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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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学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文学；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标志了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些文学教授可能已经从米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到一边去了” i。电视肥皂剧、街头舞蹈、服装款式的涵义、电影之中的种族冲突或者观众被赋予的性别主置这一切都被纳入文学的研究范围。除了传统的文本分析，田野调查、心理分析、定量统计等等方式都被大量运用。目前为止，这些研究都笼统地得到一个命名：文化研究。更不少人将文化研究形容为后现代主义以来最富于活力的学术潮流。某些方面看来，文化研究有点像一场新型的学术革命。从文化研究开始，学者的研究由精英文化转向了微观、具体、经验和日常的世俗生活，理论不再高高在上锁在学术的殿堂里面，理论想要在日常生活的分析之中重新获得活力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当中。

康德认为人有两种认识模式，即分析与综合。分析是对现象的拆解，不产生新知识，而综合是对现象的综合概括，产生新的知识。由于新的知识有可能偏离原对象，康德认为分析更具有真理性认识，而综合则可能偏离真理。我们可以据此认为传统的文学研究对文学采取了分析的态度，而通过文学将视野转向文化，则是一种综合的态度，分析的态度能够使文学自身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综合的态度则使得文学的边界不断外扩。从历史上来看，“文学”的定义其实本来就是在不断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越界”也是文学研究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文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研究当然也要随之变化。问题是，“文学”从古至今虽然一直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文学之为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文学还仍然有其质的规定性。如果因为反对本质主义而否认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那就只会把文学研究的研究对象变成不可捉摸的或无限泛化的。把握住传统的文学研究对象，并将当前诸如网络文学、广告词等具文学性的大众文化纳入文学研究视野，是有必要的。除此之外，迅速将文学研究边界推至城市建筑等领域，则会造成分析与综合的失衡，反而使得文学研究失去了活力。换言之，即便是文化研究如果真的有一天取代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学科分类的研究，那不但是文学研究的末日，也是“文化研究”自身的末日。那一天还太过遥远。

那么文化研究是否有其方法上的可借鉴之处呢？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必须的。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将文学研究的方法就进行了基本的区分。“在文学研究中也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基本区别：一个根据语言学的模式，认为意义就是需要解释的东西，并且努力证明为什么意义会成为可能。另一个与其相反，它从形式开始，力图解读这些形式，从而告诉我们这些形式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文学研究中，这是诗学和解释学的对比。”这种对于文学研究的认识不同于韦勒克《文学理论》中对文学研究进行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划分，而是从对文本研究的出发点上进行了划分，前者以已经验证的经验或意义作为起点，后者从文本出发，力图发现更新更好的解读。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当我们对文学文本力图采取一种解释的态度时，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视野就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帮助。无论是现象学的，解释学的，精神分析的还是解构的都有文化的印记，完全独立的文学性阐释自古至今都是无法完全独立存在的。换言之，即便是原本属于“文学性”的诸多概念也越来越多得出现在如史学、心理学等研究之中。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研究，引入文化研究的这些视角和方法，首先，就能够解释许多虽然重要、但过去未被重视或无法解释的问题。比如我们研究女性文学，就可以引进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又比如我们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必然碰到华人作家的族群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就有必要引进族群和身份的视角。其次，文化研究也不断促使我们对那些曾受冷落的文学作品价值进行重新认识，“迄今为止文化研究的发展一直与文学经典的扩大相伴。如今教授的文学面很广，包括妇女作品和一些历史上的边缘群体成员的作品。这些作品或被增补到传统的文学课程中，或被作为单独的传统。” ii

当然，即便我们认同了文化研究在方法和角度上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不意味着可以拿来就用，文化研究在方法上进入文学研究，更要严格把关，逐渐吸收入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批评体系当中，做到真正为我所用，而非生搬硬套。

总而言之，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研究。文学研究是一种学科建制之中的学术研究，它有自己明确的学科规范，尽管这些规范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研究”则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建立在对学科体制批判的基础上，寻找学科划分的缝隙和裂痕，并由之展开自己的学术话语。随着“文化研究”影响的不断深入，它给中国文学研究界所带来的效应也日益明显。文学属于文化，对文学的理解必然离不开对文化的理解。但是，如果把研究的目的规定为挖掘和分析文学背后的文化，这种研究就不再是文学研究，而变成了历史学、文化学的研究。从创新的角度来说，文学研究原有的专业课题不仅其创新潜力并未用完，而且由于文化研究所造成的忽视更加剧了其呼唤创新的急迫性。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可以互相借鉴，但不能互相替代；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文本这个视角出发是没有错的，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并以审美价值为旨归。

注释：

i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ii乔纳森・卡勒：《文学原理》，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参考文献】

[1]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译林出版社，2008.

第2篇：文学与文化范文

一、文化语境与翻译的内在跨度补偿

文化从学者的角度看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①我国出版的《辞海》对文化作了如下解释：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语境随文化的进化而改变，而“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只要文化还存在，文化趋同的过程就是无止境的。”②文化语境是受到文化进化趋同影响最深的一个部分，因此对于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中词语翻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文化语境与翻译最终需要内在跨度补偿予以解决。著名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把语境分为三类，即：话语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其中文化语境的定义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在某一特定的具体的文化中，人们的认知环境，该认知环境同样包括语言环境、具体语境和认知语境。这每一环都与语言密切相关。语言是对文化的一种承载，是和文化密不可分的有机的一部分。美国著名汉学家李达三（JohnDeeney）教授在《熟悉两种文化与翻译》（BiculturalismandTranslation）中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感情方面的习惯。”中西方文化间的碰撞、结合、相互渗透、影响甚至趋同，使不同语言间的翻译进入一个新探求领域，无论是横向的跨度还是纵向的深度都处于不断胶着也分离的状态。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带来的语言跨度需要一个内在跨度解决途径，文化语境解析是首当其冲的重要解决途径。由于翻译语境的主观性和动态性，文化语境的构建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是永无休止的对话过程，就其对话性予以翻译内在跨度解决。文化语境随时间空间的变化也在不断变化，就其动态性予以翻译内在跨度解决。因此，译者在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中，特别是文学翻译，需要在文化语境和翻译之间做出内在跨度补偿，即用两种语言文化的内涵延展来补偿两种语言在内在文化性差异的跨度上带来的问题，最大限度使其译至信，信至达，达至雅。对于文化语境的理解受制于译者，受译者自身兴趣、需要、知识、经验、文艺修养、欣赏习惯、个人信仰的影响，因此可以就其主观性予以翻译内在跨度解决。即译者需把握好文化语境与文学词语翻译的转移关系。

二、文化语境与文学词语翻译的转移关系

有学者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特别是词汇，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也是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标签”。③如何把握词汇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就是如何把握文化语境内涵的问题。文化语境与翻译存在的转移关系在词语的运用上体现无疑，特别是针对文学翻译中的词语翻译。对于词语间蕴含的深层次的文化蕴意，如果没有对文化及其所处的语境的深入了解，是无法实现其内涵的转移的。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的文字就会显得苍白晦涩，甚至词不达意。

1.内在含义转移（Differentialtransferinconnotation）曹靖华教授在为北京大学的师生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文学翻译难定标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文艺的再创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品，它是用形象来感染人，而不是用逻辑的论证来说服人。翻译工作者除应将原文本意完整地介绍给读者，使他获得与本国读者同样的概念外，同时还要照顾到语言风格，力求明白易懂，又要保存原作的丰姿。”④文学翻译是把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进行第二次加工。茅盾先生也曾就翻译提出：“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另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④这就要求译者有能力辨别词语受语境影响在内在含义上的转移。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名字为例，中外作品中作家们对人物名字对作品所起到的作用大都给予了厚望，并且赋予其人物深刻寓意，人物名字往往极其鲜明的把作者的创作动机，通过作品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及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能反映创作者的立场，甚至昭示人物性格及命运。人物作品中名字因作品被广泛接受其内在含义也发生了转移。Cinderella（灰姑娘）是深受全世界儿童喜爱的童话故事里的主人公，是一个被继母和两个姐姐驱使整天与煤渣为伴的美丽姑娘，后幸得仙女帮助，成为王子的爱人。而现在的英语字典中已经把Cinderella纳入其中，新英汉词典中解释为“久被蔑视、忽逢幸运而显名一时的角色（或货品）”；而LongmanD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中则把Cinderella解释为“未得到应得的注意或敬重的人（事物）”。又如Hamlet，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一部悲剧作品的主人公，丹麦王子，因父王被谋杀而郁郁寡欢。他的叔父杀死了他的父亲，篡夺了王位并娶了哈姆雷特的母亲为妻。哈姆雷特打算为父亲报仇，但他的内向和谨慎使他犹豫不决。新英汉词典中解释为用来喻指“沉思而无决断的人”，而HamletwithoutthePrinceofDenmark或HamletwithHamletleftout表示“去掉了本质的东西”。还有很多诸如PeterPan（彼得•潘）喻指长不大的天真的成年人；JamesBond（詹姆斯•邦德）和他的代号007已经成为神通广大的同义词；RobinHood（罗宾汉）喻指“具有侠义心肠者”；EugenieGrandet（欧也妮•葛朗台）喻指极其吝啬的人。中国作家笔下“林黛玉”是多愁善感一类女子的代名词；“张飞”喻指鲁莽之人；“曹操”喻指奸雄；“祥林嫂”则喻指受了刺激而喋喋不休的人；“诸葛亮”喻指能掐会算有大智慧者，古语有云“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翻译成：ThewitofthreecobblerscombinedequalthatofZhugeLiangthemastermind.在翻译这个句子时，需要加入对文化背景内涵转化的注释性内容themastermin，才能让另外一种语言使用者切实掌握内在本质含义。又比如，“班门弄斧”翻译成：Showingoffone’sproficiencywiththeaxebeforeLuBanthemastercarpenter.这样既体现了文化背景差异对“鲁班”这个名字的理解又活灵活现了原文的含义，人物名字在翻译时不能缺失和内在含义转移的联系。

2.词语语义转移(Semanticstransferinwords)文化语境与文学词语翻译的转移关系还体现在词语语义转移上。有些词汇在本族语也就是源语中，本来拥有的语用含义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已经发生了语义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果对源语文化没有深层次的解读，是无法把它们准确的翻译成目的语的。以英汉两种语言互译为例，有许多颜色词所表达的含义不尽相同。汉语中“黄毛丫头”指的是“alittlesillygirl”，而“黄”用“bluefilms”表达。“”是“idiot”，“红眼病”则是“green-eyed”。绿色本意象征着生命与活力，在汉语中“戴绿帽子”已经将其含义引申为“某人的妻子与他人私通”，所以，是不能把“某人戴了绿帽子”直译成“towearagreenhat”，要把源语所表述语境的语义转移到目的语的语境中，可以译成“tobeacuckold”。动物词也是如此。将源语译成目的语时，其词语语义已经发生了转移。如：“Luckydog”译为“幸运儿”，“toleadadog’slife”是指“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tohelpalamedogoverastile”翻译成“救人于危难”，而“blacksheep”则指“害群之马”。“等到猴年马月”并不要真正翻译成“theyearofmonkeyorthemonthofhorse”，而是按照汉语的习俗译成“godknowswhen”。“流产”在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妊娠后，胎儿未满二十八周就产出。多由内分泌异常、剧烈运动等引起。产出的胎儿一般不能成活。”而其引申含义则“比喻事情在酝酿或进行中遇到意外或遭受挫折不能实现。”如沙汀的《困兽记》有这样的话：“或者耐着性子打开这个僵局，免得演剧的计划流产。”Orbreakadeadlockpatientlysoastoavoidmiscarryingoftheplay.还有像“纸老虎”（papertiger），丢脸（loseface）等词汇，生动了浓厚的源语文化特有的文化色彩，译者要通过语境把词义的转移翻译过来，达到“信”的效果。

第3篇：文学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文化误读 期待视野 翻译文学

一、引言

20世纪中叶至90年代国际译学界进行“文化转向”的译学研究，他们认为翻译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语言是文化负荷最丰富的载体，也是文化差异的最集中体现。翻译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转换。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意味着一种语言文化系统对另一种语言文化系统的认知和解读。“由于人们在理解他种文化时，常常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对之加以选择、切割、然后是解读，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文化间的碰撞和误读。”（乐黛云，1995）翻译作为文化交流最简单、最直接的形式，在其实践过程中存在文化误读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在某种意义上，翻译的过程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不断产生误读的过程。

二、文化误读的理据

1.译者的“期待视野”

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由于译者受到译语文化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对原作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进行删节、改造和重构。译者在本民族文化中形成的思维方式、生活风俗、知识结构等决定了他在解读文学作品时的视角。朱维基在翻译弥尔顿的《失业园》时就出现了文化误读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是这样一句：A broad and sample road， whose dust is gold and pavement stars， as stars to these appears seen in the galaxy-that Milky Way， thick， nightly， as a circling zone...（J. Milton， Paradise Lost）

朱维基的译文是：一条广大美丽的路，尘土是黄金，铺的是星星，像所见的，天空中的繁星，就是你每夜听见的，腰带般的银河，......（朱维基 译）

首先原作中出现的Milky Way 是来自于希腊神话故事。根据希腊神话传说，宙斯（Zeus）是希腊众神的主神，宙斯的妻子就是他的妹妹希拉（Hera）。宙斯暗地里和有夫之妇爱可米那私通，生下了赫克里斯。宙斯希望赫克里斯可以长生不老，就偷偷把他放在睡着的希拉身旁，让他吮吸希拉的奶汁，谁知赫克里斯吮吸太猛，惊醒了希拉，她发现吃奶的不是自己的儿子，便把孩子一把推开，可能是她用力太猛，奶汁直喷到了天上，便成了Milky Way。而根据汉语词典，银河乃是晴天夜晚，天空呈现出一条明亮的光带，夹杂着许多闪烁的星星，看起来像一条银白色的河。所以朱维基先生把原作中的Milky Way译成银河，就失去了原文所要传达的文化内涵和信息。

2.读者的“期待视野”

接受美学理论把读者提到一个突出重要的地位，尧斯认为，“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便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这就是说，阅读作品的过程并不是作家与作品单向地向读者灌输形象与意义，而读者只是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如前所说，在接受活动开始之前，任何读者已有自己特定的“期待视界”，即“对每部作品的独特的意向”。尧斯有时称之为对某类作品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这种阅读前的意向和视界，决定了读者对所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决定了他阅读中的选择与重点，也决定了他对作品的基本态度与评价。

世界文学名著《伊索寓言》就是一个例子。Aesop’s Fables，原书名是《埃索波斯故事集成》，是一部讲述动物的故事集，这些小故事是受欺凌的下层平民和奴隶的斗争经验与生活教训的总结。作者通过描写动物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当时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谴责当时社会上压迫人的现象，号召受欺凌的人团结起来与恶人作斗争。然而后来被译为《伊索寓言》，成为向儿童灌输善恶美丑观念的启蒙教育，这不能不说是对源文化的误读。同样世界文化经典《格林童话》改编的中文连环画也存在对原作的误读。为了适应孩子们的“期待视野”，满足儿童对阅读对象的要求，译者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改编。从而使我们认为这只是一部饱含童趣和童真的童话故事。其实里面包含了独特的文艺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格林兄弟个人生活经验的结晶，也是特定时代文化发展的产物。

三、理解和解决文化误读现象的有效途径

首先，译者要培养良好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心理。王佐良认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因此，译者必须重视文化，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都要有深入的了解。要正视异质文化，公正公平，正确的解读和诠释异质文化。不能仅凭自己的文化尺度就衡量和判断。这样往往造成片面的理解甚至是误读。

其次，要培养文化宽容的心态。文化宽容是指在本民族文化与异质文化发生冲突，不能达成一致时或是相互接受时而采取的一种积极态度去理解文化的差异，进行必要的交流和对话。译者在翻译原文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历史文化积淀的影响，但要尽力公正公平的对待原文，尽可能的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以包容的姿态去理解原文、解读原文。尽量向读者传播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

第三，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翻译批评者在进行翻译批评时，要善于区分是由于理解能力造成的无意误读还是充分理解下的有意误读。并且将这种误读置于译作整体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中，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样，可以给译者进行的有意误读一个公道，而不会造成对译作不公正的评价。

四、结语

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和一体化并存的局面下，为了减少文化误读带来的弊端，译者要提高自身的文学素质和翻译水平，以平等的文化心态正视异质文化，拥有文化包容的心态。同时翻译批评者也要公平公正的评价译作，从而更好地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我们也要加强翻译文学和文化误读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第4篇：文学与文化范文

在文化研究发展的历程中，源自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令人印象深刻。前者试图倡导一种通俗文化，认为文化是工人阶级边缘群体自己的呼声，用于表达自身的价值观，具有创造性;后者意在解密一种大众文化，认为文化是国家权力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操纵而强加于人民之上的，具有压制性。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将以前被忽略和冷落的文学作品重新拉入到学术研究领域，将传统意义上的非文学标准如性别、种族、年龄等纳入到文学评价体系之中。而法兰克福学派则以毫不妥协的批判姿态将批判理论纳入到文学分析活动之中。由此，文化研究的发展不仅让文学研究获得了新的思路，也让的精髓“批判性”进入到文学研究领域。在法兰克福学派掌门人霍克海默看来，批判性乃是学说不同于以往社会学说的主要区别。批判一词源于康德，对康德而言，批判是指关注理性与知识的条件与局限。对黑格尔而言，批判意味着反思，尤其是对精神的反思。而发展到马克思那里，批判便是对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形式以及其交换过程的关注。如果说学说批判的着眼点在政治经济领域，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趣则转向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由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逐渐在人文学科引起了瞩目，并吸引着众多学者尝试着从批判理论的角度去审视文化现象和文学作品。到如今，批判理论已然激发了对诸多观念的重新审视，例如历史、启蒙、权力等等。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化产品，那么蕴藏在这种文化产品中的诸多观念、术语必定会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下闪现出新颖奇特的光辉。

二、批判理论与英美文学教学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从西方知识界的思想源头———“启蒙”的观念入手的。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1947)一书中，他们分析了启蒙如何走向了它的反面，即从自由与解放走向了蒙昧与压制。换言之，启蒙从对理性追求开始，却以新的蒙昧结束，尤其是在犹太人和边缘人的问题上，它甚至让我们看到“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导致的灾难之中。”如今，“启蒙的后果正在危害每一个现代人”，它让每一个现代人的“批判与反思能力日益瘫痪”。从批判理论的视角去审视英美文学教学，不难发现，缺乏批判与反思能力成为了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最大瓶颈。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英美文学课程是作为一门与语言技能和人文素质相关的知识课程而设置的。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的描述，英美文学作为英语专业高年级的专业知识课程，其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还应该“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其次，与指导思想相适应的实际教学操作模式着重培养的是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文学修养。在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中，文学文本是封闭的，教师的视野局限于文本本身，授课方式以文本解读为主，要求学生对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阅读。这种文本细读的方法受二十世纪二、三年代的英美新批评影响甚深，凸显了文学文本的本体研究，但忽视了学生创新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事实上，在英美文学教学活动中，语言基本功的提高、人文素质的培养与思维能力的训练同等重要。正如姚佩芝所言，“英美文学是一门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人文素质为核心的综合性课程”。同时，《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在论及教学原则的时候也曾经明确提出“加强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要正确处理语言技能训练和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两者不可偏废。”由此，只有在指导思想上将英美文学视为一门思维学科，才有可能在教学操作模式方面进行与思维能力训练相关的改革。

三、文化研究视域中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第5篇：文学与文化范文

中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从而使得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发展出现不平衡，形成了不同的区域特征及社会意识，在此基础上衍生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地域文化。文人将一个区域内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社会背景融入到文学中，从而形成了具有个性气质的地域性文学，而《史记・货殖列传》言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一、《诗经・齐风》，齐风与其地域的文化关系

齐文化是从周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将夏商文化和东夷文化与其相融合的一种文化风格，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风格。《齐风》以描绘齐国的社会生活为主，因此，谈及“齐风”，一般与齐俗并提，其囊括了齐国的军事、婚姻、经济、政治等内容，其中尤以婚姻较为鲜明。齐国女子地位较高，对爱情以及婚姻的态度较为直接、大胆，这就直接影响了其文化风格，如《齐风・著》：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诗中没有羞涩因素，全诗体现了喜悦和盼望，生动而鲜明的表达了新娘的心理活动，充分体现了齐国女子对爱情、婚姻大胆而热烈的憧憬与向往。而这是同时期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显著特色。

二、《诗经・秦风》，秦地地域文化影响下的秦风特点

秦文化是以西戎文化和东夷文化为主，深受商、周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具有地域性的文化。西戎、东夷文化以狩猎、畜牧、采集和游牧为主，而秦国的文化特点则以集权性、功利性、实用性为主，且秦地对于其他文化有很大的兼容性、吸收性，是以形成了其强烈的地域风格。《秦风》虽然也有《蒹葭》、《终南》等雅致情诗，但是《无衣》、《黄鸟》、《驷》、《小戎》等战争、出猎、反抗之类具有阳刚性质、雄放之气的作品更具有秦风的特色，同时这也是其他国风作品中少见的特点[3]。秦风这种壮美之秀的文化特征，正是秦地的地理特点和地域文化精神所造就的。秦地刚健质朴、豪放奔逸的地域风格，促使《秦风》形成了悲壮、慷慨的鲜明文化特点。

三、楚辞所独具的文学形式

楚辞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其通过对楚地的方言声韵、文学样式，对其历史风情、人物生活与及地理风貌进行描绘，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在表达形式上与北方诗歌具有明显差异。楚辞具有其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其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其地理位置、语言环境的差异性及其历史的悠久，楚国“巫风”盛行，保存了大量的神话，楚国人民多以歌舞娱神，而楚辞受楚地民歌的熏陶，因此，在楚辞中有较为浓厚的原始宗教气息，这就形成楚辞特有的文学表现方式。而楚辞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文学表达句式不是整齐的四言体，而是语句参差，一唱三叹，且多以“兮”字结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楚辞是从楚地民谣中演化而来，却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也正因为楚辞去除了民谣的格式，其才能够以华丽的言语容纳丰富的情感，形成想象绮丽、风格绚烂、文辞华美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尤以《离骚》与《九歌》为代表。楚辞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之容易辨析，而这正是其他地区文化所不具备的。

四、总结

第6篇：文学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文化语境；文学翻译；词语翻译

作者简介：翁珲珲（197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国际语言文化学院，讲师。（北京?102206）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文化语境与英语翻译的研究”（项目编号：12512079）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2-0156-02

翻译，是指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内在与外在含义的转化过程，要求既要有对源语（source language）和目标语（target language）的深入理解，又要能够驾驭这两种语言的异化对应转换。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先生曾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而翻译之难事的解决途径，也是众多翻译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翻译是把跨文化交流联系起来的纽带。翻译和文化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特别是和文化语境密不可分。因此，翻译一定是与文化语境相结合的产物。

一、文化语境与翻译的内在跨度补偿

文化从学者的角度看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①我国出版的《辞海》对文化作了如下解释：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语境随文化的进化而改变，而“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只要文化还存在，文化趋同的过程就是无止境的。”②文化语境是受到文化进化趋同影响最深的一个部分，因此对于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中词语翻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文化语境与翻译最终需要内在跨度补偿予以解决。

著名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把语境分为三类，即：话语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其中文化语境的定义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在某一特定的具体的文化中，人们的认知环境，该认知环境同样包括语言环境、具体语境和认知语境。这每一环都与语言密切相关。语言是对文化的一种承载，是和文化密不可分的有机的一部分。美国著名汉学家李达三（John Deeney）教授在《熟悉两种文化与翻译》（Biculturalism and Translation）中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感情方面的习惯。”中西方文化间的碰撞、结合、相互渗透、影响甚至趋同，使不同语言间的翻译进入一个新探求领域，无论是横向的跨度还是纵向的深度都处于不断胶着也分离的状态。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带来的语言跨度需要一个内在跨度解决途径，文化语境解析是首当其冲的重要解决途径。

由于翻译语境的主观性和动态性，文化语境的构建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是永无休止的对话过程，就其对话性予以翻译内在跨度解决。文化语境随时间空间的变化也在不断变化，就其动态性予以翻译内在跨度解决。因此，译者在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中，特别是文学翻译，需要在文化语境和翻译之间做出内在跨度补偿，即用两种语言文化的内涵延展来补偿两种语言在内在文化性差异的跨度上带来的问题，最大限度使其译至信，信至达，达至雅。对于文化语境的理解受制于译者，受译者自身兴趣、需要、知识、经验、文艺修养、欣赏习惯、个人信仰的影响，因此可以就其主观性予以翻译内在跨度解决。即译者需把握好文化语境与文学词语翻译的转移关系。

二、文化语境与文学词语翻译的转移关系

有学者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特别是词汇，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也是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标签”。③如何把握词汇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就是如何把握文化语境内涵的问题。文化语境与翻译存在的转移关系在词语的运用上体现无疑，特别是针对文学翻译中的词语翻译。对于词语间蕴含的深层次的文化蕴意，如果没有对文化及其所处的语境的深入了解，是无法实现其内涵的转移的。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的文字就会显得苍白晦涩，甚至词不达意。

1.内在含义转移（Differential transfer in connotation）

曹靖华教授在为北京大学的师生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文学翻译难定标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文艺的再创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品，它是用形象来感染人，而不是用逻辑的论证来说服人。翻译工作者除应将原文本意完整地介绍给读者，使他获得与本国读者同样的概念外，同时还要照顾到语言风格，力求明白易懂，又要保存原作的丰姿。”④文学翻译是把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进行第二次加工。茅盾先生也曾就翻译提出：“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另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④这就要求译者有能力辨别词语受语境影响在内在含义上的转移。

第7篇：文学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跨越时空；英国文学；茶文化；比较

1英国饮茶习俗

荷兰人将中国茶叶带到英国，早期价格非常之昂贵，其价值如同黄金，只有王室贵族才有消费的能力，当时宫廷中流行喝酒，经常有人喝醉。早在16世纪时意大利作家波特罗(GeiovamniBotero)认为茶是一种中草药，利于身体健康、助于驱除邪气，且可以有效缓解宿醉带来的病症。一时间茶叶药用价值得到英国人的信赖，成为茶叶广告、学术研究的重点。而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快速发展，随着茶叶价格的降低以及宫廷贵族的传播与推崇，茶叶逐渐深入到寻常百姓家。由于英国一日三餐习俗与中国不同，早餐丰富、午餐简单、晚餐又晚，贝德芙公爵夫人安娜女士就在午餐与晚餐之间饮用些茶点，还可以与朋友聊天闲谈，久而久之这一习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在贵妇们的传播与推崇下形成特色英国下午茶文化，无论是贵族聚会、朋友小聚，红茶配着三明治、饼干成为当时的茶点时尚，再用各种精致的茶器具以及各种舞蹈娱乐活动，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时尚，甚至成为了人们进入上流社会的最佳场所。英国人爱喝茶可以堪比中国人，但其与中国饮茶文化大不相同，他们喜欢在茶中加入如牛奶、糖，并与甜点等一起饮用，且还有固定的时间，对饮茶的环境提出很好的要求，因此根据不同的饮茶时间，英国茶文化又分为早茶、上午茶、下午茶以及晚餐茶，其中以下午茶为核心。《爱丽丝漫游仙境》是英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也是儿童最为喜欢的童话故事，爱丽丝漫游仙境时时常与伙伴们享受优雅的下午茶，这足以说明下午茶文化在英国的流行。英国的下午茶文化逐渐渗透到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英国茶文化的代表。

2英国文学与茶文化

在英国茶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茶叶不仅仅是“缪斯之友”、“众神的甘露”而且是小说灵感的源泉，也受到许多诗人、画家、作曲家的追捧，甚至成为他们成名的助推力。德蒙•沃尔特为皇后写的赞美诗《饮茶王后之歌》一时间家喻户晓，广为流传，沃尔特从此名声大噪。英国剧作家皮内罗将茶视为自己内心世界的情感寄托，引领他探索陌生的未知世界，带领他思考当下及未来的生活，思考生命的意义，这与古代古人对茶的感触与体会如出一辙。茶在英国文学家视野中，既是日常饮用、招待客人的物质用品，也是文学家们情感寄托的精神粮食，其在英国文学家的影响力不亚于茶在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力。当时有关茶书籍的销售量非常之高，给英国的文学界创作带来了春日的阳光与雨露，也为创造大众喜爱的读物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英国文学又为茶文化的丰富、流传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可以说，英国文学与茶文化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关系，下文将重点分析英国经典的小说与诗歌中对茶文化的描述，是如何丰富其文学主题的。

3英国文学与茶文化的相融

在英国，茶叶从起初的物质、药品到饮料再到后来形成了茶文化和创作素材，成为激发文学家创作灵感的甘露。17世纪当茶与咖啡、可可同时出现在咖啡馆时，在咖啡馆中流传一句话———“你去了就可以看到牧师在喝咖啡，而诗人在品茶。”可见，茶对英国文学的影响，也因英国文学的兴盛而丰富了茶文化。3.1英国小说中的茶文化英国茶文化深得英国文学家的歌颂与称赞，英国文坛泰斗塞缪尔约翰逊宁愿做茶鬼，“与茶为伴欢娱黄昏，与茶为伴抚慰良宵；与茶为伴迎接晨曦，典型顽固不化的茶鬼！”他对茶的喜爱不比我国古代文人对茶的喜爱少，其以茶会友创办的文学俱乐部，成为当时文学界的流行风尚。劳伦斯在其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中在讲述19世纪末英国底层人民艰辛生活以及复杂变态的心理—“恋母情结”，在这一宏大主题中作者展现英国家庭饮茶风俗。莫雷尔是个挖煤工，贪杯、粗俗，但其十分爱喝茶，无论自己工作多么辛苦，身体多么劳累，他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煮水烧茶，似乎在家中只有他喝茶的时候才是幸福的。作者事无巨细地描述了莫雷尔很多喝茶的不同习惯与场景，比如他下井时就喜欢喝不加奶不加糖的凉茶；他随时会把铁皮水壶灌满茶，看见太太喝着他沏的茶时，他也感觉十分满足；有时莫雷尔喝茶时非常粗犷，甚至不顾形象将茶直接倒在茶碟上，待茶凉些时，隔着大胡子一口气喝完，胡子乌黑黑的，喝完后叹了口气，随时继续将茶倒在一茶碟上。小说中像这样细节的描述还很多，从这些喝茶的细节中我们看到英国底层百姓爱喝茶，但又无法享受优雅的饮茶方式，这与当时宫廷贵族、上流社会的下午茶形成了鲜明对比。凯瑟琳•曼斯费尔德的短篇小说《花园茶会》描述有钱人家的一场下午茶会，在自己的花园中搭着精致的帐篷，专业的乐队，美味可口的各色点心，定制的高级糕饼，各种果酱，高档的茶具和茶叶，茶托、茶盘、餐巾、刀叉勺等器具都有繁复严格的规定……处处彰显着主人的高贵、优雅的生活，展现了主人浪漫的生活格调。而劳伦斯笔下茶在底层百姓的生活仅仅是饮料之一，或许可以帮助他们缓解疲劳，而只有在周末家庭聚会中，茶会才会显得稍微丰富些，但无法企及上流社会茶会的优雅与浪漫。[1]3.2英国诗歌中的茶文化随着英国人对茶的喜爱，茶文化在当地迅速被广泛接受，诗人们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纷纷创作茶诗，既从不同的视角展现英国人对茶的爱，又启发人们的思考。英国诗人和剧作家纳厄姆•泰特合作的《灵丹妙药：茶诗两篇》：“健康之饮和灵魂之饮，美德和优雅人士开怀地痛饮，它像令人高兴的花蜜，又像一剂古希腊传说的忘忧药。”饮茶已经深入到英国人的灵魂之中，她能让你开怀又能让你忘却烦恼，以至于“阿波罗在天亭第一次尝到芳香的茶叶时，产生不朽的力量，那种开心胜过花蜜和忘忧药。”诗人用通俗易懂、活泼有趣的语言表达对茶的无限热爱，茶能赋予你开心，赐予你不朽的力量，从这里我们便能明晓为何茶叶会成为英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济慈和雪莱都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济慈在诗歌中刻画了恋人们等茶喝的场景：“一点一点地吃着烤面包，在叹息中等待凉茶……”。雪莱被称之为诗人中的诗人，其在一首300多行的长诗中写道：那药师医士抱怨的饮品，而我会不顾劝诫大口痛饮，当死神来临我们将抛硬币决定为饮茶而死谁第一。拜伦在诗中写道：“你还在心情忧郁吗？那就去喝中国茶吧。”茶是恋人约会聊天的必备品，是人们打发无聊时间、是缓解情绪的必需品，喝茶时的优雅与格调是他们高尚精神的体现，无论何时哪怕面临死亡时，英国人都要喝茶，可见茶在英国受欢迎的程度。维多利亚时期著名作家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中介绍英国正式非正式茶会，从达官显贵的高雅茶会到普通百姓的日常饮用不同的场景，折射了英国当时城乡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2]。1663年，在凯瑟琳公主与查理二世结婚一周年时，诗人埃德蒙•沃尔特特意为写了赞美诗《饮茶王后之歌》送给皇后，译文为：“花神宠秋色，嫦娥矜月桂。月桂与秋色，美难与茶比。一为后中英，一为群芳最。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欣蓬事诞晨，祝寿介以次。”[2]诗人既赞美了茶精神之美，品德之高，同时又称赞凯瑟琳皇后的美貌及其对饮茶文化的推广，将赞凯瑟琳皇后茶之美相媲美，该诗歌得到皇后的欣赏。从这里透露出当时英国宫廷贵族们对茶文化的崇尚与痴迷，也反映出当时贵族生活奢靡之风气。茶文化为小说家、诗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其描述人物形象、社会现状提供了很好的意象，丰富了文学作者主题思想；同时，英国文学又为茶文化体系的形成与内涵表达提供详实的记录，英国著名的诗人———亚历山大•波蒲在《额发之》中表达了，饮茶不单单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独特的意境和感觉，可谓是传播茶文化的佳作。3.3英国散文中的茶文化英国散文与茶文化的高雅之精神更加契合，散文充满了诗意的美，尤其是抒情性散文、散文类诗歌，茶叶又是纯净的、神圣的，茶与散文可谓是最完美的组合。吉辛的散文代表作《四季随笔》主要讲述归隐乡野的文人———隐士赖克罗夫特，对大自然、对书籍以及对往日美好回忆的眷恋，向往淡泊宁静的大自然生活。作者在散文中描写了很多日常喝茶、茶会、饮茶礼仪，茶会中人与事，如“一天中光明时刻，散步回来，有点倦了，便脱掉靴子，坐在深深的有着柔软扶手的安乐椅上等着茶盘。”[3]寥寥数笔读起来如同漫步在江南小巷之中，安静而又美好，深深表达作者对茶的喜爱，对茶文化的欣赏，不自觉地等着喝茶，可见茶已成为作者家庭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用品，甚至已经渗入其灵魂之中，也表达了作者对家庭生活的享受。艺术创作源自现实生活，作者对茶的喜爱也正折射出当时英国社会对茶的痴迷，只有如此才能将生活的细节，无意识的心理动作渗透到文学中。《四季随笔》作者还描述了很多家庭聚会时茶桌礼仪，这些都是英国茶文化的重要内容。丰富的茶文化为小说增添了生活气息，也为英国茶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的普及提供有利的渠道，更为后人研究英国历史文化提供真实的资料。茶是英国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很多文学家们因为爱茶而写茶，因为写茶而更爱茶，无论是在小说、诗歌还是散文等文学题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茶的影子，体会到英国与众不同的茶文化，在浓郁茶文化的侵染中，英国文学多几分魅力与精妙。英国文学的发展与成熟，进一步普及了茶文化，扩大了茶文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英）劳伦斯，陈良廷，刘文澜译.儿子与情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英）狄更斯.张万敏，高山，译.匹克威克外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第8篇：文学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吉本芭娜娜 大众文化 漫画 电影

所谓的大众文化，它主要是指随着现代大众社会的兴起而形成的、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进行大批量文化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具有多种特点和功能，如商业性、娱乐化、文本的模式化和复制性等。大众文化一般包括流行小说、商业娱乐性的影视、流行音乐、广告文化等形态[1]。因此，大众文化研究的焦点应该是流行小说、流行音乐以及电影，另外，日本大众文化的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少了漫画这个早已渗透到了日本人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因素。这几部分无疑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芭娜娜的小说，囊括了很多大众文化的元素。例如，处女作《月影》这一题目就来自于英国作曲家、音乐家麦克・欧菲尔德（Michael Gordon Oldfield）的同名曲。另外，小说中有很多漂亮的插画，封面也非常精美，这些大多出自日本著名画家奈良美智之手。芭娜娜从小就喜欢漫画，因此不难理解她的小说中融入了漫画元素这一事实。此外，她的小说还被改编为电影搬上了大荧幕，可见她的小说与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本文拟就芭娜娜的小说与漫画以及电影这两个元素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展开分析，探讨大众文化元素对芭娜娜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芭娜娜文学中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气息。

一、用文字绘制漫画

芭娜娜从小就非常喜欢漫画，可以说是在漫画的陪伴下长大。她的小说，登场人物的设定以及故事情节的展开都洋溢着漫画般的氛围。这与芭娜娜幼年的一段左眼弱视体验密切相关。幼年的芭娜娜曾经有段时间左眼完全看不到，摘掉眼罩或者可以用右眼看书的时间，她都完全沉浸在藤子不二雄的漫画世界里。幼小的芭娜娜十分喜欢《怪物小弟》、《怪物Q太郎》等，以至于“过于沉迷，读了好多次，书都破破烂烂了”[2]。可以说她将漫画的世界作为“另一个世界”而沉溺于其中。芭娜娜甚至认为，漫画当中描写的主人公肯定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真实地存在着。漫画中描写的幻想世界，对于之后成为作家的芭娜娜的作品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此，芭娜娜曾坦言道：“三、四岁那段集中阅读的时光，对我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幼儿期的教育真的很重要”[3]。可见，三四岁时阅读漫画的记忆对于芭娜娜来说几乎就是一种启蒙教育。除了藤子不二雄之外，她还熟读了手冢治虫、大岛弓子、岩馆真理子、内田春菊等日本知名漫画家的作品，这些漫画家的作品特质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芭娜娜的小说当中。对于芭娜娜而言，漫画已经化作了血和肉，融入到她的潜意识当中，形成了她对世界独特的感受方式以及文学世界。

芭娜娜以作家身份出道时，她的作品《厨房》常常会被评价为“少女漫画小说”。日本新锐评论家松本孝幸甚至说过，“吉本芭娜娜的小说对于我来说，乃是一种可以用与漫画、歌谣、动画片同样的感觉来阅读的语言”[4]。这样的论说也代表了很多喜爱芭娜娜的读者的心声。因为无论从小说人物的形象或者境遇的设定还是故事情节的设计上，都能够给读者带来一种类似漫画般的视觉冲击和阅读感受。

具体分析的话，首先是小说中的人物设定带有与漫画相似的氛围。从人物形象上来看，芭娜娜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宛如漫画中人。《哀愁的预感》中的雪野，《斑鸫》中的斑鸫等，都是身形瘦弱的女孩子。我们在漫画中也极少见到形象丰满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如同斑鸫一样，“修长纤细的手臂和腿，皮肤透明到几乎能看到血管”。男性也是如此，《厨房》中，美影对雄一的第一印象是“四肢修长，容貌清秀”。《月影》中五月眼中所见的阿也是一位“高高的个子，四肢修长”的男孩子，是个“人们忍不住要回头看的俊美男孩”。《哀愁的预感》中的哲生也是个阳光少年。这些人物形象，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一些少女漫画中的人物形象。从人物所处的境遇来看，《厨房》中有着与日本漫画家川原泉的《美貌的果实》（昭和62年2月）类似的气氛，都是表现了失去亲人的女子，心灵受到重创却又重新站起来的故事。《哀伤的预感》和岩馆真理子的《几千夜》一样，也设定了一个看上去温暖幸福却彼此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

其次，在情节设计上，《哀愁的预感》中主人公“离家出走”的情节，与岩馆真理子、大岛弓子等漫画家的漫画情节也十分相似。另外，芭娜娜的小说中常常会出现超能力与特异现象。那么，芭娜娜的这种对拥有超能力的人物的设定以及对于超现实世界中的特异现象的想象，其灵感也无疑是来自Q太郎等漫画人物形象。芭娜娜本人曾经说过：“我一直以来就很喜欢那些能够从怪异或者异常的事物中感受到人性的东西，这也是植根于与异常事物自然融为一体的藤子世界的人们吧”[5]。芭娜娜非常喜欢这种非现实与现实交织的故事，自己的作品中，也经常将主人公设定在一个现实生活极不平常的父母双双离世、无依无靠的绝境中。在芭娜娜的小说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像漫画中描绘的那样，“日常与日常中的非日常”，“与日常密切相关却不可思议的事情”。《哀愁的预感》中的主人公弥生就具有超能力，她的超能力从幼年时代能够预知电话初现端倪。只要电话铃一响就知道是谁打来的，几乎根本不认识的对方也能够感知出“是一位叫做山本的人”，或“爸爸公司的人”。而且如果打电话的人是父母不喜欢的人，就会“像被火烧到一样放声大哭”。预知电话作为超能力中一种最为典型和突出的表现多次出现在芭娜娜的作品中。如《N・P》中凤美的姐姐。她不仅可以猜中打电话的人，还能够预料天气变化等等。此外，《白河夜船》中的寺子即便在沉睡中也能够听到男朋友打来的电话。

漫画对芭娜娜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其创作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透过芭娜娜的文字，我们似乎又能够看到漫画的另一种载体。对此，我国学者曾经评论道：“没有少女漫画，就不会有吉本芭娜娜的小说，而又因为有了芭娜娜，少女漫画才与小说这种形式有了如此亲密的融合，实现了大众文化对纯文学的大举渗透”[6]。

二、搬上大荧幕的芭娜娜小说

1989年，芭娜娜的代表作《厨房》被搬上了大荧幕。森田芳光担任导演，主演是川原亚矢子。导演认定小说具有一种“透明的意象”，因此将电影的外景选在了给人同样感觉的北海道函馆。1997年，《厨房》再度被香港导演严浩搬上荧幕，取名为《kitchen 我爱厨房》。这是芭娜娜的作品首次被外国导演演绎。男女主角分别由香港演员陈小春和日本演员富田靖子饰演。故事发生的舞台从东京――伊豆之间搬到了香港――大陆之间，情节上也发生了一些适合香港观众口味的变化，添加了一些滑稽的桥段，如女主人公与变性人比较胸部大小等。令人欣喜的是，由于整体感觉更加接近原作，香港拍摄的《我爱厨房》得到了芭娜娜本人的肯定。2002年春，客居意大利的日本表演艺术家井田邦明又将《厨房》搬上了舞台，在意大利引起了广泛关注。演员除了井田之外全部都是意大利人。2009年，以《厨房》为原作改编的同名电影在韩国上映，不过该影片仅是选取了厨房这个空间，讲述了一女两男同居一室的离奇经历，故事情节以及整体氛围都与小说出入较大。“触电”的除了小说《厨房》之外，《斑鸫》也在出版翌年由导演市川拍摄完成。故事情节几乎完全按照原作，场景选自西伊豆的松崎市。另外，2007年，《阿根廷婆婆》也被导演长尾直树搬上荧幕。

芭娜娜的小说《厨房》，先是在日本，接着在中国、韩国被改编为电影搬上荧幕。并且，不单单是《厨房》，《斑鸫》、《阿根廷婆婆》等也被拍成电影，让读者进一步认识芭娜娜和她的文学世界。那么，导演为什么会如此钟爱芭娜娜的作品呢？

事实上，芭娜娜本人非常喜欢电影，尤其是恐怖电影。她本人曾经说过：“我要爱死恐怖电影了”，“一般的电影我都喜欢，但是看恐怖电影时的热情就更别提了”[7]。由于受电影的影响，在芭娜娜的作品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与恐怖电影类似的气氛。《哀愁的预感》中弥生躺在洗澡水里陷入沉思时，突然感到有件硬东西碰到自己的背，回头看却什么都没有。后来发现竟是一只玩具鸭子。晚上便梦到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并且还杀害了婴儿。这样的描写，让读者也不禁毛骨悚然。另外，作者在文学创作时也有意识地使小说更具有立体感、画面感。例如，《哀愁的预感》中弥生的阿姨雪野居住的“是一幢独门独户的老式房子”，这房子在一座离车站很远的大型公园背后，因此“一年四季都笼罩着粗犷的绿得气息”，雨后的街区又仿佛变作森林，“弥漫着浓郁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8]。谈到自己的小说与恐怖电影的关系，芭娜娜曾说：“如若站在读者的角度，一看便知，我的作品和意大利恐怖片导演达里欧•阿基多（Dario Arqento）[9]的影视画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将文章和画面比较似乎有点轻率，但我写作时总是一边在脑海里描绘那样的画面，一边努力接近那样的世界”[10]。芭娜娜甚至认为达里欧的“电影就是我的感性的全部”[11]。

除此之外，芭娜娜的语言表现也让我们很容易在头脑中形成画面。例如，《厨房》中惠理子出场时，这样描写道：

――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她身上也有着常人的缺憾。比如脸上与年龄相称的皱纹，牙齿也有些参差不齐。但尽管如此，她还是魅力四射，使人想再次见到她。心中暖融融的光像残像悄然散发着光芒――这就是所谓的“魅力”吧。这个词是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就如同第一切身感受到“水”一词含义的海伦。[12]

“海伦”这个名字是世人皆知，看到这个名字，读小说的人脑海中都能够浮现出相同的人物形象并瞬间出现“海伦”这个人物的相关画面。由此看来，芭娜娜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利用感受性词语以及比喻修辞，使作品更具立体感，给人印象深刻。这些特征无疑是电影赋予的影响。反过来看，正因为芭娜娜的作品具有画面感，读者很容易在头脑中形成动态的画面，阅读着芭娜娜的文字就仿佛看电影一般，更易理解小说的内容。

芭娜娜本人喜爱电影并且深受电影的影响，在其文学作品中，无论是语言所营造出来的画面感，还是充溢在小说中的氛围，都能够让我们联想到电影。因此，芭娜娜的小说作为一种文本，得到了很多导演的青睐，被改编成电影搬上大荧幕。这也使得芭娜娜及其作品通过电影这种为大众所熟悉的形式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所以说，电影赋予了芭娜娜创作的灵感，芭娜娜的文学又反过来为电影提供了更加适合大众口味的题材。

三、结束语

在日本社会，漫画、影视、小说、流行音乐、美术等门类已经结成了紧密的连带关系，以至于这些门类之间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相互影响。于是，小说中洋溢着漫画的氛围，而电影电视剧又会从漫画、小说等文本形式中选择题材，流行音乐的灵感可能来自于某部小说。芭娜娜小说最初的追捧者，甚至连芭娜娜本人，可以说是看着漫画长大的“世代”。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漫画对芭娜娜小说的影响以及芭娜娜小说中出现的漫画元素。

随着大众文化的发达，小说“触电”无疑是作家扩大社会影响力、得到大众肯定的一条捷径。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典型形式，能够更加直接而快速地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但是，电影制作的成功与否与剧本的优劣也有着密切地关系。电影一直以来，作为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票房的好坏是评价一部电影最直接的评判标准。因此，导演选择剧本时也会非常谨慎。那么，选择“畅销书”来做剧本，将其搬上荧幕，这无疑为票房上了一份保险，更容易激起民众的兴趣。电影制作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可以说，“如果影视是一个制造梦幻的工厂，那么，文学写作实际上则充当了原料供应商”[13]。另外，文学作品被拍成电影后，再一次进入到读者的视线中，也会加深文学作品本身的影响力。因此文学和电影的协调发展以及巧妙融合已成为当今多元文化的时代文艺发展的要求。

（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11年度重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1BWXJ02。）

注释：

[1]陶东风著：《大众文化教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2][3][11]吉本芭娜娜著：《芭娜娜Bloc》，东京：幻冬舍文库，2005年版，第282页，第283页，第205页。

[4]松本孝幸著：《吉本芭娜娜论》，东京：JICC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5]木股知史著：《吉本芭娜娜黄页》，东京：荒地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6]杨伟著：《少女漫画・女作家・日本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174页。

[7][10]吉本芭娜娜著：《菠萝布丁》，东京：角川文库，1992年版，第86页，第87页。

[8]吉本芭娜娜著，李重民译：《哀愁的预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9]达里欧・阿基多是世界著名的悬疑大师，1940年生于意大利，擅长制作悬疑恐怖片。

[12]吉本芭娜娜著，李萍译：《厨房》，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3]陈霖著：《文学空间的分裂与转型》，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参考文献：

[1]吉本芭娜娜.芭娜娜Bloc［M］.东京：幻冬社文库，2005.

[2]松本孝幸.吉本芭娜娜论［M］.东京：JICC出版社，1991.

[3]木股知史.吉本芭娜娜黄页［M］.东京：荒地出版社，1999.

[4]吉本芭娜娜.菠萝布丁［M］.东京：角川文库，1992.

[5]吉本芭娜娜著，李萍译.厨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陈霖.文学空间的分裂与转型［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7]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9篇：文学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　墙；意象；心墙

一、“墙”意象的生成

墙是房屋界域的标志，这是墙作为建筑的一部分的本来自然属性。墙的存在象征着人与外界的隔离。在儒家伦理文化中，“墙”又是秩序和规范的象征，象征着男女之别、男女之防、男女之隔，这时的“墙”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文化功能。

由于“墙”有着秩序和规范性象征，“跳墙”就被蒙上了一层伦理色彩，成为具有贬抑含义的词语。《孟子·滕文公下》谴责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行为，其结果是“父母国人皆贱之”。在孟子那里，“墙”则被赋予体现男女之防之伦理秩序的文化内涵。“钻穴逾墙”是悖越礼制的大逆不道行为。

在中国文学场景中，男女爱情尤其是男女私情往往与“墙”或“跳墙”联系在一起。不得其允的青年男女，一旦两情相悦，常常会通过“跳墙”的方式来完成男女二人的“相见欢”。《诗·郑风·将仲子》中就有“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的记载。战国时宋国的美男子宋玉，在其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中，提到东家之女子“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汉语成语“偷香窃玉”讲述的是晋代美男子韩寿的“跳墙”故事(事出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第三十五》)。该故事生动地再现了“垣墙重密，门阁急峻”情形下两个有情男女逾礼幽会的细节。同时，由于这个故事的存在，后人就把“偷香窃玉”当做男子通过不合礼法的方式得到心上女子的代称。“跳墙”也成了“突破礼法”、“逾越规范”的代称，富含文化和伦理意义。

“墙”的这种特定文化内涵在唐诗和宋词中也有反映。唐代的王维、李白、李商隐、元稹都在自己的诗作中使用过这种积淀了特殊文化意蕴的“墙”及其相关意象。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曰：“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虽然作者声称写作的目的是“止奔”，但事实上，这种“墙头马上”的故事仍是“窃玉偷香”的别种“逾墙”演绎。李白有《效古》“自古有秀色，西施与东邻”，王维有《杂诗》“王昌是东舍，宋玉次西家”，李商隐有《楚宫》“王昌且在墙东往，未必金堂得免嫌”。元稹的“墙”文化意识最为浓厚，其《古艳诗》《压墙花》都以“墙”意象统领全诗，在其传奇代表作《盈盈传》中，“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宋词中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将男子隔墙闻听女子的娇笑而生发出爱慕的心理感受准确而细微地表达了出来。此外，秦观的《调笑令》词、赵令畴的《元微之崔盈盈商调蝶恋花词》、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都有对“墙”意象的描述。

元代的散曲中也频频出现“墙”的字眼。“粉墙高似隔银河”(兰楚芳散曲《沉醉东风》)、“数枝红杏，闹出围墙”(滕斌《题情》)等，这里的“墙”往往象征的是闺房、家室或道德伦理规则。在白朴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墙头马上》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之后，更有元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明阮大铖的《燕子笺》、清代李渔的《风筝误》等戏曲小说拿被赋予特定文化内涵的“墙”意象大做文章，直至今天，我们仍然把男女之间的婚外恋爱行为称为“红杏出墙”或者“出墙”。

二、“跳墙”恋爱模式的演变

“跳墙”作为男女之间恋爱的一种行为方式，更多地出现在戏曲当中。在元明及后来的许多戏曲中，男女主人公隔墙相恋、逾墙而从的故事情节反复上演，几成才子佳人爱情叙事的一种模式，鲁迅对此很不以为然：“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我们就知道作者是寻到了更大的帽子了。”鲁迅的批判自有其道理，但这种“跳墙”模式和结局的“大团圆”又往往成为中国古典戏曲的两大看点。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对涉及“墙”的题材情有独钟。他的两部作品《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和《墙头马上》均是通过主人公的“跳墙”来完成其爱情故事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中，男主人公马彬在董秀英家的花园墙头上窥视，引起了秀英的注意，之后，经过隔墙弹琴、联诗，仆人中间递诗等过程，最终定下了东墙之约。马彬于是跳墙赴约，与秀英成就美好姻缘。另一部“跳墙”恋爱剧本《墙头马上》，本是对白居易《井底引银瓶》的改写。一个墙头一个马上的“墙头相幕”到了白朴的笔下就演变成了“墙头相幕，逾墙欢会”的故事。书生裴少俊春游时，偶遇在花园游玩的李千金，裴少俊写诗：“只疑身在武陵游，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刘郎肠已断，为谁含笑倚墙头?”而李千金即刻会意，约定裴少俊当晚跳墙来会，“深闺拘束暂闲游，手捻青梅半含羞。莫负后园今夜约，月移初上柳梢头”。这种增加“跳墙”情节的戏曲故事还有明代孙柚的《琴心记》，讲述的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史记·列传第五十七·司马相如传》记载的原本有“情挑”和“私通侍者”，但没有“跳墙”的情节。而在《琴心记》中，心猿意马的司马相如在西斋看见鸟飞花动，怀疑文君来到，弹奏《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兮求其凰”。文君闻听感叹，司马相如的反应是：“事有古怪，你听墙外低吟，其声清婉，莫是小姐果在那厢。待我手板庭树，跳过高墙。正是尽情传绿绮，拼死为红颜”，正待跳墙，却有人来，不得相会。所以，司马相如有了“将成好事多魔障，天上人间只隔墙”的唱词。这里的“跳墙”情节是白朴的再创作。隔墙相恋、逾墙而从的情节，无疑成了突破封建礼法制度、追求自由爱情的行为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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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最为经典的“逾墙”文学是《西厢记》。从唐朝到元代，盈盈和张生的故事广为流传，宋有官本杂剧《盈盈六幺》、赵令畴《元微之崔盈盈商调蝶恋花词》，金代有院本《红娘子》、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到了元杂剧的《西厢记》，“墙阻”和“跳墙”的设计走向成熟。从“墙角联吟”到“隔墙奏琴”，再到红娘传信，张君瑞兴冲冲跳墙意与盈盈相会，错搂红娘，却不料盈盈出于羞涩而变卦终惹得张君瑞害相思。这种种诙谐、轻松的情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墙”的作用在于阻隔、间隔、分离，正因如此，人物的相聚和欢会才更扣人心弦。戏剧围绕“墙”的设置，巧妙处理了故事叙述的断延、情节的张驰、人物的离合、故事进展的快慢等。在这类戏剧中，墙的存在增加了悬念和矛盾，强化了戏剧冲突，故事情节的发展更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墙”和“跳墙”在剧本中就有了象征意味。

三、“心墙”意象的现代表现

以《西厢记》为例，在崔张爱情故事的铺展过程中，横在他们之间的阻隔和障碍，不仅仅表现在具象化的“墙”上，而且还体现在文化、伦理等方面的阻碍——一种无形的阻隔和障碍。这种阻隔和障碍一样为设置戏剧矛盾冲突、表现主题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主人公奔向爱情的途中，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普救寺”之“墙”，还有一些由于封建礼制、个性甚至误解所产生的无形之“墙”。

从特定意义上来讲，“普救寺”的墙由于有了种种“墙阻”而具有了象征意味。除了这堵砖石之墙，在各等人物之间还有心墙、礼教之墙、伦理之墙等。具形之墙与无形之墙的重重设置，使得这一文本比之其他的“跳墙”之作略高一筹而成为经典。

这种具象之“墙”以外的“心墙”意象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表现。翻检鲁迅的作品。作者的“心墙”意识强烈而惊人。《故乡》中，当我们还沉浸在对少年闰土伶俐、勇敢的想象中。回响着鲁迅对闰土的感叹——他“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他那一声谦卑的“老爷!”彻底打碎了我们心中的那个少年形象，也更能体会鲁迅为什么“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障壁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生生拉开了两个纯真少年的心。《伤逝》中，子君和涓生为了自由爱情发出呼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他们也曾经“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两颗年轻的心贴得那么近。然而，在他们意识到“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心墙”使彼此难以沟通，无法交流。最终，爱情失去了，生命陨消了，留给生者的只是无尽的悲哀。《祝福》中，在祥林嫂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对她竖起的厚厚的“墙壁”，因为再嫁和丧子被认为是不洁的女人。她走到哪里都是“碰壁”——四叔家不准她沾祭祀的物品，鲁镇的看客和听众用嘲笑的“墙壁”来抵挡祥林嫂的倾诉。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不能体谅祥林嫂死前对“灵魂和地狱的有无”的发问，也不能作出令她满意的回答，徒增祥林嫂对死亡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