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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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5）这种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能够长期进行劳动，而且不断有新的年轻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点是存在问题的。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预付了货币，准备了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把工人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协作，使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工人“独立地”劳动，怎么会有这些条件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4）。如果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那么，一个人即使耗费了12个小时才能生产出一件这种商品，他的产品的价值仍然只有6个价值单位，而不是12个价值单位。
由于一个工人独立劳动时没有和工厂相同的“其它条件”，所以，他生产同样的产品劳动时间要长得多，但是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创造出6个价值单位的产品，劳动时间将不止6小时，而是几倍甚至几十、几百倍于他在工厂里的劳动时间。保守一点，我们假设需要两倍于他在工厂劳动的时间，即12个小时。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必要劳动时间”等于生产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对于一个工人来说，他原来为自己劳动时，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需要工作12小时。现在他在工厂里，也是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了。
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独立劳动需要的时间是在工厂劳动时间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现负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在工厂劳动比独立劳动更合算（见表1）。
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注意到“必要劳动”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是随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表1：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分析
在工厂劳动
（生产一件产品需要6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50%，生产一件产品需要12小时）独立劳动
（方式II，生产效率为工厂的25%，生产一件产品需要24小时）
劳动时间
（小时）121212
产量
（件）210.5
产品价值
（例中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工厂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即6小时；每件产品的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1263
工人得到的报酬6
（工人得到新创价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创价值）
必要劳动时间
（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量为6个单位）6小时12小时24小时
对工人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独立劳动时获得同样报酬所需的劳动时间）12-12=0（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计算）
12-24=-12小时（根据独立劳动方式II计算）
对资本家而言的
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工人在工厂里的总劳动时间减去创造工人工资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12-6=6小时
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厂劳动，使用先进的机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劳动时间比他独自劳动时要短得多。因此马克思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那段话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工人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由于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劳动更多的时间，不仅可能超过6小时，而且可能超过12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他在工厂里劳动可能比自己独立劳动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不仅可能不受到剥削，反而因为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融为一体，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尽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实际报酬仍然比自己独立劳动时高得多。”
对于工人来说，在工厂劳动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他准备了机器、组织工人相互协作，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劳动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利润的确来自这些剩余劳动时间。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来自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效率的提高，来自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协作，而这一切均是资本的贡献。
把劳动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果强行归给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借助汽车，人们可以缩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会把时间的节约归功于乘客的两条腿。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制造汽车了。
把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工作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是不准确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维持投资者继续投资兴趣的“必要劳动时间”。利用资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获得独立劳动时不可能得到的报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为资本工作，为维持投资者投资兴趣而工作，也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换时一样（15，16，17），在分析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也要考虑“劳动时间”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劳动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差别。工业生产方式中这种差别非常显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和地主一样，资本家也只能通过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价值才能获得利润。在工业生产方式中，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来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博学家马克思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把一个影响波及全人类的重要理论，建立在一个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设上。笔者认为，问题在于
（一）马克思没有正确理解人类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本质动机。
马克思说“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18）。也就是说人们相互交换商品是为了互通有无。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亚当·斯密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商品交换的例子：“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9）也就是说，捕杀海狸的渔夫和捕杀鹿的猎人，为了互通有无，按照“等量劳动相互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假设一个渔夫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一个猎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他们两人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
斯密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猎人去捕杀一头海狸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猎人也能够用两天或不到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他就会自己去捕海狸，而不是花两天时间先去捕两头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来和渔夫交换一头海狸。因为这至少将额外增加交换产品的麻烦。就好像我们不会用5元钱买一本我们不需要的书，然后去旁边的柜台费一番口舌换一枝价格为5元的钢笔。我们肯定是直接去买那枝钢笔。
猎人不直接去捕海狸，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两只鹿换一只海狸，充分说明对于他来说，间接地得到海狸比直接捕杀海狸对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费较少的劳动。因此，猎人捕杀一头海狸肯定需要两天以上的劳动时间。我们不妨假设是三天时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当海狸和鹿的交换比例时1:2时，猎人用两天的劳动产品：两头鹿，可以换得他本来需要三天时间才能获得的一头海狸，因此他可以节约一天的劳动时间。
猎人需要一头海狸，这是他参加商品交换的出发点（他为什么需要海狸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他进行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那头海狸。仅仅因为先捕杀鹿，然后去交换海狸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海狸捕杀者──渔夫──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
猎人捕杀海狸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合适的工具、居住地离开海边较远等等因素。
同样道理，渔夫需要鹿，不能成为他参加商品交换的理由。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鹿。仅仅因为先捕杀海狸，再去交换鹿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鹿捕杀者──猎人──交换劳动产品。
渔夫捕杀鹿之所以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可能同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捕鹿经验、合适的工具、需要额外的时间进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而互通有无仅仅是商品交换的表面动机。
由于我们（包括马克思）身处一个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当我们需要某种物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购买，而极少考虑自己制造的可能性。当孩子要吃巧克力时，我们总是花几块钱去商店买一包，而不是花费整个星期天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制造，尽管这样可以彻底杜绝孩子吃到伪劣产品的可能性。人类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头，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经济学中，就是错误地理解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仅仅是互通有无。当代经济学把“偏好”作为商品交换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由于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质区别，而没有注意到交换双方获得同样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劳动时间（这种差别正是商品生产者利润的来源（15，16，17））。因此在讨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他没有注意到同样的劳动时间对交换双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发现：从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劳动时间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厂的总劳动时间（分别对应表1中独立劳动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用自己的劳动换得货币，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货币要多于自己独立劳动、然后出售产品所能获得的货币。劳动和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利益增值，是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可以长期和平共处、雇佣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二）马克思没有把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理解应用到对劳动和资本交换过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农业时代的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说明他对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框架、确定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之后，才引入这些范畴的。这充分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考虑工业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因此，在研究工人劳动报酬问题时，他只注意了“劳动时间”一个因素，却忽视了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同样时间的劳动会创造不同量的价值。
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20）这是和他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完全自相矛盾的。协作可以缩短生产商品的时间。因此，在同样的时间里，1200个工人相互协作，生产的商品数量肯定多于1200个单独劳动的工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1200个工人协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多于他们分散劳动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展开，没有加以仔细的推敲，因此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很多至关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数语，几笔带过。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却非常简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4）那么，具体如何确定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只给了一个简单例子：“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织布机刚刚开始被使用，产量远远低于手工产品时，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等于手工织布的一半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恒等于最短必要劳动时间（这和马克思的定义相冲突）。因此，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长短有关，还和它在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产量有关。只有用蒸汽织布机生产的布大大超过了手工织布的产量，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等于（严格地说是“接近”）用蒸汽织布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有关，还与不同生产者的产量有关。即使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变，只要企业主调整各自的产量，就可以改变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常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不惜笔墨，反复论述。例如，他花费了二十多页的篇幅，讨论“20码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叶，所以10磅茶叶值20码麻布”之类的问题（21）。尽管如此，这一长篇论述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
例如在讨论一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其相对价值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时，马克思列举的第二种情况是：“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页）羊毛歉收为什么会引起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根据常识，只要羊毛的质量没有变化，工人生产上衣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因为羊毛歉收而发生任何变化。马克思这样说，其出发点显然是：羊毛歉收，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上衣厂的资本家必须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羊毛。多支付的货币属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可以折算成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羊毛歉收后，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把构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说明地换算成“劳动时间”一个因素，然后再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
结论
（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论述中，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即使劳动价值论成立，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能成立。因此，《资本论》没有证明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
结束语
《资本论》中简短有力、象现代广告的口号一样简洁明了的结论（例如，“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大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而它壮观的厚度和拗口晦涩的论述，给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结合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坚持独立和客观的立场，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马克思的文字丛林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1997年8月于上海
参考文献：
1,傅军胜：“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35页
2,钟粟：“经济学家面临选择”，《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26页
3,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1期，第54页，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会1996年年会介绍。原载于《改革内参》1996年第19期
4,王则柯：“还得下决心重写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页
5,黄佶：“赞成：政治经济学的确需重写”，《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页
6,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5期，第44页，原载于《当代思潮》1996年第6期
7,钱伯海：“论物化劳动的二重性”，《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第24页
8,梁劼：“物化劳动果真创造价值吗？”，《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第75页
9,顾钰民：“再论活劳动是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学术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页
10,王则柯：“‘物以稀为贵’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页，注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页（其它版本《资本论》中的此段中文译文见注）
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页
15,黄佶：“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民主中国月刊》，1993年11月号，第28页
16,黄佶：“利润：消费者给生产者的报酬”，《民主中国月刊》，1994年10月号，第38页
17,黄佶：“商品不是等价交换的”，《中国研究月刊》，1995年7月号，第68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页
1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2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页
注：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页：
“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注1：“独作为独立的劳动者”：原文如此；2，着重记号是原有的──引者）
第2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第3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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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sco，Vincent.（2008）.Current trend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Global Media Journal-Canadian Edition，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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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5] （加）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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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
[8] 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9] 张殿元.政治经济学批判：广告传播研究的另类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10] 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11] 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岐与整合[J].国际新闻界，2009（8）.
[12] 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13] 吕新雨.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重庆卫视改革刍议[J].开放时代，2011（9）.
[14] 赵月枝.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J].新闻大学（秋季号），2011.
第4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0012502
政治经济学是充当整个经济学科和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基础理论支撑的学科和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高校教师重点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1 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近几年的政治经济学讲授中，深感教学的困难，具体表现在：（1）在教学中煞费苦心地强调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性，反复讲解重点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仍是不理解，学生学习兴趣丧失。（2）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长期道德说教，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而学生普遍对政治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厌烦。笔者就曾经遇到有学生一学期学下来仍认为学的是政治。（3）学生课堂听课积极性不高，为得学分而学。（4）学完后不知道如何运用理论，考试死记硬背，考完忘完。这些情况使得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尤为不好讲，形成“教师不好讲，学生不爱听”，最后教师和学生都在应付的局面。
2 原因分析
2.1 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学习不感兴趣
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认为再重新学习一遍意义不大，自然提不起兴趣。而且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学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语、思想政治，数学等的基础教育，也容易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单纯的一门政治理论课。而对政治的学习，学生普遍不感兴趣。
2.2 课程内容过于抽象、理论，不容易理解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程度很高的学科，学生学习这门课普遍感到困难的是内容抽象、深奥，基本范畴多而且含义丰富，难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细微区别；也很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感知某些概念，感觉理论与自己很遥远。最后是虽然认真学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产生了厌学。
2.3 教师创新意识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制约学生兴趣提高
长期以来，教师的创新意识弱，教学方式单一，主要就是教师静态地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而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等课程教学中的案例分析、讨论等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相对薄弱。教师认为只要向学生灌输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学生就能够把它自觉地运用于实践中。所以虽然课前教师做了大量的备课准备，但课堂气氛仍是死气沉沉，调不起学生的兴趣。而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传统的教学和学习模式不仅使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更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丧失，社会阅历浅等后果。
2.4 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强，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够
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阶级斗争矛盾较为尖锐，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而现在敌对阶级已基本消灭，再强调阶级斗争就显得脱离实际了。第二，政治经济学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而现实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而原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没有灭亡，反而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第三，由于市场化改革引发的道德疑问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动摇心理，这种心理也辐射到了政治经济学上。在我们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现象，那会不会存在有剥削，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是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等等，使不少学生产生了质疑，也使政治经济学中宣扬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学生关心的问题都没有及时在教科书中反映，教材与实践相比存在明显滞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释出现的众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使得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
2.5 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
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完善。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运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资源展开研究，研究对象从个体到整个社会，体系条理清晰。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较成熟，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对经济的本质问题进行研究。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体系很不完善，研究对象既有生产关系，也有基本经济制度，既研究经济运行，又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出现的众多新问题。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内容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部分内容重合。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就是一个大拼盘，各个章节庞杂、零碎，学生学起来抓不住重点，主线不明确。
3 解决对策
3.1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1615年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在经济学前面加“政治”，意指“社会结构”或“国家”，也就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是以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此后许多经济家也都沿用了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当然，对于各个社会形态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学研究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同时还要弄清一个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而政治经济学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目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在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下又加入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的。
3.2 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课堂
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也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学模式至关重要。笔者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将传统教学模式和案例教学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应用性课程，它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案例教学，所以要认真选取部分内容采用案例教学。
比如在讲价值决定时，让学生分析“梵高的画为什么那么值钱？”讲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们可以举铁路火车票价或电价的调整，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向，以及关系社会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等例子进行分析。讲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局限性时，笔者结合当时网络热议的“萝卜哥”由于萝卜价高而大面积种植却又遇上萝卜烂市，卖不出去的事件来说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学生不仅由此轻松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同时也提高了学习兴趣。讲虚拟经济的发展作用时，可以举例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的危害。讲劳动力商品时，结合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否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
案例教学的内容较为丰富，教学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针对不同的案例特点和课程实际需要，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讲解重点难点时穿插借助案例进行解释，也可以围绕着某一问题开展案例讨论或辩论形式，让学生参与进来，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各抒己见，这样不仅能引起师生互动，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最后还可以辅导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完成课程论文，提高其经济论文的写作能力。
通过多种形式，使学生感到理论与实际是有密切联系的，抽象的理论也变得不再枯燥，增强了其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深化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改变了其长期以来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纯理论课程而厌学的态度。
但是尽管案例教学有很多优点，鉴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不可能像管理学、西方经济学那样以案例教学为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仍然应该是基础和依据，案例教学是辅助，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
3.3 加强与当代重要经济问题的结合，提高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应该能帮助我们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进行枯燥的政治说教。在教学中如果不能联系现实，就不能打消学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目前学生之所以对其学习提不起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其理论过于抽象、空洞，与现实结合力不强，学生不知道学习它有什么用，或认为其已经过时了。其实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很多实际问题都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特别是在我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企业改革，医疗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发展问题，三农问题，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以及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等等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应多结合这样的实际问题讲解，从而打破政治经济学“无用论”、“过时论”的说法。
3.4 讲解要有条理，帮助学生抓住重点
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章节庞杂，如何讲解才能使学生思路清晰，抓住主线和重点呢？这就需要教师下功夫总结。比如讲解资本主义部分时，剩余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但是这部分内容分散于各个章节中，学生不好把握。教师就要说明剩余价值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实现理论和分配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包括对资本总公式矛盾，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工资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剩余价值实现理论包括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研究。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包括对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利息，地租的分析。
讲解社会主义部分时，由于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至今不过五十多年时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只有十多年，所以不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可能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面对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部分，教师首先要明确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太多了，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在教学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其次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讲授的出发点，以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主线，以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基石，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发展的规律，对比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性质的不同进行讲解。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思路清晰，讲解才会有条理，学生才能抓住重点。
3.5 改进成绩衡量标准，使学生获得学习上的成就感
传统的一考定终身的成绩衡量标准，并不能真正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经常会有学生抱怨平时课堂上认真听讲了，课后作业做了，可最终的成绩却不理想，学习积极性受到打击。改进成绩衡量标准，对于平时课堂上听讲、讨论、提问等环节表现良好的学生加分，并以平时成绩形式计入期末考试成绩中，在期末考试时加大案例分析题型的比重，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其的竞争意识，更能激发其学习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马宏.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困境与出路[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教育学刊，2008，（4）.
[2]谷书堂.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J].经济纵横，2008，（5）.
第5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说史；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学习和研究本课程能够让我们清楚地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使我们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理解的更加深入透彻，从中吸收以往经济研究中的科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创立适应现代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见，开设该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现如今，当前全社会对于应用技能的重视和对基础学科教育的忽视，在经济学说史课程的实际教学中，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经济学说史课程的理论性强、历史性强，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教学效果不佳。经济学说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学说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思想渊源来揭示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另外，经济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和演变的，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说，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某种反映，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特征[1]。所以，经济学说又是具有历史性的。这就使得学生刚一接触到这个课程就给其贴上了“不需理解、死记硬背即可、不实用”的标签。
其次，经济学说史课程的内容繁杂、枯燥，易混淆。经济学说史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理论为主要学习内容。从古希腊、古罗马与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跨越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学派、边际效用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等诸多学派，可谓内容繁杂[2]。而这分支众多、林立的学派又往往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不同时期经济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所以在内容上就会有相同和不同之处，特别是对一些基本经济概念的内涵和经济规律是在不断探索和纠错中逐渐完善的，所以在教学中同样的一个概念会有不同定义和解释，学生会感觉枯燥且容易混淆。
针对以上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1.精心组织和梳理教学内容。可充分利用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阶段性，通过划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把重要人物、重要观点、重要事件纳入其中，使学生对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其中，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将时代背景与学说产生紧密结合。有助于对理论体系的深入理解同时体会经济学说的历史性、阶级性和政治性，增加对内容的理解；二是重视经济学家生平的介绍。在课程讲授过程中，补充穿插经济学家的传记和相关趣事，讲解他们人生经历对其经济学说的影响。这样不但能加深学生对经济学说的理解，同时从其人生经历中也可以得到启示，既提升了学生学习的趣味性和主动性，也加深了其对理论的思辨。三是做好对经济学思想的评述。经济学说史作为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其理论体系包括阐述、评论两大方面。因此在讲课时应先阐述理论，对各种经济学说，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评论时与历史结合，客观地看其贡献和不足，而不是教条的引用某一教材的话，并且提出此问题让学生思考。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避免空洞的说教和枯燥无味的叙述[3]。针对大部分学生对经济学说史课程“纯理论、实用性不强”的认识偏差，教师应努力增强课程内容的实用功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如早期重商主义的重金思想可以联系当前的现象；如重农学派关于农业问题的认识，对于当前我们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重大的帮助；如在讲述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时，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可以联系我国外贸的实际；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中提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我国的降息减税等现阶段经济政策有着重要的理论支撑等等，这样就可以充分体现经济学说史的现实指导意义，使学生能够感性地理解和掌握抽象、枯燥的理论，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3.教学方法多元化。一是针对经济学说史课程中有许多知识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在教学中应多采用比较教学法，对这些知识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并抓住重点内容。如比较分析早晚期重商主义观点的异同；如在学习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时，比较英法两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及特点，明确异同点，使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重要理论的演变过程和特点；再如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萨伊定律和凯恩斯定律等等，通过比较进行类推，发现规律，触类旁通，减少记忆内容。二是采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增强上课的直观性，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链接经济思想史网站和新闻网站，现场点评和讨论，强化经济学说史的理论知识的目标，为日后的专业学习与经济理论的运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4.考核方式综合化。考核是对学生的“学”和老师的“教”的客观评价。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而言，笔者认为，考核的目的不仅仅是考察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更要考察他们自学、查找资料、总结、表达、写作等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而论文的考查方式则更倾向于测试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因此可以将论文作为主要的考核形式，同时采用定期检查读书笔记的方法（由任课教师提供文献资料目录，最好是学校图书馆里都有的书，要求学生看这些书并且写读书笔记），再辅以课堂表现的考核形式。这样做既可以兼顾到学生的平时表现，又可以使其主动查阅相关资料，并逐渐了解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来看待和研究问题。
总之，对经济学说史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除了要克服该课程内容繁杂、实用性不足、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够等劣势外，更多的是要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增强该课程的趣味性与实用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掌握这门课程的知识体系，从而将经济学知识融会贯通，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以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新时期对经济学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林建红.关于提高《经济学说史》课程教学效果的探讨[J].商业现代化，2012（09）：145-146.
[2]霍倩佳.关于改进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教学的探讨[J].商业经济，2011（09）：121-122.
第6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 经济学专业 课程设置
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因此培养拔尖型创新人才已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学经济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与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教学内容空洞，教学手段单一，基本保持教师填鸭式授课、学生记忆背诵的传统模式。每年大量的经济学学生毕业，但合格的经济学人才却非常稀少。如何尽快改变经济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环境和教育模式，提高经济学本科毕业生的专业水平，不仅关系到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的长期发展，而且还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本文在系统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模式，并且主要以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简称MIT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等知名院校经济系为例，从专业要求、课程设置等方面研究美国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教育的先进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我国经济学教育的建议与对策。
1.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设置的理论分析
拔尖创新人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具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品格，在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能够创造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高素质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课程体系设置是实现人才培养总目标的物质载体。课程体系是承担特定人才培养职能功能、具有特殊结构和组成部分、具有延伸性、开放性等特点的知识组织结构，课程体系构成了一个学科的基本范式，这种范式使得各门课程形成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具体落实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确立专业规格与专业品质，区分不同人才学科的人才特征，同时课程体系设置海必须反映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要求，跟踪本学科发展的前沿，既要有知识体系的稳定性，也要有知识内容的革命性和前瞻性，同时还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与课程体系的设置实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1.1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实现课程体系的组织和优化。要按照经济学科的特点，实现课程的丰富性、回归性、联系性与严密性，使得课程的规划、研究和设计过程逐渐完善。合理的课程体系设置，应当培养学生具有结构合理的基础知识、自觉的学习意识和较强的自学能力。
1.2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实现科学性与发展性相协调。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意见中明确指出：“必须考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反应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从整体优化角度开展课程体系的优化及教学内容改革”。经济学是一个涉及面广、分支多、理论性与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而且变化频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理论和体系层出不穷，需要我们结合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需求，将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个模块、各门课程科学合理地、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方法相配合、传承与创新相融合的课程体系。同时，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临，随着手机、电脑、互联网等现代媒体的强势传播，青年学生的阅读习惯也在不断变化，手机阅读、互联网阅读成为阅读的主流，这样在当代学生中，知识碎片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学生难以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课程体系的设置更要重视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1.3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做到普适与特色相结合。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科学，因而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在课程体系设置中要尊重经济学体系的一般内容与范式，做到课程体系的普遍适用。然而，每一个高校的研究与教学偏好又都有所不同，其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甚至基本观点都有很大差异，因而完全一模一样的课程体系设置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差异化生存、特色化发展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要求。就课程体系设置而言，也要体现差异化、特色化，学校要因校而异，根据自己的教学定位和理念，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着眼经济建设的前沿变化，预测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趋向，开发出相应的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体系。
1.4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做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平衡。拔尖创新人才应具有全面的素质和广博的知识结构，只有深入掌握本学科理论知识、广泛的相关学科知识，才能具备触类旁通的分析能力，才有可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众所周知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既是经济学界的大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也是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曾荣获美国最高的计算机科学奖项。因此，在经济学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必须重视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大量开设理工、人文、社科、艺术等方面的基础课程，开设交叉学科的综合课程以及跨学科的讲座等等，打破专业限制，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2.美国四所著名高校经济学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
一是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美国多所著名高校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培养目标、培养制度，教学模式等等多方面的内容，就教学模式而言，主要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在课程设置上，美国多数高校实施的是通识教育理念指导下的课程结构设计，但各校的课程分类与组合不尽相同。如麻省理工学院为理工类学生开设人文社会课程，以保证文理学科相互渗透。二是在教学内容方面，研究型大学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研讨课，还有跨学科的专题学术讨论课程、导师辅导课以及问题情境式教学课，重点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美国还十分重视开设创业课程，硅谷60%-70%的企业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创办的。三是教学方法灵活，研究性教学等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学教学方面，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掌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分析方法，美国大学在设置本科经济学课程时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以及经济分析与应用等方面课程细分为初级和中级两个层次，在经济学专业一年级，开设初级经济学原理，二年级学习中级经济学在初级课程中对新生只讲授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不涉及高等数学方面的内容在学生具备基本的经济学素养和相关的数学知识后，才允许修读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中级微观应用分析、中级宏观应用分析等方面的课程，有的学校在选修课程上还开设高级微观理论。以下是MIT、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学校经济系课程设置。
2.1 MIT本科课程设置[1]：
2.1.1一般经济学理论，这一类课程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与公共政策、微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理论、中级应用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经济学阅读与讨论、经济学专题、博弈论的经济应用、经济学与心理学、战略与信息等课程。
2.1.2产业组织，包括产业组织与竞争策略、卫生经济学、经济学与激励：理论与应用等课程。
2.1.3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包括经济学中的统计方法、计量经济学、经济学中的研究与交流：主题、方法与应用、高级计量经济学等课程。
2.1.4国民收入与金融，包括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环境政策与经济学、能源决策、市场与政策、能源经济学与政策、金融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信息技术与美国劳动市场等课程。
2.1.5国际、区域与城市经济学，包括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等课程。
2.1.6劳动经济学与劳资关系，包括变化的经济中的美国劳动力、劳动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等课程。
2.1.7经济史，包括中世纪经济史的比较研究、金融危机的经济史、资本主义以及对它的批评、世界贫困问题等课程。
2.1.8经济发展，包括发展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等课程。
2.2 MIT研究生经济学课程设置[2]
2.2.1一般经济学与理论，包括经济学家的数学、微观经济理论Ⅰ、微观经济理论Ⅱ、微观经济理论Ⅲ、微观经济理论Ⅳ、博弈论、契约理论、博弈论专题、独立研究论文、讨论：经济学专题、经济学阅读讨论等。
2.2.2产业组织，包括产业组织Ⅰ、产业组织Ⅱ、卫生经济学讨论、集体选择理论：经验检验、集体选择理论：制度与实证政治理论等。
2.2.3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包括经济学中的统计方法、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非线性计量经济分析、高级应用计量经济学专题、应用计量经济学专题、经济研究讨论。
2.2.4金融经济学，包括金融经济学简介、高级金融经济学Ⅰ、高级金融经济学Ⅱ、高级金融经济学Ⅲ。
2.2.5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Ⅰ、动态最优方法应用、宏观经济理论Ⅱ、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理论Ⅲ、经济波动、宏观经济理论Ⅳ、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专题、高级宏观经济学Ⅰ、高级宏观经济学Ⅱ、高级宏观经济学Ⅳ。
2.2.6公共经济学，包括环境政策与经济学、公共经济学Ⅰ、公共经济学Ⅱ、高级公共经济学专题、环境经济学与市场失灵的政府反应。
2.2.7国际、区域、城市经济学，包括城市与区域、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国际经济学Ⅰ、国际经济学Ⅱ。
2.2.8劳动经济学和劳资关系，包括劳动经济学Ⅰ、劳动经济学Ⅱ、高级劳动经济学专题、劳动市场关系与职业流动性。
2.2.9经济史，包括经济史等课程。
2.2.10发展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微观学问题与政策模型、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政治经济学：制度与发展、经济制度与增长政策分析、政治经济学1：国家与经济的理论等课程。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主要课程：核心课程：价格理论（分为Ⅰ、Ⅱ、Ⅲ）（应是微观经济学）、收入理论（分为Ⅰ、Ⅱ、Ⅲ）（应是宏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方法（包括经济学中数理方法导论、经验分析Ⅰ、Ⅱ、Ⅲ）；专业课程：数理经济学（包括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专题）、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包括高级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专题、市场专题（贝叶斯方法在营销与微观经济计量学中的应用）、经济史（包括人口与经济、商业伦理、市场营销的经济学与人口统计）、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本（包括应用价格理论、人力资本、知识与技能经济学）、数量经济分析（生命周期动态学与不平等、社会相互作用与不平等）、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专题、国际贸易与增长、国际贸易中的数量分析）、公共部门经济学（政治学的经济模型、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部门中的发展经济学）、计量劳动经济学（微观数据分析Ⅰ、Ⅱ、Ⅲ）、宏观经济动态学与金融市场（宏观经济的随机模型、公共财政与宏观经济动态学、金融市场的动态模型）、金融经济学（金融决策理论Ⅰ、Ⅱ、Ⅲ）、资产定价（资产定价、实证金融专题、资产定价专题）、产业组织（高级产业组织理论Ⅰ、Ⅱ、反托拉斯与产业组织）。另外有很多讨论课程，还有方法论的训练课程。[3]
哈佛大学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一般经济学、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为一类，包括微观经济理论Ⅰ、Ⅱ、文化经济学、宗教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博弈论Ⅰ、Ⅱ等；计量经济学与数量方法，包括应用计量经济学、金融计量学专题等；经济史、发展经济学，包括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Ⅰ、Ⅱ、发展政策设计、经济增长理论；货币和财政理论与政策、公共部门经济学，包括公共经济学与财政政策Ⅰ、Ⅱ、卫生经济学等；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金融、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等；产业组织与规制、环境经济学，包括产业组织Ⅰ、Ⅱ、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包括公司金融、企业家精神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行为金融；劳动、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城市经济学为一类，包括社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另外有大量的阅读、研究、讨论课程安排。[4]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课程设置：1）第一年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分析Ⅰ和Ⅱ、经济学家须掌握的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Ⅰ和Ⅱ；2）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与发展Ⅰ和Ⅱ、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公共财政Ⅰ和Ⅱ；3）计量经济学，包括微观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经验方法、应用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专题Ⅰ和Ⅱ、计量经济学讨论会；4）经济思想史，包括经济思想史；5）产业组织与规制，包括产业组织专题、产业组织专题Ⅰ、Ⅱ和Ⅲ、产业组织讨论会；6）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金融、贸易与金融政策中的战略问题、贸易协定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货币与金融、贸易与发展专题、国际货币经济学专题、商业政策专题、全球经济政策、经济地理专题、国际贸易讨论；7）劳动经济学，包括劳动经济学Ⅰ和Ⅱ、劳动经济学专题；8）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理论，包括宏观动态学专题、高级宏观经济分析Ⅰ和Ⅱ、宏观经济学与一般均衡理论、经济分析专题Ⅰ和Ⅱ、应用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模型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货币理论与政策、高级经济学经验研究专题、货币经济学讨论会、经济波动讨论会；9）微观经济理论与数理经济学，包括高级微观经济分析Ⅰ和Ⅱ、群体决策的建模与分析、经济学家的高级数理经济学方法、数理经济学专题、金融与货币的一般均衡基础、博弈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控制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机制设计、契约与组织、政治的经济分析专题、市场设计、产业竞争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微观经济学讨论、应用微观经济理论讨论、应用微观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讨论；10）公共财政，包括公共财政Ⅰ、Ⅱ、Ⅲ、公共经济学基础；11）其他课程，包括美国经济史、欧洲经济史、日本的经济组织与发展、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专题研讨、苏维埃与后苏维埃经济、中东欧、后苏维埃国家以及东亚改革国家的转轨问题、城市经济学、集体行动的政治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分析、日本经济问题、卫生经济学专题；12）讨论，包括经济理论、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劳动与人力资源、国际经济学、发展与环境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产业组织与战略、应用微观经济学与劳动。[5]
3.美国高校经济学课程设置的特点
从前述具有代表性的美国高校经济系课程设置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3.1课程体系完整，数目庞大
每一所大学开设的经济系课程几乎都涵盖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从一般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如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无所不包，课程数量庞大。哈佛大学2009年秋季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有20门，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50门之多。由于课程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以及今后的职业选择，灵活选择要学习的课程，有助于实现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权衡，也有利于教师专注于某一个研究领域，提高研究与教学的质量，同时也一定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2课程层次丰富，结构合理
美国高校经济学课程体系布局合理，课程之间内在的结构关系、逻辑联系得以完善。
首先，课程层次性强，课与课之间的纵向衔接紧密。在课程设置上，遵循知识传授的渐近规律，以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方式，构建完整的经济学课程体系。各大学都把一些主要的经济学课程分解成几个由低至高的级别，如微观经济学Ⅰ、Ⅱ、Ⅲ，宏观经济学Ⅰ、Ⅱ、Ⅲ，计量经济学Ⅰ、Ⅱ、Ⅲ等等，让学生拾级而上，步步升高，帮助学生既打好专业基础，又掌握更高深的知识。
其次，注重经济学方法的训练。美国高校在经济学课程体系的设计中，特别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研究方法的教学，开出了大量统计方法、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微观宏观经验研究方法、数理经济学方法等课程，并且分为多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理论和方法。通过经济理论与经济方法课的结合，以突出定性经济学与定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让学生既理解相关的经济学基本概念和一般理论的定性表述，又能把这些理论化解为具体的假设，并运用统计资料和方法，对其进行规范化的定量检验。
第三，注重跨学科培养。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经济系设有经济数学（Econ-Mathematics）、经济统计学（Econ-Statistics）、经济运筹学（Econ-Operation Research）、经济哲学（Econ-Philosophy）、 经济政治科学（Econ-Political Science）五个跨学科方向，学生的培养由两个系共同完成，各个方向均有自己的学分要求，其中前两个对数学的要求很高，分别占总学分的22%和44%。这样的跨学科培养是紧跟经济学发展前沿的表现，有助于培养学生利用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共同分析某个领域的能力。本科生毕业后，学校会鼓励他们去别的大学继续深造（不同于我国的基地班），基本上没有近亲繁殖现象。通过跨学科的培养，不断拓宽经济学教育领域的学科目标。这些跨学科的经济学扩展课程，如社会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宗教与资本主义等课程，为经济学的理论论证和方法应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空间，而且还在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中，发现本学科的缺陷和不足，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3.3课程的应用性强
美国大学本科经济课程设置特别注重提高课程的应用性，以适应大部分本科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具体经济职业的实际要求。课程的应用性既体现在每一门课程的内容里，又显示在众多课程之间的结构关系之中，从每一门课来看，其内容设计一般是从具体的经济现象着眼，在提出、分析和解决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传授相关的经济学概念、理论和方法，因此，整个课程的学习不是和经济现实脱节或割裂开来，而是形成积极互动的良性关系，即在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中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知识的拓展，又提高对经济现实的思考层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水平。
3.4全球化的学术视野
美国高校的经济学研究在全世界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因而其学术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本国的经济问题，对全球经济问题都有研究。因而其开设的课程几乎涵盖全球各国的主要经济现象，开出了大量涉及各国经济问题的课程，如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分析、日本的经济组织与发展、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问题研究、国家经济问题、中国经济问题等课程，开阔了学生的学术视野，避免了过度本土化所带来的问题。这些课程安排，也会促进多学科的融合，促进学生探讨和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经济问题背后所隐藏的多元化的因素。
3.5课程设置重视学生参与和师生互动
美国高校课程设置特别注重学生的参与以及授课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每个高校都开设了大量的workshop和seminar课程，由任课教师主持，每个班级不超过20人，在教师指导下阅读论文，对本领域的问题进行研讨，研究生及博士生的讨论课还须提交自己的研究论文，这样的课程有利于塑造具有怀疑精神和创新思想的学术品格，有利于培养学生学术研究的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是一个极大的欠缺。
4.完善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 实现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美国几所著名高校经济学课程设置情况的分析，我们认为完善我国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实现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1科学设置教学层次
把经济学专业的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初级和中级两个明显的层次，初级经济学原理在一年级开设，不用数学表述，只是讲解基本原理，而且可以由教授轮流讲授。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涉及一定的数学语言，在二年级开设，我国一些院校的经济学专业已采用这种课程设置，可以在经济学其他专业推广。与之相关的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应用宏观等课程在三年级开设，加强课程的应用性。
4.2加强经济分析方法课程的教学
我国的经济学教育，注重理论内容的讲授与灌输，但对经济分析方法课程的教学却有所忽视。就目前我国经济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来看，大多数院校仅在二三年级开设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课程，授课时间为一学期。而前面我们看到，美国高校在方法论方面开设的课程非常丰富，包括微观计量、宏观计量等专门化的课程，这样学生可选择的课程较多，也容易培养他们对这些比较枯燥的课程的学习兴趣。因此，我们建议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统计学等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论课程也应分为不同的层级，在二、三年级开设，在培养基本理论功底的同时，注意学生的选修课建设，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
4.3逐步提高讨论式教学的比重
Workshop或Seminar式的教学，对我国高校来说是一种新课程，不能拘泥于课本知识，应当更加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注重理论分析能力的培养，要将最新科研成果引进Seminar教学，寻找突破点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Seminar课程应由对本领域学术发展趋势较为熟悉的教授、副教授主持，在每一门专业课之后都应开设类似的课程，由教师指定研究领域和文献，学生对该领域的问题研究、讨论，每个学生都要参与讨论。Seminar课程应从原属课程分离，单独设立，课时比例也应提高。
4.4拓宽专业口径
从以上美国著名高校的办学理念看，这些院校均秉承宽口径、少分类的原则，使得经济系课程设置反映经济学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尊重知识之间的普遍联系，加强课程的广博性和基础性，避免了高等教育过度专业化的问题。我国各高校专业口径狭窄，财经类院校表现尤为明显。在某个财经类院校，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撰写的有关股票市场有效性问题的论文，竟然被学术委员会评为不符合专业方向，因为该校有金融学院，委员会成员认为股票市场问题只能由金融学院来研究。如此狭隘的专业划分只会局限学生学术视野，限制其创新能力的培养。我国高校应吸收这些先进的经济学教学经验，减少专业分类，实现院系教学之间的互通，使学生打下宽厚的知识基础。
4.5以科学研究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在经济学的课程提示设置中，要大力推进以学生探究活动为主线的研究性教学，运用案例教学法、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等教学方法，大力加强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增加探索性课程，加大教育资源对学生开放程度。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每一名课程都要以问题探索为导向，在科研时间获得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从学生入校就开始科研训练，大学生科研项目要提供明确的科研计划，安排导师专门指导，提示经常性地举办学术研讨会和成果交流活动等，不断激发学生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注释：
①资料来源：
②资料来源：。
[5]MIT经济系研究生课程设置：http：//econ-mit.edu/graduate/courses/
[6]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项目课程设置：http：//economics.uchicargo.edu/。
[7]哈佛大学经济系课程设置：http：//economics.harvard.edu/。
第7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利益集团模型；中点选民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1-0050-08
收稿日期：2013-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模式研究”（13CJL036）。
作者简介：白洁，女，山西忻州人，经济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进世界福利，一国单边贸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的福利。因此，各国最优的贸易政策应该是自由贸易政策。但是理论和现实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它已经成为一国干预国际贸易的重要手段。虽然在WTO的倡导下，各国施行了大幅度的关税减让，但是非关税壁垒却盛行不衰。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各国更青睐于保护而不是补贴等直接根治经济扭曲的手段。经典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贸易保护政策，所以，诸多经济学家从最优关税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市场失灵、次优等角度出发试图解释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以效率为基础的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所以，只有将公共选择的分析范式引入传统的贸易理论当中，从收入分配而非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视角探究贸易保护政策的问题，即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贸易保护主义，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文将其分为两大类：利益集团模型和中点选民模型。利益集团模型的出发点是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和政治捐资来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中点选民的出发点则缩小到不能进一步分解的选民个体，政治家要赢得选举，得到选票的最大化，必须代表中点选民的利益。
二、利益集团模型及相关研究
利益集团模型是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理论，大部分学者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对贸易保护政策了进行分析。该模型主张资本家通过影响政治家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认为利益集团可通过游说，并投入相应的支出，达到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目的。利益集团模型理论在其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早期研究介于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是利益集团模型的雏形。大部分学者就某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这些研究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决定因素，以及利益集团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一阶段的理论是分散和片面的，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模型和体系。到20世纪80、90年代，利益集团模型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模型，代表理论有关税形成模型、政治支持模型、保护代售模型和信息传递模型。特别是保护代售模型的提出成为利益集团模型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该模型较为完备和成熟，为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对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热情持续不衰。其中一些学者以保护代售模型为基础，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因素加入模型当中，使该其分析更加深入。另外一些学者用利益集团模型分析自由贸易协定、间接投资等具体问题，使其解释力不断增强。还有一些学者以本国数据为基础对利益集团模型特别是保护代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该理论在本国的适用性。根据学者对利益集团模型研究重点的不同，将相关研究分为四个方面：
1.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研究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构成了利益集团模型理论的基础部分。早期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数目少、地理集中度高、买方集中度高的行业能有效调整集团内部利益并形成游说，因此行业获得的保护水平以及行业反对贸易自由化的能力与上述因素成正比；Olson[1]认为不利于收入、就业水平提高的经济环境更有2利于利益集团的形成。所以行业保护水平和行业产出、就业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与进口渗透率呈正相关关系；Gawande等[2]研究了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在政府贸易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之前的研究学者认为，国外利益集团对政府贸易政策的游说对国内经济是有损失的，但Gawande等却认为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可能会减少贸易壁垒，提高消费者剩余，进而提高该国的福利；Matilde Bombardini[3]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利益集团模型当中。认为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会受到企业游说能力的影响，而企业的游说能力则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因为在企业游说的过程中需要支付政治捐献，规模较大的企业会拥有较强的支付能力。所以，对于一个产业而言，如果该产业内大型企业较多即产业集中度较高，则该产业的游说能力就较强，贸易保护水平也较高；Bumba Mukherjee等[4]将劳动力流动程度引入利益集团模型中，认为当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性变弱时，民主国家更容易采取保护贸易的政策。
2.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决策过程的研究。
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影响因素可以看作是一个输入变量，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表现形式的贸易保护手段可以作为一个输出变量，那么中间的影响过程和决策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诸多学者通过构建函数或者是利用博弈论对该环节进行展开。如Findiay等[5]构造了关税形成模型，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了利益集团影响关税的具体过程。认为关税水平取决于对峙的两个游说集团游说竞争的结果。利益集团双方进行非合作博弈，提供游说支出，使各自净收益最大化，最终的最优关税便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该模型认为关税是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政治结果，而政府在关税的决定过程中退居其次。该模型较好的利用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对关税决定水平进行了详细论述，但在此过程中过分看重利益集团的作用，忽视了政府、消费者等其他社会群体对关税的影响。
Magee等[6]构造了两个政党、两个利益集团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该模型认为利益集团为候选政党或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目的是提高所支持政党或候选人当选执政的概率。假设，各党在得到利益集团政治捐献之前，便已申明了各自所倡导的贸易政策，并且该贸易政策不受政治捐献的影响与干扰。利益集团只是根据自身的贸易政策偏好，选择自己支持的政党。那么，在该情况下，利益集团并不能以政治捐献的方式直接影响贸易政策，只能通过政治捐献提高自己所支持的政党的获胜几率，从而间接获得自己所期望的贸易政策。
上述研究将政治捐献作为利益集团左右政府制定贸易政策的筹码，而Ainsworth[7]认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提供详实可靠的信息同样可以起到游说作用。由此，我们研究的前提从充分信息演变为非充分信息状态。于是，信息便成为了利益集团游说决策者的重要砝码，能够帮助资源有限的政府把握经济状况，作出决策。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关系便由“保护待售”模型中的交易双方，变成了信息提供模型中的政治盟友――利益集团向决策者传递对自己有利的真实信息，决策者依靠信息做出明智选择以延长政治寿命，双方互惠互利。
传统的利益集团模型大多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如Findiay等[5]的关税形成模型。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关税获得全部的贸易保护利得（租）。随着贸易保护手段的日趋丰富，非关税壁垒越来越受到重视，而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不能获得全部的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Facchini等人[8]将配额等非关税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引入了利益集团模型当中。研究发现在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过程中，只有72%-75%的租最终由政府获得。该研究大大拓宽了以往分析的视野，使得研究学者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给予关注。从而使得贸易保护政策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3.关于利益集团综合模型构建的研究。
上述文献分别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和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这只是利益集团模型的两个方面，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政府的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权衡，最终制定贸易保护政策呢？这就涉及到了综合模型的构建和深化。
Hillman[9]首次提出一个较为完备的模型即政治支持模型。该模型假设，政府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团以及消费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团与消费者之间做出权衡。关税过高，虽可得到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却由于价格提高，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降低关税，虽可满足消费者，却无法让利益集团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于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通过分析，Hillman得出了以下结果：由于利益集团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响很大，政府将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但这样的保护对于衰退产业而言只是暂时的，并非永久性的。虽然处于衰退境地的产业利益集团最渴望得到政府保护，但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延缓而是加速了这些产业的衰退。该模型虽然比之前的理论更完善，但单从公众的角度或单从政治家与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博弈的角度看待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仍然不够丰富，直到Grossman等[10]提出了保护待售模型以后，利益集团模型才得到了长足发展。
Grossman等提出了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献模型――保护待售模型，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应集中于已胜出的当权政府，其目的是直接影响当权政府的贸易政策，而非提高竞选政党的当选概率或是当权政府的连任几率。当权政府则为了再次当选，除了借助政治捐献外，也需努力提高普通选民的效用水平。因此，在该情形下，利益集团应向政府提供适当的政治捐献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当权政府则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使总政治捐献与社会总福利的加权值最大。Grossman等假设，一小国中存在n个利益集团，分别代表各自产业利益游说当权政府。在劳动报酬为1的前提下，构建了利益集团的福利函数和社会总福利函数，政府的目标是使游说集团的政府捐资和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化。为了达到目标，利益集团和政府间形成两阶段非合作博弈，即利益集团之间首先提出纳什均衡下的政治捐献安排，然后政府在给定的捐献安排上再决定最优税率。在非合作博弈条件下，根据政府与游说集团之间“菜单拍卖”的纳什均衡条件，得出了均衡时的关税表达式。其结论表明：均衡关税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总体利益集团人数比例以及是否是有组织产业。只要产业内部存在利益集团，并向政府提供政治捐献，便可享受到关税保护，而未成立利益集团的产业则需忍受负保护。若所有产业均存在利益集团，并且每位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则此时会形成全面的自由贸易。该模型是利益集团模型中最为完备的一个，但是仍然存在明显缺陷，即对于利益集团期望利用政治捐献影响所有商品关税的假设，与现实情况并不一致。在现实中，利益集团更希望将有限的政治捐献投入到直接相关的贸易政策游说中。利益集团很可能只要求政府提高自身产品的保护程度，对于其他产品则并不关心，因为对其他产品关税进行游说，将是一件边际收益远低于边际成本的行为。
基于此种考虑，Helpman进一步假设利益集团只对自身产品的关税水平进行游说，结论表明：不存在利益集团的产业将实行自由贸易，而并非征收出口关税；提供政治捐献的产业将一定受到关税保护。即使出现所有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的极端现象，全面的零关税也无法实现，除非只存在一个产业、一个利益集团。存在利益集团的产业，其关税具有独立性，并与该产业特定要素的所有权集中度有关，集中度越大，保护率越高，而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实力无关。然而，该模型视利益集团的存在为一个外生变量，这种假设仍然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在现实中，只有当利益集团的潜在收益足够高或者组织成本足够低的时候才可能形成。保护代售模型作为利益集团模型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后期学者进行研究的基础。
Chang[11]对保护代售模型进行了深化，将KrugmanDixitStiglitz提出的垄断竞争模型植入保护待售模型中，探讨了在垄断竞争环境下，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该模型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垄断竞争条件下（1）即使是在没有组织的产业中，内生性的进口关税水平也不会降到零。（2）对于有组织的产业而言，内生性的出口政策不一定均表现为出口补贴。但对于没有组织的产业而言，则表现为出口税。（3）不管该产业是否有组织，进口保护水平与进口渗透率成反比；Gawande等[12]以保护待售模型为基础，探讨了上游生产者和下游生产者的游说竞争问题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该文章认为来自于相互对峙的两个利益集团的游说竞争对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会产生重要影响。文章搜集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一个有组织的产业往往会得到更多的贸易保护，但是如果该产业中下游生产商也存在强大组织的话，往往会削弱政府对该产业的贸易保护力度；Matschke等[13]将劳工问题引入了保护待售模型中。通过构建新模型和实证分析得出，均衡的贸易保护水平确实受到劳动力市场变量的影响。并认为，如果一个特定产业中的工会而不是资本拥有者对政府进行游说，那么均衡时的贸易保护水平会比保护待售模型中的要高，因为工会会将零散的游说租金集中起来。反之，如果资本拥有者而不是工会对政府进行游说，那么均衡时的贸易保护水平就会较低；Facchini等[14]将产品替代率引入了保护代售模型当中，认为如果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国产品所在行业得到的贸易保护就越强。
4.关于利益集团模型应用的研究。
在利益集团模型日臻完善的过程中，一部分学者将利益集团模型运用到分析其他问题中去，比如自由贸易协定、间接投资问题等等，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广化。比如，Maggi[15]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分析自由贸易协定。认为自由贸易协定确实能够推动贸易自由化，但是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不仅与一些政治变量相联系，还与部门间资本流动性有关。如果资本的流动性越好，越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的深化；Lucian Bebchuk等[16]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分析间接投资问题。该论文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用于分析利益集团的游说是如何影响政府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决定。认为公司内部人员利用其控制的公司资产去影响政治家的决策，作为外部人员的机构投资者（比如金融中介）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无法获得有效保护，这些因素会导致投资者获得的保护水平在一个次优的状态下达到均衡。
通过上述归纳，可以看出利益集团确实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但是普通选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又涉及到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另外一条主线――中点选民模型。
三、中点选民模型及相关研究
中点选民将立足点放在选民个体。政府或政治家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在选择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中点选民偏好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偏好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0世纪70年代从选民的角度考虑其对贸易政策影响的观点就形成了，比如Caves[17]的选举最大化模型就将行业的就业人数与选民人数联系起来，并考虑选民人数对政府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该理论认为，行业就业人数是利益集团和政府谈判的筹码，有更多选民的行业更容易得到候选人的偏好，即行业就业人数与行业保护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该理论虽然没有提出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但是却给出了与利益集团模型截然不同的思考立场，即从选民的角度来考虑其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Mayer[18]正式提出了中点选民模型。这一模型假定政策是通过多数人投票决定的。只要中点选民对政策的偏好有“单峰”，那么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能使中点选民效用最大化的政策。Mayer在HO框架下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如果中点选民的资本/劳动比率比经济体的总比率低，那么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时，这个国家就会征收正的进口关税。即如果该国是资本密集型国家，它的贸易政策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正的关税，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口补贴。如果该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那么它的贸易政策应该是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正的关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口补贴。但这与各国实际情况很不吻合。事实上，很多国家采取的政策只是代表一国少数要素拥有者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点选民模型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而且将中点选民模型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对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解释。近几年，学者对中点选民模型的研究持续进行，他们加入了以前忽略的经济、政治变量，集中分析了中点选民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从而使该模型与现实更加接近。但是由于该模型解释能力的局限，导致成果并不是很丰富。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将中点选民模型的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贸易保护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另外一类是关于中点选民模型应用的研究。
1.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Hillman[9]将中点选民模型与要素禀赋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了直接民主下的要素拥有量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他利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与斯托尔玻-萨缪尔森定理构造了一个经济均衡时关税水平的决定模型。该模型认为，均衡关税水平是中点选民的个人最优关税水平。然而，对于中点选民的识别依赖于对投票者资格的判定和要素拥有量的限制。如果投票者资格判定中对最小资本拥有量有所要求，那么该行为就体现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贸易保护的意图。如果最小资本拥有量的水平越高，那么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保护的意图就越明显。保护性关税水平取决于中点选民对相关要素拥有量与经济中要素拥有总量的关系。如果中点选民对资本拥有量高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那么多数投票原则将导致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关税，反之亦然。自由贸易仅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发生，即中点选民的要素拥有量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一致的时候。除了要素拥有量，投票成本也成为一个影响因素。如果投票成本为正，则个体进行投票的可能性将随着投票净利润的增加而增加。此时，那些边际收益在征收关税后提高很少的个体，将没有激励去投票，而剩下的投票者的利益与征收关税密切相关，即征收关税以后会明显提高该选民的利益。于是，从贸易保护中得到的利益将更加集中于特定人群、特定产业当中，而损失则被广泛的分散到整个经济当中。该模型非常深入的研究了要素拥有量、投票成本与贸易保护程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极富参考价值的论点，但是对间接民主下的贸易保护问题没有涉及。
Dutt等[19]将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引入到中点选民模型当中，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在中点选民模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对一国税收政策的影响。文章指出，如果一国中点选民的资本/劳动禀赋的价值比较低，那么相应的不平等程度就比较高。对于资本丰富的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对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的关税就越高。反之，对于劳动丰裕的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对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的关税将越低、补贴越高。总之，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会导致限制性的贸易政策。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会导致开放性的贸易政策。该模型运用对比的方法，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首次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给予关注。
Daron等[20]将一些非政治因素引入到中点选民模型中，认为某些经济因素比如分配效应、外部效应、规模效应和消费者效应与政治因素相比，更容易产生贸易保护；Subhayu Bandyopadhyay等[21]将腐败引入了中点选民模型中，认为腐败会提高劳动密集型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密集型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从而使得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与其他因素相比，腐败会使贸易政策偏离中点选民的偏好；Hugh Ward等[22]给中点选民模型中加入了新的变量，认为在西欧国家全球化对派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点选民的位置。如果中点选民的位置非常靠右，那么派会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采取友善的贸易政策。如果中点选民的位置非常靠左，那么派则会采取较为极端的、不友好的保护贸易政策。
中点选民模型从Mayer的首次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日渐丰富，诸多经济学家将要素禀赋、收入分配、外部效应、规模效应、腐败、中点选民的位置等因素引入中点选民模型当中对其进行完善，使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现在不仅可以利用其分析关税政策的制定，而且可用其分析区域贸易协定缔结等诸多经济现象。
2.关于中点选民模型应用的研究。
Feenstra[23]将中点选民模型运用到双边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当中。具体分析了一国在从封闭经济走向双边贸易协定或多边贸易协定过程中的损益情况，并且剖析了双边贸易协定到底是多边贸易协定的绊脚石还是铺路石。通过分析，芬斯特拉证明了定理（Levy，1999）的部分观点。首先，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下，如果两国的中点选民都会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收益，那么至少有一个国家一定会在多边贸易协定中获益；其次，如果允许垄断竞争下产品的多样化，那么两国的中点选民一定会在从封闭经济到双边贸易协定，或是从封闭经济到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收益。但可能从双边贸易到多边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受损。所以，双边贸易协定会阻止参与国向多边贸易协定发展。对于多边贸易协定来说，双边贸易协定是一个绊脚石，而不是铺路石。
Baybars Karacaovali等[24]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在关税同盟内部不存在贸易转移的条件下，优先贸易协定一定会阻碍多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并通过对欧盟的实证检验，支持了该论点。上述经济学家用中点选民模型分析了贸易协定问题，从广度上拓展了其解释能力。这为后续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中点选民模型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可以把其当做是一个分析工具去解释其他经济现象。
四、现有研究小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现有研究小结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沿着利益集团模型和中点选民模型两条主线并行发展，但是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可知研究成果中存在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即对利益集团模型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中点选民模型的关注。最终导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的研究中，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中点选民模型则相对缺乏。究其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两个模型解释力的差异所致。利益集团模型建立在利益集团游说的基础之上，而利益集团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这就奠定了该理论继续深化和发展的基础。中点选民模型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制定贸易政策时，直接民主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制度安排，更为常见的政治体系是代议制民主制度，其中的政策是由选出的代表做出的。在代议制民主下，个体并没有机会参加投票来直接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虽然他们可以寻找可靠的代表参与政治决策，但是由于政治进入壁垒、投票者理性、搭便车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导致中点选民模型的解释力大大减少。所以，后期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分析贸易保护问题的研究与利益集团模型相比较少，而更多研究学者利用它来分析收入不平衡、公共教育等问题。
（二）未来研究展望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补充和完善成为今后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
首先，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保护主要是针对于产品贸易，忽略了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国外的研究学者还是国内的研究学者，要么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一个统一体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贸易保护问题，要么单纯的研究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很少有学者专门将服务贸易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而我们知道产品贸易政策和服务贸易政策的区别很大，服务的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差异性和不可储存性决定了服务贸易政策的特殊性。如何结合服务贸易的特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过程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其次，对贸易保护政策表现形式的界定不够丰富。贸易保护政策的表现形式非常多，而大多数已有的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唯一表现形式，尽管后期一些经济学家比如Gawande 和Krishna（2004）、Facchini，Biesebroeck和Willmann（2006）研究了非关税壁垒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在整个贸易政策中的重要性。但是后期对于非关税壁垒，以及与服务贸易紧密相连的政府管制等贸易措施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如何将非关税壁垒和一些政府管制措施转化为定量指标，从而构建一个反映贸易保护程度的综合指标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大量文献针对于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研究较少。相关的模型不是针对于直接民主制就是针对于代议民主制，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比如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怎样结合这些国家的特点构建相关的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虽然，芬斯特拉在2002年针对于中国提出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但是他分析的是中国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决策过程，并没有针对贸易保护进行研究。Mitra和Thomakos在2002年首次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分开讨论，研究了保护待售模型在这两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应用。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未能成为后续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所以探讨利益集团模型在非民主国家适用性的相关研究仍然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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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从《国富论》主要的人本思想入手，阐述了亚当·斯密人本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理论意义，指出其本质是回归劳动者的价值，体现企业与个人的共同发展和幸福，实现社会的“财富增长”。由此对铁路运输企业的人本管理进行了思考，思考并找到了铁路运输企业进行科学的人本管理的路径。
《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是十八世纪英国杰出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该著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该书中蕴含了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以及经济学原理机制，由此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它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政策实施意义至今让读者和学者获益匪浅。本文拟从《国富论》的人本思想入手，分析研究其对当前铁路运输企业的人本管理的指导意义。
一、《国富论》闪耀的主要人本思想
1、“富国裕民”的思想
亚当·斯密把“富国裕民”视为政治经济学目标，他指出：“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而不是单纯追求GDP、追求“速度与效益”，追求“为发展而发展”的目标。现在人们常说的“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劳动者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鼓励劳动者拥有财产性收入”、“关注民生”等思想正是这种理念的的体现和实践。
2、尊重劳动者的思想
亚当·斯密是一个很重视社会伦理建设的人，对劳动者富有同情心，在《国富论》这本巨著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在叙述社会上三大主要阶级（地主、资本家、劳动者）各自的优劣时，说道：地主阶级是社会繁荣的获利者，但他们不劳而获，是个无所作为、没有前途的阶级。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最受尊重，但个人利润与社会公益相比，即使最公正的资本家也要从私利出发而不顾公益。劳动者在社会繁荣时受益不多，在社会衰退时受害最重，所以只有劳动者与社会公益联系最紧，但他们又在社会上难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因此，他关注劳动者命运，主张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主张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视为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并提出适当改善工作条件、适度缩短工作时间的观点。在亚当·斯密时代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工资的提高将使得人们减少工作时间并导致懒惰和游散。亚当·斯密一方面以上述理论分析为工具，批驳了当时流行观点的成见；另一方面则从国民财富增进的长远利益出发，认为过度的劳动将妨碍国民财富增进的长远利益。
3、分工合作的思想
亚当·斯密认为城市与乡村是互补的。乡村向城市提供生活资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乡村返回一部分加工产品作为回报，两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城市为乡村的剩余产品提供市场，乡村用剩余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这对从事分工中不同行业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通过分工合作与交换，双方的财富都有所增加，这体现了“财富的自然增长”和合作分工精神。
二、《国富论》的人本思想与企业的人本管理
《国富论》的人本思想对企业的人本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富论》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同等数量的劳动，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和劳动者具有同等价值。因此，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要尊重劳动者，提高劳动者工资，改善劳动者工作条件。对于企业而言，应将人看作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重视人本身素质的开发，尊重人的价值和主体意识；换位思考，理解人的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角度，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
分工可以分为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两种，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实际上在《国富论》中两者混淆不清，概念模糊），是财富的自然增长重要手段。对于企业而言，合理的劳动分工也是提高生产、管理效率，提高企业效益的重要前提。分工不明，也就是职责不清，会造成工作推诿、效率低下、管理成本提高。因此，在劳动过程中必须按职能划分劳动分工，合理、科学的分工是区分能力、水平、职业素养的必要条件。
因此，笔者认为《国富论》的人本思想在企业中的运用，其本质是：回归劳动者的价值；体现企业与个人的共同发展和幸福，实现社会的“财富增长”。
三、《国富论》的人本思想给铁路运输企业人本管理的启示
1、坚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念
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充分认识人才资源开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积极为员工创造成才条件，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充分尊重员工的特点和个性，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树立铁路人才队伍建设决定铁路发展的观念。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从传统的人事行政管理和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把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广纳人才放在战略位置，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思想水平。
2、建立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保障机制
人力资源的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将铁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纳入企业管理的流程，进入企业大系统、大循环，甚至是社会大系统、大循环之中。建立由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铁路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领导小组，制定相应政策，促使铁路各项工作措施与铁路有关政策、法规相接轨，制定预测与规划、培养与使用、配置与管理方面相衔接。
3、完善铁路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工作机制
（1）建立新绩效考核机制。传统的绩效考核机制属于非参与性的评价制度，员工被动地接受工作任务，责任不明确。工作完成后由上级采用有限的指标和主观印象进行评价与考核，偏差较大，无法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新型的绩效考核则主要采用目标管理的方式，为每位员工确定明确的工作目标，增加上下级间的沟通。通过给每个员工确定明确的目标和不断地考核，使员工在企业内部合理流动。
（2）建立新激励机制。主要是针对员工群体，通过完善工作绩效评价系统，将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结合起来，结合用工制度，建立有效的晋升、晋级制度与灵活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①目标激励。通过给各层次员工制定各时期的工作目标，从而构成企业的总体目标，再以企业发展的蓝图激励每位员工，使员工产生强烈的成就感。②管理激励。让员工通过民主管理，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从而激发员工的责任感。③人群关系激励。通过建立协调的人际关系、增强员工的归属感。④竞争激励。合理运用内、外部的竞争，使员工时刻保持危机感，从而激发其潜力。
（3）建立人力资源科学管理机制。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是促进人力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的重要环节。建立铁路人才库，加快人才的聚集与整合，充分利用各种组织体系来吸引人才。
（4）探索建立铁路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机制。尝试建立铁路人力资源模拟市场，制定铁路人力资源市场管理机制，推动人力资源和用人单位两个主体进入市场。通过市场配置把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源，配置到最合理、最能创造价值、最有效率的地方，使生产要素配置始终处于最佳状态。缓解低层次安置与大范围调剂困难、总量控制与结构性缺员的矛盾，实现人力供求的动态平衡。
总之，人本管理是以人为核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创造精神的科学管理方式，如何在铁路运输企业内得到更好的运用是一个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课题，其实现的路径是：理念先行、机制保障、运作规范、循序渐进。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2]亚当·斯密著.严复译.原富[M].商务印书馆，1909.
第9篇：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 经济学专业 培养体系优化 教育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7.02.021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aper from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to carry out personalized training，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economics majors in Chinese culture system of the status quo and existing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ized talents，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training system economics of individualized talents.
Keywords economics specialty； optimization of training system；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个性化人才，就是根据每个人的兴趣和特长，通过具体的发展分析，决定和选择其培养目标，适合学什么，就让其学什么，适合干什么，就让其干什么；让其个性得到充分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经济专业化的不断加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从人的发展来看，当代大学生具有价值多元化和个性化特征。因此，为适应社会和个人发展需求，为社会培养经济类人才的高校经济学专业，应克服传统教育模式，积极推进个性化培养研究和改革。
1 开展个性化培养的意义
传统的标准化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需要高校大力培养和打造个性化人才。
（1）个性化人才培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过程。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深入发展，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产品差异化、个性化生产代替了传统的标准化、模式化生产方式，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也应从过去的标准化、流水线式的培养模式向个性化人才培养转变。
（2）个性化人才培养适应价值多元化人才发展趋势。一方面，当代大学生生活在开放的社会背景下，西方社会的一些价值观念对大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独立、自我等个性特征比较明显。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人自身的发展，“以人为本”、“万众创新”等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所以，当代大学生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从国外来看，尊重学生个性、重视学生的主体选择和个性表达，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普遍实行的人才培养模式，因为该培养模式适应了价值多元化人才发展趋势。
（3）个性化人才培养适应经济学专业课程特点。按照经济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懂得市场运行规律，熟悉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能够熟练运用经济学相关理论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服务。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急需具有创新思维和个性化特征的人才。因此，强调应用性、实用性是目前许多专业培养目标的发展趋势，个性化人才培养适应经济学专业课程特点。
2 经济学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问题
经济学专业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对经济学人才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在高校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一个专业，经济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也在不同高校中进行了不断修订和完善，现在也已经基本成熟，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原有的培养方案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弊端，与当前社会对经济学人才的需求不匹配。
2.1 培养方案雷同现象严重
经济学是一个传统专业，其培养方案也基本定型了。目前，我国各地院校的经济学培养方案都大同小异，缺乏特色和个性。各个高校在制定本专业培养方案时基本都是相互借鉴，先是重点高校制定培养方案，然后是普通地方高校借鉴学习重点高校，向重点院校看齐，略有改变，然后高职高专院校借鉴一般院校。大家相互借鉴，并在借鉴的基础上，再稍加修订就形成本校的经济学专业培养方案。另一方面，国家教育部对培养方案规划了较大的固定模块，比如公共基础课部分，“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等两课内容必不可少。此外，还有英语、数学、计算机原理、体育等课程；经济学的必修课程：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会计学、财政学、货币金融学、国际贸易、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学；实践类课程：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课程设置。真正能留给各学校自主支配的课程相当有限。考虑新课程的各N成本和接轨问题，所以各学校形成了大同小异的培养模式，缺乏灵活性和个性化。
2.2 理论性课程偏多、实践类课程偏少
在目前的大多数高校，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主要以理论课程为主，实践课程相对较少。一方面缘于经济学专业本身的性质，经济学许多课程以理论讲授为主。另一方面，经济学的一些实践类课程难以开设和实施教学，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实践经费。一些重点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在经费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实践课程开设较多，而在一些地方高校和工科院校，经济学专业的实践课程就会更少。因此，就形成了目前许多高校以理论课为主的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任课老师也便于教学（因为经济学课程理论教学模式基本定型），节省教学成本。但同时带来的结果是，老师上课内容长期没有变化，学生缺乏学习兴趣，逃课现象严重，考试前学生突击复习便可通过考试或取得好成绩，教学与实践脱节，所学知识缺乏实用价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较差。另一方面，由于人们认识的偏差和经费的制约，对经济类学科的实践环节重视不够，实验（实践）条件有限，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较弱，进入社会后，学生适应社会能力较弱，自信心不足，难以获取用人单位的认可。
2.3 固定模块课程较多，学生自主选择课程偏少
借鉴西方教育管理制度，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要， 1978年学分制开始在国内高校推行。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已经普遍实施学分制，学分制的优点毋容置疑，带给学生更多的选择余地，可以自主选课，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相应的学分，即可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但是，由于管理制度和资源的限制，真正完全实现学分制的学校较为有限。虽然有学分制相关规定，但是学生基本还是按照培养计划推荐的方案来完成学业。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方面，培养计划中留给学生自主选择的课程较少，甚至如果你选择了相关课程，也会因为人数较少而难以开课，导致自主选课未能落地实行。另一方面，如果你选择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路径，可能会付出较大的成本（办理相关手续等），导致许多学生一开始热情高涨，到最后也主动放弃。最后，基本上所有的同学都会选择相同的培养方案来完成学分，学生自主选课的空间也仅限于一些公选课，几乎没有体现出个性化培养。
2.4 培养目标缺乏针对性
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关于经济学专业的培养目标的表述都是：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具有深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素养，比较熟练地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具有敏锐深刻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适合经济管理和决策的高级专业人才。近年来，一些学校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目标做了一些调整，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包括：培养知识面宽、经济理论功底扎实，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应用型人才与培养研究型人才并重，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培养能够应对21世纪挑战，肩负经济学理论发展重任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基础扎实、研究与创新能力强、素质高，能从事经济学教学科研的精英后备人才。这些培养目标，表面上听起来似乎很高大上，实则不切实际，我国经济发展目前缺少的是能够到基层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从事具体经济工作的基层人员，现行的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目标设计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中对人才的需要。实际上，经济学教学课程设计中主要强调经济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很难落实到具体实践工作上，培养出来的人才没有个性和特色。
3 经济学专业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优化建议
经济学专业“个性化”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实践平台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建设，甚至包括学校环境、管理思维、方式等方面综合提升。
3.1 制订“个性化”的教学培养方案
制订“个性化”的教学培养方案是 “个性化”人才培养的基础环节。经济学专业“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的构建，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其次打造“差异化”的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从教学模式方面来看，在培养方案的制订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可以采取分类培养模式，根据学生特点和需求，制订几类不同目标的培养方案供学生自主选择，满足学生“个性化”培养的要求。从课程设置方面来看，课程设置的重点应放在学生能力培养和社会需求上，不应单纯追求课程体系的完美，应充分结合当前社会对经济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开设一些有利于提高学生适应社会发展能力的课程，包括经济统计、区域发展规划等课程，删除一些不太实用、内容陈旧的课程。尤其应加大公共选修课的比重，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拓展和丰富学生的知识面，不断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3.2 提供多种供学生自由选择的课程组合
传统的培B模式提供给学生的课程组合较少，只有一种或几种，因而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结构也就比较单一，难以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往往是一个专业、一个学校就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制约了人才发展，因此，必须给学生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课程组合，且能够有效落实。课程越多，选择越自由，组合形式越多，知识结构越具备无限多样性。在国外，都比较注重学生选课自由。美国高校鼓励学生自由选修课程，美国的大学都有1/5到1/3的任意选修课，这些课程区别于通识教育课程，它没有任何限制，完全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有利于促进学生各学科知识的交叉和融合。我国高校专业课程比重较高，专业必修课加上专业选修课，总的比重高达60%～70%，跨专业任意选修课比重相对较小。
3.3 提供“个性化”的发展平台
从当前社会对经济学人才需求状况来看，社会对学生的实践与操作能力比较看重。从经济学专业性质来看，本专业与社会实际联系紧密。这就要求学生具有适应各种不同环境，解决问题的独特思路，这就要求学生在学校要加强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学校要为学生提供各种个性发展平台。主要应从两方面打造：一是引导学生参加相应的社团活动，让学生在各种社团中锻炼他们的团队精神、创新思维、领导能力等素质；二是通过提供创业空间或园区，培养学生的创业思想和经营能力。
3.4 打造“个性化”的课堂教学方法
培养“个性化”人才，需要从课堂教学入手，（下转第54页）（上接第47页）引进“个性化”的教学方法，改变过去传统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营造一种能让学生发挥个性的课堂环境，学生在教学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而教师在课堂中只起到引导作用。尤其在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中，要植入场景模拟教学法。具体来说，就是教师结合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给学生提出相关的问题和方向，而学生要结合内容，通过课下查阅资料和讨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思路，大家各抒己见，发挥每个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最后由教师总结相应的经济原理，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要实施“个性化”教学，需要营造与之适应的教学情景。可以围绕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把课堂设置成情景剧，让学生扮演市场中的相关角色，发挥学生的自主决策能力和综合素养，培养学生的个性特征和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 张金炜.个性化因材施教人才培养探索――以城市园林分类培养分层教学为例[J].高教学，2016.2：171-173.
[2] 祝洪章.对高校“大类培养”模式下“个性化”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J].教育与探索，2015.285（3）：54-56.
[3] 冯晓丽.基于个性化人才培养的主动实践教学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5.2：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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