学科范式规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就会被认为“失职”、“不务正业”。哲学学者时常批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的人“搞得太杂”，“专业性不强”，“研究的很多东西不是哲学”，这种批评意见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确，因为“自然辩证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不属于哲学。勉强地将“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内容都说成是哲学，不仅在学术上不严格，学生也很难认可，同时对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来说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理论学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括其中。这不仅尊重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也符合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既凸显了本学科的特色，又体现了本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因为如此，在2004年由黄顺基担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统编教材中对自然辩证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理论学科。同时由于自然辩证法目前还是我国高校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公共理论课。因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将自然辩证法纳入到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进而使自然辩证法能够在新世纪、在当代中国以至当代世界重振雄风（于光远语）。

[参考文献]

[1]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全国工程硕士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组.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F·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M].许良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朱凤青.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人文理解[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6）.

[11]自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12]张纯成.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与发展方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3]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李桂花，肖爱民.“自然辩证法概论”在“理论课”教学中的定位——兼论它与“基本原理概论”、“现代科技革命与”的关系[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