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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学高等教育;中国;加拿大;比较研究;武汉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1引言
档案学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的重要责任,同时,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也是衡量一国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笔者选取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作为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的两个典型机构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中加在档案学高等教育方面的异同与优劣,使我国档案高校明确自身优缺点,进行调整完善,以更好地适应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
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前身可追溯到1934年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设立的档案管理特种教席,为我国档案学教育之滥觞。目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在教学水平、科研实力、教育层次等方面,均走在全国档案学教育的前列,是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极佳典型。196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图书馆学院;1981年,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开始招收档案专业硕士研究生,开了整个北美地区档案专业硕士教育的先河。1984年,图书馆学院正式更名为“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目前,哥伦比亚大学设置了种类丰富的档案学研究生培养项目,包括档案学硕士、档案学硕士(原住民研究方向)、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哲学博士(档案学方向)等,且为档案工作人员提供进修教育,成为北美地区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典范。此外,2009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成为iSchools联盟第31位成员,这是唯一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机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该联盟的成员之一。因此,二者在档案专业成立的背景、现实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具可比性。
2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现状比较
2.1培养层次。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培养层次分为博士、硕士、本科教育三个层次。2003年,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建立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流动站,招收档案学博士后高级研究人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档案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完整的教育体系有利于学生形成扎实的专业功底,同时,也可能由于教学内容较为集中,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范围相对狭窄。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的档案学人才培养层次起点较高,从培养硕士研究生开始,向上延伸至博士层次。学院招收所有正规大学任意学科背景的本科毕业生进入档案专业学习,但学生成绩在本科期间至少在“B+”以上,同时,还招收外籍学生,为国外培养档案人才。
通过比较,我们可发现,两个学院在培养层次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三个层次的培养模式,其中,以培养本科学生为主体,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级档案机构数量众多,且社会整体档案意识不断增强,人才需求量大。而加拿大的档案学高等教育起点高,且可为国外培养专业人才,与加拿大总体教育水平高密不可分。
2.2培养目标。
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在不同培养层次其培养目标亦不相同:在本科阶段的教育中,要求学生“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种信息机构从事档案管理、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务”,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技能”:在研究生阶段,则要求学生“具有独立从事研究、敦学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注重学生“教学”与“科研”能力的培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在硕士阶段,则主要培养学生“能够高效地计划、实施和提升档案馆保存、组织和有效利用社会记录信息的能力”,注重对档案从业人员工作技能的培训;在博士培养阶段,主要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目标,“能够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丰富档案专业核心知识,通过研究创新贡献于信息学领域及其学科的发展”,意在提升档案学教育的发展水平。
通过培养目标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两国虽然都认为档案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加拿大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因而,直到博士层次才主要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而我国则始终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而,设置了不同的培养层次来贯彻这一专业教育理念。
2.3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反映档案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指标。为了便于比较,本文选取了两个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进行分析,课程设置详情见下表。
武汉大学根据时展的要求不断调整教学内容,例如,设置了《电子政务原理与应用》、《数字档案馆原理与技术》等课程。学院设置了4个研究方向,包括:档案学理论与应用;电子文件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档案管理现代化。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补修课三类,应修学分不少于28学分,学科通开课不少于8—10学分,研究方向必修课不少于4学分(至少2门),其余为选修学分。
自1981年设置档案学课程以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紧密结合本国档案工作发展的现状,不断调整课程的设置。学院要求学生应完成48学分的课程,其中,24分为核心课程,24分为选修课程,以及一些0学分的课程和实践活动(例如参观)等,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写毕业论文。在毕业论文的要求上,中加两国存在较大差异,在我国,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是获得硕士学位的必要条件,而加拿大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进行选择是否写毕业论文。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设置
通过两个学院硕士课程的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学院课程设置,均具有浓厚的院系背景色彩,武汉大学设置了许多与政务信息相关的课程,而哥伦比亚大学则设置了图书馆学相关课程。
2.4师资队伍。
根据相关统计结果,近年来,我国档案学专业教师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了较大改善:从职称结构上来看,2000年至2008年,全国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档案学专业教师数量逐年增加,由52人增至84人,增长约61.5%;从学历结构上看,2000年至2008年,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档案学教师数量大幅增加,由2000年的26人增至2008年的129人,增长近4倍。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拥有较强的师资队伍,经调研,目前,档案系共有教师10名,拥有“正高”、“副高”职称的教师占整个师资队伍的80%,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60%。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除了拥有12名档案专职教师外,还拥有26位兼职教师,共29人拥有蹲士学位,占师资队伍的76%以上。兼职教师来自当地一些信息机构或大学图书馆、城市档案馆,拥有非常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通过调查,笔者发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师资队伍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 色——教师的国籍构成多样化,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多国文化与档案信息资源的沟通与交流。
3启示
我国档案学教育具有多层次的培养模式,有利于系统地培养档案人才,这是我国的优势。同时,也存在问题与不足,应进行一定的改革。
3.1在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化的前提下,分类型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在1982年和2004年,分别开展了对档案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的调查,并根据得出的结果指导档案研究生教育和档案就业工作的开展,使美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取得r良好的教育效果,成为世界范围内档案学教育的典范。而我国与加拿大都没有档案工作机构为高校档案学教育进行类似的实际调研,并指导其制定培养目标,这是两国档案学教育的共同缺陷。
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硕、博三个层次,其中,本科教育是整个培养体系的基础,硕士、博士阶段均以培养学生科研能力为主。在本科教育阶段,教师就应指导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对本科毕业后希望直接从事档案工作的学生,增加其专业技能性课程的比重,并为学生积极提供实习机会;而对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在本科教育的后期,就要注重他们研究能力的培养,为他们开设基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课程。不可否认,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生大都处于导师助手的位置,在导师确定的研究课题下,负责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不具备“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显然,不符合硕士、博士阶段的培养目标,这也是制约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的瓶颈。
3.2课程设置在坚持特色化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相关学科的内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学课程体系中,特别是专业核心课程,体现了浓厚的“档案”特色,如,设置了《档案古文书学》、《档案文献管理与著录》等课程。由于其档案学专业是由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建立而成,因此,课程和培养项目的设置还体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该校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项目中,要求学生完成档案、图书馆学两个学科的基础课程,培养学生适应文档一体化、图书与档案管理一体化工作需要的能力,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
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指导委员会提出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要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档案学高等教育要真正达到此目标,必须在保证学生学到专业核心知识的同时,打通与其他相关学科的隔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也大都依托历史学或图书馆学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为了保证学科发展的独立性,我们过多地关注削弱甚至消除与历史学、图书馆学有关课程,今后,我们应该适当增加这些相关课程的内容,达到“厚基础”的人才要求。此外,为了适应学科、职业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还应注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如英语、计算机能力。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强以计算机网络设备和数据库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信息化基础建设,是“十二五”期间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在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特别是培养“技能型”人才时,要着重加强学生计算机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学研究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2-0039-02
【Abstract】To make clea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high education theoretical study is a practical tas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s. This essay reveals two defects in previous researches, one is a tendency to hot spots while choosing topics, and the other is the detachment of theory and reality. In order to 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education disciplines, we need to make a balance between issues and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to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theory system on the basis of issue research, and to promote a change from higher dducation research to high education theoretical study.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High education theoretical studyRelation research
坚持学科建制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鲜明特色。这其中,“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目前,学者们倾向于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主要泛指高等教育领域内一切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而高等教育学研究主要研究高等教育中一般的、共性的问题,属于理论性的教育规律探讨。由于完善学科体系、追踪现实问题一直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两大任务,因此,理清“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对于推进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高等教育研究中“问题”与“理论”关系辨析为视角,分析研究实践中“热点趋向”和“坐而论道”的两种倾向,以期有助于加深对“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关系的认识。
一、热点趋向: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偏向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来说,“问题”是指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问题,而“理论”则是指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学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虽然起步比西方国家晚,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一开始便是“学科指向”的,研究实践问题、构建学科理论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两大中心任务。
但是,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实际进程中,“问题”和“理论”的关系却成为一个难以平衡的问题。在诸多有关探讨中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即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存在偏向,就是仅重视高等教育实际问题的研究,忽视学科理论的研究。有学者将这种偏向概括为“热点趋向”,即学科理论研究的轨迹以实践领域的热点问题为转移。胡建华等认为,“这一现象在高等教育学科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追逐热点问题、以热点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主线”。[注1]
从“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来看,学科研究的“热点趋向”可以表述为高等教育研究偏重实践问题的研究,忽视了以构建学科理论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学研究。作为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必须关注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对实践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做出理论分析和对策应答。但是,学科研究一旦形成“热点趋向”的偏向,很可能会出现以问题研究为主的高等教育研究替代了以理论建构为主的高等教育学研究,并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实践中的问题未经过科学的建构就成为研究对象,造成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对实践问题亦步亦趋,“难以摆脱就事论事的工作讨论模式,失去科学研究应有的理论深度”;[注1]“难以进行基础性和整体性的理论探讨;研究问题没有经过学科性选择,制约了研究的水平,不能有效揭示发展规律;永远处于经验描述的水平,缺乏基础理论的支撑。造成高等教育学研究的肤浅与表面”。[注2]二是就事论事的讨论热点问题的研究对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没有积极意义。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如果学科研究不能促进学科知识的积累,那么学科的发展水平也就无从提高。许多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缺失随着热点问题的消失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注1]因此,研究热点问题的偏向会导致以探索实践问题为主的高等教育研究替代以理论建构为主的高等教育学研究,给高等教育学科研究乃至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带来危机。
二、坐而论道: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反思
“坐而论道”是指研究者脱离高等教育实践进行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的另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追求科学完整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任务。从“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看,“坐而论道”可以表述为,学者在开展高等教育学研究时,忽视了高等教育实际问题的研究对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抽象地就“理论”而“理论”,使得高等教育学研究成果缺乏理论创新。
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关注,起源于80年代关于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逻辑起点、研究方法等诸多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的探讨。这些探索对于高等教育学科的科学化构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往往过多地强调学科的内在逻辑,忽视实践的客观需要。其结果,或是简单套用教育学理论,或是直接引用外国的或外学科的理论框架来简单验证或审视我国的高等教育问题,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研究还不够深入,也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理论成果。如潘懋元先生所指:“中国不少高等教育文章,理论一大套,颇具声势,却是‘不结果的花’,……花不结果,恐怕只是过眼云烟。”[注3]高等教育学的相关知识由于缺少必要的实践关怀,必然会对高等教育实践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我国的许多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不少可能是‘假命题’,或者是人为的命题,缺乏实践的基础。很多情况下,学者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没有人会在意研究成果是否源于实践、归于实践,并服务实践。”[注4]通过反思,学者们日渐发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似乎与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实践关系不大。在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上,潘懋元先生就曾指出,“坐而论道”既无助于理论联系实际,也无助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注5]
三、“问题”与“理论”的平衡:“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关系再认识
应该承认,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必须立足于问题研究,但问题研究并不能自觉构成一门学科体系。因此,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早日走向成熟,有必要平衡好高等教育研究中“问题”与“理论”的关系。
1.以问题研究为基础,深化学科理论思考。
在西方国家,尤其以美国为代表,一般认为高等教育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至多算作一个研究领域。阿特巴赫就认为,“高等教育确实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它将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科学学科”。[注6]西方国家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多强调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去研究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问题,“高等教育研究以院校研究的建制存在,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注7]高等教育虽然至多只能称为一专门的研究领域,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西方学者对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一批从哲学视角审视高等教育的著作已成为本领域的经典,例如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其对“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反思和重估,就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的经典范例。我国虽然坚持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但是高等教育学研究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辨析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其根本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强化研究者学科研究的意识,提醒研究者不要满足于停留在实际问题研究的“虚假繁荣”,要从问题研究热中冷静下来,沉心静气,踏踏实实地进行理论反思,为推进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做一些基础工作。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表明,学科理论研究必须重视理论的实践来源。正如波普尔所说,科学仅仅从问题开始。强化问题意识,关注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前沿问题,为改革和发展服务,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鲜明特点。可以说,高等教育实践以及实践中的“问题”,构成了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基本信息来源和依据。
2.推动“高等教育研究”向“高等教育学研究”转型
问题也有多种多样,并不是所有的热点、问题都能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从概念内涵上说,既然高等教育研究将一切高等教育活动都纳入到了研究的视野,那么,作为以学科理论研究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学研究肯定也应该从属于其中。但是,高等教育研究如何才能成为高等教育学研究呢?根据上述的分析,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首先,要科学选择研究对象,要坚持学科立场,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对象进行学科化的筛选,找到能够体现高等教育特殊矛盾的基本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存在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抽象,从而提炼出真正符合学科内在逻辑、关乎学科发展的“真问题”;其次,高等教育学研究必须在理论的指导下,不断检验已有理论,提出新的概念与假设,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大量低层次问题研究基础上概括抽象出更为科学的学说与理论。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是简单的现象分析或实用性的问题解决方案,而要用科学的方式将其转化为理论思维的课题,追溯其理论内涵,提升其理论品质,并以此构建起一个由一系列比较稳定的概念、原理、原则等要素组成的具有逻辑性的知识体系。因此,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说,高等教育研究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的一种研究活动,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是形成高等教育理论的基础,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化和学科化的总结即为高等教育学。沟通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之间的联系可以把学科建设与实际问题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有效防止学科理论研究与实际问题研究“两张皮”的状况。
3.加快构建高等教育中层理论
在研究实践中,“问题”与“理论”的脱节往往表现为具体问题与宏大理论之间难以架起沟通的桥梁。因此,推动高等教育研究走向高等教育学研究还需要推动高等教育中层理论的构建。中层理论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倡的一种研究思路。他认为:“中层理论的意义在于架通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之间的桥梁,是一种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与具体经验性描述之间的理论。”[注8]中层理论并不排斥宏观经典理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建构策略,而是针对宏观理论因普遍化、抽象化所产生的理想化和空洞化的弊端,旨在开辟被宏观理论所忽视的具体领域和研究方向,增强理论研究的适应性和指导性。实现这一理论设想的策略是:“通过区分宏观理论问题和微观现实问题,建立针对经验调查的中层理论构想和假设,并使这些构想和假设能够在具体的经验调查中得到证实。”[注9]尽管“中层理论”是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形成的,但是对高等教育研究也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既可以提升高等教育研究中问题研究的理论层次,避免问题研究停留在就事论事层次的弊病;也可以帮助高等教育学研究脱离长期局限于宏大理论阐释的局限,避免理论研究陷于抽象推理和纯粹思辨的困境,从具体问题出发,然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炼理论,从而开辟高等教育研究向高等教育学研究转型的路径。
注 释
1 胡建华等.高等教育学新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M],2006:17~18、20、21
2 胡晓钦.高等教育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关系辨析:兼论高等教育学学科性质[J].南通大学学报,2005(6)
3 潘懋元.高等教育研究的比较、困惑与前景[J].高等教育研究,1991(4)
4 王建华.走向从实践出发的高等教育[J].江苏高教,2008(2)
5 夏 P.“求真”与“求用”.高等教育研究的理性反思[J].江苏高教,2008(3)
6 赵炬明.学科、课程、学位:美国高等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的争论及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2(4)
7 王建华.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J].高等教育研究,2004(1)
在当前的高等艺术教育中,教育者往往过于注重艺术生艺术素质和艺术技能的培训,而忽视了艺术这本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学生对文化总体性的认识和文化素质的养成。提到艺术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时,教育者们常常提到的是艺术作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成功的艺术教育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 “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在整个人类文化大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艺术的起源同人类文化的起源一样古老,从那时起,艺术作为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始终参与和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体现和反映出入类文化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其次,目前艺术教育中存在着重专业学科发展、轻视文艺理论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现象,从而导致艺术教育中研究生的学术视野不够宽广'文化理论方面的知识欠缺等现象。然而,随着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人们慢慢认识到,文化本身的理论思考和认知对于当前大学生的艺术教育同样可以起到促进和补充作用。
文化研究肇始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但是其学科研究范围早已超出了先前的研究范围,涉及到社会理论、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文学、艺术学、传媒研究等各个领域,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超学科”和“后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和总体性学科特征,尤其是近年来对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艺术界的热点问题。所以,如果能够在艺术类学生,尤其是艺术类研究生的教育中加入相关课程,不仅能进一步加强和丰富艺术教育的学科设置,而且将大大促进艺术生对文化总体性特征的认知和把握,同时也有助于他们理解当代诸种艺术的外在形态和文化内涵、各种艺术理论的生发和论述,从而更好地思考和认识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和流行趋势,把握艺术创作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促进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下面本文将从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文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论述文化研究对艺术教育的作用和影响。
1 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
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1 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指的就是该中心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和成果。该中心的奠基者也是该理论的灵魂人物包括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E.P-汤普森斯(E.P.Thomps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他们从对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的关怀出发,探讨了不同社会集团的文化支配权问题,同时,为研究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生活及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模式。在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因其跨学科性或者说强大的学科包容性迅速被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们接受,就此著书立说,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如美国出现了一批以格罗斯伯格(Grossberg,他曾在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学习,是霍尔的学生)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Ben Agger)出版了《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书,该书从文化取向出发,对伯明翰派文化研究进行了概况总结,认为该学派的文化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是跨学科性;其次强调广义而不是狭义的文化定义;再次拒绝高雅与低俗的文化二分论;最后,文化既是实践又是经验。
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的影响范围继续扩大。首先,法国理论家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意大利工人革命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相继被纳入文化研究的学科领域中来。其次,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文化”研究成为了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后现代文化与艺术研究、传媒研究、同性恋研究、种族与族裔问题研究及全球化问题也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至此,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已经从英国伯明翰学派所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扩展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其综合性(或称学科交叉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门学科。
2 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
当前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文化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艺术研究与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在艺术教育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其关系到当代人对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常常听到有学生抱怨说弄不清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及后现代艺术到底应该如何区分、如何定义以及如何阐释?其实这个问题也—直困扰着许多中外学者,值得庆幸的是,不同国度、不同学科背景的文化研究学者在经过一番细致的考量之后,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解释。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应该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来看待。“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实性的—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现代性多重建构理论。他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建构过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主要社会进程,它们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性。同时,也有艺术家主张现代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是两种不同的绘画形式或者风格:现代主义取代的是传统的古典主义,打破了模仿写实的绘画原则,各种抽象画派应运而生;而后现代主义用过于局部、纯粹和形式化的风格终结了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画风,挪用、拼贴、戏仿称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此外,西方文化理论研究者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当代性和现代性著名研究学者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认为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是拒绝现代性。后现代性本质上乃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视自身,注视自己的现状和过去的活动。后现代性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与此同时,法国著名后现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坚信,现代性总是不断地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后现代性不过是在重写现代性,而不可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一书的作者— 法国理论家安托瓦纳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则指出了后现代的嗳昧性和矛盾性,认为它—方面极端现代,—方面又反对现代;—方面主张大众的通俗路线,另—方面又坠入精英主义的窠臼。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也许代表着真正的现代性远未到来。鉴于现代性内部的诸种矛盾和冲突,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提出了两种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进行论述。美国另一个学者马歇尔.伯曼则认为现代主义表现为三种形态:“退却的现代主义”,“否定的现代主义”和“肯定的现代主义”。“退却的现代主义”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以及生活实践的区别;“否定的现代主义”力图抛弃一切价值,是一种反对现代存在的总体性革命;而“肯定的现代主义”则指普通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以及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界线,创造出多元丰富的艺术形式。
德国社会思想家乔治·西美尔(Simmel 1858-1918)非常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对现代社会文化中的诸种现象,如时尚、现代文化中的冲突、女性角色、贸易博览会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缺乏普遍价值和意义,不复具有统一社会的功能,不得不沦落为商品,而以商品为主导的文化无休止地刺激着现代人的神经。在此基础上,当代文化理论家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认为,现代性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世界的“祛魅”,即一个有着有机结构的自由社会、连同人们对这种有机社会的向往一同离人类而去。现代社会的人们更多关注和追寻的是多元、自治、自由,而不是前现代社会中被高调宣扬的最高价值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3 文化研究对当前高校艺术教育的作用及影响
通过上文中对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文化现代性等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这门学科方兴未艾,作为一门具有广泛包容性和整体性的学科对于艺术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众所周知,艺术这一学科,不是孤立存在的,国内有学者曾提出将艺术教育视为一种综合性教育的观点,认为“综合性艺术教育就是一种大写的艺术教育。在艺术教育中形式下,物物相需的生态关系,不仅体现在各门艺术之间的艺艺相同,更重要的是把这个相互通达的艺术整体与生活、情感、文化、科学联系起来。总之,通过艺术与世界的多元联系,艺术教育不再局限于知识技能,而把艺术放到一个广泛的关系中,从而使学生能生动、完整的艺术,充分感受它的魅力,体会艺术背后的文化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艺术与世界的多元性联系,建议把艺术放到一个更广泛的关系中去,并将其视为艺术教育的总体发展方向之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让文化研究走入课堂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其重要性在于让艺术生从艺术各学科与文化的外在联系中理解艺术,从文化的视角观照艺术的特性,在借鉴吸收文化研究领域对于文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文化艺术热点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把握认识各门艺术的特征与技法。另—方面,开设文化研究课程,还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和理解当代诸种艺术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文化内涵、更清楚地认识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和流行趋势。
其次,在高等艺术教育中加入文化研究相关课程,也有利于完善、丰富艺术类研究生艺术教育的课程设置,使艺术类研究生能够接受更全面的人文学科教育,为继续艺术类各专业学科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学术基础。与此同时,这不仅是对当前艺术教育的一种补充和完善,其实这也有助于提高和拓展文化研究在目前大学艺术教育教学体制中的地位,从而提高该学科的社会影响力、认知度及其应用与实践。因此,文化研究与艺术学科中的艺术素质教育、艺术学理论教育应该是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关系。
总之,艺术教育中,文化研究与艺术技巧、艺术素质、艺术学理论的协同发展,将大大拓宽艺术类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视野,提升学生的学术研究素养,从而取得更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最终有益于学术知识的传播、新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及良好学术氛围的建立。
【摘要】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迈进了大众化阶段,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大众化阶段并不意味着抛弃精英高等教育, 相反, 在大众化阶段, 精英高等教育依然存在且将更加繁荣。
【关键词】大众化阶段、抛弃精英高等教育、更加繁荣
【本页关键词】论文写作、双刊号CN期刊
【正文】
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迈进了大众化阶段,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大众化阶段并不意味着抛弃精英高等教育, 相反, 在大众化阶段, 精英高等教育依然存在且将更加繁荣。美国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其精英高等教育也处在世界首位, 一流大学众多, 为美国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作为一个后发国家, 我国应该吸收、借鉴美国在发展精英高等教育上的经验, 避免其不足, 从而发挥后发优势, 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我国的精英高等教育,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一、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的内涵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精英高等教育不仅代表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之一, 更表示一种高等教育理念, 这种理念存在于高等教育的所有阶段, 是国家培养英才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符合“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理念, 是为了满足少数人( 特别是智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人) 的教育需求而设的, 其面向少数具有极佳天赋和潜质的学生, 目的是让这些更容易成才的人尽早成才, 尽可能成为高水平人才。在大众型高等教育中学校仍然需要培养精英, 但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精英, 包括所有经济和技术组织中的领导阶层。从学校类型上来区分,美国卡内基委员会提出的大学卡内基分类法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可,其中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研究型大学被认为是从事精英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我国具体体现在列入“985工程”建设的34 所大学, 而以北大、清华为首的前九所大学更是精英高等教育的重中之重。
二、美国精英高等教育的特点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之一, 也是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 同时还拥有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发展精英高等教育的一些成功经验, 加速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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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也在迅速壮大。仅从硕士研究生培养来看,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全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二十余个,在校研究生近百人;时至2010年,硕士点近一百个,在读硕士生超过两千人。随之而来的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产量”剧增。中国知网1979年至2012年收录的期刊论文中,“高等教育”研究类的记录有七十二万七千多篇,其中2001年以后的记录为五十七万七千多篇。换句话说,79.4%的论文是进入本世纪后生产出来的,12年间平均每年生产四万八千多篇。队伍的壮大和论文产出量的增加,本该是件令人欣喜的事。然而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高等教育学科的学术是不是真的“繁荣”了?这些期刊论文究竟贡献了多少新知识?又有多少成果对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高等教育学作为学科或者作为知识领域,本质上是应用性的。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那么高等教育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就应当是能够对高等教育实践产生影响的。用通俗的话讲,它们应当是“有用”的。最直接的一个用途,便是向政府政策制定者、高校管理者建言献策。可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巨量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中真正能为政府、学校采纳的少之又少。此种尴尬,是由于研究的消费者——政府和高校——不善纳言,还是由于研究的生产者——学者——建言无当,或是兼而有之?吾侪不可不思。
主政者是否善纳良言,执事者是否从谏如流,此处姑且不论。若就学者建言观察,确有值得思量之处。在诸多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中,有多少是出于忧心事业之思,有多少是琢磨教育发展之精微,又有多少是为其他目的而制造的“敲门砖”?出以公心之诚、得自体察之纯,乃有思虑之真。建言首先得是真言,有立意之诚,有专注之纯,方有真言。前贤说得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担道义是前提。若“著书都为稻粱谋”,哪怕手再神妙,做出来的文章难免无病。清代名臣说过:“建言者当设身利害之中”。意思就是建言者要设身处地为对象着想,所言才能切中要害。
当然,建言光有真诚、纯粹还不够,还需要进言之善。研究要科学、要理性,要有的放矢,要言之有物,要有前瞻性。学术一点说,高等教育研究一定要提倡以事实、数据为依据,提倡科学的方法论和遵循学术范式,力戒主观空论,力祛浮泛虚妄,力避“事后诸葛亮”。直白一点说,如果我们提出的主张主政者不以为然,掌校者不以为然,教师不以为然,就失去了其价值。最近在报上读到胡鞍钢教授的一句话:“批判很容易,建言很难,把建言变成政策更难”,深以为然。当下的高等教育研究,批判现实的多,应然分析的多,主观思辨的多,实然的研究少,科学的研究少,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少,能够转化为政策的更少。把建言转化为政策,除了要有服务国家、社会、事业的胸怀,还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有洞察大势的前瞻眼光,有不折不挠的意志和把握进言机遇的智慧。
当前,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正在趋于深入,遇到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深层,迫切需要教育研究者贡献真知灼见。本期“对重启教育改革议程的思考”、“试析依法治校的基本特征”、“教育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诸文,提出了今后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若干重要的问题,希冀引起关注。期待有更多的良言善策为世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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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些学校,特别是一百多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竞争性是相当强的, 可谓百里挑一, 而且这些学校的学费普遍较高。如此, 有利于避免整体高等教育质量的大众化。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的竞争性、可谓百里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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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 一) 多元化的入学选拔方式一流大学需要有一流的学生, 而精英高等教育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只能有少数人接受精英教育, 精英高等教育的规模较小, 因此对精英的选拔也是非常严格, 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宁缺毋滥。美国高校的招生由大学自主决定, 社会专门机构提供学习能力和学术水平测试( SAT) 方面的全国性考试服务。不同类型的大学采取不同的招生录取办法。社区大学面向所有申请者, 开放式录取; 一般性大学根据情况进行最低限度的筛选; 实施精英教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则采取竞争性或选择性招生的办法。一般要通过考察申请者三方面的材料后择优录取: 一是SAT 成绩, 二是高中的学习成绩、论文写作和社会实践等情况, 三是有关人士的推荐信和面试情况。这些学校,特别是一百多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竞争性是相当强的, 可谓百里挑一, 而且这些学校的学费普遍较高。如此, 有利于避免整体高等教育质量的大众化。( 二) 灵活的教育培养方式美国高校主张自由教学, 普遍采用选课制和学分制, 开设大量跨学科课程, 强调学科的广度和深度, 给学生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教学方式上, 美国研究型大学注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将教学重点从过去知识的传授转移到以研究、探索为基础的教学上来, 采取灵活的教育培养方式, 以教学带动科研, 以研究促进教学。其一, 使学生从单纯的知识接受者变为探索者, 本科生可以直接参与以前只有研究生才能参加的科研活动。如MIT 制定了“扩大大学生研究机会计划( UROP) ”、加州理工大学推出“ 夏季大学生研究计划( SURF) ”、纽约州立大学确定“大学生研究和创造活动”, 都要求100%的本科生在学习期间有机会参加研究活动。其二, 为每个本科生配备导师, 引进研究生教育中师生一对一的指导关系。耶鲁、MIT、斯坦福、加州各大学分校都建立了教师指导小组, 随时对本科生的学习、生活等予以指导、鼓励乃至批评。其三, 开展研讨式学习。各大学为各个年级本科生开设大量研讨式课程( seminar) , 在教师的指导下激发其学习积极性, 开拓视野, 使其学会如何成为一名大学生及形成科学探索精神。( 三) 较高的淘汰率大众化阶段, 精英高等教育已由一种开始式确认转变为过程式确认, 进入了高等学府并不等于可以成为精英, 其还要经过大学的教育、选拔、淘汰。美国大学引进竞争机制,坚持学习标准以保证学习质量, 因此高等教育的淘汰率非常高, 达30%,学生必须努力学习,否则难以在大学“生存”。这也造成了很多年后有的学生取得很大成功而有的学生却一事无成, 学生之间的差距较大。一方面, 一些学生由于自主性较差或没有明确的目标, 最终不是被学校的各种理由除名就是因为无法完成他们的课程而不得不离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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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应用型硕士培养模式2009年3月,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了“积极调整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结构,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加快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逐步发生挑战,研究生培养从过去的学术性为主转变为应用型为主,并扩大了应用型专业学位的招生数量。这种培养目标的转型,标志着我国现有的单一的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模式发生改变。在政策上,我国应用型硕士培养的口号早已打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字面的转换简单。应用型硕士的培养模式构建,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社会企业对于目前培养出的应用型硕士也存在较大的质疑。针对应用型硕士培养出现的问题,本文以正修科技大学工学院为例,剖析其应用型硕士的培养模式,从而对我国大陆地区应用型硕士的培养提供建议。
一、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情况
台湾地区高等教育与大陆地区高等教育有所不同。大陆高等教育分为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台湾地区高等教育也是分为高等教育和技术与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学术性专门人才,学生可由中学一直读到博士学位。技术与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实用专业人才,包括高级职业学校、五年制专科、二年制专科、二年制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四年制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学生完成职业技术本科教育后,可进入研究所攻读硕士班,如若继续深造,还可以继续读博士班深造。以上两种类型,上下衔接,左右贯通,形成一个渠道多样、体系完整、交叉互通、具有畅通升学未来的职业技术教育一贯体系。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是两个相互平行的教育系列,学生有权利选择普通高等教育,开展学术研究,也可以通过职业教育学习,完成博士学位,成为高级应用型人才。台湾地区应用型硕士,等同职业技术教育的硕士阶段。笔者以台湾地区正修科技大学工学院土木与工程资讯系为例,了解其应用型硕士的培养模式。
二、正修科技大学工学院土木与资讯系应用型硕士培养模式
(一)科系简介
正修科技大学工学院土木与资讯系成立于1965年,曾名正修工专土木工程科,1989年增设夜间部两年制,1999年改制为工程土木系,招收大学部及进修部,2006年成立营建工程研究所,2007年更名为土木与工程资讯系。土木与工程系课程规划:以土木工程技术为主题,以电脑应用为辅,并注重专业课程之实务教授以培育具有专精技能的现代土木技术人才。
(二)入学要求
1.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有关系毕业,取得学士学位者。
2.符合教育部认定标准之国外大学或独立学院有相关系毕业,取得学士学位者。
3.合于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同等学历认定标准――第三条)报考硕士班之规定者。
从上可以看出,其入学要求有其特殊性。由于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双轨制的存在,其硕士招考范围较大陆地区高校范围广,含有大学本科毕业生及职业技术类本科,专科(含工作经验、资格证等)均可以报告,参与硕士研究生的考试申请。大陆高等教育没有达到双轨制的教育系统,在招生上达不到台湾地区的招生灵活性、范围广泛性特点。
(三)课程方面
其课程体现了正修科技大学工学院与资讯系课程特征。从2013年的课程要求中,对于应用型硕士生课程的学分要求都差不多保持在30学分以上。研究生一年级上学期,有海外研习。这一点在大陆应用型硕士培养过程中很难看到。从其课程开设情况看,其开设的课程立足与实际生活、社会所需,具有较强的实际应用效用。
(四)学制特点
所有硕士均为2年学制,这点和大陆地区全日制工程硕士部分2.5年的不同。大陆地区高校一般都是采取先开设课程,然后实习加硕士论文撰写,毕业。正修科技大学工学院土木与资讯系中营建工程研究所课程中,其课程与硕士论文处于同期,研究生二年级仍有课程需要学习,另外,也开展了硕士论文撰写。
(五)建教结合模式
正修科技大学在建教结合方面较强的优势。原因有:台湾地区教育政策,随着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台湾地区不仅在《大学法》中明确规定大学要与政府机关、事业机关等进行产学合作,“教育部”还颁布了《建教合作实施办法》,对建教合作的内容、经费、合作双方的权利义务及签订的契约内容进行详细规定,从法律上保障了产学合作的实施。正修科技大学荣获“教育部”典范科技大学示范基地,拥有7个产学研发中心。一方面,解决社会所需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给予研究生以实际接触真实世界的基地,培养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其应用型硕士的实践能力。
三、启示
首先,从入学要求上看,正修科技大学应用型硕士的招考要求,较大陆高校应用型硕士招考有一定的灵活性、侧重学生的实际能力等。这种做法,在招考中扩大了学生生源的数量,有利于学生入学的公平性,重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
其次,应注重课程的实际性,紧密结合实际生活所需、社会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的解决上,注重课程实际效用性,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文章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我国的高职院校也有如雨后春笋般崛地而起,其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科技人才,这是无可置疑的,但近年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创造性实践能力明显不足,这是目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特别是创新性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在积极推进研究型教学、大力开展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的基础上,把重点投向毕业环节的管理改革,探索提升本科人才培养的新途径。鉴于此,本文就高职院校毕业环节改革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旨在优化毕业环节,培养更加优秀人才。
【关键词】
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环节;改革
毕业环节是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组织能力、协作能力和敬业精神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学生可以理论联系实际,参与科学研究或工程设计项目,从中受到系统的专业训练。我们知道,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质量的优劣,不仅直接反映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强弱,也问接反映了学校教学水平的高低。因此,抓好毕业环节的教学管理工作,提高毕业环节的教学质量,应该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1 基于高职院校的角度
1.1 深化课程改革,加强学科间的渗透
高职院校首先要深化课程体系改革,促进各个学科间的渗透,构建基于“厚基础,宽口径”的课程新体系。具体方法如下:第一,强化毕业论文相关意识,提前进行必要的毕业论文的宣传教育;第二,每年依据实际情况设置必要的选修课,经常举办不同学科的前沿发展相关知识讲座,适当增加实验室的开放面积;第三,适当提高毕业论文的学分分值,突出体现出毕业环节在教学计划以及学分体系中的重要重要地位;第四,提前训练文献资料的查阅,鼓励学生积极撰写调研、调查报告,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导师间的科学研究;第五,合理设置能够有效拓展科研思维以及方法的综合性课程,有效实现学科之间的渗透。
1.2 加大管理力度
高职院校应当加大管理力度,完善毕业环节工作规范和系统的管理制度,完善符合实际的可执行的质量评价体系。遵循一定的教育规律,建立健全毕业设计以及毕业论文的相关的规范化要求,设立专门的管理以及指导机构,保证建立的制度以及标准的具体落实以及严格执行。另外,学校应当处理好就业以及毕业论文设计间的关系,为学生能够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提供时间上的保障。为此,高职院校可以建立立体审核、毕业设计、论文自审与评价以及毕业论文答辩等一系列规范的管理制度,增强相关指导教师的责任心,有效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毕业设计研究的积极性。
2 基于教师的角度
2.1 教师提高自身修养
高职院校可以以选送部分教师外出攻读博士的途径使教师掌握最新的科研动态。使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环节有效结合所学课题的研究方向以及相关厂家的技术革新方向,进一步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实用性。
2.2 实行导师负责制
在进行毕业论文设计的阶段,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确定学生的指导教师。由导师负责学生的专业学习以及相关论文资料的积累,同时,学生也应当向导师学习相关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在毕业的实习阶段,导师负责协调学生以及实习单位间的关系,并且进行必要的毕业论文指导。基于此种形式的师生协作关系,不仅加深了师生间的感情,更有助于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
3 基于教学的角度
3.1 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
在深入研究课程体系的同时,应当采用能够反映学科最新、前沿的教学内容,积极使用先进的教学手段以及方法。通过教学方法、手段的改革,体现新体系“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全面推进学生素质教育为目的”的教学观念,促使学生有效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开拓的学术视野,奠定学生毕业设计环节坚实的理论基础。
3.2 提高学生收集信息的能力
在信息爆炸的现代化社会,提高学生收集最新、最多的信息能力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利用计算机网络检索科技文献,已为越来越多的科技者所重视,利用计算机网络查找文献,快速、准确、而目_操作十分简单。目前,高校的图书馆均开设有计算机网络检索系统,这样就能方便的查阅全球范围的自己需要的资料。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使学生了解初选的毕业论文前人是否做过,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主要的研究方向。同时学习别人的科研构思和科研方法,引进相邻学科的新观点、新思路。
3.3 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人文以及心理素质
加强学生良好的科学素质、人文素质及心理素质的培养,激发他们对科学的追求与热爱。要求学生掌握博而专的知识,突出创新的多种能力,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是培养学生的思辨和判断能力,解决问题是在正确分析问题的基础上,着手处理。在毕业环节,要求学生注重实验研究方法的改进,将白己所学的理论知识来探讨实验过程中反应机理,继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提高科研水平。
4 结论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高职院校毕业设计环节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也日益显现,然而,目前高等职业院校现存的毕业设计已经难以满足高校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因此,进行高等职业院校毕业设计环节的改革,就变得十分迫切,鉴于此,本文从基于高职院校的角度、基于教师的角度以及基于教学的角度三个角度探讨了高等职业院校毕业设计改革,旨在完善高等职业院校毕业设计环节,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培养综合性人才。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Z].教高(2006)16号文.
[2]来茂德.中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探索[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12.
[3]余国贞等.实施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培育创新型人才[J].化工高等教育,2003,(3).
潘先生不仅始终立足本土,以开放的姿态、谦虚的态度,主动借鉴地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切先进成果,他还身体力行,大力推广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潘先生认为,国际化的题中之意还在于中国研究者参与世界高等教育事务的话语权。通过平等对话、沟通理解,不仅介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就、问题,而且探讨世界高等教育的规律与趋势。可见,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是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潘先生先后到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英国、新加坡、尼泊尔、科威特、美国、俄罗斯、荷兰、挪威、立陶宛等多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将中国的高等教育成果积极向境外推广,促进高等教育的学术交流。他特别注重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开展合作,并与人合作编了一些英文高等教育著作,如《Legislation:TheGuaranteeofDevelopmentofPrivateHigherEdu-cation》(《PrivateHigherEducationinAsiaandthePacific》,UNESCO,PROAPBamkok,1996)、《The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StudyinChina》(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China,1997)、《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China:Past,PresentandProspect,Chance-TransformationinEducation》(Syd-ney:TheUniversityofSydneyPublishingHouse,2002)等。这些英文著作在沟通中外高等教育学术理解、推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助力作用。此外,潘先生还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应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课题研究,促进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交流和学术的普及。正是由于潘先生不断践行着其“走出去”的国际化理念,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潘先生及其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如加拿大的许美德、美国的白杰瑞、挪威的阿里•谢沃。其中,挪威学者阿里•谢沃先生的著作《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PanMaoyuan:AFoundingFatherofChineseHighEducationResearch)于2005年7月在挪威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正式出版,该书集中介绍了潘懋元先生创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历程并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的发展和研究趋势。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理念走向世界意义重大。2007年,国际权威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收录的、在美国出版的国际著名学术刊物《ChineseEdu-cationandSociety》在第3期发表了潘懋元先生7篇学术论文。这7篇论文构成一个专辑,题为“潘懋元和中国高等教育”,涵盖了潘先生创建高等教育学科和各个时期关于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最主要的学术思想。该专辑的内容主要有“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走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关于民办高等教育体制的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等。据悉,以专辑的形式在《ChineseEducationandSocie-ty》上出版个人系列论文还是史无前例的。潘先生系列论文的国际发表,表明了世界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高度认可,对进一步扩大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研究的世界影响意义深远。
二、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特点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重要倡导者与践行者,潘先生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如何实现”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本土意识、广阔的国际视阈以及高度的责任担当,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国际化道路。
(一)强烈的本土意识,主动借鉴而非被动依附“如何引”是“引进来”的关键所在。在引进高等教育先进理论成果时,潘先生是“主动借鉴”地引进而非“被动依附”地引进。选择借鉴与选择依附,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借鉴是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以他国为镜,对照自己,吸取有益的经验;而依附是不顾本国具体国情,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照单全收、盲目套用现成模式。可见,借鉴的立足点是“本我”,而依附的立足点是“他者”。不少研究者不顾具体国情,迷失于“与国际化接轨”的口号,认为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方法就是正确的、科学的,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西方高等教育的研究理论,导致研究成果缺乏原创性与创新性,结果出现“越‘国际化’‘现代化’也越‘边缘化’的情形”。潘先生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特色、国际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客观的认识与理性的评价,始终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秉承“有没有借鉴之处”与“可不可以借鉴”的原则,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有没有借鉴之处”解决的是国外研究成果先进与否的问题;而“可不可以借鉴”处理的是与具体国情适合与否的问题。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都受其文化传统、历史条件、价值取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高等教育的理论成果在当时当地或许具有成功的解释效力,但应用于别国别时则可能出现理论误导实践的情况。因此,“拿来主义”“生搬硬套”不可能是真正地“引进来”,只能是陷入“某国化”的被动依附与寄生局面。
(二)广阔的国际视阈,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从哪引”和“走向哪”反映了高等教育研究者国际视阈的广度,同时也影响着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发展深度。潘先生不仅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成果,更关注发展中国家,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地“引进来”,同时也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地“走出去”。从整体上讲,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无论在研究成果还是办学实践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优越感。美国著名学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就曾指出,美国高等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的范例。换言之,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与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这种论断难免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视阈产生误导———盲目排斥对非美国或非发达国家的研究。但是,潘先生并不迷信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圣经”,其研究视野没有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而是从一开始就关注、研究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成功经验以及失败教训。他充分打开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海纳百川、博采众长,不仅从发展中国家“引进”,主动学习借鉴,同时还“走向”发展中国家,将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推而广之、互通有无。可见,潘先生跳出了“发展中到发达”的单线学习借鉴,变为“发展中到发达”“发展中到发展中”的多线学习交流,由“单向引进”向“双向交流”发展。
(三)高度的责任担当,自信力与使命感兼具“走出去”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并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能否走出”以及“走出去的程度”与高等教育研究者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力与使命感密切相关。信心缺失,难以“走出去”,即使勉强“走出去”,也难以“走远”。当“学科取向”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遭遇“领域取向”的西方高等教育研究时,部分研究者自觉本国高等教育理论成果“土气”,缺乏“走出去”的信心与勇气,不敢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同行一较高下,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化进程。潘先生不仅怀揣着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坚定信心,同时还秉承着将其推而广之的使命意识,通过编著高等教育英文著作,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等形式,身体力行地积极“走出”,力图突破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语言文化隔阂,扩大交流途径,沟通学术理解,将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国学者更大的贡献。种种践行,体现了潘先生“大社会”的责任观: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分享不应局限于国内,而应走出国门,实现国内外同行的互通与共享。
三、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