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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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先秦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功利性；审美性；文学教育

[作者简介]侯艳，贺州学院中文系讲师，教育学硕士，广西贺州54280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5－0174－04

先秦文学指中国从远古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的文学，它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在此时期几乎都已孕育。散文可以追溯到甲骨文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小说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左传》等历史散文；辞赋可以追溯到《楚辞》。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先秦文学，不仅具有强烈的教育功能意识，并在政治、道德、情感和审美等方面体现出浓郁的教育功能。对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研究与分析，可为当代文学教育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先秦文学教育功能意识的凸现

先秦文人与先秦文学作品普遍具有强烈的文学教育功能意识。

孔子是先秦第一位对文学教育功能作出重要论述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家，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把诗的教育作用归为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七个方面，涉及文学的政治、审美、认识等方面的教育功能，奠定了儒家文学功利性教育功能价值论的基础。与儒家相对，道家对文学的功利性教育功能采取否定态度，老子认为“五色”、“五音”等声色之美对人无益。庄子认为“五色”、“五声”、“五臭”、“五味”、“五趣”使人“失性”，“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庄子・天地》)，从而提出了“自适其适”说与“灭文章，散五采”之说，在批判文学功利性教育功能的同时，开启了后世文学审美教育功能价值论的先河。可见，尽管儒道文人对文学教育所强调的功能价值侧重点不同，但他们都不否认文学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

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诗经》中的一些诗歌提到“为刺”、“大谏”、“以为其心”等创作动机，已包含了文学教育功能价值论的思想萌芽。《国语・楚语上》记载春秋时楚国贤大夫申叔时谈教育太子的方法和内容：“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更是将历史、礼乐、政治等教育功能与文学教育功能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文学教育功能意识。

二、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体现

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教育功能

先秦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指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首先表现为文学担当着与史书一样的重任，要反映社会现实，要褒善贬恶，要有益于教化。《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宋・李纲《湖海集序》这样评价《诗经》：“诗以风刺为主，故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小弁》之怨，所以笃亲亲之思，《鸱》之贻，所以明君臣之义；《谷风》之刺，所以隆夫妇朋友之情，使遭变遇闵而泊然无心于其间，则父子、君臣、朋友、夫妇之道或几乎息矣。”鲜明地概括了《诗经》批评不良时政和过失，教育感化百姓的政治教育功能。《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断代简史，其中鲜明地体现了孔子维护周礼，明王道，重人事，褒善贬恶的思想，所以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也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都强调《春秋》的政治教育功能价值。《庄子》散文是先秦说理散文中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在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中，在诡谲的艺术形象和瑰丽的艺术境界中，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了社会政治批判精神，洋溢着浓郁的政治教育色彩。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品。《离骚》就是屈原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具有强烈的针贬时政的政治教育功能。

先秦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其次表现为文学必须经世致用，“学而优则仕”，通过文学教育进入仕途。《尚书・尧典》要求以乐(诗)“教胄子”，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以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已体现了先秦文学的这种政治教育功能。

由此可见，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价值主要在于它可以满足某种政治教育需求或理想。由于先秦文学本身所承载的浓厚政治教育功能，使其奠定了中国文学关心社会政治与注重政治教育功能价值的传统。

(二)道德教育功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子继承了这一观点，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这里的“言”的含义包括了文学如诗歌在内。在一个人的道德功业和言辞、知识的关系上，先秦文人强调德行在先。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先秦文学的创作，从而使先秦文学承载上厚重的道德教育功能。如《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其中有不少关于“忠、信、仁、义、智、勇、孝、惠”之类较为系统的品德观念的论述，“崇德”的倾向尤其引人注目。《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散文集，其中提倡的“克已复礼”“仁者爱人”的道德修养、“杀身以成仁”的道德追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坚贞道德品质及安贫乐道的道德情怀，初步确立了儒家以“仁、义、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论语》之后，儒家的又一部散文集《孟子》，把孔子提倡的仁的道德追求发展为仁义，进而提出尽心、养性、诚心、寡欲等一系列道德修养方法，其中对“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道德人格与“舍生取义”的道德操守的提倡，极大地激励了后代的志士仁人。

而屈原《离骚》中所塑造的具有忠君爱国思想、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发自励、苏世独立人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是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为人处世、终生效仿的光辉榜样。可以说，先秦文学所承载的道德思想，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道德精神食粮，并进而直接转化为历代志士仁人的豪迈气概，构筑起人生道德志趣品格的高尚目标。后世文人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显示出这些道德思想的巨大威力，先秦文学的道德教育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三)情感教育功能

《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声，声依永，律和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它们都指出诗具有抒志的作用，并在志与情间，特别强调诗歌是抒发人的思想情感的。这种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流行，不仅为儒家所接受，也为道家所接受。如庄子就强调文学真情的重要性，所谓：“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言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庄子・渔夫》)荀子也十分注重文学由情而发，以情感人的文学特质。他在《乐论》中说：“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足以感人之善心”、“其感人深”、“其化人也速”(《荀子・正名》)。先秦文学诗、乐不分，论乐的情感特质，实际即是诗歌与文学的情感特质。这一特质，使先秦文学承载了浓郁的情感教育功能。

就诗歌而言，《诗经》中的作品，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如战争徭役诗，或颂记战功，叙写军威，洋溢着战胜侵略者的激越情感；或述征夫厌战，思妇闺怨，充满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的向往以及诗人思乡自伤之情。又如情诗，《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郑风・子矜》《秦风・蒹葭》《卫风・氓》《周南・桃夭》等等，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再如农事诗，在客观反映农业生产、农夫生活的同时也抒发了农奴们的愉悦、哀怨和不满。《诗经》作品由于承载有这些丰富的情感内容，使其自身具有了浓郁的情感教育功能，千百年后的读者，在读《诗经》作品时，不仅能了解到当时百姓生存与生活的状况，而且能真切感受到他们的欢乐、不幸和痛苦。

就散文而言，《春秋》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作者的爱憎，开后世史传文学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彩的先河。《老子》散文在哲学表述中体现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因而奠定了先秦说理散文注重情感的基本特征。之后《孟子》散文，在论述自我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时，总是激昂慷慨，深情无限；《庄子》散文更是多情，或苦闷，或愤怒；或孤独；或悲哀乃至悲凉，清代胡文英就说过：“庄子最是深情。”《庄子》散文因之成为先秦散文中文学性最强与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并为后世所称道。先秦散文也因其强烈的情感色彩承载上浓郁的情感教育功能。

(四)审美教育功能

尽管先秦诸子百家典籍中的“文学”，实际上只是泛指文化学术的，但在追求至真、至善、至情、至理、至性的文学内容时，从来也未排斥其中“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这种文彩错画之美所体现的形式美。孔子就曾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等等，都主张质文并茂，质文并美。故先秦文学无论是质还是文，普遍都蕴涵着美的无穷魅力。

就“文”而言，包括语言美、结构美、修辞美、风格美。从语言来看，《尚书》估屈聱牙，《春秋》凝练含蓄，《左传》委婉典美，《国语》平实自然，《战国策》辩丽横肆，不一而足；从结构来看，《诗经》回环往复、舒卷徐缓，《离骚》长短自由、新鲜生动，《庄子》恣肆、跌宕跳跃，《孟子》大气磅礴、严谨细密，《荀子》意脉贯通、条达舒畅，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从修辞来看，《诗经》《离骚》的比兴，《庄子》的夸张，《孟子》的譬喻，《荀子》的层递……收到化平凡为神奇的美学效果；从风格来看，《诗经》朴素自然而温柔敦厚，《离骚》瑰丽哀婉而悲壮蕴藉，《孟子》刚正不阿而气势浩然，《庄子》奇丽诡谲而飘逸逍遥等等。

就“质”而言，包括形象美、人物美、哲理美、意境美、情感美、思想美、文化美等等。美的形象、美的人物，如神话中的英雄，《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美的情感、美的思想，如儒家散文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道家散文中无功、无名、无己的自由品格；美的哲理，如《孟子》中的“五十步笑百步”的譬喻，《庄子》中的庄周梦蝶的人生；美的意境，如《诗经・蒹葭》凄迷恍惚、耐人寻味之境，《离骚》飘逸深邃之境，《庄子》瑰玮诡之境；美的文化，如神话中的图腾文化，《诗经》中的民俗文化，《左传》中的礼节文化……总之，先秦文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美的因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从而也就承载了强烈的审美教育功能。

三、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途径

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来实现。

三代学校教育已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书、礼、乐是重点。据《礼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土之适子，国之峻选，皆造焉。”之后，学校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就官学而言，周代有中央王朝和诸侯办的国学以及地方办的乡学，都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业，以诗、书、礼、乐、射、数等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受业最后走向仕途。春秋战国时，私学兴盛，孔子、孟子等都曾私人聚徒讲学。孔子收集、整理、删定“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其中《诗经》成为孔子最好的宣扬和实现修身养性、治国经邦之道的教材。家庭教育，也是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礼”时，曾多次训诫儿子要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将《诗经》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读本，通过对《诗经》的教授学习，达到其政治、道德等教育目的。可以说，先秦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性教育功能，主要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来实现的。

另外，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还可以通过大众的文学传播与接受如观乐、赋诗等方式，在乐舞、外交等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得以实现。这是先秦文学

教育功能实现的最普遍的一条途径。先秦的各个阶层，常常通过这种社会教育的途径接受文学的教育。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的史实，因为诗、乐不分，因而季札观乐也就包含了观诗。当季札听了《郑》乐，评论说：“美哉，其细己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听了《陈》乐，评论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齐》乐，评论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在观的过程中，季札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可以鉴往知来、有助于政治修明和风俗净化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教育，另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情感与审美教育。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国子展等七位大夫在郑国国君为晋国大夫赵文子举行的外交宴会上赋诗言志的例子，子展等七位大夫采用赋《诗》的方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来宾的情感和态度，在接受、领悟《诗》所蕴涵的思想意蕴的同时，还对诗歌原作进行了创造和发挥，这是春秋时期盛行的一种偏于实际应用的文学接受方式，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通过这一方式得以发挥与实现。

四、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特点

首先，先秦文学教育功能观的意识非常强烈，先秦文人、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或鉴赏都相当注重文学的教育功能价值，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教育功能观的基础。

其次，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内容丰富而复杂。先秦文学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先秦文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先秦的文学教育实际就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教育，很难独立存在。

再次，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乐舞、外交等社会活动，在侧重鉴赏(观乐)与实践(赋诗)中得以实现。并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接受，从而开创了包括培养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内的语文文学教育传统。

最后，从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内容的体现来看，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价值取向包括政治道德等功利性价值和情感等审美性价值两个主要方面。功利性价值取向关注文学教育的有用和无用，这种价值取向是社会赋予的。审美性价值取向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文学教育内部所蕴涵的，是自主建立的。文学教育只有达到功利性价值与审美性价值相融合时，才能实现其真正的教育功能与价值。但是，先秦时期的人们对文学的情感、审美的价值把握，是完全建立在对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价值的评判的基础上的，审美性的功能价值往往附庸于功利价值之中，所以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具有明显而强烈的附庸性特色。

第2篇：先秦文学论文范文

【摘要】在中国美学史上，由于魏晋六朝这一时期是中国的美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这一时代的诗歌绘画都对以后的艺术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美学史的研究往往就跳过了对先秦和汉代的美学思想的研究而直接从魏晋六朝开始。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曾存在过丰富的美学思想，并且这些思想与六朝以后有很大的不同，这些都能从出土的文物器具和古代的文献资料中得以验证。他们将美的理解倾注于被塑造的物体，即工艺品、古代文献上，从而得到美与工艺、文学相结合的成就。

【关键词】美学；先秦；工艺美术；古代哲学；文学

一、学习中国美学思想时需把握的特点

讨论美学思想学习的特点前我们要先明确一点，即美学与美学思想是不同的，朱光潜在其晚年著作《美学拾穗集》里,作出了这样一种用语上的区分:“美学”与“美学思想”。他认为, 1750 年鲍姆加登的《美学》这本书出版,“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 而“美学思想”却与“人类历史一样的古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美学作为学科的时间并不很长久，但美学思想却一直都存在，无论是魏晋六朝时代的诗歌、绘画还是书法，比如谢灵运、顾恺之、王羲之等人的作品，对于后世艺术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而这个时代所酝酿的各种艺术理论，如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等都为后世的文学、绘画理论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过去对于美学思想的研究就从魏晋六朝开始。而先秦两汉时的美学思想则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其实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这段时间里，美学思想也曾如花朵般静静绽放过，并且这些思想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后世。因此，为了对中国的美学思想有更全面与深刻的了解，我们在学习美学思想的时候就要注意两个特点：第一，中国历史上，美学思想不仅仅是存在于哲学作品中，而且历代的诗人、建筑学家、画家……所留下的各种理论中也都有丰富的美学思想。这样就要求我们在学习美学思想时要开阔眼界，广泛涉猎，搜寻更丰富的材料来分析研究；第二，各门传统艺术，比如绘画、诗文、戏剧、建筑等各自都有自己的独特体系，而且各门艺术间相互影响，有时候甚至会相互包含。因此，在学习美学思想时要充分认识到各门艺术之间的相同之处和相通之处。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美学思想研究的难处变为它的优越之处，并且赋予这一研究更特殊的意趣。

二、先秦时期的工艺美术及其中体现的美学思想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若论造物工艺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那时由于生活的需要，人类对各类的石、骨、角进行加工制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在脑子里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器物形态，形成了造型的观念。

先秦时期的雕刻艺术充分展示了古人对于美的追求。如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石峡遗址出土的几件玉琮，其中一件就是在简单的转动轴上机械操作得来的，这证明当时的人类已有了简单的玉饰钻孔打磨的技艺了，并且对于玉饰的造型有所考虑，尽管只是处于极简的形态。到了商周时代玉器的制作则不仅是只考虑其用途，其外形也更加精美，如河南殷商妇好墓中出土的755 件玉器，有各种礼器、柄形器及配饰等，其中多是平雕、圆雕的动物、人物，形象生动，线条流畅。

先秦时代的陶器制作也是艺术与美学的巧妙结合。人们在打磨光滑的陶坯上以天然矿物颜料描绘，再经高温煅烧，经过这般制作纹饰色彩愈加鲜艳，与器物的造型形成高度统一，从而达到了美化装饰的效果。原始陶器的造型并没有很大的突破，直到快轮工艺的出现，陶器的造型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龙山文化黑陶中的“蛋壳陶杯”，造型挺拔规整，器壁匀薄。这一时期的陶器造型技艺均是原始审美进一步发展的体现，因为人们不仅表现了高度的技巧，同时还表现了他们自身的艺术构思以及对美的理想追求。陶器在商代后的发展，又出现了贵族专供的高级陶器，如白陶，是由高岭土烧制而成的，扣之有声，色泽皎洁，代表着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也是我国瓷器的前身。在这些陶器的制作中，工匠们从技术结构的设计到外形的设计都必须达到合理、美观，这就要求他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思维艺术使得作品既要体现出工艺美、形式美，又要具备时代的特色。因此在先秦陶器制作工艺中，美学思想始终贯穿其中，美与生活在工艺文化中相互结合，相互发展。

青铜器是先秦时期人们的又一重要发明，主要是利用采冶或铸造的方法制作。青铜礼器的制作在商代可以说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1939 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做工极其考究。《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剂）。”即铸造钟鼎一类的器物，铜与锡的比例应为6 : 1( 铜占85 .7% ，锡占14 . 3% ) ，这样可使器物呈橙黄色，比较美观，并且可以敲击出美妙的音响。由此可见，古人在青铜器的制作中，首先考虑的是其造型、色彩是否符合审美，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更高的理想即创造新技法力求使青铜器的敲击声响亦达美境。

先秦时期虽无明确美学思想提出，但每个人、每件工艺作品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发展、新作品的创作。而通过对各种新作品的外形、原料、合理性的考虑，工匠们在先秦工艺作品中不断融合了文化的精髓以及审美的观念，从而使每件作品都成为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三、古代哲学文学及其中体现的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人民不仅在创造新式器具上展示了高超的技艺，在哲学文学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与体验。在先秦时期就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哲理中不可或缺的都有探讨关于美的问题，谈到对艺术的理解。其中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子、儒家学派的代表孔子和孟子，以及先秦著作《淮南子》《礼记》等都提出了各自对于艺术及美的个性理解，比如孔子善用绘画来比喻礼，用雕刻来比喻教育。当然中国哲人的思想中体现的美学思想与西方哲学中的美学有着相当大的悬殊，中国古人惯以自身的生活与自然结合的体验而得出哲理，而西方人则非亲身感受，而是根据已有的经验规则利用严密的逻辑来演绎推导出观念与哲学体系。在先秦诸子哲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中有着与自然相契合的浑然天成的大气之美，即美学中的“自得”思想。从美学的角度看，“自得”意味着审美体验的超越前人，不依藩篱，更意味着个性的独立，破除已为僵硬外壳的既成模式。当这种自得思想被先秦诸子百家所吸收后，表现出来的就是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孔子之类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此类尊重艺术尊重美，寻求礼乐的本质和根源，于自然之中体验大道而得真理。另一类则是墨子、庄子之类的“非乐”、“见独”思想，他们对于艺术与美持有的是一种否定、批判的态度，认为对于艺术与美的追求是物质欲望的表现，应该坚持精神的朴素与升华。但是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尊重美和艺术，积极探寻美，还是持否定批判的态度，都为先秦时期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对后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四、总结

中国历史的划分使得中国美学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先秦时期中国虽未正式出现美学的分类，但美学思想已然萌发。诸子百家常用艺术作比喻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工艺品中所表现的无论是《考工记》中所形容的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一种状态，还是魏晋六朝之后“初发芙蓉”以素为美的理想追求，都是中国古人对美的感悟与理解。乃至后世其与文学、绘画等艺术形式重叠交织共同演变发展出今时中国的独特美学思想。可见，先秦时期的工艺美术与哲学、文学是中国美学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出版社，1980.8页.

［2］范琪. 论先秦工艺文化中的科技与艺术.焦作大学学报，2011 年第4 期.

［3］宗白华.《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3 页.

第3篇：先秦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课程考核 改革 新模式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是衡量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质量和该专业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和学习能力的主要手段。它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教学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优秀人才中起到教学导向的作用：既能反映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所收到的成效、评判教学模式的科学与否，又能影响到教学环节能否有成效、顺利地展开。

《中国古代文学》这一课程由《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下分别简称《文学史》和《作品选》）两部教材组成。在教学活动的授课环节，怎样权衡这两本教材的轻重主次，由教学的课程安排和教师的备课情况而定；在课程考核模式中，怎样安排考察的形式和考试的内容，则取决于教师对课程考核作用的认识程度。面对注重于走过场的、应试教育体制影响下的一次性闭卷考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在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整个教育体制之中，以顾及个性学习、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新型课程考核模式势在必行。而探索较为科学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形式，必须从当前高校课堂教学和教学考核这两项主要的教学活动中分析存在的不足。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整体上说，高校教学模式比之小学、中学，在教学形式与教学内容上都有了不少创新，但是这些新的因素只是表面上、局部的创新，并不代表高校教育已经脱离了应试教育的窠臼。课堂教学和教学考核是整体教学活动的两个部分，是相互关联，共同影响的。因此，课堂教学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教学考核的成效。《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中，《文学史》和《作品选》又是课堂教学的使用教材。怎样从中选择教学内容，怎样权衡两者的主次轻重则又是一个问题。下面主要从这些方面分析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不足。

（一）重《文学史》轻《作品选》

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文学史的发展情况，清楚它的脉络走向，认识在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学现象和进行的文学活动，是对文学史理论和规律的感知与记忆，注重个体的继承性。文学史的学习是感知与记忆层面上的知识，它是相对固定的东西。而《作品选》的学习却需要感知、记忆与思维、能力以及智慧的参与，它是机动灵活的东西，注重个体的继承和创新性，需要不同人的接受品读与赏析来给它注入生命力。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虽然这门课名为“古代文学”，却并不是说偏重于史学知识的授予而忽视对文学作品的个体赏析。

（二）重学生主体轻学生个体

大班教学就像生产过程中的批量生产，似乎约定俗成地偏重于普遍性的东西。在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也往往会形成一种习惯，更注重面向于广大学生的教学。这种授课心理直接影响着授课内容，所教内容往往以那些普遍都能接受的知识为主。在选择作品讲解时，就倾向于已经普遍接触过甚至是熟读的作品。以先秦文学作品为例子，《诗经》不外乎《周南・关雎》《秦风・蒹葭》等，而这些篇目在中学乃至小学都已经学过，可以大致由学生赏析，就不必由教师在课堂上多讲。注重学生的个体，就要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触类旁通为主，培养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性。而不是从教师主观出发，进行灌输式的教学。

（三）依赖固定的《作品选》而忽视其他的选本

《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选本只是选择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作品篇目。“选”，毫无疑问，它存在着很多限制性的因素在里面，教学中只能以它为基础，而要较为全面地把握所学文学史其中某一段的知识，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以所持有的选本为基础，抛砖引玉，激发学生更多地阅读作品的其他选本甚至是原著。古代文学无论从史学上来看还是从作品文化来看，都具有厚重感的特点。还是以先秦文学的《诗经》为例子，要想全面了解周代的农业生产状况，就要对《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各篇作品综合分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就要在所备的教学内容之外，以鼓励学生的学习个性为主，让每位学生都有自己接受知识、自主学习的特点。

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存在的弊病

高校每门独立科目的考核并不能完全排除不受其他科目考试形式的影响，相反，这种影响往往是起着连锁反应的，或者说已经有定死了的考试形式要求该门课就要这么考，只允许独立科目在考试内容上有所创新。也正是因为这种规定死了的考试形式的存在，久而久之约束着每门课程按着固有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去完成教学考核，因此，这种模式必须得冲破。

（一）在形式上，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尚未摆脱“一考”“一纸”“闭卷”的陈旧模式。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形式不能遵规导矩，因为这容易流于俗套。必须认识到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形式其空间是具有伸展性的，一旦人为地定死，相应的课堂教学就会受到它的牵绊，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就进入了应试教育的牢笼中。为什么很多教师有时候会在课堂上拔高嗓音提示：“大家注意了，这个内容很重要，画上星号（勾起来）”？为什么到了期末，最后一次课甚至成了“划考试重点”的课堂？就是因为这种考试模式的限制导致了古代文学课的考核成了死记硬背答死题的考试，这种考试是没有意义的。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角度分析，这种考试形式使得学生形成一种过于坦然的心理：平时不需要积累、不需要能力、甚至不需要花课外时间学习，因为课堂上老师会划重点，期末老师还会着重点考点。这不利于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汉语言专业人才。相应地，从检验教师教学质量的角度来看，这种考核形式完全不能客观地评价教师的教学水平。如果每个班的老师都一样地划出了重点，学生考试答题时就像在依样画葫芦，考试的结果自然就相当的尴尬。

（二）在考试内容上（以先秦文学为例），题型一概不变，没有灵活性，不能很好地检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采用单一闭卷的形式进行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其考试内容毫无疑问地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最严重的弊端在于题目的含金量低，之所以说题目的含金量低并不是说试卷上的题目本身毫无价值，而是说题目的答案学生都已经背熟了，即便是完整地答出来那也已经是没有意义的答案了。并且这种为了考试的暂时记忆也很容易遗忘，不能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因为这种考试已经变异为具有功利性和应付式的工作，枯燥和机械的因素促使学生在考完试后像卸下包袱一样赶紧甩掉。古代文学试卷的题型不外乎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论述和赏析几大类。其中，填空题与选择题考察的是文学常识，名词解释考察学生对一些常见文学现象的理解，如“建安风骨”“互见法”等。简答题一般考察某部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或是主要内容，如问“《诗经》的艺术风格（主要内容）”“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或者是某部文学作品中一个典型形象的分析，如“《庄子》寓言中的艺术形象”“《离骚》中高洁坚贞的人格形象”等。它考察的还是对文学现象的概括性认识，这种题目在教材中可以直接找到答案，只要背下来就能比较完整地答出。论述题可以说是在简答题基础上的知识扩展，不同的是，它需要增加一些例子加以论述。如果说这几个题型比较具有主观题答题的成分，也就是说比较能够客观地考察学生的学识与能力的，那就是赏析题，和其他题型相比它含有个性的成分比较多，不同的赏析者具有不同的观点，言之有理即可。

总的来说，古代文学课程考核多少应该把基础知识、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还有一定的学术水平相结合，不应该只停留在读读记记的层面上，在教学授课的环节应更多地提倡学生在把文学史与作品选结合学习以外，更多地关注原著的学习，在品读原著的过程中，能够结合文学史的知识提出质疑，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更好地继承并发展古代文化。

三、改革创新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模式的一些可行性措施

（一）形式上的改革

首先，是形式的多样化。改变单调的一次性闭卷考试的形式，可以把考核的形式划分为几个部分，如增加平时作业、小论文、课堂小组专题讨论和期末闭卷考试，教师可以权衡每种考试形式的轻重确定所占分值的比率；也可以在每次课堂上针对一个专题的某个问题提问，规定以论述的形式口头阐述，覆盖整个班级。如“《左传》的人物言行中怎样体现出民本的思想？”这样的论述题就不必在闭卷考试之前点出再让学生强制性去记，而是在上课之前的预习环节要求学生阅读原著，在课堂上结合自己相关知识的积累加以论述。平时的作业可以把《文学史》和《作品选》结合起来而侧重于考察作品选的赏析，这种考察能够区分学生对某一作品的理解能力，通过每学期的几次课后作业，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各个学生赏析作品的能力和接受知识的水平；小论文部分的考察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教师可以提出小论文考察的要求，既规范了论文的写作要求，经过本科四年的积累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学生论文写作的水平，而不至于到了写毕业论文时还摸不清本科论文该怎么写；课堂小组专题讨论可以把全班同学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提出一个小专题，由小组随机抽取一个小专题，各个小组集思广益、分工合作把这个专题的知识整合好并以讨论的形式口头表达出来。

（二）形式的生动化

课堂教学忌讳的是灌输、填鸭式的教学，这种教学令教师与学生双方都处于被动的局面，教师机械地授课，学生被动地接受。因此，课堂教学一贯探索活泼生动、充满趣味性的模式，这是为了不断改善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率。教学考核与课堂教学一样，也应该探索机动灵活的考核形式。并不是说要摒弃一切传统的考试方式，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继承与发展。古代文学课是一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古典与创新同发展的课程，它的考核形式也可以生动化、灵活化。如：设计古代文学的专题讨论，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以计分的形式纳入课程考核的范畴；分小组合作，以学生授课的形式开展课堂教学，以课件和小组成员的配合讲解作为评分的主要内容；《作品选》课堂随机抽查，能够督促学生背诵作品，熟悉作品；另外，也可以尝试开卷考试的形式，当然，这就需要在考试内容上有所变动了。

（三）内容上的创新

前面在分析古代文学教学考核中，也涉及到了一些课堂教学中的漏洞，其中轻《作品选》重《文学史》是较为严重的一点。同样，在古代文学教学考核中，单凭一张试卷，考核的内容受到严重的限制，正是因为考核形式的固定性，这种限制就把《作品选》弃置于考核之列，即便是闭卷考试的那张卷子中含有默写或是作品赏析这类题型，那也显得《作品选》不够考核的分量，因为这种质量的《作品选》考核远远达不到预期考核的效果，所以很多时候，作品选就成了教材中一本如同“选修”的课本。提倡内容上的创新，就是要在考核题型中增加《作品选》的分量和质量，在对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考察中，也要尽量地向作品原著靠拢，特别是对于作品句读和翻译的考察，因为这涉及到作品最基础的知识，赏析就是在句读和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除了《作品选》和《文学史》考核内容的划分外，它们各自的题型上也应该注重主观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是最好剔除一切的判断选择题，要清楚，每个学期的考核只有一次，注重的应该是质量而不是数量。这里所说的内容创新特指的是试卷的题型来说的，只有突破了考核形式，在内容上才能更为丰富。

总之，古代文学的考核和其他一切课程科目的考核一样，要在教学活动中不断地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科目类型的考核模式，传统的考核形式固然简便快捷，但新型的考核模式更是为了不断适应课程改革和科学教育的需要，因此，创新、灵活的古代文学课程考核应该受到所有高校教育者的关注。

第4篇：先秦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黄庭坚；无意为文

一、“无意为文”的历史渊源

“无意为文”是中国论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虽然它盛行于南北宋之间，但溯其而上，在先秦文学中便早有其身影。如《诗经》中《国风》里提到的“创作”，“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炼”。它提倡诗歌之创作要浑然天成，去除雕琢，不做作。稍晚些的屈原也是如此，所以《朱子语类》（卷139）中说：“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地说将去，自是好。”再往后，汉宫乐府古诗中也能寻觅到“无意为文”的雏形。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无意为文”这个命题最初并不是起源于南北宋，而是从先秦就有所涉及并且直到两宋期间由苏轼等人的大力推崇才将此命题推到极致。苏轼的“无意为文”说出入于其文论、诗论、画论间，这不仅对两宋的文论影响颇大并且对后世的文论思想也有很深的影响。但作为苏轼的得意弟子黄庭坚，学术界近年来仅仅将研究停留在其诗风与诗艺之上，对其继承和发展苏轼的“无意为文”的学说研究的少之又少。但观其诗作文论，其中也不乏有推崇“无意为文”之说的例证。

二、黄庭坚“无意为文”的基本内涵

（一）无意。“无意”是从佛教的脱论立场上来说的，出于破除自我执着的需要是应该去除的。按照佛家的看法，意是便妄意，就和摒弃的对象，只有不存在任何意念，才能得到解脱。忠于禅宗思想的黄庭坚提出“无意”是否就是在强调在其文学思想上“无心”呢？

他在《大雅堂记》中说：“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己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邪？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知深矣。”这段话上，黄庭坚的文论思想上是主张无意为文而意以至的，黄庭坚认为杜甫诗歌的精妙之处并不在于文章的本身，那些喜欢穿凿附会的人最终都是抛弃了杜甫诗歌的宗旨，如果说看到每样东西都认为是有所寄托的话，那么杜甫诗作就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以此黄庭坚便明确的提出了“无意而意已至”的观点。而所谓的“无意于文”在这里也不难理解成不拘泥一语一物的兴托，即不刻意的去寄托但是实质上是有更大的寄托存在，诗人的性情、思想就自然而然的表现在了诗歌的言语与意象之中了。这也就是黄庭坚所认为的“无意于文”的宗旨，自然的寄托在其所赞咏的一切事物当中的并且流露出文人的真性情。

（二）有意。黄庭坚倡导的“无意为文”不是绝对的，从创作过程看，它初出于“无意”，中则处在“无意”和“有意”之间，而终又回归于“有意”后之“无意”。同时，它和“有为而作”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因此，对于黄庭坚而言只涉及其中一方面是很不稳妥的。他在《与王观复书》中说：“所送新诗，皆兴寄高远，但语生硬，不谐律吕，或词气不逮初造意时，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所谓兴寄高远就是指王氏的诗所造的意，但山谷恨他表达不好。他自己作诗也怕立意不佳，《答洪驹父书》云：“比又为弟娃草六韵诗，适‘意思’不堪，未能写寄。”即嫌自己写的诗立意不好。而立意，山谷认为要规模宏远，《寄徐师川书》第二首云：“所寄诗正忙时读数过，辞替尔雅，意皆有所属，规模远大。”这是说他的诗有兴寄，胸怀宏伟高远。又《与王观复书》第二首中也说：“有王痒周彦荣州人……作诗文虽未”成就，要为“规模宏远。”这些佳作虽“有为而作”最终却扔归于“无意为文”。黄庭坚所继承的“无意为文”和“有为而作”是相统一的创作论，既是对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他仅把“有为”解释成“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纠正和补充，从而使“活法”诗文的创作统一于“天人合一”，“天工”与“人巧”、“无意”与“有意”合而为一的新境界。

三、黄庭坚“无意为文”的后世影响

作为“江西诗派”的创始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其诗派最后大力推扬的“活法”，但仔细观察“活法”的概念、意义等我们不难发现，“活法”其实也就是“有意为文”与“无意为文”的辨证统一。不少研究黄庭坚的学者认为，在宋代深厚浓郁的禅悦之风中，黄庭坚的创作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禅宗的影响。并且自黄庭坚开始的许多江西诗派的诗人都深摩禅宗并且喜欢以禅入诗。其中如黄庭坚“点铁成金”这一词就出自禅宗典籍。禅宗上讲 “心”即是佛，而且认为“心”即是“法”，“无心”即“无法”。而从上面的“无意”中既然可以理解为“无心”，那“心法”也就等同于一种自然无为之法，任“心”而行，不执定法。在黄庭坚所描述的自然而真的无为心法视其《百丈淮海语录》所说：“张长史折钗股，颜太师屋漏法……同是一笔，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与能者争衡后世不朽，则与书艺工史辈同功矣。”因为“心”是活的，所以无意自然之心法就是活法，活法有定无定。

《岁寒堂诗话》记载：“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鲁直得子美髓乎？’居人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人曰：‘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这里吕本中以其“活法”理论来解释黄庭坚的诗歌之妙，也就说明了其“活法”与黄庭坚的思想是一脉相承，是对“有意为文”，“无意为文”辨证统一理论的延伸与补充。换句话说，黄庭坚也可以看做是吕本中提出“活法”前的一个思想过渡，他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一辨证命题的提出。

参考文献

[1] 白政民.黄庭坚诗歌研究[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2] 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第5篇：先秦文学论文范文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它以上自先秦下迄明清的文学发展历史及其文学作品为教学内容，授课时间一般长达两个学期。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古代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遥远而又陌生的，古代作家诸多思想观念他们难以理解和认同，因此，古代文学教学要想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难度很大。教书育人是一个系统工程，古代文学课程作为其中的子工程虽然不能承担其全部任务，但必须具有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古为今用的现代价值。正是基于如此认识，我在十几年的古代文学教学实践中一方面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传授专业知识，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从文化反思的角度，以古代文学为切入点，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尽可能根据讲授内容结合当前社会上诸多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引导学生思考现实人生的有关问题，通过探索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糟粕，力求为当代大学生的人格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东西，从而发挥古代文学课程特殊的育人功能。具体有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一、实事求是，有的放矢

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题，古代作家关心民生疾苦的传统一直是古代文学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教材，然而现在它们却受到一些学生的怀疑、否定甚至嘲笑。例如学生在论及屈原、杜甫等作家的忧国忧民意识时，使用了诸如“尴尬中的尴尬”、“沉重的枷锁”、“苦涩的悲哀”等否定性的偏激文字。十分明显，现在的大学生已开始独立思考人生问题，但并不成熟，对文化转型期中的许多文化现象深感困惑，他们站起来自己走路仍需要人引导。所以教师的正确的态度是面对现实，实事求是，运用科学的理论对课程教学内容所涉及的思想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看清传统中的精华之所在，使他们在传统中寻找到今日仍然有效的思想武器。

上学期上先秦文学时讲屈原本文由收集整理作品的情景：在讲解分析了《离骚》的字词含义、篇章结构特色等内容后，以“如何认识屈原精神”为题组织学生展开课堂讨论，共有十余位同学发言。当问及：“当个人与社会发生矛盾或理想与现实相冲突时，你怎么办?”只有一个同学明确表示要效法屈原“上下求索”，奋斗到底，另一同学表示只能郁郁寡欢失意终身，余者则分别提出“西方不亮东方亮”、“要让自己适应社会，不要幻想让社会适应自己”、“过分清醒则不如糊涂”、“不能过分追求完美”等观点，否定了屈原传统精神的现实性。学生的回答具体证实了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取向多元而以功利为主这一事实。对此，我没有简单地发表支持或反对的意见，而是首先指出同学们的认识是屈原精神在文化承传过程中有所变异与流失的表现，然后分析造成这种变异流失的主客观原因，其中重点剖析了屈原道德人格的崇高与政治人格的缺陷，最后强调指出，屈原精神经过近两千年的传播与弘扬已经不再属于屈原个人，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意义符号，疾恶如仇的性格、坚韧不拔的意志、洁身自好的情操、奋斗不息的热情、爱国爱民族的精神，这一切构成了经久不变的屈原精神内核。较之陶渊明归隐田园，屈原的以身殉道显然不是一种生存策略，而是对理想旗帜的高扬。对于民族而言，讲究生存策略固然重要，但追求崇高的理想更能构成民族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因此在今天，我们无须效法屈原的自杀，但要发扬屈原的精神，在注意处世方式方法的同时千万不能丧失立身的基本原则，不能丧失生命的激情与奋斗的欲望。这堂课结束后，不少同学反映喜欢上这样的讨论课，而且收获很大，有“茅塞顿开”之感。还有一些学生原来对某些学者彻底否定屈原深感困惑，现在也有了清晰的认识。

在给学生上“宋词”选修课时，我特意拿出一堂课针对学生对南宋词作家忧国忧民意识的不同认识进行重点讲析。首先分析产生这种意识的原因及其负面价值，然后指出知识分子的文化特质与文化使命，并联系实际讲解精神追求与终极关怀在民族发展史，以及个人生命构建中的重要意义，以论证当代大学生应当突破功利原则的局限，在更高层次上全面实现人生价值的观点。课后布置了一个作业，题目就是“当代大学生如何认识评价古代作家的忧国忧民意识”。我觉得作业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学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同学达成了共识，一位男生的总结颇有代表性：“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仍需要一大批走在时代前面的知识分子高扬良知与责任，古人尚且位卑不忘忧国，今天的大学生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理会那根时代的纤绳，中国这辆大车，我们不拉谁拉?”我相信，此类表述绝不是学生为了获取高分的违心之词，而是他经过认真思考后作出的理性选择。从各位学生上交的作业所反馈的信息来看，大多数同学对人生价值、死亡意义、女大学生角色定位及择友择业等问题的思考较之以前更加深入和系统了，认识也更加明确了。

二、求新求深，方法多样

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诸多名作已成为传统不变的讲授篇目，如果仅仅为了应付教学，教师认真备好一次课便可讲授多年。不过笔者认为这并不可取，讲授内容虽可年年不变，教师对它的认识研究却应该有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尤其是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古代文学教师更不能只满足于课堂上对字、词句的讲析，不能只要求学生背诵分析几篇诗文，还应该在传授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教给他们求知的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难度相当大。

我从2000年至今一直承担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任务，为了避免把教学工作变成一种简单的重复劳动，我尽量做到不断完善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修改和补充教案，经常性地将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自己的授课心得介绍给学生，引导学生从文化反思的角度去解读古代文学作品。如教上汉魏六朝文学课时讲授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一诗，我联系课文论述“黄昏意象”与古代文人生命构建的对应关系；讲授王粲的《登楼赋》则重点分析作者“登高望远”这一形体动作所表达的特殊情感以及内含的思乡情结。汉乐府诗《陌上桑》是传统重点讲授篇目，以前人们习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划定女主人公秦罗敷的阶级归属，简单地将其定为劳动人民的代表或贵族女性的化身。我在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在课堂上指出了传统观点的非科学性，就罗敷形象的文化内涵形成自己的看法，向学生介绍中国文学“采桑女”原型的特点，以及历代统治者对蚕桑的重视，引导学生透过秦罗敷华美的服饰去认识汉代社会“以富为美”的审美情趣，将她反抗太守的行为与下层人民的意愿和精神联系起来。经过如此分析，学生逐步认识到罗敷是传统农业文化的产物，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美学风貌，既在民间流传中汇注劳动者的理想，又通过文人的加工体现出统治者的需要。下课后我听到一位女生这样说：“原来人物形象还可以像这样分析！”这表明文化分析的方法给学生以新的启示，学生的反映正是教师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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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教师还应该给学生以掌握知识的方法。近年来笔者注意运用中外比较和古今比较的方法来分析一些文学现象，如中国古代作家与西方作家忧患意识内涵的差异，中外作家恋母情结的不同内涵，等等。这种讲授方法不仅对拓宽学生视野，完善知识结构有所裨益，更重要的是学生可以从教师的授课中直接感受到方法本身的魅力。2010级一位同学在选修唐诗宋词课的试卷上写道：“学习本课后的最大收益是感受到了一种方法。”接下来他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了中西诗人对自然的不同感悟与认识；另一女生则表示毕业后也要运用这种方法去教自己的学生。当然，比较并不是唯一的治学方法，但教师可以由此及彼，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方法。

执教初期我的课堂教学方式比较单一，往往上课讲完了事，近几年则对此作了较大改进，力争教学方法多样化。即是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之以适当的课堂讨论，或问卷调查后针对问题答疑，或根据作业中露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把当堂回答学生提问与课后个别交谈结合起来。由于加强了与学生的对话交流，对学生的情况比较了解，因而能有的放矢，针对学生思想实际安排授课的重点与难点，使学生有所收获。

三、平等待人，坦诚相见

专业课教师自觉承担教书育人的任务并不意味着自己天然就是学生的人生导师，可以板着脸训人。其实，在新旧文化观念的碰撞之中，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面前，教师也有许多人生新课题有待解决，只不过与学生相比，教师的优势在于人生阅历更为丰富，认识问题更为理性，掌握的专业知识更为全面深入，而这一切可以使教师具备先于学生找到正确答案的可能性。要让学生在内心认可教师给予的答案，除了答案本身应正确，教师态度诚恳，方法得当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在教学过程中凡遇到有争论的问题，总是持贯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绝不搞唯我独尊，努力营造一种宽松的学术气氛，尽量启发引导学生大胆发表个人哪怕是不成熟的见解，即使其观点与教师不同，只要有合理之处，也应给予鼓励和肯定。2011年我指导0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位女生撰写毕业论文，该生所写的《论庄子的〈逍遥游〉》，分析具体，论证多见深刻之处，但也存在思想偏颇、评价过低的不足。在师生面谈中，她部分地接受了笔者的修改意见，但对庄子的评价则始终维持原有的看法。我没有强迫她接受自己的观点，反而肯定了她“我手写我心”的治学原则，作为指导老师，我在明确指出其思想方法缺陷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

第6篇：先秦文学论文范文

（一）大信息容量，利于拓宽学生知识面

古代文学上下几千年内容浩瀚丰富,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因为时间空间的限制，备课时不得不割舍一些重要的知识点，但多媒体却可以事先做好课件，多么复杂的内容，轻摁鼠标就可清晰地显示到屏幕上，从而在有限的单位时间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容量。多媒体的大信息容量，有效地解决当今学生普遍存在的知识面偏窄之短板，能最大限度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二）激活课堂，激发学生兴趣，极大提高教学效率

众所周知，兴趣是求知最好的老师，但毋庸讳言，在全球化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当今大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兴趣是有所减弱的。逼真生动的画面，精美的图片，动听悦耳的配乐朗诵，精彩的名家讲座，这些多媒体课件的特点正好切合了青年学生的喜好和审美取向，极大地激发学生求知学习的兴趣，从而激活了沉闷的课堂，提高教学效率。

（三）生动形象直观的教学方式，易于学生理解接受

传统教学虽然也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但相当多的古代文学课还是教师“一言堂”，而运用多媒体，将人的视、听、触、动等全部知觉调动起来，生动形象直观的教学方式，人机互动，教师与学生互动，形成有效的教学双向互动，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自觉地学习。而一些单纯通过口授难以传达描绘的知识，如音韵、文物、考据、吟唱等，用多媒体很轻松就可以让学生理解接受。总之，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点很多，学界也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在此列出以上几点旨在说明古代文学课程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确然性。但，核心问题不是用或不用，而是采用什么样的教学策略才能取得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关于这方面，学界似乎还没有很深入和精细的研究分析。

古代文学课程多媒体辅助教学的策略分析：

（一）“辅”策略

多媒体技术进入古代文学教学活动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有效手段之一。但是不管多媒体技术如何先进，功能多么强大，它始终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这是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时一定要牢牢把握的总策略。何谓“辅助”?现代汉语词典里对“辅助”的解释是协助、支持帮助以及是非主要的。因此，教师在确定教学理念，制作教学课件，改革教学方法等一系列环节中就必须贯彻这一教学策略。笔者认为，传统教学方式虽然有诸多弊端，但历经检验，依然是古代文学教学中不能忽略的。比如，传统的古代文学课堂展示出教师的人格魅力、广博知识面以及幽默有趣的语言风格，都是令学生难以忘怀的。目前学界探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很有将传统教学全盘否定的趋势，这是很危险的信号。多媒体只是一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不可能取代教师的讲授技巧和教师内在的人格品质对于学生的心灵吸引。“辅”策略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应注意“两适”：第一，适时性；第二，适量性。“适时”是指何时运用多媒体教学；“适量”是指用多少时间进行多媒体教学。虽然因授课内容不同，“适时”和“适量”很难用固定的标准恒定，但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是教学的主导者，课堂教学中应该出现大量精彩的“即兴发挥”的讲解。当下，有些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尤其是公开课，多媒体“从一而终”，几乎忘记了教师本人的主导作用，教师成了课堂上的课件放映员，辅助手段成了主要教学手段，实在是本末倒置，策略失当。

（二）内容遴选策略

古代文学课程内容艰深繁多，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直至唐宋元明清文学，上下五千年，既要理清文学发展历史的脉络，也要分析重要的作家作品等。在当今讲授内容不变而课时严重挤压的情况下，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制作教学课件时，明确哪些内容适用于多媒体，哪些内容可以不用就尤显重要了。通过笔者自身的实践和对学生反馈调查，教学效果比较好的和学生比较认同的一种内容遴选策略是利用课件把文学史脉络及文献资料的文本显现、诗词诵读吟唱的音像展播和名家名师的点评讲座有机整合在一起，使学生在课堂中既得到传统教学的阅读训练，又可以欣赏到以前只能通过教师用语言描绘的图片、影视片断，身临其境，具体感知。

1．文学史脉络及文献资料的文本显现

古代文学内容庞大，在多媒体文本选择中切忌事无巨细，要懂得“割爱”，加之学生本已有课本，因此要芟繁就简，去粗取精。笔者认为，在多媒体文本选择中国文学史脉络的梳理、重点难点的透析、名词术语的解释和国文献资料的援引是最重要方向。比如讲授宋词流派，可以将婉约派、豪放派和格律派在同一平面显示出来，定义、代表作家一目了然；又如文献资料的援引，现在网络有很好的共享资源，如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版、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的《四部丛刊》全文检索版、尹小林研发的《国学宝典》等等，以前很难获取的文献，通过多媒体随手拈来，方便快捷，远非传统教学可比。

2.诗词美文诵读吟唱的音像展播

古代文学本身具有浓郁的诗性和音乐美，多媒体巨大优势之一就是将文字、图片、声像等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中将诗词美文的配乐朗诵、改编的现代歌曲演唱和古典诗词的吟唱糅合展播，可以帮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去吟味作品的艺术意蕴。诗词美文的配乐诵读资源非常丰富，笔者教学实践中经常运用的有：（1）《中国名家诗文精品欣赏》系列。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十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物规划项目。分别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迄当代两千多年间我国16位杰出作家的经典之作。朗诵者均系当今国内第一流的知名艺术家，是电影配音艺术、舞台表演艺术和播音主持艺术领域的精英人物。（2）《儿童经典诵读—中西文化经典套装》。北京育灵童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联合制作。该套装包含《论语》、《孟子》、《诗经》、《左传》、《史记》、《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唐诗》、《宋词》、《历代美文》等，全部由方明、雅坤、虹云、张家声、林如、瞿弦和、傅成励、王雪纯等著名艺术家朗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诗词的吟唱，一直以来不被看重，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引起足够重视。台湾地区从中小学直到大学都非常重视古典诗词的吟唱的教学探索，比较著名的有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李勉、许淑敏、陈春秀等。

3.名家名师的点评讲座

第7篇：先秦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鬼谷子 儒家 思想

《论语》《孟子》等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之作，在先秦文学史、思想史上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从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对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有了“独占鳌头”之势，因此不可避免地对其他思想派别产生影响，其他诸子派系都从中汲取过营养，以此建立自己的学说，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之下拥有立本之据。以《鬼谷子》为代表的纵横家虽受到过很多不公正的评价，包括儒家代表，例如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在《鬼谷子辨》中指出：“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胡应麟《四部正讹》有曰：“《鬼谷》，纵横之书，余读之，浅而陋也。”[1]但是《鬼谷子》与儒家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外也有很多借鉴和吸收，亦有相同之处。

一、《鬼谷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相同点

（一）积极入世

面对大变革的时代，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避世是百家争鸣所有思想派别的抉择。儒家积极入世，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人民的安危，圣人聚徒讲学，奔走呼号，游说诸侯，振兴王室。孔子本人是提倡积极入世的，所以他的很多弟子都是春秋诸侯间的外交大使和纵横辩士，史记文献记载子贡就有很重要的三次外交活动，而最为人称道的是救母邦鲁国，他的游说之辞、纵横之术足见其智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传》赞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孟子曰：“子贡善为说辞。”[2]更有将子贡推举为纵横家的，如《韩诗外传》。另外有子思之门人孟轲，儒学亚圣，其本身反对纵横家思想，却先后用“德治和人治”的思想奔走游说齐国与魏国，希望两位君主统一全国。他长于论辩，逻辑严密，说服力极强，常常使对方无以言对。《鬼谷子》代表的纵横家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继承者。鬼谷子弟子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悬梁刺股，后博取功名，挂六国相印，衣锦还乡之时，父母郊迎十里，妻侧目而视，嫂匍匐而行，前后对比如此鲜明，终成“合纵连横”，不费一卒一兵。鬼谷先生的另一高徒张仪先游说于楚国不成，反受鞭笞之刑，其后积极开拓进取、坚持不懈，最后凭三寸不烂之舌在秦国艰难进取，终究获得了秦王的赏识和重用。而道家面对周室衰微，朝纲败坏，诸侯异政，天下纷争的风云时代，选择了消极避世，明哲保身。老子愿望功成身退，然而“今之从政者怠而”，前路漫漫；庄子一生浪漫逍遥，大智若愚。

（二）“仁”的思想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仁”是他们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的具体表现是爱人与推己及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认为为政者首先是仁人贤君，要“以民为本”，必须“重民”“爱民”“惠民”，以“德治”和“仁政”创造大同社会，然而，孔子并没有提出可以实行的具体政策或措施。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也主张对人民施行仁政，“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 修其天爵以要人卿。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通过比较《鬼谷子》与《论语》《孟子》，我们不难发现，《鬼谷子》所体现的思想是继承了儒家以四书五经为纲、以忠信仁义为中心的思想。《鬼谷子·内楗第三》：“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楗万物。由夫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这就是说，进行游说时遵循“道德、仁义、礼乐、忠信”的准则，尽量使言辞中蕴含的计谋产生正面的效应。因为这样更容易被君主所接受。[3]这里还提到《诗》《书》，我们都知道，儒家很是推崇这两本著作，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外交场合往往要引用《诗经》《尚书》里面的一些诗或者话来委婉地表达双方的含义，这样的例子在《春秋左传》中不胜枚举。《鬼谷子·谋第十》：“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可见《鬼谷子》并不排斥仁义忠信的思想，然而它又说要“中正”，意思就是不要过了，这个思想又与儒家的“过犹不及”不谋而合。

二、《鬼谷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不同点

（一）价值观

春秋战国之乱，诸侯并起，宗法制度遭到破坏，世人找不到赖以依靠的圣主贤君，内心凄惶无比。一些有志之士，纷纷寻找救国救民之道，如此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他们也从以前单一的从政生涯中得以解脱，有了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但是在那动荡的岁月中，积极入世的诸子派别对于从政又有着不一样的选择。儒家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卫灵公》），他们有自己兴邦的政策和理论，在《论语》中孔子和弟子这样的谈话俯拾皆是，政治清明就去从政，期望实现自己的主张，而把权力和地位放在了后面。“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如果政治昏暗，便脱身而去。孟子也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甚至可以为道而牺牲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同上），无道的时候也只能独善其身。《鬼谷子》所代表的诸子同儒家一样是积极入世的，但是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却与儒家有区别，“是以圣人居天地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国之所多所少，次先以知之，与之转化”（《忤合第六》）。纵横天下的策士们，必须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掌握天下的大权，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教化群众，发扬声威，使天下人及后世人都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重要的是观天象时机之所宜，预先知晓事物的变化，而学会随机应变地处世。[4]《中经》篇中又说：“盖士，当世异时危，或当因免阗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那个战争频仍的岁月中，环境险恶，生命是那么脆弱，这些纵横策士们想要“扬声明名”是何等困难？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何等艰难？因此才有了权术，才有了谋略，才想在希望渺茫中寻找机遇，不论什么样的机遇，一旦把握住，便将从政与自己的人生事业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去建立不朽的功业，所以他们积极入世的态度和价值观相比较儒家就显得更坚定。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背后，像苏秦、张仪等大批纵横家游说各方诸侯，希望在历史变革的大潮中成就一番功绩，除了纯粹的名利争夺外，还隐藏着浓烈的自我肯定的理想抱负，或者说是对个人价值的认可。[5]

（二）教育思想

鬼谷子与孔孟在聚徒讲学、积极入世和门人弟子整理著述等方面是极为相似的，相同之中却各有差异，我们就拿教育来看，在教育的内容、方式以及结果方面的不同。

一说到儒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柔敦厚、中庸之道。孔子是一位改革家，他首次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兴办私学，“有教无类”。他想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就要培养出自己理想中的学生，他们必须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德才兼备的君子。如何才能把他们教育成理想中的君子，就要看所教育的内容了，它是关于“人性”“天道”“仁”“礼”“中庸”等的学问，如何学做“君子”的问题，这些学问又有主次之分。孔子教育的首要内容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注重德育，然后才是知识。孔夫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特别看重，并做过高度的评价，涵盖的内容很广，所以儒家用这些典籍来教授学生。除了《六经》作为专门的理论知识外，他还开设了“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培养学生从政以后战争中的本领，也可以说是军事教育。除此之外，我们都知道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是因为他很欣赏音乐，很重视音乐，所以音乐也在教授之列，等等。儒家采用“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启发诱导”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把学生打造成很精致的商品，不仅有华丽的包装，而且很有使用价值，其中就有著名的七十二贤人。然后，他们走向市场，寻找能让自己发光的地方，可历史告诉我们，虽出现了像冉求、子贡这样的出仕者，但是儒家的思想与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的现实是不相适用的，其政治理想也根本不会实现，这是因为他们只考虑自己的政治理想、伦理道德理论等，自说自话，不了解游说国家及其有关人员的具体情况，不考虑其国君、主政卿大夫的真实想法。[6]

《鬼谷子》这本书所代表的思想和内容不像儒家那样单一，它融合了道家、兵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的思想，还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一部以纵横家为主体的集大成的思想著作。它和儒家一样有积极入世的思想，但在看到先前各个派别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后，他们进行了总结，成就了《鬼谷子》这样一本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就其内容来看，涉及面非常之广，有哲学、文学、政治学、军事学、心理学、社会学、情报学等，直到现代它还是很多行业的必修书。从篇目名来看有捭阖、反应、内健、抵巇、飞箝、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符言，都是纵横家游说的技巧和方法，是教授一个人如何择主共事，“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忤合第六》），不会像儒家“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也不会像屈原那样固执于楚国；而是考虑如何利用这些方法和策略建功立业，可以说《鬼谷子》及其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只有运用这样的思想和策略才能参与政治，说服人主，统一六国，谋官取爵。

相传鬼谷子在教学中极善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其方法别具一格。[7]和孔子一样，鬼谷子也有很多弟子，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兵家孙膑、庞涓，道家茅蒙、徐福，谋略家毛遂和尉僚。鬼谷子的这些弟子在当时入相出将，坐而议论风生，起则叱咤风云，是战国诸子百家中直接对当时社会释放能量最大的一家：张仪相秦，诸侯震恐；苏秦合纵，六国亲附；尉僚谋略，六国统一。无怪孟子感叹他们是“一怒而诸侯恐惧，安居而天下息”[8]。

三、《鬼谷子》思想的影响及后世的评价

孔孟思想在当时的时代没有得到很好地应用，也没有得到很高的重视，然而自汉代始，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多年，而在战国时期起到“对症下药”作用的纵横家思想在后来却销声匿迹，还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

主要原因在双方的价值观上，儒家“忠君”“舍利而取义，杀身而成仁”等思想，符合封建统治的要求，而鬼谷子他们受时代所迫，以自我为中心，择君处事，有很大的自由性和灵活性，没有儒家的那些准绳规矩，在后来大一统的朝代自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说他们“朝秦暮楚”“品行卑劣”，唐代柳宗元《辨鬼谷子》：“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惬，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险坠”。[9]《鬼谷子》一书中确实有些地方应该摒弃，比如利用对方的缺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等，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先秦其他各家著作中没有的思想资源。[10]比如心理学、辩证法思想、写作技巧等，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宋代的高似孙、清代田雯都对之有高度的评价，所以我们应该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它独到的品格、思想、内蕴和智慧， 把它放到时代应有位置去评价，并取其精华。

注释：

[1]梁伟伟：《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11年。

[2]杨天才：《与战国纵横家之关系》，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3]许富宏：《鬼谷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4][5]黄森：《鬼谷子文本研究》，广西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1年。

[6][10]赵逵夫：《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中国古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

[7]梁言顺：《鬼谷子与创新式教育》，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1期。

[8]刘海文，刘海诗：《战国时期的使用谋略教育家鬼谷子》，史学月刊 ，1996年，第4期。

第8篇：先秦文学论文范文

摘要：宝卷是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演唱的一种说唱形式。本文回顾近八十年的宝卷整理情况，其编排方式主要有三类，但其中也略有不足，宝卷整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加以改善。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3）02-0135-03

宝卷是一种同宗教（佛教和明清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相结合的说唱文学形式，是演唱非文学的宗教内容和非宗教的劝善作品。近八百年来，宝卷在特殊的民俗文化中产生和发展，它留存了大量卷本，为多角度、多层面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宗教史、民间信仰及民间文学等提供了重要文献。

1宝卷整理现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有学者开始探索宝卷价值，收藏和整理宝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宝卷进行搜集整理。使得宝卷目录和宝卷卷本的整理硕果累累。

郑振铎先生是从学术角度为宝卷进行编目的第一人[1]，傅惜华、胡士莹、李世瑜、车锡伦等先生对宝卷进行编目，从《宝卷总录》到《中国宝卷总目》，目录得以不断完善。他认为“注意到宝卷的文人极少，没有人将他们看做是文学作品。他们虽然没有先秦文学、汉赋、唐诗宋词质量上乘，正统高雅，他们只是民间的文学，大众的文学，但是他们其中也不无好的作品”[2]。其著作《佛曲叙录》将郑氏所藏清末民初37种宝卷（另有变文6种，杂曲1种）各作内容、年代、版本、作者等方面的介绍[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恽楚材先生陆续发表《宝卷续录》、《宝卷续志》、《访卷偶识》。《宝卷续录》按照郑氏《佛曲叙录》体例将自藏宝卷各作叙录，《宝卷续志》内收目录一百数十种，均系惜阴书局和翼化堂刊行，《访卷偶识》内收常州乐善堂木板印的宝卷目录12种。关德栋先生著《宝卷漫录》，此文系关氏对所藏宝卷作的叙录。另外，郑振铎先生在其著作《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一章著录自己所藏的部分宝卷，其中明代万历左右的及清初的梵箧本二十种，给出《药师本愿功德宝卷》、《目连宝卷》、《销释万灵护国了意至圣伽蓝宝卷》、《药王救苦忠孝宝卷》、《土地宝卷》部分原文[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胡士莹先生的《弹词宝卷目录》，李世瑜先生的《宝卷综录》。这些都是公开发行的目录。未正式发表的宝卷目录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藏弹词宝卷目》、赵易林先生编《家藏宝卷编目》、曾子良先生著《国内所见宝卷叙录》等。《家藏宝卷编目》为赵景深先生的家藏宝卷目录，共收宝卷160种，版本185种，大都为惜阴书局的石印本；《国内所见宝卷叙录》介绍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及台湾其他公私收藏宝卷[5]。

2000年，王绍曾先生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出版。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胡道静盛赞此书“既为目录学上一大盛事，亦为清代文献括存之大业”[6]。此书增补清人著述54，880种，是《艺文志》的5倍多。《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宝卷242部，324卷，内不分卷者21部。它按宝卷卷名首字笔画数目进行排序，对宝卷卷名、异名、卷次、版本、曾于何种目录著录过，并对何人作序、何人校正、何人订、何人纂等作了著录。宝卷不重复著录，如，《金开宝卷》（一名相骂宝卷）一卷 道光元年余庆堂金抄本 宣统二年锦源抄本 民国三十五年邹玉书抄本 宝卷综录[7]，后当不再著录《相骂宝卷》。

《中国宝卷总目》是目前最完备的宝卷目录，共收入海内外公私104家收藏的宝卷1，585种，版本5，000余种。此著收入宝卷之多，是傅、胡、李目的三倍之多[8]。其中，明清民间宝卷相对较多，也多稀见的珍本，近30种为孤本。

江浙地区和河西地区对本地区宝卷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著作颇丰。如《靖江宝卷》、《中国靖江宝卷》、《河西宝卷选》、《河西宝卷续选》、《酒泉宝卷》等。《酒泉宝卷》（上编）系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酒泉市文化馆合编，郭仪、谭蝉雪等选编整理，1991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兰州大学、酒泉市文化馆等单位和个人搜集到的宝卷总数133种，版本265种。编者择取8种宝卷，其中收有现存最古老的宝卷《香山宝卷》。方步和编著《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1992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选取河西宝卷10种，对其进行校注评，并保留其原貌，如有残缺，以“编著者按”或加“”或加括号标明。但如果内容实为枝枝蔓蔓，则删去。另外，还有一些由各市县的文化单位出版的，如，何登焕编辑的《永昌宝卷》，由永昌文化局出版，它分上下册，收录宝卷32种。2006年，政协临泽委员会编的《临泽宝卷》出版。徐永成主编的《金张掖民间宝卷》，2007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分为三册，它收录金张掖地区宝卷51部。这些由文化单位整理出版的宝卷卷本虽经过了校正和整理，但是编者在整理的同时，也丢掉了宝卷卷本的真实面貌，如把方言用语改为普通话、删除涉及宗教等比较敏感的内容。

欧阳小玲，钟东：我国宝卷整理工作研究欧阳小玲，钟东：我国宝卷整理工作研究此外，张希舜主编《宝卷初集》，1994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为40册。编著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个人等手中搜集了数量庞大的宝卷，从中挑选了四百余种进行整理出版。《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民间宝卷》系周燮藩主编，濮文起分卷主编。2005年由黄山书社出版，共20册，收录民间宗教与民间俗文学历史文献（即宝卷）357种，是目前国内外收录最多的民间宗教与民间俗文学历史文献集编[9]。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前苏联等地区也对宝卷进行了整理研究工作。

2宝卷整理编排方式

现有的宝卷整理著作编排方式主要有3类，即无序、按宝卷内容排列、按教派排列。如《河西宝卷选》编排无规律可循。《宝卷初集》有前期宝卷和后期宝卷之分，前期宝卷在前，后期宝卷在后，每期宝卷依类相从。《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民间宝卷》民间宗教历史文献在前，民间俗文学历史文献在后，所录历史文献按照明代的无为教、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大乘天真圆顿教、龙天道和清代的天地门教、在理教、民生教等这些教派产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宝卷整理著作的编者加工主要有注释、评论及版本。如《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属于编者自选自注体著作，对所选文章均有注释。注释后，作者对河西宝卷产生的时代、社会影响及作品的优劣，作了简要的评论。如《仙姑宝卷》注释28处，其中对宝卷中专有名词及方言作注释，这既保留了宝卷原有特色，也使得读者对宝卷的背景、结构及内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作者在注后的简评中，对《仙姑宝卷》的内容、形式及意义作了简要的评论。《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民间宝卷》目录中，注明每种宝卷的版本。

这些宝卷整理著作的附载内容主要有序、凡例、影图、目录、集录、研究论文及曲调等。如《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凡例5条，皆用一、二、三之类序数领起。《金张掖民间宝卷》附有“张掖宝卷手抄本”书影，本书有分册目录，无总册目录。《河西宝卷续选》有总册目录，无分册目录。《河西宝卷选》书后附河西宝卷集录，介绍河西宝卷搜集情况。《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后载编者、作者对河西宝卷研究成果。《金张掖民间宝卷》书后附宝卷曲调，如十字符、莲花落。

3宝卷需要进一步改善

越来越多的学者搜集、整理研究宝卷，宝卷整理成果颇丰，但是宝卷整理工作还可以进一步加以改善。

3.1宝卷目录还需不断修订和完善

随着宝卷搜集工作的全面进行，许多隐藏在民间的宝卷开始被研究者发现，进入广大读者的视野。而目前最全面的宝卷目录《中国宝卷总目》对有些宝卷并未著录，如，陈俊峰在甘肃省漳县遮阳山发现的八部宝卷中，《佛说大乘通玄法华真经》、《佛说赴命皈根还乡宝卷》、《法舡普渡地华结果尊经》及《还宗佛法身出细普贤经》未见著录。随后在漳岷山区发现的六部宝卷有五种未见著录。又如《金阙化身玄天上帝宝卷》，据《中国宝卷总目》著录，仅日本冈山大学大渊忍尔藏有上卷，而李豫教授于2003年4月在张兰市场搜集到此部宝卷上下卷[10]。

3.2去除重复及明确留存

各宝卷整理著作均为注明参考底本，而且其中多有重复，如《酒泉宝卷》、《金张掖宝卷》及《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内容多有重复，《救劫宝卷》在《河西宝卷选》、《金张掖宝卷》、《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等都有出现。另外，编者在对宝卷内容该删该留上态度并不明确，如一些民间信仰涉及迷信，但是反映了当时的百姓心理或社会现实，是否需要删掉，方言特征是否需要改为普通话。笔者认为， 因为这是宝卷特色，注释即可，不必删除。

3.3宝卷整理的严谨性

对整理的宝卷需要进行研究，不能未加研究，盲目选入。如《酒泉宝卷》（上编）前言中提到《韩祖成仙宝传》酒泉本为1702年，而《中国宝卷总目》对《韩祖成仙宝传》的酒泉藏本著录如下：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甘肃酒泉印经社刊本，一册。卷首载道光元年（1821年）二五道人序。卷名《湘祖成仙传》。（酒泉、谭蝉雪）[11]

又如《酒泉宝卷》（上编）认为《香山宝卷》（又名《观音济度本愿真经》），酒泉本的原叙为“永乐丙申岁”（1416年），后叙为“康熙丙午岁”（1666年），且不说《香山宝卷》是否就是《观音济度本愿真经》，车锡伦先生认为“叙中所属年代均系委托”[12]。孰是孰非，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3.4检索方式的改进

各宝卷整理著作检索方式过于单一，只能在目录中按照卷本出现的先后顺序挨个进行查找，检索起来特别麻烦，浪费时间和精力，效率低下，特别是诸如《民间宝卷》、《宝卷初集》这样大型的宝卷整理著作。宝卷整理著作可以借鉴宝卷目录著作，如增加宝卷卷名首字的拼音或者笔画进行检索，那么读者就会事半功倍。此外，宝卷整理者还须注明“同卷异名”和“同名异卷”。如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卷五中的《龙华宝经》即《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目录中并未注明，这对读者查找和检索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3.5宝卷整理的数字化

宝卷的数字化，即将纸本古籍转换成可供检索和阅读的全文数据库，它是古籍数字化潮流的必然产物。宝卷的数字化，不仅使宝卷得以更好的保存和传播，也为浩大繁琐的翻检工作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宝卷的数字化应遵循若干原则，即统一字符编码标准；保留原书格式，如原书的横竖排列方式、原书的页码和行列；兼容注释、标点等文本信息；实现目录和全文的对接。一种广泛应用于古籍数字化领域的DjVu格式，可帮助实现宝卷的数字化，建立宝卷数据库。DjVu格式将图像分离成前景层（即文本和线条）和背景层（即纸的纹理和图片）进行压缩，用高分辨率还原文字，使锐利边缘得以保留，最大限度地提高可辨性；同时用较低的分辨率压缩背景，使整个图像的质量得到保证[13]。

4结语

宝卷，公私均有收藏，但目录不尽统一。而且流传于民间的宝卷多手抄本，错别字较多，迷信成分较重。经过对宝卷进行编目、整理和研究，宝卷的价值得到很大程度的开发和利用。宝卷也逐渐普及，雅俗共赏。但宝卷是至今尚未被充分发掘、整理、研究的重要的民间文献，更为严重的是，宝卷面临消亡。宝卷整理工作任重而道远，还有待改善。

参考文献：

[1][5]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论集[M].台北：学

海出版社，1997：49.

[2]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07-308.

[3]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068-1101.

[4]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06-347.

[6]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上的盛事—读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J]图书馆杂志，2002（2）：73.

[7]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2000：2344.

[8]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2.

[9]濮文起等.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民间宝卷[M].合肥：黄山书社，2005：15.

[10]李豫.山西介休宝卷说唱文学调查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3.

[11]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103.

[12]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68.